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遥远的救世主 / 豆豆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1
（中国作家文库）
ISBN 7-5063-3174-8
Ⅰ.遥…　Ⅱ.豆…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00628号
遥远的救世主
* * *
作　　者：豆　豆
责任编辑：懿　翎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389299（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bitpress.com.cn
印刷：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460千
印张：18.5
印数：001 - 20000
版次：2005年5月第1版
印次：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5063-3174-8
定价：28.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专有，侵权必究。
第一章
　　1
　　1995年5月21日柏林时间下午2点30分，北京——法兰克福的航班准时在机场平稳降落，法兰克福机场大厅的海关检查出口处三三两两地聚集着迎接亲友的人。身穿白色风衣的芮小丹站在离人群不远的地方静静注视着依次而出的旅客。
　　肖亚文随着旅客走了过来，她什么行李也没带，只是挎了一个随身携带的坤包，那情形不像是来法兰克福旅行，而更像是去逛北京的超市。
　　肖亚文长着一张精致得让人无法判断年龄的脸，仿佛就是一件油画大师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艺术品。她身穿一套华贵的职业女装，眼睛里注满了灵气和自信，浑身散发着一种精明干练的气质，那是典型的白领女性的特征。
　　芮小丹迎上几步，朝着边走边观望的肖亚文亲切地喊了一声：“亚文！”
　　肖亚文闻声快步走来，也兴奋地喊道：“小丹！”
　　两人激动地拥抱了一下，肖亚文说：“我得先告诉你，我只能呆几个小时，得乘晚8点的班机回去，明天我人必须得在北京。我这趟是专程来见你的，自费。”
　　芮小丹惊诧地看看她，不解地质问：“你疯啦？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非得这么折腾？”
　　肖亚文说：“电话里，我怕你三言两语把我打发了。我这么折腾一趟，念我这来回的路费你也不好意思拒绝我。要是等你歇完探亲假再去古城找你，时间就来不及了。
　　芮小丹迟疑了一下，本能地说：“如果是有人托你给古城的什么案子说情，那就别说出来了，我既没贼心也没贼胆，更没那个权力。”
　　肖亚文说：“你怎么看谁都像贼啊？”
　　两个人边说边走出大厅，走向停车场，上了一辆白色女士轿车，芮小丹驾车向莱茵河南岸的“紫竹园”小酒店驶去。
　　肖亚文一上车就笑着说：“你的拥抱不够真诚，敷衍我。”
　　芮小丹也笑道：“你神神道道让我猜心事，我真诚得起来吗？”
　　肖亚文系上安全带，理了理头发，说道：“小丹，咱俩从警官大学认识……”
　　芮小丹说：“不用铺垫，直说。”
　　肖亚文说：“不行，还是铺垫铺垫比较实用。”
　　芮小丹说：“最好的朋友。”
　　肖亚文说：“有你这个定性我就踏实了。”
　　芮小丹说：“少奶奶，您快把您那金口里的玉言吐出来吧。你这么精明的人，我还真想不出你能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肖亚文摆摆手说：“不着急，还有时间，只要不误了班机就行。这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得喝着咖啡细说从头。”
　　芮小丹心里越发疑惑了。
　　2
　　法兰克福不仅是欧洲的交通枢纽和德国金融、科技的中心，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歌德故居、保尔教堂、老歌剧院……让这个城市充满了多元魅力。美茵河的南岸历来就有吃、喝、跳舞的美名，那些气氛无拘无束而风格各异的小酒店点缀着莱茵河的浪漫。
　　她们俩对这座城市都不陌生。肖亚文经常到柏林办理商务，抽空就去法兰克福看看芮小丹的母亲。芮小丹则是在这个曾是日尔曼帝国首都的城市里度过了9年的时光。
　　芮小丹的母亲经营的“紫竹园酒店”就在美茵河南岸，这是一家店面不大的中餐馆，门前的露天酒吧有20多平方米，遮阳伞下的圆桌有些空着，也有一些坐着喝酒聊天的客人。
　　芮小丹将车开到“紫竹园酒店”的汽车泊位停下，芮小丹的母亲闻声迎了出来。
　　芮小丹的母亲张慧敏50多岁，是那种干练而有修养的妇女，她的眼角刻满了皱纹，慈祥的目光里夹杂着几许孤独。
　　肖亚文人还没下车就亲热地喊道：“张姨您好！”
　　芮母也热情地说：“路上累了吧，快到里面歇歇。”
　　芮小丹关上车门对母亲说：“妈，亚文还要赶晚上八点的飞机回去，就呆几个小时。五号桌空着，我和亚文谈点事，给来点喝的吧。”
　　芮母吩咐过招待，又问肖亚文：“这么大老远的，怎么呆这不大会儿就走哇？”
　　芮小丹说：“妈，没事，她要的就是这个劲儿。”
　　肖亚文说：“张姨，我下个月还来柏林，可能没时间来看您，先跟您说一声，您可别挑礼儿呀。”
　　芮母说：“你们都忙，不用惦记我。”
　　肖亚文到洗手间擦了一把脸，又重新补了一下妆，走到五号桌将手里的包放桌上，在芮小丹的对面坐下。桌上不但有两份咖啡，还有两杯法兰克福最经典的“苹果酒”饮料和两份世界名菜——法兰克福香肠。
　　肖亚文低头闻了一下，陶醉地说：“啊——好情调！”
　　芮小丹说：“吃的喝的都有了，细说从头吧。”她一边说着，一边从手袋里拿出香烟和打火机，抽出一支点上，这套动作娴熟、自然，一看便知是有点吸烟史了。
　　肖亚文惊讶地问：“你怎么学会抽烟了？”
　　芮小丹说：“去年卧底，当了一个多月的坐台小姐，就学会了。”
　　肖亚文坏坏地笑着说：“没学会点别的？”
　　芮小丹立刻被逗笑了，说：“你好淫秽呀。”
　　肖亚文“哈哈”开怀大笑，笑罢归入正题，说：“老板交代个差使，让找个离北京远点的地方租套房子，意思是没有熟人打扰，他想一个人清静清静。我想来想去还是把他放在古城比较合适，你办事有分寸，能有个照应。”
　　芮小丹说：“清静，躲什么？是警察还是仇家？”
　　肖亚文说：“我来找你，本身就含有政审担保。”然后她从包里拿出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和一张个人简历递过去说：“这是这个人的情况。”
　　芮小丹扫了一眼身份证复印件，然后看个人简历——
　　丁元英，男，1959年出生，籍贯成都，北京户口，1978年考入清华大学，1979年留学柏林洪堡大学，1985年获经济学硕士，同年就职于柏林H.N.S国际金融投资公司，1989年就职于北京通达证券公司，1990年2月在北京结婚，同年8月离婚。1991年鬼混。1992年3月就职于柏林《世界经济周刊》，任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员，1994年1月辞职。1994年6月在北京创办个人私募基金，1995年5月私募基金预备解散。此人无信仰，爱好音响，在柏林有一套住房，有德国永久居留权。
　　芮小丹看完之后问：“鬼混是什么意思？”
　　肖亚文说：“酗酒、女人，花天酒地那套呗。”
　　芮小丹淡漠地说：“你也是警官大学出来的，为这种人担保？当然，花天酒地并不违法，只是一种带符号的生活方式。”
　　肖亚文说：“我无须为他辩解，也没说他是好人，只是如果按你的逻辑，你也是警官大学出来的，你是刑警，那你认为女人抽烟是不是也带着一种符号呢？”
　　芮小丹说：“诡辩。”
　　肖亚文一笑说：“权当是诡辩吧。”
　　芮小丹质疑地问：“在古城租套房子，就这么简单？”
　　肖亚文说：“要这么简单我就不找你了，北京周围的城市我哪儿租不来一套房子？我刚才说了，你办事有分寸，能有个照应。”
　　芮小丹问：“分寸指什么？照应指什么？”
　　肖亚文想了想，说：“就是……你这么跟审贼似的一问，我还真难解释了。”
　　芮小丹笑笑说：“没关系，你慢慢交代，我听得懂。”
　　肖亚文说：“本来我在天津租了房子，可是突然觉得不对劲儿，我发现私募基金实际上已经停业了，确切地说已经进入了清算程序，这就是说要散摊儿了，散摊儿就是解散，就是各奔东西。我给丁总当了一年助理，说有幸也行，说缘分也行，总之我没见过这样的人，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是人……”
　　芮小丹不屑地打断肖亚文的话，说：“不是人是什么？”
　　肖亚文说：“是魔、是鬼都可以，就是不是人。”
　　芮小丹禁不住笑了笑，说：“怎么讲？”
　　肖亚文喝了一小口咖啡，慢慢转动着杯子平静地说：“会赚钱的人、地位高的人、有思想的人、有学问的人……我想，或多或少、直接间接，我都见过，但他们都是人，想的、干的都是人的那点事。丁元英不同，他跟正常人的思维颠倒了，说鬼话，办鬼事，倒行逆施，但是还有道理，像魔，柏林有个居士说他是极品混混。”
　　芮小丹说：“极品混混就不是混混了？”
　　肖亚文说：“也是。”
　　芮小丹说：“好，不管是魔还是混混，你要通过有个照应达到什么目的？”
　　肖亚文说：“不能让这条线断了，得有个什么事还能牵着。你在古城尽点地主之宜顺理成章，你们不是雇佣关系，关照多少都是人情。我办完这个差使就跟他搭不上话了，但我和你是朋友，你关照他，人情是记在我账上，关照他就是给我帮忙。”
　　芮小丹明白了一些，说：“总之这个人对你有用，你是想在私募基金解散以后还能跟他保持联系，慢慢成为朋友。”
　　肖亚文轻轻摇摇头，淡淡地说：“朋友？不可能。认识、熟人、够得上说话，这就已经不错了。咱跟人家根本不是一种人，凭什么跟人家成朋友？”
　　芮小丹说：“仅仅是认识有什么意义？你总得为点什么。”
　　肖亚文说：“认识这个人就是开了一扇窗户，就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能让你思考、觉悟，这已经够了。其它还有很多，比如机会、帮助，我不确定。这个在一般人看来可能不重要，但我知道这个人很重要。”
　　芮小丹又拿起身份证复印件看了看，抽了一口烟慢慢地吐出，笑着说：“这人，是让你越做越精了，这种事都能让你榨出油来。”
　　肖亚文说：“可我先把自己榨出油了，这么一折腾，天津的预付房租和这次的往返机票一共两万多元哪，全得我自己出，这才叫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这事得自然，如果让他察觉到有刻意的成分，那我就丢人了。”
　　芮小丹凝视着肖亚文的眼睛许久没有说话，就像在破译一道密码。沉思之后她把香烟在烟缸里熄灭，像场外评论一样说了两个字：“老到。”
　　肖亚文像洞穿一切似的一笑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芮小丹问：“想什么？”
　　肖亚文说：“你在想，白领就是白领，四面动机，八面周到，不是吃干饭的。这事名为关照，其实就是变相献媚，连保镖都有了，而且根本不给你推辞的机会。”
　　芮小丹忍不住笑出声了，说：“你已经不是人了。”
　　肖亚文说：“你办事有分寸，得体、自然。咱们是朋友，你就给我当回使唤丫头。其实我但凡有一点办法都不会来找你，我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和你搅和在一起。”
　　芮小丹不解地问：“为什么？”
　　肖亚文几分夸奖几分忌妒地说：“没你的时候我往人堆一站还是个角儿，有你在我就成陪衬了。你看看你这脸蛋儿，哪像是肉身凡胎生出来的，简直就是鬼斧神工啊。你再看你这身段，腰细腿长、胸高屁股大，再加上冷艳的气质，哪个女人愿意往你身边凑？”
　　芮小丹笑道：“用词粗俗了点，这马屁也拍得过头了，但我还是爱听。”
　　肖亚文说：“私募基金清算分红的日期已经确定了，6月15日在柏林，这样算下来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又要租房子又要布置，时间很紧张。”
　　芮小丹想了想说：“我已经3年没来看老娘了，怎么也得度完假期再回去，你知道在刑警队请假有多难哪。这样，我给欧阳雪打个电话，房子的事让她去办，具体细节让她直接和你电话联系，以后的事就交给我了。”
　　肖亚文端起酒杯说：“那我就先谢了，我干了这杯，所有的心情都在这酒里了。”说罢一口气把酒喝干了。
　　芮小丹端起酒杯说：“别，谢字我受不起，我也干了这杯，扯平了。”
　　肖亚文从芮小丹手里夺过酒杯说：“你得开车，不能喝酒。咱们难得在国外一见，怎么也得留几张纪念照吧。呆会儿还有时间，咱们找地方照相去。”
　　芮小丹端起咖啡说：“那我就以咖啡代酒，也算扯平了。”
　　肖亚文细细端详着芮小丹，停了片刻说：“小丹，有几句话不管是不是多余，也不管你怎么去想，作为朋友我都必须得给你几句忠告。”
　　芮小丹说：“你讲。”
　　肖亚文说：“当你觉得这个人很特别的时候，千万别对这种人动心思，一旦动了那种心思你就算把地狱之门打开了，除了自己受折磨不会有第二种结果。这种不是人的人是个女人都受不了，他妻子只跟他过了半年就离婚了，说他不是人。我说这话你可以不当回事，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是你自找的，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芮小丹说：“不放心，就别放我这儿。”
　　肖亚文说：“准知道你会这么想，但是你错了，这里面什么意思都有，就是没有男女的意思。我要是打他的主意不会把他放你这儿，那不是把肉往狼嘴里扔吗？”
　　芮小丹对于“狼”的比喻不以为然地一笑，说：“姐姐，跑题了。”
　　肖亚文说：“好，回到正题，咱们照相去。”
　　于是，芮小丹起身去酒店里拿照相机，肖亚文把芮母也拽了出来，三个人以紫竹园酒店为背景其乐融融地照起相来，其中更多的是芮小丹与肖亚文的合影。
　　照完相，肖亚文对芮母说：“张姨，我和小丹再到别处照几张，晚饭就在外面吃了，回来吃饭赶不上飞机，我这就跟您道别了，下次再来看您。”
　　芮母一边点头应承一边说：“屁股还没暖热就走，这叫什么事儿呦。”
　　芮小丹又去开车，肖亚文惬意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向芮母招手告别。芮母目送着汽车走远了，这才摇摇头回到酒店里。
　　3
　　法兰克福是座移民城市，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见到，其中也有不少中国人，经常可以看到写着中文招牌的店铺。两个人一路上开心地谈笑着，悠闲地观望车窗外面的街道和风景。湛蓝的天空、柔和的阳光、起起落落的鸽子、异国情调的建筑，似乎一切都使人沉醉。
　　芮小丹在遇到路口的红灯停车时问：“什么是私募基金？违法吗？”
　　肖亚文说：“还没立法，怎么违法？私募基金按我理解就是没有经过注册的私人代客理财，性质和信托差不多。丁总募集的资金全部来自德国，但完全针对中国股市，简单地说就是你的资本，我的头脑，大家一起在股市上捞钱，包你只赚不赔。”
　　芮小丹不屑地说：“天下哪有包赚不赔的买卖？”
　　肖亚文说：“你以为德国人的钱就那么好用啊？赔钱是由经营风险担保方承担，与投资人没关系。”
　　绿灯亮了，芮小丹随着车流通过路口，又问：“那担保方就不怕赔钱吗？”
　　肖亚文说：“怎么不怕？都怕。担保方是确认你不会让他赔钱他才给你担保的，这完全取决于担保人对你的能力有没有信心。但是对于投资人，那当然是包赚不赔。”
　　芮小丹说：“有这么好的事，你投了多少？”
　　肖亚文说：“3000万元的入会门槛，咱迈得过去吗？其实我也动过这个念头，神不知鬼不觉地跟着买点就行，可心理承受不了，超出道德底线了。”
　　汽车驶到了离步行街不远的一条街道，芮小丹找个车位停下车。
　　她们沿步行街一路走到罗马广场，一路上不断请行人为她们拍照。在罗马广场，她们请一位正在太阳伞下喝咖啡的德国老人为她们拍照。这位头发花白的德国老先生或许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他热心而骄傲地选择了几处很有特色的背景为她们照了十几张合影，这才怡然自乐地继续去品味他那杯已经没有了热气的咖啡。
　　从罗马广场来到美茵河大桥，此时已是夕阳斜照，金红色的霞光像一层轻纱洒在恬静的水面上。她们拍了几张合影后，沿着大桥边走边聊。芮小丹左手拎着包，右手插在风衣口袋里，水面的风吹动着她的风衣下摆，吹散了她飘逸的头发。
　　肖亚文问：“你已经拿到了律师执业证，下一步怎么打算？”
　　芮小丹说：“我只是为再就业储备条件，现在还没被淘汰呢。”
　　肖亚文感叹地说：“咱们班的女生现在还干警察的已经不多了，能在刑警队撑下来的就更少了。女人干刑警真不行，体能和思维都跟不上，到头来当个穿警服的花瓶都嫌你不够鲜亮。你还想撑多久，敢撑到30岁吗？”
　　芮小丹说：“不敢，30岁再申请留学就很难通过审批了。我打算再干两年，然后到法兰克福大学读个学位，这边吃住都省钱，将来回国当个律师。我除了法律没别的技能，只能在法律这行挣口饭吃。其实我对律师这碗饭也并不自信，律师对逻辑思维和综合知识的要求更高，填不饱肚子的律师多着呢，走着说着吧。”
　　肖亚文一笑说：“律师好啊，张嘴就是钱。”
　　芮小丹说：“女人那点慧根当不了大律师，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你呢，私募基金解散以后你怎么打算？”
　　肖亚文的眼睛里掠过一缕惆怅，说：“还在北京漂着呗，咱一没能耐二没本钱，除了打工还能干什么？省吃俭用攒点钱，看将来有没有机会。”
　　芮小丹陪肖亚文在罗马广场附近的景点逛了一下午，照了3盒胶卷，两人一起吃了晚饭，然后提前一小时赶到法兰克福机场。
　　机场大厅灯火通明。肖亚文办完登机手续后，在入口处与芮小丹道别。
　　芮小丹在道别的最后一刻望着肖亚文的眼睛，诚恳地说：“亚文，我是警察，我不希望看到咱们之间发生不愉快。”
　　肖亚文凝思了片刻，说：“法律上我担保没有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人，我只能这么告诉你：以我的智力，我理解不了这种人。”
　　肖亚文歉意地淡淡一笑，轻轻挥挥手告别，再见了。
第二章
　　选帝侯大街是柏林最繁华的商业大街，长长的林阴大道上世界名牌商店林立，餐厅、剧院、咖啡馆、电影院应有尽有，让人流连忘返。
　　索林特博彩公司大楼就在这条商业大街上，这座六层大楼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虽几度兴衰易主，但一直沿袭了经营博彩业的传统。大楼从一楼到四楼全都是营业区，以赌场为主业，辅助经营客房、酒吧、饭店。
　　公司的会议室设在六楼的办公区，会议室有200多平方米，私募基金的清算分红会议就在这里举行。索林特公司在会议室走廊两端的入口布置了4名保安，会场里的气氛沉闷而严肃，这与选帝侯大街的繁华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私募基金的11名当事人全部到席，他们分别代表的权利是——
受托方：
　　丁元英　受托资本：1700万马克（1892万美元）
　　兑换币种后到账：23266.4万元人民币
风险担保方：
　　柏林索林特博彩公司董事长詹妮　担保金：380万马克
　　柏林中华园餐饮公司董事长郑建时　担保金：50万马克
　　北京正天商业大厦总经理韩楚风的私人代表李志江　担保金：45万美元
资本委托方：
　　柏林尼特斯勒国际投资公司代表格尔斯曼　委托资本：850万马克
　　波恩圣米哥金融投资公司代表恩格　委托资本：480万美元
　　柏林M.T.D信托投资公司代表库兹曼　委托资本：400万美元
　　柏林STYL风险投资公司代表贝克　委托资本：700万马克
　　会议由风险担保方代表詹妮主持，她35岁，金发蓝眼睛，出身名门，柏林大学法学硕士、商业管理学博士。她在柏林洪堡大学就读期间曾一度涉足模特儿业，凭着一副骄人的身段和艳美的容貌踏上T型台，她在莱茵河边那个忧郁的回眸不知倾倒了多少男子，成为模特儿界的一个经典。她在柏林洪堡大学度过了9年的时光，完成学业后继承父业经营索林特博彩公司，经历了两次短暂而失败的婚姻。这个学历显赫、曾是摄影师灵感之源的女人让人很难把她与赌场——这个男人的领地联系在一起。
　　会议全部用德语进行。
　　詹妮环视了一下包括当事人助理在内的与会成员，讲了一段开场白：“先生们，私募基金经过了11个月的运作之后，丁元英先生出于个人状态的原因和资本安全的考虑决定终止合作。这当然不是我们期待的结果，我作为风险担保人对此深表遗憾。下面，我们请受托方代表肖亚文小姐宣布经营状况和分红。”
　　肖亚文站起来，礼貌地向与会者点头行礼，用流利的德语讲道：“根据协议，私募基金在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城市六个证交所建立代理账户，进入中国A股市场的资金和利润全部由投资方代理直接监管，受托人的每一道指令和投资方的每一笔交易都得到了各方代理的确认和记录。经过11个月的经营，扣除兑换币种、汇款、开户、交易等9项成本，净利润4280万马克，现已存入索林特博彩公司账户待分配。”
　　接着，肖亚文将分配文件表给每人面前发了一份。分配数字为——
　　私募基金利润：4280万马克
　　私募基金投资回报率：82％
　　投资委托方集体预分：4280万×60％（分成比例）＝2568万马克
　　投资委托方投资回报率：50.35％
投资委托方各资本分红：
　　柏林尼特斯勒国际投资公司：428万马克
　　波恩圣米哥金融投资公司：435万马克
　　柏林M.T.D文化投资公司：362万马克
　　柏林STYL风险投资公司：352万马克
　　…………
　　受托人丁元英预分：4280万×40％（分成比例）＝1712万马克
　　丁元英可支配利润：1712万马克
　　丁元英支付风险担保方：1712万×70％＝1198.4万马克
　　风险担保方风险投资回报率：239.7％
　　风险担保方各资本分红：
　　柏林索林特博彩公司董事长詹妮：1198.4×74.5％担保份额＝892.8万马克
　　柏林中华园餐饮公司董事长郑建时：1198.4×9.8％担保份额＝117.5万马克
　　北京正天商业大厦总经理韩楚风：1198.4×15.7％担保份额＝188.1万马克
　　丁元英分红：513.6万马克
　　詹妮说：“先生们，这份分红数字全部经过各方会计师的核对和签字，如果你们没有其它方面的异议，请你们在文件上签字，我们现在就办理付款。”
　　没有人提出异议，所有当事人都在各自面前的文件上签了字，签字后的文件马上被索林特博彩公司的工作人员收走了。
　　这时，尼特斯勒国际投资公司代表格尔斯曼举手示意发言，他说道：“我想请问丁先生，私募基金在业绩最好的状态下终止合作，是否受到了外力作用？”
　　丁元英中等身材，略显消瘦，穿一套深灰色西装，严肃的神态里显露出几分憔悴。格尔斯曼的问题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他平静地答道：“没有。”
　　格尔斯曼说：“首先我要感谢詹妮小姐和两位先生的风险担保，这使我们的投资成为可能。但是，我们不是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目的而参与基金，是要探讨某种可能，而本基金82％的利润率已经证明了这种可能。”
　　丁元英用流利的德语说：“协议第七条规定，本基金不规定合作期限，以保证委托方在亏损接近10％担保底线时可以及时撤资，以保证受托人在状态不佳时可以及时停业。”
　　M.T.D信托投资公司代表库兹曼耸了一下胖胖的肩膀说：“一夜风流。”
　　丁元英解释道：“本基金从融资到运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在法律上的真空地位，这种投机而尴尬的特性也决定了它不适合男婚女嫁。”
　　格尔斯曼说：“有人说中国股市不像是一个融资市场，而更像是一台取款机。丁先生是为数不多的掌握取款机文化密码的一个，而他通过与我们的合作获得了原始资本，也获得了规模资本的号召力。我们不是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目的而参与基金，丁先生也不是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目的而终止合作。我们并不拒绝重新讨论合作规格和条件，但是如果丁先生的行为有悖商业道德，那将有损他的个人声誉。如果丁先生不能证明其决定的公益性，那么现在的情况完全适用第二十一条款，我提议进行表决。”
　　私募基金合作协议的第二十一条是担保条件条款，原文为：受托方在盈利前景看好且获取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资本积累而单方面提出终止合作的，经超过2／3以上的资本代表表决认为受托方存有不道德的商业动机，担保方保留根据协议冻结受托方资本的权利，冻结期限最短不少于2年，最长不超过3年。
　　詹妮说：“先生们，认为受托方存有不道德商业动机的请举手。”
　　投资委托方的代表都举手了，担保方只有郑建时一人举起了手，詹妮、李志江、丁元英3人没有举手。
　　詹妮说：“7票支持，3票反对，通过。”
　　波恩圣米哥金融投资公司代表恩格发言道：“我提议，由尼特斯勒公司代表私募基金投资方监督受托方的资金冻结。”
　　这个提议全票通过。
　　恩格接下来又发言道：“丁先生在辞去《世界经济周刊》研究员的时候签过一份协议，限制你在5年内不能从事同一行业，为此补偿你15万马克，虽然你没有接受这笔钱。为了丁先生的声誉，我们希望你做出必要的承诺，并为此补偿你18万马克。”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格尔斯曼的助理随即拿出六沓马克现金和一份事先拟定的商业利益保护协议。那6沓现金一看就是代表了6个投资人，每家出资3万马克。
　　郑建时插言道：“这显然是预先谋划的。先生们，过分了吧？”
　　郑建时43岁，出生在波恩，祖籍安溪，信奉佛教，身兼欧洲华人协会常务理事、德国福建同乡会秘书长、柏林安溪茶业商务会会长等职，在不莱梅开有“中华园”分店，另在柏林经营一家安溪茶艺馆，还有一家名为“斯雷特姆”的贸易公司，在欧洲闽南系华人圈里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他在丁元英留学期间两人因茶道而相识，因讨论佛教而为友。
　　丁元英拿起协议看了一遍，提笔划掉补偿条款，签上名字，然后站起来说：“我这个人还没有重要到可以用‘个人声誉’来评价的程度，我很荣幸能与在座的先生们合作，我恳请先生们能同意我从冻结的资金里拿出13万6千马克的零头，给我留口饭钱。”
　　丁元英说完，将现金和协议递给格尔斯曼。
　　格尔斯曼接过协议看了看签名，困惑地说：“我想，我们没有理由不同意。”
　　丁元英坐下，会议室里呈现一阵不和谐的沉寂。
　　詹妮平和地问：“先生们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人再提问，但众人的目光却全部锁定在丁元英身上，那么多目光汇集在一起清晰地聚焦成了一个硕大的问号：为什么？
　　詹妮等了几秒钟，会场里也沉默了几秒钟。她适时地站起来说：“那么，今天的会议就可以结束了。请大家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书记员拿着会议记录逐一请各方代表签字。
　　签字之后，詹妮友好地说：“请原谅，我还想再占用先生们一点点时间。我提议，为我们这次愉快的合作大家干一杯。”
　　早有准备的工作人员闻声而动，转眼间几个餐厅侍应每人托着一盘子红酒走进会议室，恭敬地给每位女士和先生们送上一杯。
　　詹妮举起酒杯说：“为我们愉快的合作，也为我们有机会再次合作，请大家干杯！”
　　每个人不论是以什么样的心情，都把酒喝干了。
　　詹妮寒暄着，送客，投资方的人很快就散去了。
　　郑建时是丁元英的朋友，虽然他与詹妮同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但彼此并不熟悉，是私募基金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此时他客气地对詹妮说：“詹妮小姐，我们也回去了。晚上我给元英饯行，非常希望你也能来赏光。”
　　詹妮也客气地说：“谢谢，晚上我还有事，就不去了。明天我去机场送他。”
　　郑建时说：“也好，那就明天见。我们先告辞了。”
　　于是，郑建时、李志江和郑建时的一个助理一道走了。
　　詹妮小声对她的助理交代了一句什么，那位助理也离开了。
　　会议室里就剩下詹妮、丁元英和肖亚文3人。
　　詹妮说：“走，我们到酒吧坐坐。”
　　在往酒吧走的路上，詹妮问：“这次买唱片吗？”
　　丁元英说：“买了60多张。”
　　詹妮说：“你收藏那么多唱片，都能记住吗？”
　　丁元英说：“经常有买重复的，不过就这点嗜好，重复就重复吧。”
　　他们说着话来到四楼的酒吧，形容这里只需用两个字就够了：奢华。
　　这是一处由6个吧区组成的酒吧，有艺术吧、激情吧等等，根据不同的主题，从设计装修到音乐都营造出风格各异的气氛，各吧区之间既独立成章又浑然一体，置身在这种典雅、浪漫而又富丽堂皇的景致里喝上一杯充满欧洲风情的美酒，实在是一种人生的享受。
　　这个时间酒吧的客人并不多，詹妮选了一个不易被人打扰的位子3人围桌而坐，随即就有一个30多岁的男侍应走来，詹妮对他交代了几句，不一会儿，这个侍应就把酒和酒具送来了，还有一盒女士香烟和一个精致的打火机。
　　丁元英看到那瓶酒，随口一问：“这是干什么？”
　　这瓶酒的售价是1万多马克，相当于4万多人民币，它是人头马出品的路易十三干邑美钻品系的一种，是白兰地酒中陈年佳酿的极品，无论是水晶雕花的酒瓶还是镶嵌在水晶栓中心的钻石，无不诠释着这瓶经典之酒的收藏价值以及拥有它的主人身份的尊贵。
　　詹妮打开酒瓶，倒上3杯酒，说：“很抱歉，我只能按规矩办。”
　　丁元英从衣袋里拿出一盒三五香烟点上一支，说：“既是规矩，就没什么可抱歉的。是我该谢你们，没有你们的担保，我一个马克也拉不来。”
　　詹妮也点上一支烟说：“如果我认为有风险，我不会给你担保，韩楚风他们也不会。你让我们都赚到了钱，这才是本质。”
　　詹妮左手夹着香烟，右手端起酒杯，向丁元英和肖亚文示意了一下。丁元英也端起杯子也向詹妮示意了一下，3个人都喝了一口。
　　这瓶集千般宠爱于一身的酒就以这种最不经意的方式完成了它的使命。
　　这时，那位助理走过来，将一个文件袋包放到桌上，对詹妮说：“8万美元。”
　　詹妮点了一下头，让助理走了。
　　詹妮再次倒上酒，问道：“为什么要这样？”
　　丁元英歉意地说：“没什么，我就想清静一段时间……这话让我都觉得是敷衍。”
　　詹妮笑了，说：“你没有在柏林大学的时候健谈了。”
　　丁元英说：“我是不想让人看我像个精神病人。而且，这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愿意和外国人讨论的问题，请原谅。”
　　詹妮把香烟放到嘴上，两个夹着烟的手指贴着嘴唇，眼睛望着丁元英的脸。那眼神，依然是一个不得其解的问号。
第三章
　　丁元英、肖亚文和李志江一行3人同机回到北京，客机在北京时间下午4点30分降落首都国际机场。6月的柏林气温不到20度，而北京已经进入夏季了。
　　私募基金的刘会计师和正天商业大厦的马主任都已经提前在机场等候，开来了3辆汽车。刘会计师开的是私募基金的那辆克莱斯勒V6轿车，现在已经换成了临时牌照。马主任带来了两辆车，一辆奥迪A6是正天商场的公车，一辆宝马730是韩楚风的私人车。
　　马主任30多岁，从发型、服饰到举止、神态都是训练有素的商务人士形象。见到丁元英后他上前握手道：“丁哥，韩总开会，让我来接您。秋红姐昨天到了，韩总安排他们住阳光酒店9012房，她现在正在酒店等您。韩总交待，您的车开走以后，就用韩总这辆车，司机小赵您也认识。韩总让我转告您，晚上你们都别安排活动，他要找您喝酒。”
　　丁元英点点头说：“行，你带志江回去，我们去酒店。”
　　丁元英上了克莱斯勒车，肖亚文开车，她把一提包唱片和一只小皮箱放到副驾驶的座位上。刘会计师和丁元英坐在一起，黑色宝马空车跟在他们身后，3辆车驶离机场。
　　刘会计师40多岁，个子不高，秃顶，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文件袋说：“丁总，汽车的过户手续带来了，都在袋子里。两台电脑装在后备箱里。”
　　丁元英接过文件袋抽出文件看了看。
　　刘会计师又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张报表、记录和一沓现金一一解释道：“接到你的电话后工资就全部发下去了，这是工资表。肖助理的年薪20万元存入银行，刚才已经把存单交给她了。7台电脑装在这车里两台，办公室还有5台，办公用具的清单都在这里。账上的钱支付完工资、房租、水电、物业管理之后，还剩余6300元，都取出来了。现在只有两笔账不清楚，一笔是肖助理上个月支取的3万元还没报账，一笔是这次去柏林的费用。另外，这几天一共有14个人来找你，这是记录。”
　　丁元英接过文件和现金说：“肖助理支取的那笔钱我知道，这些账不用管了。呆会儿你和肖助理坐那辆车去办公室把财务交接一下，然后送你回家，剩下的事让肖助理处理。这一年里大家相处得不错，谢谢你们。”
　　刘会计师说：“丁总，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就打电话。”
　　丁元英又说：“谢谢。”
　　两辆汽车行驶了将近半个小时来到阳光酒店，肖亚文在停车场找了个位置将车停好，将车钥匙和小皮箱交给丁元英，将唱片放到宝马车里。
　　丁元英对小赵说：“你送他们去荣泰写字楼，然后送刘会计师回家，不用来接我，肖助理身上带着钱，你跟她在一起。”
　　接着他将2万美元交给肖亚文说：“你先去银行把这2万美元兑换了，再去交接财务资料，然后联系搬家公司把文件和值钱的办公用具送到我那儿的地下室。你先办着，我处理完这边的事就过去。”
　　肖亚文接过美元说：“我刚发薪，用我的钱换吧。”
　　丁元英说：“行。”
　　刘会计师和肖亚文上了小赵的车，办事去了。
　　丁元英走进阳光酒店，乘电梯上了九楼，来到9012号房间，摁动门铃。
　　开门的是一个30多岁的女子，相貌与丁元英有几分相似，说普通话带着四川口音。她高兴地说：“哥，你来啦。”
　　她是丁元英的妹妹，叫丁秋红。房间里还有两个男人，一个是丁秋红的丈夫谢辉，一个是谢辉的同事，是他们请来替换开车的司机。
　　丁元英一进门就看见房间里放着收拾好的行李，不解地问道：“这是干什么？你们昨天来的，这就要走吗？”
　　谢辉等丁元英坐下之后说：“就等你了，秋红说等你交待完事儿我们就走。”
　　秋红说：“家里只有两个老的一个小的，茶馆里忙不过来。谢辉他俩是请假出来的，得早点回去上班。我们两个房间，多住一天就是1000多块，谁出的钱都是钱哪。再说了，跟你说话你累我们也累。”
　　丁元英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秋红忙说：“哥，我可没有别的意思，我这都是实话。”
　　丁元英拿出汽车钥匙，打开皮箱取出文件袋和6万美元一起放到茶几上，说道：“这辆车你们开回去，拿着手续在成都办牌照。车里有两台电脑，你们用得着。这是6万美金，我交待一下，这是专款专用的钱，1万用在汽车的日常费用，5万用在父母大病时的应急，这个钱，雷打不动。”
　　谢辉点头说：“哥，父母年纪大了，你的心思我明白。再说，家里的日子蛮过得去，也没啥子用钱的地方。”
　　秋红说：“哥，你真该回家去看看。”
　　丁元英说：“过段时间吧。”
　　丁秋红满脸失望之色，又说：“哥，我想把茶馆改造一下，可爸不同意，我想让你帮我给爸做做工作，你打个电话就行，我觉得你的意见爸能听得进去。”
　　丁元英说：“我也不同意，这倒不是因为茶馆的产权是老爹的。你把茶馆的门坎垒得太高了，家长里短的茶客喝不起了，茶馆的市井味儿就没了。老人有个事儿忙叨着，充实、乐呵，这是性价比最高的消费。”
　　秋红不做声了。
　　丁元英说：“老爹开茶馆那么多年，该赚几个他心里有数。真改成一杯千金的茶馆，单靠一杯清茶，能聚来一掷千金的客人吗？”
　　秋红说：“哥，你不用再说，我知道了。”
　　谢辉说：“哥，你刚回来，事情多，就不用在这儿陪我们了。我们都收拾好了，退了房子我们就动身了。”
　　秋红也说：“你忙你的吧。韩大哥知道我们今天走，他正开会，我们就不辞行了，你见到他代我和谢辉道个谢。”
　　丁元英合上皮箱说：“行，我就不送你们了。路上车子不要开太快，注意安全，到了家给我打电话报个平安。”
　　说话间，几个人都站了起来。
　　秋红对丈夫说：“你们在这儿看着东西，我去送送哥。”
　　秋红送丁元英到楼下。
　　丁元英走过汽车时停了一下，指了指汽车说：“就是这辆车。”
　　他们到路边拦出租车时，丁秋红关切地问：“哥，你不回家，是不是有麻烦？”
　　丁元英说：“没有，我就是想一个人清静清静。”
　　丁秋红说：“没事就好，家里就放心了。”
　　一辆出租车停过来，丁元英与妹妹道别，乘出租车去了荣泰写字楼。
　　私募基金的办公地点设在这座灰白色大楼的六楼，这座外表非常普通的老式写字楼被名目繁多的各类小公司分别租用，楼房外面挂着各个公司的牌子。私募基金不是注册法人，所以私募基金没有名号在其中。
　　楼下停了一辆搬家公司的货运车，车上还没有装东西，也不见有人。黑色宝马车停在货运车旁边，司机小赵也不在车上。
　　丁元英走进办公室，见肖亚文一边在指挥搬家公司的工人拆卸和包装板式办公家具，一边和小赵一起往一只大纸箱里装文件。昔日有条不紊的办公室此时非常凌乱，地上到处丢弃着废纸，一派人去屋空的凄凉景象。
　　看见丁元英进来，肖亚文的手不由自主地停止了整理东西的动作，她站起身，虽然表面上平静，但一种隐约的失落感还是从目光里流露出来。她上前接过丁元英手里的皮箱，苦涩地笑了笑，说：“真不敢相信，就这么结束了。”
　　丁元英说：“没见过公司关门吗？”
　　肖亚文说：“没亲眼见过。我是第一次在这种不是公司的公司里打工，也是第一次以这种公司关门的方式失业。”
　　丁元英说：“有开张就会有倒闭，规律，只是咱们这周期短了点。”
　　肖亚文右手提着皮箱左手从纸箱里拿出自己的挎包到套间里去了。
　　小赵对丁元英说：“丁哥，刘会计说什么也不让送，他自己走了。”
　　丁元英也蹲下来帮着整理文件。
　　片刻，肖亚文从套间里出来，把提包和皮箱都放到纸箱的一侧，轻声对丁元英说：“兑换的钱放箱子里了，16万6千。”
　　她见丁元英蹲着，便抱来一捆杂志放到丁元英身边说：“丁总，您坐这儿。这会儿您有工夫，我把古城租房的账给您报一下吧？”
　　肖亚文从包里取出一张账单和一沓现金递给丁元英。账单的内容是——
　　　　预付一年房租　7200元
　　　　预付水、电、暖押金　2000元
　　　　铁观音茶20斤　6400元
　　　　CD古典交响乐影碟　3100元
　　　　三五香烟40条　3800元
　　　　上网开户费　1200元
　　　　长途搬家费　800元
　　　　更换门锁及杂项　300元
　　　　合计：　24800元
　　　　剩余：　5200元
　　丁元英看过之后说：“放箱子里吧。”
　　肖亚文把账单和现金放进箱子里，说：“丁总，您怎么不问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
　　丁元英说：“这不礼貌。”
　　肖亚文说：“以前我在两家公司打过工，离开的时候老板都会这么问，以示关心，这是做老板的风度。”
　　丁元英说：“我不懂里面的规矩。你有什么打算？”
　　肖亚文手一挥说：“算了，那都是虚的。”
　　正说着话，一个30多岁、面容姣好、衣着华贵的女人走了进来。她叫陈茹，是韩楚风的妻子。陈茹脸上挂着微笑，却也挂着一重心事。
　　小赵一见来人是陈茹便马上站起来，诧异地问：“大嫂，您怎么来了？”
　　陈茹在门口站下，很家常地说：“没事，我来看看。我怕东西太多地下室放不下，看还用不用再找个大点的地方。”
　　丁元英站起身，迎上去说：“嫂子，这点事还让你费心了。”
　　陈茹环视了一下说：“都是板式家具，一拆开就没东西了，估计放得下。你看你整天忙的，跟打仗一样。”
　　丁元英说：“撤了摊子，以后就不忙了。”
　　陈茹站了一会儿，说：“我看我也帮不上忙，那我就先回去了。”
　　丁元英说：“你看，这儿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陈茹冲着肖亚文和小赵点了一下头算是打招呼了，然后转身往外走。
　　丁元英送陈茹到楼梯口，站下，问道：“嫂子，有事吗？”
　　陈茹面有难色地说：“元英，你刚下飞机我就来找你，真不好意思。楚风说你撤完摊子就要离开北京，我想，我还是早点来找你。”
　　丁元英说：“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我打算明天走。有什么事你先说。”
　　陈茹说：“我弟弟又惹麻烦了，在歌厅里跟人打架，把人脸上划了个口子，破相了。我去医院看过人家几次，那边同意私了。楚风对我弟弟本来就有看法，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事。楚风的位置担不起人情，我也不好去找别人。所以，只能来找你了。”
　　丁元英问：“要多少？”
　　陈茹答道：“人家要20万。”
　　丁元英现有的钱总共不超过18万，这是他为今后几年准备的生活费。他仔细盘算了一下，说：“对不起嫂子，我只能给你15万。”
　　陈茹说：“15万够了，我手里还有几个钱。”
　　丁元英说：“你稍等，我去给你拿钱。楚风和我约好了晚上喝酒，怕没时间了。”
　　陈茹说：“小赵在这儿，你再回去拿钱不太好。你跟肖小姐交待一下，让她给我打电话约个地方，我去找她拿钱。”
　　陈茹说：“那我就回去了。”
　　陈茹在记事本上写了一个手机号码撕下来交给丁元英，下楼去了。
　　丁元英回到屋子里，接着收拾东西。
　　搬家公司的工人用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将办公室的物品装上车。荣泰写字楼出租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检查完房屋后，肖亚文与他们办理了退房手续。之后，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向丁元英的临时住处驶去。
　　此时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车灯、路灯、霓虹灯交汇在一起，北京的大街成了灯火辉煌的海洋。
　　4
　　丁元英在北京的临时住处是韩楚风的另一套住房，位于海淀区师范学校北侧的一个居民小区，三楼，面积80多平方米，带一间15平方米的地下室。
　　搬家公司的汽车开进小区，停在丁元英住的楼下。
　　丁元英说：“等一下，我先看看东西怎么放。小赵，你在上面看东西。亚文，你帮我把皮箱拿下来。”说着，他顺着楼梯下到了地下室。
　　丁元英到地下室去开铁门，肖亚文提着皮箱跟在后面。丁元英开门后从衣袋里取出那张手机号码，又从皮箱里拿出现金一并交给肖亚文说：“陈茹的弟弟把人打伤了，处理这事等着用钱，她不想让楚风知道这事。这边忙完让小赵送你回去，你打电话跟陈茹约个地方，把这15万交给她。”
　　肖亚文提醒道：“那您箱子里就剩2万多块钱了。”
　　丁元英说：“过得去。”
　　肖亚文将电话号码和钱放进挎包，说：“丁总，您这点钱真应了那句俗话，还没焐热就干净了。”
　　丁元英把皮箱放到墙根，说：“你上去，招呼他们卸车。”
　　肖亚文上来让大家卸车，工人们一拥而上开始搬东西。
　　车上的东西卸到一多半的时候，一辆白色本田轿车开过来。小赵一见，说了声“韩总来了”马上迎了上去。
　　肖亚文也迎上几步打招呼：“韩总，您来啦。”
　　韩楚风39岁，北京人，柏林洪堡大学工商管理学博士，现任正天集团正天商业大厦总经理。他高个子，身材魁梧，脸庞棱角分明，额头上挂着几缕略显稀少的头发，身穿一件月白色休闲衬衣，没有系纽扣，露着背心，别有一种洒脱的大家气质。
　　韩楚风下了车问：“元英呢？”
　　肖亚文答道：“丁总在地下室，我去叫他？”
　　韩楚风看了一眼车上所剩无几的东西说：“不用，快搬完了。元英确定明天走吗？”
　　肖亚文说：“确定。他下了飞机连口水都没喝一直忙到现在，就为这个。东西都运到古城了，他在这儿既没茶喝也没音响，可能不太习惯。”
　　韩楚风随口问：“你怎么给他选到古城了？”
　　肖亚文笑笑说：“不管选哪个城市您都会提同样的问题。古城刑警队我有个朋友，知根知底，有事了还能有个照应。”
　　地下室里，丁元英指点着最后一件物品放到位置，向搬家公司的负责人付过搬家费，锁上铁门，提着皮箱走上来。肖亚文上前接过皮箱。
　　搬家公司的汽车开走了。
　　韩楚风问：“秋红他们走了？”
　　丁元英说：“走了，让我给你带个话，道个谢。”
　　韩楚风说：“嗨，嗨，扯哪儿了。你呢，明天走？”
　　丁元英说：“走。”
　　韩楚风说：“那就还按原先定的，小赵和马主任去送你。你现在就把那几件换洗的衣服带上，明天就直接从饭店走了，我已经订好了两个房间。”
　　丁元英一怔，不解地问：“订房间干什么？”
　　韩楚风说：“喝酒哇，喝醉了倒下就睡，省事了。”
　　丁元英一笑说：“酒这东西摧残意志，真喝多了真不当家，满嘴酒话。”
　　韩楚风说：“摆个一醉方休的阵势就是为了说酒话，不然咱们就喝茶去了。”
　　丁元英把钥匙给小赵，说：“你上去，把床头柜上的那个旅行包拿下来，那里是换洗的衣服，我就不上去了。”
　　小赵拿过钥匙上楼去了。
　　肖亚文问：“丁总，您明天什么时候动身？我去送您。”
　　丁元英说：“有地址，就不麻烦你了。这一年你也没少辛苦，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肖亚文笑了笑说：“丁总，您这茶凉得也太快了，连个溜须拍马的机会都不给？”
　　丁元英说：“拍了没用，就不用拍了。”
　　肖亚文说：“删掉溜须拍马的成分，我就更得去了。”
　　韩楚风说：“亚文想去就让她去吧。明天你等电话，动身之前先去接你。亚文这丫头不错，挺懂事。”
　　肖亚文忙对韩楚风说：“谢谢韩总。”
　　小赵提着旅行包下来了，把钥匙还给丁元英。
　　丁元英说：“唱片、皮箱、衣服都放车里，明天不用回来拿了。”说完，又将那串钥匙交给韩楚风，说：“物归原主。”
　　小赵和肖亚文上了宝马车，丁元英和韩楚风上了本田车，两辆车驶离小区，一辆送肖亚文回公寓，一辆去正天饭店。
　　5
　　汽车行驶在宽阔的长安街，丁元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他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浓浓的烟雾顿时在车内弥漫开来，又随之被清凉的风吹散，十分惬意。
　　韩楚风皱着眉头，叹了口气说：“我还是为那事闹心，今天开了一天的会，都跟吃了耗子药似的。”
　　“那事”是指：正天集团的总裁病逝，在遗嘱里向董事局提名韩楚风为总裁候选人。前总裁是正天集团最有威望的人物，遗嘱提名的分量可想而知。但提名并不等于决议，两名副总裁是当然的候选人，这使正天集团高层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丁元英没有接韩楚风的话茬，这种事非同小可，非当事人不能评价。
　　汽车开过天安门广场，韩楚风拍拍方向盘说：“私募基金这一把，漂亮。当初要是从国内融资就更好了。从德国融资，资本条件苛刻，币种兑来兑去，成本太高。”抛开那件让他闹心的事，他紧皱的眉头舒展开了，声音里面流露出几许压抑不住的兴奋。
　　丁元英望着车窗外流光溢彩的大街，说：“国内信用是个问题。私募基金是没爹没娘的买卖，一边做生意，一边得准备拼刀子，脑后还得长只眼睛看衙门的脸色。”
　　韩楚风笑着说：“郑建时投了你一个不道德动机票，我没想到。”
　　丁元英也是淡淡一笑说：“建时凭心凭理超度亲疏，不失佛门正本。但他的佛根里只有熔点没有正智，所以他看我是一个元宝不失德性，一坛元宝图财害命。他那个佛，是修来世正果的佛，他还得到佛祖那儿多咨询咨询。”
　　韩楚风问：“那你呢？”
　　丁元英说：“我？正果是不想了，尘埃落定。”
　　韩楚风看了丁元英一眼，说：“有人骂你是汉奸，说你带着德国鬼子掠夺中国人，用国际游资扰乱国内融资市场。”
　　丁元英面无表情地说：“汉奸好歹还是人，比骂我不是人的总好点，知足了。”
　　正天饭店是正天集团旗下的五星级酒店，地处繁华商业区，古罗马王宫的建筑风格，停车广场宽阔大气，大堂四处金碧辉煌，既有典雅风情，又具王者风范。
　　韩楚风停好车，两人进了酒店。丁元英在电梯口等了一会儿，韩楚风到服务总台拿上两个房间的钥匙，一起上到16楼，打开7号房和9号房。这是两个单人套间，每个套间房价2400元，韩楚风享受会员价，5折优惠，所以实际房价只有1200元。
　　韩楚风让服务员拿出房间里的菜单，从菜单上挑了四个谭家菜、两个下酒凉菜，点了两瓶茅台酒和四盒三五烟，交给服务员办去了。
　　丁元英来到韩楚风的房间，中央空调将房间内的温度控制在23摄氏度左右，使人感觉非常舒适，两人在客厅的正方形大茶几前面对面坐下，沏上茶。
　　韩楚风点上一支烟，解释说：“我可不是摆谱，天子脚下龙土之上，我韩楚风算不上个物件，我就是想找个痛痛快快喝酒说话的地方。今天就三件事，不兜圈子。”
　　丁元英略微沉吟了一下，说：“那件事，不是我能多嘴的。”
　　韩楚风说：“恕你无罪。”
　　丁元英淡淡一笑着说：“一个恕字，我已经有罪了。”
　　韩楚风有些不解地说：“元英，这几年你变了不少，越来越低调寡言了。你那股拔刀见血的劲儿哪去了？”
　　闲聊了一会儿，餐厅服务员推着一辆餐车将酒、菜和酒具送来，一桌精致的酒席顷刻间就摆好了。四个菜分别是：清汤燕菜、黄焖鱼翅、罗汉大虾、清蒸白鱼，全是谭家菜里的看家菜。谭家菜下料狠、火候重，讲究原汁原味，是中国最著名的官府菜之一。
　　韩楚风倒上两杯酒，举起杯说：“这第一桩，私募基金这一把让我挣了188万马克，道谢的话我就不说了，一个字，干！”
　　两人连碰了三杯，瓶子里的酒顷刻下去了小半瓶。
　　吃了几口菜压酒，韩楚风接着说：“这第二桩，还得说那事。正天的情况我跟你没少念叨，争与不争，你不说话就已经表态了，我就想知道你这个‘不争’的所以然。你不说，倒是真有罪了。”
　　丁元英说：“这事退后一步让条道儿请两个副总裁先过去，可能胜算要多一些，但不是没有失算的可能。只是事关重大，我担不起这个闪失。”
　　韩楚风淡然一笑说：“我尚没拿起，谈何放下？”
　　丁元英自己端起酒喝了一杯，说：“你办事老总裁放心，但董事局不一定放心。董事局关心的不是老总裁的遗嘱，而是利润。同时，这里还有一个资历问题，对你也是一个潜在的障碍。退一步，让两个副总裁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让他们去内耗，等他们斗得两败俱伤的时候，企业必然会蒙受损失，此消彼长，有个比较。当董事局看清楚谁是争权的、谁是干事的，自然就众望所归了，你才有可能树立真正的权威。否则，你一登上拳台就会促使他们先结成联盟，你很可能是第一个牺牲品。”
　　韩楚风问：“他们要是不内耗呢？”
　　丁元英说：“这是文化属性，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韩楚风沉思了片刻，说：“打个赌吧，将来也算是一个段子，就赌我那辆车。那辆宝马打上7折，作价70万，如何？”
　　丁元英说：“随你，要打赌我就一赔五。”
　　韩楚风问：“这么有把握？”
　　丁元英说：“不是有把握，是胜算多一些，公道。”
　　韩楚风倒上酒，笑笑说：“总裁年薪60多万，我就是当了总裁也未必能做过5年，你一赔五，我赢了是赢，输了还是赢，还说什么？再来三杯！”
　　两人又是连碰三杯，瓶子里的酒所剩无几了，丁元英已经有些蒙了。
　　韩楚风说：“这第三桩，私募基金正在盈利的势头上，可你说停就停了。詹妮是最大的受益人，她不反对，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多好的财路，不要厂房不用机器，没有环保制约和劳资纠纷，可你说停就停了，为什么？”
　　丁元英说：“私募基金是从狼嘴里夹肉，得适可而止，不然他们会跟你急。”
　　韩楚风眉头一皱，倒上两杯酒往前推了一杯，说：“元英，我就真市井到咱们之间都不能沟通了？”
　　丁元英点上一支烟说：“再说，就不是人话了。”
　　韩楚风一笑说：“不是人话的话就更得听听了。”
　　丁元英沉默了许久，说：“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总有一种自卑感，老是格格不入，就想找个地儿一个人呆着，没有主义，也没观念冲突，相互之间谁都不妨碍。过去做不到，现在有了俩钱儿，有可能了。”
　　韩楚风紧锁眉头凝神思索了片刻，说：“听起来是不大像人话。”
　　两人又各自喝了一杯酒。丁元英放下酒杯，重重地吐了一口烟雾，说：“都说商场如战场，可私募基金这个仗已经打不下去了，那不是打仗，是屠杀。中国的股市何以成了一台取款机？谁破译了文化密码谁就能开箱取钱。愚昧对于智者固然是一种社会资源，可是利用这种资源掠取的好处越多，心里就越不是个滋味，这时候不用你跑到纽约、柏林，你就是站到长城上也会想到，我是中国人。”
　　韩楚风点点头，感叹道：“是啊，连你这江湖混子都下不去手了。佛教讲圆寂，那是佛的境界，咱这色体肉身，沉默也该是一种境界吧。”
　　丁元英自嘲地说：“这叫什么境界？反感而屈服着。我自己都中庸圆融，又凭什么对老祖宗的道法品头论足？一品一论，我就更不是个东西了。”
　　韩楚风说：“其实哪个不想清静？可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推着你随波逐流，根本就由不得自己。仔细想想，北京这么大个都市还真找不着个犄角旮旯能养养神。”
　　丁元英说：“北京像个淘金场，个个都觉着自己是龙胎凤种，太闹了。”
　　韩楚风给自己倒上一杯酒一口喝掉，说：“你对传统文化的成见是渗到骨子里了，那可是一个油盐不进的圆，有那么多神圣的词儿在等着你，又那么实用。”
　　丁元英说：“我们这个民族总是以有文化自居，却忘了问一句：是有什么文化？是真理真相的文化还是弱势文化？是符合事物规律的文化还是违背事物规律的文化？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韩楚风再倒酒，刚倒出几滴酒瓶就空了，于是又打开一瓶，给两人都倒满一杯，他与丁元英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把杯子往桌上一顿说：“文化属性这个词提得好，点题。”
　　丁元英说：“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咱们这些人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糊里糊涂闯入战场，得先活下来。等定下神，时代已经变了，真的是穷则思变了，可中国毕竟是政治文化搭台，传统文化唱戏，不知道老祖宗的那点东西还能把这条船撑多远？”
　　韩楚风说：“所以要转变观念。”
　　丁元英说：“是转变政治文化观念还是传统文化观念？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是不是一个炉子里的两个烧饼？如果我们的文化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那就不用转变观念了，中国人坐庄家，让别人跟我们接轨好了。我们老是躲在屋里唱《我的中国心》，多辛酸！”
　　韩楚风身体略微后仰靠在沙发上说：“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政治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两者之上的，转变观念的要求使两者都陷入了理论真空，找不到着陆点。”
　　丁元英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根到底一句话：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什么是客观规律？归根到底也是一句话：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韩楚风又倒上两杯酒，又是与丁元英碰碰杯一口喝干了，惬意地说：“痛快！痛快！这酒喝到这个份儿上才刚刚喝出点味儿来。”
　　丁元英的酒量哪里能与韩楚风这样对饮，端酒杯的手已经开始摇晃了，他刚喝完一杯却又自己给自己倒上一杯一口喝干，失控地放下酒杯说：“今天你我这等角色也大言不惭说文化，已经不是个东西了，索性就婆娘骂街了。”
　　韩楚风哈哈一声大笑，做了个非常绅士的手势说：“您请！您请！”
　　丁元英醉醺醺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皇恩浩大的文化，它的实用是以皇天在上为先决条件。中国为什么穷？穷就穷在幼稚的思维，穷在期望救主、期望救恩的文化上，这是一个渗透到民族骨子里的价值判断体系，太可怕了。”
　　韩楚风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再也笑不出来了。他的酒量比丁元英大多了，此时从容地倒上两杯酒，手不抖酒不颤地递给他一杯，自己端起一杯，碰过杯子一饮而下，然后静静地看着他，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句话：“兄弟，我用一位哲人的话给你画个圈儿，你就在里面好生呆着吧，你一出声就会被另一种声音活埋了。”
　　丁元英问：“什么圈儿？”
　　韩楚风没有回答，脑海里却想着尼采的一句话：更高级的哲人独处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而是因为在他周围找不到他的同类。
第四章
　　那天晚上，丁元英着实喝醉了，一觉睡到第二天的下午。下午四点钟，他和肖亚文、马主任、小赵一行4人离开北京。
　　北京距古城300多公里，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4个多小时抵达古城。肖亚文在汽车驶离北京时打电话通知了芮小丹，在进入古城市区后又给芮小丹打了一个电话，晚上9点他们的汽车驶入古城南村小区。
　　芮小丹已经在16号楼的三单元楼下等候了，她身边站着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是维纳斯酒店的厨房工人，被临时派到这里每天24小时看房子。芮小丹穿着一身警服，身后停着一辆桑塔纳警车。她是有意这样做的，暗示距离感和更多让对方明智的信息。尽管她没有见过丁元英，但这件事本身就使她对这个人没有好感。
　　汽车在离芮小丹几米的位置停下，肖亚文先下了车。由于这种特殊的场合，两个人的热情里自然地少了几分随意。
　　肖亚文为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
　　芮小丹以东道主的姿态主动伸出手礼节性地跟丁元英握了一下，说：“你好。”
　　丁元英也说了一句：“你好。打扰了。”
　　丁元英的酒劲儿还没有完全醒过来，身上还带着一股酒气。芮小丹立刻想起了肖亚文的那句话：酗酒、女人，花天酒地。这更增加了她对这个男人本来就不太好的印象，她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就像一根找不到具体的位置但又确实隐藏着的钝刺藏在肌肤中。
　　芮小丹介绍说：“这个小区有卫生所、菜市场。周围没有工厂，很安静，房租也不高。从这儿往南走一百多米就有一条小吃摊街，很方便。先到房间看看吧。”
　　大家一起上到五楼，也是顶层。因为家具、电器等生活用品早就运来，所以丁元英此次并没有多少行李，只有一只皮箱、一旅行包衣服和一袋子从柏林购买的CD唱片。
　　大家一进屋就感觉到一股闷热迎面扑来。芮小丹说：“五楼的楼顶没有隔热层，太阳晒一天都晒透了，你得装个空调。房东有个条件，要装就得装名牌柜机，空调钱的一半可以顶明年的部分房租。因为这事不是很急，所以还是等你来了再决定。”
　　丁元英说：“我知道了。”
　　这是一套70平方米两室一厅的新房子，白色仿瓷涂料墙壁，灰色水泥地面，门窗都刷着白色的漆，没人住过，也没进行过任何装修。墨绿色的丝绒窗帘是新挂上的，纯色没有图案，在灯光下几乎接近黑色，让人感到一种压抑的沉静。房子里的东西全部是从北京运来的丁元英的生活用品。床、写字桌、沙发、茶几都已经摆放就绪，一千多张CD唱片整齐地摆满了卧室的书柜，只有客厅的东墙角集中放着一台电视、一套音响器材、两台笔记本电脑等电器类物品。
　　肖亚文指着一堆电器说：“丁总，这些我们不会装，没敢动。”
　　丁元英到卫生间看了看新装的电热水器，然后来到厨房，厨房里空空荡荡，只有他的那套工夫茶具放在瓷砖贴面的橱台上。
　　肖亚文说：“您交代过的，不买炊具。”
　　丁元英说：“用不上，在外面吃省事。”
　　马主任看后说：“丁哥，这太简陋了，能行吗？”
　　丁元英却满意地说：“吃的、洗的、听的、看的都有了，挺好。”
　　芮小丹说：“丁先生，门锁是新换的，但是东西搬来后就一直有人在这儿看家，你再换一个，大家就都放心了。”
　　丁元英说：“不用不用，谢谢了。”
　　芮小丹递给丁元英一张纸条，冷淡而客气地说：“丁先生，这是我的电话。亚文是我的朋友，大家就不用客气了，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就给我打电话。”
　　丁元英接过纸条说了声“谢谢”，然后又对大家说：“我这儿没事了，你们回去吧。”
　　肖亚文也对芮小丹说：“我们还得连夜赶回去，这次就不聊了。”
　　芮小丹说：“以后有机会再聊，你们早点赶路吧，赶到北京就到下半夜了。这里没事我也回去了，今天是我值夜班，我现在已经是脱岗了。”
　　芮小丹客气地向丁元英等人告辞，带着看家的小伙子下楼了。肖亚文跟下来送她，两人在楼下又说了几句相互关照和道别的话。
　　芮小丹开着警车把看家的小伙子送到了维纳斯酒店。
　　龙福大街是古城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集中了大大小小的饭店、茶楼及歌舞厅，夜幕之中，五彩绚丽的霓虹灯闪烁着迷离的光芒，勾勒出一幅幅华丽的、变化莫测的图画。维纳斯酒店就坐落在这条街的中心地段，是一家以经营粤菜为主的餐馆，酒店门前停着许多各种牌子的小轿车，酒店内外灯火通明。
　　车在维纳斯酒店门前停下，酒店的小伙子下了车。
　　店主欧阳雪推门出来，朝芮小丹笑着走来。
　　欧阳雪28岁，身材匀称，皮肤白皙，一头长发像飘柔的波浪披于身后，丰润的嘴唇线条分明却不失柔和，妩媚的眼睛里又含着几分成熟的镇定和自信，一套质地华贵、做工考究的淡青色裙装穿在她身上，使她饱满的胸脯和修长的身段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别有一种不同风韵的性感与艳美。
　　芮小丹调过车头，没熄火也没下车，从车窗朝欧阳雪笑笑。
　　欧阳雪走到跟前问：“都打发了？”
　　芮小丹说：“打发了。”
　　欧阳雪说：“等着吧，过不了几天他就该找借口给你打电话了。”
　　芮小丹说：“打就打吧。”
　　欧阳雪说：“男人，都那德行。”
　　芮小丹不屑地一笑，招招手，一踩油门开车走了。
第五章
　　8个月过去了，再过几天就到了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
　　8个月里，芮小丹没有接到过一个丁元英的电话，她整天都和刑警队的队友们一起忙于没完没了的抓捕、审讯，渐渐地已经把丁元英这个人给淡忘了。
　　这天上午，“12•7特大强奸杀人案”专案组结束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芮小丹和队友周伟、王福田3人离开看守所驱车返回刑警队。
　　天空阴沉沉的，呼啸的北风卷着细小的雪粒漫天飞舞，路面上原本已经融化的雪水又冻成了坚硬的冰，撒满了一层雪粒，路上的车辆都不得不缓慢行驶。
　　道路两边到处洋溢着过节的气氛，光秃秃的树枝上挂满了彩灯、彩旗，超市门前人头攒动，各种花花绿绿、富于煽动性的广告铺天盖地，随处都可以看到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人们匆匆而过，在这个特定的日子里，仿佛就连空气都倾泻着不可抑制的购物欲望。
　　古城市公安局位于市中心最宽阔的古城大道上，大道之宽，即便是下班的高峰时段道路也不会显得拥挤。大门口是一块开阔地，旁边是一个停车场。公安局大楼的廊沿下挂着4个写着字的大红灯笼，组成了“欢度春节”的节日语，灯笼在凛冽的寒风中摆动着。
　　刑警队办公室，充足的暖气使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几盆观赏性的大叶植物依旧水灵灵地焕发着盎然的生机，丝毫没有受到严寒的影响。
　　回到刑警队，几个人刚脱去大衣在各自的办公桌前坐下，队长雷剑峰进来了，将一张春节期间的值班表贴在记事板上，于是大家都围上来看。
　　雷队长40多岁，体格强健，浑身都透着果断、干练。他提了提嗓门说：“老规矩，先照顾有老婆孩子的，再照顾结了婚的，以此类推，特别是年三十儿和大年初一这两天。自由调换可以，但必须提前跟队上打招呼。”
　　队长说完就出去了。
　　芮小丹没去看，不看她也知道她会值哪几天的班。她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全神贯注地研究一份审讯笔录，看得非常慢、非常仔细，不时地凝神沉思，她的工作之一就是要从那些字里行间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
　　周伟的办公桌与芮小丹对着，两人面对面。他看完值班表很快又坐回来，见芮小丹正低着头看审讯笔录，就轻轻用手指敲了一下桌子。
　　芮小丹抬起头。
　　周伟笑着说：“你连看都不看，真有自知之明啊。”
　　芮小丹问：“你值哪个班？”
　　周伟说：“你和胖子是初一的白班，我和队长是年三十儿的夜班。”
　　被称为“胖子”的赵国强其实并不是很胖，只是在刑警队的人里他显得胖了点。他还在看值班表，闻声立刻插言道：“别打我的主意，我除了雷队谁都不换。这可不是拍马屁，人家是有老婆孩子的人，没正经过过一个春节。”
　　“谁打你主意了？”周伟朝赵国强说了一句，又对芮小丹说：“我女朋友想让我去她家吃年夜饭，你看我都老大不小了，能不能给咱行个方便？”
　　“没问题。”芮小丹爽快答应了。
　　周伟高兴地一抱拳说：“够义气！”
　　芮小丹说：“我一个人怎么都行。你去请示雷队吧。”
　　周伟马上站起来去找队长了。
　　芮小丹突然想起了什么，放下审讯笔录，透过窗户玻璃望着外面漫天的风雪凝神，想着想着，她掏出电话号码本查了一会儿，伸手拿起桌上的电话看着号码本拨号。那是丁元英的电话，她觉得毕竟是春节了，至少应该在这个时候打个电话以示关照。
　　接通后，芮小丹问：“是丁先生吗？你好。我是芮小丹。”
　　电话里，丁元英礼貌地说：“芮小姐，你好。有事吗？”
　　芮小丹略微有些不快地说：“不是我有事吗，是你有事吗。快过春节了，看看你需要什么，特别是需不需要找人看房子。”
　　丁元英说：“我春节不回去，都挺好的，让你费心了，谢谢。”
　　芮小丹说：“如果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不要客气。”
　　丁元英说：“谢谢，谢谢。再见。”
　　芮小丹挂上电话，心里掠过一丝诧异。丁元英一个人孤身在外面，又没有工作，春节也不回家，这使她觉得不符合常理。
　　赵国强笑着问：“小丹，丁先生是谁呀？没听你提过。”
　　王福田也笑着问：“是啊，干什么的？”
　　芮小丹也笑着说：“真对不起，辜负了你们那样的笑。”
　　赵国强马上说：“可别辜负了，换个方式补偿也行啊。我可没他们那么黑心，我有半瓶好酒四个炒菜就知足了。”
　　王福田哈哈笑道：“这还不够黑心哪？”
　　芮小丹说：“我是有几个月没请客了，也该请一回。行，你们定个时间吧。”
　　这时，周伟满面春风地走进屋，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自语：“天门开，地门开，妖魔鬼怪快走开，让我吃个年夜饭。”
　　赵国强说：“看这劲头，离随份子不远了。”
　　大年三十的下午，公安局的部分人员已经放假了，刑警队的办公室里也比往常安静了许多。芮小丹整理完“12·7特大强奸杀人案”的档案，匆匆来到预审科，向预审科长办理档案移交手续。
　　预审科长一边在移交单子上签字，一边说：“你们今年这春节还行啊，手头没有太急的案子，能消停几天了。”
　　芮小丹说：“不敢说。”
　　预审科长笑笑说：“得，就这一句话又让你给冲了。”
　　芮小丹说：“我就怕过年，一过年又老了一岁，还不如忙着什么都不想。”
　　她的话音刚落，包里的手机就响了。她打开手机接听，是雷队长打来的电话，值班室接到密报，一伙毒贩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所租赁房里进行毒品交易，具体情况不明，值班刑警和缉毒组的人已经赶往案发地点，其他人火速增援。
　　芮小丹收起单子笑道：“都是我那句话招的，看我这张臭嘴，该掌。”
　　芮小丹立刻驾驶警车向案发地点赶去。
　　芮小丹赶到案发地点时，看到雷队长、周伟、赵国强和缉毒组的人都来了，目标是一幢农户的二层小楼，已经被控制起来。
　　雷队长简明扼要地做了布置：“我带周伟和缉毒组的人进去，胖子守正门，福田和马林守住东西两面墙，小丹守住后楼窗户。行动。”
　　雷队长带人冲进去了，房子里立刻像炸了窝一样，吼声、跑动声、搏斗声响成一片，还传出了女人的尖叫声。芮小丹对这种场面早已经习以为常，她子弹上膛，贴墙根站着，警惕注视二楼窗户的动静，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
　　果然有人从二楼跳下，这是一个只穿了件毛衣的彪形大汉，随着一声沉闷的响声，他重重落在地上，刚想站起来，芮小丹的枪口已经顶在了他脑袋上。壮汉见是女刑警，觉得有机可乘，突然发力猛扑过来，意图夺枪。芮小丹并没有躲闪，而是前倾迎上，不等壮汉完全站起来，枪柄已经砸向他的头顶。壮汉头部受到打击，本能地低头弯腰，芮小丹起腿用膝盖迎击他的下巴，只听壮汉一声惨叫仰面倒在地上，头上起包，满嘴是血。芮小丹娴熟地把壮汉铐起来，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闻声而来的赵国强一看，收起枪对壮汉说：“嗨，你怎么觉得她好欺负？”
　　壮汉骂道：“臭娘们儿，够狠！你这辈子都没好日子过，哪个男人也罩不住你！”
　　芮小丹说：“您守法就行，别的事就不劳您惦记了。”
　　几分钟后，五男三女8个犯罪嫌疑人被押上警车。
　　雷队长对大家说：“缉毒组放假取消，跟我回局里。其他组安排不变。小丹值夜班，你把几个‘打的’过来的人送回去，然后抓紧时间休息。收队。”
　　雷队长和缉毒组的人押着毒贩回刑警队了，芮小丹送赵国强等人回家。
　　路上，王福田说：“这案子没什么干货，一帮毛贼。”
　　赵国强说：“就是，三流的货，不值得咱下笊篱。”
　　周伟则说：“还好，今晚就不用抡笊篱了。我要是能在她家吃年夜饭，那对她爹妈是多大的鼓舞啊，没准儿一激动，啪的一下就把女儿扔到我厨房了。”
　　赵国强慢声斯理自语一句说：“你想让扔哪儿咱不好说，反正不是厨房。”
　　大家哈哈笑起来。
　　就在别人说笑的时候，芮小丹却在脑子里想丁元英的事。几天前丁元英在电话里问的那句“有事吗？”让她当时着实有些不舒服，但过后冷静一想倒觉得这句问话不简单，这显然是一个“意识位置”问题，说明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找人帮忙”这道程序，只有“我能帮你做什么”的设置，这是一个不自觉的、居高临下的意识位置。
　　她想，自己毕竟是东道主，是受人之托，既然他春节不回去，无论如何也应该过去问候一声，看法归看法，礼数归礼数。
　　于是，送完了队友之后，她驱车来到南村小区。
　　她上到五楼敲敲门，没有回应。往里面打电话，还是没有回应。她只好下楼了，心里还在想：他在古城一没亲戚二没朋友，这大年三十的能去哪儿呢？
　　她刚下楼，却看见丁元英抱着两箱方便面朝楼道迎面走来。
　　丁元英也看见了她，忙打招呼道：“是芮小姐，你好。”
　　芮小丹问：“你怎么买这么多方便面？”
　　丁元英放下箱子说：“过年了，地摊儿得过十五才出来，我到小卖铺备点吃的。”
　　芮小丹在刑侦工作中吃怕了方便面，一提“方便面”三个字就有厌食的条件反射，更不能想像连续吃半个月会是什么滋味。她说：“总泡方便面，能行吗？”
　　丁元英更正说：“不是泡，是煮。我专门买了一个小电饭锅。”
　　芮小丹说：“你怎么一个心眼，你可以买点速冻食品，像包子、饺子、馄饨之类的，好歹可以调剂一下口味。”
　　丁元英说：“不用，这就挺好。”
　　芮小丹心想，他没有冰箱，可能是怕屋里有暖气食品放不住。想到这她心说：笨蛋，这么冷的天随便找个袋子挂到窗外就行，还用冰箱吗？她看看表，已经五点多了，而年三十的这一天通常一到下午就很少有卖东西的了，家家户户早就办好了年货。
　　芮小丹说：“我没别的事。工作忙，提前来给你拜个年。”
　　丁元英忙说：“同拜，同拜，谢谢。”
　　芮小丹说：“如果没什么事，我就走了。”
　　丁元英说：“都挺好，谢谢。”
　　芮小丹开车走了。
　　维纳斯酒店里里外外张灯结彩，正门贴上了红纸金字的对联，玻璃上贴着倒置的“福”字。虽然门口的停车泊位都还空着，但是餐厅里已经开始为预定年夜饭的酒席摆台了，只见一个个穿着红底花缎袄的女服务员来回穿梭，忙碌不停。
　　芮小丹见酒店的红色桑塔纳轿车停在外面，知道欧阳雪在里面，于是停下车进去，让服务员去叫欧阳雪。
　　欧阳雪很快从楼上下来，一见芮小丹就笑了，走到近前小声说：“爆满呀，已经收了两百多桌的预付订金，初六都满员，这个年咱们又发了。”
　　芮小丹惊喜地小声说：“太好了！”
　　欧阳雪问：“你来有事吗？”
　　芮小丹说：“还记得那个丁先生吗？过年了，我到他那儿去了一趟。”
　　欧阳雪说：“你不提，我都把这个人给忘了。他过年没回家吗？”
　　芮小丹说：“没有，他买了好多方便面。我觉得该给他送点吃的，地摊儿得过了十五才出来，半个月总让他吃方便面不太合适，以后没法跟亚文交代。你让看家的那个小伙子给他送点能和面条一起煮的东西，像炸豆腐、炸丸子、炸酥肉什么的，多送点。”
　　欧阳雪说：“行啊，我呆会儿就让他们去办。”
　　芮小丹说：“他那儿没冰箱，千万别忘了交代他挂到窗户外面。”
　　欧阳雪说：“有那么笨吗？”
　　芮小丹说：“也许人家是大智若愚吧。”
　　欧阳雪说：“你好像不怎么反感他了。”
　　芮小丹说：“他居然一个电话也没打过，我问过小区的保安，他每天三顿饭下楼，天天如此，没见过他和什么人来往，也很少见他出门。”
　　欧阳雪问：“他整天关在屋里干什么哪？”
　　芮小丹摇摇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说：“每个公民都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只要不触犯法律就行，一个人一个活法儿吧。”
　　但是，她脑海里还是想起了在法兰克福机场肖亚文与她临别时说过的一句话：以我的智力，我理解不了这种人。
　　她在心里自语：可肖亚文是多聪明的一个人啊。
第六章
　　转眼又过去了四个月，初夏季节，天气逐渐开始热了。
　　1996年6月3日这天，芮小丹一直工作到天黑才下班，她没有直接回家，而是乘中巴车先去了南村小区。白天房东给她打来电话，提醒她丁元英租的房子还有5天就到期了，如果需要续租，应尽快预交租金。
　　芮小丹这才意识到，丁元英来古城已经一年了，而且“暂住证”也到期了。当时的租房手续是她经手办的，房东与丁元英并没有直接的接触。
　　她刚走到四楼的时候就听到了楼上在播放音乐，等上到五楼，音乐更清晰了一些。她敲敲门等了一会儿，门开了。里面的音乐还在响着，丁元英穿着一件又肥又大的白色背心和一条蓝色长裤，手里拿着一个遥控器。
　　“是芮小姐，你请进。”丁元英一边打招呼，一边用遥控器把CD机关掉。
　　夏日的阳光暴晒了一天的屋顶使房间里特别闷热，芮小丹一进门就感觉到了，这种感觉似曾熟悉，那已是去年的事了，也是这个季节。自从丁元英住进这套房子后，一年了，她还是第一次走进这个门。她注意到，房间里并没有安装空调。
　　她知道，房东对装空调的条件是要装就得装名牌柜机，大概要8000多元，而空调钱的一半可以顶第二年的部分房租。条件是刻薄了点，但对丁元英这样消费水平的人完全不是个问题。她在想：他是太精于计算呢？还是有什么难处呢？
　　她以关切的口吻说：“夏天热了，丁先生如果有什么困难请别客气。”
　　丁元英自然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也不介意，客气地说：“都挺好，谢谢。夏天真热的时候没几天，挺一挺就过来了。你请坐。”
　　芮小丹没有马上坐下，而是打量着房间，她被一种叫做简洁的东西吸引了。
　　卧室一张大床，床单洁白、平整，被子叠得方方正正。东屋一张特大的石面茶几，一套大得像单人床一样的藏蓝色布艺沙发。客厅一套音响，一张同样像床一样大的双人沙发，一张与东屋一模一样的茶几。所不同的是，东屋茶几上放的是两台笔记本电脑，客厅茶几上放的是家庭极少见的上品功夫茶具，特大的竹质茶盘几乎占满了整个茶几。房间里惟一能体现一个“多”字的是客厅里的那套音响，一对小书架音箱居然配置了13台机器，台台都是金色华贵、做工精湛。房间里没有任何点缀，找不到一件多余的东西。在这种个性的背景下，墨绿色的落地窗帘、乳白色的窗纱和藏蓝色的沙发，大版块、极简洁的色调就不再使人感到沉重和压抑了，只有沉静。
　　芮小丹心想：这人心事太多、脑子太复杂。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越是头脑简单的人越是需要点缀和填充，而头脑复杂的人则对简洁有着特殊的心理需求。
　　客厅里没有多余的凳子，芮小丹只能与丁元英同坐在一张沙发上。她说：“房东打电话问房租的事，你的暂住证也到期了，我来看看。”
　　丁元英马上到卧室取来钱、身份证和身份证复印件放到芮小丹面前，说：“我都准备好了，连房租带水电暖押金一共7200元，你点一下。”
　　芮小丹没有点验，而是直接将钱和证件放进包里，说：“我看这样，房租我先给你交一个月的，我再看看同样的房租有没有更合适的房子，有了就搬走，没有也不妨碍什么，毕竟你现在是有地方住着。”
　　“更合适的房子”显然是指有空调的房子，丁元英说：“不用，太麻烦你了。”
　　芮小丹说：“谈不上麻烦，你搬家也不是多复杂的事，这事我斟酌着办就是了，只是万一没办成你也别介意。”
　　丁元英说：“哪里哪里，谢谢你。”
　　芮小丹想避开这个让丁元英觉得尴尬的话题，于是话锋一转说：“能见识一下你的音响吗？刚才在门口就听见了。”
　　丁元英说：“不知道你喜欢听什么？”
　　芮小丹说：“抒情的吧，你给推荐一首。”
　　丁元英想了想，到卧室拿来一张金装版试音碟装进CD机。
　　芮小丹问：“可以抽烟吗？”
　　丁元英一怔，回过头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会抽烟。桌上有，你请。”
　　芮小丹从包里拿出自己的烟点上一支，说：“你刚才惊讶了一下。”
　　丁元英说：“是，还没习惯。”
　　芮小丹笑笑说：“不，是看不惯。你的眼神比你诚实。”
　　丁元英用遥控器选好指定的曲子，开始播放。
　　一个纯净到一尘不染的女声仿佛从天国里倾泻而下，仿佛是一双上帝的眼睛怜悯地注视着人类。一声，只一声，芮小丹骤然有一种灵魂之门被撞开的颤栗，又感觉自己像一个失重的物体被一种神秘的引力带到了没有现在、没有未来的时空。这是一种什么声音啊，时而像露珠的呢喃，时而像岩浆的涌动，时而让人幻入远古的星空倾听天女的咒语，时而让人在潮水般恢弘的气势里感受生命的悲壮和雄性的本色，向往豪迈人生……
　　芮小丹被震撼了，心里在惊叹：天哪，太美了！太让人陶醉了！人原来还可以这样活！灵魂原来还可以这样滋润！
　　一曲过后，丁元英关小了音量。
　　芮小丹意犹未尽地说：“太好了。这是什么曲子？我可以借走听听吗？”
　　丁元英答道：“可以。这是《天国的女儿》。”
　　芮小丹仔细看了一会儿音响器材，问：“你这套音响很贵吧？”
　　丁元英取出唱片装好，放到她面前说：“还可以。”
　　芮小丹又问：“还可以是什么概念？”
　　丁元英说：“得几万吧。”
　　芮小丹把烟熄灭，将唱片放进包里，站起来说：“没别的事，我回去了。房租和暂住证办好以后我给你送来。”
　　丁元英将她送到门口，客客气气道别了。
　　芮小丹走出南村小区，乘出租车回家。
　　芮小丹住在玫瑰园小区的A区12号别墅，这是她母亲的房子，购于1987年，是城区改造的有偿迁移户，母亲在拆迁补偿费的基础上又添了51万元买了这幢别墅，以备老有所归。房子是独立式两层建筑，面积266平方米，楼顶是四周护栏的阳台，门前是独立车库和一块20多平方米的小院子。小区的所有建筑都以乳白色为基调，造型设计完全采用欧式风格，每幢楼的四周都留有宽敞的空地，花草丛中一条条用石子铺成的小路四处相连，特别具有现代感，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写照。
　　房子的装修很漂亮，但家具很少，客厅里摆了一套组合布艺沙发、四方形大茶几和一台电视机，卧室放了一张大床，书房摆着一台电脑和少许书籍，有几间屋子完全是空的，只有花色图案的落地窗帘和卫生间的化妆品散发着一种女人的气息。
　　芮小丹从冰箱里拿出两片面包涂了一些果酱，倒了一杯白开水，就进了书房打开电脑，开始她每天的必修课——用中德两种文字写一篇500字的日记。这是她给自己制定的硬性规定，一是锻炼文字表达能力，为以后转行律师职业做准备。二是巩固德语，为以后到德国攻读法律学位做准备。这个习惯即便是在她考取律师执业资格证的紧张学习期间也没有改变过，她给母亲写信或通话也一直坚持用德语。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让她逃避每天的必修课，那就是在外地执行侦查、抓捕任务。
　　她先用中文写一篇日记，再用德文写一遍，然后将两种文字的日记分别放进电脑专用文档里，用了一个多小时。
　　做完必修课，她拿出那张《天国的女儿》的唱片放进电脑播放。但是，电脑喇叭输出的声音与丁元英的音响输出的声音已经是天壤之别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声音，天国已不再是那个天国，天国的女儿也不再是那个天国的女儿。
　　她关掉电脑，来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因为房子是独立式建筑，没有来自上下左右的噪音干扰，屋里显得格外寂静。她点上一支烟，静静地抽着，望着正前方电视的位置凝神，恍惚之中耳边又响起了那个至真至纯、令人沉醉的声音。她在脑子里设想：静静的夜里，一个人独自坐在沙发上，屋里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音响那美丽的小灯在亮，像茫茫夜海中的一点萤火，给人心动的希望和无际的遐想，而音乐从天上流淌下来，美妙、虚幻、纯净，像传说中遥远的天国……
　　她心里再一次感叹：人原来还可以这样活！
　　她突然萌生了买一套音响的念头，但是这个念头刚一闪现就被另一种想法动摇了。她知道，当一个人决定购买一套音响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一种标志了，首先标志着生存能力，其次标志着生活品位。毕竟，这是文化消费而不是生存的必须。
　　她问自己：我适合这种消费吗？
第七章
　　买音响的念头像一颗种子在芮小丹的心里迅速发芽、膨胀，在短短的几天里就孕育成了纯正的欲望和渴求。她怎么也没想到，她这么理性的人居然会为一套音响而痴迷、而不可自制，她自己也不知道，那是心灵的感应还是灵魂在寻找寄托？她在欲望与理性之间反抗、斗争，再反抗、再斗争。
　　她给自己找了两个买的理由：一、手里有5万多元的现金储蓄，可以做到。二、精神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但是她也存在着巨大的心理障碍：几万元买一套音响，那该是什么阶层才可以享有的消费，这对于她无疑是一种奢侈。
　　最终，她的防线还是在心理需求的攻势下全面崩溃了。
　　接着，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音响咨询的程序，对工作心不在焉了，给丁元英找房的事更被抛在了脑后。一个多星期下来，她拿着那张《天国的女儿》跑遍了古城的所有音响店，反复地听，反复地比较，希望能以最小的代价买到最满意的音质。
　　然而，她在所有的音响店里都没听到过丁元英音响的那种声音，更谈不上商议价格，以至于很多商家都认为她不是诚心买音响，甚至用一些不冷不热的语言讥讽她。
　　如今的音响市场早已经是烽烟四起，不但店铺林立、品牌众多，而且鱼目混珠、良莠不齐，总让人感到险象环生。初入此道的人缺乏音响知识，耳朵难辨真伪，一般很难敌得住商家的锋唇利嘴。幸亏她有认定的音质在先，不为所动。
　　随着她出了这家进那家，她的音响知识一天天见长，知道了Hi-Fi音响与家庭影院的区别，学会了诸如扎实、强劲、润泽、纯净、低频下潜、高频线条之类的名词，俨然已是半个发烧友了，这也使她意识到，她要的那种音质在古城是肯定买不到了。
　　音响没买到，她的工作却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那一个多星期里，她开的那辆警车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不同的音响店门口，音响圈的人士都知道了一个开警车的女士要买一套在古城根本就买不到的音响。更有甚者，她在审讯嫌疑犯和开案情分析会的时候也想着音响，有关音响的内容甚至出现在审讯笔录和案情分析记录上。
　　公车私用和玩忽职守终于让她为此付出了代价，这是她从警四年来第一次犯错误，而且谁都难以相信，这个错误居然仅仅是因为要选购一套音响。
　　这天下午，刑警队在会议室召开刑侦工作例会，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例会都由刑警队长主持，但是今天局长列席会议，这就说明情况不一般了。20多个刑警队骨干围绕椭圆形的会议桌正襟危坐，会议室里的气氛严肃而紧张，有的专心听讲，有的悄悄翻笔记本准备随时回答局长提问，只要局长的话音一落，会场顿时就变得鸦雀无声了。
　　芮小丹坐的位置距离局长比较远，她右手执笔，左手放在笔记本上，微微低着头一副聚精会神的模样，好像是边听边做记录，然而她的心却早已经不在会场了，脑海里变换更迭的全是音箱、CD机、胆前级、纯后级、解码器、音响电源、线材、机柜……这些器材，以及这些器材的品牌、品质、价格、颜色、外观……直到相互搭配出来的音质。
　　局长继续在讲话，而且语气越来越加重，说：“……这些都能说明问题，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家。就拿9·13银行爆炸抢劫案来说，连带破案300多起，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分子700多人，捣毁犯罪团伙64个。有没有成果？有。但是案子能不能算破了？你说没破，已经查清楚了是谁干的，该团伙大部分成员已经抓获；你说破了，首犯黄福海、主犯吴建军、主犯刘东昌这三个大头至今没有缉拿归案，300多万元赃款很可能追不回来了。这就是说你那个句号不漂亮，不圆满。”
　　9·13银行爆炸抢劫案是黄福海暴力犯罪集团的系列金融机构抢劫案之一，首犯黄福海人称“魔王”，主犯吴建军、刘东昌也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惯犯，原先是一个贩枪团伙，后来发展到专门针对银行和运钞车的暴力杀人抢劫。从1994年5月至1996年4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古城连续发生工商银行储蓄所抢劫案、国商大厦中国银行办事处抢劫案和农业银行运钞车抢劫案，三起恶性抢劫案在作案手段、犯罪嫌疑人特征、侵害目标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多相同之处，都是使用炸药、枪支实施抢劫。一时间，全市人民对此怨声四起，各种媒体的批评也接踵而来，社会上流传着许多群众杜撰的讽刺警察的笑话段子。
　　局长总结、评价了近一个时期的刑侦工作，然后转换了问题，说道：“下面再谈一下芮小丹的问题，芮小丹在工作时间开着警车逛音响店，一逛就是一个多星期，音响居然都跑到了审讯笔录上，你还想不想干了？你把刑警队当成什么了？因此局里研究决定，给予芮小丹通报批评、停职检查处理。就这个问题，现在让她本人也表个态度。”
　　此时芮小丹的思绪完全沉浸在音响的世界里，哪里还留意局长说了什么。坐在她旁边的人见她还在走神，就赶忙在下面用脚碰她，然后轻轻告诉她：局长让你发言。她猛然醒悟过来，反应非常迅速地站起来，环视了一下会场和局长，不动声色地说：“局长讲到了问题的实质，逻辑推理严谨，分析透彻，我完全赞成局长的工作部署。”
　　“哄——”地一声，气氛严肃的会场突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芮小丹立刻意识到文不对题了，只好歉意地看了看局长，尴尬坐下。
　　局长愠怒地说：“芮小丹留下，散会。”
　　众人退出会场，会议室里只剩下局长、刑警队长和芮小丹3人。
　　局长50多岁，中等身高，头上大面积秃顶，身材精瘦，有着一双锋利的、能穿透人五脏六腑的眼睛。他见与会者都退席了，就把一纸处理决定递给芮小丹，他这双锐利的眼睛今天却怎么也看不明白他的这个属下了。
　　芮小丹接过《关于芮小丹停职反省的处理决定》看了看，得到了一个通报批评、停职反省15天、写出深刻检查、停发半个月工资、扣发半年奖金、取消年度评奖资格的处理。她随即收起，然后自觉地将手枪、手铐、行车证和汽车钥匙放到桌上。
　　局长拿起手枪看了看，放下。
　　芮小丹问：“局长，我可以走了吗？”
　　局长显然已经不想再说什么了，摆了摆手。看着芮小丹走出办公室了，他禁不住自语了一句：“不可思议。”
　　芮小丹出了公安局，在大门口开阔地的右侧站下，眼睛望着旁边的停车场，耳边响着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在这条市中心最宽阔的古城大道上，行人悠闲地漫步，车辆井然有序地穿梭，风很柔和，钻天杨的叶子在阳光里泛着油光，像一幅夏日的风情画。
　　芮小丹天生一副神鬼之笔的美貌和身材，肌肤白细犹如凝脂，大眼睛上面覆着雾一般长长的睫毛，一对眸子黑玉般晶莹明亮注满灵气，一头乌黑闪亮的长发妩媚、飘然。她看似随意地穿着一件淡蓝色的水洗布衬衫，袖子挽起，露出两条手臂，下穿一条合身的深色牛仔裤，脚上一双款式简洁却很舒适的休闲鞋。这身装束质朴、淡雅，给她原本就楚楚动人的女性魅力之中又平添了几分超然脱俗的气质。
　　片刻，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从停车场里驶出，在芮小丹身边停下，欧阳雪从车上下来对芮小丹说：“散会了？你开吧，那家店我没去过。”
　　芮小丹一边上车一边说：“这半个月车先紧着我用吧，我这回有时间了。”上车后把那张停职反省的处理决定递给欧阳雪，然后开车上了大道。
　　欧阳雪看了一下处理决定说：“小丹，你走火入魔了。”
　　芮小丹没做声。
　　汽车行驶了十几分钟，在一家名为“雅风发烧音响行”的门前停下。欧阳雪一眼就望见了店门旁边竖着的一块大牌子，上写：本店转让。
　　店内陈列着为数不多的音箱、功率放大器、激光唱机等音响产品，货柜的大部分位置是空的，一幕惨淡经营的景象。听音位置的正前方墙壁上有一行特别醒目的红字，写着“誓为完美主义音响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让人油然升起一股悲壮感。
　　店主叶晓明30多岁，白净的脸上戴着一副普通的近视眼镜，眉宇之间既有商人的精明又不乏书生的儒雅。此时他正在修理一台功放机，茶几上摆满了万用表、电焊、电子配件和常用工具之类的东西，屋里有一股松香和焊锡的气味。
　　“老板，我又来了。”芮小丹进门打招呼。
　　“请坐，请坐。”叶晓明赶快放下手里的活儿，一边热情接待，一边自信地说：“我就知道，等你转遍了古城所有的音响店你还得来我这儿，古城经营纯音乐音响的独我一家，你要的那种音质，一般的家庭影院音响根本达不到。”
　　芮小丹一笑表示认同，坐到沙发上。欧阳雪是第一次来这里，漫不经心地浏览店内的各类音响产品。
　　叶晓明在芮小丹对面坐下，表情十分诚恳地说：“我还是建议你选择乐圣旗舰音箱，用斯雷克前后级功放，用瑟林达签名版CD机。这是权威人士和发烧友公认的万元级音响的最佳配置。乐圣公司是国内最权威的Hi-Fi音箱品牌，乐圣旗舰是乐圣公司的代表作，高音单元直接从德国进口，低音单元的自动冷却专利技术轻松应付发烧级的大动态摧残，永不烧音圈。这款音箱3900元，但音质绝对超过任何一款万元价位的欧美品牌音箱，这是音响界不争的事实。”
　　这时，欧阳雪指着墙上的几幅图片插话道：“老板，你说的是不是这家公司？林雨峰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叶晓明仰慕地说：“不错，就是他。林雨峰那可是中国音响界的风云人物。”
　　欧阳雪话中有话地说：“太狂了，霸气十足。”
　　芮小丹问：“怎么了？”
　　“你听听他说什么。”欧阳雪念道，“乐圣公司只有矛，没有盾。乐圣公司的旗帜上永远只有六个字，进攻、进攻、进攻。”
　　芮小丹笑道：“是够霸气了。”
　　叶晓明十分自信地说：“选乐圣旗舰绝对超值，这套配置你也反复听过了，音质已经不需要我多说。一个人这辈子要是连这种声音都没听过，还活个什么劲儿哪！”
　　芮小丹说，“我是听过一个朋友的音响才决定买音响的，这些天我转遍了古城所有的音响店，都没听到那种声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照着朋友的音响买一套，你是音响行家，我想请你去看看，你照着原样给我配置一套就行。”
　　叶晓明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不用看，古城的音响玩家没有我不认识的，就是那几套像样的东西。你是心理作用，是在特定环境下把听到的声音幻化了。这很正常，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可能有过幻化事物的经历。”
　　芮小丹说：“也许。但是如果你有诚意做这笔生意，就只能这样办。”
　　叶晓明迟疑了一下，问：“你那朋友是不是很有钱？”
　　芮小丹肯定地说：“是。但这和你卖音响有什么关系？”
　　叶晓明说：“你也看到了，Hi-Fi音响在古城撑不下去，低档音响还是主流。我这店正在转让，不值当的生意就不做了。如果你要的真是一套像样的器材，我可能还有点赚头。冒昧问一句，你朋友的音响大概在什么价位？你的预算是多少？”
　　芮小丹说：“那套音响得几万。我的预算是4万。现在不是钱的问题，是你能不能给我置一套一模一样的。”
　　叶晓明心动了，自信地说：“古城3万元以上的音响不到20套，我都熟，可能你那朋友我一见面都认识。进货渠道你放心，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进不来的。”
　　欧阳雪早就等急了，说：“那就走吧。”
　　叶晓明拿上钥匙跟她们出去，拉下卷闸门，锁上，上了汽车。
　　汽车刚一启动，欧阳雪说：“你先送我回店里吧，这一看就不知道看到什么时候了，店里马上就该忙了，我就不去了。”
　　芮小丹说：“行，我办完事去店里吃饭。”
　　于是，芮小丹先把欧阳雪送回维纳斯酒店，然后和叶晓明一起来到南村小区，在丁元英的楼下停下车，两个人上了五楼。
　　上楼时，叶晓明说：“这家没来过，可能不认识。”
　　芮小丹敲敲门。
　　片刻，门开了，丁元英见状客气地说：“芮小姐，请进。”
　　芮小丹进门后说：“不好意思，打扰丁先生了。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请来的音响店的老板，来看看你的音响，我想照着买一套，不介意吧？”
　　丁元英说：“没关系，你们请便。”
　　叶晓明进门刚定住神，立刻就被眼前的这套音响迎面撞呆了。他没有坐，脸上除了惊诧还是惊诧，已经顾不上掩饰自己的表情了。他像朝拜一样走过去，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入神地观察每一个细节，小心地抚摸那些光滑莹润的机器，轻轻地用手指敲打音箱的箱壁。那情形，就像收藏家发现了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古玩。
　　他本想搬一下音箱试试这只书架箱的分量，但没好意思。不过，单看一眼那支霸气十足的音箱脚架就不难想像音箱是何等分量。
　　他看了音响器材又看音响机柜，这台有12个仓位的机柜从外观上看几乎可以用浑然天成来形容，原木外形，钢筋内支撑，没有接缝，找不出纵横受力点，且坚如磐石，稳如泰山，构思之巧妙、设计之简洁，让人惊叹。
　　芮小丹坐在沙发上看着，心说：这才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叶晓明看足看够了，脸上挂着兴奋问道：“丁先生，可以打开听听吗？”
　　“可以。”丁元英说着，到音响机柜上面拿唱片。
　　机柜上放着几张唱片，叶晓明选了一张递给丁元英说：“就听第一首吧。”
　　丁元英接过唱片，娴熟地打开机器，只听“嗒嗒嗒”扳动电源开关的声音一连响了10声，10台机器全部亮起了小绿灯，美极了。
　　一曲小提琴协奏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喷发而出，千回百转充满了整个空间。芮小丹感觉自己的灵魂再一次被电流击中，还没来得及挣扎又立刻被潮涌的海水淹没了。她的心刹那间颤动起来，这是她正在苦苦寻找的那种声音，那么真切、动人，又是那么纯净、柔润、坚实、宽阔……
　　在播放音乐的时候，叶晓明已经站在沙发后面正对着音响的位置，一曲终了，他还站着发愣，并没有想走的意思。
　　芮小丹问他：“看清楚了？”
　　这时叶晓明又回到了音响前，把机柜上的几张唱片都打开看了看，看得很仔细，好像要从里面发现什么。听到芮小丹问他，忙说：“看清楚了。”
　　芮小丹站起来向丁元英道：“丁先生，谢谢你，那我们告辞了。”
　　叶晓明上前一步对丁元英说：“我叫叶晓明，雅风发烧音响行离这儿不算太远，有时间请到我店里玩儿。另外，丁先生的那张穆特小提琴能不能借我听几天，很快就送回来。”
　　芮小丹心说：这老板真精明，这就套上近乎了。
　　“可以。”丁元英说着，拿起那张唱片交给叶晓明。
　　叶晓明高兴地说：“谢谢，谢谢。那我们就告辞了，再见。”
　　临走，叶晓明再次与丁元英握了握手，这才离开。
　　芮小丹开车送叶晓明回音响行，她等了一路要听叶晓明说事情，但叶晓明一直在凝神思考什么问题，一言不发。
　　快到音响店门口的时候，叶晓明好像想明白了什么，倒吸一口凉气，然后恍然大悟地感叹一声：“天哪。”
　　芮小丹随口问：“怎么了？”
　　叶晓明说：“我突然想明白了，他是把两组套件做到了一个箱体，所以就有了8个接线柱，所以才能那样推。太狂了！”
　　芮小丹说：“听不懂你说什么。”
　　叶晓明说：“这是音响技术的事。不过你也够可以了，识货。”
　　到了店门口停下车，叶晓明下来打开店门，芮小丹跟进来。
　　叶晓明把那张穆特小提琴唱片放到茶几上，十分肯定地说：“其实你跟这位丁先生不是朋友，只是熟人，你并不了解他。这人是个玩家，绝对不是一般人。”
　　芮小丹心想：难道我对人的观察力还不如他？便问：“你怎么知道？”
　　叶晓明说：“因为你不懂音响，不知道这里的道道。都说文如其人，那玩音响的，就是声如其人，文化、气度、财力都在里面了。”
　　芮小丹问：“怎么讲？”
　　叶晓明让芮小丹看着一只乐圣旗舰音箱解释说：“他的音箱和这个音箱都是用5吋的喇叭，外观尺寸相似，但这个音箱只有一个低音、一个高音和4个接线柱，而他的音箱却有两个低音、两个高音和八个接线柱，这就是说，两对常规的音箱才能做出他的一对音箱，所以他用2台前级和4台后级推动。据我所知，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厂家生产这种音箱，也许还没有这种意识。”
　　芮小丹问：“这说明什么？”
　　叶晓明拍着音箱说：“这么给你讲吧，推它的最高境界是一台前级，两台后级。丁先生的音响表面上看是一套，其实是两套最高境界的推法在同时工作。这已经不仅仅是音箱和机器增加了一倍的问题了，已经超出了音响技术的范畴，是境界，是气度。”
　　芮小丹笑笑说：“听你这意思，没境界、没气度的人就不配听这套音响了？”
　　叶晓明说：“那倒不是，但你的钱不够，至少得在4万的后面再添个零。”
　　芮小丹问：“是再添个零头还是40万？”
　　叶晓明没有马上回答，进里屋拿起电话分别打给北京和广州的指定经销商，一边听一边在纸上做记录，之后出来说：“我打电话给你核实了一下，也算是对客户负责吧。”
　　芮小丹问：“多少钱？”
　　叶晓明说：“KTA是世界最著名的音箱品牌之一，有五十多年的历史。KTA47一对的售价就是5万8千元，千真万确。丁先生的音箱你就直接可以理解成两对KTA47，即便单按套件计算，最少也得10万元。”
　　“一对小音箱，10万？”芮小丹惊呆了。
　　叶晓明拿起一只条型电源插座说：“他是用了两台阿尔纳音响电源，你理解成这个插座就行。一台阿尔纳音响电源的广州提货价是2万1千元，北京的提货价是2万3千元，而国产的400元就能买一台，最好的也不过上千元。”
　　“一个插座2万元？”芮小丹简直不可思议。
　　叶晓明放下插座，拿起那张纸看着说：“他的CD机是阿尔纳顶级分体机，报价是6万元，阿尔纳前级每台4万元，阿尔纳后级每台5万元，如果再算进去线材，我估计45万打不住。就算他有路子，最少最少也得40万。”
　　“天哪。”芮小丹喃喃地惊叹了一声天，同时也明白了叶晓明为什么要喊天。
　　叶晓明说：“我这店也就值个十来万的，我得卖四次店才能给你进一套那样的音响。你就是真买，也不会在我这个小店里买。而且，他那对音箱肯定是自己找人制作的，你在市场上绝对买不来，你连KTA47的套件都找不到。”
　　芮小丹感到窘迫难当，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自信的心理受到了重创。她的灵魂的渴求、她所经历的痛苦的思想斗争、她为这套音响而被停职反省……最终竟是这样一个尴尬的结果，多有嘲弄意味啊！她想，如果丁元英在那天晚上察觉到了她的心思，如果当时他说的那句话不是“得几万”而是40万，那后面的事情就都可以避免了。
　　尽管她理解丁元英“得几万”的说法，也知道如果他真说了“40万”也就真有故意在女士面前卖弄之嫌，但她还是在心里懊恼地骂了一句：臭小子！
　　芮小丹毕竟是在刀尖枪口闯荡的人，有着良好的心理素质。她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正视现实，冷静地想了想，问：“乐圣旗舰的套件能买到吗？”
　　叶晓明答道：“那没问题，我现在还是乐圣的代理商嘛。”
　　芮小丹说：“如果照搬丁先生那套音响的模式，用乐圣旗舰的套件和斯雷克前后级功放给我配置一套，你看自制箱体有没有难度？”
　　叶晓明想了想，说：“发烧友自己做音箱的不少，图的是音质，但外观处理肯定不如专业的。如果你能迁就点外观和多给点利润，我想操作上没有问题，就是得搭工夫，我得找技术好的木工师傅做箱体，而且箱体肯定得交几次学费，因为计算的箱体容积跟实际听感的最佳容积会有出入。”
　　芮小丹说：“我不懂音响技术，但照葫芦画瓢你总会吧？乐圣旗舰和KTA47都用的是5吋喇叭，你不用设计，喇叭位置、箱体长短高低、板材薄厚和丁先生的音箱一样就行，漆面工艺差点我不介意。”
　　叶晓明问：“你能出多少钱？”
　　芮小丹说：“你是卖家，得问你。”
　　叶晓明盘算了一番，说：“平心说，我卖出一套万元级的最少能赚1500元，你这是两套万元级的，我还得搭工夫。我想这样，器材和音箱我都按原始成本价给你，天地良心我不加一分钱，在这个基础上你给我4000元酬金，我保证音响让你满意。我虽然麻烦点，但既挣了钱又尝试了技术，也合适。如果你同意，你得先给1000元订金。”
　　芮小丹说：“可以。你起草个简单的合同，明天上午我来签字付订金。”
　　叶晓明说：“好，一言为定。”
　　芮小丹说：“那我就告辞了。”
　　“等一下。”叶晓明见她转身要走，忙叫住她，说：“还有件事得告诉你。”
　　芮小丹停下脚步。
　　叶晓明拿过那张穆特小提琴的唱片说：“我不知道你和那位丁先生是不是朋友，但是他现在肯定有难处，可能碰上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儿，跟你说一声。”
　　芮小丹纳闷地问：“你怎么知道？”
　　叶晓明把唱片递给她说：“你先看看这张唱片，看仔细了。”
　　芮小丹看看封面、底封，没什么。再打开看唱片，见唱片上有一个“元英”两个字的私人印章，这个印章她在《天国的女儿》上已经见过。
　　就在她看唱片的时候，叶晓明又从里屋拿来了几张他自己收藏的唱片，一张一张地打开，上面竟然全有“元英”字样的印章。
　　他解释道：“这些都是从孤岛发烧唱片店买的，开店的也是一个发烧友，熟人去80元一张，零售100元一张，卖半年多了。圈里的人也纳闷，他从哪儿整来这么多收藏唱片？今天我在丁先生家一见唱片就明白了，所以特意借了一张比较。如果丁先生的名字叫丁元英，那就没错了。唱片打上印章，那都是心爱之物啊，不到万不得已，谁舍得卖呀？”
　　芮小丹心里“咯噔”一下，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这故事太让人心酸了。就是说，丁元英已经困难到必须变卖唱片了？！
　　这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她对丁元英的印象，她再次想起了肖亚文的那句话：以我的智力，我理解不了这种人。
　　她心里说：这小子还有点个性！
　　离开音响店，芮小丹去了南村小区，这时她的心情很复杂，既有作为东道主对客人关照不够的歉疚，又有一股窝在心头的无名火。
　　来到丁元英的门前，她用了比平时重一点的手劲敲门，而这与平时不一样的敲门声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她的愠怒。
　　等丁元英打开门，她刚想说：你这人怎么……但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了，“怎么”是什么意思？这个问号太微妙，太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性了。
　　丁元英对芮小丹的愠怒并不感到意外，见芮小丹无意进屋，只得站在门口歉意地说：“对不起，我……”他说一半也停住了，找不到贴切的词汇。
　　芮小丹只能用目光倾泻了自己的情绪，她重重地盯了丁元英一眼，转身走了，一句话也没说。当她下到三楼的时候，这才听到丁元英轻轻的关门声。
　　她回到维纳斯酒店。
　　晚饭的时间还早，酒店门前的汽车泊位大部分都空着。芮小丹将汽车停好，手里攥着车钥匙走进酒店，没有碰见欧阳雪，就直接上了二楼。
　　二楼有6个豪华包间，往里是总经理办公室，办公室的后门通着欧阳雪的居室。此时欧阳雪正在办公室训斥一名值班经理。芮小丹没有打扰她们，直接进了居室，放下提包，蹬掉高跟鞋，踩着地毯到冰箱里拿了一罐可口可乐，然后斜靠在沙发上，随手将汽车钥匙抛到茶几上。
　　喝了几口冰凉的可乐，她感觉清爽了许多。
　　没过多久，欧阳雪进来了，一边换拖鞋一边问：“音响的事定了吗？”
　　芮小丹坐起来把可口可乐放到茶几上，说：“定了，但不是那套，买不起。”
　　欧阳雪在芮小丹对面的沙发上坐下，问：“4万还不够吗？”
　　芮小丹从包里拿出烟点上一支，又从茶几下面拿出烟缸，这才把下午发生的事向欧阳雪讲了一遍。
　　讲到音响是40多万时，欧阳雪有些恼火了，不平地说：“这小子怎么这样？这不是耍弄人嘛！那停职反省、扣工资、扣奖金，算谁的？”
　　芮小丹说：“关人家什么事？自找的。”
　　讲到丁元英变卖唱片时，欧阳雪也感到惊讶：“啊？是真的？”
　　等到都讲完了，芮小丹歉疚地说：“人都难到这份上了，我这儿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以后怎么跟亚文交代？”
　　欧阳雪说：“其实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也无非是跟肖亚文打个招呼。”
　　芮小丹说：“他要想接受帮助还用得着咱们给亚文打招呼？何况亚文只是他以前的雇员，他真要向谁伸手可能也轮不到亚文落这份人情。”
　　欧阳雪问：“那你的意思？”
　　芮小丹说：“我想，还是先请他吃顿饭吧，找几个能喝酒的文化人作陪，不委屈他，歉疚、窝火一锅烩了。剩下的事，看看再说。”
　　欧阳雪笑了，说：“一醉方休？也行啊。”
第八章
　　叶晓明送走了芮小丹，马上回到店里给他的好友冯世杰打电话。
　　冯世杰34岁，又高又瘦，脸上总是一副憨厚的神态。他在人民路经营一家汽车美容店，兼营汽车电路修理、安装汽车音响、充气补胎等杂项。他接到叶晓明的电话后向店里的伙计交代了几句生意上的事，便开着他那辆北京213吉普去找叶晓明。
　　他停好车，一进门就问：“什么事啊？我那儿忙着呢。”
　　叶晓明还在修那台功放，一边焊元件一边说：“说事之前先给你说个新闻吧。这几天常来的那个女的刚才定了一套音响，要两套乐圣旗舰的套件给她做一对书架箱，用斯雷克两台前级和四台后级推，可能还得要两台电源。你的那套是一对乐圣旗舰和斯雷克一台前级两台后级，可你都换三茬了，人家起点就这么高，你还牛什么？白玩了吧？”
　　冯世杰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想了想，不解地问：“那怎么推呀？”
　　叶晓明说：“从CD机上分出来一组信号给另一台前级，你搞电路的不懂这个？再说高级点的CD机本来就有两组输出。两套推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其中一组推低频的后级降低一点振幅，这组就会略往中高频偏移，这样通过两台前级的调节，就能根据不同的唱片和听音环境调出一个最平衡的波形，这跟选通滤波的效果绝对不是一回事。”
　　冯世杰这下明白了，倒吸一口气，感叹道：“天哪，怎么想出来的？敢这么玩！这种思路说白了就是以损失低频反射效率来提高声音品质，那声音走的得多稳、得多有张力呀！这么多器材推一对小书架箱，想想都霸气啊！这么多年音响白玩了，惭愧，惭愧！”
　　叶晓明说：“你自己做过音箱，你们村里也有现成的木工作坊，帮个忙吧？”
　　冯世杰点上一支烟，说：“别说帮忙了，我自己先做一对，趁你现在还没关门，套件和功放还能拿个进价。可我就不明白，一个女的，你说她怎么想出来的？”
　　叶晓明笑笑说：“今天遇到高人了，没敢说，怕你晕过去。”
　　冯世杰也笑道：“我已经快晕过去了。”
　　叶晓明低着头盯着焊点说：“两对KTA47套件做成的一对书架箱，两台阿尔纳电源，一套阿尔纳顶级分体CD机，2台阿尔纳电子管前级，4台阿尔纳160瓦后级，线材是蓝星时空。你经常看音响杂志，剩下的就不用我说了。”
　　冯世杰反应了片刻，惊叹道：“哇……天哪，真的晕过去了！这是真的吗？”
　　叶晓明说：“我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就在一个小时之前。那声音——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直接就是8汽缸奔驰。”
　　冯世杰急问：“在哪儿？”
　　叶晓明说：“南村小区。”
　　冯世杰疑惑地说：“南村小区？那儿住的都是普通人家，没大户啊。”
　　叶晓明说：“你记得从刘冰那儿买的二手唱片吗？就是印章上的那个人。”
　　冯世杰惊异地问：“元英？男的女的？”
　　叶晓明答道：“男的，姓丁，看样子不到40岁，独身，听口音像北京人。”
　　冯世杰长长地“哦”了一声，说：“大烧家，烧干了吧？”
　　叶晓明把元件焊好了，就往CD机上连接，说：“你把音箱接上，我试试。”
　　接上信号线和电源，叶晓明打开机器一试，音箱响了，说明功放修好了。
　　叶晓明关小音量当背景音乐，开始往工具包里收拾工具，一边说：“这人不是烧家，是个玩家。他那套工夫茶具一看就是玩茶道，两台笔记本电脑搭眼一看就是IBM牌子，抽的烟是三个五。发烧不是这种玩法，变卖唱片肯定是碰到什么坎了。”
　　冯世杰说：“你话里好像有什么意思。”
　　叶晓明收拾完工具到里屋洗洗手，出来说：“我看上了他那对音箱的思路，也看上了那台机柜。那机柜12个仓位，没有一块多余的材料，找不到前后左右的受力点，把稳做到简洁，把简洁做到稳，漂亮！我在市场上从来没见过。”
　　冯世杰猜测地说：“你是想……”
　　叶晓明摆摆手说：“我是谁呀，敢瞎想？你让他们做音箱的时候捎带着做一台，到时候都算到音响配置里了，反正有人出钱，干吗不试试？这种小活拿到家具厂没人给你干，就是给干咱也不放心哪，不是一个道行。”
　　冯世杰说：“音箱我有把握，我做过。机柜我就不敢说了，毕竟是村里的小作坊，基本都是靠手工，没见到东西不敢答应你。”
　　叶晓明说：“绝对能做，比音箱简单多了，就是一个思路，一捅就破。”
　　冯世杰把烟头熄灭放进烟缸，说：“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起码开开眼饱饱耳福吧，好歹咱也算见识过。”
　　叶晓明颇有意味地一笑，话里有话地说：“单为见识一下味道太淡了吧？你不是一直想为村里找点事做吗，这丁先生，你知道他是哪个庙的神哪？假如……我是说假如啊，假如什么什么的，也许是条道儿呢，你也不损失什么，指不定哪块地里打粮食呢。”
　　冯世杰到现在才算明白了点意思，说：“你脑子就是比我活道，眼里出活儿啊。”
　　叶晓明说：“得了吧，我比你活道，我先关门了。我也都是随口一说，发烧友的心是相通的嘛，交流交流，玩呗。”
　　冯世杰说：“你脑子活道，你怎么不去交流？我还不知道这是烧香磕头的事？”
　　叶晓明往后一仰，展开双臂笑道：“你看我，虽然有点书生气，但一看就像奸商，跟谁都难接近。你这人一看就忠厚老实，好打交道。你有车，也有点底子，玩得起呀。”
　　冯世杰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步，说：“那就……交流交流？”
　　叶晓明意味深长地说：“交流交流！”
第九章
　　6月27日下午，芮小丹在晚饭时间之前来找丁元英。
　　丁元英一见是芮小丹，客客气气请她进屋。
　　接近七月的天气，房间里更热了。芮小丹大大方方地到东屋沙发上坐下，把包放在沙发的一角，歉意地说：“丁先生，那天是我不礼貌，请你原谅。这些天我一直忙音响的事，房子还没顾得上找，对不住了。”
　　丁元英在拐角沙发的另一边坐下，随和地说：“没关系，这样就挺好。”
　　芮小丹说：“我订了一套用乐圣旗舰套件和斯雷克功放配置的音响，是临摹你这套的思路，你看这个配置行吗？”
　　丁元英说：“乐圣是中国Hi-Fi音响的第一品牌，它的旗舰单元素质就更高了。斯雷克也是一个很权威的品牌，有发烧友的劳斯莱斯一说。你这套配置很不错，就是做音箱的时候容积不要太大，尽量消除假低频，因为原声的响度已经足够了。”
　　芮小丹笑道：“我在杂志上从没见过‘发烧友的劳斯莱斯’这一说，倒是经常会看到‘穷人的劳斯莱斯’的提法。丁先生不必规避什么，你越绕圈子就越提醒我是穷人。”
　　丁元英有些尴尬。
　　芮小丹说：“除了音箱，我还想照着你这台机柜的款式做个机柜，这些都少不了要来打扰你，如果不介意，我哪天带他们来看看。”
　　丁元英说：“行。如果需要，我这儿还有当时的图纸和数据，都存在电脑里，你可以拿给他们做参考。”
　　芮小丹高兴地说：“那些你还留着？太好了！”
　　丁元英说：“就这点嗜好。”说着，他打开茶几上的电脑，随手找出一张磁盘，很快将图纸和数据拷出一份。
　　芮小丹看了看表，马上从包里拿出手机给叶晓明打电话，得知他在音响店里，就约定一会儿去给他送图纸和数据的磁盘，她在电话里说：“呆会儿我和丁先生一起过去，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当面问丁先生。”
　　挂了电话，芮小丹恳切地说：“丁先生，我今天是来请你吃饭的，已经订好了，还请了几个文化人作陪。没别的意思，我那天不礼貌，一起吃顿饭就都过去了。”
　　丁元英诚恳地说：“是我来这儿给你们添了麻烦，该是我向你们表示感谢。这饭我不能吃，有机会我请你们吃饭。”
　　芮小丹从包里拿出那张《关于芮小丹停职反省的处理决定》递过去说：“我知道请不动你，你看看用这个请你行不行？”
　　丁元英接过来，打开——
关于芮小丹停职反省的处理决定
　　经古城市公安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核实，刑警大队芮小丹同志因个人购置音响问题在工作中玩忽职守、公车私用、严重失职，据此对该同志作出如下处理：
　　一、通报批评，责令写出深刻书面检查。
　　二、停职反省15天。
　　三、停发半个月工资，扣发半年奖金，取消年度评奖资格。
古城市公安局纪律检查委员会
1996年6月23日
　　丁元英看过之后思索了一会儿，说：“行，我跟你去。”
　　丁元英平静的语气在芮小丹听来却更像是：行，我成全你。她感到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包容。
　　芮小丹把磁盘装进包里站起来说：“我在楼下等你。”说完先下楼了。
　　丁元英带了2000元现金和一包烟，随后也下楼去。
　　叶晓明得知芮小丹一会儿要带丁元英一起来店里，立即打电话通知了冯世杰，而冯世杰也在第一时间赶到了音响店。
　　芮小丹开车带着丁元英来到音响店，当他们走进房子里时，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叶晓明在店里正和一位朋友聊天，那人30多岁，手里拿的正是丁元英的那张唱片。他们不会知道，这看似偶然而又不经意的一幕其实并非巧合。
　　叶晓明见他们进来忙起身接待，热情地给他们让座。
　　芮小丹拿出磁盘交给叶晓明说：“我们不坐了。磁盘里的东西你先看看，有什么问题了可以问丁先生。”
　　叶晓明接过磁盘对丁元英说：“谢谢丁先生，以后免不了会去打扰啊。本来我晚上想去给你还唱片呢，你来了就顺便带走吧。”说着，他向冯世杰伸手要唱片。
　　冯世杰递唱片时对丁元英赞许道：“这张碟好啊，真好。”
　　丁元英从叶晓明手里接过唱片，随口很家常地应了一句：“还可以。”
　　没想到冯世杰愣了一下，不悦地问：“还可以，就是不怎么可以了？”
　　这声语气有些异样的一问使在场的人也都跟着一愣。
　　芮小丹困惑地看了看冯世杰，对叶晓明说：“没别的事，我们先走了。”
　　正当丁元英转身要走时，更让人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冯世杰站起来愠怒地对丁元英说了一声：“你先别走。”
　　芮小丹感到非常莫名其妙，问：“怎么了？”
　　冯世杰生气地对丁元英说：“唱片是你的，但曲子和演奏可不是你的，你谦虚什么？穆特是卡拉扬的得意弟子你知不知道？你说，这张唱片哪儿不好了？是萨拉萨蒂的曲子不好还是穆特的小提琴拉得不好？”
　　芮小丹也有些不悦了，说：“你这不是较真儿吗？”
　　叶晓明忙对丁元英说：“他最喜欢穆特了，穆特拉的《流浪者之歌》让他眼泪都掉下来了，还专门跑到北京看她的演出。你们走吧，别理他，发烧友就这德行。”
　　冯世杰说：“你这人说半句留半句，这不成心让我睡不着觉吗？好不好你说清楚，不说清楚就走，别怪我看不起你。”
　　芮小丹觉得这位发烧友有些过分，也为丁元英感到为难，道歉没道理，争论不值得，心想：大概这就叫发烧友吧。
　　丁元英淡淡地笑了笑，问：“咱们两个谁成心？”
　　冯世杰说：“有理说理啊！”
　　丁元英有些无奈，不得不点点头，说：“我个人觉得，穆特拉的《流浪者之歌》还不足以冠一个‘好’字。”
　　冯世杰质问：“为什么？”
　　丁元英说：“同一首《流浪者之歌》的曲子，以穆特与弗雷德里曼的小提琴相比较，穆特诠释的是悲凉、悲伤、悲戚，弗雷德里曼诠释的是悲愤、悲壮、悲怆，不一样，穆特多了点宫廷贵妇的哀怨，少了点吉普赛人流浪不屈的精神。”
　　冯世杰听呆了，芮小丹也听得入了神。
　　丁元英说：“海飞兹是伟大的小提琴大师，但是单就《流浪者之歌》这首曲子，他的诠释也不一定是最高境界。也许他太在乎技艺精湛了，反而染了一丝匠气，淡了一丝虔诚。以他们3人各自演奏的《流浪者之歌》相比较，我觉得穆特是心到手没到，海飞兹是手到心没到，只有弗雷德里曼是手到心到。”
　　冯世杰不解地问：“你刚才说穆特是少了点东西，怎么又说她是心到手没到呢？”
　　丁元英说：“心是愿望，神是境界，是文化、阅历和天赋的融汇。咱们都相信穆特想演奏好，但她的性别底色是上帝给她涂上去的，只要她不能超越上帝，她就抹不去性别底色的脂粉气。穆特的手，是一双女人的手。”
　　冯世杰服气了，嘴里也连连说：“服！真服！我一定把几个版本都买来听听。”
　　丁元英说：“那我们就告辞了。”
　　这时，事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就在丁元英将要上车的时候，冯世杰竟然追了出来拦住丁元英，叶晓明跟在后面。
　　丁元英问：“还有事吗？”
　　冯世杰恳切地说：“这位大哥，今天认识你是咱们有缘。我姓冯，叫冯世杰，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无论如何你得给我这面子。你要有事先去忙，我在这儿等你。”
　　芮小丹说：“对不起，我们现在就是去吃饭。”
　　冯世杰立刻像被浇了一盆凉水，十分尴尬，却仍不甘心地说：“哎呀，这……太不凑巧了。要是你们不介意……我请你们吃饭吧，给个面子？”
　　叶晓明就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插了一句：“芮小姐，你的音箱就是我托他做的，刚才正说这事呢，他以前做过音箱，他们村里有个木工作坊。”
　　这时芮小丹突然意识到：这是蓄意的，是冲着丁元英来的。她想，今晚的主客和陪客相互都不认识，多一个陌生人也无所谓，况且做音箱以后也免不了还有接触，就说：“丁先生，如果你不介意就一起吃吧。”
　　叶晓明不等别人有下文，抢先半拍说：“我店里走不开，就不去了。”
　　芮小丹和丁元英都不再说什么，上车走了，冯世杰开着北京213吉普跟在后面，只剩下叶晓明在店门口孤零零地站着。
　　夕阳已经落下了，夜幕正悄然降临。
　　因为在音响店里延误了时间，汽车开到维纳斯酒店的时候正值酒店的客流高峰，酒店门前停了很多车辆，停车泊位的服务生忙着引导车辆有序停放。
　　冯世杰还没下车就心里一沉，在这种酒店消费，他身上带的钱肯定不够付账。但既然来了，也只能见机行事了。
　　欧阳雪见芮小丹和一个男人下车，断定这人就是丁元英了，便快步迎过去。虽然她知道有丁元英这个人，而且房子也是她帮着租的，但是她与丁元英却一直没有见过面。
　　芮小丹给他们介绍道：“这是欧阳雪，这儿的老板。这是丁元英，丁先生。”
　　欧阳雪与丁元英握握手，相互都说了声：“你好。”
　　芮小丹见冯世杰拘谨地走到丁元英身边，就对欧阳雪介绍说：“这位是冯世杰，刚认识的发烧友，我订的音箱就是他帮着给做。”
　　欧阳雪又与冯世杰握握手彼此问好。
　　四人进了酒店上楼，来到名为“月光阁”的包间，餐厅的正中央是一张铺着雪白台布的大餐桌，上面摆着精致的餐具，餐桌四周留有足够的空间让人走动。包间的一角摆着一个不大的玻璃门半截柜，里面都是备用餐具，柜子上面是一部计费电话和一本留言簿。
　　餐厅里已经有三个人先到了。
　　芮小丹又把丁元英、欧阳雪、冯世杰给先到的客人介绍了一番，然后手势移向一位30多岁身着警服的男士介绍道：“这位是我的同事，古城公安局宣传干事刘江。另外两位是刘江帮我请的朋友，我还不认识，就让刘江介绍吧。”
　　刘江客气地向丁元英介绍道：“今天是小丹请丁先生，小丹不会喝酒，就让我帮她请几个能喝酒的朋友，其实我们几个喝酒也不行，来捧捧场混顿饭吃吧。这位是《古城晚报》编辑韦天逸韦先生，这位是古城电视台《警事追踪》栏目记者杜小辉杜先生。”
　　韦天逸和杜小辉的年龄都在三十五六岁上下。韦天逸戴着眼镜，头发略长，穿一件短袖绸衫，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杜小辉更显精干一些，小平头，穿着T恤衫。
　　韦天逸与丁元英握握手笑着说：“丁先生，托您的福混饭来了，见笑。大家既来就是朋友，不必客气了。”
　　说话间一桌丰盛的宴席就上来了，两名酒店小姐守在两边为客人周到服务。
　　芮小丹端起杯子站起来说：“女士不喝酒，我以水代酒。丁先生，我先敬你一杯，喝了这杯水酒，有什么不愉快就都过去了。”
　　这话说得很含蓄，在座的人谁也分不清到底是谁不愉快。丁元英心里有数，来了就是成全对方的，所以二话不说，端起六钱的酒杯一饮而尽。
　　服务小姐随即又给斟满。
　　欧阳雪跟着也端起一杯水说：“丁先生，你来古城一年了我也没去看看你，失礼了，今天我也敬你一杯，权当道歉了。”
　　丁元英又是二话不说，端起就喝。
　　冯世杰因为开车所以也是以水代酒，见别人敬酒，生怕自己失礼了，于是赶忙也端起水杯说：“丁先生，我这人不会说话，我也敬你一杯，就都有了。”
　　丁元英心想：你还跟着凑什么热闹？但也没有推辞，一样喝了。
　　于是，刘江、韦天逸、杜小辉各自以不同的理由都敬了丁元英一杯。在座的男人每人只喝了一杯酒，而丁元英已经是3两多酒下肚了，这才算酒过一巡。
　　酒过一巡稍事休息，大家闲聊起来。
　　杜小辉对芮小丹说：“其实咱们认识，1993年在阳光托儿所解救人质，我是现场报道的摄像，那时候见你化装成幼儿教师进去了，后来就听见两声枪响，也不知道是他给你打死了还是你给他打死了。现在说起来好像没什么了，可当时是真紧张，可惜后来播出的时候给你马赛克了，社会上都不知道是你。”
　　韦天逸对芮小丹说：“我知道是你，我们报社的记者徐海涛还去采访过你，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当时他还骂你摆架子。”
　　古城市民都知道1993年的托儿所劫持人质事件，但是知道芮小丹的人很少。此时冯世杰敬佩地看着芮小丹，颇感意外地说：“原来是你呀！”
　　芮小丹对大家说：“我们不谈这个了。”
　　刘江转了个话题说：“小丹，咱们天天见，其实说话并不多，我一直觉得你是个谜，这可不是酸哪，是真不懂，我就不明白，你既然有德国居留权为什么不在德国发展呢？刑警队可不是个滥竽充数的地方，这行有什么好的，一穷二苦三危险。”
　　芮小丹笑着说：“你们听听，这哪像是公安局宣传干事说的话。”
　　韦天逸笑道：“这才说明他有水平呢，拔高境界的窍门就是把间距扯大点。”
　　大家哈哈一笑。
　　欧阳雪见场面有些跑题了，就招呼道：“各位别只顾聊天，来，吃菜，喝酒。”
　　大家闻声入了正题，一边海阔天空地聊，一边频频碰杯，一会儿谈信仰危机和大众文化，一会儿又谈人生境界，抒发超脱情怀……谈着谈着，不知不觉谈到了钱上，跟着就开始发牢骚，嫌挣钱少，指责社会缺乏诚信，缺乏公平竞争。
　　丁元英在大家的你推我让中不知不觉又喝了4杯，整整六两酒下肚，酒精的反应已经很强烈，浑身躁热，神智也感到飘忽忽了。
　　芮小丹在一边静静地观察着，心想：他已经喝多了，醉倒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欧阳雪也在想着同样的问题。
　　韦天逸将每个人的神态看在眼里，忽然端起一杯酒说：“今天这酒喝得有点沉闷，我喝下这杯酒行个酒令大家看如何？”
　　没有人提出反对。
　　于是，韦天逸喝了一杯酒说：“咱们也附庸风雅一回，饮酒作诗助助酒兴，说不上来就罚酒一杯。其实诗不诗的无所谓，歪诗、打油诗、顺口溜都行，图个热闹。咱们这里丁先生年龄最大，就先从丁先生开始吧。”
　　刘江和杜小辉也附和道：好的，好的。
　　芮小丹心想：这招儿挺尽职，也够损的，一拖时间二出洋相。丁元英毕竟是商人，舞文弄墨哪里是职业文人的对手？况且人已经酒醉八分，更没有招架之力。醉倒是出丑，歪诗拙句还是出丑，这个丑是出定了。
　　酒席喝到这个程度连冯世杰也看明白了，东家不让丁元英“喝好”不会罢休。但是他又不明白了，这酒到底喝的是友情还是私愤？
　　这时，丁元英让身边的服务员拿来5个酒杯，算上自己的一共6个，他依次全都倒满酒了，对一言不发的芮小丹和蔼地说：“今天各位抬举我了，我再回敬大家每人一杯表示感谢，只是喝完了这6杯就让我走，别让我在这儿倒下，好歹留块布片儿让我遮遮羞。”
　　芮小丹顿时有一种被人一剑穿心的感觉，心说：这真是个追魂夺命的主。
　　正当芮小丹无言以对的时候，欧阳雪貌似打圆场地笑着说：“丁先生，你一走这酒还怎么喝？扫了大家的兴。”
　　丁元英心里犯起了嘀咕：拳台历来好汉不打倒汉，怎么今天连倒汉也打了？这是哪家的拳台？他想了想，谦卑地说：“既然大家这么有兴致，那我就献个丑吧。不过，我可没有七步成诗的八斗之才，这坐地就成诗的十斗之才我就更没有了。以前不知道学问深浅，倒是诌过几句歪诗，不知今天的场合能不能用？”
　　韦天逸马上说：“能用，当然能用。”
　　杜小辉也说：“能用。”
　　芮小丹和欧阳雪目不转睛地看着丁元英，就像看着一个谜底。
　　丁元英说：“献丑了。”于是背诵道：——
　　　　自　嘲
　　　　本是后山人，
　　　　偶做前堂客。
　　　　醉舞经阁半卷书，
　　　　坐井说天阔。
　　　　大志戏功名，
　　　　海斗量福祸。
　　　　论到囊中羞涩时，
　　　　怒指乾坤错。
　　芮小丹不会填词，但对常见的词牌还是略知一二，听出来这是《卜算子》，也知道写旧体诗词要比写自由体诗难度大一些。但是，要判断和评价一首词，仅仅靠听一遍是不行的，必须要逐字逐句地看。
　　三个文人自然更清楚，韦天逸果然让服务员把留言簿和笔拿来，说：“丁先生，麻烦你再说一遍，慢点，我记下来。”
　　芮小丹也从提包里拿出了记事本和笔。
　　于是丁元英又背诵了一遍。
　　芮小丹一边记一边在脑子里解析——本是后山人：没见过世面、没有学识的人。偶做前堂客：偶然的机会登上大雅之堂。醉舞经阁半卷书：自我陶醉地卖弄藏经阁万卷之一的皮毛学问。坐井说天阔：坐井观天的一孔之见。大志戏功名：志向远大到戏弄功名，彻底超脱的至高境界。海斗量福祸：以海为斗量度人生福祸，何等的胸襟！论到囊中羞涩时：忽然一摸口袋自己的钱比别人的少。怒指乾坤错：破口骂娘了，都是世道的不对。
　　这首词平仄、韵脚、对仗都很工整，只有一处“客”字的韵脚破格，但按古词又不算破格，且是扩展词意的必须，恰到好处。词句平淡，不生涩，活生生给自己画出了一幅酸臭书生的心态图，自我讽刺辛辣，自我解剖深刻，意境很高。芮小丹在心里禁不住暗暗赞许：好词。
　　丁元英的诗虽然是多年以前给自己的自画像，但芮小丹觉得自己被照了一回镜子，脸上一阵发热，大有无地自容之感。而此时，一种尴尬的气氛也在房间里悄悄蔓延。
　　这时，韦天逸突然将刘江和杜小辉的酒拿到自己面前，歉意地看了一眼丁元英，三杯一气喝下，站起来两手一抱拳说：“丁先生，失敬，失礼了。有缘再见，告辞！”
　　韦天逸说完转身就走，刘江和杜小辉向丁元英等人歉意地笑笑，紧跟其后也走了，芮小丹和欧阳雪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就不得不被动地跟在后面送客。
　　送到酒店门外，韦天逸歉意含蓄地对芮小丹说：“芮小姐，韦某才疏学浅，白吃了你一顿饭，抱歉！我要是有这样的朋友，不会这样对待。”
　　刘江淡淡地笑着说：“小丹，你是找陪酒还是找陪衬哪？不过没什么，再见。”
　　芮小丹望着他们消失在灯火辉煌的大街上，突然觉得自己很小气，很无聊，只不过是玩了一场自以为是猫戏老鼠的游戏，直到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猫，而对方也并不是老鼠。
　　欧阳雪倒没有懊恼，神色很平静，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
　　芮小丹和欧阳雪回到餐厅，重新坐下。两个服务员走也不敢走，留也不该留，不知所措地站在一边。欧阳雪让她们下去了。
　　丁元英站起来对芮小丹说：“芮小姐，我们也该回去了。”
　　芮小丹刚要搭话，却被欧阳雪一个断然的手势阻止了。欧阳雪不紧不慢地给自己倒了一杯可口可乐，喝了一口，淡淡地说：“把饭钱付了，一千块。”
　　冯世杰惊讶地看了看欧阳雪和芮小丹，又把目光转向丁元英。而芮小丹更感到意外，不解的目光投向欧阳雪。
　　丁元英取出钱数出1000元放到桌上。
　　欧阳雪说：“涨了，2000。”
　　丁元英把手里还没来得及收起的1000元也放到桌上。
　　欧阳雪说：“又涨了，3000。”
　　冯世杰忍无可忍，按捺着火气说：“老板，过分了吧？”
　　芮小丹从包里拿出烟点上一支，在想：欧阳怎么了？
　　欧阳雪根本不理睬冯世杰，淡淡地说：“丁先生，明说了，我就是想刁难你。你真要走没人拦你，但你得落个吃饭不给钱的名。”
　　丁元英说：“就是让我从狗洞里爬出去，也得先给扒个口子。”
　　欧阳雪说：“给我说句好听的你就能走，一句就行。”
　　丁元英问：“什么算好听的？”
　　欧阳雪反问：“女人爱听什么还用我教吗？一句话就能当饭吃，不难为你。”
　　谁都知道这句话怎么说，无非是“小姐，你真漂亮”之类的。在这种特定的场合说出这样的话对于一个男人的尊严意味着什么，在场的人心里都清楚。
　　芮小丹无声地看着丁元英，目光里包含着超乎寻常的焦虑和荣辱与共的期待，似乎在告诉他：该低的头你已经低了，该招架个一招半式了。
　　丁元英对这种俗人俗勇的斗气没有放在心上，张嘴就想说：欧阳小姐，你真漂亮……可话到嘴边突然停住了，他看到芮小丹正用那种眼光注视着他，他犹豫了，他甚至想像得出如果他说出了“欧阳小姐，你真漂亮”这句话，芮小丹会有多失望，她在乎他的哪怕是匹夫之勇的尊严。
　　丁元英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事与冯先生没关系，你可以让他走了。”
　　芮小丹的心悬了起来。
　　欧阳雪说：“何必呢，女人都让你扯得一丝不挂了，你一个大男人还矜持什么？”
　　丁元英犹豫了片刻，艰难地说出了一句本不该他说的话：“发点财，爱听吗？”
　　欧阳雪说：“爱听，可财在哪儿呢？”
　　丁元英说：“你去买一支指定的股票，明年五月抛了。如果你挣不到一倍以上的钱，我还欠你一顿饭钱。至于你想挣多少，在你的本钱了。”
　　餐厅里寂静无声，欧阳雪和芮小丹这才明白丁元英为什么要让冯世杰先走。
　　沉默了好一会儿，欧阳雪冷淡地说：“我这小门小户的没几个钱，砸锅卖铁能拿50万吧，可赔不起呀。”
　　丁元英说：“我只有那套音响也许还值几个钱，就折20万吧。按行规只要10％的担保，20万的担保是40％，你没有风险。”
　　欧阳雪说：“我们小门小户的还是过日子要紧，玩不起那种音响。你要真是啐口吐沫砸个坑，就来点真的，拿20万现金担保。”
　　丁元英沉默着、思考着，过了许久问了一句：“我可以打个电话吗？”
　　欧阳雪起身从餐具柜上拿过那部电话，拖着一根白色的电话线。她把电话放到丁元英面前，顺手摁下免提键，这就意味着对方的声音也无可隐瞒。
　　丁元英摁下数字键，液晶显示是一个手机的号码。
　　电话接通了。
　　就在电话刚响起第一声的时候，一个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只见芮小丹突然站起来，伸出手“啪”地一声摁住免提键将电话挂断，镇定地对欧阳雪说：“20万我给他。”
　　这个突如其来的事变使冯世杰吃了一惊，没见过这种阵势。丁元英也惊诧了一下，用一种复杂的目光看了看芮小丹。只有欧阳雪并没有按角色的逻辑表现出懊恼，仅仅是嘴角掠过一缕冷漠的微笑。
　　芮小丹对冯世杰说：“对不起冯先生，你先回去，我们说点私事。”
　　冯世杰原本是等着用自己的车送丁元英回家，但芮小丹已经下逐客令了，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客气地与欧阳雪和芮小丹点头示意告辞，先走了。
　　房间里就剩下他们三人。
　　欧阳雪问道：“小丹，你不会是拿饭店的股份担保吧？”
　　芮小丹说：“如果你同意，可以用股份担保。”
　　欧阳雪说：“我不同意。”
　　芮小丹对丁元英说：“5天之内我把钱给你，不需要你的音响抵押，准确地说是不敢污辱你。至于你们之间是戏言还是啐口吐沫砸个坑，那是你们的事了。”
　　欧阳雪说：“丁先生，我20天内筹齐50万，至于是不是戏言就是你的事了。”
　　丁元英说：“在你交易前我会告诉你买哪支股票，但这里有个道儿上的规矩，你需要承诺保密。”
　　欧阳雪说：“好，我承诺。”
　　丁元英问：“那我现在能走了吗？”
　　欧阳雪把桌上的2000元现金收整齐还给丁元英，诚恳地说：“丁先生，今天得罪了，我陪小丹先送你回去，容我改日再摆酒谢罪。”
　　丁元英本想说：不必送了，我自己回去。但是一起身就感到头重脚轻，整个身体像飘起来一样，那句要面子的话没敢说出来。
　　芮小丹和欧阳雪左右两边扶着丁元英走下楼，把他放到汽车的后座上。欧阳雪开车向南村小区驶去，芮小丹不时地透过后视镜观察他的状态。
　　芮小丹和欧阳雪把丁元英送到家，两人就返回酒店。
　　汽车驶离南村小区后，芮小丹问道：“欧阳，你今天怎么了？”
　　欧阳雪开着车通过路口，没顾得上回答。
　　芮小丹把车窗摇开一道缝，点上一支烟使劲地抽了一口，说：“过分了，有这么欺负人的吗？以后怎么跟亚文交代？我就见不得好汉被女人摁低了头。”
　　欧阳雪说：“你先回答我，你到哪儿去借这20万？5天，是房产抵押来得及还是从国外汇款来得及？”
　　芮小丹迟疑了片刻，说：“去找我爸。”
　　欧阳雪说：“我就知道你是打这主意。这么多年你多作难的事都没理他，今天你为个男人就低头了。20万呐！什么事能让你这么不理智？什么人能让你这么不计后果？”
　　芮小丹没想过这些问题，经欧阳雪一提醒，突然愣住了。
　　欧阳雪说：“我除了从小被人欺负，长这么大我欺负过谁？我跟他没冤没仇，干吗要欺负他？我就是要看看你有多在乎他，也看看他是不是在乎你。你从他喝完六杯酒以后就开始用那种眼神看他，我没见过你用这种眼神看过谁。姑娘，你恋爱了。”
　　芮小丹心头一颤！
　　这一颤，使她刚才的情绪淡去了许多，这才明白了欧阳雪的用心，而她也被这个更敏感的主题占据了心理空间。她沉默了很久，自语道：“我？爱了？”
　　欧阳雪说：“你还没来得及去想值不值得爱、能不能爱，就已经爱上了，说明你控制不住自己了。姐姐比你大两岁，得帮你看着点门户。”
　　芮小丹眉头微微一皱，痛苦地说：“天！请姐姐先换个文明点的词吧，你比亚文说的还淫秽，晕过去了！”
　　欧阳雪笑笑说：“本来嘛。”
　　芮小丹想了想，说：“既是控制不了，那就爱呗。”
　　欧阳雪说：“可这人不是一般的主儿，今天是你的眼神逼着他跟咱们一般见识，他跟咱们不是一路人，我觉得这人你拿不住，可能到时候吃亏的是你。你今天失态了，女人得让男人追求，你怎么也得顾点女人的面子。”
　　芮小丹说：“那是清高的女人，我本来就没清高跟着凑什么热闹？至于拿住拿不住，能拿住的不用拿，拿不住的不能拿，还拿什么？爱就是了。”
　　欧阳雪直到汽车开回维纳斯酒店也没再说什么，她在想着芮小丹刚才说的话：既是控制不了，那就爱呗。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草率，而仔细回味却也是实实在在的道理。但道理归道理，她还是觉得芮小丹缺乏理性的思考，毕竟这事发生得太突然了。
　　欧阳雪在酒店门口把车调过方向，两人都下了车。
　　芮小丹走到驾驶车门说：“我不上去了，我得先跟我爸联系，得知道他在哪儿，再订明天的机票，好早点把钱拿回来。”
　　欧阳雪说：“我把买房的钱拿出来，再从别处凑点，50万应该没多大问题。我是担心你，你说这事能当真吗？有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他买了多少？”
　　芮小丹说：“你非得等20万赔光了才逃吗？他来古城之前做私募基金，亚文说他的私募基金入会门槛是每户3000万，去年他操作两个多亿，纯利将近两个亿。卖唱片的事只能说明他遇到了什么坎儿，不能说明别的。就凭他宁肯卖唱片都没有向人伸过手，可今天拿起电话了，即便他是骗子，我也服气。”
　　欧阳雪吃惊地说：“他是这么个人物？怎么没听你说过？”
　　芮小丹说：“这跟咱们有关系吗？”
　　欧阳雪语塞了。
　　芮小丹上车，关上车门向欧阳雪挥了挥手，开车走了。
　　欧阳雪站在哪儿愣了好一会儿，心里自语：你这一个眼神，值钱了。
　　6
　　回到家，芮小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从平时不用的电话号码簿里找到父亲那个家的电话号码，然后久久地看着这个号码凝思。
　　这是一个上海的号码，已经变更过三次了，从6位数变到了8位数。无论她在什么地方，每次变更号码父亲都会设法找到她告诉她新的号码，但她一次也没有用过，她内心一直坚持着对父亲的成见：他抛弃了母亲。在她的成长历程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她都不愿与父亲沟通，即使是父母在她的前途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的事情，她也会做出与父亲意愿相违背的选择，不给父亲一点机会。
　　但是，她却为了一个男人的面子而要向父亲伸手了。
　　凝思的过程，就是跨越心理障碍的过程。她终于伸出手拿起了电话一键一键拨通了，响了四声之后，传来了电话主人事先设定的应答：“您好，我是芮伟峰，我在杭州拍戏，短时间回不来，有事请您留言或拨打手机，谢谢。”尽管这声音已经很陌生了，但她还是听出了这是父亲的声音。
　　她又拨通了手机的号码，电话迟缓了片刻，显然是父亲认出了这个电话号码，随后传来了父亲紧张、激动而又有些疑惑的声音：“是……小丹吗？”
　　电话里传来嘈杂的声音，像是几个人在讨论剧情的表演问题。芮小丹也迟缓了片刻，略显生硬地说：“爸，是我。您还没休息？”
　　父亲说：“拍夜戏，还没休息。你都好吗？”
　　芮小丹说：“都好。我想向您借点钱，可以去杭州找您吗？”
　　父亲连忙说：“可以，当然可以。别说借，需要多少？”
　　芮小丹说：“20万，用一年，很急。”
　　父亲说：“20万？可以。你把账号、户头给我，我明天就给你划过去。”
　　芮小丹说：“您的意思……是不需要我去杭州了？我想借这个事去看看您，您要觉得我这样太势利，我就不去了。”
　　父亲说：“没有，没有，两回事。你来吧，我这儿走不开。来之前先打个电话，我去机场接你。”
　　芮小丹说：“好，我订了机票就给您打电话。我挂了，您多保重。”
　　放下电话，她突然觉得浑身很疲惫，像刚刚从战场上下来。
　　她开始写日记，做她每天必修的功课，打在电脑上的第一行字就是：我？爱了？！如果那不是爱，又该是什么呢？打完这行字她打不下去了，看着这行字发呆，伸手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放到嘴上，拿起打火机刚要点，突然停住了，下意识地又把那支烟放回去，抓起那包烟使劲攥成一团，连同那个精致的打火机一并扔进旁边的纸篓里。
　　她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个动作，猛地一惊头脑清醒了，在心里问了自己一句：他不喜欢看我抽烟的样子，我这么在乎他怎么看我吗？她在心里反反复复嚼着这个问题，心反而越来越沉静，默默对自己说：是爱了。
　　也就是在她确定了自己感情的一瞬间，一个新的问题随即跃入她脑海，她的手指飞快地敲击键盘，打出了肖亚文在法兰克福忠告她的几句话：当你觉得这个人很特别的时候，千万别对这种人动心思，一旦动了那种心思你就算把地狱之门打开了……
第十章
　　芮小丹预订了12点30分飞往杭州的机票，早上在家里做了一下简单的旅行准备，然后去民航售票处取机票。拿到机票之后，她看还有点时间，就沿着大街往西走进了一家外文书店。她对丁元英评价小提琴曲《流浪者之歌》的印象太深了，尽管她还没有购置音响，但她还是想先买到这三张唱片。
　　外文书店的唱片自选区摆满了各种各样的CD唱片，她在进口唱片的展柜前停下，寻找她要购买的唱片。服务小姐热情地问道：“请问，您需要什么唱片，我帮您找。”
　　芮小丹说：“我要三张都有小提琴演奏《流浪者之歌》的唱片，穆特、海飞兹和弗雷德里曼三个人演奏的各要一张。”
　　“请稍等。”服务小姐说完转身去找唱片。
　　这时，芮小丹突然感觉有人轻轻碰了一下她的胳膊，侧脸一看，原来是站在她身边的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年轻人小声对芮小丹说：“别买，太贵。”
　　芮小丹疑惑地看着他。
　　这时，服务小姐将三张唱片递给芮小丹说：“您看，是不是这三张？”
　　芮小丹拿起唱片看了看，每一张的价格都在140元以上。她将唱片还给服务小姐歉意地说：“对不起，我再考虑一下。”
　　“没关系。”服务小姐客气地说了一句，又去接待其他顾客了。
　　年轻人小声说：“我一听你报片名就知道是道上的，你再往西走20米，那儿有一家叫“孤岛唱片”的小店，懂行的人都去那儿买，一样的唱片一张能便宜几十块，那儿实在买不到了再到这儿买也不迟，我们都是这样。”
　　“谢谢你。”芮小丹笑着说了一句。这是第二次听到“孤岛唱片”这个名字，这个店就是没有年轻人指点她也是要去的，因为那里卖丁元英的唱片。
　　“不谢，这年头谁挣点钱都不容易。”年轻人说着，又低头继续挑唱片。
　　芮小丹心想：看来，音乐发烧友的心是相通的。她按照年轻人的指点找到了那家名叫“孤岛唱片”的小店。也许这里根本就不能冠以“店”的称谓，其实就是租了一家电脑店外面大约3米长的橱窗，里面小得甚至放不下一节柜台，所有的唱片全部都陈列在墙上。
　　店主是一个30岁左右、相貌颇为英俊的男人，西装革履，打扮得一丝不苟，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金戒指尤其引人注目。
　　芮小丹走上前问：“有穆特、海飞兹和弗雷德里曼三个人演奏的《流浪者之歌》吗？如果有，我各要一张。”
　　店主问：“你要原版引进的还是要原装进口的？原版引进的有现货。”
　　芮小丹问：“有区别吗？”
　　店主答道：“原版引进的20元一张，原装进口的100多元一张，价钱不一样，音质也不一样，区别大了。”
　　芮小丹说：“我要原装进口的。”
　　店主想了想，答道：“没有现货。如果你诚心要，得交50元订金。”
　　芮小丹点点头，问道：“从你这儿买，能比外文书店便宜多少钱？”
　　店主说：“从外文书店买，这三张唱片你少了450元别想拿走。从我这儿买，每张100元，不还价。”
　　芮小丹交了50块钱订金。
　　店主给芮小丹开了一张订金收据，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刘冰。然后说：“你三天后再来看看，如果没货，我把订金再还给你。”
　　芮小丹离开“孤岛唱片”小店，回到停车的地方开上车直接去了飞机场。
　　短短两个小时的航程，芮小丹已经置身于一派温婉的江南秀色之中了，杭州无论是景致还是人，都少了几分北方的粗犷，多了几分江南的柔媚。
　　她刚出机场就看见一个人举着“芮小丹”的牌子，快步迎了过去，而那人也快步向她走来，不等她开口就抢先招呼道：“小姐，你是芮小丹吧？芮导正拍外景戏，实在走不开，特意让我来接你。”
　　芮小丹有些纳闷，问道：“我还没说话，你怎么肯定是我？”
　　来人“呵呵”一笑说：“你爸说了，二十五六岁里最漂亮最有气质的那个肯定就是，正好你也朝我走过来，那就是你了。”
　　芮小丹淡淡一笑跟着这人走了，到停车场上了一辆前挡风玻璃后面竖着一块《江湖》摄制组牌子的切诺基吉普车，那人开车驶离机场。
　　剧组正在西湖边拍外景戏，大概是同期录音的原因，围观的人群静悄悄的，只有一男一女两个身着古装的演员在说台词，旁边的摄像师、录音师等工作人员也静悄悄地忙碌着。芮小丹看见父亲坐在太阳伞下一只脚蹬着道具箱一手拿着水杯全神贯注地盯着监视器，跟电视里看到的导演工作场面没有什么两样。她没有去打扰他，远远地站在一旁等候。
　　从小到大，她只知道父亲是电影导演，也看过父亲导演的影片，但是真正看到父亲现场拍戏这还是第一次。她静静地观察父亲，她感觉父亲老了许多，头上生出了很多白发，脸上的皮肤也松弛了，身体也有些发胖，但精神还很好，穿着红色T恤衫和牛仔裤，比他50多岁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一些。
　　这场戏拍完，在剧组人员收拾东西为下一场戏做准备的时候，芮小丹这才上前跟父亲打招呼，尴尬而生涩地叫了一声：“爸。”
　　芮伟峰激动而又不露于表地打量着女儿，说：“坐吧，你爹就熬着这天呢。杭州有家饭店的西湖醋鱼真地道，晚上老爹带你去吃。”
　　父亲就这一句话，芮小丹的眼泪差点掉下来，突然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对父亲的冷漠有些过分了，心里涌起一股内疚。
　　剧组人员知道芮伟峰在和女儿说话，都自觉地回避。
　　芮伟峰惋惜地说：“你天生就是当演员的好材料，当初要是报考电影学院现在也该是个角儿了。演员一遍演不好还可以再来一遍，可刑警要是再来一遍那就没命了。”
　　芮小丹说：“爸，您怎么见面就说这个。”
　　芮伟峰拿出一瓶饮料打开递给女儿，等女儿喝了一口这才说道：“整天为你揪心不是个滋味，当初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芮小丹说：“这事当初我也想过，您是导演，我怎么都是沾您的光，不会有我自己。我现在吃自己挣的饭，心里踏实。”
　　芮伟峰问：“工作好吗？你和欧阳开的那店能赚点钱吗？”
　　芮小丹说：“都能说得过去，这次用钱是偶然的，突然就发生了。”接着，她把这次用钱的前因后果向父亲简要叙述了一遍。
　　芮伟峰听完后沉思了片刻，说：“你这是……恋爱了。要说是好事，可……”
　　芮小丹说：“可人家爱不爱我还两说着，这哪叫恋爱，这叫剃头挑子。”
　　芮伟峰说：“你不是一般的丫头，能让你看上的人一定不简单。我不担心你这个，我是担心这种男人你驾御得了吗？”
　　芮小丹说：“驾御？我没想过，我就是一个心眼儿想疼他。”
　　芮伟峰点点头，停了一会儿说：“哦……这让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你从6岁就不理我了，哪来的这么大气性？”
　　芮小丹说：“如果您宁肯独身都不和我妈过，我妈有那么庸俗吗？如果您不结婚是因为能有更多的女人，这是什么性质？爸，我这次来是赖着脸跟您伸手要钱的，就是真有溜须拍马的话也别让我在这个时候说。”
　　芮伟峰刚要说话，这时一位工作人员在不远处喊了一声：导演，都准备好了。芮伟峰站起来也喊了一声：各就各位，准备开拍！然后对芮小丹说：“我让人先送你回宾馆，房间已经给你订好了，咱爷俩晚上再聊。”
　　芮小丹看着父亲匆匆朝演员们走去。
　　芮小丹在杭州住了一夜，第二天乘晚八点的航班返回古城。
　　古城碕碕细雨下了一夜，淅淅沥沥的雨声仿佛蕴涵着驱不散的忧愁，如此绵长又如此凄凉，像流浪者的叹息。芮小丹躺在床上伴着雨声想心事，雨下了一夜，她想了一夜，她回忆着肖亚文在法兰克福的每一句重要的话——
　　　　是魔、是鬼都可以，就是不是人。
　　　　他跟人的思维颠倒了，不是人的思维。
　　　　一旦动了那种心思你就算把地狱之门打开了。
　　　　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是你自找的，不要怪罪我没有提醒过你。
　　　　以我的智力，我理解不了这种人。
　　芮小丹心想：说魔说鬼都是个表述，本质是思维逻辑和价值观与普通人不同，所谓的地狱之门也无非是价值观冲突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如果你是觉者，我尊敬你，向你学习；如果你是魔鬼，我鉴别你，弃你而去。即便是价值观不同，就真有那么可怕吗？
　　天亮了，雨还在下。她起床梳洗完毕，匆匆吃了几口早点，把丁元英给她的房租和家里所有的现金以及银行存折、计划内办事所需的证件等物放进包里，检查了一下，然后开车出去了，她并没有直接去银行，而是先去了古城最有信誉的“诚信房屋中介公司”，询问求租的房子，夏季一天热似一天，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给丁元英换一套有空调的房子。
　　她来得有些早了，在门口等了一会儿房屋中介公司才开门营业，这也使她成为今天的第一个顾客。曾经接待过她的那个女工作人员马上认出了她，歉意对她笑笑说：“您好，真对不起，现在还没有您合适的房子，您再等等吧。”
　　芮小丹说：“再等，夏天就过去了。如果不考虑房租问题有没有合适的呢？但是必须要快，今天一定要搬家，不等了。”
　　女工作人员想了想说：“今天就搬家我们做不到，如果您非要今天搬，我们倒是能给您提供一个信息，都是80平方米到160平方米的新房，每个房间都有空调、电话，小区环境和物业管理非常好，当场办手续当场就能搬进去住，小区附近不到300米就是一条小吃街，总之都符合您的要求，您肯定满意，但是房租也贵，都在1400元到2500元之间。如果您租到了，您在这里的中介费就终止服务了。”
　　芮小丹说：“可以。”
　　女工作人员说：“你到航海东路路南的嘉禾园小区，大门旁边是嘉禾房地产公司的营业部，租房部和售房部都在一个厅里，当场看房，只要房租您能接受，您马上就能搬。”
　　芮小丹马上驱车前往嘉禾园小区。
　　她先沿着小区的四周绕了一圈，有电脑城、农贸市场、大型超市，购物环境很好。在小区西侧果然有一条很长的小吃街，店铺林立，品种丰富，非南村小区的区内小摊可比，吃饭非常方便。看过小区周围环境，她来到了嘉禾房地产公司营业厅的租房部，与工作人员几句话交谈之后，工作人员在小区模型里向她介绍可供选择的房子，她选了一套80平方米三楼最东头的305号房，然后随工作人员实地看房。
　　这是一座刚建成不久的小区，一切都是新的。芮小丹从值班保安的规范动作到小区内部花园化的整洁环境，直到上楼看到装修一新的房子，心里就已经做出决定了。房子果然如中介公司所说，每个房间都有空调和电话分机。
　　经过一番交涉，房租降到了每月1260元，芮小丹以自己的名义租下了这套房子，当下签了协议，一次付清了一年的房租，拿到房门钥匙，然后马上打电话联系搬家公司，约定下午两点到南村小区搬家，同时打电话与丁元英的房东约定下午3点钟退房。
　　芮小丹办完了这些事这才去银行，到银行填好取款单，递上存折、输过密码，在工作人员的要求下又出示身份证，等了一会儿现金取出来了。因为是大额取款，她一边警觉地观察周围的情况一边点了一下钱的大数，装进包里。她这次取了22万元，比丁元英实际需要的担保金多出了2万元。
　　出了银行，她驱车来到“孤岛唱片”店，在门口停下车。
　　或许是因为下雨，店里没有顾客，店主刘冰正倚在门框上看雨景，见芮小丹走过来，忙回到店里取出三张唱片，显然他对这位顾客还有印象。
　　芮小丹拿出那张订金收据交给刘冰。
　　刘冰将三张唱片交给芮小丹，说：“你先看看是不是这三张。”
　　芮小丹拿起穆特小提琴的唱片，撕掉外面的塑料薄膜，打开盒子检查，看到唱片上有一个“元英”字的印章，封底上也有一个同样的印章，这张唱片与她在音响店里看到的唱片完全一样，可以确定是同一张唱片。
　　芮小丹又打开另外两张，上面都有同样的印章。她不动声色地说：“老板，这不是新唱片，唱片上有私人收藏印章，外塑料纸包装也是手工的。”
　　“新唱片能是这个价钱吗？”刘冰反问了一句，解释道，“这是别人收藏的唱片，保存得很好。新唱片150元，我这儿才卖100元。”
　　芮小丹说：“你把有元英印章的唱片都拿出来，我看看。”
　　刘冰搬出一个纸箱子，从里面挑出十几张唱片，又从墙上取下20多张唱片，然后都放进一个鞋盒子里，让芮小丹挑选。
　　芮小丹一一检查了一遍，问：“还有吗？”
　　刘冰说：“就这么多，你自己挑吧。”
　　芮小丹说：“这些是36张，加上那3张一共是39张，我全要了。”
　　“全要了？”刘冰一愣，但很快恢复常态，心里暗自惊喜，这可是一笔不小的生意。他赶快找了一个合适的箱子往里装，生怕这位买主儿又改了主意。
　　刘冰将唱片装好后，用胶带封上，又装到黑色塑料袋里，说：“你一次要得多，我给你个优惠价，你拿3800元吧。”
　　芮小丹说：“发烧友买的都是80元一张，我一次给你收底了，你开个能成交的价。”
　　刘冰又是一愣，问：“我怎么不认识你？”见芮小丹没有回答，就拿过计算器计算，想了想说：“你拿3000元吧，降到77元一张，不能再少了。”
　　芮小丹点头同意，从包里拿钱数出2950元连同订金收据一起递给刘冰。
　　刘冰接过钱说：“过两天你再来看看，还有很多。”
　　芮小丹客气地笑笑，提着装唱片的袋子上车了。
　　芮小丹离开“孤岛唱片”时已经快一点了，她在路边买了一个面包边开车边吃，喝了几口矿泉水，这就算一顿午饭了。来到南村小区丁元英的楼下，她先给丁元英打了个电话，然后挎上包提着唱片上楼了。
　　丁元英仍然是那套不变的礼节，请客人进屋、入座。
　　芮小丹把装唱片的袋子放在沙发旁边，从提包里拿出20万元现金放到茶几上，说：“丁先生，这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你数一下。”
　　丁元英说：“你觉得这是一个成年人的成熟之举吗？”
　　芮小丹说：“是你的承诺不成熟还是我履行承诺不成熟？”
　　丁元英无言以对，停了一会儿，把烟递过去。
　　芮小丹说：“谢谢，我戒了。按规矩，你该给我打一张借条。”
　　丁元英把这支烟自己点上，慢慢抽了一口，到卧室拿来笔和纸，当面写了一张20万元的借据交给芮小丹，说：“这不理智，这是赌博。”
　　芮小丹看了看借据，收起，说：“我注意到你打电话借钱是个北京的手机号码，那个人是你第一个能想到的可以开口借钱的人。我明天去北京，希望能见到这个人，希望你能给我安排见面，我订好了车票通知你车次。目的就一个，我要了解你，要知道你是谁。”
　　丁元英对芮小丹的这种非常之举始料不及，本能地迟疑了片刻，斟酌着词句说：“这样做不合适，至少于你不得体。”
　　芮小丹淡然一笑说：“你这样对债权人讲话不够礼貌，我可以有很多想法，但至少我作为债权人要了解债务人的情况是应该得到尊重的权利。”说完，她把黑色塑料袋打开，将装满唱片的纸箱放到茶几上，用汽车钥匙划开封条，露出一箱子唱片。
　　丁元英看到唱片，脸上掠过一丝惊诧。
　　芮小丹说：“你在‘孤岛唱片’店里变卖的唱片，现有的我都收回来了。以后你要再卖唱片直接卖给我就行，这是1万元的预付款。”说着将1万元放到茶几上，然后又问：“你卖给刘冰多少钱一张？50？还是60？”
　　丁元英没有回答。
　　芮小丹说：“我出一百，别说竞争不公平。”她看看表，指针已经指向两点了，拿出新租的房门钥匙放到茶几上，又说：“房子租好了，已经付了一年的租金。搬家公司两点钟来搬家，我约了房东三点钟来交接房子，赶快收拾一下吧。”
　　话音还没落，楼下传来了卡车刹车、熄火的声音，丁元英走到窗户前往楼下一看，果然是搬家公司的车来了，从车上下来了几个人打开车厢。他知道，此刻再谈1万元现金和一箱唱片的去留问题显然不合时宜，当下不是解决问题的时候。
　　丁元英思考了一下，说：“芮小姐，我还没有装腔作势到可以无视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你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个东西，天知、地知，不会有结果。”
　　芮小丹问：“什么不会有结果？”
　　丁元英哑口无言了。
　　芮小丹一笑说：“即便是呼之欲出你也讲不出，因为一说就错，这就像法律不能单纯以推理定罪，得允许在可能与事实之间存续一个演化的过程。”
第十一章
　　古城距离北京360公里，芮小丹坐了4个多小时的夜行列车，于早晨7点30分抵达北京火车站。她随着出站的人潮走出站口，停下来往四周观望，看见一个小伙子高举着一块上面写着“芮小丹”的牌子，旁边站着一个男人。她认出了举牌子的小伙子，就是他开车送丁元英来古城的小赵，在南村小区见过一面。
　　她一边快步走过去，一边张望，却看不见肖亚文的踪影，心里在纳闷：已经在电话里约好了要来的，怎么不见人呢？
　　小赵也认出了她，快步迎上来招呼道：“芮小姐，你好！”
　　芮小丹也笑着寒暄道：“你好。”
　　小赵介绍道：“这是我们韩总，正天集团总裁。”
　　正天是国内知名品牌，芮小丹没有想到这么一大早前来车站接她的竟是这个集团公司的总裁，这让她潜意识里感觉肖亚文已经来过了，而且回避了。她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也就是在这一刻，她脑海里不自觉地闪出了一个平时很少留意的词：阶层。
　　韩楚风衣着简洁而考究，沉稳的目光透着权威，礼貌而随和地说：“芮小姐，你好。我是元英的朋友韩楚风，咱们不客气了，上车吧。”
　　三人走到停车场，上了一辆黑色奔驰S600轿车，小伙子开车，韩楚风坐在前面，芮小丹坐在后面，汽车驶离北京站。
　　车上，韩楚风客气地说：“芮小姐，你的住处已经在正天饭店安排好了，你先住下忙你的事，我白天抽不出时间，咱们约定晚上我请你吃饭。”
　　芮小丹说：“谢谢，给韩总添麻烦了。呆会儿我先和肖亚文联系，想趁中午的时间和她一起吃顿饭，下午没事，我想一个人去逛逛商场。”
　　韩楚风说：“肖小姐我认识，很不错的一个人。”
　　汽车开了20多分钟在正天饭店大门停下，立刻有身穿制服的侍应生上前开车门。韩楚风带着芮小丹走进酒店，在大厅的电梯口等小赵。这期间，他们身边不断有来来往往的人与韩楚风打招呼，都以“韩总”称呼韩楚风。
　　片刻，小赵进来了，到总台拿上房间钥匙快步走来，三人一起乘电梯上了19楼，由楼层的服务小姐带领到1901号房，打开房门进去。服务小姐向芮小丹简要介绍了一下服务内容和注意事项，韩楚风摆了一下手让她离开了。
　　韩楚风想了想说：“芮小姐，餐厅在二楼，我时间太紧，不能陪你吃早餐了。你坐了一路夜车，上午先休息，中午11点半小赵来接你，你自由安排活动。下午你要逛商场就赏个光，让小赵陪你去我们正天商业大厦逛逛。”
　　芮小丹点点头，说：“行。”
　　韩楚风说：“那我就先告辞了。”
　　芮小丹把他们送到门口。
　　送走韩楚风，芮小丹关上门打量着这套由卧室、会客室、写字间、洗手间四部分构成的套房，每个房间都是精美的欧式风格设置，每件物品、每个细节都尽显奢华。眼前这套豪华套房以及刚刚发生的一切似乎在她周围形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压力，让她隐隐约约感觉到很不舒服。她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坐了一会儿，下楼吃早餐去了。
　　她心里很不平静，在去餐厅的路上脑子里还在想，想丁元英在闷热的房间里汗流浃背的样子，想他几十元变卖的唱片，心里禁不住升起一股敬佩与酸楚。
　　吃过早餐回到房间，她给肖亚文打电话，这时的肖亚文已经在公司上班了。电话里，她有意回避了为什么在车站没见到肖亚文的话题，而是直接约定一起吃午饭，肖亚文把地点定在了的北京宏大写字楼大门口。
　　中午11点25分，司机小赵准时往房间里打电话，通知芮小丹下楼。芮小丹已经做好了出门的准备，接到电话很快下楼，汽车在大门口停着，小赵站在汽车旁边，后排车门已经打开了。
　　小赵见芮小丹走来，迎上一步说：“芮小姐，请上车。”
　　芮小丹说：“谢谢。”坐进车里。
　　汽车行驶了半小时后，在宏大写字楼路边停下。芮小丹透过车窗看到，马路左侧是一排栅栏，大门两侧挂着许多文化团体的牌子，院子里是一幢大楼，楼前停着十几辆轿车。马路的右侧是几家装潢考究的饭店，饭店门前的汽车泊位都已经被占满了。
　　芮小丹远远地就看见肖亚文站在路边，汽车也就在她身边停下了。芮小丹下车亲热地与肖亚文拉了拉手，问：“等多久了？”
　　肖亚文说：“刚下班。小赵，你好！”
　　“肖小姐，你好！”小赵说：“你们吃饭，我一点半来接芮小姐。”
　　肖亚文对小赵点点头，歉意地说：“辛苦你了。”
　　小赵开车离开后，她们进了一家名叫“古来香”的餐馆，选了一张最角落、最便于谈话的桌子坐下。肖亚文没看菜谱就向服务小姐点了一壶菊花茶和两份传统菜，显然是这里的常客。服务小姐用一个精致的木托盘端来一壶茶和两只杯子。
　　肖亚文倒上两杯茶，将其中的一杯放到芮小丹面前，这才说：“我去过车站了，老远就看见了韩楚风，他现在是正天集团的总裁，你这面子大了，我再愣往上凑就不知趣了，悄没声回来上班吧。要是连这点眼神都没有，早就饿死了。”
　　芮小丹岔开了这个尴尬的话题，问：“现在忙什么？”
　　肖亚文说：“我在一家猎头公司打工，日子过得去。说你，你跟他怎么了？”
　　芮小丹说：“我想，我是爱上他了。”
　　肖亚文微微一怔，淡然道：“那剩下的就不用想了，下地狱吧。”
　　芮小丹问：“你怎么知道是地狱？”
　　肖亚文笑了笑，说：“你不老实，漏掉了一句话。完整的这句话应该是：如果你没动过那种心思，你怎么知道是地狱？但是你高估了我，也低估了我。说你高估，是因为我还没清高到不知道自己是谁；说你低估，是因为我还没天真到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芮小丹说：“言下之意，就是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肖亚文喝了一口茶，沉静而感触地说：“女人哪，好多贱东西是骨子里生的，只要你是女人就扔不掉。连我这女人都知道这个，况且是那种明白人。我给他当过一年助理，不管他怎么尊重女士，都掩不住骨子里害怕女人，害怕就是鄙视，就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站在女人的角度，丁元英并不招女人喜欢，不实惠，没有女人想要的那些东西。这种人只能定位在熟人或朋友的位置上有意义，距离再近这点价值就毁掉了。”
　　芮小丹说：“言下之意，就是我把这点价值毁掉了，辜负了你。我现在已经不仅是尴尬了，而是有了犯罪感，也不用等以后的地狱，我已经在地狱了。”
　　肖亚文说：“你先好好听着，我还没说到地狱呢。我见过他前妻，也聊过几句，你可以参考参考他前妻说的话。她说，他永远都不会跟你吵架，他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渗透着对世俗文化的居高临下的包容，包容到不屑于跟你讲道理，包容到让你自己觉得低俗、自卑，当你快要憋死、快要疯掉的时候，你能想到的就只有一个字，逃！”
　　芮小丹点点头说：“很实在，也很深刻，不像是推脱。”
　　肖亚文说：“逃，就是地狱。”
　　芮小丹说：“反对，这里不存在逃的问题。如果丁元英在一块石头上被绊倒两次，说明他是笨蛋，只能是他在地狱里受折磨，要逃也是他逃。”
　　肖亚文说：“所以，他不会让自己绊倒两次。而你，求之不得，就得受相思之苦。相思有多苦，古今的诗词都说尽了。你是女人，有女人的天性，一旦陷进去就很难自拔。丁元英这种人对女人没有意义，是女人就有贪嗔痴，没有贪嗔痴的女人是天国的女人。”
　　芮小丹说：“即便是地狱，我也得尝尝地狱是什么滋味。”
　　这时服务小姐送上了饭菜，两碗米饭，两份特色菜：古香狮子头。饭菜上桌暂时中断了话题，肖亚文拿起筷子说：“这个菜要趁热吃才好，先吃饭。”
　　吃了一会儿，肖亚文放下筷子用纸巾擦了一下嘴唇，诡秘地笑着说：“妹妹，女人最大的魔法就是色，而你恰恰是芳艳绝色，既执意要做，就把妹妹的十八般兵器全都用上，战他个翻云覆雨、溃不成军，我就成了娘家人，少不了将来沾你点仙气儿呢。”
　　芮小丹笑道：“天哪，有这么教妹妹的姐姐吗？”
　　肖亚文优雅地一挥手说：“这还用教？本能，说个教字都羞辱了造物主。”
　　两人又接着吃饭，边吃边聊，芮小丹将最近发生的事情简要讲了一些。
　　提到“变卖唱片”的情况，肖亚文暗自一惊，她曾经担心过陈茹拿走15万元会对丁元英在古城的生活有影响，却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
　　肖亚文在心里默默盘算：该不该告诉她陈茹拿走15万元的事呢？不说，她会无意中把变卖唱片的事透露给韩楚风，那么陈茹私下向丁元英借钱的事就不再是个秘密了；说了，她见韩楚风就会刻意回避这个问题，从而承受很大的经济压力。如果自己拿钱资助丁元英，在这种敏感的时期显然不妥。思忖再三，肖亚文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保持沉默，毕竟陈茹借钱的事已经过去一年了，还是由韩楚风解决丁元英的生活费最为合适，各方面都得体，而这几个钱在韩楚风手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于是，肖亚文没有提及陈茹借钱的事，而是延续刚才的话题，说：“其实，你这次来北京不如不来，见了韩楚风反而会给你添麻烦。”
　　芮小丹不解，问：“为什么？”
　　肖亚文说：“你等着看，韩楚风接待你的规格会很高。但是，你要真觉得你值这个规格那就错了，值这个规格的不是你，是丁元英。对于你，这个规格只能会把你推向极端，要么让你自卑，要么让你像个贪便宜的小市侩，根本不给你恰如其分的选择。即便是你看透了这一点，人家待你好总没错，你诉苦都找不着地方。那个圈子不是你给人家过筛子，而是人家给你过筛子，本来你还有点自信，经他这么一关怀也就摧残得差不多了。”
　　芮小丹说：“我是来了解情况，如果被摧残，那也是应该了解的情况。”
　　肖亚文思索着，说：“如果从丁元英给欧阳雪指定股票和担保来看，这倒让我觉得这事有点可能了，他不是跟欧阳雪计较面子得失，是在乎你的感受。”
　　芮小丹说：“怜香惜玉，给女士几分面子而已。”
　　肖亚文说：“可能，但也未必。丁元英是一诺千金的人，他在柏林是签过字的，承诺不再涉足股市。50万元的股票对于他在数量上可以不算什么，但是在性质上没有区别。这意味着什么？什么人值得他可以不惜违背诺言？”
　　将近一点半的时候，小赵准时来了，见过芮小丹和肖亚文之后，小伙子就到外面的汽车里等候。肖亚文付过账单，嘱咐芮小丹晚上与韩楚风见面的时候少吃一点，然后她们再去酒吧听音乐、喝咖啡，去小吃街吃夜宵。肖亚文快到上班时间了，两人在餐馆门口道别。
　　正天商业大厦坐落在北京的一条繁华大街上，大厦门前那片宽阔的广场在寸土寸金的地段格外具有人情味，也因此而更显得大气和雄浑。大厦正门的右侧有一块不大的停车场，停的全部都是集团内部具有领地特权的轿车。芮小丹乘坐的轿车刚一驶入就被值勤的保安识别出来，保安指挥着小赵将车停在一个他认为合适的泊位。
　　芮小丹下车后对小赵说：“太麻烦你，谢谢。你回去吧，我到里面随便看看，一会儿我坐出租车回去就行了。”
　　小赵想了一下，说：“行，那我就不等你了。”
　　芮小丹向小赵礼貌地招了招手，然后进了商场。
　　商场里的装潢富丽堂皇，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目不暇接，无论是你来我往的顾客还是眼花缭乱的广告牌，处处都显示出大都市的新潮与时尚。芮小丹按照导购示意图的提示，直接上了五楼的时装商场，全神贯注地浏览着，时而驻足仔细审视某一件服装，时而到更衣间试穿一件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衣服。不知不觉中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尽管她没打算买东西，但还是忍不住买了一条牛仔裤、一件休闲上衣。
　　芮小丹看看表，觉得该回去了，她需要时间准备一下，晚上她与韩楚风还有一次重要的谈话。但是，当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却意外地被商场保安迎面拦住了。
　　保安礼貌地说：“芮小姐，请留步。”
　　芮小丹一听就立刻意识到她被人监视了，至少说明小赵并没有走，而是一直在这里等着接她。她客气地问：“先生，有问题吗？”
　　保安说：“请芮小姐跟我来，我们总经理在外面等您。”
　　芮小丹跟着保安往外走，一出大门就看见那辆黑色轿车还停在原处，小赵正和身边的一位中年男人说话。小赵看见芮小丹过来，迎上一步接过东西微笑着说：“芮小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商场的总经理马国安先生，你们在古城见过面。”
　　芮小丹记得在古城见他时别人是叫他“马主任”，刚过去一年，他已是正天商场的总经理了。她与马经理握握手，但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只是礼节性地一笑。
　　马经理含糊其词地说：“请芮小姐稍候，还有个箱子得装车上。”话音未落，只见一位穿西装的小伙子抱着一个纸箱急匆匆地向这边跑来，小赵打开汽车仓盖将箱子装进去。马经理见箱子装好了，这才说：“芮小姐请上车。”
　　芮小丹上车后汽车随即就启动了，她见马经理向她挥手告别，也下意识地摆了摆手，整个过程芮小丹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结束了。
　　路上，芮小丹对小赵说：“你不该等我，这样不合适。”
　　小赵说：“这是我的工作。”
　　芮小丹不再说什么了。
　　到了正天饭店，小赵把汽车停到大门口。芮小丹下车后对小赵说：“谢谢你，再见。”小赵只是笑笑，开车到停车场去了。
　　芮小丹乘电梯上到19楼，回到房间放下东西，然后去洗手间打开热水，就在她刚刚开始洗手的时候，门铃响了。芮小丹擦了一下手去开门，一看，原来小赵并没有走，正抱着那只纸箱子站在门口，于是赶快让他进来。
　　小赵放下箱子解释道：“芮小姐，刚才我和马总都没敢告诉你，这箱子是给你的，你一进商场就有人跟着你，箱子里装的都是你在商场留意的衣服，这事是马总操办的，钱已经付过了，都记在了韩总的账上。我只是个司机，请芮小姐千万不要让我为难，我把箱子送到这里任务就算完成了。”
　　芮小丹这才明白韩楚风为什么刻意推荐她去正天商场，问道：“一共多少钱？”
　　小赵答道：“发票都在里面，大概1万3千元。”
　　芮小丹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于是小赵连声道谢，然后告辞了。
　　芮小丹打开纸箱，随手拿出几件衣服看看，果然都是她在商场里特别留意的衣服。她把衣服放回箱子，侧身躺到沙发上，陷入沉思。
　　晚上，韩楚风亲自开车来接芮小丹。
　　汽车开到使馆区，在一家名叫“夜巴黎大酒店”的高级饭店停下。这里名为饭店，却更像是一座贵族宫殿。进了酒店，两个古罗马骑士装束的门童端立两侧，向客人躬身致敬。一位身穿白色酒店制服的中年男子微笑着迎上来，引领他们在一张桌前坐下。
　　酒店里的服务员与众不同，全部都是中年男性。酒店的客人大多数是外国人，一个个举止文雅、气质不凡。这里的客人虽然不少，但却很安静，没有人高声说话。
　　韩楚风点过菜谱，然后家常地说：“芮小姐，这里是国际贸易的第二交易所，来这里的人想办事的多，吃饱饭的少。但是今天请你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为了让你吃好。你来北京就是客，我自然得尽到东家的厚道。”
　　芮小丹说：“韩总，我来北京，是想向你了解点丁元英的情况。”
　　韩楚风用一种淡然的口吻说道：“芮小姐，你是客人我是东家，让你住好吃好，这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和我在一张桌子上谈论丁元英，你凭什么？”
　　芮小丹沉默了片刻，平静地说：“我以为丁元英第一个能想到的可以开口借钱的人该是君子之交，却原来也是个攀龙附凤的角色，是我想像力丰富了。我既来了，自当尊重您的高贵，只是我无以为凭，知趣了，告辞。”说完起身就走。
　　“慢！”韩楚风叫住了她，点了一下头说：“此无以为凭正是一凭，请坐，请！”
　　芮小丹思忖一下，重新回到座位。
　　韩楚风缓和了一点语气，说：“元英这人不太容易说明白，不凭点什么，就只能是一个越说越大的问号，不是我存心要刁难你。”
　　芮小丹淡淡地说：“住饭店，给衣服，到这儿吃饭……我还没给丁元英脱呢，您就给我扔了一块骨头，很有上流社会风度。如此一说我不如一只花瓶，充其量当了一回你们男人之间挥洒交情的酒瓶。”
　　韩楚风沉默着，一言不发，他的目光和神态渐渐发生着变化。
　　这时，酒水、菜点上桌了。但是，两个人谁也没有动餐具。
　　韩楚风思考了许久，终于开口了，说：“是花瓶还是红颜知己，得称称斤两才知道。礼数不周的地方，我这儿向你道歉了。衣服退掉，房费你付，这顿饭我请客，如何？只是你那个‘您’字还请改回来。”
　　芮小丹说：“谢谢。如果以后还有机会，也请韩总体谅我们穷人的难处，这种酒店我吃不起，那种饭店我住不起。”
　　“是我不上道儿了，对不起。”韩楚风呵呵一笑，刚才的不愉快顿时烟消云散，他拿起餐刀餐叉说：“去年马主任和小赵送元英去古城，回来就说看见了一个女警官，说那叫漂亮啊，今天一见果不其然。来，咱们边吃边聊。”
　　芮小丹尝了几道菜，喝了一口饮料，然后停下来等着韩楚风切入正题。
　　韩楚风拿起纸巾擦擦嘴，点上一支烟。他对芮小丹此次来见他的意图完全明白，却没有按照芮小丹预期的话题谈论丁元英，而是问道：“元英借钱是怎么回事？”
　　芮小丹把丁元英打电话借钱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
　　韩楚风沉思了片刻，说：“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你回去的时候顺路帮我把元英的车开回去。这是我们之间的事，跟任何人都没关系。如果专程送一趟就得出两辆车，还得来回折腾，你顺路开回去只是一个单程。”
　　芮小丹说：“3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还可以。”
　　韩楚风点点头，有确定和言谢的双重意思，然后歉意地说：“芮小姐，你来找我，我肯定会让你失望了。元英害怕女人是怕到骨子里了，教不得、斗不得，还不如花钱嫖娼来得明心见性。至于评价他这个人，我觉得有一句话就够了：元英是个明白人。”
　　芮小丹心里微微一颤，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感觉。
　　当晚，芮小丹与韩楚风在夜巴黎大酒店面谈之后，晚上九点多韩楚风送芮小丹返回正天饭店。芮小丹稍事休息就按约定与肖亚文电话联系，两人在三里屯酒吧街见面。三里屯酒吧街是北京酒吧最有名气的地方，有纸醉金迷的歌舞场、有温馨浪漫的伊甸园、有高雅前卫的文化岛……无所不容。她们选择了一家名叫“密西西比河彼岸”的爵士酒吧，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爵士乐演奏，感受着一种氛围、一种情绪。午夜，她们去北京著名的小吃街吃夜宵，一碗杏仁茶、一碟生煎包……从这头吃到那头。
　　芮小丹回到正天饭店休息时已经是深夜了，这一夜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觉得自己与丁元英是站在一道峡谷对面的两个人，虽近在咫尺，而要走到一起却是如此遥远。
　　第二天上午十点，芮小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按照与韩楚风约定的时间下楼，韩楚风和小赵已经在正天饭店的停车场等候了。韩楚风抽着烟，身旁停着两辆黑色轿车，一辆是正天总裁的奔驰S600，一辆是韩楚风个人的宝马730。
　　韩楚风等芮小丹走过来，拍了拍宝马车说：“就是这辆车，行车手续都在车里。”
　　芮小丹把挎包和买的几件新衣服放进车里，关上车门端详着车说：“真漂亮，我还从来没开过这么好的车。”
　　韩楚风笑了笑说：“车况很好，你跑上几公里就不手生了。昨天我一直在想，你挂断元英电话的那个动作一定很漂亮，像个女侠。”
　　芮小丹客气地说：“韩总，我这次来给你添麻烦了。”
　　韩楚风摆摆手，说：“元英借钱的事你已经办了，我就不跟着添乱了，只给他带了30条烟和5万元零花钱。郑建时4月份回国的时候从安溪老家给他带了15斤铁观音，詹妮托建时给他带了20多张唱片，你回去一说他就知道。茶叶都是小袋真空包装，我一直放在冰柜里，品质不会有太大影响。”
　　芮小丹说：“行。”
　　韩楚风说：“你还得赶路，上车吧。”
　　芮小丹朝站在不远处的小赵摆了摆手示意道别，然后坐进车里发动车，系上安全带。她在检查行车证和养路费等上路手续时，发现车主的名字是韩楚风而并不是丁元英，但以自己时下的尴尬身份却也不便多问。
　　直到这时，韩楚风才以老大哥的语气交代了她几句话，说：“元英不是个执著出人头地的人，有口饭吃就知足，喜欢清静，习惯一个人呆着，这对女人而言是消极、孤僻，是不思进取。古城不是他的久留之地，他的资金在柏林被冻结了，得到1998年5月才能解冻，那时候他就有能力找个地方，买个房子，也许就这么无声无息过下去了。元英接受你，就意味着需要重新构建生活模式，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韩楚风说完这番话后替她关上车门，挥挥手示意她开车。
　　芮小丹明白这番话的关照，落下车窗说了一句：“谢谢！”她也向韩楚风挥了挥手，汽车打了一个弯儿驶出停车场，汇入了马路上的车流之中。
　　驶入全封闭的高速公路之后，大都市的喧嚣和繁华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眼前是辽阔的田野，农民正忙着夏收秋种。
　　芮小丹无心欣赏沿途的景色，她左手扶着方向盘，右手从提包里拿出墨镜戴上，落下车窗玻璃，强劲的风灌进车里，打在她的脸上。她回味着韩楚风刚刚说过的话，心里想：这个年代，执著出人头地并不难，难的恰恰是不执著出人头地。
第十二章
　　芮小丹到达古城是下午3点钟，快到南村小区时她用手机给丁元英打了个电话，一直没人接，这才突然想起他已经搬家了，于是掉转方向朝嘉禾园小区行驶，重新拨通新房子的电话，说韩楚风有东西带给他，请他下楼接一下。
　　汽车刚驶进嘉禾园小区，芮小丹远远地就看见丁元英站在楼下等着了，她在丁元英身边停下车。丁元英看着汽车，眼睛里闪过一丝困惑。
　　芮小丹下车，对丁元英笑了一下算是打招呼了，然后用钥匙打开后仓盖，露出两个用胶带封好的纸箱，对他说：“就是这两个箱子，你搬大的。”
　　丁元英搬起一只较大的纸箱先上楼了。
　　芮小丹背上自己的包，将汽车锁好，然后搬起另一只纸箱上楼，走到二楼时，丁元英又下来了，接过芮小丹手中的纸箱，两个人一起进到屋里。两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尴尬而微妙的时刻。
　　这套房子比南村小区的那套房子宽敞了许多，屋里的空调开着，一进门就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凉爽，家具的摆放基本按照原来的方式，因此有一个房间空着。由于刚搬进来的缘故，房间里的一些细节还没收拾。
　　丁元英放下箱子客气地说：“你请坐。”
　　芮小丹坐下，把行车证和车钥匙一并放在茶几上说：“韩楚风给你带了30条烟和5万块钱，铁观音是郑建时从老家带的，詹妮托郑建时给你带了20多张唱片。韩楚风让我把你的车开回来，可车主并不是你的名字，我也不好多问。”
　　丁元英沉默了片刻，说：“楚风知道我不会开车，古城也用不着车。”
　　芮小丹一怔，问道：“有问题吗？”
　　丁元英说：“没有，是去年打赌他输的车，笑谈。”
　　芮小丹恍然大悟：丁元英不会开车，言下之意就是由她给丁元英开车。丁元英在古城没有用车的地方，惟一的就是生活用车。韩楚风在这个时候让她把车开回来，显然是用一种恰当而含蓄的方式向丁元英表明态度，承认她的存在。尽管芮小丹知道韩楚风的态度左右不了丁元英的决定，但心里还是升腾起一种感动。
　　丁元英说：“欧阳雪来过了，钱已经给了她。我不会开车，也没地儿放，这车还得麻烦你给找个地方。”
　　芮小丹说：“行，是我给你找麻烦了。”
　　丁元英用汽车钥匙划开纸箱上的封条，小纸箱里放的是整整一箱的三个五香烟和五万元现金，大纸箱里则装满了茶叶和唱片。
　　丁元英将唱片浏览了一遍，又拿剪刀打开一包铁观音倒在手上细看，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说：“好茶。”说着让芮小丹看，那种神情和动作就像是一个孩子在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心爱之物，只见那些茶叶形似珍珠，粒粒饱满圆润，墨绿中隐隐透着油亮之色。
　　芮小丹说：“我不懂茶道，看不出来。”
　　丁元英把茶几上的那只自动加热的小电热壶拿起来，壶嘴突突地冒着蒸气，他用开水将茶盅、公道杯、盖碗都烫了一遍，用红木制成的木勺舀上茶叶放进盖碗，冲入开水，用碗盖搅动几下，倒掉，再冲入开水，将泡好的汤汁透过滤网倒入公道杯，沉淀了一下，又倒入茶盅，再把这杯茶放在木制茶托上端到芮小丹面前。
　　芮小丹将杯子放在鼻端，一股清香就溢了出来，深吸一口气，香味直入肺腑，顿时感觉到神清气爽，禁不住说：“好香！”她端起茶盅喝了一小口，立时满口余香，又接着说了两个字：“好茶！”
　　丁元英端起茶盅一饮而尽，闭上眼睛品味了一下，赞许地点点头，放下茶盅，接着点上一支烟，满足地吸了一口。
　　芮小丹没有再喝那杯茶，拿起茶几上的行车证和车钥匙，站起身平静地看着丁元英的眼睛，平静地说：“晚上我请你吃饭，等我电话。”
　　丁元英思忖了一下，问：“去哪儿？”
　　芮小丹若隐若现地凄然一笑，说：“别怕，今天没人跟你要饭钱了。”
　　芮小丹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去了超市。
　　她平时就喜欢逛超市，喜欢那种自由、惬意的购物环境，即便什么都不买，看看也是一种享受。但是今天她却无心观赏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是提着购物篮直奔食品区，挑选已经盘算好的蔬菜、海鲜、肉食、茶叶，又去拿了几听高档啤酒，装了满满一篮子。
　　回到家，芮小丹把汽车停好，进屋就疲惫地躺在沙发上。
　　休息片刻，她起身到厨房开始做菜。她将菜肴按照自己的需要配置好，就留下最后一道炒的工序，然后把一道需要长时间细火慢煨的萝卜球扇贝汤放在火上炖着，腾出手去收拾房间。干完活，她打开热水器洗了个澡，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后，这才坐在梳妆台前精心地化妆，接着是到卧室打开衣柜挑选衣服。
　　芮小丹选的是一件乳白色的纯棉衬衫和深色休闲长裤，这套服装的搭配与她那种独特的气质形成了浑然天成的效果。同样是乌黑的长发披在肩上，也同样是楚楚动人，只是她那双黑亮的眼睛少了几分平时的机敏，多了几分忧伤。
　　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6点40分了，她打电话通知丁元英20分钟后下楼，自己锁上门开车去嘉禾园小区。
　　丁元英在楼下等着，一言不发地被芮小丹带走了。
　　天黑了，路灯亮了，马路上充满各种喧闹的声音，风从开着的车窗吹进来，带着一股夏季的闷热气息。丁元英坐在后座上神情漠然地抽烟，直到汽车开进玫瑰园小区，丁元英才意识到吃饭的地点不是酒店。
　　丁元英跟着芮小丹进屋，打量着这套显得过分空荡的房子，自己到沙发上坐下。
　　芮小丹去厨房冲了一杯茶，连同一只空盘子放在丁元英面前，说：“我给你准备了点西湖龙井，如果不合你的口味，你就将就着喝吧。我的烟缸已经扔了，你就用盘子吧。”
　　丁元英问：“家里没人吗？”
　　芮小丹说：“我父母离婚多年了，父亲在上海，母亲在法兰克福。这是我母亲落脚归乡的房子，其实古城已经没有亲人了。你先坐会儿，我去炒菜。”
　　一会儿工夫，芮小丹将做好的菜端出来，摆在茶几上，一盘虾仁拌西芹，一盘清炒西兰花，最后才小心翼翼地端出一只砂锅，掀开锅盖，一股热腾腾的香气扑鼻而来，牛奶似的汤里面有一只只小圆球，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她从砂锅里盛了一碗汤放在丁元英跟前，说：“这是萝卜球扇贝汤，我跟饭店的大师傅学的，你尝尝味道。”
　　丁元英用小勺喝了一口，说：“好汤。”
　　芮小丹倒了一杯啤酒递给丁元英，说：“我不能喝酒，你喝。”
　　丁元英喝了一口啤酒，每样菜都尝了尝。
　　芮小丹问：“你怎么看女人？说心底的那点东西。”
　　丁元英心里明白这是揭幕的前奏，于是坦率地说：“女人是形式逻辑的典范，是辩证逻辑的障碍，我无意摧残女人，也不想被女人摧残。”
　　芮小丹说：“女人就这么难养吗？”
　　丁元英说：“红颜知己自古有之，这还得看男人是不是一杯好酒，自古又有几个男人能把自己酿到淡而又淡的名贵？这不是为之而可为的事，能混就混吧。”
　　芮小丹说：“我想，以后我们像这样坐在一起的机会该是没有了。你是明白人，女人那点兜圈子的套路就免了，我今天请你来不为别的，就为履行个程序。”
　　丁元英知道迟早要经过这个程序，却不知道是以什么方式履行程序。
　　芮小丹站起来走进卧室关上门。过了片刻，当她走出来的时候，身上穿着一件月白色的丝绸睡袍，她缓步走到丁元英面前，轻轻一拉系着的腰带，那丝绸睡袍似水一样从身上滑落到地上，露出细腻、丰润的裸体，那美丽的曲线和动人魂魄的质感犹如浑然天成而又完美无瑕的白玉艺术品，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节都流淌着圣洁的光泽。
　　丁元英被这幅连魔鬼都无法亵渎的画面震撼了、惊呆了。
　　芮小丹平静地说：“我把一个女人所能及的事都做了，包括我的廉耻和可能被你认为的淫荡，以后我就不遗憾了。现在你可以走了，结束了。”
　　丁元英久久凝视着芮小丹的裸体，冷静地说：“我是人，而且还没有进化到此时此刻可以无视本能。但是，我丁元英何德何能敢领受上苍这样的恩赐？”
　　他站起身，弯腰捡起那件睡衣，轻轻地给芮小丹裹在身上，又坐回到原处，望着她极其诚恳地说道：“你是一块玉，但我不是匠人，我不过是一个略懂投机之道的混子，充其量挣几个打发凡夫俗子的铜板。你要求的，是一种雄性文化的魂，我不能因为你没说出来而装不知道。接受你，就接受了一种高度，我没有这个自信。”
　　稍微停顿了一下，他说：“我自以为是有点学问的人，但是今天我得承认你给我上了一课，你让我用灵魂而不是文字去理解女人的圣洁。你这样做，是基于一种对应的人格，谢谢你能这样评价我，谢谢！”
　　丁元英说完起身向门口走去。
　　芮小丹伫立不动，说：“不能超越本能的男人，不算好汉。你让一个女人体验到了被征服的快感，谢谢你。”
　　房门悄无声息地在两个人之间关上了。
　　芮小丹猛地回头，已经不见了丁元英的身影，冰冷的门把他们隔在了两个世界里，彻骨的绝望仿佛使她的血液都凝固了，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
　　芮小丹把头蒙在被子里，让自己尽情地哭泣，让泪水无拘无束地流淌。无论她怎样有心理准备，当这个结局来到的时候，她还是得用心碎去承受。
　　当她情绪渐渐平息一些的时候，她拿起电话打给欧阳雪。
　　欧阳雪听出了芮小丹的声音刚哭过，焦急地问：“小丹，出什么事了？”
　　芮小丹说：“丁元英刚走，都结束了，打个电话跟你说一声。”接着，她把刚才发生的事简单讲了几句。
　　欧阳雪在电话里沉默了好半天说不出话，显然无法理解这种极端之举，神情稍微镇定之后，她愤然而又讥讽地说：“你犯得着这么贱吗？”
　　芮小丹说：“贱吗？他要像狼一样扑过来那我就真贬值了，他这一走，倒让我看清楚我在他心里还值几两银子。”
　　欧阳雪说：“我不懂你们那种高层次的哑谜，换了我，早就恼羞成怒了。不过细想也有点道理，要是男人在那时候都能先想想责任，女人的日子就会好过点。”
　　芮小丹说：“这事你知道就行了，不说了。我挂了。”
　　“先别挂。”欧阳雪说：“股票的事我跟你说一声，我把你那20万也买成股票了，一共买了70万，就是说这钱已经和担保没关系了。”
　　芮小丹惊诧地说：“这不可以，犯规了。”
　　欧阳雪说：“可我心里承受不了，我要是那样，以后还怎么再往人堆儿里凑？到了这份上咱就充一回好汉吧，一看跌了咱就赶快逃哇。”
　　芮小丹说：“那你就碰运气吧，我这儿还有一桌子菜没收拾呢，不聊了。”
　　放下电话，她将桌上的酒菜收拾干净，又将厨房收拾干净，这才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做她每天必修的功课。但是今天的日记她能写什么呢？她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思绪漫无边际地飘荡，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驻足。
　　她在日记里写道：你是那么执著于孤独吗？我就眼看着让你走了，可心在问我，那我又该怎么去疼你？
第十三章
　　炎热的夏天过去了，中秋节一天天临近。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天空呈现出清澈的蓝色，有丝絮般的云迹，又高又远，阳光无遮无拦地流泻下来。古城的大街上应时地出现了各种品牌的月饼广告，各种迹象都显示着“中秋节”这个象征团圆的节日即将到来。
　　芮小丹经过半个月的停职反省之后恢复了工作，她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把自己对丁元英的情感沉到了心底的最深处，成为一道内伤。
　　这天下午，刑警队在会议室召开周末例会，各专案组的负责人分别汇报工作，队长雷剑峰分析总结了一周的工作情况，对下一步的工作做了安排，最后说：“东郊出租车抢劫杀人案已经结案，这个组解散，阎守军、齐宏接手食品城盗窃案，周伟、芮小丹、徐东林到马王黑恶集团专案组。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散会。”
　　周末例会结束后大家都散去，芮小丹回到办公室，周伟随后也来了，将“马王黑恶集团案”的材料放到她桌上说：“这材料我已经看过了，你看看，熟悉一下情况。”
　　她打开档案袋抽出材料翻阅起来，不时往记事本上做一些记录或提示。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了，下班的时候同事们都走了，赵国强和周伟临走时叫她一起走，她说还有十几页就看完了，一个人留在办公室继续看材料。
　　马王黑恶集团是以马文涛、王明阳两人为首的黑恶势力犯罪集团。一号人物马文涛46岁，政法学院法律本科学历，原省检察院监察科科长，1986年辞职，同年在古城成立“名著图书文化有限公司”。此人社会阅历丰富，凶狠狡诈。二号人物王明阳38岁，美术学院本科学历，未婚，黑恶集团军师，此人精通法律和社会学，沉着、残忍，心理素质稳定，智商过人，曾亲自策划、指挥过12起恶性大案，内部人称“冷面诸葛”。
　　马王黑恶集团主要成员一共有19人，以文化公司为掩护大肆进行图书、音像制品的走私、盗版活动，已查明的犯罪金额接近11亿元，犯罪地区涉及全国16个大中城市。该集团内部为严肃纪律杀死一人，与其它城市黑帮火拼杀死两人、致残一人，抗拒执法重伤四人，报复杀死举报人和执法人员三人。马王黑恶集团的犯罪多在文化制品流通的其它城市，所以在古城并不为人所知，而“名著图书连锁店”以其高雅的文化形象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在古城还有较好的口碑。
　　“马王黑恶集团案”是省公安厅非常关注的案子，由于该犯罪集团组织严密、个人素质较高，所以侦破工作很不顺利，目前只抓捕三人、击毙一人，尚有15名要犯在逃。
　　芮小丹全神贯注地看卷宗，直到光线很暗的时候她才发觉天已经黑了，起身打开电灯继续翻阅。这时她桌上的电话响了，是门岗值班员打来的，告诉她大门口有个30多岁的男人在等她，已经等几个小时了，问她什么时候能下班。
　　卷宗还有一点没看完，但大致的情况她已经了解了。她收起档案，关上灯、锁上门，经过刑警队值班室的时候与几个值班的同事打了招呼。她在心里纳闷：是谁在大门口等这么长时间呢？她想不出来。出了办公楼往大门远远一看她才知道，原来是冯世杰。
　　冯世杰等芮小丹走出大门，这才迎上几步神态窘迫地笑笑算打过招呼了。
　　芮小丹客气地说：“对不起，不知道你在这儿等我。有事吗？”
　　冯世杰拘谨而恳切地说：“是这样，你的音箱和机柜已经做好了，音箱正在调试。明天是大礼拜，我想请你去看看音箱和机柜满不满意，如果你觉得还可以就拉回来装机了，那堆机器压了叶晓明不少资金，他也挺着急。”
　　芮小丹说：“叶晓明是商家，他应该把音响都装配好了再让我看。”
　　冯世杰解释道：“他的音响店正在转让，店里除了货底已经不能再干什么了，一旦转让出去马上就得腾房子，在那儿调试音箱不合适，他把机器都放到木工房了，如果音箱有问题就地解决比较容易，到家里就困难了，场地和工具都不行，还是得再拉回来。”
　　芮小丹想了想，说：“那就……明天上午去吧。”
　　冯世杰说：“你定个时间地点，明天我去接你。你要觉得不方便就带上几个朋友。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
　　芮小丹明白他的意思，说：“明天上午9点我在玫瑰园小区北大门等你，路过维纳斯酒店接上欧阳雪，我们两个去就行了。”
　　“那好，就这么定了。”说完，冯世杰又问：“你现在去哪？我顺路送你一段，你等一下我先去把车开过来。”说着，他到大门旁边的停车场把汽车开出来。
　　芮小丹凭直觉觉得这事有点小题大做，这种似有似无的小题大做可以是一个人的性格或办事习惯，也可以是“微妙成分”的影子。她没有去多想，只是下意识地在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微弱而模糊的感觉。尽管她不想搭这辆车，但出于礼貌还是上车了，说：“那就送我到维纳斯酒店，麻烦你了。”
　　到了维纳斯酒店芮小丹下车，冯世杰开车走了。
　　第二天上午古城起雾了，淡淡的雾像轻烟一般笼罩着树梢，稍远一点的景物都若隐若现地被雾包围，像浸在一杯被水冲淡了的牛奶里。芮小丹按约定准时到玫瑰园小区北大门口，冯世杰和欧阳雪已经先来一步，站在那辆切诺基吉普车旁边等候。
　　冯世杰的神态依然有些拘谨，打开车门说：“我出来早了，就先去接了欧阳小姐。今天有雾，咱们路上慢点走。”
　　三人都上了车，芮小丹和欧阳雪一起坐到后排。
　　王庙村距离古城市大约20公里，汽车下了环城路以后拐上了一条乡间柏油路，这条路尽管也是沥青铺成的，但却很窄，路面上积满了尘土，路的两旁堆着、晒着玉米、花生等一些农作物，使原本就不宽的路面更加狭窄了，田间地头随处可见下地干活的农民。20公里的路程走了一个多小时，到达王庙村时已经10点多了。
　　冯世杰并没有直接把车开到村里，而是开到了一片枣树林，将汽车停在枣林的一个窝棚前。举目望去，一大片枣树林铺展在眼前，朦胧薄雾笼罩的枣林，红红的枣子累累地挂满了树枝，将树枝都压弯了。枣林的地里除了枣树之外，大多都种着花生，也有零星的地块种了少许青菜，红枣与这些绿叶相衬，分外好看。空旷的田野一直沿展到目所不及的天边，空气清新凉爽，没有城市的喧闹，看不见来去匆匆的人流。
　　枣林里有几个男人和妇女，有的在出花生，有的在摘枣。
　　芮小丹下车问：“怎么到这儿来了？”
　　冯世杰所问非所答地指着地里出花生和摘枣的人解释说：“这都是我们本家的，你们难得来一次，尝个新鲜，走的时候带点，都不是啥值钱的东西。”
　　欧阳雪敏感地说：“冯先生，这从哪儿说起呢？”
　　冯世杰一边带着她们往枣林里走一边说：“都是玩音响的发烧友，来了就是客嘛。本来我是想请你们尝尝农村的露水枣，可那得天不亮就出来，我怕你们误会就没敢说。咱这村是有名的贫困县里的贫困村，来个客人也真没啥好招待的。”
　　芮小丹这才清晰地意识到所谓看音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是已经来了，这个时候再说什么就已经不明智了。由于雾的关系，绿叶红枣上面凝结着晶莹的露珠，她摘了一颗带着露水的红枣，在手心里擦了擦，放进嘴里咬了一口，又脆又甜。
　　欧阳雪吃了一个，说：“好脆，和买的枣还真不一样，就当是露水枣了。”
　　地里的妇女们拘谨地与芮小丹、欧阳雪她们打招呼。欧阳雪以前只听说过“打枣”这个词，但没见过真正的打枣，不解地问：“冯先生，都说是打枣，怎么她们都是摘枣？”
　　冯世杰答道：“打枣是用竿子敲，树下铺一大张塑料布，好的坏的都落下来。摘枣是只挑最好的，表皮也没有损伤，一般都是送礼。”
　　欧阳雪摘了几个又大又红的枣攥在手里，一边吃一边对冯世杰说：“冯先生，这事你办得牵强了，一竿子到底吧，什么意思？”
　　冯世杰说：“一会儿我带你们去看音箱机柜，这马上就到饭点儿了，到家里吃顿农村的饭也算尝个稀罕，我母亲和媳妇正在家里准备呢，吃完饭咱们就回去。其实我一直想请你们吃顿饭，今天到家门口了是个机会。不过，咱农村的饭和酒店的饭那可比不了。”
　　欧阳雪见芮小丹不言语，想必是心里有数，也就不再追问了。
　　他们在枣树林呆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开车进了村子。芮小丹对冯世杰所说的“贫困县里的贫困村”才有了直观的感受。劣质的柏油路面残缺不全，道路两侧随处都能看到破旧不堪的土墙和长着荒草的老房子，玩耍的孩子穿着脏兮兮而又不合体的衣服，那是一幕只有在老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凄凉景象。
　　冯世杰开着车从村子里走过时，一路不时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也家常地回应着。芮小丹从人们的神情和语调里能感觉到，人们是把冯世杰当成有钱的人仰慕着。
　　汽车开进一座虽然经过修修补补却仍然显得破落的院子，里面有几间房子，其中的一间是砖瓦结构的新房，墙面上用水泥和红漆画了一个不到一米高的十字架，有点宗教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基督教的教堂。
　　教堂里传出来的是一个本地口音的女传教士传教的声音。
　　芮小丹和欧阳雪谁也没见过农村的基督教堂，冯世杰从她们的眼神里看出了好奇，停下车带她们走过去，只见教堂里面摆着一排排的长木凳，前面是一块大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信主就能得解救，信主就能上天堂，幸福到永远……屋里聚集了20多个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他们有着几乎同样虔诚的表情和神态以及因长年劳作而过早地显示出衰老的皮肤。女传教士30多岁，正在给信徒读《圣经》。
　　门口的一个妇女低声问冯世杰：“你妈咋没来？”
　　冯世杰也低声回答：“家里来客人，做饭呢。”
　　妇女不满地嘀咕道：“光要自己的家，就不要主的家了。”
　　芮小丹和欧阳雪怕打扰传教，看一眼就出来了。
　　离教堂只有20多米远的几间房子就是木工作坊，里面有4个人正在干活，其中一个竟是叶晓明，但此刻的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穿着一件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旧工衣，脸上不像在音响店里见到的那样白净了，身上也挂了少许不知为何物的碎屑，他坐在一个半高的木凳子上翻阅着一本音响杂志，旁边放的全是万用表、电焊枪、螺丝刀之类装配音响的工具。其他三个人见冯世杰带着客人进来，便放下手里的活儿打招呼。经过介绍，他们是周国正、吴志明、李铁军，都是冯世杰一个村里的亲戚或朋友，年龄也都在二三十岁的样子。
　　屋里干活的人只有叶晓明跟芮小丹她们认识，他放下音响杂志站起来笑了笑说：“这钱挣得真不容易，没想到会这么难。”
　　冯世杰插一句：“那当然，这音箱比我那时候做的音箱复杂多了，根本不是一个档次，掂掂分量就不一样，一只就有18公斤，那还了得。”
　　这对音箱的大小与普通书架箱并无太大区别，但看上去非常结实，给人一种沉稳的、风吹雨打而不动的踏实感。箱体的颜色与丁元英的音箱一样都是黑色，漆面处理虽然还有个别细节不够精致，但几乎可以忽略，总体感觉确实很漂亮。音箱后面的八个接线柱没有用原套件的接线柱，而是专门订做的，大而精致，金灿灿的非常霸气。
　　机柜已经组装好了，八个仓位，颜色和漆面工艺与音箱的一样。机柜旁边码放着11台纸箱包装的音响机器和一个装满信号连接线的塑料袋。
　　叶晓明说：“箱体用的是最好的板材，箱壁厚度32毫米，箱体全是用竹签钉的，保你用一辈子不会生锈变形，漆面处理用的是钢琴漆的工艺，永远不会脱落，越擦越亮。16个接线柱是我擅自做主订做的，直径22毫米，高档无氧铜，24K加厚镀金，绝对是江湖霸主。这接线柱你要不落忍就给加600块钱成本，不给也行，谁让我擅自做主呢？别管谁用，只要经我的手就得做个有模有样的东西。”
　　芮小丹说：“行，谢谢你。”
　　叶晓明说：“机柜肯定比丁先生的那台漂亮，尺寸虽然一样，但用料大，扎实。如果你觉得都还可以，我就把它拆成散件了，不然装不上车，吃完饭直接去你家组装。”
　　芮小丹说：“行，就照你说的办。”
　　离开木工作坊，汽车在村子狭窄的胡同里转了几个弯，停在一座普通宅院的门口，大铁门敞开着。冯世杰说：“这就是我老家，我父母都住在这里。”
　　这是一个标准的农家小院子，砖砌的围墙，红砖青瓦、坐北朝南的是正房，东边墙根下种着葡萄，搭着葡萄架。院子里长着几棵碗口粗细、枝繁叶茂的槐树给小院撑起了一片阴凉，几只鸡在树阴下悠闲地啄来啄去寻找食物。
　　他们刚下车，就见一位年近60、面目慈祥的妇女和一个30岁左右的完全是都市装束的女子笑着迎了上来，在她们身后还跟着一位头发花白、身形消瘦的老人。冯世杰向芮小丹和欧阳雪介绍说：“这是我妈、我媳妇，这是我爸。”
　　芮小丹和欧阳雪礼貌地向老人问好。
　　冯母热情地说：“快进来坐，都进来。”
　　冯家院子中央摆着一张大方桌，四周放着长条木凳，桌子上面有花生、瓜子和水果。芮小丹他们刚一坐下，沏好的茶水就端上来了。冯母面带喜色，领着本家的一个妇女在厨房里张罗着做菜，进进出出中洋溢着一种热闹气氛。
　　冯世杰对芮小丹说：“你们先喝茶聊着，我去装车，马上就回来。”
　　大约过了20多分钟冯世杰和叶晓明回来了。叶晓明和冯家的人显然很熟，一说一笑就好像这里也是他自己的家。
　　大家喝茶闲聊了几句，厨房那边就开始往这边上菜了，完全是农家风味的菜肴，摆了满满一桌子，却迟迟不见冯世杰的家人入座。
　　芮小丹问：“大妈他们怎么不来吃饭？”
　　冯世杰说：“他们不跟咱们一起吃，农村的老规矩。”说完指着桌上的一盘菜说：“你们尝尝这个，可能你们没有吃过。”
　　芮小丹和欧阳雪都尝了一口，但都没吃出是什么东西。
　　冯世杰解释道：“这叫煎灌肠，是本地的一种特产小吃，说白了就是穷人饭桌上的好东西，穷人买不起肉，就用猪血掺上面粉和盐灌到猪肠里，然后切成片用油煎着吃，权当是吃肉了。其实啥都不是，是穷啊。”
　　这顿饭显然是事先有所准备，在农家的待客习俗里已经是很高的规格，但是这顿饭吃的时间并不长，只半个小时就吃完了。饭桌上的每个人都知道，这顿饭吃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顿饭所传达出的某种信息。
　　吃过饭将要离开王庙村的时候，冯世杰本家的人不由分说将一袋子鲜枣和一袋子花生装上了车，几个人站在院子门口送客。这一幕给芮小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个场面正如肖亚文所说：值这个规格的不是你，而是丁元英。
　　芮小丹禁不住心里暗自感叹，无论是韩楚风的高规格接待还是和冯世杰的巧借机会热情款待，归根到底，都是因为自己是一个意图接近丁元英的女人，这使她既感到尴尬又感到悲哀，此时此刻，她才知道自己成了一件被人利用的工具。
　　返回古城的时候叶晓明跟车一起回来了，冯世杰为了避免冷场一边开车一边谈起了古城发烧友圈里的一些趣闻，到底是发烧友玩出来的，念发烧经一套接着一套。
　　冯世杰说：“我买音响的那年带了8000元去北京，整整转了7天呐，脚都磨出血泡了，每天住地下室啃方便面。音响买回来以后，我听了一天一夜没睡觉，夜里三点钟楼上楼下的人敲暖气管子向我抗议。那时候我那套音响在古城绝对是最霸气的，没想到这才几年呐，圈里的发烧友谁见了都说：这堆垃圾，赶紧从窗户扔出去吧。”
　　欧阳雪问：“你扔了吗？”
　　冯世杰说：“哪舍得呀，都是钱哪。那年我带了300块钱去北京买唱片，在几个唱片店转了一整天，钱都攥出汗了，到底也没舍得买，还是攥着钱回来了。”
　　芮小丹说：“那你的路费不就白花了。”
　　叶晓明插话说：“哪儿呀，都是搭便车。”
　　欧阳雪问：“你到城里几年了？”
　　冯世杰说：“我初中没上完就到城里跟师傅学电器修理，一晃十七八年了。我媳妇在银行工作，孩子才三岁，放到他姥姥那儿了。我在人民路开了个汽车美容店，也代捎着搞点电路修理、充气补胎什么的，日子马马虎虎还过得去。”
　　聊了一段路程之后，只要冯世杰没有话题车里就很快恢复沉寂，于是他又找到了一个新话题，说：“芮小姐，你还记得那个‘孤岛唱片’的老板吗？”
　　芮小丹说：“记得，叫刘冰。”
　　叶晓明说：“他可是恼着你了，本来他那店儿生意就不是太好，你把丁先生的唱片一断货他就更不好过了，我看他也撑不了多久了，早晚也得和我一样关门。”
　　欧阳雪说：“如果他那店就靠这个撑着，那还是关了吧。”
　　冯世杰说：“他这人干啥都没个常性，以前卖儿童服装，后来给人家开出租车，看见啥都折腾。他喜欢爵士乐，那东西神神道道的，我听不惯。”
　　他们就这样一边走着一边说着，不知不觉已进入市区，先到了维纳斯酒店。芮小丹下车后走到一边小声对欧阳雪说：“车上的东西不收不合适，你让人去库房搬两箱酒装车上，不能让他空车回去。”
　　芮小丹和欧阳雪说话的时候，冯世杰和叶晓明已经抬着一袋枣往酒店里走，就在他们送到餐厅里一袋枣返回汽车又抬上另一袋花生往酒店里走的这个空当，欧阳雪带着两个小伙子每人搬着一箱酒放进车里。
　　冯世杰看见两箱酒，放好花生急忙跑回来，刚要从车里往下搬酒，被站在旁边的芮小丹挡住了，说：“冯先生，礼尚往来嘛，不要客气了。”
　　冯世杰的脸一下子就被尴尬写满了，不知说什么是好。
　　芮小丹说：“我和丁先生只是普通朋友，没有你想像的那种关系，即便有，你这样做也是对我不尊重，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冯世杰难为情地说：“我……真没别的意思，就是……就是村里太穷了，我就是想找个高人给指条道儿，可丁先生这种人不是我们能够得着的。”
　　芮小丹说：“很抱歉，我帮不了你。”
　　冯世杰说：“对不起，是我冒昧了，真是对不起。但是这两箱酒说啥也得搬下来，这不是打我的脸嘛？”
　　芮小丹说：“现在不打你的脸就得打我的脸。男人的脸和女人的脸，你看看打哪个比较合适呢？”
　　冯世杰说：“那当然不能打女人的脸。”
　　芮小丹说：“那你就受点委屈了。”她说完，将汽车的后盖关上，接着又说：“你们先走一步，还在玫瑰园北大门碰头，我随后就到。”
　　冯世杰在一脸窘态中和叶晓明一起开车走了。
　　欧阳雪看着走远的汽车笑笑说：“看不出来，这小子还是个农村有志青年呢。”
　　芮小丹也笑了，说：“你把车钥匙给我，花生和枣你们留够了，剩下的装车上，我装完音响就挨家挨户给队里的人送去，放时间长就不鲜了。”
　　欧阳雪突然哈哈笑了起来，说：“你瞧你这脸蛋儿给你找的事，不过现在的高人是越来越多了，连家门都不报一下就把美女拿来使美人计了。”
　　芮小丹自嘲地说：“我这点色相连自己用着都不灵，还得让别人拿着当枪使。”
第十四章
　　芮小丹终于得到了她渴望已久的音响，这套音响不仅给房间平添了一份品位，也因为它与丁元英的不解之缘而成了她心底的一道内伤。她以为自己穷尽身心争取过就可以无悔而放下了，她以为履行过程序就可以心安了，但是，那种无以名状的痛楚却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反而在心底里悄悄增长、蔓延。
　　她真切品味了爱之苦，证到了心之地狱的真实不虚。为了逃避心苦，她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当中，不愿让脑子静下来，难以忍受那种来自心底的痛，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才把丁元英的面孔从心底浮现在脑海里，而伴随她的是音响里的《天国的女儿》和挥之不去的忧伤。
　　这天下午，古城下起了倾盆大雨，一道道闪电划破了乌云密布的天空，霹雳般的雷声仿佛就在头顶上炸开，天地间成了一片水的世界。
　　就在这个下雨的下午，刑警队侦查到了“马王黑恶集团案”的二号人物王明阳及手下7名同伙的藏匿地点，立即布置警力抓捕。王明阳一伙很快发现情况异常，迅速驾驶两辆轿车沿高速公路朝宜阳县方向逃窜，强行闯过公路检查站，残暴地开枪打死工作人员一名、重伤两名。在警方的围追堵截下，王明阳一伙弃车逃向高速公路东侧不远的一座砖窑场里，借助复杂地形负隅顽抗，这个地点位于宜阳县城北面，距古城30多公里。
　　刑警队12个人在队长雷剑峰的指挥下分三个方向朝砖窑场搜索靠近。
　　砖窑场的地形非常复杂，到处是一人多高的晾晒砖坯的墙和烧砖的窑洞。芮小丹在大雨中警惕地搜索前进，这时听到砖窑场东面传来了枪声，警方已经与罪犯交火了，警方的包围圈在一点点缩小，而公路那边也是警车一片，增援的警力已陆续赶到。
　　芮小丹沿一堵砖坯往响枪的方向靠近，就在她刚刚走出一堵砖坯的时候，突然，一支枪口从砖坯墙的另一侧伸出来顶到了她的头上。
　　芮小丹骤然一惊，心想：完了。随即她听到了一声果断而从容的扣动扳机的声音，然而意外的是，枪居然没有打响。她立刻意识到是颗臭弹，于是抓住这千分之一秒的机会，左手闪电般握住对方的手腕，侧身一个大背将对方摔倒在地，拧住他的胳膊夺下手枪，用枪顶住他的头，用腿将他死死压住，然后从腰间取出手铐。
　　芮小丹这才看清楚，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犯罪集团的二号人物王明阳。
　　正当芮小丹要将王明阳铐起的时候，她猛然看见一个罪犯举枪正要向赵国强射击，因为赵国强正与另一个罪犯搏斗，那个举枪的罪犯不能瞄准射击目标。芮小丹手起枪响，一枪击中那个罪犯的头部，罪犯应声倒地，鲜血四溅。
　　被芮小丹摁在地上的王明阳看得清清楚楚，随口说了一声：“好枪法。”
　　芮小丹又气又好笑，心想都什么时候了这家伙还有心说这个。她迅速将王明阳的两只手铐住，这时赵国强已经把另一个罪犯制服了，他们把这两个人交给增援上来的武警，又继续朝响枪的地点奔去，那里已经有武警增援上去了，枪声响成一片。
　　砖窑场的围捕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击毙罪犯3人、击伤2人、生擒3人，警方无一伤亡。技术科的人在忙着现场勘验和给现场的罪犯尸体拍照，拍照过的尸体被抬到公路上的汽车里。现场的十几辆警车不停地闪烁着警灯，几十名武警、几十支枪在倾盆大雨和电闪雷鸣中显得威严而壮观。
　　现场清理之后队长下令收队，他们回到了高速公路上，武警和押解罪犯的车辆陆陆续续开始撤离。芮小丹站在桑塔纳警车旁边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脑子里一片空白。
　　队长走了过来，说：“我都知道了，幸亏是颗臭弹。”
　　芮小丹喃喃地说：“我又杀人了。”
　　赵国强在一边说：“小姐，没搞错吧？你再慢点我就没命了。”
　　队长说：“还好，都过去了，王明阳还是个活的。小丹，你没事吧？”
　　芮小丹摇摇头，说：“队长，你们先走，能让我自己再呆会儿吗？”
　　队长理解芮小丹作为女性的特殊心理，想了想说：“好吧，注意安全。回去以后先把湿衣服换了，别着凉。”
　　芮小丹站在雨中看着队长的警车走远了，这才坐进车里，把头埋在方向盘上，座位很快就被身上的雨水浸湿了，头上的雨水顺着长发往下淌。
　　大雨还在哗哗地下着，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当芮小丹完全沉静下来的时候，这一刻她才真正从理性上体会到，死神又一次与她擦肩而过。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刚才不是一颗臭弹，那她就再也见不到丁元英了。一想到可能再也见不到丁元英，她的心涌起了一股死一般的痛，眼泪默默地淌了下来。
　　感情的潮水不断在她内心撞击，她不知道自己是渐渐茫然了还是渐渐清醒了，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拨通了丁元英的电话。
　　“喂……”电话里传来了丁元英的声音。
　　就在丁元英的声音传进她耳朵的一瞬间，她的感情、她的绝望、她的心痛……像决堤的潮水一样倾泻而出，她“哇”地一声哭了。
　　丁元英紧张地问：“是芮小丹吗？出什么事了？”
　　芮小丹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父亲一样大哭着说：“刚才我差点被打死，枪口就顶在我头上，是颗臭弹，我怕我死了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电话里沉默了。
　　芮小丹止住哭声，眼泪却仍然止不住地往下淌。
　　丁元英沉默了片刻，问道：“你在什么地方？”
　　芮小丹说：“在宜阳县城郊的高速公路上。”
　　丁元英又问：“路程有多少？回去走哪条路？”
　　芮小丹说：“30多公里，进古城走北环路。”
　　丁元英说：“30分钟后，我在北环路的路边等你。”
　　芮小丹呆住了，迟疑了片刻泣声问：“为什么？”
　　丁元英说：“此生得你红颜知己，足矣。”
　　丁元英说完挂了电话，而芮小丹关掉手机后突然有了一种虚脱的感觉。
　　由于大雨，路面上的雨水增加了车轮的阻力，能见度也很低，30多公里的路程汽车行驶了近一个小时才到古城北环路。
　　一上北环路，芮小丹的目光就开始透过不断摆动着雨刷的挡风玻璃向路边搜索。她终于看见一个站在路边打着雨伞的模糊人影，她的心骤然狂跳起来，距离越来越近，她也看得越来越清，站在雨中的那个人正是丁元英。
　　她加大油门向丁元英冲去，接着是一个急刹车，接着从车上跳下来，接着是不顾一切地向丁元英跑过去，紧紧地将他抱住。
　　丁元英一只手举着雨伞，一只手爱抚地放到芮小丹头上。芮小丹把他手里的雨伞抓过来就扔掉了，好让他能用两只手将自己紧紧地揽入怀中。
　　这一刻，芮小丹的心被一种巨大的幸福充盈着，仿佛天地之间什么都不存在了，紧贴着丁元英湿淋淋的身体，她不由自主地失声哭了，所有的幸福、快乐、委屈，在这一刻都找到了接纳的地方。
　　急驰而过的汽车溅起的雨水溅在他们早已被淋透了的身上，谁也没有留意。芮小丹把头埋在他怀里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压抑地说：“我刚才击毙了一个逃犯。”
　　丁元英心里一颤，这一颤里并不是心与心的理解，也不是男人与女人的感动，而是一种来自本能的不自觉的尊敬。当死亡、再生、刑罚、人道……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当这种复杂而残酷的感觉在同一时刻覆盖一个女人的时候，这个女人既没有亲历死亡的恐惧也没有成就英雄的豪迈，只有爱，只有对生命的敬畏。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一手抱住她的身子一手抚摸着她的头发，而爱抚和沉默胜过了所有的语言。
　　芮小丹沉醉了，在沉醉中她沉醉地说：“千言万语，赶快汇成一句话给我听。”
　　丁元英说：“好好干活儿。”
　　芮小丹一愣，马上明白了，羞涩地抬头看了他一眼说：“流氓！”然后踮起脚尖在他耳边轻轻地说：“走，回家。”
　　他们走到汽车旁边，芮小丹将丁元英推进副驾驶的座位，关上车门，然后她发动汽车朝玫瑰园小区急驰而去。
　　停好车，芮小丹拉着丁元英的手疾步进了院子，打开房门后顺势用脚将门关上。
　　两个人沉醉在了长长的一吻里面，接着，芮小丹拉上所有的窗帘，又三下两下剥光了丁元英身上的湿衣服，一件一件扔到地板上，将他裹进被窝里。丁元英被大雨冻得冰凉的身体顿时感到了一种带有女性气息的温暖。
　　芮小丹到浴室用热水驱走了身体的寒冷，穿着那件丝绸睡衣坐到床边，顺手拧亮了床头的台灯，这时她才注意到丁元英的头发还是湿的，就拿了一条毛巾给他擦头发。
　　丁元英拉开芮小丹睡衣的腰带，睡衣敞开了，芮小丹丰满的乳房在柔和的灯光下随着急促的呼吸上下起伏着，散发出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他猛地抱住她，粗暴地将她压在身下。
　　灵与肉在这一刻交融了……
　　风暴般的激情在筋疲力尽之后渐渐平息，芮小丹白皙的脸上泛着红晕，更增添几分娇艳之色，她伏在丁元英身上，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着，幸福地说：“真想在这一刻，上帝把我们塑成一座雕像。”
　　丁元英说：“那枪没响是老天给我机会，免了我负疚一辈子的苦。”
　　芮小丹陶醉地说：“那还不如让那一枪响了，我就在你心里永恒了。”
　　丁元英说：“衣服都湿透了，你去我那儿拿几件衣服，都在床头柜里。”
　　芮小丹起身从衣柜里找自己的衣服，穿好衣服将一件女式睡袍放到床上说：“你要在屋里走走就裹上这个，别冻着。我得先回队里，下了班我去给你拿衣服。”
　　丁元英看了一眼睡袍往被子里缩了一下，那神态分明是说：成何体统。
　　芮小丹又拿出两本大影集和一个档案夹放到丁元英枕头边，吻了一下他的脸说：“在家没事就看这个吧，我的情况都在里面，以后不许说你不了解我。乖乖呆着，晚上我带你去逛小吃街。”说完，她拿上丁元英的房门钥匙匆匆关上门出去了。
　　丁元英倚在床头上打开档案夹，里面全都是各种证书和契约之类的文件，有警官大学的毕业证、律师执业资格证、警官授衔证、二等功嘉奖证、警官大学擒拿散打比赛女子组第三名证书、全省公安系统手枪射击比赛女子组第一名证书、四级英语证书、护照、德国永久居留签证、德语学时证书、街舞培训班结业证等等。
　　档案夹里有几份空白的德国留学申请表和两份合同，合同文件一份是维纳斯酒店的股份协议书，一份是最近的嘉禾园小区的租房协议书。
　　芮小丹与欧阳雪的维纳斯酒店股份协议书签订时间是1989年4月，签约地点是北京中国警官大学女生宿舍，这就是说芮小丹早在上大学期间就已经投资维纳斯酒店了。协议显示芮小丹和欧阳雪各持有维纳斯酒店百分之五十的股份，芮小丹不参与经营管理，欧阳雪以酒店利润的20％为动态酬金负责经营管理。协议显示的芮小丹一方的资金来源，是玫瑰园小区这套别墅的房屋抵押贷款。
　　这些证书和契约使丁元英对芮小丹有了一些更直观的了解，从中能看出她的勤奋、好学和超出一般女人的胆气。但是那张街舞培训班结业证让他有些困惑，他想像不出一个工作学习都非常紧张的女刑警怎么会有时间和兴趣去学跳街舞，他更想像不出以芮小丹的风度、气质在跳街舞时会是什么样子。
　　看完证书和契约，他把这些东西收进档案夹放到一边，翻开影集看芮小丹的照片，有她小时候在老房子照的，有在法兰克福上小学照的，有在古城上高中照的，也有在警官大学训练场照的，其中更多的照片是参加工作以后照的，这些照片也像一个小档案，记录了她的成长历程、亲人和社会关系。
　　影集里有一张5吋的照片引起了丁元英的兴趣，那是芮小丹牵着一条凶悍的大狼狗在一个山峰上拍的，山上的风很大，吹着她的长发和风衣，四周是群山和被山风吹动的树木，天上翻滚着阴沉的黑云，芮小丹忧郁而期待地凝望着远方，大狼狗张着嘴、伸着舌头、露出锋利的牙齿，一副凶悍而又乖乖的样子蹲在她身旁警觉地注视着前方。
　　丁元英想：这是一条警犬。他虽然不懂摄影，但是单凭感觉他就很喜欢这张照片，那是一种天使的美丽与狼狗的凶悍不对称地浑然一体的意境，让人心动。
　　古城刑警队的一号主审讯室里周伟、赵国强正在审讯王明阳，二号、三号的小审讯室同时在审讯其他两名“马王黑恶集团案”成员。队长和其他几个刑警在一号审讯室隔壁的机房里通过监视器的画面观察审讯室里的情况。
　　芮小丹走进机房，在别人的后面找了把椅子坐下，仔细地审视着这个被称为“冷血诸葛”的二号人物。王明阳比他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白净、消瘦的脸上神色镇静、冷漠，丝毫没有一般犯人脸上的那种惊慌失措的表情，只看他文质彬彬的外表，很难与他所犯下的累累罪行联系起来。他浑身的衣服还是湿的，地上淌了一片水迹。
　　王明阳一直沉默着，始终不说一句话。
　　周伟用威慑的目光盯着王明阳，说：“不说话是没有用的，你那些事我们都掌握，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你是有文化的人，政策就不用我跟你多讲了。”
　　赵国强说：“王明阳，你现在惟一的出路就是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罪行。”
　　王明阳还是沉默。
　　赵国强突然一拍桌子，厉声喝道：“敢做不敢当，你算什么汉子！”
　　这时王明阳开口了，却是不屑地说：“我不跟你这种没有修养的人讲话。”
　　赵国强愤怒地大声说道：“你还谈修养？你盗版走私杀人越货，你的修养在哪儿？”
　　王明阳将身体靠在椅背上，淡淡地说：“那是生存艺术，你不懂。”
　　周伟怒喝道：“顽固下去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王明阳嘴角挂着一丝冷笑，不再开口。
　　监视室里，队长神色凝重，缓缓地摇着头对身边的人说：“这样审下去不行，应该认真研究研究，找到一个合适的突破口。”
　　这次的审讯就这样结束了，办过了刑事拘留手续之后，芮小丹和五名刑警一起分两辆车将王明阳和另外两名案犯押往古城看守所。
　　傍晚，雨下得小了，但淅淅沥沥仍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下了班，芮小丹乘中巴公共汽车到嘉禾园小区去给丁元英拿衣服鞋袜，然后去了一家大型超市买了一条三个五香烟和两个漂亮的玻璃烟灰缸，匆匆赶回家，进屋后见丁元英还在被窝里等着，只见他侧身躺着，一只胳膊放在被子外面，另一只手托着头，那副凝神沉思的样子在她看来可爱极了。
　　她把衣服放到他身边问：“下午没睡会儿？”
　　“没有。”丁元英看着档案夹和影集说：“你很勤奋。”
　　芮小丹帮他穿衣服，说：“不是勤奋，是懈怠了没饭吃。”她给他穿上背心、衬衣，忽然依偎在他身上低声说：“抱着我……我今天还是打死了一个人，这是第二个了。”
　　丁元英说：“正法了一个罪犯包含打死了一个人，这就是法律价值。法理、道理都在那儿搁着，如果女性心理不适合刑警工作，那是性别问题。”
　　芮小丹说：“再干2年，就2年，我就去留学。”
　　丁元英问：“为什么是2年？为什么不是现在或者3年4年？”
　　这句话把芮小丹问得嫣然一笑，说：“再过两年我就老了，胳膊腿儿一不灵刑警队就不要我了。再过三四年就更老了，过了30岁申请留学就很难通过审批了。我喜欢刑警，能干一天是一天，可刑警这工作不适合女人，我也得早做打算，读个像样的法律学位，将来当个律师，总得给自己挣口饭吃。”
　　丁元英没再说什么，他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人格独立的女人，她的现在以及她所设想的将来完全是她自己的生存支点，丝毫没有给“从属”与“依赖”留有空间。
　　沉默了一会儿，芮小丹起来说：“不想这些了，你不是爱喝工夫茶吗？待会儿我带你去吃古城的工夫面，你一定爱吃。”
　　芮小丹来到客厅把香烟、打火机和玻璃烟缸放到茶几上，又去厨房烧水，泡了一杯龙井茶端过来，这时丁元英正在客厅打开那套音响。
　　芮小丹放下茶杯说：“CD机里有唱片，还是你的那张。”
　　一曲《天国的女儿》播放出来，丁元英坐在沙发的正中央静静地听，然后又站到不同的角度听，过了一分多钟他问：“这套多少钱？”
　　芮小丹答道：“2万多一点，还行吗？”
　　丁元英说：“不是还行，是非常好，性价比很高。”
　　芮小丹把他推到沙发上坐下，骑到他腿上端过茶水喂他喝了一口，搂着他的脖子俯到耳边轻轻地问：“那个，你好了吗？”
　　丁元英尴尬而坏坏地说：“顿悟天堂地狱的分别无二，证到极乐了。”
　　芮小丹笑了笑。
　　丁元英说：“有张照片我也想要，就是你和一只狼狗的那张。”
　　芮小丹说：“哦，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张。我去洗一张大点的镶上镜框再给你，那条大狼狗就是你，好吗？没事我就牵着你遛遛。”
　　丁元英一笑说：“好，给扔口馒头就行。”
　　芮小丹从他腿上下来说：“你把这口水喝了，我去拿雨伞，现在就带你遛遛。”她把烟和打火机放进包里，去另一个房间拿雨伞。
　　丁元英接过雨伞跟芮小丹出门，走到门口随口一问：“工夫面馆就在附近吗？”
　　芮小丹说：“远着呢，但是到小区大门这段也得打伞哪。”
　　丁元英问：“那怎么不开车去？车不能开了吗？”
　　芮小丹说：“能开，在车库里，我不想开那辆车。”
　　丁元英问：“为什么？”
　　芮小丹觉得他的这个“为什么”倒是个问题了，说：“那种车是我能开的吗？”
　　丁元英拦住了她锁门的动作，说：“着相了。”
　　芮小丹没明白，问：“什么着相了？”
　　丁元英说：“佛教的一个术语，意思是执迷于表像而偏离本质。”
　　芮小丹犹豫了片刻，走过去打开车库门，开出那辆宝马轿车。
　　汽车在湿漉漉的马路上行驶发出“沙沙”的声音，蒙蒙细雨还在下，雨刮器慢速而有节奏地刮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马路上倒映着夜幕下的灯光。因为开车这件事的微妙作用，两人在车里都没有说话，但却都知道对方有话要说，都在等着对方先说。
　　终于还是芮小丹先开口了，她说：“你这样做让我很尴尬。怎么叫着相了？任何事物都得有一个体现它性质的相，只要着对了就是不着相。”
　　丁元英说：“行，离不二法门不远了。”
　　芮小丹欲言又止，默默无声地开车，沉默了许久之后沉静地说道：“元英，别让我觉得女人一脱裤子就什么都有了，给我留点尊重。”
　　丁元英心里在对她说：傻丫头，我对你不是尊重，是尊敬。
　　两人又沉默了片刻，芮小丹忽然笑了笑，问：“你和韩楚风打的什么赌？”
　　丁元英说：“正天总裁接班人的事。”他寥寥几语跟她讲了这件事，然后说：“朋友打赌这种事亦真亦不能真，这事先搁着，等以后找个机会再圆了。”
　　芮小丹说：“看不出，你们还有这种兴致。”
　　丁元英说：“我也看不出你还专门学过街舞，我想不出你跳街舞时是什么样子。”
　　芮小丹说：“你歧视街舞。”
　　丁元英说：“没有，只是觉得跟你的性格和工作有距离。”
　　芮小丹说：“工作需要，就学了。街舞是个非常随心所欲的舞蹈，能宣泄和张扬野性。你要好奇，哪天我跳给你看。”
　　两人说着，车就开到了“古风工夫面”馆。面馆内外灯火通明，门前密密麻麻停满了车辆，不断有客人进进出出。宽阔的大餐厅里人声嘈杂，像一个沸腾的会场，进门迎面是一个金匾，上写：古城一绝。餐厅的正前方墙壁上挂着一个横幅，写着“色鲜、香真、味正、形美”八个大字。芮小丹他们在服务生的引领下找了一张空桌子坐下，她从包里拿出烟和打火机放到丁元英面前。
　　丁元英四处一看，这才知道什么是工夫面。所谓工夫面就是手擀面条的一种特别精致的吃法，每张桌子有一只专门煮面条的锅，锅里是清水，不加任何调味，但是浇卤和小菜却有几十种之多，每次下锅的面条只有一口，每口面条都是刚出锅最新鲜的口感，每口面条都因不同的浇卤和小菜有不同的口味，把一口面条的境界吃到了极致。
　　片刻，全套的工夫面上桌了。芮小丹下了一口面条和几片青菜，稍煮了一会儿捞到一只小碗里，浇上卤配上小菜递给他，说：“就是这样吃，你尝尝。”
　　丁元英一口全扒进嘴里，还没下肚就说：“好！好吃！”
　　芮小丹望着他贪婪的吃相心里充满了恬静和幸福。
　　丁元英自己下了一口面条，说：“你也吃。”
　　此刻芮小丹就想这样静静地看着他，她摇摇头，看他吃了一锅又一锅，直到他自己都吃累了停下来歇歇，忽然问他：“你整天关在屋里受得了吗？就什么都不干吗？”
　　丁元英说：“上网，学习，什么都看看。”
　　芮小丹问：“研究什么？”
　　丁元英说：“谈不上研究，关注而已，对文化属性感兴趣。”
　　芮小丹问：“文化属性？没听过这个词，这个很重要吗？”
　　丁元英说：“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芮小丹问：“什么是强势文化？什么又是弱势文化？”
　　丁元英说：“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强势文化在武学上被称为“秘笈”，而弱势文化由于易学、易懂、易用，成了流行品种。”
　　芮小丹把烟灰缸往他跟前推了推，免得他弹烟灰时落到旁边的食物上，说：“还是有学问的人会骂人，真尖刻。从字面上能理解一点，但知道又如何，怎么用呢？”
　　丁元英说：“无所用，无所不用。”
　　芮小丹说：“无所用，活个明白也行。无所不用呢？举个例子。”
　　丁元英想了一会儿，举例说：“比如说文化产业，文学、影视是扒拉灵魂的艺术，如果文学、影视的创作能破解更高思维空间的文化密码，那么它的功效就是启迪人的觉悟、震撼人的灵魂，这就是众生所需，就是功德、市场、名利，精神拯救的暴利与毒品麻醉的暴利完全等值，而且不必像贩毒那样耍花招，没有心理成本和法律风险。”
　　芮小丹笑笑说：“那个我没看出来，倒是越看你越像个精装歹徒。”
　　丁元英说：“那个暴利不是由我决定的，是由人的主决定的，主让众生把他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由不得他不掏，因为不是我让人有了灵，是上帝。”
　　芮小丹说：“你信主？”
　　丁元英说：“没有主，主义、主意从哪儿来？主无处不在，简单地说，支配人的价值取舍行为的那个东西就是主，就是文化属性。”
　　“不可思议。”芮小丹想了想，说：“比如一个心理素质非常稳定的死囚，如果知道了他头脑里的主，现在需要让他开口说话，有可能吗？”
　　丁元英说：“理论上讲只要判断正确就有可能，但在判断的实践上通常会有错误，所以可能的概率取决于错误的大小。”
　　芮小丹说，“今天差点打死我的那个人已经够判十次死刑了，常规的审讯已经根本不起作用，我能让他开口吗？”接着，她把王明阳的情况向丁元英介绍了一遍。
　　丁元英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个人需要一个句号，你可以帮他画一个。”
　　芮小丹问：“句号是什么？”
　　“灵魂归宿感。”丁元英解释说：“这是人性本能的需要，是人性，你帮他找块干净的地方归宿灵魂，他需要的不是忏悔，而是一个可以忏悔的理由。”
　　芮小丹问：“如果他不需要呢？”
　　丁元英说：“文明对于不能以人字来界定的人无能为力。”
　　“有道理。”芮小丹点点头，接着问，“那具体我该怎么做呢？”
　　丁元英又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至少需要3天的准备时间。”
　　芮小丹思索了一下，说：“好，我就申请3天，至少值得试试。”说着，她从包里拿出手机拨号，但是餐厅里的人声太嘈杂了，于是她走到餐厅外面打电话，过了十几分钟她打完电话回来坐下，把手机放回包里说：“好了，队长同意给我个机会，但愿别出丑。”
　　丁元英说：“死马当做活马医，再糟，死马还能再死一回吗？”
　　的确，死马不能再死一回，但是死马还能再活一回吗？这显然是个矛盾。芮小丹不想再就这个问题探讨了，换了一个话题，问：“私募基金好好的，为什么停了？”
　　丁元英点上一支烟，答道：“股票的暴利并不产生于生产经营，而是产生于股票市场本身的投机性。它的运作动力是：把你口袋里的钱装到我口袋里去。它的规则是：把大多数羊的肉填到极少数狼的嘴里。私募基金是从狼嘴里夹肉，这就要求你得比狼更黑更狠，但是心理成本也更高，而且又多了一重股市之外的风险。所以，得适可而止。”
　　芮小丹说：“真是魔鬼之道。”
　　丁元英说：“我没标榜过自己是好东西。”
　　芮小丹笑了，拿起筷子夹起一口面条下锅，喝了一口茶水，问他：“你不是说不想被女人摧残吗，怎么改主意了？”
　　丁元英在烟灰缸里拧灭烟头，说：“有招有术的感情，招术里是什么不去论它了。没招没术的感情，剩下的该是什么？”
　　芮小丹问：“是什么？”
　　丁元英答道：“就该是造物主给的那颗心了。”
　　芮小丹说：“这个我授受不起。如果你是那只狼狗，我已经是贪心的女人了。”
　　吃过晚饭，芮小丹把丁元英送回嘉禾园小区。
　　回到家，她在当晚的电脑日记里写道：你是什么人呢？你是我忍不住想疼的人，我把我积蓄了26年的能量在这一刻为你而迸发了。
　　我知道你要走，所以我珍惜疼你的每一天。
第十五章
　　古城看守所围墙高筑，高耸的监视塔和大门都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卫，构成了一方圈禁罪恶的天地。刑警队的两辆警车停在看守所门口，队长雷剑峰和“马王黑恶集团案”专案组的成员来到看守所再次提审王明阳。芮小丹在丁元英的提示下经过三天的精心准备制定了一套审讯方案，今天担任王明阳的审讯员。
　　王明阳被狱警带进了审讯室，在专用的椅子上坐下，脸上那种冷漠的表情和镇定的态度与3天前似乎没有分别，他根本没有理会对面的女警官，他的目光毫无目的地停留在某个地方，似乎他思想早已经飘出这十几平方米的审讯室。
　　芮小丹平静地问道：“王明阳，给了你三天的时间考虑，想好了没有？”
　　王明阳还是自己的那个套路，沉默。
　　芮小丹淡淡一笑，说：“你我枪口指着对方脑袋的时候都没害怕，怎么现在害怕了？”
　　王明阳这才收回目光，正视着芮小丹的眼睛，以同样平静的语气说：“更正一下，不是害怕，是说了多余。”
　　芮小丹问：“何谓多余？能解释一下吗？”
　　王明阳慢条斯理地说：“我说不说都是杀头，杀一次头与杀十次头没有分别。但是，我能从你们的无奈中获得不出卖他人的道义感，如此而已。”
　　芮小丹说：“很好，这说明你还有自我认同的需要，这是人性的特征，如果你连这个起码的需要都没有，我就有理由对你作为人的属性提出质疑。”
　　王明阳冷冷地说了一句：“激将法，不算高明。”
　　芮小丹沉着地说：“我也更正一下，不是激将，是说你还值得对话。杀一次头与杀十次头的确没有分别，但同理，法律的操作对一次以上的死刑忽略不计，我们也并非必须要听你说什么。所以，决定你那点满足与失落的权力不在你手里。”
　　王明阳不屑地一笑。
　　芮小丹接着说：“我不否认你的口供对本案的侦破有参考价值，但法律机器的运转不以口供为条件。尤其具体到本案，你的口供对量刑和侦破已经没有质的意义。”
　　王明阳反问道：“那你坐在这里干什么？”
　　芮小丹平和而庄重地说：“法律对程序和内容要求极限的严谨，但对一次以上的死刑忽略不计。我坐在这里，是法律和人道对我的工作要求，一是量化极限，二是给你的灵魂找一块净土，让你的精神站着。”
　　王明阳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说：“女士，说话不要太狂了。执法是你的职业，你尽可以执法谋生，但是与我王明阳谈经论道，你还不够资格。别拿你的职业去拔高你个人的规格，让人轻看。”
　　芮小丹平静地说：“这里不是擂台，你我既不是斗智也不是比学问，而是讲理。”
　　王明阳淡淡地问道：“讲谁的理？”
　　芮小丹说：“讲你的理，讲强盗的逻辑，如何？如果你连强盗的逻辑都讲不出来，那么法律要求的严谨极限对于你就只能量化到此了。”
　　王明阳说：“强盗的逻辑，直接获取，冒险，刺激。”
　　芮小丹针锋相对地说：“这样讲，似乎你还算一条好汉。但我以为，强盗的本质是破格获取，破格获取与直接获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们没有自信与强者在同一个规则下公平竞争，这只能说明你是弱者，因为弱势文化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就是破格获取。所以，强盗的逻辑从本质上讲是最懦弱的生存哲学。所以，你不算好汉。”
　　王明阳心里一惊，他脸上的表情却丝毫没有变化，他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位年轻漂亮的女警官，她的语言一针见血直指事物本质，其丰富的学识和敏锐的思辩都不像是一般人，尤其不是一般女人所能具备。他不得不点点头，说：“同意你的观点。那么，你给我找的那块净土在哪儿？请你拿出来让我看看。拯救灵魂是《圣经》的买卖，但是《圣经》不能让我臣服。你是否想让我觉得，你比《圣经》还神圣？”
　　芮小丹暗暗松了一口气，话题到此她心里更加有底了，于是不动声色地说：“我是微不足道的，但你既然讲到了《圣经》，那我们就从《圣经》谈起。至少你的态度告诉我，你还没有读懂《圣经》，所以你没有权力评价《圣经》。”
　　王明阳一扫起初的轻慢，心理上已经认定这位女警官在学识上是同一级别的对手，值得辩论一番，于是认真地说道：“《圣经》的理由是：因信着得救了，上天堂；因不信有罪了，下地狱。用这种哄孩子、吓孩子的方法让人去信，虽有利于基督教的实践，却也恰恰迎合了人的怕死的一面、贪婪的一面。这样的因果关系已经不给人以自觉、自醒的机会，人连追求高尚的机会都没有，又何以高尚呢？”
　　芮小丹默默地看着王明阳，心想：以这个人的学识和素质，如果他不去犯罪，应该有一番作为，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英雄，就一定是枭雄。
　　王明阳说完，等着芮小丹的回答。
　　芮小丹肯定了他的观点，说：“确实如你所说，如果神计划管理着人类历史的发展，那么饥饿、灾难、罪恶也该是神计划之中的事，所以人就有理由怀疑神是要拯救人还是要折腾人。如果神也是左手施舍的时候不让右手知道，那么全能的主就不需要这个永远的计划了，只需要以他的全能改变人性的罪性，注入人性的善性，人类就得以拯救了。但神没有这样做，神不想做无名救主，神需要报恩。”
　　当芮小丹在审讯室里与王明阳讨论《圣经》的时候，队长他们在监视室里全神贯注地看着审讯过程。赵国强一眼不眨地盯着显示屏自言自语道：“哎……有点门儿啊，平时真没看出来小丹还有这两下子。”
　　审讯室里，芮小丹与王明阳的讨论在继续进行。
　　王明阳说：“神是什么？神是根据人的需要造出来的。”
　　芮小丹说：“这就是《圣经》神学理论上存在的问题。《圣经》的教义如果不能经受逻辑学的检验，可能在实践上就会存在障碍。如果经受了逻辑学的检验，那表明神的思维即是人的思维，就会否定神性。换一种说法，神性如果附加上人性的期望值，神性就打了折扣。然而神性如果失去了人性的期望值，那么人还需要神吗？”
　　王明阳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问道：“既然你我的观点一致，而我又没有资格评价《圣经》，那么，你的资格又是从哪儿掉下来的呢？”
　　芮小丹平静地说：“《圣经》神学是关于人类精神的学说，是关于人的灵魂净化、升华，人的行为高尚、正典的学说。一味地攻击或捍卫神的真实性与否，都是愚昧的表现。前者没有理解基督教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后者没有理解基督教的真正境界。”
　　王明阳说：“人类历史必须要穿越宗教隧道，可以理解。但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圣经》神学的社会价值在哪里？”
　　芮小丹说：“基督教的应许不以现实利益为交换，不参与社会利益的分配，这使得她能适应不同的生存空间，而她对信徒的道德要求无疑具有社会价值。”
　　王明阳轻蔑地问：“用哄孩子、吓孩子的方式？”
　　芮小丹说：“基督教相信，太高的道德平台需要太高的教育、太深的觉悟和太复杂的炼造过程，是一道靠人性本能很难迈进的窄门。于是，基督教便有了神与人的约，有了神的关于天国与火湖、永生与死亡的应许，让凡夫俗子因为恐惧死亡和向往天堂而守约。这是智与善的魔术，非读懂的人不能理解。但《圣经》告诉世人了，要进窄门。”
　　王明阳咄咄逼人地追问：“什么是窄门？”
　　芮小丹说：“不因上天堂与下地狱的因果关系而具有的极高人生境界，就是窄门。耶稣为拯救世人甘愿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肉身的地狱，是灵魂的天堂。基督徒的得救缘于神的‘约’，缘于神的应许。但进不得窄门也同样缘于‘约’，缘于神的应许。窄门是基督道德理想的最高价值。”
　　王明阳无言以对，默默地看着芮小丹，眼睛里流露出钦佩的神色。
　　芮小丹说：“进了窄门，神立刻就会告诉你：我是不存在的，神就是你自己。但是，证到如此也并不究竟，神是什么？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
　　过了好一会儿，王明阳才惊叹地说了一句：“自愧弗如。”
　　芮小丹说：“《路加福音》里说：主啊，原谅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但此时此刻有一点你是知道的，你的生命需要一个让你的人性本能可以接受的句号。”
　　王明阳顿了一下，苍白地强调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以生命赎罪了。”
　　芮小丹问道：“对一次以上的死刑，你拿什么赎罪？对于已经死去的亡灵和承受痛苦的生者，你拿什么赎罪？对于污染社会和败坏道德，你拿什么赎罪？”
　　王明阳说：“我讲了自己，就会连带出卖别人，这是一个心理问题，我的灵魂得到抚慰的本身就是我从这种出卖中得到的好处，我会看不起自己。”
　　芮小丹说：“出卖与背叛是两个概念。如果你是背叛邪恶，上帝都会加冕这种背叛。如果你的老大对一个将死之人清洗一下灵魂都不能理解，这种老大不评价也罢。现在摆在你面前的一个是无视江湖义气，一个是无视人性的尊严，你自己权衡。拿根稻草当柱子去支撑灵魂，至少让我觉得你对你的学识和智商不够尊重。”
　　王明阳沉思着，没有说话。
　　芮小丹说：“还人性一个清白，还社会一个公理，你的灵魂就得救了。”
　　王明阳问：“将死之人，得救了又有什么意义？”
　　芮小丹说：“一小时、一分钟都有意义。哪怕只有一分钟，人字就有尊严了，上苍会赐你带着一颗纯净的心走进你灵魂的天国。”
　　王明阳故意以一种无赖的口吻问道：“如果我无视这些，就是不说呢？”
　　芮小丹盯着他的眼睛，用极其平静的口吻说：“文明对于不能以人字来界定的人无能为力，我除了鄙视和震惊，不会再有第三种反应。人的法则是，一颗阴暗的心永远托不起一张灿烂的脸，这不是卫道士的说教，这是人性。”
　　王明阳茫然地问：“天国在哪儿？”
　　芮小丹庄重地说：“天国在你心里。”
　　审讯室里的场面在审案过程中并不多见，几乎感觉不到审讯的气氛，更像是两个人在谈心。无论是王明阳的表情还是芮小丹的表情，都看不到对抗的成分。
　　王明阳折服了，有了一种欲将解脱的欣慰感，真诚地说：“感谢上帝让我打你的那一枪是颗臭弹，谢谢你给了我一块净土。”
　　芮小丹说：“想抽烟吗？我听说你抽三五烟。”
　　王明阳尴尬一笑说：“我有自知之明，算了。”
　　芮小丹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包三五牌香烟和一只打火机走到王明阳跟前，递给他一支烟并给他点上，又回到座位。
　　王明阳说：“谢谢。”
　　芮小丹说：“不谢，这只是我对忏悔的人表达一种态度。”
　　王明阳点燃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平静地开始了自己的叙述。监控室里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录音、录像设备在工作。
　　监视室里，队长皱着的眉头已经舒展开了，他已经看到了满意的结果，轻松地将身体靠在椅背上，说：“我就不信，这丫头一夜就成精了。”
　　这次提审连续进行了8个小时，芮小丹和王明阳都没吃中午饭，当芮小丹走出审讯室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了。
　　芮小丹下班后没有马上去找丁元英，而是一个人沿着碧水河与大街之间的林阴小道独自漫步，她走了一段，在河边的石凳子上坐下，望着缓缓而流的河水凝神。
　　她在思考：他怎么知道哪支股票会涨？他怎么知道韩楚风打赌会输？他怎么知道王明阳会开口？如果说饮酒对诗、指定股票只是才气，那么给王明阳找一个忏悔的理由就没那么简单了。她不记得词典或辞海里有过“文化属性”这个词条，从字面上理解该是某种文化的性质、特点，她似有所悟，却又不得其解，而这个陌生的词已经引起她的注意，正是这个陌生的“文化属性”让丁元英从欲望沉浮的名利场来到古城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他是一个现实到不能再现实却又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矛盾体。
　　她脑海里再次浮现出肖亚文说过的那些话：是魔、是鬼都可以，就是不是人……以我的智力，我理解不了这种人……他想一个人清静清静……他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渗透着对世俗文化的居高临下的包容……丁元英这种人对女人没有意义，是女人就有贪嗔痴，没有贪嗔痴的女人是天国的女人……
　　她在河边想了很久很久，做出了一个连她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的决定。
　　她搭乘公交车先来到维纳斯酒店，此时正是夜幕降临的时候，酒店刚刚开始进入上人的高峰期，只见欧阳雪站在酒店门口和一位熟人在说着什么。欧阳雪见芮小丹来了，与那位熟人紧说了几句，那人就走开了。
　　欧阳雪上前说道：“这几天你真忙呀，连个电话都没有。”
　　芮小丹说：“恋爱了。”
　　欧阳雪惊讶地睁大眼睛说：“啊？这么大个事，怎么没跟我说一声？”
　　芮小丹笑笑说：“都死去活来了，能顾得上吗？”
　　欧阳雪说：“嗨，是我不识相了，第一时间得多忙啊，是顾不过来。”
　　芮小丹说：“我来开车，出去办点事。”
　　欧阳雪说：“那辆宝马呢？”
　　芮小丹说：“那种车是我能开的吗？”
　　欧阳雪从衣袋里拿出汽车钥匙递给她，说：“几天没见你了，吃了饭再走吧，你把恋爱经过跟姐姐汇报汇报，现在已经到饭点儿了。”
　　芮小丹笑道：“改天再向姐姐汇报，我已经和元英约好了一起吃晚饭。”
　　欧阳雪说：“哎哟……都元英、元英的叫上了，好嘛！”
　　芮小丹问：“如果股票真的挣钱了，你有什么打算？”
　　欧阳雪说：“那还用打算？先把这辆破车换了。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再买二手车了，让人家笑话。你是不是有想法？”
　　芮小丹说：“元英整天这么闲着，得给他找点事干。古城不是他的久留之地，我也没奢望天长地久，让他干点事将来是个念想，有件事牵着也能多留他些日子。”
　　欧阳雪说：“这才刚恋爱就盘算分手的事，太恐怖了，那还恋什么爱呀？再说，他连私募基金都不做了，你还能让他做什么？”欧阳雪特别加重了一下“你”字的语调。
　　芮小丹往汽车跟前走了几步，打开车门，转过身说：“如果可能，我想就着王庙村那个茬儿让他出来干点事。”
　　欧阳雪惊讶了一下，脱口而出：“扶贫？”
　　芮小丹更正道：“不是扶贫，是搭冯世杰扶贫的车干点事，我知道该怎么做。”
　　欧阳雪说：“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想筹多少钱？”
　　芮小丹说：“看股票能挣多少，也看你能借给我多少，但是有一个底线，借你的钱不能超过我的酒店股份，必须是我能赔得起的数。我父亲的钱就先不管了，父女关系总有点耍赖的资本。我管不住自己，就想贪一回。”
　　欧阳雪不解地问：“贪什么？钱？”
　　芮小丹说：“贪心。”
　　欧阳雪更疑惑了，说：“你这种人……会贪心？”
　　芮小丹笑了笑，说：“你要是换车，新车就别再算酒店的了，算你个人的。这辆旧车也别卖了，也算我个人的，分红的时候再扣我两万块钱。宝马不是咱们这阶层能开的车，元英在古城，有可能的话我还是想有辆车，有空带他出来溜达溜达。”
　　欧阳雪说：“这车买的时候才4万，都开3年了还值4万哪？我看拿到车市上有没有人要都难说，你就让你那宝贝疙瘩坐这破车？”
　　芮小丹说：“到了我这儿，他就是穷人家的孩子了，有车坐就知足。”说着，她坐进车里发动着车，向欧阳雪招了一下手示意要走了，然后关上车门一踩油门发动汽车。
　　这时，欧阳雪忽然喊了一声：“小丹！”
　　芮小丹闻声随即一脚刹车站住，打开车门问：“怎么了？”
　　欧阳雪迟疑了一下，走过来扶着车门说：“小丹，这是不是就算开始了？”
　　芮小丹不解地问：“什么开始了？”
　　欧阳雪说：“从现在起咱们就算到了岔路口，以后就越走越远了。”
　　芮小丹心里一颤，这其中既有某种心绪的共鸣，更有一种亲情的感动。她刻意不经意地一笑说：“天！你想哪儿去了。”
　　一个“天”字驱散了欧阳雪眼神里的几许忧虑，她也笑了。
　　汽车在夜幕下的街灯里穿行，不多久就到了嘉禾园小区。芮小丹把车开到楼下，这才给丁元英打电话让他下楼。
　　丁元英下楼，见芮小丹站在汽车旁边用一种沉静而思虑的神态看着他，以为是对王明阳的审讯失败了，走过去说：“失败是常事，是我判断上有错误，不是你的错。”
　　芮小丹没有说话，默然打开车门坐进车里，等丁元英也上车了，她却没马上开车，而是扶着方向盘沉静地说：“元英，你是魔，是极品混混。”
　　丁元英明白了，说：“你要是真把这事看玄了，那就当真会出魔了。”
　　芮小丹说：“神是道，道法自然，如来……这些连我自己都没明白的东西居然就把王明阳给蒙住了，你不止是会扒拉铜板，还会扒拉灵魂，现在我才知道你离我有多远。”
　　丁元英摇摇头，回应给芮小丹一个断然的否定，说：“今天你既提到魔，我就跟你说句鬼话。你不知道你，所以你是你，如果你知道了你，你就不是你了。”
　　芮小丹沉静的神态丝毫没有因为丁元英一句让她根本听不懂的话而有所改变，既然是知道就不是，那就是不可知、无须知，也就更不必知道这句话与两人的距离究竟存在什么逻辑关系。她停顿了几秒钟，平静地问：“元英，我可以跟你要个礼物吗？”
　　丁元英问：“是我能做到的吗？”
　　芮小丹说：“那点事，只要你想，你就能。”
　　丁元英说：“那就没有问题了。”
　　芮小丹不再说什么，开车走了。
　　汽车驶出市区，下了环城路上了乡间的小柏油路。一轮明月挂在苍穹的边缘，银色的月光铺满了大地，照着这条绵延的小路。秋夜的星空晴朗透明，淡淡的白云像水波一样轻柔荡漾，很美。芮小丹不时地侧脸看一眼丁元英，心里充盈着忐忑的温馨。
　　丁元英终于忍不住问：“这是去哪？”
　　芮小丹说：“到了你就知道了。”
　　芮小丹凭着记忆穿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庄，汽车开到了王庙村的村头停下，她自己下车四处眺望了一番，又沿着一条田间小路将汽车开上了河边的防洪堤上。
　　丁元英下车，站在高高的河堤上望着不远处的村庄问：“这是什么地方？”
　　月亮高照，柔和的月光把村庄笼罩在一片银黑的色调里，显得有些轮廓模糊。微风徐徐吹过，弥漫着一股田野特有的清新的气息。
　　芮小丹指着前方的村庄说：“这个村叫王庙村，是冯世杰的老家，有一百多户人家，是这个贫困县里最贫困的村子。这就是我跟你要的礼物，在这儿给我写一个神话。”
　　“神话？”丁元英一怔，在脑子里品味这两个字。
　　芮小丹说：“古城是留不住你的，我也没奢望天长地久。你给我留个念想，让我知道你曾经这样爱过我，我曾经这样做过女人，别让我把记忆都留在床上。”
　　丁元英沉思了片刻，说：“金银珠宝，不足以点缀你这样的女人。”
　　芮小丹轻轻摇摇头，淡然地说：“我没那么尊贵，我还没有清高到可以不谈钱，所以我努力工作养活自己。如果为钱，我会赤裸裸地在床上跟你要，不用跑到这儿跟你扭捏。跟你要汽车洋房，糟蹋你了。”
　　丁元英看了看芮小丹，眼神里投过一缕疑惑。
　　芮小丹问：“你知道你身上什么东西让我心动了？”
　　丁元英尴尬地说：“那个东西怎么好意思说呢。”
　　芮小丹一笑说：“想哪儿去了？低俗。”然后静静地说，“你身上有一种残酷的美，我愿意远远站在一边看着你，可你连私募基金都放弃了，还能对什么有兴趣？”
　　丁元英面无表情，下意识地将手伸进衣服口袋里去摸烟和打火机。烟和打火机都在芮小丹下车的时候装进了包里，她拿出来递给他。河堤上有风，丁元英用双手捂着打火机点上一支烟，默默地抽着，默默地望着眼前的村庄，脑子里不知在想些什么。
　　芮小丹说：“要做事就需要资本，如果股票真能赚到一倍以上的钱，我用酒店股份抵押至少能向欧阳借30万，我借父亲的钱先不还，再加上这个钱一倍以上的增值，理论上这一块你就有70万可以支配，这是个能赔得起的基数。即便股票略有亏损及时出逃，也能筹集到50万。钱多你想钱多的干法；钱少你想钱少的干法。我有工作，能养活自己，如果你真是扔块馒头就行，我连你也养活了。”
　　丁元英抽着烟思索了一会儿，说：“这世上原本就没什么神话，所谓的神话不过是常人的思维所不易理解的平常事。”
　　芮小丹说：“真是神的神，还神吗？但是如果要把几十万挨家挨户都发了，你吩咐我去做就行了，不必劳你大驾。按你的逻辑，王庙村这么穷应该是文化属性的必然产物，但是如果一个神话改变了这里，那你就得告诉我这又该是什么文化属性。”
　　丁元英仍然长久地沉思，等那支烟抽到只剩下1／3的时候，他侧身向前挪了半步将芮小丹搂在怀里，抚摸着她的长发说：“聪明如你的女人，不多。奢华如你的女人，也不多。谢谢你这么在乎我。”
　　芮小丹心里涌起一股温柔，她把脸贴在他的胸前，说：“我就是在乎你，这事往最坏里说也能把你多留些日子。”
　　丁元英拍了拍她的头，换了一种轻松的口吻问：“拿了人家多少好处？”
　　芮小丹忍不住笑了，抬起头说：“一袋枣和一袋花生，还吃了人家一顿饭，但是我没那个觉悟，谁都别往这上面贴金。如果你有这个觉悟，那就另当别论了。”
　　丁元英说：“如果条件允许，这件事可以尝试，但肯定是个错误。”
　　芮小丹问：“为什么？”
　　丁元英说：“无论做什么，市场都不是一块无限大的蛋糕。神话的实质就是强力作用的杀富济贫，这就可能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杀富是不是破坏性开采市场资源？二是让井底的人扒着井沿看了一眼再掉下去是不是让他患上精神绝症？”
　　芮小丹说：“这事客观上毕竟是扶贫，难道扶贫还有错吗？至于市场竞争，凡是合法的就是社会可以接受和允许存在的。先别去假设多么高的道德，站在一个警察的立场，这个社会只要人人能遵守法律就已经非常美好了。”
　　丁元英扔掉那个将要燃尽的烟头，意味深长地说：“行，先了解了解情况。”
　　芮小丹觉得，虽然此刻只是远远地在谈一种意向，但是“杀富济贫、精神绝症”这些词似乎已经让她嗅到了一股“招招见血、剑剑封喉”的寒气，或许这就是竞争？这就是人们所常说的商场如战场？
　　她挽住他的胳膊一伸手打开车门把他塞了进去，自己随即也上了车。临走时她又往车窗外看了看，那眼神似乎在说：今天是历史，这条河堤就是见证。
第十六章
　　古城人民路靠近西郊，这里集中了大大小小的五金电器和汽车维修门市，还有几家中小型的生活用品超市。冯世杰的汽车美容店在人民路的南端路东，主要经营汽车美容，也兼营汽车电路修理、安装汽车音响、充气补胎等杂项。
　　这天下午，汽车美容店的门前停着几辆汽车，几个身穿统一橘红色工作服的小伙子有的洗车、有的给汽车上蜡抛光。冯世杰也穿着与员工一样的工作服，只是他的工作服显得更旧一些，衣服上沾满了怎么也洗不掉的斑点油渍，他正在修理一辆黑色奥迪轿车的电路，两只手上都是油污。
　　这时，一辆桑塔纳警车开过来，冯世杰习惯地停下手里的活儿上前迎客，却忽然愣住了，从车里下来的不是顾客，而是身着警服的芮小丹。一种直觉的东西在他心里微微颤了一下，他热情而又拘谨地上前说道：“芮小姐，你可是稀客呀。”
　　芮小丹寒暄里包含着询问，随和地问道：“挺忙的吗？”
　　冯世杰谨慎地答道：“还行，不是很忙。”
　　芮小丹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对王庙村那件事还有兴趣，下午有时间可以去找丁元英谈谈，他在家里等你。他已经搬家了，现在住嘉禾园小区，这是地址。”她把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纸条递给冯世杰。
　　冯世杰伸手接过来，他的手立刻在纸条上印上了一块黑黑的油渍，他看了一下地址，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个预示着某种可能性的信息，于是连声说：“谢谢你，谢谢！”
　　芮小丹笑笑说：“别谢我，我没那么仗义。”
　　冯世杰愣了一下，尴尬地说：“呵，看你这话说的。”
　　芮小丹说：“我还有工作，就不打扰了，你忙吧。”说完她上了车，向冯世杰做了一个告辞的手势，开车走了。
　　冯世杰走到屋里把纸条放在桌上，拿起桌上的一团棉纱擦了擦手上的油污，点上一支烟坐在桌子旁边愣神，好像要从缭绕的烟雾中寻找答案。“谈谈”无疑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可能存在的机会，意味着仅仅通过一个人就可以获取与这个人的能力和社会阶层所连带的许多东西。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次谈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想了一会儿，他拿起电话拨通了叶晓明的手机，先寒暄了一句：“忙什么呢？”
　　叶晓明说：“我和刘冰在音响店里，人家要动工装修了，通知我把货底拉走，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想把货底先放你店里行吗？”
　　“行啊。”冯世杰答应过又问：“你找车了吗？”
　　叶晓明说：“我呆会儿叫辆出租车拉过去。”
　　冯世杰说：“花那个钱干啥？我马上让车过去，我也正找你有事呢。”
　　叶晓明问：“什么事？”
　　冯世杰说：“刚才芮小姐来过了，丁先生约我下午去谈谈。”
　　“哦？”叶晓明颇感意外，仅从语气就能让冯世杰感觉到他对这个信息的关注，他停顿了一下说：“能谈就是好兆头，不可不当真，也不能全当真。”
　　冯世杰说：“所以找你合计合计，见面再说吧。”
　　挂了电话，冯世杰出来把车钥匙递给一个正在洗车的小伙子说：“小张，你到叶晓明店里把他的货底拉回来。”
　　小伙子把手里的高压洗车水枪交给别人，开上吉普车走了。
　　冯世杰又回到屋里，在库房打量了一会儿，腾出一块地方，这才又出去继续修车，心里却还在想着跟丁元英见面的事，同时也在琢磨刚才芮小丹那句“别谢我，我没那么仗义”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他想来想去也没想透亮。
　　雅风音响行门前停着一辆承租方的蓝色双排座小卡车，几个民工有的从车上往下卸装修材料，有的正在拆卸原先门头上木头的支架，那块白底蓝字的“雅风发烧音响行”招牌已经被拆下来扔在了一边。大门右侧地上放着一些音响器材，叶晓明和刘冰一趟趟地从里面将那些音箱、功率放大器等东西搬出来放在门口。
　　小张开车过来了，把车停在双排座小卡车的后面，下车走向叶晓明。
　　叶晓明对刘冰说：“你和小张先装车，屋里剩那点我自己就行了。”
　　店里的民工已经开始清理墙壁了，叶晓明抱着最后两台VCD机向外走，抬头看见墙上写着的那行红字“誓为完美主义音响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他不由自主地怔住了，只见尘屑飞扬之中，那行红字在装修工人的清除下变得支离破碎了，他的心像被什么尖锐的东西猛刺了一下，一股酸楚的滋味哽在胸腔。他嘴角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而那些原本充满豪情和悲壮的字符在这一刻似乎也变成了一种无言的嘲讽。
　　他赶快走了出去。
　　东西已全部装上了车，刘冰在车上接过叶晓明手里的机器放好。叶晓明跟站在门口的新店主握了握手，说了几句生意场上的客套话，上车了。关车门的时候不知是无意还是因为失落，用力大了一些，车门发出嘭的一声闷响。
　　刘冰知道他心情不好，为了缓和气氛便开玩笑地说：“嗨，嗨，哥哥，就算世杰是修车的咱也不能这样呀。”
　　汽车开动后，叶晓明摇摇头感叹道：“玩高雅的钱不好挣啊。”
　　“呵呵，可谁不想玩高雅呢。”刘冰应了一句，然后问道：“啥事好兆头了？”
　　叶晓明说：“就是你买他唱片的那个人，约世杰去谈谈。”
　　“哦——”刘冰半疑半惑，说：“这人都穷得卖唱片了还能有什么实力？他没少到我店里送唱片，我怎么就没看出来他是个人物？”
　　叶晓明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句：“你实在，除了钱看什么都没价值。”
　　汽车不一会儿就开到了汽车美容店，冯世杰还在修车，停下手里的活儿走过去对开车的小张说：“卸车，地方我已经腾出来了。”
　　店里的人多，大家七手八脚就把货物搬进了屋里。卸完车，叶晓明和刘冰到水龙头跟前洗了洗手，然后来到冯世杰修车的旁边。
　　刘冰往发动机位置看了一眼随口问：“啥毛病？”
　　“起动机坏了。”冯世杰答了一声，寒暄道：“你咋闲了？”
　　刘冰说：“闲啥？给晓明帮忙呗。”
　　叶晓明说：“他那儿又没生意，呆着也是呆着。”
　　冯世杰转入正题说：“依你看，见了面该谈点什么？我心里真没个谱。”
　　叶晓明说：“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发烧友的心是相通的嘛，音响爱好搭台，招商引资唱戏，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以诚相待呗。”
　　冯世杰说：“我还不知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可咱多少得有点想法吧？要是让你去王庙村帮农民种地，你去吗？”
　　叶晓明说：“还搞音响啊，咱不就是爱好这个嘛！他问你什么你就如实说什么，咱要有钱有势还用打他的主意？”
　　刘冰站在一边留心听着，生怕漏掉了哪句话。
　　冯世杰低着头把电路上的几颗螺丝上好，顺手将扳手放到保险杠上，抓起一团棉纱擦了擦手上的油渍对刘冰说：“帮个忙，上去发动一下试试。”
　　刘冰没上车，只是拉开车门把身子探进去，摸了一下排档杆确定在空档位置上，这才拧动车钥匙发动汽车，很顺利地就发动着了。
　　冯世杰从口袋里拿出香烟递给刘冰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对叶晓明说：“这事我刚才也琢磨了一会儿，我觉得最好咱俩一块儿去。”
　　叶晓明说：“人家是约你谈，又没约我，我去算什么？”
　　冯世杰说：“丁先生是什么人你比我清楚，这时候再扭捏你觉得有意思吗？我一个人也容易冷场，有你在场，这事成不成的以后都没啥可说。”
　　叶晓明想了想说：“那就……晚一会儿去，赶个饭点，请丁先生出来吃顿饭，成不成的也是个礼儿嘛。”
　　冯世杰这才觉得心里有点踏实了，说：“我去洗洗手换件衣服，先送刘冰回去，咱再出去转转找个合适的饭店，时间也就差不多了。”
　　刘冰说：“你们忙，不用管我，我就在这儿等着听信儿，晚上我请你们吃宵夜。”
　　叶晓明瞟了刘冰一眼说：“哪儿跟哪儿呀？八字还没一撇呢。”
　　冯世杰也笑笑去屋里洗手换衣服了。
　　下午5点多钟将近傍晚的时候，冯世杰和叶晓明一起来到了丁元英的新居。毕竟在此之前有过接触，彼此之间并不显得有多少陌生。
　　丁元英请他们进屋落座，给他们递烟泡茶，几句寒暄过后他说：“我是外乡人，咱们萍水相逢都是音响的缘分，用圈里话说都是发烧友，如果我这人还能有点用处，那就挺好。套话咱们不讲了，有什么就说什么。”
　　叶晓明尴尬地一笑说：“丁哥这么直爽，反倒让我们不好意思了。我们俩刚才转了转找了一家餐馆，想请丁哥吃顿饭。”
　　冯世杰注意到叶晓明是用“丁哥”称呼丁元英，这要比用“丁先生”更有人情味，而这时候再用“丁先生”就显得生分了。于是他也沿用了这个称呼，说：“上次在晓明的店里是我失礼了，当时就想请丁哥吃饭，没想到不但没请成，反倒是白吃了一顿，所以今天丁哥无论如何得给个面子。”
　　丁元英说：“我得知道这档子事的深浅。”
　　叶晓明说：“嗨，丁哥说哪儿去了！其实也没啥，就觉得丁哥是高人，想请丁哥给指条道儿。我和世杰都喜欢音响，能混的话还是想在音响方面混呗。”
　　冯世杰憨厚地一笑说：“我的想法芮小姐都知道，想必已经告诉丁哥了。”
　　丁元英沉思了片刻，说：“如果你们不忙的话，这顿饭还是我来请，买几个小菜咱们去王庙村，先四处走走，再叫上几个人喝酒聊天。”
　　叶晓明立刻明白了丁元英的用意，犹豫了一下说：“丁哥要去，那就去吧。”
　　冯世杰马上掏出手机说：“我给家里打个电话，让他们准备一下。”
　　丁元英摆摆手制止了他打电话，站起来说：“聊天准备什么？随便点。”
　　3个人下了楼，冯世杰紧走几步为丁元英打开车门，汽车出了嘉禾园小区后向东拐了个弯，丁元英在小吃一条街买了一箱啤酒和一些卤鸭、腐竹、花生米之类的下酒小菜，然后驱车去了王庙村。当他们来到王庙村的时候，夕阳已经沉到了地平线以下，只留下最后一抹余晖在遥远的天际，这个小小的村庄在夕阳的余晖中呈现出一种远离现实的沉静，沉静之中又隐藏着一派破败的凄凉。
　　冯世杰开着车熟练地在窄得勉强能容一辆车通过的小胡同里穿行，车开到冯世杰家的院门前停下。冯世杰的父母已经吃过晚饭，正在院子里跟两个来串门儿的亲戚坐着说话，见儿子带着客人回来，忙站起来迎接。叶晓明搬着一箱啤酒、冯世杰提着一塑料袋小菜与丁元英一起进了院子。叶晓明和冯家很熟，跟两位老人打过招呼就把啤酒搬到厨房去了。
　　冯世杰把丁元英介绍给父母，说：“爸，妈，这是我朋友丁哥。”
　　丁元英礼貌地称呼道：“大叔、大妈。”
　　冯世杰把手里的菜交给母亲，说：“妈，我们还没吃饭呢。”
　　冯母接过菜说：“你们先坐着说话，我这就去做饭。”
　　那两个串门儿的亲戚要走，冯世杰叫住了其中那个年轻人，说：“国正，你去把志明和铁军叫来，咱几个陪丁哥喝酒。”
　　周国正答应着走了。
　　冯世杰对丁元英说：“丁哥，趁这会儿没事出去走走？”
　　叶晓明说：“我就不去了，我在这把酒菜摆上。”
　　于是，丁元英跟着冯世杰出了冯家院子。王庙村有100多户人家，村里也只有两条十字相交的主街道。他们沿街漫步，冯世杰在向丁元英介绍村里情况的同时，也不时地回应一些跟他打招呼的乡亲。两个人没用多长时间就把村里转了一遍，这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了，丁元英看到的是街上有几盏昏黄的路灯亮着，是坑洼不平的路面、东拉西扯的电线和破旧的老房子，情形跟芮小丹形容的基本一致。
　　转完了街道，冯世杰特意把丁元英带到几乎闲置的村民委员会、废弃的小学校、基督教堂和那间不久前曾经给芮小丹做过音箱的木工作坊。丁元英对王庙村的地形村貌、人口状况和经济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他对男人娶不起媳妇和孩子上不起学之类的情况并不感到稀奇，但是有些人家居然穷到连一年四元钱的水费都交不起，这让他感到吃惊。
　　返回冯家的路上丁元英问：“这村子里有没有在哪方面有技术专长的人？”
　　冯世杰答道：“不多，能说得上话的就更少了。周国正、吴志明和李铁军几个人会点木匠活儿，志明的技术好一点。国正以前在县里的翻砂厂干过，后来厂子倒闭就回来了，就是你刚才在院子里见到的那个小伙子，听说技术不错，当时在厂里是生产骨干。再有就是村东头的刘大爷以前在古城机械修造厂干车工，早就退休了，现在也是在家里种地。”
　　丁元英问：“这几个人跟你都是什么关系？”
　　冯世杰回答：“远近都沾点亲，农村差不多都这样。丁哥的意思我明白，我说的这几个人都是我很了解也比较说得来的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庄稼人。”
　　丁元英点点头，说：“一会儿把刘大爷也请来。”
　　回到冯世杰家，吴志明、周国正、李铁军几个人已经到了，院子里西厢房的房檐下挂了一只灯泡，光线虽不是很亮堂，但喝酒聊天是够用了。当院摆了一张圆桌，啤酒、酒杯和下酒小菜也已经摆好。
　　冯世杰给丁元英一一做了介绍，然后对李铁军说：“铁军，你去把刘大爷请来。”
　　“哎。”李铁军答应一声，马上就去了。
　　几个人围桌而坐，但谁也没有动筷子。冯世杰说：“丁哥，咱先喝吧，不用等了。”
　　丁元英拿出烟给每人递了一支，说：“不忙，等等刘大爷。”
　　大伙儿抽着烟闲聊，过了十多分钟李铁军把刘大爷请来了。刘大爷60多岁，头发已经花白，微微有些驼背，但身板很硬朗，穿着一件灰布衣裳，黑黝黝的脸上刻满了皱纹，眉宇之间透着一股庄稼人的朴实，几乎看不出是从工厂里退休的老工人。丁元英礼貌地站起来与刘大爷打招呼，给老人让座。
　　冯世杰等人都坐齐了，端起酒杯说：“丁哥是我朋友，今天能到家里来我特别高兴。丁哥想找人喝酒聊天，我就把大伙儿请来了，没别的意思，喝酒闲聊，能喝的多喝，不能喝的少喝，喝好就行。来，先干一杯。”
　　大家纷纷举杯，一场不寻常的喝酒聊天就这样在一个农家小院里开始了。
　　丁元英给刘大爷倒酒，说：“大爷，身子骨挺好？”
　　刘大爷用粗糙的大手拘谨地扶着酒杯表示礼貌，说：“还行，庄稼活儿还能干点儿。”
　　丁元英像唠家常一样问：“听说刘大爷是车工，干了多少年头？”
　　刘大爷说：“从16岁学徒一直干到退休，干别的咱不会，没文化。”
　　丁元英又问：“咱村的地够种不够？”
　　李铁军插了一句，说：“人均还不到两亩地，够啥？”
　　吴志明一杯啤酒下肚话头就来了，放下筷子说：“够种又能咋样？就算有地，现在种地哪还有赚头，这费那费一扣，能落个填饱肚子就不错了，真不如出去打工。”
　　李铁军摇摇头说：“我出去打了3年工，落住啥了？你也得能找到活儿呀，就算找到了活儿你也得能拿到工钱哪，等好不容易拿到了工钱，路费吃住一除你还能剩几个？打工的太多了，你要找不到活儿还得往里赔呢。”
　　半天不吭声的周国正冒了一句：“妈的，一膀子力气没地儿使，这是啥事呀。”
　　丁元英问道：“世杰说你在县里的翻砂厂干过，那厂子为什么关了？”
　　周国正不屑地一笑说：“县里的国营翻砂厂生产普通农机具怎么能跟人家私人的翻砂厂竞争？又不是精密铸造，也不是高技术，人家私人当院搭个棚立个灶，凑个一两万块钱就干上了。国营厂的摊子多大？本来就是当官儿的多干活儿的少，干活儿的再出工不出力，你想那会是啥成本？谁来买你的东西？不关门才怪呢。”
　　冯世杰见丁元英只顾聊天没动筷子，就说：“丁哥，别光顾着说话，吃点东西。”
　　丁元英吃了几口菜，喝了一口啤酒，接着又跟大家东拉西扯地聊。
　　这天晚上酒桌上的气氛很热烈，大家围绕着农村的现状、各自的家庭、各人的苦恼以及思变的愿望等等话题谈了很多，丁元英从大家无拘无束的牢骚、议论和无可奈何的叹息里了解到了许多情况，离开王庙村回到古城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1点多钟了，冯世杰把丁元英送回嘉禾园小区，一直送到楼下。
　　丁元英在楼下临分手时说：“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是两码事，得根据条件判断，但有一点现在就可以肯定，无论从哪儿拉资金都会有个投资方的风险控制和资本权利问题，如果与你们的期望距离太大，现在的工作可能就没有意义。”
　　叶晓明问：“丁哥的意思是不是说投资方需要控股？”
　　丁元英说：“投资方至少应该持有51％有的股权，以保证投资方在决策权上最大限度规避投资风险，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给你们的股份垫资，或者叫借给你们资金入股，这就意味着无论给你们垫资多少，你们的股份总和不会超过49％，我不知道这会与你们的期望值有多大距离。”
　　冯世杰立刻表态说：“这还想啥？求之不得呢！”
　　叶晓明说：“我也没意见，起码有资金、有事业了。”
　　丁元英点点头，说：“我对音响市场的情况不了解，这几天先到网上看看，你们也把掌握的资料汇总一下送来。股份的事怎么分配，你们商量着拿个意见。”
　　叶晓明说：“好，我们商量商量。我那儿有不少资料，明天我收集一下给送来。天太晚了，丁哥早点休息，我们也回去了。”
　　丁元英等他们上车走了，这才上楼去。
　　从嘉禾园小区出来，两个人的情绪都处在一种亢奋状态，丝毫没有觉得困倦，一种近得几乎可以触摸到的希望在他们的心里升腾，此时的心情就像秋夜的星空明朗而悠远。
　　午夜时分，大街上的车辆已经稀少了，冯世杰驾车行驶在通畅的马路上，眼看前面快到一个路口了，问道：“我是送你回去还是到我那儿再聊会儿？”
　　叶晓明说：“回去也睡不着，去你那儿再聊会儿。”
　　冯世杰说：“都快12点了，你说刘冰会不会还在店里等着？”
　　叶晓明说：“可能会，这种事要搀和就得赶第一时间，不用谁去教。”
　　果然，汽车驶入人民路不久冯世杰就远远地望见汽车美容店的大门敞开，店里店外灯火通明，刘冰和两个店里的小伙子坐在门口闲聊。刘冰显然一直注意着从正面方向驶过来的汽车，当他确认冯世杰的车过来了便马上起身到路边等着，其心情不言而喻。
　　汽车在路边还没停稳刘冰就凑到车窗前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谈得咋样？”
　　冯世杰拉上手刹说：“陪丁哥去了趟王庙村，可能有戏。”
　　叶晓明说：“你就一直在这儿等着？”
　　一句“丁哥”的称呼已经让刘冰感觉到几分事态，他加重语气说：“我哪敢走啊？说好了请你们吃宵夜。”
　　冯世杰看了看叶晓明，说：“在那儿光顾说话了，其实晚上还真没吃啥。要不咱到夜市找点啥吃的？总比在这儿干坐着强。”
　　叶晓明说：“行啊，不过先说好了，我请客。”
　　刘冰立刻敏感地质问：“你什么意思？”
　　叶晓明笑笑说：“我害怕。”
　　冯世杰吩咐两个员工关门休息，3个人又开车来到南华街夜市。
　　南华街夜市正是热闹的时候，各种食物的香气在微凉的风中飘荡着，摊主一边大声向过往的行人招揽生意，一边熟练地掂着手里的炒瓢，油锅里拉拉的响声和呼呼腾起的火苗显得格外地引人食欲。
　　他们在一个家常小炒的摊位坐下，点了两个凉菜、两个热炒和三瓶啤酒。
　　刘冰问：“咋样啊？说说。”
　　冯世杰点上一支烟抽了一口说：“丁哥去村里看了看，跟村里的几个人聊了聊，刚才送丁哥的时候在楼下谈到了股份的事，就这些。至于干啥现在还不好说，丁哥现在主要是了解情况，总归是和音响有关系。”
　　菜上齐了，刘冰倒上啤酒喝了一口，说：“咱们可都是一个圈儿里的弟兄，这么多年的交情了，有什么好事可别忘了给兄弟留口汤喝。”
　　叶晓明说：“不敢喝你的酒就是怕这个，咱是找人家帮忙，八字还没一撇呢，干啥也不知道。你跟丁哥这么熟，真想掺和这事，你觉得我们替你去说合适吗？”
　　冯世杰说：“就是，要说还是你和丁哥最熟，再拐个弯就拿捏了。”
　　刘冰喝了半杯啤酒，吃了口菜，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要说服谁，念叨说：“我对丁哥说不上有恩起码也算帮过他，不管啥原因吧，他在做难的时候我帮他卖过300多张唱片，等于帮他变现了1万7千多块钱呢。”
　　冯世杰和叶晓明都笑了起来，笑的意思不言而喻。冯世杰说：“你要跟丁哥说这个就有点不着调了，你那也叫帮忙？做生意都显黑了点。”
　　刘冰也觉得这话说得有些不着调了，嘿嘿笑了笑。
　　叶晓明一边慢条斯理地吃着喝着，一边说：“不管干什么，也不管事大事小，钱不够人家可以给咱垫资，但是出大头资金的这一方得控股，咱们这边总共只有49％有股份，多个人头就多分出去一份。”
　　刘冰拱手抱拳说：“兄弟明白！兄弟明白！”
　　叶晓明说：“你要是真觉得没底，我给你支个招儿。你也学学世杰，去找芮小丹，毕竟都是古城人，好说话。”
　　刘冰满腹疑虑地说：“人家是干啥的？咱能够着跟人家说话？再说她把丁先生在我那儿的唱片都收购回去了，对我肯定没好印象，我找她帮忙能行吗？”
　　冯世杰说：“芮小丹不是那种小度量的人，虽然她不一定会管这事，但是我觉得你从她那儿走走过场都管用。”
　　刘冰说：“我觉得，只要是你们俩想干的事肯定错不了。我那店盘出去差不多也能有三万块钱，如果算我一份，我把店里的钱都投进来。”
　　冯世杰说：“你那店再开下去连个桌子腿都剩不下了。”
　　叶晓明沉思了一会儿，问道：“世杰，这事要是当真干了，你打算出多少钱？”
　　冯世杰不假思索地说：“事是我挑的，有多少出多少呗，我估计能有个十几万吧。人家是帮咱做事，咱要是留一手就不地道了。”
　　叶晓明点点头说：“是啊。可我手里那点钱加上货底也就六七万，拿不出手哇，也不知道人家这种高人一出手得是多大个摊子。”
　　冯世杰冲着叶晓明笑了笑，说：“你不是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嘛，要是到头来光脚的是他穿鞋的是咱，那可就闹笑话了。”
　　刘冰疑惑不解地说：“我就这点不明白，丁先生真是高人吗？他都穷到卖唱片了，拿什么投资？会不会是骗子？”
　　三个人边吃边聊，度过了一个兴奋而又夹杂着猜疑的夜晚。
第十七章
　　刘冰的家住在古城河东新村32栋楼四单元一楼，这是一个80年代初建的居民小区，几十栋六层式楼房从外表看上去都一模一样。刘冰家的房子是75平方米户型，和所有的一楼住户一样在自家前面围了院子，盖起了小平房，小平房足有30多平方米，从里面隔成两间。刘冰一家4口人，妹妹已经出嫁了，父母退休在家，家里的房子本来够住，而刘冰却执意住在平房里，他更追求一个封闭的、可以发烧音响的环境。
　　刘冰住在平房里，跟其他家庭不同的是，他的平房与父母的房子完全隔离，惟一连通的一扇门也被他用砖墙封堵了，这使得他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要多绕道十几米才能到家。他的两间房子一间用来做音响室，一间是卧室。音响室的设计虽然用的都是廉价的普通材料，但是做得很专业，对声音的共振、反射、扩散、隔音都做了处理，一看就是典型的发烧友。卧室里的布置也颇有音乐氛围，墙上挂有指挥大师和著名歌手的海报，电脑旁边放着音响和唱片方面的杂志，电脑上方挂着一张黑色胶木老唱片。
　　昨天晚上刘冰和叶晓明、冯世杰在南华街夜市喝酒聊天，深夜两点多才回家睡觉，凌晨四点就被一阵闹钟的铃声惊醒了，这是隔壁邻居赵阿姨每天早上扫马路的工作时间，接着是往三轮车上装工具的声音，然后院子的门开了又关，随后一切恢复了平静。
　　刘冰平常对这个声音已经习惯了，惊醒之后很快就能继续入睡，成了固定程序。但是今天他睡不着了，在黑暗中翻了个身，伸手在床头柜上摸到了香烟点燃，一边抽烟一边想自己的心事，烟头上那一点红光在黑暗中时亮时暗地闪烁着。
　　他生活在这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有固定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他自己一直做点不固定的营生，没什么家庭负担，拮据的时候还时常能得到点父母的贴补。对他自己而言，生活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这些年他做过不少事情，在酒店当过服务生，开过出租车，与人合伙卖过服装，现在经营一个小唱片店，都是挣几个小钱，而他的梦想是挣大钱，是过上流社会的生活。但是，那只是一个与很多人都一样的梦想，遥不可及。现实的情况是，他的唱片店生意越来越惨淡，盗版的不敢卖，正版的不挣钱，眼看就支撑不下去了。
　　自己能干什么呢？这对他来说一直是个问题。
　　刘冰清楚地记得他与丁元英第一次接触的情景。那是半年前的一个晚上，一个陌生的男人提着一兜子唱片走进了他的小店，陌生人向他说明了变卖唱片的来意，接着他一张一张看了唱片，居然张张都是可圈可点的原装进口唱片，与新唱片几乎没有差别，惟一的差别就是唱片上的印章。他几乎没怎么费力就把价格压到了50元一张，当场就成交了。从那以后陌生人就不定期地给他上门送货，每次都是现金交易，双方各得其所倒也默契。
　　他知道叶晓明和冯世杰围绕着这个人下了一些功夫，但是他怎么也不明白，一个落破到变卖唱片的人怎么一下子就忽然变成了高人？他不敢全信却又不能不信，因为有芮小丹、叶晓明、冯世杰这样的人在用行动证明。如果真是高人，那么搭上他们这条船就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了，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怎么才能搭上这条船？
　　他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无论如何丁元英是有困难才不得已而变卖唱片，无论如何他在这种交易中帮助丁元英解决了实际困难，这也是个不大不小的交情。现在他有困难，请丁元英帮个忙也在情理之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他想啊想啊，想得头昏脑涨，一直想到早晨七点钟起床。
　　深秋的早晨寒意很浓，路面上散落着从树上飘下来的枯叶，阵阵秋风吹过，枯叶在地上滚动着。
　　刘冰7点半就来到公安局大门口等待芮小丹，他站在离大门十多米远的人行道上的一个熊猫形果皮箱旁边抽烟，离汽车站牌很近，这样既能观察到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的人，也能观察到进入公安局上班的人员，这样就不会错过了芮小丹。
　　7点50分左右，他看见身着警服的芮小丹从一辆加长的公共汽车上下来了，于是赶忙迎上去打招呼：“芮小姐！”
　　芮小丹也看见了刘冰，意外地说：“你怎么在这儿？”
　　刘冰上前一步说：“芮小姐，我找你有事。”
　　芮小丹停住脚步，脸上掠过一丝诧异的神色，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说：“你等我一会儿行吗？我得先去报个到，不然就迟到了。”
　　刘冰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就在这儿等着。”
　　望着芮小丹步履匆匆地走进了公安局的大门，刘冰不由得心里又在想：这丁元英到底是个什么人哪，值得芮小丹这样的女人去为他赎唱片。
　　过了十几分钟，芮小丹开着一辆桑塔纳警车出来了，她在大门口一处不影响交通的位置停下，下了车向刘冰招招手，刘冰快步走到近前。
　　芮小丹问：“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有事吗？”
　　刘冰说：“是冯世杰告诉我的。是这样，丁先生要跟晓明和世杰他们做点儿事，我和世杰他们关系都不错，我那小店也一直不景气，我是想请芮小姐……”
　　芮小丹做了一个阻止的手势没有让刘冰再说下去，委婉而明确地说：“对不起，这不是我可以过问的事，你得去找他们。”
　　刘冰说：“晓明和世杰都没意见，主要是得丁哥同意。”
　　芮小丹说：“你和丁元英本来就认识，如果你认为需要丁元英同意你应该去找他，找我没有用，这完全是他们的事，我没权力过问。”
　　刘冰很尴尬，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芮小丹思忖了一下，说：“这样，我顺路送你一段，你去找丁元英谈谈。”
　　刘冰知道这就是冯世杰所说的走走过场，忙说：“谢谢。”
　　刘冰上了警车，芮小丹一踩油门汽车上了宽阔的马路。刘冰坐在车里一言不发，这里既有唱片那件事的尴尬，也有来自他内心的一种压抑，怎么都不自在。芮小丹顺路把刘冰送到嘉禾园小区门口，告诉了他丁元英的具体住址，然后开车去执行任务了。
　　刘冰找到丁元英的房号按响了门铃。
　　丁元英开门见到刘冰时微微一怔：“怎么是你？请进。”
　　由于过去是交易关系，现在角色的转换使刘冰很不自在，拘谨地说：“丁哥，以前唱片的事真对不住。昨晚我和晓明他们在夜市喝酒，聊到一点多。早上我去找了芮小姐，刚才她开车把我送到小区门口就走了，是她让我来的。”
　　丁元英客气地请刘冰落座，刘冰的隐喻、暗示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来意，他给刘冰递过一支烟，随和地说：“咱们是熟人了，唱片是咱们做生意，都好。”
　　坐在沙发上，刘冰真切地看到了近在咫尺的、曾经被叶晓明用惊叹语气描述过的那套天价音响。毕竟是发烧友，这一刻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用朝圣的目光凝视着这套平时只能是在画报里才能一饱眼福的音响，继而他激动地站起来走到音响面前，蹲下身子抚摸着CD机赞叹道：“天哪，太棒了！”也就是在这“眼见为实”的这一刻，他心里已经不知不觉地转变了对丁元英的质疑，尽管音响与高人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丁元英理解一个发烧友的感受，也就默不作声地等着。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刘冰终于被这种寂静拉回到现实和理性，于是转过身重新回到沙发坐下，不好意思地说：“没见过世面，让丁哥见笑了。听说丁哥要帮世杰和晓明他们做点事情，我今天来没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丁哥能给个机会。”
　　丁元英见刘冰一直拿着一支没点燃的烟，就把打火机伸过去为他点燃，然后自己再点上一支，抽了一口说：“这是冯世杰张罗的事，我不过是跟着凑个热闹。你要有兴趣，只要冯世杰他们同意就行，我没权力替他们做这种决定。”
　　刘冰说：“丁哥是控股方，当然是丁哥说了算。”
　　丁元英说：“不是我控股，是投资方控股。如果这事有条件做，我在资本和冯世杰他们之间只是个媒婆，资本方的控股权是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并不改变冯世杰他们张罗这件事的性质，他们是这件事的真正主体。从经济利益上说你是从他们的锅里分一碗粥，掌勺的是他们，不是我，只要他们同意就没有问题。”
　　刘冰心里有了底，心放下了，神色也轻松了许多，说，“古城的音响圈子也就是我们几个走得近，他们是怕丁哥不同意才让我来找你的。”
　　刘冰说：“那我就谢谢丁哥了。我都想好了，这几天我就抓紧把店盘出去，有多少钱我就出多少钱，我这人你可能还不太了解……”
　　正当刘冰心情放松地刚要沿着话题往深处攀谈时，偏偏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刘冰不用猜就知道是叶晓明或冯世杰来给丁元英送音响市场方面的资料，因为昨天晚上在夜市吃饭时不止一次提到了这事，只是没想到他们会来得这么早。
　　等丁元英打开门，来人果然是叶晓明和冯世杰。叶晓明两只手里各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大塑料袋子，透过塑料就能看见里面装的全是杂志、报纸之类的文字资料。
　　刘冰站起来以特别“哥们儿”的语调说：“我准知道是你们俩。”
　　叶晓明从刘冰的神色和语气里已经解读了所以然，说：“哟，这么巧哇！”
　　刘冰笑着说：“是芮小姐送我来的。”
　　叶晓明把两大袋子资料放到沙发上说：“丁哥，能搜集到的都带来了。”
　　客厅的沙发上已经坐不下屋里的人，丁元英从里屋拿来两把折叠椅子放到茶几的另一侧让叶晓明和冯世杰也坐下，又去厨房的消毒柜里拿了几个小茶盅，坐回原位动手给他们烧水准备泡茶，说道：“趁着你们几个都在，刘冰的事你们拿个意见。”
　　冯世杰说：“都是自己弟兄，只要丁哥不反对就一块儿干呗。”
　　“就是，都是水深火热的，都帮衬着点吧。”叶晓明笑着说道，然后从西装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放到茶几上，接着又说：“丁哥，这是我经常上网的一些音响论坛的网址，那里也有不少信息，你可以上去看看。”
　　丁元英拿起纸条看了看，收进衣袋里，说：“有个问题不明白，小丹的音箱用的是乐圣旗舰的套件，那是乐圣公司看家的东西，为什么还允许代理商零售？”
　　这个问题叶晓明最有发言权，于是解释道：“乐圣旗舰套件有三个流向，一是发烧友自制音箱，有发烧和实惠两个优点。二是音响店贴牌的组装音箱，俗称超值版，价格比乐圣旗舰低500元，贴的是乐圣旗舰套件标志，不是乐圣注册商标，表示该音箱不是乐圣公司原装的乐圣旗舰。三是大城市的一些发烧工作室专门针对有钱人手工生产的豪华音箱，其中一部分使用乐圣旗舰套件。这三个流向走出的套件对乐圣旗舰的整个市场不会有影响，对提高乐圣品牌的知名度有好处。”
　　冯世杰补充道：“正规音响公司都有自己的品牌，不会买套件往别人脸上贴金，一般都采用散件组合搭配，突出自己的品牌。不是说乐圣的喇叭最好，而是说在这个价位上乐圣旗舰套件的性价比最高，如果抛开价格因素，还得说是欧美的老牌产品过硬。”
　　丁元英听明白了。
　　冯世杰侧身看了一眼音响，略显拘谨地笑着说：“丁哥，打开音响听听？”
　　丁元英说：“想听就开，唱片都在那屋的书柜里，自己挑。”
　　或许是发烧友嗜好唱片的天性，这一下让他们来了精神，居然没人开音响了，3人全都到书房里去浏览唱片，两个贴墙而立的书柜除了少许的工具书之外几乎放满了唱片，足有1000多张，这对他们无异于发现了一处宝藏。他们放下这张拿起那张，居然张张都是原装的世界著名唱片公司产品，有不少新唱片甚至在《CD圣经》和音响杂志上也没见过，刘冰和冯世杰嘴里除了“哇——”已经发不出别的声音了。
　　三人非常投入地挑了一会儿出来，冯世杰手里拿着几张他们只凭封面挑出来的不知片名和内容的唱片，叶晓明打开音响把其中一张放入CD机，音箱里立刻传出了一支以钢琴为主声、以小提琴齐奏为辅声的极具北非韵味的音乐，优美的旋律刚一响就把人打动了。
　　刘冰赞叹地直摇头说：“不说了，真没啥可说的了，钢琴是一粒儿一粒儿的脆呀，小提琴油亮油亮的真像抹了油。”
　　水烧开后，丁元英把茶泡上，给每个人都倒上一杯分别放到茶托上。
　　冯世杰感叹地说：“别说这套音响了，我听了芮小姐的那套音响回去以后就再也不开音响了，真不能听了，多明戈的嘴越听越大，海飞兹的琴越听越肥，受不了。”
　　叶晓明笑笑说：“还是这种曲子听着舒服，前两天我听了一张民乐专集，个个都是苦大仇深，那个悲呀，二胡、马头琴全用上了。”
　　刘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刚刚下肚就脱口而出：“香啊！”然后放下茶托说：“听这套音响真是灾难，以后再没兴趣磨机了，指望压块石板换个电容改变音质根本不解决问题，说到底还是得挣钱，好音质得凭银子拼出来。”
　　叶晓明见丁元英一直没说话，就喝光茶水站起来说：“丁哥，资料你慢慢看，还需要了解什么就给我打电话。我们还有点别的事，就先回去了。”
　　冯世杰也站起来说：“丁哥你忙，我们回去。”
　　丁元英确实有大量的资料等着要看，也就不再留他们。
　　刘冰三人下楼坐进吉普车里，冯世杰开上车驶离嘉禾园小区，3人的心情很愉快，也很兴奋，你一言我一语在车上聊起来。
　　冯世杰问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叶晓明：“你说，丁哥算不算发烧友？”
　　叶晓明说：“不算，只能算个玩家。看人家这活法，听着音乐喝着茶，不急不躁的。”
　　刘冰从后座凑上前说：“丁哥这活法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早知道会有今天，当初说啥也不能赚丁哥的钱哪。”
　　叶晓明说：“真有这心，现在把钱退了也不迟。”
　　刘冰说：“那怎么行，那不是打丁哥的脸嘛……哎，哥们儿，我突然想到，既然有人给咱投资了，那还用咱出钱吗？”
　　叶晓明闻声垂下头做了一个极夸张的昏厥状，说了网友聊天常用的一字话：“晕！”
　　冯世杰笑着说：“我要不是开车，也晕了。”
第十八章
　　下班时间已经过了，办公室里只剩下芮小丹一个人，她还在赶写一份结案材料，这是一个由侦查“马王黑恶集团案”派生出来的贩卖巨额假币的案子，经查实与“马王黑恶集团案”并无直接关系。写完之后，她把结案材料连同审讯笔录等相关文件放入卷宗锁进抽屉，又从另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个里面装有东西的档案袋，挎上包锁上门走了。
　　下楼梯时四周没人，她拿出手机给丁元英打电话，说：“乖，都闷在家里几天了，我带你出来散散心……现在就去找你。”但是她没想到楼梯口拐弯的走廊处有人，“胖子”赵国强正让队长雷剑峰看一份有关案子的材料，她的话正好让他们听到。
　　赵国强怪声怪气地笑道：“啧啧啧……还还……乖——好麻哟。”他故意把那个“乖”字的音拉得老长老长。
　　芮小丹不好意思地笑笑，继续下楼。
　　赵国强说：“哪能笑笑就算了？得请客呀，弟兄们早就瞄住你这顿饭啦。”
　　芮小丹停住脚步说：“啊？又要请客？我不是刚请过吗？”
　　赵国强哈哈笑着说：“那顿是你大难不死的请客，这顿是，乖——的请客。”
　　芮小丹笑道：“好，好，我请。”
　　出了公安局，她穿过马路来到一家珠宝商店，在加工首饰的柜台将一张订做首饰的凭证和650元现金交给营业员，营业员看了看订单，从柜台里取出一只红色丝绒的首饰盒递给她，她打开检查了一下，没有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地方，又看了看发票，满意地走了。
　　取完首饰，她乘公共汽车去了嘉禾园小区。
　　神话的礼物打破了丁元英沉寂的生活，这些天是他自从来到古城以来最紧张、最繁忙的日子，他从相关的杂志、广告、网站等等所有可能的渠道了解音响行业的状况，分析、研究各种信息，思考针对王庙村经济的商业运作计划。
　　芮小丹摁动门铃，门开后见丁元英左手夹着一支抽了一半的香烟，脸色憔悴，头发乱蓬蓬的，眼睛里面布满了血丝，比起昨天的精神状态更疲惫，体力和脑力都已经严重透支，而且也是连续第六天不叠床、不洗茶具了，在这6天里每天都是芮小丹傍晚下了班再来给他收拾房间。房间全然不见了丁元英一向简洁、干净的风格，音响、电视和茶几上都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原本一直清理得干净整洁的茶具上面残留着斑斑茶渍，卧室里面床上的被子堆成一团，书房的茶几和沙发上面堆满了各种音响行业的资料，两台笔记本电脑都开着，那台激光打印机正在打印从网上下载的资料。
　　芮小丹心疼地抚摸着他的头发说：“看看，都熬成这样了。”然后从档案袋抽出一个精致的玻璃镜框，镜框里是那张经过放大了的她和狼狗在山上的照片。
　　丁元英接过一看，满意地说：“好，这个好。”
　　芮小丹又从包里拿出红色丝绒的首饰盒，从里面拿出一个只有硬币大小的带着项链的椭圆形玉佩，说：“这是我在珠宝店订做的，不值几个钱，送给你。”
　　玉佩呈淡绿色，正面刻着一个正楷的“法”字，背面刻的是“1996年10月9日”的订做日期。玉佩有辟邪之意不言而喻，但是上面一个“法”字的含义也同样不言而喻。丁元英淡淡一笑说：“司法原则是无罪推定，我这还没做事就已经被假定有罪了。”
　　芮小丹把玉佩给他挂在脖子上，说：“自家的孩子就得多管着点，象征性戴3天，这3天不许摘了啊。咱把它掖在衬衣里外边就看不见，不怕人家笑咱娘娘叽叽。”
　　这时，打印机已经打印完毕，丁元英到书房把烟头在烟灰缸里熄灭，将芮小丹的相片放到电脑的旁边，整理打印好的文件。芮小丹则动手收拾房间，把床整理好，清洗茶具，将家具擦拭一新，房间里除了书房的文件资料多了一些，又恢复了平时的整洁。
　　干完活儿，芮小丹到书房在丁元英右侧的沙发上坐下，见丁元英皱着眉头，左手拇指按在太阳穴上，就问道：“是不是头疼？”
　　丁元英点点头。
　　芮小丹说：“你躺下，我给你按摩一下。”
　　丁元英平躺在沙发上，芮小丹搬了把小椅子坐下给他做头部按摩，她的手指在丁元英头部穴位上揉、按、敲、捏，问道：“有可能干点事吗？”
　　丁元英说：“有可能，王庙村做出来过音箱、机柜，但这事需要你和欧阳雪帮忙，需要你帮忙还有段距离，现在是需要用欧阳雪的一个空头名字做控股股东。”
　　丁元英解释道：“一旦展开……”他一说话就习惯性地想坐起来。
　　芮小丹按住他说：“还没完呢，你就躺着说吧。”
　　丁元英只好躺着解释道：“一旦展开，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程序的控制权，到了关键时候局面就会失控。这个名义股东的人选需要具备人文背景、出资能力、平等身份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欧阳雪都具备，用她的名字合适。如果名义股权下的红利归她、亏损归我，签一份承诺协议保证她不会由于公司行为而招致经济损失，这个条件她应该可以接受。”
　　芮小丹肯定地说：“欧阳不会去拿这种遮遮掩掩的好处。”
　　丁元英说：“样品音箱务必在明年6月以前进入欧洲，距现在不到8个月。北京国际音响展示会每3年一届，下届展示会是1998年5月15日，距现在还有18个月。这些都是这个计划里非常重要的环节，时间非常紧张。欧阳雪那里行不行都得尽快有个结论，如果不行就得马上做出调整。这事定不下来，后续工作都不能展开。”
　　芮小丹说：“能帮上的忙欧阳一定会帮，你先和她谈谈，听听她的意见。”
　　丁元英说：“你安排个时间。”
　　芮小丹为他理了理因为按摩而凌乱的头发，站起来说：“还安排什么，现在就去，我就是想带你出去溜达溜达。”
　　于是，丁元英关掉两台电脑和打印机，穿上一件外衣，拿上烟和打火机，两人锁上门下楼了，在小区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维纳斯酒店。
　　夜幕已经降临，维纳斯酒店也渐渐进入营业的高峰时段，从大街透过酒店的玻璃窗就能看到里面生意兴隆的景象。芮小丹到服务台问了一下，带着丁元英上到二楼。
　　此时的欧阳雪正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听到敲门声随口说了声“进来”，却没想到推门进来的是芮小丹，更没想到跟在后面的竟是丁元英，因为正在通话，所以只能用手势和表情表示热情，同时也匆匆结束了通话。
　　放下电话，欧阳雪走过来热情地与丁元英握手，说：“是丁先生呀，你好，你好！早就说要摆酒谢罪，小丹一直不给机会，我也不敢冒昧。”
　　丁元英礼貌地笑笑没有说话，他不善于这种应酬。
　　欧阳雪大方地说：“我和小丹情同姐妹，咱就是一家人了，以后该怎么称呼呢？就别先生小姐地叫了，以后我就叫你大哥吧。”
　　丁元英说：“随意，随意。”
　　欧阳雪略想一下说：“今天大哥给个面子，城南路刚开了一家苗族餐馆听说不错，我请大哥去尝尝，权当谢罪了。”
　　芮小丹插了一句说：“欧阳，元英找你有事。”
　　“哦——”一听有事，欧阳雪的神色有了一丝异样的变化。自从芮小丹跟她提出借钱和以后汽车归个人的事之后，她就开始特别敏感。此刻她本能地感觉到丁元英亲自来找她一定不是小事，而且很可能是芮小丹所说“就着王庙村那茬让他出来干点事”的事。她心里有些隐隐的不安，但还是表现出自然的神态，说：“那……咱们到小餐厅坐下聊吧。”
　　丁元英注意到了欧阳雪神态的微妙变化。
　　紧挨办公室的小餐厅空着，欧阳雪交代站在门口的服务小姐上好茶，并且通知值班经理这个餐厅不要再安排客人，他们三人在小餐厅坐下。
　　丁元英说：“小丹想让我做点事，这你已经知道了，今天来就是想请你给我帮点忙。”丁元英的语气里特别强调了“请你给我帮点忙”的“我”字。
　　欧阳雪谨慎地笑笑问：“我能给大哥帮什么忙呢？”
　　丁元英说：“王庙村我去过了，也和冯世杰他们有些接触。我以为，如果以王庙村为生产基地，在北京注册公司运作市场，从理论上说拉动一下王庙村是有可能的。”
　　这时候餐厅服务员把刚刚沏好的一壶茶送来了，还有杯子和暖瓶。服务员正要按程序给大家倒水，欧阳雪做了个手势让她走开了。芮小丹端起茶壶倒上两杯茶，给欧阳雪和丁元英各送上一杯，没有给自己倒水。
　　欧阳雪的顾虑打消了，心情也开朗起来，对芮小丹说：“你不喝水？”
　　芮小丹站起来说：“你们谈，我去给元英找点吃的。”说完她就出去了。丁元英和欧阳雪都明白，芮小丹是主动回避，避免由于她的在场而影响双方的意思表达。
　　欧阳雪问：“大哥是说小丹借钱那事吗？”
　　丁元英摇摇头，放下手里的茶杯说：“用你一个空头名字做控股股东，通过你取得合法程序的控制权，条件是盈利归你、亏损归我。我承诺不因公司的行为而给你带来任何经济损失，你承诺不假戏真做和协议保密。”
　　欧阳雪没想到，所谓的帮忙原来仅仅是用她一个空头名字。不出资、不担风险，甚至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坐收红利。如果是换一个场合或者换一个对象，她一定不会相信。但她现在面对的是丁元英，是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事件和一个有着特殊需要的人。
　　欧阳雪问：“这样的好事，这人为什么是我？直接用你的名字不行吗？”
　　丁元英解释说：“不行，那就变味儿了，不但吃大户的心态会使这事很快垮掉，而且我这碗水也不好端了，端得再平也是不平。所以，我和小丹不能有任何经济利益在里面。找你帮忙，是因为你同时具备人文背景、出资能力和平等身份三个条件。”
　　欧阳雪自嘲地一笑说：“看，平等不平等的一动真格就都出来了，掖都掖不住。可这里边如果没有小丹什么事，你图什么？”
　　丁元英说：“这个问题很现实，相信以后还会有人问，但是我确实很难回答。如果我现实了，就不会有这件现实的事。有了这件现实的事，我就很难回答这个现实的问题。”
　　欧阳雪说：“这么绕着多累，你说扶贫不就得了。”但是话音刚落，她自己也觉得这个说法有问题，继而说：“那也不行，人家县长、书记这些父母官都不着急，你这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扶的哪家子贫，谁信？”
　　丁元英说：“事物的缘起有很多因素，这个不去论它了。”
　　欧阳雪思忖着这件事，仅就帮忙而言，这么简单的事无须考虑，也无可拒绝，而且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她沉思了片刻说：“这不是坏事，往大里说还是个积德的事。这事与其说大哥让我帮忙，不如说大哥给我个机会。我相信大哥，但是这种偷偷摸摸的钱我挣不来，要让我干就来真的。我不知道需要出多少钱，要是输不起我就不往前凑了。”
　　丁元英说：“你的股票本利相加不会低于100万，所以无论真假，你名下的出资都是100万，这个必须要有根据。你的资金要到明年5月才能从股市退场，但是公司运作的资金不能等，所以无论真假，你都得先用股票和饭店抵押从北京融资，资金很快就到账，我给你做担保方。重要的是法律手续的真实，证明你是真实的投资人。”
　　欧阳雪说：“股票能挣多少钱我没想，有多少算多少吧，本来就是外财。但50万本金是实实在在的，其中有几万还是借的，这50万是我赔得起的底线。我没别的能耐，就会开饭馆，这事成不成我都开我的饭馆。我能不能问问，冯世杰他们出多少钱？”
　　丁元英回答：“他们可能会出一些，但可以忽略，本质上还是需要资本方给他们的股份垫资，如果他们不缺资金就不需要请你们吃枣了。公司运作到高峰期可能需要300万的资金，那时候是以公司的名义融资，风险底线是公司破产，绝对风险是你名下的100万和他们可能拿出来的投资，其中你给他们垫资的部分表示他们个人对你的负债。”
　　欧阳雪说：“赔到底就是股票连本带利的100万，还能承受。我说句实在话，这事没真的假的，就是我实实在在投资，我请大哥给我帮忙还不行吗？如果真赔了，白纸黑字我决不会有半句怨言。能请到大哥这样的人帮我理财，我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
　　这时，小餐厅的门被推开了，一个服务员进来对欧阳雪说：“经理，小丹姐已经把饭准备好了，让我来问问现在可不可以上饭？”
　　欧阳雪用目光征询了一下丁元英，然后说：“可以，上饭吧。”
　　服务员闻声下去了。
　　丁元英说：“这不是件小事，你慎重考虑。考虑成熟了给我答复。”
　　欧阳雪说：“不是我不考虑，是这事就没什么可考虑。我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大哥既要帮他们还要防他们，稍微一想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丁元英说：“这事起因复杂，简单地说就是开发王庙村的廉价生产力资源，拉动王庙村经济，给叶晓明、冯世杰、刘冰他们一个成就事业的机会。”
　　欧阳雪一愣，惊叹道：“刘冰也凑进来了？天哪，这公司成发烧友俱乐部了。”
　　一会儿的工夫芮小丹来了，一个服务员跟在后面端着一只大托盘，托盘里是一碗热气腾腾烩菜和一碗白生生的米饭，显然是一个人的份饭。服务员放下饭菜离开了，芮小丹把筷子、勺和辣椒、醋放到丁元英面前。
　　欧阳雪看了看烩菜和米饭，说：“这么简单，你就让我大哥吃这个？”
　　芮小丹说：“这就挺好。”
　　欧阳雪问：“你吃什么？”
　　芮小丹说：“我在厨房吃了几个包子。”
　　欧阳雪说：“刚才我一看大哥来了就知道准有事，心里就开始紧张。”
　　丁元英拿起筷子问：“紧张什么？”
　　欧阳雪笑了笑，说：“大哥不是一般人，想必对小丹的将来会有打算，我最担心的就是小丹从店里撤股，虽说以后还是朋友，可谁都知道那样就越走越远了。本来我们这儿过得好好的，你一来就不安全了，就给打乱了。”
　　丁元英这才明白，原来欧阳雪的神态变化是在担心这个。或许是因为他不了解欧阳雪与芮小丹的背景，所以他不太理解欧阳雪的敏感。暂且不管欧阳雪为什么担心芮小丹有没有从店里撤股的可能，至少从单纯的经济利益考虑，芮小丹从店里撤股只能对欧阳雪的收入更有利，而欧阳雪也并不缺乏收购芮小丹股份的资金。那么，欧阳雪与芮小丹之间更多的就应该是友情、理解和默契的相互需要。
　　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能沟通的问题，丁元英笑着说：“小丹在你这儿有钱挣，为什么要撤股？我来不来古城小丹都要留学，也是越走越远。”
　　欧阳雪说：“不一样，一个是天涯咫尺，一个是咫尺天涯，能一样吗？”
　　芮小丹感愧地笑着说：“姐姐，我这脸上已经挂不住了，好像我真有多重要似的，不是那回事。这些年姐姐一直照顾我，没把我扫地出门就不错了。”
　　吃完饭丁元英就告辞了，欧阳雪执意让芮小丹开车送丁元英，她把汽车钥匙塞给了芮小丹，送他们到酒店门口，看着他们上车离去，这才转身回店里。
　　芮小丹驾驶汽车离开维纳斯酒店，不知是深秋的缘故还是心情的原因，她觉得今天的月光格外清冷，而秋风拂动树叶发出的“沙沙”声更衬托出夜的沉静。由于条件、背景等各方面的原因，她对欧阳雪支持针对王庙村的扶贫组建公司的态度有所预料，事实是欧阳雪的态度已经超出了丁元英的期望值。她的心情沉静之中夹杂着几分苍凉，一点没觉得是在做一件事情，而感觉是在体验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生。
　　丁元英感觉汽车行驶的马路很陌生，问道：“这是去哪儿？”
　　芮小丹答道：“带你遛遛。”
　　汽车行驶了十几分钟来到古城最大的公园广场，广场上有喷泉、音乐、彩灯，老人和孩子成了这里夜生活的主角，只有为数不多的年轻人融于其中。休闲的人们在同一块场地和同一首音乐节奏里跳着不同风格的舞蹈，大秧歌与迪斯科舞在一起，减肥舞与课间操各得其乐，四周的长椅上坐着好友或情侣，喷泉的周围是追逐打闹的孩子们。
　　芮小丹停好车，挽着丁元英的胳膊走近公园广场，在喷泉水池旁边站下，说：“我们家的老房子就在这儿，跟欧阳家住邻居，后来旧城改造都拆了。我5岁那年父母离婚，7岁跟母亲去了法兰克福，16岁回来读高中。记得拆房那年是1987年，我正在古城寄宿中学读高中，还专门跑来看了看，这里已经是一片废墟了。”
　　丁元英问：“你在法兰克福读书可以直接上大学，为什么又回来了？”
　　芮小丹说：“我父亲是导演，我母亲以前是话剧演员，他们都希望我考电影学院，将来当演员，我母亲就这样让我回来了，在古城读高中。我在法兰克福上了9年学，汉语已经快不会说了，要考电影学院不回来不行。但是，后来我报考了警官大学。”
　　芮小丹说：“因为警察威风，当时就向往那种感觉。”
　　说话间，她发现旁边长椅上的两个人要离开，于是赶忙过去及时占住了位子，然后招手让丁元英过来，两人就有个坐的地方了，非常惬意。芮小丹愉快地说：“咱们等个节奏合适的曲子，看我给你露一手街舞。”
　　丁元英笑着点点头，然后说：“这边的事，就差你这儿咬个牙印了。样品音箱必须在明年6月以前进入欧洲，如果你能趁探亲捎带着办这事，这是最简便、最省钱的方法，这就要求你必须要在这个时间段请下来探亲假。”
　　芮小丹说：“我上次探亲是去年5月，到明年6月就2年了，符合规定，请探亲假不该是个问题。你考虑清楚了，我不懂专业，只能干点跑腿儿的事。”
　　丁元英说：“那点事，傻瓜去了都能办。”
　　芮小丹问：“你能确定我不比你说的那个傻瓜更傻吗？”
　　丁元英笑了，说：“确定。”
　　这时，广场上一段音乐曲终，接着响起了一支快节奏的曲子。芮小丹冲着丁元英灿烂地一笑，起身加入了跳舞的人群，她随着动感的音乐节奏进入舞蹈状态，只见她错步、提肩、转体……步伐轻盈而富有弹性，动作随心所欲而又节奏鲜明，充满了青春的热烈和野性的美，蕴涵着一种独特的魅力。
　　忽然，一个年龄只有六七岁的小男孩跑到芮小丹面前对着她跳起街舞，小男孩穿着一身跳街舞特有的服装，样子调皮而可爱，一招一式都全神投入。
　　丁元英惊讶地看着，渐渐地看呆了，突然间感觉生活是这么真实、这么美好，一种遥远而陌生的快乐在他心里悄然荡漾。然而，就在他忘我地沉浸在这种快乐的时候，长椅空着的一半坐上了一个姑娘，这姑娘一下子就和他挤到了一起，硬是在另一头挤出了一块地方让她男朋友坐下，姑娘就背对着他与男朋友聊了起来。丁元英赶快站起躲到一边，姑娘冲着他胜利而得意地一笑，他就这么轻而易举被打败了。
　　街舞跳完了，小男孩像个江湖侠客似的对芮小丹说：“还行，挺像回事儿的。”
　　芮小丹笑着说：“小兄弟，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呀。”
　　小男孩眼睛一瞪说：“说我？我还没给你露绝的呢！”
　　芮小丹亲昵地摸了摸小男孩的后脑勺，跟他招了招手再见，退出了跳舞区走到丁元英跟前，刚才椅子被姑娘挤占的一幕她已经看见了，就开心地笑了笑，挽着他朝停车的地方走去。走到汽车跟前两人坐进车里，停车场的管理员马上过来收费，芮小丹付过钱接过收据就准备点火发动车，却被丁元英伸手阻止了。
　　丁元英脸上呈现出一种少有的严肃神态，语调低沉而凝重地说：“我有几句不能跟你讲理也无法给你解释所以然的话，希望你能听进去。关键一句：你应该辞职。请注意，是你应该，而不是我希望。只要你一分钟是警察，你这一分钟就必须要履行警察的天职，你就没有避险的权力。但是，国家机器不缺一个迟早要被淘汰的女刑警，而社会应该多一个有非常作为的人才，这不是通俗的英雄主义和通俗的平等意识可以理解的价值。”
　　芮小丹做了一个昏厥状靠在座椅背上，说：“赶快把后半部分拿掉，这已经不是通俗的嘲讽了，是极品嘲讽。你这么严谨的人，怎么今天说了这么过头的话？”
　　丁元英沉静地说：“我再重申一遍，我不能跟你讲理，也无法给你解释所以然。佛家常说‘证到’这个词，却从来不告诉你‘证到’后面是什么，因为欲说欲解都不能，因为条件的条件的条件，因为因果的因果的因果，所以就有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说过，你不知道你，所以你是你。”
　　芮小丹说：“这就对了，我就应该是我，为什么你非得让我不是我呢？既然是我知道了我就不是我，那就是不可知，不能知，那就别知了。”
　　丁元英感叹地说：“言语道断，一说就错。”
　　芮小丹启动汽车开上马路，车子开了很远她都没说一句话，而是在脑子里思考。等到汽车上了一条宽阔的车道，这才说道：“我是刑警，因为怕死而辞职，我做不到。你不该说出来，你应该知道，拒绝你该是一件多难的事。我相信你的思辨，你是站在你所能把握的条件上判断我的前途，但那是你的，不是我的。如果我不是我自己的，而是你的，那就不是我爱你了，那是你自己爱你自己，也就没有爱了。”
　　丁元英沉默不语，无奈地望着车窗外。这不是一个谁是谁非的问题，不存在价值取向的正确与错误，仅仅是一个价值考量的问题。但是，如果不是站在“作为价值”立场而是站在“人生价值”的立场，又很难说芮小丹的价值观考量不足。如果要用这种价值考量他自己……丁元英没有底气再想下去了，那就不是不足的问题了，而是没有。
　　汽车到了一个路口，丁元英对这个地方有印象，却发现汽车朝着嘉禾园小区相反的方向拐弯了，于是问道：“不是送我回去吗？”
　　芮小丹神秘地一笑说：“尽管你的话我不能接受，也不能全理解，但我还是爱听，归根到底都是你惦记着我。就凭这个，怎么也不能放你回去。”
　　丁元英自然明白“怎么也不能放你回去”的意思，憨憨地一笑，说：“我给公司取了个名字，叫格律诗，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
　　芮小丹一听“格律诗”就脱口而出说：“好名字，规矩，雅致。你这种人居然能想出这么有情调的创意，不容易。”
　　汽车驶进玫瑰园小区，芮小丹把车停在房前，两人下了车。
　　丁元英经过车库的时候，看了一眼车库大门说：“这车你要不开就不能这么闲着，得拿出来让他们用，这事一展开少不了用车的地方。”
　　芮小丹拿出钥匙开门，一边说：“我只是保管，这种事你不用跟我商量。”
　　进屋打开灯，丁元英一眼就发现客厅里的陈设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墙上的那些本来就不多的小镜框风景画和装饰物不见了，挂上了两张老式留声机的唱盘，一张是黑色的胶木唱盘，一张是红色塑料唱盘，音响旁边多了一个漂亮的CD存放盒。最大的变化是四方形的大茶几上新购置了一套与他那里一模一样的功夫茶具，只是茶杯略有不同。
　　丁元英说：“一个多星期没来，这么有品位了。”
　　芮小丹给他脱下外套挂到衣架上，让他换上棉拖鞋，笑着说：“你这是夸我呢还是夸你自己？我这都是照着你的生活习惯给你准备的，我离过这样的日子还远着呢。”
　　丁元英被她拉着到卫生间先洗手，回到客厅摁下电热壶的电源烧水准备泡茶。芮小丹把窗帘都拉上，然后打开音响，播放那张《天国的女儿》的唱片。
　　丁元英说：“你老听这张，不烦吗？”
　　芮小丹过来骑在他腿上双手搂着他的脖子，幸福地微笑着说：“不烦，百听不厌。你看看你，音乐、清茶、香烟、美女，浪迹天涯的最高境界也不过如此了。”
　　丁元英一侧身躺倒在沙发上，伸展开四肢做不设防状说：“无论文章怎么做，落笔都在床上，就别让我再眉来眼去了，一个字——”
　　芮小丹捂住他的嘴没让那个最直白的字吐出来，说：“多浪漫的事一经你的嘴过滤就只剩下本质了，一点情调都没了。我告诉你，今天你就得眉来眼去。”
　　丁元英一伸手说：“给多少钱。”
　　芮小丹说：“五毛，先赊着。”
　　丁元英说：“五毛？你买把菠菜都不够。”
　　芮小丹说：“那就一分都没了。”
　　丁元英说：“那还是要吧。”说着，他抱住她，两个人做了一个长长的吻。
　　芮小丹陶醉地闭上眼睛，喃喃道：“真想就这么死了，死在你怀里，然后你把我撒到大海里，我就是最幸福的女人。”
　　丁元英说：“你要死怎么也得在夜空里划道弧线，这算什么？”
　　芮小丹忽然站起来走到窗户前把窗帘拉开，又走到门旁边把电灯关掉了，屋里顿时漆黑一片。她借着微弱的月光走到窗前，对丁元英说：“到这儿来，从后面抱着我。”
　　丁元英从后边抱住了芮小丹。隔窗远望，秋夜的天空高远深邃，一颗颗星星像被水洗过似的，亮晶晶地点缀夜幕。月光像水银一般洒下来，将斑斑驳驳的树影印在地上。
　　芮小丹双手攥住丁元英的手，身子靠在他怀里，轻轻地说：“你看，夜色多美。到时候我就躺在你的怀里听音乐，听你给我讲天国、讲地狱，我就在你怀里悄悄死去了，我的坟墓上开满了细碎的勿忘我，在微雨的清晨，你穿过蜿蜒的小路而来，手里拿着一枝花在我的坟前默默伫立，啊……我就永远活在了你的心里。”
　　丁元英说：“你刚才是说去大海，怎么转眼又钻地下了？”
　　芮小丹笑了，想了想说：“不行，你还得给我撒海里，那你就伫立在海边吧，你望着无际的大海，落下了两滴狼狗的眼泪，然后浪迹天涯，又被一个美女收留了。”
　　丁元英笑了笑，松开手站在她旁边说：“我这两天就和韩楚风联系，从他那儿拆借资金先用着，等这事有点头绪了，我想去趟五台山，找个寺庙燃炷香、拜拜佛。”
　　芮小丹刚要说“你还讲迷信”，马上联想到那次关于“主”的讨论，要说的话就给咽回去了，想了想问道：“烧香拜佛，讨个什么呢？”
　　丁元英回答：“讨个心安。合了国法，还得看看合不合佛法。”
　　芮小丹问：“你做私募基金问过佛法没有？”
　　丁元英说：“私募基金跟你没关系，就不用问了。”
　　芮小丹深谙这其中的寓意，有一种备受呵护的幸福，灿烂一笑，歉意地说：“现在刑警队里太忙，谁都不好意思请假，我不能陪你去了。”
　　丁元英说：“请了假你也不便去，这事多少都有点寻经求道的意思，少不了楚风也去凑个热闹，带个女的就不合适了。”
　　芮小丹自嘲地一笑说：“是我自做多情了，可是我已经说过不能去了，你深深表示一下遗憾不就得了。”
　　丁元英望着窗外说：“这就是圆融世故，不显山不露水，各得其所。可品性这东西，今天缺个角、明天裂道缝，也就离塌陷不远了。”
　　芮小丹心底顿生一种融通契合的心灵感应，默默点了点头。
第十九章
　　10月26日早上7点30分，叶晓明和刘冰按约定来到玫瑰园小区大门口等着与芮小丹交接汽车。这个小区是古城为数不多的高收入阶层住宅区，此时正值上班时间，一辆辆各种牌子的中高档轿车鱼贯而出。叶、刘二人只知道在此从芮小丹手里接车，但并不知道要接的是什么车，所以对每辆出来的车都要看看司机，把人看得眼花缭乱。
　　当一辆挂着北京牌照的黑色宝马行驶过来的时候，刘冰放松了注意力，本能地觉得不可能会是这辆，可偏偏就是这辆车让他看到了芮小丹的面孔，他心跳突然加快了，用胳膊碰了碰叶晓明，惊讶地说：“天，我没看错吧？是宝马！”
　　说话间汽车开到他们面前停下，刘冰等芮小丹刚一下车就略显拘谨说：“芮小姐，今天我们几个都去王庙村开会，丁哥怕欧阳小姐一个人来回不安全，就坐她的车去了，让我们来接这辆车。”
　　芮小丹礼貌地朝他们一笑，随和地说：“不用小姐小姐的，叫我小丹就行了。车子昨天已经洗过了，手续都在车里，你们可以开走了。”
　　刘冰说：“你开，先送你上班，呆会儿我到车少的路上先熟悉熟悉车况。”
　　芮小丹没有推辞，说了声：“行，那你们就捎我一段。”于是上车继续驾驶。
　　刘冰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一边留心看芮小丹操作，一边提一些司机遇到没开过的车型比较关心的问题，诸如转向灯的操作设置、仪表盘的功能设置、自动遥控启动等问题。
　　芮小丹解答了几句，然后说：“你开开就熟悉了，我也很少开这车，就是从北京开回来的时候一路熟悉了一点。”
　　叶晓明在后面笑着说：“刘冰，开这车可不能像你开出租车的时候横冲直闯啊。”
　　刘冰说：“那是。”
　　汽车不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公安局门口，芮小丹下了车就去上班了。
　　刘冰接过来汽车缓缓地开动了，慢慢加速，很快就找到了驾驶的感觉，兴奋地说：“我的天，就跟抓在地上一样！想不到我刘冰还有开这种车的命。”
　　叶晓明也感叹地说：“真稳哪，跟世杰那辆破吉普就是不一样！”
　　刘冰把车开到一条道路宽阔而车辆稀少的路上放开车速跑了几趟，熟悉了这辆车的提速和制动性能，然后就朝王庙村驶去。路上，他困惑地说：“我看行车证上并不是丁哥的名字，丁哥这人穷不穷富不富的，你说他到底是什么人？图什么呀？”
　　叶晓明若有所思地说：“丁哥这些天没少去王庙村，现在突然又冒出来一个欧阳雪，这阵势我也吃不透了，他到底是要帮咱们呢还是要帮王庙村？到底是王庙村为咱们所用了还是咱们为王庙村所用了？”
　　刘冰说：“他就是帮王庙村，也得图个什么呀。”
　　叶晓明不假思索地说：“扶贫哪，那可是金边儿细瓷儿的功德。人家玩什么？玩的就是人堆儿里的不一样。”
　　他们一路聊着不知不觉过了40多分钟，汽车驶进王庙村的时候，街道上的村民纷纷下意识地投来异样的目光，刘冰在一种非常惬意的心情里把车开到了冯家小院的门口，门口停着冯世杰的吉普车，却不见欧阳雪的红色桑塔纳车。
　　冯母听到汽车的响声从院子里迎出来。
　　叶晓明问：“大妈，他们都在这儿吗？”
　　冯母亲和地跟他们打招呼，说：“他们刚来就走了，说是在国正家开会。”
　　叶晓明说：“大妈您忙，我们去国正家。”
　　冯母问：“知道地方吧？村西头。”
　　叶晓明说：“知道。您忙吧。”
　　周国正家住在村西头，旁边有个不大的水塘和一个麦场。现在是深秋季节，麦场上晾晒的都是花生、芝麻、玉米之类的秋季农作物。水塘里已经没有水了，干枯的水塘变成了一个大坑，下大雨的时候成了村里排水的好去处。刘冰开车到村西头拐进胡同，果然看见欧阳雪的红色桑塔纳车停在周国正家旁边的麦场上，他把车停在桑塔纳车右侧保持两个车门的距离，以免开车门时磕碰了宝马。汽车刚一停下，很快就吸引来了玩耍的孩子和几个村里的年轻人。
　　周国正家的院子里摆了许多小凳子和一张低矮的老式农家饭桌，饭桌上摆放着两个暖瓶和十几个玻璃茶杯，丁元英的烟和打火机放在饭桌的一角。院子里该来参加会议的人都来了，有欧阳雪、冯世杰、李铁军、吴志明、刘大爷，还有一个文质彬彬、衣着朴素整洁的本村姑娘。此时周国正和刘大爷正和丁元英谈着什么，其他人都站在周围听着。
　　周国正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说：“把这棵树伐掉，鸡窝拆了，在这儿搭个棚子。炉子放到这边，焦炭、铁锭堆到东墙。刘家屯有个半吨的旧炉子闲着没用，人家愿意九百块钱处理给咱，我去看过了，拿过来做点隔热处理就能用，保住机柜脚钉、定位片、音箱架子和接线柱的生产肯定没问题。炉子吊架咱自己做一个，不费啥事。”
　　刘大爷说：“有了咱自己的翻砂厂和车床加工，那成本一下子就降下来一大截。车床咱不一定要买新的，根据咱产品的质量要求能用就行，能省不少钱。”
　　丁元英问：“翻砂和车床这两块需要几个人？”
　　周国正回答：“平时有我和我媳妇两个人就行了，我爹也能过来帮帮忙，就是开炉的时候人手少了不行，到时候找他们几个来帮忙，干完了请他们吃顿饭，农村的家庭翻砂厂都是这个做法。翻砂这一块儿用工不能和喷漆比，他们手工打磨这一块用人多。”
　　刘大爷说：“车床这一块儿除了我之外最少还需要三个人，一是这活儿工序多，切削、打眼什么的得同时做。二是我年纪大了，尽量多带出来几个徒弟。”
　　这时，叶晓明和刘冰进来了，大家相互之间打了个招呼。
　　冯世杰问：“怎么这么晚才到？”
　　刘冰解释道：“送了趟小丹上班，又去熟悉熟悉车，就耽误了。”
　　丁元英说：“人到齐了，大家都坐，咱们开会了。”
　　大家各自找凳子围在饭桌旁边坐下。那个文质彬彬的本村姑娘找了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位置坐下，拿出钢笔，打开文件夹放到两腿的平面上。
　　丁元英坐下说：“咱们人太多，大妈家里的院子小坐不下，这个会就在这儿开了。前些日子咱们把各种零零散散的条件都撮到一起过了过筛子，从大家的分析上看存在做点事情的可能。所以，咱们把这次会议叫做以组建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为议题的预备股东扩大会议，预备股东会议为什么要扩大？因为公司与农户的关系需要大家知根知底。今天的会是拍板的会，会上说什么都行，会下说什么都不行，咬了牙印就要算数。今天咱们专门请了王庙村小学的赵丽静老师做会议记录，会后每个人都要审阅、签字，咱们将根据这个会议记录起草公司章程、制定工作计划。”
　　赵丽静腼腆地站起来向大家点点头示意，重新坐下准备记录。
　　丁元英说：“基于生成公司的背景和条件，公司将不以盈利为惟一宗旨，公司致力于王庙村的脱贫致富，将把自身的发展与拉动王庙村的经济联系起来。但是这一条不允许写进公司章程，将以第一个公司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不允许把扶贫用做商业目的，因为社会对公司的好感也是商业好处的一部分。”
　　刘冰当即就嘟囔了一句：“天，做好事还得偷偷摸摸的，连落个名都不行吗？”
　　丁元英说：“这不是一个道德境界问题，是市场生存的法则问题。这种好感不仅仅是我们强行摊派价值观，也不仅仅是腐蚀我们自身的竞争力，更说明我们不是靠产品征服市场而是靠作秀混迹市场，这种违背商业属性的人文评价最终将葬送这个公司。”
　　吴志明举了一下手示意发言，然后站起来先冲大家憨厚地笑笑，说：“既然会上说什么都行，会下说什么都不行，那我就提个问题。公司借钱给农户添置生产设备，咱知道这是公司为咱好，咱也从心里感激。可就是有一样，咱农村是啥条件，人家城里是啥条件，咱技术、设备、人才、资金，哪一样能跟人家比？这要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农户借的那些钱可咋还哪，那不是越扶越贫了吗？你就算是赖账，那公司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呀。”
　　丁元英回答：“只要农户挣不到钱就没有能力还钱，这是硬道理。公司选择了这种方式当然就选择了这种风险，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的股东现在还有机会退出这种风险。”
　　叶晓明站起来问道：“丁哥，我冒昧问一句，那股东的前途在哪儿呢？”
　　丁元英说：“仅就这个公司而言，你们的前途就在这儿，就在王庙村。”
　　周国正的媳妇在一边捂着嘴“嘻嘻嘻”笑了起来，立刻招来了众人好奇的目光。周国正狠狠地瞪了媳妇一眼，低声训斥道：“这是开会，干啥呢你！”
　　周国正媳妇索性不捂嘴了，笑着说：“我知道是开会，可就是憋不住想笑。你说咱这穷村自己还不知道前途在哪儿呢，咋还叫人家城里人到这儿来找前途？”
　　一直没吭声的李铁军也开口了，说：“就是，咱王庙村有啥呀？”
　　这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丁元英身上，那么多目光交汇在一个点上，汇成了一个硕大的问号，人们的心态已经不仅仅是局限在寻找答案，更是在寻找信心和希望。这正是丁元英所期待大家提出的核心问题，也正是这次预备股东会议为什么要“扩大”的用心所在，会议完全在按照丁元英的思路和节奏进行。
　　丁元英习惯地点上一支烟说：“王庙村家家有房子，有院子，有剩余劳力。咱们把转变观念这些不容易摸着的词都放到一边，一竿子到底。现在王庙村就差一样东西了，公司之所以敢在王庙村下决心，是相信王庙村有这样东西。”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问：啥东西？啥东西呀？
　　丁元英说：“不怕吃苦受累。”
　　吴志明不以为然地说：“这叫啥东西呀，咱庄稼人要是怕吃苦受累，那不早饿死了？城里那些掏苦力的脏活儿累活儿，哪一样不是咱农村人去干的？”
　　丁元英把饭桌上的暖瓶放到地上，将杯子移到一边，从烟盒里抽出四支香烟，先用两支摆了一个平行的形状，两支烟的间距大概有十几公分，说：“生存法则很简单，就是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忍是一条线，能是一条线，两者的间距就是生存机会。”他又把另外两支烟放在原来两支烟的外侧，间距扩大到20多公分，说：“如果咱们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咱们就比别人多了一些生存机会。市场的生存竞争非常残酷，胜负往往就在毫厘之间，两败俱伤你比他多一口气，你就是赢家。”
　　周国正这时插言道：“忍的这条线咱没问题，可是能的这条线就不一定了，咱一帮农民都能生产出来的东西，人家先进的技术设备更能生产，咱拿啥跟人家竞争？”
　　丁元英说：“根据咱的条件，咱不能和人家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硬碰，得扬长弃短，拾遗补缺，学会夹缝里面求生存。咱们选择的产品必须具备几个特点，一是面向高消费阶层的高品质产品，社会总需求量有限，不足以承载现代化工业流水线，达不到盈利的最低批量生产基数。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一般的投资规模无法形成工业流水线生产。三是比较容易掌握和传授的技术，是人都能干，不是跟人家比技术，是比工夫，比劳动力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四是可以分解加工的产品，每个农户都能利用家里的房屋和院子进行生产，不受场地条件的限制，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白天黑夜，咱们在家里拼的就是不要命。这个市场夹缝虽然很窄，但是成就王庙村和几个发烧友是足够了。”
　　刘大爷点点头说：“听你这么一讲，是有点道儿了。”
　　周国正也似乎明白了一些，说：“是这么个理儿呀。”
　　丁元英收起烟放进烟盒，接着说：“咱们是在务农的基础上不出家门搞生产，生活、生产和务农一体化了，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农户的房屋、场地和闲置劳动力，没有基建和土地投资的包袱。生产体系旺销时可以快速启动，淡季时可以停产、限产，没有一般企业停产消耗的包袱。咱们不但得让产品在品质和价格上有竞争优势，而且得让整个生产体系具有很强的承受市场波动的抗击打能力，这样咱们就有可能比别人多一口气。”
　　吴志明一拍大腿说：“就是呀，咱本来就是靠种庄稼吃饭，它就是停产、限产又能把咱咋的？还能让庄稼飞了不成？”
　　刘冰说：“要死人家先死，人家死了咱就不用死。说白了就是这，你死我活。”
　　冯世杰跟在丁元英身边一直没说话，这时也感慨地说：“机柜、音箱和音箱架子的重头戏都在漆面处理上，全靠打磨上的功夫，真成一张砂纸打天下了。”
　　这时的会场气氛已经不再像刚开始那样沉闷了，渐渐活跃起来，大家的眼睛里都有了一种信心，下边的窃窃私语也多了。冯世杰拿起暖瓶把十几只杯子逐一倒上水，先给最年长的刘大爷一杯，接着给丁元英和欧阳雪面前各放一杯，然后再给大家分发。
　　周国正媳妇问了一句：“以后咱要挣很多钱了，还靠这个干法吗？”
　　丁元英喝了一口水说：“有了好条件，大伙儿就会琢磨更好的干法，那是后话了。”
　　李铁军问：“淡季的时候生产停了，那公司咋办？谁养着？”
　　丁元英解释道：“公司与农户不是隶属关系，不是雇佣劳动关系，不存在谁照顾谁、谁施舍谁的问题，纯粹是债权债务关系，是公司与农户之间平等法律地位的、平等互惠互利的商业合作关系。从法律关系上说，农户不一定必须把产品卖给公司，公司也不一定必须经营王庙村的产品，这取决于双方的利益需要和良好的人文背景。公司的风险系数肯定会大于农户，这就要求公司必须以不断开拓市场和完善服务来抵御市场风险。”
　　李铁军明白了，点点头松了口气说：“哦，原来不是让农户摊派。”
　　这句话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哄笑，冯世杰笑着说：“这摊派都摊成神经质了。”
　　丁元英也随着大家笑了，笑过之后说：“公司与农户协调立场、统一认识的事咱们就先扯到这儿，下面该谈股东出资的事，那得股东表态，就没我什么事了。”
　　四位股东相互看了看，还是冯世杰先发言了，说：“我是王庙村的人，这事也是我找丁哥来帮忙的，我实打实有多少拿多少，算上那辆车作价五万，我总共出十七万。”
　　冯世杰的话音落下，会场上鸦雀无声。
　　欧阳雪见叶晓明和刘冰没有马上发言的意思，就举了一下手示意发言，说：“我参加这事就三个原因，一是大伙儿请大哥操持这事，我相信大哥。二是这事有扶贫的性质，是积德的事。三是我出的那些钱是我能赔得起的数。我出一百万，但是得有个条件，公司的大事咱们可以商量，不过日常管理我做不了，一是不懂，二是没时间。如果大家同意我这个条件，我就算上一个。”
　　接着，刘冰举手发言，他窘迫地看了看大家，说：“我就有三万块钱，都出了。”
　　叶晓明说：“我也没啥钱，算上那些店里的货底我出七万。货底的事我跟丁哥和世杰都说过，他们也同意，能调换成乐圣旗舰套件的调换成套件，能调换成斯雷克功放的调换成功放，其它不能调换的就在公司调试音箱用，货底总共作价两万。”
　　丁元英说：“出资的事都表态了，下一个议题是股份和分工的事，你们谁谈？”
　　冯世杰拿出一个记事本打开看着说：“股份和分工的事这几天没少和晓明他们商量，今天就算定了。欧阳雪的股份是51％，叶晓明20％，刘冰13％，我16％。按这个计算，欧阳雪为叶晓明垫资18.4万元，为刘冰垫资13.51万元，为我垫资3.32万元。欧阳雪是董事长，负责融资和决策，没有具体管理的分工。叶晓明是总经理，负责全面管理工作。我和刘冰就别副总了，具体工作根据不同阶段由叶晓明分配，让干啥就干啥。”
　　周国正媳妇又小声嘻笑了一句：“要全是老总，就一个兵都没了。”
　　丁元英说：“从现在起，格律诗预备公司就存在了。我向公司谈两个硬指标，一是明年3月注册公司、申请音箱专利，二是明年6月要发到欧洲十套顶尖级工艺的音箱和配套的机柜、音箱脚架。这两个硬指标不存在争取、尽量这些弹性词，而是必须。围绕着这两个硬指标你们该准备专利资料的准备资料，该向农户下订单的下订单。农户这边有三个硬指标，明年3月必须注册个体工商户，明年4月必须完成发往欧洲的产品，明年6月必须得有批量的产品进入北京市场。为此，农户添置设备、培训技术该干什么干什么。马上要入冬了，这个冬天是不要命的冬天。”
　　李铁军一拳捶在手掌上激动地说：“干吧！这时候不拼还等啥？”
　　周国正也说：“就算是拼死了，也比这半死不拉活的强。”
　　然而，就在大家群情激奋的当口，刘冰忽然说：“丁哥，我有个问题。欧阳小姐能给公司投资我们都很感谢，我说的话没有半点针对欧阳小姐的意思，我只是不明白，丁哥为什么不直接投资？我们还是觉得丁哥投资心里踏实。”
　　丁元英淡淡一笑说：“不论我现在有没有钱，也不论我以后在不在古城，单从资本的意义上说，丁哥的钱和欧阳小姐的钱有什么不一样吗？”
　　大家心里谁都明白，但是谁都不会说出来，都抿着嘴笑。周国正唯恐心直口快的媳妇在这个节骨眼上得罪人，所以眼睛一直盯着媳妇，硬是把媳妇逼得大气不敢出一声。
　　叶晓明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就笑笑说：“其实刘冰没别的意思，就是丁哥为这公司忙活了半天反倒没丁哥什么事了，看不出丁哥图什么，心里不踏实。”
　　刘冰连忙说：“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丁元英像老朋友唠家常一样说：“我能在这儿说话是你们给我的面子，你们请我说我就多句嘴，你们不请我说我就闭上嘴。我的作用是把你们撮合到一起，建议一种市场经济的生存观念。说到图什么，先假定我是骗子，然后你们摸摸口袋里有没有值得骗子惦记的东西，如果没有，咱们就放心了。扶贫是个好名字，但是扶贫的不是我，是你们，是你们的人和你们的资本。我图什么呢？你们请我说话，说明我的话对你们有用，我就臭显能能了。”
　　一句“臭显能能”把大家说得都笑了。
　　丁元英说：“如果大家没有人再提问题，咱们就可以散会了，散会前每个人都看看会议记录，如果记录属实就签上名字和日期，咱们就根据这个制定章程了。”
　　赵丽静把三张记录交给丁元英，不好意思地说：“写字太快，有点潦草。重点内容都记下了，不是很全，写字的速度跟不上说话。我的名字已经签上了，让他们再看看。”
　　丁元英看了一眼说：“挺好。谢谢你，谢谢！”然后把记录递给刘大爷，说，“刘大爷您岁数大，您先看。”
　　刘大爷说：“看啥呀，这还能有假？”说着跟赵丽静要过钢笔，在记录末端的空白处极生疏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接着，其他人有的看看，有的没看，依次都签了名字，把最后的那页记录的空白处写得密密麻麻，签字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次会议内容的见证。
　　叶晓明最后一个签字，签完字把记录交给丁元英，有意无意地笑着说：“丁哥一来，我们哥儿几个的前途就有救了。”
　　吴志明随即补上一句：“王庙村的前途也有救了。”
　　丁元英是惟一没有签字的人，他随手把记录交给欧阳雪，不易被人察觉地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说：“有了这种想法，就已经没救了。”
　　叶晓明和吴志明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什么问题，甚至还以为这是丁元英爱听的一句话，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果，只能尴尬地望着丁元英。
　　丁元英站起来说：“散会前，咱们特别针对这个有救没救的事再絮叨两句。咱们翻开历史看看，你从哪一行哪一页能找到救世主救世的记录？没有，从来就没有，从来都是救人的被救了，被救的救了人。如果一定要讲救世主的话，那么符合和代表客观规律的文化就是救世主。这话在这儿讲有点转文了，具体到咱们当下这事，就是认准市场，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受别人受不了的罪，做别人做不到的成本和质量。这个，就是你们的救世主。扶贫的本质在一个扶字，如果你根本就没打算自己站起来，老天爷来了都没用。好了，散会。”
　　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就此结束。
　　散会之后时间就接近中午了，丁元英考虑到维纳斯酒店中午上人的高峰需要欧阳雪回去照顾生意，自己也要回去起草《公司章程》，就和欧阳雪先一步离开了王庙村。
　　欧阳雪驾车出了村口，问道：“大哥，由着他们买设备，资金会不会失控呢？”
　　丁元英说：“设备不能当钱花，农户生产、公司销售，利润双向透明，坑跑了你们或负债过高都不符合农户的利益，叶晓明和冯世杰他们会比你更关心这个问题。”
　　欧阳雪不好意思地说：“我就会开饭馆，对别的生意一点不懂。”
　　丁元英把车窗摇下一道缝，点上一支烟说：“会议记录放好了，将来有用。你回去把抵押借钱的文件做好，只把担保人和债权人该签字的地方空着就行。这个会下来农户就动起来筹划设备了，很快会有一个用钱的高峰期。”
　　欧阳雪说：“冯世杰他们的钱加起来有20万，可以先应应急。”
　　丁元英笑了，说：“你的钱不打头阵，账上一分钱也跟不进来。”
　　欧阳雪明白了，点点头说：“人家得探探虚实，也在理。”
　　从这句话以后停了好久两个人都没再说话，欧阳雪只顾着开车，丁元英不声不响地抽烟，谁也没有在意这种沉静。丁元英那支烟快要抽完的时候忽然觉察到了这个情况，他把烟头放进汽车烟灰缸里，推上烟灰缸问道：“怎么没声了？”
　　欧阳雪说：“等着大哥训话呀。大哥，中午小丹不在，你就在店里吃点吧，想吃什么就让厨房做去，吃完饭我把你送回去。”
　　丁元英说：“不用，我一去就耽误你照顾生意，你把我送到小吃街就行了，我去吃碗山西剔尖儿，再来碗不要钱的面汤，比吃你们的大餐自在。”
　　欧阳雪笑了笑，没再坚持，说：“大哥，咱们是闲聊，你要是不嫌我嗦，我跟你絮叨絮叨我和小丹的事。”
　　丁元英说：“能说的你就说。”
　　欧阳雪说：“以前我和小丹两家住邻居，两家都是一个女儿，也都是父母离婚，有点相似的地方。但是……这一但是就不一样了，我是父母两头都嫌我累赘，母亲去哪儿了到现在都不知道，父亲又娶了个新老婆，我就成了儿歌里唱的那样，就怕爹爹娶后娘啊，有了个弟弟比我强啊，弟弟吃面我喝汤啊……”说到这里欧阳雪禁不住笑了起来，仿佛是在说一件与自己完全不相干的事，而这笑里又隐含着几分心酸。
　　丁元英没有笑，继续抽着烟。
　　欧阳雪笑过之后接着说：“那时候我喜欢到小丹家去玩，因为我一去小丹的母亲就给我拿好吃的，后来她们出国了。我12岁那年离家辍学，跑到马道街的一个小饭馆给老板娘磕了八个响头，脑门都磕出血了，老板娘不落忍给了我个择菜扫地的活儿，晚上饭馆的几个板凳一对就当床了。后来我自己摆馄饨摊儿，开小吃店，一天到晚拼了命地挣钱，就为在人堆儿里也能有个模样。”
　　丁元英点点头说：“这已经很不简单了。”
　　欧阳雪说：“我和小丹算有缘分，本来她家里是让她去上海读高中，可她不愿意跟她父亲在一起，就回古城读寄宿学校。当时我的小吃店就在寄宿学校附近，有一天店里来了几个同学吃饭，我听到有人叫小丹的名字，上去一问，还真是她，这才知道她是一个人在古城，以后我就常去看她，学校的伙食很单调，我就经常做点好吃的给她送去。”
　　丁元英说：“原来你和小丹还有这么一段。”
　　欧阳雪看着前方的路，提速超过了前面的一辆农用机动三轮车，然后问：“大哥，你知道维纳斯酒店是怎么开起来的吗？”
　　丁元英说：“我只知道酒店的投资里有一部分资金是玫瑰园的房屋抵押贷款，其它的不清楚，但至少小丹的母亲同意这件事，因为房屋抵押贷款绕不开房屋产权人。”
　　欧阳雪说：“当时我有个在黄金地段开酒店的机会，就是缺资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去北京找小丹，小丹跟她母亲做工作促成了房屋抵押贷款。本来这钱说是借的，我是怕做赔了还不了钱才把她硬拉进股东，当时小丹正在读大学，根本没有经商的心思，我跟她说得天花乱坠，其实心里一点都没底。小丹心里什么都知道，可就是不捅破这层纸，一直给我留着面子。这事过去好多年了，我一直都忘不了。”
　　丁元英说：“小丹和她母亲能这样做，也是缘于对你有信心。”
　　欧阳雪说：“我忘不了这事不是因为小丹帮了我，是因为她尊重我，是因为她让我知道我也可以有面子。我为什么拼命挣钱，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没面子。我没亲人，也没什么文化，不管小丹将来是留学还是当律师，我都希望她别退出这个店，有个事连着我就有个伴儿，遇事有个商量心里就有个着落。”
　　欧阳雪语气平静地叙述着，那种平静更让人感觉到一种苍凉和感动。丁元英这时才真正理解了欧阳雪为什么会对芮小丹的去留问题如此敏感，因为那已经超出了一般朋友意义的友情和理解，那是一种精神和亲情的需要。
　　欧阳雪说：“我很佩服小丹，一点不娇气，胆子大主意也大，如果从办事上你根本看不出她是女孩子。小丹但凡贪慕点虚荣，凭她家的条件不会是现在的这种日子。”
　　丁元英说：“就因为她胆大主意大，所以她的将来不会让我去打算。”
　　预备股东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大家在麦场送走丁元英，然后围着宝马车七嘴八舌议论一番，快到吃午饭的时间才渐渐散去，叶晓明、冯世杰、刘冰3人回到冯家。冯母已经把饭做好了，是烙饼、小米稀饭和几个炒菜，3人围坐在堂屋的饭桌旁边吃边聊。
　　冯世杰从柳条馍筐里拿了一块烙饼咬了一口，笑着说：“真没想到蹦出一辆宝马，刘冰开上这车到大街上兜一圈儿，这谱摆大发了。”
　　刘冰摆摆手说：“我是开车的，叶总是坐车的，是叶总的谱摆大发了。”
　　叶晓明低头吃饭，沉思了一会儿问：“世杰，今天做会议记录是怎么回事？”
　　冯世杰说：“我也不知道，丁哥让找个人做记录我就找了。”
　　叶晓明思忖着说：“折腾了半天，人是咱古城的人，钱是咱古城的钱，丁哥还是没出一分哪。咱们要是按他说的去做，真做砸了谁担责任？说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可现在反倒成了他光脚咱穿鞋了，玩得真高。”
　　刘冰立刻警觉地问：“那……咱的资金什么时候到位？”
　　叶晓明想了想说：“欧阳雪是大股东，是董事长，咱办事得多看着点她的脸色，咱们跑得太靠前会不会让董事长不高兴呢？”
　　刘冰说：“咱让丁哥把这辆车入股进来，这车就算不是新的，也得值个几十万吧。”
　　叶晓明说：“晕！就算轮得着你坐，入了股咱就得把车钱分摊出来，你是坐得起还是养得起？用丁哥的说法，这叫强行摊派高消费。再说，这车并不是丁哥的名字。”
　　冯世杰说：“晓明……”
　　刘冰立刻用手指敲敲桌子笑着说：“叫叶总。”
　　冯世杰也笑了，点点头说：“叶总，咱这么猜疑合适不合适？咱们到底是请人家帮忙还是成心找个冤大头坑一把？别管丁哥从哪儿拉来的资金，总之是拉来了。欧阳雪是好糊弄的吗？糊弄个十万八万的还可以，100万哪，搁谁身上谁不得掂量掂量？至少她得相信丁哥是实实在在帮咱们干事。就说这辆车吧，这车要是咱的咱舍不舍得这样拿出来用？”
　　刘冰刚喝下一口稀饭，放下碗说：“就是，就是。”
　　叶晓明抬眼看了看刘冰，不满地说：“就是什么？今天你当着那么多人说只有丁哥投资心里才踏实，你以为别人都听不出来吗？”
　　冯世杰说：“算了，算了，说点正事。那依你之见咱还干不干了？”
　　叶晓明纳闷地说：“这叫什么话，有点疑问就不干了，干了就不能有疑问？我见丁哥第一面就看出来他是高人，不然怎么会有今天的局面？”
　　冯世杰说：“那当然，所以选你当总经理。”
　　叶晓明也觉察到这样闲扯下去没多大意思，就问：“世杰，你在村里泡几天了，你估计农户买设备需要多少钱？”
　　冯世杰说：“我跟他们几个合计了一下，台锯、立铣机、旋床、车床、抛光机……加上翻砂、喷漆、跑电路这几块，怎么也得20万出头了。”
　　叶晓明说：“这事得严格把关，对农户报上来的单子咱们得到商家亲自看货，亲自谈价格，既不能贪图便宜买烂货，也不能花冤枉钱不实用。”
　　冯世杰说：“这事你放心，我知道分寸。”
　　叶晓明接下来犹豫片刻，还是问道：“咱们办公司，你的店怎么办？”
　　冯世杰说：“我和表弟商量好了，把店承包给他，这两年他在店里干得不错，业务也熟了。你放心，我绝对一门心思搞公司，我知道哪头轻哪头重。”
　　叶晓明喝完碗底的稀饭，放下碗筷拽一节餐巾纸擦擦嘴，笑道：“谁是高人？其实丁哥并不是高人，我更谈不上，真正的高人是冯世杰，丁哥也是世杰棋盘上的一颗棋子。王庙村要真是脱贫致富了，没人会记得丁哥，他也不可能为这点事呆在古城。世杰可是本乡本土的功臣，报纸上吹乎吹乎，那就红了。”
　　刘冰急忙插言道：“没准儿还能混个乡长当当呢。”
　　冯世杰点上一支烟抽了一口，指着缭绕的烟雾笑着说：“我已经被你们吹得像那股烟儿一样飘起来了，我要是当了乡长，给咱们弟兄一人批两亩地，咱也盖个乡间别墅住住。”
　　刘冰陶醉地说：“我盖乡间别墅的时候得按最Hｉ─Fｉ的标准亲自设计一间听音室，摆一套八台后级的纯甲类胆机，专门在外面墙上挂一台变压器，邀请道上的大烧家来切磋，来一个震死一个。那时候有钱了，不用工作，衣食不愁，就是听听音乐、会会朋友，高雅得不得了，一进唱片店老板就知道爷来了，只有咱看不上的，没有咱不敢买的，谈古典、谈大师没咱不知道的。”
　　叶晓明看看手表说：“你醒醒吧，该出去操练了。”
　　刘冰伸手按住叶晓明，余兴未尽地说：“别别，再畅想畅想，多过瘾哪！”
　　叶晓明和冯世杰都禁不住“嘿嘿”笑了。
第二十章
　　10月底的气温已经很凉了，冷飕飕的风不停地刮着，卷起阵阵尘沙和地上的落叶，尽管树上的叶子还没有完全落尽，零零落落地挂在树枝上，却早已失去了春夏之际那种水灵灵的神韵，冬天已经近在咫尺了。
　　古城有四个长途汽车站，上午9点多钟芮小丹在上班时间开着一辆警车送丁元英到长途汽车北站，一辆辆发往各地的长途客车依次排列，临近发车的售票员们在扯着嗓子叫客。芮小丹买了一张发往五台县的车票，座位靠着车窗。这班车离发车时间还有20多分钟，她提着丁元英的提包，在汽车旁边陪他说话。
　　芮小丹说：“趁这会儿你抽支烟吧，上了车就不让抽烟了。”
　　丁元英点上一支烟说：“你刚受过处分，今天又在上班时间私用公车。”
　　芮小丹说：“以前是出格了，这次是捎带的。天冷了，到了山上气温更低，别忘了加衣裳。手机随身带着别嫌麻烦，有什么事必须在第一时间告诉我。我已经查过日历了，今天是农历9月19号，是观音菩萨出家纪念日，你们今天出门也跟着沾点仙气儿。”
　　丁元英笑笑说：“你怎么快成巫婆了？”
　　芮小丹说：“元英，你想过没有，如果那支股票没有挣到一倍以上的钱，你给欧阳定的出资额就显高了，这对她是个压力。”
　　丁元英说：“有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很小，而且可以补救。”
　　芮小丹问：“你怎么知道那支股票能挣一倍以上的钱呢？为什么一定要在明年5月卖掉？一般都认为明年香港回归、十五大召开都是股市利好的消息。”
　　丁元英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有技术面、制度面、产业结构……很多因素，我跟你说不明白。这东西有点像禅，知之为不知，不知更非知。”
　　芮小丹说：“书店里教人炒股的书满柜台都是，怎么到了你这儿连说都不能说了。”
　　丁元英说：“真有赚钱的秘笈人家能告诉你？能那样赚钱也就不用写书了。”
　　芮小丹点点头：“也是。”
　　丁元英说：“香港回归是政治问题，是国家主权问题，至少近期不是经济问题。十五大是要解决政治、经济的基本策略问题，国有资产重组、债权变股权这些改革举措已经势在必行，这里面既有政治经济学，也有市场经济学，既要为改革开出一条道，又要分解改革的阵痛，这时的股市真真假假、大起大落。在这种背景下，你既得盯住庄家的黑手，也得盯住衙门的快刀，你得在狼嘴里有肉的时候下筷子，还得在衙门拔刀之前抽身。”
　　芮小丹一笑说：“朦朦胧胧更不懂了，就觉得后背发冷。”
　　两人在车边说着话，时间就过得很快。即将发车的时候售票员再次扯着嗓子喊道：五台的班车马上发车了啊，买过票的赶快上车，没买票的抓紧时间买票上车。
　　芮小丹把提包递给丁元英，看着他到座位坐下，目送着客车驶离长途汽车站。
　　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位于五台县境内，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五峰高耸，峰顶平坦宽阔，如垒土之台，故称五台山。
　　北京、古城、五台三地之间的距离相差无几，近似一个等边三角形。韩楚风以前曾经两次去过五台山，但都是在夏季避暑旅游，惟此次与丁元英相约而去有所不同，意在拜访大师谈经论道。为了这次参悟佛法之行，他推掉了手头所有的工作，独自一人驾驶一辆三菱吉普越野车前往五台县，在古城至五台县的最后一个国道收费站等候丁元英乘坐的班车。
　　韩楚风在收费站等了十几分钟，下午2点40分，从古城至五台的班车驶抵收费站，丁元英从车上下来，与迎上来的韩楚风握手。北京一别，两人已是一年多没见面了，今日在这五台县的一个公路收费站相见自然是格外亲切。
　　丁元英把旅行包放进吉普车的后座，没有关车门，而是站在车门旁边点上一支香烟，实实在在地抽了一口，他已经有5个小时没抽烟了。
　　韩楚风说：“到车上抽吧，得先找个吃饭的地方。”
　　丁元英说：“不用找了，小丹说跟你在一起招贼，不让在路边吃饭，专门给准备了几个烧饼。这儿有路警候着，就在这儿吃。”说着，他从旅行包里拿出一个装着几个烧饼的小塑料袋和两个密封的瓶子放到后座上，瓶子里分别装着切得很薄的牛肉片和茶鸡蛋，然后又拿出一双一次性筷子和几瓶矿泉水。拿完食品，他又从包里拿出一个档案袋、一支钢笔和一盒红色印油，一并递给韩楚风。
　　韩楚风接过档案袋抽出《欧阳雪向韩楚风抵押借贷的协议书》看了一眼，绕到另一端坐到车里，打开钢笔一式三份签上名字，摁上手印，掏出纸巾擦擦手指上的印油。
　　丁元英敞着车门坐在韩楚风身边，把其中的两份文件连同钢笔和红色印油重新放回旅行包，歉意地说：“古城一借钱，这几个月你就先手头紧点。”
　　韩楚风拿出一个烧饼，一边往烧饼里夹牛肉和茶鸡蛋，一边说：“我这儿多少年都如一日，债权债务一锅粥，谈不上手头松点紧点，百八十万的怎么都能倒腾出来。陈茹从你那儿拿钱的事我都知道了，害得你穷得卖唱片，是我对不住你了。”
　　丁元英说：“谁告诉你了？”
　　韩楚风大口嚼着烧饼，一边说：“你有难处不告诉我，一定是有需要在我这儿避嫌的地方，除了我那口子给你找麻烦，我想不出还有谁能让你在我这避嫌，这不明摆着嘛。可这回你是里外不是人了，陈茹说你是成心给她难堪，哈哈……”
　　丁元英也笑道：“给嫂子带个话，是我办事不周到，给她赔罪了。”
　　韩楚风把后座上的一个不大的黑皮包递给丁元英，说：“钱在包里，一共20万，我多带了10万，准备了4个文件袋。5万块钱敲一扇门，多10万就多两次机会。如果连敲四扇门都是认钱不认人的主儿，咱们这趟就白跑了。佛子也是人嘛，现在的寺院都忙着赚钱，真正能静下心修持佛法的高僧已经不多了。”
　　丁元英扔掉烟头，从黑皮包拿出一个文件袋，将1万元一沓的现金装进去五沓放到一边备用，然后也夹了一个烧饼，说：“到了佛家的地盘，就更得说随缘了。”
　　韩楚风坐在车里吃东西很不舒服，就下了车，一手拿烧饼一手拿矿泉水绕回丁元英坐的车门那边，身子倚着车门说：“你到古城是图个清静，怎么又跟一帮发烧友扯上了？还惹出一档子扶贫的事。”
　　丁元英打开一瓶矿泉水喝了一口说：“小丹想要个礼物，就有了这档子事。王庙村是贫困县里的贫困村，小丹要的礼物就是在王庙村给她写个神话。”
　　韩楚风一下子愣住了，甚至忘记了嚼东西，片刻之后才定住神说：“神话？这种礼物闻所未闻。她跟这村子是什么关系？”
　　丁元英坐在车里面朝车门外，咽下一口烧饼说：“跟村子没关系，跟觉悟、境界也没关系，但是跟文化属性这个提法有关系，用她的话说，王庙村的穷既然是文化属性的产物，如果一个神话改变了村子，那又该怎么理解文化属性？”
　　韩楚风再一次愣住了，思索着说：“这才是其中的禅机。这丫头，不简单哪！”
　　丁元英说：“什么神话？不过是强力作用的杀富济贫，扒着井沿看一眼而已，不解决造血问题，谁敢拿着一个村子的农民去证明扒井沿儿看一眼的结果？那就不是错了，是罪。如果真理是人做出来的，那也不叫真理了，叫主义。”
　　韩楚风问：“既是杀富济贫，你杀谁？又济谁？”
　　丁元英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道：“听说过乐圣公司吗？”
　　韩楚风说：“乐圣公司是中国Hi-Fi音响挑大旗的牌子，当家的叫林雨峰，音响界的名角儿，据说早年靠走私电器起家，白道黑道都得很熟。”
　　丁元英说：“乐圣公司有6400万资产，从不涉足AV音响，在Hi-Fi音响市场占有17％的份额。乐圣公司称自己只有矛，没有盾，永远都是进攻、进攻，是个霸气十足的音响公司，网上有人给乐圣旗舰音箱起了个江湖名字，叫独孤求败。”
　　韩楚风一脸不可思议的神态，谨慎地说：“杀富济贫，是得找个有点肉的大户。可就凭你这百十万的资金、几个发烧友和一帮等着扶贫的农民，可能吗？”
　　丁元英说：“乐圣是因为矛的锐利而无需用盾，我这儿是既无矛可攻也无盾可守，就只能借用乐圣的矛了。我想，在北京摆摊儿，用柏林、伦敦、巴黎三个城市当托儿，让斯雷克公司当打手，让法院、媒体起哄，让伯爵电子公司落井投石，从乐圣公司碗里化点缘是有可能的，核心在一个小聪明上，小聪明的文章做好了，就能诱导乐圣公司的大聪明，而潜伏在小聪明其中的，是大智若愚。”
　　韩楚风默默吃东西，沉默了许久之后忧虑地说：“私募基金是狼嘴里夹肉，可这回是拔刀见血了，乐圣公司是林雨峰的私营企业，他能放过你吗？”
　　丁元英说：“光脚的溅了穿鞋的一身泥，林雨峰虽败犹荣，仁者自有公论。他要因为这个杀了我，就得给自己立块无字碑了，写什么都寒碜，这种死后还得穷名给冤家托牌位的买卖，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干不出来。真杀了我，我就当下随缘了。”
　　韩楚风心里有数了，不再为这个忧虑，吃完烧饼喝了几口水，见丁元英也快吃完了，就上车准备发动汽车。丁元英把剩下的一口烧饼放进嘴里，收拾了一下后座的东西坐到前排副驾驶的座位，两人饭后都点了一支烟，开车上路了。
　　韩楚风开着车说：“这盘菜不是人人都能吃的，如果扒着井沿儿看一眼再掉下去，那就真是饱了眼福，苦了贪心，又往地狱里陷了一截子。”
　　丁元英说：“所以，这事得拆分成发烧友的公司和农民的生产两个部分，允许几个股东去扒井沿儿，能不能爬上来取决于他们自己。对农户，从基础设置就不给他们期望天上掉馅饼的机会，我救不了他们，我能做的，就是通过一种方式让他们接受市场经济的生存观念，能救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
　　韩楚风沉思了一会儿，说：“你是在农民的地盘上跟农民打交道，如果不把农户纳入公司统一管理，产品质量和成本怎么控制？各方面的利益矛盾怎么解决？”
　　丁元英说：“不能管，一管就死了，连解决问题的机会都没有。”
　　韩楚风不解，问道：“怎么讲？”
　　丁元英说：“农户生产，农民得从吃饭睡觉的房子里挤地方，得呼吸油漆的有毒气体和立铣、打磨的有害粉尘，得听各种生产噪音。这里有劳动时间问题，有使用童工和老年工的问题，有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农户能拼什么？拼的就是在不是人呆的地方干不是人干的活儿，拼的就是不是人。如果纳入公司，公司在法律条款面前一天都活不下去，农民马上就会跑来跟我说这儿睡着太挤了，那儿干活不舒服，所有的矛盾都会转嫁为农户跟公司的矛盾，那时候就不是产品质量和成本问题了，是怎么伺候好爷的问题。”
　　韩楚风说：“一管就掉进坑里，有道理。可是不管，那就得乱成一锅粥了。”
　　丁元英往车窗外弹了弹烟灰说：“农户不是铁板一块，没了这个矛盾有那个矛盾，有利益驱动着，让他们自己斗去，用小农意识治小农意识。”
　　韩楚风问：“怎么个治法？”
　　丁元英说：“在各道工序的农户之间实行小农经济的买卖关系，打磨板子专业户向下料专业户买毛坯板，喷漆户向磨板子户买腻子板，包装户向喷漆户买成品板，现金交易，一环制约一环，谁出问题谁承担损失，不影响别人的利润。允许他们有一个出次品、报高价的过程，让市场去纠正他们，用经济杠杆解决质量、成本问题。这事不适合学院派的打法，我这是不入流的野套路。”
　　韩楚风轻轻点点头，说：“法无定法，存在决定意识。有道道。”
　　他们一路闲聊着驶向五台山，到了五台山的入山口付了每人80元的进山门票，继续沿着山路往山上行进。这个季节来五台山的游客已经不多了，越往山上走气温越低，连绵峰峦之中举目可见若隐若现的寺庙，让人不禁感到这座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庄严与神秘，仿佛落进了一只在冥冥之中操纵一切悲欢离合的如来之手。
　　汽车沿着山路前行，沿途遇到过几座寺庙，都因为车辆不便通行而绕过了，直到接近顶峰的时候终于遇到了一座道路平坦而又便于停车的寺庙，走到近前才看清楚这座寺庙的名字叫“一禅寺”，寺院门口的停车场停着一辆旅游中巴车，有几个闲散的游客。
　　一禅寺依山而建，是一座小有规模的寺院，门前钟楼雄伟壮观，具有中唐时期的建筑风格。两扇厚重的木门上布满了铜钉，院子里正对大门的是一棵巨大的古槐，此时已是叶落枝秃，只有苍劲的树身向人们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寺院的后面依山而上是一条陡峭的石梯路，长长的石阶好像一条蜿蜒的绸带一直向上延伸，渐隐于缭绕的云雾中。
　　丁元英和韩楚风下了车来到守门的僧人跟前，丁元英礼貌地说：“打扰师父，我们来五台山是希望有机会拜访一位佛法造诣精深的大师，烦请师父能指点一下。”
　　守门僧人答道：“阿弥陀佛！本寺的智玄主持就是施主所言佛法造诣精深的大师，法师深居简出精研佛法，不轻易会客。施主若是入寺参观请购买门票入内，若是拜见高僧请到其它寺庙造访，各寺庙都有高僧主持。阿弥陀佛！”
　　丁元英把装有5万元现金的文件袋递给守门僧人，说：“麻烦师父，请你把这个交给智玄大师，就说有两位客人诚心求见。”
　　守门僧人接过文件袋单手作揖，说了声“请施主稍候”就进去禀报了，过了一会儿拿着文件袋回来交还给丁元英，说：“师父回话，非也。”
　　韩楚风当着守门僧人的面从自己手里的黑色皮包里又取出5万元现金，从丁元英手里拿过文件袋把钱装进去，重新递给守门僧人，说：“请师父再给通报一次。”
　　守门僧人接过文件袋又单手作揖，说了声“请施主稍候”就再次进去禀报了，过了一会儿又拿着文件袋回来交还给韩楚风，说：“师父回话，非也，非也。”
　　多了5万元，换回来的只是多了一个：非也。
　　10万元的进香都不能与大师见上一面，韩楚风一时没了主意。这时丁元英从怀里取出一个普通信封再次递给守门僧人，说：“请师父再辛苦一趟把这个交给大师，如果大师还是不肯接见，我们就不打扰了。”
　　守门僧人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信封进去了。
　　门口只剩下丁元英和韩楚风两人。韩楚风不解地问：“什么招儿？”
　　丁元英说：“我诌的一首词，不是招儿的招儿，随缘吧。”
　　这次守门僧人进去的时间比较长，好一会儿空着手回来了，手里的信封已不见，这似乎是一个有希望的信息。果然，守门僧人走过来说：“两位施主请随我来。”
　　守门僧人前面带路领着二人进入寺院，穿过大佛殿时，见到大殿中央台面上端坐一尊金身大佛，周围是一些佛教法器，佛前燃着香火。出了大佛殿拐了几道弯来到明心阁，屋内青砖铺地，陈设简单，木制桌椅呈现出古旧的色泽，临门站着一位60多岁身穿灰色僧袍的老者，他个子不高，身材消瘦，下颌的胡须已经花白了。
　　守门僧人恭敬地介绍道：“这位就是智玄大师。”接着对智玄大师双手合十躬身行礼低声道：“弟子告退。”又对客人合十行礼，这才退下。
　　智玄大师说：“两位施主，请坐下说话。”
　　明心阁的房子不是很大，四周墙壁上有一些佛教字画，屋内正中摆着一张老式方桌和4把木椅，3人围桌而坐，桌上放着丁元英的一首词和压在纸上的信封。智玄大师把信纸和信封轻轻往前推了一下，说：“敢问施主什么是真经？修行不取真经又修什么呢？”
　　韩楚风不知道这首词的内容，就势拿过看了一遍，上面写道——
　　　　悟
　　　　悟道休言天命，
　　　　修行勿取真经。
　　　　一悲一喜一枯荣，
　　　　哪个前生注定？
　　　　袈裟本无清净，
　　　　红尘不染性空。
　　　　幽幽古刹千年钟，
　　　　都是痴人说梦。
　　韩楚风马上明白了智玄大师为什么要提这样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大师心里有解，而他心里无解，他在心里是真正的提问：什么是真经？修行不取真经还修什么？他觉得词中诸如“休言”、“勿取”、“痴人说梦”之类的用词过于激烈了，不太妥当。但此时他更关心的是丁元英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他更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丁元英回答道：“大师考问晚辈自在情理之中，晚辈就斗胆妄言了。所谓真经，就是能够达到寂空涅碦的究竟法门，可悟不可修。修为成佛，在求。悟为明性，在知。修行以行制性，悟道以性施行，觉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制心。不落恶果者有信无证，住因住果、住念住心，如是生灭。不昧因果者无住而住，无欲无不欲，无戒无不戒，如是涅碦。”
　　智玄大师含笑而问：“不为成佛，那什么是佛教呢？”
　　丁元英说：“佛乃觉性，非人，人人都有觉性不等于觉性就是人。人相可坏，觉性无生无灭，即觉即显，即障即尘蔽，无障不显，了障涅碦。觉行圆满之佛乃佛教人相之佛，圆满即止，即非无量。若佛有量，即非阿弥陀佛。佛法无量即觉行无量，无圆无不圆，无满无不满，亦无是名究竟圆满。晚辈个人以为，佛教以次第而分，从精深处说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来不可思议，即非文化。从浅义处说是导人向善的教义，善恶本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即是文化。从众生处说是以贪制贪、以幻制幻的善巧，虽不灭败坏下流，却无碍抚慰灵魂的慈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文笔言辞断不是佛门中人，施主参意不拘经文，自悟能达到这种境界已属难能可贵。以贫僧看来，施主已经踩到得道的门槛了，离得道只差一步，进则净土，退则凡尘，只是这一步难如登天。”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开示，惭愧！惭愧！佛门讲一个‘缘’字，我与佛的缘站到门槛就算缘尽了，不进不出，亦邪亦正。与基督而言我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我不可得道。我是几等的货色大师已从那首词里看得明白，装了斯文，露了痞性，满纸一个‘嗔’字。今天来到佛门净地拜见大师，只为讨得一个心安。”
　　这时，一个小僧人走进来恭敬地对智玄大师合十行礼，说：“师父，都准备好了。”说完转身退了出去。
　　智玄大师站起来说：“两位施主，请到茗香阁一叙。”
　　丁元英和韩楚风跟着智玄大师出了明心阁，向左转穿过一道长廊，来到一间题名为“茗香阁”的房舍。茗香阁比刚才的明心阁大得多，进门迎面就看见墙上挂着一副横幅，上面写着“清净自在”四个潇洒飘逸的大字。横幅下面整齐地摆放着笔墨纸砚和一个紫檀木制成的围棋棋盘，棋盘上是两盒棋子。房间北墙的位置是一块由天然怪石当成的茶几，石面上摆着盖碗茶具、茶叶罐，茶几四周是几个树根凳子，主座位旁边是一个木炭炉子和一个装水的木桶，炉子上架着铜壶，壶里的水已经快开了，听得见嗡嗡的响声。
　　智玄大师伸手示意说：“两位施主请坐。”待客人落座后智玄大师问道：“施主以钱敲门，若是贫僧收下了钱呢？”
　　韩楚风答道：“我们就走。如果是钱能买到的东西，就不必拜佛了。”
　　智玄大师豁然一笑，分别往盖碗里放入茶叶，提起冒着蒸气的铜壶逐一将开水冲进3只盖碗，盖上碗盖说：“这是寺里自制的茶，水是山上的泉水，请两位施主品尝。”
　　丁元英揭开碗盖，一股带着山野气息的清香扑鼻而来，只见碗中的茶汤呈淡绿色，碗底的茶叶根根形态秀美。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小口，禁不住地说了声：“好茶。”
　　韩楚风端起茶品了一口，顿知此茶品质绝非一般，此情此景令他心生感慨，不禁想起了那副“坐，请坐，请上座；茶，上茶，上好茶”的对联。
　　智玄大师放下茶碗，说：“施主上山并非为了佛理修证，有事不妨道来，贫僧虽老学无成，念句‘阿弥陀佛’却还使得。”
　　于是，丁元英把“神话”、“扶贫”的来龙去脉以及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向智玄大师简要讲了一遍，并且着重解释了主观上的“杀富济贫”和文化属性思考。这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竞争，也不是简单的扶贫，而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认识的自我作为。
　　智玄大师听完之后沉思了许久，说：“施主已胜算在手，想必也应该计算到得手之后的情形，势必会招致有识之士的一片声讨、责骂。得救之道，岂能是杀富济贫？”
　　韩楚风随口一问：“那得救之道是什么？”
　　这一问使智玄大师突然怔住了，顿然明白了丁元英“杀富济贫”的用心和讨个心安的由来，说道：“投石击水，不起浪花也泛涟漪，妙在以扶贫而命题。当有识之士骂你比强盗还坏的时候，责骂者，责即为诊，诊而不医，无异于断为绝症，非仁人志士所为，也背不起这更大的骂名。故而，责必论道。”
　　丁元英说：“晚辈以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晚辈无意评说道法，只在已经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至少不违天道朝纲。”
　　韩楚风来五台山之前只知道丁元英要拜见高僧大德，少不了谈经论道，却并不知道丁元英拜佛的具体目的，直到这时才完全明白。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参悟，心做心是，何来讨个心安呢？”
　　丁元英说：“无忏无愧的是佛，晚辈一介凡夫，不过是多识几个字的嘴上功夫，并无证量可言。我知道人会骂我，我以为佛不会骂我，是晚辈以为，并非真不会挨骂。大师缘何为大师？我以为是代佛说话的觉者。”
　　智玄大师略微思忖了一下，说：“贫僧乃学佛之人，断不可代佛说话，亦非大师。得救之道自古仁人志士各有其说，百家争鸣。贫僧受不起施主一个‘讨’字，仅以修证之理如实观照，故送施主四个字：大爱不爱。”
　　丁元英双手合十给智玄大师恭敬行了一个佛礼，说道：“谢大师！”
　　智玄大师说：“弱势得救之道，也有也没有。没有竞争的社会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会产生贫富、等级，此乃天道，乃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无弱，强焉在？一个‘强’字，弱已经在其中了。故而，佛度心苦，修的是一颗平常心。”
　　韩楚风因为先前不了解情况，所以一直没有参与谈话。此时听了智玄大师一番话心生感慨，说道：“佛教主张利和同均，大师坦言等级乃天道与代价，不拘门户之见，令晚辈十分敬佩。晚辈在想，如果强者在公开、合法的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杀掠，那么在不公开、不合法的条件下，弱势还剩下多大空间？佛度心苦虽慈悲，但人毕竟还有物质的一面。”
　　智玄大师对韩楚风笑了笑，说：“施主不必拘礼，请讲。”
　　韩楚风说：“如果主流文化能在弱势群体期望破格获取与强势群体期望更高生命价值的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一个链接的纽带，或许更有积极意义。强势群体仅仅适用一般的竞争规则是不够的，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当然，这首先是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
　　智玄大师说：“利和同均，不平等已在其中。”
　　韩楚风说：“主流文化，当是推动社会进步、改善社会关系的文化。如果人的行为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需要，那么这种价值无疑也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价值。当社会将道德价值全部锁定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时候，个人道德就没有价值空间了，既不利于鼓励强势对弱势的关注，也不利于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智玄大师说：“施主的观点与佛教的主张并不矛盾，不同的是施主认为主流文化应该给强者个人一定的道德价值空间。贫僧以为，无论功德记在哪一家的账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都将是众生的福报。”
　　韩楚风说：“只是，等级一直是我们社会文化的禁区，大家所以小心翼翼绕开禁区，是唯恐平等、尊严之类的东西受到伤害。”
　　喝过一道茶，智玄大师给大家续上一轮开水，对丁元英宽怀一笑，说：“释、道、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体系，施主这一刀下去，一个都没幸免哪，哈哈哈……”
　　丁元英说：“不敢，不敢。释、道、儒均是博大精深的学派，支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是伟大的文明。但是，社会在发展，传统文化毕竟是以皇恩浩荡为先决条件的文化，讲的都是皆空、无为、中庸的理，以抑制个性而求生求解。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民主与法制，诸家学说也面临一个如实观照而俱进的课题，是传统？还是传承？统则僵死，承则光大。”
　　智玄大师说：“施主尚未畅所欲言，不好。海纳百川，施主纵是沧海一滴，我佛也愿汇而融之。今日有缘一叙，自当请施主开诚布公，以利佛理修证。”
　　丁元英说：“晚辈叹服佛法究竟真理真相的辩证思维，如是不可思议。但是，晚辈以为佛教包括了佛法，而佛法有别于佛教。佛教以佛法证一，进而证究竟，最终是为给心找个不苦的理由，成佛，无量寿，极乐。佛教以假度真的方便法门住福相、住寿相、住果相，是以无执无我为名相的太极我执，致使佛教具有了迷信、宿命、贪执的弱势文化特征，已然障蔽佛法。晚辈以为，如果佛教能依佛法破除自身迷障，不住不拘个人解脱，以佛法的如是不可思议究竟生产力与文明的真理真相，则佛法的佛教即出离宗教的佛教，成为觉悟众生的大乘法度，慧于纲纪泽于民生，是名普度众生。”
　　智玄大师沉默不语，静静地看着丁元英，过了许久黯然感叹道：“得智的得智，化缘的化缘，烧香的烧香，坐禅的坐禅。”
　　丁元英和了一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智玄大师说：“两位施主请随我来。”
　　丁元英和韩楚风随智玄大师走到书案近前，只见智玄大师在书案上展开一张一尺见方的宣纸，把丁元英的那首词放在旁边，研墨蘸笔，写道——
　　　　悟道方知天命
　　　　修行务取真经
　　　　一生一灭一枯荣
　　　　皆有因缘注定
　　写完之后智玄大师放下笔，说：“此‘天’非彼‘天’，非众生无明之天，亦非众生无明之命，此乃道天，因果不虚，故而改字‘方知’。修行不落恶果虽有信无证，却已无证有觉，已然是进步。能让迷者进步的经即是真经，真经即须务取。悲喜如是本无分别，当来则来，当去则去，皆有因缘注定，随心、随力、随缘。”
　　智玄大师信手把原句的“休言”改成了“方知”，把原句的“勿”改成了“务”，把原句的“悲、喜”改成了“生、灭”，把原句的“哪个前生”改成了“皆有因缘”。九个字的改动，理虽同是，而意思、意境、意气却全然不同，即灭嗔怒、我慢，直指究竟。
　　韩楚风看后赞叹地点点头，说：“精妙！九字之境，无证而证。”
　　丁元英再度给智玄大师恭敬行了一个佛礼，说：“谢大师开示。”
　　智玄大师把修改过九字的上阕词送给丁元英，说道：“贫僧与施主的一阕之缘今日圆了上阕，贫僧九字不实之处还望施主修正。下阕贫僧不改了，留半阕缘待续，倘若施主在某年的某一日想改下阕了，如蒙不弃，可带着改过的下阕再来圆续半阕之缘。”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不弃，一定。”
　　三人又回到各自的座位继续喝茶。
　　智玄大师端起茶碗呷了一口，放下，说：“施主身上乃三气居中啊。”
　　韩楚风不解其意，问：“哪三气？”
　　智玄大师答道：“三分静气，三分贵气，三分杀气。”
　　韩楚风闻声心里一颤，没有人能比他更了解丁元英了，这正是丁元英的真实品性。他惊叹大师的观察力，问道：“十分之气，还有一分呢？”
　　智玄大师说：“还有一气住于身中，游离心外——痞气。”
　　韩楚风脱口而出一个字：“绝！”
…………
　　正说话间，一个中年僧人来到茗香阁，站在门口双手合十，对智玄大师说：“师父，大觉寺的慧明法师已经来了。”
　　智玄大师点了点头，对丁元英和韩楚风说：“施主稍候，贫僧去去就来。你们可先到后院走走，景致极好。今天就不要走了，晚上和慧明法师一起用斋，咱们随缘一叙。”
　　丁元英起身合十顶礼道：“谢大师！”
　　丁元英和韩楚风两人出了茗香阁，穿过一道拱形门来到一禅寺的后院，后院也是依山势而建，院中几棵环抱粗的古银杏树掩隐着几间禅房，飘了一地的落叶，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钟声，更加衬托出这千年古寺的清静幽谧。
　　两人踏着石阶路向上走，后院的尽头是一个大石台，周围立着一圈石柱做的栏杆，栏杆之间有铁链相连。站在平台上放眼望去，只见远处山峦叠嶂，西下的夕阳像一枚金红色的果子挂在山尖上，强劲的山风带着一股浓浓的寒意。
　　韩楚风掏出烟给丁元英一支，问：“佛门净地能抽烟吗？”
　　丁元英笑笑说：“栏内是净，栏外是土，靠着栏杆就能抽。”
　　韩楚风也笑了，两人点上烟，韩楚风说：“刚才有话没敢说，怕有吹捧之嫌，可又不吐不快，现在可以说了。扶贫的事若以次第而分，也有三个层面。一、天上掉馅饼的神话，实惠、破格，是为市井文化。二、最不道德的道德，明辨是非，是为哲人文化。三、不打碎点东西不足以缘起主题，大智大爱，是为英雄文化。”
　　丁元英说：“不敢当，不敢当。”话音刚落，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自嘲道：“咱们怎么转起文来了？可别恍恍惚惚以为自己也是大师了。”
　　韩楚风也意识到了，说：“惯性，惯性，一下子收不回来了。”
　　两人哈哈一笑。
　　韩楚风面向群山，手抚着石栏说：“这趟如果不来，真是人生一大憾事。只是你我都有谤佛之嫌，也不怕下了地狱？”
　　丁元英说：“没有地狱，天堂焉在？总得有人在地狱呆着，咱们就算上一个，不然天堂就没着落了。”
　　韩楚风笑了笑，说：“一招杀富济贫引出得救之道的讨论，骂的是你，疼的却是传统观念。一年多不见你怎么有了这么高的境界？”
　　丁元英摆摆手说：“哪里是境界，我还没冲动到为了让舆论溅几滴水花就去招惹那种骂名。当‘得救之道’的讨论浮出水面，那就是我要送给小丹的礼物。”
　　韩楚风顿然目瞪口呆，脱口一声：“啊？我的天！你知道这件事得折腾多少人？得惹多大动静？原来就是……就是给一个女人的礼物？”
　　丁元英说：“天下之道论到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人生冷暖论到极致，男人女人的一个‘情’字。这两个极致我都没敢冒犯，不可以吗？”
　　韩楚风说：“可以，当然可以。只是你一向对女人敬而远之，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
　　丁元英说：“佛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只是依佛法如实观照，看摩登女郎是摩登女郎，看红颜知己是红颜知己。”
　　韩楚风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感叹道：“古有千金一笑之说，如今一看，那千金一笑又算得了什么？”
第二十一章
　　1997年1月5日，星期天。这一天是农历小寒，白晃晃的太阳当空照耀着，把温暖的阳光洒在大地，这是冬日里难得的一个好天气，连栖身在光秃树枝上的麻雀都显得比平时活跃了，跳来跳去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给这萧瑟的冬天增添了几许生气。
　　午饭过后，丁元英在家里开着电脑和激光打印机处理着各种有关王庙村农户生产经营的文件，都是按农户的要求，根据各个农户提供的口头记录内容而分别起草的文件，有合伙企业章程、家庭产业股东权协定、家庭安全生产条例、农户之间的各种订购合同、各种工序价格表……等等，茶几和沙发上到处是打印纸。
　　这时电话响了，丁元英拿起电话一听是欧阳雪。
　　欧阳雪在电话里拘谨地说：“大哥，我在楼下，可以上去吗？”
　　丁元英说：“上来。”
　　片刻，欧阳雪上来，丁元英打开门说：“怎么这么客气了？”
　　欧阳雪摘下长围巾放到沙发上，笑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成这样了。大哥，我用分期付款买了辆新车，刚挂上牌子，今儿天气特别好，我带大哥坐新车出去兜兜风？”
　　丁元英有些诧异：“哦？买新车了？”
　　欧阳雪到电脑房间坐下，说：“3月份要注册公司了，以后少不了常去北京。本来我是想卖了股票再换车，那辆普桑买的时候就是二手车，又开几年了，已经破得不成样子。”
　　丁元英整理着不断从打印机里出来的文件，说：“你买车，不用跟谁解释。”
　　欧阳雪说：“是因为……那辆旧车小丹要了，作价4万，以后的车就归个人了。小丹开那个车，我总觉得有点……有点……我说不大清楚，就那个意思。”
　　丁元英明白了，笑笑说：“个人条件不同，没什么。你要带我兜风就兜到村里，我这儿有些文件要给农户送过去。”
　　欧阳雪说：“这是我分内的事，兜不兜风都得去。这就去吗？”
　　丁元英说：“呆会儿，等这几份文件出了。”
　　欧阳雪点点头，拿出一张名片递上去，说：“大哥，这件事可能你已经知道了，刘冰给自己印了一盒名片，听说一天的工夫就发了几十张，见谁都给，刘主任这个称呼现在己经叫开了。咱们公司还没有注册，也没有办公室主任的编制，他连个招呼都不跟谁打就这样做，我是有点担心，大家一起共事这才刚刚开始就出这事。”
　　这是一张非常精致的名片，无论纸张还是印刷都是一流的，上面印着刘冰的名字和公司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名片右上方印有已经定稿但还尚未起用的蓝色公司徽章。
　　丁元英看了看，放下名片说：“这事在你们开会的时候可以提一提。”
　　欧阳雪说：“刘冰开着那辆宝马到处晃悠，有时候叶晓明工作用车都找不到人，刘冰报账的汽油费和手机费都特别高，冯世杰和叶晓明他们对这事挺有意见，只是碍于面子侧面跟我提了提。大哥，那车是谁的也没个说道，你觉得咱这小公司放一辆宝马车合适吗？”
　　丁元英说：“不管是谁的，先用着。北京那种地方，少不了得有辆车撑撑门面。”
　　打印好文件，丁元英把所有文件都装到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里，然后和欧阳雪下楼去王庙村。楼下停着一辆崭新的黑色广州本田2.0轿车，外观比普通桑塔纳时尚了许多。车里有一股新车装潢特有的气味，必须要打开点车窗通风，尽管天气很好，但时下毕竟是严冬，车速带起的风打在脸上仍然非常寒冷。
　　汽车进入乡间，行驶在一条只容两辆车交错而过的窄路上，欧阳雪放慢速度。路过一个村庄的时候，正赶上这里赶大集，平时冷冷清清的街道上人头攒动，非常热闹，原本就不宽的街道两边摆满了卖菜的、卖小吃和各种日用品的摊子，汽车缓慢地向前一点点挪动，用了20多分钟才通过这段道路。
　　冬天是农闲季节，但是王庙村这个冬天却没有闲着，最直观的景象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的人少了。
　　汽车开进那座虽然经过修修补补却仍然显得破落的院子，只见木工作坊门口停着那辆宝马轿车。离木工房20多米远的教堂门前停了许多自行车，也站了不少人，阵阵众人一起祈祷的声音从教堂里传出，显然教会在搞活动，临近村的基督教徒都来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公司的几个人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管谁来王庙村都得先到木工房报个到打个招呼。
　　木工作坊现在虽然还叫木工房，但是已经完全没有了木工房的含义。自从在王庙村搞了公司加农户以后，这个木工作坊就解散了，吴志明成了喷漆专业户，周国正成了翻砂专业户，李铁军成了下料专业户，这里的几台简易木工机械早就撤空了，房子由格律诗公司承租下来，做了叶晓明他们设在王庙村的办公室，一间用来测试音箱，一间摆了三张小床用来休息，还有一间是开会、办公的地方。
　　欧阳雪没下车就看见木工作坊的门锁着，于是一转方向去了就近的周国正家，因为周国正家的院子里冒着浓烟并蹿出老高的火苗，一看就知道是正在开炉。
　　来到周国正家，院子里的那棵树和鸡窝不见了，靠着西边的院墙搭起了一个大棚，面积大约占整个院子的四分之一，棚子底下铺着约半尺厚的沙土，沙土上列着一排排已经做好的沙形，沙形上面用来浇铸的小孔有的用东西盖着，有的已经浇铸了。有几个沙形由于铁水温度极高而裂开了，裂缝中竟有丝丝青色的火焰蹿出来。
　　翻砂的钢炉就架在露天，在鼓风机的催动下炉火熊熊地燃烧着，炉子上面是堆得冒尖的生铁和焦炭，下面是熔化到通红白炽的铁水。冯世杰和刘冰负责用磅秤将生铁和焦炭配好比例按周国正要求的时间和数量填入炉子，周国正两手握着一根钢钎控制炉子里的熔化，一边大声指挥着其他人，村里的几个年轻人早已端着浇铸用的长柄大勺子在一旁等候。两个壮汉将一根碗口粗的圆木杠插入钢炉一个特制的圆孔中，用力使钢炉倾斜，通红的铁水从出口流出来倒入大勺子里面，几个人迅速将铁水倒入沙形上面的浇铸孔里。这端勺的功夫也并不简单，浇铸的时候既要快手又不能抖，不但得有力气还得有熟练的技术。
　　大家围着炉子干活又累又热，个个浑身是汗，有的敞着怀，有的干脆把棉衣脱了就剩下一层毛衣。大家见丁元英和欧阳雪来了，一边忙着一边打招呼。周国正的媳妇赶忙送过来两个小板凳，然后又端来两杯开水。
　　丁元英把一份文件交给周国正的媳妇，说：“这是翻砂的合同范本，做好了。”
　　周国正的媳妇接过翻砂合同范本说：“谢谢丁哥。”
　　冯世杰也敞着怀，脸上被煤烟熏得黢黑。趁炉子里暂时不需要加料的工夫，他把柳条筐往丁元英和欧阳雪旁边扣着一扔，一屁股坐下随口说：“我的天，累死我了！丁哥，大冷的天你怎么来了？本来我们几个都说好了晚上要到你那儿去呢。也没啥要紧的事，就是想过去跟你聊聊。”
　　丁元英停顿了一下，所问非所答地说：“累死了，你死了吗？”
　　冯世杰一愣，讪讪一笑说：“嘿嘿，哪能真死呢。”
　　丁元英说：“以后不许说‘累死我了’这句话，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说，就是你真的快累死了，还剩最后一口气。但是有个条件，说完就得死，不死不行。”
　　谁都没想到丁元英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都愣住了。刘冰看了看丁元英，犹豫再三还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丁哥，你比资本家还狠哪！”
　　周国正的媳妇接了一句：“刘主任，怎么跟丁哥说话哪？”
　　一个端勺的小伙子笑嘻嘻地说：“刘主任晕了，这关人家丁哥啥事？”
　　丁元英说：“想干成点事就记住两句话，别把别人不当人了，别把自己太当人了。就这点规律而言，天下乌鸦一般黑。”
　　冯世杰点点头说：“丁哥，我懂了。”
　　丁元英这才回到刚才的话题，说：“农户要的文件做好了，我来给他们送文件。欧阳也在这儿，有什么事呆会儿到木工房再聊，我先去送文件。”
　　冯世杰说：“好，呆会儿到木工房碰头。这边再出一炉就收工了，晓明在铁军家下音箱的料，这会儿差不多也该下完了。”
　　冯世杰和刘冰出来送丁元英，在门口看见了欧阳雪的新车，刘冰说：“哇，崭新崭新的车呀，还是董事长厉害，说买就买了。”
　　冯世杰说：“董事长再厉害，也没你刘主任的宝马厉害。”
　　欧阳雪笑笑没说什么，等丁元英上了车，一踩油门去了喷漆专业户吴志明家。
　　吴志明家的院子是王庙村几个专业户里面积最大的院子，用土坯圈起的围墙，跟别人家一样，坐北朝南的是正屋，西边是一间厨房和新盖的几间喷漆房。东边是一个棚子，下面停着一辆农用机动三轮车，旁边的木头支柱上拴着一条威风凛凛的大黑狗。他们家整个就成了一个小型喷漆厂，除了住人的屋子以外，能利用的地方都利用上了，墙上挂着的、地上摆在长凳子上的全是打上腻子的板子，走路都得处处留神。院子里一片繁忙景象，几个姑娘、媳妇聚在一起一边打磨着上好腻子的板子一边说着家常。
　　吴志明的媳妇坐在院子当中的小树墩上用砂纸打磨上过腻子的音箱外壳，这是个非常细致的活儿，对质量的要求很高。她非常耐心地一点一点用砂纸打磨着，不时还用手感觉一下光滑度。她的双手已经被这样的劳动风蚀得粗糙不堪，手指上的冻疮裂着血口子，手上、脸上和头发上蒙了一层干腻子粉尘。
　　趴在地上的黑狗听到门口有脚步声噌地站起来叫了几声，吴志明的媳妇抬头见是丁元英和欧阳雪来了，忙放下手里的活儿招呼道：“丁哥来啦，欧阳也来啦，进屋坐吧。志明正在屋里刷倒膜漆，我去叫他。”
　　丁元英说：“不用了，我还得去刘大爷和铁军那儿送文件。这四份是志明要的，一份合伙企业章程，一份家庭股东权协定，还有工序价格表和合同范本。”说着，他把四份文件交给吴志明的媳妇。
　　说话间，吴志明听见声音已经从喷漆房里出来了，摘下套袖和口罩走过来笑着说：“听见你们说话我就赶紧出来，欧阳也来啦，这大冷的天你们跑啥呀，文件让他们带来就行了。”
　　欧阳雪说：“你这儿用的怎么全都是女工啊？”
　　吴志明憨厚地笑着，搓着双手不好意思地说：“打磨这活儿适合女的干，她们也能给家里多挣点钱。女的便宜，干活细，又比男的好管，就是速度慢一些。”
　　欧阳雪又问：“她们天天都来你家上班吗？”
　　吴志明答道：“这几个天天来，还有几个是把板子带回家去打磨，那样她们就能自己掌握时间了，反正我这里是计件算工钱的，干的活儿多就多挣钱，干的少就少挣。”
　　欧阳雪说：“嫂子这么冷的天干这活儿，你也不给嫂子戴双手套？”
　　吴志明的媳妇笑呵呵地说：“会上不是说要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嘛，戴手套根本干不了这细发活儿，人家喷漆的不收，俺这活儿就白干了。”
　　吴志明笑笑说：“俺家也实行计件工资，她只要不耽误做饭看孩子，挣的钱都是她的私房钱。质量要求都一样，老婆不合格也不中。”
　　吴志明的媳妇说：“话都说不囫囵，老婆咋不合格啦？”
　　吴志明笑道：“都合格，都合格。”
　　丁元英说：“你们忙，我去给刘大爷和铁军送文件。”
　　刘大爷家住临街，那台CA6150车床和一台小型车床就安置在临街的三间房里。车床这一块是格律诗公司在王庙村扶持农户的最大一块资金，除了车床还添置了台钻、切割机、电气焊等辅助设备，刘大爷收了两个学徒工，主要加工翻砂专业户的半成品，有机柜脚钉、机柜定位片、音箱脚架底盘、托盘等等，也承接一些市面上的零活儿。
　　欧阳雪把车开到车床加工门市停下，和丁元英一起下车。只见门口摆了一片切割机、电气焊的小设备，一个徒弟蹲在地上焊铁门，刘大爷在操作车床给音箱脚架的钢管套丝，另一个徒弟操作台钻往机柜定位片上钻孔。
　　丁元英一下车，随便碰上什么人都会和他打招呼，他俨然已经成了王庙村的一员。欧阳雪看着他给刘大爷送文件，忽然心生感慨。她知道他在古城一直过着足不出户的日子，现在他三天两头呆在王庙村，有时候还住在村里，这使她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她很难用理性把这种不同的两面在同一个人身上联系起来。
　　丁元英像唠家常似的跟老人聊了几句，临走时说：“大爷，接线柱套丝别忘了把镀金的量算进去，如果现在正好，镀上金就拧不动了。”
　　刘大爷说：“干一辈子了，咱知道这个。晓明也嘱咐过几次，你就放心吧。”
　　来到下料专业户李铁军家，老远就听到尖利刺耳的噪音。
　　下料的院子里搭了一个大棚，大棚底下是台锯、线锯、立铣机、粘合压力机等设备，台锯、线锯开板子扬起的粉灰和立铣机扬起的粉灰弥漫在空气中，机器的轰鸣里夹杂着一阵阵尖利刺耳的声音，几个干活的人穿着厚厚的棉袄，戴着口罩，浑身上下都是灰尘和木屑。开好的密度板整齐地摞在一边，经过立铣整形的密度板分类摞在另一边。巨大的噪音、飞扬的粉灰和一个个像土人一样的操作工构成了一幅王庙村独有的生产场面。
　　李铁军停下手里的活儿摘掉口罩大声问：“丁哥，啥时候来的？”在这种巨大噪音里说话，声音小了根本听不见。
　　丁元英大声说：“我刚来。这是下料的几份文件，你收好了。”
　　李铁军接过文件看了看，先去放到屋里。
　　一个背对着他们正在操作立铣机的人听到说话回过头，原来是叶晓明，他也是落了一身粉灰，穿着一身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农村大棉袄，如果不摘掉口罩从正面看根本认不出来。他放下手里的活儿向丁元英指了指大门，意思是：到门外说话。
　　院子大门外隔了一道院墙屏蔽，噪音就小了一些。叶晓明走到大门外摘掉口罩对欧阳雪笑着说：“哎哟，是董事长大人驾到，失敬！失敬！真换车了？雷厉风行啊。”
　　欧阳雪也笑了，说：“你看，刚想对你肃然起敬，你这话里就带刺儿了。”
　　叶晓明说：“别别，董事长可千万别表扬，这批料是出口音箱的料，我是对他们不放心才亲自下手的，我是担不起这耽误出口的责任。”
　　丁元英说：“世杰说你们要找我，我刚才跟他们说好了呆会儿在木工房碰头。”
　　叶晓明说：“钢琴漆面的音箱昨天装好了一对，还有一对箱体志明的媳妇正在打磨。音质我听了比小丹的那对音箱要好，说明板材质量可以，我就把这批音箱的料下了。我这儿还有几块板就下完了，换一回衣服很麻烦，你们等我一会儿，咱们一块儿过去。”
　　欧阳雪说：“好，我们等你一会儿。”
　　叶晓明下完15对音箱的板材，专门放到一个位置，反复跟李铁军交代必须有他和冯世杰两人在场监督的情况才可以合成箱体。换过衣服，他和丁元英、欧阳雪3人回到木工房的时候，冯世杰和刘冰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们先去音响室看音箱。
　　欧阳雪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对音箱，惊讶地说：“没想到做得这么好，我简直都有点不敢相信。这比小丹的那对音箱漂亮多了，像从流水线上下来的一样。”
　　冯世杰笑道：“外行了吧？这种效果只能手工做出来，因为倒膜漆一次只能处理一个水平面，固化风干了以后才能处理另一面，固化漆面和液态漆面的所有衔接处都在棱角上，非常难处理，机械化流水线绝对做不到。”
　　叶晓明说：“小丹的音箱是喷漆，这是一遍遍刷的钢琴漆，一遍遍抛光抛出来的，没有可比性，那时候是啥设备？现在是啥设备？整个工艺都不一样。”
　　丁元英仔仔细细看了音箱的每一处，说：“棱角、接口做得可以，颜色和漆面的饱满度也不错，就是抛光还不够理想，不均匀。”
　　冯世杰说：“抛光机太大，转速又高，单靠人抱着音箱抛光很危险，稍不小心人就卷进去了，受力的稳定性也不好。这事我跟刘大爷和志明都说了，设计一个带轨道的托架，花不了几个钱，又安全又稳定。”
　　叶晓明说：“这次就做了两对试验性音箱，只要有了抛光托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出口的音箱下了15对的料，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考虑进去了，这个丁哥可以放心。”
　　丁元英说：“行，打开听听。”
　　刘冰打开音响，放了一张世界三大男高音的唱片。丁元英分别听了小音量、中音量和大音量，对音质比较满意。
　　冯世杰说：“丁哥，这可是咱们公司的镇山之宝啊，起个名字吧。”
　　丁元英问：“音响圈里惯例的做法是什么？”
　　叶晓明说：“都是旗舰、一号什么的叫法。”
　　丁元英说：“那就入乡随俗，叫格律诗一号。”
　　看完音箱大家来到办公室，数九寒冬，空旷的屋里只生了一个像水桶大小的煤火，冷得像个冰窖。冯世杰给每人倒了一杯开水，不为喝水，就为暖暖手。
　　叶晓明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文件递给丁元英，说：“丁哥，本来我们说晚上去找你，也没啥大事，就是工作上的事跟你汇报一下，有些不明白的事想问问。音箱申请专利的资料都准备好了，公司章程我们几个都看了，没啥意见，都签了字。音箱和机柜的两个商标我画了几张设计草图，你定个图案、标牌档次和数量，我就让标牌厂做了。还有个事就是得把你的那套音响拉过来，用顶级器材和不同的推法都推推，做个全面比较。”
　　丁元英看了公司章程的股东签名、申请专利的资料和商标设计草图，说：“音箱必须做全面比较，器材你们随时可以去搬。音箱专利的申请项目还不够，必须要把5吋单元和6吋单元极限小的面板设计和黄金组合的面板设计全部申请专利，不能给仿造者留下任何一点机会。音箱的商标设计不能只用格律诗三个字的头一个字母，咱们不是有影响的大公司，人家看了不知道什么意思。格律诗三个字的英文字母并不长，手写一个就可以当商标。”
　　叶晓明看看大家，笑着说：“丁哥，那就把这个露脸的机会给我吧，我手写一个，先下功夫练上几天，没准儿以后我就跟着音箱出名了呢。”
　　刘冰说：“那你得声明不能跟公司要版权，不然我写，我不要版权。”
　　叶晓明说：“能有个露脸的机会就不错了，还要什么版权？”
　　丁元英说：“可以，就让晓明写了。还有什么问题？”
　　冯世杰说：“趁着丁哥、董事长和叶总都在，我先说个事。教会找咱提过几次了，想从咱这儿找点适合妇女干的活儿，一是能让困难家庭感受到主的慈爱，二是她们能从工资里拿出10％奉献给基督，教会也能增加点经费。现在生产刚刚开始，半成品包装这一块还没启动，这活儿也比较适合妇女，是不是能考虑一下。”
　　丁元英说：“包装这一块没有启动，是因为王庙村根本就不存在成品包装，只存在半成品包装。成品包装必须放在北京，否则就不是北京格律诗公司制造了，而成了北京格律诗公司委托古城王庙村板材加工厂制造，一是不利于市场运作，二是增加了成本。包装箱在北京就地印制，双头丝直接从河北厂家发到北京，不能在王庙村和北京之间来回兜圈子。”
　　刘冰说：“这事我跟你妈解释过好几次了，既然是主的慈爱就让她们找主去，上帝都全能了还办不了这点事？咱要是帮了她们就是主的慈爱，那咱不就成了上帝？要是真有上帝怪罪下来，咱指不定会遭啥报应呢。”
　　冯世杰不满地说：“你又说这种谬论。”
　　刘冰说：“我谬论，那你说个不谬的。”
　　丁元英说：“谁适合干就扶持谁，这是扶持资金的使用原则。如果教会利用自己的组织能把这个事情做好，那就让她们干去，都是王庙村的人，主不主的那是人家的事。”
　　欧阳雪说：“我没意见，只要教会适合干就给她们吧。”
　　叶晓明说：“我也没意见，通过。”说完看了冯世杰一眼。
　　冯世杰马上站起来说：“那我去告诉她们一声，板上钉钉了。”说着就出去了。
　　叶晓明转换了话题，说：“丁哥，有几件事我们私下议了议，还是心里没底，我归纳了一下有这么几条：一是格律诗公司真能靠音箱吃饭吗？二是我们听着出口、测评、代理这些词都跟听故事似的，真有那么容易吗？三是即便真能做到，那得花多少钱哪？四是为什么一定要赶在六月份操作？再就是音箱有没有必要申请专利？双组分是以牺牲效率换取音质和响度，能不能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同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音箱做不起来，那所有的钱就白花了，反倒是给人家的喇叭、功放做了广告，咱们成了冤大头。”
　　这时，冯世杰已经给教会报信回来了，重新坐到他原来的位置。
　　丁元英说：“音箱不一定能当吃饭，但它是公司的形象和名片，是你们挤进音响圈的入场券。出口的难易取决于海关商检，取决于音箱、机柜的材料是否符合国际商检要求，只要符合要求，交给出口代理公司办就行了。测评是一种商业服务，谁花钱都能办。代理是一个弹性词，代理关系的成立取决于双方开出的条件。”
　　冯世杰问：“咱们能开出什么条件？”
　　丁元英回答：“格律诗音箱需要伦敦、柏林、巴黎三个城市做烘托，使用说明书里需要权威、客观的测评，需要中、德、英、法四种语言，需要诸如英国总代理这样的标称，为此我们准备付出八套音响的代价。另外两套是我个人购买，与公司行为没有关系。”
　　刘冰说：“8套音响，怎么也得20多万，乐圣和斯雷克该偷着乐了，本来还没啥可吹的，这下可有的吹了，咱把人家没做到的事都做了。”
　　丁元英说：“乐圣和斯雷克是两家权威音响公司，不管他们在这上面怎么做文章，总得先把你格律诗挂在笔头子上，你一夜之间就能和乐圣、斯雷克称兄道弟，该知足了。”
　　冯世杰点点头说：“对呀，也是这个理。”
　　丁元英拿出烟点上一支，刘冰也拿出自己的烟，一看烟盒里已经空了，就习惯地攥成一团随手丢到煤火旁边的炉渣上，丁元英见状把烟递给他。
　　刘冰接过烟盒从里面抽出一支点上，说：“还是丁哥的洋烟好。”
　　冯世杰说：“也给咱来一支洋烟。”
　　刘冰又把烟盒递给冯世杰。三个人一起抽烟，房子里马上弥漫起了香烟的气味。
　　丁元英接着说：“为什么要赶在6月份操作？因为小丹的探亲假是两年一次，5月份以后才有请假条件。办这事的人需要有护照、签证，有外语能力，熟悉当地的情况。小丹符合这些条件，趁探亲假的机会办这事比较合适。”
　　叶晓明说：“是公司委托她去还是她趁探亲捎带着办？咱实话实说，这也是关系到钱的问题。如果是公司委托她去，那路费、劳务费、食宿、翻译什么的也不少钱呢。”
　　丁元英说：“是小丹捎带着办公司的事。”
　　欧阳雪忍不住插了一句：“叶总，你这样揣度小丹我觉得不大合适。”
　　刘冰赶紧打圆场，说：“晓明也是为公司考虑，其实心里真没啥。”
　　叶晓明说：“丁哥刚才分析的都有道理，可我们还是感觉挺空泛的，好像抓不住实际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们对专利、测评、代理的这些事有看法，我们的意思是趁花钱的事还没有真正铺开，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踏踏实实做机柜，逐步向音箱市场渗透。如果是公司决议我们执行，但是我们保留意见，至少我个人持保留意见。”
　　欧阳雪说：“你们当初找大哥帮忙是出于什么考虑我不知道，我找大哥帮忙是因为我相信大哥，也因此承担这种相信的风险，否则我就不知道找大哥帮忙的意义在哪儿了。如果你们需要一个决议的形式，那我就表个态，今天的这个会就是决议。”
　　刘冰问道：“丁哥，咱们的机柜真能有市场吗？”
　　丁元英说：“只要生产音响的厂家存在着，你的产品就能有市场，除非你不行。”
　　冯世杰说：“我是有啥说啥，不管咋说我也是王庙村的人，站在王庙村的角度考虑，有时候我也有一种担心，万一将来公司靠不住了可咋办？”
　　丁元英说：“有人、有枪、有地盘，还愁没有番号吗？”
　　欧阳雪没想到这个偶然的“聊聊”演变成了一次正式的会议，而且会议的内容多少让她感到有些不愉快，毕竟一切才刚刚开始，公司内部就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这使她不得不对公司的前途产生担忧。
　　这时冯世杰说：“丁哥，我们几个都没见过世面，免不了身上有小家子气，说多说少的你别往心里去，工作该咋干咋干。”
　　丁元英说：“过了年就该考虑公司运作了，商业保密的事有必要提一下。在坐的都是生意人，都明白商业机密的重要性，法律上也有明确规定。公司的生产、成本、利润、资金状况、经营状况等等，是公司的最高商业机密。大家议一议，拿个意见。”
　　冯世杰说：“这种事谁也不会故意说，就怕无意说走了嘴。”
　　叶晓明看了看刘冰，说：“现在讨论的就是无意说走了嘴怎么办？要不要负责？”
　　刘冰也看了叶晓明一眼，说：“你看我干啥？谁泄密谁卷铺盖走人。”
　　叶晓明说：“我怕你那张吹牛的嘴没根弦把门。”
　　丁元英说：“干什么事守什么规矩，如果大家的意见一致，你们起草一份公司保密责任协议，每个人都签一份，有个章程。”
　　叶晓明说：“行，这协议我来起草吧。”
　　丁元英说：“如果没有其它的事，咱们就散会了。”
　　欧阳雪说：“散会之前我说一句，就是刘主任印名片的事，希望以后有什么事能事先跟大伙打个招呼，至少得跟叶总打个招呼。我说完了。”
　　刘冰小声嘀咕了一句：“干的干死，歇的歇死。”
　　散会的时候天色已是傍晚，家家户户该吃晚饭了，叶晓明他们要去冯世杰家吃饭，欧阳雪也要回酒店照顾生意，大家在木工房门口分手。
　　丁元英刚要上车，就听教堂那边冯母在喊：“世杰，叫住元英，先别走。”话音未落只见她热情地笑着朝这边快步走来。
　　冯世杰说：“丁哥，可能是教会请你去吃圣餐。”
　　刘冰说：“吃啥圣餐，是想拉丁哥入教，他们都说过好几次了。”
　　丁元英问：“谁带钱了？先给我点。”
　　欧阳雪一边从包里掏钱一边问：“要多少？”
　　叶晓明笑笑说：“圣餐哪，那可是上帝赐的。俺吃过，吃一回奉献个十块八块的。丁哥去吃恐怕十块八块的打不住吧？”
　　欧阳雪拿出两张百元面值的钱递给丁元英一张，自己也攥了一张。
　　冯世杰说：“太多了，丁哥给50、欧阳给20就不少，日子还长着呢。”
　　欧阳雪笑着说：“算了，不能让上帝再找钱哪。”
　　教堂离木工房只有20多米，冯母说话间就来到了近前，对丁元英和欧阳雪说：“咱这儿马上开饭了，吃圣餐有福啊，吃了饭再走吧，一块儿说说话。”
　　叶晓明他们三人上车了，上车前叶晓明对冯母笑着说：“大妈，您带丁哥和董事长去吃圣餐，俺去你家食人间烟火了。”说完他们开车走了。
　　丁元英把100元钱递给冯母，说：“大妈，吃饭可以，我不懂这儿的规矩，这钱就交给您了，多了少了您别介意。”
　　欧阳雪也赶快把钱给冯母。
　　冯母接过钱对丁元英和欧阳雪庄严地各说了一句：愿主赐福与你！然后又说：“哎呀你误会了，不是这个意思。早就想跟你说说话了，一直得不到机会。”
　　教堂门口的树上挂着一只100瓦的临时电灯，遍地是信徒自己带来的小凳子、小马扎，屋里屋外都是人。教堂外面的窗户下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个上了锁的小木箱子，上方有一个专门供人往里面投钱的孔。教堂隔壁是一间教会的伙房，平时不用，只在有活动的时候才临时开伙，有五六个妇女在忙着做饭。
　　丁元英到伙房看了看，一个小鼓风机在地上呼呼地吹着炉子，一口大锅熬了满满一锅玉米糊糊菜粥，里面有菠菜、粉条、豆腐丁，黄澄澄、白生生、绿莹莹，咕嘟咕嘟沸腾着，香气扑鼻子，惹得人忍不住直咽口水。
　　有人从教堂里搬来长条凳子当饭桌，冯母招呼丁元英和欧阳雪围着长条凳子坐下，不一会儿专门管送饭的人就把热腾腾的玉米糊糊菜粥和馒头送来了。每个信徒在进餐前都念叨了几句祈祷词，丁元英和欧阳雪就免了这道程序，直接吃了。在这里吃圣餐并不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庄严，妇女们有说有笑，非常热闹。
　　吃过圣餐，不知什么时候丁元英周围已经坐了好几个人，还有两个男人，都是40多岁的模样，其中一个人的肤色和穿戴像是城里人。
　　冯母介绍道：“这是刘牧师，这几个是邻村教会的人，没啥事，咱说说话。”
　　王庙村的一个妇女先说：“元英，你信教吧，信了教你就得救了。”
　　冯母说：“元英，大妈知道你是好人，真是为你好。俺没文化，也说不出啥道理，就知道你要是不信主，你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能进天堂，只有信主你才能得救。”
　　一个中年妇先祈祷了一句：主内肢体平安！然后说：“我现在就给你讲道，你听了以后才能信。咱都洗过澡吧，你发现没有，不管你咋搓你都搓不干净，搓到啥时候都有灰，为啥呢？因为上帝是用泥造的人，只有主能让咱躲过深渊。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道成肉身在地上的延续，在天父面前没有身份地位、富贵贫贱的世俗偏见，耶稣赐给每一个信他名跟随他的人以不朽的生命，耶和华是咱的牧者，咱必不至缺乏，反得永生……”她口若悬河地把听来的、自己理解的和背诵下来的一口气倒了出来。
　　王庙村的那个妇女给她递了一杯水，说：“嫂子，你喝口水，别着急慢慢说。”
　　中年妇女接过杯子却并不喝，还是不歇气地往下说：“你先别说话，你这一说话我就连不上了，还得从头开始。咱这里不需要讲理，你只要信就行了，信就能得救。知道《圣经》吧？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干啥呢……”那情形是要从《圣经》的创世纪一直说下去了。
　　那个男的大概也听不下去了，摆摆手打断她的话，说：“嫂子，你这样讲不行，人家大兄弟是有文化的人，你得讲道理。”说着，将脸转向丁元英：“兄弟，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信不信有天堂？到时候俺都上天堂了，就你没去，你心里啥滋味？”
　　丁元英只是静静地听着，一句话也没说。
　　这时刘牧师说了一句：“丁先生，你应该回答这个兄弟的问题。”
　　丁元英说：“如果是骆驼穿针的天堂，我敬仰他们，因为我做不到。”
　　刘牧师一怔，下意识看了看丁元英。“天堂”二字解文解意皆是心性，这个问题看似简单，而正信正解、直心直入的回答却没有几个，多为貌似觉悟的华丽之词。让刘牧师心里为之一颤的是，问者是随心一问，答者是随心一答，并无思量。
　　刘牧师问：“你信神吗？”
　　丁元英说：“信，了妄唯真即是神。”
　　刘牧师思忖片刻，说：“了妄唯真，那神和人是什么关系？”
　　丁元英说：“不一不异。”
　　刘牧师说：“天国远了，没人能救得了你，你走吧。”
　　丁元英起身告辞，客气地说：“打扰了。”
　　冯母着急地说：“元英啊，你就信呗！信就得救了！”
第二十二章
　　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古城到处是一片银白。再过十几天又到春节了。
　　今天是1月17日，星期五，是欧阳雪和芮小丹约定好了酒店年终分红的日子。芮小丹下班回到家换下警服，淡淡地化了化妆，开着那辆已经属于她的红色桑塔纳轿车去维纳斯酒店。冬日天短，这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街边的路灯都亮了，在灯光的映照下能够清晰地看见寒风挟着雪花盘旋飞舞，路上的行人有的打伞，有的竖起衣领匆匆赶路。
　　维纳斯酒店内外灯火通明，为春节而布置的门面在霓虹灯光里焕然一新，挂在门头的两盏红色宫灯更显出一种喜洋洋的气氛。酒店门口停着各种车辆，指挥停车的侍应生身上落满了雪花。芮小丹停好车进入酒店，站在服务台旁边的欧阳雪看见她，两人相视一笑往楼上走去，楼上的办公室里很暖和，刚一开门就感觉到暖气扑面而来，芮小丹脱下白色羽绒服搭在沙发靠背上，到欧阳雪的办公桌前坐下。
　　欧阳雪从保险柜里拿出年终分红的账单和现金放到芮小丹面前，笑着说：“看你打扮得这么漂亮，又有活动了。”
　　芮小丹说：“天冷，带他出去吃顿火锅。”
　　芮小丹看了一下分红账单，今年酒店的纯利润是246177元。欧阳雪20％的管理股分红49235元，50％的资本股分红98470元，合计分红147705元，扣除50％的新增资本35000元和其它费用，实分111585元。芮小丹50％的资本股分红98470元，扣除50％的新增资本35000元和其它费用，实分61180元。酒店的资本扣除折旧和不良资产，有效资本现在共有116万元，两人各持有58万元的股金。
　　芮小丹思索了片刻，拿起桌上的计算器算了一下，从分红里取出22080元放到欧阳雪面前说：“你漏算了三笔账，一笔是2万元车钱，一笔是今年我四次请客，请队里的同事吃饭是三次，因为音响的事请元英一次，都是400元的标准。一笔是给冯世杰的两箱酒，20元一瓶，两箱是24瓶。”
　　欧阳雪说：“请刑警队的人吃饭不能算你的钱，我想请还请不来呢。这事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店里有了你，少了多少黑道的麻烦。”
　　芮小丹说：“国家条例规定公务员不得参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我只是投资入股，从来没有参与过经营活动。本来这就是擦边球，你再一推我就掉进去了。”
　　欧阳雪说：“股票的事，格律诗公司控股的事，事事都在那儿摆着，那辆老掉牙的车我再跟你算账，我成什么了？”
　　芮小丹说：“股票和公司是你和元英的事，别扯上我，我没那本事。”
　　欧阳雪说：“你这不是较真儿嘛，这倒成了我讨巧卖乖了。那辆车已经从酒店资产里剔除了，4万元里本身就有你2万，这样吧，我心黑点，你再拿1万就够了。”
　　芮小丹拿回1万，把分红账单和现金放进包里说：“没别的事，我走了。”
　　欧阳雪送芮小丹到门口，望着飞扬的雪花说：“过年了，我想请大哥吃顿饭，你帮我游说游说，定个日子。我记得除了那次刁难他的酒席，他就吃过店里一碗烩菜。”
　　芮小丹说：“你能叫他大哥就不用请，用请的还是你大哥吗？”说完她坐进车里发动着汽车，朝欧阳雪笑着摆摆手，开车走了。
　　来到嘉禾园小区，芮小丹从楼下看到丁元英房间的窗户没有亮灯，心里有些疑惑：是出去买东西了，还是在沙发上睡着了？她上楼拿出钥匙打开房门，屋里迎面扑来一股浓浓的香烟味，烟头在黑暗里闪着微弱的亮光。她开灯、关上门，只见丁元英在沙发上仰靠着，拿烟的右手横搭在沙发的靠背上。
　　芮小丹走过去说：“怎么不开灯，禅定哪？”
　　丁元英听到“禅定”两个字笑了笑，说：“参你探亲的禅。”
　　芮小丹从包里拿出刚才分红的钱放到茶几上，说：“你不是说公司那点事傻瓜去了都能办吗？那就没问题了。这是我分红的钱，出去吃饭就不带着了，先放这儿。”
　　丁元英说：“不是公司的事，是参你。”
　　芮小丹一愣，说：“参我？我有什么好参的。”
　　丁元英说：“以你的条件，如果你从法兰克福回中国探亲可能更符合逻辑习惯。至少在普通人眼里，你的生存状态是一种病态。”
　　芮小丹到卧室把丁元英的羽绒服拿来，淡淡一笑说：“因为警察不挣钱，如果我在法兰克福呆着就不是病态了，如果我是回国投资的富婆也不是病态了。这问题一直有人问，我听多了。我什么都不是，就这样。”
　　丁元英说：“酒店股份的收入是你工资的几倍，如果你没有这部分收入，或者如果欧阳雪当初把生意做赔了，现在的你会是什么状况？或辞职去找别的财路？或正在法兰克福大学读书？那这个圈子就兜得太大了，你当时还没幼稚到不知道警察的工资是多少，当初不报考警察不是更简单吗？”
　　芮小丹不解地问：“你今天怎么啦？你想推导出来什么？”
　　丁元英在烟缸里把烟头熄灭，说：“所以，你的生存状态不是病态，用佛教的话说是自性无所挂碍，是自在。自在是什么？就是解脱。参来参去，我不如你。”
　　原来如此！
　　芮小丹不再去理会他的“禅定”，把香烟和打火机装进包里，说：“乖，快醒醒，咱不禅定了，带你出去吃火锅，再禅下去就禅傻了。”
　　丁元英换上鞋穿上羽绒服，两人下楼了。芮小丹从车里拿出一块抹布把落在挡风玻璃上的雪擦掉，启动汽车，打开暖风和雨刮器，驶离嘉禾园小区。大街上的车辆由于路滑都开得很慢，飞扬的雪花在汽车大灯的光柱里晶莹闪亮，下雪的城市在夜色的灯光里原来是如此美丽，似乎少了几分寒冷，多了几许温馨。
　　丁元英坐在车里望着满大街的春节气氛，说：“春节一过就是市场淡季，租门面房的机会比较多。你跟肖亚文联系一下，请她帮忙给公司租间房子。”
　　芮小丹专注地开着车，问：“具体什么要求？地段？面积？价格？”
　　丁元英说：“开个音响店，你告诉她用途就行，她会给你考虑。”
　　芮小丹说：“行，我跟她联系。”说完，她行驶了一段路程，忽然冷不丁地问道：“你对叶晓明这个人有什么评价。”
　　丁元英说：“到目前为止，我对叶晓明的评价只有一句话：叶晓明是聪明人。但是评价一个人仅仅用聪明或不聪明，那是不够的。”
　　汽车在一条车流量很大的路段上遇到了塞车，车子在雪路上走走停停，行进缓慢，20多分钟后他们才来到龙门阵火锅城。
　　火锅店由一楼大排挡火锅、二楼雅座火锅和三楼包厢火锅三部分组成，以一楼大排档火锅生意最为火爆，餐厅里人头攒动，沸沸腾腾，每张桌子上都旁若无人地摆上十几碟，人们围着火锅边吃边聊，海阔天空地拉家常、说笑话，无拘无束，其乐融融。
　　进入餐厅，两人找了一张客人刚走、还没有撤席的桌子坐下，等着服务员先来撤席。由于是排档式火锅，桌子都不大，也不考究，桌子摆放得非常拥挤，却也更显出热闹和红火的气氛。服务员们忙得团团转，不时还得听上几句顾客不耐烦的催促。
　　旁边一张桌子坐着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通红的脸上泛着油光，桌子下面摆了一堆空啤酒瓶。其中一个正用饱经沧桑的语气对同伴说：“我现在什么都没了，老婆离了，工作丢了，身子骨也垮了，要是换个人早死了，也就是我，坚强活下来了……”
　　芮小丹无意中看到了，那张年轻的脸和那种饱经沧桑的语气实在让人忍不住想笑，她怕笑出来惹上不愉快，就把脸转到一边忍着。
　　这边，一个做派斯文的男人正以一种娇柔的语调对一位女士说：“王小姐，我跟你咨询个情况。请问你们单位有没有大龄青年？括弧，女性。”
　　女士显然对这种斯文有些不悦，礼貌而又嘲讽地说：“有，括弧，难看。”
　　芮小丹感觉自己实在忍不住要笑出来了，而丁元英用菜谱挡着脸正在笑，于是赶快站起来拉上丁元英就离开，上到二楼站在楼梯口笑了起来，说：“怎么这么巧啊，全让咱们给赶上了，就凭这一笑这趟也没白来。”
　　二楼雅座餐厅从桌椅、餐具到环境装饰都比较考究，空间也宽敞了许多，只是客人少了一些，不如一楼的气氛热烈。他们选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坐下，既方便说话又能看到大街上的雪景，非常惬意。服务员送来茶水，递上菜单。芮小丹要了一个鸳鸯火锅，点了海鲜、牛肉、豆腐、蔬菜几盘菜和一瓶啤酒，从包里把丁元英的香烟和打火机拿出来。
　　火锅和作料很快就上来了，两人边吃边聊。
　　丁元英问：“国外你都去过哪些地方？”
　　芮小丹说：“太远的地方没去过，也就是巴黎、伦敦、罗马几个城市。去过莫斯科几次，都是因为转机停几个小时，看看红场，逛逛特威尔大街。”
　　丁元英说：“给你个建议，探亲返回的时候拐个弯儿，到耶路撒冷看看。”
　　芮小丹说：“耶路撒冷？一点不顺路，那得绕多大个圈子。”
　　丁元英说：“我去过，绕不了多大圈子。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圣地，真主、上帝和耶稣都在了，有条件还是应该去看看，增加点见识。”
　　芮小丹问：“什么意图？”
　　丁元英说：“旅游就是意图，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就是意图。”
　　芮小丹说：“你既建议就有道理，行，到时候我拐个弯儿去一趟。”
　　丁元英往火锅里下了半盘牛肉、半盘鱿鱼片，然后喝啤酒等着开锅。
　　芮小丹问：“知道我是怎么看你在古城吗？”
　　丁元英说：“不知道。”
　　芮小丹话未出口先笑了，说：“你在古城，所谓的清静清静，其本质就是出家。如果不是我以美色舍身相救，你剃了头就是和尚。”
　　丁元英也笑了，说：“我也纳闷，怎么老没涅碦？原来是等你宽怀一度。”
　　芮小丹对这种极品理证、极品爱情且极品淫秽的语言付之一笑，喝了一口茶水，放下杯子说道：“你是谁？我是谁？这些问题我也想过。咱们两个活得不一样，我活得很简单，你活得太复杂，不是平行的两条线，是交叉而过。但是，这于我已经够了。”
　　丁元英说：“这不是简单和复杂的问题，是生存境界不一样。你活的是自性自在，不昧因果，通俗点说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我是想活个明白，还在思索的圈子里晃悠，离你的境界还差着几个位格。”
　　芮小丹说：“我在那么高的境界上，我怎么不知道？”
　　丁元英说：“你自性本来，无需知道。这是根性的范畴，不是根器、智慧。”
　　芮小丹自嘲地一笑说：“真会抚慰我们众生啊！”
　　丁元英问：“你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在普通人眼里那是病态？”
　　芮小丹说：“怎么又回到这个问题了？类似这种话我听多了，要么说我傻，要么就是想挖掘点思想火花什么的，我从不回答这种问题。那么多人都干警察，怎么一到我这儿就不一样了？说到底就是因为我有德国居留身份就金贵了。”
　　丁元英说：“德国居留没有价值吗？我就曾经为一纸永久居留身份在柏林熬了10年，为这个去工作、买房子、纳税。德国居留身份意味着很多东西，高收入、高福利，不愁生老病死，自由出入欧美国家，在国人面前有身份、有面子，过去甚至还有华侨商店的待遇。”
　　芮小丹说：“出国的人肯定得为居留权奋斗，我母亲连国籍都加入了。但是……这个我不说了，你把但是后面的东西说出来。”
　　丁元英说：“但是，你得到的，是人家德国人能够给一个中国人的东西，包括你在中国人面前的优越感。总有些东西是人家不能给你的，比如你永远是边缘人，你融入不了别人的主流社会。你不用表白，也不用提醒，人家错待不了你。警察是主流社会的标志，你在德国做不到，在中国就能做到，这是国籍和血统给你的权利，这就是祖国。”
　　芮小丹本能地伸出右手，做出一个握手的表示，随即与丁元英伸出的手握在一起，夸张地上下摇动了两下，笑着说：“同志！同志啊！”然后松开手感慨地说：“没有在国外呆过的人很难理解主流社会这个词对于一个普通公民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生活在主流社会，他们不缺祖国，缺的只是一点钞票，所以不理解。我就是觉得警察威风，我就想要那种感觉，这和思想火花没关系。”
　　丁元英说：“所以，你活的不是简单，是奢侈，是你首先得放下点什么，这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奢侈。从世间法上说你是病态，从出世法上说你是奢侈，当有人笑话耶稣是傻子的时候，其实谁都不傻，仅仅是两种价值观不兼容。”
　　芮小丹亲昵地低语道：“我已经飘飘然了，现在就想度你涅碦。”
　　丁元英笑了笑，说：“我和你不一样的地方，仅在这一件事上就可见一斑。我在柏林前后呆了十二年，你能感受到的我都感受了，你是想到了就做，该拿的拿该放的放，自性作为不昧因果。我呢？就在那里参哪参哪，没完没了，越想活个明白就越不明白，一直参到了死胡同里出不来，就蹲在墙根打瞌睡。”
　　芮小丹说：“你参给我，我能出来。如果我出不来，我就不是你说的自性本来。”
　　丁元英说：“你沿着出国的感受往下参，跟着就参到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落后？你必然从现象参到制度、参到文化，因为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的产物。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足以让你拍着胸脯说：我们有文化。但是，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却不能让你挺着胸脯回答：我们有什么文化？因为有文化和有什么文化不是一个概念。”
　　芮小丹问：“那你说是什么文化？”
　　丁元英说：“是皇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从骨子里就是弱势文化属性，怎么可能去承载强势文化的政治、经济？衡量一种文化属性不是看它积淀的时间长短，而是看它与客观规律的距离远近。五千年的文化是光辉、是灿烂，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传统和习俗得过过客观规律的筛子。”
　　芮小丹说：“我不懂多深的理论，只能说自己的感觉。第一，这不是咱们可以操心的问题，是拿了这个薪水、享受这个阶层既得利益的人应该操心的问题。第二，改革和转变观念已经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改革和转变观念不能脱离国情和国民素质，这不是谁一着急就能解决的问题，中国需要时间。”
　　丁元英说：“是个很客观的认识。再往下参。”
　　芮小丹说：“要是我就参到头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好好打算自己的生活。再往下参还能参什么？你参给我看看。”
　　丁元英说：“我就又回到起初的问题上了，中国为什么落后？然后又是一轮现象、制度和文化，然后又落到中国需要时间，就像一个永远走不出去的圆。所以说我不如你，我还在思索的圈子里晃悠，不该作为的不作为就是作为，能活个明白就不错了。”
　　芮小丹笑了，说：“你是大狼狗，闲着没事就蹲在墙根打瞌睡吧。”
　　丁元英憨憨一笑。
第二十三章
　　正月初七，天气不是很冷，天空还飘着零星雪花。冬季天短，虽然才傍晚6点钟，可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芮小丹下了班匆匆走出公安局，上了等在门口的本田轿车。下班时段路上车多，欧阳雪小心驶入车道，向高速公路驶去。
　　欧阳雪说：“我带了几块蛋糕，天黑了，路上不敢停车吃饭。”
　　芮小丹系上安全带，说：“亚文说了，到了北京她请客，晚饭一块儿吃了。”
　　欧阳雪说：“带这么多钱开夜车去北京，我还是头一次，心里挺虚的。你说，要是路上真遇到歹徒，我该怎么办呢？”
　　芮小丹说：“不慌就行，越慌越不知道怎么办。”
　　欧阳雪问：“要是真遇上歹徒，你开枪了算不算犯错误？”
　　芮小丹笑了笑，说：“这趟保镖是个警察职业的边缘问题，警察就不能有朋友了？就不能跟朋友出去办个事了？哪条法律规定警察的朋友就不受法律保护了？”
　　欧阳雪说：“就是，警察的朋友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员哪。”
　　春节已过，下一个节日是正月十五，按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只有过了正月十五才算真正过完了大年，各行各业都还没有正式开工，所以高速公路上往来的车辆不多，道路两旁是黑沉沉的田野，一切都笼罩在浓浓的夜幕里。
　　她们中途没有停车，也没有遇上歹徒，一路平安。经过近4个小时的行驶，进入北京市区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北京街头依然还沉浸在节日的五彩缤纷里，满街的大红灯笼处处预示着传统灯会的不日到来。
　　汽车到了预先跟肖亚文约好的地方，芮小丹远远就看见肖亚文和一个女士站在一家尚未开张的精品服装店门前，她们旁边还站着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
　　汽车在精品服装店门前停下，肖亚文迎上几步与下车的芮小丹相觑一笑打了招呼，然后与欧阳雪握手，热情地寒暄道：“欧阳，你好，你好！”
　　欧阳雪也热情地说：“亚文！咱们在电话里聊过，今天终于见面了。”
　　肖亚文说：“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朋友张静，这是小杨，杨晋忠。这是我大学同学芮小丹，这位就是要在北京开店的欧阳雪。”
　　张静与芮小丹和欧阳雪分别握握手，然后说：“欧阳小姐，知道你们很忙，怕耽误你们时间，所以就赶在这儿见面了。亚文说你们要招个服务员，这是我舅舅的孩子，打小在四川农村长大，会开车，1994年在北京考的本子，给个体出租车干过一年，熟悉北京道路，基本符合你们要求的条件。我跟亚文在德语班的时候就认识，关系特好。我表弟人特老实，身体结实，从不多嘴多事，就知道干活儿，保证不会给你们惹麻烦。”
　　欧阳雪问：“小杨以前都干过什么工作？”
　　张静说：“小杨23岁，初中文化，来北京7年了，干过建筑工、个体出租车司机、饭店服务员，一直住在我父母家里，管得特别严。工资什么的都好说，你们觉得他干活儿值多少钱就给多少钱，需要他夜里值班就让他住店里，不需要值班就让他回家住，怎么都行。我了解亚文，不靠谱的事她不会张罗，家里也希望小杨能找个稍微稳定点的工作。”
　　欧阳雪说：“亚文找的人知根知底，不会有问题。我们是打算在北京开个店，但是将来能不能做下去？能走多远？谁心里都没个谱，只怕耽误了小杨的前途。只要张小姐和小杨不嫌弃，这事就可以定了，什么时候上班我托亚文通知你们。”
　　张静说：“那就太谢谢欧阳小姐了，谢谢！我知道你们时间很紧，就不打扰了。你看能不能另外抽个时间，咱们找个饭店坐坐。”
　　欧阳雪说：“张小姐客气了，我们也是希望能找个知根知底的人，谈不上谁谢谁。咱们都得谢谢亚文，有她帮忙咱们才都合适了。”
　　肖亚文看了看表，说：“都是朋友，不客气了。张姐，那边已经跟房东约好了10点半见面，没时间了，有话咱们以后再聊，今天就到这儿吧。”
　　张静说：“好的，你们忙，我们先告辞了，有机会一定一起坐坐。”
　　张静和小杨搭乘一辆出租车先走了。
　　芮小丹对肖亚文说：“你路熟，你开吧。”
　　肖亚文上了司机座位，芮小丹让欧阳雪坐在肖亚文旁边，以便她们谈事情，自己则坐在后排座位，三人朝跟房屋出租方约定的地点驶去。
　　肖亚文说：“你们交代的事基本都办了，这是几家附近比较有信誉的代理公司和一份房屋租赁合同。”说着腾出手从排挡杆旁边的手袋里摸出几张纸递给欧阳雪。
　　欧阳雪展开纸看了看，房屋租赁合同是两份，其中一份是房东与前任承租人的房屋租赁合同参考范本。新的房屋租赁合同条款更加详细，租赁期限3年，年租金24万，每年提前一个月预交全年房租。另外单独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四家代理公司的信息——
　　北京信义工商注册代理公司　电话　地址
　　北京惠雅迪财务代理事务所　电话　地址
　　北京诚诚专利代理事务所　电话　地址
　　北京欧华进出口代理公司　电话　地址
　　欧阳雪收起代理公司名单，说：“谢谢，太麻烦你了。”
　　肖亚文说：“嗨，可别说谢，都是些问路跑腿的事，本来就不是个事。”说完之后觉得表达不当，似有夸口之嫌，又笑道：“还好都不是个事，大事我也办不了哇。”
　　欧阳雪说：“这些对我们可都是大事。”
　　肖亚文说：“仓库我联系了几家，条件都还可以，就是远了点。仓库不比门面房，你们注册公司和装修房子都需要时间，我也就没急着定下来，还有时间找更合适的。门面房我觉得还可以，地理位置跟卖音响的比较扎堆儿。春节前那些天我下了班就逛音响店，看人家的房子是什么结构，每个房间都派什么用场，基本有这么个规律，展厅一到两间、小型周转库房一间、听音室一间、办公室和休息室各一间。”
　　欧阳雪笑笑说：“我什么都不说了，再说又是套话。”
　　肖亚文笑道：“还是说了，而且又多安了一句。”
　　欧阳雪哈哈笑道：“真不说了，你脑子太快，我都不敢说话了。”
　　说话间，汽车开到一条大街上。夜已深了，春节期间大街两边除了几家饭店和超市在营业外，很多商店还没有开始营业。欧阳雪留意观察，这是一个音响店比较集中的地方，不但有音响店，还有几家很有规模的音像商店。
　　肖亚文靠路边停下车，说：“这条路也叫影音大街，看，路对面亮灯的那个59号房，就是这个门面房，以前是经营音像制品，牌子还在。现在离10点半还有十几分钟，咱们把这条街的环境从头看一遍，再看看相邻的一条街，了解一下这里的商业环境。”
　　汽车低速行驶着，欧阳雪看到将要承租的店面左右两边不远处有一家“发烧音响行”和一家“创世极品影音”音响店，再往前走又有五六家诸如“家庭影院”和音响器材生产厂家专卖店之类的字号。拐进相邻的一条街，这条街上的音响商店更为集中，也更有规模，都是一些国内外的知名品牌，其中就有著名的乐圣音响专卖店和斯雷克音响专卖店。
　　欧阳雪看着看着，她的神思在不知不觉中恍恍惚惚地飘到了王庙村，脑海里浮现出吴志明的媳妇那双裂着血口子的手和叶晓明那满头满身的锯末粉灰。看着这些一个个雄居一方的大品牌音响店，一时之间她怎么也不能把那些画面和这里联系起来，恍若是一个梦境。
　　返回门面房时，欧阳雪说：“好，真是一头扎到音响堆儿里了。”
　　肖亚文说：“如果房子也合适，就能签了。房租跟去年持平，已经谈到极限了。”
　　肖亚文在店面门前停下车，旁边已经停着一辆深蓝色桑塔纳轿车，车边站着三个身材魁梧的壮汉，像是保护房东交易安全的人。肖亚文三人下车，这时从店里出来一男一女，都是40多岁，举止神态一看就是夫妻。
　　肖亚文介绍道：“这是房东赵云哲先生，这是赵夫人，这是承租方欧阳雪小姐。”因为芮小丹与租房没有直接关系，为了突出欧阳雪的承租人身份，肖亚文没有介绍芮小丹。
　　欧阳雪与房东夫妇握握手，大家进屋看房子。
　　芮小丹进屋后问：“赵先生，门口站着的那三个是什么人？”
　　赵云哲解释道：“都是自己人，怕交付房租的时候不安全。”
　　芮小丹没再说什么。
　　这套门面房分为一大四小五个房间，房子经过简单的装修，水、电、暖一应俱全，里面打扫得很干净，除了两张旧桌子和几把椅子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一目了然。邻街前厅并列的两扇卷闸门每扇都有4米宽，两扇大幅的玻璃门打开也有3米宽。
　　大家一边看房子，房东赵云哲一边给欧阳雪介绍说：“这房子肖小姐已经反复看过好多遍了，开音响店没这么合适的。这儿的门脸儿可是不愁租啊，黄金地段，春节前就有好几个主儿盯上了，我看肖小姐知书达理的挺实在，不像个多事的人，你们也能接受预付全年房租的条件，就决定给你们了，房租一分钱没涨。”
　　欧阳雪客气地说：“多谢赵先生和夫人照顾。房子挺合适，合同我也看了，如果没有其它问题，我们互验身份和房契就可以签合同付款了。”
　　赵云哲说：“好的，好的。”说着示意夫人拿东西。
　　赵夫人取下夹在腋下的挎包，从中拿出合同文本、身份证、户口簿、房产证及碳墨笔、印章、印油等东西，而赵云哲则打开手提的一个蓝色帆布提兜，原来里面装的是一台验钞机，他把验钞机放到桌上，接通墙壁上的插座电源。
　　欧阳雪拿出包里的24万现金也放到桌上。
　　这时，芮小丹对肖亚文说：“你们签合同付款，我到门口看看，趁这会儿给韩大哥打个电话，到了北京得给大哥请个安，再晚就打扰人家休息了。”
　　芮小丹到门口向四周观察了一下，周围很平静，保护房东交易安全的三个壮汉还在桑塔纳轿车旁边守着。她拿出手机找出韩楚风的手机号码，很快拨通了。
　　芮小丹说：“是韩大哥吗？我是小丹，打扰你休息了吧？”
　　电话里，韩楚风意外而高兴地说：“小丹？你好，你好！没休息，刚散会，几个朋友正坐这儿闲扯呢。有什么事，你说。”
　　芮小丹说：“没事。我刚到北京，给大哥打个电话，问个好，请个安。我和欧阳雪开车来的，凌晨四点还得赶回古城上班，这会儿先打个电话有礼了。”
　　韩楚风赶忙说：“可不敢这么说，使不得，使不得！那你这趟来不是公务了，什么事非得赶这么急？需要帮忙吗？”
　　芮小丹解释说：“元英他们要在北京开个音响店，托亚文找个门面房，这个地段的房子很难找，谈好了就得抓紧签合同，免得节外生枝。这儿没事，不需要帮忙。”
　　韩楚风问：“你现在具体在什么位置？合同签好了没有？”
　　芮小丹说：“我在影音大街59号，合同正在签，签完了我们回亚文那儿休息。”
　　韩楚风说：“现在刚十点多，时间还早呢。你们呆在那儿别动，我马上派人过去，咱们找个地方喝酒聊天，春节、十五一块儿过了。”
　　芮小丹说：“大哥，这就不好了，这就让我打这个电话不自在了。”
　　韩楚风在电话里笑道：“错了，本来挺自在，让你这一把握差点不自在了。”
　　芮小丹稍稍迟疑了一下，顿解了韩楚风的意思，笑了笑说：“哦？给俺晋级了，谢大哥提拔。可是亚文已经说好了她请客，还是不合适。”
　　韩楚风说：“亚文这都挺熟的，不拘这个，好吧？见面再聊了。”
　　挂了电话，芮小丹回到店里，只见赵云哲和欧阳雪在一式两份的合同上分别签名、摁红手印，肖亚文看着赵夫人将一沓沓现金放入验钞机查验真伪和数目。签合同付款完毕，赵云哲将房门钥匙交给欧阳雪，把钱和验钞机收进帆布袋里。欧阳雪和肖亚文将赵云哲和赵夫人送出门去，大家握手道别，房东一行5人开车走了。
　　肖亚文看房东的汽车走远了，问芮小丹：“给韩总打过电话了？”
　　芮小丹说：“打了，韩大哥说一块儿聚餐，还说与亚文都挺熟的，不拘这个。”
　　肖亚文停顿了一下，说：“噢，那就不拘吧。”
　　欧阳雪没大注意这些细节，而是看着店门满意地说：“这门开得不错，宽哪，白天车停在门口，晚上直接开到店里，既安全方便，还省得花钱找车库了。”
　　肖亚文说：“小车还行，大车进不去。”
　　欧阳雪说：“送货的车就买辆十几万的面包车，晚上锁好停门口。”
　　肖亚文笑笑说：“十几万的车丢了就不心疼了？”
　　欧阳雪说：“当然心疼，疼死了，可那也比丢个一百多万的车好受点。”
　　芮小丹看着她们爽快地笑，自己也想跟着她们笑，但却笑不出来，心里总有一缕不可言喻的不畅。上次她来北京，肖亚文到了车站又悄然走开了。这次她来北京，肖亚文想请朋友吃顿饭却欲做不能。尽管每个人的生活里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尴尬，但是肖亚文的两次尴尬毕竟都与她有关系，而她对此却既不能说什么，更不能做什么。
　　这时，一辆奥迪轿车稳稳地开过来在店门口停下，从车里下来一个身材高挑、气质优雅的女子，礼貌地问道：“请问，是芮小丹小姐吗？”
　　芮小丹说：“是我。”
　　女子上前一步与芮小丹握握手，说：“你好！我姓周，是韩总的办公室秘书，韩总在老庄稼汉烩菜馆订了位子，让我来接各位。”
　　于是，芮小丹她们熄灯锁门，跟随周秘书的车前去老庄稼汉烩菜馆。
　　冬天的夜里11点已经算是深夜了，老庄稼汉烩菜馆的店里店外仍然是灯火通明。周秘书和欧阳雪停好车，大家步入熙熙攘攘的大餐厅。韩楚风、李志江、马经理和司机小赵已经先一步到了，看见她们进来了便起身相迎。
　　大家一番握手礼让，落座。
　　老庄稼汉烩菜馆以经营豫北农村的烩菜为主，这里既没有路边小店的过分简陋，也没有商务宴请饭店的极度奢华，特别适合于家庭聚餐或朋友宴请。一尺多直径的陶瓷大盆架在餐桌的慢火上，鸡鸭鱼肉、粉条豆腐以及萝卜白菜一起入盆煨炖，不讲刀功，不讲造型，更不讲菜品的尊贵寓意，就讲一个好吃实惠。
　　服务员递上菜谱，韩楚风接过菜谱放到一边，根本不用看就点菜：“来个不放辣椒的大盆大杂烩菜，上几个农家小炒，一瓶五粮液，一瓶白葡萄，再来几个杏仁露和可乐。要8个中碗的杂面条，现在不下，什么时候下面再通知你。”
　　服务员记好菜单离开了。
　　韩楚风点上一支烟，说：“你们之间有的还不认识，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和元英的朋友李志江，志江古玩店经理。这是芮小丹，古城公安局刑警。这位是欧阳雪，古城维纳斯酒店经理，也是即将开业的北京格律诗音响公司董事长，虽然我们没见过面，但是在格律诗公司融资的事上有过合作。这位是正天大厦的马总……”
　　因为韩楚风强调了李志江是丁元英的朋友，芮小丹起身与李志江握握手。其他人则是相互点头一笑，表示礼貌。
　　介绍了在坐的宾客，韩楚风为舒缓大家的陌生感，找了个话题说：“这家的杂面条是个绝活儿，单锅炝锅，单锅下面，放上当年晒干的红薯叶，全北京就这儿一碗。”
　　马经理说：“红薯叶每年只有一季，据老板说为了供应这个餐馆，全村家家户户都晒红薯叶，挑嫩叶子采，淘洗干净，大火烫熟捞出，这才能晾晒。”
　　李志江笑着说：“你照这法子开个店试试，准关门。”
　　马经理说：“那当然，真秘籍秘法传了，老板锅里汤就少了。”
　　说话间，大盆烩菜和酒水陆续上桌了。
　　大家倒上酒水，韩楚风端起酒杯说：“今天机缘巧合大家聚在一起，很高兴。欧阳雪她们刚刚租下了门面房，咱们就为欧阳雪的音响公司早日开业，干一杯！”
　　大家一起举杯，有的是白酒，有的是饮料。
　　韩楚风对肖亚文说：“欧阳雪他们对北京不熟悉，不管他们请你帮什么忙，有为难的地方言语一声，不定谁能伸把手呢。”
　　肖亚文笑着说：“他们就是找个店面、租个仓库，再打听几个正经的代理公司，都是些跑跑腿就能办的事。真有为难的事他们不找我，我也办不了。”
　　韩楚风问了一句：“租仓库？店里没库房吗？”
　　肖亚文说：“有，真想挤能挤出来两间，店里货物周转足够了。可丁总要的是150至200平方米的库房，特别要求防火、防盗、防潮，那就不是短期周转的普通货物了。”
　　韩楚风对丁元英的意图了解一些，马上想到那仓库是用于储存音箱的地方。一对音箱的成本可以用两对乐圣旗舰的成本推算，至少也得3000多元，几百对音箱就是一两百万，确实不是短期周转的普通货物，也确实需要对防火、防盗、防潮有特殊要求。
　　于是韩楚风问：“你找的仓库在什么地方？”
　　肖亚文说：“联系了几家，条件还可以，就是远了点，还没最后定下来。欧阳他们离开业还有段时间，开了业也不一定马上就用仓库，我再多找几家看看。”
　　韩楚风手一挥说：“这点事你不用跑了，找马总，交租金就行。”
　　肖亚文说：“这个我没想，也不能去。如果用马总的仓库，丁总一个电话就行了，不会从我这儿绕个圈子。丁总既然差我，想必是这点小事不值得惊扰马总。”
　　马经理说：“哪里，哪里，谈不上惊扰。”
　　李志江笑着说：“我要是元英也不找你，到哪儿花钱都能办的事，干吗落你个人情？”
　　马经理说：“这话说的，那就是元英想落亚文个人情了？”
　　韩楚风说：“差矣，亚文和小丹的关系根本谈不上人情。”
　　马经理说：“那就是元英见外了，回头我打电话批评他。”然后对肖亚文说：“正天大厦的负一层和负二层都是仓库区，大部分服务于进场的商户，一部分租给大厦周围有背景关系的商户，虽然租金贵点，可还都打破了头往里挤。正天大厦的仓库不是简单的租房子，而是有专门管理，保安、消防、通风都有保障，就像银行出租的保管箱，不用你派人守着，车辆一脚油门到库房，进出货物特别方便。”
　　肖亚文说：“行，这两天我就去正天大厦联系。谢谢马总。”
　　马经理说：“千万别提谢，一提我跟元英和韩总都生分了。”
　　韩楚风招呼大家说：“都别闲着，吃菜。”
　　吃了一通烩菜，喝了几轮酒水，肖亚文放下筷子说：“韩总，今天大家都很高兴，我也有几句话想说说，说得不好请韩总指正。”
　　韩楚风说：“喝酒聊天，扯到哪儿算哪儿，你说。”
　　肖亚文说：“记得有一次丁总请韩总吃饭的时候酒桌上闲聊，我问丁总，为人处事怎么才能做到恰到好处？丁总说，恰到好处是‘正好’，‘正好’是假的，不是究竟本来，是假的就立不住。我不懂，就问他是什么究竟本来？他说‘一切’。我还是不懂，就说你就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吧。丁总说了一句话：随缘惜缘不攀缘。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也听懂了，我一直记着。”
　　韩楚风点点头说：“是有这么回事。”
　　肖亚文说：“上次小丹来北京，我请假去车站接她，老远就看见韩总了，小赵站在旁边举着一块牌子。我知道，当时我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攀缘，我就去上班了。今天机缘巧合，有幸跟大家坐在一起，本来是我请朋友吃饭，可转眼之间我就成了跟朋友混吃的一双筷子。如果是随缘惜缘的本来，我希望韩总能给我一个请朋友吃顿饭的机会。”
　　韩楚风感慨地轻轻一拍桌子，说：“没有如果，本来就是。今天你买单了。”
　　李志江点点头说：“就是啊，如果是楚风买单，除了小丹，在坐的都是多出的筷子。如果是亚文买单，桌上找不出一双多余的筷子。”
　　芮小丹微微一笑，心里的那缕不可言喻的不畅顿时烟消云散了。
　　吃过晚饭已经是午夜12点多了，大家在老庄稼汉烩菜馆门口道别，芮小丹3人开车去肖亚文的住处。午夜的北京从沸腾中沉静下来，然而灯火辉煌的饭店、酒吧依然吸引着喜欢夜生活的人们，一路上不时能看到生活依旧在午夜律动。午夜的马路显得很宽、很美，漫天飞舞的细小雪花在灯光的照射下晶莹闪亮，别有一种风情。
　　来到一个叫“都市新村”的住宅小区，肖亚文在26号楼下找个泊位停好车，三人乘电梯到了18楼，肖亚文取出钥匙打开房门。
　　刚一进门暖融融的气息就扑面而来，让人感觉放松、舒服。这是一间大约30平方米的小套型公寓住宅，线条简洁的装修起到了沿展空间的作用，除了电脑、电视和几件必需的家具之外，没有多余的东西，房子虽小却能让人感到温馨、恬静。
　　三个人进屋脱下外套挂在门口的衣架上，屋里只有两双棉拖鞋，肖亚文让欧阳雪和芮小丹穿了，自己去卫生间拿了一双塑料拖鞋换上。
　　肖亚文到卧室从床体的箱子里拿出一条新被子和一条毛毯，说：“你们两个睡床，一人一条被子。我睡沙发，盖一条毛毯。这儿的暖气还可以，不冷。”
　　芮小丹说：“再过两个多小时就得动身了，难得见个面，说说话。”
　　肖亚文一边铺床一边说：“好哇，呆会儿我去煮咖啡，谁困了谁就先睡会儿。”
　　欧阳雪说：“小丹得睡会儿，我到家就没事了，她回去还得上一天班，上了高速公路也得她开车，我的技术跑高速路不行，这天还飘着雪花，路况也不好。”
　　肖亚文说：“就是，得让小丹睡会儿。我跟小丹也没什么可聊的，太了解了。咱们俩那年就为古城租房的事通过几次电话，一直没机会坐一块儿聊聊。”
　　芮小丹一笑说：“这显得我娇气，把你们赶到客厅，自己霸占一张大床。可我真不困，躺床上也睡不着。”
　　欧阳雪说：“那也得睡。”
　　肖亚文说：“刑警哪个不是能熬能睡？你早锻炼出来了，躺下就睡着。”
　　芮小丹仰身倒在柔软的床上，说：“好，我睡睡试试。”
　　铺好床，欧阳雪和肖亚文从卧室出来，关上门到客厅。
　　肖亚文将咖啡壶、咖啡豆、咖啡杯、咖啡勺、方糖等全套东西摆到茶几上，倒上水、接通加热电源，熟练地按煮咖啡的程序操作。
　　欧阳雪说：“白领女人跟普通女人就是不一样，生活讲究个情调、品位。”
　　肖亚文笑道：“不是品位，是省钱。平时我自己舍不得喝，都是有同事、朋友来的时候才煮点，咖啡馆太贵，请不起，省点钱还得紧着交房租呢。我这儿的房子太小了，来个朋友连个睡的地方都没有，委屈你们了。”
　　欧阳雪打量着房子，说：“房子不错，一个人住很舒服。”
　　肖亚文说：“就这么巴掌点地方，工资的一半都得填给它。”
　　欧阳雪问：“你是哪儿的人？”
　　肖亚文说：“小丹没告诉你这个？我家在武汉，考到北京了，大学毕业没回去，一直在北京漂着。家里我最小，又是女孩儿，没人指望我，走哪儿算哪儿。”
　　欧阳雪问：“那年你去法兰克福找小丹，怎么没留在德国发展呢？”
　　肖亚文笑笑说：“我那是工作签证，跟小丹的不一样，过期就作废了。我学德语的时候是想去德国，毕竟小丹母亲在德国，从经济担保、食宿、工作各方面都能有个照应。可等我德语学成了，也改主意了。”
　　欧阳雪问：“为什么？”
　　肖亚文说：“德国的移民法不比从前了，特别苛刻。先别说我能不能过去，就是去了又能怎么样？只有留学居留这一条路，拿了学位还是得回来打工。也许嫁个有德国国籍的男人是条路，可为个居留身份我得把自己卖了，这还有意义吗？既然怎么都是打工，就不如早打工早攒钱，等有条件了自己开个公司，自己给自己解放了。”
　　欧阳雪说：“小丹你知道，嘴严，不大说跟当时无关的事。以前我对你不了解，今天在酒桌上看你跟韩总说那些话，特别让我佩服，一点不端着。”
　　肖亚文一笑说：“手里空空的，拿什么端呢？”
　　咖啡壶的温度到了沸点，肖亚文把两只杯子放上咖啡伴侣和方糖，冲上咖啡，顿时屋里弥漫着诱人的咖啡浓香，而就在这时卧室的门开了，芮小丹走了出来。
　　欧阳雪问：“你怎么出来了？不睡啦？”
　　芮小丹说：“睡不着，闻见香味就出来了。”
　　肖亚文又拿出一个杯子，给芮小丹冲了一杯咖啡。芮小丹不在场的时候，肖亚文与欧阳雪毕竟还有一点拘谨。芮小丹一来，气氛顿时就轻松了。
　　肖亚文喝了一口咖啡，问：“欧阳，你比我大两岁吧？”
　　欧阳雪笑道：“今年29了，是周岁，不敢说虚岁啦。”
　　肖亚文问：“那怎么到现在还没成家呢？”
　　欧阳雪说：“你不是也没嫁出去嘛。”
　　肖亚文说：“我呀？我在等那个能把我糊弄住的人呢。”
　　欧阳雪问：“怎么这么说呢？”
　　肖亚文说：“只有对我有意思的人才会来糊弄我，不能糊弄住我的人我不会上当。男女那点感情的事从古到今有几个是真的？能糊弄住就权当是真的了。”
　　欧阳雪笑了，说：“我估计你是嫁不出去了。”
　　肖亚文问：“那你呢？”
　　欧阳雪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自己挣衣挣饭了，就不用卖自己了。”
　　肖亚文说：“也不全是穿衣吃饭，还是有个感情问题。”
　　欧阳雪说：“你都说了，有点感情基本上也是假的。我虽然没多少文化，可婚姻那点事我还是想明白了。亲爹亲娘都靠不住，人家男人凭什么要养活女人？就是因为女人能让男人那个。我看过那种片子，男的使劲，女的叫唤，女人跟男人讨点吃穿还真不容易。女人为什么害怕第三者插足？就是因为她的那东西无效了，人家的那东西有效了，那东西得有效才能当吃当喝。婚姻有什么用？能离婚就没用，有用的就是分男人点财产。”
　　肖亚文放下杯子说：“姐姐，高见哪！”
　　欧阳雪说：“我一想到嫁个男人在我身上翻来滚去，还得吃我的、喝我的，我心里就受不了。”
　　肖亚文笑道：“这个嘛，你得问小丹哪，她有经验。”
　　芮小丹说：“你们说话我一句没敢插嘴，别把我搀和进去。”
　　欧阳雪说：“就你有经验，不问你问谁？”
　　芮小丹说：“你那还是嫁汉吃饭的观念，你认为男人靠不住，也不想为孤独去冒生存风险，吃饭毕竟比上床重要。当女人不需要通过支付性去换取生活资料的时候，当男人不需要支付生活资料而征服女人的时候，那时候你就愿意上床了。”
　　欧阳雪说：“那时候就不用上床了。”
　　欧阳雪说：“早过更年期啦。”
　　三人哈哈一阵大笑。
　　肖亚文说：“说到男女之事，我有个拆文解字的段子，正宗亚文版本，又分贬义版和褒义版，且绝无分号。今天高兴，给你们表一段。”
　　芮小丹还没听就先忍不住笑了，说：“亚文虽是大家闺秀，可黄段子堪称一绝。”
　　肖亚文拿起咖啡伴侣瓶子，像说书先生一样拍了一下醒木，说：“奸字，女字旁加一个干字。奸者，污秽也。干女为奸，女干亦为奸。”
　　三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肖亚文又拍了一下咖啡伴侣醒木说：“刚才是贬义版，现在说褒义版。歌字，哥字旁加一个欠字。歌者，情之声也。欠哥之声为歌，哥欠之声亦为歌。”
　　芮小丹和欧阳雪笑得直不起腰来，芮小丹一边笑一边说：“这段子太黄了，你可是警官大学的高才生，一肚子学问全用在这儿了。”
　　肖亚文说：“那就给你们来个高雅的，绝对真实版。你们见过丁总骂人没有？我肯定你们没见过，但是我就见过一次。丁总骂人，那才真正是堪称一绝。”
　　欧阳雪说：“大哥也会骂人？”
　　肖亚文说：“有一次丁总遇见一个多年不见的熟人，这人就请丁总吃饭。这人原是学理工的，后来改行作音乐评论人，满腮胡子，头发老长，扎个马尾巴，手腕戴个珠镯子，就是那种一看就有文化气质的扮相。席间这人不停地高谈阔论，谈艺术，谈音乐，极力想给丁总一个高雅脱俗的印象，连我都看出来了。丁总听着，很少说句话，直到散席在餐馆门口道别的时候，丁总给他留联系电话，出问题了。”
　　肖亚文喝了一口咖啡润润嗓子，接着说：“丁总没名片，我就拿出记事本写号码，丁总说一个我就记一个，从手机到座机，从北京到柏林，从司机到助理，留了7个电话，写满了3页，那个臭显的俗啊，浑身洋溢着暴发户的小家子气，那人都等得不耐烦了，终于带着一脸的轻蔑逃走了。我想来想去不明白，就问丁总，我说：丁总，咱有那么俗吗？丁总说了一句话，差点没让我从车里掉下来。”
　　欧阳雪急切地问：“什么话？”
　　肖亚文说：“丁总说，那样他就高雅了。”
第二十四章
　　1997年3月19日，格律诗音响店在路人的不经意中悄然开业了，没有彩带花篮和庆典仪式，只有新买的客货两用面包车和那辆宝马轿车显示着小店的某种实力。
　　春寒乍暖，春节刚过一个多月，此时正值市场销售的淡季，然而音响店在开业的当天就卖出了5套四仓机柜、1套两仓机柜和两对音箱脚架，营业额超过3000元，一星期之后日营业额就攀升到5000多元。格律诗音响机柜既不同于广东的铁皮管材料分层叠加式机架，也不同于家具式电视柜，更不同于简易、廉价的板式机架，它以极具发烧和尊贵的个性迎合了发烧一族和有闲阶层的消费需要。惟一缺憾的是，音响机架毕竟只是音响的辅助器材，格律诗音响店作为音响公司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音响产品。
　　格律诗音箱迟迟没有摆上货架是出于避免被他人抢注专利的考虑，开业以来叶晓明和刘冰的精力也着重放在注册商标和申请专利这些基础工作上。
　　四月初的一天下午，北京下起了小雨。
　　叶晓明和刘冰从诚诚专利代理事务所出来匆匆钻进宝马轿车，叶晓明一上车就用棉纸擦拭公文包上的雨水。刘冰也擦了擦公文包，发动汽车，打开雨刮器上路了。
　　叶晓明舒了一口气，说：“行了，办完这桩心里就踏实了。”
　　刘冰说：“咱回去就把音响摆上，开音响店的没音响，多别扭啊，咋看都像家具店。”
　　叶晓明笑笑，拿出手机边拨号边自语道：“事情办妥了，跟董事长汇报汇报工作。”拨通号码把手机放到耳边，说：“董事长，专利的事办妥了，多交了50％的加急费……出口代理的事现在还不急嘛，我先去咨询一下……知道，欧华进出口代理公司……董事长，音箱可以摆出来了，套件和功放的事也该谈了，初来乍到的也该跟同行联络联络感情，我的意思是请乐圣和斯雷克的人出去吃顿饭，规格高点，得多花两个，算咱格律诗有个姿态吧……那怎么行呢，还是跟你打个招呼，免得查账的时候说不清了……好，好，再见。”
　　刘冰不屑地说：“你是总经理，请人吃顿饭还用跟她打招呼？”
　　叶晓明说：“礼多人不怪嘛。”
　　汽车开了20多分钟来到北京欧华进出口代理公司，这是一座六层楼的独立建筑，外墙壁全部是深灰色石板贴面，停车场地面是花岗岩铺设，四周是用不锈钢柱子和粗铁链围成的护栏，停车场里停满了各种轿车。
　　刘冰在靠近路边的位置停下车，说：“你就咨询一下，下着雨，我就不下去了。”
　　叶晓明夹着公文包一个人下车了，一路小跑进了大楼。
　　刘冰落下车窗玻璃，点上一支香烟，侧着身子悠闲地观赏车窗外的雨景。宽阔的马路上车来人往，树木被小雨洗刷一新，空气清凉、湿润，雨点儿淅淅沥沥地落着，在地上不规则地跳跃，发出美妙的“沙沙”声，仿佛是一首年代久远的老歌在耳边回响，能把人的思绪带向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境地，让人有一种宁静的归依感。
　　置身于首都圣地，坐在舒适的汽车里听轻柔的雨声，真是一种惬意的享受。刘冰觉得自己像做梦一样，一夜之间就步入了一个以前只能远远仰视的阶层。
　　过了半个小时，叶晓明从大楼里出来了，又是一路小跑钻进车里。
　　刘冰看着叶晓明从包里取出一份出口代理咨询材料，问：“下一站去哪儿？”
　　叶晓明说：“去仓库提一套音响。”
　　刘冰开车出了停车场，说：“北京是不一样，啥都讲代理，有钱干啥都省事。”
　　叶晓明看着出口代理咨询材料，自己念叨着：“原来商检还有这么多说道，这份材料得给世杰传真过去，像油漆、板材、粘合剂这些材料得跟厂家索要质量检测证明……出口代理费按营业额的5％收取……运输费、报关费、商检费、仓储费、港口运杂费、保险费、银行手续费……这得多少钱哪，又不是真有市场。”
　　刘冰笑着问：“叶总，坐着宝马在北京城出入大公司，找到点感觉没有？”
　　叶晓明说：“这云里雾里的，谁敢当真哪。”
　　刘冰说：“天塌砸大家，有个高的人顶着呢，怕啥？”
　　下雨天，马路上的车辆明显少了一些，不像平时那样拥堵不堪了。来到正天商业大厦地下仓库的入口，刘冰向门卫出示证件、登记，进入仓库，在63号门前停下车，仓库区的值班员再次核对特许出入证件和库房号码，才准许打开房门。
　　一百多平方米的库房靠南墙放着一批平展的音箱包装纸箱，靠北墙放着18对已经包装好的格律诗音箱，旁边是一套电源、CD机、功放和线材。
　　叶晓明说：“音箱搬两对放后排车座上，其它都放后备箱里。”
　　两人动手往车上搬音响，音箱特别娇贵，两人一次抬一只。叶晓明干着活儿说：“如果按我的意思，我不会把音响店开到现在的位置，更不会租这个仓库，不摆这种花架子。北京地面太大了，应该把音响店开到东城边上，充分发挥车辆的优势，基本放弃零售市场，以批发为主，立足北京，兼顾天津市场。”
　　刘冰说：“这话开会的时候你咋不说？现在说这有啥用？”
　　叶晓明说：“说了也没用，人家得按套路来。”
　　装好车，两人离开仓库返回音响店。
　　格律诗音响店的门被面包车的尾部堵着，起落式的后车门敞开，小杨一个人吃力地抱着一个整包装的机柜往车上装，车尾堵着店门，既缩短了搬运的距离，也避免了纸包装箱被雨水打湿，但是却堵塞了道路，过往的路人只能从旁边绕行。
　　刘冰被面包车堵着开不过去，停下车，叶晓明和刘冰下来帮着抬机柜。
　　小杨说：“再搬一套棕四亚就够了，一共五套。”棕四亚是机柜颜色、仓位和漆面工艺的简称，棕表示棕色，四表示四仓位，亚表示亚光漆面。
　　叶晓明说：“下雨天也能走点货，还不错。”
　　小杨乐呵呵地说：“下午卖了一套，人家有车直接拉走了。还有一套付了订金，店里走不开，说好了6点以后给人家送去。慧通打电话要四套，呆会儿一趟都办了。”
　　装好机柜，小杨把面包车停回原来的车位，刘冰跟着把轿车停到门口，三个人卸下音响器材之后，刘冰也把车停回自己的车位。
　　叶晓明和刘冰都是资深发烧友，对音响的摆位自然是行家里手，也早就设计好了音响摆放的位置，就等着音箱可以亮相的这一天。在叶晓明的指挥下，店里的空间重新布置，音响占据了室内中心，正对着沙发、茶几，音响机架产品被分布在音响位置的两边，这样既能突出音响，又不弱化音响机架的展示，也有利于声音扩散和减少驻音。
　　重量超常的格律诗音箱摆在重量超常的特制音箱脚架，被10台器材伺候，无疑是霸气十足。尽管只有一款音箱，但是摆了一套音响的店里毕竟有了一点音响店的氛围，至少像个音响店了。音响摆好之后，叶晓明从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拿出一个早已备好的木制CD盒，里面装有30张唱片，唱片的数量虽然不多，却都是从叶晓明、冯世杰和刘冰三人各自的收藏中精选出来的发烧天碟，张张顶星带花，如雷贯耳。
　　刘冰站到沙发后面端详了一番，等叶晓明接上电源打开音响，播放一曲罗德里戈的《阿兰胡埃斯小提琴协奏曲》，琴声激情、凄美而哀愁，仿佛一片片揉碎的心在秋风里飘落，有一种撼人魂魄的力量。刘冰陶醉地点点头，说：“有点音响店的意思了。”
　　叶晓明调试好音响，关掉电源，将挑选好的3张唱片放到机柜上，转过身说：“现在咱们开个小会，有几句话交代一下。呆会儿刘冰和我去斯雷克订购器材，情况允许的话咱想请赵总和乐圣的于总晚上一块儿吃顿饭，气氛好的话再请他们到店里坐坐。以前我在古城代理斯雷克和乐圣品牌，跟赵总和于总都挺熟，咱公司用乐圣套件，用斯雷克功放，于公于私都需要搞好关系，今天人家可能来，也可能不来，但是咱得做好人家来的准备。”
　　刘冰笑着说：“嗦，你就说注意事项吧。”
　　叶晓明说：“一是大方，别跟没见过世面似的；二是热情，但也别过分了，别让人觉得咱非要巴结谁；三是脑子多根弦，不该问的别问，不该多嘴的别多嘴。”
　　刘冰问小杨：“叶总的话记住了？”
　　小杨说：“记住了。”
　　叶晓明对刘冰说：“我主要是说你呢！给你留点面子，晕！”
　　刘冰说：“这话还用跟我交代？嘁！”
　　斯雷克电子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音响店与格律诗音响店相隔一条大街，而斯雷克音响店与乐圣音响店则在同一条街上，两家相距不到100米。斯雷克是中国Hｉ—Fｉ功放的知名品牌，斯雷克功放与乐圣旗舰音箱的搭配通常被发烧友称之为穷人的劳斯莱斯。
　　斯雷克音响店一楼是店面，楼上是办公室。音响店以销售本公司产品为主，兼营德国、日本、英国几个国际著名品牌的音响器材。
　　刘冰在斯雷克音响店门口停好车，跟在叶晓明身后走进店里，见总经理赵忠涛正与一位朋友谈论一款CD机的表现。赵忠涛不到40岁，瘦高个，额头沧桑地落着几缕头发，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穿一件老式对襟紫红褂，像一位老学究。赵忠涛是地道的广州人，却能讲一口地道的京腔，他比老北京还老北京，做北京人的生意特别能给顾客亲近感。
　　赵忠涛一见叶晓明马上热情地迎上来寒暄道：“晓明老弟，你好，你好！”
　　叶晓明也与赵忠涛握手寒暄道：“赵总好！”
　　赵忠涛笑呵呵地说：“听说那条街新开了一家音响店，差人过去瞅了一眼，嘿，原来是你晓明老弟，本想过去讨个喜庆，愣被你的宝马给吓回来了，哈哈哈……去年我还真以为你关门了，没想到转眼就混到京城了，不简单哪！”
　　叶晓明拱手抱拳笑道：“朋友帮忙，糊里糊涂瞎混呗。”然后回头看了一下刘冰，刘冰立刻递上一张订货单，叶晓明把订货单交给赵忠涛，接着说：“小弟初来乍到，不知道京城这池水的深浅，还有劳赵总多给点化着点儿。”
　　赵忠涛接过订货单一看，表情沉静下来，说：“走，到办公室谈。”
　　清单上的内容是——
　　斯雷克音响电源：24台
　　斯雷克功放前级：24台
　　斯雷克功放后级：48台
　　瑟林达签名版分体CD机：12套
　　注一：电源、功放的电压宽带为110V50Hz-240V50Hz
　　注二：24台后级功放中，其中6台功放在后部加装小旋钮电位器
　　上了二楼办公室，赵忠涛请叶晓明和刘冰落座，又看了一遍订货单，问：“单子上的货得值十几万，你是在店里卖呢，还是有别的用场？线材呢？音箱线、信号线？你这个好像是配套的，12套CD机，有12台电源、12套前后级就够了，怎么刚好都多一倍呢？国内的电压是200V到240V，有必要宽到110V吗？其中6台功放在后部加装电位器，后级功放的音量已经有前级控制，加个电位器不是多此一举吗？”
　　叶晓明解释道：“器材是配置格律诗音箱出口用的，出口10套，备份两套。法国的电压是127V-220V，英国是240V，德国是220V。一对音箱要两台电源、两台前级和四台后级推动。瑟林达签名版的分体CD机本来就是双路输出和宽带电压，不用改动。线材和插头我们从厂家订做了一批，用格律诗的包装。加装电位器我跟你说不清，你加就是了。”
　　赵忠涛惊讶地问：“你们能造音箱？什么音箱得用那么多功放？还出口西欧？”
　　叶晓明笑了笑说：“试试呗，先蹚蹚路，全靠斯雷克功放和乐圣旗舰套件的帮衬。”
　　赵忠涛思忖了片刻，说：“行，按你的要求加宽电压、加装电位器，质量我们也会特别注意，别到欧洲砸了斯雷克的牌子。只是这批货是特制，价格上多少会有些浮动，而且按公司规定你得先付了订金。”
　　叶晓明说：“没问题，你说个数。”
　　赵忠涛说：“十几万的货，订金1万吧。”
　　刘冰马上从公文包里拿出备好的1万元交给赵忠涛，赵忠涛核对了一下钱数，给叶晓明开了一张订金收据，这笔订购音响器材的业务就此完成了。
　　叶晓明收起订金收据，说：“还有个事，请赵总无论如何给个面子。”
　　赵忠涛急忙挥手说：“言重了，言重了。有事你说，没准儿能帮上忙呢。”
　　叶晓明说：“早就想请赵总和于总一块儿坐坐，我今天来，订货不是最主要的，就是想请二位赏光吃顿饭，只是怕赵总误解才先办了订货的事，绝没有借吃饭砍价的意思。赵总面子大，还得有劳赵总帮我约一下于总。”
　　赵忠涛说：“你给我送单生意，该我摆酒道谢才是，晚上这顿饭我做东了。”说着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后说：“志伟吗？我忠涛哇，晚上有空儿吗？下雨闲着没事，找个地儿喝酒闲侃呗……真没事……也没外人……来了你就知道了……行，快点啊。”
　　赵忠涛放下电话说：“行了，志伟一会儿就过来。”
　　叶晓明客气地说：“赵总，要是这点面子你都不给，那我就告辞了，下回再请。”说着当真就要下楼，表示出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赵忠涛忙说：“别介呀……也好，也好，下回算我的，来日方长。”
　　三人下楼，在室内离店门一米多远的地方站着闲聊，等深圳乐圣音响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音响店的总经理于志伟。由于两家音响店相距不到100米，于志伟很快就到了。
　　于志伟在门口收起湿淋淋的雨伞，进门笑呵呵地说：“一见宝马就知道晓明驾到，真人终于露相了，不容易啊，幸会！幸会！”
　　叶晓明笑着说：“到了北京没有及时拜访二位，得罪，得罪。今天晚上我做东，这顿饭权当兄弟谢罪了。”
　　于志伟说：“一听说是你开店就想去聊聊，可闹不清你啥来头了，不敢造次呀。本想你开张的时候会送张帖子什么的，可左等右等也没邀请的意思，好没面子……赵哥，你看人家晓明混的，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惭愧，惭愧啊！”
　　刘冰在旁边一直没有搭话的机会，只是赔着微笑，此时想为叶晓明解解围，就故意看了看手表，提醒道：“叶总，到饭点儿了，再晚烤鸭店就没车位了。”
　　叶晓明笑道：“不说了，啥都不说了，上车。”
　　于志伟看了看刘冰，对叶晓明说：“这朋友挺面熟，好像以前见过。”
　　刘冰说：“我叫刘冰，以前陪叶总去你那儿进货见过。”说着他拿出两张名片给于志伟和赵忠涛各递一张，客套地道：“请多关照，请多关照。”
　　于志伟看过名片与刘冰握握手，说：“是刘主任，幸会！幸会！”
　　赵忠涛也冲刘冰点头笑笑，问叶晓明：“吃哪家的烤鸭？”
　　叶晓明想当然地说：“全聚德嘛。”
　　赵忠涛一笑说：“外行了不是？全聚德是真不错，名气也大，可老北京都知道，烤鸭要论起辈分，那还得说便宜坊，600年历史了，焖炉烤鸭不见明火，那叫个地道。”
　　于志伟说：“全聚德去过，应该尝尝便宜坊。”
　　叶晓明说：“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那就便宜坊了，你坐前面领路。”
　　便宜坊是北京最老的一家烤鸭店，历经时代变迁，一直延续着正宗传统焖炉烤鸭和山东风味菜肴的经营特色，“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一度更名“新鲁餐厅”，“文化大革命”之后又恢复了原来的字号。便宜坊营业面积两千多平方米，大餐厅和雅间能同时容纳上千人就餐，餐厅的装潢华丽、气派，既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又不失老字号的亲切感。
　　步入便宜坊的店门，叶晓明问迎面过来的服务员：“有雅间吗？”
　　服务员答道：“有。”
　　赵忠涛说：“雅间没气氛，冷冷清清不是那个味儿了。”
　　于志伟也说：“大餐厅好，热闹。”
　　大餐厅里嘈杂喧闹，食客如云，一派生意红火的景象。4人在服务员的引领下找到一张桌子落坐，另有服务员随即上茶。
　　赵忠涛拿出一包万宝路香烟给于志伟和刘冰各递一支，于志伟拿出打火机给赵忠涛和刘冰依次点上，将自己的一包剑牌香烟放到桌上，自己也点上一支。在坐的都知道叶晓明不会抽烟，所以谁也没去给他让烟。
　　叶晓明把菜谱递给赵忠涛，说：“赵总是老大哥，你来点菜。”
　　赵忠涛推辞道：“谁都不是常来，简单点。”
　　叶晓明看了看菜谱，也没看出个名堂，干脆对服务员说：“一个烤鸭，四个热菜，两个凉菜，捡最能代表便宜坊特色的招牌菜，荤素给搭配一下，要一瓶茅台……”
　　赵忠涛赶忙插话道：“不要茅台，来瓶65度老北京二锅头。四个热菜太多吃不完，去掉两个。这位兄弟开车不能喝酒，来两听饮料。”
　　叶晓明笑着说：“赵总，别这么给俺省钱哪，一顿饭俺还请得起。”
　　赵忠涛说：“这儿的菜量大，这些菜能吃完就不错了。在北京老字号吃饭，就得喝老北京二锅头，真正发烧级的烈性酒，非得喝出个闲云孤鹤的境界那才叫地道。”
　　等菜的时候，刘冰默不做声地抽烟，不经意地翻阅着菜谱，听叶晓明与客人聊天。菜谱上的单价从十几元、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过去每当他经过豪华饭店都会忍不住地想，那里面究竟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吃一顿饭究竟要花多少钱？他放下菜谱，环视着餐厅的豪华装饰和食客们旁若无人的吃相，这让他有一种置身于花花世界的眩晕感，仿佛有一种命运的力量把一个原本遥不可及的世界拉到了他的面前。他惬意地舒了口长气，眼睛里悄然流露出一种踌躇满志的神情，感觉自己手里隐隐约约抓住了什么东西。
　　两个凉菜和酒水先上来了，大家礼让着开始喝酒。由于相互都是商业关系，并没有个人之间的朋友交往，所以谈不出更实际的内容，更多的都是些边缘话题。
　　席间，刚刚碰完一轮酒，于志伟放下酒杯说：“叶总，你那辆车真气派。”
　　这句话看似不经意，然而如果漫无边际地沿着这个话题聊下去，却可以通过这辆车道出一些公司背景的信息。叶晓明听出了弦外之音，用拿着筷子的手摆了摆，一笑说：“俺可没那造化，车子再好也是人家的，不像你们，好赖车都是自己的。”
　　于志伟用两手夸张地一挡，笑着说：“别，可不敢‘你的你的’这么说，那你是不想让俺混了。那车是给总公司领导来京预备的，俺可没混到配车的级别。”
　　赵忠涛也笑了笑说：“我那破吉普也叫车？怕是你站旁边都嫌寒碜。”
　　叶晓明笑着朝赵忠涛一抱拳，说：“赵总，兄弟没得罪过你吧？”
　　这时两个热菜上桌了，一个扒三丝鱼翅，一个金鱼鸭掌，都是便宜坊的招牌菜。两道热菜刚上桌，一辆小餐车就推到了桌前，盘子里放着一只烤好的鸭子，外皮丰满、酥脆，呈枣红颜色，鲜艳油亮，令人垂涎欲滴。戴着白帽的厨师当场操刀，手法娴熟地将烤鸭切成薄薄的片状，码入洁白的盘子，每一片都有肥有瘦，皮酥肉嫩。
　　荷叶饼抹上一点甜面酱，放上鸭片、葱条卷成筒状，一口下去，那滋味美得……一个个如入神仙之境，悠哉悠哉。
　　酒足饭饱，叶晓明一行四人悠然、惬意地走出便宜坊烤鸭店。外面的小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水在地面映照着绚丽的灯火，给雄浑的北京增添了几分柔美。
　　上车后，叶晓明不失时宜地说：“二位，没啥事到店里坐坐吧，给指导指导。”
　　于志伟说：“虽然是迟到的邀请，也不错啊。”
　　赵忠涛说：“好，好，我也正想看看你的玩法怎么就得在后级上加装电位器。”
　　刘冰开车行驶在宽阔的大街上，流水般的车灯如同一条流动的河。他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叶晓明，心里很是佩服，他觉得叶晓明处理事情什么时候都是头脑清醒，无论什么场合都能做到不温不火，恰到好处。
　　来到格律诗公司音响店，刘冰把车靠近店门停下，这样大家一下车就可以进店里，避免被雨水淋湿衣服，然后再开到泊位停车。
　　赵忠涛和于志伟下车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驻足了一下，抬头看了看霓虹灯映衬下的红底金字“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的门头。
　　小杨见总经理和客人到了，就拉开门站到一边，礼貌地点点头微笑，只见三个人的眼睛和神态都有几分酒后的亢奋，从身边走过的时候散发出一股酒气。
　　叶晓明介绍道：“这是小杨。”然后又对小杨说：“烧上水，泡茶。”
　　赵忠涛进门说：“格律诗，这字号起得不错，不俗。”
　　叶晓明说：“朋友帮忙给起的。”
　　赵忠涛和于志伟各自环视了一下前厅的商品陈设，品种繁多的音响机架产品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因为音响机架在任何音响店都属于辅助商品，完全服务于音响器材。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都落在了那套孤零零而又特别的音响上，于志伟的目光聚焦在那对仿乐圣旗舰却又多出一个高音、一个低音和一个倒相孔的音箱，赵忠涛的目光聚焦在那八台斯雷克公司的功放、电源上，两人眼睛里打出的都是一个问号。
　　叶晓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指向沙发，说：“坐，坐。”
　　赵忠涛说：“里边，里边。”
　　赵忠涛所说的“里边”是指听音室，叶晓明作为开过音响店的人自然明白，然而格律诗音响店没有独立听音室，如果他解释又可能产生误会，似有阻止客人之嫌，于是只能陪着客人往里间走，进了音响机架库房。
　　库房里井然有序地排列着音箱脚架和音响机柜的组装散件，以及各种规格、型号和颜色的包装箱纸板，库房中央是一个包装台，平台上面放着打包机、打包带之类的东西，台子下面是一些诸如脚钉、双头丝、空心柱、地板垫片等等常用的通用件。这里显然既是库房又是成品包装间，完全是根据顾客购买的型号和颜色即时进行包装。
　　于志伟不解地问：“叶总，怎么来库房了？听音室呢？”
　　赵忠涛也问：“你这是音响店还是机架专卖店？”
　　刘冰在一边听了忍不住微微一笑。
　　叶晓明尴尬地笑了笑，说：“东门那间本来是用做听音室，没啥器材可摆的，就没急着装修，当杂物室用了，晚上还能住个人。我要说没听音室好像怕你们看似的，其实就连那套音响也是今天刚摆上，不然真成家具店了。”
　　于志伟说：“叶总，你也是个烧家了，怎么把音响店开成这样了？开始听人家说我还不大相信呢，今天一看还真是这样。”
　　叶晓明笑着说：“瞎混吧，谁家没本难念的经啊。”
　　大家回到前厅，可赵忠涛和于志伟谁都没有坐下，而是围着那套音响仔细打量。这才是叶晓明希望展示的一面，这是作为经营音响公司的人能与同行对话的基本条件。于志伟的目光从八个金灿灿的接线柱一路延伸到两台前级、四台后级，赵忠涛的目光则从四台后级一路延伸到八个硕大的接线柱。
　　两人都是音响行家，看出了其中的名堂。惊讶了。
　　音箱明码标价11600元，也让人惊讶。
　　于志伟没有急于评价，而是说：“开一声，听听。”
　　叶晓明再次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指向沙发，说：“坐，坐。”
　　这次赵忠涛和于志伟都落座了。叶晓明打开音响，播放一首事先准备好的曲子，那是一首穆特演奏的《流浪者之歌》小提琴协奏曲，激愤、苍凉的琴声激荡而出。
　　当音响发出第一声的时候，赵忠涛脱口叫道：“好声！”
　　于志伟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半张着嘴听音响播放。尽管这套音响没有听音室，缺少专业的吸音、扩散和隔音设施，也缺少发烧听音室高雅气氛的烘托，但是好声本身的魅力已经足够了，不再需要无谓的修饰和点缀。
　　大家静静地听了八分多钟，直到曲子结束。
　　曲终，赵忠涛这才回过神，走过去站在右侧再次打量音响，感叹道：“一条线哪，多过硬的一条线，不拐弯、不打折！上帝，过去都算白活了……怎么想出来的呢……这哪里是发烧啊，这简直就是发烧土匪！服气……玩出文化了！”
　　于志伟走到音箱跟前，用手指敲敲箱壁，从声音判断箱壁的厚度和密度，然后习惯性地两个手掌夹住音箱试图掂量一下音箱的分量，但是音箱像焊在脚架上一样纹丝未动，他不得不换了一种方法抱住音箱，这才抬起来感觉分量。
　　于志伟小心翼翼地放下音箱，感叹地说：“两组套件做到一起，增加一倍的推动，损失中低频反射效率，拿掉假低频，增加真声的密度和量感……原来竟是如此简单！土匪，真是土匪……洋洋洒洒不拘一格，真玩出文化了。”
　　叶晓明说：“总算挽回了点面子，俺得见好就收啊，不说这个了，听音乐。”
　　于志伟含而不露地说：“好思路，值得借鉴，建议乐圣总部生产一批。”
　　赵忠涛似谈笑非谈笑地说：“我代表斯雷克公司强烈支持，你们走一对箱子，斯雷克功放就翻一番哪，岂有不支持之理！”
　　叶晓明笑着说：“那会行？俺这箱子已经报了7项专利，全凭它填饱肚子呢。”
　　于志伟神会，一笑带过，问：“跟乐圣旗舰比，你这箱子算天价了，供货怎么走？”
　　叶晓明答道：“7600元。”
　　赵忠涛感觉到了气氛的微妙变化，今晚的闲聊不知不觉正往敏感的话题靠近，如果继续下去则有可能不愉快，于是顺手拿起一张唱片说：“来，来，听音乐。”
　　机柜上的三张唱片是叶晓明事先挑好的，是三个《流浪者之歌》的不同版本，赵忠涛无论拿到哪一张都会是同一个内容，都会引出同样的话题。
　　叶晓明看着赵忠涛手里的唱片，不失时机地以不经意的语气说了一句：“这三个版本我比较来比较去，穆特到底是女人哪，还是欠点。”
　　赵忠涛说：“哦？那可是卡拉扬的弟子，偶像级人物。”
　　于志伟在即将涉及到敏感话题的边缘也止步了，拿起机柜上的另两张海飞兹和弗雷德里曼演奏版本的唱片，说：“这三个版本的我也比较过，你怎么看？”
　　这时，小杨把四只茶杯和茶叶桶放到茶几上，又去把烧好的开水和暖瓶拿来，沏了四杯龙井茶，灌好暖瓶，把水壶放到一个不碍事的地方。
　　叶晓明说：“坐，坐，喝茶聊着。”
　　大家再次坐回沙发，抽着烟，喝着茶，谈论音乐。
　　叶晓明把三个版本的唱片拿在手里说：“我个人感觉，穆特拉的《流浪者之歌》只能说不错，还称不上一个好字，全是些悲凉、悲伤、悲戚的东西，完全没有弗雷德里曼诠释的那种悲愤、悲壮、悲怆，像宫廷贵妇的哀怨，少了点吉普赛人不屈的精神。穆特的手是一双女人的手，是上帝给她的，她怎么都抹不去上帝给她的脂粉气。”
　　刘冰曾经听冯世杰说过这段关于《流浪者之歌》版本的故事，自然心知肚明，但是不得不佩服叶晓明能在这种场合把丁元英的话变成自己的东西巧妙地用了一遍，这不但提升了他自己的形象，也有利于格律诗公司的形象。
　　赵忠涛轻轻点点头，问：“那海飞兹呢？”
　　叶晓明说：“海飞兹虽然是小提琴大师，但他拉的也不是最高境界，炫技了，多了一点匠气。穆特是心到手没到，海飞兹是手到心没到，只有弗雷德里曼是手到心到。”
　　于志伟佩服地说：“晓明，我已经不能不对你肃然起敬了。”
　　赵忠涛也恍然地说：“不简单哪晓明，过去我还真小看你了。”
　　叶晓明连忙说：“见笑，见笑。我这儿收藏了一张奶妈碟，至少我是伴着这张奶妈碟烧过来的，你们一听就有感觉。”
　　叶晓明和刘冰都注意到了“叶总”与“晓明”之间称谓上的微妙变化。
　　叶晓明起身过去挑了一张唱片播放，一个圣洁、博大而悲悯的声音从遥远的天际史诗般倾泻而下，仿佛是一条垂落展开的通往天国的道路。
　　于志伟激动地说：“《天国的女儿》……没错，奶妈碟！太棒了，鸡皮疙瘩掉了一地，过瘾，过瘾，外带7个感叹号！”
　　赵忠涛说：“经典旋律，这是能把石头变成诗人的曲子。”
　　叶晓明关小了点音量，回到座位笑着说：“天堂之路，一点一点征服吧。”
　　赵忠涛弹了一下烟灰，悠然地说：“嘁！这么弱智的观点！一瓶老北京二锅头已经闲云孤鹤了，再有《天国的女儿》这么一醉，不用征服天堂了，我们已经坐拥天堂了。”
　　于志伟感叹地说：“以前是真烧啊，现在有点降温了。换好器材、添好碟子，处处都得要钱哪，口袋里的钱还没感觉就空了。唉，不敢回想以前的发烧经历，太辛酸了，一想起就百感交集，真想泪流成河啊。”
　　叶晓明一笑说：“去年我就烧干了，正式宣布破产。”
　　赵忠涛不以为然地说：“我经常破产，都已经懒得宣布了。我的生活就像被人强奸，如果真的无力反抗，那就好好享受吧。”
　　大家畅然一笑。
　　此情此景，刘冰心里默默地感叹：这才是生活啊！
第二十五章
　　芮小丹如期请假，赴德国探亲假30天。
　　今天1997年6月12日，星期四，是假期的第二天，清晨一起床她就忙着洗漱化妆，按计划今天她将飞往海南三亚去见正在那里拍戏的父亲，归还去年借父亲的20万元借款，也就此去看望一下父亲。按当时她给父亲的口头约定，还款日期再有十几天就要到期了。
　　欧阳雪根据丁元英规定的时间在5月19日把手中的股票全部卖掉了，那支股票去年买进时是每股9元，而十个月之后该股涨到了24.4元，涨幅达171％强，70万元的股金毛利达到119.7万元，其中芮小丹的20万元，股金毛利是34.2万元，然而由于当时的特殊背景，这笔利润的归属却无从界定，阴错阳差地成了芮小丹与丁元英的第一笔共同财产。
　　芮小丹化过妆正在衣柜里挑选衣服，这时欧阳雪如约而来，她来送芮小丹去机场。芮小丹去开门，两人一起来到卧室。
　　芮小丹挑来挑去，还是选中了去年夏天在北京正天商业大厦购买的那条瘦窄型强调体形的浅色牛仔裤和那件淡红色休闲上衣，配一双低帮的休闲运动鞋。这是她一贯的装束，无论颜色怎么变化，基本搭配不会有大的改变，既可休闲又可随时应付执行任务的场合。今天的装束有所不同的是牛仔裤的款式和休闲上衣的颜色，显然没有兼顾工作需要，流畅的曲线表露无遗，淡雅、妩媚之中蕴涵着几分野性。
　　换好衣服，两人来到客厅，芮小丹又检查了一遍现金、证件、机票等物品。她的挎包里装有21万元现金，其中1万是5％的年息。
　　欧阳雪看着20万元原来是用于股票担保的现金，不由得想到了股票，感慨地说：“这次买股票真是长见识了，真不是谁想去炒股都能炒。想想那些小散户真可怜，整天仰着脖子看大盘，眼睁睁看着血汗钱被人家卷走了。见识过这一回，我这辈子都不会再买股票了。”
　　欧阳雪一连用了三个“真”字。
　　芮小丹说：“都说股市是精英的坟墓，咱们这些小鱼小虾根本不敢往上凑，咱们要是去炒股，怕是连个坟墓都找不着。”
　　一切准备妥当，两人出门了。
　　芮小丹刚坐进汽车，手机铃响。她拿出手机一看，是局长的电话。公安局长在上班之前的这个时间给一个已经请了探亲假的警员打电话，这让芮小丹心里一紧张，至少存在着因为突发事件而取消假期的可能。
　　局长在电话里问：“小丹，你在什么地方？”
　　芮小丹回答：“在家门口的车上，正准备去机场。局长，有任务吗？”
　　局长说：“今天上午执行王明阳死刑，刚才看守所来电话，说王明阳希望行刑前能跟你见一面，我还没有答复，先征求一下你个人的意见，你接不接受？有没有时间？”
　　芮小丹看看表，时间是7点45分，距离航班起飞时间还有2个半小时。航班在起飞前30分钟停办乘机手续，再扣除路上35分钟，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看守所和机场是同一个方向，如果路上不碰上严重塞车的话，时间还来得及。
　　芮小丹回答：“局长，我是10点15分的班机，估计还有一个多小时的净时间，如果看守所和法院方面同意，我现在去看守所时间还来得及，可以见一面。”
　　局长说：“好，我通知他们，你现在就去看守所。”
　　挂了电话，芮小丹推门下车，匆忙拿出钥匙开家门。
　　欧阳雪也下车跟过来问：“还得换警服吗？”
　　芮小丹说：“得换，这不仅仅是个人行为。”
　　欧阳雪说：“那你再回家换衣服就来不及了，这一路没地方换衣服。”
　　芮小丹说：“衣服我带着，到了三亚再换。”
　　回到卧室，芮小丹穿上警服和平跟皮鞋，顷刻间就从一个美丽的女郎变成了一个端庄的警察。她把换下来的衣服装进一个袋子，然后和欧阳雪匆忙驱车赶往古城看守所。
　　赶到古城看守所，汽车停在大铁门外，欧阳雪坐在车里等候。芮小丹在门口的商店买了一盒三五烟，到门岗出示证件办理过准入手续，在一名狱警的带领下走进监区，穿过两道铁门进入一幢三层楼，一楼东侧几间房子是死囚室，此时的死囚室周围已是戒备森严。
　　狱警把芮小丹带进一间值班室，先与所长见了面。
　　由于平时的工作交往彼此都熟悉，所长直接说：“情况是这样，昨天下午法院向王明阳宣布了执行死刑令，今天上午9点行刑。王明阳早就交代过不让家里人来看他，说是来了他也不见，也不让家里人去收尸，他自己安排了后事，花了点钱委托殡葬公司办了，连骨灰都不让留。这8个月他还是比较配合，一直没闹过事，今天早上他提出希望能跟你见一面，说是你抓的他，他打你的那枪没打响，还亲眼看见你击毙了他的朋友，后来审讯也是你，总的说对咱警察的执法挺服气。要走的人了，也不是过分的要求，能做的咱就做点。”
　　芮小丹点点头说：“行，我知道。”
　　芮小丹跟着狱警走进第二死囚室，室内有狱警、武警、法官、检察官。王明阳身上已经没有了脚镣手铐，取而代之的是绳子，双腿被捆绑着，留有一点可以走碎步的间隙，双手从背后捆绑着，完全失去了手臂的活动自由。王明阳坐在椅子上，保持着一个平和而有尊严的姿势，神色异常平静，没有任何表情。室内的气氛沉闷而凝重，此刻他是这里的主角，这个在黑恶集团内部被称为“冷面诸葛”的军师人物终于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
　　在场的检察官和法官芮小丹都认识，相互点头一笑打个招呼。狱警拿来一把椅子让芮小丹坐在王明阳面前，芮小丹的出现让王明阳死一般沉静的目光里闪过一丝感动。
　　芮小丹问检察官：“可以给他抽支烟吗？”
　　检察官点点头说：“可以。”
　　芮小丹把一盒烟递给法警，法警拿出一支烟放到王明阳嘴上，给他点上。
　　王明阳抽了一口烟，对芮小丹和法警说：“谢谢，谢谢。”
　　芮小丹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沉重场面，看着这个曾经顶着自己脑袋开枪的死囚，想来想去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说。
　　还是王明阳先开口了，他只能叼着烟说话：“本来我只是提个要求，没想到你会来。刚听所长说你正在休探亲假，我不知道，真抱歉。”
　　芮小丹说：“没什么。”
　　王明阳说：“我的枪从来没发生过哑弹，你是惟一的一次。你现在还活着取决一次偶然的哑弹，我亲眼看着你打死了我的朋友，咱们还谈过《圣经》的救赎，这也算生死之交吧，所以临走前有机会的话还是想见一面。”
　　芮小丹说：“我不知道这种时候该说什么合适，我看你很平静，心安就好。”
　　王明阳停了一会儿，说：“你枪法很好，我老想起你开枪的那个场面，真漂亮。有时候我也想，一个女人亲手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该是什么感受？”
　　芮小丹说：“很矛盾，心理上肯定有影响。”
　　王明阳抽了一口烟，问：“因为一个偶然活下来了，后怕吗？”
　　芮小丹说：“后怕、庆幸，都有。”
　　王明阳说：“我对你说过的一句话想了很久，挺佩服。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一句话把基督、道家和佛教的精义都概括了，你这个年龄不该有这样的学识。”
　　芮小丹说：“事实上我也没有，现炒现卖的，但是道理不虚。”
　　王明阳牵动嘴角微笑了一下。
　　这时，外面传来了一阵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刑车到了。
　　一名法官进来说：“时间到了，押解囚犯上车。”
　　所长走过来对王明阳说：“见过面了，就到这儿吧，一路走好。”
　　王明阳对所长、芮小丹和狱警说：“谢谢，谢谢关照。”
　　法警把王明阳嘴上的烟取下，两名武警上来押解王明阳。
　　监楼走廊里，王明阳等4名死囚从各死囚室被依次带出，尾随其后的还有在其他死囚室采访的几名记者。死囚里有人哭叫，记者的照相机也闪烁不停。
　　芮小丹先于刑车出了看守所，和欧阳雪站在车旁等着刑车驶出。大门很快就开了，一队警车驶出看守所，在尖厉的警笛声中驶向刑场。
　　目送死亡，她的心情复杂而沉重，那是一种天性使然的悲悯。
　　经过4个小时的空中旅途，芮小丹于下午2点20分到达三亚凤凰机场。这次父亲仍然没时间来接她，来人是剧组的制片主任，姓黄，40多岁，那辆马自达轿车前挡风玻璃竖着的是一块《天国之恋》摄制组的牌子。
　　黄主任接上芮小丹之后驱车前往蜈支洲岛拍摄地。
　　蜈支洲岛距离凤凰机场将近40公里，是一个旅游度假的小岛，岛上风光秀丽，海水清澈透明，沙滩洁白如玉，美丽自然的景观令人心旷神怡。《天国之恋》摄制组在海边的沙滩上实景拍摄，沙滩背后就是剧组住宿的酒店。
　　美丽的风光驱散了芮小丹从死囚室里带出的沉重，心情豁然开朗。
　　拍摄现场，芮伟峰穿着他那身似乎永远不变的标准导演装束，太阳帽，导演马甲，胸前挂着扩音器。此时正在拍一场海滩戏，一位漂亮的泳装女郎迎着海风、踏着沙滩朝一个蓝色太阳伞走去，太阳伞下有圆桌、椅子、饮料和名牌香烟。
　　芮伟峰看见了女儿，只是朝女儿微笑着点了一下头示意，然后继续工作。
　　黄主任对芮小丹介绍说：“今天是最理想的天气，得赶戏。你看，从早上6点钟拍到现在一直没休息，大伙儿到现在连午饭还没吃呢。”
　　芮小丹附和了一句：“是挺辛苦。”
　　那边，芮伟峰对着扩音器喊一声：“停！”然后走过去给女演员讲戏，又拍一遍。终于等来芮伟峰做了一个满意的手势，说：“OK！”
　　收工了，摄制组人员一个个又累又饿，像刚从球场下来一样疲惫地返回酒店。
　　芮小丹走到父亲跟前大大方方地叫了一声：“爸。”这一声与一年前的那一声已经有了本质的变化，没有了拘谨与隔阂，完全是自然流露的亲情。
　　芮伟峰非常高兴，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接过女儿手里的警帽和提包说：“走，先带你去看房间。我特意给你订了一个朝海的房间，风景非常好。”
　　芮小丹跟着父亲往酒店走去。
　　芮伟峰问：“你怎么穿着警服来了？”
　　芮小丹把穿警服的原因解释了一下，至于王明阳为什么在行刑前提出要见她，她只说是因为她抓捕和审讯了王明阳，没有提及哑弹和击毙通缉犯的事，以免父亲担心。
　　尽管如此，芮伟峰仍是担心地说：“那工作……真不适合女孩子。”
　　回到酒店，芮小丹在服务台补办了住宿手续，父女二人先来到四楼芮小丹的房间。芮伟峰把女儿安置好，然后回二楼自己房间。芮小丹换下警服，换上了原先的那身衣服，带着那只装有21万元现金的挎包去二楼父亲的房间。刚到门口，正赶上餐厅的服务员往各个剧组人员的房间送盒饭，芮小丹就直接给自己也领了一份套餐。
　　父女二人把领到的两份套餐放到茶几上，芮伟峰问：“你也没吃午饭？”
　　芮小丹说：“机票打折，机上供餐也打折了，没吃。”说着她去关上门，然后从挎包里取出21万元现金放到父亲面前，说：“爸，这是21万，其中1万是利息。”
　　芮伟峰脸色一下子变了，不悦地说：“原来你不是来看我，是来给我送钱哪！谁说是借给你了？要送钱还用跑一趟？汇过来就是了。”
　　芮小丹笑笑说：“借钱的时候来，还钱的时候就不来了，那像什么？我说的就是借，没说是要。我要是跟您要钱，决不会是这个数。”
　　芮伟峰问：“那得是多少呢？”
　　芮小丹打开盒饭，说：“我要是堕落了，能要多少钱您想吧。我要没堕落，就不需要您的钱。论孝道，我该挣钱孝敬您，可您这消费门槛太高了。”
　　芮伟峰只能先收起钱，然后和女儿一起吃饭。
　　芮小丹吃着饭，问：“爸，您拍的这个戏是什么意思？”
　　芮伟峰说：“看名字，《天国之恋》嘛！你知道《天国的女儿》这张唱片吗？”
　　芮小丹说：“知道，很经典的一张唱片。”
　　芮伟峰说：“编剧就是被唱片的音乐激发了灵感，写出了《天国之恋》的剧本。刚才拍的那场戏是女主角在海边度假，偶然碰上了一个男子，两人一见钟情，后来就演绎出一段天国之恋，很感人，特别是感动年轻人。”
　　芮小丹说：“爸，我现在终于知道您为什么没熬成大师了。”
　　芮伟峰说：“那我告诉你，《天国之恋》拍出来没准就是大师之作。”
　　芮小丹轻轻摇摇头，笑着说：“我怕您老生气，不敢说。”
　　芮伟峰大度地扬了扬筷子说：“闲聊嘛，生什么气？你大胆说。”
　　芮小丹停下筷子，说：“爸，那我就说了。这个《天国之恋》哪，充其量是一个想成为大师的导演拍了一个想成为大师的电影，或者说是一个还不知道‘天国’为何物的导演拍了一个拿‘天国之恋’吓唬人的电影。”
　　芮伟峰不悦地放下筷子，刚想说什么，自觉不妥，又重新拿起筷子。
　　芮小丹灿烂一笑说：“看看，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不革命了。”
　　芮伟峰说：“没关系，你说。”
　　芮小丹说：“既然是天国之恋，那个女主角演的就该是天国之女了。您看她演的，举手投足都是在说‘你看我是女人’。‘我是女人’与‘你看我是女人’不一样，前者是女人的本色使然，后者是提醒别人注意她的性别，这里有细微而本质的差别，而提醒别人注意她性别的女人至少可以肯定不会是天国之女。但是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您老人家跑过去给人家说戏，人家是按照您对天国之女的理解表演。只有您知道天国是什么，您才可能知道天国之女是什么，才有可能知道天国之恋该是怎么个恋法。”
　　芮伟峰愣住了，诧异地看着女儿。
　　芮小丹说：“您不用这么看我，这根本就没什么。这就是破案，一个细节就能解读出来很多东西，这是一个刑警最基本的素质。”
　　芮伟峰再次放下筷子，这次是平和的心态，说：“这天国嘛，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就像人们常说的禅一样，不可说，一说就错。”
　　芮小丹又是一笑，说：“爸，吃饭吧，不说这个了。”
　　芮伟峰说：“要说，一定要说。闺女大了，能交流了，好啊。”
　　芮小丹说：“那您这个‘一说就错’是不是一说呢？您这个一说错不错呢？”
　　女儿的一句话又把芮伟峰给说愣住了，说错不是，说对还不是，顿时觉得在女儿面前颜面有些挂不住，想了一下，绕开了“禅”的对与错，说：“关于天国，我和编剧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天国是每个人心里最理想而又不可能实现的那个境界，那么天国之女就应该是最美丽、最善良、最温柔的女子，天国之恋就应该是最浪漫、最不可得的爱情。”
　　芮小丹低头吃饭，不言语了。
　　芮伟峰等了一会儿，催促道：“说话呀，怎么不说了？”
　　芮小丹点点头说：“您那样理解也行，各持己见。”
　　芮伟峰说：“这丫头，你这是什么讨论态度？接着说！”
　　芮小丹半撒娇半乞求地说：“爸，您放过我吧，我不想跟您说这个了。您那个观念还停留在儒家、政治和神话传说的一锅粥里，观念不对称，说不明白。”
　　芮伟峰说：“你爹这个导演就那么臭吗？我还真跟你较上真了！你说，不说不行！说得对你爹服气，说得不对你爹也给你上一课。”
　　芮小丹索性把盒饭和筷子都放下，说：“您说天国是每个人心里最理想而又不可能实现的那个境界，错！那不叫天国，那叫幻想，那是您和编剧的天国，不是观众的天国，因为按您的解释，每个人的天国都不一样嘛。您说天国之女是最美丽、最善良的女子，错！天国里有丑有恶吗？只是您和编剧的天国里有丑有恶，如果没有，那您的‘美’和‘善’是从哪儿来的？您说天国之恋是最浪漫、最不可得的爱情，错！至少在您和编剧的天国之恋里就可得了嘛，无非是大海、沙滩、美女，外加一顶太阳伞和两把塑料椅子。”
　　芮伟峰刚才那股激动的情绪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沉静下来久久地审视着女儿，沉思了许久之后平静地问：“那你说，天国是什么？”
　　芮小丹说：“先声明，我这是鹦鹉学舌，我也是因为《天国的女儿》这张唱片向别人请教过类似的问题。天是什么？天是神，是上帝，是创造万物者，是全能全知者，是遍在不可见者……一句话，天是道，是事物规律和自然法则。这个观点您同意吗？”
　　芮伟峰想了想，说：“同意。”
　　芮小丹说：“那么，参禅悟道至天人合一的那种境界，就是天国。道法自然，不具美丑善恶的属性，有美丑善恶分别的是人，不是天。天国之女是觉悟到天国境界的女人，是没有人的贪嗔痴的女人。天国之恋，是唯有觉悟到天国境界的人才可能演绎出的爱情。”
　　芮伟峰饭也不吃了，从茶几上拿起烟点上一支，静静地抽。
　　芮小丹说：“爸，几句闲聊，您还真生气了？我来看您要是什么话都不说，那您觉得我正常吗？见面总得说话吧，那不是话头赶到这儿了嘛。”
　　芮伟峰摇摇头，感叹了一句：“当初，你真应该考电影学院。”然后又问：“你申请留学办到什么程度了？”
　　芮小丹答道：“审核证明办好了，这次趁探亲的机会就向法兰克福大学提交材料，准备申请明年冬季学期入学，读法律硕士。”
　　芮伟峰突然用手指敲敲茶几说：“你不能读法律，我不赞成，即便你办好了留学手续也不能去读，这次你必须得听你爹的，我必须要对你的前途负责。你去读影视编剧，我给你联系学校，学费、食宿统统不用你操心。”
　　芮小丹一愣：“影视编剧？”
　　芮伟峰说：“你的艺术感觉不错，也很有见解。当演员不行了，但你可以写剧本，你的法律知识和刑警阅历都能用上，有理论、有生活素材，我的经验都能传授给你。现在的艺术就剩下小感觉、小情调了，缺的就是一把骨头，骨头就是见解，就是魂。一部好的影视作品最关键的是什么？是首先得有一个好本子。你爹在这个圈子里了几十年，不愁资金、不愁制作、不愁发行，就愁没好本子。你看你多好的条件，你要是写出一个好本子，那就不给别人拍了，自己开公司自己拍。你知道一部好戏能挣多少钱？少则几百万，多则上千万，够你当警察几辈子挣的钱。一部好戏，你走到哪儿都是个人物。这些，你懂吗？”
　　芮小丹说：“爸，您描绘的确实很诱人，但您忽略了两个问题。第一，我跟您谈的是对事物的认识、观点，不是艺术。如果这就是艺术，那刑侦专家、哲学家、政治家就都可以当编剧了。至少我没这种自信，如果我是哲学家、政治家，我也不用当编剧了。第二，干什么事情都要有基础、有兴趣。我既没自信又没感觉也没有想表达的冲动，我的基础就是法律知识和工作经验，我的自信和兴趣就是当律师。”
　　芮伟峰有些激动，站起来走了几步，说：“一个女孩子当什么律师，有几个当事人肯花钱请女律师？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大子儿，整天拉动着面部肌肉强词夺理，整天得为填饱肚子拉生意。你现在是年轻，老了怎么办？将来一把年纪了还站在法庭上吵吵嚷嚷，你说那是什么形象？你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没保障，还谈什么女性的优雅、情调、品位？”
　　芮小丹没想到千里迢迢来看父亲，而刚刚见面就发生这样的冲突。她不想与父亲再谈这个问题，默默把盒饭收拾到一个塑料袋里，放进垃圾桶。
　　芮伟峰说：“这事不着急，你住几天，我慢慢给你做工作。”
　　芮小丹说：“您不用做工作，我今天晚上就回去，我不想在这儿影响您的心情。我也想挣大钱过好日子，但是如果我是为了挣大钱过好日子去当编剧，我既挣不来大钱也写不出好剧本。您熬了几十年没熬成大师，就在于此。如果我的能力只能让我穷困潦倒，那穷困潦倒就是我的价值。”
第二十六章
　　6月17日上午8点30分，芮小丹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乘坐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德国，经过10个小时的飞行，于当地时间中午11点多抵达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机场转机飞抵柏林达斯科尼费尔德机场。
　　芮小丹作为丁元英的女友来柏林办事，按照一般习惯丁元英应该事先通知柏林的朋友有所接应。但是丁元英没有这样做，他谁都没有通知。
　　芮小丹的行李只有一个旅行包和一只皮箱，再就是挎在肩上的那个棕色挎包，主要是随身衣物、茶叶和商务文件。下了飞机，她以机场大厅的电子时钟为准调整了手表时间，此时是柏林时间下午2点20分。出了机场，她乘出租车进入市区来到布尔伦布大街23号楼，按地址从第2单元上到5楼，拿出钥匙打开511号丁元英住宅的房门。
　　房间的窗帘遮住了窗户，里面的光线很暗。她站在门口朝里面打量了一下，静静的房间里是一种长久无人居住的气息，家具都被床单遮盖着。她进屋关上房门，拉开窗帘，敞开所有的窗户，让夏日的阳光和新鲜空气倾泻进来，然后揭开家具上的床单。
　　接着她开始动手打扫房间，从厨房到卫生间，从客厅到卧室。
　　这显然是一套二手房子，房顶、墙壁、地板和门窗都已经年代久远，依然保持着原来的装修。功夫茶的茶盘比古城用的那个略小一点，茶具也不尽相同。沙发是藏红色的，除了颜色不同，款式和个头与古城的那种沙发几乎一模一样。这套房子是德国人的风格，只有空荡的厨房、发烧音响和那张像床一样大的沙发能表示这是丁元英的住宅，在这里除了简单还是简单，找不到情趣和意境，找不到想像力。
　　芮小丹一看这房子的状态就知道这是丁元英当时为申请德国居留权而购买的房子，不是完全出于居住的考虑。居留权利与居留许可不同，居留权利为无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并不附带条件和附加规定的居留许可，类似于美国的绿卡，被称之为永久居留。德国移民法对外国人移民限制非常严格，外国公民在德国连续居留满8年以上者，有固定收入和住所，生活费有保障，至少交纳了60个月以上的应付款额，才可以申请永久居留。
　　由于房间里的陈设过于简单，芮小丹用了1个多小时就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换上了新床单，从壁柜里拿出用塑料袋密封的毛毯、枕头给自己布置了一张舒舒服服的床。
　　收拾停当，她本想泡杯茶休息一会儿，看看表时间已经到了下午4点，她把重要文件和现金锁进壁式保险柜里，然后锁上门出去，乘出租车去奥斯威库大街，来到北京欧华进出口代理公司柏林办事处。
　　这个办事处门面不大，进门就是一间办公室，有几张办公桌和两台电脑，工作人员都是中国人。她向一名工作人员说明来意，出示了提货手续和护照、身份证等证件。
　　工作人员很热情，验过提货单和证件说：“没问题，您办个手续就可以提货了。您的货物一共是6个单件，占了一个仓储货位，寄存了22天，另外您需要汽车和搬运工。您需要把货物运到哪里？您把代管费、装卸费和运输费交付就可以提货了。”
　　芮小丹说：“今天只提两件，一件送到菩提树大街中华园饭店，一件送到选帝侯大街索林特博彩俱乐部，剩下的四件我过几天再取。”
　　工作人员说：“可以，但是我必须向您说明，存4件仍然是按一个仓储货位计费，运2件也是按一个车次计费，因为这都是最低基数，请您谅解。”
　　芮小丹付过代管费、装卸费和运输费，工作人员给仓库打了一个电话，过了20多分钟门口开来一辆乳白色箱式客货两用汽车，车上有4个搬运工和两件音响器材，每件是一个长1.5米、高1.2米、宽1米的木制包装箱，一个包装箱里是一套包括音响机柜、音箱脚架在内的全套音响器材。工作人员让芮小丹坐到副驾驶位置带路，汽车驶向菩提树大街。
　　菩提树大街是柏林东部最繁华的地方，也是欧洲著名的林阴大道，大街自巴黎广场延伸，两侧有教堂、歌剧院、美术馆等建筑，斯普雷河从宫殿大桥下缓缓流过。中华园饭店就坐落在这条大街上，饭店的门面装饰华丽，挂着两盏红灯笼，门前的两根柱子上雕刻着两条具有象征性的金色飞龙，过往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家中国餐馆。
　　汽车在中华园饭店门口停下，芮小丹上前向迎宾侍应生说道：“对不起打扰一下，请问郑建时先生在吗？我从大陆来，郑先生的朋友给他带了点东西，麻烦您给通报一下，看东西卸在哪儿合适。”
　　一个“卸”字使侍应生有些不解，他走过去往车里看了看大木箱这才明白，说：“郑经理不在，您稍等，我去叫大堂经理。”
　　片刻，一个30多岁、身着饭店制服的女大堂经理出来，热情地说：“郑经理不在，请问您贵姓？箱子里是什么东西？我帮您打电话联系一下。”
　　芮小丹回答：“免贵姓芮，芮小丹。箱子里是一套音响。”
　　女大堂经理拿出手机给郑建时打电话，说了几句之后把电话递给芮小丹，说：“郑经理在安溪茶艺馆，他请您接电话。”
　　芮小丹拿起电话说：“郑先生您好，我是丁元英的朋友芮小丹，我来柏林办事，元英给您带了一套音响，我已经送来了，您看卸在饭店可以吗？”
　　郑建时在电话里热情地说：“是芮小丹？知道，知道，听楚风说过几次。小丹哪，你可千万别您您的，我比元英大两岁，你叫我郑大哥就成。元英一失踪就是两年，现在总算有点音讯了，好哇。你先让他们卸车，我这儿有几个朋友喝茶，我一会儿就过去。”
　　芮小丹说：“郑大哥你忙，我卸了车还要去选帝侯大街给詹妮小姐送一套，我用的是一家代理公司办事处的车，还有司机和几个装卸工，不能等你了。”
　　郑建时说：“好，好，我一会儿去索林特找你，呆会儿见。”
　　木箱子装车的时候一定是用装载车装上去的，但是卸车的时候就困难了，完全靠两根绳子、两块滑板和几根木杠一点点从车上滑下来，然后用绳子把两头捆绑结实，一头穿进去一根木杠，由四个壮汉肩扛抬进饭店。
　　卸下一套音响，芮小丹随车又去选帝侯大街。
　　索林特博彩俱乐部的门面装饰气派非凡，巨大的霓虹灯群即使在白天也依然闪烁着璀璨的光芒，一派金碧辉煌，让人立刻有了一种花花绿绿、纸醉金迷的感觉。门口的两侧站着身穿制服的保安，警惕而谦卑地迎来送往客人，进出的都是一些绅士淑女打扮的男男女女。
　　汽车停到博彩俱乐部门口引起了保安的警惕，一名保安上前礼貌地询问：“女士，请问您为什么把车停到这里？您需要帮忙吗？”
　　芮小丹下车用德语答道：“詹妮小姐的中国朋友给她带了一套音响，请您和詹妮小姐联系一下，看看东西卸到什么地方合适。”
　　保安看了看车上的箱子，马上用对讲机和上司联系。
　　一个四十多岁、黄头发、蓝眼睛的中年德国男人从卡西诺里走出来，他打量了一下芮小丹，又看了看车里的箱子，说：“女士，这里不能停车卸货，让保安带司机先把车开到后院等着，先不要卸车。我是詹妮小姐的助理辛格，董事长在办公室有客人，请您跟我来。”
　　于是保安带着司机把车开走了，芮小丹跟着辛格进入索林特大楼。
　　经过卡西诺大厅，几乎每一大型轮盘赌台都挤满了人，每个人的输赢都通过不同的表情和声音表达出来，或惊叫，或叹息。尽管芮小丹在德国曾度过七年的少年时光，但是作为中国警察，她还是感受到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强烈反差。中国的法律禁止赌博，中国的传统意识一直视赌为恶，而恰恰是海外的中国人落了一个嗜赌的名声，令人感慨，不知道中国人是被压抑了太久跑到西方来宣泄了，还是西方人根本就不担心人民学坏了。
　　乘电梯上到六楼，芮小丹跟随辛格来到詹妮的办公室，詹妮正在和几位身着阿拉伯服装的客人谈话，见芮小丹进来了，就向几位阿拉伯客人示意稍候，然后带着几许疑惑起身相迎。芮小丹看眼前的这位女性美丽洒脱、风度不凡，却怎么也不能把她和赌场这个词联系在一起，而当这个词必须和这个女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女人就一定不简单了。
　　芮小丹与詹妮握握手用德语说道：“詹妮小姐您好，我是丁元英的朋友芮小丹，从中国古城来。元英给您和郑先生各送了一套音响，我刚从郑先生的中华园饭店过来，您的这套已经送来了，就在楼下的车里。”
　　詹妮惊讶了一下，没想到是丁元英的朋友来访，也没想到芮小丹的德语讲得这么好，马上热情地说：“你就是丁元英的那个女朋友？哦……你比韩楚风说的更漂亮！”
　　芮小丹礼貌地一笑，等待詹妮的下文。
　　詹妮说：“丁元英是音响玩家，他送的音响一定不一般。”然后对辛格说：“收下，让音响师找个房间装起来，装好了我去看看。通知客房部给芮小姐安排好住宿。你带芮小姐到古典酒吧等我一会儿，我和客人谈完了事情就过去。”
　　芮小丹说：“詹妮小姐，刚才我已经收拾好了元英的房子，谢谢。您很忙，我就不打扰了。我有您的电话，晚上我跟您联系，如果组装音响有什么问题请您告诉我。”
　　詹妮想了想，说：“我和丁元英是多年的朋友，你是丁元英的朋友，又是从中国来的远道客人，到了这里你听我安排，请吧。”
　　芮小丹不好过于推辞，于是说：“谢谢。”就先告辞了，随辛格一起下楼。
　　辛格一离开詹妮的办公室就接连打了两个电话，一是通知楼下的保安可以卸车，二是通知格贝森找个房间组装音响。
　　古典酒吧室如其名，古色古香的吧台挂着各式各样的美酒，墙壁上展示着古典艺术家的临摹作品，吧厅里飘着咖啡浓香，也流动着低声而略显伤感的钢琴，仿佛让人走进了一个古老而幽静的城堡。辛格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请芮小丹坐下，服务员随即就过来了。
　　辛格先问：“小姐，您喝点什么？”
　　芮小丹点了一个既比较经济又非常适宜的饮料，说：“一杯咖啡。”
　　辛格等咖啡送来，客气地说：“您慢用，需要什么就吩咐服务员，我过会儿再来。”然后他走到吧台跟收银员说了几句，大概是交代付账方式的事情。
　　芮小丹就这样一个人品着咖啡、听着若即若离的钢琴声静静等待。过了十几分钟詹妮一个人来了，手里拿着一只比钱包大一点的白色皮包，脸上流露着热情的微笑。芮小丹站起来朝詹妮一笑表示礼貌，詹妮在芮小丹的对面落坐，服务员走了过来。
　　詹妮也要了一杯咖啡，然后从包里拿出一盒女士香烟点上一支，歉意地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怎么称呼你呢？”
　　芮小丹说：“叫我小丹就行。”
　　詹妮微笑着说：“你叫我詹妮，不要用您，也不要用小姐，这样就很好。我看你的德语讲得很好，在哪儿学的？”
　　芮小丹回答：“我7岁跟母亲来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上学9年。”
　　詹妮明白了，点了点头说：“我和丁元英、韩楚风在柏林大学就认识了，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博学，有头脑。韩楚风是干大事的人，正统；而丁元英更像个魔鬼，是那种永远不会活给别人看的人，很难说他比教徒更好还是比强盗更坏。”
　　没说几句，辛格走到詹妮近前说：“董事长，中华园饭店的郑建时先生来了。”
　　詹妮说：“请！”
　　辛格走到一旁打电话。
　　片刻，郑建时来了，老远就用流利的德语跟詹妮打招呼：“你好！你好！”跟詹妮握手之后又跟芮小丹握手，改用汉语说：“你好！你好！”
　　詹妮做了一个手式请郑建时落坐，而辛格则对郑建时说：“郑先生，芮小姐的德语讲得很好，如果您能用德语交谈会对詹妮小姐礼貌一些，谢谢。”
　　郑建时点点头说：“好的，好的。”他向走到近前询问的服务员点了一杯咖啡，然后用德语问芮小丹：“住处安排了吗？”
　　芮小丹答道：“安排好了。”
　　郑建时纳闷地说：“小丹，你刚下飞机就送音响，那音响应该是早就到柏林了。”
　　芮小丹说：“已经到货20多天了，是委托北京欧华进出口代理公司承办的，往柏林发了六套，还往巴黎、伦敦各发了两套。”
　　詹妮问道：“小丹，你这次来办什么事？”
　　芮小丹说：“公司这边就两件事，一是请柏林的权威机构测评音箱和整套音响，取得两份测评文件；二是在柏林、伦敦、巴黎三个城市各找一个格律诗音箱和示范音响的该国总代理，取得签约文件。元英说公司需要这些文件，需要把这些文件一并收进有英、汉、德、法四种语言的音箱使用说明书里。”
　　郑建时说：“哦……是不是古城扶贫的那档子事？都折腾到伦敦、巴黎了？”
　　詹妮不解地问：“扶贫是什么意思？是丁元英的扶贫吗？”
　　芮小丹以前还真没细想过“扶贫”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想了想说：“扶贫是一个比较有中国背景的词，与西方的救助有些近似，大概意思是帮助农村的贫困农民通过他们的努力摆脱贫困。元英做的这事有扶贫的性质，但也包含了个人原因和学术成分。”
　　服务员把咖啡送来了，郑建时喝了一小口，然后以抱怨的口吻说：“这个元英，你来了他也不事先打个招呼，这边也好有个安排。那些货物跟我说一声什么事都办了，还用找什么代理公司？不过，签约英、法、德三个国家的总代理可能不是件简单的事。你这次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千万别见外了。”
　　芮小丹说：“谢谢，不用了。我是来法兰克福看我母亲，元英让我趁探亲的机会顺便办点公司的事，本来我不敢接，他说这事傻瓜来了都能办，我就接了。”说完她笑了笑。
　　詹妮也笑了笑，弹弹烟灰说：“元英这个人最怕给别人添麻烦，他让我对中国的一句话很有印象，‘君子之交淡如水’。”
　　郑建时看了一下手表，已经快7点了，说：“有什么话咱们呆会儿慢慢聊，我已经安排了晚饭，我就是来请二位的，一是给小丹接风，二是詹妮很久没来小店坐坐了。”
　　詹妮说：“不可以，你们来到这里就是我的客人，郑先生不必客气。”
　　郑建时说：“不行，今天你们二位一定要赏光，不然就让我没面子了。”
　　就在郑建时争执晚饭做东的时候，一直呆在旁边的辛格接了一个电话，挂了电话随即走过来对詹妮说：“董事长，音响马上组装好了，但是这套音响的推动方式很特别，格贝森说理论上可以有几十种变化，不知道哪一种是最佳连接方式，希望芮小姐能提示一下。”
　　詹妮站起来说：“小丹，郑先生，我们一起去看看。”
　　辛格带领大家到六楼的一间小型会议室，大约有40多平方米，音响师和两个帮手把音响靠西墙装配起来，就差连接信号线了。詹妮对音响的印象就是一台功放、一台CD机和一对音箱，但是眼前的这套器材让她愣住了，精致的音响机柜居然有十仓位，居然每个仓位都摆有一台机器，一对稳如磐石的音箱脚架上放着一对光泽醉人的黑色音箱。
　　辛格介绍道：“这是芮小姐，这是音响师格贝森。”
　　芮小丹与格贝森握握手，放下包就开始忙碌。她对这种双组分的信号线连接方法驾轻就熟，一边给格贝森示范连接信号线一边解释说：“这对音箱从单台合并机推动到多台前后级推动有30多种变化，发烧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器材而选择。这套器材是双组分层推动，因此订做了双组信号输出CD机和双组输出输入前级，侧重高音一组的低音推动功放加装了降低振幅的装置，是另一组的修正和补充，这样就能适应不同的唱片和环境调试出一个所期望的音质。全频振幅滤波与选通滤波不同，全频振幅滤波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音乐信号损失。”
　　郑建时说：“你讲得还挺专业。”
　　芮小丹笑笑说：“就这么几句台词，来之前我都背熟了。”
　　格贝森说：“全频振幅滤波？没听到过这个词。”
　　芮小丹给格贝森示范着连接、调试好音响，格贝森拿了两张唱片，先将一张柴可夫斯基的《佛罗伦萨回忆》放入CD机，分别以不同音量播放了其中的一个片段，然后又以此方法播放了另一张《欧洲前卫音乐》的唱片，感觉这套音响对人声和乐器的表现力。
　　詹妮看到音响之后始终没有说话，一直是一种若有所思的神态。等两张唱片的片段都听完了，她对格贝森说：“谈谈你的评价，有什么就说什么。”
　　格贝森有些兴奋，说：“这么多器材服侍一对小音箱，这绝对是一种不对称的美。这么小的音箱，音量开到听力承受的极限仍不失真，非常难得。这套器材组合出来的音质如果以质论价，我认为在3万马克以上不为过分，但是这套音响的魅力不只是在于它的霸气，更在于它的极具发烧性的创意，能想到这种创意的人一定是个疯子。”
　　詹妮微微点点头，想了想说道：“你，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凡涉及音响方面的事知道什么就说什么。”然后对郑建时笑着说：“郑先生，那我们就去你那儿打扰了。”
　　郑建时热情地说：“请，请。”
　　辛格马上打电话安排车辆、保安等事宜，詹妮、芮小丹、郑建时、格贝森、辛格5人也随即乘电梯下楼了。
　　这时的选帝侯大街已经完全沉浸在夜幕里，充满了靓丽与妩媚，犹如一条璀璨迷人的项链，而此时的索林特博彩俱乐部门前则更有一种只有在夜幕里才备显奢华的景致。詹妮一行5人走出大门，司机和保镖已经在门口等候了，一辆宝马V12和一辆奔驰C200一前一后停着，宝马V12型轿车身材魁梧、气派非凡，格外引人注目。郑建时是自己开车来的，走在最前面，芮小丹和詹妮坐一辆车跟在其后，后面一辆是詹妮的保镖车。
　　中华园饭店的大堂经理接到郑建时的电话已经在门口迎候了，一行人上到二楼餐厅，大餐厅除了几张已经预定出去的桌子几乎客满，詹妮、芮小丹等人在郑建时的陪同下坐在一张靠东南角的桌子，两个司机和两个保镖四人坐在旁边的桌子，酒水、菜肴陆续上桌。
　　席间，詹妮问道：“小丹，中国没有电声方面的权威测评机构吗？来德国测评，从各方面讲测评成本都太高了。”
　　郑建时随口接过话题说：“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东方的产品接受西方的检验肯定更有说服力。但是这种俗招儿早几年就被国人使滥了，想不到现在又让元英捡起来了，不会是推陈出新吧？”
　　詹妮问：“音箱测评有把握吗？”
　　芮小丹说：“音箱的喇叭用的是中国深圳乐圣音响公司的多项专利技术喇叭，早在几年前就经过了权威机构和专家的鉴定，也经过了几年发烧族市场的检验。”
　　这时，格贝森插言道：“小姐，我注意到音箱上GeLuShi的牌子，你们只是用别人的喇叭制作音箱，严格地说属于你们的只有箱体和推动这款音箱的理念。你们花钱测评音箱和整套音响都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你们的箱体在音箱和整套音响里只占有很小的比例，尤其是音箱，这就是说你们是在给别人做工作而不是给自己，这个钱就花得没有意义。”
　　詹妮没有对格贝森的话做出反应，而是又问道：“取得两份测评文件不困难，只要花钱就能办到，但是取得三份总代理的签约文件不困难吗？”
　　芮小丹答道：“是否困难取决于代理的条件，元英的条件是一套铺货底、一套代销，不要代理商出一分钱，不需要广告和销售业绩，代理期限3年，3年内如果代销的一套没有售出则在终止合同后自动归代理商所有，这就是说用两套音响换取一种市场的可能，如果代理商没有合作诚意而只是想要那两套音响，也只需要在一份没有任何法律责任的文件上签字就可以了。按商业授权惯例，代理授权分为两个文本，一个是代理合同的具体条款文本，一个是授权代理的明示文本。”
　　格贝森说：“用两套音响换取一纸根本没有约束力的合同，更没有意义。”
　　郑建时思索着说：“这种洋包装的俗招儿都被人家使滥扔掉了，元英捡起来能推出什么新呢？怎么看都没什么意思，可元英不会去做没意思的事，更不会拿着扶贫的钱瞎折腾。那还是有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
　　芮小丹说：“商业上的事我不懂，说不出来什么。记得元英在筹划公司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说是合了国法，还得看看合不合佛法，所以他和楚风大哥两个人到五台山的一禅寺去拜佛了。我想，既合国法又合佛法的事，就不管它是什么意思了。”
　　詹妮淡淡一笑说：“如果是旁观者都能看出来的意思，那就没意思了。”
　　郑建时点点头，说：“小丹，如果是这样的代理条件，你把这个机会给我，我拿着这两份人情去伦敦、巴黎的侨领圈子联络感情。我的斯雷特姆贸易公司是洋名字，我用这个公司跟你再签一个欧洲总代理，以后你们的音响由我向他们供货，我两头知根知底，没生意我不损失什么，有生意我多了一条财路。代理的事就这样定了，你也不用来回跑了。”
　　芮小丹说：“今天晚上我和元英联系一下，你也可以直接跟他联系，如果不是给郑大哥添太多的麻烦，我想可以。”
　　郑建时说：“好的，好的。”
　　詹妮说：“小丹，丁元英的意图既然不在欧洲市场而只是做形象和影响，代理的事这样办就很好。音响测评比较简单，交给格贝森去办就行了，让他先把测评报价咨询清楚，避免价格歧视。”
　　芮小丹客气地说：“我一来，还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郑建时见大家只顾说话不吃菜，就招呼道：“客气了，客气了，来来，大家吃菜，尝尝正宗口味的白斩鸡……这道佛跳墙，那可是中国的一道名菜，连我这个皈依持戒的人都经常起心动念，哈哈哈……笑谈，笑谈。”
　　詹妮不会使筷子，用西餐餐具的刀叉和汤匙尝了尝白斩鸡和佛跳墙，连连点头称赞，然后风趣地说：“饭店每天杀生，杀生是佛教大戒。我见过你喝酒，酒算不算戒？”
　　郑建时说：“偶尔喝酒是不得已而为之，杀生嘛，我是坚持不亲手杀、不亲眼见、不亲自做的原则，我是凡夫，还没成佛嘛，还得过日子。”
　　詹妮说：“我认为丁元英对佛教的态度比较可取，不迷信。”
　　郑建时笑笑说：“丁元英那套是外道，我辩不过他不是因为我错了，是因为我没他脑子好使，没他有文化。佛教的一而二、二而一我到现在都没完全搞明白，那得禅悟，是上上根性人的差事。我就念佛，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有了。”
　　或许是条件反射的缘故，芮小丹一听到郑建时说“一而二、二而一”和“禅悟”就想起了有一次和丁元英讨论“去二不着一”，不觉淡淡地一笑。
　　回到住处，她拉上窗帘，烧上开水，从提包里拿出自己从古城带来的铁观音茶叶放到茶几上，然后到卫生间冲了一个热水澡，穿上睡衣坐在沙发上泡茶。香气浓郁的功夫茶、宽大的沙发、发烧音响……这里的情景让她一点也没觉得自己是在柏林，好像就在古城。
　　第二天早上，芮小丹按约定在布尔伦布大街23号楼下等候。郑建时准时赶到，两人驱车去奥斯威库大街北京欧华进出口代理公司柏林办事处提取余下的4套音响。
　　车上，郑建时说：“昨天晚上我和元英通过电话了。”
　　芮小丹说：“我知道，我已经把格律诗公司全权代表委托书写好了。格贝森上午去咨询技术测评报价，让我等他的电话。”
　　郑建时说：“代理的事我去办，你把公司印章和伦敦、巴黎的提货手续给我，办这些事大概需要一个多星期，你在法兰克福等消息就行了，有什么情况我和元英直接联系。”
　　芮小丹把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文件袋拿出来放到方向盘前边的台面上，说：“所有手续都在里面了，路费是3000美元，如果不够你先垫着，办完了一块儿结算。”
　　郑建时操纵着方向盘没吭声，停了片刻闲聊似地说：“昨晚我和元英聊了几句他筹划公司扶贫的事，说他境界高了。他说，不要拔高这事，就当养了一盆花儿吧，能不能成活还两说着。我说，这是布施的善举，既是一盆花儿，我也随喜浇瓢水吧。你说你是探亲捎带着办这事，我就不能联络侨务工作也捎带一下吗？你站在我这个位置想想，如果我连这点便宜都占了，别说我是个皈依之人，我连个凡夫俗子都不如。所以，你给我留点面子。”
　　芮小丹把文件袋里的3000美元拿出来，又把文件袋放回原处。
　　郑建时这才满意地笑了。
　　到了北京欧华进出口代理公司柏林办事处，芮小丹去房子里办理提货手续，郑建时呆在车里等候，他把文件袋里的资料浏览了一遍，重点看了看两份价格表。
　　北京格律诗公司欧洲市场供货价
　　货币单位：美元
　　格律诗音箱（对）…………………1460
　　格律诗十仓音响机柜（台）……… 135
　　格律诗音箱脚架（对）…………… 105
　　格律诗成品音源信号线（套）…… 185
　　格律诗成品音箱线（套）………… 115
　　斯雷克功放前级（台）…………… 190
　　斯雷克功放后级（台）…………… 180
　　斯雷克音响电源（台）…………… 110
　　瑟林达签名版CD机（套）………… 785
　　他看着供货价格表，在心里逐项默算：1460加上135加105……两台前级380……四台后级720……两台电源220……整套一共是4105美元，约合8000马克，36000元人民币。他算完了供货价，接着详细查看欧洲市场指定销售价。
　　北京格律诗公司欧洲市场指定销售价
　　格律诗音箱（对）…………………3600
　　格律诗十仓音响机柜（台）……… 270
　　格律诗音箱脚架（对）…………… 210
　　格律诗成品音源信号线（套）…… 370
　　格律诗成品音箱线（套）………… 230
　　斯雷克功放前级（台）…………… 320
　　斯雷克功放后级（台）…………… 280
　　斯雷克音响电源（台）…………… 210
　　在供货价与指定销售价的差价里，音箱的差价最大，仅一项就差价2140美元。他再次看着指定销售价格表在心里逐一核算：3600加上270加210……两台前级640……四台后级1120……两台电源420……整套指定销售价一共是7645美元，约合14800马克，将近7万元人民币。
　　芮小丹办完提货手续出来，将六套音响的报关单交给郑建时。等了一会儿，装好四套音响的汽车来了，郑建时开车前面带路朝中华园饭店行驶，一直开进饭店的后院，欧华代理公司的装卸工将4只箱子抬进一间仓库。
　　郑建时站在仓库大门边上问芮小丹：“我看了价格表，瑟林达签名版CD机完全没有给零售商留利润，这是你们的疏忽还是别的原因？”
　　芮小丹笑笑说：“不是疏忽，是没办法。瑟林达CD机不是国产的，拿不到国内一级代理价，最多能拿二级批发价。785美元是瑟林达公司这一款CD机的全球统一零售价，格律诗公司从二级批发价买来到加上出口代理费和运费，已经超出了785美元。如果将来格律诗音箱有市场，代理商可以向顾客推荐其它品牌的CD机。”
　　郑建时这才明白了。
　　四只箱子入库后时间还不到10点，芮小丹说：“郑大哥，你这边有事我就不打扰了，我去逛逛卡迪威百货大楼，再去柏林墙旧址看看，就这样等格贝森的电话。”
　　郑建时说：“好，我现在去找侨联的朋友，顺便送你一趟。”
　　郑建时把芮小丹送到卡迪威百货大楼，然后就去忙他的事情了。
　　卡迪威是欧洲最著名的百货大楼之一，从时装到化妆品，从图书到音像……各类商品应有尽有，这里是购物的天堂，也是新潮流的展示，很多顾客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芮小丹独自一人在繁华熙攘的百货大楼悠闲地浏览，她并不想买什么，只是想看看。货架上的商品让人眼花缭乱，昂贵的价格也让人瞠目结舌。
　　从一楼逛到顶楼，顶楼是有名的食品区，她在一处快餐排档看见很多人在排队，走到近前一看，原来是咖喱香肠汉堡和薯条，想必是口味独特，于是也加入了排队的行列，买了一份套餐端到餐桌坐下来慢慢品尝，味道果然好极了。
　　吃过午餐出了卡迪威百货大楼，她沿大街一路逛下来，出了这家店进那家店，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来到勃兰登堡门，这座著名的建筑是德国分裂和统一的标志，云集了众多的旅游者参观。她是第二次来这里，第一次来时她还小，那时候柏林墙还没有拆除，她只知道墙的两边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
　　时隔多年之后再次来到柏林墙，小时候的那些记忆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这里已是一片和平、美丽的景致。因为下午她可能要去参加音响测评，所以出门时没有带照相机，想花钱照一张一次成像的照片，犹豫了一下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一次成像的照片质量不能让人满意，还是自己带相机来照比较随意。
　　来到一处柏林墙旧址，墙体已经很陈旧了，上面眼花缭乱地涂着游人的签名、口号和各种主题的漫画，墙边摆放着鲜花、十字架等纪念物，纪念冲破柏林围墙丧生的民众，据说总共有五千多人越过柏林墙逃出，255人在越境时死亡。
　　芮小丹在一个出售柏林墙水泥块的摊位停下，看到每个水泥块上都贴着前民主德国的国徽，摊位上还有一些前东德人民军的军用品，诸如望远镜、武装带、帽徽等等。她拿起一块鸡蛋大小的水泥块问摊主：“这个最少多少钱能卖？”
　　摊主说：“那不写着嘛，25马克。”
　　芮小丹说：“5马克可以吗？”
　　摊主似乎有些愠怒，说：“沉重、血腥的柏林墙就这么不值钱吗？”
　　芮小丹说：“如果不是有感于历史，谁花钱买一块水泥？好吧，10马克。”
　　摊主不屑一顾地摇摇头，不理睬了。
　　这时芮小丹的手机响了，她打开手机回应，是格贝森的电话。
　　格贝森说：“芮小姐，音响已经装车拉走了，我让他们到了以后先组装器材。现在情况有些变化，你们从网上查到的尼科研究所并不是柏林最权威的声学鉴定机构，现在联系的是米哈根电声学技术实验中心，你不知道地址。你在哪里？我现在去接你。”
　　芮小丹说：“我在柏林墙旧址一个卖水泥块的摊位，旁边有一个录像厅。”
　　格贝森说：“好，我知道那个地方。你不要走开，我很快就赶到。”
　　芮小丹关上手机，想着要不要花25马克买一个水泥块，因为没有这个水泥块也并不影响她把今天看到的柏林墙旧址作为信息储存进大脑，她觉得价格太高了，还不如到音像超市买几张记录柏林墙历史的电影光盘。想到这里，她离开摊位朝马路边走去。
　　摊主突然说了一声：“小姐，请等一下。”
　　芮小丹站下，转过身问道：“您愿意成交了？”
　　摊主把那个水泥块放进小包装盒里，说：“为了让你记住这段历史，卖给你了。”
　　芮小丹付了10马克，接过包装盒说：“谢谢。”心想，这是典型的德国模式的思维，一个水泥块的讨价还价也得严谨到有根有据，决不含糊。
　　她在路边等了十几分钟，一辆白色轿车开过来停下，格贝森向她招招手示意上车，她打开车门上去，汽车随即开走了。
　　格贝森解释说：“柏林类似的研究机构有七家，包括大学的声学研究所。米哈根电声学技术实验中心是一个半商业半学术的研究机构，在世界电声学领域享有很高声誉。两项的测试收费是2700马克，比尼科研究所收费高出900马克，但测试结果更具权威性。”
　　芮小丹说：“非常好，谢谢。”
　　这就是说尼科研究所同样的两项测试，丁元英在网上洽谈的价格是4000马克，而格贝森作为德国人面谈的价格是1800马克，价格歧视高达一倍多。2700马克大约折合1500美元，而芮小丹为此准备了3000美元，由于郑建时没有接受3000美元差旅费，所以她的包里现在有6000美元，支付测试费足够了。
　　汽车穿过几条大街向近郊驶去，来到米哈根电声学技术实验中心，这里几乎不像是个技术研究机构，更像是一个花园，实验中心的建筑被茂密的花木笼罩着，朴素而整洁。实验中心的门口停着几辆汽车，其中一辆奔驰面包车就是送音响器材的汽车，车上没有人，显然工作人员已经把器材搬进去了。
　　格贝森停下车和芮小丹走进实验中心，实验中心负责该项目的工程师把一张测试项目收费单交给格贝森，带他们到财务室交费，芮小丹付了两项测试费和两式四份精装版文本费共计1530美元。之后，工程师给他们简短介绍了测试的工作程序和注意事项，带他们进入消声室，进入消声室之前每个人都换上了特制的软底拖鞋。消声室里，格贝森的两个助手正在组装音响，司机在一旁帮忙。
　　这个消声室有四十平方米，没有窗户，没有自然光线，完全是灯光照明，通风设施经过严格的声音过滤器。室内表面全部覆盖了吸声材料，有玻璃棉、泡沫塑料和羊毛织物，房顶和墙壁密密麻麻布满了不规则形状的乳白色楔子。这里仅从隔离外部噪声的意义上说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从自由声场的意义上说又是一个模拟的自然空间，寂静到几乎能听到一个人的脉搏跳动，空旷到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反射。
　　测试仪器是德国克里拉默公司的诺特H3－103电脑测试系统，从不同角度和距离采集声音，通过线路传输到另一个房间对频响、阻抗等多项特性进行单项及综合分析，记录数据绘制曲线图。单项测评音箱所使用的CD机和功放机是世界顶尖级的德国莱茵之声公司旗舰C09分体CD机、旗舰C2－04真空管前级和MC－2电子管后级。CD唱片是星际唱片公司至尊级金装版《天国的女儿》发烧天碟，囊括了人声、乐器、频段等测试要求。
　　芮小丹看不懂那些置放在各个角度的麦克风和设备器材，但是放在CD机上的那张金装版《天国的女儿》发烧天碟她熟悉，如果说她以前对这张唱片认识还不够的话，那么此时此刻米哈根电声学技术实验中心让她重新认识了这张唱片，想到丁元英也有这张珍贵的唱片，她在激动之余也有几分得意。
　　音响器材组装完毕，格贝森的两个助手和司机退出消声室，只留下格贝森、芮小丹和实验中心的工程师3人。工程师的左耳朵上戴着一个很小的无线耳机，领口上挂着一只微型麦克风，他与隔壁的操作人员协调好了之后，测试正式开始。
　　测试的第一个项目是格律诗公司双组份分级推动理念的整套音响，芮小丹熟悉这套音响的特性，所以由她亲自操作，她凭借平时的听感来控制两组声音的匹配融合。测试过程很烦琐，工程师一会儿要求大音量一会儿要求小音量，一会儿是这支曲子一会儿是那支曲子，一会儿测试人声一会儿测试器乐，期间不断地与测试系统控制台协调。
　　音响测试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下一个项目是单独测试音箱。格贝森带着助手和司机把音响器材撤下来装回车里，只留下一对格律诗音箱。芮小丹把四根接线柱常规推动模式的连接插件安装好，也退出了消声室，剩下的就是工程师的工作了。
　　格贝森见司机和两个助手都坐在面包车里等着，就对司机说：“你们先回去，大家没必要都在这里等着，还剩一对音箱我带回去就行了。”
　　司机说：“好的。”
　　于是面包车先开走了。
　　格贝森问芮小丹说：“紧张吗？”
　　芮小丹说：“不是太紧张，因为音箱喇叭早就有结论了。”
　　格贝森说：“客观测评很重要，但是音响的很多音乐感是技术手段测不出来的，所以主观测评也重要。音乐感，只能由人的感觉去判断。”
　　芮小丹问：“主观测评，就是专家的听感测评吗？”
　　格贝森说：“基本上是的，但是也包括了音响用户的听觉评价。辛格先生交代，测评报告一出来马上给他送去，董事长很关心这件事。”
　　芮小丹和格贝森在汽车旁边闲聊着，大约过了40多分钟，工程师出来告诉他们音箱测试的声音采集程序已经完成，音箱可以收回了。芮小丹和格贝森到消声室一人抱一只音箱装进车里，然后跟工程师到消声室隔壁的电脑测试系统控制房去取测试报告。
　　电脑测试系统控制房里的四周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仪器和文件处理设备，有几个技术人员在工作。这是一套自动化的电脑测试系统，从数据分析、绘制图表、综合评价到编辑打印全部自动完成，由工作人员在装订设备上装订成精致的正式文本，最后由该部门负责人在正式文本上签字，盖上米哈根电声学技术实验中心印章。
　　音响测试项目的文本已经出来了，音箱测试的数据处理还在进行。工程师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名之后，芮小丹代表北京格律诗公司在文本的送检方代表栏下签名。
　　过了20多分钟，音箱测试结果的文本也出来了，两项测试耗时近4个小时，将近傍晚6点的时候，他们离开米哈根电声学技术实验中心。芮小丹看不懂各种测试图和各种数据所表达的意思，只从综合评价的文字表达上感觉测试结果不错。
　　开车前格贝森对测试结果做了解释，说：“频响曲线和后沿累积衰减谱都比较理想，音箱的灵敏度低了一些，这是某些高级音箱的共同特性。从音箱和音响的测试图来看，尽管你们的器材配置不如莱茵之声的器材，但声音的平衡度、量感和透析力却比莱茵之声更好，这说明一个问题，双组份分层推动确实有它明显的优点。”
　　芮小丹的心完全放下了，说：“谢谢，我们走吧。时间还早，如果不麻烦的话请您先送我去中华园饭店，我把测评报告给郑先生送一份，他去谈代理能用得上。”
　　格贝森启动了汽车，说：“好吧，先去中华园饭店。”
　　芮小丹拿出手机拨通了郑建时的电话，说：“郑大哥吗……我是小丹，我们刚离开米哈根实验中心，测评报告文本已经出来了，测试结果很好。”
　　郑建时高兴地说：“好啊，随喜！随喜！”
　　芮小丹说：“我先去饭店把测评报告给你送一份，你去谈代理用得上。我在这里已经没事了，呆会儿我去和詹妮小姐道个别，再去把元英的房子收拾一下，今天晚上我就赶回法兰克福，我已经两年没去看母亲了。”
　　郑建时说：“好的，好的，我一会儿在楼下等你。”
　　打完电话，芮小丹望着车窗出神，她很想在这第一时间把测试结果告诉丁元英，这毕竟是件高兴的事，但是她也知道跟他说这个是多余，这个结果是他预料之中的事，而且此时正是北京时间午夜，他正在梦乡里呢。
第二十七章
　　夏季的夜晚，法兰克福的美茵河南岸沉浸在德国风格的啤酒文化里，几乎所有饭店和酒吧的室外场地都摆上了桌椅，室外的顾客总是多于室内的顾客，德国是一个与啤酒有不解之缘的民族，德国人喜欢露天饮酒的那一份悠然。
　　紫竹园酒店的露天酒吧同样聚集着许多顾客，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只硕大的啤酒杯，有些人干脆连碟小菜也不要，就这么随意地喝着。这里没有耀眼的霓虹灯，没有奢华富丽的装饰，只有美茵河水面幽静的波光和徐徐而来的凉风，人们在自然而浪漫的氛围里交谈，时而碰一下酒杯，时而发出愉快的笑声。
　　店主张慧敏此时站在酒店门口正与一个50多岁的男人说话，冷不丁从身后传来一个喜悦而清脆的声音：“妈！”把她吓了一跳，她熟悉这声音，回头一看惊喜地愣住了，竟然是自己的女儿芮小丹，立刻惊讶道：“哎哟……是你这死丫头！你这是从哪儿掉下来的？快把你妈吓死了。”嘴上说着，双臂已经伸出上前拥抱。
　　芮小丹放下行李与母亲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说：“我从柏林来，在柏林办点事情呆了两天。这次来我没敢告诉您，我怕您又是提前一星期睡不着觉了。”
　　芮母慈爱地打量着女儿，说：“一晃，又是两年了。来，你们先认识一下，这位是你戚叔，戚伯。老戚，这就是我女儿小丹。”
　　芮小丹与戚伯握握手说：“戚叔您好！”
　　戚伯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已经被芮小丹的动作连带着伸出了手。
　　芮母以嗔怪的口吻说：“小丹，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跟你戚叔也握手？”
　　戚伯显得有些拘谨，说：“没关系，没关系。”
　　芮小丹不知所以然，她在心里纳闷了一下：难道我还得让他拥抱一下不成？但她马上明白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另一个信息：母亲与这个男人不是一般的关系。这时候她留心打量这个男人：身材不是很高，稍微有些发胖，面相朴实，额头上的头发夹杂着几缕白发，穿一件竖条休闲衬衣和一条灰色裤子，给人印象是个比较朴素、务实的人。
　　芮母问：“吃饭了吗？”
　　芮小丹说：“没呢，急着往回赶。”
　　戚伯说：“先把行李放车里吧，呆会儿你陪小丹回去，这里有我照看着就行了。”说着他就要伸手去地上拿行李。
　　芮小丹赶忙自己拿起行李，从母亲手里接过汽车钥匙，到停车泊位那辆自家的白色女士轿车把行李放进车里。
　　戚伯说：“你们坐外边吧，外边宽敞。你们先聊着，我到里面照看照看。”说完朝芮小丹客气地笑笑，主动回避了。
　　母女二人找一张空桌位坐下，芮母问女儿：“想吃点什么？”
　　芮小丹说：“随便吃点什么都行，炒盘米饭吧。”
　　芮母吩咐服务员说：“一份什锦蛋炒饭，一个竹笋香菇汤。”
　　芮小丹到店里洗洗手回到座位，笑着问母亲：“妈，戚叔是什么人？”
　　芮母说：“这个回家再说。你去柏林办什么事？”
　　芮小丹说：“是欧阳他们公司音响测评的事，几句话跟您说不清楚，不是什么大事。”
　　芮母说：“我是怕你不打招呼就去办留学的事了。申请留学的材料带了吗？”
　　芮小丹答道：“带来了。”
　　芮母说：“你今年都27了，一个女孩子整天拿着枪打打杀杀总不是个常事，家里人也跟着你担心。女人哪，一晃就老得没样子了，妈是过来的人，看得比你明白。趁你现在还不算老，赶紧给自己找个着落。”
　　芮小丹说：“妈，您不用操心，我心里有数，我还不知道给自己挣口饭吃嘛。”
　　芮母说：“你爸为你留学的事来过几个电话，让我给你做工作，不想让你读法律，想让你读戏剧创作，他说如果你同意，他去给你联系国内的学校，他说他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可以传给你，也是想在你身上有个寄托。”
　　芮小丹说：“我学的干的都是法律。”
　　芮母说：“你爸说这正是你的优势，说你脑子好使，用心学上几年，出来正是干点事的时候。考大学你违背了一次他的意愿，本来他还指望你成龙成凤呢，可你当警察去了。妈这一生很失败，演了10年的戏也没成个角儿，就守着这个小店过了一辈子。”
　　芮小丹说：“妈，我的事我自己做主，我爸不能要求我为了他的寄托而生活，我干我能干的事，如果干没兴趣的事也干不好。”
　　这时，服务员把什锦蛋炒饭和竹笋香菇汤送来了。芮小丹低头吃饭，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了。尽管父亲是导演，尽管父亲与她是血缘关系，但是这并不妨碍她觉得“戏剧创作”这个词离她太遥远，无疑于天方夜谭。
　　芮母看着女儿吃饭，看了一会儿问道：“你跟他处得还好吗？”芮母此时讲的“他”显然是指丁元英。
　　芮小丹说：“目前挺好。”
　　芮母一怔，说：“什么叫目前挺好？”
　　芮小丹说：“爱情得两相情愿，我爱人家是一码事，人家爱不爱我是另一码事，没准儿哪天人家就不爱我了，您和我爸不就是个例子嘛。”
　　芮母点点头，又问：“你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芮小丹说：“妈，都是成年人了，尊重一下人家的隐私好不好？”
　　芮母说：“终生大事还是慎重点好，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芮小丹说：“就是这个‘糟糠之妻不下堂’把中国妇女害惨了，因为我可以是糟糠，因为糟糠可以不下堂。如果糟糠之妻早下堂，中国妇女不是现在这个素质。女人不是因为被爱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被爱。如果我再老，刑警队也不会淘汰我，我就不用留学了。”
　　芮母诧异地看着女儿，似乎芮小丹不是她印象里的那个女儿了，愣了片刻说：“难怪你爸说你脑子好使，说的是挺精透。”
　　芮母等女儿吃完饭，看了看表说：“快11点了，你先去开车，我到里面跟你戚叔打个招呼，这里让他照应着，咱们回家了。”
　　于是芮小丹去开车，她把白色轿车从泊位退出来，掉转了一下方向，打开副驾驶车门等母亲上车。母亲从饭店里出来的时候，戚伯也跟了出来。芮小丹等母亲上了车，又礼貌地跟戚伯挥手道别，这才开车上路。
　　路上，芮小丹问：“妈，他到底是戚叔还是戚伯？”
　　芮母说：“戚伯是他的名字，你不就得叫戚叔嘛。”
　　芮小丹一笑说：“看人家这名字起的，任你怎么叫辈分上都占便宜。”
　　芮母也笑了，说：“好好开你的车，贫嘴！”
　　芮小丹母亲的家住在舍纳尔大街72号公寓8楼19号，舍纳尔大街距离紫竹园酒店不到6公里，开车10分钟就到了。72号公寓不属于小区型住宅群，是一座独立大型建筑，楼高22层，每层楼有十几套住宅，户型大小不等，居住的大多是中产阶级人家。
　　汽车开进72号公寓地下停车场，芮小丹停好汽车，和母亲一起乘电梯上楼。8楼19号房子是阳台朝东的户型，房屋价格略贵一些。这是一套96平方米的住房，当时的房价是24万马克，芮小丹的母亲用了九年的时间还清分期付款。房子里一直保持着母女两人居住时的格式，两间卧室、一间书房，只是芮小丹卧室里的陈设发生了一些变化，小床换成了大床，床单、被褥和装饰品也都不见了童年的稚气。
　　回到家，芮小丹拿上内衣、睡衣去浴室放水洗澡，芮母则把女儿卧室的床单、被褥、枕巾全部更换一新，把自动电热壶的水再沸腾后沏上一杯清茶，从书房里拿出两份文件，然后把茶水和文件一并放到女儿卧室的床头柜上。
　　芮小丹穿着睡衣从浴室里出来，尚且潮湿的头发在睡衣的后背印出少许湿痕。她见母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走过去。
　　芮母站起来说：“天太晚了，你早点休息，床已经给你铺好了。”
　　芮小丹说：“妈，我每次来的头一天您不是都得跟我聊到后半夜嘛。”
　　芮母说：“你到床上躺着我跟你说话，你困了就睡。”
　　芮小丹到卧室一看，不但床单、被褥、枕巾更换一新，连沏好的茶都放到床头上，一股暖融融的亲情夹带着几分负疚涌过心头，说了声：“妈，谢谢您。”
　　芮母说：“怎么跟妈说话哪？上床好好呆着。这么多年你不在妈身边，妈也不能好好照顾你，总觉得欠你太多了，心里不是滋味。”
　　芮小丹说：“妈，这话该是我说，您要再说这个，还让不让我活了？”
　　芮母坐在床沿，右腿盘在床上面对着女儿说：“我跟你说说我和你戚叔的事，你也都看出来了。戚伯是广东人，54岁，以前在汉堡开粤菜馆，1986年离婚粤菜馆给前妻了，自己到法兰克福给人家当大厨，1994年自己又开了一个粤菜馆。他有一个女儿跟着他前妻，已经成家了。我跟戚伯也是最近这两年才接触得多些，是个老实人，很本分，不爱说话。妈今年52了，有个合适的伴儿互相照应着对两个人都好，你在外面也放点心，你说呢？”
　　芮小丹说：“妈，这是个人感情的事，得自己把握，我什么都不能说。只要您愿意我就赞成，只要是您接受的人我就接受，是您跟这个人过日子，最重要的是您的感受。”
　　芮母端过杯子让女儿喝了口茶，又拿起两份文件递给女儿说：“这事基本上定了，等条件成熟了就操办。你先把这两份文件看看，妈跟你有话说。”
　　芮小丹趴在床上看文件，一份是《戚伯与张慧敏共同出资购买房子的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是两人出于自愿结为夫妻和将来各自财产问题的考虑，决定双方各出资12万马克购买一套房子用于共同生活，将来无论谁先走一步，双方子女均不得对房屋产权提出要求。另一份文件是《戚伯与张慧敏共同生活后关于各自财产问题的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是双方结为夫妻后除协议规定的共同财产外，双方保持各自财产的独立所有权和独立处置权，各自的财产由各自的子女完全独立继承。
　　芮母说：“妈跟你交个底，古城那套房子是给你买的，一是你在那儿工作，二是想着你可能会在那儿结婚。紫竹园酒店的股份写给你一半当初是为了你的居留权，从分红上说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挣的钱都是留给你的，现在已经存了30多万马克。妈早就入了德国籍，社会保险什么都有，不需要什么钱了，最放不下的就是你。这些财产不敢一下子给你，是怕你被男人骗了，怕你从经济上伤筋动骨，所以给你把握着点。”
　　芮小丹说：“妈，我在古城住您那么大的房子，又用房子贷款跟欧阳开店，作为成年人我已经拿您的很多了。我不知道将来有没有能力报答您，也不敢说将来不向您索取了，但是可能的话我希望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不想听您说这些。我想，在我没有能力的时候，我能做的就是尽量不给您添麻烦。”
　　芮母说：“傻丫头，你过得好，妈就好。”
　　芮小丹笑了，说：“那您就好吧，我非常好。”
　　芮母说：“这次来怎么没见你抽烟哪？”
　　芮小丹说：“戒了，元英不喜欢女人抽烟。”
　　芮母说：“真是一物降一物，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你爸说过，你看上的这个人，一定是你驾驭不了的人。”
　　芮小丹说：“妈，您又问这个，我不是早跟您说过了嘛，他就是个混混，除了这个我还真想不出更合适的词。”
　　芮母说：“你是警察，怎么能爱上这种人呢？”
　　芮小丹说：“说他混混，是因为不知道该把他往哪种文化堆儿里归置，不是您理解的那种混混。我不赞成我爸的观点，爱和驾驭没有逻辑关系，除非人格商品化，否则没有吃亏占便宜的概念。本来嘛，做男人就去承受男人的东西，做女人就去承受女人的东西。就比如您吧，您不想承受就可以不承受了吗？”
　　芮母再一次感觉到了女儿的变化，感叹道：“小丹，这几年你真的长大了。有时候我就想啊，女人什么是福？明白就是福，明白了才知道怎么做。可老天就偏偏让女人生得傻，等明白过来也人老珠黄了。”
　　母女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不知不觉又聊到了下半夜。
　　法兰克福大学是德国最著名的前十所大学之一，建校于1914年，注册学生人数将近4万名。德国公立大学学费全免，法律对学生打工和乘车旅行都有优惠规定。法兰克福是座金融帝国，素有莱因河畔的曼哈顿之称。这里的优惠条件和国际大都会气质吸引着来自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留学生，是德国大学留学生比例最高的学府。
　　在德国留学最大的费用是房租，其次是吃饭。芮小丹除了省却这两方面的费用，还能在自己家的酒店里稳定打工，在打工和食宿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陪伴了母亲。所以，她选择在法兰克福大学就读成本最低、最合理。
　　芮小丹驾车来到法兰克福大学留学审核处，把车子停在留学审核处的停车场，拿上全部的留学材料，然后步入留学审核处大楼。留学审核处的房间很大，里面有工作人员和申请入学者许多人，申请入学者有的正在被接待，有的坐在椅子上排队等候。
　　芮小丹排队等了20多分钟，留学审核处的一名工作人员接待了她，核对了她的登记账号和申请证明记录，然后请她出示证明材料。芮小丹把申请留学文件悉数提交，有中国警官大学入学注册证明、大学毕业证书、德语学时证明、护照和永久居留有效签证复印件、纳税证明、社会保险证明、个人履历证明、法兰克福市政厅复印件公证证明、律师执业证、就读大学和志愿专业申请表……
　　工作人员看了看材料，问：“您选择的入学时间是1998年10月冬季学期，您确定时间没填错吗？是1997年10月还是1998年10月？”
　　芮小丹回答：“确定，是1998年10月冬季学期，就是明年。”
　　工作人员说：“那么，您把申请材料留下就可以了。我们将在30天内按您的地址给您寄出审核答复，如果您被录取，我们将在您入学前2个月给您寄去入学通知书。”
　　芮小丹说了声：“谢谢。”起身告辞。
　　走出法兰克福大学留学审核处，芮小丹心里突然升起一种天高地阔的舒畅感觉，连眼神里都流淌着一缕温馨和满足。她知道自己的情况符合留学条件，但是不知道校方是否同意她隔年份报名，如果不同意，她明年还需要再申请一次，而组织一回材料非常烦琐。这样她与丁元英又有了一年的相守、一年的幸福。
　　芮小丹惬意地开着车行驶在大街上，车窗敞开着，凉爽的风吹动着她的头发，吹抚着她愉悦的心，她向一家法兰克福比较大的伊丹音像超市驶去。
　　来到伊丹音像超市，她在停车场找了个位置停好车。音像超市从一楼到三楼全部是经营来自世界各地著名音像公司的音像产品，超市的货架、摆设和环境都经过精心设计，产品有清晰的分类，醒目的标牌上有各种说明，从细微之处使顾客感到方便和舒适。如果哪个音乐发烧友来到了这里，那就无异于步入了天堂。
　　芮小丹很快找到了她想要的VCD影碟，一套记录柏林墙历史的上下两集记录片，这里卖的记录片可能要比柏林墙旅游景点卖的记录片价格高一些，但版本可能是最好的。记录片是德语解说，这对于她和丁元英都不是问题。
　　买了这套VCD影碟，芮小丹继续在音像超市浏览，一流的购物环境和一流的唱片自然也标着一流的价格，她每每在心里将马克和人民币换算一下，每张唱片都在150元人民币以上，看来看去，没发现有什么特别想买的唱片。
　　芮小丹出了超市，开车走了大约半个小时来到跳蚤市场。这个跳蚤市场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平时比较冷清，只有每星期开市的这天才会很热闹。里面没有地方停车，她找了个较近的停车场把车放好，步行了几分钟去市场。
　　她很熟悉这个跳蚤市场，每次探亲她都会来这里逛街，这里的商品价格非常低廉，据说有相当一部分是走私品，也有一部分是留学生和打工族从本国带来的比较有特色的服装或工艺品，很多摊位就是在地上铺一块布，上面放几件东西就开始做生意了。芮小丹来这里并没有明确的购买目的，碰上合适的就买，碰不上合适的就逛逛，纯粹是一种休闲和享受。
　　她在一个摊位上发现了一件休闲男装，暗黄颜色，款式非常简洁，面料很厚实，标价35马克。在她看来，这件衣服的颜色、款式、面料搭配得近乎完美，这件男装如果穿在女人身上特别能体现女性与众不同的典雅和内在的文化气质。她挑了一件最小号的搭在身上比了比，还是稍微大了一点，但是可以接受。她与摊主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最终以50马克买了相同的两件。
　　不知不觉逛到了市场的文化区，这里有老唱机、老唱片，甚至还有十几年前的海报和杂志等，她在一个卖唱片的摊位停下，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老唱片。
　　摊主是一个装束和发型都很另类的德国青年，长头发，戴眼镜，光膀子穿一件又短又小的无袖牛仔上衣，裤子却是又肥又大，既像嬉皮士又像摇滚歌手。他看一个东方女子在摊位停下入神地浏览唱片，就热情地问道：“小姐，您喜欢哪一类的音乐？我帮您推荐。”
　　芮小丹看到一张俗名“黑老头”的LD影碟，这张CD是大名鼎鼎，在丁元英的收藏里早就有了，但是还没有演奏版的LD影碟。她拿起来看了看，标价竟然是170马克，就毫不犹豫地放下了。
　　摊主拿出另一张名为《流血的墙》LD影碟递去，介绍说：“这是一张绝版的午夜兄弟乐队在推倒柏林墙的废墟上的现场演唱会，很有收藏价值。”
　　芮小丹连价格都没看一眼就放下了，说：“也许很好，我欣赏不了。”
　　摊主说：“你还没看怎么知道不好呢？我这里的都是珍品。”
　　芮小丹说：“我听过这个乐队CD版的现场演唱会。”
　　摊主说：“哦？那你说怎么不好？”
　　芮小丹说：“我没说不好，我是说也许很好，是我欣赏不了。我听不出来是柏林墙沾了午夜兄弟乐队的光还是午夜兄弟乐队沾了柏林墙的光。”
　　摊主一愣，那表情分明是：遇到行家了。他犹豫了一下，从箱子里拿出一张CD唱片递给芮小丹，说：“你要是懂行，看看这个。”
　　芮小丹一过手就感觉这可能是一张好唱片，分量沉甸甸的，CD盒的手感非常舒服。仔细去看，这是一张片名为《无法忘记的那一天》，里面收入了5首演奏曲和7首演唱曲，有钢琴协奏曲和独奏曲，有小提琴协奏曲和独奏曲，有美、英、德、法四个国家的7位著名女歌手各自的演唱，所有12首曲子演绎的都是一首歌曲：《黑色的星期天》。这是一张保存很好的旧唱片，原标价是35马克，标签是1994年的，已经发黄了。
　　芮小丹在网上听过至少三个版本的这首曲子，这是1930年一位匈牙利钢琴师因为失恋写成的一首曲子，曲名《黑色的星期天》或《忧郁的星期天》，据说有100多人听了这首曲子而自杀，以至于美国及欧洲诸多国家的电台特别召开了一次会议，呼吁欧美各国联合抵制这首《黑色的星期天》，不断的自杀和传说终于把这首曲子变成了神话。1968年，这首歌曲的作者也以跳楼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
　　芮小丹说：“我在网上听过几个演唱版本。”
　　摊主不屑地说：“MP3的效果怎么能诠释震慑灵魂的作品？这张唱片收录了全世界这首曲子最经典的版本，全球限量发行20万张，你现在到任何一家唱片店里都绝对买不到。12个最经典的版本，极致的灵魂震慑，我甚至需要考虑卖给你是不是危及了你的生命。”
　　芮小丹问道：“你听过吗？”
　　摊主说：“我当然听过。”
　　芮小丹笑笑说：“那就没有问题了。”她打开唱片检查了一下，碟片上没有划痕，就从皮包拿出钱数了35马克递给摊主，说：“这张唱片我买了。”
　　摊主摇摇头说：“这个价格我收货都收不到，你最少要付70马克。”
　　70马克是整整翻了一倍，折合人民币300多元，芮小丹犹豫了片刻还是买下了。
第二十八章
　　今天是芮小丹来德国探亲的第十二天，也是她在法兰克福度过的第十天。
　　芮小丹在法兰克福期间恰逢紫竹园酒店里有个洗碗工的空缺，她没让母亲招工，自己顶了这个岗位。洗碗的活儿在餐馆里是最累的工种，她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酒店的洗碗间里刷盘子，也兼干一些打杂的差事，如切菜、端盘子、清理台面、倒垃圾，一天做下来累得筋疲力尽，腿都抬不起来，倒在床上就睡，连做梦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有这样她才能不让自己的大脑去思想，才能缓解她思念丁元英的心苦。
　　她8岁跟母亲来到法兰克福，在这个城市里度过了7年的少年时光，她在国内读书期间每年的寒暑假期也要过来，工作以后这是她第三次来探亲。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时间这么漫长，在没有丁元英的日子里，时间居然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这么难熬。
　　母亲看在眼里，嘴上不说却心里明白。
　　过了中午，紫竹园酒店也就过了客流的高峰期，餐厅和露天酒吧的客人逐渐少了，几个服务员也不像刚才那样忙碌了。餐厅不忙，洗碗间里却该忙了，碗池里各种各样的盘子、碗以及其它餐具堆成了一座小山。芮小丹穿着紫竹园酒店天蓝色的制服，系着围裙戴着乳胶手套，弯着腰趴在半人高的水池旁边刷盘子，耳朵听到的是流水声和各种瓷器的碰撞声，眼睛看到的都是圆盆、圆盘、圆碗、圆、圆、圆……
　　就在芮小丹快要把水池里的餐具洗完的时候，放在她旁边台子上的手机响了。她心里猛然一颤，本能地想到这是郑建时的电话，因为国内的朋友知道她在德国是不会轻易往她手机上打电话的，谁都清楚手机国际漫游的高额话费。她等待郑建时的这个电话已经等得太急切了，如果音箱代理的事情办好了，那就意味着她在德国的事情全部办完了。
　　她摘下手套打开手机，果然是郑建时的电话。
　　郑建时说：“小丹吗？我是郑建时，我在火车上，再有二十多分钟就到总站了。音箱代理的事已经全部办妥了，我到站以后怎么跟你联系？”
　　芮小丹说：“我马上去总站接你，在总站的正门碰头，总站正门。”
　　郑建时说：“总站正门，好的，好的。”
　　芮小丹问：“郑大哥，你还没吃饭吧？”
　　郑建时说：“还没呢，下火车再说。呆会儿车站见。”
　　挂了电话，芮小丹匆匆把剩下的餐具洗好，也顾不上往消毒柜里摆了，到更衣间换了衣服拿上皮包，来到服务台向母亲告假，母亲正拿着计算器核对中午的营业账目。
　　芮小丹走到母亲跟前兴奋而低声说：“妈，刚才接到郑大哥的电话，我的事情办完了！给我车钥匙，我去火车总站接郑大哥，他还没吃饭，您给准备几个好菜，千万别放鱼肉，他是佛教徒，持戒的。餐具都洗好了还没往消毒柜里放，我时间来不及了。”
　　芮母把车钥匙给她，然后从柜台里拿出一块电视屏幕大小的招工牌子对旁边的一个南斯拉夫籍女服务员说：“贝雅，把这个挂出去，洗碗工。”招工牌子的两面都有德文，一面写的是：招聘服务员。另一面写的是：招聘洗碗工。
　　芮小丹说：“这就给炒了？”
　　芮母连头都没抬一下，一边算账一边不紧不慢说：“你等的不就是这个电话吗？你也来十几天了，看我也看了，事情办完就早点回去吧。”
　　芮小丹被母亲一语中的，既窘迫又内疚，低声道：“妈，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
　　芮母说：“我这儿挺好，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别让我跟你操心就行了。”
　　芮小丹拿上车钥匙出去了，走出门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挂在门口的那块招工牌子，那块牌子是用塑料板做的，已经用了很多年，喷上去的油漆字都褪色了。她发动着汽车，朝着法兰克福火车总站驶去。
　　法兰克福火车总站位于市区，是欧洲最繁忙的火车站，车站有24个站台?熏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欧洲各地的国际列车在这里驶入、驶出，平均每天的客运量将近26万人。车站地下层有近郊列车、市内列车和购物中心，车站正门前面就是有名的凯撒大街。
　　芮小丹停好车来到火车总站正门，没等多久就见郑建时提着一只公文包走出站，她迎上去与郑建时握了握手，说：“郑大哥，麻烦你了。”
　　郑建时说：“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
　　芮小丹说：“我让我妈准备饭了，到了法兰克福你怎么也得到我家店里吃顿饭，有什么话咱们到饭桌上再聊，走吧。”
　　郑建时说：“我把情况跟你谈谈，下午就回去了。”
　　芮小丹说：“吃过饭我送你到机场火车站，飞机、火车，什么赶点坐什么。”
　　两人走到火车总站停车场上车，芮小丹驾车回紫竹园酒店。
　　路上，郑建时说：“小丹，你气色不大好。”
　　芮小丹说：“这些天在餐馆里刷盘子，有点累吧。”
　　郑建时笑笑说：“你大老远来一趟，你妈舍得让你刷盘子？”
　　芮小丹说：“我十几岁就到店里打杂挣零花钱，家里已经习惯了。”
　　郑建时点点头说：“好，好哇！”
　　午餐时间已过，紫竹园酒店露天酒吧的遮阳伞下坐着七八个喝酒聊天的客人。芮小丹进酒店的时候看门口挂着的那块招工牌子已经不见了，这里就是这样，挂上招工牌子一会儿的工夫就会有人来应聘。
　　芮小丹把郑建时向母亲做了介绍，然后说：“妈，郑大哥吃过饭还要赶回柏林。”
　　芮母说：“菜都配好了，你们聊，我这就让厨房做去。”
　　芮小丹选了一张餐厅东南角的五号餐桌请郑建时入座，这个位置对其他几位喝酒的顾客互不影响，便于谈话。服务员沏好一壶茶端来，给两个杯子都倒上。
　　郑建时从包里取出音响测评报告、格律诗公司印章、现金、代理协议、照片等一堆东西放到桌上，先把四份代理协议和一叠照片递给芮小丹，解释道：“代理的事按咱们说好的条件都办妥了，签约现场和音响在店里的陈设都拍了照片。我想，也许格律诗公司以后做宣传彩页的时候能用得上。”
　　芮小丹先看那沓照片，有郑建时与代理商签字、握手、碰杯的场景，有整套音响在音响店里作为商品陈列的场景，有格律诗音箱在货架上的特写，有柏林、巴黎、伦敦三个城市各自音响店门面的全景，照片里的人物除了郑建时之外全是金发碧眼的洋面孔……她一张一张地看着，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恍惚这一切都是在梦境而不是真实的存在。那些音箱、机柜，那座遥远的王庙村，那群名叫叶晓明、冯世杰、李铁军、周国正的人们……所有这一切都与这几个欧洲国际大都市有了某种虚幻的联系。
　　芮小丹接着看四份代理协议，这四个代理公司分别是：
　　格律诗音箱欧洲总代理……柏林斯雷特姆贸易公司
　　格律诗音箱德国总代理……柏林格尔斯勒视听电器公司
　　格律诗音箱英国总代理……伦敦梅洛林音响电器公司
　　格律诗音箱法国总代理……巴黎诺尔圣西视听电器公司
　　郑建时指了指现金说：“音响卖出去了两套，格贝森懂音响，他买了一套。辛格一看音响师买了，也赶紧跟着买了一套。花8千马克的钱去买3万马克的音质享受，这个账不用算就出来。这是16000马克，你收下。”
　　芮小丹高兴地说：“太好了，不管怎么说也是开张了。”
　　郑建时说：“还有件事，米哈根实验中心的测评报告出来以后，詹妮心里有底了，委托柏林《音响世界》杂志社对格律诗音箱组织一次专家测评，也叫主观测评吧，要求杂志社邀请的评委里除了德国专家以外至少要有一名中国专家和一名日本专家，意思是增加点国际化的含金量，有个中国专家也便于测评结果在中国本土传播。”
　　芮小丹心里一沉，问：“这得花多少钱？”
　　郑建时说：“好像是11万马克，现在花钱还是小事，问题是这事闹大了。”
　　郑建时说：“杂志社拿到佣金以后又拓展了思路，打算再征集最多九个名额的音箱有偿测评，号称十款音箱大测评，这样就能在一个炉灶上赚更多的钱，当然其它音箱的参评费要比格律诗音箱低得多。詹妮同意了，因为这就成了国际性的音箱测评，格律诗音箱再输也是第十名，怎么都是赢。可我担心，这戏做过头了还是不是元英的本意？”
　　芮小丹问：“詹妮这样做仅仅为尽点地主之宜吗？”
　　郑建时说：“有尽地主之宜的成分，也有其他的考虑。詹妮是什么人？没点知进退的道行能压得住索林特那种场子？私募基金她押了一把净赚900万马克，元英的500万马克在她手里流通3年，她知道元英是谁，她也需要这个机会。”
　　芮小丹思忖了一下说：“我不知道这里的背景，还是不问的好。”
　　这时服务员把饭菜端上来了，主食是米饭，三菜一汤是香菇小白菜、青椒炒鸡蛋、素烧豆腐和一碗三丝汤，三丝就是粉丝、豆腐丝和海带丝。
　　芮母跟过来歉意地说：“郑先生，小丹让做几个好菜，可是厨师没做过素斋，店里也没有素斋备料，所以临时拼凑了几个，您多包涵。”
　　郑建时说：“哪里，你们能这样照顾我，非常感谢！”
　　芮母说：“您慢用。”
　　芮小丹说：“你先吃饭，我也不打扰了，我去把这些东西放起来。”说着，她把桌上的印章、文件、现金收到一起，走到服务台跟母亲说：“妈，呆会儿我去机场车站送郑大哥，这些东西您先帮我收着，放在车里不安全。”
　　母亲说：“你跟我来办公室。”
　　芮小丹跟母亲走进酒店办公室，母亲打开保险柜，把芮小丹的东西放进去，又从保险柜里拿出两沓事先准备好的现金，锁上柜门。
　　芮母拿着两沓钱说：“你在店里干了8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去掉两个半天给你按7天算，工钱一共是1386马克。这5千是妈给你的，来回的路费和想给你买点东西的钱都包括在里面了，自己喜欢什么就买点什么，看看给欧阳、亚文她们带点什么合适，机票该订就去订了，准备准备回去吧。”说完把两沓钱递给芮小丹。
　　芮小丹说：“工钱我要，那钱我不要，我跟您说了我不缺钱花。”
　　芮母嗔怪地责令道：“这孩子，挣是挣的，给是给的，让你拿着你就拿着，顶嘴？”
　　芮小丹不再争执，接过钱低声说：“妈，想一个人就这么苦吗？”
　　芮母说：“做人就苦，没这个苦有那个苦，你这么聪明还问这种傻问题？”
　　芮小丹黯然一笑，说：“妈，我去过机场车站就直接回柏林的家了，柏林那边的事我得跟元英说说，回国的事也得跟他先打个招呼，晚上我来接您。要谈的事太多，我得用电脑上网跟他聊，不然电话费太多了。”
　　芮母说：“你也没吃饭呢，没事了就自己找点吃的去。”
　　郑建时将要吃完饭的时候，见芮小丹走过来了，他把碗里的米饭吃完，拿餐巾纸擦了擦嘴说：“挺好，挺好，菜做得不错。”
　　芮小丹笑笑说：“郑大哥吃素斋，谁请你吃饭都简单。”
　　郑建时说：“事情都办了，饭也吃好了，小丹，那我就回了。”
　　芮小丹说：“好，我送你去机场车站。”
　　郑建时拿起皮包起身，对走过来的芮母礼貌地说：“大妈您忙着，我回去了。”
　　芮母把他们送到门口，直到他们驶离紫竹园酒店。
　　法兰克福机场是欧洲最大的航空港，也是德国最大的交通枢纽，机场一共有五层，机场车站就是建在机场地下层的火车站，地下一层的列车通往德国各大城市。由于航班和列车聚于一处，所以从这里出行非常方便。芮小丹把车开到机场底层的停车场，然后去查看了最近一班的火车和班机，郑建时买了一张3点10分的机票，他们在登机入口处握手道别。
　　送走了郑建时，芮小丹忽然觉得浑身无力，又累又饿。她知道，这是因为格律诗公司的事办完了，母亲也同意让她提前回国了，她的那颗不安静的心放下了。她在大厅的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无心地听着大厅里一遍一遍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的广播，茫然地看着眼前走过来走过去的人们，脑子里却下意识地浮现出古城，浮现出几张聪明的面孔。
　　她不由自主地想：谁是聪明人呢？叶晓明、冯世杰、刘冰他们都是聪明人，他们可以不必知道柏林、巴黎、北京能做什么，不必知道韩楚风、詹妮、郑建时是何许人，不必知道资金从哪里来，不必知道人情这东西将来要回应什么……总之，只要有丁元英就行了。他们知道用了一个丁元英也就用了他的知识、智慧和社会关系，用了他的一切可用之处，他们是聪明人。
　　那么，聪明与智慧在多大程度上能兼容呢？她想。
　　芮小丹回到柏林的家已经是下午3点多钟了，这时候是北京时间夜里10点多，她知道丁元英在这个时间还不会睡觉。她从冰箱里拿了两片面包抹了点果酱夹上，拿了一瓶矿泉水，一边吃着一边走到书房打开电脑，然后拿起电话拨号。
　　电话拨通后，芮小丹说：“元英，我是小丹。郑大哥来过了，吃过饭就回柏林了，我送他到机场刚回来。你现在把电脑打开，上到中华佛教网站注册个名字进到佛法聊天室，我的昵称叫丑小鸭，你上来找我，咱们在文字聊天室用密谈聊。”
　　丁元英说：“打字太麻烦，就在电话里说。”
　　芮小丹说：“把那么多事情说清楚得好多电话费，能省的为什么不省？文字聊，聊完了以后我还要把你说过的话粘贴下来慢慢看呢，这么不善解人意。好，挂了。”
　　她挂了电话，操作电脑上到中华佛教网站进入佛法聊天室，点击功能菜单里的打开包厢选项，界面出现警告：您的包厢已经开启！包厢的用途是把跟你相关的话分屏显示，并不起保密的作用，如要保密仍需选择“密谈”选项！她再点击“密谈”选项。
　　等了一会儿，一个名叫“老汉憨憨”的昵称用密谈对她说：“小丹，我是元英，我已经在包厢密谈里，你可以开始了。”
　　芮小丹一看见“老汉憨憨”的昵称就笑了，她把四份代理协议和卖出两套音响的事向丁元英讲了一下，又讲了詹妮委托柏林《音响世界》杂志社对格律诗音箱组织专家测评以及事态演化的事。她只客观地讲事情，没有任何个人判断。
　　丁元英对詹妮的“委托测评”打出了八个字：头上安头，妇人之见。
　　谈完了公事，接下来他们开始谈私事——
　　芮小丹：这里的事已经办完了，我想这几天就直接回去，不从耶路撒冷绕道了，一绕道又得多耽搁几天。
　　丁元英：这样不好，你探亲的目的就是陪你母亲。如果你在执行任务，你也能说句‘我想你了’就回家吗？
　　芮小丹：反对！条件设置错误！那是没选择，这是有选择。我妈看我心不在这儿，已经同意让我回去。我想你了，很想。
　　丁元英：确定回来？
　　芮小丹：确定，我一分钟都等不及了。
　　这时，丁元英停止了打字，两个人的对话停滞了，一分钟、两分钟……芮小丹在心里揣度：他生气了，一定是生气了。她打出一行字：你生气了？
　　屏幕上没有回应。
　　等了一会儿她想：他是不是掉线了？于是打出一串问号，“老汉憨憨”的昵称还在，这说明他没有掉线。又等了一会儿，丁元英还没有回应，她决定陈述自己的观点，一边斟酌着词汇一边打字：元英，我是警察，就连我这个警察也没有像你那样完全活在“应该”里，你看看你，做什么都是应该、应该，整个人都活在“应该”里，活在“如法、如是”的规律里，我们就不能往“我想”里活一点吗？活得像计算机一样精确，连接吻都纳入了程序，生活精确到这种程度好吗？对此我有看法，我申诉……
　　就在她将要打完这段文字还没有点击发送的时候，屏幕上出现了丁元英发送的文字。
　　丁元英：我刚向北京机场售票处咨询过，北京到特拉维夫的航班每星期有两个班次，后天有一班，北京时间15：50起飞，当地时间21：10降落。我明天早上坐飞机去北京，这样就能当天拿到签证，出行就有把握了。从法兰克福到特拉维夫的航班很多，你根据我的班次协调一下时间，我们在特拉维夫见面。
　　芮小丹看完文字呆住了，血流加快，心跳加快，这个突如其来而且完全是意想不到的好消息让她不知所措。停了十几秒钟她把打好的那段话删掉，改成：你在赌气，你还是想让我绕道耶路撒冷。
　　丁元英：在你看来，我对“我想你了”就可以那么无动于衷吗？“我想你了”和“必要信息储备”两条思路不必矛盾，它们的交汇点就在耶路撒冷。
　　芮小丹一时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激动，突然想到了聊天室界面上的“表情短语”功能，于是选择了一个“感动”的代码发送出去，屏幕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丑小鸭被感动得咧着大嘴哇哇大哭，鼻涕眼泪流得一塌糊涂。
　　丁元英：有个条件，我去特拉维夫不便让人知道。
　　芮小丹：为什么？
　　丁元英：性隐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万里送身，我这老脸挂不住。
　　芮小丹：哈哈哈……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好吧。如果你和我一起游览耶路撒冷，那就不是信息储备了，是永恒的记忆。不是我狡辩，透视文化不是人人能做到的，我自己看也看不出门道，无非是女人的小感觉、小情调这些空洞的东西。
　　她打完这行字，又在“表情短语”功能里点击发送了两个代码，一个是：丑小鸭听了老汉憨憨的话，口吐白沫，昏倒在地！一个是：丑小鸭拿出一张狗皮膏药，在小炉上细细地煨热后，＂啪＂地捂住了老汉憨憨的嘴巴！
　　她看着电脑屏幕，心里洋溢着幸福的暖流。
　　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钟表终于指向了21点50分，候机大厅里回响着声音柔美的播音小姐用希伯莱语和英语播出的最新航班信息，液晶显示牌上也滚动播出相同的信息，从北京到特拉维夫的航班已经正点降落。
　　尽管飞机降落后乘客通过海关仍需要时间，芮小丹还是禁不住从椅子上站起来往出口处靠近，实际上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接机的人，有人拿着写好名字的牌子，有的人明知无效也下意识地往通道里张望。由于巴以冲突，本－古里安机场无疑是世界上安全戒备最严格的机场，大厅里到处是荷枪实弹的警卫，冷静而警惕地注视着大厅里的每一个人。
　　芮小丹比丁元英乘坐的班机提前三个多小时到达特拉维夫，她在沿海岸线的佩瓦提沃酒店以她和丁元英两个人的名字订了标准为85美元的双人房，在酒店兑换了500美元的以色列货币谢克尔，洗过澡稍做休息，提前半个多小时来到机场等候。
　　经过一段焦急的等待，一队推着大包拎着小包的乘客终于出现了，乘客沿着通道有秩序地鱼贯而出，许多人远远地就开始东张西望搜寻接机的亲友。芮小丹在乘客的列队里发现了丁元英，他穿着一条浅灰色裤子和一件浅蓝色休闲衬衣，几乎没有带任何行李，惟一可以称作行李的就是左手拎着的那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购物塑料袋，而且里面并没有装多少东西，没有半点出国旅游的扮相，更像是刚从小卖铺里买了东西出来。
　　芮小丹迎上去，来不及拥抱就焦急地问：“行李呢？”
　　丁元英示意了一下塑料袋说：“夏天不用带衣服。”
　　芮小丹当即做了一个夸张的昏厥状，接着扑上去抱住他陶醉地说：“你就这样出国旅游了？哦……宝贝儿，你太可爱了！”
　　丁元英问：“旅馆订好了？”
　　芮小丹说：“旅馆订了，机票也订了。先去吃饭吧，吃完饭再回旅馆。”
　　他们出了候机大厅，在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市区。本－古里安机场距离市区不到二十公里，出租车行驶了二十多分钟到了Hayarkon大街。特拉维夫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具有欧美的大都市风格，也是以色列的经济、文化中心，夜生活非常丰富，是著名的不夜城，各种酒吧、饭店生意兴隆，顾客大多是年轻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芮小丹和丁元英在Hayarkon大街佩瓦提沃酒店旁边的一家餐馆吃了一顿以色列风味的晚餐，西红柿黄瓜沙拉、大盘烤肉、饼子和一个汤，两人要了一大杯啤酒分成两杯喝。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芮小丹从丁元英的特拉维夫之行再一次感到了她在他心里的存在，作为女人，还有什么能比“爱着”和“被爱着”更让人满足呢。
　　吃完饭时间已经过了午夜，他们回到酒店，丁元英在服务台出示护照核对身份再次做了住宿登记，两人乘电梯到十五楼，进了1508号房。芮小丹把希伯莱语和英语两种文字的提示牌“请勿打扰”挂在门外，关上门后又按下门锁。
　　丁元英把那个塑料袋“行李”放到茶几上，拉开窗帘，从十五楼望下看，前方是一片茫茫大海，海上轮船的灯光在夜幕的海面上像一座华丽的宫殿。芮小丹过来拉上窗帘，把他推到床边摁倒在床上，脱掉他的鞋骑在他身上。
　　丁元英问：“不眉来眼去了？”
　　芮小丹灿烂一笑说：“这次就免了。”
　　丁元英说：“明心见性了。”
　　芮小丹解开宽松衬衫的钮扣，露出精美的蕾丝提花文胸，半透明面料使丰满的乳房若隐若现。她低下头看着他，柔软而黑亮的长发散落在肩上。白嫩的肌肤、美丽的脸庞、性感的身体曲线、滋润的嘴唇、长而浓密的睫毛、迷人的眼睛……她的所有这些女性之美都在向他传递着一种摄人魂魄的诱惑。
　　芮小丹深情地问：“现在你想去哪儿？”
　　丁元英笑道：“万里送身威严扫地，天堂地狱随你了。”
　　芮小丹说：“那我就让你上天堂下地狱，分别无二。”说着，她去解他的扣子。
　　汹涌澎湃的激情之后，丁元英已经全然没了力气，疲惫地躺在床上。芮小丹沉醉地侧枕在他胳膊上，一只手放在他另一面肩头。她久久都没有说话，就这样平静地感受着。这个时候，仿佛一片树叶都能惊扰这天籁的寂静。
　　过了许久，芮小丹低声说：“你不是送身，你还是想让我绕道耶路撒冷，你只是不想强迫我，我也不能因为你没说出来而装不知道。也许我该自己来，可我控制不住自己，还是让你来了。不管怎么歉疚，我还是很高兴。”
　　丁元英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句：“老婆，我……困了……”
　　芮小丹抬头一看，他居然已经睡着了。她将薄被子往上拉拉把他盖好，熄灭壁灯。
　　次日，芮小丹一早就起来做出游的准备，洗漱化妆换好衣服，检查照相机和胶卷，把信用卡、护照、机票放到她的包里统一保管。9点多钟丁元英睡醒了，休息了一夜，时差适应过来了，旅途的疲劳也恢复过来。10点钟，他们离开酒店乘出租车前往耶路撒冷。特拉维夫距离耶路撒冷60公里，汽车一个多小时到了耶路撒冷老城。
　　耶路撒冷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三大宗教圣地，历史在这里沉积了太多的哀怨与仇恨，也凝结了太多的祈祷、叹息、鲜血、眼泪……据犹太圣经《塔木德》说：上帝给了世界十分美丽，九分给了耶路撒冷。于是就有后人说：上帝给了世界十分哀愁，九分给了耶路撒冷。当上帝耶和华、耶稣基督和真主安拉聚集在同一块土地上的时候，世界就再也没有什么地方能像耶路撒冷这样令人沉思……
　　两人走在熙熙攘攘的老城街道上，随处可以看到商贩、游人、乞丐、警察、教徒以及身穿防弹背心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商贩的叫卖声、教堂的钟声、远处的警报声、装甲车的轰鸣声混做一团。芮小丹过去只在电视里看到关于人体炸弹和军事报复的报道，而没有亲身到过这里的人是无法感受那近在咫尺和随时随地的危险，她从人们的眼睛里看到的是一种本来的、嵌入心灵而已经无需外露的恐惧。
　　丁元英说：“两次世界大战不过打了十年，而在本世纪巴以冲突就打了50年，什么样的民族能承受这样的苦难？可上帝和真主都没能拯救他们，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地方能像这里让人明白这个真理真相。”
　　芮小丹说：“我不来也知道，原本就没什么救主。”
　　丁元英说：“你的知道是自觉，现在是让你觉他。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很多，但多是呈道理和知识存在，不是自觉。道理和知识是没用的，只是有用的一个条件，用才有用。让你觉他什么？觉他的无明，觉他的道理和知识的没用。”
　　芮小丹一笑说：“老爷，提醒您一下，自觉、觉他的是佛，我能考虑的是怎么自己谋生养活自己，不用圣人养才能不招至难养。一个小女子，能让佛省省心就不错了。”
　　丁元英也笑了笑，说：“觉他，是有可能更好的谋生，没有谁可以普度众生。很多东西不必当下明白，信息储备也只是有用的一个条件。”
　　芮小丹笑笑，说：“你对我的将来有所指向，可以理解。人嘛，都希望他人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存在，成为自己所期望的那种人。”
　　丁元英说：“不为错，但是不究竟，不了义。”
　　芮小丹问：“那怎么才算究竟了义？”
　　丁元英说：“不是我希望你成为哪种人，而是你本该成为哪种人。”
　　芮小丹又笑了，说：“居然有本该成为哪种人的人，那不就是天命嘛，不可思议。”
　　丁元英说：“你那也不叫不可思议，叫不懂。”
　　芮小丹一愣，迟疑了片刻说：“是不懂，那你说什么是不可思议？”
　　丁元英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拿出打火机在手里不经意地摆弄着，突然抛向芮小丹，芮小丹猝不及防，疾手将打火机接住。
　　芮小丹拿着打火机，问：“什么意思？”
　　丁元英反问：“接打火机的时候，你思了吗？议了吗？”
　　芮小丹答道：“没有，也来不及思议，本能。”
　　丁元英说：“这说明你在接打火机的这一道上已经涅盘了，不思不议了。不可思议一词不是众生道里的对神秘事物的描述，而是如是、本来、就是如此，容不得你思议。也是一种告戒、提示，是告诉你不可以思议，由不得你思议。从数学逻辑上说，一加一等于二，容得了你思议吗？不容，这就告诉你了，一加一等于二是规律，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你只能认识、遵循，不可思议。”
　　芮小丹点点头：“原来是这个意思。”随后又质疑地问：“那你也不能说，谁本该成为哪种人也是规律吧？”
　　丁元英解释说：“不是说谁本该成为哪种人是规律，而是说谁本该成为哪种人是条件的可能，因果不虚，因果是规、是律，不可思议。”
　　芮小丹在街头的一家摊铺停下，买了两块名叫“贝克拉夫”的点心，在给丁元英分一块的时候忽然问道：“如果现在真有一颗炸弹在这儿爆炸，那会怎么样？”
　　丁元英说：“可能就死了。”
　　芮小丹说：“说的就是死了，死了那会怎么样？”
　　丁元英说：“那就不存在怎么样了。”
　　芮小丹说：“不，仍然存在，那时爱就永恒了。”
　　丁元英问：“那你是该祈祷有炸弹还是该祈祷没炸弹？”
　　芮小丹一笑说：“存在和永恒我都能接受，有没有又有什么分别？”
　　丁元英也笑了，说：“这见解了不得，直指心性，快得道了。”
　　来到西墙广场，也就是著名的犹太教圣地“哭墙”，远远地望去，哭墙不远处的空地上停着以色列的军车和救护车，手持冲锋枪的士兵警惕地注视着哭墙这边的动静，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哭墙被隔栏分成男女两部分，朝圣的人群里有虔诚的教徒、有游客，也有持枪的以色列士兵。哭墙旁边有专门给朝圣的人发放小帽子的地方，哭墙是流离失所的犹太民族最神圣的精神家园，犹太教徒相信，哭墙流泪是他们的救主弥赛亚降临的先兆，所以凡是来这里的人都必须要戴上帽子，让头直接对着上帝被视为是对上帝的不恭敬。
　　芮小丹把照相机的支架拿出来调整好角度，用这种办法以哭墙为背景照了几张合影，然后戴上事先准备好的遮阳帽一个人去了哭墙。祈祷的两个区，男性的祈祷区在中心位置，比女性的祈祷区宽敞，这让她暗自感叹，即便是在大爱的上帝面前也同样是男性受优待，而女性只能被恩赐到一个角落。
　　哭墙的石缝里塞了许多朝圣者写着祈祷词的纸条，据说只要把祈祷词留在哭墙里祈祷就会灵验。芮小丹拿出记事本和钢笔也写了一句祈祷词，把那页纸撕下来叠好塞进石缝里。那页纸上写的是：亲爱的，上帝赐予你快乐！她学着别人的样子祈祷，对着哭墙念念有词：亲爱的，上帝赐予你快乐！亲爱的，上帝赐予你快乐！亲爱的……
　　在她旁边，一个犹太妇女亲吻着哭墙祈祷，失声哭泣。
　　回到广场，丁元英仍以哭墙为背景给她照了几张相，然后说：“祈祷是这儿的人生活的一部分，你说他们在祈祷什么？”
　　芮小丹说了两个字：“和平。”
　　丁元英问：“如果你是上帝，面对耶路撒冷你会怎么样？”
　　这次芮小丹只说了一个字：“哭！”
第二十九章
　　7月下旬，格律诗公司印刷了1000本精致的格律诗音箱使用说明书，说明书分别用英、法、德、汉四种语言详细介绍了双组分音箱的32种推动的接线方法，出示了柏林米哈根电声学技术实验中心的测试报告，明示了格律诗音箱的欧洲总代理和英、法、德三个国家总代理的公司名称和地址。
　　格律诗音箱随即摆上了北京格律诗公司音响店的货架，售价是11600元，演示这款音箱的器材仍然是广州斯雷克公司的前后级功率放大器和瑟林达签名版CD机。由于店里绝大部分的产品都是音响机架，一套音响和几对音箱摆在店里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八月中旬，国内音响界权威双月刊杂志《时代音响》发表了周志涛先生题为《柏林五国专家十款音箱大测评记实》的文章，同时摘要转载了德国、法国、英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多家权威音响杂志对此次音箱测评活动的报道，由于参评的音箱大多是世界知名公司的知名品牌，格律诗音箱赫然出现在这些品牌的行列里，仅在文字上俨然已是世界名箱。
　　格律诗公司选择这个时候向乐圣公司提出了合同期为一年的每月订购100套乐圣旗舰音箱套件的意向。
　　深圳乐圣音响制造有限公司的总部设在深圳巴比伦大厦9楼，这是一座20多层的商用办公楼，9楼以电梯间为界，东边的一半是乐圣公司，西边的一半是一家房地产公司，除了偶尔走动的人，整层办公楼显得很安静。
　　乐圣公司是林雨峰从汕头市一个音响店创业到收购一家街道扬声器厂逐步发展起来的音响有限公司，林雨峰占60％的股份，其他两名音响工程师和两名高级管理人员以技术和管理才能入股，各占10％的股份，公司于1993年从汕头迁移到深圳工业区。林雨峰对公司采用资本股和利润股分离的结构方式，他本人虽然持有60％的股权，但是却按20％的利润股分红，其余40％利润则分配给公司中层管理人才。这种机制强化了公司的凝聚力，使公司在不到10的时间里一跃成为Hｉ—Fｉ音响界的知名企业，在36个大中城市设有经销商，在北京、上海、成都、武汉、广州、南京6个城市设立乐圣公司直销店，乐圣音箱以其独到的音响理念、先进的技术和诚信的服务动摇了欧美洋货一统天下的格局。
　　巴比伦大厦9楼9018号房间是乐圣音响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雨峰的办公室，外面尽管骄阳似火，宽大的办公室里却清凉舒适，点缀在房间角落的几棵青翠的盆栽植物更让人感觉到森森凉意。林雨峰40多岁，中等身材，眼神冷静而锐利，眼角和额头有少许不太明显的皱纹。此时他正坐在办公桌前翻阅一份公司文件。
　　这时，乐圣公司总经理赵青手里拿着一些材料进来，说道：“董事长，北京有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林雨峰放下文件，问：“什么事？”
　　赵青把手里的材料放到林雨峰面前，说：“北京这家公司想订购旗舰套件，只要喇叭和分频器，不要接线柱、接线盒和阻尼板，每月要100套，合同期一年。一家公司一年吃进1200套，这个量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志伟拿不定主意，就把资料托人带过来了。我看了看也吃不准，还是来找你拿个意见。”
　　林雨峰翻阅了一下《格律诗音箱使用说明书》和《时代音响》发表的《柏林五国专家十款音箱大测评记实》的文章，笑笑说：“这么老套的招法居然还在有人用，不可思议。这公司还挺能闹腾，什么背景？”
　　赵青说：“格律诗公司是今年3月份开业的，当时店里只经营音响机架一种产品，总经理叶晓明以前是乐圣的古城代理商。这个公司从一开业就引起了志伟他们的注意，因为叶总坐的是一辆北京牌照的宝马730轿车，这与一个小店铺很不相称。志伟根据车牌号通过关系了解情况，那辆宝马车是一辆私家车，车主是正天集团总裁韩楚风，而格律诗公司租用的仓库正是正天大厦地下停车场的房子。据说这辆车子是韩楚风1996年7月送给了一个叫丁元英的朋友使用，这个人就住在古城。”
　　林雨峰说：“韩楚风在商界里是个人物，这个背景不小。”
　　赵青接着说：“叶晓明以前在古城开一家雅风发烧音响行，后来倒闭了，古城一时没有够资质的代理商，这条线就搁置了。叶晓明做代理期间跟志伟挺熟，在北京也经常来往。据志伟了解，叶晓明与丁元英并没有关系，与韩楚风更没有关系。格律诗公司是由三个发烧友参加和一个女投资人控股的有限公司，四个股东都是古城人，生产基地在古城。丁元英的女朋友是女投资人的朋友，丁元英因为女朋友的缘故给女投资人帮忙，是这么一种关系，丁元英应该是个幕后支招帮忙的角色。”
　　林雨峰想了想，自语道：“丁元英？没听说过这个人。”
　　赵青说：“丁元英是韩楚风在柏林大学的校友，一直在柏林工作，曾经在北京一家证券公司干过2年，据说是个音响玩家，有一套价值40多万的音响。格律诗公司既没有丁元英的利益，也没有韩楚风的利益，这种小公司也不可能承载他们这种人的期望值。但是这两个人的名字毕竟存在，所以志伟还是觉得应该慎重，说到底是担心放出去的套件数量过大会冲击了咱们的市场。”
　　林雨峰问：“格律诗公司已经买走了多少套件？”
　　赵青答道：“志伟查了一下，叶晓明清理货底时用两对乐圣旗舰调换了6套套件，今年一月又买了30套，一共36套，能做18对格律诗音箱。他们往欧洲发了10对，现在手里还应该有8对。四月份这款音箱在他们店里摆出来了，售价是11600元。喊价够黑的，欧洲价都喊到3万了。这种1加1的设计够野的，也不怕行家笑话。”
　　林雨峰又看了看《时代音响》杂志里显示的格律诗音箱在欧洲的价格，说：“斯雷克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会笑话双组分设计，甚至功放厂家都会支持，这样可以多卖机器。”
　　赵青说：“这单生意从我个人考虑，我觉得这个量并不是很大，每月100套只能做出50对格律诗音箱，不应该对咱们有影响。他们毕竟是用咱们的单元，这本身就是对乐圣旗舰的评价和宣传，况且供货权掌握在咱们手里，根据情况随时都可以给他们断货。”
　　林雨峰沉思了许久，说：“给他们，但不是每月100套，而是一年一次的1000套。价格上多做点让步，得让他们算下来比每月进100套划算，往1000套里赶他们。如果是100套的零打碎敲，这单生意就不谈了，他们真想要就到柜台拿零售价去。”
　　赵青一怔，停了片刻说：“你是说，他们的音箱根本就卖不出去。”
　　林雨峰点点头说：“中国音箱没有过硬的牌子很难打进欧洲市场，万元级音箱在国内也不可能有规模市场，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市场不是他们想像的那么回事。如果按每月100套的思路去谈，不管纸上写多少，实际能执行的只有第一个月的100套。100套摊到12个月里每月才划8套，还谈什么价格和特殊要求？给他们1000套，然后等着他们退货。这是一锤子买卖，但是让咱们给他擦屁股就不是原来的价了。”
　　赵青会意地笑了，说：“这批货按他们的要求没有接线盒和阻尼板，也没有贴牌，他们就是想零售也卖不出去，只有退货一条路，这样一来一去就赚了他们两次钱。”
　　林雨峰说：“通知营销部认真策划一下，买进6对格律诗音箱，价格定高点，多要几本说明书，多搞几本这一期的《时代音响》杂志，根据格律诗音箱在欧洲的事实结合咱们的需要撰写推销词，给6个重点城市的直销店每店放上一套，把格律诗音箱当成托儿，把格律诗公司当成乐圣公司的品牌秀。告诉志伟，想办法促成这笔生意。让人家为你作秀，总得给人家披件行头，你不供货他们就去找别人，不能把这个品牌秀往别人怀里推。”
　　赵青说：“好，好啊！不管这个支招的丁元英喝了多少洋墨水，没有核心技术和踏踏实实的经营态度，靠这种玩玄虚的投机之道走不了多远，充其量也就是作作秀而已，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林雨峰用手指敲了敲《时代音响》杂志，说：“这位丁先生，他还当真了！”
第三十章
　　当1000套没有接线柱、接线盒、阻尼板和组装贴牌的乐圣旗舰套件一箱箱码进格律诗公司仓库的时候，这笔110万的生意让乐圣公司犯下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
　　格律诗公司在平静中度过了9个月，迎来了1998年5月15日开幕的两年一届的北京国际音响展示会。在这9个月里，叶晓明、刘冰和小杨三人每天在音响店营业的空闲时间里组装格律诗音箱，少则两三对，多则五六对，日积月累，不到半年就完成了全部500对音箱的组装，再以后这批音箱就静静地摆在仓库里。这期间，只有乐圣公司以每对7600元的批发价买走了6对音箱用于乐圣旗舰的促销，没有发生过一例普通顾客的消费性购买。
　　显然，丁元英是寄希望于这届国际音响展示会。然而，叶晓明、刘冰和冯世杰三人却实在不能相信一届音响展会能给格律诗音箱带来转机，因为两对乐圣旗舰的零售价加起来还不足8000元，格律诗音箱是被11600元不切实际的价格封杀了。
　　今天是5月14日，也是各展商布置展品的最后一天。
　　这届北京国际音响展示会将会址选在了五星级酒店的北京碧野山庄大酒店，本届展示会的规模之大、规格之豪华、参展费用之昂贵，都非往届展会可比。展厅分布在三、四、五三个楼层，观众可乘坐电梯也可步行楼梯进入各层展室。实力雄厚的国内外知名品牌公司几乎全部集中在三楼的大展厅，而四楼、五楼的中小型展室多为品牌代理商和生产厂家，也有个别摩机一族的创意音响一展风采，以寻求合作商机。
　　格律诗公司的展室设在四楼，作为一家小公司租用一间22平方米的展室，比起那些只租用9平方米的商家而言，这已经是很奢华了。格律诗公司的陈设并无特别之处，也效仿其它公司的常规做法，将一只音箱锯掉了一个侧板，真实地展示出音箱内部的材料、工艺和设计理念，另一只完整的音箱竖立在解剖音箱旁边。推动格律诗音箱所使用的音源、电源和功放仍然是始终如一的黄金搭配：两台斯雷克音响电源，两台瑟林达签名版分体CD机，两台斯雷克前级功放，四台斯雷克后级功放。在格律诗音箱摆位的另一侧，与之做比较的是丁元英的那套价值40多万元的欧美名牌音响。
　　阿尔纳分体CD机上面立着一块横板，上面写道——
　　或许您对阿尔纳与KTA47的价格有所耳闻，格律诗音箱的音响配置在音质上当然不如阿尔纳与KTA47的组合，音质至少有2％的差距，而价格更有2150％的差距。如果您为了追求完美而不惜多支付43万元，我宁肯忍受2％的缺陷而拿43万元去买房子。
　　由于格律诗公司的展品只有一款双组分音箱，这在任何一位行家眼里都是一件只有傻瓜和疯子才能干出来的事。但是既然参展了，叶晓明还是精心布置惟一的一件展品，尽可能突出了格律诗音箱独特性和惟一性。
　　叶晓明站在门口再次审视了一遍摆位，说：“就这样吧。”
　　刘冰在往饮水机旁边摆放一次性水杯，随口说：“就一对箱子，也只能这样了。咱这对箱子，除了给乐圣旗舰当托儿没别的用。”
　　叶晓明困惑而无奈地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20多万哪，我真是想不明白，咱这种情况参加这种音响大展，到底有多大意义？”
　　刘冰拿起挂在胸前的参展商出入证看了看，说：“要非说有啥意义，好歹咱也算玩过这种大场面了。以前咱都是参观音响大展，现在是参加，是置身其中啊。”
　　接下来，叶晓明和刘冰开始调试两套音响，放了一张试音碟。
　　正在试音，欧阳雪和冯世杰回来了，两人各自抱着一只纸箱子。欧阳雪抱的那只箱子分量较轻，是50张本届展示会的纪念CD唱片。冯世杰抱的那只箱子分量较重，是50本广告宣传性质的纪念会刊，这些纪念品都是包含在参展费里由组委会按展费比例发放的。
　　叶晓明见欧阳雪抱着箱子，赶忙接过来，放到音响前的空地上。
　　刘冰关小了音量。
　　冯世杰也放下箱子，环视了一下房间，说：“也行，就是东西少了点。”
　　叶晓明问欧阳雪：“你看这样行吗？”
　　欧阳雪笑笑说：“我不懂这个，怎么都行。本来我就不该来，来了也是个摆设。”
　　叶晓明说：“这么大个事，董事长不来怎么行。”
　　冯世杰说：“都布置好了，给丁哥打个电话说一声吧。”
　　叶晓明说：“行，我这就打。”说着拿出手机到房间外面打电话去了。
　　刘冰和冯世杰继续调试音响，调好了一套调试另一套，欧阳雪在一边看着。
　　过了一会儿叶晓明进来了，示意刘冰关了音响，说：“丁哥有话，让咱们现在全都回古城开会，两辆车都开回去。我已经通知小杨马上把店门关了，让他来这儿值班。”
　　几个人都愣住了，眼神里分明都在问：出什么事了？
　　刘冰不解地说：“丁哥也真是的，明天展会就开幕，有啥事不能在电话里说，非得让这么多人来回跑七八百公里？这不是折腾人嘛。”
　　叶晓明说：“让你开会就开会，哪儿来那么多废话。”
　　欧阳雪从箱子里拿了3张纪念CD和3本会刊装进一个塑料袋里，说：“既然大哥让回去开会，那咱们就跑一趟吧。我先去房间准备一下，呆会儿小杨来了跟我说一声，我到楼下等你们。这3份纪念品我自己留一份，给小丹和大哥送一份。”
　　刘冰也说：“那好，我下去备车了，先去加油。”
　　欧阳雪和刘冰一前一后出去了。
　　冯世杰看了看表，疑惑地说：“现在4点，赶到古城天就黑了，连夜还得赶回来，这里面肯定是有事。如果是一般的事，丁哥打个电话交代一声就行了，不必非得回去。可啥事这么当紧呢？4个人为啥非得回去两辆车呢？”
　　叶晓明沉思了片刻，说：“肯定是他认为打个电话咱不一定会照办的事，那就肯定是有根本冲突的大事。两辆车都回去，是不是要返回的时候拉人呢？如果是为了拉人，啥事需要增加人手呢？只有一件事，就是在展会期间音箱销售一空，人手忙不过来。”
　　冯世杰脱口而出：“大幅降价！”
　　叶晓明思索着说：“是啊，是降价，可降到什么程度他能断定咱们会反对呢？咱的音箱成本是3290元，赔本销售他肯定不干，那是什么意思呢……我的天……明白了，我突然明白了……原来他兜了那么大的圈子，就是为了这个！”
　　冯世杰问：“为了啥？”
　　叶晓明说：“市场都知道格律诗音箱用的是两副乐圣旗舰套件，如果他把价格降到跟乐圣旗舰一样或者比乐圣旗舰还低，那会怎么样？”
　　冯世杰说：“那还用说，那就把乐圣旗舰顶死了。噢……我明白了！可是……乐圣是咱能惹得起的主儿吗？要是把乐圣惹急了，那咱还在圈里混不混了？”
　　叶晓明惊悸地说：“真够狠的呀，也真够阴的，可是惹错人了。”
　　格律诗公司的4个股东下午4点半出发，晚上8点多到达古城，晚饭都没顾上吃就直接来到嘉禾园小区，在丁元英的客厅里开会。
　　丁元英说：“展示会明天就要开幕了，今天召集大家开会是要宣布一个决定。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宣布，是因为布展工作已经结束，不存在干扰布展的问题了。两年一届的最有影响的展示会，各参展商的亮相都在这关键的3天，格律诗公司能不能实现预期的参展目的也在这三天。我起草了一个公告，已经打印好了，你们先看看。”
　　丁元英从里屋拿来一卷宽约不到2尺多的白纸，展开之后是大幅打印机打印的类似法院布告大小的5张公告，公告全文如下——
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
关于格律诗一号双组分音箱平价销售的公告
　　藉北京国际音响展示会音响经销商与音响爱好者云集之际，本公司决定平价销售格律诗一号双组分音箱，公司批发价由原来的7600元降价至3400元，降价幅度55.26％。全国统一建议零售价由原来的11600元降价至3900元，降价幅度66.37％。每个城市限售一家音响店，每家音响店限售25对音箱，500对音箱售完为止。
　　本公司对格律诗一号音箱的价格调整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西欧地区。
　　格律诗音箱品质承诺：
　　一、格律诗公司只生产此一款式、一版本音箱，没有第二种款式和第二种版本。
　　二、此平价销售的格律诗音箱与西欧销售的格律诗音箱品质完全一致，如有任何差别，本公司将以零售价3900元的十倍给予惩罚性赔偿。
特此公告
1998年5月16日
　　冯世杰看了看叶晓明，意思是：果然不出你的预料。
　　丁元英平静地说：“以前在该不该参展的问题上已经有过争议了，我再次重申这点，会上有什么意见都提出来，可以吵架，也可以拍桌子骂娘。但是，如果没有可以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散了会就必须得执行。”
　　冯世杰问：“丁哥，那咱们还剩下多少利润？”
　　丁元英答道：“一对音箱赚110元，还剩3.2％的利润。”
　　冯世杰问：“3.2％的利润，还没有银行的利息高，这生意往后还怎么做？”
　　丁元英说：“银行是年息，而公司的资本效益不仅取决于利润率，同时还取决于资本周转频率。眼下即使公司在音箱上是零利润，只要王庙村农民挣到了加工费，就有意义。事实是音响机架养着公司，为了音箱将来有挣钱的可能，现在就得撕开个口子。”
　　叶晓明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要达到什么目的？”
　　丁元英回答：“不这样做音箱卖不出去，不足以昭示格律诗音箱的低成本、高质量。”
　　叶晓明说：“我同意降价，但是不同意降到挑起争端的程度。”
　　丁元英说：“不降到这个程度就不足以销售一空，不销售一空就不足以成势。”
　　叶晓明说：“丁哥，乐圣待咱不薄，要套件说句话人家就给了，啥要求都满足，价格还给优惠了不少。咱这么干是不是有点恩将仇报，让圈里人戳脊梁骨？”
　　丁元英说：“乐圣与格律诗没有恩典基础，我也没看出来这是恩典，这只是买卖双方的一笔交易。即便是恩典，需要报恩的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还是交易。格律诗是公司，不是江湖道场，不经营恩典交易。”
　　刘冰问了一句：“那扶贫算什么？”
　　丁元英说：“不是算，是就是你想干的一件事。如果你的扶贫是恩典，是需要农民感恩戴德，那你进错庙了，这不是民心工程，你也不需要谁的拥戴。”
　　叶晓明想了一下，说：“在北京我们是外乡人，我对乐圣的背景多少也有些了解，格律诗音箱也依赖乐圣旗舰套件，咱跟乐圣找茬儿不管从哪方面说都是鸡蛋碰石头。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以后怎么跟人家打交道？我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但是肯定会出事。我就向丁哥提一个问题，出了事谁负责？”
　　丁元英说：“这是公司行为，由公司负责。”
　　叶晓明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强忍着没讥笑出来，说：“这是少数人的行为，更露骨点说是你的个人行为，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能代表公司。”
　　丁元英平静而耐心地解释道：“这是股权行为，是超过半数表决权的决定，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为依据。加入公司，就意味着承认和遵守这些规则。”
　　叶晓明说：“我想问问丁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你帮忙，也可以不请你帮忙？”
　　丁元英说：“可以。如果你们不需要我了，我就不代表你们了。如果欧阳雪允许修改当时约定的出资条件，我这就可以退席了。”
　　欧阳雪当即表态：“我不允许。”
　　叶晓明说：“董事长，你该有自己的立场。你没立场，我们就得陪着你当傀儡。”
　　欧阳雪说：“你们可以不需要大哥帮忙，那是你们的权利。但是我委托大哥做我的股权代理，那也是我的权利。我也想问问叶总，大哥一退席我就懂音响市场了吗？我就不是傀儡了吗？说到立场，我什么都不懂怎么有立场？当初如果不是大哥答应帮我代理股权，就是再能赔得起的数我也不会出一分钱，一分钱也是钱，也得先有了信任再说。”
　　叶晓明无奈了，说：“好吧，我执行董事会的决定，但还是保留意见。”
　　丁元英说：“公告日期定在16日，避开第一天的预热期。考虑到销售展开以后可能人手不够，欧阳和世杰可以临时从各自的店里抽调几个人过去帮忙，帮忙期间这些人的工资由公司发放，食宿安排好，注意安全。”
　　欧阳雪说：“世杰店里人少，我店里人多，从我店里抽调几个人就行了。”
　　冯世杰说：“没事，没事，你店里出3个，我店里3个。”
　　刘冰这时候插言道：“世杰就别抽调人了，我找两个朋友帮忙，一来都懂音响，拆拆卸卸的手不生。二来可以免费参观大展，他们开了眼界，我也落了人情。”
　　丁元英说：“具体事务你们商量，不耽误你们时间了，散会。”
　　1998年5月16日，星期六，北京国际音响展示会开幕的第二天。
　　这一天是音响展示会的高潮，场外的彩旗迎风招展，大幅广告满目皆是，前来参观的商家和顾客人数明显增多。参观门票100元一张，每位入场的人都随门票赠送一份大展会刊和一张由日本压盘制作的纪念CD唱片。每个楼层的入口处都有热闹的发烧天碟热卖、歌星签名售唱片、发烧轩主及乐评人签名售书之类的活动。
　　格律诗4个股东从古城带来了6个人，对展会期间的工作做了明确分工。欧阳雪负责与组委会之间的联络，叶晓明负责展室的大宗业务接洽和指挥各销售环节的协作，刘冰带着他的两个朋友负责展会上的零售业务，冯世杰带着他的两个人在正天大厦地下停车场格律诗公司的仓库负责接待从展会转来的各地经销商的批发业务，小杨带着两个从维纳斯酒店抽调的人守在音响店负责零售和机动送货任务。
　　刘冰的情绪很好，以东道主的身份陪着两个从古城来的发烧友在展厅里四处浏览，谈论着哪一款音箱音质好、哪一种配置最完美等等。刘冰带两个朋友来北京，或多或少都有些虚荣和炫耀的成分，他们看到的是宝马轿车，是开在首都的音响店，是参加中国最高规格音响展会的场面。他们看到的，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在橱窗里卖唱片的刘冰了。
　　叶晓明的心情则是另一种境地，他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种强力旋涡里，身不由己，茫然无措，不知道这个旋涡会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
　　上午9点30分，叶晓明把加盖过格律诗公司印章的公告交给刘冰，让他到一楼大厅的公告栏、场外的公告栏和三、四、五楼展厅的入口处张贴。
　　就在格律诗公司贴出公告的40分钟后，斯雷克公司有了反应，张贴公告宣布：斯雷克一款电源、一款前级功放、一款后级功放在展会期间价格下调3％。公告是用毛笔和红纸写成的，张贴的时候还墨迹未干，显然是临时决定。这三款机器恰恰是推动格律诗音箱黄金搭配的机器，斯雷克公司意识到了500对格律诗音箱将给他们带来一笔几百万的生意。
　　两家公司一前一后贴出公告，立刻引起了经销商及生产商的关注。格律诗公司的展室沸腾了，斯雷克公司的展室拥挤了。
第三十一章
　　格律诗公司在北京国际音响展示会上将500对格律诗音箱以3400元的批发价在一天之内销售一空，分布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有多家媒体预测，格律诗音箱的低价销售将点燃音响市场价格战的导火索，音响市场在消费者持币观望的心态下开始显现出冷市。乐圣公司的声誉受到严重冲击，网上开始出现追崇乐圣旗舰发烧友的文章和帖子，惊呼上当，指责乐圣公司暴利过黑，乐圣公司整个销售系统几乎陷入停滞。
　　价格，这个古老的经济杠杆发挥了它与生俱来的效应。乐圣公司迅速做出反应，董事会经过研究决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依据起诉格律诗公司。
　　1997年6月3日下午，深圳巴比伦大厦9楼乐圣音响制造有限公司会议室，董事长秘书方惠芬将椭圆形会议桌擦拭一新，在每个席位上都摆放了一瓶矿泉水、一个烟灰缸和3份与会议内容相关的文件，一份是会议议题，一份是格律诗事件给乐圣公司的生产经营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一份是乐圣公司对格律诗音箱最低成本的综合评估报告。
　　下午2点30分，参加会议的18名乐圣公司中高层管理干部如约而至，这是乐圣公司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将六城市直属公司经理一次召回深圳总部议事的会议，会议还特别邀请诉讼代理人蒋汉臣律师出席。
　　董事长林雨峰首先发言，说道：“情况大家都知道了，有人摸了老虎屁股，而且摸完了没给钱。董事会一致通过决定起诉格律诗公司，授权赵青出任原告方代表，委托明华律师事务所蒋汉臣律师做我方诉讼代理。今天特别邀请蒋律师出席会议，是为了让蒋律师更全面地了解我方的情况和意图。现在取证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在正式提起诉讼之前跟大家通报一下情况，把各种观点和疑问都拿出来充分讨论，统一思想，达成共识。”
　　总经理赵青环视了一下与会人员，说道：“格律诗事件的实质是两对箱子的价值卖了一对箱子的价钱，这个行为向市场输入了这样一个错误信息：乐圣旗舰是以一对箱子的价值卖了两对箱子的价钱。这势必导致消费者心理不平衡，甚至对乐圣品牌的反感和排斥，乐圣将不再是最受发烧友信赖的品牌，过去所有的努力和荣誉都将被欺骗两个字重新注解，这就意味着乐圣旗舰可能被淘汰出市场，也就意味着乐圣的整个生产销售系统全面陷入瘫痪。企业凭的就是一块牌子，牌子倒了，跟着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
　　林雨峰说：“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事实。我们请蒋律师就诉讼的法律问题向大家做一个简要介绍，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和蒋律师探讨。”
　　蒋律师习惯性地往上扶了扶眼镜，说：“根据我们收集的证据可以认定，格律诗公司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两项规定，一是以排挤对手为目的低于成本价销售商品，二是伪造商品产地。格律诗公司以低于成本价销售以乐圣旗舰套件为主要组件的格律诗音箱，目的在于排挤乐圣公司，其行为指向非常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四章第二十条的规定，乐圣公司有权要求格律诗公司公开赔礼道歉，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个案子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关键是证据，证据站住脚，胜诉就有把握。”
　　生产部经理拿起一叠证据材料向大家示意了一下，说：“我们拆解了格律诗音箱，从这款音箱的工艺和材料上看，单凭经验就能断定3400元的成本绝对做不出来。广东是音箱的主要产地，从工艺、规模到成本都有很大优势，其生产成本也最具代表性。我们把这款音箱先后送到9个音箱生产厂家、12位音箱制造行业专家、音响行业协会和技术检测部门分别进行成本评估，取得了23份成本评价意见书，评价结果全部显示这款音箱的生产成本高于3400元，合理成本应该在4200元至4500元之间。据此可以断定，格律诗音箱的成本绝对高于它的销售价。请注意，是绝对。”
　　财务部经理一直盯着面前那份《格律诗音箱最低成本综合评估报告》在思索着什么，对成本评估报告上的每一项数据都不放过。
　　乐圣旗舰套件 ……………… 1100×2＝2200元
　　特大号纯铜24K镀金接线柱 …45元／枚×8枚×2＝720元
　　箱内音箱线 ………………… 12元／米×0.5米／根×16根×2＝192元
　　音箱板材 …………………… 120元
　　音箱使用说明书 …………… 20元
　　高档吸音棉 ………………… 5元×2＝10元
　　高级阻尼板 ………………… 40元×2＝80元
　　铝制双孔高音板 …………… 35元×2＝70元
　　铜制商标标牌 ……………… 3元×2＝6元
　　铜制参数明示牌 …………… 5元×2＝10元
　　成品包装 …………………… 18元
　　财务部经理举手示意发言，说：“我总担心，我们会不会因为受心理倾向的影响把格律诗音箱成本评估高了。比如接线柱一项，我们13元一只的接线柱已经是发烧级了，而格箱的接线柱却被估到了45元。从音箱组件分析成本，焦点在箱体上，从箱体的物理成本和工艺成本两项分析，焦点又集中在工艺成本上，也是变数最多、最不透明的一项。我们的资产负债率在75％以上，我想提醒各位，谨慎、谨慎、再谨慎，务求必胜。”
　　武汉分公司经理不解地问：“这和资产负债率有什么关系？”
　　财务部经理解释说：“如果败诉，我们就会陷入困境。对于债权人而言，资产负债率越低风险就越小。一旦我们失去了靠现有资产走出困境的能力，在债权人眼里75％的资产负债率就已经等于资不抵债，因为你的炉灶不再蒸馒头了，你现有的馒头也贬值了，资产的变现所得肯定低于账面价值，那时候退货的和讨债的就会一拥而来，我们将夹在经销商和债权人之间腹背受敌，不会有半点人情面子可言。我同意赵总的观点，只要我们败诉，我们实际上就已经越过了破产警戒线。”
　　生产部经理说：“我们正是为了避免受心理倾向的影响，所以对格律诗音箱的成本评估采取了就低不就高的评估原则。比如接线柱一项，我们的接线柱是发烧友级的，而格箱的接线柱却是发烧土匪级的，重量是乐圣旗舰接线柱的5倍，正常估价不会低于60元。箱体成本的焦点确实集中在工艺成本上，一块25毫米厚的板子直接使用与两块18毫米厚的板子冷压粘合、竹钉加固成36毫米的板子然后再使用，音质有区别，成本更有区别。尤其是分面分次钢琴油漆覆面、分面分次阻尼材料浇灌、预留分频器支架、漆面反复打磨抛光等等，那成本就没谱了，也只能用发烧土匪这个词来形容。这款音箱不仅仅是真材实料的问题，一个字，野！里里外外都透着一个野字。”
　　南京分公司经理说：“格律诗音箱用的是咱们的单元套件，得罪了咱们，他们以后怎么往下做呢？这不是自己堵自己的路吗？”
　　生产部经理说：“他们不必非用咱们的套件，用进口的，用其它公司的，都可以。但是他们把乐圣旗舰货真价实的形象毁掉了，把格律诗音箱质优价廉的形象树起来了。”
　　北京分公司经理于志伟说：“我对成本评估没有异议，但对诉讼理由的伪造产地一项感觉理由牵强，这与损害赔偿没有直接关系，有没有揭短骂街之嫌？而且，600万的赔偿要求有没有讹诈之嫌？这些处理不当，有可能贬损公司形象。”
　　蒋律师以大家风范的姿态淡淡一笑，说道：“伪造商品产地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禁止的行为，此项诉讼理由的意义不在于跟损害赔偿有没有直接关系，而在于辅助证据链，争取印象分，暗示和强化法官的心理倾向。”
　　市场部经理拿起《乐圣公司经济损失估测报告》说：“这个文件大家都看了，公司六家直属经销商，三十六家代理商，统计乐圣旗舰存货2170对，生产部库存331对，生产线停工半成品100对，总计2601对。因受格箱的价格打压，必须降价一半才有可能被市场接受。每对音箱按1950元的损失计算，仅此一项就损失500万。再加上停产滞销造成的房租、工资、机构无效运行、名誉损失费等等，600万元的赔偿要求不为过分。”
　　蒋律师说：“从诉讼技巧上说，虽然诉讼请求是一回事，法院支持多少是另一回事，但是绝对不可不主张。从决胜策略上说，乐圣公司是叫牌的一方，格律诗公司只能跟进，没有选择，600万元的争议标的对他们有威慑作用，以他们那点资产，仅律师费一项打赢官司也是破产，诉前就动摇他们的心理防线。当然，律师事务所也是高标的的受益者。”
　　人事部经理发言道：“我有个疑问，乐圣与格律诗既没有旧怨也没有利益冲突，甚至从优惠价提供套件以及志伟与叶晓明的交往上看，两家的关系还很融洽，那么格律诗公司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出于回笼资金的考虑还是蓄谋已久？如果是蓄谋已久，那就说明有战略上的考虑，那么他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蒋律师说：“如果他们知道会被起诉，也知道会败诉，那就只有一种解释，逼你这种知名企业跟他打官司，道个歉，赔你十万八万，搞个噱头讨好发烧友，以新闻效应提升品牌知名度，花钱不多影响不小。但是这个事件根本没有十万八万的概念，你停产滞销的时间即便只按3个月诉讼期计算，直接损失也在300万元，够他们破产三次。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导致我们败诉，就是他们的音箱成本合理，那这个合理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非神即鬼。我们和法官都是无神论者，如果乐圣不是和人斗，而是和神斗，真败诉了也是虽败犹荣。”
　　人事部经理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说：“我不能完全同意蒋律师的说法，我觉得有情绪化和精神胜利法的成分。我们面对的是两百多张嘴吃饭的问题，是董事长倾注了十几年心血的基业，不是一句虽败犹荣就能放下的。”
　　会议在一种严肃而必胜的氛围里进行，每位与会者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或建议，会议对诉讼的重点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
　　林雨峰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观察会议进程。此时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道：“格律诗事件无论对方是出于什么动机，客观上都已经把双方逼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我说过，乐圣公司只有矛，没有盾，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因此，我对起诉组做如下要求：一、以吃掉格律诗公司为目的，以损害赔偿导致他们一夜之间资不抵债为手段，拒绝任何形式的调解，务求置敌于死地。二、在诉讼过程中要特别强调格箱的发烧设计和苛刻工艺，既表现我们实事求是的胸襟，又能更有力地说明成本，也为胜诉后运作这款音箱做铺垫。三、拨专款找几个写手，在报刊和网上大造声势，充分利用这个事件的新闻效应提升乐圣的信誉和品牌知名度，进一步巩固市场，强化乐圣公司在Hｉ—Fｉ领域的权威地位。”
　　总经理赵青说：“这一战，是乐圣与格律诗的生死之战，双方都是一口气的事，喘过这口气就活，喘不上来就死。吃掉格律诗，我们就传递出了一个信息：老虎屁股摸不得。”
第三十二章
　　叶晓明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998年6月16日上午，一辆法院的面包车在格律诗音响店的门前停下，从车里下来两个穿法官制服的男人，抬头看了看音响店的牌子，走进店里。刘冰和小杨出车送货，店里只剩下叶晓明一个人，店里这时没有顾客，他正拿着鸡毛掸拂拭音响机柜上的灰尘，看见两个法官进来，心里已经明白了几分，但仍以接待顾客的方式迎了上去。
　　一个法官问道：“请问，这里是格律诗公司吗？”
　　叶晓明答道：“是。”
　　法官又问：“公司负责人在吗？”
　　叶晓明说：“在，我就是，我是公司经理叶晓明，请问您有什么事？”
　　法官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拿出几份文件递给叶晓明，说：“我们是法院的，本院已经受理深圳乐圣音响有限公司起诉你公司不正当竞争一案，今天向你公司送达原告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责任通知书，请你签收一下。”
　　叶晓明在送达回执上签过名字和日期，法官收起回执走了。
　　法院的人走后，叶晓明把乐圣公司的起诉书副本仔细看了一遍，他怎么都没想到，乐圣公司居然提出了600万元的损害赔偿请求。600万元的争议标的，这对于小小的格律诗公司无疑是一个迈不过去的诉讼门槛，怎么可能打得起这么天价的官司？他脑子一下就蒙了，这哪里是起诉，这分明是要置格律诗公司于死地。他意识到：完了！
　　不多时，刘冰和小杨送货回来了。刘冰一进门就见叶晓明的神色不对，看他手里拿着不知什么内容的文件，问道：“咋啦，有事？”
　　叶晓明说：“你来一下。”
　　两人进了里间的办公室，叶晓明关上门把那3份法院文书递给刘冰。
　　刘冰看过起诉书副本，焦虑而沉重地说：“我操，600万，这不是往死里整吗？乐圣不是好惹的，早晚都有这一天，躲不过去。”
　　叶晓明摘下眼镜慢慢地、仔细地用衣角擦拭着，这个动作几乎是无意识的，只是为了缓解一下心里的紧张，说道：“林雨峰是中国Hi-Fi音响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不是谁想碰一下就能碰的，格律诗公司不死，林雨峰的面子拾不起来，丁哥这次是惹错人了。”
　　刘冰说：“这么大个事，赶紧给丁哥打电话吧，拿个主意。”
　　叶晓明说：“丁哥的意思还用问吗？砸锅卖铁也得打，可你打得起吗？600万元的标的按15％的诉讼成本算就是90万元，你跟不跟？别说咱本来就理亏，打赢了又怎么样？丁元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句过分的话，崽卖爷田心不疼啊！”
　　刘冰说：“你是总经理，你说该咋办？”
　　叶晓明沉思了许久，说：“先别给他们打电话，回古城。这事得先跟世杰商量，得咱的意见一致了再说，不能再让丁元英牵着走了。你去备车，我跟小杨交代一下。”
　　刘冰答应一声，马上出去备车了。
　　刘冰凭借宝马轿车优越的性能和自己娴熟的驾驶技术朝着古城一路急驰。
　　300多公里的路程，叶晓明一路几乎没有说话，一直在凝神思考。他很失望，对公司的前途失望，对丁元英失望。这位所谓的高人都干了些什么？都是一些花拳绣腿的东西，纯粹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不一样而标新立异，虚荣，说到底就是个虚荣。他心里一直认为丁元英是带领着一支没有受过训练的游击队在生搬硬套正规军作战，扎的架势虽然好看，但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一年多是白干了，就目前的形势而言，能够回到起点就是最好的结果，只要走错一步就会跌到负数，一个毁灭性的负数。想到北京的公司、国外的鉴定，想到王庙村那飞扬的粉尘和刺耳的噪音，一切都像是一场梦、一个笑话……
　　叶晓明和刘冰下午两点多赶到王庙村，当汽车开到木工房临时办公室门口的时候，冯世杰闻声迎了出来，心里正在纳闷：怎么两个人都回来了？回来也不事先通知一声？他从两人异样的眼神里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冯世杰笑呵呵地问：“你们怎么回来了？”
　　刘冰表情严峻地说：“出事了，进屋说吧。”
　　木工房临时办公室依然是那样简陋，房间里闷热，还散发着一股在闷热和潮湿的作用下农村土房特有的气味，一只吊扇少气无力地转动着，发出“吱吱”的响声。这里没有凉爽的空调，也没有幽雅的环境，与北京的格律诗公司相比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世界。
　　叶晓明进屋后把3份法院文书递给冯世杰，说：“你先看看吧。”
　　冯世杰坐到办公桌前，先看了内容较短的应诉通知书和举证责任通知书，然后再看原告诉状副本，看过之后用手拍了拍诉状，说：“600万，真够狠哪！先别说输赢，光诉讼费就能把人活活拖死。这官司……打不起。”
　　刘冰说：“这是往死里整呢。”
　　叶晓明说：“打输了是穷光蛋，打赢了还是穷光蛋。林雨峰是啥人物？那是大风大浪里出来的，人家既敢捅这马蜂窝就肯定得有几分把握。”
　　冯世杰问：“咱就真的没一点胜诉的可能？”
　　叶晓明说：“人家乐圣公司没招咱没惹咱，音响展示会这一把是冲谁捅刀子连傻瓜都看得出来。你拍拍良心问自己，咱到底是不是不正当竞争？”
　　冯世杰说：“凭良心说，是。”
　　叶晓明说：“有些事是不打官司没人较真，一打官司就都成事了，比如环保、童工和劳动权益保障，这都是明面上的东西，想捂都捂不住，捂住了违法这头就捂不住音箱生产成本的那头，否则你凭什么比人家的成本低？你可以跟法官说那都是王庙村农民的事，跟公司没关系，但是王庙村跟公司到底有没有关系，咱心里比谁都清楚。俗话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人家法官吃的就是这碗饭，由得了你去耍这点小聪明？”
　　冯世杰摸出一支烟点上，沉默着抽了几口，然后忧心忡忡地说：“要是败诉……那可就惨了，公司破产不说，咱还得欠欧阳雪一身债。”
　　叶晓明说：“这就是当初为什么刘冰要提出让丁元英投资的原因，欧阳雪的钱和丁元英的钱肯定不一样，有啥区别咱就别说了，总之是欠丁元英的钱可以欠着，欠欧阳雪的钱不能欠着。如果败诉，我损失了7万投资不说，还得欠欧阳雪垫资的18万，18万呐，我哪年哪月能挣回来？哪年哪月能还清？”
　　刘冰说：“如果败诉，我得欠欧阳雪13万，操，跳楼吧！世杰比咱们还好一点，只欠欧阳雪3万，咬咬牙好歹还能还上。”
　　冯世杰说：“也不知道丁哥是咋想的，净玩玄的。”
　　刘冰极不满而又带着几分轻蔑地说：“本来这么做着就挺好，非得玩什么花样，好像不玩点花样显不出他是高人似的。”
　　叶晓明说：“败诉对丁元英没有任何损失，不连筋不带肉啊。”
　　冯世杰说：“情况就这样了，说咋办吧。”
　　叶晓明沉静地说：“我的意见，求和。”
　　冯世杰当即说：“求和？丁哥不会同意。他既做了，就没打算求和。”
　　叶晓明说：“求和还需要他同意吗？他不是说过嘛，咱请他说他就多句嘴，咱不请他说他就闭上嘴。咱这小本生意，经不起丁哥这种高人耍大牌，玩不起啊！”
　　冯世杰说：“求和，你不能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去，总得有点表示。”
　　叶晓明说：“我想，10万是一大关吧，表示一下道歉的意思，给乐圣一个台阶。我毕竟做过乐圣公司的代理，多少跟乐圣有点人缘，行不行起码得试试。”
　　冯世杰停了片刻，说：“试试可以，我看希望不大，看这阵势，乐圣公司是要把格律诗往死里整呢。求和就等于跟丁哥决裂了，欧阳雪是控股方，以后这关系还怎么处？如果求和不成呢，咱咋收场？”
　　叶晓明说：“能处就处，不能处也不强求。如果求和不成，退股。”
　　冯世杰说：“退股可不简单，公司法规定股东不能抽逃资金，只能转让股份。如果欧阳雪不同意呢？没人收购你退给谁去？”
　　叶晓明说：“那也得讲理吧，是谁的决定导致了这种局面？当时咱们就反对，她欧阳雪就是不听嘛，现在让咱们跟着承担后果，这合理吗？”
　　冯世杰为难地说：“那……咱就把欧阳雪给坑了。”
　　叶晓明更正道：“是丁元英把她坑了，她得去找丁元英讨说法，跟咱说不着。”
　　冯世杰再三思忖着，一个劲地抽烟，直抽得那支烟只剩下过滤嘴了，扔掉，眼睛盯着桌上的起诉书又迟疑了半天，终于说：“好吧，我同意。”
　　刘冰接着表态：“我也同意。”
　　叶晓明心里有底了，果断地说：“咱们现在去找欧阳雪开股东会，据理力争。如果欧阳雪不采纳求和，咱就当场退股；如果她同意求和，世杰马上去订明天的机票，我和她一块儿去深圳，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登门道歉，够规格了。刘冰去北京守摊子，一旦接到求和失败的电话马上带着公司手续回古城，那就要摊牌了，咱们不能坐着等死。”
　　冯世杰说：“只能这样了，就照你说的办。”
　　于是，叶晓明、刘冰和冯世杰3人分别开着两辆车赶往古城市区。
　　叶晓明他们到达维纳斯酒店的时间是下午4点多，酒店还没有开始晚餐营业，门口空空荡荡的停车泊位只停着一辆欧阳雪的那辆本田轿车。3人下了车推门进入酒店，只见大餐厅的吧台旁边整整齐齐地站着一排酒店员工，欧阳雪正在给员工训话。
　　欧阳雪见到个个表情严肃的叶晓明、冯世杰和刘冰同时出现在眼前，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她对餐厅领班交代了几句，让领班继续强调餐厅服务出现的问题和特别应该注意的事项，自己走到叶晓明他们近前。
　　叶晓明低声说：“董事长，乐圣公司有动作了。”说着，他把原告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责任通知书一并交给欧阳雪。
　　欧阳雪看了一眼标题，说：“到办公室谈吧。”
　　来到二楼办公室，欧阳雪打开空调，从冰箱里拿出3个听装可口可乐分给大家，然后坐到办公桌前看乐圣公司的起诉书，尽管她对音响展示会降价抛售音箱的后果早有预料，然而当她看到乐圣公司提出600万元的诉讼赔偿请求时，心里还是猛地一沉。毫无疑问，无论是胜诉还是败诉，乐圣公司都是要把格律诗公司置于死地。
　　当初叶晓明他们曾明确表示反对低价抛售音箱，最终是她以董事长和大股东的权力否决了3人的反对意见，这使她此刻在心理上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她把起诉书悄然放下，深深呼吸了一口气，缓解一下胸口沉闷的感觉，问道：“你们什么意见？”
　　叶晓明以老成的语气说：“这事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打赢打输都是死。既然打不起也输不起，我们三个商量个意见，求和。格律诗公司拿出最高规格，董事长和总经理亲自去深圳登门道歉，附带10万元道歉礼金。当然，求和未必真能走得通，走不通了再做打算也不迟。只是……丁哥一直没少给公司帮忙，这次就别打扰丁哥了。”
　　欧阳雪想了想，说：“求和可以，但道歉我不同意。做生意就是竞争，咱们的成本是真实的，事实上音箱赚钱了，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道歉没有道理。”
　　刘冰一听就急了，但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说：“董事长，这都刀架脖子了，咱就别硬撑着了，你撑得起，我们撑不起呀，你就为我们受点委屈行吗？”
　　叶晓明说：“董事长，公司从组建到现在，有很多事我们与丁哥的意见不一致，但是所有的事没有一件采纳过我们的意见。现在是非常时期，公司毕竟是咱们自己的事，这次求和不管是对了还是错了，我希望董事长能给我们小股东一次机会，哪怕一次，也算董事长承认我们小股东的存在。”
　　这时，冯世杰也插言道：“董事长，丁哥的决定肯定有丁哥的道理，无非是借乐圣旗舰影响打格律诗的品牌，也是为公司好。如果求和能避免打官司，咱不是既达到了目的又省了一大笔诉讼费吗？其实道个歉也没啥，人一辈子谁还没个低头的时候。”
　　此刻欧阳雪考虑的不是求和结果，而是求和本身的性质。道歉和道歉礼金实际上就等于格律诗公司承认了不正当竞争，并以10万元作为损害赔偿。如果乐圣公司的目的是要置格律诗公司于死地，道歉和道歉礼金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助长乐圣公司的气势，使本来就一团迷雾的局面更加复杂了。
　　欧阳雪经过慎重考虑，说：“如果一定要道歉，只能按商业摩擦的不愉快道歉，性质是私下调解、协商，不能按违法道歉，是不是违法得由法院说了算。如果乐圣不是以置格律诗于死地为目的，这个结果他们应该可以接受。如果是置于死地的目的，道歉和礼金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等于格律诗承认了不正当竞争，那会死得更快。”
　　叶晓明听了之后点点头说道：“也有道理。”
　　冯世杰说：“我同意。”
　　刘冰说：“我也同意。”
　　叶晓明起身说：“那就决定了，我和董事长去深圳。刘冰回北京守摊子，世杰去订明天的机票，请董事长把10万元的支票准备好。”
　　于是，一个简短的股东会议结束了。
第三十三章
　　深圳乐圣音响公司的生产基地地处深圳工业园区，距公司总部所在地9公里，由扬声器生产线、音箱生产线、音响技术研究所和职工食堂、宿舍四部分组成，生产区与生活区仅一墙之隔，大多数员工都是来自四川、安徽、河南的打工妹。由于格律诗事件导致停产，厂区内一片冷清，只能看到保安巡视的身影。
　　乐圣公司音响技术研究所设在扬声器生产车间的顶楼，此时林雨峰和赵青正在消音室里看音响技术人员测试一款尚在研发中的顶级闺房音箱。所谓“闺房音箱”，顾名思义就是特别针对大家闺秀生活品味和女性审美的音箱，外观设计小巧、精致、华贵，音质上不追求恢弘震撼，而是追求纯净、淡雅、飘逸。
　　一曲《遗落在塞纳河的梦》正在播放，赵青的手机响了，这在此时的消音室里无疑是一种噪音，他马上走出去到室外接听电话，消音室里的人继续测试音箱。
　　一曲终了，一名工程师说：“仪器测试指标不错，听感上好像缓冲还欠一点，还是显得有点直白，不够含蓄。”
　　林雨峰尽管面临着停产、诉讼这些烦心的事，但他毕竟是在商海里摔打出来的人，已经习惯了商业圈里的磕磕碰碰，找不到那种大喜大悲的感觉了。今天他的心情不错，听完了工程师的音质评价之后，说：“中高频没根，站不住。这不像喇叭的问题，是容积不够，箱壁太薄也是个原因。现在是呆而不厚，飘而不逸。”
　　另一位年轻的箱体设计员问：“董事长，我这款红色木纹弧度板还可以吧？”
　　林雨峰没有正面回答可不可以，而是笑了笑说：“这外观设计你得掌握一个法则，给女人的东西你得突出没文化的文化、没品位的品位，就是彰显、说明她有文化品位。给男人的东西呢，你就得突出不流俗的俗，得有嚼头。”
　　年轻的技术员佩服地说：“董事长，您这是美学的哲学呀。”
　　林雨峰随之一句：“拍马屁，当心我给你小鞋穿。”
　　技术员说：“我知道，女人得突出张扬、抢眼。”
　　这时，刚接完电话的赵青走进来，说：“董事长，有点情况。”
　　林雨峰随赵青出了消音室，走到十几米外的走廊玻璃窗下停住。
　　赵青说：“格律诗公司来人了，一个是董事长欧阳雪，一个是总经理叶晓明，现在就在接待室，方秘书正接待他们。他们是昨天上午接到的起诉书，来谈和。”
　　林雨峰微微一怔，格律诗公司仅在接到起诉书的第二天就赶到深圳求和，这已经到了失态的程度，他不乏轻蔑地说：“这么快？”
　　赵青会意地一笑，说：“格律诗希望庭外调解，开出个大概价码，可以按商业摩擦的不愉快道歉，拿出10万元做为道歉礼金。”
　　林雨峰说：“10万？买根棒棒糖合适了，丁先生也不嫌寒碜。”
　　赵青问：“怎么答复？”
　　林雨峰说：“这还用考虑？送上门的机会，得作作秀。”他看了看手表，现在的时间是下午3点15分，然后略微思索了一下，接着说：“你先去应酬一下，约定明天上午9点双方代表在公司会议室正式谈判，然后去找几家媒体，明天现场采访庭外调解情况。通知公关部准备几份合适的礼品，给记者每人送一份。”
　　赵青有些疑惑地说：“格律诗这不是不打自招吗？这里会不会有什么圈套？”
　　林雨峰说：“有圈套也得接招儿，难道他们登门道歉还能证明咱们理亏不成？就算是商业摩擦，擦伤的医疗费也得付嘛。”
　　赵青说：“论损失，就是把格律诗通吃了也不够填窟窿。10万元，差距太大了，根本没有可谈的平台，他们是真不知道还是故做姿态？
　　林雨峰说：“怎么都肉麻，所以作作秀打发他们回去。”
　　决定了这件应对格律诗公司求和的事，赵青马上去布置工作了，林雨峰又回到消音室继续与音响技术人员讨论关于闺房音箱的产品开发问题。
　　欧阳雪从小到大很少离开过古城，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是为了考察、借鉴特色餐馆的经营模式。这次来深圳她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住星级酒店。或许她不乏这种消费的经济能力，却实实在在没有萌生过这种消费的念头。
　　在这座以淘金、圆梦和现代感闻名的城市里，她觉得每个人都是那样行色匆匆，每双眼睛都充满了寻寻觅觅，很难说清那究竟是一种自信的活力还是一种生存的焦虑，这让她庆幸自己有一份可以驾轻就熟的营生，从而享受一份近乎奢侈的从容。
　　例行了与乐圣公司的预备接洽，双方约定明天上午9点在乐圣公司总部会议室举行正式谈判，欧阳雪和叶晓明乘出租车离开乐圣公司返回入住的粤秀园酒店。这是一家位于商业区的三星级酒店，叶晓明的房间在6楼，而欧阳雪的房间则开在了12楼。
　　出租车到了粤秀园酒店，两人下车，欧阳雪并没有进酒店的意思，只是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问道：“叶总，快到晚饭时间了，你怎么安排？”
　　这个“你”怎么安排显然是表示“我”已经有安排，叶晓明自然明白，说：“晚上我随便吃点什么，你要有事你去忙，我得再准备准备明天的谈判。”
　　欧阳雪说：“谈判的事我一点不懂，也帮不上什么忙。这次难得来趟深圳，来之前我在网上查了几家特色餐馆，想去看看。”
　　叶晓明说：“行，你忙，我先上去了。”
　　叶晓明回酒店，欧阳雪在酒店门口要了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刚刚起步，司机问道：“小姐，您去哪里？”
　　欧阳雪说：“赣菜酒家。”
　　出租车行驶了不到20分钟来到赣菜酒家，餐馆门前停满了汽车，欧阳雪在离餐馆还有30多米远的地方下了车，走到近前一看，赣菜酒家的门面右侧一字排开摆着3口两米多高的大瓦缸，一看便知是以江西的瓦罐煨汤为招牌菜的餐馆，从门面的装饰到餐厅里的桌椅餐具都体现着正宗的江西民间习俗。网上的文章里介绍说，赣菜酒家的原料都是每天从江西空运过来，以保证赣菜风味的纯正。
　　欧阳雪在餐厅选了一个位子坐下，要了一个瓦罐煨汤，一个赣南荷香卤肉，主食要了一个南昌炒米粉。其实她不是为了吃什么，是以一个就餐的理由呆在这里，观察别人的经营理念和服务特点，大到就餐环境的创意，小到服务员的每个动作细节。她认定自己除了开餐馆什么都不会干，所以对餐饮业心存一种特殊的感情，或者说是感恩。这个行业允许她可以从摆地摊卖馄饨到开面馆、开酒店，允许她从一个很低的门槛逐渐发展。
　　她尝了一口瓦罐煨汤，味道鲜香淳厚，确实不错，比起古城那几家所谓的瓦罐煨汤似有天壤之别。她一边慢慢悠悠地就餐，一边细心四处观察，过了20多分钟没喝几口汤，也没吃几口菜。她不敢吃饱了，得留点肚子应付下几家餐馆。
　　然而，她却在不知不觉中走神了，毕竟她是格律诗公司的董事长，毕竟格律诗公司出了大事，毕竟她是来深圳与乐圣公司谈判的。
　　尽管她对“求和”的成败与否并不关心，因为那不是她可以关心的事，她从加入公司的动机和条件就已经决定了这一点。但是求和成败以外的事却不能不让她有所思考，一种隐隐的预感不时地从她心底渗透出来，这种预感告诉她，丁元英与叶、冯、刘三人已经走不了多远了，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他们已经完全排斥了丁元英。这就意味着，她与这三位股东也走不了多远了，因为丁元英是她的股权代理人。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叶晓明接到起诉书后既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丁元英，也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她，而是先与冯世杰和刘冰商量出一致意见之后才来通知她这个所谓的董事长。
　　她在想，按照叶、冯、刘三人的逻辑，这场官司只要打起来，打赢打输都是死，惟一的出路就是避免诉讼发生。那么，如果这次求和不成呢？
　　她似乎已经看到了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上午8点50分，叶晓明和欧阳雪如约来到乐圣公司总部，在乐圣公司公关部经理的引领下步入会议室。一进门，叶晓明和欧阳雪都同时怔住了——会议室里不仅有乐圣公司的谈判代表，还有几家媒体记者，记者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谈判代表的人数。几道令人眩晕的镁光灯闪烁之后，叶晓明和欧阳雪入坐谈判席。
　　乐圣公司的谈判代表是董事长林雨峰和总经理赵青，职位规格和代表人数与格律诗公司一样，这给人一种诚恳和谦卑的印象，充分显示出乐圣公司作为东道主和强势一方对于一个小公司的尊重。林雨峰和赵青都是经常出入商业场面的人，对于摄像机、闪光灯和麦克风之类的东西早已经习以为常了，举止和神态都是那样从容、得体。
　　叶晓明和欧阳雪哪里见过这种阵势，面对着摄像机和麦克风，谈判还没开始就已经背负了谈判主题之外的心理压力。或许是由于期望值和关注程度的不同，叶晓明的神态显得更局促一些，而欧阳雪在紧张之中则更有一种懊悔和愠怒。
　　欧阳雪克制着自己的情绪，问道：“赵总，请这么多记者是什么意思？”
　　赵青平静地解释道：“这场诉讼是中国音响业第一例反不正当竞争案，在社会和媒体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业内人士和音响发烧友更为关注，这很正常。”
　　林雨峰一点没有音响界风云人物的架子，客气地说：“欧阳小姐、叶先生，欢迎你们能到本公司来，我们开始吧。”
　　叶晓明没想到林雨峰会参加谈判，那是一个传奇人物，一个让他无法触摸的高度，而现在他是以对手的身份与这个人平等地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这对于叶晓明而言无疑都成为了一种标志。
　　叶晓明拘谨而恳切地将他事先准备好的开场白讲了出来，说道：“林先生，做为普通发烧友和乐圣品牌的前代理商，我对您和乐圣公司都非常敬仰，首先我要感谢乐圣公司曾经对雅风音响行和格律诗公司的支持，谢谢！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客观上已经造成了我们两家公司的摩擦，我对本公司的过失感到不安，对贵公司表示道歉并愿意做出适当补偿。”
　　赵青说：“敬仰一词于林董事长和本公司都不敢担当，请叶总收回。我注意到叶总的谈话里用了“我”、“过失”和“补偿”三个词，我们认为，我们是同格律诗公司谈判，而不是您个人。如果贵公司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正当竞争，那就谈不上道歉和补偿。如果贵公司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正当竞争，那就不是补偿的性质，是损害赔偿的性质。我们可以接受道歉和赔偿，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不明不白的道歉和赔偿。”
　　叶晓明懊悔不已，他的发言本来是要用“我们”二字，一紧张把“们”字漏掉了，这就成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笑话。他想解释一下漏掉的“们”字，却又怕越描越黑，也许还不如忽略过去得体。更让他无以应对的是，对方一下就将问题推到了非此即彼的极端，此也不是，彼也不是，一点不留回旋的余地。
　　叶晓明只能选择沉默。
　　赵青平静地说：“好，我们先搁置争议，继续讨论下面的问题。我们先假定‘补偿’这个词的含义不确定，那么贵公司准备怎么量化这个补偿呢？”
　　叶晓明答道：“10万，这是我们所能承受的极限。”
　　赵青淡淡一笑，说：“叶先生，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也寄希望于谈判，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谈判平台的承载力。我们很遗憾，彼此距离太大了，大到使我们提出谈判条件成为无意义。因此，我们有些认识上的偏差还需要由法律去矫正。”
　　赵青的话就等于宣布：谈判破裂。
　　叶晓明在心里暗暗自语：这事是哈巴狗扎了个狼架势，现在真被人家当狼打了。他为这次谈判做了一些准备，比如怎样致开场白营造积极基调，怎样通过对方的身体语言获得各种信息，怎样避免陷入僵局……然而眼前的一幕告诉他，他的准备纯属多余。
　　欧阳雪觉得自己坐在那儿就像一个被人愚弄的小丑，这时她才意识到同意“求和”是自己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想到大哥当初为什么找她用一个空头名字，就是为了控股权、决策权和否决权。如果是人人都能看明白的事，那就不需要请高人了。大哥在决策之前预见不到这场诉讼吗？不可能。大哥从一年前就开始为音响展示会储备音箱，一定有他的考虑。现在死与不死只是叶、冯、刘三人和乐圣公司的判断，至少大哥还没判断。
　　即便是死，既然求和与不求和的结果都是死，那又何必这么窝窝囊囊地死？临死前喊两句口号好歹也是个气节。
　　欧阳雪把目光落在了乐圣公司的最高权力人物林雨峰身上，镇定地说：“林先生，你们的观点是出于肯定能打赢这场官司，我认为不一定。想想看，如果你们败诉了呢？那么现在的谈判对你们就有价值。”
　　“败诉？”林雨峰自语了一句，从容地站起来，从容地走到窗前指了指窗户，以绅士的语调和做派说了一句不太绅士的话：“如果公理都不在了，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紧随林雨峰的是记者的摄像机镜头、闪光灯和麦克风，音响界风云人物语出惊人，而谁都知道林雨峰所指的“这儿”是巴比伦大厦9楼的窗户。
　　林雨峰一语锁定了这场作秀的谈判。
第三十四章
　　求和失败，叶晓明和欧阳雪于当日下午4点30分乘班机回到古城。
　　将要走出机场出口的时候，欧阳雪意外地看见冯世杰和刘冰在出口处等候，而此时的刘冰本应该在北京照常工作。她心里一沉，凭直觉就知道将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她心里尚存一线希望，希望她的直觉错了，否则他们太快的反应就会让人感觉太多的悲哀。
　　然而，事实上叶、冯、刘三人都是在按预定的计划进行，叶晓明在短暂的谈判失败之后回到粤秀园酒店就给刘冰打了电话，通知刘冰按原计划带上全部公司手续回古城，按原计划在第一时间同时向欧阳雪提出退股的要求。既然求和失败，那么格律诗公司就已经成了死亡之地，在这个公司里多呆一分钟就意味着多一分危险。
　　冯世杰客气而又不自然地迎上一步，想寒暄却说不出口。
　　刘冰接过欧阳雪手里大包小包的深圳特产，寒暄一句：“董事长辛苦啦！”
　　四人走向停车场的时候，叶晓明有意走在欧阳雪的后面，以询问的目光与身旁的刘冰对视了一下，刘冰点点头，示意都准备好了。
　　上车时，冯世杰主动坐到了副驾驶位置，把后座留给了叶晓明和欧阳雪，这样既能避开直接与欧阳雪对视，又便于叶晓明与欧阳雪谈话。
　　汽车驶离机场不久，叶晓明终于摊牌了，说：“董事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也就没什么可隐瞒了。直说吧，我们三个要求退股。当然，公司法规定股东……”
　　欧阳雪一抬手打断了叶晓明的解释，冷冷地说了两个字：“可以。”
　　叶、冯、刘三人谁都没有想到欧阳雪会这么简单地答应了，他们原以为欧阳雪会以公司法和创建公司的背景为理由一口拒绝，因为一旦格律诗公司败诉，此时接受股份转让就意味着承担了这一部分股份的法律责任，也就意味着在资不抵债时将失去全部股金，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与其说是转让股份，不如说是转嫁危机。如果欧阳雪拒绝，如果双方经过摆事实讲道理而达成妥协，他们三人会感觉心理平衡一些，而欧阳雪这样的态度让车里的三个男人均有一种被女人轻视的感觉。
　　叶晓明停了一会儿，说：“我也不想辩解什么，也没啥可辩的。音箱测评、音箱说明书这些事咱就不说了，公司去年8月份以前销售利润不抵经营成本，一直亏损，8月份以后销售量上来了才开始赢利，截止到今年6月赢利17万，好不容易才看到点希望，音响展示会一下子就花掉了23万，还是亏损。照这么折腾下去，谁也受不了。”
　　欧阳雪沉默不语，一句话都不想说。
　　汽车开到维纳斯酒店，欧阳雪注意到刘冰不是把车停在路边，而是直接把车开到了停车泊位上，于是下了车问道：“就现在吗？”
　　叶晓明说：“手续他们都带来了，不费啥事，也免得董事长老挂着这事心烦。”
　　欧阳雪说：“好，到办公室吧。”
　　酒店里的服务员看到经理回来了，马上出来两个人帮着拿东西。欧阳雪交代他们把深圳特产——南山荔枝、龙岗鸡、金龟橘等食品放到冰箱里，然后带着叶、冯、刘三人上楼，在经过会计室的时候，她推开门让会计也来办公室。
　　欧阳雪打开办公室的门请叶晓明他们落座，对随后进来的会计吩咐道：“你带两个人去银行提30万现金送来，注意安全。”
　　会计走后，欧阳雪关上门说：“开始吧。”
　　叶晓明从刘冰手里接过公文包，取出公司印章、三份股东出资证明、公司办公室及店铺钥匙、冯世杰负责的进出货物账目、叶晓明负责的公司经营账目等等。最后，叶晓明拿出了一沓由刘冰事先打印好的空白股份转让协议。
　　欧阳雪从保险柜里取出3张叶、冯、刘三人的垫资借据分别还给他们个人，拿起空白股份转让协议看了看，无非是卖方自愿转让、买方自愿收购的内容，原股份金额不变，空白协议上就差填写上名字、金额、日期。
　　欧阳雪说：“你们填写，我签字。”
　　三人分别填写好各自的股份转让协议，每人一式两份，欧阳雪看过后没有异议，拿起笔依次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大家用红色印油分别在各自的协议上摁手印。
　　银行离维纳斯酒店不远，会计很快就取上钱送来了，放下钱随即离开。欧阳雪先付了刘冰的3万元，接着付叶晓明的7万元，两人拿到钱后给欧阳雪写了各自的现金收讫条。
　　欧阳雪没有马上给冯世杰数钱，而是先问道：“你的17万包括那辆吉普车，当初作价是5万，现在过去了一年多，该折价多少呢？你说个数。”
　　冯世杰尴尬地说：“那车一直都是我开，折啥价呀，还按原来的算。”
　　欧阳雪数出12万元推到冯世杰面前。
　　冯世杰只写了一张17万元的收讫条交给欧阳雪，但没接钱，说：“董事长，你看能不能这样，王庙村农户一共欠公司31万，你把农户欠公司的钱转到我身上17万，那这一部分就不受公司诉讼的影响了，村里建个生产体系不容易，能保多少保多少。”
　　冯世杰的意思就是公司向他个人转让17万元的债权，一旦格律诗公司败诉，这17万元债权已经脱离公司，就不在执行范围之内了。
　　欧阳雪从保险柜里取出扶贫资金账本和一叠农户借款欠条放到冯世杰面前，说：“都在这里了，你想保哪一块自己挑吧。”
　　冯世杰选择了几块最核心的机械设备农户借款，从农户借款条里抽出这些借据，经过计算一共是19.4万，超出转让股份2.4万元。
　　冯世杰说：“董事长，这些农户的借条我先拿走，我再给你打个2.4万元的欠条，一个星期之内我一定把钱给你送来。”
　　欧阳雪说：“可以。”
　　冯世杰写完2.4万元的借据递给欧阳雪，他尽量避开那双沉静到近乎鄙夷的眼睛，却仍然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董事长，这边的事你也没跟丁哥打个招呼？”
　　欧阳雪淡淡地说：“不是你们说这次就别打扰丁哥了吗？打个招呼又怎么样，大哥能挡住你们退股？”
　　办理过公司手续交接和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欧阳雪以为这样就可以了，结束了，却没想到刘冰忽然站起来说：“董事长，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有个要求，我虽然不是股东了，可是还想留在公司里干，给我个打工的机会行不行？”
　　刘冰拿到退股的钱居然还能提出这种要求，连叶晓明和冯世杰都惊讶得目瞪口呆。
　　欧阳雪惊讶得差点没晕过去，说：“既然公司都垮了，你给谁打工去？”
　　刘冰讪讪地笑着说：“现在不是还没垮嘛。”
　　欧阳雪迟疑了片刻，说：“你愿意，那就打工吧。”
　　刘冰随即说：“那我就把叶总的工作先接过来，明天就回北京。”
　　刘冰在承受一种心理压力的同时也释放了另一种心理压力，他达到了有效避险与保留希望的双重目的，一颗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叶、冯、刘三人拿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走出维纳斯酒店，上车的时候，叶晓明和冯世杰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了一种不自然，似乎这辆宝马轿车突然变得陌生了。
　　叶晓明坐在副驾驶位置，刚关上车门就笑着说了一句：“你小子，真不要脸！”
　　刘冰一边发动汽车一边说：“我也想要脸，可我真舍不得撒手这辆车，舍不得这种生活的感觉。这感觉，真他妈太好了，抗不住啊！”
　　叶晓明叹息道：“多好的局面哪，人家玩一把大牌就完了。”
　　冯世杰在后面半开玩笑地说：“刘冰，你这是巧夺总经理大权哪。我是说万一，万一这次公司没垮，你这打工的咋说也是公司元老，以后见面就得叫你刘总了。”
　　汽车驶上马路，刘冰这才想起来不知道去哪儿，忙问：“现在去哪儿？”
　　叶晓明说：“去嘉禾园，这事跟丁元英打个招呼就算过去了，好和好散嘛。”
　　刘冰朝嘉禾园小区驶去，一边开车，一边沿着刚才的话题说：“谁是高人？我赞成晓明的观点，人家世杰是高人，连资金带人才给王庙村整了个生产基地，还没付一分工钱。公司垮了，自己出去跑销售；万一公司没垮，公司离了王庙村照样玩不转。”
　　冯世杰长吁了一口气，内疚地说：“我操！仔细想想，我都不知道咱算个啥东西。人家丁哥图啥？欧阳雪又图个啥？我晕！晕死！”
　　叶晓明讥讽地说：“你晕？我倒！这话现在说多没劲，签协议之前你咋不说？”
　　冯世杰说：“我看了，咱几个都是烂泥扶不上墙的货。”
　　叶晓明说：“倒！连晕带倒！你啥时候不立牌坊了，我啥时候再醒过来。”
　　汽车很快开到嘉禾园小区，停在丁元英的楼下。因为车里有10万元现金和将近20万元的借款条，刘冰在车里守候，叶晓明和冯世杰两人上楼敲门。
　　丁元英开门，一见是叶晓明就寒暄道：“什么时候回来了？”
　　叶晓明说：“回来两天了，一直忙。”
　　这时，芮小丹系着围裙从厨房里出来，热情地招呼道：“来得正巧，我正择菜呢，都别走了，我多炒几个菜，晚饭就在这儿吃了。”
　　叶晓明忙说：“不用了，刘冰还在下面等着呢，我们跟丁哥说几句话就走。”
　　芮小丹从叶晓明和冯世杰的神色里看出了异常，也就不再礼让了。
　　叶晓明没再往沙发处走，而是站在门旁边说：“丁哥，我们跟董事长商量了一下退出公司了，欧阳雪收购了我们三个的股份，已经办过了手续，我们来跟你打个招呼。”
　　芮小丹愣住了。
　　叶晓明说：“乐圣公司起诉了，诉格律诗公司不正当竞争，要求损害赔偿600万元。法院前天送来了起诉书，我和董事长昨天去了深圳，今天上午求和谈判失败，下午刚回来。起诉书在董事长手里，公司的手续我已经交接清楚了。”
　　丁元英明白了，客气地说：“自己的事，是该自己拿主意。”
　　叶晓明歉意地说：“小家子气，没见过世面，丁哥多包涵。”
　　丁元英说：“你们商量妥了就好，别的没什么。”
　　叶晓明说：“那好，丁哥你忙，我们回去了。”
　　冯世杰说：“等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跟丁哥和小丹说。”
　　叶晓明不听也知道冯世杰大概要说什么，无非是些道歉的话，于是说：“行，你跟丁哥先聊着，我到车里等你。”说着，叶晓明告辞了。
　　冯世杰说：“丁哥，有件事都过去两年多了，一直在我心里压着，我也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说，不然心里一直别扭。你还记得那年你和小丹去晓明店里拿唱片吧？那次我对丁哥特别不礼貌，其实我是故意找茬儿。”
　　丁元英说：“过去的事，不提了。”
　　冯世杰说：“可我当时是故意的，是想找个茬儿搭腔，再请丁哥吃顿饭套套近乎。这事我一直觉得是欺骗，今天说了，你们就知道了，我也不压着了。”
　　芮小丹笑笑说：“谈不上欺骗，元英当时就说了嘛，问你‘咱们两个谁成心？’你把元英挤兑得一通转文，怎么能不知道呢？没事。”
　　咱们两个谁成心——冯世杰回忆起了当时是有这句话，只是没往心里去，更没理会其中的意思。原来人家当时就知道，之所以一通转文是给你面子、给你台阶。他突然觉得自己很没意思，突然惊疑：自己对公司前途的判断会不会也是个自以为是的小聪明？
　　冯世杰尴尬地说：“丁哥，小丹，打枣的事，退股的事，真对不起了。”说完，他也没再道别，直接开门走了。
　　丁元英默然关上门。
　　转让股份的过程终于结束了，欧阳雪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坐回办公桌前，她望着满桌子的账本、协议、现金，恍恍惚惚像是做了一场梦，有一种仿佛虚脱的疲惫感。她伏在桌子上，把脸埋在两只叠加的胳膊里，哭了。
　　她心口堵得难受，就是想哭。
　　哭了几分钟她觉得心里好受点了，情绪也渐渐平息下来。她抬起头，用两只手臂垫着下巴，静静而茫然地看着前方。她想，去深圳求和肯定是个错误，那么接受退股是意气用事还是别无选择？肯定两者都有。接受退股，最坏的结果就是在100万元投资风险的底线上再增加30万元，不是不能承受；拒绝退股，一定会招来无休止的争论、抱怨、指责，归根到底还是把矛头指向大哥，而大哥不会跟他们计较，最终还是接受退股。
　　即使拒绝了退股，这样合作下去还有多大意思？
　　她就不明白一个问题：格律诗公司到底是谁的事？是谁非要找高人指条道？是谁需要通过格律诗公司解决生存和事业问题？
　　商业投资就要承担商业投资的风险，请高人决策就要承担请高人决策的风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能承担的风险就不要凑热闹，怎么就可以……可以……这样？！
　　想来想去，她觉得自己做得没错，别无选择，她宁肯格律诗公司破产倒闭，也不想与他们再合作了。至于官司打不打？至于格律诗公司是胜诉还是败诉，随便了，她还是好好开自己的饭馆，去干自己能干的营生。
　　想到这里，她站起身收拾桌子，把该放进保险柜的东西统统放进保险柜。现在，她能做的就是去找大哥，剩下的事情已经不是她可以考虑的了。她重新化过妆，换了一套比较休闲的衣服，带上法院文书，到楼下的食品储藏室拿上一些刚从深圳带来的南山荔枝、龙岗鸡和金龟橘，对餐厅领班交代了几句酒店的事，开车去了嘉禾园小区。
　　在嘉禾园小区里面的车道上，她的车与刘冰开的车迎面驶过，两辆车都下意识地减慢了一下速度，却仍然一掠而过，谁都没有停下。刚才他们还在一起签署协议，现在已经是形同陌路了。她觉得还是这样一掠而过好一点，彼此都不至于尴尬。
　　停车上楼，这时候的她心情已经非常平静了。
　　丁元英开门请欧阳雪进屋，对着厨房说：“小丹，欧阳来了。”
　　芮小丹在厨房里答应一声。
　　欧阳雪把右手的袋子并到左手上，腾出右手从挎包里拿出三份法院文书和三份股份转让协议交给丁元英，然后从肩上摘下挎包放到沙发上，提着南山荔枝、龙岗鸡和金龟橘进厨房，把深圳特产食品放到厨台上。只见厨台上放着几个鸡蛋和一把刚择了一半的韭菜，显然是要做韭菜炒鸡蛋。电饭锅里的大米还没有淘洗，芮小丹正在洗手。
　　欧阳雪说：“你这口饭吃到嘴里还早着呢，别做了，一会儿咱们出去吃。”
　　芮小丹说：“我也是刚下班，就这一把韭菜到现在没择完，叶晓明他们刚走。”
　　欧阳雪说：“知道，刚才路上碰见了。”
　　芮小丹注意到欧阳雪眼睛里的哭痕，问道：“哭了？”
　　欧阳雪说：“能不哭吗？公司都成幼儿园了，我又不是阿姨，气死我了！”
　　芮小丹笑了笑，洗了一颗荔枝剥开放进嘴里，点点头说：“好吃！”然后把厨台上的食品一并往冰箱里归置，说：“算了，这顿饭我也没信心做了，你们先说事，说完了事咱们去尝尝你说的那家苗族餐馆。”
　　欧阳雪环视着厨房笑道：“厨具越来越多，这小日子慢慢就算过上了。”
　　来到客厅，欧阳雪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简要讲了一遍。
　　丁元英一边看文件一边听欧阳雪的叙述，当他听到冯世杰置换农户债权时笑了笑，听到刘冰要求留在公司打工时又笑了笑，只是听到林雨峰当着众多记者声称如果没有公理就跳楼时神色沉重了一下。看完起诉书和股份转让协议，他把文件放到茶几上。
　　芮小丹认真地听着，格律诗公司的缘起与她有着直接的关系，她对公司命运的关注有着与公司股东完全不同的角度，那是一种实践、一种证明。诉讼事件于王庙村是神话的序幕还是败笔的开始？退股事件是文化属性的产物还是判断能力的局限？合法的杀富济贫是不是社会可以接受和允许存在的合法竞争……总之，那个神话所需要的、实践了的和能够证明的东西逐渐浮出水面了。
　　欧阳雪说：“现在公司就剩我一个人了，怎么办呢？我除了开饭馆不会干别的，现在就是没官司我也管不了这公司，更别说有官司了。”
　　丁元英说：“先应诉，不经过诉讼不好处理。败诉了，简单，都是人家的，省事；胜诉了公司就值钱了，也简单，想卖就卖了，想托管就托管，重组、自营也可以，随你了。”
　　欧阳雪说：“我咨询过律师收费，从15％到30％不等，600万元的争议标的，就按15％计算也得90万元，那还不如把公司给律师算了。”
　　丁元英笑了，说：“谁给你规定打官司一定要请律师？这官司不复杂，能把证据实事求是说清楚就行。肖亚文素质不错，有一定法律知识和商务经验，跟你们也熟悉，你的公司可以出20万元请她做诉讼代理。你去北京找她谈谈，征求一下她的意见。”
　　欧阳雪说：“如果是亚文都能打的官司，那小丹也能打了？”
　　丁元英说：“能，但不适合。肖亚文接这案子也存在和工作发生冲突的问题，只是冲突成本低。小丹的工作性质不适合在媒体露面，时间也不好协调。”
　　芮小丹笑着说：“20万？眼都红了。就这点事，给5万我就给你们打了。”
　　欧阳雪问：“大哥，你说咱是不是不正当竞争？”
　　丁元英说：“小丹是律师，你问她。”
　　芮小丹说：“至少现在我仍然认为，只要是合法的竞争就是正当的竞争。如果合法的竞争体现了不正当竞争，那不是竞争本身的问题，一定是法律的问题。这个案子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观念、角度、立场。我现在说不好，我需要思考。”
　　欧阳雪说：“连你都需要思考，那我就更不想了。”
　　我需要思考……
　　我需要思考？
　　突然，芮小丹被这句话本身触动了。
第三十五章
　　中午，北京宏大写字楼7楼西区的“快餐区”像往常一样喧闹起来，所谓“快餐区”就是楼梯拐角的一块空地，几家快餐公司的快餐车在这里供应盒饭。大多数员工都是打好了盒饭带到办公室去吃，也有人在快餐车旁边临时摆放的矮桌就餐。
　　肖亚文要了一份米饭和一份3元的素菜拼盘，和“红太阳人才中介公司”的几个同事一起坐着马扎围着一张矮桌边吃边说笑，嘈杂中忽听背后有个声音叫她：“亚文。”这声音离她很近，既熟悉又陌生。
　　肖亚文回头一看，没想到居然是欧阳雪，肩上挎着一只棕色皮包正冲着她微笑，旁边还站着小杨。她站起身惊讶地说：“欧阳？怎么是你？”
　　欧阳雪笑笑没说话。
　　肖亚文问：“小丹呢？”
　　欧阳雪说：“小丹没来，出差了。”
　　肖亚文说：“怎么没先打个电话？我就不买盒饭了。”
　　小杨说：“董事长不让打电话，本来是想请你出去吃饭的，路上有个禁止右转的标志我没看见，违章罚款耽误了点时间，就来晚了。”
　　欧阳雪说：“我是想看看你这边的情况。”
　　肖亚文笑笑说：“我这儿有什么好看的，就这样。那咱们下去吃饭吧，马路对面有家餐馆挺不错，小丹吃过。”
　　欧阳雪一笑说：“你都吃上了，我还不省了请你一顿？小杨，去打饭。”
　　小杨问：“你吃什么？”
　　欧阳雪说：“什么都行，把饭菜打到一起。”
　　肖亚文听欧阳雪这么说，自然明白欧阳雪的用意，就先把自己吃了一半的饭菜合到一个饭盒里，等小杨把盒饭打来了，两人端着盒饭到僻静一点的地方边吃边聊。
　　肖亚文关切地问：“你从古城一个人开车过来？”
　　欧阳雪说：“不是，带了两个跑堂，在音响店呆着呢。”
　　肖亚文这才放心了，问：“找我有事吗？”
　　欧阳雪说：“乐圣把格律诗起诉了。”
　　肖亚文说：“知道，报纸都登出来了，说格律诗摸了老虎屁股，这事闹大了。”
　　欧阳雪说：“我把公司所有的材料都带来了，大哥让我来找你，想请你做格律诗公司的诉讼代理，代理费20万。”
　　肖亚文一愣，说：“我做诉讼代理？那怎么行？”
　　欧阳雪说：“大哥说你素质不错，有一定法律知识和商务经验，说这官司不复杂，能把证据实事求是说清楚就行。听大哥的意思，只要你不嫌钱少就没问题。”
　　肖亚文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格律诗是丁总操持的扶贫公司，我能有个拍马屁的机会就不错了，哪儿还敢再要扶贫的钱？问题是，我行吗？”
　　欧阳雪说：“大哥让我来找你就肯定有他的考虑，行不行的先不谈，你看过材料心里才能有数。先谈你，你能不能接？这事从时间上对你的工作肯定会有影响，我是担心这个。”
　　肖亚文一笑说：“我要是能打赢这么有影响的官司，那我就露脸了，履历表上又多了一项记录，只会对我工作更有利。小丹是律师，她对我代理这案子怎么看？”
　　欧阳雪笑笑没有回答。
　　肖亚文笑了，说：“那就肯定不是什么好话。你说吧，我脸皮厚，能挺住。”
　　欧阳雪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肖亚文着急地说：“快说呀，别把我急死了。”
　　欧阳雪说：“我要是说了，你不能有其他误解。小丹的原话是：20万？眼都红了。就这点事，给5万我就给你们打了。”
　　肖亚文哈哈一笑说：“哈哈，她一看我挣钱就眼红了。既然丁总和小丹都这么说，那就是我能应付了？行，这案子我接了，但是有个条件，再别提什么代理费了。”
　　欧阳雪说：“那不行，找你帮忙就是因为请不起律师，20万已经是很省钱了。”
　　肖亚文摇摇头，说：“如果真是请不起律师的案子，丁总在这之前就不做了，也不会让你来找我。谁都想挣钱，可挣钱不是这个挣法。”
　　欧阳雪说：“行，代理费也可以先不谈。”
　　肖亚文说：“你把材料留下，我先看看，熟悉熟悉情况。你在音响店休息不方便，我住的地方你也去过，我把门钥匙给你，下午你到我那儿休息，晚上咱们再商量。”
　　欧阳雪说：“不了，我先把小杨送回去，下午我到炊具大世界看看，趁着来这趟给酒店采购点东西。我知道你这儿了，快下班的时候我来接你，咱们一块儿去你那儿。”
　　吃过午饭，欧阳雪把公司材料交给了肖亚文。
　　周末的下午，红太阳人才中介公司与大多数公司一样，已经不办理重要业务了。紧张忙碌了一周的员工们此时的心情格外放松，都在盘算着怎么度周末了。
　　办公室里的人惟独肖亚文没有放松，反而更紧张了。虽然格律诗的文件并不多，账目也不复杂，肖亚文还是从中午12点半一直看到下午5点多，记了整整三张纸的内容提示和关键问题提示。她通过公司文件和财务报表理清了公司的基本状况，对公司的股份结构、经营模式和市场前景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她从4张往返深圳的机票、两张深圳粤秀园酒店的住宿发票和叶、冯、刘转让股份的协议推断出，欧阳雪和叶晓明是16日接到乐圣公司的起诉书，17日到深圳议和，18日返回古城的当天叶、冯、刘三人就转让股份了。
　　她不难想像叶、冯、刘三人对诉讼结果和公司前景的悲观，也不难想像欧阳雪在股份转让协议上签字时的情境和心情。
　　肖亚文对刘冰与格律诗公司签订的聘用合同感到不可思议，从时间、纸张和字迹上看显然是在股份转让协议签字的同时签订了聘用合同。从欧阳雪参与公司组建、为其他3名股东垫资、接受3名股东退股和与刘冰签订聘用合同，她对欧阳雪有了一些了解。
　　临近下班的时候，肖亚文把公司材料收拾好，走到办公室中央对大家说：“同志们请注意了，同志们请注意了，请听我发布一个广告。”
　　同事们的目光一起向她投过来。
　　肖亚文说：“明天是大礼拜，谁有家用数码摄像机请借本人一用，本人有急用。本人有过索尼330的使用经验，无须烦劳您手把手传授使用……”
　　一位男同事打断了她的话，说：“我那儿有台三星低档机，你拿去凑合着用吧。”
　　另一位女同事站起来说：“就你那破机子还能出人影吗？我那台就是330机，亚文要用连说明书都不用看。亚文，呆会儿下班你跟我一块儿回家拿去，用我的。”
　　肖亚文分别对两位同事说：“谢了，谢了。”
　　另一位女同事站起来说：“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我也有新闻要发布。”
　　同事们的目光又一起投向这位女同事。
　　这位女同事说：“我宣布，亚文同志——恋爱啦！”
　　大家都笑了。
　　女同事问道：“亚文用摄像机记录最幸福的时刻，只说声谢谢就行了吗？”
　　大家一起说：“不行！”
　　女同事又问：“怎么办？”
　　大家又一起说：“吃大餐！”
　　肖亚文说：“同志们，今天这套程序启动错了。”
　　大家又按照程序的台词一起说：“有意见吃过大餐再提。”
　　肖亚文笑了，说：“好吧，星期一下班聚餐，老地方。”
　　说笑中到了下班时间。
　　肖亚文和那位借家用数码摄像机的女同事一起下楼，欧阳雪已经在楼下等候了。肖亚文向欧阳雪说明先去同事家取数码摄像机，欧阳雪不认识路，就由肖亚文开车。汽车在下班时间的车流高峰期艰难行驶了40分钟进入一座小区，在一幢白色住宅楼前停下。
　　肖亚文对同事说：“我不上去了，在这儿等你。”
　　同事说：“上来坐会儿吧，吃过饭再走，一点都不麻烦。”
　　肖亚文说：“不了，我还有事，改天吧。”
　　同事劝让不下，只得自己上楼了，几分钟后拿着数码摄像机专用包出来，说：“电池是满的，不用充电，直接用就行了。充电器、软件和连接线都在包里。”
　　肖亚文把包放进车里，说：“谢谢。你上去吧，我走了。”
　　出了小区，汽车汇入大街的车流，向肖亚文的住所行驶。
　　肖亚文问：“东西买了吗？”
　　欧阳雪说：“买了，都在后备箱里。晚上想吃什么？”
　　肖亚文说：“你到了这儿我就是东家，得你说。”
　　欧阳雪说：“要让我说，我还是先说官司吧，材料你都看过了？”
　　肖亚文说：“看过了，明天去古城。”
　　欧阳雪不解地问：“去古城？去古城你借摄像机做什么？”
　　肖亚文解释道：“到王庙村取证，实地拍摄生产过程。”
　　欧阳雪问：“你已经有数了？”
　　肖亚文说：“不是我有数，是这事本来就有定数。以我对丁总的了解，丁总不可能没有预见到这场诉讼，既然他预见到了却又不去规避，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这场诉讼决不是偶然的、被动的，而是经过设计和预期的，是计划的一部分。既然是计划的一部分，丁总一定是要通过这场诉讼达到什么目的。至于诉讼代理，如果我不打这个官司，那么打这场官司的人就很可能是小丹。”
　　欧阳雪说：“亚文，你行啊！那……依你看，大哥要通过诉讼达到什么目的呢？”
　　肖亚文说：“至少，通过诉讼过程的媒体报道让市场了解了格律诗产品的低成本、高质量，提高了品牌知名度。如果乐圣败诉，除了合作可能就没多少选择了。如果合作，格律诗公司至少在两三年内就会有一个高速发展期。”
　　欧阳雪说：“我没看出来。”
　　肖亚文笑了笑，说：“你不是没看出来，是根本就没看，你心思不在这上面。我同意丁总的看法，这官司并不复杂，只要能把证据说清楚就行。”
　　肖亚文只顾说话了，临近一个路口没注意红绿灯的时间与车速的配合，将要通过路口的时候，绿灯突然变成了红灯，尽管她紧急刹车，但是惯性还是推着汽车越过了停车线，只见交警立刻做出手势，示意她将车停到指定路边。
　　肖亚文笑道：“看，得意忘形，老天立刻就给点教训。”
　　欧阳雪拿出一张百元面钞放到仪表盘上，说：“你是给公司办事，这钱得公司出。”
　　肖亚文伸手把钱塞了回去，说：“公司是让我办事，没让我违章。”她把车开到指定路边停下，此时交警正在处理前一起违章车辆，暂时顾不上这边。
　　欧阳雪和肖亚文一起下车，站在车旁边等候交警来处理。
　　肖亚文说：“欧阳，我想问你个不该问的问题。”
　　欧阳雪说：“我还能有什么不该问的事？你问什么都行。”
　　肖亚文问：“古城和北京这两边你都得兼顾，胜诉了以后你怎么打算？”
　　欧阳雪说：“我愁的就是这事，顾不过来，也没能力管，真败诉倒真省心了，也就没机会愁了。大哥说等胜诉以后公司值钱了，想卖就卖，想托管就托管。可我卖给谁呢？托管给谁呢？当初我就跟大哥说了，出资可以，让我管理不行，公司在我手里早晚是个倒闭。我赔点钱还有饭店，可公司一停，王庙村的生产就得跟着停，眼下让农户自己去做市场，从资金到人才都不现实，那就把人家给害了。”
　　肖亚文摇摇头说：“不是你想的那样。如果胜诉，你至少有三种选择：一是自愿让乐圣公司兼并，乐圣求之不得；二是聘用职业经理人，利润分账；三是委托冯世杰经营，这正符合冯世杰想为王庙村办点事的初衷。就像丁总说的，想卖就卖，想托管就托管。”
　　说话间交警过来了，先是一个漂亮的敬礼，然后是查验执照、指出违章事实，接着是态度和蔼地开具罚款单，整套程序干净、利落。
　　肖亚文交过罚款，延续刚才的话题说：“欧阳，我有个趁火打劫的非分之想，如果冒犯了你，我先道歉了。”
　　欧阳雪说：“你还没说呢，道的什么歉？”
　　肖亚文说：“如果可能，我想买你一部分股份，加入你的公司。”
　　欧阳雪一怔，停顿片刻冷静地说：“你想好了再说，说出来我可就当真了。”
　　肖亚文说：“下午看过材料我就有想法了，只是觉得有趁火打劫之嫌，不好开口。但是如果等胜诉了以后再提，我还不如现在趁火打劫心里干净点儿。我想让你相信我入不入股都不影响打好官司，可这本来就是一块擦不掉的黑，只能黑着了。”
　　欧阳雪说：“天哪，要不是在大街上我就拥抱你啦！我去写字楼看你的情况，就是想打你的主意。我是想等打完了官司再跟你提这事，要是你不嫌弃，你就把这公司管起来。”
　　这时，交警在那边喊道：“嗨嗨！那辆车怎么还不走？找罚呢？”
　　两人这才醒过神，赶快上车走了。
　　车上，欧阳雪高兴地说：“你看，这就叫烈火干柴、两相情愿，多好啊！”
　　肖亚文说：“我盘算了一下，能凑31万。”
　　欧阳雪说：“你必须得等打完官司再入股，万一败诉了不能把你拖累进去。你要入股就必须得控股，得有绝对权力，不然还是没人管，没有意义。资金不是问题，还按原来的垫资方式。你是小丹和大哥都信得过的人，有知识也有能力，你接公司我放心。”
　　肖亚文说：“我的机会就在于败诉的风险，等打完官司，我就不该有机会了。如果可以胜诉以后再入股，以叶晓明他们的资历，他们理当比我有优先权。胜诉以后公司升值，如果按升值后的股价入股，我就得承担更多的负债；如果按现在的股价入股，我得到的就是叶晓明他们理当优先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我还不如人家来得光明磊落。所以，我的机会就在于败诉的风险，在于应诉之前。我本来就是个打工的，输了接着打工。对我来说，能有个往牌桌上凑的机会就已经很不错了。”
　　欧阳雪沉思了许久，说：“如果乐圣公司对诉讼没信心，这官司他们还打吗？如果叶晓明他们能跟你一样想，他们还退股吗？为什么你们的看法那么不一样？”
　　肖亚文说：“这个很难说清楚，每个人的立场、观念、心态和思维模式都不一样，获取的信息量和解读信息的方式也不一样。”
　　欧阳雪问：“你持51％的股份，股值65万，可以吗？”
　　肖亚文说：“有两点我得提醒你：第一，如果是51％的股权转让，一旦败诉，负债的部分我无力偿还，有可能这辈子我都还不完；第二，不管是谁控股，都得预留出一块股份准备吸收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冯世杰，他是连接公司与王庙村的纽带。除非公司改变宗旨和经营方向，否则，没有冯世杰的格律诗是与王庙村走不了多远的格律诗，而吸收冯世杰入股的先决条件是，等公司胜诉没风险了，等格律诗与乐圣的合作成定局了。”
　　欧阳雪说：“我这儿你不用考虑，只要不让我管公司，股不股份的没关系。我就认一个傻理儿，守住餐馆就能活命。别的事再好，我去做可能会饿死。”
　　肖亚文说：“没股份不行，这公司少了谁也不能少你欧阳雪。”
　　欧阳雪说：“这话就是假客套了。”
　　肖亚文微微一笑，说：“问题是，假客套不能当饭吃。格律诗扶起王庙村之时，就是格律诗受制于王庙村之日，而格律诗的价值也就在于此。万一将来公司不行了，我就把音响店改成餐馆，有你这么多年的经验垫底，我也饿不死了。”
　　欧阳雪在肖亚文那里住了一夜，两人商量公司的事情睡得很晚，肖亚文依旧像上次那样睡在沙发上。第二天早上两人洗漱化妆之后就动身了，先到音响店接上两个维纳斯酒店的小伙子一起吃早饭，然后朝古城驶去。不紧不慢行驶了四个小时到达古城，把两个小伙子送回酒店，中午十一点多来到嘉禾园小区。
　　欧阳雪摁响门铃。
　　肖亚文是私募基金解散后第一次与丁元英见面，虽然她与芮小丹和公司都有来往，但是她与丁元英的背景还停留在私募基金，一见面就习惯地问候：“丁总您好。”
　　丁元英对肖亚文的到来并不感到意外，热情地说：“是亚文哪，请进，请进。”
　　肖亚文把数码摄像机和挎包放到沙发一侧，坐下说：“丁总，一晃都3年了。”
　　丁元英笑道：“别丁总丁总的，我早就不总了。”
　　欧阳雪在一旁说：“叫丁总多别扭，你跟我一样叫大哥吧。”
　　肖亚文拘谨地一笑，说：“好啊，大哥，那我就套近乎了。”
　　欧阳雪无意间看见放电脑的房间从大茶几到大沙发摆了一片唱片，唱片盒、封套和唱片凌乱不堪，于是问道：“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呢？”
　　丁元英说：“挑曲子，编张唱片。”
　　欧阳雪没听懂，问：“编唱片？唱片还能自己编吗？”
　　丁元英说：“能，把各种交响乐和协奏曲里面最好听的小提琴片段截取出来，用软件编辑、修饰，编一张自己爱听的唱片。”
　　欧阳雪听懂了，说：“那你也给我编一张吧，我放车里听。”
　　丁元英问：“你是指这张还是另编一张？”
　　欧阳雪说：“另编一张，我不要那种太艺术的，好听就行。”
　　丁元英笑了，说：“好听就是艺术，只是每个人的好听标准不一样。”
　　欧阳雪想了想，说：“算了，唱片的事呆会儿再说，先说正事。大哥，昨天下午我跟亚文谈了，我想请亚文接管公司，亚文也希望入股公司，都想到一块儿了。亚文这趟是来王庙村取证，实地拍摄生产过程。亚文入股的事，还得听听大哥和小丹的意见。”
　　丁元英说：“亚文入股，低于或持平控股线意义都不大。”
　　欧阳雪说：“亚文出资30万，其余部分按垫资处理，亚文持51％的股份，这样大哥就解放了，我也解放了。我持29％的股份，剩下的20％预留。亚文的意思，等将来乐圣跟格律诗合作了，那时候就没风险了，再争取把冯世杰吸收进来。”
　　丁元英为她们烧水泡茶，听着欧阳雪介绍情况。洗完茶杯，他用茶巾擦着杯子，眼睛注视着肖亚文，淡淡问了一句：“你怎么肯定乐圣会跟格律诗合作？”
　　肖亚文回答：“我站在乐圣的立场考虑，只有合作才符合乐圣的根本利益。”
　　丁元英又问：“吸收冯世杰，你是出于不得已还是想给他一个机会？”
　　肖亚文说：“是不得已。格律诗的生存基础在王庙村，而王庙村的命脉在格律诗，除了这种本质的依存关系之外，冯世杰是连接两者人际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
　　丁元英说：“比起托管、转让，亚文接管公司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种结果，我想小丹也会赞成。但是，胜诉机率高不等于胜诉，败诉的可能性一直存在，亚文对这一点必须得有清醒认识，必须对败诉的后果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肖亚文说：“败诉了，我还去打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等老得打工都没人要了，我就摆个小摊、开个小店。这不是我愿不愿意的事情，是我必须得这样。如果我这辈子都没把债务还清，那欧阳也只能认倒霉了。”
　　这很像是一场简单的考试，肖亚文的判断都在事物的本质上。丁元英当初在私募基金招聘助理的时候也是这么简单问了几句话，今天的情形几乎是当年的重现。所不同的是，当年是招聘雇员，而今天是为格律诗公司选择掌门人。
　　丁元英说：“行，就是你了。”
　　肖亚文说：“我得把手头的工作有个交代了才能辞职，猎头公司的联络工作很忌讳中途换人，我还需要点时间。我对格律诗和农户的情况只是初步了解，吃透也需要时间。我的意思是，我和欧阳的股份转让协议等办完辞职手续之后再签，而且放弃15日内应向法院提交的答辩状，从交换证据阶段开始应诉。”
　　丁元英说：“那都是你自己的事了。”
　　肖亚文说：“还有就是那辆宝马车，这辆车无论从产权还是从级别都不适合放在格律诗公司，我想这几天就让刘冰把车给你开回来。”
　　欧阳雪不知什么时候拿出了一个计算器在算着什么，这时插话道：“宝马车放公司里确实不合适，但是公司没辆车装门面也不合适，亚文进进出出都代表着公司形象。昨天晚上我跟亚文商量了一下，打算公司买辆车，30万价位的，得比我这辆车稍微好点儿。”
　　丁元英说：“这是个茬口。亚文买完了车，直接把宝马还给楚风就行了。”
　　铁观音茶泡好了，丁元英给每人倒上一杯，然后自己点上一支烟。这是他的习惯，好像喝茶的时候没有一支烟就少了点什么。
　　肖亚文端起茶托品了一口热腾腾的茶，说：“真香！好久没跟丁总一起喝茶了。以前我见了丁总就紧张，生怕哪件事没办好就给炒了。现在改叫大哥了，还是紧张。”
　　丁元英笑了笑，问：“你怕我？”
　　肖亚文说：“当然怕，你一皱眉头我就得到财务室结账去。”
　　丁元英说：“你要怕我，你敢把我放到古城？”
　　肖亚文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状，说：“大哥，天地良心，我冤枉啊！我只是想通过小丹的关照保持联系，能有机会跟大哥学点东西。我胆子再大，还没大到敢打小丹的主意，更没大到敢打大哥的主意，你们是什么人？什么看不明白？可我就没想到……小丹这样的女人居然也会勾引男人？大哥这种刚出苦海的男人居然还会跳入火坑？”
　　丁元英尴尬一笑，说：“是我贼性不改，勾引人家良家女子。”
　　欧阳雪见公司的事谈完了，就合上计算器说：“大哥，这场诉讼让我有个想法，我得趁现在有条件置一套音响，我一个女人家，将来再想置这种发烧土匪级的音响就太难了。”
　　丁元英说：“公司都是你的，你把那套样机搬走就行了。”
　　欧阳雪说：“所以，我要解决的不是音响，是唱片。记得大哥说过，平均每张唱片能挑出来两支好听的曲子就不错。大哥这儿有1300张唱片，能挑出来2600首曲子，长曲子和短曲子平均一下，一张盘能装13首，就是200张。刻录盘按20元一张，成本4000元。大哥的1300张唱片平均按130元计算，我就节省了16.5万。大哥得给我出个曲目表，得让我知道哪支曲子叫什么名字，谁的作品。我就轻轻烧一下，不需要原装进口。”
　　肖亚文往沙发靠背一仰，说：“天！世界上最后一个坚强的女人也晕倒了！”
　　欧阳雪说：“你晕什么？”
　　肖亚文说：“这是大哥这种鉴赏力的行家从国内、国外最权威的唱片店里像大海捞针一样挑选出来的1300张精华，再从精华里挑选最好的版本里最经典的曲目，你的欣赏水准一下子就从零度升到了沸点。这样的水准还轻轻烧一下，真发烧友也得晕倒。”
　　欧阳雪兴奋了，说：“哈哈，那我就可以闯荡江湖了？大哥，拜托啦！”
第三十六章
　　6月23日下午2点37分，一列从武汉方向驶来的列车进入古城火车站第一站台，熙熙攘攘的站台汇集了刚刚下车的旅客和将要上车的旅客，站台靠南边一点的位置停着两辆古城公安局的警车，刑警队长雷剑峰和警员马林、徐丽红几个在站台边上等候。周伟、王福田和芮小丹3人押着一男一女两名从武汉追捕的贩毒嫌疑人从9号车厢下车，雷队长上前问候了几句，大家随即上车返回刑警队。
　　抓捕小组从古城追踪到南京，从南京追踪到武汉，整整绕了一个大三角，经过四天四夜的紧张奔袭人已经很疲惫。回到刑警队汇报完抓捕小组的工作，雷队长派车把周伟、王福田和芮小丹3人分别送回家休息，准许明天放假一天。
　　芮小丹早已经习惯了刑警工作的紧张和劳累，这对于她早已经不再是个问题，然而这些天她的大脑却一直处在一种持续的思考状态，工作中一有空闲就会思考她生活里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她的思想和心理正在经历一次从未有过的冲击。
　　为什么丁元英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挖出一个陷阱？
　　为什么乐圣公司能眼睁睁地跳了进去？
　　为什么叶、冯、刘面对同一个事实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为什么……
　　从整个事件里，她没有看到丁元英有任何能让人感到“神”的招式，每一件具体的事都是普通人都能做到的普通事。他的的确确是在公开、公平的条件下合理、合法的竞争，一切都是公开的，没有任何秘密和违法可言，所谓的“神话”竟是这么平淡、简单。
　　原来能做到实事求是就是神话！
　　原来能说老实话、能办老实事的人就是神！
　　因此可见，让人做到实事求是有多难，让人做到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有多难，而做到的人却成了说鬼话、办鬼事，倒行逆施。
　　这个世界怎么了？
　　芮小丹心里非常清楚，当乐圣公司败诉的时候，当法律做出无奈判决的时候，社会舆论不会沉默，丁元英这个一向寻求清静的人最终将在有识之士的斥责声中落得一个阴险狡诈的恶名，而格律诗事件留给人们的却是一次关于得救之道的思考。正如詹妮所言，很难说他比教徒更好还是比强盗更坏。
　　那是惟有她才能读懂的一个字——爱。
　　回到家里，芮小丹先洗了一个热水澡，洗去了几天的风尘，也洗去了几分疲惫。她裹着浴巾在浴室的镜子前用吹风机吹干湿漉漉的头发，然后到卧室里换衣服、化妆。她一边化妆一边思忖着今天的时间安排，忽然想到了什么，放下睫毛夹走到书房，她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纸笔写了几段话，拿上这张字条又回到卧室继续化妆。
　　化好妆，她把那张字条放进挎包里，特意找了一个矿泉水的空包装箱，锁上家门，打开车库大门，开车去了位于古城西区的川府大酒店，买了一瓶五粮液酒，买了红油肚丝、生拌豆腐丝、凉拌鸭掌3个凉菜和宫爆鸡丁、麻婆豆腐、盐爆鱿鱼3个热菜，3个热菜选的都是可以回锅加热的菜，打包，连酒带菜放入纸箱里。
　　一箱酒菜装上车，芮小丹拿出手机给丁元英打电话：“乖，我回来了……你10分钟以后下楼，我去接你……不在外面吃，我已经准备好了。”
　　挂了电话，芮小丹开车直奔嘉禾园小区。
　　丁元英已经在楼下等候，芮小丹远远就看见了，只要一见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她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满足感，脸上就会浮现出灿烂的笑容。
　　丁元英上了车，说：“肖亚文来过了，前几天来王庙村取证据，她说不收代理费，希望有机会入股公司。欧阳雪正愁公司没人管，一拍即合，已经签了股份转让协议，肖亚文认购了叶晓明他们退掉的股份，这样一来，公司既不用转让也不用托管了。”
　　芮小丹一愣，刹那间就反应过来了，高兴地说：“那太好了，亚文那么精明，这公司让她管理肯定有希望，对欧阳和亚文都合适。”
　　也就是在这一刹那，芮小丹脑海里突然浮现出1995年5月在法兰克福与肖亚文见面的情景，肖亚文说的那段话犹在耳边萦绕：认识这个人就是开了一扇窗户，就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能让你思考、觉悟，这已经够了。其它还有很多，比如机会、帮助，我不确定。这个在一般人看来可能不重要，但是我知道这个很重要。
　　她油然一笑，心里暗暗自语：白领就是白领，不简单。
　　车子调转过方向在小区的干道上慢速行驶，芮小丹腾出右手从挎包里摸出那张写好的字条递给丁元英，说：“给你写了张条子，你看看。”
　　丁元英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这些天我想了很多很多，关于文化属性，关于你和我，关于乐圣公司与王庙村，关于已经发生的和可以预见的……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沉溺于思考，好像突然有很多很多话要跟你说，有很多很多问题要跟你讨论。
　　你送给我的礼物不是神话，是觉悟。
　　你与传统习俗格格不入，这使你不愉快，也给周围的人带来不愉快。如你所说，不该作为的不作为就是作为。你确实适合清静，还是乖乖在屋里呆着吧。
　　归纳了几个问题，请你回答——
　　问题一：我不想当律师了，突然有一种想写作的冲动，写小说，写剧本，揭示不同文化属性的人生命运。你对此怎么评价？草率？心血来潮？
　　问题二：你对我开始厌烦了吗？
　　问题三：当我去法兰克福大学读研的时候，你会在哪儿？
　　丁元英看过之后说：“第二个问题命题错误，答即有错。”
　　芮小丹心里美滋滋的，问：“那就是根本不烦了？怎么见得？”
　　丁元英说：“那儿。心不动，它不干活儿。”
　　芮小丹说：“男人最不可靠的就是那儿，都怕闲着，信用等级最差。”
　　丁元英说：“所以，一门深入才有了证明力。”
　　芮小丹习以为常地笑了笑，说：“如果流氓协会竞选会长，你肯定是相当有竞争力的候选人。除了这个，你就不能有其它的回答吗？”
　　丁元英说：“不能，只要是需要证明的感情就有错。”
　　芮小丹心里更得意了，转而又问：“你说，酒这东西是乱性还是见性？”
　　丁元英说：“见酒性，乱理性。喝多了话多，没分寸。”
　　芮小丹说：“我认为是见真性，乱假性。”
　　丁元英笑了，说：“那你就是给人挖坑下套了，不喝你的酒就是怕露真性，喝了你的酒说明平时都是假性，怎么都不真。你这是审犯人审多了，职业思维模式。”
　　芮小丹说：“记得1995年在南村小区楼下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一身酒气，我看你就像个流氓，后来才知道你并不喝酒，楚风大哥跟你喝酒就是为了听你说酒话。今天我特意给你买了一瓶白酒，我陪你喝酒，我也听听你说酒话。”
　　两人一路聊着到了玫瑰园小区，芮小丹小心翼翼把一箱子酒菜搬下车，丁元英这才知道原来酒菜就在车上。芮小丹打开车库大门，把汽车开进了车库。丁元英自然明白，今夜肯定是不能回去了，而今夜要谈的事情也决不仅仅是温情浪漫的事情。
　　芮小丹一阵忙碌，先摆上餐具、香烟、饮料，再焖上大米饭，预备酒后的主食，把3个凉菜装盘，把3个炒菜回锅加热了一遍，一桌酒席准备好了。这情景似曾熟悉，两年前的这个季节也是她请丁元英喝酒，两年后的今天心境已全然不同。两人的杯子一样，都是喝纯净水用的玻璃杯，只是芮小丹的杯子里是可乐，而丁元英的杯子里是白酒。
　　丁元英看了看杯子里的酒，足有四两。
　　芮小丹端起半杯可乐说：“酒，慢慢喝，别喝醉了就行。今天是我问，你答，海阔天空聊到哪儿算哪儿。来，干一杯！”
　　丁元英喝过酒，说：“先回答你字条上的第一个问题，你不是可以做，也不是我或你父亲希望你做，而是你适合这样做。人从根本上只面对两个问题：一是生存，得活下来；二是得回答生命价值的问题，让心有个安住。”
　　芮小丹问：“你安住了吗？”
　　丁元英笑笑说：“没有，我痞性太重，牧师都说我没救了。”
　　芮小丹长长叹息了一声，压抑地说：“杀富济贫，破坏性开采市场资源，让井底的人患上精神绝症，这些都已经可以预见了，我也有了犯罪感。如果林雨峰真跳楼了，我就更觉得有罪了，这和击毙罪犯不一样。可我就不明白了，扶贫错了吗？法律承认和允许的竞争错了吗？如果农民不靠自己所能，那贫困农民的出路在哪儿？怎么才能得救？这根本不是就事论事可以回答的问题，还得落到文化属性上，还得说觉悟。”
　　丁元英说：“因此我认为，中国应该多一个由你注册的强势文化传播公司，你应该整合你的社会关系资源，埋头学几年、干几年，吸纳、整合零散能量，从你的第一本书、第一个剧本、第一部电视剧做起，用小说的形象思维和影视艺术的语言去揭示文化属性与命运的因果关系，去传播强势文化的逻辑、道德、价值观。”
　　芮小丹说：“我就是想做这件事，心里非常冲动。不管我是不是自不量力，我就为这个去留学，争取有一天我能以我的方式告诉别人，神就是道，道就是规律，规律如来，容不得你思议，按规律办事的人就是神。”
　　丁元英端起酒杯，说：“为你的这个觉，碰一下。”
　　芮小丹确实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干杯的事，喝了一口可乐，然后问：“当我在法兰克福大学读研的时候，你会在哪儿？”
　　丁元英问：“你希望我在哪儿？”
　　芮小丹说：“我希望你呆在布尔伦布大街的老房子，这是一个适当的距离。太近，我静不下心学习；太远，我太痛苦。我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既能多陪母亲还能攒点零花钱，每个周末我去柏林看你，这样我每过一天就离周末近了一点，每天都生活在希望里。”
　　丁元英说：“那我就在柏林呆着。”
　　芮小丹说：“我希望的和你原来既定的不是一回事，我是问你，在你没认识我之前你对将来是怎么打算的？你不可能在古城临时一辈子。”
　　丁元英答道：“我原打算……不，是理想……等有钱了我就在柏林近郊买一套像你这样的房子，做一间特别隔音的听音室，上下左右没有邻居，没人敲暖气管抗议，能把音响开到听力的极限，音质至真至纯，能被《伏尔加河》、《新大陆》这种排山倒海的音乐淹没，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那就行了。”
　　芮小丹说：“在柏林买这样的房子就不是这个价钱了，也不是这个生活成本。”
　　丁元英说：“没钱的时候就选择既清静又生活成本低的地方，有条件了就选择更清静点的地方。在柏林你不必担心买到假手机、注水肉，不必为电话故障一趟趟求电信商，不必为当官的汽车闯红灯动肝火，法律、治安和社会服务环境都要好一点。我没什么志向，就想不招谁不惹谁地过自己的日子。”
　　芮小丹说：“女人与男人的对话方式只有两个，要么躺着，要么站着。所以，我总愿意把你想像成一个流浪街头的醉汉，想收留你，却不敢想像收留你的门槛有多高。你说过，给你扔块馒头就行，可你要的这块馒头太大了，我这个穷家养不活你。”
　　丁元英又喝了一口，只一会儿工夫杯子里的酒就快见底了，吃了几口红油肚丝和生拌豆腐丝，问：“为什么要养活我？”
　　芮小丹回答：“心理，女人的心理需要。和你在一起，我还没自信到不需要证明是站着跟你对话，而上帝给了你一根那东西，你生来就不需要证明。”
　　丁元英说：“如果这么养着，我也就剩那根东西有点用了。”
　　芮小丹微微一笑，说：“所以你的思辨得有点用，我的打算和你的打算需要结合，需要建立一个结构。说到底还是我太贪了，还想天长地久，还想站着对话。告诉我，你认为我将来做文化公司能挣多少钱？然后根据这个参数给我一个设计建议。”
　　丁元英说：“我在1996年就提过，国家机器不缺一个迟早要被淘汰的女刑警，而社会应该多一个有非常作为的人才。以你的条件、阅历和人际资源，只要你努力，你在15年内至少能挣到1000万。我给你两个建议，一是你不以求职应聘为生，要学位意义不大，应该什么有用学什么，不影响创作、经营，学个十年八年的，就为有个学习环境。”
　　芮小丹感到吃惊，既为挣钱的估计吃惊，也为学习态度吃惊。
　　丁元英喝一口酒，点上一支烟，接着说：“二是我借给你500万，3％的年息，第15年一次偿还本息725万。你预支这笔钱在柏林买一套这样的房子，养着我。房子按2％的折旧计算，15年折旧150万，加上15年的利息225万，你的绝对风险是375万，这就是你要证明站着对话的代价。于我而言是经营资本，于你而言是收留我。”
　　芮小丹往酒杯里添了一点酒，问：“如果5年以后你嫌我老了呢？”
　　丁元英说：“有可能，而且不止这一个如果。也许5年以后你嫌我平庸了，也许有一天你把我扫地出门了，但这都不影响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不改变今天的事实。5年以后我不嫌你老，你就可以不老了吗？5年以后我变成了一个色狼，值得你回头看一眼吗？”
　　芮小丹笑了笑，端起杯子说：“采纳你的建议，定案！”
　　丁元英端起杯子说：“为中国的文化圈即将多出一个声音，干杯！”
　　几巡酒过后，夜幕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悄悄降临了，屋子里的光线越来越暗。芮小丹起身去开灯，拉上窗帘，然后坐回原处。她看了看酒瓶，酒瓶里的酒已经下去了一多半，杯子里剩下的酒也不多了，这时候的丁元英已经有了几分醉意。
　　芮小丹问：“今天喝不少了，还喝吗？”
　　丁元英说：“就是你说我像流氓的那次，我和韩楚风两个人喝了两瓶，括弧，没喝完就都倒了。今天你把我两年前的建议采纳了，我很高兴，得喝。”
　　芮小丹说：“只要不是我觉到、悟到的，你给不了我，给了我也拿不住，叶晓明他们就是例子。只有我自己觉到、悟到的，我才有可能做到，我能做到的才是我的。”
　　由于酒精的作用，丁元英浑身燥热，说话的兴致更浓了，几分醉态地说：“不管是文化艺术还是生存艺术，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你的前途在哪儿？就在无明众生，众生没有真理真相，只有好恶，所以你才有价值。觉悟天道，是名开天眼。你需要的就是一双天眼，一双剥离了政治、文化、传统、道德、宗教之分别的眼睛，然后再如实观照政治、文化、传统，把被文化、道德颠倒的真理、真相颠倒过来，随便你怎么写怎么拍都是新意和深度，这就是钱，就是名利、成就、价值，随便你能说的什么。”
　　芮小丹笑而不语，知道丁元英这是在说酒话了。酒话虽然少了点分寸和聚焦，却是更赤裸裸的心里话，这让她感到亲切、安逸和温馨。
　　丁元英又喝了一口酒，兴致盎然地说：“用道眼看与用人眼看一样吗？不一样。什么叫特殊感觉？什么叫立意要高、挖掘要深？那不是挖地沟，想挖多深挖多深。也不是爬楼梯，想爬多高爬多高。不在那一道上，你不可能会看到那一道的真相。立意要高、挖掘要深，充其量是个猜测和揣度的版本，不得究竟。”
　　芮小丹注意到，丁元英刚喝过一口酒却又端起杯子去喝，一口把杯子里的酒喝干，已经有些下意识动作，她觉得再喝下去就要醉了。
　　丁元英在酒劲的渗透下漫无边际地说：“昨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屋里听音乐，听前苏联红军合唱团的《伏尔加河》曲子，听了很多遍，脑子里浮现着俄罗斯抗击拿破仑、抗击希特勒的画面，很伤感，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俄罗斯是个伟大的民族，历史上没有什么人能战胜他们，但是在世界两大阵营50多年的意识形态对抗里，他们却输在了他们还没有完全读懂的文化里，而美国尊重客观规律的文化最终使他们得到了靠飞机大炮不能得到的胜利，以至于联合国都成了一个失宠的王妃。在中国，有人动不动就拿民主指责共产党，可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中国的政治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牺牲品。把几千年沉积的文化属性问题全都记到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政党账上，这不公平，也不是真实的国情……”
　　丁元英说到这里有些激动，下意识地又要端酒杯，发现杯子里空了，看看芮小丹，见芮小丹并没有给他倒酒的意思，就想自己倒酒，却被芮小丹阻止了。
　　芮小丹说：“你不能再喝了，再喝就醉了。”
　　丁元英酒兴正起，说：“今天这个日子不醉，更待何时？”
　　芮小丹果断而坚决地把那半瓶酒拿开了，随手摁下电热壶的电源，准备烧水给丁元英泡功夫茶。她把烟和打火机递给丁元英，温柔一笑说：“小傻瓜，正因为今天有特殊意义才更不能喝醉，喝醉你就不好好干活儿了。”
　　丁元英说：“都半斤酒下肚了，货色肯定打了折扣。”
第三十七章
　　1998年7月3日，星期五。早上，芮小丹刚上班就被叫到局长办公室。
　　局长没有像平时接见下属那样先让座，而是直截了当地说：“小丹，给你两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两小时以后我派车送你去省厅刑侦处报到。这次出去时间可能会长一些，要特别注意保密。有问题吗？”
　　芮小丹想了想说：“没什么好准备的，冰箱里没多少东西，水电气都关着。让车子在我门口停一下就可以，我去拿几件衣服。”
　　局长把介绍信递给她说：“那好，你们现在就走，我通知司机。”
　　等芮小丹走到楼下，小车队的司机小刘已经站在一辆桑塔纳警车旁边等候了。芮小丹上了车，到家里拿了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品就去了省城明川。
　　明川距古城180公里，一路全是封闭高速公路，两个半小时就到了明川，直接开进省公安厅大院，芮小丹独自一人来到刑侦处报到，工作人员把她带到徐处长办公室。
　　徐处长见芮小丹到了，热情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招呼她坐下，接过她递过来的介绍信看了一下，说：“你们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知道你这个时间到，这边的人也到齐了。你先看看这个，回头咱们到会议室谈案子。”徐处长说着将桌上的一张通缉令递给芮小丹。
　　公安部通缉令（A级）通缉令
　　　　编号：公缉…………号
　　吴成祥，男，195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祖籍陕西延安，身份证号：…………，护照号：…………；大学文化，原任中国银行明川市分行行长，现批捕在逃。身高1.76米左右，中等身材，讲普通话略带陕西口音，懂英语。该人涉嫌贪污3700万元巨额公款，各地公安机关要立即部署查缉工作。发现该人即予拘留，并速告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缉捕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将给予20万元奖励。
　　芮小丹看了一下，这是一张一年多以前的通缉令，是由省厅刑侦处直接经办的案子，这个案子在媒介和网上有很多报道，尤其是在本省内几乎路人皆知。
　　徐处长和蔼地笑着说：“小丹，我印象中你这是第三次被借调吧？第一次是拐卖妇女团伙的案子，第二次是爆炸抢劫运钞车的案子，你表现都不错。”
　　芮小丹说：“我干的都是跑龙套的差使，不值一提。我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能给前辈们跑个龙套已经很荣幸了。”
　　这时，处长秘书走进来对徐处长说：“徐处，都准备好了。”
　　徐处长起身说：“走，咱们到会议室谈。”
　　徐处长他们3人来到一间小会议室，屋里已经有3个人，其中一人在摆弄一台投影机，显然是技术工作人员。另外两个30多岁身着便装的男人芮小丹认识，一个是明川刑警队的侦察员黄文贤，一个是省厅刑侦处的侦查员曾华，过去因为工作关系都曾有过接触。
　　芮小丹热情地与他们握手寒暄了几句，几个人坐下。工作人员拉上遮光窗帘，打开投影机，大屏幕上出现了犯罪嫌疑人吴成祥早期与银行职员参加企业文化活动的画面。
　　秘书手里拿着一根两尺多长的教竿向大家介绍案情，说：“原任中国银行明川市分行行长的吴成祥涉嫌贪污巨额公款一案，由于吴成祥逃到哥伦比亚后随即失踪，其它方面又没有可靠的线索，致使这个案子一度搁浅。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吴成祥的大部分赃款还藏匿在国内，他从一开始就给自己留了后手，一旦国外的资金被查封他还有机会重来。他在哥伦比亚改换身份进入洪都拉斯，以洪都拉斯护照进入美国。出售护照的大多是经济不发达国家，出售护照成了这些国家的一大财政收入，吴成祥利用这一点逃避警方追查。”
　　画面切换到广州一条大街的“楠楠健美中心”的门口，进入健身房，一个20多岁的女子正在教十几个女学员做健美操，旁边有一些多功能器、腹肌板、哑铃架等健身器械。这个女子身材曲线优美，相貌端庄、漂亮。
　　秘书用教竿指着屏幕上的年轻女子说：“该女子叫沈楠，现年27岁，祖籍陕西秦谷县，与吴成祥是同乡，原是明川市歌舞团舞蹈演员，一度与吴成祥关系密切，她在吴成祥案发前16个月辞职，在广州开了这家健身房，距今已有3年与吴成祥没有联系。但是我们推测，这正是吴成祥精心策划的一部分，避免将来引发不必要的线索。吴成祥现在要解决3个问题：一是他自己在美国的合法长期居留；二是洗钱，以合法形式把钱转移到美国；三是把沈楠合法移民到美国。这都不是一般人能接的活儿，也不是一般人能支付得起的费用。吴成祥最终要达到的是两个人在美国一起生活的目的。”
　　画面切换到美国著名的纽约时代广场，一个穿灰色风衣的中年男人在广场上散步，此人中等身高，神态沉稳，举止做派都是上流社会的特征。
　　秘书的教竿指向这个中年男人说：“在香港警方和美国国际刑警组织的协助下，我们设计了一个在美国、香港和大陆之间从事洗钱和非法移民活动的香港人林青，他的公开身份是纽约圣勒斯担保公司第五大股东。吴成祥委托的人经过我们多方诱导，已经开始和林青正面接触，如果不出意外，实质性的交易将在不久进行。”
　　讲到这里，投影关掉了，秘书和工作人员拉开窗帘，大家围椭圆形会议桌而坐，那个技术工作人员随即离开了会议室。
　　徐处长拿出一包烟给大家分发，也递给芮小丹一支，说：“你也来一支。”
　　芮小丹尴尬一笑说：“就是那次执行任务抽了一段，早就戒了。”
　　徐处长笑着说：“这就怪不得我了，是林青给你设计的，抽得像都不行，是会抽烟，而且只抽公爵牌子的香烟。你这次的任务就是去广州的一座别墅给林青当二奶，你是佐证林青身份真实的细节之一，通过你的形象、谈吐、气质表明你是那个阶层的名贵花瓶。”
　　“二奶”是指被男人以金钱等物质利益供养的婚外女性，以姿色和文化水平的差异又分为不同档次，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包养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芮小丹接过烟尴尬地说：“怎么到了我这儿除了坐台就是二奶？就不能让我干点别的？”
　　徐处长说：“这个专案组分为四个独立小组，你们三人是一个小组，曾华任组长，刚才给你们看的是仅限于你们小组需要了解的情况，各组之间不发生联系，不通报情况，不允许打听其他组的人员、任务，一切行动由指挥部统一协调指挥。你们这个组的任务就是围绕着芮小丹的工作展开线索，确保在沈楠这个环节上不能出现问题。沈楠一定会以某种借口主动接近芮小丹，摸底、试探，一旦让她感觉有疑点，仅仅这一个环节的瑕疵就足以让吴成祥缩回去，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将前功尽弃，几千万的巨款就将石沉大海。”
　　曾华郑重地点点头说：“我们明白。”
　　徐处长给秘书做了一个手势，秘书会意，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套规定角色的证件放到芮小丹面前，然后徐处长说：“小丹，你现在把证件和武器交出来，从现在起你就得研究规定角色。你的枪，在你需要枪的时候会有人给你送去。”
　　芮小丹把汽车驾驶证、持枪证、身份证、工作证、手枪、手铐、枪套、子弹夹以及房门的钥匙、手机等物品全部交了出来，在面前摆了一大片。
　　古风岛并不是一座完全意义上的小岛，三面临海，一面与广州街区相连。进入古风岛地势越走越高，一座座规模不等、风格各异的别墅依次呈现出来。阳光洒在安静的路面上，一条小河在高大榕树茂密枝叶的掩映下无声地流淌着一股清幽，50多座花园式独立庭院被格调和闲情浸泡着，无论是谁，匆匆的脚步走到这里也会变得缓慢下来，一股贵族阶层的气息就这样无须装饰而不经意地显现出来。
　　古风岛39号是户名林青的私人住宅，这是一套两层楼的建筑，花园、车库、欧式壁炉、美式沙发……该有的都有了，以显示房子主人的尊贵。房子的装修风格与家具的款式色调互相映衬，演绎着高雅与时尚。现代化的音像设备与天然石料的电视墙融合在一起，仿佛能让人听到古典与现代的对话。
　　芮小丹以规定角色的身份住进了古风岛39号，这座别墅与她母亲在古城玫瑰园小区买的别墅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如果把玫瑰园的别墅搬到这里那就不能再叫别墅了，只能称之为一套独立建筑的房子。
　　她从住进这里的那一刻就不再是芮小丹了，她叫夏雨，28岁，北京人，南京外语学院毕业，原是中国进出口公司国际贸易部德语翻译，1994年8月辞职。她的合法职业是受雇于39号住宅的业主林青，看守这套房子。她有了一套新的身份，诸如北京居民身份证、北京机动车辆驾驶证、广州外来人口暂住证、广州博大图书馆借书证、广州万国大厦优惠消费卡、广州中国人民银行存折……等等。
　　芮小丹住进了古风岛以后的头几天总是早出晚归，她的角色要求她必须是熟悉这个城市的人。她从穿着的服装、使用的化妆品乃至一个打火机这样的细节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她把一般情况下的联络方式和紧急情况下的联络方式以及原则、纪律和夏雨与林青的关系背景都一一牢记于心，她等待着沈楠这个人物的出现。
　　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下午，芮小丹正在一个佛教网站的文字聊天室里看别人聊天，忽然门铃响了，她走到厅门打开摄像监控，监视器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身材健美、着装时尚的漂亮女子站在花园门口，手里提着一只棕色皮箱。此人正是沈楠，她终于登场了。
　　芮小丹拿起对讲话筒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请问您是哪位？”
　　沈楠解释道：“是夏雨小姐吧？我是楠楠健美中心的，我叫沈楠。我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他的一个叫林青的朋友托他给你捎点东西，说你知道这事。我的这个朋友因为赶飞机来不及亲自给你送来，就委托我转交。呵呵，真绕嘴。”
　　芮小丹说：“哦，捎东西这事我知道，那太麻烦您了，您请进。”说着她摁了一下电控开关，门开了。她也把房门打开，在门口迎候客人。
　　几句寒暄，芮小丹接过箱子，等沈楠换上拖鞋后请客人到客厅入座，然后从冰箱里拿出一瓶饮料放到沈楠面前，客气地说：“您请。”
　　沈楠大大方方打开饮料喝了一口，笑笑说：“你别您您的称呼，太客气了，你叫我小楠就行。那朋友说捎的东西里有个打火机必须得用Zippo牌专用的汽油，飞机上不让带请你谅解。不过没关系，Zippo专卖店能买到。”
　　芮小丹把茶几上还开着的笔记本电脑往旁边推了一点腾出一块地方，把棕色皮箱放到上面打开，一件接着一件翻东西找那只打火机，她把比较占地方的一个手袋和两条牛仔裤拿出来放到沙发上，很快找到了一只精美的打火机包装盒。
　　坐在旁边的沈楠看着东西惊叹道：“哇，全是世界名牌啊！”
　　打火机是美国Zippo贵金属年鉴版，精美绝伦。手袋是法国品牌Fendi最新推出的一款形象高贵的经典。香水是美国KL-NOS以标志贵族女性为主题的呕心代表作。内衣是有着五十多年历史、只针对少部分人奢侈的Wglmorz品牌，永远演绎女人的美好、性感和与众不同的诱惑。牛仔裤是美国名牌Levi's设计的一款超低身女装牛仔裤，苛刻的版型和最佳的水洗效果尽显性感、活力与自信。
　　沈楠用羡慕的口吻说：“你先生真疼你啊。”
　　芮小丹点上一支烟抽了一口，平静地说：“你朋友没告诉你吗？连这里的保安都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就不用给我留着那层窗户纸了，我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二奶。”
　　沈楠一怔，不免觉得有几分尴尬，说：“其实……你气质很好，一点都不像。我见过这样的人，整天就知道购物、打麻将。”
　　芮小丹说：“没什么像不像的，价钱不同而已。”
　　沈楠说：“你不怕吗？这个是要按重婚罪论处的呀。”
　　芮小丹说：“人家雇我看房子，犯什么罪？”
　　沈楠问：“为什么要干这个呢？”
　　芮小丹说：“为钱。”
　　沈楠又问：“你以前做什么工作？”
　　芮小丹回答：“翻译。”
　　沈楠说：“你这么漂亮，又有才气，可以出国呀，也可以嫁给一个有钱的男人。”
　　芮小丹弹弹烟灰说：“外国不是我们家厨房，不是我想进就进。有钱的男人也不是菜市场里的鸡蛋，不是我想抓一个就抓一个。沈小姐，咱们谈的不是一个社会阶层的话题。”
　　沈楠看了一眼茶几上的笔记本电脑，不动声色地改变了话题，说：“我看你上的是佛教网站，你信佛了？”
　　芮小丹说：“我还谈什么信佛？无聊的时候看别人聊天打发日子。”
　　沈楠眼看着这个话题已经谈不下去了，就看看手表说：“哟，时候不早了，我那边还有生意，就不打扰了。我觉得你很有修养，咱们今天能认识就是缘分，改天我来看你。”
　　芮小丹问：“你是怎么来的？”
　　沈楠说：“我坐出租车来的。”
　　芮小丹说：“哦，那我开车送你回去。”
　　沈楠并不推辞，而是愉快地站起来说：“那太好了，你正好到我那儿认认门，我那健身房虽算不上高档，可马马虎虎还说得过去，以后你可以常来玩。”
　　芮小丹关掉茶几上的笔记本电脑，把烟放进包里，换上鞋和沈楠一块出去，先用小遥控器打开车库大门，再用另一个遥控器发动着里面的一辆黑色凌志汽车，进去把车开出来，重新锁上车库大门。
　　沈楠上车坐在副驾驶座位，说：“到西康路。”
　　此时正是下班时间，正值交通流量的高峰。芮小丹避开车辆拥挤的路段，熟练地绕道高速行驶，显得对广州的街道非常熟悉，用了20多分钟来到西康路楠楠健美中心。她把车停在路边等沈楠下车，而汽车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停留的，这很明显她是不打算进去了。
　　沈楠说：“都到家门口了，进来坐坐吧，别让我太没面子。”
　　芮小丹谦卑地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车开上去停在健美中心门前的汽车泊位。夏雨这个角色需要恰到好处的自卑，这是她内在人格矛盾的一个重要特征。
　　楠楠健美中心的健身场地有100多平方米，开着两台柜式空调，通风很好，几乎感觉不到装修材料和地毯的气味。健身器材有规则地排列在场地的一侧，大约有20多个人在以不同方式健身。屋顶上星星点点的灯光柔和地打在每一处角落，既不眩目也不暗淡。
　　芮小丹在经过一台哑铃架的时候，一个欧洲相貌的小伙子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等她刚走过去就听那个小伙子用德语小声自语了一句话，中文意思是：“我操，正点！”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德国，生活中类似这样的事情芮小丹见多了，她对这种事的通常做法是不去理睬，但是今天的情况则不同，她需要用这种自然的事端自然地佐证她的身份，于是停下脚步，回头用流利的德语说了一句：“小子，请你嘴巴放干净点！＂
　　小伙子愣住了，瞪大了眼睛说：“你……你听懂了？我以为你听不懂呢，对不起！”
　　芮小丹用德语问：“听不懂又怎样？”
　　小伙子尴尬一笑，赖赖地解释道：“如果你没听懂，你肯定会以为我说：小姐，你真漂亮啊！你高兴了，我也高兴了。”
　　沈楠一句没听懂，小伙子显然是这里的常客，沈楠过来问他：“怎么啦？”
　　小伙子不好意思地用生硬的汉语说：“对不起，我刚才说了一句不礼貌的话。”
　　沈楠又问芮小丹：“夏雨，他说你什么了？”
　　芮小丹说：“算了，他道过歉了。”
　　两人又往里走了几步，走到一块操练的方毯上，沈楠说：“怎么样？还过得去吧？”
　　芮小丹说：“挺好的。”
　　沈楠带芮小丹走到一台多功能器旁边，笑着说：“来，你也试试。”然后招手叫过来一个女教练，交代说：“你给夏小姐讲讲怎么用，我去一下办公室马上就过来。”沈楠说完对芮小丹笑了笑，快步去办公室了。
　　女教练热情地给芮小丹讲解多功能器的使用，还夹带着一些演示动作。芮小丹心想：不能做动作，也许一个不经意的细节就能被行家看出来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于是她只是听女教练讲解，不断地问东问西，一点没有上机操作的意思。
　　沈楠很快回来了，女教练对芮小丹礼貌地笑了笑走开。沈楠把一张刚刚填好的会员卡递给芮小丹，笑着说：“一点小意思，拿不出手，你可不能不给面子哦。”
　　这是一张一年的健身消费卡，芮小丹说：“这不可以。”
　　沈楠爽快地笑着说：“咱们一见面我就觉得有缘分，看着你就赏心悦目，跟你说话特别舒服。你放心，我还不算个太穷的朋友，吃顿饭、逛个街还能对付。”
　　芮小丹不宜再推让，便收下了说：“那就多谢了。”
　　沈楠看看表说：“已经到饭点了，你第一次来我这儿，说什么也不能让你空着肚子回去呀。走，我请客，咱们到美食大世界去吃珍珠生煎馒头。”
　　芮小丹说：“不了，改天我请你吧，我想回去了。”
　　沈楠的分寸也把握得恰如其分，说：“也好，日子还长着呢，改天咱们再聚。”
　　芮小丹告辞了，沈楠送她到门口，直到她的车在马路上走远。
　　回到古风岛，芮小丹把今天与沈楠接触的过程在脑子里认真梳理了一遍，包括每句话和每个细节，没有发现有不得当的地方，这才去厨房简单煮了一碗速冻馄饨吃了，吃过晚饭洗了个热水澡，时间就到了晚上8点多，她打开电脑上网。
　　芮小丹打开一个名为“海阔天空”的网站，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点击“登录”按钮，这时出现了几十个不同编码的进入端口，点击一个编码为“3128”的端口，界面再次提示输入密码，她又输入一组特定的密码，终于出现了文字对话窗口，这是特殊情况下公安内部绝对保密的信息传递方式。
　　她打出一行字：老板吗？我是夏雨。
　　对方打字道：老板不在，我是值班经理，请讲。
　　芮小丹：礼物收到了，已经与沈楠正面接触。
　　值班经理：你对自己的表现评价如何？
　　芮小丹：还可以。
　　值班经理：很好。沈楠登场是一个标志性信息，从推测上升到了推定，但是这不能成为法律上的证据，健美中心的会员来自各个方面，有几个国外的朋友不算异常。
　　芮小丹：明白。
　　值班经理：你准备对礼物怎么处理？
　　芮小丹：为难，一点不动似乎不合情理。
　　值班经理：裤子、手袋和打火机必须得用，其它的可以不动，以合乎情理为标准。
　　芮小丹：太贵了，以后不会强卖给我然后再扣我工资吧？
　　值班经理：哈哈，那可没准儿，制度也有个灵活掌握，还得看老板啊。好好干，等受到奖励用奖金抵扣也不错嘛。为了工作适当破费点，无碍。
　　值班经理：有消息说你不想干刑警了，打算出国留学。
　　芮小丹：经理，这个问题不在汇报工作范围之内吧？
　　值班经理：呵呵，闲聊几句，无碍。
　　芮小丹：不是不想干刑警，是女人老得快也淘汰得快，跑不动就成累赘了。
　　值班经理：唉，可惜了，你是个不错的刑警，你们局长都说你脑子好使。
　　芮小丹：哦？备受鼓舞！哈哈……
　　自从沈楠给芮小丹送过一次东西之后，两人渐渐有了一些接触，沈楠去古风岛找过几次芮小丹，芮小丹也约沈楠出来喝茶，半个月的交往使她们彼此不再陌生了。这天傍晚，芮小丹接到沈楠的电话，约她去云南米线城一起吃晚饭。芮小丹开车来到云南米线城的大餐厅，远远看见沈楠已经占好了位子在等候了。
　　芮小丹刚坐下，沈楠就把两张电话费收据和两张查询话费的话单交给她，说：“下午我去电信局交费，顺便把你的也交了，省得你再跑一趟。”
　　芮小丹心想：用这样的方法查我的电话，好一个擦边球！她看了一下，座机和手机两项加在一起不到100元，就拿出100元递给沈楠，说：“谢谢你，连这点小事都想着我。”
　　沈楠接过钱随手放到桌上，笑笑说：“一会儿拿这个买单，就当我请你吃饭了。上两次都是你请我，我也不能太不自觉了。”
　　芮小丹一笑没说什么，招手叫服务员过来，点了3个小菜、一瓶啤酒和两份米线，然后拿出公爵牌香烟，用那只贵金属年鉴版的Zippo牌打火机点上一支烟，动作娴熟、自然而优雅，一派有闲阶层女性的浪漫风情。
　　沈楠下意识地欣赏着面前的这个女人，禁不住在心里自语：她真漂亮！她冲着芮小丹愉快地一笑，说：“夏雨，我今天约你出来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希望你有兴致，别像那张健身卡似的一次都没来，就为应付我个面子。”
　　芮小丹问：“什么事？”
　　沈楠说：“我想出去旅游几天，换换心境，可一个人出去太孤单，又找不到合适的人做伴。你有时间，咱们又谈得来，咱们两个结伴儿旅游是最好了。”
　　芮小丹说：“这大热天的，去哪儿也不如在家里呆着。”
　　这时，服务员把啤酒和小菜送来了。沈楠倒上两杯啤酒，两人碰了一下杯子每人喝了一小口，品尝了时令小菜，然后继续刚才的话题。
　　沈楠说：“我老家在陕西秦谷，小时候跟我父亲回去过几次，就知道那地方穷，哪知道还有壶口瀑布和黄帝陵这么有名的地方。我想去陕西玩几天，看看兵马俑、华清池，看看壶口瀑布、黄帝陵，尝尝正宗的羊肉泡馍，顺便也回老家看看。”
　　芮小丹弹了弹烟灰说：“我跟你比不了，你是自由人，我可由不得自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沈楠说：“林先生这么宠着你，这点小事还能不同意？我就是想有个伴儿，你就当陪我出去玩了，所有花费都归我。”
　　芮小丹说：“那就更不行了，我要去就自己出钱。其实谁不愿意出去旅游？我是不想让人家觉得我登着鼻子上脸。这事我不能答应你，得先问问林青。”
　　沈楠说：“这容易，你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芮小丹说：“现在是纽约时间早晨7点多，这个时候打电话不合适。”
　　沈楠看看手表说：“已经快8点了，该起床了。”
　　芮小丹在沈楠的再三催促下拿出手机，拨通了林青的电话。
　　林青：“夏雨吗？”
　　芮小丹：“是我。对不起，这么早打扰你休息了。”
　　林青：“没有，我刚起来。有事吗？”
　　芮小丹：“有个朋友想约我出去旅游几天，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林青：“挺好啊，出去散散心，别老在屋里闷着。”
　　芮小丹：“那我就答应人家了？”
　　林青：“行啊，只要你开心就好。你在哪儿呢？怎么这么大噪音？”
　　芮小丹：“我和朋友在云南米线城的大餐厅，这会儿吃饭的人多。”
　　林青：“那你们先吃饭，回头我再给你打电话。”
　　芮小丹：“好，我先挂了。你多注意身体，想你！”
　　芮小丹挂了电话，把手机放进手袋。餐厅里的声音太嘈杂了，沈楠根本听不到林青在电话里说了什么，只能听到芮小丹的声音。从芮小丹的言辞里沈楠得知，林青已经同意了。
　　沈楠非常高兴，端起啤酒杯说：“太好了，来，就为这个干一杯！”
　　就在两人喝啤酒的时候，服务员把两份过桥米线上桌了，转眼间桌子上摆了一大片。云南过桥米线由精制高温汤、各类薄片嫩肉和时鲜蔬菜三部分组成，汤表面浮一层热鸡油起保温作用，肉片有海参、肚头、鱿鱼、鲜鸡脯等等，时鲜蔬菜有豌豆尖、韭菜苔、豆芽五六个品种。吃的时候先将嫩肉片放入油汤碗内烫熟，然后再将蔬菜、米线放入汤碗内烫熟，根据个人不同口味加入精盐、味精、胡椒粉、辣椒油等调料食用，非常鲜嫩可口。
　　两人把各自的米线自烹自调忙活了一阵，美美地吃起来。
　　吃饭间，沈楠冷不丁地冒了一句：“夏雨，你的话费不多呀。”
　　芮小丹说：“我打给谁呢？”
　　沈楠说：“以后你闷了就给我打电话，我陪你聊。”
　　芮小丹说：“陪我聊，你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沈楠关切地说：“夏雨，你以后就这么过下去了？”
　　芮小丹放下筷子，用餐巾纸擦擦嘴唇悻悻一笑说：“怎么可能？我已经28岁了，一天不如一天水灵，这个游戏的规则是只容你花开，不容你凋谢。”
　　这天晚上在沈楠的提议下，芮小丹经过林青的许可，在这顿晚饭上商定了去陕西旅游的事，她们谈到了旅游路线、费用预算，甚至连雨伞、塑料汤匙、药品这些细节都想到了，最后约定3天的准备时间，3天后飞往旅行的第一站——西安。
　　芮小丹回到别墅已经是晚上9点了，她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和指挥部联系，她必须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新情况向指挥部报告。
　　她打出一行字：是老板吗？
　　对方打字道：我是老板，知道你那里有情况，已经等你多时了。
　　芮小丹：到陕西旅游的事，初步商定3天后飞西安。林青同意我赴陕，能否理解为是指挥部的意见？另：今天沈楠以帮我交电话费为名查询了我的通讯记录。
　　老板：一、林青同意你赴陕是指挥部的意见；二、你的身份设置经得起调查；三、沈楠不敢贸然调查你，一查就暴露了她自己，她调查你的前提是首先保证自己没有嫌疑；四、对沈楠的陕西之行你有什么判断？
　　芮小丹：我仅根据这里的情况做两点判断：一、延安、秦谷是吴成祥和沈楠的老家，沈楠的陕西之行不可能是单纯的旅游，而应该是吴成祥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意在给人以取赃款的假象而试探、观察。二、沈楠不知道也不会参与赃款的藏匿、提取，这里既有吴成祥对她保护的成分，也有对她不信任的成分。因此，我认为不能也没必要对沈楠实施监控，沈楠的周围一定还有第三只眼睛，否则吴成祥策划她的陕西之行就没有意义了。
　　老板：正确。通报一个你需要了解的情况，吴成祥的代理人已经明确通知林青，吴成祥为了防止赃款转移过程中的黑吃黑，已经通过代理人与广州的黑社会达成交易，出100万元买你夏雨的人头，以此制约林青。
　　芮小丹：哈哈，我的头有这么值钱？
　　老板：杀手已经先一步抵达西安，以后会步步先于你们，以便于他们观察和隐蔽。吴成祥让沈楠拉上你有三个目的：一是让旅游的事实成立，为出行的真实意图做掩护；二是试探虚实，陕西这里安全，广州那里就会有动作，一旦他们发现陕西这里有人跟踪，广州和纽约那边就会立即停止；三是防止赃款转移的黑吃黑，拿你做人质。
　　老板：你们组的曾华和黄文贤今晚连夜开车赶往西安。延安是吴成祥的老家，他当行长期间曾为老家做过事情，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吴成祥在延安的社会关系。陕西警方出于保密的考虑，从秦谷抽调3名刑警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他们熟悉当地的情况。
　　老板：你的安全不仅取决于你们这个组，其他组的行动不慎也会波及你的安全，你要特别小心。一旦情况紧急，会有人把武器给你送去。
　　老板：熟悉西安吗？
　　芮小丹：旅游去过一次，执行任务去过一次。我和沈楠讲的是没去过，以免旅游的理由牵强，让他们生疑。
　　老板：所以，要特别注意细节，慎之又慎。
第三十八章
　　1998年6月25日夜，上海伯爵音响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苏逸文结束了他在加拿大的商务活动，一行3人乘多伦多至上海的航班飞抵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刚出关口就被在大厅迎候多时的公司下属接走，两辆豪华轿车匆匆驶离机场。
　　伯爵公司早年是一家专门生产扬声器的街道民办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中国家庭影院音响的龙头企业，主要生产扬声器、音箱、AV功放等产品，资产两亿一千万，其产品占家庭影院音响市场27％的份额，在Hi-Fi音响领域也有一席之地。伯爵公司与乐圣公司的区别在于，伯爵产品是针对普通家庭的娱乐音响，而乐圣产品是特别针对音乐发烧友和音响发烧友的发烧级高保真音响。伯爵品牌大众化产品的经营规模和市场效益非乐圣品牌可比，而乐圣品牌的品位形象和精神贵族化身又非伯爵品牌可及。
　　苏逸文40多岁，身材瘦高，略有些秃顶，四方脸，五官端正，穿着一件白衬衫，领带打得一板一眼，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的，但透过镜片，能看到一双敏锐、精明而沉静的眼睛，那是一种平淡的却又是高高在上的目光。
　　两辆车驶进伯爵公司厂区大门，在公司大楼前停下，整幢大厦静悄悄的，只有少数办公室还亮着灯。一行人来到三楼会议室，各部门负责人早已经到齐了，大家纷纷站起来跟董事长打招呼，苏逸文示意大家入座。
　　总经理付子清说：“董事长刚下飞机就连夜主持这个会议，会议的重要性已经无须我再强调。格律诗事件已经沸沸扬扬，乐圣公司已经正式起诉格律诗公司。今天的会议就是研究乐圣与格律诗诉讼案可能会对伯爵公司产生的连带影响，并据此拿出相应对策。
　　苏逸文说：“市场调研部提交的电子邮件报告我看过了，还是请刘部长先谈谈情况。”
　　伯爵公司的市场调研部名为市场调研，实际上就是公司的情报机构。
　　市场调研部刘家明部长站起来发言：“调研部认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商业纠纷案，也并非不关伯爵公司痛痒，格律诗事件有理由被解读为音响价格战的序幕，消费者有理由产生持币观望态度，事实上伯爵公司的销售已经受到了影响，而我们的警觉在于，如果格律诗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攻击行动，一旦攻击乐圣得手，双方的优势互补就可能对伯爵构成威胁。这不是我们想不想卷入的问题，而是想不想都得被卷进去。”
　　刘部长的话音一落，会议室里就变得鸦雀无声了。在座的其他干部大多都保持了沉默的态度，眼睛里却分明写着：危言耸听。毕竟，格律诗只是一家仅有百万资产的小公司，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翻云覆雨，而伯爵公司主营AV音响，虽然在Hi-Fi领域略有渗透，但毕竟不是主营业务。况且，乐圣已经拒绝了格律诗代表的求和，诉讼胜负几乎已见分晓，格律诗事件很可能只是音响市场的一个小插曲，谈不上对伯爵公司构成威胁。
　　总经理说：“我们都知道80年代初靠收录机起家的雅艺音响，雅艺固定资产从30万发展到2个亿用了10年的时间，而从2个亿到破产只用了3年的时间。一个称职的干部应该善于远远地就能发现可能存在的危机，不仅在还没有形成威胁之前就预先化解，而且还要转化为可以利用的发展机会。轻敌、迟钝是商家的坟墓，谁犯戒埋谁。”
　　苏逸文看了一眼刘部长，示意他继续发言。
　　刘部长说：“乐圣一次性卖给格律诗1000副套件显然是在利用对方的幼稚和盲目，格律诗事件也就有可能是一次简单的清仓甩卖。但是，基于什么人做什么事这个守恒定律，只要我们看看组织、策划格律诗事件的核心人物是何许人，真相就一目了然了。我们知道格律诗的幕后人物是丁元英，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调查此人，此人是柏林大学经济学硕士，先后就职于柏林H.N.S国际金融投资公司、北京通达证券公司、柏林《世界经济周刊》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员。此人在1994年6月创办私募基金，据业内人士估计，私募基金受托资本最少超过2亿人民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股市至少卷走2个亿。此人性格孤僻，不善交往，也没什么名气，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都有一个共同评价——鬼才。面对这样一个鬼才，我们还能说格律诗事件只是简单的清仓甩卖吗？”
　　总经理付子清补充道：“格律诗是在与乐圣1比50的资本力量对比下发起攻击，如果按此推论，一旦格律诗和乐圣优势互补，他们与伯爵的资本力量对比将缩小到1比4，格律诗又为什么不敢对伯爵发起攻击呢？”
　　苏逸文说：“我们对很多情况还不了解，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去做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谁胜诉对伯爵公司的威胁更大？是乐圣还是格律诗？”
　　销售部部长许家玉说：“当然是格律诗胜诉对伯爵有威胁，因为乐圣胜诉只是各自退回原位，而格律诗胜诉则意味着他们掌握了更低成本的生产方式，价格是法宝，市场规律就吃这一套。伯爵产品全部在上海生产，综合成本比广东还要偏高，比格律诗就更高。”
　　企划部部长王振光也表态道：“我同意许部长的意见。”
　　苏逸文看了看其他几位干部。
　　其他几位干部纷纷表态：我们也持这个观点。
　　苏逸文说：“我们希望乐圣公司是一场虚惊，我们也希望这场诉讼只是Hi-Fi领域的龙争虎斗，但是这不妨碍我们预警在先和创造机会。因此我建议，伯爵公司以董事会的名义正式向格律诗提出我们愿以650万元的价格收购贵公司，同时向媒体公开发布消息。”
　　650万！这个天价的数字把在场的人惊呆了。
　　王振光脱口而出：“为什么？”
　　苏逸文说：“这里面有很多为什么，你问的是哪一个？”
　　王振光问：“为什么要收购格律诗？为什么是650万？”
　　苏逸文回答：“收购格律诗是预警和创造机会的需要，200万收购是趁火打劫，400万是抛媚眼。乐圣向格律诗提出600万的损害赔偿要求，说明格律诗有这个能量，我们在这个数上添加50万以示与争议标的有区别。”
　　财务部部长黄秋明说：“乐圣的600万赔偿要求是诉讼战术需要，是虚的。如果乐圣败诉真正的损失不止600万，如果胜诉实际损失达不到600万，我们尚不知道格律诗公司能不能胜诉，如果盲目收购，被告主体就会发生转移，就成了伯爵应对这场诉讼。”
　　苏逸文说：“你不接近它、不了解它，你怎么知道它值不值600万？你怎么知道它会不会胜诉？你又怎么知道该不该收购？你接近它了没有？看清楚了没有？谈判了没有？”
　　众人恍然大悟！
　　付子清解释道：“伯爵公司作为中国音响业首席，应该有显示身份和气度的表态。假如格律诗音箱成本合理，假如乐圣被挤出市场，即便伯爵真用650万收购格律诗，我们保守估算了一下，伯爵以纳入囊中的乐圣旗舰和格律诗音箱的双重优势大举挺进Hi-Fi市场，既降低发烧门槛又迎合发烧友追求个性的需要，至少能产生1亿4千万的市场效益。这就是马太效应：你有，给你更多；你没有，把你原来的都拿走。”
　　许家玉说：“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好！问题是，丁元英看不出来吗？”
　　苏逸文淡淡地说：“所以，那只是问个好、作个揖，一份人情而已。既然是格律诗胜诉对伯爵不利，那就做个姿态，礼尚在先，免得日后都撕破脸皮。这个动作要快，要在他们交换证据之前心里都没底的时候发布消息，过期就不值钱了。”
　　众人的表情里除了叹服，已经找不出多余的内容了。
第三十九章
　　刘冰的身子倚着门框，默默地抽着烟，默默地看着这位集董事长与总经理职务于一身的女人把宝马轿车开走了，心里空空荡荡不是个滋味。
　　这辆车他是在王庙村召开预备股东会议那天接手的，在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这辆车一直跟他朝夕相处，形影相随，俨然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宝马是财富、实力与地位的象征，是令人神往的梦想。尽管养车的费用很高，而他从来不必为养车的费用担心，所有的汽油费、停车费、违章罚款都由公司付账。他喜欢那种驾驶宝马在都市里穿行的感觉，他喜欢西装革履从宝马车下来的时候那种被人仰视与羡慕的目光。
　　此刻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而门前的车位也由原来的宝马变成了崭新的白色奥迪。肖总自己会开车，不需要他这个司机了。
　　他没有料到情况会这样的剧变，这种剧变意味着即使公司胜诉他也没有出任总经理的机会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诉讼结果还没出来公司股权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什么肖亚文会在诉讼前景凶多吉少的情况下入股公司？她又是根据什么判断出格律诗会胜诉？
　　刘冰正在黯然神伤，忽听有人搭腔：“刘主任，闲着哪。”
　　刘冰这才注意到马路边有两个熟人走过来，看样子刚下出租车。来人是朝阳区慧通音响机架专卖店的店主杜小川，慧通店的部分机架是从格律诗公司进货。
　　刘冰等杜小川走到近前，招呼道：“杜老板可有日子没来了。”
　　杜小川说：“淡季，不走货。”
　　刘冰请杜小川进店里，问道：“需要啥货？”
　　杜小川说：“四仓钢琴漆黑色5套，棕色2套，亚光黑色3套，原木贴面2套。两仓钢琴漆黑色3套，棕色2套。双柱音箱架2对，单柱音箱架1对……”
　　刘冰一边听一边用笔记到纸上，然后把货单放到茶几上，说：“小杨去送货了，一会儿就回来。咱先把货搬到门口，呆会儿好装车。”
　　于是两人就动手搬货。
　　正在干活的时候，门口来了一辆灰色保时捷豪华跑车，这辆车没有停到车位，正巧赶上小杨的车也送货回来，保时捷车挡住了面包车的通道，面包车只能在后面等着。一个戴墨镜的女士从保时捷车里出来，跑车这才开到车位，让开了通道。小杨看到门口的货物，直接把车停在了最方便装车的位置。
　　刘冰见女士往店里走，就上前招呼道：“小姐，您请进，请随便看看。”
　　话音未落，又有一辆高级轿车开过来，在面包车的正前方停下，从车里下来两个穿白衬衣打领带的男人，轿车完全堵住了面包车的去路。刘冰见状快步走出去对两个下车的男人客气地说：“对不起先生，您的车不能停在这儿，这辆车装完货就得出去。”
　　其中一个身材略胖的男人解释道：“我们是上海伯爵音响制造公司北京办事处的，来找格律诗公司的负责人，只呆两分钟就走。”
　　伯爵公司是AV音响领域大名鼎鼎的企业，他们来干什么？刘冰怔了一下，本能地联想到了眼前的诉讼，于是谨慎地说：“肖总不在，我叫刘冰，是格律诗公司办公室主任，你们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我负责转告。”说着，他拿出一张名片递过去。
　　胖男人接过名片看了看，收起，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交给刘冰，说：“这是经伯爵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的意向书，本公司对贵公司的经营模式很感兴趣，意向出价650万收购贵公司。这个消息将在明天见报，本公司期待贵公司的答复。”
　　刘冰拿着意向书惊呆了，甚至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胖男人拿出钢笔和回执单，说：“刘先生，麻烦您在回执单上签个名字。”他等刘冰签上日期和名字，礼貌地与刘冰握手告别，坐上车走了。
　　刘冰目送着伯爵公司的车消失在车流里，忽然发现小杨和杜小川站在他旁边两眼出神地望着他，就说：“看我干啥？装车呀！”然后对身旁的女士客气地说：“小姐，您请进。”
　　这时，女士旁边又多了一个男士，显然是这位女士的司机。
　　刘冰将女士请进店里，热情地问道：“小姐，请问您想看点什么？”
　　女士环视了一下音响店里的陈设，指了指那套陈列的音响说：“我就要这套音响，包括配套的机柜和音箱架子。”
　　刘冰歉意地说：“对不起，没货。请您到门口看看玻璃上贴着的告示。”
　　女士说：“我的人昨天来过，看见告示了，也看见了这套音响。”
　　刘冰说：“如果这套能卖，早就卖出去了，等不到现在。实在抱歉，您再到别的店里看看吧。这套音响是样品机，总经理有过交代，不能卖。”
　　女士说：“我有音响，论牌子比你这响，论价钱能买你这个3套，可我就看上了你这套音响，如果在别的店里能买到我就不到你这儿了。你不用抱歉，随你开个价吧。”
　　这时，杜小川走过来说：“车装好了，结账吧。”
　　刘冰仍然歉意地对女士说：“实在对不起，这真不是价钱问题，您还是请回吧。我得跟这位先生结账，失陪了。”
　　刘冰带杜小川到收银台的电脑前结算、收钱、开发票，抬眼一看，那位女士并没有离开的意思，反而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随手拿起茶几上的一本音响杂志翻阅，她的司机蹲在音响前端详一台台器材，也是一副不急不躁的神情。刘冰在店里工作一年多了，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玩家，对眼前这位富贵女士的执著并不感到稀奇。此刻他的心思已经不在这单不能做的生意上了，而在那张伯爵公司的收购意向书。
　　杜小川拿上发票上了面包车，小杨开车走了。
　　刘冰坐在电脑前没动，心里想，事实已经摆在那儿了，伯爵公司既然肯出650万，说明公司的价值肯定大于650万。他在电脑上算了一下，当初他有13％的股份，按650万的收购价计算，他可以分到84万，减去欧阳雪给他垫资14万，还剩下70万。也就是说，他退出公司的代价至少是70万。
　　70万，一个让人吐血的数字！
　　他给肖亚文算了一笔账：51％的股份，肖亚文在入股的几天内就赚了300万。
　　刘冰心理不平衡了，极度地不平衡。是他们这些人艰苦创业了两年多，是他们死打硬拼才打下了今天的局面，可他们却一无所有，而肖亚文却不费吹灰之力就摘到了果实，就连他这个公司元老也得向一个小女人“肖总、肖总”地称呼……
　　他真是不明白了，肖亚文是根据什么判断格律诗公司会胜诉？伯爵公司又是根据什么判断格律诗公司会胜诉？为什么欧阳雪那么痛快就答应了他们退股？为什么他们刚刚退股肖亚文就控制了公司？为什么肖亚文刚一入股就有伯爵公司高价收购公司？这些是不是丁元英预料之中的事？是不是人家早有打算……
　　他在思忖，要不要给叶晓明和冯世杰打个电话通报情况，听听他们的反应？
　　这时，那位女士走过来问道：“师傅，忙完了没有？”
　　刘冰关上电脑，略显不耐烦地说：“您请回吧，等也没用。跟您说过了那是样机，总经理交代过不能卖，您不能让我为这事丢了工作吧？”
　　女士问：“门口那辆白色奥迪是你们的车吗？”
　　刘冰说：“是。这跟音响有什么关系？”
　　女士说：“车在，说明经理没走远。既然你做不了主，就请你把经理叫来，我跟你们经理交涉。我今天来了，就没打算空着手回去。”
　　一直在旁边没说话的司机这时忍不住了，说：“朋友，你知道这位小姐是谁吗？别说买你的音响，就是白用都是给格律诗这牌子面子。你不懂，叫当家的过来说话。”
　　刘冰心说，你就是皇朝天子来贴金也贴不到我刘冰口袋里。他并不在乎这个女人是何方显贵，但是顾客有这个要求，如果不应答就可能招来投诉，而且伯爵公司送来意向书的事也应该及时向总经理汇报，免得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他拿起了电话。
　　肖亚文驾驶着宝马轿车去正天集团总部大楼，她提前到了十几分钟，就在楼下等了十几分钟，然后按照预约的时间16点30分准时来到正天集团总裁韩楚风的办公室。
　　她约见韩楚风的时候并没有说明具体来意，而实际上她是受丁元英的委托来向韩楚风归还宝马车。为了还车，她昨天下午就把宝马送到了附近一家信誉好的汽车维修服务公司进行常规保养，今天上午又到一家信誉好的汽车美容店从里到外做了5个小时的全车美容，然后把油箱加满。经过美容的宝马车内饰一尘不染，车表如水晶般光润。
　　周秘书与肖亚文有过一面之交，点头一笑说：“韩总正等你。”
　　肖亚文轻轻敲了一下门，听到韩楚风“请进”的声音后推门进去，见韩楚风正从沙发上站起来。办公室里只有韩楚风一个人，而满屋子的烟雾和沙发旁的几把椅子以及茶几上三个满是烟头的烟灰缸说明，这里刚才还是一番热闹场面。
　　韩楚风热情地说：“请坐，请坐。”
　　肖亚文坐下，从挎包里拿出宝马车的全部手续和车钥匙放到茶几上，说：“韩总，大哥委托我把车给您送来。小丹有辆车，公司刚买了新车，您那辆车用不上了。”
　　韩楚风一愣，说：“你又是大哥又是公司，这口气里有东西嘛。”
　　肖亚文拘谨地笑了笑，说：“在丁总面前晃悠几年，涨级了，正赶上有个机会，就混进公司了。”接着，她简要介绍了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
　　韩楚风笑了，说：“一年多不见，都成格律诗掌门了，好、好啊。只是那辆车是我输给元英的，不能再送回来。”
　　肖亚文说：“大哥说了，车子用了两年多，意思到了。小丹有车，他也确实用不上。”
　　韩楚风手一挥说：“行，随他吧。”
　　这时，肖亚文的手机响了，她歉意地看了看韩楚风，然后接听电话。
　　电话是刘冰打来的，说：“肖总，刚才上海伯爵电子公司北京办事处的人送来一份收购意向书，提出以650万元收购格律诗，还说这消息明天见报，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再就是店里有个女顾客来半天了，非要买那套样机，怎么解释都不行，要直接跟你谈，你看这事该咋处理？你是不是回来一趟？”
　　肖亚文说：“那套样机欧阳已经买了，不能卖。我一会儿就回去。”
　　办公室里很静，刘冰的嗓门又大，电话里的内容韩楚风无意间听得清清楚楚，他一下子就想起了那年去五台山的时候丁元英提及过伯爵公司这个名字，现在这个名字果然以落井投石的方式出现了。他见肖亚文关了手机，就笑道：“亚文，看你文文静静的，我还真想不出你站在法庭上会是怎么个风采。”
　　肖亚文不好意思地一笑，停了一下说：“韩总，公司有个事我想跟您咨询一下，要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您别生气。”
　　韩楚风说：“咨询又不是做决定，你说。”
　　肖亚文说：“公司租用正天大厦地下仓库的合同是今年10月底到期，当时多租了几个月是考虑音箱存在销不出去的可能，现在那个仓库已经没用了，如果现在还有人想租，我的意思是在正天大厦不受损失的情况下能不能提前解除租赁合同，这样公司就能节省4万多元的房租。我想咨询的是，如果我去正天大厦谈这事合不合适？正天大厦有没有可能退4个月的房租？如果正天大厦可能有损失我就不谈了。”
　　韩楚风说：“谈不上损失，那仓库随时都能租出去，我看你可以找马总提提。”他思忖了片刻，说：“马总他们几个刚走，你现在下楼到大门口等着，我给马总打个电话，你们在楼下的广场见面。记着，就你们两个谈，有个意向了再走程序。”
　　肖亚文拿上挎包起身说：“谢谢韩总，那我去了。”
　　肖亚文下楼来到正天总部大楼广场，此时的烈日已经斜向了西边，但是依然像火球一样烤着大地。她在门口巡视了一下，见广场的一角有个漂亮的自行车停车棚，这个位置紧挨着停车场，于是走过去站在车棚的阴凉下等候。
　　一会儿，一辆黑色奥迪A6轿车驶过来，在离她有十几米的车位停下，正天商业大厦的马总经理从车里出来，朝她做了一个打招呼的手势。
　　肖亚文几步走过去与马经理握手，寒暄道：“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马经理笑着说：“意思我都知道了，可以理解。你呆会儿还要去哪儿？”
　　肖亚文说：“谈完了事我就回音响店了。”
　　马经理拉开车门说：“那就上车吧，我送你，咱们车上聊。”
　　肖亚文上车，等车开动了之后问：“马总，您看这事为难吗？”
　　马经理说：“退你4个月的房租，再赔你一个月租金的违约金。你就在店里等着，过几天我派人找你协商，你在协议上签个字收钱就行了。”
　　肖亚文说：“我违约了，你们还赔我违约金？那不行，谁的面子也不能这么办事。”
　　马经理笑笑说：“这事要办就得有违约的一方，不是你违约就是我违约，谁违约都得付违约金。那块地方想租的人多着呢，我必须是为了照顾关系才不惜跟你违约租给他人，不违约就不够意思，违约才有价值。你要不想害我就接受违约金，这个钱是承租方出，正天大厦不会有任何损失。承租方出了钱还得感激我，不出钱反而不是个人情了。”
　　肖亚文明白了，感叹地说：“长了一回见识，真黑呀！”
　　马经理哈哈一阵大笑，然后摇摇头感慨地说：“不是咱想黑，是不黑不行啊！用元英的话说，这世界要不是黑白颠倒，那还叫众生吗？那该叫天国了。”
　　两人一路聊着到了格律诗音响店，肖亚文下车，马经理开车走了。肖亚文看了看面包车旁边的那辆保时捷豪华跑车，走进店里。
　　小杨正拿一条毛巾擦汗，看样子也是刚进门。
　　刘冰在接待两位挑选音响机柜的年轻夫妻，见总经理来了，就对那位女士说：“这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你的事跟她一个人说就行了。”然后从收银台拿来伯爵公司的收购意向书交给肖亚文，说：“肖总，这就是伯爵公司送来的意向书。”
　　肖亚文草草看了一眼意向书，收进包里，问女士：“小姐，是您要买音响吗？”
　　女士将信将疑地打量着肖亚文，问道：“你是管事的？”
　　肖亚文说：“是的。让您等了这么久，我很抱歉。请允许我向您解释，这套音响不仅是样机，而且已经售出了，买这套音响的也是一位女士。所以确实很抱歉，这套音响确实不能卖给您，还请您多谅解。”
　　女士问：“就是你把音响界搞得沸沸扬扬？”
　　肖亚文答道：“我没那么大能量，也不能回答您这个问题。”
　　女士说：“我是歌手楚婕，很喜欢音响，朋友都叫我39婆，都烧到39度昏头了。其实我对国产音响并不感兴趣，最近到法国演出，逛音响店的时候发现了这种两台前级四台后级的推法，当场就镇住了，一打听还是国产的，回来我就找这套音响，已经买不到了。”
　　女士说着摘下墨镜，果然是当红摇滚歌星楚婕。
　　肖亚文说：“楚婕小姐，我很喜欢您的歌。幸会，幸会！”
　　楚婕说：“好剑得卖给好剑客，好音响得卖给喜欢它的人。我工作很忙的，今天在这儿等了这么久，不拿到音响我是不会走的。你说样机已经售出了，可样机还在。你既没标识售出也没标识非卖品，我就有理由认为是可以购买的商品。”
　　这下肖亚文做难了，说：“楚小姐，这套音响真已经售出了，买主是欧阳小姐，她既是我的朋友又是公司股东，因为这对音箱是最早的一批，她想留一套原汁原味的。也因为她是公司股东，样机一提走店里就空了，所以还一直在这儿摆着。”
　　楚婕说：“那我就更得要了，我就要第一版原汁原味的。”
　　肖亚文想了一下，说：“我是真被您感动了，可我也真做难了。这样吧，我给欧阳打个电话，您跟她说，她要同意您就拉走，她要不同意您也别让我做难了。”
　　楚婕说：“好，你打吧，我跟她说。”
　　肖亚文从挎包里拿出手机拨通了欧阳雪的电话，把情况向欧阳雪介绍了一遍，然后把手机递给楚婕。
　　只听欧阳雪在电话里说：“楚小姐，你好，你好！我很喜欢你唱的歌，感谢你这么喜欢格律诗音箱，我同意那套样机转让给你，感谢你对我们公司的支持。”
　　楚婕激动地说：“欧阳小姐，谢谢你，太谢谢你啦！”
　　肖亚文对小杨说：“打包，装车吧。”
　　刘冰过来说：“小杨，你先把机柜和音箱架给人家送去，这儿我来，这么一堆器材拆下来包装得点时间呢，我装好估计你也就回来了。”
　　于是，小杨就去为那两位年轻夫妻送货。
　　刘冰在拆卸和包装音响，肖亚文、楚婕和楚婕的司机一起帮忙。
　　天黑了，沸腾了一天的都市转眼又沉落在灯火的海洋里。
　　那套音响终于还是被那位执著的女士买走了，店里的布局发生了变化，原先摆放音响的位置立刻显得空了一块。肖亚文经过反复观察、思量，和刘冰、小杨一起把商品进行了重新摆位，使空间与商品协调、合理。
　　忙到晚上8点多，肖亚文在前厅隔壁的储藏间把拖把和抹布洗干净，凑着水龙头洗了一把脸，用纸巾吸干脸上和手上的水，到前厅的收银台拿上挎包，又退到门口对重新布置的环境审视了一遍，这才对刘冰和小杨说：“行，今天就到这儿吧。”
　　刘冰非常想问一下肖亚文对伯爵公司意向书的态度，话到嘴边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股东了，那不是雇员可以打听的问题，于是话就变成了：“肖总，店里人手不够。”
　　肖亚文说：“先这么维持着，等诉讼有个结果了再说。现在招人，一旦败诉了，人家刚上班就失业，那就把人家耽误了。你们锁上门吃饭去吧，早点休息。”
　　肖亚文推门出去了，走到崭新的白色奥迪车前打开车门坐进去，落下车窗户通风。在太阳下晒了一天的车厢不但闷热，而且还有一股新车特有的装饰材料的气味。就在她启动车的时候，她从后视镜里看见小杨正在给店门外层的栅栏铁门上锁，而刘冰则站在门口呆呆地望着这边，那失落的神态好像是谁抢走了他的东西。
　　刘冰失落的神态让肖亚文心里瞬间滋生出一种莫名的悲悯，好像她就是那个抢了刘冰东西的歹人。她把车倒出来调整好方向，然后顺着出口上了马路。她理解刘冰的感受，也明白刘冰的思想变化。毕竟她这个警官大学的本科生在北京打工6年了，毕竟她有了6年的社会阅历。她知道，当人一旦从危险里跳出来，他就不再去关注这个事物的危险了，他的目光就会全部落在这个事物的利益上，这就是人。
　　夏日的晚风吹进车窗，吹拂在她的脸上，这样的情景很容易让人唤起清爽、飘逸和自由的感觉，然而她却全然没有在意，她的心被一场决定命运的诉讼牵着，不得不去没完没了地假设、推断，再假设、再推断……自从她接手了案子，她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尤其是在接管了公司的短短几天里，她的脸颊消瘦了，眼睛里隐隐有了血丝。
　　但是，她是快乐的。
　　她注意到了自己的变化，她已经有好几天没穿职业装了，而穿衣服时也不再去考虑老板和公司对职业女性的形象要求，她可以穿自己所喜欢的那些简洁而得体、休闲而淡雅的更符合自己个性的衣服。这让她顿悟：原来女人可以不穿职业装也是一种权利。
　　汽车快要开到她居住的小区了，可她没有一点食欲，也没有做饭的兴致，特别想找个清静幽雅的地方呆一会儿，让脑子好好放松一下，但是又舍不得花那种消费，犹豫了片刻还是决定消费一回，于是车到路口她调转方向朝一条北京有名的酒吧街驶去。
　　本来做诉讼代理就是一件劳神的事，现在又凭空冒出来一个收购意向书，而格律诗与伯爵公司既没有利害关系也没有商业往来，这件事与当前的诉讼有没有关系？伯爵公司的意图是什么？这些都是个谜，必须得有个清晰的答案。她当然可以打电话向丁元英请教，但必须得是经过她思考而不得其解的时候。她觉得，她能争取到一个可以通过请教和询问帮助她判断事物的朋友就已经很幸运了，而越是这样，她就越需要让朋友对她有信心。
　　来到酒吧街，她在一个名叫“怀旧咖啡屋”的店前停下车。
　　怀旧咖啡屋是一个刻意突出怀旧情调的小店，店面虽不大，装饰也说不上豪华，却以其独特的个性而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一张老唱片、一个红袖章、一顶旧军帽……不经意的一件东西都能把人带回逝去的那段岁月。这里的顾客多为40岁左右的中年人，也有个别喜欢这种情调的年轻人，他们品着咖啡，在背景音乐与柔和的光线下低语而谈。
　　肖亚文在一张靠窗户的桌子前坐下，这个位置既可以享受咖啡屋的清静，又能观赏窗外的夜景，玻璃窗隔离了外面的声音，看着窗外犹如观赏一部无声电影。她喜欢这里质朴而执著的文化氛围，也喜欢观察有阅历的人交谈时的那种沉稳的神态。
　　要了一杯咖啡，她从包里拿出那张收购意向书再次审阅，看意向内容，看伯爵公司董事会的落款和公章，看伯爵公司董事长的签字。
　　不经意间，对面坐过来一个30多岁的男子，面目英俊，穿着高级短袖衬衫，留一头潇洒的发型，左手端一杯红酒，用最老套的方式问：“小姐，我能请您喝杯咖啡吗？”
　　肖亚文对这种司空见惯的搭讪一向很反感，说：“谢谢。不可以。”
　　男子对女士的这种回答显然也是听多了，并不介意，仍按经典套路说：“被您拒绝真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您很漂亮，而被您拒绝更让我感到了您内在的修养。”
　　肖亚文一听就知道这是老手了，她不想因为这种文明的纠缠坏了心情，也觉得这种男人也应该给他点摧残，于是说：“喝杯咖啡倒也没什么，然后呢？”
　　男子说：“然后就闲聊聊。”
　　肖亚文又问：“然后呢？”
　　男子怔了一下，说：“然后……就没然后了。”
　　肖亚文说：“那您为什么不请男士而一定要请女士呢？您不够诚实，而且您千万别说秀色可餐，那样的话您就坐到一边餐去，连咖啡钱都省了。”
　　男子有了一点尴尬，说：“然后？然后就认识了。”
　　肖亚文仍问：“然后呢？”
　　男子说：“投缘的话，就会有一些交往，成了朋友。”
　　肖亚文继续问：“然后呢？”
　　男子说：“然后……就真没然后了。”
　　肖亚文摇摇头一笑，说：“然后就上床了，不然您大可以秀色可餐。您看，一杯咖啡承载着这么伟大的使命，您还是留着有的放矢吧。”
　　男子尴尬难当，问了一句：“那您来这种地方干什么？”
　　肖亚文说：“那就得把这儿的老板请出来回答了，或是怀旧咖啡屋误解了您，或是您误解了怀旧咖啡屋。”
　　男子起身走开了。
　　肖亚文恢复了清静，继续思考伯爵公司意向书的问题。她静静地坐了3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她得出了一个判断：格律诗的生产成本对伯爵公司可能有潜在威胁，伯爵公司此举只是虚晃一枪而已，意图不在于收购，而在于接近、了解。
　　她觉得伯爵公司给她上了一课，题目叫：居安思危。
第四十章
　　窗外下着蒙蒙细雨，林雨峰独自一人久久地站在办公室窗口从9楼的高处向雾蒙蒙的天空凝望，他不是在看什么，而是在想什么。办公室里寂静无声，只有墙上的电子表发出的轻微响声，电子表的指针离开8点30分的位置，向8点35分靠近。
　　今天是法院指定本案诉讼双方交换证据的日期，法院在3天前就把通知下到了乐圣公司北京音响店，定于1998年7月13日上午8点30分在法院第四审判庭交换证据，赵青和蒋律师已于昨天晚上抵达北京。尽管林雨峰对诉讼有信心，但信心毕竟不是结果，他心里还是隐隐萌动着一种无以名状的不安。
　　格律诗公司没有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应诉答辩状，放弃了一次答辩权利。自从叶晓明来深圳求和之后，叶晓明和冯世杰就再也没有在格律诗音响店出现过。这些说明什么呢？是对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打这场官司，还是格律诗公司内部出了问题？林雨峰在想：对方能拿出什么证据呢？如果像放弃答辩一样放弃举证，那就意味着乐圣公司不战而胜，但是，格律诗公司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他从8点30分开始等赵青的电话，如果格律诗公司放弃举证，那就成了乐圣公司单方面举证，时间不会太长，赵青的电话可能很快就会打过来。如果赵青在半个小时之内没有电话打过来，这个时间可能说明格律诗公司参加了举证，证据交换正在进行。
　　林雨峰时而在窗户旁伫立，时而坐到沙发上，时而又在房间里踱步，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当时间过了9点，他的思路全部集中在对方可能举出什么证据的问题上，这个时间使他确信，格律诗公司举证了。他被一种矛盾的心理困惑着，他实在想不出格律诗公司能举出什么有力的证据，而他的自信却又实实在在经受着没有理由的冲击。
　　9点27分，寂静的屋子里响起了清脆的电话铃声。林雨峰急忙走到办公桌前看来电显示号码，正是赵青的电话。他心里紧张了一下，但还是等到电话铃响到第三声的时候才从容拿起电话，同样以从容的语气说：“赵青吗？我是雨峰。”
　　电话里夹杂着大街嘈杂的声音，显然打电话的位置已经不在法院的房间里。赵青斟酌着词语说：“雨峰，情况……不太好。对方的证据很充分，格律诗实际上是个扶贫公司，完全是贫困村的农户式生产，一句话，在不是人呆的地方干不是人干的活儿，跟老电影里的资本家一样，根本不是工业生产的成本概念，幕后策划是丁元英。现在志伟送我们去机场，能赶11点35分的班机，详细情况电话里说不清楚，下午见了面再谈。证据里有录像资料，你让方秘书准备一下VCD播放设备。蒋律师刚才已经向阎所长通报了情况，败诉……几乎是定局了，可能需要考虑败诉以后的应对问题，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林雨峰心里陡然一沉，轻轻放下电话。形势骤然发生变化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他的脑子突然呈现出一片空白，他的心也由隐隐萌动的不安突然变成了一种失重。败诉……农户式生产……丁元英……扶贫……这几个词不停地在他脑海里交替闪现。
　　他在沙发上静坐了半个小时，连续抽了三支烟。无论在此之前他怎样分析败诉后果，那都是建立在一种“理论可能”的心态上，而从来没有真正从“现实可能”的心态上去深思这件事，他总觉得那种可能性离他很遥远，遥远到只能发生在别人身上。当“败诉”的概念突然以“定局”的形式输入他脑海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用有血有肉的心去承受了。
　　半个小时后他从沙发上起来，拿上汽车钥匙走出办公室，对值班室的方秘书说：“我出去一下，不带电话了，手机在桌上，有电话你帮我应酬一下。赵总是11点35分的班机，证据里有VCD录像资料，你找人把会议室的播放设备搬到办公室，下午2点半以前到机场接赵总，我3点钟在办公室等他们。”
　　方秘书点点头，说：“好的，我记下了。”
　　林雨峰乘电梯下楼，踏着细雨走到大厦停车场乐圣公司的泊车区，这里停着乐圣公司五辆轿车和两辆中型货车，他的车是一辆黑色尼桑。他发动着汽车，打开雨刮器清除掉挡风玻璃上的雨水，沿马路向东驶去。
　　汽车穿过几条大街，在城市边缘的一座大型商务建筑楼前停下，大楼正门两侧的墙上镶满了各类公司的牌子，一楼四周的门面也都是装潢精美的商号。林雨峰停车的位置是深圳萨罗尼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大门两侧站着两个身着藏蓝色制服的保安。
　　一名保安见林雨峰走过来，恭敬而热情地打招呼：“林哥，好久没来了。”
　　林雨峰和蔼地问：“周总在吗？”
　　保安答道：“在排练厅。”
　　林雨峰径自去了排练厅，还没有进门就听见里面传出节奏强劲的音乐和女声演唱，推开厚重的大门，里面是一个500多平方米的大厅，大厅深处是一组宏伟而具有一种历史沧桑感的大型布景，几根粗大精美却又断裂斑驳的古罗马特征的石柱或立或卧地散布在地上，背景是大片蔚蓝色的天空和丝丝缕缕的白云，如果在电视上看，无论如何难辨真假。周围是一些录音、录像设备和扯得遍地都是的电线。
　　排练区里，除了灯光和音响人员之外，一个留着长发和大胡子的导演手里拿着一根教鞭指挥排练，导演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严厉的目光像刀子一样锐利地盯着演员。三名拿着麦克风演唱的女孩子都在20岁左右，个个都是身材修长、美丽出众，在音乐和舞姿的渲染下更彰显出青春魅力。距离排练区十几米远的地方有几张长椅，其中一张椅子上坐着两个人在观看排练，椅子前面的桌子上放着烟灰缸、茶水、钥匙、手机等物品。
　　椅子上的人听到了脚步声，其中一个侧脸一看，立刻举手招呼了一下，回过头对旁边的人说：“周总，雨峰来了。”
　　被称作“周总”的人叫周剑华，40多岁，是深圳萨罗尼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与林雨峰是同乡好友，早年在汕头起家，7年前来深圳开办酒店和夜总会，在黑道里有一定影响。此人头脑冷静，社会阅历丰富。
　　周剑华闻声起身迎上去，愉快地与林雨峰握手说：“是雨峰啊，你怎么闲了？”
　　林雨峰笑笑说：“生产销售都停了，闲着没事，找你聊聊。”
　　周剑华说：“坐，坐。我这儿上了一档新花样，革命少女三人组合，用新配器、新唱法翻唱老革命歌曲，没准儿能火上一把，也是一种革命传统教育。你欣赏音乐比我在行，今天来了，帮我指点指点。”
　　林雨峰坐下说：“这是舞台综合艺术，听我指点，你怕是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前几天赵青跟我说，你们几个在金海饭店的酒桌上把我给批判了。”
　　周剑华的助手自觉回避了，到音响师的位置找了张椅子坐下。
　　周剑华把香烟和打火机递过去，一笑说：“那天凑到一块喝酒，又聊起你们起诉格律诗公司的那档子事，我和几个老总就数叨了你几句。赵青说我们不懂，说那是战略需要。我们觉得，你在处理对方求和的问题上有些欠妥。杀人不过头点地，何必再弄帮记者给人家抖搂抖搂？搞得满城风雨。你是音响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得注意点风度。”
　　这时，排练区传来导演的大声呵斥：“停，停！”音乐声戛然而止，3位少女不知所措地看着导演。导演用教鞭指着一个金色头发的姑娘说：“你，把刚才的动作再做一次。”
　　金发姑娘做了几个舞蹈动作，导演的教鞭在空中挥舞了一下，姑娘随即摆着造型停止了舞动。导演皱着眉头走过去，伸出一只脚在那个姑娘的小腿上分别踢了两下，手里的教鞭敲着姑娘纤细的腰部说：“这样不对，腿要分开，臀部往下压一点。再来一遍。”
　　导演做了个手势，示意放音乐。音乐响起，3个姑娘随着音乐舞动、歌唱，却不料导演再度不满地喊道：“停！停！停！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动作要美，要有力度。”他用教鞭敲着黑发姑娘的小腹：“向后向后。”黑发姑娘赶紧将小腹向后缩。导演呵斥道：“我再重复一遍，是舒展风情，不是卖弄风骚，要严格把握情和骚的区别。”
　　排练继续进行。
　　林雨峰点上烟，说：“现在已经不是风度的问题了，刚才赵青从北京来电话，证据交换刚进行完，格律诗居然是个扶贫的公司，是贫困村的农户式生产。愣的碰上了不要命的，败诉基本上已成定局，真他妈见鬼了。”
　　周剑华愣住了，重复了一句：“扶贫？”
　　林雨峰说：“扶贫，农户式生产，那种场面能想像得出来。”
　　周剑华沉默了片刻，说：“你的大话都被媒体炒开锅了，真要败诉，怎么收场啊！”
　　林雨峰淡淡地说：“说大话是为了打击对方的信心，煽动媒体造声势。你以为我不说那句大话就可以不跳楼了吗？跟那个没有关系。市场一死，整个公司全死，跟着就是债主一窝蜂上门讨债，再接下来就是破产拍卖，我难道还去摆地摊口不成？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就不能不去关注一下那位幕后的丁先生了。”
　　周剑华起身说：“这儿不是说这种事的地方，走，到我办公室去谈。”
　　两人离开排练厅来到周剑华的董事长办公室，周剑华从冰箱里拿出两瓶饮料递给林雨峰一瓶，两人面对面在沙发上坐下。
　　周剑华说：“雨峰，恕我直言，你这种性格早晚是要栽跟头，即便没有格律诗事件，你也会在别的事上栽跟头。赵青第一次跟我聊这事的时候我就说，这事不能掉以轻心，就凭丁元英是正天集团总裁的朋友，就凭韩楚风送给他的那辆车，这个人物就肯定不简单。”
　　林雨峰说：“我正是基于这些背景去判断格律诗公司的情况，所以只往规范、现代的模式上考虑了，谁能想到几个发烧友的公司还扶的哪家子贫呢？从另一方面说，丁元英与他们确实没有利益关系，甚至原来根本就不认识，志伟去年就知道这个情况，不是现在。”
　　周剑华说：“也许，这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圈套。”
　　林雨峰说：“不是也许，而是就是。赵青他们坐11点多的班机回来，下午就得和蒋律师讨论这件事，无非是撤诉或继续打下去的问题，我得拿出来个意见。”
　　周剑华问：“威胁他？还是除掉他？收买肯定不行，伯爵公司已经开出天价了，如果能收买，现在应诉的就该是伯爵公司。”
　　林雨峰说：“以你的处世方式，你会怎么处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周剑华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房间里默默地踱来踱去，沉思了很久之后从林雨峰后面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伤感地说：“雨峰，算了！咱不玩音响了，潮起潮落是常有的事，不必太放在心上。你到我这儿来，想单干我帮你支一摊子，想热闹咱们就一个锅里搅和，乐圣那摊子交给赵青他们随便折腾去吧。”
　　林雨峰问：“中国音响的餐桌上就真多我林雨峰一把椅子？”
　　周剑华说：“杀人不难，杀了人不留麻烦难，杀手和知情人是你一辈子的隐患。不留麻烦也不难，到澳门指定的赌场输掉100万就没隐患，什么价位享受什么服务。当然，你出得起100万，破产以后你也出得起。好，不留隐患也容易了，但是不留心病难，你背着一条人命过日子，这是一辈子无药可治的绝症。这些，仅仅是其一，还有其二、其三。”
　　林雨峰点点头，说：“有道理。说说其二。”
　　周剑华说：“杀了一个丁元英乐圣公司就能得救吗？不会，只能垮得更快，因为你是做市场，社会形象和公众评价就是你企业的命根子。黑道上每天都在杀人，你看有几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的？都是为了逐利。如果市场救不了你，那么杀这个人的意义在哪儿？如果竞争不过人家就去杀人，你就是把全世界的奖杯都抢回家又有几分含金量？丁元英真跟你有深仇大恨吗？人家好歹是扶贫。你是真怕穷吗？你是丢不起面子。”
　　林雨峰再次点点头，说：“同意。”
　　周剑华继续分析道：“其三，黑道不是谁家的独家买卖，你能花钱买到的东西，别人也一定能。100万只能买你刑事责任的安全，但是买不了你其它方面的安全。韩楚风能把一辆100多万的车送给丁元英，那得是多知己的朋友，正天集团总裁缺不缺那点买你命的钱？赵青说赞助十大音箱测评的是个经营赌场的女人，一般的朋友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女人缺不缺那点买你命的钱？除掉对手是为了自己能活得更好，如果是为了给自己掘墓，那么杀这个人的意义又在哪儿？”
　　林雨峰说：“看来，弱肉强食的法则放到哪儿都适用。”
　　周剑华说：“这些还都只是权衡利弊的东西，最重要的，你林雨峰对中国Hｉ—Fｉ音响也是个有功之人，是发烧友心目中的英雄，就为这，你这辈子都活值了，无论躺着站着都该是条好汉。这个污点你沾不得，只要沾上，别说你这辈子都擦不干净，你从前所有的成就感都会被葬送，你有多少钱也不妨碍发烧友评价你是个渣子。”
　　林雨峰身子无力地往后一躺，嘴角泛起一丝苦笑，感叹地说：“如果败诉只是舍几个钱的问题，我就没这么闹心了。脸蛋子啊！那可不是女人涂脂抹粉的脸蛋子！”
　　周剑华发自肺腑地说：“老弟，哥哥我不是好人，是过来的坏人，我是真把你当成朋友才说了几句人话。别人可以那样做，你不能。你在这种时候来找我这种朋友，潜意识里就有通过那种方式解决问题的念头。我在黑道混了这么多年，比你清楚，黑道不是万能的，道就是规矩，既有所能就必有所不能。争凶斗狠的那不叫黑道，那叫地痞流氓。”
　　周剑华走到办公室套间的休息室，从床头柜里拿出一只史密斯—韦森CS45手枪，又从文件柜里找出一个崭新的黑色高级公文包，把手枪装进公文包里，回到办公室在林雨峰的对面坐下，取出手枪放到茶几上，把枪柄转到林雨峰的方向往前一推，说：“这是只好枪，里面有7发子弹。不管你有没有那种念头，至少不能经过我的手脏了你的名字，如果有一天你真想杀他了，就面对面正人君子地给他一枪。既然杀了丁元英你也活不了，就别花那个贼头贼脑的窝囊钱了，有这100万留给你手下的弟兄，总比扔在那种烂筐里有功德。”
　　林雨峰拿起手枪看了看，放回包里拉上拉锁，拿起包站起来说：“听老兄一番话，我这心里有点数了。枪我先收着，谢谢！”
　　周剑华说：“我还是那句话，潮起潮落是常有的事，别太放在心上。”说着，他送林雨峰出了办公室，一直送到萨罗尼公司门口，两人在蒙蒙细雨中道别。
　　林雨峰从萨罗尼公司出来后没有回乐圣公司，他很想找一处清净幽雅的地方独自一个人静静地呆会儿，自然就想到了咖啡屋。他开着车在市区的大街上巡视，在一条不太繁华的街道上发现了一个名叫老树藤的咖啡屋。
　　他下车前看了一眼车座上的那个放有手枪的黑色公文包，刚走了几步，觉得把枪留在车里不妥，就回来打开车门把公文包拿上，这才重新锁上车门进了咖啡屋。
　　老树藤咖啡屋是以老树和青藤为背景营造出一种远古森林氛围的咖啡屋，室内与自然光线完全隔绝，柔和的灯光明暗有别地照在室内不同的位置，清雅、幽静之中散发着一缕淡淡的野性，有许多看似不经意的地方摆着哲学、音乐、电影之类的书籍，若有若无的音乐从人们感觉不到的方位弥漫到每一个角落，让人恍若置身于遥远、圣洁的精神家园，舒缓着闯荡红尘的疲惫与无奈。
　　白天是咖啡屋最清静的时候，客人很少。咖啡屋深处的一角有位男子在品茶读书，褐色石板的茶桌上摆着一只古朴的陶艺花瓶，里面插着一枝鲜红的玫瑰。吧台是用厚厚的、带着原木树皮的棕色木板铺制，3位或光头或留长发的的男子聚在一起，时而碰杯时而一笑，大概是在谈论前卫艺术和深邃的思想。
　　林雨峰找了一处旁边布满树藤的位子坐下，要了一杯40元价位的高品质咖啡。他要这杯咖啡并不是为了喝，就为占个位子。与其说他需要清静，不如说他需要消化这种突然的变化给他带来的心理波动，他不仅需要正视和接受现实，更需要应对现实。
　　林雨峰静静地坐着，偶尔端起杯子闻一闻咖啡的浓香，慢慢地品上一点点。他手里的香烟也是偶尔抽一口，更多的时候是香烟在他手里燃烧。他的外表是沉静的，而过于沉静的外表恰恰诠释着他内心的沉重，他被一种溃败的情绪笼罩着，严峻的现实与刚烈的性格绷紧了他的每一根神经。
　　乐圣公司已经把事态炒得沸沸扬扬，已经与格律诗公司形成了你死我活的态势。伯爵公司以宣布高价收购格律诗公司的方式一边送顺水人情一边落井投石，斯雷克公司以功放适度降价的方式既半推半就又坐收渔利，看似各怀心事地乱成一锅粥了，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已经与格律诗公司形成了不自觉的利益同盟。
　　伯爵公司的销售网络、国外知名品牌喇叭、格律诗的低成本制造，这三个优势元素的组合对乐圣公司的市场究竟有多大威胁呢？如果败诉，乐圣的经营体系真会瘫痪吗？就真这么不堪一击吗？还有没有井水不犯河水的可能呢？思前想后，他觉得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再抱什么幻想就是自欺欺人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市场都是企业永恒的死穴，市场一死，企业的躯体再庞大也是一具僵尸。纵观商场惨败的案例，因为一招不慎而导致全盘皆输的案例举不胜举，自己怎么就不从中汲取点教训呢？
　　他在心里懊悔地叹息：都是那1000副套件的一招儿失手，聪明反被聪明误！人呐，千万别以为你比别人聪明多少，天下没有白掉的馅饼！
　　拿人家的音箱当托儿，拿1000副套件给人家设陷阱，拿诉讼置人家于死地，自以为高人一筹，而当结果变为败诉的时候，所有的智慧都变成了愚蠢。是自己拱手给人家1000副套件使两家的音箱有了可比性，是自己的起诉和新闻炒作使自己成了格律诗公司成本与扶贫的义务宣传员。乐圣用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自己的知名品牌打败了自己，用自己的矛刺穿自己的死穴……耻辱！耻辱啊！
　　极端的自尊心让他胸口像塞了一团棉花似的堵得难受，有一种要憋死的窒息感。格律诗够狠，伯爵够阴，斯雷克够损，乐圣够蠢。一向自负而刚强的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欲哭无泪，什么叫欲诉无声。
　　局势的发展不幸真被财务部经理那天的发言言中了，一旦乐圣公司失去了靠现有资产走出困境的能力，在债权人眼里75％的资产负债率就已经等于资不抵债，因为乐圣的炉灶不再蒸馒头了，现有的馒头也贬值了，资产的变现所得肯定低于账面价值。
　　那么，败诉之后债权人会如何选择呢？破产清算、拍卖，品牌一文不值了，固定资产贬值了，市场网络价值蒸发了，团队的人才集合资源流失了……有限的有形资产卖给谁？谁来承担债务……破产显然是下策，是债权人最不愿看到的结局。债权人最希望看到的是乐圣公司能够依靠现有资产走出困境，而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是依托现有的格局与格律诗合作，继续向格律诗公司提供乐圣旗舰套件，转而由乐圣的网络销售格律诗音箱，这样还能保持喇叭生产线和销售系统，乐圣的品牌、技术和团队资源还有价值，停掉的只是乐圣旗舰，PVC音箱生产线还能继续生产电脑音箱、汽车音箱和商用音箱。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乐圣与格律诗就成了优势互补，反而强化了市场竞争力。
　　债权人一定会是这样的选择，而且债权人提出这种要求一旦被乐圣公司股东拒绝，公司将很快进入破产程序，继而由债权人合法地进行资产重组。或许，这正是丁元英策划格律诗事件的真正目的，也是格律诗拒绝伯爵公司收购的原因所在。
　　如此分析，即使败诉也是你林雨峰个人的失败，而乐圣公司仍然有出路。
　　那么，现在就撤诉、求和？这样能保住自己大股东的地位和利益……这个念头仅仅是在林雨峰的脑子里闪了一下，他的心就立刻被一种巨大的绞痛覆盖了，眼前油然浮现出这样一幅屈辱的画面：一个气质高贵的女子被一个无赖强奸了，欲哭无泪，状告无门，周围是无数双怜悯的眼睛，只得含辱蒙羞地哀求那个无赖：你娶了我吧。
　　他的心在问自己：你林雨峰的手也会在这种屈辱的文件上签字？
　　他突然很后悔去找周剑华，大有惊慌失措与慌不择路之态。你林雨峰到底是一只虎还是一只猫？难道过去真的是得势的小猫雄似虎？难道今天真的是失利的老虎不如猫？你的雄风哪去了？你的荣誉，你的豪迈，你的尊严……
　　林雨峰在老树藤咖啡屋守着一杯咖啡独坐了两个多小时，临走那杯咖啡也没喝完。两点半他回到公司办公室，见办公室的西墙多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台大电视和一台VCD播放机，沙发和茶几也移动了位置，便于舒适地观看电视。
　　他把装有手枪的公文包锁进保险柜，到卫生间拧开洗手池的水龙头，捧起冰凉的水一次次扑在脸上，擦完脸精神顿时为之一振。他不想在与赵青和蒋律师见面的时候留下消沉沮丧的印象，他需要让他们看到属于林雨峰的一种精神、一种心态。他从得到“情况不太好”的信息到即将与赵青、蒋律师见面，时间仅仅相隔了5个小时，5个小时里他已经走过了一次凌乱复杂的心路历程，重新梳理思路，以既定的心态面对严峻局面。
　　下午3点10分，方秘书从机场接赵青和蒋律师回来，一同进门的还有深圳明华律师事务所阎希成所长。
　　林雨峰与阎所长握手，寒暄地问：“阎所长，你怎么也来了？”
　　阎所长说：“北京那边刚交换过证据汉臣就给我打电话了，我也去机场接他们了，来的路上跟汉臣通了通情况，见你之前先定定事务所这边的调子。”
　　赵青见林雨峰的神态依然是平常的样子，眉宇之间流溢着典型的决策人物所具备的那种果敢与自信，而在他的想像中，此刻的林雨峰应该是被懊恼、羞辱和绝望交织在一起的沉重感所笼罩。他感到一丝宽慰，仿佛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忽然透进了一缕亮光。
　　蒋律师从公文包里取出格律诗公司的证据资料，说：“董事长、阎所长，咱们先把格律诗的证据研究一下，然后再细说。”
　　方秘书在茶几上把四瓶矿泉水摆好，退出时把办公室的门关上。
　　被告方北京格律诗公司出示的证据——
　　北京格律诗公司音箱喇叭、箱体、接线柱、标牌、包装箱等音箱组件进货发票
　　北京格律诗音箱成本明细表
　　1996年10月26日的《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
　　1997年3月7日的《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宗旨的决议》
　　古城王庙村与北京格律诗公司音箱箱体的订购合同
　　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音响机架生产过程录像
　　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经营执照、个体工商户证词、证人出庭作证名单
　　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成本核算表、生产成本原始记录
　　证据证明：
　　1.格律诗音箱的产地是北京，没有伪造产地，没有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
　　2.格律诗公司没有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赵青打开电视机，把证据光盘放入VCD播放机，电视画面上出现了王庙村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工商户生产音响机架的画面，从板材下料到型材冷压粘合，从底色喷涂到钢琴漆手工打磨，从翻砂铸造到车床加工……每一道工序都是在低矮破旧的农舍里进行，院子里成了加工厂，正屋厢房都成了仓库，农民吃饭、生活、睡觉的空间已经被压缩到仿佛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从事生产的人有男人、妇女、老人、孩子，没有常规的厂房、宿舍、食堂，没有吸尘、降噪防护设备，没有防毒面具、工作服、手套……
　　画面里的一个不易被人注意的细节让林雨峰心里为之一颤，那是拍摄一家农户打磨板子的镜头，左下角远处的一位母亲从地上捡起一块被女儿丢弃的砂纸，母亲用手触摸了一下砂纸的表面，认为砂纸还能用，就把女儿手里的新砂纸夺下来，将旧砂纸重新塞给她，并且生气地朝女儿背上打了一下，而那个女孩的年龄看上去最多也不过10岁，因为她的书包在旁边放着，胸前还系着红领巾。
　　林雨峰惊呆了，格律诗公司这么精致的音箱竟然是在这种简陋、恶劣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不可思议！而这种生产成本的控制已经细化到一张小小的砂纸！
　　蒋律师说：“这样的生产方式没有土地、厂房和管理设施投资，没有安全保护、环境污染和各种社会保险的成本，没有固定资产折旧，没有休假日，没有用工条件限制……这种干法几乎是原始资本主义的奴隶榨取式生产，这种成本对于法律制度规范下的工业化生产根本没有可比性。”
　　阎所长问：“这些情况你们北京方面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察觉到吗？”
　　赵青说：“商业保密是常识，把无可夸耀的部分遮盖起来是人的本能。我们看到的是格律诗音箱的德国权威机构测评报告，是格律诗音箱欧洲总代理和伦敦、柏林、巴黎这些欧洲名城，是高档的音箱和精致的说明书，是宝马轿车，是丁元英这种人的背景，很难想像这些正统的东西怎么能和画面里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林雨峰指着《格律诗公司法人代表身份证明》的文件问：“这个肖亚文是什么人？怎么她成了格律诗公司的法人代表？”
　　赵青从资料里抽出相关的文件递给林雨峰，解释道：“肖亚文参加了证据交换，我们和法官都质询了这个问题。格律诗公司求和失败之后，叶晓明、冯世杰和刘冰三个股东担心败诉会给他们个人带来经济损失，就把各自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欧阳雪。在这之后，肖亚文出资35万和负债40万从欧阳雪手里购得51％的股权，她就成了董事长兼总经理和公司法人代表，也是这次被告方的诉讼代表。这个女人是警官大学毕业，很有气质，有一定法律知识和社会阅历，此前就职一家猎头公司。”
　　蒋律师说：“这次交换证据是正式开庭前的预备庭，证据表明，以比对商品成本胜诉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那么，我们以反不正当竞争为起诉理由的法律根据是什么？格律诗公司的生产违反了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相关规定，这种违法的生产方式使格律诗公司的产品低于正常的生产成本，反映到市场上就形成不公平竞争。如果产品从生产阶段就已经存在不正当竞争了，那么市场销售阶段所延续的必然是不正当竞争。”
　　阎所长为了让林雨峰能清晰理解蒋律师的意思，像背经书一样罗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53条、第54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24条的规定，国务院令第81号《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4条的规定。
　　蒋律师说：“格律诗公司没有递交应诉答辩书，原因就是他们股东内部出了乱子，已经顾不上应诉答辩了。这个情况说明一个问题，叶、冯、刘三人对胜诉没有信心，所以及时脱离了公司。他们是最了解公司情况的人，他们判断出败诉可能性的根据是什么？焦点也在生产方式上，正是生产阶段的不正当竞争让他们得出了可能败诉的结论。”
　　阎所长说：“雨峰，格律诗公司只是前台做戏，你的真正对手是丁元英，无论作为诉讼代理还是作为朋友我都必须要告诉你，胜诉的把握不大。要证明被告在生产阶段存在不正当竞争，就必须首先证明生产农户与格律诗公司的隶属关系。在丁元英的设计里公司与农户是一个体系里的两个部分，千真万确是一回事。但是，要证明这一点非常困难，个体户再小也是法人，一纸工商执照就把这种实质上的隶属关系变成了法律上的商业关系，很难说法庭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会采信哪一个。而且，即便隶属关系成立也未必就能胜诉，客观上的不正当竞争不等于法律上的不正当竞争。违反了上述法律是否可以构成不正当竞争？如果适用反倾销法没有问题，而中国的法律在这方面还是一个空白。”
　　赵青问：“叶、冯、刘三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可他们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既然关注的焦点都一样，他们的根据是什么？”
　　蒋律师解释道：“观念，传统观念！一是传统的‘事实胜于雄辩’的观念，二是传统的疑罪从有的观念，三是传统的青天大老爷的观念。中国人一直接受简单的文化思维教育，他们相信法律是神圣的，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阎所长说：“雨峰，基于胜诉把握不大，如果你提出撤诉，我能理解。拿了委托人的钱打不赢官司，我们也不体面。但是，撤诉就等于承认了格律诗音箱的价格，依此类推，乐圣旗舰的价格就应该在2000元以内，乐圣旗舰的成本显然不具备这种承受力，其后果可想而知。我以为，败诉了，省这两个钱救不了乐圣。胜诉了，花这两个钱不算什么。打是死，不打也是死，打下去可能还有一线希望，不如拼死一搏。诉讼代理费可以做些调整，分为胜诉和败诉两档，胜诉按原合同的150％计费，败诉按原合同的50％计费。”
　　林雨峰问：“怎么个还有一线希望？”
　　阎所长说：“被告将1996年的《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作为证据提出，目的是证明农户与公司从来就不存在隶属关系，从而规避商品产地和榨取式生产两个问题。这就‘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无可避免地会将这位丁先生露出水面。我们对格律诗公司扶贫的宗旨不做质疑，会议记录和公司宗旨恰恰证明丁元英是整个体系的策划者，也恰恰证明丁元英早在公司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就已经策划好了这场官司，现在他们之所以不需要律师，是因为丁元英已经为这场官司做了两年的准备，公司和农户从来就没存在过真正的独立。”
　　林雨峰默默地点点头。
　　蒋律师将一瓶矿泉水打开递过去。
　　阎所长喝了一口水润润嗓子，继续说：“格律诗事件表面上是侵害了乐圣公司一家，而实质上是冲击了整个音箱市场，甚至更大的范围。最可怕的是它传播了一种观念：我可以这样竞争。一旦这种观念被法律默许，各行各业凡是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产品都会卷入这种恶性竞争，扰乱市场价格秩序。法庭有义务本着公共利益的原则、诚实信用的原则和保护正当竞争的原则，依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林雨峰关上电视，从VCD播放机里取出证据光盘，把所有证据资料归置到一起推给阎所长，说：“老阎，乐圣的荣辱就托付给你了，四个字：拼死一搏。一会儿赵青带你们去电脑机房复制两套证据，我们没事的时候也研究研究。你重新起草一份代理合同，代理费就按你说的办。”
　　阎所长示意蒋律师收起证据资料，起身与林雨峰握手告辞，说：“雨峰，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你放心。你们也多考虑考虑，有什么想法随时联系。”
　　于是，赵青带阎所长和蒋律师去电脑机房复制证据。
　　办公室里剩下林雨峰一个人，他疲惫地在双人沙发上躺下，头枕着沙发扶手，两只脚搭在另一端的扶手上，手里拿着一支烟，眼睛望着屋顶凝神，脑子里想着《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里的一句话：两败俱伤你比他多一口气，你就是赢家。
　　这时，他听到方秘书熟悉的敲门声，于是迅速起身恢复平时的威仪，然后以平时习惯的语气说：“进来。”
　　方秘书进来问：“董事长，要不要把电视和VCD机撤掉？”
　　林雨峰说：“不撤，先放几天。”
　　方秘书又问：“快到下班时间了，董事长还有没有其它安排？”方秘书的意思是指需不需要通知重要部门的负责人留下来研究证据的事情。
　　林雨峰说：“没有，下了班都回去。”
　　方秘书出去了。
　　林雨峰又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忽然起来到办公桌写了一张留言条，把留言条贴在办公室门上，虚掩上门，然后下楼了。条上写着：赵青，门没锁，你先等我一会儿，我下去买点东西马上就回来。
　　林雨峰出了大楼来到附近的一条街道，找到一家小酒馆，在摆满时令小菜的柜台前看过来看过去，买了一包卤花生米、一包卤豆腐干和一包卤凤爪，买了两瓶高度数白酒，要了两双一次性卫生筷子，拎着一袋子酒菜回到办公室。
　　这时乐圣公司的人已经下班了，走廊里静悄悄的，办公室门上的留言条也不见了，显然赵青已经复制完证据回来了。
　　林雨峰关上门把酒菜放到茶几上，豪爽地说：“喝酒，借酒消愁。”
　　赵青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从袋子里取出酒菜说：“雨峰，这可不像是你呀。”
　　茶几的一端放着两套复制的证据材料，另一多半摆上了食品袋装的3个小菜。林雨峰从饮水机上拿来两只一次性纸杯倒上两个半杯的酒，自己先端起杯喝了一口，说：“你那儿一个电话，我这心里闹得连中午饭都没吃，都是人哪。”
　　赵青喝了一口酒，说：“雨峰，你觉得阎所长的话靠谱吗？”
　　林雨峰说：“律师的理要是都能当饭吃，法官就得饿死了。资本往成本低的地方流动是经济规律，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往贫穷国家迁移，就是因为廉价劳动力嘛。”
　　赵青不解地问：“那你为什么还答应了？即便是按50％计费也得几十万，事态到了这种地步，还有花这个钱的必要吗？”
　　林雨峰淡淡地说：“撤诉？求和？被人强奸了连呻吟一下都没有，马上提着裤子说：你得娶我。乐圣得多贱哪，这块牌子还值钱吗？”
　　赵青叹了口气说：“唉——两难哪！我在想，如果我们扩张速度不是太快，如果资本运用再谨慎点，如果不是负债率过高，如果没有伯爵公司的落井投石……也许我们和格律诗还能对峙下去。”
　　林雨峰说：“没有也许，这个跟负债率和资本运用不当也没关系，失去市场的生产体系即便负债率是零，该倒闭也得倒闭。格律诗吃的是机柜，根本就没吃音箱的饭，音箱是他们在生存的基础上求发展，你跟人家对峙什么？两败俱伤他比你多一口气，他就是赢家。格律诗拒绝了伯爵，就是给你留了条路，知足吧。丁元英的意图就是逼你合作，乐圣的套件和销售网络，格律诗的箱体和生产基地，这就是丁元英的目的，扶贫。”
　　赵青点点头说：“从我们利用格律诗音箱促销乐圣旗舰的时候，我们以为格律诗是为他人做嫁衣，实际上已经掉进陷阱了，一旦被逼得走投无路也只能合作。”
　　林雨峰说：“正因为如此，官司输赢都得打。侥幸打赢了更好，打输了，说明法律默许那种剥削榨取的生产方式，那时候你再同流合污就无可指责，那叫逼良为娼。最重要的，是通过诉讼的合法形式揭露丁元英伪君子的真实面目，社会舆论自有评说，让他在有识之士的声讨声中臭名昭著。我是输家，丁元英也休想成为赢家。”
　　赵青拍案说道：“好，我赞成！如果中国也有类似反倾销的法律，中国的Hｉ—Fｉ市场能轮得着他丁元英说话？他们那样榨取农民居然还叫扶贫，天理何在？一边是洋人对中国的产品实施反倾销，一边是国人在自己窝里恶性竞争，天理又何在？”
　　林雨峰摆了摆手说：“这些话留给蒋律师到法庭上抖搂吧，归根到底，乐圣既不输在法律也不输在国情，是输在我林雨峰。这场诉讼对两个公司已经不重要了，实际上已经成了我和丁元英个人之间的较量，而且没有赢家。”
　　两人又喝了一轮酒，林雨峰起身去打开电视机，把证据光盘放入VCD机，再次观看王庙村农民生产的场景。
　　赵青看着画面说：“雨峰，从格律诗股东的素质和王庙村这帮农民来看，其实丁元英根本没有能力运作这款音箱。”
　　林雨峰说：“不，他正在运作这款音箱。”
　　赵青轻蔑地说：“想合作大大方方提出来，何必出这种损招儿！”
　　林雨峰笑道：“别说这风凉话，不过过招儿，你能把小小的格律诗放到眼里？”
　　赵青嘲讽而无奈地说：“这么一来，小小的格律诗一夜之间就和乐圣齐名了。操！砖头瓦块都成精了。”
　　林雨峰喝了一口酒，悠然地点上一支烟，不紧不慢地说：“砖头瓦块成不了精，能成精的就不是砖头瓦块。可惜叶晓明这帮发烧友有眼无珠，刚一听到枪响就吓跑了。王庙村的农民一盘散沙，格律诗的股东各怀心事，又是前方告急又是后院起火，也真难为丁先生了。能在这么一盘实力悬殊的棋局走出一招一剑封喉的妙手，凭心说，经典。”
　　赵青说：“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丁元英为什么不把诉讼前景告诉叶晓明他们？如果他承诺对诉讼结果负责，叶晓明他们还会临阵脱逃吗？他究竟想不想帮他们？”
　　林雨峰说：“如果是你，你会承诺吗？靠封官许愿捏在一起，你能指望这样的队伍去攻城拔寨？丁元英是明白人，扶不起来的硬扶，到头来会摔得更惨。”
　　赵青忽然感觉林雨峰的话里话外有一种异样的情绪，疑惑地说：“雨峰，我怎么越听你说话越觉得不对劲儿，你整个是局外人在评论，好像这事跟你没关系了。”
　　林雨峰没有正面回答赵青的问题，而是说：“北京一辆车不够用，这两天我把车里的东西归置一下，开庭前你把我这辆车也调过去，不管胜诉败诉我都得会会这位丁先生。乐圣的失败是我林雨峰个人的失败，该我兜的我自己兜着。”
　　赵青心里咯噔一下，惊异地问：“你的意思……是脱离公司？还是……”第二问他没有说出来，显然是指败诉就跳楼那种可能。
　　林雨峰抽了一口烟，平静地说：“我林雨峰苦撑十几年，好歹也为中国音响树起过一块牌子，可以了，何必再做一副丧家犬的样子给人看。”
第四十一章
　　7月28日，芮小丹和沈楠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七五七客机下午15点30分从广州起飞，17点50分抵达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又乘坐半个多小时的出租车前往西安环城西路，住进提前预定的西安秦都酒店。这是一家坐落于城墙之畔的四星级酒店，距离市中心大约67公里，周围有古城墙、钟楼一些景观。
　　她们两人住了一个标准间，刚刚安顿下来就与酒店的出租车队接洽次日包车游览兵马俑和华清池的事宜，提前办好了诸如签合同、交订金的例行手续。稍事休息，时间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两人这才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吃晚饭，来到西安的第一顿饭自然得是名声显赫的东关正街老孙家饭庄的牛羊肉泡馍了。
　　虽然饭时高峰已过，但是老孙家饭庄的生意却丝毫不减，饭店里依然是宾客如潮。芮小丹和沈楠两人一瓶啤酒两碟小菜，一边闲聊一边不紧不慢地掰着虎背菊花心的坨坨馍，都掰成黄豆一样大小的颗粒，直到这碗饭出锅送来一尝，与平时吃过的牛羊肉泡馍大不一样，肉烂汤浓、香醇味美，果然是名不虚传。
　　第二天上午9点，她们乘坐一辆包租的桑塔纳轿车去50多公里外的秦始皇陵及兵马俑景点游览。芮小丹带了足够的胶卷，几乎是见一处拍照一处，表现出的完全是初次到此游览的陌生和惊奇，相比之下，沈楠在不经意的细节里反而流露了几许心不在焉，一些不够严谨的话语和神态也不难让人判断出她肯定曾经游览过西安的景点。有意思的是，两人都知道始皇陵迄今为止尚没有挖掘，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座巨大的土堆，没有太大的观赏性，但还是得怀着极大的兴致去看个究竟。下午返回的时候去华清池游览，恰好赶上一个旅游团在此，这使她们能够一边看着杨玉环奉诏温泉宫的大型壁画，一边听讲解员描述开元二十八年唐玄宗在骊山温泉宫第一次召见杨玉环的情景。
　　当晚，她们去了古色古香的北院门小吃街，幽幽的青石板路，一块块诱人的招牌，让人思量吃了这一家就漏掉了那一家，无论是粉汤羊血、粉蒸羊肉、涮牛肚、灌汤包子，吃了哪一家都是一种遗憾。这个浓缩着民风民俗的小吃街夜市触动芮小丹心底的温柔，因为这都是丁元英最爱吃的风味，如果这时候在她身边的是丁元英，那该有多幸福啊！
　　第三天清晨芮小丹和沈楠早早就退了客房，按旅行计划乘坐每周四西安至延安的航班飞往延安，上午9点35分抵达延安机场。延安地处黄土高原南部，以中国革命胜地举世闻名，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她们在王家坪的二星级酒店延安圣地宾馆入住，从这里走出200米就是著名的王家坪革命纪念馆。
　　如果是纯粹的旅游，她们到达延安后完全可以马上租车前往壶口瀑布，壶口瀑布距离延安200公里，最多4个小时即可到达，而游览壶口瀑布也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只是返回延安的时候天色晚一点而已。但是沈楠正是以时间紧张为由决定次日早晨出发，理由是这样可以保证在天黑以前返回延安，这对两个女子出游会更安全一些。沈楠提议，下午这段时间两个人分别活动，芮小丹可以去延安就近的景点看看，诸如王家坪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等地方，她负责联系明天的包车和采购明天出游的饮料、食品。
　　延安是吴成祥的老家，到了延安也就到了敏感区。沈楠的决定既在情理之中，也可以让有心者往异处猜疑，毕竟是一下午的时间两个人分开单独活动了，妙就妙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怎么猜都是错。
　　芮小丹充分尊重沈楠的意见，吃过午饭后她就带上照相机自己一个人去附近的几个景点游览了，到王家坪革命纪念馆参观了1937年至1947年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八路军的总司令部，到凤凰山革命旧址参观了红军总参谋部旧址、朱德故居、刘伯承故居，到杨家岭革命旧址参观了中央大礼堂、中央办公厅楼。她知道自己的周围一定有一双窥视她的眼睛，她也知道在这双眼睛的后面还有一双监视那双眼睛的眼睛，他们都在暗处。
　　芮小丹没有刻意去表现什么，而是真正以一个旅游者的心态参观、拍照，她每到一处都看得很认真，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她把附近的几个景点游览了一遍，又逛了几条延安的主要街道，下午5点多回到宾馆，无事可做，一个人在房间里看电视。
　　沈楠直到晚上7点多才回来，只对回来晚表示了一下歉意，也没有过多解释什么，东西确实买回来了一堆，有明天路上吃的喝的，更多的是给老家的亲戚准备的礼物，而采购这些东西也确确实实需要一番工夫。
　　这天晚上，她们到延安城里有名的回族风味小吃街吃饭，品尝了延安人最喜爱的一道小吃羊杂碎。羊杂碎把羊的头、蹄、血、肝、心、肠、肚混合烩制而成，吃的就是一个又杂又碎，加上辣面、香菜、葱丝，味道酸中有辣，汤鲜味美。
　　次日，也就是她们陕西之旅的第四天，吃过早餐她们就乘坐花五百元包租的吉普车前往壶口瀑布。黄河壶口瀑布是中国的第二大瀑布，历来有天下黄河一壶收的美誉，黄河水面从几百米的宽度突然收缩为几十米，在壶口处无可凭依，骤然跌下30多米深的壶底，飞瀑轰鸣，气势宏伟，其震撼非亲临其境无法领略。
　　游览过壶口瀑布，芮小丹和沈楠在当日天黑之前返回了延安。壶口瀑布是她们这次旅游计划里的最后一个景点，下一站是沈楠的老家秦谷，而沈楠去老家探亲则是她们这次旅行的最后一个项目，也是第二个敏感区。无论是旅游还是双方的行动，都接近尾声了。
　　秦谷县是一个地处黄土高原、一直没有摆脱靠吃补贴过日子的贫困县，财政自给率不到30％。全县人口有30多万，以农业为主，属于温暖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地表支离破碎，地形复杂，水土流失严重，一部分是丘陵沟壑区，大部分是风沙滩区。
　　芮小丹和沈楠8月1日下午1点多到达秦谷县，由于路况的原因，140多公里的路程汽车颠簸了将近5个小时。她们在秦谷宾馆入住，秦谷宾馆就是县招待所，是县城里住宿条件最好的旅馆。秦谷县城不是很大，主要街道虽然都修成了柏油路，但是只有几个主要的十字路口设置了红绿灯交通岗和分车道隔离栏。几条主干街道的店铺集中一些，店铺前面的人行道都铺了彩色瓷砖，街道上人来车往，自有一番陕北县城的民俗风情。
　　沈楠的爷爷、奶奶、三叔、小姑都在秦谷县城，三叔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芮小丹出于礼节陪沈楠一道去了沈楠的爷爷家，也给两位老人带了礼物，是在延安购买的四盒名牌老年人营养保健口服液。尽到了礼节的芮小丹在他们家略坐了一会儿就回宾馆了，晚饭时被沈楠请去参加了两位老人为孙女操办的家庭酒席，席间，她们决定明天早上乘坐8点40分的班车返回延安。
　　8月1日晚上9点，芮小丹在沈楠的爷爷家吃过晚饭一个人回旅馆休息，沈楠则留在爷爷家里过夜，能多一些时间陪老人唠唠家常。
　　芮小丹判断，吴成祥决定实施提取、转移赃款的时间应该是明天下午，这个时间是她们返回延安之后、飞回广州之前，吴成祥既要在确信沈楠的行动没有受到跟踪、监控的条件下做出实施的决定，还要防范转移赃款过程中的黑吃黑，而“夏雨”在延安滞留期间完全处在无从防范的状态，是最便于杀手下手、也是最有效威胁她人身安全的地段。基于这些条件的判断，芮小丹认为在双方行动的开始之前还会有将近20个小时的平静。
　　于是，她心情悠闲地看电视，直到夜里11点多才入睡。
　　芮小丹刚入睡不久就被一阵电话铃声突然惊醒了，她打开床头灯的时候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这时是午夜12点40分，在这个敏感的地点和敏感的时间有电话使她的职业本能立刻意识到：有情况。她拿起电话，听到的是组长曾华的声音。
　　曾华说：“小丹吗？我是曾华，不好意思打扰你休息了。我们几个刚从延安赶过来，我和黄文贤在二楼217号房，你来一下，咱们商量商量工作。”
　　芮小丹问：“你怎么知道沈楠今天晚上不在这儿住？”
　　曾华说：“下午延安那边一行动就通知秦谷公安局把沈楠监控了，我怎么会不知道？具体情况咱们见面再谈，总之这一网是成功了。”
　　芮小丹穿好衣服拎上皮包匆匆去了217号房，黄文贤过来开门，三人围茶几而坐。
　　曾华先从提包里取出芮小丹的手枪、手铐、工作证、汽车驾驶证等物品还给她，又拿起手枪看了看，轻松地说：“这回用不上了，你能囫囵个坐这儿，我们两个也就踏实了。”
　　芮小丹收起证件、武器，问：“怎么回事？我以为会在明天下午开始行动。”
　　曾华说：“是啊，我们也是这么想的，谁知道吴成祥是怎么分析杀手提供的情报，愣是今天下午就行动了，是不是想来个逆向思维？文贤，你把情况跟小丹介绍一下。”
　　黄文贤摆摆手说：“我嘴笨，还是你说吧。”
　　曾华说：“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今天下午——”
　　黄文贤说：“已经过零点了，是昨天。”
　　曾华笑笑说：“对，是昨天。昨天下午4点50分指挥部下达行动命令，根据指挥部通报的情况，在纽约中美警方联手抓获吴成祥，当时这小子还在被窝里。在广州，抓获吴成祥的姐姐吴慧娟和吴成祥的代理人董海山，缴获75万美元、420万元无记名式国债、13张大额存单，150万元人民币现金，总计人民币2370万元，还捎带端掉一个广州黑帮团伙。在延安抓获两名杀手，一个叫胡笑天，一个叫马志强，现在就剩下秦谷的一个沈楠了。总之没费一枪一弹，广州、纽约、延安三个地方一起拿下。”
　　芮小丹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舒了一口气说：“太好了，我就担心在我这儿出问题，真担不起这个责任。”
　　黄文贤轻松地笑着说：“这个案子漂亮，直到收网吴成祥都没怀疑到对手是警方，主要都防范在黑吃黑了。还有那两个杀手，刚到西安就被咱们盯上了，呵呵，还是不够专业啊。”
　　曾华说：“那两个杀手羁押在延安看守所，我和文贤突审了3个多小时，审讯记录已经传真给指挥部，然后我们就连夜赶过来，秦谷的3个同志都回家休息了。指挥部已经派专人飞延安押解两个杀手，他们坐飞机回去，咱们带枪的走陆路回去。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现在还有个沈楠没抓，所以咱们把这边的工作商量一下。”
　　芮小丹说：“你是组长，你安排就是了。”
　　曾华笑了，先给黄文贤递一支烟，自己点上一支，然后又递给芮小丹一支，说：“承蒙二位抬举，这次配合得不错，这个案子一完，我这小官也就当到头了。”
　　芮小丹没接烟，说：“夏雨的角色演完了，我就戒了。”说着把包里还剩下的几盒公爵牌香烟拿出来放到桌上，又说：“这个你们拿去抽，我用不着了。”
　　黄文贤说：“戒什么？咱们这工作没时没点的，就得靠烟撑着点。”
　　芮小丹笑笑说：“我男朋友不喜欢女人抽烟，别为这个把我休了。”
　　黄文贤一笑说：“咱怕他？”
　　芮小丹笑道：“怕。”
　　曾华说：“商界风云人物吧？再不济也是官场上哪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芮小丹说：“哪里，一个流浪的小混混。”
　　曾华说：“文贤你听听，看人家这浪漫的水平！”
　　黄文贤拿起一包公爵牌香烟看了看，风趣地说：“就是，再看人家赶的这差事，住别墅坐飞机，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走到哪儿我们都得屁颠屁颠后面跟着，这都是命啊！就是你那支枪太破了，回去跟你们局长说换个好的。你这枪和人家黑帮的一比，寒碜！”
　　黄文贤从包里拿出两支缴获的手枪递过去，两支都是德国沃尔特公司生产的P88型自动手枪，口径9毫米，弹匣容量15发，重量900克，无论弹容、重量、口径、性能、外型设计和制作工艺都与64式手枪有很大差异。64式警用手枪是沿用军队的制式武器，而警察与军队的作战环境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存在一些缺陷，尤其是在可靠性方面。
　　芮小丹拿起P88手枪欣赏了一番，赞叹道：“好枪！”
　　曾华笑着说：“是好枪，可这两支枪都是冲你来的。”
　　芮小丹笑着说：“我命大，有你们保护。”
　　曾华说：“我们计划这样，上午8点去抓捕沈楠，突审，然后马上把审讯笔录传真给指挥部。下午咱们找个地方摆两桌酒席，请秦谷的同志吃顿饭表示答谢，明天早上5点出发返回明川，走山西的临汾、长治。秦谷到明川大约900公里，大部分是国道和高速公路，有十几个小时就到了，天黑以前可以到家。”
　　黄文贤解释说：“本来是人家秦谷的同志要给咱们饯行，可咱知道秦谷是贫困县，本来经费就紧张，人家又是给咱们帮忙。曾华的意思，这个钱回去能报了就报，不能报了咱们三个把这个钱出了。”
　　芮小丹说：“行，这个没问题。抓捕沈楠我想提个建议，尽量不要惊动她的亲戚，既是照顾老人的感情和沈楠的脸面，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警车不易靠得太近，也不要鸣警笛挂警灯，我觉得去两个人就行。还有就是谁审沈楠？审讯方案侧重哪个方向？可不可以把吴成祥已经落网的信息告诉她？”
　　曾华说：“这个我请示过，吴成祥落网的信息可以告诉她，以免她还抱什么幻想。审讯沈楠还是由你来审比较合适，你们彼此了解，不嗦。根据吴慧娟的交代来看沈楠，她知道的情况并不多，毕竟在吴成祥看来沈楠还不能算最可靠。”
　　早上8点，芮小丹和曾华在秦谷县公安局一名刑警的陪同下开车来到沈楠的爷爷家实施抓捕沈楠，沈楠的爷爷家住在秦谷县城东街的一处老宅院。芮小丹让汽车停在离宅院20多米远的地方，自己一个人走到宅院门口往沈楠的手机上打电话。
　　电话接通后，芮小丹说：“我在门口，请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要和你单独谈。”
　　电话里，沈楠敏感地迟疑了一下，还是说：“好，我就来。”
　　过了一会儿，沈楠一个人出来了，一见面仍若无其事地说：“夏雨，你怎么来了？我正要动身呢，不是说好了在长途汽车站会合吗？”
　　芮小丹也迟疑了一下，说：“沈楠，你涉嫌吴成祥卷逃公款一案被刑事拘留了，这是拘留证。车就停在那边，车上的警用标志都拿掉了，如果你不想惊扰两位老人，你就不要让他们送你了，回去道个别，跟我一起上车。”
　　尽管刚才的电话已经让沈楠有预感，但是当芮小丹当面跟她讲这番话的时候，她还是惊呆了，几乎不敢相信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她拿着拘留证惊疑地问：“你……是警察？”
　　芮小丹说：“是的。”
　　沈楠呆迟了片刻，把拘留证递回去，说：“我怎么跟他们解释呢？我就说你朋友的车到延安办事，知道你在秦谷就来接你一趟。”
　　沈楠说：“好吧，给我几分钟，我马上就出来。”
　　沈楠进屋不大会儿工夫就拎着包出来了，身后跟着她的爷爷、奶奶、三叔、三婶依依不舍地相送。沈楠一再推辞不让他们送了，然后和芮小丹一起走到汽车跟前上去，汽车随即驶离这座老宅，直奔秦谷县公安局。
　　曾华、黄文贤和芮小丹3人在秦谷县公安局审讯室里审讯沈楠，按预定的方案，芮小丹担任主审员，黄文贤做笔录。
　　沈楠在刚上汽车的时候还有些惶惶不安，但是到了秦谷县公安局以后反而镇定了，经过了回答姓名、年龄、籍贯这些例行的提问之后，她说：“谢谢你们去抓我的时候考虑到了我爷爷、奶奶，这让我很感动。我想知道，你真是警察吗？”
　　沈楠说：“可惜了你这张脸蛋儿，当警察！”
　　芮小丹说：“这与本案无关，你只谈与本案有关的问题。”
　　沈楠嘴角露出一丝冷笑，用嘲讽的语气说：“那也得从你开始，你得先拍桌子让我放老实点，提醒我这是什么地方，然后再告诉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芮小丹语气平和地说：“沈楠，你是有民事行为能力和公民人格的人，请你自重。如果你对警察的司法实践有看法，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表达。我个人和你之间没有恩怨，现在是你和法律之间的问题，你应该明白这个逻辑关系。”
　　沈楠说：“我没有犯罪，没什么可说的。”
　　芮小丹说：“你可以沉默，但是你的沉默可能会使控方和法庭做出对你不利的推断。”
　　沈楠说：“你威胁我。”
　　芮小丹说：“不，我是在告知你作为犯罪嫌疑人对这个问题的知情权。任何公民不受强迫自证其罪，你在侦查起诉阶段也有权对自己做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你的沉默也不能成为法庭定罪的依据。但是，坦白、沉默、狡辩、辩解……都是对推断和量刑有影响的因素。审讯作为取证手段之一，不仅取证你有罪，也取证你无罪。”
　　沈楠问：“你们凭什么说我有罪？”
　　芮小丹说：“在你未经法院审判并被确认有罪之前，不会有人说你有罪，只能说你是犯罪嫌疑人。吴成祥已经被中美警方联手抓获，引渡只是个时间问题。吴成祥的姐姐吴慧娟和吴成祥的代理人董海山在广州被抓获，缴获赃款两千多万。吴成祥付给广州黑帮100万元买夏雨的性命，两名杀手在延安被抓获，这是缴获杀手的武器。”
　　芮小丹把那两支德国P88型自动手枪放到桌上。
　　沈楠的表情随着芮小丹层层递进的语言渐渐发生变化，从抵触、平和到恐惧，那些熟悉的人名、可怕的数字和桌上的那两支手枪让她最终呆住了。如果说她先前的惶惶不安只是为失去情人和失去出国以后的富贵生活而懊恼、沮丧，那么现在的恐惧则是失去自由的铁门、铁窗和由此而断送的一生。同谋，藏匿、转移赃款的同谋？谋杀的同谋？二者只要有一个罪名成立就意味着一生的毁灭。
　　芮小丹注视着沈楠惊恐的眼神，问：“你确实没什么可说的吗？”
　　沈楠说：“有，但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还是你问吧，如果有撒谎我负法律责任。”
　　芮小丹问：“你在吴成祥案发前一年离开明川去广州，这事与吴成祥有没有关系？”
　　沈楠回答：“有。吴成祥说可以让我出国，可以让我过国外上流社会的生活。怎么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那么多的钱能从哪儿来？不用说谁都能想得到。我对他说，你能给我什么那是次要的，但是你至少别剥夺我什么，比如自由。后来他跟我说，你去广州发展吧，开饭馆、卖服装干什么都行，明川不适合你。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我就去了。”
　　芮小丹问：“什么机会？”
　　沈楠回答：“我想过明川可能会有事情发生，那明川就是一块是非之地。但是我决定去广州还是出于我个人发展的考虑，一般地说舞蹈的艺术生命太短了，如果有机会还是得趁着年轻多挣点钱。我有舞蹈的特长，广州消费指数比较高，开健身房生意好做一些。吴成祥的姐姐吴慧娟在广州开酒楼，我到广州人生地不熟也能有个照应。”
　　芮小丹问：“你以前知道吴成祥在美国的详细地址吗？”
　　沈楠回答：“不知道，他也不可能告诉我，除了危险没有任何意义。”
　　芮小丹问：“当初吴成祥为什么没让你去存这些钱呢？”
　　沈楠回答：“我不否认有保护我的考虑，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对我不信任。这个道理明摆着，如果我有了钱我就不需要有钱的男人了，我会需要有内涵的男人。”
　　芮小丹问：“你替夏雨交电话费打印话单，是出于什么考虑？”
　　沈楠回答：“我知道你会怀疑我调查你，但我确实只是朋友之间正常的帮忙。”
　　芮小丹问：“约夏雨去陕西旅游是谁的主意？”
　　沈楠回答：“是吴成祥的主意，他说广州的气候闷热，可以约上夏雨去陕西的兵马俑和壶口瀑布旅游几天，路上有个伴儿，也能联络联络感情，顺便再回老家看看。我就是照着他说的那样理解的，如果我知道这趟旅游有可能使我成为犯罪嫌疑人，我肯定不会去。”
　　芮小丹问：“离开广州以后的旅游期间，你和吴成祥通过电话没有？”
　　沈楠回答：“没有。他没来过电话，我也没打过电话。”
　　芮小丹问：“你知道在旅游期间有人跟踪吗？”
　　沈楠回答：“不知道，吴成祥没告诉过我。”
　　曾华坐在旁边一直默默地抽烟、观察、分析，这时插问了一句：“沈楠，如果你在旅游期间发现夏雨是警察，你会怎么处理？”
　　沈楠回答：“我还没傻到顺着你的思路说：我就打电话给吴成祥报信。我只能如实回答你，没有发生你说的如果，即便有这个如果，夏雨是不是警察关我什么事？”
　　曾华笑了笑，对芮小丹说：“好了，就到这儿吧。”
　　黄文贤把询问笔录拿给沈楠看了一遍，笔录与芮小丹的提问和沈楠的回答完全一致，沈楠签上名字，摁上手印，被黄文贤带出去了。
　　曾华看着笔录说：“沈楠的口供不管怎么理解，基本事实是清楚的，她没必要在这些问题上撒谎，因为一查就清楚。也就是说，她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划定了安全区，就像她对吴成祥说的，你能给我什么是次要的，至少你别剥夺我什么。”
　　芮小丹说：“如果经过查实沈楠在旅游期间确实没有和吴成祥通过电话，那她就应该庆幸了，这会让她比较容易地说清楚。如果没有其它方面的直接证据，控方仅靠现有的事实和推理指控她有罪，肯定不能成立。”
　　曾华感叹地摇摇头说：“沈楠的脑子够使啊，能让吴成祥这么聪明的男人围着她折腾来折腾去，到头来人家掉脑袋了，她还是一身清白，那吴成祥是没事瞎折腾什么？”
　　芮小丹一边收拾桌子上的东西一边笑着说：“组座，这和案情无关吧？依组座之见，吴成祥的手铐另一头铐上沈楠，那男人的心理就平衡了？”
　　曾华说：“倒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人哪……都怎么了？”
　　下午4点，曾华、黄文贤、芮小丹3人在秦谷宾馆的临时餐厅里与餐厅部经理在商洽酒席的规格、菜品和费用。秦谷县挂钩扶贫会议在秦谷县宾馆举行，参加会议的是临近省份的一个经济发达城市的工商界代表，大小餐厅的桌位已经订满了。餐厅部经理临时给曾华他们腾出了一间小会议室当餐厅，房间的面积摆下两桌酒席绰绰有余。餐桌刚刚布置过，铺上了雪白的台布，每张桌子可安排8位客人，每个席位前都放一套瓷碟、酒杯之类的餐具。
　　这时，秦谷县刑警队的王队长进来了。王队长不到40岁，是陕西警方从秦谷县公安局抽调的3名刑警之一，几天来与曾华、黄文贤他们一起从西安到延安，从延安到秦谷，相互已经很熟悉了。
　　曾华见王队长进来便赶忙起身相迎，握着手热情地说：“王队，你来得正好，正说着呆会儿去找你呢。我这场子是拉上了，可请神还得有劳你王队呀。”
　　王队长说：“哎呀，你看这事弄得，弟兄们来到咱这门上还得让弟兄们请咱喝酒，穷亲戚，不好意思。曾华，我找你……是有点私事，咋说呢，还得说不好意思。”
　　曾华说：“老王，有事你就直说，能办的就办，不能办的咱再想办法。”
　　王队长说：“是这，老母亲得了胆结石住县医院，下午出院了。咱这地方偏僻，班车一天就早上、中午发两趟。咱局里的车坏了一台，还有两台没回来……”
　　曾华听明白了，说：“老王，是用车吧？”
　　王队长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说：“就是，就是，不算太远，就在红寨沟乡大柳庄，有40公里，老母亲和弟媳妇两个人，我去送一趟，两个多小时就回来。”
　　曾华一笑说：“你不能走，你王队一走我请谁去？6点钟下班，下了班你不把人直接请到这儿来，人家谁回了家还好意思再专门跑到这儿来吃你顿饭？你得帮我盯着请人去。”
　　黄文贤说：“王队不能走，王队一走我们这儿冷场了。这样，我跑一趟。”
　　这时，芮小丹接过话茬说：“还是我去吧，两桌酒席，你们两个一人陪一桌。我不会喝酒，一个女的凑在桌上老爷们儿说话也不方便。40公里，我两个小时就回来了。”
　　王队长犹豫了一下说：“这合适吗？”
　　芮小丹笑着说：“这还是问题吗？”
　　曾华想了想，拿出车钥匙说：“行，那你就跑一趟吧。”
　　芮小丹接过车钥匙跟王队长出去了，宾馆停车场值班亭下的阴凉处站着一位60多岁的农村大娘和一个30多岁的农村妇女，她们旁边放着一个用床单包裹的被褥包裹和一网兜毛巾、茶缸、脸盆之类的日用品。王队长上前拎起最重的被褥包裹，芮小丹则拎上那网兜日用品，小心地搀扶老人朝汽车走去。
　　王队长扶母亲上车，让弟媳妇坐在母亲身边照应，又把行李装好，然后走到司机车门对正发动着汽车的芮小丹客气地说：“不好意思，麻烦你了。这条路好记，你回来的时候顺着大路一直往南走就到县城了。”
　　芮小丹点点头说：“行，我知道，你去忙吧。”
　　汽车出了县城北门不久就没有柏油路了，也随之进入了一个荒凉地带，媳妇靠上前给芮小丹指路说：“大妹子，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不拐弯儿就到了。”
　　芮小丹回头答道：“好，我记住了。”
　　汽车走了一段路，大娘忽然问道：“闺女，这车能不能开快点？”
　　芮小丹以为大娘是着急回家，就笑着解释说：“大娘，车开得不慢，咱这儿路不好，再快就颠了。您不用着急，一会儿就到家了。”
　　大娘说：“俺不是着急回家，俺是说这车跟以前坐的不一样，它咋不颠了呢？这车一不颠俺还不习惯了，忽悠忽悠的头晕，想吐，你开快点颠颠中不中？”
　　芮小丹明白了，这是八汽缸发动机的丰田沙漠王越野车，这款车的价格跟普通吉普车相差几十万元，其马力、越野性能和舒适性都远非普通越野车可比，大娘乍一坐这个车可能会有晕船的感觉。于是，芮小丹关掉空调，打开车窗，提高车速。大娘看着车窗外，被高速行驶的汽车颠簸着，有了方位感，反而适应了。
　　芮小丹在陕北风沙滩区的土路上以80公里的时速行驶，汽车经过的道路扬起一条长长的黄土狼烟，只用了40分钟就开到了红寨沟乡的大柳庄，她把大娘和媳妇送到家里，然后就驱车返回。
　　路程走到一多半的时候，芮小丹远远看见前面的路边停着一辆汽车，车边有几个人，有的站着，有的蹲着，好像是车坏了在更换轮胎。她放慢车速，一是出于安全，二是避免扬起尘土袭扰别人，尤其是快要走到近前的时候，她把车速放得更慢了。那是一辆普通型两驱动北京切诺基吉普车，车边有4个人，两个人蹲在地上给刚刚换上的轮胎紧固螺丝，两个站在旁边抽着烟说话。
　　就在芮小丹从这几个人身边经过的时候，确切地说是她与一个站着抽烟的人迎面擦身而过的一瞬间，她突然被一张熟悉的脸惊呆了！那人竟然是“9·13”银行爆炸抢劫案犯罪集团的首犯黄福海，那是一张贴在刑警队的通缉令专栏里让她看了两年多的脸。就在这一刻她浑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了，从心底里冒出一声惊叹：天哪，这是真的吗？！
　　芮小丹注意到，被她疑似黄福海的人在警车经过的一瞬间也在注意这辆车，不是留意这辆车的警灯警笛，而是在注意这辆车的车牌号。现在不是惊叹巧合的时候，至于他们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要到什么地方去……这些问题都顾不上考虑了。
　　她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给丁元英打电话，这也是她这次出来执行任务第一次与丁元英通话。她一边开车一边打开手机，马上就接通了：“元英吗……听着，别打断我。我在陕北风沙滩区的一条返回县城的土路上，不管怎么巧了，总之是碰见了通缉犯黄福海，他是古城三起武装抢劫银行案的首犯，还有3个没看清楚，他们正在路边给吉普车换轮胎。这儿离秦谷县城只有15公里，开车20分钟就到。”
　　丁元英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个字也没说，就这样沉默了几秒钟。
　　芮小丹挂断了电话，她用的是广州的手机号，而丁元英的座机又没有来电显示，他就是想再联系电话也打不进来了。
　　芮小丹接着拨通了组长曾华的手机：“曾华吗？我是小丹，我在返回县城的路上意外和古城“9·13”银行爆炸抢劫案的通缉犯黄福海遭遇，他们有4个人，开一辆两驱动北京切诺基吉普车，应该判断他们持有武器。我的位置距离县城大约15公里，具体地名不详，请求增援，完毕。”
　　芮小丹打完电话当即就把手机电源关掉了，这使她可以不受干扰，能够冷静下来集中精力应对眼前的突发事件。如果那人是黄福海，那么另外3个人当中很可能就有同时被通缉的主犯吴建军和刘东昌。芮小丹在与那些人拉开500多米的距离以后停下车，一边检查枪支弹药一边观察地形，脑子里在迅速酝酿制敌方案。
　　六四式手枪里弹夹是满的，有7粒子弹。这块地形不错，四周一片开阔的荒漠，寸草不生，说路不是路，说没路又到处能当路走，完全可以利用汽车越野能力强的优势在这块开阔地里周旋。敌强我弱，而且这些人都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亡命徒，要歼灭或制服对方不现实，战斗目的只能定位在阻止这伙暴徒进入县城，只能把他们往黄土坡里赶，拖住就行。他们的汽车已经没有备胎了，只要打掉一个轮子他们就跑不了……
　　她想：对方根据警车的车牌号可能已经有所察觉了，如果他们在汽车经过这里时突然停车袭击怎么办？在近在咫尺的距离1支枪对4支枪，她必死无疑。或者，对方的汽车直接掉头往黄土高原深处开了，在两辆汽车追逐、射击的情况下要想既保证安全又打掉轮胎，非常困难，子弹的射程只有50米，距离稍微一远子弹打到轮胎上就不起作用了。
　　但是她判断：出现这种可能性的概率不大。看见警车会让他们紧张，看见明川的警车让他们更紧张，但是明川的警车毕竟还不同于古城的警车，他们还不能确定就一定是冲着他们来的。不到最后一刻，他们还是寄希望于是一个巧合、一场虚惊。因为如果是冲着他们来的，刚才在他们更换轮胎的时候警方就应该动手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主动采取攻击，也不能掉转方向，一掉转方向就有做贼心虚之嫌，不打自招，反而暴露了自己。他们没有选择，只能继续往县城方向走，必须利用对方的求生心理，冒险停在这里等他们经过而争取先发制人的机会，这时最好的求生就是不求生。
　　她在想：自己的汽车性能好、枪法好，实战经验相对丰富。对方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枪法不准、对抗经验不足。一旦打响，争夺汽车就成了他们的首要目的，如果没有汽车，要想在这片荒沙地里逃跑几乎不可能。所以，要利用他们这个心理，让他们追击，人的两条腿怎么也跑不过越野车的四个轮子，拖住他们就是目的……不能让他们以汽车为掩体，得让他们的身体完全暴露出来，一旦有机会，必须要沉着冷静、一枪毙命，给他们心理威慑。如果他们分散跑，就盯住他们的老大黄福海不放，他们就会分而不散，还得聚回来……但是如果是看错了人，那么袭击民用车辆免不了要受处分了……
　　芮小丹在估算着时间，从时间上推算黄福海他们的汽车应该过来了，可汽车却迟迟没有过来，这个时间或许可以说明他们也在分析、决断。在实枪荷弹的战斗打响之前，双方的心理较量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北京切诺基吉普车终于按照原来的方向开过来了，而且保持在60公里的时速，这个车速在这样的路况下属于正常车速，这就说明对方或许是寄希望于这是一个巧合，或许是想靠近了以后突然发动袭击。芮小丹紧张地从后视镜看着对方的车子渐渐靠近，她把座椅的靠背后放，身子尽量后移避开窗口，握住手枪准备随时射击。这一刻她觉得自己是在赌博，赌自己的判断和性命。
　　切诺基吉普车在经过沙漠王越野车的一瞬间并没有紧急刹车，也就是在这刹那间芮小丹闪电般跳下车，朝着近在咫尺的切诺基吉普车的右后轮胎连开三枪，又闪电般跳上车大油门急转方向飞快撤离。一辆被打坏轮胎的车在惯性的作用下往南冲，一辆马力强劲的车往北急驰，等对方停下车，两辆车的距离已经拉开了几十米。
　　切诺基吉普由于右后轮爆胎而横在路边，车身明显倾斜了一个角。芮小丹悬着的一颗心放下了，这个回合的胜利对于她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同时她也知道，如果说刚才他们还不能确定警车上有几个警察的话，那么他们现在可以确定对手只有一个女警察了，这会助长他们的士气，但也容易使他们轻敌。
　　司机下车了，这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体格强壮，皮肤晒得黝黑，穿一条牛仔裤和一件深蓝衬衣。他下车看了看被子弹击穿的轮胎，然后一边走过来一边扯着嗓门愤怒地向芮小丹喊话。芮小丹停下车但没有熄火，她提着手枪下了车，旷野一片寂静，身边只有丰田越野车发动机微弱的声音，男子的喊话声听得清清楚楚，是地道的陕西口音。
　　男子喊道：“你是警察还是土匪？你啥意思嘛？这是俺私家车，你凭啥打坏俺的车？你看你给俺车上的顾客都吓成啥了嘛？警察咋了，警察就可以不讲理吗……”
　　芮小丹眼看着男子一步步靠近，距离从50米到40米、30米，她想：是我真打错了还是对方企图接近我突然发起攻击？车上的人没下来是真被吓住了还是怕被认出来？现在仍然是心理战，如果我让他确信警方没有误会就是冲着他们来的，只要我突然一举枪，他就会本能地做出反应，真假虚实也就一目了然了。只要对方拔出了枪就必须一枪击毙他，只有一枪毙命才能起到震慑对方心理的作用。
　　当男子接近到20米左右的时候，芮小丹突然做了一个举枪射击的动作，这个动作原本就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男子立刻做出了本能的反应，右手迅速伸到后腰处拔枪，芮小丹在看到枪的刹那间心里踏实了，心到手到，随着一声枪响，男子还没来得及抠动扳机就将做了一半的动作定格了，随之重重倒在地上。
　　就在枪响的同时车里的3个人从车里冲了出来，个个都握着手枪。芮小丹在手枪的有效射程之外，看到他们成群冲过来，立刻跳上车朝沙滩深处开，又在安全的距离停下。这时黄福海他们的心里也踏实了，谁都不抱幻想了，就是一个字：打！
　　黄福海跑到倒下的男子跟前抱起他的头托在怀里，连叫了几声：“震明！震明！”名叫震明的男子左眼上方的脑门部位中弹，已经死了。黄福海一看中弹的部位若有醒悟，轻轻放下死者，拣起死者的手枪，满脸杀气地挥舞着枪喊道：“我知道你是谁了，你不是明川的，你是古城的，你姓芮，芮警官，我听说过你的枪法。早他妈知道有今天，老子在古城就把你干掉了，还轮得着让你在这儿给爷找麻烦！”
　　芮小丹这时完全看清楚了，这三人正是被通缉的暴力犯罪集团首犯黄福海、主犯吴建军和刘东昌。她站在车门旁边冷静地观察，等着他们上来围攻抢夺汽车。这个时候她已经完全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用游击的打法赢得时间。
　　这时黄福海让刘东昌从腰里解下一个特制的黑色真皮腰带，扯开拉锁拿出两沓百元面值的现金举起来冲着芮小丹大声喊道：“芮警官，我知道咱们是偶然撞上的，古城离这儿八九百公里，咱们能在这儿碰上那得是多大的缘分。这腰带里有30万，是我们哥儿几个出去找活儿的盘缠，你全拿去。咱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你放我条生路日后我一定报答！”
　　芮小丹摇摇头。
　　黄福海手一挥，3人一边无效地射击一边向芮小丹冲过来，黄福海两手各提着一支枪冲在最前面。芮小丹并不急于后撤，而是等到他们将要进入子弹射程的时候才开车再走一段距离。3人跑得气喘吁吁站下，芮小丹也再次停下车等他们。
　　黄福海看出了芮小丹的意图，几个人商量了一下，然后分成三个方向跑了，似乎是在各自逃命。芮小丹等他们跑出一段距离之后，加大油门朝着黄福海一个人追去，其他两个人见状马上回过头想对芮小丹形成包围之势，但是又慑于芮小丹的枪法而不敢单独靠前，三人只得又聚在一起，只有把火力集中在一处才能比较安全，但是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过去了。
　　随着时间的延续，黄福海越来越感觉到危险，他必须要在大队警察增援到来之前夺取汽车逃命。于是他带着两人在一处凹陷的沙坑里卧倒，一边监视芮小丹一边商量对策。他用异样的眼光看了看吴建军，说道：“建军，这样拖下去县城里的警察和武警很快就会赶到，咱们被抓住是死，拼死也是死。如果有人能逃出去，将来还可以照顾弟兄们的家人。”
　　吴建军穿一件老式的军用迷彩服，他先撩起衣服拍了拍绑在身上的一排炸药，然后一挽袖子说：“大哥，我懂你的意思，道理我也明白，咱这次出门就没打算活着回来。到了这时候咱就别嗦了，你就说让我咋办，再说个天地良心的数，就行了。”
　　黄福海说：“如果我和东昌能逃过这一劫，养老送终的话我做不到就不说了，我给你家送去50万，我如果食言就让天打雷劈，东昌也可以杀了我。”
　　吴建军说：“横竖都是个死，拜托大哥了！你说咋办？”
　　黄福海横着心说：“那……兄弟，大哥就对不住了。你拿着枪往外跑，就当是精神崩溃了，该喊什么喊什么，我和东昌就朝你开枪，你倒下的时候把枪扔了，别扔太远，我和东昌开始往两个方向逃跑，她在追我们之前必须得先下你的枪，还得看你死没死，你求她救你，然后就在她捡枪的时候抱住她引爆炸药。电子引爆装置她再快也躲不及，就算她没炸死也没有战斗力了，我和东昌就开车往山里逃。”
　　吴建军说：“那要是我已经被你们打死了咋办？”
　　黄福海说：“那就是我和东昌的命该绝了。”
　　吴建军不再多想，想多了只会拖延时间、动摇意志，而结果没有区别。于是他突然跳出沙坑像发了疯似的往外跑，一边跑一边歇斯底里地喊道：“我受不了啦！我要疯啦！我投降啊！我不想死啊……”
　　黄福海厉声喊道：“回来！回来！我开枪了！”
　　吴建军俨然已经失控了，继续奔跑。黄福海和刘东昌跳出沙坑追出几步，朝吴建军的背后连开数枪，吴建军应声倒地。接着，黄福海和刘东昌好像紧急商量了几句，然后朝两个相反的方向分头逃跑了。
　　芮小丹远远地观察着，也疑惑了，判断不清楚是真是假，因为罪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发生精神崩溃是很常见的现象。她冷静观察了一会儿，眼看着黄福海和刘东昌一点点跑远了，心想：黄福海再怎么跑也跑不过汽车轮子，而吴建军的枪不能丢弃在这里。况且，她的手枪里只剩下3颗子弹了，即使追上黄福海子弹也不富裕了。
　　芮小丹把车开到离吴建军十几米的地方，下车用枪指着吴建军谨慎靠近，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吴建军背部、臀部、腿部多处中弹，衣服、裤子和地上都被血染红了，身体在抽搐着，他抬眼看了一下芮小丹，嘴里绝望而无力地说：救救我……救救我……芮小丹心里掠过一股无奈的怜悯，也就在这一刻她稍稍放松了警惕，就在她弯腰去捡那支六四军用手枪的一瞬间，吴建军突然伸出双手抱住了她的双腿拼尽全身力气猛地一拉，芮小丹失去平衡倒在地上，双脚被吴建军压在胸下，在这一瞬间她听到了一声“咔嚓”的微弱响声，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又听得一声“轰”的爆炸声，剧烈的爆炸气浪把她掀到一边。
　　炸药包在吴建军的胸部爆炸，他被炸得血肉横飞，当场毙命。
　　芮小丹倒地的时候本能地用左胳膊垫住身子，所以倒地时是侧身，爆炸之后她感到小腿部位、右手、右脸部剧烈疼痛，挣扎着一动才发现两脚已经被炸掉了，右手和右脸部不但有严重的火药灼伤，而且由于火药里掺入了大量铁屑，铁屑形状不一的颗粒密密麻麻扎进皮肤里，疼得让人不能忍受。她在纳闷，自己居然没有被炸死。但是她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毁容了，残废了，再也不漂亮，再也站不起来了。
　　或许是训练有素的缘故，即使是爆炸过后芮小丹的两只手里仍然各握着一把枪，她忍着剧痛检查子弹，吴建军的枪里也只剩下3颗子弹，他身上的弹夹已经炸飞了。她把仅有的子弹全部装进自己的弹夹，现在枪里就有6颗子弹了。
　　芮小丹艰难地往汽车跟前爬了几米，以便更有效地用枪射击轮胎，这是她惟一所能做的事情了。就在这时，一个戏剧性的情况发生了，爆炸之后刘东昌没有按计划返回攻击，而是仍然朝着西北方向自己逃命，他不但带着枪，还带着30万元现金。
　　黄福海冲着刘东昌愤怒地喊道：“回来！你给我回来！老子杀了你！没有汽车你他妈跑得了吗？笨蛋！”他一边喊叫一边朝刘东昌“啪、啪”放了几枪。其实这么远的距离刘东昌未必能听得到他的喊叫，而子弹更是不起一点作用，他也仅仅是发泄一下而已。
　　刘东昌是真的精神崩溃了。
　　芮小丹心想：原来他们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但是她对刘东昌的跑与不跑已经不放在心上了，到了这个时候他们谁也跑不掉了，因为增援警力很快就赶到，而她自己已经没有战斗力了，多一个刘东昌与少一个刘东昌没有区别，她只要再把丰田越野车的两个前轮胎打掉就可以，黄福海与她的距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她打掉轮胎之前杀掉她了。
　　黄福海自己站在那儿愣神，他也在奇怪，居然没把芮小丹炸死。现在他最担心的就是芮小丹把丰田越野车的轮胎打掉，想了一下，忽然大声喊道：“芮警官你听着，一个女人敢这么玩儿，有种！我黄某佩服！我早晚是个死，不逃了。我做过很多恶，今天我就做件积德的事，我把枪扔了，我送你去医院，你流血过多会死的。”喊话之后黄福海把两支枪扔掉，撩起灰色休闲衬衣和背心转了一周，把裤子口袋掏空了翻出来，又拉起裤腿，示意身上没有藏匿武器，然后向芮小丹走去。
　　芮小丹看在眼里，心里笑道：这个傻瓜，耍这种小聪明，还是贪生哪！她等黄福海走到近前有八九米的时候，使尽力气微弱地喊道：“站住，否则我开枪了！”
　　黄福海站下了，说：“我缴械了，你向我开枪就犯法了，再说我是来救你的，你向我开枪也不人道，所以你不能开枪。”说着他继续往前走。
　　芮小丹果断开枪，一枪打在黄福海右小腿上，使他单腿跪地。
　　黄福海挣扎着站起来，一瘸一拐地仍然往前移动，说：“我真是来救你的，相信我。”
　　芮小丹又开了一枪，这一枪打在黄福海左小腿上，使他双腿跪在地上。
　　这时，从远处传来了警笛和汽车的轰鸣声，芮小丹抬眼望去，只见五六辆汽车风驰电掣般朝这边驶来，有警车，有轿车，甚至还有一辆红色出租车，车队卷起一片浩浩荡荡的黄土，非常壮观。芮小丹恍恍惚惚觉得像是电影的画面，心里感叹：如果这是拍电影，她一定有机会重拍一条，她会这样处理、那样处理……
　　黄福海看着警察的车队飞快逼近，突然哀求道：“芮警官，您发发慈悲给我一枪吧，我早晚是个死，你现在一颗子弹就成全我了，省得政府再给我治伤、吃喝、起诉，省下点钱也算我给社会做过奉献了。”
　　芮小丹说：“你刚才有机会。”
　　黄福海说：“我太贪了，刚才还想活。”
　　芮小丹说：“你没武器，我没权力处决你。”
　　黄福海用一种求死不能的人才会有的绝望声音喊道：“废话，老子要有武器还用求你？”
　　芮小丹不理睬他了，看着车队开过来，许多警察、武警还没等车停稳就冲下来，她看见了曾华、黄文贤、王队长……脑海里却浮现出那年春节前丁元英扛一箱方便面的情景，心里黯然自语：乖，我以后不能再疼你了，自己去找吃的吧。她吃力地撑起一点身子，把枪伸进胸部顶住心脏抠动了扳机，随着砰的一声枪响，她自杀了。
　　近在咫尺的黄福海眼看着芮小丹开枪自杀，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的嘴不由自主地张大、定格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在场所有的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
第四十二章
　　芮小丹自杀了，人们事后可以提出很多种能使芮小丹避险的战法，也可以提出很多种芮小丹不应该自杀的理由，然而当时的真实情况就是那样。
　　由于芮小丹此次执行的是省公安厅刑侦处的任务，与古城公安局没有案件关系，所以组长曾华并没有直接与古城公安局联系，而是首先在第一时间迅速将秦谷的情况向直属上级刑侦处徐处长报告，再由徐处长代表省公安厅刑侦处将情况向古城公安局通报。古城公安局得到的通报情况是——
　　芮小丹在送秦谷刑警队王队长的家属回家后返回秦谷县的路上与通缉犯意外遭遇，在与通缉犯交火前曾打过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古城的男朋友丁元英，内容不详。第二个电话是打给组长曾华，内容是说明情况，请求增援。
　　芮小丹在交火中击毙通缉犯当地同伙一名，击伤通缉首犯黄福海双腿。吴建军自杀性爆炸死亡。芮小丹双脚被炸掉，右手和右脸部有严重灼伤和大量铁屑嵌入，严重毁容。芮小丹在增援警察接近现场时开枪击中心脏自杀。
　　抓获通缉犯黄福海和刘东昌，缴获现金31.14万元，北京切诺基吉普车一辆，六四式手枪四支，子弹52发，手机2部。
　　芮小丹遗物：手机一部，现金528元，通讯录一本，挎包一只，钥匙一串。通讯录中已经查到芮小丹的父亲芮伟峰和芮小丹的母亲张慧敏两人的电话号码。
　　芮小丹的自杀行为给古城公安局的善后工作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省厅刑侦处与古城公安局通过电话会议商议，做出如下处理意见——
　　第一，善后工作由古城公安局具体负责。
　　第二，基于芮小丹是自杀的事实，本着不提倡、不鼓励、不默许警察自杀的原则，决定对芮小丹不授予烈士称号，不做宣传，不发抚恤金，不记功，不以组织名义开追悼会。
　　第三，立即对芮小丹打给丁元英的电话进行调查取证，立即对案件事实进行取证，在通知芮小丹家属的同时一并告知案件事实，给家属一个对处理决定消化、理解的时间，避免无谓的误解、矛盾，保证善后工作顺利进行。
　　第四，在与芮小丹家属的正式见面会上宣布对芮小丹的“五不”处理决定。
　　第五，省公安厅刑侦处和古城公安局的领导连夜赶赴秦谷县，以组织名义对芮小丹家属表示慰问，以个人名义参加告别仪式。
　　电话会议做出善后工作部署之后，省公安厅刑侦处政委于当夜9点率几名属下驱车从明川出发赶赴秦谷，古城公安局副局长和刑警队长及两名刑警队员当夜9点30分驱车从古城出发赶赴秦谷。从时间上考虑，越野车途经山西太原进入陕西前往秦谷，大约900公里的路程需要15个小时，次日中午即可抵达秦谷，是最快的路线选择。
　　芮小丹在从警的6年里曾经多次被省公安厅刑侦处抽调执行重大案件的侦破任务，历次都是出色完成任务。在古城公安局刑警队，她是为数不多的坚持在刑侦一线的女性，无论是本职工作还是人际关系都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较高评价。因此，芮小丹的善后工作引起了省市两级公安机关的格外关注。
　　芮小丹的自杀给每个领导和同事的心理都带来了一个感情上的矛盾，每个人都明白芮小丹的做法避免了一切后续事情的发生，没有事迹、没有病房、没有慰问，她的死使她不会成为任何人的负担，甚至不会让别人为此支付一滴赞美的笔墨。
　　人们在猜想：芮小丹在向自己心脏开枪的那一刻心里是怎么想的，是对生活失去信心的绝望和懦弱，还是续写她悲壮的英雄梦？
　　芮小丹的电话意味着什么，丁元英心里如明镜一般。
　　在芮小丹执行任务的一个月里，这是她第一次给他打电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丁元英从来没有感到时间像现在这样如此漫长，他的精神紧张到了窒息，他的心像是悬在深渊的边崖。他在做着各种假想，也许正在追捕……也许正在周旋……也许正在审讯……他是一个证到“一切有为法，应作如是观”的人，他是一个从来不会去做祈祷、只判断事物和接受结果的人，而今天，他做不到“如是观”了，他祈祷，不住地祈祷……
　　不管感情驱使他做多少种幸运的假想，而理性却清楚地告诉他：小丹不幸了。因为两个小时过去了，在这种特殊时刻，如果芮小丹已经脱险，她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报平安。
　　果然，晚上将近8点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来人正是两名身着警服的人，这使他心存的最后一念幻想粉碎了。来者自我介绍，两位是古城刑警队的王福田和赵国强，既是来调查芮小丹的电话，也是来通知芮小丹的情况。
　　丁元英请他们坐下，直接问：“小丹还活着吗？”
　　王福田和赵国强都是经验丰富的刑警，并没有马上回答丁元英的问题。赵国强从公文包里拿出一盒印泥、笔和一叠稿纸放在茶几上，客气地说：“丁先生，小丹的情况我们随后再谈。据我们了解，小丹在今天下午的5点30分给你打过一个电话，通话时间是36秒。我们需要做个笔录，详细了解这个电话的具体内容，请你给回忆一下当时你们的原话。”
　　丁元英尽可能地把芮小丹的原话复述了一遍，说：“小丹的原话就是这样，即便有出入也是个别词句，意思不会有出入。”
　　赵国强一字不漏地做着笔录。
　　王福田问：“然后呢？你说了什么？”
　　丁元英回答：“我什么也没说，停了几秒小丹挂断了。”
　　王福田不解地问：“你怎么可能什么都没说呢？至少会有个提醒、有个嘱咐吧？”
　　丁元英说：“小丹有6年警龄，不用嘱咐。”
　　王福田的情绪有了一点变化，说：“用不用是一回事，嘱咐不嘱咐是另一回事。”
　　丁元英沉默了，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王福田不满地看了丁元英一眼，思索了片刻，问：“你确定小丹就说了那些吗？就没有再说别的话了吗？你再仔细回忆一下。”
　　丁元英说：“确定，小丹就说了那些。”
　　王福田又思索了片刻，问：“你认为小丹告诉你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或者是她希望你能说点什么？按纪律她是不该把案情告诉亲属的，可是她告诉你了。”
　　芮小丹的这个电话在常人的判断里只能有两种解释：1.诀别。这是一个合格刑警的自然做法。2.芮小丹处于职业本能与求生本能的矛盾中，她在这种矛盾的心理驱使下给他打了电话，期望他能给她一个影响她心理倾向的意见。
　　丁元英心里非常清楚，王福田和赵国强作为芮小丹的同事当然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可以通过他的证词排除第二种解释，突出芮小丹作为刑警临危不惧的正面形象。
　　丁元英更清楚，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会带出一个他对芮小丹的感情问题。如果是第一种解释，人们会质问：以他与芮小丹的感情，既然他知道是诀别为什么不阻止？他怎么可以无动于衷？如果是第二种解释，人们会哀叹：当芮小丹期望他说一句话决定选择的时候，而他却给了她一个高尚而残酷的沉默。虽然有两种解释，但是这个问题无论怎么判断，都会推导出他对芮小丹面临生命危险却漠然视之的结论。
　　如果按第二种解释推导，那么他对芮小丹的死也应负有一定责任。
　　然而，芮小丹作为合格刑警还需要证明吗？“证明”即是对她的不尊重。他对芮小丹的感情还需要别人的理解吗？“需要理解”即是对这种感情的亵渎。
　　丁元英答道：“我只讲事实，不认为。”
　　王福田与赵国强相互对视了一眼，意思是：只能这样了。于是赵国强将询问笔录递给丁元英，说：“你看一下，如果没有出入就请写个日期签个名，按几个手印。”
　　丁元英看了看记录的内容，拿起笔在问话记录下面签上日期和自己的名字，然后用手指蘸了蘸印泥按了几个手印。
　　赵国强收好询问笔录，说：“丁先生，你是小丹的男朋友，我们是小丹的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虽然我们没接触过，但是刑警队的人都知道你，也知道小丹对你的感情。现在我代表古城刑警队通知你，小丹已经不在了，是自杀。”
　　王福田说：“情况是这样……”他把通报过来的情况复述了一遍，然后说：“如果你知道小丹其他亲友的电话，也请你代为转告。那……我们就告辞了。”
　　赵国强走到门口，转过身说：“丁先生，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对待小丹，作为小丹的战友我对你感到失望，也为小丹那么在乎你感到不值。”
　　两名古城刑警队的人走了。
　　丁元英用纸巾擦了擦手指上的印泥，想着要不要给欧阳雪打电话，因为8月5日法院开庭，欧阳雪和肖亚文都在北京做开庭前的最后准备，这个时候告诉她们这个消息显然会对她们的状态有影响。思忖再三，他还是拿起了电话。这两个人都是芮小丹最好的朋友，这么大的事如果不告诉她们，这种心理责任负担不起。
　　电话里，他刚说了几句就从欧阳雪的声音里听到她哭了。
　　打完这个电话，他打开电脑上网查询秦谷县的地理位置，查询交通路线，查询古城机场的航班方向和时间。距离秦谷最近的机场是宁夏自治区的银川河东机场，古城没有直通银川的航班，只能从西安中转。古城到西安的最早的航班是明天上午9点30分，西安到银川的航班有12点50分一班，正好赶上。从银川到秦谷不到300公里，坐汽车4个多小时，也就是明天傍晚可以赶到秦谷。
　　确定了去秦谷的路线和时间，他开始做出行的准备。有什么可准备的呢？无非是带点路费而已。他去卧室的写字台抽屉取钱的时候，看见了和钱放在一起的那枚刻着“法”字的椭圆形玉佩。他拿在手上，看了看上面的“法”字，看了看背面的日期，而写字台上镜框里的芮小丹也正站在山峰朝他凝望，那被山风吹散的长发，那忧郁而期待的眼神……
　　丁元英伸过手去，轻轻抚摸着芮小丹的脸庞和长发，心里喃喃自语道：“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来去自如。丫头，不简单哪。”
　　他像平常一样打开音响，芮小丹最爱听的那支《天国的女儿》旋律充满了整个空间，在音乐声中，他在客厅里缓缓地踱步，踱了一会儿又坐到沙发上，开始慢条斯理地整理工夫茶具。他将茶杯、闻香杯、公道杯、盖碗一一用茶巾仔细地擦拭，那种专注神情似乎是在做着一件极精细的工作。
　　然而，无论他怎么对抗、舒缓、掩饰，都无济于心头的疼，那是一种心如刀绞、无可忍受、无可遏抑的——疼。他以为他是明白人，他以为他可以从容、达观，但是当他静静地泡好一杯茶静静地喝到嘴里的时候，这杯茶却被喉咙的一团东西堵住了，也就是在他试图咽下这杯茶的一瞬间，一股生理无法控制的东西突然从胸腔喷出，他本能地紧闭上嘴，快步走到卫生间的洗手池，吐出的是一口鲜红鲜红的血。
　　过去他一直认为伤心吐血是文学的夸张描写，而这一刻让他体会了，那不是文人的夸张描写，那是没到那个伤心处。也就在这一刻，他的理性、他的坚强……崩溃了！
　　他突然浑身无力，眼前金星乱舞，似有千万根针刺入心脏。那种像岩浆一样爆发出来的绞痛撕心裂肺，胸腔哽咽得让人想哭都哭不出来。他打开水龙头冲掉血迹，擦擦嘴，到客厅关掉音响和电热壶，关掉所有的灯，无力地伏在床上。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床头的电话响了，他在黑暗中摸索着拿起电话。
　　电话是王福田打来的，他客气地说：“丁先生，很抱歉，这种时候还打扰你。小丹的父亲刚给局里打过电话，说是有几句话让转达给你，言辞有些过激。”
　　丁元英说：“没关系，请讲。”
　　王福田说：“芮先生的意思是，他们家不欢迎你，不希望在秦谷见到你，就是拒绝你参加小丹的后事。丁先生，我们只能尊重家属的要求，请你不要去秦谷，避免大家在秦谷发生不愉快。希望你理解小丹父亲的心情，也希望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丁元英问：“是因为小丹的那个电话吗？”
　　王福田说：“是的，芮先生不能接受你对小丹的态度。”
　　丁元英说：“行，我不去。”
　　放下电话，打开台灯，他伸手拿来写字台上芮小丹的照片，躺在床上凝神地看。
　　这张照片是和那枚玉佩同一天拿来的，他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天，先是与欧阳雪谈股东出资，然后是小丹在公园广场跳街舞，后来在小丹家里听音乐。就是在那天晚上，在公园广场，他曾告诉她：只要你一分钟是警察，你这一分钟就必须要履行警察的天职，你就没有避险的权利；但是，国家机器不缺一个迟早要被淘汰的女刑警，而社会应该多一个有非常作为的人才，这不是通俗的英雄主义和通俗的平等意识可以理解的价值。
　　而眼前的一切竟不幸被他言中了。
　　也是在那天晚上，她依偎在他怀里陶醉地说：到时候我就躺在你的怀里听音乐，听你给我讲天国、讲地狱，我就在你怀里悄悄死去了，我的坟墓上开满了细碎的勿忘我，在微雨的清晨，你穿过蜿蜒的小路而来，手里拿着一枝花在我的坟前默默伫立……不行，你还得给我撒海里，你望着无际的大海，落下了两滴狼狗的眼泪……
　　而今……而今……他甚至都不可能知道她的墓地在哪儿。她留给他的是永生的魂和永恒的美，是关于“作为价值”与“人生价值”更深刻、更本质的思考。
　　古城公安局和省公安厅刑侦处两路人员驱车昼夜兼程900公里，历时15小时，于3日中午12点20分抵达秦谷。
　　欧阳雪、肖亚文是8月2日晚在北京接到丁元英的电话得知芮小丹不幸的消息，而此时距离开庭只剩下2天的时间。两人在泪水和悲痛中搁置了所有的工作，迅速查询能够最快抵达秦谷的交通路线，于8月3日上午乘坐北京至银川10点15分的班机，中午11点55分飞抵银川河东机场，下午13点乘出租车行程4个小时，傍晚17点20分到达秦谷。
　　芮伟峰是8月2日晚在上海的家里接到古城公安局的电话通知和传真笔录，传真笔录里有数名刑警的目击证言，有通缉犯黄福海、刘东昌的目击证言，这些目击证言在证明芮小丹与通缉犯交火的真实情况的同时，也证明了芮小丹自杀的事实。
　　然而在这些证言笔录里，惟有丁元英的那份询问笔录让悲痛中的芮伟峰愤怒了，他了解女儿对这个男人的感情，他坚信这个男人能够影响女儿的决定，所以他无法接受这个男人高尚而残酷的沉默，无法接受这个男人对女儿面临生命危险的漠视。他认定丁元英对女儿的死负有一定责任，因此拒绝丁元英前往秦谷。
　　被芮伟峰阻止前往秦谷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芮小丹的母亲张慧敏。芮伟峰既向前妻告知了情况，又阻止张慧敏回国。这不仅是因为张慧敏是德国籍办理中国签证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张慧敏的精神和身体很可能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
　　芮伟峰在两名弟子的陪同下于8月3日从上海虹桥机场登机，乘坐8点50分飞往银川的航班，中途经停西安，下午13点降落银川机场，受到了银川影视界朋友的接待，与代表警方前去接机的曾华、黄文贤见了面，两辆车于傍晚18点到达秦谷。
　　当晚，警方与芮小丹家属、亲友的见面协调会在秦谷宾馆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古城公安局副局长，有刑警队长雷剑峰，刑警周伟、马林，有省公安厅刑侦处政委和陕西警方的官员，有曾华、黄文贤和秦谷县刑警队王队长，其中雷剑峰、周伟、马林等人都是以芮小丹同事和朋友的身份列席会议。
　　芮伟峰、欧阳雪、肖亚文作为芮小丹家属、亲友参加会议。
　　会议预定两个议程，一是移交遗物，出具证明，宣布并解释古城公安局的决定。二是听取家属的意见、要求，商议告别仪式的主办和日期。会上，各方领导相继发言，对芮家的不幸表示哀悼和慰问，对芮小丹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之后，古城公安局副局长向芮伟峰移交芮小丹的遗物和秦谷县公安局出具的死亡证明。
　　古城公安局副局长陈述了公安局方面的意见，说道：“坦率地说，这是我从警几十年来最难启齿的一次发言。在座的各位心里都明白小丹，但是站在广义的社会伦理的角度，自杀毕竟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特别是警察自杀，社会影响更不好。因此，古城公安局基于小丹是自杀的事实，决定对芮小丹不授予烈士称号，不做宣传，不发抚恤金，不记功，不以组织名义开追悼会。这很残酷，但这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社会价值体系。”
　　芮伟峰花白的头发显得有些凌乱，拿着香烟的手微微颤抖，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燃烧的香烟仿佛成了一个支点，支撑着他的精神不至于垮掉。这时，他表态道：“人没了，什么都无所谓了。我没要求，也没意见，只求尽快结束这一切，结束这种场景的煎熬。”
　　副局长说：“基于同样的理由，芮小丹的人身保险将得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局里研究决定，芮小丹发生在秦谷的善后费用将由古城公安局承担。”
　　芮伟峰说：“这个我不接受，这不是情绪，也不是风格，是我的女儿必须由我打发。”
　　由于芮伟峰不提任何要求，当晚的见面协调会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出现常见的那种家属纠缠不清的情况。会上商定明天上午举行告别仪式，明确了各项事务的具体分工，明确了具体的时间、地点、规格、步骤，以及领导发言、发言的顺序，其中包括刑警队长雷剑峰代表古城全体刑警队员的发言。
　　欧阳雪和肖亚文在协调会上一直没有发言，她们的身份既不是家属也不是单位，没有法定权利，也就没有实质的发言权。
　　肖亚文只在上大学的时候见过一次芮伟峰，芮小丹在她面前极少提到父亲，她在电视里偶尔会看到他出现在访谈类的节目里。欧阳雪从小就认识芮伟峰，或许是因为他和自己的父亲都是离婚的男人，或许是因为小丹的态度，总之她对这个人的印象很淡漠。
　　肖亚文心里很不赞成在告别仪式上念悼词的做法，她很困惑，这不是评职称，也不是求职应聘，悼词是念给谁听呢？在坐的这些人还需要通过悼词了解小丹吗？小丹还需要通过悼词被说明吗？小丹从来活的都是自己，没活给别人，如今不在了，不能自主了，就得由着好心的人们按照他们的方式摆布了，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越是这样做，却是离那个真实的芮小丹越来越远。但是，那是他们的真心，也是他们的权利。
　　肖亚文只在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提了一个问题，她说：“我和欧阳作为小丹的朋友向芮叔提个问题，小丹会被安置在什么地方？是老家古城，还是上海？”
　　芮伟峰回答：“小丹跟我回上海。”
　　肖亚文又问：“我们通过什么方式知道小丹的墓址？”
　　芮伟峰说：“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个场合回答。”
　　肖亚文沉默了。
　　1998年8月4日上午9点30分，芮小丹的告别仪式在秦谷县殡仪馆举行。
　　秦谷县殡仪馆在县城东面，离县城大约三公里的距离，炎炎烈日下，周围是看不到尽头的黄土荒滩，白墙围起来几栋青砖灰瓦的平房和高高耸立的巨大烟囱在这个地方显得更加孤零、凄凉，由于当地的风沙，殡仪馆里那几棵原本就不高的树上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几乎将原来的绿色都遮盖住了。
　　告别厅里，芮小丹的遗体安放在十几个花圈的后面，她穿着警服，警徽以下的身体被一条洁白的绸缎覆盖着，脸上受伤的一侧被一束鲜花遮挡。几位领导做了短暂的讲话，最后是刑警队长雷剑峰代表古城全体刑警队员致悼词。
　　欧阳雪站在那里根本就没听清别人在说什么，她脑子里转来转去都是芮小丹的脸，心里一直无法接受芮小丹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这些年来她对芮小丹有一种不是血缘却胜似血缘的感情，突然之间，一直在支撑她精神的东西失衡了，内心的绞痛使她真切地体验到了一种失去亲人的滋味，身边的一切都像是一部遥远而虚幻的电影。
　　芮伟峰无法承受眼前的情景，转身出去了。
　　肖亚文感觉到胸口像被重锤撞击了一样，胸闷、哽咽、疼痛。她想放声痛哭，又怕招来别人劝慰，只能压抑着、忍受着。
　　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各位来宾按程序依次退场，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将把遗体推走。肖亚文和欧阳雪迟迟不忍离开，目送着推车向侧门离去。
　　就在推车即将消失的时候，肖亚文突然发现了什么，急叫一声：“等一下！”
　　这声急迫而真切的女性尖叫让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停下了脚步，使刚刚出了告别厅门口的人不由主地回身打量，包括欧阳雪也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肖亚文快步追上推车，把手伸进白绸下面应该是芮小丹双脚的位置摸了一下，果然是空空荡荡，情急之下脱口说了句：“小丹不能没穿鞋就走。”说着脱下自己的两只皮鞋放进芮小丹双脚的位置，这才允许工作人员推走。
　　门口回身张望的几个负责具体事宜的刑警惊讶地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眼神里充满了自责与懊悔，分明是在自责：怎么没有想到这个细节？
　　芮伟峰一见肖亚文光着脚出来，当即就明白了，对银川的朋友说：“你去开车，带亚文到县城买双鞋。”
　　欧阳雪说：“你光着脚别跑了，我去给你买鞋。”
　　肖亚文说：“行，你去吧，买36码的，我在这儿和芮叔说几句话。”
　　旁边的人知道肖亚文和芮伟峰有话要说，于是都到休息室去了。芮伟峰往门口台阶的左侧走了几步，台阶下边有一棵大树，树下有一片阴凉。
　　芮伟峰说：“呆会儿你们不用租车了，坐我们的车回银川。听说你们明天开庭，也真难为你们了。银川到北京的班机下午6点有一趟，你们到了北京还有点时间。”
　　肖亚文直截了当地问：“芮叔，您什么时候告诉我们小丹的墓址？”
　　芮伟峰说：“如果你承诺丁元英不会来打扰小丹，我安置好了就通知你。”
　　肖亚文说：“我不能。”
　　芮伟峰说：“那我就无能为力了。小丹是我女儿，是我的掌上明珠。我女儿有机会避险而没能避险，如果是小丹不听丁元英劝阻，那我无话可说。但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丁元英连一句担心的话都没说，我甚至都能想像出来小丹当时的心情。这个情况我会如实告诉小丹的母亲，我们有权对小丹的墓地保密，有权保护我们的感情不受伤害。”
　　肖亚文说：“通缉犯是四名死罪的武装暴徒，离县城只有20分钟路程，任何一个警察都会明白，如果让这样的武装暴徒进城会对群众生命安全有多大威胁。”
　　芮伟峰说：“那是小丹的事，我说的是丁元英。丁元英的话对小丹有没有影响？”
　　肖亚文答道：“有。”
　　芮伟峰又问：“有多大影响？”
　　肖亚文回答：“很大。”
　　芮伟峰说：“但他沉默了，我女儿没了，这对一个父亲已经足够了！他失去的只是一个女人，他还可以有第二个、第三个，可我失去的是女儿，不可替换，不可再生。就为这个我不能原谅他，也用不着他拿着一堆高尚再来看小丹。”
　　肖亚文注视着这个眼角和唇边带着深刻的皱纹、鬓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的老人，那种掩饰不住的痛苦使他看上去显得更加憔悴、苍老。她完全能理解老人的心情，却不能赞同他的道理，于是拿出一张名片递过去，说：“您想保密，那是您的权利。如果您改主意了，请您告诉我。我想说的是，您根本不了解小丹，而您凭借的也仅仅是血缘的权利。”
　　最后一句话让芮伟峰愠怒了，本来就悲痛的心情更加堵闷，顿时感觉到头重脚轻，脑子里嗡嗡作响，身上一阵阵地出冷汗。他勉强支撑着想抽支烟，可是拿打火机的手却不受控制地发抖，打了几下也没打着火，于是把打火机一扔，走了。
　　肖亚文光着脚坐在台阶上捂着脸，哭了。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下来，嗓子里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似的，连哭声几乎都发不出来。她只觉得芮小丹短暂的一生就像一颗美丽的流星划过天际，划出一道凄艳绚丽的光芒，转瞬间就消失了。
　　她所能够留住的，只有心里的那道凄艳的光芒。
第四十三章
　　1998年8月5日下午2点，中国音响界第一例反不正当竞争诉讼案在北京正式开庭审理，法院第四审判庭国徽高悬，审判长高坐法台正中，审判员分坐两边。原告深圳乐圣音响有限公司由法人代表赵青总经理、诉讼代理阎希成、蒋汉臣律师三人出庭，被告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由董事长欧阳雪和总经理肖亚文两人出庭。
　　此案由于媒体的前期炒作以及商业伦理、音响价格走势、伯爵公司高价收购、败诉既跳楼等诸多热点，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法庭旁听区座无虚席，有来自16家新闻媒体派出的记者，有音响业内人士，有社会问题研究机构的人士，也有音响发烧友。庭审情况，北京星际有线电视台法律频道向北京地区进行现场直播。
　　此时，在距离法庭12公里之外的北京梅林宫饭店，还有一个人正独自坐在豪华套房的客厅里通过有线电视关注着庭审进展，这个人就是此案的核心人物——林雨峰。
　　他坐在宽大、舒适的沙发里，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瓶冰镇的可口可乐、一包香烟和一只玻璃烟灰缸，电视里庭审的声音夹杂着房间里中央空调微弱的响声。他静静地看着电视里庭审的场面，旁听区的座无虚席和诸多新闻媒体的参与让他感到宽慰，他对诉讼结果已经不放在心上了，他所期待的是真相大白，是通过庭审把幕后的丁元英推到媒体评论的前台。法庭里惟一让他感到不舒服的是坐在被告席上的仅仅是两个20多岁的女子，格律诗公司连个律师都没请，这其中既有人数、性别、年龄、专业的不对称，又有强弩之末与四两拨千斤的不对称，这使乐圣公司的阵容既成了两个女子的陪衬，又受到了丁元英的轻视。
　　电视里，法庭调查阶段正在进行——
　　原告代理人蒋汉臣律师正在发言：“被告以违反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相关规定为手段获得产品低于正常的生产成本，以伪造商品产地的方式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从产品的生产阶段就已经存在不正当竞争，那么延续到市场的也必然是不正当竞争。被告以低于成本价销售以乐圣旗舰套件为主要组件的格律诗音箱，势必会使不明真相的消费者误以为乐圣公司的产品暴利，以至产生反感和排斥，致使乐圣将不再是最受发烧友信赖的品牌。被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造成乐圣公司生产销售系统全面陷入瘫痪，严重损害了乐圣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品牌形象，必须依法承担侵害责任。”
　　接着，蒋律师向法庭出示证据：
　　蒋律师出示的证据里除了音箱生产厂家、音箱制造行业专家、音响行业协会、技术检测部门分别出具的23份成本评价意见书和一份由乐圣公司计算的格律诗音箱最低成本综合评估报告，更重要的证据是原本由被告提出的证据，一份是1996年10月26日的《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一份是1997年3月7日的《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宗旨的决议》，还有一张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音响机架生产过程录像光盘。
　　蒋律师经过审判长的准许，当庭播放了农民生产过程录像，然后发言道：“为了说明事实真相，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一位表面上似乎与本案无关的重要人物，那就是格律诗公司和王庙村生产基地的总策划人丁元英。我们钦佩丁先生与格律诗公司扶贫的善举，但是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种生产方式没有土地、厂房的投资，没有安全保护、环境污染和各种社会保险的成本，没有休假，没有福利，没有老人和孩子的概念……这种所谓的扶贫就是让我们的农民兄弟不惜牺牲家园和健康而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廉价出卖劳动力，以换取格律诗公司得以实施不正当竞争的本钱，无异于奴隶式的剥削、榨取，这种成本对于法制与文明的工业化生产根本没有可比性。”
　　法庭现场是两台摄像机同时拍摄，镜头不断地转换、变化。林雨峰一边专注地看着蒋律师发言，一边更加专注地观察记者和旁听群众的表情反应。蒋律师的发言情绪激愤、措辞严厉，列举了有关法律依据，阐明了原告主张。当蒋律师提到“总策划人丁元英”的时候，记者和旁听群众都程度不同地呈现出诧异和探究的表情。
　　根据法庭调查顺序，下面将由被告方格律诗公司的当事人阐述观点。
　　肖亚文毕竟是警官大学刑侦系毕业而又有一些社会阅历的女人，心理素质稳定。她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应诉提纲镇定地发言道：“审判长，各位法官，刚才原告代理律师已经向法庭陈述了事件经过，我就不再重复了。在此，我向法庭陈述如下几点意见：一、凡是商业竞争都具有排他性，因此我对本公司合法竞争的排他性不做辩解。二、原告诉称我方伪造商品产地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如果从王庙村订购箱体就算商品产地，那么乐圣旗舰套件占格律诗音箱63％的成本，其音箱产地就可以标识深圳吗？没有法律根据。三、王庙村个体工商户与格律诗公司是否存在隶属关系不是由哪个人口头认定，是要以事实为根据，事实上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独立法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市场经济的商务互动关系。”接着，肖亚文向法庭出示了如下证据：
　　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经营执照、个体工商户证词
　　原告和被告双方经过法庭陈述和出示证据之后，法庭调查的焦点很快明晰了。诉讼双方都清楚，事实不一定胜于雄辩，事实得益于雄辩。法院追求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相一致，但是追求与实际之间本身就存在距离，法院通过证据最终认定的是法律真实。
　　审判长说：“原告之所以诉称被告伪造商品产地及王庙村个体工商户与格律诗公司是隶属关系，其证据作用是为了证明被告在产品生产阶段就已经存在不正当竞争。现在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王庙村个体工商户与格律诗公司是否存在隶属关系？二、王庙村个体工商户的生产方式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请双方就这两个焦点问题提出证据和辩论意见。”
　　肖亚文说：“审判长，我请求法庭准许我方的证人出庭作证。”
　　审判长说：“准许。”
　　于是，王庙村个体工商户四个证人进入法庭证人席，这四个人分别是：记录1996年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的王庙村小学教师赵丽静、王庙村基督教教会包装场王曼、王庙村板材加工场李铁军、王庙村漆面加工场吴志明。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或许由于紧张，或许是法庭的空调在这么多人的屋子里已经不足以达到制冷降温的效果，他们的脸上都浸出了细小的汗珠。
　　电视台趁法庭对证人进行身份确认和证人义务、法律责任提示的例行程序空档，不失时机地插播一段商业广告。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取代了王庙村6个证人的画面，广告一个接着一个，好像没完没了似的。林雨峰也趁电视插播广告之际喝了一口饮料，点上一支烟，身体靠到沙发上稍事放松。
　　广告之后画面切换到法庭，来自古城王庙村的四个证人逐一当庭作证——
　　第一个作证的是王庙村小学教师赵丽静，她说：“我是教师，对村里的生产情况不是太了解，我只证明1996年那份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的记录是我亲手写的，当时他们在会上说什么我就记什么，后来每个开会的人都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名字。”
　　蒋律师问：“为什么要做这个会议记录？”
　　赵丽静回答：“我不知道，可能丁哥的意思是留个凭证，证明大家当时都同意了他提的那个干法，避免以后有人埋怨，事后埋怨这种事在农村不稀罕。”
　　第二个作证的是王庙村板材加工场李铁军，他说：“欧阳找俺几个来北京当证人，让俺告诉法院俺和格律诗公司是啥关系，俺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咋说。你要说没关系吧，那公司借给俺钱买设备，买生产材料；你要说有关系吧，俺就没有跟公司搭过边儿，公司只跟包装户签合同，包装户才跟俺签合同，俺只和打磨户签合同。俺从包装户接订单和订金，自己买板子下料，再卖给打磨户，打磨户把腻子打磨好了就卖给漆面加工户，漆面加工户抛光好了就卖给包装户，就是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卖下去，全都是现金交易。”
　　李铁军的证言像一段绕口令，让许多人听着都忍不住笑了。
　　第三个作证的是王庙村基督教教会包装场王曼，这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她先在胸前划了一下十字，这才说：“我向主起誓，我说的都是实话。王庙村的包装户就是基督教会，要说公司跟包装户有啥关系，除了公司借给包装户收购产品的资金之外，就是和公司签订合同的关系，教会基本上都是妇女，挣个包装费。”
　　蒋律师问：“什么产品？产品和包装上有没有你们的生产标识？价格是谁定的？”
　　王曼回答：“最开始没啥价格，干完以后一核算就有价格了，时间一长价格就越来越清楚了。产品不一定，有机柜板子，有音箱的空箱子，合同订啥俺就做啥。商标没有，咱这又不是成型的东西，都是按合同做的半成品零件。其实说白了，就是公司帮助王庙村的农民建了一个生产体系，公司要想把钱收回来，就必须得给农户订单。农户也知道这个道理，你把价格抬上去了，公司的产品卖不出去，农户也挣不到钱。”
　　蒋律师冷不丁问道：“公司给你们开多少工资？”
　　王曼被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问得愣了一下，纳闷地回答：“没人给开工资，农户挣的都是利润的钱，干不好的有时候还赔钱。”
　　肖亚文立刻向审判长说：“抗议！原告律师是在诱导证人。”
　　审判长说：“抗议有效，请原告代理律师注意。”
　　蒋律师马上歉意地说：“我收回刚才的问题。”
　　第四个作证的是王庙村漆面加工场吴志明，他说：“他们几个把该说的都说了，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再说也还是那些，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凭良心说俺王庙村的农民都不想让公司输官司，再咋说人家公司也是扶贫，公司垮了俺就没订单，俺还欠着一屁股债可咋办哪，俺也不想坑了公司，人总得有点良心吧？”
　　蒋律师问：“公司不管你们，谁来控制成本、质量？谁来监督劳动效率？”
　　吴志明说：“监督啥，那不是给人打工，那是自己的生意，你想偷懒、想浪费随便，一道一道工序都是连本带利的现金交易，出了问题你卖不出去就算窝手里了，一赔就是连本带利的赔，关别人啥事？谁也不会去做这冤大头。”
　　蒋律师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那种生产方式违反了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是违法行为。你们很苦，包括你们的孩子和老人，你们有权要求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权要求合理的劳动报酬，你们不是谁的奴隶。”
　　吴志明一听就来气了，说：“你这人咋说话呢，农民种地算不算生产？农村哪家的孩子不到地里干活儿？我咋从来没见有人管过，那就不是使用童工了？都别说那好听的，俺村是贫困县里的贫困村，能有个活儿干就不错了。城里咋啦？到城里就能跟城里人一样了？还不是照样干最脏最苦的活儿，到头来连工钱都不给，还不如俺现在这样呢。俺就信丁哥说的那句话，别把自己太当人了，吃人家吃不了的苦，受人家受不了的罪，做人家做不到的成本和质量。除了这，再说啥都是假的。”
　　蒋律师问：“你们是只接受格律诗公司的订单还是其它订单都接受？如果乐圣公司或其它公司也向你们订购箱体，你们能接受吗？”
　　吴志明说：“那俺巴不得呢！只要是俺能做的，俺都接，越多越好。丁哥从一开始就跟俺说这个道理，俺也是为了将来能多接活儿这才拼命的，要不然图啥？”
　　蒋律师早在开庭前就已经把格律诗公司的证据研究得精透，此时明知向证人问不出什么结果，但是还得这样问，不能放过一丝一毫的机会。
　　证人作证之后退席，庭审继续进行。
　　审判长问：“诉讼双方除了现有的证据，还有没有新的举证？”
　　蒋律师说：“我有问题需要向原告当事人欧阳雪提问。”
　　蒋律师说：“我在向欧阳小姐提问之前先向法庭读两段1996年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先把一个基本事实确定下来。”
　　这两段记录是：
　　第一段记录：
　　欧阳雪发言：我参加这事就三个原因：一是大伙儿请大哥操持这事，我相信大哥；二是这事有扶贫的性质，是积德的事；三是我出的那些钱是我能赔得起的数。我出一百万，但是有个条件，公司的大事咱们可以商量，但日常管理我做不了，一是不懂，二是没时间。如果大家同意我这个条件，我就算上一个。
　　第二段记录：
　　丁元英发言：从现在起，格律诗预备公司就存在了。我向公司谈两个硬指标，一是明年3月注册公司、申请音箱专利，二是明年6月要发到欧洲十套顶尖级工艺的音箱和配套的机柜、音箱脚架。这两个硬指标不存在争取、尽量这些弹性词，而是必须。围绕着这两个硬指标你们该准备专利资料的准备资料，该向农户下订单的下订单。农户这边有三个硬指标，明年3月必须注册个体工商户，明年4月必须完成发往欧洲的产品。明年6月必须得有批量的产品进入北京市场。为此，农户添置设备传授技术该干什么干什么。马上要入冬了，这个冬天是不要命的冬天。
　　蒋律师提问道：“欧阳小姐，格律诗公司在你加入之前的酝酿阶段就已经确定了扶贫的性质，包括已经确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用你的话来表达就是大哥操持这事。你作为格律诗公司51％股份的控股股东，一不懂技术，二不懂管理，三没有时间。我请问，你后来是通过什么方式履行董事长的职责？丁元英在会议上说，我向公司谈两个硬指标，这两个硬指标不存在争取、尽量这些弹性词，而是必须。他还说，农户这边有三个硬指标，农户必须如何如何。显然，丁元英不是在和谁协商，是在下达命令。我再请问，股东和农户有没有可能违抗丁元英的命令？公司和农户在丁元英的手里是不是一盘棋？”
　　欧阳雪答道：“第一个问题，公司有大事我会找大哥帮我拿个主意，就是丁元英。第二个问题，股东和农户不可能违抗命令，因为是他们请大哥帮忙的，是他们给了丁元英命令的权力，包括我。你请人家帮忙就要听人家的，不然就别请。我感觉，公司和农户在丁元英手里是一盘棋，他既得考虑农户的前途也得考虑公司的前途。农户如果只是打工的就没有长远前途，也就没有做一番事业靠市场生存的积极性。公司的产品如果完全被农户控制，公司就不安全，公司必须得保持一种靠市场也能订购配件的选择。所以，丁元英让农户和公司既从产权上独立又在市场上联系，不然只会越扶越贫，还得把公司搭进去。”
　　蒋律师说：“刚才农户说到城里干活连工钱都不给，还不如这样。我们不否认社会上有这种现象，但这并不表示因为彼更违法而使此就合法。客观存在与法律允许是两个概念，社会上违法犯罪每天都在发生，不等于因为存在就可以允许存在。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农民兄弟缺乏对复杂事物核心规律的判断以及自我维权意识，我们可以理解，也感到很痛心。如果没有格律诗公司的组织策划和资金支持，就没有王庙村这些专门针对格律诗公司产品生产的个体工商户。如果没有公司的订单，这些个体工商户就无法生存。格律诗公司实际上是以市场经济的方式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因为农户没有选择，本质上还是隶属关系。”
　　肖亚文反驳道：“市场经济的依存关系不等于资产权利的隶属关系，如果对方律师认为两者属性等同，请你拿出法律依据。扶贫不是给予，不是慈善，是向农民输入一种市场经济的生存观念，建立市场经济的生存方式，丁元英先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从产权的根本上让农户独立。王庙村穷是客观条件，过去几十年输血式的扶贫为什么越扶越贫？就是因为农民在等救世主。丁先生用产权独立的方式告诉农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靠农民自己。转变了观念的农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正是我们党一惯倡导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蒋律师不假思索地说：“反对！过去是给党干，现在是给自己干。”
　　肖亚文立刻对审判长说：“反对！审判长，我认为原告代理律师不可以把党的利益与贫困农民的利益相对立。”
　　审判长立刻说道：“反对有效，法庭提请原告律师注意自己的言辞。”
　　蒋律师懊悔自己犯了一个不高明的错误，只得再次歉意地说：“对不起，口误，我收回刚才的那句话。”
　　肖亚文说：“原告律师出于推定格律诗公司不正当竞争的需要而无视事实主观认定公司与农户是隶属关系，已经背离了以事实为根据的法律原则。如果原告认为王庙村个体工商户的生产方式构成了不正当竞争，第一要拿出法律依据，第二要明确起诉对象。”
　　蒋律师说：“贵公司从1997年拿到乐圣旗舰套件到1998年一直在生产，却没有一对音箱进入市场，全部集中在音响博览会一次低价售出，其用心路人皆知。贵公司把低成本的好处过滤走了，把不是人的境遇和违法的麻烦留给农民了，这就是贵公司所谓的扶贫？可悲的是，贵公司拿到了好处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肖亚文说：“本公司无意昭示扶贫的意图，原告律师指责本公司是剥削榨取，那么请你告诉我什么才是真正的扶贫？我向你忏悔，向你学习。”
　　什么才是真正的扶贫？这个问题一下子把蒋律师给问住了。
　　阎希成身为深圳明华律师事务所所长，也是事务所的首席律师。在此案最初的诉讼计划里他本来没有参加，只是案情发生了逆转之后他才决定介入这个案子。从开庭到现在他一直没有发言，冷静观察分析庭审变化。他注意到肖亚文一直紧紧抓住“法律依据”这个法律空白的法宝，如此无休止地争辩下去将对原告的主张越来越不利，反而会成了格律诗公司扶贫善举的义务宣传员。庭审进行到这个程度，他觉得是该他说话的时候了。
　　他向正欲开口的蒋律师做了一个阻拦的手势，从容地站起来，说道：“审判长，各位法官，坦率地说，我作为一名律师从接到这个案子就没敢对胜诉抱有幻想，首先是因为法律的空白，中国的法律还没有哪项条款能触及到生产阶段的不正当竞争。其次是因为起诉对象的空白，真正的被告应该是格律诗事件的幕后策划人丁元英先生，而我们这位丁先生恰恰不具备诉讼主体的条件。所以，我们无法从法律真实的角度去证明王庙村农户与格律诗公司的隶属关系，即使证明了隶属关系，也没有法律依据证明不正当竞争。”
　　阎律师的话引起了旁听区的一阵骚动，有人相互低声议论，有人嘴里不自觉地发出啧啧的叹息声，记者的照相机纷纷对准肖亚文噼里啪啦一阵拍照，似乎审判已经有结论了，肖亚文作为可能胜诉的被告当事人无疑代表了太多的法律与道义欲说不能的思考。
　　骚动过后法庭又恢复了平静，阎律师继续发言：“我们钦佩丁先生扶贫的慈悲，我们也看到了，丁先生是怎样怀着一颗慈悲的心去利用法律空白、从穷人身上获取能量、蒸发诉讼主体、过滤法律和社会责任。丁先生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逼迫乐圣公司屈从，获取乐圣的套件和销售网络，王庙村的箱体和生产基地。乐圣公司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是依托现有的格局与格律诗合作，从既得利益里分出一块蛋糕给王庙村，没有选择，只能屈从。丁先生给王庙村发了一回善心，就从乐圣公司割掉箱体生产给王庙村，就分享别人的销售网络，乐圣公司的直接损失就是600万。这叫什么？这叫杀富济贫！强盗能抢多少？抢完了得杀头坐牢，丁先生心怀的慈悲比赤裸裸的强盗更恶劣！”
　　肖亚文气愤地站起来说：“抗议！这是恶意贬损他人名誉，且与本案无关。”
　　审判长看了看阎律师，语调复杂地说：“抗议有效，请原告代理律师注意言辞，不要说与本案无关的内容。”
　　阎律师答道：“好的，我改正。”然后继续发言道：“在Hi-Fi音响市场，乐圣是为数不多的能与洋货抗衡的民族品牌，就这么被同胞兄弟从背后捅了一刀。格律诗事件并不在于它自身有多少能量，而在于它引爆了能量，在于它修改了竞争规则。一旦这种行为被法律和社会默许，那就无疑向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我可以这样竞争。各行各业凡是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产品都会卷入这种恶性竞争，我们看到的将是这样一幅画面：一边是洋人对中国的产品实施反倾销，一边是国人在自己的窝里恶斗。”
　　肖亚文起身反驳道：“反对！这是用泛民族主义取代法律。法庭现在是依据法律对本案进行庭审，而不是依据本案去评判法律。”
　　一直保持沉默的乐圣公司总经理赵青终于开口了，他站起来说道：“肖小姐，市场价格竞争的法则是，有人叫牌，你就得跟着下注，没有选择。资本往成本低的地方流动是经济规律，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往贫穷国家迁移，就是因为廉价劳动力。如果法庭的判决证明我们对法律和道义有误解，我向你们忏悔，向你们学习。”
　　看到这里，林雨峰心里默默自语了一句：“够了。”随即拿起遥控器关掉电视机。当着法庭的众多媒体，蒋律师、阎所长和赵青的发言先后把丁元英的面目揭露无遗，已经达到了这场诉讼的预定目的，而且为争取胜诉做了最大可能的努力。他同意肖亚文的观点，法庭现在是依据法律对本案进行庭审，而不是依据本案去评判法律。
　　格律诗公司胜诉是显而易见的，那是丁元英锁定的东西。判决后即将出现的媒体评价也是显而易见的，那是他林雨峰锁定的东西。但是，这些已经成了既定事实的结果现在对他已经不重要了，他现在要做的就是退掉客房，去正天集团向韩楚风打听丁元英的地址。
　　林雨峰要见识见识这位不曾谋面的对手，彼此做个了断。
　　炎热的夏天，太阳像烧红的火球一般烤着大地，林雨峰一出梅林宫饭店就感到蒸腾的热浪席卷而来，暴露在阳光下的皮肤像要被烤裂一般隐隐作痛，他打开车门，汽车座椅被晒得滚烫，车里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混合气味。他上车先打开空调，然后开车上了大路。
　　林雨峰沉静地开着车，脑子里还在萦绕着庭审的场面，心里有一种解脱的轻松感。汽车行驶了30多分钟来到正天集团总部大楼，镶嵌在总部大楼正面的“正天集团”四个巨大的金字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耀眼的金光，大楼门前的广场上有稀稀落落的行人，几个身穿制服的保安在来回巡视。林雨峰左右观察了一下，在大厦旁边找了个地方停车。
　　进入正天集团总部大厦，里面的清凉与外面的炎热恍若两个世界，林雨峰在一楼大厅的平面索引图上得知总裁办公室在三楼，于是直接乘电梯到了三楼，整个楼层静悄悄的，门上的标牌显示着会议室、会客室、办公室等等。他来到总裁办公室门前，第一道门开着，这是一套宽大的、分为里外两间的办公室，外面是秘书办公的地方，一位身穿职业套装的女子正在操作电脑，一看就知是总裁办公室秘书。
　　秘书见有人进来，停下手里的工作起身礼貌地问道：“先生，有事吗？”
　　林雨峰说：“我要见韩楚风先生。”
　　秘书歉意地说：“对不起，韩总正在开会。”
　　林雨峰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请你通报一下，就说乐圣公司的林雨峰求见。只要你告诉他林雨峰这个名字，他一定会见我。”
　　秘书犹豫了一下，说：“请您稍等，我这就去给您通报。”说完她出了办公室，来到走廊尽头的会议室，轻轻推开门进去。
　　会议室里正在开会的全是正天集团的高层领导，室内弥漫着浓浓的烟雾。秘书走到韩楚风身边低声说：“韩总，乐圣公司的林雨峰先生求见。”
　　韩楚风微微一怔，说：“请林先生到我办公室稍等，我马上就来。”
　　秘书出去后，韩楚风合上自己面前的文件夹，说：“这事你们再讨论一下，我去处理点事情。”说完站起来出了会议室。
　　来到总裁办公室，韩楚风和林雨峰握了一下手，说：“林先生请坐。”
　　林雨峰坐下说：“想必韩先生知道我的来意。”
　　韩楚风说：“林先生是音响界的知名人物，元英是我朋友，你们那场官司又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林先生来应该是跟元英有关系的事。”
　　林雨峰说：“我想去古城跟丁先生当面谈谈，把这些不愉快的事做个了结，但是我不知道丁先生在古城的地址。”
　　韩楚风说：“你稍等。”然后从办公桌上拿了张信笺把丁元英的电话号码和详细地址写下来交给林雨峰。
　　林雨峰接过信笺看了看，问道：“为什么告诉我？”
　　韩楚风说：“林先生是有身份的人，这是我对林先生起码的尊重。如果你觉得我不会告诉你，你就不来了。”
　　林雨峰心里突然感觉到很不是滋味，他想到韩楚风可能会把丁元英的地址告诉他，但是韩楚风对他至少会有敌意的防范，没想到韩楚风这么直爽，心想：他们到底是不是朋友？如果是，韩楚风就一点不考虑丁元英的安全吗？于是问道：“你不担心吗？”
　　韩楚风淡淡一笑说：“我不告诉你，你就找不到他了吗？我告不告诉你都不影响我对这位朋友负责，除非我不存在了。”
　　林雨峰顿时有一种被人俯视的刺痛感，也对韩楚风产生了几分敬意。他嘴角隐隐流露出一丝复杂的微笑，说：“你可以打电话通知丁先生，我这就去古城找他。”
　　韩楚风说：“元英是明白人，应该知道你早晚要去找他说道说道。我要通知他，无非是让他有个应对，这对你对他都不尊重，还是让这事保持它本来的面目比较好。”
　　林雨峰心里一震，收起信笺站起来说：“那我就告辞了，谢谢你。”
　　韩楚风也跟着站起来送客。
　　林雨峰走了几步忽然转身说：“如果不介意，韩先生可以解释一下你那辆宝马730汽车的事吗？当然，你可以不解释。”
　　韩楚风笑笑说：“那是我跟元英打赌输的车，朋友间的一点谈资。至于打的什么赌，得等到我不做正天总裁的时候才能抖搂。”
　　这是一次短暂的会面，韩楚风将林雨峰送出办公室，转身返回会议室。
　　林雨峰离开正天集团总部大楼，独自开车前往古城。
　　北京到古城市的高速公路上，林雨峰的车速一直保持在100多公里的时速，晚上8点钟到达古城。他早已把手机关掉了，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通讯联系。过了古城公路收费站之后他在路边停下车，打开后备箱，在夜色中从杂乱的工具箱底部掀起一层皮垫，摸出那支史密斯—韦森CS45手枪，回到车里用毛巾把手枪擦干净，放进那个黑色公文包里。
　　进了市区，他一路打听着来到嘉禾园小区，在小区门卫办过进入登记手续，按保安的指点驶到丁元英住的楼前，拿上黑色公文包锁上车门直上三楼。
　　摁动门铃，门开了，一个文弱书生般的男人出现在他眼前，这个男人脸色呈现着一种病态的憔悴和苍白，只是在他疲惫的目光里依稀可见一种少有的锐利和从容。林雨峰不可能知道，此时的丁元英正深陷在失去芮小丹的极度痛苦里不能自拔。
　　丁元英打量了一下陌生人，问道：“请问你是……”
　　林雨峰答道：“乐圣公司，林雨峰。”
　　丁元英礼貌地说：“是林先生，你好，你好，请……”剩下的那个“进”字还没等他说出来，一只黑黝黝、冷冰冰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脑门。
　　林雨峰关上门，用枪顶着丁元英，眼睛环视着房间。空调的凉风徐徐吹来，吹散了沸腾的电热壶冒出的蒸气，显然丁元英正在独自喝功夫茶。
　　林雨峰充满杀气的目光盯着丁元英脸，戏弄地说：“怕死吗？”
　　丁元英说：“岂止是怕死，生老病死都怕。”
　　林雨峰用枪逼迫着说：“坐回去再喝最后一杯茶，权当我给你喝行刑酒了。”
　　丁元英坐回沙发，关上电热壶加热开关，继续泡茶。
　　林雨峰从丁元英脸上找不到一丝的恐慌，摆弄茶道的手不抖不颤，娴熟自如，似乎不是置身于枪口下，而是置身于无人之境。
　　丁元英倒上一杯茶，端起。
　　林雨峰站在一边，把枪口顶在了丁元英头上。
　　丁元英喝完这杯茶，放下杯子，又去倒第二杯茶。
　　林雨峰的枪没有响，却是冷冷地说：“我看你不像怕死的样子。”
　　丁元英淡淡地说：“生老病死，有谁因为怕就躲过去了？”
　　林雨峰坐下来把枪放到茶几上，说：“你比强盗都坏，我不缺杀你的心，但是我不像你那么痞性，我给你机会，容你选择。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料定了我不会杀你？答对了我免你一死，答错了你也死个明白。”
　　丁元英说：“你不缺杀我的心，缺一个杀了我还不影响你自我评价的理由。如果我说料到了，你就用开枪证明我判断的错；如果我说没料到，你就用开枪证明我撒谎的错。”
　　林雨峰沉默了，伸手拿起茶几上的烟点上一支，目光凝视着丁元英的眼睛。他一口一口地抽烟，一团一团的烟雾从他口中吐出，在房间里升腾、飘散，随着烟雾的升腾、飘散，房间里的气氛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似乎缓和了，似乎离血案更近了。
　　此时此刻，面对这样一个一脸憔悴的男人，林雨峰从心里再一次感叹杀富济贫设计的精致，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时间与空间的协调、看似平庸而大智若愚的招数……就这么在不知不觉里融为一个期望的结果，这需要多么严谨的思维和对繁杂事物的精确判断。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棋差一着，那是一种只有雄性文化底蕴的人才能体验到的刺痛。
　　林雨峰轻蔑地问：“杀富济贫，真能救了贫吗？”
　　丁元英说：“不能。”
　　林雨峰追问道：“说说，怎么个不能？”
　　丁元英平静而淡漠地说：“杀富富不去，救贫贫不离。救主的文化唯救主可说，救主不是人，是道，得救不是破了戒的狼吞虎咽，是觉悟。格律诗的扶贫是不治之治，说扶说救都是虚妄，赖着痞性胡说，充其量也是个现代版的灰姑娘，跟你们乐圣化点缘而已。”
　　林雨峰鄙夷地道：“这就是你最不地道的地方，什么都知道，还什么都干了。你污辱法律、奴役农户、败坏市场风气，你毁掉了一个响当当的民族音响品牌，从你身上哪儿还能找到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有的社会责任和道义，你又算得了什么英雄好汉！”
　　丁元英无言以对，只能沉默不语。
　　林雨峰拿起手枪，从枪里退出两颗子弹放到茶几上，居高临下地说：“我来古城，是要见识一下你是何许人。这两颗子弹本来是给你的，你留着。你死不死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能让你太自以为是了，我要让你知道我看不起你。你慢慢忏悔去吧，别指望我在你设计的屈服条约上签字，向你这种人屈服我感到羞耻。”
　　说完，林雨峰把枪收进黑色公文包里，起身而去。他已经达到了来古城的目的，不但见识了丁元英是何许人，也贬损了丁元英的精神，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临出门的时候，他转身向起来送客的丁元英扔下一句话：
　　“你记着，我埋到土里也比你多一口气。”
　　古城之行，林雨峰了却了一桩心事。
　　那辆黑色尼桑风度轿车该加油了，他自己也是一天没吃东西，此时也饿了。出了嘉禾园小区，他找到一家加油站把油箱加满，在街边的一个小吃大排档吃了一碗既不算京味也不算陕味的手工捞面，然后开车上了高速公路，他没有回北京，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行驶。这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他一边抽着烟一边驾驶，清凉、自然的晚风吹进车窗，既没有夏日的炎热也没有空调冷风的呆闷，悠然自在。
　　抽完那支烟，这时候他打开了手机，信息栏上显示出一串赵青的电话号码。他正要给赵青打过去，手机铃响了，又是赵青的电话，于是他赶紧接听：“赵青吗？我是雨峰。”
　　赵青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天！你怎么回事？”
　　林雨峰笑笑说：“我正出古城，刚会过咱那位丁先生。”
　　赵青松了一口气，说：“我想你也是去古城了。怎么样？何许人哪？”
　　林雨峰说：“小子还可以，算个人物。”
　　赵青说：“这边当庭宣判了，乐圣败诉。”
　　林雨峰哈哈一笑说：“这么惨？连个择日宣判都没混上？行啊，也踏实了。”
　　赵青问：“你怎么把客房退了？”
　　林雨峰说：“我不回北京了，鸡公山是有名的避暑胜地，我到山上溜达溜达。你先把阎所长他们打发回去，然后和司机一块儿飞武汉，顺便视察一下武汉公司的工作，咱们在武汉会合，让司机从武汉把车开回去。”
　　赵青一听就急了，说：“鸡公山离古城七八百公里，你一个人开车不行。这样，要么你立即调头回北京，我带两个司机出北京一路迎你。要么你把车开到郑州住下，我和司机最迟明天中午赶到郑州，我陪你去鸡公山，阎所长他们交给志伟打点。”
　　林雨峰泰然而家常地说：“嗨嗨，我怎么听你话里有话，想哪儿去啦？我就是有点心情不好，失眠睡不着觉，咱是人哪，还没成仙嘛。你让我折腾折腾，散散心，折腾累了痛痛快快睡上一觉就过来了。说好了，武汉会合，我挂了。”
　　赵青急忙说：“别挂，别……”
　　林雨峰挂断通话，关掉了手机。
　　这辆黑色尼桑一路高速行驶，见车就超。右车道路面常常比左车道有较大损坏，行驶在上面很颠簸，一些大货车就占着左车道行驶，任你怎么闪灯鸣喇叭就是不往空着的右车道上避让，林雨峰就频频从紧急停车带超车，如果是平时他的司机开车，这种违章超车他绝对不会允许。就这样急驶了5个小时，他在夜里两点多到达郑州黄河大桥。
　　8月的黄河正值汛期，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林雨峰把车靠边停在黄河大桥中段的紧急停车带，下车走到护栏旁，将那支史密斯—韦森CS45手枪扔进黄河。为了把这支枪从深圳带到北京，他事先把枪藏到工具箱里，硬是派两名司机轮换开车行程2700公里到北京，而面见过丁元英之后，既然不宜打死他，这支枪也就没用了。
　　处理掉手枪，林雨峰驶出黄河大桥。他估算了一下，距离鸡公山还有300多公里，于是过了黄河桥收费站又加了一次油，继续沿107国道南行。
　　时而走高速公路，时而走国道，两侧只有划一的护栏、防眩板和各种标志，极易导致视觉和心理疲劳，人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驾驶，也极易发生暂时性的大脑空白。林雨峰本来就没有长途驾车的经验，完全是凭借一种特定的心态支撑着大脑的兴奋。他开啊开啊，终于在早上7点多的时候驶入大别山，从驶离北京开始算起，他已经连续行驶了1000公里。鸡公山越来越近了，而他给自己设计的生命终点也越来越近了。
　　他知道诉讼之后等待着他的都是什么，股东、债主、公司干部……方方面面的人都来跟他做工作，然后是乐圣去与格律诗接洽，然后是谈判、妥协、签字画押，无论你是扭扭捏捏还是半推半就，其结果都早已经被人注定了。
　　他是乐圣公司的董事长、大股东，他无法躲避，但是他实在不愿去面对这些了。他也不想让人看出来他是自杀，他所设定的死，只是由于疲劳驾驶所导致的一次意外事故。
　　鸡公山是大别山西端的一个支脉，因形状酷似雄鸡挺立而得名，是中国著名的四大避暑胜地之一，自古就有“三伏炎蒸人欲死，清凉到此顿疑仙”的美誉。这里层峦叠嶂、溪泉流涌，犹如一幅令人陶醉的画卷诠释着人间仙境的真义。
　　大别山的盘山公路像一条带子似的缠着山体蜿蜒而上，公路一边是陡峭的山壁，一边是悬崖。那辆黑色轿车由于长途跋涉几乎看不到原来的本色了，已经完全被灰尘覆盖。这时候的林雨峰实在太困了，困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不知为什么，他脑海里恍恍惚惚浮现出小时候常听的一首歌：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他在心里苍凉地感叹：人，原来是可以被憋死的。
　　林雨峰看了看脚下的山崖，心里说：就这样吧。方向盘一偏冲下山崖，接着是汽车翻滚跌撞的响声，接着是谷底闪起一团火光……
第四十四章
　　深圳乐圣音响有限公司诉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一案以乐圣公司的败诉而宣告结束，一场诉讼在乐圣知名品牌的烘托和媒体的大肆炒作下使格律诗公司一夜之间名扬四方，诸如扶贫的公司、发烧友的朋友、价格最低质量最好的产品……几乎所有的化妆品都涂到了格律诗品牌的脸蛋儿上，没有花一分钱广告费而获得了最好的广告效应。同时，这场诉讼也把乐圣公司逼上绝境，或倒闭，或就范，已经没有多少回旋余地。
　　一时间，报纸、电视、网上围绕着得救标准与得救之道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而林雨峰的微妙之死更激化了有识之士针对丁元英个人的痛斥。
　　《是法律的失败还是文化的失败？》一文摘录：
　　法律是社会道德的底线，是解决最基本、最表面的问题，不解决文化的根本问题，文化的问题只能由文化的觉悟解决。一个民族的文化属性就是这个民族的主，主宰着这个民族的文明、荣辱、兴衰。一个民族最强调道德的时候，正是这个民族道德最沦丧的时候。
　　《给强者的道德构建一个文化平台》一文摘录：
　　法律治标，文化治本。法律对于滋生法律的文化土壤无能为力，对于越过法律潜入文化土壤地带从事更大损害、更大掠夺的行为无能为力，法律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最软弱、最无奈的强大。法律的神圣是缘于道德文明的崩溃，关注弱势，激励强者构筑更高的道德平台和获得更大的综合效应，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
　　《谁在移动道德底线？》一文摘录：
　　我们观想一个由人民政府制定了一个允许人民富起来的政策，如果这个允许人民致富的政策是这个政府对人民的恩赐，那么所有因为这个政策挣了钱的纳税人无疑应该对这个政府感恩戴德。如果这个允许人民致富的政策是这个政府本该如此作为的天职，那么所有因为这个政策挣了钱的纳税人就无须对这个政府感恩戴德，而是满意。如果用纳税人的钱帮助弱势群体，纳税人的荣誉、价值怎么体现？弱势群体应该对谁表示感谢？这个恩德应该记在谁的账上？纳税人是应该感恩戴德，还是应该享有荣誉？纳税人有没有可能在解决了自身的生存之后再去追求更高的生命价值？
　　《关于杀富济贫的思考》一文摘录：
　　构筑强者的道德平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道德平台太低，势必挤压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而过高的道德平台又必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很少有人能攀援上去，没有可操作性。其次是过多的帮助不利于社会进步，弱势群体得到的输血越多，则自身的造血功能就越差，就越接近死亡。道德平台理想的高度，是优胜劣汰的法则与人人平等的道德两者之间的平衡。主流的文化，是优胜劣汰的文化，是不给落后观念生存空间的文化。然而，如果不关爱弱势，道德还有价值吗？等级是客观存在，如果我们连等级的存在都不敢承认，社会又怎么可能去建立一种更高级的道德文化？如果没有个体的文化价值的量变，又怎么可能会产生民族的文化价值的质变？
　　《弱势群体的得救之道在哪里？》一文摘录：
　　计划经济的弊端在于社会为弱势文化提供了生存、繁衍的温床，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政治理想的教育。市场经济的弊端在于产生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社会利益调节机制。计划经济制度，政治是人的最高价值，获取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惟一通道是首先得到权力。市场经济制度，经济是人的最高价值，获取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通道多种多样。获取平等的社会值，就必须付出惰性的代价；获取活力的社会值，就必须付出等级的代价。这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这就是天道，就是客观规律，而社会利益调节机制的制定则有赖于强势群体的道德价值指标和对社会稳定的天然需要。
　　《最好的强盗　最坏的英雄》一文摘录：
　　某某某杀了一个与他无怨无仇的人，葬送了这个行业惟一能与洋货抗衡的民族品牌，这不叫扶贫，这是杀富济贫。他把“扶贫”作为一面旗帜高高扬起，用那么多人的劳动、汗水、眼泪甚至鲜血把这面旗帜染得更红。
　　《当奶妈走了以后……》一文摘录：
　　假如没有某某某这样一个幕后人物，王庙村能有今天吗？然而有了这样一个幕后人物，王庙村就真能得救吗？它的本质仍然是在不是人呆的地方干不是人干的活儿，拼的就是“不是人”。这种以农舍和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具有先天发育不全的缺陷，根本谈不上高端技术储备和后续产品开发。如果以牺牲农民的基本生存权来换取竞争优势，将把相当一部分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产业拖入绝境，无异于打家劫舍、开仓放粮，陷入小农经济的低水平恶性竞争。
　　《扶贫的出路在哪里？救世主在哪儿？》一文摘录：
　　民无“主”，并非真的无主，而是没有对客观规律认识的“主”，只有依赖强者道德的“主”，即为“你要为我做主”，等待父母官的拯救。杀富可以济贫，但本质是济，不是得救。基督教让他们靠上帝，佛教让他们靠佛恩，传统文化给了农民什么？谁来给农民做主？农民的得救之道在哪里？
　　《假如“格律诗模式”蔓延》……
　　《弱势群体的得救之道在哪里？》……
　　《得救的标准是什么？》……
　　《以扶贫的名义……》……
　　《痞性？德性？道性？》……
　　《强者的逻辑与强盗的逻辑》……
　　在这种特别时间、特别事件的大背景下，丁元英知道各种社会评论会铺天盖地，也知道自己会招惹一片嘘声。至于别人是什么观点？对与不对？他已经不再关心了，因为芮小丹不在了，这一切于他而言就没有意义了。
　　谁都知道，中国的文化属性是沉积了几千年的问题，决不是一时一地的一次讨论就可以有所觉悟。得救之道是一个久远的话题，这个事件所引发的有关法律、道德和文化属性的讨论仅仅是一种延续，人们今天讨论，将来还会因为别的事件继续讨论下去。
　　然而，丁元英这个名字却无疑已经臭名昭著。
　　1998年10月4日下午，肖亚文和刘冰应丁元英的约见同车从北京来古城。肖亚文按丁元英的交代，把刘冰送到丁元英的楼下，然后开车去维纳斯酒店，回避了。
　　刘冰自从退股以后一直处在一种尴尬而懊悔的心态里，此时来见丁元英不免生出几分生疏和拘谨。他敲开门，极不自然地笑笑说：“丁哥，你找我？”
　　丁元英请刘冰坐下，把烟递过去，说：“我这儿准备准备，最近就走了。趁中秋节叫你过来，有几句话咱们絮叨絮叨，你也趁这空儿回家过个节。”
　　刘冰说：“丁哥，你看小丹的事我也没啥表示……”
　　丁元英摆摆手不让他说这个，自己点上一支烟，把打火机递过去，说：“刘冰，咱们终归是有段唱片的交情，临走我多句嘴问问，以后怎么打算？”
　　刘冰这次把烟点上了，说：“没啥打算，先混着呗，看看以后咋样。这公司咋说也是我从白手起家就跟着干起来的，有感情了，只要公司不赶我，我就跟着走。”
　　丁元英说：“公司刚筹建那会儿，好多事都得顾及人情。现在公司改组了，就得走新章程了，搞市场只靠人情不行。你心里得有个数，只有你行，你才有机会。”
　　刘冰摇摇头说：“退股的事我把欧阳雪伤了，肖总对我肯定有看法，她现在正忙着跟乐圣公司谈判，好多事顾不过来，等她腾出手，我估计就该收拾我了。”
　　丁元英问：“既然你预见到结果了，你的坚持为的是什么？”
　　刘冰说：“我好歹也是创建公司的元老，我的资历只有在这个公司才有用，换个地方就没用了。肖总真要赶我，我认命。肖总要是给我个机会，那我在公司就有希望。我也想过自己干点事，可现在啥生意都不好做，还是呆在公司里稳当，起码不至于赔钱吧。”
　　丁元英问：“如果当时对诉讼没点判断，你们会不会退股？”
　　刘冰说：“不会，我们不知道丁哥已经事先算计好了。”
　　丁元英到里屋拿来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放到刘冰面前，文件袋的纸张、颜色、字迹都显得有些陈旧，档案袋被封线缠上，用胶水和纸条把口和白线全部封住，上面又覆盖一层红色蜡封。档案袋上的建档日期是1996年11月12日，封条的日期是1998年10月3日，档案袋的名称是《格律诗公司文件》。
　　过去的两年里，刘冰在不同场合曾经多次见到过这个档案袋。
　　丁元英说：“根据民事诉讼法，如果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可以在判决生效后两年内提出再审申请。公司要赶你不会等到两年，这个档案袋里的原始文件作为新发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如果再审推翻原判决，你清楚公司会面临什么后果。”
　　刘冰呆呆地看着，神情紧张，顿时有一种阴森森、冷飕飕的阴谋感。他下意识地把这个用封条和封蜡双层密封的档案袋拿在手里，仿佛抓住了命运的主宰。
　　丁元英说：“这点唱片的交情，我能帮你做的就这些了。你记住，这东西只能用来保住工作，不能成为你要挟别人的筹码。我这么做已经很不要脸了，你别让我更丢脸。”
　　刘冰连连点头说：“我懂，我懂。”
　　丁元英说：“行，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明天是中秋节，你早点回家看看。”
　　刘冰从拿起那个档案袋就一直没有放下，似乎生怕丁元英改了主意。这时他马上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丁哥，你还要和肖总谈事情，我就先回去了。”
　　丁元英把刘冰送到门口，临开门时嘱咐道：“刘冰，肖总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只要你行，你就有机会。如果你自己不行，你走到哪儿都一样。”
　　刘冰再次连连点头，一边出门一边说：“我懂，我懂。”
　　刘冰走后20分钟，肖亚文接到电话来见丁元英。
　　肖亚文提着一个精致的月饼礼品袋上楼，一进门就从礼品袋里拿出一盒月饼和一个快递邮件放到茶几上，说：“大哥，明天是中秋节，给你买了几块稻香村的月饼。邮件是小丹父亲寄来的，昨天刚收到，上面写的转交给你。”
　　丁元英打开快递邮件，里面是一个信封，信封邮戳和文字显示是8月17日古城公安局寄给上海远恒影业公司芮伟峰。这个信封里还套着一个信封，是法兰克福大学寄给古城刑警队芮小丹的，里面是一张入学通知书，入学时间是1998年10月20日。
　　从时间上推算，这份入学通知书在芮伟峰手里搁置了一个多月。芮伟峰很清楚，丁元英不必亲眼所见也会知道这份入学通知书的存在，因为芮小丹留学本来就不是一个问题。芮伟峰时隔一个多月把芮小丹的入学通知书寄来，显然是在寄与不寄的问题上曾经犹豫。入学通知书本身并不重要，而通过这个方式可以表达一种抗议和愤怒。
　　肖亚文看着一个套一个的信封，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也明白了芮伟峰的寓意。芮伟峰的做法无可指责，但是芮伟峰并不真正理解女儿的幸福和满足，也不真正理解芮小丹在丁元英心里的分量。她自己就被芮小丹那种超然、豁达的生死观深深地感动了，能够从容地跨越这一步需要许许多多因素的组合，需要超越常人的境界。类不同，价值观必有不同，那是两个世界不必相互关注也不必非要听懂的声音。肖亚文理解芮伟峰的做法，却在心里为丁元英抱不平，她知道失去芮小丹对丁元英是多么残酷。
　　丁元英把入学通知书和三个信封收到一起，问：“谈判谈到第几轮了？”
　　肖亚文说：“大的合作框架还没谈就基本确定了，昨天是第3轮谈判，主要是解决细节上的一点争议，确定10月9日晚上8点19分在古城明珠饭店举行签约仪式。”
　　丁元英不解地问：“8点19分，怎么还有整有零？”
　　肖亚文解释道：“这是乐圣方面的意思，公历10月9日正好是农历8月19日，按公历是取‘实在长久’的寓意，按农历是取‘发，要久’的寓意，是个双吉日。签字时间也是取‘发，要久’的寓意，是个吉利时辰。南方的商人讲究这个，就随他们了。在古城签约主要是照顾王庙村的农户，因为有几个项目是乐圣与农户直接签约，农户能省点去北京的费用，也显得乐圣公司亲和。”
　　丁元英将一把钥匙放到肖亚文面前，说：“冻结在索林特的资金5月份就到期了，柏林那边的事情得处理，我就不在古城呆着了。”
　　肖亚文说：“这个我想到了。我什么时候来接你？订几号的机票？”
　　丁元英说：“最近几天你正忙，这些事由楚风安排人去办就行了。这房子的租金12月份到期，承租人现在是欧阳雪的名字。我走了以后搬家的事还得麻烦你，等你忙过这阵子以后抽空儿把房子退了，东西还放在楚风那套房子里。”
　　肖亚文收起钥匙说：“行。”
　　丁元英说：“我在古城卖过唱片，也因为这个跟刘冰有一段唱片的交情。你是格律诗的掌门人，念我过去给公司做过点事，我卖个老脸，跟你提个要求。”
　　肖亚文说：“大哥，我做了什么错事让你这么寒碜我？”
　　丁元英说：“刘冰留在公司本意不在打工，如果在你们和乐圣公司合作的敏感期间刘冰没有什么特别不当，可以考虑给他点股份，让他有个实在的前途。如果他有特别不当，可以调整他的工作，但是不要辞退，给他一个继续留在公司的就业机会。”
　　肖亚文说：“行，我记住了。”
　　丁元英说：“欧阳雪是个很务实的人，当初入股公司既有碍于情面的原因，也有支持扶贫的心态。从她本意上说，她对饭店以外的经营没兴趣。你接手公司对她是个解脱，如果没有必须她出面的事就不要打扰她，她只有在酒店里忙着心里才踏实。”
　　肖亚文点点头，突然转而说：“大哥，有几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如果你不介意，我作为小丹的朋友可以提这些问题吗？对这些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但那是我的看法，我要问的是你的看法。”
　　丁元英说：“可以。”
　　肖亚文问道：“小丹为什么自杀？”
　　丁元英回答：“因为她认为自己没用了。”
　　肖亚文说：“没用就自杀，一般会被认为是践踏生命的尊严。”
　　丁元英说：“言说尊严，还有尊严吗？能被践踏的尊严就不是尊严，是礼貌。可以言说的尊严，是相对有尊严，毕竟无尊严。”
　　肖亚文问：“小丹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阻止她？”
　　丁元英说：“小丹的电话只有一个意思，道别。面对这样的道别我能说什么？我有什么可以说的？我知道我阻止不了她，小丹也知道我不会阻止她。小丹不会因为有了我的阻止而有选择，我也不是因为阻止不了她而没阻止。”
　　肖亚文重重地问：“为什么？”
　　丁元英平静地说：“因为，她是警察。”
第四十五章
　　那个名为《格律诗公司文件》档案袋在刘冰卧室的电脑桌醒目的位置上放着，刘冰的手指搭在档案袋上无意识地轻轻敲打，呆呆地望着窗外一群打麻将的人，听着麻将桌那边传来的嬉笑、争吵、洗牌的嘈杂声音。现在距离签约宴会只剩下3个小时，他的心在感受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消失，他觉得自己的命运现在是以分钟来计算了。
　　今天晚上8点，深圳乐圣音响公司与北京格律诗音响公司的签约宴会将在古城明珠饭店的中型宴会厅举行，8点19分正式签字。
　　无论社会舆论怎样评价这场诉讼，也无论乐圣公司怎样敌视格律诗公司，都不影响一个基本判断：乐圣公司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就是依托现有格局与格律诗合作。尽管法庭的唇枪舌剑和林雨峰的坠崖事件还余音未散，而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最终还是让乐圣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抛开个人感情使两家公司走到了一起。经过3轮的艰苦谈判，乐圣公司分别与格律诗公司和王庙村生产专业户达成了一揽子的合作——
　　乐圣公司独家有偿使用格律诗品牌和音箱设计专利，独家经营双组分音箱，今后推出的乐圣旗舰双组分音箱命名为：乐圣－格律诗。
　　格律诗公司的音响机架产品全面进入乐圣公司销售网络。
　　乐圣公司将王庙村确立为“乐圣－格律诗”和“乐圣旗舰”及其它高档音箱箱体的生产基地，由格律诗公司对箱体质量提供有偿担保。
　　乐圣公司撤掉高档音箱箱体的生产线，将设备按工序分解，折算价格后以加工费偿还债务的方式借贷给王庙村生产专业户，由格律诗公司承担债务风险担保。
　　通过合作，乐圣公司既能甩掉高档箱体劳动力成本高的劣势，又能保留PVC贴面音箱和普通家庭影院音箱对机械化程度要求高的优势，既能大量回笼资金，又能对格律诗公司和王庙村专业户保持一定程度的牵制，必将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格律诗公司和王庙村专业户几乎已经成了乐圣公司生产经营体系中的两个松散型联合体，如果不考虑面子因素，乐圣公司无疑是这次资源整合的最大赢家。
　　有人说这是订单扶贫，也有人说这是生产机制造血扶贫。无论怎么形容，归根到底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诉讼使王庙村的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作为格律诗公司的创始人，刘冰亲历和目睹了格律诗公司的演变，而当公司即将跨入历史性发展机遇的一刻，他自己却成了格律诗既得利益的局外人，没有了轿车，没有了可以拿出名片的身份，没有了成功人士的做派与周围羡慕的目光……竟然被一个半路闯进公司的女人呼来唤去，看不到前途与希望，只有孤独、茫然和苦闷。格律诗公司的胜诉把他在精神上抛进了痛苦的深渊，仅仅一个错误的判断就让他与那个近在咫尺的锦绣前程擦肩而过，那该是一种怎样的煎熬？怎样的心痛？
　　他向往的是一种衣食无愁而又高雅的生活，开着高级轿车，挟着精美的公文包，随时向部下发布命令，部下恭恭敬敬地紧随其后向他汇报工作，还有一个漂亮的女秘书为他处理文件、端咖啡……有音乐、有朋友，有被人羡慕的目光注视……
　　当一切似乎绝望的时候，丁元英的“新证据”档案袋使他看到了一线希望的曙光，他像是溺水的人突然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既紧张不安，又充满了被拯救的渴望。
　　他反复暗示自己：人人都是为自己，人人都自私，所谓的“朋友”只不过是一个名词而已，根本不具备更多的含义，而金钱是衡量一切人际关系的惟一准则。他被一种强大的力量主宰着，血液逐渐升温，想像力随之膨胀，仿佛手中已经真的把握住了什么。
　　他思索、权衡，再思索、再权衡。他不甘心，他也不能甘心！
　　如果等到肖亚文要清除他的时候他才使用“新证据”档案，他的人格和尊严就已经受到轻蔑了，所维护的不过是一个打工的机会，没有实质意义。
　　如果是一个出于良知和正义感的人在签约仪式前一分钟的关键时刻把“新证据”的黑幕当众曝光，那将是一个爆炸性新闻，他刘冰就是一个改写乐圣公司命运的人物，真相大白于天下，伸张了正义，捍卫了法律，他无疑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成为英雄，必将演出一幕幕被记者团团包围的风光场面……而乐圣公司作为“新证据”黑幕曝光的最大受益者，自然知道应该如何回报。
　　如果有了乐圣公司的条件垫底，那就水涨船高，可以依托这个基础再向格律诗公司要求更大的利益。毕竟现在是格律诗公司更输不起，毕竟自己在格律诗公司还有资历，欧阳雪和肖亚文要想躲过这一劫就必须得给他开出更高的价码。
　　谁给的好处多就跟谁交易，一举解决生存和事业问题……刘冰越想越自信，越想越觉得不能再犹豫，他的手不由地攥住了那个能改变他命运的档案袋，心里涌起了一股出征决战的悲壮。他要告诉众人，他刘冰也是力挽狂澜的人物，非等闲之辈。
　　他心里默默自语：前途命运在此一举了。
　　于是，他整理了一下发型、领带、西装，出发了。
　　明珠饭店是位于古城繁华商业区的一家三星级酒店，格律诗公司的会议接待处、乐圣公司的签约代表、音响界特邀嘉宾和部分新闻记者都在此入住。
　　刘冰在明珠饭店下了出租车，付过车费，直接上了11楼。乐圣公司北京音响店经理于志伟是乐圣公司的普通干部，住的是11楼的标准客房，而乐圣公司的两位高级干部则被安排在6楼的高级套房。
　　刘冰摁下于志伟房间的门铃，门开了。
　　于志伟一看是刘冰，热情地说：“刘主任，请进，请进。”
　　刘冰进屋见写字台上放着几份展开的文件，寒暄一句：“正忙呢？”
　　于志伟说：“不忙，赵总要求每个人都把协议最后再看一遍，看看还有没有疏漏。你这东家不去招呼客人，怎么跑我这儿了？”
　　刘冰坐下，摇摇头发了一句牢骚：“说是让我回来配合欧阳雪搞接待，可欧阳雪根本就没给我分配一项具体工作，就这么干晾着。今非昔比，不招人待见了。”
　　于志伟笑笑说：“这种话你可千万别在我这儿说，别让人误解我搬弄是非。”
　　刘冰说：“我来找你是有事，有大事。乐圣的人我只和你熟，我想见见你们赵总，在见赵总之前我得先跟你打招呼，听听你的意见。”
　　于志伟问：“什么事？”
　　刘冰说：“法律规定，如果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可以在判决生效后的两年内提出再审申请。我想问问你，如果再审能推翻原判决，现在对乐圣公司还有没有意义？”
　　于志伟一怔，立刻警觉起来，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刘冰说：“如果我在赵总和肖总正要签字的时候把格律诗的内幕文件当场公开，你们就有了新证据，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再审，乐圣公司就能胜诉。如果胜诉对乐圣公司已经没有意义了，那我就没必要这样做了。如果对你们有用，你们能出什么条件？”
　　于志伟心里暗暗思忖：这是真的？还是圈套？现在离签约宴会只剩下两个小时了，而乐圣公司又是处在必须合作的位置……然而于志伟很快否定了“圈套”的可能，虽然乐圣公司是处在必须合作的位置，但是格律诗公司更需要合作，这也是格律诗公司之所以挑起一场商战的最终目的。从人品上判断，丁元英、欧阳雪和肖亚文都不是能干出这种事的人。
　　于志伟一笑说：“兄弟，你是想钱想疯了。丁元英是什么人你比我们了解，就算真有你说的新证据，那么重要的内幕文件能落到你手里？”
　　刘冰说：“这你就不知道了，我跟丁元英还真是有点交情。丁元英要回德国了，他也看出来肖总可能会对我下手，所以特意给我留了一个保饭碗的招儿，那个内幕文件的档案袋就是他亲手交给我的，贴了封条，还做了蜡封处理。”
　　于志伟说：“你怎么知道那里面肯定就是内幕文件呢？”
　　刘冰说：“我了解丁元英，他这个人从不撒谎。他的意思只是让我在必要的时候拿这个吓唬吓唬肖总，能保住工作就行。但是，我可不想就这么一直打工。”
　　于志伟说：“现在咱们两家公司正合作，你这样做合适吗？”
　　刘冰说：“如果你们能让林董事长瞑目而没去做，你们这样做合适吗？推翻判决，那格律诗就完了，所有的东西都得归你们乐圣。赵总是有脸面的人物，我不让你们为难，咱谁都不去干那种偷鸡摸狗的事，我表面上是出于良心和正义感站出来揭露真相，跟你们乐圣没一点关系，你们是后来被感动了才给我奖励。你估计，赵总能给我点什么？”
　　于志伟在脑海思考着一系列的问题：如果错失一个可以推翻原判决的机会，这个责任他承担不起。如果是一场闹剧断送了两家公司的合作，这个责任他也承担不起。如果把这个难题上交给赵总，那就等于把赵总拖进了是非之地，连个缓冲带都没了，刘冰连丁元英这样帮他的人都能出卖，还有什么不能出卖的呢？
　　刘冰见于志伟沉思不语，就从上到下拍了拍衣服说：“你是怕我身上有录音吧？我还没小人到那个份儿上。这屋里就咱俩人，你说什么都死无对证，我说什么也死无对证。你对乐圣公司的情况很了解，我就要你一句话，你估计能给什么条件？”
　　于志伟说：“兄弟，我听你聊这些就已经冒着丢饭碗的危险了。”
　　刘冰说：“我懂，我就是再不是人也不能出卖你呀。”
　　于志伟说：“我知道你在格律诗公司的处境，你的心思我也明白。这样吧，咱们先定个小人协定。你仁义，我就仁义；你不仁义，也就别怪我不仁义。”
　　刘冰说：“你放心，我这个人最讲义气。”
　　于志伟说：“如果你的新证据能把这一局扳过来，格律诗音响店就归乐圣了。如果你对公司有特别贡献，以我最保守的估计，你至少可以得到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你可以担任格律诗音响店的副经理。按公司规定，副经理有音响店10％的利润提成。”
　　刘冰问：“就这些？”
　　于志伟说：“我说过了，这是最保守的估计。如果你纯粹就是要钱，也可以按律师代理费的三分之一计算。如果你想当经理、有配车，那得看你以后的工作业绩。”
　　刘冰站起来说：“行，我知道了，我回去再考虑考虑。”
　　于志伟起身送客，说道：“我再重复一遍，你仁义，我就仁义。”
　　刘冰点点头，说：“我要是不仁义，你可以什么都不认账。”
　　深秋季节，天色早早就暗了下来，大街上的路灯都亮了。
　　刘冰出了明珠饭店之后并没有直接回家取档案袋，而是沿着护城河漫步、思考。傍晚的秋风带着一股浓浓的寒意，河边的垂柳早已失去了夏日的婀娜风姿，裸露的枝条上残留着一些随时都会飘零的稀稀落落的黄叶，在冷冷的秋风里显出几许凄凉。
　　刘冰走在堤岸上，既有一种大战临近的紧张，又有一种主宰命运的悲壮。虽然于志伟的最保守的估计并不是刘冰最满意的条件，但却是可以接受的条件，毕竟比没名没分的打工强了很多。而且，下一步就该轮到欧阳雪开价了。
　　刘冰清楚，尽管肖亚文是控股股东，尽管她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是她的身份和地位是得益于欧阳雪的支持，至少在她还没有完全坐稳之前，欧阳雪的意见对她肯定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他和欧阳雪都是古城人，多了一层同乡的关系，更容易沟通。
　　他忍不住在心里自语了一句话：丁元英，你也有失算的时候！
　　刘冰走着想着，不知不觉走到了一座小桥，小桥旁边的一片空地是一处小吃排档，一字摆着十几个摊位，有砂锅面、水饺、馄饨，有小菜、小炒、啤酒等等，每个摊位的锅里都冒着热腾腾的蒸气，散发着一股诱人的香味。
　　他这才意识到现在已经是晚饭时间了，这时候也有了点饥饿感。他站在一个摊位前犹豫了片刻，找了一只小凳子坐下，要了一个什锦砂锅、一个鸡蛋灌饼和一瓶啤酒。他已经知道今天晚上将会发生什么，也就不打算再吃什么签约宴会的大餐了。
　　他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思考应该向欧阳雪开出什么价码。以格律诗公司650万元的价值计算，他给自己内定了三个条件：一、格律诗公司20％的没有垫资负债的股份。二、担任格律诗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三、配备一辆25万元以上价位的轿车。
　　他慢慢悠悠地吃了一顿饭，时间也消磨得差不多了，抬手看看表已经7点20分，离签约宴会还有40分钟，于是到路边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家取档案袋。
　　回到自己的音响发烧屋，刘冰把档案袋对折了一下装进公文包，站在窗前抽了一支烟以稳定情绪。不管他怎么分析、判断和自信，他还是控制不住心里的紧张。他想，大凡干大事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吧？
　　楼前的麻将局还在继续，只是树上多了两盏灯，两盏灯下摆了三桌麻将，其中一桌就有刘冰的父亲和几个退休的邻居，他们打得热火朝天，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激烈的争吵，参战的人因为谁出了不该出的牌争吵，观战的人讥笑他人臭手也争吵。刘冰不喜欢打麻将，那东西太闹，没品位。他尤其对麻将桌上的摔牌看不惯，出牌就出牌嘛，何必非要摔牌？摔得跟说书先生拍醒木一样响亮，好像摔得不响就不足以显示牌技的高超。
　　刘冰既羡慕他们又为他们感到悲哀，羡慕的是他们不必计较面子、名分，一个个活得轻松自在。悲哀的是他们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赚来的仅仅是衣食温饱，他们似乎不知道还有一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存在，还有高雅和荣耀的存在。
　　刘冰觉得，天上有那么多闪烁的星星，总有一颗会是属于他的。
　　1998年10月9日晚上8点整，乐圣公司与格律诗公司及王庙村农户的签约宴会于明珠饭店5楼中型宴会厅里正式举行，出席宴会的有各签约方代表、新闻记者和音响界特邀嘉宾一共60多人，由古城明珠礼仪公司提供签约宴会的礼仪服务。宴会厅里的气氛既没有过分的热烈也没有明显的拘谨，平和、愉快而富有礼节性。
　　刘冰没有进宴会厅，而是站在休息厅的窗前透过玻璃冷冷地看肖亚文致开幕词，他看着肖亚文作为中心人物被拍照、服侍、簇拥，心里酸溜溜的，甚至肖亚文的一个微笑、一个手势都让他感到不舒服。
　　餐厅门口站着两位迎宾小姐，他走过去对其中一位小姐说了几句话，又指认了一下坐在5号台的欧阳雪，然后站在一边等着。
　　片刻，迎宾小姐把欧阳雪叫出来了。
　　欧阳雪问：“我看见你在玻璃窗外晃来晃去，怎么不进去？”
　　刘冰示意了一下公文包，说，“这儿说话不方便，到那边坐。”
　　大厅左侧是一个“咖啡园”，由盆景围成，高出地面约有半尺，摆着四五张精巧的小圆桌和高靠背椅子，旁边是一个酒台。欧阳雪跟刘冰走过去，她从刘冰的神色里已经感到了有什么事情发生。刘冰将50元钱递给迎上来的女招待，要了两杯咖啡。
　　欧阳雪坐下，问道：“什么事？”
　　刘冰打开公文包，拿出档案袋在欧阳雪面前展示了一下，说：“这是丁哥亲手交给我的公司内幕文件，这些文件可以作为新证据推翻原判决。肖总和赵总一会儿就要签约，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不想当众公开这些文件，也不想让这些文件落到乐圣公司手里。我想跟你提几个要求，如果你答应，就什么事都没了。”
　　欧阳雪脑子“嗡”地一下就涨了，惊愕地喃喃道：“你……敲诈我？”
　　刘冰说：“我敲诈你？当初你那么痛快就答应我们退股，肖亚文刚入股才几天伯爵公司就出650万收购格律诗，丁元英早就知道诉讼结果可什么都没说……这些都说明什么？你们从来就没有真诚过。”
　　欧阳雪震惊了，刹那间嗓子里发不出声音。
　　刘冰说：“我就三个条件，第一，给我20％的没有垫资负债的公司股份。第二，总经理的职务得由我担任。第三，公司给我配一辆25万以上价位的轿车。我没别的意思，就想跟你们一样活得像个人。”
　　欧阳雪声音已经变得沙哑了，说：“都说音乐熏陶人，你听了那么多的音乐就熏陶成了这样？看来这音乐你听不听的也没多大关系。”
　　刘冰说：“干脆点吧，你答不答应？”
　　欧阳雪说：“亚文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的事得由她决定，如果亚文因为这件事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同意。我从不记得公司有过什么内幕文件，如果是大哥人为造成的后果，我会去找大哥问个明白。”
　　刘冰说：“你考虑好后果，别怪我没给你机会。”
　　欧阳雪冷冷地说了一句：“我是摆馄饨摊过来的，不吃这个。”说完转身走了，那种眼神里流露出的冷漠足以撕裂任何一种自尊。
　　刘冰被刺痛了，他望着欧阳雪离去的背影也冷冷地自语了一句：“既然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他知道欧阳雪会去找丁元英，但是晚了，现在找谁都没用了。
　　他极力表现出从容地点上一支烟，但是刚抽了一口就将整支烟拧进烟灰缸，他那双微微有些颤抖的手终于拿起了那个主宰他命运的档案袋，撕开，抽出里面的文件。
　　突然，他惊呆了！
　　档案袋里根本没有什么内幕文件，全是洁白的复印纸，白得耀眼，白得让人眩晕。他像被铁棒猛击了头部，目光呆滞，大脑里一片空白，又仿佛被人抽去了筋骨，失去了所有的支撑力，似乎心脏都停止了跳动，血液骤然凝固……他本能地意识到：完了！
　　一个声音在他胸腔里回荡：丁元英，你撒谎，你撒谎！
　　过了片刻，刘冰从极度震惊的痴呆状态中恢复了神智，他多么希望刚才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而他的目光再次投向咖啡桌，桌上依然是白纸，并没有奇迹发生。他呆呆地望着那些白纸，犹如望着一堆嘲讽，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恐惧和绝望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股万念俱灰的感觉从骨子里丝丝往外渗透。
　　他明白了，就在他触动档案袋蜡封的那一瞬间，他就已经推开了地狱之门，而他的自信和梦想不过是吹一个泡泡糖而已，可怜透了。他对乐圣公司不再有用了，他对格律诗公司不再有用了，周围所有的人都会鄙视他……
　　一位女招待发现他脸色苍白、神情异样，走过来问：“先生，您不舒服吗？”
　　刘冰挥了一下手说：“走开，我没事。”
　　女招待有些奇怪地看了看咖啡桌上的复印纸，小心地走开了。
　　刘冰神情恍惚地将桌上的那沓白纸装进档案袋，站起身，抱着档案袋和公文包朝着楼梯走去，上到6楼，站在一扇窗跟前拉开窗户，抬头仰望夜空。
　　秋夜的天空星光闪烁，而满天的繁星在刘冰眼里似乎都变成了一只只冷漠的眼睛，充满了轻蔑与鄙夷。他知道，只要从这里住下一跳他就解脱了，从此再没有痛苦和自卑，再也不用去面对孤独、恐惧和无所归依。他凄然一笑，从档案袋里抽出复印纸连同档案袋用力向上一扬，白纸从6层楼的高空纷纷扬扬往下飘落，像一只只盘旋飞舞的白色蝴蝶。
　　在强者与弱者之间，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在道德与败坏之间，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世界太大了，大得能包容罪恶、阴谋、眼泪……
　　世界又太小了，小得竟然没有他刘冰的一块立锥之地……
　　他爬上窗户，既像胜利者又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对着夜空大声喊道：“丁元英，你撒谎啦！你撒谎啦……”然后纵身一跳。
　　接着，地面传来一声沉闷的声响。
　　楼下的喷水花池旁边，刘冰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从他的嘴里、头上流出的血在黑夜的秋风里很快就凝固了。风吹动着他的头发，也吹起了飘落在地的白纸。不知哪里有音乐声隐隐传来，被风撕裂成断断续续的音符，零零落落地散布在夜空里……
第四十六章
　　欧阳雪下楼到明珠饭店停车场开车，去了嘉禾园小区。经历过失去小丹，经历过退股事件和那场你死我活的诉讼，她已经不再那么容易伤心流泪了，她只是想找大哥问问，那个所谓的内幕文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她担任董事长期间，格律诗公司所有形成决议的会议她都参加了，从来没有讨论过任何需要保密的议题。公司所有签字盖章的文件一直都由她保管，她也从来没见过什么所谓的内幕文件。她不明白，大哥怎么可能会交给别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汽车行驶了20多分钟进入嘉禾园小区，欧阳雪远远看见丁元英楼下停了两辆车，其中一辆就是她非常眼熟的宝马730轿车，车旁边站着韩楚风、李志江、司机小赵和三个保镖模样的男人，一看就知道是重要人物赶夜路的阵势。
　　她心里陡然一空：大哥要走了。
　　她知道这种场合不能再往前靠近了，大哥事先没有通知她，显然是不想让人送别。她把车拐进一个路口停下，透过车窗静静地注视着。她隐隐约约意识到，那个所谓内幕文件的档案袋不会像刘冰想像的那么简单。小丹不在了，古城已成了大哥的伤心之地，大哥之所以等到这个时候才离开古城，是担心格律诗与乐圣的合作可能出现的问题，不可能会给格律诗公司设置障碍。
　　这时她的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的是肖亚文的号码，她按下接听键，手机里传来肖亚文异样的声音：“欧阳，出事了，刘冰跳楼……死了，地上全是白纸……”
　　欧阳雪的脑子再一次“嗡”地一下涨了，刘冰……跳楼了？刚刚20多分钟前还在跟她说话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她心里突然像倒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她问道：“亚文，你上次来古城，大哥说过刘冰什么事没有？”
　　肖亚文说：“大哥说刘冰留在公司的本意不在打工，如果刘冰在最近的敏感期间没有什么特别不当，可以考虑给他点股份，让他有个实在的前途。”
　　欧阳雪明白了！
　　那边丁元英从楼里出来了，众人纷纷上车，丁元英和韩楚风坐进宝马车里，两辆轿车驶向嘉禾园小区大门，汇入马路上的车流中消失了。
　　欧阳雪失神地望着大门外的车流，心里自语：大哥，你又要挨骂了。
豆　豆
2004年7月3日
作者简介
　　豆豆：女，著名作家，原名李雪，1970年生，高中文化程度，油田年青的女作家之一。作者十七岁时因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个好朋友李红英，此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及其人格、品德和思维方式都给作者产生了重要影响。1990年，李到欧洲定居，此后李不断寄给豆豆大量的参考资料，每次回国都给作者讲述一些作者所陌生的社会生活。
　　她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死比活着容易》1993年在天津《小说家》杂志发表，同年加入河南省作家协会，后转入中国石油作家协会。作者于1995年6月动笔创作长篇小说《背叛》，1997年8月完稿。《背叛》一书在杂志《啄木鸟》2000年1—4期连载，然后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并由北京同乐影视公司拍成同名20集电视连续剧，在全国及各省卫星台连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洛阳纸贵，长篇小说《背叛》甚至出现盗版。200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遥远的救世主》，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觉，受到广泛关注。
　　目前，豆豆的创作及创作模式已引起文学界重视，“豆豆现象”值得我们很好的总结。搜索豆豆的相关资料，却搜索无几，有的就是她《背叛》和《遥远的救世主》两部作品的介绍与评价。看来这个作家相当低调不张扬，你难以从资讯和舆论上去了解她个人本身，大家对于她的作品似乎超过对她本人的关注和热情，这不正衬映着她作品的成功之处吗？而事实上，也只有通过作品去猜测和了解她。这种精神是我非常欣赏的！
　　她的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有很多相似之处，宋一坤与丁元英，夏英杰和芮小丹，她们的性格和脾气都非常相像，主题也都是无情的商界狼性的生存原则与人性良知的挑战与平衡之难。在这方面，我同意某些人对豆豆作品的评价，显然作家偏爱这类男人，而女主角的身上有很多作家自己的影子。豆豆毕竟是个小女子，她要怎么写故事无可厚非，文为心生，而作品又是如此另类、难得，有深度，能引发人思考，我们不能因为两部作品的相似而评说她文笔的局限。关于作家本人的评价，当今社会，资讯如此泛滥，而豆豆，何许人也，竟然不着一点痕迹！
目录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1991年8月24日夜，莫斯科。
罗家明站在办公室的窗前静静地抽着烟，静静地从12楼俯看楼下的大街。大街上的坦克和武装部队已经不见了，随着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的被捕和内务部长普戈的自杀，莫斯科在经历了“8.19事变”的短暂动荡之后渐渐恢复了秩序，午夜的大街上冷冷清清，街道两边的店铺大部分都关门了，偶尔有汽车和行人匆匆而过。
办公室里只有办公桌的台灯开着，光线很暗。电视机的国际频道正在重播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声明，声明他已经没有可能继续履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能，正在交出权力，苏共中央自行解散……戈尔巴乔夫的声明无异于一个历史的宣告：这个走过了69年历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不复存在……
这场震惊世界的事变无论结果如何，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几乎不会意味着什么，但是对于罗家明这个投资苏联石油开采的中国商人却是一场生死赌注，150口油井的开采权几乎要让他成为亿万富翁，他的诺尔库克石油公司几乎要创造一个辉煌……然而他输了！倾尽家产的投资、即将到期的巨额债务、一家老小的生存……一切的一切都因为这次投资是依托于苏共政权个别高官的“权力经济”而崩溃。从22号到24号的两天时间里，公司秘密股东协议里的5个权力股高官已经有3个被逮捕，查封、清算、起诉……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经济要重新洗牌，利益要重新分配，他的诺尔库克石油公司既是“权力经济”的附着物，也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那是以他个人之力根本无法抗拒的毁灭。
他想着远在纽约的母亲、女儿、妻子、妹妹，她们往后可怎么活呢？想着那些借给他钱的亲朋好友，没法交代啊……没办法了，有办法就不用死了……他觉得自己连句道歉的话都不能说，没资格。他知道母亲的心脏很可能承受不住破产丧子的打击，但他甚至觉得那样或许更好，母亲就解脱了，就不用再受煎熬了。
他用力深吸了一口烟，让烟雾在胸腔里停留了一会儿，徐徐吐出，然后往窗外弹了一下烟灰，烟灰立刻从12层楼的高度悄然飞落，转眼间在夏日的风里分解为尘埃。他下意识地侧身瞥了一眼电视，马上又面向窗外了，他不想再看见戈尔巴乔夫这张脸了，这张脸再也唤不起他的期待了，他在心里冷冷地骂了一句：这个笨蛋！
就在这支烟将要抽完的时候，他走过去关掉电视机，把烟蒂拧进办公桌上的烟灰缸，坐下来拿出钥匙打开抽屉，取出一个礼品盒，里面是一支二战时期的左轮手枪和一盒子弹。这支枪原本是一位苏联将军的儿子送给他的礼物，现在却要成为结束他生命的工具。他将一颗子弹塞进枪膛，转到击发的位置，放到右手边，然后拿来纸笔留遗言，只写了两句——
我撑不住了。
我不能请求原谅，这不是可以原谅的事！
办公室的东墙上挂着一幅古色古香、装裱精美的中国书法横幅，上面是苍劲有力的四个大字——见路不走。这张横幅跟着他从北京到纽约，又从纽约来到莫斯科。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了，他最后看了一眼横幅，用生命最后一刻的意识在想：见路不走……可我现在能见到的只有一条死路，不走也得走了……
他将遗言放到电话上以免被血染红了，拿起枪对准太阳穴，随着一声枪响身体前倾倒伏在办公桌上，鲜血顺着办公桌的边沿往下流淌……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航站楼里，一位肩挎黑色商务挎包的中年男子步履匆匆地去办理登机手续，此人衣着考究，戴一副镶金边的名贵眼镜，文雅中透着一股商人的精明，他就是香港当红影星戴梦岩的经纪人、香港星际演艺经纪公司总经理梁士乔，即将搭乘4点10分的航班前往巴黎，为获得圣西蒙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提名的戴梦岩出席颁奖典礼做前期准备。
跟随在梁士乔身边的是剧组为戴梦岩配备的专用车的司机韩平，一个二十多岁的北京小伙子，腋下夹着文件包，手里攥着车钥匙。
忽然，韩平腰间的传呼机响了，他拿出一看，是戴梦岩发来的，内容是：梁哥，情况有变，取消去巴黎，速回片场。韩平赶紧拿给梁士乔看，梁士乔皱了皱眉头，马上就近找了个公用电话打到片场，等了几分钟，戴梦岩接到电话。
梁士乔说：“什么事？我马上就要登机了。”
戴梦岩说：“你今天不能去巴黎了，你得先去纽约，然后从纽约去巴黎，你也顺道回家看看。阿英刚跟机场联系过，晚上11点的那趟航班还有机票。”
梁士乔惊诧不已，因为周围有人，不得不压低了声调说：“还有什么事能比颁奖典礼更重要？天大的事也要等电影节的事忙完了再说。”
戴梦岩语调平缓而严峻地说：“梁哥，出事了，罗家明在莫斯科破产自杀了，苏老师受不住打击，25号在纽约突发心脏病猝死。阿英是20分钟前接到的传真，我往纽约打电话核实过了，是真的。苏老师的葬礼定在28号，传真里没提这事，是我向林雪红核实情况问到了她才说的，传真内容主要是那笔30万美元借款的事，说是等巴黎颁奖典礼结束以后要我们去柏林参加债权人会议。我没见到传真，详细情况也不清楚。”
梁士乔说：“这次最佳女主角提名里你是最被行家看好的，如果不出意外，你就是金像奖得主，这是你演艺生涯的又一个成就，每个细节都会被媒体传播出去，每个细节都至关重要，都需要周密协调、精心准备，每个细节都关系着你的最新身价。”
戴梦岩说：“我知道你的细节论，巴黎那边还有时间，还没紧迫到分秒计较。纽约的事一天就办完了，时间完全来得及，你再辛苦点吧。”
梁士乔说：“罗家明借的不是你一家的钱，如果有办法他愿意死吗？他不知道他母亲的心脏承受不了这种打击吗？人都没了，那笔钱也就没多大指望了。你和苏教授的关系圈里人都知道，但是葬礼跟典礼撞车了，我相信任何人都能理解。况且你说的那趟班机是纽约时间下午2点降落，怎么都赶不上明天上午的葬礼。”
戴梦岩说：“我接到消息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了，这是最重要的。借给苏教授的钱加上利息有36万美元，能不能还也要弄个明白。我不知道债权跟柏林有什么关系，如果是走过场我没必要再去柏林。我办美国签证来不及了，你替我走一趟吧。”
梁士乔妥协了，不悦地说：“你想怎样就怎样吧，我退票去。”
戴梦岩说：“你直接来片场，我让阿英把传真送来。”
……
韩平驱车送梁士乔去北京京都影视基地《红颜至尊》剧组拍摄现场。
拍摄现场在一间宽敞的摄影棚里，外围两个出口均有保安把守，没有剧组证件或未经剧组批准的人员一律禁止入内。由于天热，摄影棚的大门敞开着，门口除了各种车辆还有许多候场的演员，有些演员跟梁士乔认识，或点头或微笑地打招呼。现场有几个娱乐记者在进行剧组探班，采集拍摄花絮之类，看见梁士乔下车就想过来采访，梁士乔赶紧摆手谢绝，并抱拳表示歉意。阿英已经先到了，手里拿着传真文件站在大门口，一边观看里面的拍摄一边不时回头张望，见到梁士乔马上迎了过去。
阿英是戴梦岩的私人助理，香港人，比戴梦岩小一岁，综合素质很好，主要负责照顾戴梦岩的个人生活，处理日常繁杂事务，从整理房间、衣物送洗、日用品采购到戴梦岩外出工作时准备服装、化妆品、安排休息、用餐，遇到影迷和记者纠缠还要与经纪公司或保安一起充当保护墙的角色，凡是涉及戴梦岩个人生活的，几乎无所不做。
阿英把传真递上，说：“梁哥，这是林雪红的传真。”
梁士乔接过传真，一眼就看见右上角有3个加粗加大的字：请保密。
对于酒店，如果不是常驻机构的长期包房，客房里一般是不设传真机的，客人有需要就到酒店的商务中心收发文件，商务中心提供传真、打字、复印等一条龙服务。普通传真文件一般由商务中心接收后送达客房，有保密要求的文件则需要收发双方约定时间，接收人守在传真机旁即收即取，不经过商务中心转送这道环节。
梁士乔问：“怎么收到的？”
阿英回答：“林雪红打电话到香港，公司告诉她梦姐的房间电话。我感冒了，梦姐让我留在酒店休息，是我接的电话，传真是我到商务中心亲自接收的。”
梁士乔又问：“机票订了吗？”
阿英回答：“订了，7点半到酒店服务台取票。”
梁士乔对司机说：“小韩，你先把阿英送回去。”
韩平带阿英走了。
梁士乔走进摄影棚，只见导演神情专注地站在监视器旁，吼着嗓门指挥拍摄，剧务人员忙作一团。道具背景是两派江湖势力赌场火拼，剧情是现代版的江湖恩仇，典型的香港枪战风格。扮演女一号的就是香港著名影星戴梦岩，出演剧中冷酷柔情的都市女侠，摄影机、鼓风机、灯光……一起对着她，她后背上吊着几根钢丝绳，在空中荡来荡去。戏中的戴梦岩浓妆艳抹，长发飘飘，8月的热天却是一身秋末的装束，穿着白色风衣，左右两手各握一支军用手枪，做着各种特别造型的射击动作。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港台艺人纷纷投向内地的巨大市场，而内地正处在从政治挂帅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期，一时间港台歌曲、影视风靡内地，港台明星成了众多歌迷影迷的追逐偶像。戴梦岩就是这些当红港台明星中较为耀眼的一颗，她以出色的演技和靓丽的形象征服了无数影迷，是时下片酬最高、最有票房影响力的港台明星之一。媒体对戴梦岩有身家亿万的说法，谁也没有考证过，有报道可查的就是她在香港和巴黎的4套房子。
梁士乔找了一个远远的角落，坐在一只不知是装什么的木箱子上看传真。
传真是罗家明的妻子林雪红发来的，她对正值戴梦岩即将参加圣西蒙电影节颁奖典礼之际报来坏消息表示歉意，叙述了罗家明24日晚在莫斯科开枪自杀、苏玉平25日在纽约接到儿子的死讯突发心脏病猝死、家人去莫斯科料理罗家明的后事等事件，介绍了罗家明的诺尔库克石油公司政治背景以及该公司的融资来源和投资情况，对变卖北京房产、抵押纽约裕香阁饭店贷款、数笔私人借款、所有债务即将到期等关键问题描述较为详细，林雪红在文中多处使用了“倾家荡产”、“灭顶之灾”、“绝境”、“绝望”这些极端词汇。
梁士乔脑子里大致有了一个脉络：罗家明与其他两个苏联高官的公子共同融资500多万美元投资俄罗斯石油开采，其实只是以权力背景的超低价格买下一片油井开采权，并非是真正开采，而是要转手卖给美国一家石油公司从中牟取暴利……罗家明所有债务的最后期限都是1991年11月10日，这是按他的还贷计划多加了半年余地的保险期限，却没料到苏联政局突变……罗家在纽约只剩下罗家明的妻子、女儿和罗家明的妹妹罗慧娟3个人了，位于曼哈顿的裕香阁饭店是她们的唯一生计，一旦到期无力还贷，她们在纽约将无以立足，而她们在北京早已一无所有了，更不要说还有60万美元的私人债务……
现在清楚了，罗家明作为诺尔库克石油公司的大股东个人损失240万美元，输掉了这些年来的全部财富积累，总债务105万美元，其中私人债务60万美元，分别为——
裕香阁饭店抵押贷款…………………本息45万美元
戴梦岩…………………………………本息36万美元
老九……………………………………本息12万美元
布兰迪…………………………………本息6万美元
库格列夫………………………………本息6万美元
梁士乔注意到，文中特别提到了一个侨居柏林、名叫“叶子农”的人，林雪红认为此人应对罗家明的破产负一定责任，理由是此人曾送给罗家明一句从此让他走火入魔的话：见路不走。罗家明把这四个字奉为至理，花重金请著名书法家书写，请高级技师装裱，脑子从此就不正常了，而此人既非贤士也非富豪，仅初中毕业，在柏林以出租一间16平方米的小店铺为生，住一套很破旧的40平方米小房子，根本不具备解决罗家危机的财力，而且此人与罗家明的关系仅仅是一次萍水之交，也不具备鼎力相助的基础。林雪红所筹备的9月5日柏林债权人会议，其指向正是这个名叫“叶子农”的人。
传真件的文字是手写的，内容之多，条理之清晰，并没有一般女人在这种悲痛之时的语无伦次。梁士乔看过之后，心里既有同情，也有对文字背后东西的洞悉。
又过了十几分钟，戴梦岩的这场戏拍完了，一男一女架着她走向一把椅子，她已经累得几乎站立不住了，但还是伸手指了指梁士乔所在角落的位置，另一个工作人员马上把椅子搬到梁士乔旁边。戴梦岩在梁士乔旁边坐下，对工作人员说：“谢谢！”等3个人走开了，用纸巾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看看梁士乔。
梁士乔把传真件递给戴梦岩，说：“你自己看吧，林雪红根本没要求你参加葬礼，连暗示都没有，她没这个心思了，她关心的是债务。”
戴梦岩接过传真件说：“苏老师猝死这事早晚要见报，别人可以不去，我不能。她关心债务，我也关心，我的钱也是这么拼死拼活换来的。”
梁士乔摆摆手说：“不说这个了，你先看着，我出去抽根烟，回来再谈。”
梁士乔到外面的树荫下抽了一支烟，回来。
戴梦岩看完，不屑地说：“见路不走，这人脑子不正常！他自己还蜷在破屋里呢，有能力他早挣钱了，还用等到现在？如果叶子农能解决问题，罗家明还不知道去那儿给自己找条生路吗？还轮得着她林雪红出面？这钱，没指望了。”
梁士乔说：“林雪红写了那么多，也许就是这个意思，让你自己得出这个结论。你看她的文笔，条理清晰，思路清楚。罗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她还没乱方寸。”
戴梦岩沉思了片刻，有些疑惑地说：“苏老师也是有点知名度的人，这都三天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听到呢？”
梁士乔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嘛，封锁消息，大家都避免了尴尬。你之前没跟林雪红联系过，她一样知道你参加颁奖典礼，这就是你想让外界知道的。”
戴梦岩说：“你带上点钱，人去了，礼就到了。”
梁士乔问：“带多少呢？怎么让人知道你是来悼念的还是来讨债的？”
戴梦岩想了想，说：“一万美金吧。”
梁士乔点头表示同意，说：“我看也得这个数，要落个讨债的名还不如不去。”
戴梦岩自知36万美元没多大希望了，可心里还是割舍不下，茫然地说：“梁哥，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生出那么大一笔钱，你觉得有可能吗？”
梁士乔说：“就是组织抢银行都来不及了。”
纽约肯尼迪机场停车场，一辆黑色凯迪拉克轿车里，精神极度憔悴的林雪红斜靠在后座上睡着了，她太累了，是心累，是精神极度疲惫，然而即使在睡梦里她也没逃过恐惧，她正做着一个几乎是现实境况真实写照的梦，她梦见自己掉进海里了，汹涌的海水眼看就要把她吞没了，惊恐中她的手拼命地四处乱抓，试图抓到哪怕是一根最小的小草。
司机开车门的声音把她惊醒了。
司机打开驾驶座的车门探进身子，说：“林姐，梁先生到了。”说着，把接客人用的硬纸牌子放到仪表台上，牌子上写着“梁士乔”三个字。
林雪红赶快整理一下衣服和头发，下车与梁士乔握手，寒暄道：“梁先生，辛苦了。戴梦岩说您把去巴黎的行程都改了，真过意不去。”
梁士乔客气地说：“哪里，应该的。”
林雪红歉意道：“这几天失眠，怕去墓地支持不住就在车上睡了一会儿，失礼了。华商会的许主席和《欧美侨报》记者在墓地等我们，按您的安排，先去墓地。”
上了车，凯迪拉克轿车驶离机场。
梁士乔坐在后排，从挎包里拿出一个纸袋递过去，说：“得知伯母和罗兄不幸，梦岩委托我带给你一点美金，略表心意，还望节哀。”
林雪红极度压抑地深呼吸了一下，说：“没什么哀可节的，已经顾不上了……死的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还没死的人怎么活。”
梁士乔无语，他不想拿套话去安慰，那样很假，很苍白。
林雪红拿出信封里的钱看了一眼，全是100美元面值的，从现钞厚度就知道是一万美金。她数了10张放进纸袋，将其余的钱还给梁士乔，说：“戴小姐的心意我领了，我收下1000，再多就真的不能接受了，也请戴小姐照顾到我的感受。真的，一点不客套。”
梁士乔接过钱，说：“好的，我转告梦岩。”
林雪红说：“梁先生，现在情况是这样的，纽约几个债权人都不愿意去柏林，我请许主席出面做做工作。许主席知道您来，约了九哥、布兰迪和库格列夫，待会儿见个面。我现在没资格要求什么，但还是想请梁先生能给点支持。”
梁士乔停了好一会儿，说：“剧组只给了梦岩4天假，除去两天往返路程，在巴黎的净时间也只有两天，但这对于资方已经是很仗义了，你知道剧组要维持一摊子运转，每分钟都是钱。召集到柏林开会费用不小，你资金这么紧张，我的意思……”
林雪红说：“这个钱省不省都救不了命，趁手里还有俩私房钱，我得博一下，眼下就是根稻草我也得当井绳去抓，我尽力了，对自己对朋友都是个交代。”
梁士乔说：“你传真里说罗先生跟叶子农是萍水之交，那是什么关系？”
林雪红回忆道：“那是1987年，家明还在北京开公司，有一天家明办公室来了一个陌生人，说是有个项目希望家明给他5万元投资用一年，然后返还家明50万，他拿出500块钱放到桌上，说我就买你5分钟的时间。家明说骗子我见多了，我就给你5分钟，我倒要看看你能出什么骗招儿。结果等那人说完了，家明拿出2000块钱给他，说温州人向来都是赚别人的钱，你要能到温州赚来温州人的钱，我就给你投资，说你要是骗子，你的学识也不是一般的骗子，这点小钱就当赏识你的学识吧。过了半个多月这人又来了，他拿着那钱真去温州做了笔生意，赚了8000块钱回来，所有过程都有据可查，那不是作假能作出来的细节。家明是说话算数的人，二话没说甩给他5万。”
梁士乔笑了笑说：“我知道北京有句土话，形容不靠谱的人叫二。至少在一般人眼里这俩人都够二的，恐怕当故事说都没人信哪。”
林雪红点点头，说：“可不是嘛，家里人都说家明疯了，居然相信这么个骗子，好在钱也不是很多，这事就过去了，想不到一年后这人还真就提个皮箱找上门来了，箱子一打开整整50万。家明问他挣了多少钱，他说挣了200多万。当时家明正筹备来美国发展，就说你别干了，跟我去纽约吧，那儿有大舞台。这人说他已经不干了，已经攒够了出国的钱，他要去柏林。俩人吃了一顿饭，推心置腹谈了一场，家明这才知道这人要去柏林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临别，家明说什么都不要那50万，家明说我不要你的钱，你要真想谢我，就送我一句比50万还值钱的话吧。这人想了想，说那我就送你四个字吧，见路不走。”
梁士乔听得入神，说：“这故事蛮有意思的。”
梁士乔等了一会儿，见林雪红久没下文，就问：“然后呢？”
林雪红说：“没了，就这些。”
梁士乔不解：“嗯？这就算完了？”
林雪红说：“完了，就这么怪怪的，谁能想到男人还有这种玩法？如果不是侨会的朋友帮忙打听，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叶子农这人在哪儿呢。”
梁士乔说：“这年头还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呵呵。”
林雪红说：“这还不算什么，据说他16岁就研究，算到现在应该22年了。为直接读原版著作，他在‘文革’那会儿就学了英德两种外语，后来在政法大学上了两年就退学，佛学院上了两年也退学，都是为这个。”
梁士乔更不解了，说：“读书不为学位，那他为什么呢？就算是为了研究，那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也得为点什么吧？”
林雪红说：“他父母都是干部，都在‘文革’中死了，他想知道父母至死都忠诚的那个信仰到底是什么，就为这个。当然，这都是据说，从家明嘴里七零八碎听来的。”
梁士乔沉思了一会儿，说：“你愿意相信他有能力，也愿意相信他应该负责。”
林雪红说：“是的，是我愿意相信，而不是相信。毕竟他没钱，有个正式文凭还是初中毕业，而且人家凭什么对我家的事负责？可我还是愿意相信那儿有根稻草，人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也只能靠信念了，再没这点东西撑着，那就活不下去了。”
汽车行驶了半个多小时来到纽约东郊一个公墓，在公墓停车场刚停下车，两个男人迎面过来，一个年轻点的胸前挎着照相机，肩上挎着照相器材包，一看就是记者，旁边的中年人则是一种稳重装束和领导气质，显然是华商会的许主席。下车后林雪红给双方介绍，梁士乔与二人握手。司机打开车后厢取出事先准备好的3束鲜花，给梁士乔、许主席和林雪红每人分了一束，一行人向苏玉平的墓地走去。
这处墓园更像是一座公园，美丽而幽静，高耸的树木像一把巨伞展开浓密的树荫，小路旁边到处是茸茸青草，不时能听到鸟儿的啼鸣，让人仿佛倾听到生命流逝的声音。在西方的基督文化里，人死后将化为灵魂进入基督的天国，那里只有爱和幸福，所以墓地气氛更多是纯净而释然，少了几分鬼神的阴森凄冷。
作为中国人，苏玉平和罗家明母子的墓地还是沿袭了中国人的墓葬传统，两个墓地分立安置，罗家明的墓地在母亲苏玉平的墓地旁边。梁士乔在林雪红和许主席的陪同下向苏玉平的墓碑献花、默哀，摄影记者从不同角度拍下了梁士乔悼念仪式的全部过程。
仪式过后，梁士乔说：“戴小姐和苏教授的关系是演艺圈里都知道的，戴小姐需要这样的报道，你们考虑得很周到。我也冒昧提个请求，报道请突出第一时间，戴小姐是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经纪人是在到达纽约的第一时间去了墓地，谢谢。”
记者答应道：“这个是事实，不会有问题。”
许主席说：“梁先生，知道你来，我约了九哥、布兰迪和库格列夫，你看能不能耽误你一点时间大家见个面？不会很长时间的，你上我的车，见过面我送你回家。”
梁士乔说：“好的。”
回到公墓停车场，梁士乔上了许主席的车，记者上了林雪红的车，两辆车一前一后继续向西朝纽约市中心行驶。驶过曼哈顿大桥两辆车分开了，车上的人相互挥手示意，然后各自去了不同方向。许主席的车在纽约大学附近的一条街道停下，两人进了一家咖啡馆。
这家咖啡馆不是很大，方桌的白色台布上再加一层较小的黑色台布，露出四个白色的桌角，黑色台布上摆着白色瓷器。虽然夜幕还没有落下，咖啡厅里依然被灯光笼罩着，橘黄的灯光里恰到好处地融进了几许淡淡的咖啡色。在这个浪漫而怀旧的空间里，既有情侣在窃窃私语，也有人高谈阔论，宁静与嘈杂就这么鲜明地彼此容纳着。
咖啡厅纵深处的一张桌子，正在喝咖啡的3个男人见许主席和梁士乔走进来，都礼貌地站起身，许主席谦恭地用英语跟大家打招呼，首先向大家介绍梁士乔，然后仍然用英语向梁士乔介绍道：“这位是九哥，老九面王的老板老九。这位是库格列夫，这几天一直在莫斯科帮罗家料理后事，昨天才回来。这位是布兰迪，美国迪拉诺电视台新闻频道编导。”
又是一番握手寒暄，三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俄罗斯人，在纽约曼哈顿区的这家咖啡馆里聚在一起。一张方桌坐不下5个人，服务员过来把两张方桌并成一张大桌子，又给新来的两位客人上了两份咖啡，大家围桌而坐用英语交谈。
许主席说：“柏林债务会议的事都已经通知到各位，但一直没达成共识。今天梁先生也来了，趁这个机会大家再商量商量。”
老九说：“我说话直，许兄别太计较。你想吧，几个大男人跟着一个小女人，硬要一个不相干的人对一堆不相干的债务负责，这像什么呀？还要脸不要了？”
老九40岁的年纪，身材高大，脸色黝黑，面部线条粗犷刚硬，颧骨比较突出，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脸颊和下巴泛着一片胡子青茬，直爽里透着一点西装革履的土气。
布兰迪说：“我正在休假，时间不是问题，但是去柏林理由不充分。简单说，林雪红不能拿一个传奇故事去推定叶子农应该负责和有能力负责，叶子农也不能拿一堆马克思主义去替你还债。以罗家目前的状况，我认为应该采取更务实的态度。”
梁士乔说：“我同意这个观点，务实。罗家没钱，你勒死她也没用，况且是因为朋友才借的钱，借钱就有风险。以债权人的角色去柏林，没道理，也没用，真的有失体面。如果不是十分必要，戴梦岩将尽量避免出现在那种场合。”
库格列夫头一歪，手一摊，做了个俄罗斯式的动作，意思是：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许主席环视了一下大家，说：“其实我跟各位的看法一样，但是罗家求助到侨会，侨会就要尽这个义务。出了这种事，罗家的天也就塌了，林雪红还算清醒，没去管后事，全让家明的妹妹和几个朋友去操办了，她自己关在屋里想了几天，想出来这么个主意。林雪红是想以江湖的方式解决，德、美侨会都出个代表，这就代表侨界江湖了，撑个道场，施加点道义影响。林雪红的意思是不管有理没理的，直接间接的，责任的，交情的，道义的……凡是能烘托造势的都用上，在不扩大诸位损失的基础上，争取先保住饭店，有了饭店不仅罗家有了生路，也有了赚钱还债的机会。”
老九说：“这样的会十有八九就开成了集资会，那还跑柏林干什么？就在纽约开了。”
许主席说：“林雪红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这东西很难表达，她就是因为说不清楚才委托我来说的，其实我也表达不清楚。这么说吧，各位去柏林不是去找叶子农负责的，而是作为罗家明的朋友共同商讨罗家债务危机解决办法的，在林雪红认为叶子农应该负一定责任的基础上，其他债权人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梁士乔忍不住笑了笑，说：“听起来还是集资会，我知道许主席不是这个意思，这意思一层一层的确实很难表达，许兄不必再解释了，大家意会就行了。”梁士乔的后半句话里用了“许兄”的称谓，这种亲切口吻避免了“不必再解释”可能被误解为不礼貌。
许主席说：“罗家明不死，罗家明就是责任主体，跟人家叶子农说不着呢。恰恰是罗家明一死，没有责任主体了，林雪红找叶子农求助倒是有可能了。林雪红这个想法也并非完全没道理，毕竟罗家明帮过叶子农，叶子农能被家明看得起想必也有他不简单的地方。让我怎么说呢，大家给她个心理平衡的机会行不行？雪红给各位预订了头等舱、五星级酒店，各位就当旅游一次，就受点委屈、舍点面子，我代表罗家恳请各位帮忙了！”
老九说：“许兄，可别这么说，我去就是了。”
梁士乔也说：“许主席言重了，我转告戴小姐，争取挤点时间去一趟。”
库格列夫说：“我不反对，我理解罗家的决定。”
布兰迪的表态则是美国式的，说：“这就算投票表决吧，我服从多数。”
许主席起身以传统的中国礼节抱拳道：“那就拜托各位了，谢谢！谢谢！”
咖啡馆见面应该算是一个协调会了，议题单一，议程简短，很快就结束了。正如林雪红所托付的，许主席发挥了侨会以及他个人的影响，说服了债权人参加柏林会议。走出咖啡馆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了，许主席开车送梁士乔回家。
许主席一边开车一边搭讪道：“看这情况，家里还不知道你回来吧？”
梁士乔说：“没告诉她，她一知道就当个事了，这次时间太紧，能回家看看就挺好。”
许主席感叹道：“罗家明也算一方人物了，没想到一脚不慎就……真是世事难料啊！”
梁士乔点点头，然后问：“这么多人去柏林，跟叶子农约定好了吗？”
许主席说：“德国侨联轮值主席钱静辉跟叶子农联系过了，但只是表达个意向，说有时间的话希望跟他见个面。叶子农说只要钱主席方便，他随时都有时间。这就是说叶子农近期都在柏林，他大概会以为是侨联找他有什么事。”
梁士乔说：“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搞突袭嘛。”
许主席说：“林雪红就是这么要求的，她怕叶子农知道了借故推托，这个只有林雪红去解释了。侨会也难呢，面儿上的事该说得说，该办也得办。当事者迷呀，劝也没用。”
梁士乔说：“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一笔钱，抢银行都来不及了。”
许主席说：“这话都跟她说过，没有用。”
许主席按梁士乔所说的地址驾驶到曼哈顿下东城包厘街，在“永恒之光灯饰”店铺门口停下车。这条街是纽约有名的灯饰区，遍布着几十家灯饰店铺，也是餐具批发零售较为集中的地方，以前这里是犹太人居多，后来逐渐被华人商家取代了。“永恒之光灯饰”的招牌上有英、汉两种文字，门头不是很大，装饰风格简约、典雅。
许主席下车在路边与梁士乔握手道别，说：“梁先生一路劳顿，我就不打扰了。”
梁士乔说：“多谢许主席关照，咱们下次再叙。”
看着许主席的车走远了，梁士乔转身进店里。
店里有一位男士在专注地挑选吊灯，一个服务生站在身旁随时准备解答问题。还有一对情侣驻足在一台精致的落地灯跟前，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士正在给他们介绍商品。这位女士正是梁士乔的妻子，漂亮、端庄，她注意到有人进来，以为是顾客，目光闪过了一下，但随即目光就回来了，就凝固了，来人竟然是她日夜思念的丈夫，正冲她微笑。
妻子又惊又喜，惊喜之下突然就没了词汇，说：“你，你……哦，上帝！”
1
巴黎圣西蒙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的入场仪式在洛克西勒剧院门前举行，警察封锁了整条大街，只有组委会的专用车辆可以进入，长长的红地毯两侧是长长排列的各路记者，参加典礼的各国演员、导演以及相关人员在无数镜头和闪光灯的追踪下依次走过红地毯，男人们风度翩翩，女人们妩媚性感。这是电影的节日，这是群星璀璨的时刻。
戴梦岩和《香港之恋》的导演从红地毯上走来，紧随其后的是梁士乔和香港英雄影业公司的代表。戴梦岩穿着一件宝石蓝颜色的露肩拖地长裙，衣裙精致的剪裁和手工更衬托出她曲线玲珑的迷人身材和优雅风度，脖子上佩戴着一串晶光闪烁的钻石项链，面带微笑地一边走一边朝影迷和记者招手致意，还不时要按照司仪的引导停下来让记者拍照……人群中有不少巴黎华裔青年和留学生是戴梦岩的狂热影迷，他们挥舞着写有戴梦岩名字的牌子，有些情绪激动的少女甚至还发出尖叫……
戴梦岩出生于香港九龙，父母信奉天主教。母亲早逝，父亲是香港一家国际海运公司的船员，常年在海上工作。戴梦岩从小在寄宿学校里，父亲再婚后跟继母生活几年，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继母心地善良，家庭关系非常和睦。戴梦岩秉承了父亲的性恪，坚强，特别能吃苦，有很强的生活自主能力。戴梦岩自小就显示出良好的表演天赋，14岁进入香港皇家艺术学校，16岁以出演电影《阳光少女》的出色表演走红香港，17岁进入香港电影戏剧学院进修，从影12年来屡获大奖，多次担任社会公益活动形象大使，从电视到影院，从商业广告到娱乐新闻，她的名字几乎无处不在，她是港台内地家喻户晓的当红影星，在国际影坛也具有一定影响。
巴黎时间9月5日下午4点颁奖典礼开幕，洛克西勒剧院里灯火辉煌，嘉宾满座，每当颁奖嘉宾宣布一个奖项的得主都会引起全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会场气氛十分热烈，随着主持人、颁奖嘉宾和获奖者的轮番出场，终于轮到了最佳女主角奖项揭晓，大银幕上依次出现了获女主角提名的5位演员在各自影片中的表演片段。
戴梦岩从影12年，大小场面和形形色色的名利几乎她都经历了，但此刻却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紧张，毕竟圣西蒙金像奖更具国际性和权威性，那是每一个电影演员都梦寐以求的艺术成就，不仅仅关乎金钱、身价，更是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当她看到颁奖嘉宾拆开信封将要宣布结果时，她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呼吸都停滞了。
颁奖嘉宾热情洋溢地宣布了结果，虽然戴梦岩只会讲英语，听不懂法语，但是不管法语还是英语，戴梦岩这个名字的读音是一样的，而她清晰地听到了“戴梦岩”这三个发音，等翻译又用英语复述一遍的时候，她听清楚了，颁奖嘉宾的原话是：我荣幸地在这里宣布，获得本届圣西蒙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的是，戴梦岩！会场又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梁士乔和导演都兴奋地站了起来与戴梦岩拥抱祝贺，一边鼓掌一边给她让开一条路。戴梦岩激动地走上颁奖台，从颁奖嘉宾手中接过金像，情不自禁地在奖杯上轻轻一吻。
戴梦岩手握金像，凑近麦克风用英语激动地说：“非常荣幸……太激动了……我要感谢香港英雄影业公司和导演给我的机会，感谢经纪人梁士乔先生给我的帮助，感谢剧组的每一个人给我的支持，感谢评委给了我站在这里的荣耀，感谢所有我要感谢的人们……”
此时，舞台大银幕上再次出现了戴梦岩在《香港之恋》中的表演片段。
2
巴黎老城的梅里斯坦街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街道不宽，沿街道两边是一幢幢只有四五层楼的老式公寓，这里没有别墅豪宅的显贵，没有平民楼房的简朴，没有新城的高楼大厦和商业区的喧闹繁华，无论岁月怎么变迁，这里一直都是中产阶层的聚集地，静静的街道似乎是被时尚巴黎遗忘的角落，却悄然流淌着独属巴黎的古典风情。
梅里斯坦街17号公寓3楼5号，这是戴梦岩在巴黎的房产其中的一套。
颁奖典礼之后戴梦岩参加了一个由组委会举办的部分获奖者记者招待会，然后就直接回公寓了，没有参加组委会举办的例行晚宴，而是去主持她自己的家庭晚宴。这个家庭晚宴是阴错阳差赶出来的，原本是几个在法国经商或逗留的朋友想趁她来参加颁奖典礼的机会在巴黎宴请她，这些朋友里有知名企业家，也有著名的歌星、演员，都是不好谢绝的朋友，但也不能逐一参加每一位的宴请，于是反客为主预约宴请大家，这样就都照顾到了。由于颁奖典礼期间涌来不少内地和港台娱乐媒体，其中不乏专门炮制八卦绯闻的记者，戴梦岩为躲避记者而没有选择饭店，特意把这次宴请安排在自己的公寓。
这是一套4室2厅的房子，房内装修一新，只是戴梦岩不常在这里住，家具很少，客厅甚至连沙发、电视这样的居家物品都没有，此时就完全当餐厅用了。空荡荡的客厅摆着一张崭新的、长长的西式餐桌，餐桌两侧各有6把椅子，两端各有一把椅子，一共摆放了14把高靠背椅子，洁白的台布上依次摆放着14套精致餐具，每个餐位的玻璃杯都插着花朵形状的餐巾。男人们谈笑风生，女人们尽情八卦，家宴承办方的饭店女招待优雅地穿梭于餐桌和厨房之间……这情景一下子使人联想起电影里豪门家族的宴请场面。
这次家宴是由巴黎著名的卡尼奇饭店承办，卡尼奇饭店100多年来一直沿袭着家族经营模式，以坚守传统闻名，是最能代表法国大餐文化内涵的巴黎饭店之一。梁士乔在4天前就与卡尼奇饭店接洽了，除了桌椅，其他所有原料和餐具全部由饭店自带，店方派出了一名高级厨师、一名厨师助理和两名女招待。当然，价格不菲。约请的7位客人都到了，其中两位女士，加上3位带夫人或女朋友的，共12位，再算上戴梦岩和梁士乔，正好坐满。
客厅的顶灯洒落着柔和的灯光，窗帘在晚风中飘动，这是一个温馨的巴黎之夜，这是一个贵宾满堂的巴黎之夜，而对于戴梦岩，这是一个获得了圣西蒙金像奖的辉煌之夜。
开胃酒斟上，开胃小菜上来，法国大餐的第一道程序这就开始了，戴梦岩作为主人起身说了一段开场白，她说：“梁哥在里屋谈房租合同，不让咱们等了，那就开始吧。这房子是去年买的，今天是第一次在这里招待朋友，来的全是商界和演艺圈的著名人物，今天又是我得奖的日子，我感到特别荣幸，也特别有纪念意义，非常感谢大家捧场，也感谢梁哥把巴黎这边的事筹划得这么周到。唯一遗憾的是今晚还要赶班机去柏林，聚会时间受点限制，好在还有3个小时的吃饭时间，还不算太糟糕，也请大家多谅解。另外赵总和刘哥要开车送我们去机场，喝酒就不要为难他们了。来，大家为今天的聚会，干杯！”
客人纷纷举杯，有的说：为梦岩获得金像奖干杯！
有的说：为梦岩大喜的日子干杯！
法国大餐一般分为开胃酒、前菜、主菜、甜点、咖啡5个程序。前菜过后，梁士乔在里屋谈房租还没出来，眼看鹅肝、蜗牛这些主菜都陆续上桌，大家开始有些议论了，纷纷问戴梦岩：梁士乔怎么还不见出来？
一位台湾当红女歌星站起身说：“梦岩，要不要我去催催梁哥？”
戴梦岩点点头，继续应酬客人。
不多时，那位女歌星回来了，对戴梦岩说：“梁哥让你去一下，那边要减11万房租。”
戴梦岩放下酒杯，说：“好了，我也忍到头了。大家慢用，我去去就来。”
戴梦岩起身去了书房，书房的写字桌侧面靠墙，正面坐着梁士乔，对面的两把椅子坐着承租方，承租方是一对加拿大中年夫妇。写字桌上放着两份打印好的房屋租赁合同，用餐盘代替的临时烟缸里有六七个烟头，显然是谈的时间不短了。加拿大夫妇不急不躁，一副平和镇定的神态，而梁士乔的表情却呈现出几分不悦。
戴梦岩进屋问：“梁哥，怎么回事？”
戴梦岩是用华语问的，而加拿大夫妇讲英语，大概从戴梦岩的神态和语气明白些意思，于是还没等梁士乔回答，男的就解释：“是这样的，总体讲今年的世界经济不景气，法国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到1.3％左右，经济学家认为法国已经进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必然会影响到巴黎的旅游业和零售业，根据行业协会统计的数字，就连香榭丽舍大街的营业额都在下降，巴黎新城的商业街就更受影响。所以，我们提出适当降低房租的要求。我们从电视里看到您得了最佳女主角金像奖，您的家庭宴会还请来了那么多尊贵客人，我们实在不想在这种时候打扰您，真的非常抱歉。但是如果您以后因为签约再专程来巴黎，以您的身份将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而最重要的，您的时间就是滚滚财富。”
戴梦岩说：“我不懂什么世界经济，我只知道我的房租在新城商业街是中等偏下的，你们觉得合适就续约，否则等剩下的8个月期满以后，你们可以去找更合适的房子。”
梁士乔说：“该说的都说了，可他们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
戴梦岩对中年夫妇说：“那就没什么好谈了，你们可以回去了，以后也不用再来了。我的房子我做主，我不出租了。”
男人一愣，惊讶地问：“为什么？”
戴梦岩愠怒地说了一句在北京学来的字正腔圆的京骂：“你他妈惹着我了！”
男人听不懂，问梁士乔：“她说什么？”
梁士乔说：“她说她很不愉快，房子不出租了。”
男人说：“您就是租给别人，根据法律我们也有优先权。”
戴梦岩说：“拿上你的优先权回去吧！梁哥，送客！”说完转身走了。
男人抱怨地瞥了一眼女人，似乎这个结果都是妻子的责任，然后他又以求助的眼神看了看梁士乔。梁士乔摇摇头表示无奈，很有礼貌地将加拿大夫妇送出房门。
等梁士乔入座，一位著名的香港电影演员说：“梁哥，别生气了，咱们喝酒。”
梁士乔喝了一口葡萄酒，笑笑说：“这两口子有点过分了，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梦岩要参加颁奖典礼，就主动打电话，说趁梦岩来巴黎把续租合同签了，其实合同还有8个月不该续签呢。本来谈好了只是续签，不涉及租金问题，时间也是定在昨天，可他们非找借口拖到今天，明知梦岩有宴请还偏偏选在这个时候，太用心了。”
旅居巴黎的富商赵总插话道：“他要看你有没有得奖，得了奖就好心情不计较啦，宴席上在乎体面也不计较啦。其实这也是打劫，拿不上台面啦。”
在座的一位北京房地产商笑道：“你以为加拿大都是白求恩哪？”
梁士乔说：“也赶上了梦岩这脾气。”
房租合同的不愉快很快就被欢声笑语驱散了，大家推杯换盏，无所不谈，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戴梦岩和其他几个人拿出照相机，大家不管是合影的还是单独的都一通拍照，酒席接近尾声时，戴梦岩还专门与厨师和服务员合影留念。家宴圆满结束，卡尼奇饭店的员工以专业水准将餐具和剩菜收拾干净，戴梦岩下楼与朋友依依惜别……
送走了客人，戴梦岩和梁士乔马上乘车赶往戴高乐机场。
柏林黑格斯坦街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街道北端106号院是一幢独立别墅，这里原是一位知名侨领的私宅，生前将这幢别墅捐赠为德国华侨联合商会永久会馆，大门牌子上用中德两种文字写着会馆名称，院子里的空地已经由原来的花园改成了会馆停车的场地。
柏林时间9月6日上午10点，会馆二楼会议室，分别来自纽约和巴黎的债务会议的与会成员都到齐了，他们是：林雪红、戴梦岩、梁士乔、老九、布兰迪、库格列夫、纽约华商会主席许亚夫、德国华侨联合商会轮值主席钱静辉。准确地说戴梦岩和梁士乔是到达柏林的当天就参加债务会议，他们从巴黎机场起飞时已经接近午夜，林雪红和钱静辉到机场迎接，从柏林机场回到酒店天已经开始蒙蒙亮了，此时戴梦岩和梁士乔的神态显得有些疲惫。
唯一没有提前到场的是全然不知内情却又恰恰是债务会议核心人物的叶子农，叶子农的座位被刻意安排在与林雪红面对面的位置，相隔不到两米。林雪红的桌位上放着罗家明的遗书和一个纸卷，纸卷就是那幅去掉木框的“见路不走”书法横幅。
片刻，楼下一名华商会的工作人员带着一个人进来，此人就是叶子农，中等个子，相貌和身材都很一般，年龄不到40岁，穿一件雪白的衬衫和一套质地不错的蓝色西服，脚下是一双擦得黑亮的皮鞋，给人一种特别正式、特别注重仪表的感觉。
工作人员对钱静辉说：“钱主席，叶先生来了。”
钱主席起身迎接叶子农，他不知为什么怔了一下，上前握手说：“叶先生你好，你可能没见过我，可我见过你呀，请坐请坐。”
叶子农环视了一下会议室，说：“你们开会，我改天再来吧。”
钱主席说：“他们是从纽约和巴黎来的，是专程来找你的，我们华商会只是受托安排这次会面。因为委托人特别要求，所以我没告诉你这个情况，请原谅。”
叶子农看着一屋子陌生人，不解地问：“找我？”
钱主席说：“是的，你请坐，一会儿就明白了。”
叶子农只得坐下，与林雪红面对面。钱主席做了一个手势，让工作人员离开了。
林雪红打量了一下叶子农，说：“叶先生，我是罗家明的妻子，虽然没见过面，但是我知道您，相信您也知道罗家明有我这个妻子。”
叶子农一听是罗家明的妻子，十分意外，立刻起身握手，热情而礼貌地说：“原来是嫂夫人，你好你好！家明兄来了吗？”
握过手林雪红重新坐下，说：“家明死了，在莫斯科开枪自杀了，他破产了。”林雪红说着，把那张罗家明的遗书推到叶子农面前。
叶子农愣住了，拿起遗书看了看，再看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似乎明白点了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嫂子找我，必是有事了。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会尽力的。”
林雪红把罗家明从北京到纽约再到莫斯科的情况大致讲了一遍，把罗家倾尽家产的投资和即将到期的巨额债务以及一家孤儿寡母的生存绝境讲了一遍，把在座的债权人和两位侨领分别作了介绍，最后将那卷书法横幅递给叶子农。
叶子农把横幅展开，看到了“见路不走”四个字。
林雪红说：“叶先生还记得这四个字吧，家明非常敬重您，自从您送他这句话以后他就脑子不正常了，整天想着怎么跟别人不一样，本来生意好好的，非要跑到莫斯科投资，还把这幅‘见路不走’带去了，结果出了这么大错，命都丢了，您该不该为此负点责任？家明在您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帮助了您，而且没收您一分钱红利，萍水相逢做到这点不易吧？家明一直把您当朋友，出了这种事我们孤儿寡母来找您帮点忙不过分吧？”
叶子农静静地听着，两手下意识地交替将两只袖子推上去很高，露出很长一截雪白的衬衣袖子，但他很快发现这种场合做这个动作有些匪气，又把袖子放了下来。接着他的手又下意识地伸进西服口袋去摸，摸出一盒香烟和一只打火机，刚拿出来就发现这个场合也是不适合抽烟的，于是也放了回去。他注意到有人向他投来目光，那目光里分明写着：没教养。
林雪红话落，大家谁也没做声，但是都在猜测叶子农可能的反应，是据理推辞？是指责林雪红的要求过分？还是象征性给几个小钱打发了？
叶子农沉思着……
林雪红等待着，就像等待一个判决，见叶子农久不做声，就艰难而尴尬地说：“我知道这样做很牵强，对您也不公平，但我真的没办法了，就算是根稻草我也得拼命去抓。”
叶子农沉思了许久，还是下意识往上推了一下袖子，说：“我想，大家来柏林不会是盲目的，应该了解过我的情况，那么我的经济状况就不多说了，这不是我掏下口袋就能解决的问题。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弄到这么大一笔钱，我得考虑有没有可能。我想……最快也要明天给你们答复，明天下午3点吧，我来这里。”
戴梦岩一听，这个时间影响到她的返回日程了。她本来就对债务会议不抱希望，对叶子农市井装斯文的做派又多了几分反感，于是不冷不热地说：“叶先生，你知道今天在座的都是什么人吗？我的时间是以小时计算的。”
叶子农看了她一眼，说：“哦，是这样。那你就扛住地球让它走慢点，以天计算吧，不然你来柏林就是一个错误。”
谁也没想到叶子农在这种场合敢这样说话，都愣住了，气氛也突然紧张起来。
戴梦岩是生活在仰慕和追捧中的著名影星，哪里受过这种待遇，正要发火，却被梁士乔一把摁住了胳膊，梁士乔冷静地轻声说：“等！剧组那边我去交涉，就等他一天。”
纽约华商会主席许亚夫见状站了起来，温和地微微一笑，说：“叶先生，请允许我作一下说明。在座的债权人没有一个是自己要来的，都是林雪红和侨会反复做工作才来的，他们认为你们之间没有责任关系。他们来，是作为罗家明的朋友来共同商讨解决办法的，并且愿意为叶先生可能提出的解决方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叶子农说：“哦，明白了，非常感谢！”说完起身就走了。
钱静辉主席也随之起身送客。
由于叶子农的对话讲的都是华语，在叶子农是否接受责任尚未明确之前也不会有实质性内容，没有必要用英语交流，所以会上的谈话布兰迪和库格列夫一句也没听懂，只能通过语气和表情判断。此时布兰迪问道：“许先生，刚才你们谈的什么结果？”
许主席稍微提高了点声调，以便旁边的库格列夫也能听到，回答：“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么大一笔资金，叶先生说他要考虑有没有可能，明天下午3点给答复。”
布兰迪点点头示意听明白了。
戴梦岩怒气未消，愤愤说了一句：“这人怎么这样？没教养！”
钱主席把叶子农送到门口就回来了，正听到戴梦岩愤愤的一句，笑笑说：“这人的西装像是放羊倌从哪儿偷来的，我见过他，穿着不是这样的，懒散得很。”
老九一直没说话，这时自言自语地说：“看不懂，是骡子是马要拉出来才知道。”
第二天下午3点债务会议继续进行，每人还是原来的座位，叶子农还是那身西装。
叶子农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弄到这么大一笔钱，我能想到的就是趁中匈互免签证协议还没失效，在布达佩斯厂筹建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工厂，有条件地招募一批指定名单的出国劳工，组织一次有规模的劳务输出。这个周期短，相关条件比较充分，只要在座的各位能协调一致，如期还债不是没有可能。”
中国与匈牙利在1988年12月签订了互免签证协议，缔约方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办签证进入缔约另一方境内。由于中国与匈牙利有两国互免签证协议，在西欧诸国大门纷纷关闭的情况下，进入西欧的华人多数都采用绕道东欧的方法。
叶子农没有谈责任问题，而是直接谈解决方案，这就意味着他已经开始承担责任。林雪红那颗绝望的心在这一刻燃起了希望的火光，她长长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双手捂住脸低下头，眼泪悄然滑落……这时候什么方案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叶子农提出了方案，不在于他有没有钱，而在于他肯不肯负责和有没有能力……她赌赢了。
许主席心里也非常欣慰，原来根本没抱希望的事竟然有了意外的结果，竟然一开场就直奔实质问题，于是站起来用英语说：“叶先生，诸位，会议已经开始讨论实质问题，布兰迪和库格列夫都是重要当事人，他们不懂华语，请大家从现在起用英语发言。刚才叶先生讲的内容非常重要，请叶先生用英语再讲一遍，麻烦叶先生了，谢谢！”
于是叶子农用英语又讲了一遍。
钱静辉主席疑虑地说：“现在做出国的也不少，卖个邀请函担保书什么的，有点路子的也能办出来几个，都是零打碎敲不解决问题。我明白你的意思，指定名单的劳务输出其实就是变相移民。现在的行情是办一个人一万美金，要达到解决问题的数目，即使不算成本也要办上一百个，这么大的规模现实吗？这还不包括法律风险和运作成本风险。”
许亚夫主席担忧地说：“这个嘛……很敏感，稍有不当就涉嫌偷渡。”
戴梦岩不屑地说：“叶先生，那我们这些人不就都成蛇头了吗？”
叶子农说：“组织非法偷渡的叫蛇头，你揣着主权国家的合法护照，合法进入互免签证协议国，那叫法定公民权利。”
梁士乔说：“我想，叶先生无论提什么方案，都不可能让在座的人涉及违法，叶先生不可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大家还是让他把话讲完。”
叶子农说：“世界移民潮不断加剧，欧美移民政策越来越严，自1989年中匈互免签证协议生效之后，很多华人都采取绕道东欧，而西欧各国华侨也都有自己的一套身份由黑变白的办法，匈牙利的特殊地缘和政治背景已经成了华人过渡西欧的跳板。但是，由于东欧剧变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中匈互免签证协议随时都有可能废止，匈牙利这块跳板的弹性不会持续多久，很多华侨看到了这一点，都想尽早把亲眷接出来，而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极‘左’思维的历史惯性还在，申办护照仍然是出国的第一道门槛。”
许主席和钱主席都分别点点头，认同叶子农对华人移民形势的分析。
叶子农继续说：“侨会对侨民的情况比较了解，侨领在侨民中具有较高威信，各国侨会和侨领之间又有丝丝缕缕的联系，在没有法律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先决条件下，由侨领征集出国名单是供需联络最通畅的方式。指定名单的劳务输出具有规模效应，摆脱个人出国的事务纠缠，把天南海北的户口迁移到一个地方集中办理护照，统一出境，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过路劳务。中国的就业压力和耕地分配将是长期的社会问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谨慎探索劳务输出的方法、模式，既符合改革开放的要求，也符合地方利益和官员政绩。这批劳务输出一旦纳入地方政府这架机器，就是政府利益驱动的运转效率，如期还债才有可能。”
叶子农精力高度集中只顾着讲话了，不知不觉就忘记了风度和仪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领带扯开了，而且扯开了很多，领结非常明显地挂在脖子的右下侧，衬衣领子的两个扣子也解开了，两只袖子又推上去很高，两只胳膊都赤裸出半个手臂。话音落下又不自觉地摸出香烟和打火机，又是刚做出动作就察觉了，又放了回去。
老九看在眼里，说：“都这时候了，想抽烟的就抽吧，别那么多讲究了。”
钱主席说：“只要女士没意见，我不反对。”
林雪红没有表态，而是以征询的目光看着戴梦岩。
戴梦岩说：“那就抽吧。”
于是钱主席说：“开禁，我去拿烟缸。”说着，从西墙的柜子里拿了几个烟缸。
叶子农尴尬了一下，拿出香烟和打火机，取出一支烟。点烟的时候，打火机像变魔术一样不知怎么盖子就打开了，就打着火了，又像变魔术一样不知怎么盖子就合上了，这不是刻意的打火机技巧表演，而是一种娴熟的习惯动作，但是这种摆弄打火机的娴熟动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牛仔、黑帮、嬉皮士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形象。
这时候叶子农是否绅士似乎被忽略了，大家更关心的还是解决问题。
老九说：“其实政府没必要对护照过于控制，准不准入境那是签证国该操心的事。”
叶子农说：“中国公民申办护照早晚会像办身份证一样简单，但是现在还没简单，所以才有了这种机会，否则就不存在这个议题了。”
钱主席分完烟缸回到座位，说：“现在出国热直线升温，如果没有法律风险，征集出国名单不是问题，但这事你就是说破大天来，它也是以虚假劳务骗取出境证件。”
叶子农说：“前面我们讲了这个构想的背景和原理，现在说说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是一个最基本、最底线的问题，也直接关联经济风险，从安全上又分为规避风险和风险不起两个等级。从规避风险上说，中国现在执行的是1980年的刑法，只有偷越国境罪。刑法将来可能会增加骗取出境证件罪，但是现在还没增加，还没有这个罪种，最高人民法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
许主席说：“话虽这么说，可心里还是不踏实。政府对华侨社团挺看得起的，国家领导人重要出访经常会安排接见侨领，也算有头有脸吧，一旦捅了娄子，不长脸哪。”
叶子农说：“许主席可别这么说，好像我们小人物都不配遵守法律似的。规避法律风险就是正视法律的存在，就是遵守法律。但是，我们说这个不究竟，究竟的遵守是不缘起法律问题的遵守。户籍和护照是要地方政府办的，你揣上钱走了，人家还得混呢，人家要是混不下去，你一本护照也拿不走。‘假’的实相必是假象，天下只有看不清实相的人，没有色空各异的事，‘需要解释’本身就需要解释。只有劳务输出是事实，不管你是当面对质还是背后出卖，法律都保护你。”
梁士乔疑惑地问：“那……你这个钱从哪儿生出来呢？”
叶子农说：“你不移民，移民问题就不存在了吗？公司在布达佩斯租厂房，在地方政府的辖区订购设备、聘请专家……那是投资干事的，劳工到了布达佩斯跑了怎么办？你要不要防止劳工移民？劳工在匈牙利出现违法、遣返，公司要不要擦屁股？因此，我们招募的出国打工是要有担保人的，是要签订担保协议的，担保人是要交纳一万美元劳务合同风险担保金的，一旦劳工违约，担保人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老九笑了笑，说：“因为违约成本太低，结果劳工就真跑了。”
钱主席也听明白了，说：“那后边的事就不用说了，自然是工厂开不下去了，订购设备暂缓，租赁厂房暂缓，损失点订金。这事搞的，这就成劳工违约了。”
叶子农说：“劳工违约属于民事纠纷，美国的公司在匈牙利注册公司，在匈牙利发生劳资纠纷，不受中国司法管辖。即使在匈牙利诉讼，法律也是给无过错方主持公道。”
许主席仍然有顾虑，担心地说：“侨眷大多是分布在浙江、福建的农民，户籍迁移涉及两地政府，迁出还好说，省了一个人头的耕地，迁入就不好说了，特别是这么集中的迁移和这么集中的办护照，你怎么能肯定地方政府就一定会按你的意思办？”
叶子农说：“不是按我的意思办，是地方政府按取舍利弊的规律办。简单说，官商早晚要退出市场经济，但是现在还没退。什么叫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探索符合中国社会条件的市场经济，就是允许你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摸索。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历史的规律告诉人们，矫枉必过正，理论上说，这其中的一个‘过’字就是花不完的钱。”
会场突然沉默了，没人提问，没人评论。
如果叶子农的方案成立，那么征集出国名单就一定是两位侨领的工作。两位主席相互看了一下，钱主席说：“我个人不反对关于法律风险的解释。老许，你说说吧。”
许主席说：“谁来操作？运作资金从哪儿来？经济风险谁承担？如果办不成怎么跟大家交代？除了退款，要不要承担违约责任？人家开证明、转户口、到指定地点集结……这些都是要产生费用的。侨领要是糊弄了人家，这影响大了，以后怎么在道上混哪。”
叶子农说：“我有一套住房和一间店面房，都很小，当时是32万美元打包买的，抵押贷款能筹点钱。我账上还有点钱，凑到一起能筹集20多万美元，不管谁来操作，我能拿出来的就这么多。我认为劳务输出的人数不能低于120名，如果办不成，除了退款每人补偿1000美元，两位主席可以把12万美元补偿金先行冻结。”
许主席重重地点了点头，说：“我已经很感动了，真出现那种最糟的情况，我们去做解释工作。如果失败，你先破产了。就凭这一条，我信你。”
林雪红的感激之情不言而喻，她站了起来，想对叶子农鞠个躬，说句感谢的话，就在她刚要做出鞠躬言谢的姿势时，叶子农立刻以手势制止了。
叶子农说：“别鞠躬，别说谢，我不受这个。大家知道，房屋抵押贷款手续烦琐，周期很长，匈牙利政局的演化趋势和罗家的债务期限是否允许贷款程序按部就班？在座的各位是否需要考虑房产抵押即刻变现？我提这个问题或许不合理，但这是我个人能力的极限，合理是一回事，我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这个问题你们商量，我回避，就先告辞了。”
叶子农收起桌上的烟和打火机，起身要走。
这时，两次会议一言不发的布兰迪说了一句：“叶先生，请您留步。”
叶子农站下。
布兰迪说：“我也是罗先生的朋友，我很想知道‘见路不走’是什么意思。罗夫人认为罗先生是因为‘见路不走’才导致莫斯科投资失败，我很想知道您的评价。”
叶子农说：“那不叫见路不走，那叫事于道，又走了一条见路不走的路。见路不走就是实事求是，不住一法，你理解成不拘经验教条就行了。”
叶子农说完整理了一下领带，与钱主席握了握手离开会场。
许主席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大家，问道：“大家认为需要商量吗？”
会场再次沉默了，大家都不表态，又似乎都在等着别人表态，就这样沉默着。
终于还是戴梦岩打破了沉默，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这不明摆着的事嘛，我是最大债权人，我不在乎谁还在乎？变现的钱我可以出，但有个条件，你们先去查查这个人，你们谁对这人知根知底？运作资金不是一下子就用那么多的，启动资金不需要很多钱，他账上不是有点钱吗？他要真有诚意就先用着，启动资金不够我可以给点，但后续运作资金要等调查结果出来再说，知根知底了大家都踏实，起码别闹出个笑话。”
库格列夫冒出了一句：“有房产抵押你怕什么？”
戴梦岩说：“我怕他到时候赎不起。”
库格列夫说：“其实这就是典当，赎不起你就卖他房子。”
戴梦岩说：“有那么简单吗？既然那么简单你们怎么不揽过去？变现抵押物要不要来柏林办手续？要不要机票、食宿、时间、精力？中途如果再有变故算谁的？谁愿意这摊子还没完呢又惹上个新麻烦？搞不好再落个你给人家逼得无家可归了，你干吗？既然非逼我说出来，那好，这些还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算了，我不想说了。”
钱主席笑着说了一句：“卖那种房子你嫌丢身份。”
戴梦岩没有吭声，或者说是没有辩解。
许主席说：“我同意调查，是该摸摸底。其实我们知道的情况都是听说，就连罗家明也并不是真正了解这个人。但是怎么操作呢？如果没有特殊渠道，调查一个人是很难的。”
老九插话说：“我倒有个路子，是谁就不便说了，只是……要花点钱。”
戴梦岩问：“多少？”
老九思忖了一下，说：“怎么也得5000美金吧。”
林雪红说：“这钱我出，还有启动资金我也想想办法，能凑多少是多少。”
布兰迪抬手做了一个报名的姿势，说：“调查费我出了，你的钱用在项目上吧。大家都在尽力，我也应该做点什么。”
钱主席与许主席耳语了几句交换过意见，然后站起来说：“戴小姐急着赶回北京，趁现在人都在，应该马上找叶先生签订房产抵押协议，抵押数额你们协商，协议可以规定戴小姐有权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完全履行协议，我和许主席愿意做证明人。”
戴梦岩说：“你们去谈吧，协议拿回来我签字。”
梁士乔说：“我去。”
钱主席说：“这样的话，这个会议就非常圆满。如果大家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看就可以散会了，先送大家回酒店，然后我们去见叶先生。”
于是，柏林债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会馆楼下停着几辆车，其中3辆是侨会专门为这次会议临时准备的，都是会馆工作人员的私家车。散会后大家下楼，分散在会馆大门口的路边等车辆出来。戴梦岩和梁士乔站在路边的一棵树下，与其他人有五六米的距离。
戴梦岩问梁士乔：“你觉得叶子农的方案有点道理吗？”
梁士乔点下头，笑笑说：“小子够赖的。可不管怎么说，是人家站出来收拾局面了。”
戴梦岩也点下头，往大街的远方眺望了片刻，说了两个字：“有种。”
柏林梅尔卡酒店是参加债务会议一行人入住的酒店，酒店大堂的休息区与接待处的服务台南北相对，休息区设有一处咖啡吧，零星坐着几位客人。
布兰迪坐在一处可以观察到大门的位置，漫不经心地看着一份英文报纸，面前的那杯咖啡只是一个摆设，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酒店大门进进出出的人。他在等人，等钱主席他们四人签订抵押协议回来，也是在等一个结果。债务会议结束了，明天他们都要离开德国，不知为什么，有一种莫名的东西牵动着他，如果叶子农接受了抵押变现的条件，他想在离开德国前去叶子农的住所见见这个人。他根据时间判断，抵押协议可能已经签了，因为商议条款和起草文件都需要时间，而拒签就简单了。
酒店大门终于出现了钱主席他们四人的身影，布兰迪从他们的表情里不难看出，事情很顺利。这也是他所倾向的结果，他放下报纸起身迎过去。
许主席也发现了布兰迪，于是问：“你怎么在这儿？”
布兰迪说：“我在等你们。”
许主席说：“签下了，放心吧。”
布兰迪说：“我想拜访一下叶先生，我在等你们问一下地址。”
四个人都诧异了一下，钱主席说：“哦，那我送你吧。”
布兰迪说：“不，谢谢。我自己去。”
林雪红说：“一会儿就要吃饭了。”
布兰迪说：“你们吃吧，不要等我了。”
许主席对钱主席说：“你给他写个德文地址吧，出租车司机好认得。”
林雪红马上从包里拿出记事本和笔递给钱主席，钱主席写了一个地址，林雪红把地址这页撕下来交给布兰迪。
许主席笑笑说：“还想那个‘见路不走’呢？”
布兰迪不置可否，也是笑了笑，拿着地址出酒店叫了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行驶了十几分钟，在诺伊瑟尔街一幢住宅楼的单元门口停下，布兰迪付过车费下来四处打量一番，这是一条不宽的小街，楼房拥挤而破旧，沿街有些零星小店铺，巷口出入的居民肤色各异，服装风格也不同，像是平民阶层的外来移民聚集地。
摁动5楼10号房的门铃，不多时里面就传出叶子农的德语问话：“谁呀？”
布兰迪也不管这句德语听懂没听懂，接上话就说英语：“叶先生，我是布兰迪，下午开会我们还在一起，我可以上去坐坐吗？”
话音刚落，电控门“咔”的一声就开了。
布兰迪上到5楼，10号房的门已经开了，叶子农探出身子说：“请进。”
布兰迪进门，见叶子农穿着拖鞋，就礼貌地问：“需要换鞋吗？”
叶子农关上门说：“不用，我穿拖鞋不是为了干净。”
布兰迪立刻就感到了叶子农的话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家确实不干净。岂止不干净，只能用杂乱来形容了，衣服堆得乱，书籍堆得乱，录像带堆得乱……这里简直就是录像带和书的世界，塞满了各个角落，都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宗教、哲学、西方政治经济学之类的。3台录像机摆在电视旁边，几乎和电视一样高了，上面落满了灰尘，只有遥控器常用的几个按键还显得有点干净。写字台和电脑桌也同样是灰蒙蒙的，同样也只有键盘和经常写字的地方独成一道风景。这房子虽是两室一厅，但每个房间都很小，只有卧室那间还略显大一点，也只有那张床和床头旁边的衣柜还能透出点居家过日子的气息。
一张低矮的小饭桌也当茶几用了，叶子农拿过一摞套在一起的塑料凳子掰下来一个递给布兰迪，说：“新的，刚才许主席他们四个来没地儿坐，我到楼下买的。”
布兰迪打量着叶子农，下午开会时的那身西装现在换成了一件类似军服的上衣，到处都是口袋，袖子高高挽起，雪白的衬衣也不见了，里面穿一件黑色背心。布兰迪看到，换下了西装的叶子农变得自如了，这才是他真正的自己。
布兰迪坐下，惊奇地说：“你……就在这种地方生活？”
叶子农坐的是一只破旧的木凳子，说：“是的。找我有事吗？”
布兰迪说：“我对你很好奇，想来看看。”
叶子农说：“哦，那就看吧。”
布兰迪说：“你英语很好。”
叶子农说：“嗯，还行吧。”
场面有些冷落，布兰迪说：“我好像不太受欢迎。”
叶子农说：“没有，我跟人交往太少，没事不知道怎么说话。”
布兰迪笑笑，说：“其实我也是，不善交际。”
正说着，门铃又响了，叶子农走过去拿起话筒用德语问：“谁呀？”
来人讲的是中文，说：“我是老九，这不明天要走了嘛，想来找你坐坐。”
叶子农挂上话筒，摁下门锁键。
随着楼道里一阵厚重的脚步声，老九上来，叶子农打开门说：“请进。”
老九看见布兰迪并不惊讶，显然知道他在此，只是用英语招呼道：“你好！”
布兰迪也起身礼貌地说：“你好！”
老九打量一番屋子，跟布兰迪一样惊奇，只是含蓄地说：“这儿……不大宽敞啊。”
叶子农说：“嗯，不大宽敞。”
老九对布兰迪说：“我没打扰你们吧？我知道你在这儿，可还是硬着头皮来了。这不明天要走了嘛，真没时间了。”
叶子农也给老九掰下一个塑料凳子，说：“都别站着，坐下说。”
老九的身材比布兰迪还高大，单薄的塑料腿在重压下与地面发出“吱吱”的响声，矮小的凳子也使他的身体不得不呈蜷缩状，坐下说：“叶先生这事办得仗义，我挺佩服的，我要不表示表示，这心它落不下。其实也没啥，就是想请你吃顿饭。”
叶子农说：“别，这个我可不受。吃饭可以，到了我这儿我做东，不然就算了。”
老九说：“不给面子？”
叶子农说：“扯哪儿去了？吃了你的饭就默认了仗义，可这事跟仗不仗义的没关系，凭空扣个帽子你受吗？”
老九一时语塞了，一个合适的词都找不出来。
布兰迪看在眼里，随和地说：“一起吃个饭很好，不必为什么，就是一起聊聊。”
老九说：“那……就只好让叶先生破费了。”
说到吃，叶子农来了兴致，说：“柏林城别的我不敢说，就对吃有了解，哪条街有什么好吃的我张嘴就说出来，不知道你们想吃什么？”
老九说：“德国除了香肠火腿没什么特别好吃的，要说吃还得是中国料理。”
布兰迪说：“我吃什么都可以。”
叶子农想着说：“中餐馆……望河楼有几个菜不错。”
老九说：“行啊，那就望河楼。时间也不早了，那咱们就望河楼聊吧。”
叶子农说：“你们稍等，我换件衣服。”
老九说：“不用，我不介意这个。其实你不适合穿西装，这样就挺好。”
于是，三人下楼。
叶子农走到路边一辆白色大众轿车跟前拿钥匙开车门，而布兰迪和老九都下意识地打量这辆车。这是一辆最普通的轿车，从陈旧的外观上看已经有些年头了，但却非常干净。
布兰迪笑着说：“叶先生，你的车比你的家干净啊。”
叶子农说：“多说，出了门就是公共规则。”
老九身材高大坐在后面，布兰迪坐在前面，叶子农开车朝望河楼饭店驶去。
望河楼饭店顾名思义是坐在饭店可以望到河，因施普雷河而得名。施普雷河是哈韦尔河的分支，两岸建筑林立，夕阳的余晖洒在河面上闪着金光，水鸟在水面上飞翔，远处的柏林电视塔在一片楼群后面高耸，坐在饭店隔窗而望，外面的景色就是一幅优美的画卷。
叶子农显然对这家饭店很熟悉，进了门看也不看就径自上了二楼，选了一张位置靠里而又临窗的桌子，点了泼辣腰花、剁椒鱼头、北京烤鸭、夫妻肺片四个招牌菜，要了几瓶啤酒和几个时令小菜。叶子农开车不敢喝酒，给自己倒了一杯矿泉水。这桌酒席没有开场，没有礼仪式的碰杯，非常随意。由于布兰迪的存在，三人的谈话一直都是用英语。
老九喝口啤酒，说：“其实这次来谁都没想到是这个结果，都认为最大的可能是你给林雪红扔几个小钱打发了，大家看到罗家尽力了，也就只能这样了。大家这次来真的不是因为有什么希望，只是给罗家一个体面的收场方式，这谁心里都清楚。”
布兰迪说：“是这样的。如果我不是正在休假，我是不会来的。”
老九说：“你这么有办法，之前怎么没干点什么呢？”
叶子农说：“你的问题是个问题了，你在这事里的利害关系不该在意这类问题。”
老九说：“我就是觉得，你不该是现在这样的。”
叶子农笑笑说：“你是非得从我这儿挖掘点自卑才踏实啊。”
老九赶忙说：“不不，真不是那个意思。”
这时布兰迪搭话了，说：“叶先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我有个疑问，以叶先生的思辨能力，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应该早有结论了，还用等到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吗？”
叶子农也笑笑说：“那就是我太笨了吧。”
布兰迪说：“我是认真的。”
叶子农说：“不谈这个，个人爱好而已，不值一提。”
布兰迪说：“这样谦虚……就有点做作了吧？据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二十多年了，马克思主义对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怎么能说不值一提呢？”
叶子农笑了，说：“照你的意思，我要揣本《圣经》就有了上帝的价值，没那好事吧？”
布兰迪说：“嗯，这话是有点问题，但我确实是认真的。我对你很好奇，你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了吗？这个结果非得需要成为事实才能被你认识吗？”
叶子农说：“马克思主义胜利失败关我什么事？我不愿意跟人讨论这个问题，谁的看法谁揣着，我没想去影响谁，也没想去受谁的影响。”
布兰迪说：“你可以不去影响别人，但即使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了却还在影响你。我好奇的是，是什么样的教育能让你这种思辨能力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居然丧失判断力？”
叶子农犹豫了一下，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布兰迪说：“简单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斗争，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
叶子农又问：“你怎么知道的？”
布兰迪说：“至少意识形态的两大阵营在这一点的认识是一致的。”
叶子农说：“那你就是拿别人的东西糊弄事了，你知道的只是别人的认识，你知道别人的认识和你自己知道，不是一回事。”
布兰迪怔住了，想了一会儿说：“嗯……是的，不是一回事。”
叶子农说：“如果我也拿别人的认识当知道，那就是有判断力了？”
布兰迪微微点了点头，沉默了片刻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总是一个事实，这至少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吧？”
叶子农说：“牛顿定律是胜利的还是失败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是规律的发现和解释，属于准不准确，不属于胜败的评价范畴。”
布兰迪说：“那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算什么？”
叶子农说：“你既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就不妨再捎带问一句，那即将诞生的欧盟又该算什么？如果谁挂了块牌子就是什么，那就不用见相非相了，谁还不会挂块牌子？苏维埃不是被谁骂垮的，欧盟也不是为了主义凑在一起的，是成员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生产力资源社会化和全球化是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要求，是人类要过好日子的本能。如果欧盟有一天沦为政治工具或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它会像苏联一样垮掉，半点没商量。”
布兰迪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诧，思索着说：“这个观点……太大胆了，这就意味着对立的双方都在走着与各自旗帜相背离的道路，恐怕两大阵营的学者都不会认同，特别是红色信仰这一方。如果是规律的发现和解释，就否定了作为某个阶级获得解放的法宝。如果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共产主义的美丽许诺，这个学说的信仰价值就将不复存在。”
叶子农说：“如果我告诉你，我们三个正在望河楼吃饭，你信吗？”
布兰迪说：“这不是信不信，是就是。”
叶子农说：“所以，信即不是，信仰只管需要信仰的用，对我这种刨根问底的疯子就不用谈信仰了。”
布兰迪看着叶子农，突然有些困惑了，说：“那你……到底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叶子农说：“我不是赞成的，也不是反对的，我是要知道马克思主义本来的。”
千金一勺卤，万贯一口汤——这是“老九面王”门头两侧的一副对联，纯铜材质，比招牌上的字体要小一些，没有译文，也不管美国人看懂看不懂。格罗蒂亚大街是纽约一条比较繁华的商业街，“老九面王”地处这条街的西段，坐北朝南。
老九今天来晚了，昨天由于气候原因航班在中转机场滞留，凌晨才飞抵纽约。现在还没到午餐时间，门口的车位都空着，老九停好车却迟迟没下来。不知为什么，他今天觉得这副对联特别刺眼，却又不由自主想多看它两眼。他只是去了柏林几天，还不至于有陌生感，只是柏林的某些东西触动了他，不同的心境使他对这副对联有了异样的感觉。
老九并不姓老，本名慕容久，周围的人都已经习惯了叫他老九，叫得久了，许多人连他的本名都记不起了。
说起老九面王，还得从老九的父亲慕容府说起，慕容府是个独子，单名一个“府”字取人丁兴旺、家业昌盛之意。慕容府是河南信阳人，抗日战争参加国民党部队，1949年随国民党部队撤至台湾，1951年去了美国，从一碗杠子面开始创业，创立了“面王府”这块金字招牌。既然敢号称“面王”，自然在面食上有过人之处，面王府的鼎盛时期曾在纽约开4家店，都不是租店经营，而是自己的房产，每个店面都够得上气派。
到了老九这辈仍是独子，父亲给他取名慕容久，意喻昌盛长久。老九声音浑厚，天生一副好嗓子，曾试图在演唱方面发展，考上音乐学院深造了几年，怎奈他生性粗犷，为人忠厚耿直，既干不了这表达感情的细腻活儿，也适应不了演艺圈里的明争暗斗，大学毕业后服了几年兵役，眼看在演艺圈没有发展，只好回餐馆跟随父亲打理生意。几年前两位老人先后过世，面王府的生意也由此日益衰落，老九不得已租出了3个店面，自己经营老店。老九这人信命，重金请来算命先生算时运，算命的说你父亲去世了，罩不住你了，你要改字号。于是老九就把一个远近闻名的面王府改成了现在的老九面王。字号改了，可是店里的生意仍旧不见起色。老九虽然家底雄厚，3个店面租金收入也不少，但是作为“面王府”的传人，毕竟不是凭自己的本事，而是坐吃父辈的老本，心里终归是块隐痛。
千金一勺卤，万贯一口汤——这是“面王”立命安身的秘籍。老九是个本分人，在父亲店里刻苦学习厨艺，算是得了父亲真传，也想在餐饮界干出一番业绩，可偏偏就连个餐馆都搞不红火，他就不明白了，怎么家传秘籍到了他这儿就不灵了呢？
店里的吧台领班从玻璃窗见老板迟迟没下车，忙出来问：“九哥，你不舒服吗？”
老九说：“没有，走神了。”
老九下车关上车门，按了一下遥控门锁，车门就锁上了。
来到吧台，老九看了看这几天的营业报表，到餐厅、厨房例行巡视了一遍，然后去了二楼自己的办公室。他从文件柜里把一沓员工登记表找出来，查一个名叫“方迪”的留学生的住址和电话，查到之后就往方迪的住所打电话，没人接，他判断方迪应该是上课去了。看了看表，时间也差不多了，老九带上点钱下楼，开车去了纽约圣尼耶尔大学商学院。
等到放学时间，学生们鱼贯涌出校门，老九站在门口专注地搜寻方迪的身影，看到她和几个不同肤色的同学说笑着走来，他想等方迪走近了再打招呼，而方迪也发现了他。
方迪25岁，属于那种少见的漂亮，脸形好，皮肤好，身材好……她长发乌黑，束着简洁的马尾，白色弹力内衣外面是一件黑底暗格上衣，没系扣子。低腰牛仔裤束着一条宽牛皮带，宽大的不锈钢皮带扣在弹力内衣下极有分寸地露出一半，融野性、妩媚、时尚、典雅于一身，不是简单的动人。
方迪惊讶地问：“九哥？你怎么在这儿？”
老九说：“等你。”
方迪用英语跟同学说：“你们先走，我随后就来。”然后问老九：“有事吗？”
老九说：“有点事。不介意的话，中午想请你吃个饭。”
方迪说：“中午不行了，已经约好了去一个同学家里聚会，是早就约好的。九哥有什么事直说就行了，不用这么客气。”
老九说：“其实也不是请客，这事它七扭八拐的不好说清楚，就是找个说话的地方。”
方迪问：“很急吗？”
老九说：“算是吧。”
方迪说：“很急的话……我下午没课，你到中华总会找我吧，我在那儿排练节目。这不快到中秋节了嘛，总会要搞台晚会，有我个跳舞的节目。九哥，你找我能有什么事啊？”
老九说：“这个……几句话还真是说不清楚。你排练到几点？”
方迪说：“说是到6点。”
老九想了想，说：“你排练节目，我也不好打扰。这样吧，我6点钟去找你，晚上一起吃个饭，到时候咱们再详谈。”
方迪说：“那好吧，如果提前排练结束了我就在总会门口等会儿。”
中华总会是林林总总的华人社团里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组织，汇集了商业、文化、艺术、宗教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也有一定的官方背景。总会每逢重大节日或重大政治事件都会组织一些活动，以此凝聚华人，表达华人的声音。
老九对中华总会人熟、地熟，将近6点的时候赶到总会大院，停好车，一路跟人打着招呼来到小礼堂，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音乐声叫喊声响成一片，非常喧闹，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是不同的节目各练各的，本来就不是很宽敞的礼堂被分割成了几个区块，原有的长条椅统统被归置到一个角落，参加排练的人除了艺术指导，绝大多数都是业余演员。纽约华人有个传统，凡是总会的公益活动，很多人都会自觉尽义务，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方迪在一个圆台子上独舞，圆台高度约40厘米，直径有一米多。录音机里播放的是一段节奏强劲的打击乐，两只落地音箱的低音喇叭突突地弹跳，仿佛要爆出来。方迪随着强劲的节奏忘我地舞蹈，一招一式都能让人感觉到是有点功底的身手，那舞跳得，像火一样激荡，像水一样柔美……艺术指导站在一边审视着，不时攥起拳头晃晃表示非常满意。
曲终，艺术指导拍拍手走近说：“好！很好！就这样定了。你回去再练练，爆发力再强一些。我再强调一遍，这节目是放在开场的，灯光、烟火一配合，上去就要把观众情绪调动起来，要那种迎面撞上去的感觉……好，今天就到这了。”
方迪拎上包和外衣，一边用纸巾擦汗一边走近老九，说：“九哥，你来啦。”
方迪刚走几步，那边艺术指导又喊道：“方迪，别忘了19号彩排，带上演出服。”
方迪回头答应道：“知道啦！”然后和老九一起往外走。
老九说：“这是谁出的馊主意，在这么小的台子上跳舞，搞不好就摔着了。”
方迪说：“这是跟人家演唱会学来的，模仿吧，主创说这节目调动观众情绪。台子其实也不算小，动作熟了掉不下去的。”
老九说：“好像这几年的中秋晚会你都参加了。”
方迪说：“可别说参加，就是给人家伴个舞，顶多叫参与了。”
老九笑笑说：“那这次算参加了。”
方迪也一笑说：“哪儿啊，这节目本来是请的名家，据说人家要价太高，除了酬金还要负责北京到纽约的往返机票和食宿，对外还要说是义演。主办方不干了，请不起呀，就找了几个业余的来试试，我比她们还有点舞蹈底子，就拿我充数了。”
出了中华总会大门，方迪问：“去哪儿？”
老九说：“我请客，你说。”
方迪说：“去台湾粥棚吧，就在我住的楼下不远，我喜欢那家的香菇粥。”
老九笑笑，说：“我知道，你们这种家庭的子女忌讳请客。也好，就台湾粥棚，你请九哥吃碗香菇粥可以吧？”
方迪也笑了，说：“当然可以。”
方迪去开车，可车却发动不着了。老九把车开到方迪的车前，下来看什么情况。方迪也从车里下来了，朝车头的侧面“咚咚”踹了几脚。
老九问：“发动不着吗？”
方迪说：“老毛病，踹两脚就好了。”方迪再一打火，车子果然就发动了。
老九说：“这样不能上路啊，再熄火了怎么办？”
方迪说：“凉车有时候这样，车一热就正常了。”
老九说：“还是应该去修一下。”
方迪说：“去修过，人家说这车不值得修了，修一下的钱还不如再买辆二手车呢。将就着开吧，实在不能跑就不要了。”
老九一路都担心方迪的车再熄火，但是还好，他们顺利驶到了那家台湾粥棚。
台湾粥棚在一条住宅楼较密集的小街上，店面不大，客人也不多。到了粥棚，方迪要了两碗香菇粥和两碟春卷，边吃边谈。老九费了好大劲才把为什么要查叶子农底细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方迪听完考虑了许久，轻轻摇摇头。
老九说：“这种事，没有特殊渠道是查不来的。我知道你不愿意沾这种招风的事，可这事真的关系重大。如果知根知底，不用她戴梦岩，我都能把运作资金拿出来。”
方迪说：“这几年不管寒假暑假都去九哥那儿打工，九哥一直挺照顾的，要说能给九哥办事，那是九哥看得起我。可这事真的不行，一旦有政治背景或涉及法律禁止的，我的麻烦就不止我个人了，而且你花了钱也一个字的资料都拿不到。”
老九说：“这个我懂。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查，如果你发现有问题就停止调查，调查费一分不退，你一个字的资料也不用给我。”
方迪说：“有没有问题你怎么知道？那样的话我可以任意黑了你的钱。”
老九说：“我相信你。”
方迪说：“你换个成本低的渠道吧，用我成本太高，因为我用别人的成本很高。那些人是什么人？没有人情是可以白用的，你选的就是一个高成本的渠道。”
老九说：“这些我都想过，我除了找你帮忙没别的渠道。”
方迪想了一会儿，说出了一个数：“一万，你考虑一下。”
老九说：“我明天就把钱给你送去。”
方迪说：“如果我发现有问题或者有不适合交给你的文件，我就停止了，只能把剩余的钱退给你。我是个穷学生，担不起人情，也付不起那么贵的电话费。”
老九歉意地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1991年9月11日，叶子农独自一人先行来到布达佩斯，入住亚斯索尔尼酒店，这里也将是注册公司后的法定办公地，这标志着劳务输出计划正式启动了。
在柏林动身之前，叶子农从侨会收集了大量有关国内招商引资的资料，这些资料大多都是由地方政府主管招商引资的机构组织编写，通过官方或社团流入海外。叶子农经过缜密研究，根据劳务输出计划的条件需要和地方经济利益的条件需要，选择了位于中国腹地的红川市作为劳务输出组织城市，确定以在布达佩斯建立方便面生产线作为投资项目。
叶子农在布达佩斯受到了匈牙利华人商会的热情接待，事实证明林雪红求助华人商会是正确的，尤其是在人地两生的情况下，海外华人商会在信息交流、相互协助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商会的引荐下，叶子农联系了由当地华人经营的注册代理业务公司和商务咨询公司，实地考察了几家闲置厂房，选定了布达佩斯北部一家犹太人开办的工厂，提前做好了各项预备工作，就等林雪红一到正式注册公司和租赁厂房。
匈牙利是个东欧小国，既不靠海，也没有多少自然资源，加之长期实行教条的苏联经济模式，国民经济一直不景气。东欧剧变后，匈牙利政府开放国门吸引外资，国内也加速私有化进程，然而由于整个东欧都处于裂变与战乱的状况，以及匈牙利国有经济产权的私有化转变等各种因素，导致了失业问题严重，所以外资的注册门槛很低，注册资本只要8000美元就够了，其中7000美元注资存入银行账户，1000美元交给律师，手续非常简便，有了公司法律文件就可以拿到居留卡。
匈牙利是欢迎中国人来办公司的，但是大多数来匈牙利的人并不是为了投资经营，而是为了过渡西欧。中匈互免签证协定第一条规定，缔约一方的公民凭有效的旅行证件，可免办签证进入缔约另一方境内，并可在该国逗留30天。有接应渠道的人根本用不了30天就神秘蒸发了，又神秘现身在西欧某国。没有渠道的人或黑着身份等待时机，或办个公司当起了倒爷。所谓“北京的倒爷震东欧”，主要指的就是莫斯科和布达佩斯。
9月15日，星期天。按事先通报的情况，林雪红一行将于晚间抵达布达佩斯。星期天各机关单位都休假，叶子农无事可做，下午来到自由市场闲逛。自由市场里，各国摊主与顾客之间的交易进行得热火朝天，各种不同的语言之中夹杂着一些简单的匈文与手势，你来我往地讨价还价，而更多的摊主是中国人，恍然间仿佛置身于中国市场，只有实地来到过这里的人才能真正明白，什么叫“北京的倒爷震东欧”。
叶子农漫无目的地逛着，对服装、首饰、化妆品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逛着逛着，一个卖打火机的小摊引起了他的兴趣，摊主是个20多岁的中国小伙子，穿条牛仔裤和一件灰白色牛仔夹克，坐在一个折叠马扎上。地上铺着一块一米见方的小毛毯，毛毯上摆着几十只打火机，有温州的恒星、上海的葵花、美国的ZIPPO、英国的登喜路，等等。毛毯三分之一的地方摆着十几把握柄可折合的刀，行话叫蝴蝶刀。
叶子农蹲下，拿起一只ZIPPO火机习惯性地摆弄了几下，用英语问：“多少钱？”
小伙子一口地道的北京腔：“中国人吧？”
叶子农问：“你怎么知道？”
小伙子说：“你看你，鞋是温州的，衣服是出口转内销的。”
叶子农说：“可以呀你。”
小伙子不以为然地说：“干这个的。哥们儿，你露底了。”
叶子农不解：“什么露底了？”
小伙子说：“你拿的那个是三铰链黑裂，有年头了，行家没有拿藏机玩T的，表演也最多用个酷贴章。你那手法也露怯了，那叫拈花一笑，你偷巧了，就这两下子也敢出手？”
叶子农笑了，说：“这回你走眼了，我什么都不懂。这是收藏机？那点烟就糟蹋了。”
小伙子拿起一只圆角纯铜火机说：“烧机就用41复刻吧，经典、耐造，还便宜。听口音你也是北京人吧？同城弟兄不多要你的，你给2万福林吧。”
福林是匈牙利币，时值匈牙利通货膨胀，黑市1美元约兑换500福林。
叶子农说：“我只有美元。”
小伙子说：“付美元还能优惠点，你给40美金吧。”
叶子农说：“这还便宜？我那火机跟你这一样，才50块钱，人民币。”
小伙子不屑地说：“你那是温州仿造的，50块你都买贵了，进价不超过15块。你再看看这是什么？这是ZIPPO，正品美国造。算了，不跟你说了，啥都不懂。”
叶子农说：“那好，就40美元。”
小伙子把打火机装进包装盒里，叶子农接过打火机准备掏钱。
突然，小伙子脸色大变，叶子农顺着小伙子的目光向自由市场的进出口望去，只见从大门口进来两个威风凛凛的匈牙利警察，那副庄严的打扮让人一见心里就怵了三分，漆黑锃亮的大皮靴，灰制服、大盖帽，腰间的武装带上挂满了手铐、手枪、警棍、报话机、口哨之类的装备，两个警察昂首挺胸地走到一个摊位前，用手指着那个摊主说了一句匈文，那摊主忙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本递上去，警察翻开小本子，拿眼光不住地对着摊主相看，摊主一副诚惶诚恐的神态，好像随时都可能有麻烦降临。
叶子农问：“他们干什么？”
此刻，那两个警察与小伙子之间还隔着十几个摊位。小伙子手脚麻利地将摆摊用的小毛毯四角一收，眨眼间整个摊子就变成了一个大包袱，只听里面的打火机哗啦哗啦响。看看叶子农还站着没动，也顾不上没给钱了，包袱一背就往自由市场的另一个出口跑。
叶子农没付钱，只能紧跟在小伙子后面。小伙子到一条河边的台阶处停下来，向身后张望了一阵，确信没有警察追了才放下肩上的大包袱，坐在台阶上大口喘气。
小伙子见叶子农跟过来了，竖了一下大拇指，喘着粗气说：“哥们儿仗义，我以为你躲了不给钱呢。查护照的……身份黑了，丫不给签证，抓住就驱逐出境。”
叶子农掏出40美元递过去，小伙子接过4张10元面额的美钞验了验真假，拿出一张还给叶子农，说：“哥们儿仗义，收你3张。”
叶子农说：“谢谢，不用了。”说完转身要走。
小伙子急忙站起身说：“大哥留步！大老远的在这儿碰上不容易，聊两句。你刚才那手法露怯了，出去给咱玩T的丢份儿，我给你纠正纠正。我不是坏人，北师大刚毕业的。”小伙子说着拿出折叠马扎展开，这就算让座了。
叶子农把马扎后移了一点，与小伙子保持一个恰当的距离，坐下说：“我是想事的时候习惯在手上摆弄，没想玩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玩T。”
小伙子拿出烟让叶子农，叶子农推挡了一下，拿出自己的烟。
小伙子收起烟说：“你的烟好，抽你的。”跟叶子农要了一支，从腰间的皮套里摸出打火机先给叶子农点上，自己再点，说：“大哥稍等，我先检查一下机器。”然后打开毛毯，重点检查几个贵重打火机看有没有磕碰，嘴里念叨着：“哎哟……他妈的心疼死我了。”
叶子农笑笑说：“真是，烧什么的都有。”
小伙子拿上刚才点烟的那只打火机说：“T是英文tricks，玩T的广义就是玩打火机的各种手法技巧，火机魔术的意思，狭义是指玩Z的圈子，Z就是ZIPPO火机。当然你玩别的火机也可以，没什么规定的，不过还是公认玩Z最正宗。看好了，我给你玩一套。”
说着，小伙子开始表演，一只小小的打火机刹那间像有了灵魂一样在他手里舞动，不知火从哪里来，也不知从哪里熄灭，一轮又一轮……打火机任凭怎么翻转都游刃自如，哪里还是一块金属，简直就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最后，小伙子“啪”地一甩合上盖子结束表演，说：“看见了，这才叫玩T。”
叶子农看呆了，惊叹地说：“真没见过……了不得，太了不得了。”
小伙子自我介绍说：“我姓沈，叫沈彪，绰号北京刀客，圈里都叫我彪哥，其实他们好多比我大，圈里不按年龄，论道行。我真不是坏人，北京师范大学刚毕业一年，我倒是想学坏来着，可来不及呀，没时间。玩T要的是功夫，功夫不到说啥你都是秀才。”
叶子农纳闷：“你玩火机，怎么会叫北京刀客呢？”
沈彪说：“外行了吧？玩T不懂刀，你只能算半个江湖。今天手头没Z油，不然来个火之浴什么的。蝴蝶刀有几把，我给你来一个。”
沈彪拿出一把蝴蝶刀“唰唰唰”舞动起来，只见刀光如雨，不见刀在何处，看得人眼花缭乱，犹如漫天蝴蝶……突然一个炫目的收刀动作，戛然而止。
叶子农又看呆了，说：“这刀是真格的吗？”
沈彪眼光一竖，说：“笑话！Bm47，美式几何刀头，人称鬼溅血，没几年功夫玩不了这个。看看我这手，刀伤都够你数的。”
沈彪伸过手去，叶子农一看，果然满是刀痕。
叶子农说：“你多大了？我看你不像刚毕业的。”
沈彪脸一红，沮丧地摇摇头说：“今年28了，高中复读一年，大学多读一年，硕士又比人家多读一年，学分难修啊，兴趣不在那儿。唉……想家了，还是咱北京好哇，哪像在这儿整天被警察追着，真他妈跟孙子甭找钱。”
叶子农说：“那就早点回去吧，路费不够吗？”
沈彪说：“那倒不是，我是借道去美国。看了篇报道，世界Tricks大赛美国的托尼卡拿了第一，我那叫一个来气。你说，没有咱中国人参加的项目能叫世界第一吗？我就是再苦再难也得到美国给丫灭了，咱中国有人呢，他是第一我他妈往哪儿放？”
叶子农说：“就为这点事，至于吗？”
沈彪一听生气了，说：“中国就是让你这种没血性的人给耽误了。算了，不说了，一点兴致都没了，你走吧。”
叶子农打量着沈彪想了一会儿，说：“有联系电话吗？给我一个。”
沈彪问：“干吗？”
叶子农说：“两个月内也许有人跟你联系，能不能帮上忙看你运气了。”
沈彪赶紧拿出纸笔写下电话、姓名交给叶子农，也顾不得生气了。
叶子农看了看，起身说：“出门不易，多保重吧。”说完转身就走了。
沈彪追上一步：“大哥，还没请教尊姓哪。”
叶子农没回头，只是摆摆手说了一句：“不值一提。”
晚上，叶子农知道林雪红一行飞抵布达佩斯的时间，所以没有出去找吃的，在酒店餐厅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回房间了。其实这几天他一有时间就走街串巷找吃的，不管到什么地方他都不会先关注当地的风景名胜，而是先打听风味美食。
时间不多久，林雪红来电话了，说他们已经住进酒店，一会儿就过来。几分钟后林雪红带着两男一女来了，其中一位是库格列夫，叶子农在柏林会议上已经认识了。大家礼节性地握手寒暄，然后到客厅就座。客厅沙发坐不下5个人，林雪红就拿来一把椅子坐下。
林雪红介绍道：“这是莫尔先生，食品机械工程师。这是徐红女士，翻译。”
莫尔30多岁，美国人，五官端正，个子很高，朴实的脸上总挂着微笑，看上去亲和而开朗。徐红20多岁，美籍华人，长得很漂亮，留偏分式齐耳短发，中等个子，穿一身质地很好的浅色裙装，人显得非常有灵气。
叶子农用英语问：“莫尔先生，测量工具都带了吗？”
莫尔点点头说：“是的。”
叶子农说：“明天签厂房租赁合同，厂址的选择是出于多方面考虑的，一经签字厂房就不能改变了，但标准配置的生产线不一定跟厂房匹配。你只有两天的时间勘察场地，如果标准配置的生产线跟厂房不匹配，怎么改装、变通，到了红川以后你跟厂家谈。”
莫尔说：“我明白。”
叶子农说：“大家旅途一天了，以后有时间聊，林总先带大家去吃饭，吃过饭你们早点休息，林总来我这里一下。”
叶子农所称的林总就是林雪红。
林雪红说：“那好，我先带他们去吃饭。”
送出几个人，叶子农关上门躺床上想事。林雪红没提过库格列夫也要来，库格列夫的出现让他感到诧异，他不知道库格列夫与罗家的背景，也不知道林雪红的用意，但是林雪红刻意隐瞒了这个情况，但是人已经来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林雪红没来，电话却响了。
叶子农拿起电话。
林雪红说：“叶先生吗？我已经带他们吃过饭了，我在酒店对面的咖啡馆里，这儿的环境很好的，我请您出来喝咖啡好吗？”
叶子农说：“好的。”
这是一家高档咖啡馆，与酒店相邻，来这里的大多是能住得起酒店的客人，当地人光顾的并不多。叶子农来到咖啡馆，在林雪红面前坐下，要了一杯咖啡。
林雪红从包里拿出一张授权书，说：“材料和印章都带来了，您先看看这个。”
授权书上写的是：纽约裕香阁公司委托叶子农全权负责公司在布达佩斯筹建方便面厂的各项事宜，落款是纽约裕香阁公司印章和林雪红的签名。
叶子农把授权书装进上衣口袋，说：“有几件事，得和你交代交代。劳务输出的批文下来之前，红川方面一定会来布达佩斯进行资信考察，既是怕出错，也是出国旅游。厂房租下来以后，圈个围墙，修个大门，到旧货市场收购一批桌椅床铺，花钱要少，摊子要大，得让人一眼就能看明白你是真办厂、真干事的，凡不体现真办厂、真干事的都是白花钱。”
林雪红说：“明白。”
叶子农接着说：“劳务输出对于红川方面是心照不宣的事，只要不妨碍人家乌纱帽你就过得去，但这毕竟是出国，难免会有红川的人搭车，这是必办的事，推了这个也就推翻了整个计划。这事你要早做准备，要联络可靠的渠道。”
林雪红说：“这个我想到了，我和许主席谈过，也和钱主席联络过，他们的渠道还是比较可靠的，只要肯花钱，应该没问题。”
叶子农说：“要特别提醒一下，这钱怎么花很重要。对于红川搭车出国的，帮忙与变相行贿是条杠杠，过了界就构成犯罪。”
林雪红说：“这个我懂。”
叶子农说：“罗慧娟还得去莫斯科，要向当局主张资产权利，劳务输出结束以后人可以回来，但是主张资产权利的事得继续挂着，诺尔库克石油公司毕竟还存在，就是当局收归国有也得有个法律程序。劳务输出计划是基于莫斯科的资金支持，你们不去讨这个钱，布达佩斯建厂就是一个骗局，其法理就断了证据链。你是挪用担保金，不是侵吞担保金，要让将来担保金的处理成为另一个法律关系的事。”
林雪红说：“慧娟肯定不愿意再去莫斯科，我跟她谈谈，她会顾全大局的。”
叶子农说：“在主张权利的同时，要尝试转让公司，你就理解为打包出售不良资产。资产在你手里不良，不一定到了别人手里也不良，要送给能拿动这个包的人物。归公你连一个钢镚都收不回来，归私你还有可能落几个。”
林雪红说：“这个我没想过。可以试试，反正已经这样了。”
叶子农说：“别的就没什么了。”
林雪红说：“叶先生，这会儿您不忙吧？”
叶子农说：“不忙。”
林雪红说：“您要是不忙的话，我想跟您说说那几笔债务的背景。”
叶子农说：“如果仍然是债务的性质，什么背景还重要吗？”
林雪红说：“对家明，对我，都很重要。”
叶子农说：“哦，那就说吧。”
林雪红说：“先说九哥吧，其实家明跟老九就不认识，欠老九的钱是家明接餐馆时房主拿分期付款的部分债务抵债抵过来的，家明是跟售房代理公司签约在先，跟房主欠老九的债务抵换在后，根本不是家明跟老九借钱。库格列夫的钱本来是绑在家明名下掺的暗股，这点钱不可能成为股东，也不是光有钱就能成股东的，只是当时是口头约定，没凭没据的，现在就变成借钱了。戴梦岩的钱是家明他妈看他挺作难的，家明又舍不下脸向朋友开口借钱，就找戴梦岩借了一笔钱。只有布兰迪的钱是家明开口借的，但是连布兰迪自己都知道，这点钱真是象征意义的，仅仅是家明想跟布兰迪保持关系。您也许不知道，家明这人向来是走精英路线的，在美国他需要布兰迪这种精英阶层的朋友。”
林雪红停顿了一下，喝了口咖啡润嗓子，接着说：“家明刚来纽约时，住房是通过中介公司租的，房东就是布兰迪。当时布兰迪正在离婚，女方不要实物，只要钱，布兰迪就四处筹措离婚费，家明偶然知道了这事，觉得是个机会，当时家明的投资项目还没启动，手里也有闲钱，就给布兰迪送去了一笔钱，其实那笔钱布兰迪只用了4个月，很快就还了。后来家明买了房子，跟布兰迪没联系了，就想了个借点小钱的法子，布兰迪也不好拒绝。”
叶子农问：“你想说什么呢？”
林雪红说：“我想说，家明是要脸面的人，饿瘪了肚子也要挺着腰。我们不敢说自己高贵，可也不是低三下四求生的人。”
叶子农说：“你们高不高贵，跟我有什么关系？”
林雪红说：“在柏林开会的时候，我想对您表示一下感谢，您说您不受这个。您不受这个，那您受什么呢？”
叶子农说：“要谢你谢他们，没有他们的帮助办不了这事。对于我，这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不是你可以要求来的，也不是你可以谢来的，没什么可受的。”
林雪红问：“您为什么要帮我？”
叶子农说：“你该把‘我’字改成‘罗家’，是罗家。这个问题不是你现在该问的，是你来柏林之前就该想清楚的。”
林雪红说：“叶先生，其实我对您是不了解的，我说几句话您别生气。库格列夫是我让他来的，他一直给家明打下手，也希望有点事做。我打算让库格列夫留守布达佩斯，这样您可以随时来视察工作，库格列夫也完全能胜任这儿的工作。”
叶子农说：“苏联正在解体，匈牙利正在改变苏联模式，或者说正在摆脱苏联控制，这种时候不宜把俄罗斯人放到这里工作，出了安全问题你我都负不了责任。”
林雪红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还是鼓起勇气，说：“这是个问题，我确实没考虑过。不过我还是想很不礼貌地问一句，您不会是对我有什么企图吧？我是女人，本能需要安全感，所以我想让库格列夫留守布达佩斯，这样便于您来视察工作。还有刚才，我觉得晚上去您房间不方便，所以把您约到这儿了。”
叶子农眼神里掠过一道惊愕，随即平息了，说：“这会儿我觉得自己很笨，不管我怎么回答都是对你不尊重。刚才是我疏忽了，我向你道歉。但我还是想说，人是有情绪的，有情绪说话就容易偏激，这会儿我就很想说句很偏激的话。”
林雪红问：“什么话？”
叶子农平静地说：“这世界，真他妈容不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林雪红的脸噌地一下就涨红了。
叶子农说：“诺尔库克是个权钱结构的腐败公司，至少这个不能让罗兄有底气认为自己是好东西。我就更不用说了，劣迹斑斑，从来就没是过好东西。”
说着，叶子农起身准备离开，临走前说：“我跟罗兄交往不多，可那点东西真干净，这对我是收藏。”
说完叶子农就走了。
3
第二天上午，在中介公司和华人商会的陪同下，叶子农一行按约定前往厂房出租方的驻地办理承租合同，4辆轿车沿瓦茨路向北，穿过多瑙河之后再向北，在接近古罗马城址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路上进入一家已经停业的食品厂。
厂主是一个50多岁的匈籍犹太人，已经在办公室门口等候了。
叶子农向厂主介绍了承租方的法人代表林雪红，然后大家就步行陪同林雪红再次看了一遍厂房。叶子农决定租下的这两幢厂房原是食品厂的一个生产车间、一个产品库房，两幢建筑都是坐北朝南，与旁边最近的其他车间相距50多米。库房的后面隔着围墙是3栋一字排开的3层宿舍楼……不难看出这曾是一家相当有规模的食品厂。据厂主介绍说，以前这里的工人大多是来自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打工者，而且流动性很大。
叶子农指着一栋宿舍楼对林雪红说：“这栋宿舍和两个厂房是我们的，我们把这部分的隔墙推倒，把属于我们的场地用围墙圈起来，大门开在东侧，形成一个独立的厂区，这样便于管理，已经和厂主谈好了，都在合同里。宿舍楼有36个房间，每个房间上下铺能住6个工人，完全够用，留下一楼几个房间做伙房和办公室。”
林雪红也极认真地点点头说：“嗯，很好。”
这时候叶子农和林雪红是用中文交谈的，不需要翻译，但是女翻译徐红可能与林雪红比较熟悉，还是插了句嘴，说：“林姐，宿舍楼的房间当餐厅有点小了吧？”
林雪红说：“把东头的两间房打通了当伙房用，工人打了饭到自己房间吃去。”
华人商会的一位朋友也说：“刚创业没必要那么正规，其实工人更困难，不困难谁来这儿打工啊，以后生意好了可以逐步改善。”
看过了外部场地，大家又陪同林雪红到厂房里视察，厂房里废旧的机器还没拆走，上面落满了灰尘，一看就是停产很久了。
厂主用英语对林雪红说：“签过合同以后，我们会按合同在10天之内清空厂房。”
林雪红也用英语回答：“好的。”
视察厂房之后回到办公室，林雪红作为承租方法人代表的身份没有对叶子农的选址提出异议，于是双方正式签署厂房租赁合同，合同文本是厂主准备的，一式三份，因为中介公司也要持有一份，中介公司是要凭借这个向承租方收取服务费的。叶子农把合同文本又详细看了一遍，没有问题，双方就开始签字。
林雪红把纽约裕香阁公司的印章盖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从包里拿一万美元定金交给厂主，厂主也把厂房的设计图和地下管线图等资料交给林雪红。合同规定，厂房年租金为两万美元，自机器投产后开始起算，租期15年，租金按每年1.5％的比例递增。定金一万美元，如6个月内厂房不能投入使用，合同自行失效，定金一万美元归出租方所有，承租方无权索回。签完字，厂主和林雪红两人只是握了握手，没有香槟酒，也没有掌声。
华人商会的那位朋友笑着说：“林总，这也太简单了吧？”
林雪红也笑着回答：“哪里，晚上请大家吃饭，以后还仰仗各位多照应呢。”
叶子农对莫尔说：“从现在起，这些建筑的使用权就归我们了，你可以工作了。”
莫尔说：“明白，我只有两天的时间。”
叶子农又习惯地把衣袖推上去，点上一支烟。布达佩斯的工作就此告一段落，现在他的心思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在想红川……
星期五的晚上，方迪房间的灯亮了一夜。
方迪脖子上挂着专业监听耳机，一会儿抽口烟，一会儿抓起酒瓶喝口啤酒。那台专业的开盘录音机转转停停，她听一段，摁下暂停，娴熟地操作键盘打成文字。录音机里的内容是对方把采访录音通过电话传输从北京传到纽约的，方迪再用麦克风对着电话听筒把录音采集下来，所以音质很差，有些说话片段需要戴上耳机加大音量反复听，再结合前后内容判断才能明白意思。从国内传过来的关于叶子农的调查资料有传真文件和采访录音两部分，她需要把两部分汇总、归纳，形成一份简明扼要的调查报告。
方迪出身于军人世家，爷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父亲是少将，哥哥军校毕业后就下连队，走的也是从军道路。方迪从小在北京军区八号家属院长大，简称“军八大院”，因为大院有一种“比”的风气，比谁家的孩子有本事，比漂亮，比才艺……所以大院的孩子特别能吃苦，军八大院也就有了“魔鬼大院”的别称，意思是孩子受苦的地方，从军八大院出来的孩子都以此为荣，常挂嘴边一句话：我是谁？魔鬼大院出来的！
方迪19岁就读纽约圣尼耶尔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读完新闻学硕士又报考圣尼耶尔大学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还有一年即将毕业。她从19岁独自离开北京，在纽约这座城市已经生活6年了，已经逐渐适应了这座多元文化的国际大都市。
这是圣尼耶尔大学商学院附近的一座学生公寓，分4种户型，可以独租，也可以几个人合租。方迪是一人独租的小户型，卫生间和厨房很小，除此之外就只有一个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集客厅、卧室、书房于一室。房间里除了单人床和衣柜，最显眼的就是靠墙摆放的一张裱画台子，2米多宽，1米多深，上面摆了一堆新闻采编的设备，有专业录像机、专业摄像机、开盘录音机、有线麦克风、喷墨打印机、电脑、显示器、音箱，俨然就是一间新闻采编工作室。除了这些还有台式化妆镜、化妆品、碗筷等生活用品，这虽然不是一张严格意义上的桌子，却是集梳妆台、写字台、电脑桌、视听编辑、饭桌于一台。裱画台、单人床和衣柜摆放得很拥挤，硬是挤出了门口的一片不到5平方米空地，视觉上显得很不协调。方迪喜欢跳舞，这块空地是她闲时练舞的专用领地。
开盘录音机时断时续。
陕北延秀当年村支部书记的声音：子农刚下乡嘛，那时还是个娃，我问他会做啥，他说会打架，那我说那你去看山林吧……
陕北延秀一女村民的声音：子农那脏得呀，脖子上生疮，手都冻烂了，就那，人家不耽误学习，那《资本论》啥的，厚得像砖头……
陆军作战部家属院前居委会主任的声音：哎哟，是1978年平的反吧，房子和补偿款子农都没要，那孩子倔，说那是父母的命钱，花不出去，他说他们都是党的人，要尊重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东西都当党费交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的声音：有过几次交流，见解独到，我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他去柏林是必然的，东柏林是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变化的重要标本，我相信子农已经预见到了柏林墙即将倒塌，作为学者当然希望目睹那一幕，见证历史……
方迪一边工作，一边不时通过衣柜的镜子看看自己。这个角度不是巧合，是她从一开始布置宿舍就设计好的角度，这或许是女人的天性，大概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孤芳自赏。她看着镜子里的女人，镜子里的女人也在她脑海里不断幻化，像一个风情万种的极致女人。
调查报告终于整理出来了。
关于叶子农的调查报告
叶子农的父亲
叶辉——1918年出生，1935年参加红军，1937年入党，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历经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历任排长、副连长、营长、团长、师政委、陆军作战部参谋，少将军衔。1967年被造反派隔离审查，1968年被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0年因劳累折磨诱发肺部枪伤致死，时年52岁。
叶子农的母亲
林静如——1928年出生，上海大资本家的女儿，1947年参军，1949年入党，1950年被派往莫斯科大学学习，1952年在朝鲜战场与叶辉相识，1953年任外交部俄语机要翻译，1967年被造反派批斗，因不堪凌辱投河自尽，时年39岁，留下遗书：我对党是忠诚的，我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忠诚的，请党审查我。
叶子农本人
叶子农——1954年出生，1960年入北京军区机关小学，1966年入北京红杉中学，1967年因父亲被隔离审查和母亲“自绝于人民”而在学校深受歧视，纠集团伙称霸一方，游荡在校园内外打架斗殴。1970年初中毕业下乡，到陕西延秀插队落户，做护林员，因为打架不要命远近闻名。为了搞明白父母至死都忠诚的那个信仰到底是什么，从这一年起他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为了直接阅读原著刻苦学习英语、德语。1978年父母平反，叶子农把落实政策的房子和补偿款全部都替父母当党费交了。同年中国恢复高考，叶子农考入黄埔政法大学，两年后退学。1981年叶子农考入六祖佛学院，两年后再度退学。1984年沿当年红军长征路线进行革命历史考察。1987年在陕西清东油田开办汽车修理厂，涉嫌利用价格双轨制倒卖紧缺物资。1988年侨居柏林至今，目的是以东西柏林为标本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变化，据一位学者说叶子农对柏林墙倒塌有预见，去等待目睹那一幕。
综合被访者的评价，一、懒散，没有上进心。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
1991年9月20日
方迪把原始文字和语音整理出来，形成简练的叙述文字，再把中文稿按照要求翻译出一份英文稿，两种文字稿各打印3份，天色蒙蒙亮的时候做完了全部工作。她困极了，倒在床上便睡，直到被闹钟叫醒，睁开眼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床头的课程表，一翻身又睡了。
中午过了饭时，老九店里的员工都下班了，午饭后和晚饭前员工们有一段不到3个小时休息的时间。老九没回家，在办公室里准备红包。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按店里的传统，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都会给员工发红包。老九的生意不景气，红包的钱数也是象征性的。
到了4点多钟楼下开始熙熙攘攘起来，员工们又来上班了。老九听到楼下的动静，把一沓红包锁进抽屉，拿上几张不知是新旧的报纸下楼了，到吧台要了一包烟和一个印有本店广告的一次性打火机，自己出去了。他沿斑马线穿到马路对面，顺着人行道往东走了大约20多米，那儿有一家大型超市，超市门前入口处是一个长方形平台，环平台三面有台阶，他就在平台西侧的台阶上垫上报纸，面朝西坐下，这个位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饭店。
老九不嗜烟酒，至少没有烟瘾，只是碰到一些场合抽个一两支。今天他是想抽烟，或者说是为了抽烟而抽烟，似乎抽烟已经成了一种思考的象征，或者是释放烦恼的方式。自打他从柏林回来以后，他的烦恼越来越重了，饭店不温不火的生意比以往更加刺痛着他。临近中秋节了，饭店也挂起了彩带、灯笼，但是节庆的气氛也并没有让他的心情好起来。
格罗蒂亚大街车来人往，一年四季像集市一样繁华而喧闹，人行道上不同的脚步、不同的表情匆匆而过……老九就这样久久地、静静地凝望，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都抽到嘴苦麻木了，他还在继续抽，好像在故意虐待自己。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像一粒尘埃，没有人在意他的存在，也不需要在意，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其实不是，他是忘了嘴苦，只顾在心里念叨一句话了：难道我老九这辈子就这样了？
忽然一个走出商场的熟人发现了他，说了一句：“九哥，坐这儿干吗，看妞呢？”
老九应酬地一笑，看着那人走远了。
一会儿，又有一个声音叫他：“九哥，坐这儿干吗呢？”
老九闻声移过视线：“哟，是方迪呀。”
方迪说：“去店里找你，吧台说你在这儿呢，说你都坐好几天了。”
老九不好意思地说：“没有，就昨天坐了会儿。下午没课了？”
方迪说：“有，不很重要，逃课了。九哥，调查结果出来了。”方迪说着，将包里的文件袋拿出来交给老九。
老九非常高兴，接过来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说罢赶忙抽出来看了看，英文、中文的都有，很满意地点点头，从身下分出一份报纸说：“你坐会儿，我先看看。”
方迪也坐在台阶上。
老九看了一遍中文稿的，说：“这下有底了，一看就不是瞎糊弄的人。”
方迪问：“一万美金，你不觉得代价太高了吗？”
老九说：“我知道这事的难度，没点背景是办不来的，也办不了这么快。跟罗家的事比起来这点钱真不算什么，没准儿我那5万也能收回来呢。”
方迪又从包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纸包递给老九，说：“这个你拿着。”
老九问：“什么？”
方迪说：“你先拿着。”
老九接过，一上手就有感觉了，说：“钱？”
方迪说：“用了2000，除了长途话费还给他们买了点小礼物，都不是值钱的，就是表个谢意。还剩8000，你点一下。”
老九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你寒碜九哥？”
方迪说：“我说一万，如果是可办可不办的事，也许你觉得代价太高就放弃了。”
老九说：“那也不行！这钱也不是我一人出的，你给谁省啊？”
方迪说：“九哥，你别急呀，容我解释一下行吗？”
老九说：“你说。”
方迪说：“我不是不想拿，是不敢拿。其实我到现在都拿不准这事的深浅，话费单和购物发票我都保存了，账目清清楚楚。这事是没事则已，一旦有事，是不是以牟利为目的性质就不一样了，这个深浅我还是知道的。我一个丫头片子能有什么能耐，人家帮我还不都是冲我爹来的，虽然我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利用的还是公务权力，拿了你的调查费就是利用国家职权牟利，一旦有事这牟利的性质就严重了，这不是害我，是害我爹呢。”
老九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你看……这……”
方迪说：“你当我愿意整天累死累活的？是没办法，我得挣钱哪，学费、房租一大堆开销呢。虽然苦点，可没后遗症，睡觉踏实。”
老九说：“其实你要亮明身份，会有很多人找上门关照你的。”
方迪说：“不说这个了，这事就这样了。九哥，你坐这儿干吗呢？”
老九说：“这生意一直半死不活的，愁呗。”
方迪笑笑说：“那也不能坐这儿呀。”
老九感慨地说：“我在想啊，人家都见路不走了，我还不知道路在哪儿呢。要是罗家这事让我摊上了，我该咋办呢？说不定我会愁死呢。”
方迪说：“我的论文选题又被导师否定了，还遭了白眼，我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可没有哇，那就厚着脸皮硬扛呗。发愁的事谁都有，慢慢就熬过去了。”
老九笑了笑，说：“好啊，借你的吉言，慢慢熬过去。”
方迪起身说：“那我就不陪九哥聊了，明天演出，我去总会再跟指导碰个头。”
老九也站起来说：“我也得去趟商会，把文件送去。”
送走方迪，老九自己收起一份调查报告，然后开车去了华商会。
华商会在加拉迈北街一幢楼房的一楼，门口停着几辆车，许主席站在一辆车旁跟人说着什么，一个小伙子往车里搬东西。
老九停好车，走过来跟许主席打招呼：“老许，干吗呢？”
许主席笑道：“九哥来了。这不中秋节了嘛，给几个老关系送点月饼。”
老九走近了说：“叶子农的调查结果出来了，这不，刚拿到就给你送来了。”
许主席说：“走，屋里坐。”
进到许主席的办公室，老九把调查报告和8000美元拿出来。
许主席诧异地问：“钱没用完吗？”
老九说：“人家不挣这个钱，只收了2000成本费。”
许主席看了调查报告，说：“嗯，跟口传的差不多。行啊你，路子挺硬的嘛。”
老九说：“嗨，别提了，人家是真不愿意沾这事，也就碰上我这么个不识相的。”
许主席说：“办成了就好啊。”
老九说：“要是戴梦岩还刁难叶先生，后续资金我出了，我信他。”
许主席说：“我和老钱商量过，没冻结那12万补偿金，有点过分了。这里面戴梦岩的利益最大，真到成事的时候用钱，我看她比谁都掏得快。”
老九说：“朋友说，有人也在调查叶子农，走的是正规渠道。”
许主席说：“可能是红川方面，人家也要摸摸底呀。”
老九问：“那事怎么样了？”
许主席说：“听雪红说还不错，名单多报了5个，叶子农也没说什么。”
老九说：“这种事要放开了，那还不跟涨潮似的，要不咋叫出国潮呢。”
许主席拿出通讯录查找电话号码，一边说：“我得跟布兰迪说一声，人家出的钱，这就算有个交代了，再让他抽空把钱拿回去。”
查到了号码，许主席给布兰迪打电话，先打到布兰迪办公室，布兰迪不在，许主席这才想起是周末，又打到布兰迪家里。
那边布兰迪接到电话，很职业地问：“你好，哪位？”
许主席说：“我，老许呀。”
布兰迪马上变成了随和的语气，说：“是许主席啊，你好！你好！有事吗？”
许主席说：“柏林，叶子农，想起来了？调查叶子农的报告送来了，跟你说一声，有个交代。另外调查费没用完，还剩了8000，你什么时候抽空拿回去吧。”
布兰迪问：“调查报告是英文的吗？”
许主席回答：“当然啦，你花的钱嘛。”
布兰迪说：“好的，好的。你稍等，我马上去拿。”
许主席对布兰迪的反应有些意外，愣了一下，说：“哦，好的好的。”
放下电话，许主席说：“他说他来拿，好像挺感兴趣。”
老九说：“想拿就拿呗，在柏林他们争过几句嘴，话不投机。”
许主席忽然怪怪地笑了，说：“刚才布兰迪声音不对嘛，有点喘气。”
老九一时还没明白，问：“怎么了？”
许主席笑着说：“过生活呢。”
老九哈哈一笑，说：“你看你，坏了人家的好事。”
布兰迪接到许主席的电话后反应异常迅速，马上开车来到了华商会，他让女朋友在车里稍等，自己进了商会，也就是几分钟工夫就拿着调查报告和8000美元出来了，许主席把他送到门口，招招手看着他开车走了。
驶离华商会不到两公里，布兰迪靠路边停下车，就在车里看文件。文件内容不多，但他看得很仔细，看过一遍再看一遍……文件印证并放大着他在柏林的那个微弱的敏感，他的心情也在这其中发生着变化，他感到正在看清一种东西，并且被这个东西推动着。他觉得自己那种踌躇满志的感觉又回来了，那种踌躇满志只在他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曾经有过，那是一种久违的、已经被平淡岁月磨灭了的感觉。
女友说：“回去再看吧。”
布兰迪仿佛没听见，而是自言自语道：“我的直觉是对的。”
女友问：“什么直觉？”
布兰迪说：“如果一个人不是因为工作去研究马克思主义22年，说明什么？”
女友说：“说明他是笨蛋，谁的书也不用读22年。”
布兰迪又自语：“如果我的判断没错，这将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有很大价值。”
女友问：“什么事？”
布兰迪收起报告说：“工作，你不懂。现在我送你回家，晚上不跟你吃饭了。”
女友不满地说：“你总是这样，一完事就让我走。”
布兰迪说：“我有事要考虑，很重要，我需要一个人安静。”
布兰迪先把女朋友送回家，然后再回自己的家。布兰迪住在曼哈顿上东城一座高层公寓的22层，上东城面积不大，房价很高，是富人比较聚居的地段。这套公寓曾是罗家明一家初到纽约租住的房子，也是罗家明与布兰迪认识的地方，那时的布兰迪还没离婚，与妻子住在另一套公寓，自从离婚后他就一个人住在这里了。
布兰迪躺在宽大的沙发上，就这样躺着，他想啊，想啊……不知不觉房间里的光线越来越暗，直到夜幕完全落下，眼看着银色月光透过落地窗洒落在地板上。或许夜色的沉静更能催化他的思考，他也没有去开灯，让自己沉浸在夜色里，只是偶尔抽支烟，借着微弱的月光往茶几的烟缸里弹弹烟灰。无数个理由、词汇、可能……像萤火虫一样在他脑子里乱纷纷地闪来闪去，渐渐形成关联、逻辑，形成一个理论上可预期的结果。
这时候他才感觉到肚子饿了，起身打开灯，但是并没有先去厨房，而是先到书房打开了电脑，然后才去厨房找吃的。冰箱里储存了很丰富的食物，他拿了一个汉堡用微波炉加热了一下，一边吃着一边走进书房，吃完汉堡擦擦手在电脑前坐下，打出了一个标题：
大型电视片《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年》立项申请报告
陆陆续续，他又打出了一些零散而具有提示性的重要词语：东欧剧变……世界格局的新态势……与东欧当局推行变革政策所呼应的政治理论……东欧民众的心理倾向……东欧市场分析……西欧和美国市场分析……亚洲市场分析……1.3亿美元市场预期……有效利用迪拉诺广播公司的库存资源……叶子农……特定人选……政治背景、家庭、身世……迪拉诺广播公司在世界范围的权威度和影响力……大尺度、大视野……
随着思考他写下很多零散的提示，零散的提示逐渐变成提纲，而把提纲变成完整的立项申请报告，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布兰迪申请立项的理由主要有3个，一是他认为遇到了合适的人选；二是以东欧各国当局的政治利益和民众的心理倾向驱动市场利益，兼顾欧美民众的胜利感所可以获取的市场利益；三是有效利用迪拉诺广播公司的库存资源，低成本。布兰迪的构想并没有政治上的考虑，而是利用政治时局获取经济利益，提高公司国际影响。所谓解析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年，只是载体、手段。
此时的布兰迪并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个与他获得同样信息的老九也在关注着同一个人，只是各自的心事不同。他更不会想到，正是他今晚的思考从此拉开了叶子农多事之秋的序幕。而此刻远在中国红川的叶子农也不会想到，他介入罗家的债务危机就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债务危机还没结束，多米诺效应就已经开始了。
美国迪拉诺公司是一家大型企业，主要有金融、保险、电视、电子四大产业，总部设在纽约。迪拉诺电视台是人们的习惯叫法，其标准名称是——美国迪拉诺国际广播公司，是美国迪拉诺公司下属的子公司。
布兰迪的工作地点在迪拉诺电视大楼17层《世界风云》专栏区，他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做编导。《世界风云》专栏与时事新闻不同，是将已经报道的世界重要新闻综合、归类，再做深度解析，发表意见、推测或判断，对观众的政治倾向有引导或影响作用，也是解读美国外交政策的窗口之一。布兰迪从见习编导到资深编导，十几年来既没被淘汰也没有升迁，属于胜任而稳重的编导。
《世界风云》专栏有3个采编室和一个总编室，布兰迪工作间的所有编辑设备都集中在一个3米多长的专业工作台上，中间部分是一台电脑，左边是素材区，右边是合成区，工作台上并列5台显示器和其他最先进的采编设备。
早上他刚上班，还没等进屋就听到里面电话铃响个不停，他赶紧进屋接电话。
一个女士的声音说：“布兰迪，主席先生请您来他办公室一下。”
布兰迪回答：“好的，我马上就到。”
放下电话，布兰迪心里有些不安，他知道戴维主席找他一定是谈他申请政论片《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年》立项的事。迪拉诺国际广播公司的管理实行执行委员会制度，戴维是执行委员会主席。以布兰迪对戴维的了解，他对立项申请获得批准并没有把握。
来到主席的办公室，戴维主席正在打电话，示意布兰迪先坐下。戴维不到60岁，额头很宽，略有秃顶，雪白的衬衣打着一条深蓝色碎花领带，肥胖的身体挤满了办公椅。戴维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布兰迪的《大型电视片〈 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年 〉立项申请报告》。
放下电话，戴维用手指点了点立项申请报告，说：“布兰迪，你是老手，干这行已经十几年了，怎么会有这么轻率的念头？”
布兰迪说：“主席，我认为正因为我干十几年了，我才有这样的敏感。”
戴维说：“华约解散了，一个时代结束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发生变化，没有谁会对一个已经吵了50年的话题感兴趣了。再好的思想，招不来广告卖不出拷贝，就不能算是好思想。东欧不需要共产主义了，也不需要谈论共产主义了，这一页的历史翻过去了。”
布兰迪说：“东欧正处在变革中，这种时候他们需要听到他们愿意听到的声音，有需要就是市场。美国和西欧需要胜利者的感受，这也是市场。”
戴维摇摇头，说：“布兰迪，这个话题世界已经吵了50年，互相揭短骂街，人们已经厌倦了。除非你有新史观，烫冷饭是不行的。我看了叶子农的情况，也许他是专家，可那又怎么样？你是说我们、美国还有欧洲，那么多学者都是白痴？”
布兰迪说：“不是，是立场问题，立场。有新立场才可能有新视角、新史观，如果是输出美国式的价值观，那我们自己来好了，那是最纯正的美国货。”
戴维说：“你的报告是假定这个人可以，但是我不能去支持一个假想。你只是偶然去了趟柏林，偶然遇到了一个人，然后就来跟我说要上一个大型政论片，这太草率了。”
布兰迪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说：“如果火星上有一道蚂蚁爬过的痕迹，我们会想到什么？水，空气，基因，生物链，人类有新地盘了。纵观历史，两大阵营的双方无不是批判对方美化自己，而这个人不是为谋生研究的，是为知道那个‘本来’研究的，以这个人的思辨能力，如果真那么简单他不会研究22年，而这个‘本来’就是价值。同样推导出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这个事实，不同的立场、思维，说服力是不一样的。这是个难得的人选，来自社会主义中国，将军的儿子，革命家庭的后代，父母都死于党内政治斗争，他的背景、经历本身就具有说服力。还有一个重要条件，他是孤儿，在中国没有亲人，没有亲属受到政治牵连的顾虑，这能使他无所顾忌，完全放开手脚。”
戴维说：“也许你是对的，我吃不准。电视台是要赚钱的，如果钱花出去了，广告跟不进来，拷贝卖不出去，我是要负责任的。”
布兰迪说：“以《解密人类战争》和《二战纪实》两部片子为参照，我认为这片子的收益不会低于1.3亿美元，而只需要很少的投入，其中资料库的影像资料就能省掉很大一块成本。历史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怎样取舍、整合、解读，用一根什么样的线把它们穿起来。其实我并不担心市场，我最担心的是叶子农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戴维见无法说服布兰迪撤回申请，又不想生硬否定，他想了想，说：“布兰迪，大家都说我保守，也许是吧。我老了，我的任期也快到了，不想再冒险了。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幕后默默无闻，你想做点什么，我能理解。我给你个建议，绕个圈子吧，你把材料报给总裁求证一下，如果总裁不反对，我就支持你。你告诉总裁，戴维这个老家伙认为这是轻率，你认为这是敏锐，就这样写，是我让你报给总裁的，用我的原话。”
布兰迪的申请虽然没有得戴维主席的批准，但是这个结果也没有让他失去希望。站在戴维的立场，这样处理也是恰当的。
几天后，布兰迪接到迪拉诺公司总裁办公室的通知：总裁召见。
迪拉诺公司总部大楼有32年历史，坐落在纽约东河岸边，其间经过两次修缮，仍然保持着简洁、庄重的风格，在摩天大楼林立的建筑群里并不十分招眼。这里与商业区的繁华相比显得很安静，楼前的广场由半米高的栅栏与人行道隔开，广场中央是一个大花池，花池四周是停车的位置。站在这里，远远能望见布鲁克林大桥。
总裁办公室在三楼，在楼梯口处有一个宽敞的候客厅，穿过候客厅是秘书室，再往里才是总裁办公室。布兰迪提前了几分钟来到候客厅，没过多久就轮到接见了，女秘书把他领到总裁办公室门前，拉开门请他进去，然后把门轻轻关上。
布兰迪上前与总裁乔治握了一下手说：“总裁您好！”
乔治说：“请坐。”
乔治50多岁，身材偏瘦，西装在靠背上搭着，敞怀穿一件马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宽大的办公桌上除了文件、电话和其他办公用品，最醒目的就是一只硕大的木雕烟缸和旁边的木制保湿雪茄烟盒，屋里还有一股浓浓的雪茄烟味。
乔治问：“你现在还坚持你的想法吗？”
布兰迪回答：“我坚持。”
乔治和蔼地笑了一下，说：“有市场，讲道理，有新意，符合这三个条件就可以，这个不需要判断。但是满足这三个条件也是需要条件的。如果把需要的条件和已有的条件用数学的方式公约一下，除去公约的部分还剩什么？”
布兰迪说：“就简化到对一个人的判断了，叶子农。”
乔治说：“因此，我把你的报告转给奥布莱恩了，由他处理。你知道，奥布莱恩是情报分析专家，我们需要听听专家的意见，而不是先做决定。奥布莱恩在他的办公室等你，你现在就可以去找他，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
布兰迪起身说：“明白。谢谢总裁！”
这次接见从进门到离开，总共也就1分多钟。
奥布莱恩的办公室在三楼另一端离电梯最远的那间屋子，门上有块不大的牌子，上面写着“第五工作室”，这是总裁高级顾问的别称，了解迪拉诺公司的人都知道，历届在这间屋子工作的人都是对时任总裁的决策有影响力的人物。
布兰迪见房门虚掩着，就轻轻敲了两下门，听到一声“请进”便推门进去，只见奥布莱恩戴着老花镜正在看文件，直到客人进来才放下文件取下眼镜。
布兰迪上前握手：“您好！”
奥布莱恩说：“你好！坐。”
奥布莱恩65岁，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高级官员，情报分析与策划专家，是个有知名度的人物，深邃、博学、敏锐，退休后受聘迪拉诺公司，任美国迪拉诺公司总裁高级顾问。他高高的个子，满头白发，略微有些驼背，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两条眉毛中间有几道深深的竖纹，那是长期习惯性皱眉所留下的痕迹。他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锐利而又深不见底，这使他不管怎么显得平易近人，都仍然让人有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他是迪拉诺公司为数不多的可以对总裁叫“乔治”而不是“总裁”的人。
奥布莱恩把叶子农的调查报告压在布兰迪的立项申请报告最后一页的上面，又用一本杂志压在调查报告上面，只显出两份报告的日期，说：“从日期上看，调查报告与你的立项申请报告时间仅间隔了两天，也就是星期六、星期天。你就是当天拿到的调查报告，也只是用了两天就完成了申请报告，我不能据此说你轻率，但至少可以说你做出反应很快。”
布兰迪说：“是的，我认为没什么可顾虑的。”
奥布莱恩问：“为什么？”
布兰迪说：“接洽一下，即使不行也不损失什么。”
奥布莱恩说：“能被迪拉诺接洽就意味着规格、评价，于对方是有值的，这种接洽是不能被滥用的。迪拉诺是有形象的牌子，不能靠没完没了掷色子撞个好点。”
布兰迪说：“这一点我考虑到了，我也希望前期接触先局限在我个人，等确定可以立项了再上升到公司行为。但是这很困难，一旦进入实质话题就面临一个开价的问题，我没有得到授权不能开价，开不出价是谈不下去的。”
奥布莱恩说：“你拐弯了，还没到那儿。我们再回到日期，单一份调查报告是不足以让你反应这么快的，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催化作用。”
布兰迪说：“是的，我是根据柏林接触的判断，不，应该是直觉。”
奥布莱恩说：“你的根据，是根据与这个人接触的过程。好，我们就到这儿。我需要你把详细过程写出来，每句话，每个细节，不允许出现任何修饰词。这是工作程序，在这个程序里你的工作是还原、呈现，判断是别人的工作，不是你的事。”
布兰迪说：“好的，我尽快把材料给您送来。”
这又是一次简短的谈话，没几分钟就结束了。
奥布莱恩收到布兰迪《在柏林与叶子农的接触》的纪实报告已经是第三天了，布兰迪的报告很详细，从罗家债务危机、柏林债权人会议、布达佩斯劳务输出计划等凡是跟叶子农有关联的内容都详细做了叙述，奥布莱恩从每句话、每个细节、每个逻辑关系去分析、判断叶子农这个人，这种专业分析，就像考古学家在一把土一块石之间破解事物的真相。
这天下午，奥布莱恩写了一个简短的个人意见：《关于叶子农的调查报告》、《大型电视片 〈 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年 〉 立项申请报告》、《在柏林与叶子农的接触》3份文件已阅，同意布兰迪对叶子农可能具备撰稿该政论片理论能力的判断。
写完意见书，他给总裁办公室秘书打电话，问：“总裁有客人吗？”
女秘书回答：“没有。”
奥布莱恩说：“如果总裁现在方便，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女秘书回答：“好的，别挂电话。”片刻之后回复，“总裁请您过来。”
奥布莱恩拿上布兰迪送来的3份文件和一份自己的意见书去见总裁。
乔治看上去兴致很好，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品咖啡，左手夹着粗大的哈瓦那雪茄，那只硕大的木雕烟缸也被移到了茶几上。见奥布莱恩进来，马上起身让座。奥布莱恩刚坐下，女秘书随后又送来一杯咖啡。
奥布莱恩把文件放到茶几上，把意见书递给乔治，笑道：“你气色不错。”
乔治说：“白宫政要下个月出访中东，商务代表团名单有迪拉诺公司，这就是说大气候成熟了，我们跟沙特那笔生意谈了一年，该签字了。”
奥布莱恩说：“嗯，好消息。”
乔治举了一下雪茄说：“来一支？”
奥布莱恩摆摆手说：“不。谢谢。”
乔治说：“我喜欢丘吉尔叼着雪茄的样子，可惜我没他那么胖。”
寒暄了几句，乔治看意见书，看过之后说：“布兰迪把这个交给戴维就可以了。”
奥布莱恩说：“乔治，你对这件事倾向哪边？”
乔治说：“以现在的情况，显然对布兰迪的意见有利。”
奥布莱恩说：“布兰迪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我有种感觉，可能性不大。”
乔治问：“为什么？”
奥布莱恩说：“这个人的心思不在钱上。看看布兰迪提供的材料，这个人只在需要用钱的时候才去挣钱，挣到够用他就停了。这是一个矛盾，如果他的心思在钱上，他也就不太可能有思想了，有的只是知识，是生存技能。”
乔治说：“你该把这个也写到意见里。”
奥布莱恩说：“这个只是感觉，根据不足，还没充分到可以成为意见。而且，戴维与布兰迪的分歧是这个人行不行，而不是这个人肯不肯干。这个人可以肯定不是书呆子，有可能不只是一部电视片的价值。问题是，他肯不肯按照布兰迪的需要去左右自己的思想。”
乔治问：“你确信没有高估这个人？”
奥布莱恩说：“有可能高估，但至少与这个人接触不至于有损迪拉诺的形象，也就是说操作成本没有区别。既然如此，在高估和低估之间，哪个假想有利就该选哪个。”
乔治说：“如果你的感觉是对的，你想说什么？”
奥布莱恩说：“如果你倾向布兰迪的意见，你得做点什么。布兰迪是对的，没有授权就不能开价，开不出价是谈不下去的。你了解戴维，你认为戴维能开出个什么价？”
乔治说：“我不能替戴维行使职权。”
奥布莱恩说：“但你可以影响，如果你希望合作的几率大些。开价不等于支付，本质是他能给你赚多少。要开就是颠覆性的，开一个能把绅士变成魔鬼的价码。”
乔治说：“那就是说，我们都有可能变成魔鬼。”
奥布莱恩笑了笑，说：“我不知道，也许我早就是魔鬼了。”
乔治想了想，说：“1000万。”
奥布莱恩说：“我看可以。开到这个数，干不干都由他去吧。”
红川市对外经济服务公司的会议室里，布达佩斯亚欧实业有限公司与红川对外经济服务公司的第三轮谈判正在进行，亚欧实业公司的总经理叶子农、食品机械工程师莫尔、英语翻译徐红参加谈判，对外经济服务公司的办公室主任黄书宁、业务经理余其伟、公关部经理周雅丽参加谈判，谈判的焦点仍然是方便面生产线和过路劳务的相关条件问题。
红川食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中国知名的方便面生产线制造厂家，有25年的研制生产历史，是国内多家大型制面企业的生产设备供应商，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南斯拉夫、比利时以及东南亚等国家。但是叶子农并没有直接与厂家接洽，而是选择了通过红川对外经济服务公司订购方便面生产线，这不仅是因为厂家没有直接出口权，最重要的是红川对外经济服务公司是官商一体的公司，就是所谓的“官商”。叶子农知道这笔交易最终是不会成交的，红川方面可以得到的只是定金，将设备定金与过路劳务费一并集中到对外经济服务公司，无疑会加重驱动对外经济服务公司合作的利益筹码。
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在探索阶段，党政军机关办公司是一种普遍现象。各地的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都是政府的一个重要部门，简称“外经委”。红川对外经济服务公司正是红川外经委的直属公司，外经委主任直接兼任公司总经理，公司的骨干力量也大多来自外经委的干部。尽管官商带来过一系列社会问题并终将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在中国刚刚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背景下，官商对于转变观念、消除政治顾虑、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确实起到过一定的示范作用。
此时，发言的是工程师莫尔，他谈的是方便面生产线的输送机问题。红川方面的谈判代表听不懂英语，只能等一会儿听翻译的。
徐红翻译道：“我和贵方的工程师谈过多次，双轴和面机输送角度必须调整90度，切断分排机也要调整90度，否则两端的作业区空间太小，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
黄主任诚恳地回答道：“莫尔先生，红川食品机械厂有相当一部分产品是我们公司代理出口的，有的厂房还没有你们的宽敞都安装了这个型号。你的意见我们非常重视，你是负责技术的，技术方面我可以答复你，这个真不是什么问题，说到底是个费用问题，我建议这个问题暂时先搁置，等我们核算过这个单项的造价以后再谈。”
徐红翻译给莫尔，莫尔说：“好的。”
黄主任说：“关于设备定金和付款方式，我们商量了一下，可以做适当的让步，但定金最少不能少于2万美元。付款方式原则上接受贵方的要求，但首付不能低于50%，设备运抵布达佩斯后，等安装、调试运转正常了，再付50%。”
叶子农想了一会儿，说：“可以，这个能接受。”
业务经理余其伟说：“那接下来就是谈劳务输出了，关于劳务输出批文，我们愿意再让一步，80万元人民币。户口迁入费我们也让一步，每人2000元人民币。去布达佩斯的资信考察费我们还让一步，50万元人民币。如果叶先生接受这些条件，这个项目马上可以启动。”
叶子农摇摇头说：“距离太大。”
黄主任说：“叶总也要体谅我们的难处，我们是冒着犯错误的风险跟贵方合作的，出国的那些人回来跟我们要耕地怎么办？违反了户籍政策怎么办？搞不好是要犯大错误的。”
叶子农说：“出国的那些人如果真回来，那是一笔招商引资的资源。中国现在执行的是1958年的户籍管理条例，且不说是否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即使是原条例也没有禁止公民户口迁移的条款。你们的政策研究室和法制办是专做这门功课的，你们明白这个。中央一再强调，改革是没有既定模式可借鉴的伟大创举，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什么叫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对了过去，摸错了回来。你不伸到水里摸摸，你怎么知道能不能过去？解放思想，就是要扯下裹脚布，迈大步子。”
余经理笑笑说：“裹脚布是扯下来了，可叶先生不接受这些条件，步子迈不开呀。”
公关部经理周雅丽说：“我认为你们缺乏合作诚意。”
黄主任瞥了周经理一眼，显然是不满意属下的这句表达。
叶子农说：“你可以那样认为，但是每天在红川消耗资金的是我们，而且我们也不会无休止地这样消耗下去。合作不是你死我活，是利益的趋同和妥协。”
黄主任说：“费用问题有分歧，不要紧，也可以搁置，我们都回去再想想。现在我们谈谈由外经委组团去布达佩斯考察的问题，先不谈单项费用，只谈组团人数、接待规格、考察项目，这些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对其他条件有影响的，我们草拟了一个方案。”
谈判继续进行……
第三轮谈判结束之后，叶子农和莫尔、徐红离开红川对外经济服务公司，乘坐同一辆出租车回到红川国际饭店。下了车，三人说着话走进大厅。
莫尔说：“叶先生，我一直想问，为什么要在布达佩斯建方便面厂呢？”
叶子农说：“因为东欧人民不需要主义了，需要填饱肚子。”
徐红扑哧就笑了，赶紧捂住嘴。
莫尔问：“你笑什么？”
三人正往里走着，忽然听到有人喊：“子农！”
叶子农听到了，只是怔了一下，没大在意，因为他在红川是没有熟人的，也更不会有人用“子农”称呼他。
但是那声音仍在喊，这次喊的是：“叶子农！”
叶子农站住了，转身一看，呆住了，眼前的这个人竟然是老九！只见老九从休息区的沙发旁朝他走来，脸上挂着微笑。叶子农惊诧地问：“你怎么在这儿？”
老九走到近前说：“找你呀。”
叶子农这才想起来握手，于是伸出手说：“你好你好。”然后对莫尔和徐红说：“你们先上去忙吧，我这儿有客人。”
老九说：“我下午到的，打电话找不到你，就又跟雪红联系，她给了我一个对外经济服务公司的号码，我一问，他们说你刚走，那我就在这儿等呗。”
叶子农问：“房间订了吗？”
老九说：“都订好了，在你楼下5012房。”
叶子农说：“那……先去我那儿还是先去你那儿？”
老九说：“我来找你的，当然先去你那儿啦。”
叶子农说：“那好，咱们上去吧。”
红川国际饭店是红川市规格最高的酒店，叶子农住在9层9009号商务套间，比标准间多了一间办公室和一间客厅。进了房间，两人在客厅落座，叶子农倒了两杯水。
老九说：“老弟，听说你这边进展不错。”
叶子农说：“还行吧，大概就是这两天的事了。你呢？来这边办事？”
老九说：“我一个开饭馆的又不做贸易，能有什么事？就是想来看看你。”
叶子农有些诧异：“你来……就为找我？”
老九说：“是啊，我从纽约到北京，没出机场就飞红川，就是来找你的。我想跟这儿住些日子，真没什么事，就是想在你不忙的时候跟你聊聊天。”
叶子农更纳闷了：“聊天？我能跟你聊什么？”
老九说：“咋？俺不配跟你搭话？”
叶子农说：“不是那个意思，是说也没什么事，咋个聊法呢？”
老九说：“瞎聊呗，聊啥都行，我就愿意听你说话。”
叶子农说：“你放着纽约的餐馆不管，就为来聊天？”
老九说：“那餐馆半死不活的，看着就闹心，还不如不看呢。出来找个人喝点酒聊聊天还好受点，不然得憋死呢，哈哈。”
叶子农沉默了好大一会儿，问：“我是叫你老哥还是叫你九哥呢？”
老九说：“比我小的都叫我九哥，你不介意的话这么叫也行啊。”
叶子农说：“那好。九哥，先啥都不说了，红川好吃的我都摸清楚了，我先带九哥好好吃两天，也先谢谢九哥这么抬举搭我一眼。”
老九笑笑，说：“兄弟喜欢吃，那咱就定个规矩，以后只要有我九哥在场，凡是吃的事就统统归我打点。九哥没啥能耐，也就能撑点这碎银子的事。我知道你这儿很忙，来之前我也是左思右想，怕给你添麻烦……”
就在老九说怕添麻烦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叶子农到办公室接电话，电话是黄书宁主任打来的。
黄主任说：“叶总，刚进门吧？不好意思啊，没等你休息一会儿就打扰了。你看这阵子老是吃叶总的，过意不去呢，要是叶总晚上没啥安排，我想请你出来坐坐。”
叶子农说：“黄主任客气了。都有什么人参加？”
黄主任说：“就你我，没旁人。10分钟以后我车到楼下接你。”
叶子农看了一下桌上的表，说：“这还不到6点，太早了吧？”
黄主任说：“不早不早，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好，待会儿见。”
叶子农放下电话思索了片刻，回到客厅重新坐下，对老九说：“可能要亮底牌了，这顿饭必须得去，晚饭就不能陪九哥了。”
老九则起身，说：“正事要紧，你忙你的，那我就先回去了。晚上我在房间等你，饭不能吃了，咱找个地儿喝茶去，喝咖啡也行嘛。”
一辆黑色尼桑轿车沿红川北环路一直向西行驶，黄主任开车，旁边坐着叶子农。黄主任并没有挑选市内的豪华饭店，而是去了郊外。
傍晚，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中秋时节的天空又高又远，蓝色的天际飘着白云，只有夕阳西下的边际隐约出现一抹淡红。树木尽管还是绿色的，但已经不是青嫩的绿了，是一种成熟的深绿，仿佛有汁液要滴落下来……秋风吹来，哗哗的响声中多了一种萧瑟的意味，偶尔传来几声秋蝉无力的嘶鸣……一切都呈现出一种诗意的美丽与苍凉。
叶子农不好意思问去吃什么，黄主任也不主动说，两人一路闲扯，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直到出了城，叶子农终于忍不住了，问：“黄主任，咱们这是去吃什么？”
黄主任笑笑，不紧不慢地说：“请你吃饭，我还真是犯愁了，你说你这种人走南闯北什么没吃过？所以呀，请你吃饭就得吃点绝的，好不好吃先不说，起码是你没吃过的。咱去蔡庄镇，还有几十公里呢，我说不早吧，到地方也就到饭点了。”
叶子农又问：“什么好吃的？”
黄主任说：“纳鞋底，裤腰带，乱七八糟一道菜。呵呵，当地流传的顺口溜。”
叶子农说：“我就喜欢有特色的地方风味。”
黄主任腾出右手从放在仪表盘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单子递给叶子农，说：“都是不上席的饭，不值几个钱，叶总可别嫌俺小气啊，俺老黄官虽不大，可真找个踏踏实实说话的地方也不易呢，是个像样的饭店都能碰到熟人。”
叶子农一看单子，果然是亮底牌了。单子上写的是——
方便面生产线定金 2万美元
省经贸委劳务输出批文 50万元人民币
户口迁入费 每人1000元人民币
护照代理办证费 每人200元人民币
布达佩斯资信考察费 30万元人民币
红川市劳务输出名额 3人
单子是手写的，根本没提方便面生产线的事，却多了一项红川出国名额。
黄主任说：“一竿子到底，交底儿了。叶总要是觉得这个条件还不行，红川方面就无能为力了，今晚这顿饭咱们就当叙叙家常。”
叶子农说：“凭心说，比我预期的满意。”
黄主任使劲点点头，满意地说：“好，好！那这事就算成了！”
叶子农问：“红川这3个人是男的女的？多大了？打算到哪儿发展呢？”
黄主任说：“都是小子，20多岁吧，家长一个是海关的，一个是公安局的，一个是经贸委的。其实递条子的不止这些，外经委也难哪，不想给你们添麻烦，能推的都推掉了。至于到哪儿落脚，那得看你们了，帮他们找个工作，以后怎么混就靠他们自己了。”
叶子农把单子还给黄主任，点上一支烟，说：“匈牙利与奥地利接壤，这条路线相对好操作一点。维也纳是世界名城，确实很不错的。奥地利与德国、意大利接壤，有了奥地利的居留以后还可以有选择。这一项的费用我们出了，路费他们自己负担。”
黄主任说：“好，很好。这里外的安排，首先法律法规上我们不作难了，各路关系也照顾到了，这批劳务输出也算件能拿上台面的政绩……不错！我老黄在主任这个位置也有些年头了，迎来送往的也算阅人无数吧，我一看你老弟就是能干点事的人，我要过去，就先让人家过得去，不简单哪！其实你来没几天我们就有底了，统战部，公安局，侨联，港台事务办公室……你看有多少渠道可以了解你，但是该谈还得谈，没这个过程是不行的。”
叶子农说：“那剩下的就是付款方式了。”
黄主任说：“首付总额50%，最后一批离境前再付50%，这样双方都放心。”
叶子农说：“同意，我这边没有问题，即签合同，即交首付。”
黄主任说：“这种事不宜久拖，既决定了就要速办，闪电式的。你没辆车不方便，买辆车也不值当，我们借给你一辆车，把办公室的小柯派过去，连司机带助手都有了，小柯人熟地熟，联络起来也方便。出国前7天，我们找个地方给他们办个安全生产强化培训班，全封闭的，免得到处放羊出差错。”
叶子农想了一会儿，说：“过两天我可能得回趟柏林。”
黄主任说：“哦，那最好是签了合同再走，不影响这边的进展。”
叶子农说：“那当然，肯定要先签合同，再说回不回去还不一定呢。”
黄主任说：“等签了合同，你要有事就回去一趟。这边的事你放心，材料汇总到我这儿就可以了，有专人办理，你在不在都一点不受影响。户口迁移证给他们发下去，他们到当地机关提档案也得几天呢。”
蔡庄镇距红川不到50公里，是一个很普通的小镇，街道的房子大同小异，不管是平房还是二层小楼，墙面都贴上花花绿绿的瓷砖，门头上都有祈福纳祥的图文。小镇的街道都是一些私宅店铺，卖的也都是简单日用品和常用农业生产资料，街道上不时有拖拉机和农用三轮机动车驶过，发出柴油机特有的响声。此时天色已是黄昏，红色的晚霞正在悄然褪去，夜幕也在不知不觉中降临，有些人家已经亮起了灯光。
果然如黄主任所说，到了地方也就到了饭点。黄主任把车开到一家名叫“蔡庄菜”的饭馆门前停下，门口已经停了七八辆车，但多是外地车牌号的大货车，这就是说吃饭的大多是南来北往的过路司机，也说明这家的饭菜经济实惠。两人上到二楼要了一个小包间，黄主任点了几个酒菜，先是上了几个凉菜和啤酒，两人就边喝边聊。
黄主任说：“这‘纳鞋底，裤腰带，乱七八糟一道菜’是啥呢？早年人民公社的时候大兴水利，每年冬闲都挖河。这挖河苦哇，派工一直是老大难问题，书记就想了个主意，改善伙食。可人多呀，也只能乱七八糟大锅煮，结果是特别好吃。纳鞋底就是锅贴子，为熟得快拿钢刷子拍两下，密密麻麻的像鞋底。裤腰带就是宽面条，锅太大了，细面煮熟了根本捞不出来，都成糨糊了。那年月，能吃上这些可不得了，后来就形成了这种吃法，当地的红白喜事你要没上这个，那你就算没请客。”
叶子农说：“那得尝尝。”
黄主任说：“改革开放以后老百姓的生活好了，吃得也讲究了，可还是有不少人就喜欢这口，吃的就是这口土得掉渣儿的味。你看，门口停的都是外地车，过路司机都喜欢到这儿尝个稀罕。”
说话间主菜上来了，只见服务员端着一个农村和面的大瓦盆，那么大一盆菜，热气腾腾浓香四溢……叶子农从未见过如此大的大盆菜，惊讶地说：“我的天哪！”
黄主任也来了兴致，对服务员说：“去，拿瓶白酒。”
叶子农说：“不行，那开车太危险了。”
黄主任说：“我这酒量，没事！你看，这就是乱七八糟一道菜，没啥刀法讲究，就是一个实惠，豆腐、皮扎、丸子、肉块啥都有，一般的饭量，这盆菜够5个人吃。”
叶子农左手拿碗，右手拿筷子，摆开阵势开吃。
白酒上来，黄主任自己倒上小半茶杯，也不谦让，也不劝酒，一口就闷喝见底，然后又如数倒上。叶子农看在眼里，越发觉得有些异常。
黄主任说：“对外地司机来说这家的饭菜很实惠，其实呢，是比以前贵多了，都是让那帮过路司机给吃贵的，这一贵不要紧，镇上的老百姓就不怎么来吃了。要说也没多贵，要是放在其他乡镇真的不算啥，可红川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西部地区，土地承包以后原来的水利设施都荒废了，遇到大涝大旱单靠独门独户的力量根本抗拒不了。”
叶子农感觉到黄主任正在逐渐偏离双方共同关心的话题，也许是怕冷场，但这种偏离又似乎隐含着什么东西。叶子农看不清楚，只能附和着说：“嗯，水利很重要。”
黄主任说：“老弟，咱初次见面你跟我说过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你说，中匈互免签证早晚要废止，现在还没废止。官商早晚要退出市场，现在还没退。护照早晚会像办身份证一样简单，现在还没简单。那你说，咱是不是在钻法律空子？”
叶子农说：“钻空子，是禁止而有漏。法律就没禁止，漏在哪儿？钻什么？”
黄主任竖了一下大拇指，又是一口闷喝，再倒上。
叶子农说：“黄主任，你可不能这样喝。”
但是黄主任已经开始话多了，说：“老弟，不是我跟你邀功，外经委也难哪，真的做了很多工作。户口人头费，县里张嘴要3000，宋主任指着县长鼻子骂，说你他妈抢劫哪？县长也急了，指着自己说，这钱我要是截留一分，我他妈是狗娘养的……唉，还是穷啊，闻不得一点肉腥，你让他啃个猪蹄儿，他恨不得把卖肉的都啃了。”
叶子农只能再次附和着说：“嗯，宋主任和黄主任都辛苦了。”
黄主任由于酒精的作用渐渐来了情绪，说：“老弟，干部不都是焦裕禄，可也不都是刘青山哪。你说吃点拿点有没有？有！但是绝大多数干部是不出大格的，是兢兢业业想干好工作的，不像有些人说的，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
叶子农说：“我就不信咱年年8%的经济增长都是群众无组织自发干出来的，这样说不是对立干群关系，是说中国的成绩是干部群众一起干出来的。事实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全国人民就奔小康了。但是呢，这五个指头不会一般齐呀，你得允许一部分人高高兴兴奔小康，一部分人嘟嘟囔囔奔小康。”
黄主任再次竖了一下大拇指，第三次一口闷喝，再倒酒的时候手都有点不听使唤了。
叶子农也真急了，说：“老黄，你真不能再喝了！”
黄主任摇摇头，说：“我老黄什么场面没见过？谁想灌老黄一杯酒，难哪！可今天不一样啊，不喝酒，我老黄张不开嘴呀！咱这事再咋说也不是规范的事吧？可你知道吗，这人头费是当扶贫指标分下去的……老弟，这我还能跟你说啥呢？是两个乡镇的领导求着我再找你争取点，就是再争取几个名额也行啊，其中一个领导就是蔡庄镇的……我谈干部，不是跟你老弟瞎扯呀，我是想让你相信，这钱不是肥我老黄的，也不是公司赚的……”
叶子农伸手示意黄主任不要再往下说了，说：“人头费每人再加一千。”
黄主任第四次一口喝干，酒杯一蹾，已经有些语无伦次了，说：“老弟，仗义！今天这酒我得……得喝……多喝出十几万块钱来，我老黄也是好……好……好干部……其实你们这里的事我全知道……你给林雪红带……啊带个话，希望她渡过难关……将来想……回国内发展了，欢迎她来红……红川投资……”
叶子农见黄主任已经喝成这样了，起身去结账，让店里的两个服务员把黄主任小心翼翼搀下楼，扶到车后座，自己开车返回了红川。
4
叶子农把黄主任连人带车送回家，自己打出租车回到红川国际饭店，进了房间躺到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整理了一下思路，找出那张在布达佩斯那个绰号叫“北京刀客”的沈彪给他写的电话号码，放到手边，然后拨通了布达佩斯林雪红的电话。
叶子农说：“红川这边交底了，条件比预期的要好。考察组的人选也定了，这事动起来很快的，你那边要尽快做好接待准备。有3个搭车出国的，都是核心圈里的少爷，我说给他们办到奥地利，这个不确定，德国、意大利也可以，看哪路方便了。”
林雪红说：“好的叶大哥，我知道了。”
叶子农说：“还有个事，我自己的，你先记个电话号码……嗯……对。这个人当时在布达佩斯，叫沈彪，沈阳的沈，彪悍的彪，绰号北京刀客，你打这个电话联系一下，看他还在不在布达佩斯，在的话想办法把这人弄到美国，这个钱单算，由我出。”
林雪红问：“是您朋友吗？”
叶子农说：“不是，一个愤青。有可能的话，就借着这一拨儿把他弄过去。”
林雪红说：“好的，我知道了。”
接着，他又给老九的房间打电话，先问：“九哥，吃了吗？”
老九说：“还没呢，时差没倒过来，不饿。”
叶子农说：“那正好啊，我也没吃呢，下来吃个饭吧。”
老九说：“你没去吃饭啊？”
叶子农说：“去了，吃了几口菜，主食还没来得及上桌黄主任就喝倒了。”
老九说：“啊？这么不经喝？好的，我这就下去。”
红川国际饭店有中餐和西餐两个餐厅，在红川市属于高档酒店，特别是晚餐一般是要提前预订的，但是这会儿已经过了用餐的高峰时段，中餐厅也空出了几张桌子。叶子农在这里多次宴请过客人，对这里的菜品有些了解。两人选了一张小号桌子坐下，叶子农先征求了老九喜欢吃什么，老九自然是说吃什么都行，于是叶子农点了一些他认为不错的酒菜。
叶子农端起一杯酒说：“九哥，你这么老远来，是个正常人都受不起呀，九哥这么做厚不厚道咱就不说了，既然来了，得，我给你接风。”
老九把端起的酒杯又放下了，说：“那这酒不能喝了，怎么是你给我接风呢？咱不是刚说好的嘛，凡是吃的事统统归我打点，那现在算不算吃的事？算，就是我的。我说过，九哥没啥能耐，也就能撑点这碎银子的事。九哥啥人物？离用得着接风还早着呢。”
叶子农独自把手里的酒喝了，说：“九哥，咱有话都实在说了。不管你为啥来，我不是高人，也没权势，我这儿没啥可惦记的东西。九哥不缺我这口吃的，可我除了吃不会别的表达，就是吃。我陪九哥好好吃两天，九哥就该忙啥忙啥吧。”
老九说：“知道，知道。我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听你说说话。”
叶子农说：“罗家的事你都看见了，就是我这张臭嘴一时没把住，惹了这么大麻烦，现在不正在擦屁股嘛。有啥可聊的？要是按罗家明的例子，你这是找死呢。”
老九笑着说：“你别说，我还真有过一头撞墙的念头。”
叶子农思忖了片刻，说：“过两天我得回柏林，也没时间陪你。”
老九大大咧咧地说：“知道你忙，你放心吧，我一点都不耽误你。”
叶子农把该说的都说了，然后就不谈这个话题了，因为说多了没用，不管他说什么老九都不会当真，统统会被归到应酬、客套。
戴梦岩拍完《红颜至尊》回到香港，人没休息，心也没休息。
10月初的北京已是秋高气爽，而香港天气却还依然很热，戴梦岩在北京穿的衣服到了香港都穿不上了，一趟航班又把她送回了夏天。由于常年在各地奔波，她对不同地区的气温差异早已经习惯，只是那种回家的放松会让她突然感到身心很累。
戴梦岩住在景色秀丽的浅水湾，别墅不是很大，在这片豪宅林立的地段里还算不上很好的房子，但也是依山傍水，寸土寸金，非寻常人家可及。别墅是庭院式的，高高的围墙隔离了外面的视线，一道电动大门连接着一条下山的柏油路，道路两边绿树掩映。室内装修秉承了香港人的审美，传统的中国风格融进了大量的欧美元素，简约而不单调。客厅、餐厨和书房的窗户都朝向大海，举目望去能让人坠入一种海天一色的虚幻。
此时，她正在家里等一位约请的打火机专卖店的老板。
门铃响了，从客厅的监视器屏幕上看到大门外停了两辆车，阿英带着两个男人在门口等着开门，其中一个中年男人正是打火机专卖店的老板，他身边还有一个小伙子手里提着一只皮箱，显然是跟班的伙计。阿英对着摄像头说：梦姐，赵先生来了。戴梦岩看没什么异常就摁下电钮开门，见面客套几句，大家在客厅落座。
赵老板一边打开箱子一边说：“阿英小姐说要好的，我不知道您喜欢什么，就把几个压箱底的都带来了。”
箱子里有20多只打火机，赵老板戴上白色手套，把每只打火机逐一打开盒子摊开在大茶几上，品牌有美国ZIPPO，有法国都彭，有英国登喜路……每只打火机除了精美的包装盒外都有防氧化的塑料袋封装。戴梦岩虽然看不懂，但也知道这些打火机都价格不菲，也正因为不懂，所以只能凭对外观的喜好挑选。
戴梦岩指着一只打火机说：“看看这个。”
赵老板取出这只打火机，从各个角度让戴梦岩审视，介绍说：“这是法国都彭，燃烧式火石气体打火机，纯银镶钻，全球限量500个，特制豪华机盒，售价6万。”
戴梦岩又指另一只问：“这个呢？”
赵老板介绍：“这个是ZIPPO，纯金全球限量，售价9万。”
戴梦岩的目光停留在一只块头很大的金色打火机上，问：“这个是什么牌子？”
赵老板取出火机介绍说：“这个叫纯金重型盔甲机，火石汽油式燃烧，没牌子，是著名火机设计大师威尔逊的私人作品，此款全球只此一只，具有唯一性，机壳、内胆全都是纯金手工打造，极致简洁，没有任何文字图案，重量是406克，有威尔逊先生的亲笔证书，有上家的购买收据，有香港万盛拍卖行的拍品证书，接受全球任何一家专业机构的鉴定。”
戴梦岩问：“我可以拿一下吗？”
赵老板说：“当然可以。”说着从箱子里取出一副崭新的手套递给戴梦岩。
戴梦岩戴上手套，刚拿起火机就惊讶道：“好重啊！”
赵老板说：“这是今年4月我在拍卖会拍到的，成交价17万，本来我是打算以后升值了再出手的，可最近周转有点问题，还是拿来了。”
戴梦岩问：“这个你要多少？”
赵老板说：“戴小姐要是喜欢就给20万吧，我确实资金遇到点麻烦，见利就走了，戴小姐也不要还价了。说实话，这火机再拍卖绝对不止这个价。”
戴梦岩考虑了一会儿，说：“赵先生，这火机是大师的作品，这一款有唯一性，又经过公开拍卖，懂行的人应该能认出来。我想说的是，不管以后这只火机出现在什么地方，我不希望外界知道是我买的，原因我就不解释了。”
赵老板说：“明白。这个请放心，没有合法程序我们是不会透露客户信息的。”
戴梦岩说：“好，那就办手续吧，我需要你也开一张证书。”
赵老板开完收据，手写了一份金盔甲火机交易证书，盖上公司印章和个人签名，连同先前已有的证书、票据一并交给戴梦岩审阅。戴梦岩仔细看过之后没有问题，就去里屋从保险柜里拿来一本支票，填了一张20万港币的现金支票交给赵老板。
赵老板收好支票起身告辞，阿英出去送客。
戴梦岩把票据、证书、火机整理好放进盒子，再把盒子放进手袋，又查看了一下手袋里的机票，见阿英送客回来了，就说：“准备一下，去公司。”
阿英问：“要不要先给梁哥打个电话？”
戴梦岩说：“不要，一打电话他就来了。”
通常情况下，不管是工作往来还是朋友往来，戴梦岩都会预先打个电话的，别人来访也要先打电话预约。阿英没有再问，去准备车了。阿英这个人是从来不多嘴的，不该问的一句不问，不该说的绝口不说，恪守职业戒律。
香港星际演艺经纪公司在九龙一幢高层写字楼里。
星际演艺是一家在香港和内地都很有影响的经纪公司，但是起初的发展并不顺利，由于经营业绩不佳，几位股东先后离开公司另谋发展，只剩下梁士乔一人苦撑，直到与戴梦岩签约才有了转机。戴梦岩向来与经纪公司合不来，这在演艺圈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她性格独立而倔强，屡屡与签约公司发生冲突，出道十几年里换了几次经纪人，与经纪公司打了两场官司。梁士乔博学、谦忍，没有大牌经纪公司那种江湖老大的做派和利益要求，从一开始就与戴梦岩订下了3个原则：一是协商一致的原则，双方均不得在违背对方意志或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决定；二是违约不同损的原则，特指戴梦岩如对影视公司、广告商以及其他合作商罢演、违约，不但要承担与合作商的违约责任，还要承担经纪公司的经济损失；三是合约无时效的原则，给予了双方充分的合作与不合作的选择自由。尊重、理解、沟通奠定了双方的合作基础，经纪公司也从运作戴梦岩的演艺事务逐步扩展到戴梦岩的房产投资、房屋租赁等财务管理，星际演艺实际上已是一个专门管理戴梦岩演艺与财产的经纪公司，而星际演艺自身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和业界知名度。
阿英把车开到写字楼前的停车场，戴梦岩戴着大墨镜下车，两人进了写字楼，上了电梯戴梦岩才把墨镜摘下，很快就来到星际演艺经纪公司办公室。
会计阿秀在工作，一见戴梦岩忙起身相迎，热情招呼道：“梦姐，你怎么来了？”
助理小江也在，从办公椅上站起来跟戴梦岩打招呼。
戴梦岩问：“梁哥在吗？”
小江答道：“在里面谈事呢，时间可不短了。”
正说着，经理办公室的门开了，梁士乔和一位客人满脸笑容走了出来。这位客人戴梦岩认识，是香港一位著名男歌星的经纪人。
戴梦岩握手寒暄道：“你好！”
对方谦恭地说：“哟，是梦姐！三弟要在上海搞个演唱会，我来请梦姐捧场啊！”三弟就是那位著名男歌星，与另两位男歌星并称“歌坛三杰”，因为在三杰中年龄最小，人缘也很好，所以在香港娱乐圈里都叫他三弟。
戴梦岩不知道梁士乔跟对方谈的结果，所以只能含糊地说：“祝贺！祝贺！”
送走客人，梁士乔问戴梦岩：“你怎么来了？有事？”梁士乔的“你怎么来了？”与阿秀的“你怎么来了？”虽是同问，但性质却是截然不同。
戴梦岩说：“嗯，有点事。”
进到里屋经理办公室，戴梦岩在沙发上落座。
梁士乔关上门也坐下，责怪地说：“你看你，打个电话我去一趟就是了。这儿有好几单事我都压着呢，就是不想打扰你，现在是需要你休息。”
戴梦岩说：“我今天是私事，不是找梁总，是来找梁哥。”
梁士乔一笑说：“哟，这话怎么听着心里发毛呢。”
戴梦岩说：“梁哥，你怎么看叶子农这个人？”
梁士乔不解：“怎么想起问这个？”
戴梦岩从手袋里拿出香港—柏林的机票和打火机盒子放到茶几上，说：“我想和这个人接触一下，这火机就算个表示，刚买的，付过钱我就来了。”
梁士乔愣住了，愣了好久，拿起机票看了看，说：“叶子农不在红川吗？”
戴梦岩说：“不在，躲老九了。老九你知道吧，大高个儿，开饭店那个。”
梁士乔问：“他去红川干什么？”
戴梦岩说：“据林雪红说，老九的饭店不景气，去红川找叶子农了，叶子农好吃好喝招待了几天，就躲了，把老九晾在了红川，就是赶他走呢。老九不走，叶子农在红川还有一摊子事呢，老九知道他躲几天还得回来，就在红川等。”
梁士乔看着戴梦岩，看了有几秒钟，然后拿起盒子打开，端详了一番打火机，又看了看票据和证书，淡淡地说：“嗯，梦姐风范，也够诚意。”
戴梦岩说：“梁哥，你有看法就直说，不用这么艺术吧？我就是接触一下，我相信叶子农不是那种浮浅的人，我会让他承诺保密的，公司不会受影响。”
梁士乔平静地说：“放心吧，你没有机会让他承诺的，他不会接受你。梁哥再贪财，还不至于在这种事上给你挡道，况且也挡不住，这个你也可以放心。”
戴梦岩不屑地说：“你是说，他看不上我？”
梁士乔说：“这不是谁看不上谁，是鸡同鸭讲，不通。”
戴梦岩问：“怎么不通？”
梁士乔想了想，说：“比如这儿有一块黄金和一条鱼，让你和猫来选择。”
戴梦岩说：“那我肯定拿黄金，猫肯定把鱼叼走了。”
梁士乔说：“这就是打个比方，一个群类一个活法，相互价值无效。这种事不需要用脑子想的，你就是再给我多安个脑袋我也不会想到那儿去。”
戴梦岩说：“都说人在人情在，可罗家明已经不在了，这小子还是把事扛了。我以为这种人世上已经绝种了，没想到还有存活的。”
梁士乔起身从办公桌上一沓待签的合同里抽出一份协议递给戴梦岩，说：“这是布兰迪发来的传真，你签个字那边就打款。你既然来了，就看看吧。”
戴梦岩看了看，说：“债权转移？什么意思？”
梁士乔说：“他先来的电话，我也问了。他说他很尊敬叶先生，不希望再看到叶先生被戴小姐刁难，愿意替叶先生清偿抵押债务。”
戴梦岩说：“哼，讨巧人情。这不疼不痒的，不会就这点意思吧？”
梁士乔说：“那当然，这只是个示好的姿态，肯定有实质内容在后面。布兰迪是搞新闻综述的，吃的是政论这碗饭。叶子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你再看看国际局势和叶子农的背景，随便瞅一眼都知道布兰迪想干什么。”
戴梦岩说：“那也得看叶子农吃不吃他那一套，我觉得不会。”
梁士乔说：“布兰迪不可能是个人行为，迪拉诺公司是不会让面子落地的角色，叶子农吃不吃那套这件事都不简单。演艺圈是最忌讳政治的，如果布兰迪这事成立，你这个时候接近叶子农，那就不是找没趣了，是找死。”
戴梦岩轻轻点了下头，问：“梁哥，那你说猫叼的鱼是什么价值？”
梁士乔说：“这个不好单说某个人，只能说有这么一类人吧。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早上明白了道，晚上死了都可以。这也是打个比方，大概就是这意思吧。娱乐圈是个名利场，有名才有利，没票房就得饿死。你从一踏入这个圈子一些东西就被注定了，你只能比名气、比身价，慢慢就成性了，由不得你自己。很多女明星要么豪门婚恋，要么独身，那不是偶然的，是她的心气和周围评价要求她只能那样。”
戴梦岩说：“梁哥，我说句没大没小的话，你别介意。如果是你，你要我吗？”
梁士乔想都没想，说：“不要。拿着烫手，扔了可惜，除了闹心没别的。但这还不是鸡同鸭讲，鸡同鸭讲是超出了利弊权衡，是相互价值根本无效。”
戴梦岩沉默了好久，说：“梁哥的话我记住了，我会想的。机票是我自己订的，火机是我亲自买的，这一步迈出去是福是祸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梁士乔摇摇头，叹了一声：“唉……”
戴梦岩从香港起程，再从法兰克福转机抵达柏林。由于之前的那次债务会议入住过梅尔卡酒店，对这家酒店比较满意，这次来柏林就仍然住在这里了。办完入住手续时间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戴梦岩叫了一辆出租车去诺伊瑟尔街。
这条街果然如梁士乔所描述，是一个平民阶层的社区，看不到一点繁华的迹象。戴梦岩并没有马上去摁5楼10号的门铃，而是站在楼下观望这幢楼，观望周围的环境。这时刚好走来一个男子摁密码开单元铁门，戴梦岩朝男子微笑了一下，指指楼上。那人看戴梦岩是个年轻女子，又衣着华贵，不像是坏人，就没太在意，戴梦岩跟在那人后面进了楼道，那人上到3楼开门进屋了，戴梦岩继续上5楼，轻轻敲了两下门。
门开了，叶子农开始还没反应过来，不知道是谁，等戴梦岩摘下茶色镜认出来了，也一下子愣住了，惊诧地说：“怎么……是您？”
戴梦岩笑着说：“是啊，刚巧有个人开门，我就跟进来了。”
叶子农说：“那……请进，请进。”等戴梦岩都进屋了，他还探头往外看。
戴梦岩说：“没人了，就我自己。”
叶子农不知戴梦岩的来意，关上门，客气地问：“您这是……”
戴梦岩没有答话，像先前的布兰迪和老九一样进门先打量屋子。尽管梁士乔跟她描述过叶子农住所的简陋状况，但实际看到的情景与她脑子里的想象还是不太一样，比想象中的更狭小、更简陋、更脏乱。虽是白天，但房间里面还是开着灯，自然光线被厚厚的窗帘阻隔在外面，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这让刚一进来的她需要一点时间适应里面的光线。房间里有一种日积月累的烟味，那烟味好像从房间里的每一件东西上散发出来。这套狭小杂乱的房子在她看来简直无处下脚，哪一个角落都找不到可以跟“舒服”两个字联系起来的东西。墙根的电视机开着，放着推倒柏林墙的德语纪录片……
叶子农见她这么认真地打量房子，就思忖：是不是她对红川劳务没信心，提前考虑卖房子的事了？于是谨慎地说：“红川还没结果呢，您现在就看房子……”
戴梦岩说：“我不是看房，是看上你了。”
叶子农谦卑地说：“哟，我能给您帮什么忙呢。”
戴梦岩说：“没听懂吗？那我再说一遍。我看上你了，就是男女的那种。”
叶子农没动声色，大脑里却呆住了，这是让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最多能想到的也不过就是帮个忙、共点事什么的，怎么可能会扯到男女的事上？他看着戴梦岩，看着这个拥有无数狂热影迷，集名气、美貌、财富于一身的女人，脑子迅速地疑问、判断，迅速地归整出一个最直接、最简单的应对，平静地说：“那还等什么？开始吧。”
戴梦岩从肩上拿下挎包放到旁边的小塑料凳子上，走到叶子农跟前说：“好啊，我来给你脱。上面就不用脱了吧，用不上。”说着，去解叶子农的皮带扣。
就在皮带扣将要解开的时候，叶子农突然拨开了戴梦岩的手，抓起茶几上的烟、打火机和一串钥匙，说了声：“真他妈疯子！”匆匆逃下楼去。
戴梦岩望着敞着一半的房门，听着叶子农急速下楼梯的声音，淡淡一笑。听着下楼的声音越来越远了，她走到窗前打开窗户探头往下看，只见叶子农出了大门，站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定神，然后点上一支烟，漫无目的地望着街上。她回客厅拿上挎包也下楼了，出门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她看见叶子农拿走了一串钥匙，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没敢把门带死，而是虚掩上了，不注意就看不出有没有锁门。
叶子农听到单元的铁门响，回头看了一眼是戴梦岩，没理她。
戴梦岩走到叶子农面前，冷冷地说：“跟我来这套？早把你看透了！”
叶子农见戴梦岩是脸朝人行道的一个方向站着，自己赶紧挪到靠墙根的位置，对戴梦岩摆了摆手说：“您站这边，看我，脸冲墙。”
戴梦岩没明白怎么回事，问：“干什么？”
叶子农说：“你知道柏林有多少华人？全世界的华人没有不认识您这张脸的吧？”
戴梦岩一副不在乎的神情，说：“我不怕，早习惯了。”
叶子农说：“我怕。”
戴梦岩站到脸朝墙的位置，说：“我既然来了，就一定是有准备的。你呢，也一定有你跑的道理。我给你个机会，你说实话，如果真的在理，我不难为你。”
叶子农说：“我总被人甩，怕了，经不起折腾了。”
戴梦岩嘲讽地说：“总被甩，为什么？”
叶子农说：“穷呗，人又邋遢，脏懒馋占全了。这不怪人家，我就是一只癞蛤蟆。”
戴梦岩说：“不老实！总被甩就总有女人，男人惯用的伎俩。那我告诉你，你那点流氓把戏到了我这就算到头了。”
叶子农不吭声了。
戴梦岩说：“不说？好，那你就在我这儿屈就吧，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
叶子农犹豫了片刻，说：“烫嘴。我怕你把聚光灯招来，剥夺了我的自由。”
戴梦岩问：“仅仅为自由？没有性格、学识这方面的原因吗？”
叶子农说：“不能说没有，但仅自由这一条，就足以让其他都无须关注了。”
戴梦岩狠狠瞪了他一眼，说：“太刻薄了！你就是这么尊重女士的？”
这时有个亚洲人模样的路人走过，边走边看戴梦岩，走过去了还在回头看。叶子农注意到了，就直勾勾地看那个人，直到那人移开了视线。戴梦岩也注意到了，先是把脸朝背对的方向转了一下，然后从领口抽出挂着的茶色镜戴上。
戴梦岩看那人走远了，说：“就算是普通朋友，你也不能把我晾在马路上吧？”
叶子农去摁密码开门，这种单元门锁跟香港很多住宅楼差不多，都是电子门锁，每户有一个密码。开了门，两个人上楼回到屋里，叶子农关了电视和录像机，去厨房烧水。
戴梦岩把挎包又放回凳子，也去厨房看看。这只能算是一个所谓的厨房，不是因为厨房的空间更狭小，而是里面根本没有锅碗瓢勺，也没有米面油盐，唯有冰箱和炉灶还能与厨房搭点边，这说明叶子农是从不在家做饭的，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吃，炉灶的作用只是单一的烧开水。厨台上有只好大的白色搪瓷茶缸，茶缸已经很旧了，有几处掉瓷的疤痕，内壁的茶渍日积月累早已变成了黑色，茶缸上面还有“抓革命，促生产”的红字。戴梦岩在内地拍戏时见过这种茶缸，那是用来表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道具，没想到叶子农居然还在用着“文革”时期的产品，这让她觉得叶子农就像那个红色年代一样陌生而遥远。
叶子农从一只绿色的茶叶桶里取出一些花茶放入茶缸，然后打开水龙头，把两只玻璃茶杯象征性地涮了涮，就算洗过了，拿着两只茶杯和大茶缸去客厅，放到茶几上。
戴梦岩也走过来，再次打量了一下屋子，说：“你看看你这穷酸样儿。”
叶子农正在点烟，从嘴上拿开烟说：“谢谢。”
戴梦岩纳闷：“这你谢什么？”
叶子农坐下，说：“能让您获得优越感，这让我觉得我的穷酸也有了价值。”
戴梦岩惊叹地摇摇头，拿过一只凳子也坐下，说：“你真够恶毒的，我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个痞子。”
叶子农说：“您看，我们穷人也得打起精神过日子不是？”
戴梦岩从挎包里拿出那只纯金打火机，没有显示打火机身份的包装盒和证书了，只是一只纯粹的打火机，轻放在茶几上，说：“没什么好买的，送你一只打火机。”
叶子农被打火机硕大的个头和金灿灿的质感给镇住了，尽管戴梦岩是小心轻放的，但打火机落下的声音还是让人感觉到了它的分量。他伸手去拿，火机差点脱手，完全不是平常习惯了的那种手感，太沉了。他小心地拿在手上，说：“好沉哪，是金的吧？”
戴梦岩说：“没见过金吗？”
叶子农说：“没见过这么大块的金。”
戴梦岩说：“那就见见吧。”
只要是思维还正常的人，不用想也能判断出这是一只有来历、有背景的天价火机。叶子农把打火机放回原处，说：“这我可受不起，谢谢，谢谢了，您请收回。”
戴梦岩说：“不喜欢就扔了吧，别看着烦心。”说着她拿起打火机去了厨房，洗碗池下有个垃圾桶，随手扔了进去。
叶子农赶紧跑过去，从垃圾桶里拿出打火机。打火机太沉了，愣把桶里的垃圾砸出了一个坑，机身也沾上些茶渍和茉莉花茶的碎末子。他先用纸巾小心擦干净机身表面，然后从卫生间里找出一件质地柔软的纯棉背心，小心翼翼又擦了一遍，回到客厅，又把打火机放回原处，说：“那……那……那这样吧，我先替您收着，先替您收着。”
说话间水烧开了，从厨房传来水壶的蜂鸣声。叶子农去厨房关火，提着水壶过来，将滚开的水冲进已经放好茶叶的搪瓷茶缸，一股浓郁的茉莉花茶香气在房间里弥漫开来。
叶子农说：“花茶你喝得惯吗？要喝不惯我下去给你买点饮料。”
戴梦岩说：“喝得惯，就是杯子用不惯。”说着拿起玻璃杯到厨房仔细洗了一遍，回到客厅从挎包里拿出高级纸巾擦得干干净净，这才让叶子农倒茶。
喝了一口茶，戴梦岩从包里拿出两份文件和两本房产证，先把一份房产抵押文件和两本房产证放到叶子农面前，说：“我用不着了，还给你。”
这个叶子农没有推辞，说：“谢谢你的信任，谢谢！”
戴梦岩注意到，叶子农这次没有用“您”而是用了“你”，也没有推辞，这让她感到这个人对能接受的和不能接受的是有分寸的，因为房产抵押的债权行使在她手里，即使抵押文件在她手里也不妨碍她放弃权利，这种情况下叶子农即便推辞也是无效的，也是对她的信任不尊重。她又递上另一份文件，说：“这是布兰迪给梁总的传真，你看看吧。”
传真的内容不长，意思也很简单。叶子农看了看，又把传真还给戴梦岩。
戴梦岩说：“我没理他，但是也得告诉你呀，布兰迪就是想通过梁哥让你知道的，我也别辜负了人家。布兰迪是做政论节目的，美国媒体一向对中国说三道四，别沾这个人。你和罗家明不一样，会有麻烦的。”
叶子农说：“活着就有麻烦，能躲就躲，躲不了就受着。”
戴梦岩说：“不说那些了，晚上吃什么？”
叶子农问：“你住哪儿？”
戴梦岩说：“梅尔卡酒店。”
叶子农说：“那我打个电话要两份外卖，吃完饭我送你回酒店。”
戴梦岩说：“不行，你要请我吃饭，去饭店。”
叶子农说：“别到公共场所，让人认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戴梦岩坚持道：“不行，你一定要请我吃饭。就算是朋友嘛，凭什么老九到了红川你请他好吃好喝，到了我这儿就得吃盒饭？”
叶子农想了一会儿，问：“喜欢吃日本菜吗？”
戴梦岩说：“还可以吧。”
于是叶子农开始做出门的准备，先是看烟盒，见烟不多了，就去拿了一个整盒的，然后拿上钱、车钥匙，最后拿着纯金打火机犯难了，搁哪儿都觉得不保险。
戴梦岩说：“这火机是给你用的，不是让你添病的。”
叶子农说：“用它？那就不是怕丢火机了，是该怕丢命了。”
出了门，实际天已经黑了，街灯都亮了起来。
戴梦岩和叶子农一起走到那辆白色大众轿车跟前，陈旧汽车仍然是非常干净，戴梦岩拍了一下车身笑着说：“哟，你的车可比你的家干净多了。”
因为布兰迪也说过同样的话，叶子农笑了，也同样说：“出了门就要服从公共规则。”
戴梦岩对车的感觉太了解了，一上车就感到了空间不够，减震不好，座椅不舒适，就连关车门的声音都不一样，是“啪”，而不是“砰”。汽车发动后明显能感觉到车身颤动，发动机噪音也更直接。她扣上安全带，说：“我要让你过上好日子。”
叶子农笑笑，说：“托您的福，我正在过好日子。”
戴梦岩说：“这算什么好日子？”
叶子农开动车，笑着说：“这是我的好日子。您有您的好日子，您过您的。”
汽车行驶了十几分钟来到一家日本餐馆，这一带是日本侨民比较聚集的社区，来这里就餐的大多是日本人，对叶子农来说重要的是这里有单间。餐馆门头写着斗大的日本字，门口两侧挂着日式灯笼。店面装修得精致、幽雅，里面放着融合了蓝调元素的日本音乐。单间不是很大，也不是席地而坐的那种，而是做工考究的木桌和漂亮的木凳，木墙顶部排列着暗藏式的小射灯，光线柔和、舒适，也非常安静，是个聊天、小聚的好地方。
叶子农要了一个单间，点了几个熟悉的菜，给戴梦岩要的是米饭，给自己要了一碗日本切面，还有一些饮料，两人边吃边聊。
戴梦岩说：“我见过男人把白衬衣穿成黑色的，没见过把黑衬衣穿成白色的，今天在你洗手间见到了，你真了不起。”
叶子农说：“有时候想不起来送洗，没衣服换了就找件脏得轻点的穿。”
戴梦岩说：“你要自由，我给你。只要外界不知道，你就有自由。我不能肯定咱们就一定合适，看清楚这个需要时间，你也要给我时间，但是在我没有特赦你之前，不许你有其他女人，否则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任意说你和我的关系，你知道八卦新闻会怎么炒作，也就别跟我要什么自由了。我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信不信由你。”
叶子农说：“我信。”
这时面条端上来了，清汤见底，上面铺着青菜、肉片、小鱼，热气腾腾。叶子农吃得波澜壮阔，发出“吸溜吸溜”的声音，全然不顾斯文。
戴梦岩皱皱眉头，说：“真的不雅，你就不能绅士点吗？”
叶子农放下筷子，擦擦汗，又擦擦嘴，说：“你得允许一部分人先高雅起来，一部分人后高雅起来，一部分人怎么也高雅不起来。”
戴梦岩无奈地一笑，说：“我提三个要求，你要答应。”
叶子农说：“那要先听听看了。”
戴梦岩说：“第一，不许用让我恨你的方式赶我走，比如羞辱、虐待，到头来还落个你是为我好，我不要这样，你想赶我就直接说出来。第二，不许从你嘴里说出来赶我走，你要想赶我就高明点，别让我察觉，你这么有脑子，不缺这点智慧。第三，不许跟我用心计，我肯定是被你卖了还帮你数钱，你这种头脑的人要跟女人用心计，那就太欺负人了。”
叶子农说：“嗯，回头我查查字典。”
戴梦岩不解：“查字典干什么？”
叶子农说：“看看还有没有我可用的词了。”
1991年10月27日，星期天。在灯火通明的红川机场候机厅里，叶子农、黄主任和红川对外经济服务公司的几名干部送最后一批劳务输出人员登机离境，选择的国际航班仍然是红川经停汉城、莫斯科至布达佩斯这条航线，仍然由莫尔和徐红带队。
叶子农和黄主任远远地站在一边看着“劳务人员”一个个通过关口，叶子农一直担心的不是债务期限，而是匈牙利的局势。出国热一直在升温，匈牙利是最大跳板，华人大量涌入布达佩斯很快会造成社会问题，两国政府都不会置之不理。一旦中匈互免签证协议有变，将会对这个计划造成致命冲击。此时此刻，叶子农一直悬着的心稍稍放松了一点。
黄主任说：“老弟，不是我赶你，此地不宜久留。”
叶子农问：“有麻烦了？”
黄主任说：“有人举报了，说这笔劳务输出是特大偷渡，公安局已经立案了，外经委的意思是查查也好，有个结论以后不扯皮了，不然老留个辫子。按照国家现行规定，对外劳务输出不允许跨省、跨系统派遣，过路劳务确实是属于不规范动作，户口迁移只是变通了一下政策。这个由外经委来应付，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叶子农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这得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让各种矛盾反映出来。红川的案子怎么定性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法律滞后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是观念问题，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观念不一样判断就不一样，肯定会有碰撞。”
黄主任说：“没事，至少没大事。”
叶子农说：“本质还是有中匈互免签证条约，没了这个就没了这事的法律基础。”
他们一直在机场等着，直到这架航班起飞。
红川过路劳务自1991年9月7日开始实施，至10月27日结束，历时51天。
叶子农和老九于10月28日下午飞抵北京，出了机场他们上了一辆出租车，叶子农告诉司机去郁金宫饭店。从红川到北京，从首都机场到郁金宫饭店，叶子农睡了一路，因为在等布达佩斯的电话期间他睡不着，看了一夜的电视，直到接到林雪红的电话告诉他最后一批出国人员顺利到达布达佩斯，他的心才算落地。
老九不知道郁金宫饭店，也不知道叶子农为什么会选择这家饭店，他连问都没问，他已经不关心这些了。他订的是29日去纽约的机票，叶子农订的是30日去法兰克福的机票，两人在北京可以接触的时间也就20多个小时了。经过了红川一个月的尴尬与坚持，他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东西，他对来红川的初衷已经无望了。他对叶子农有嗔，有恼，也有内心的凄凉，只是他尽量不挂在脸上。他就是这样的人，无论怎样都得大面上过得去，即使要撕破脸皮了，也得握着手保持表面的温和。
到了郁金宫饭店，两人走到大厅的总服务台，叶子农早早就拿出一沓美元预备着，这就告诉老九了，住宿费是由叶子农来付的。
叶子农问：“有单人间吗？”
服务员回答：“有。”
叶子农说：“要一个单人间。”然后对老九说，“九哥，护照。”
老九没动，而是问：“你呢？”
叶子农说：“到了北京我就到家了，我住家里。”
老九说：“等一下。到那边，我有话说。”
距离总服务台20多米有几个沙发和小茶几，是供客人临时休息的地方。老九拎着行李先几步过来坐下，叶子农也跟了过来。
老九说：“兄弟，做太绝了吧？”
叶子农说：“这不是到北京了嘛，我是东家，你得让我尽点意思。”
老九说：“你是打发小鬼儿呢，一直是，小鬼儿难缠嘛。”说着他拿出一个信封推到叶子农面前，接着说，“本来我想临走给你的，你这么逼我，就别等到明天了。我来红川没少让你破费，你为赶我走还回了一趟柏林，这点钱就都有了。”
叶子农说：“九哥，先住下，回头再骂我行吗？”
老九非常失望地摇摇头，说：“是我给你添麻烦了，该不着让你破费。再处下去还是给你添麻烦，就到这儿吧。我给兄弟道个歉，九哥这次来对不住了。”
叶子农笑笑，说：“九哥，你就是砍头剁脑袋，也得给人家个说道儿吧。”
老九说：“罗家明拿50万买一句话，人家那是有悟性，一句就行了，买得起呀。就我这笨脑子，千句万句都不一定能点透呢，还傻咧咧就来了，是我自己拎不清。”
叶子农沉默了片刻，说：“九哥，这我得为罗家明说句话了。那50万是我许的，可罗兄从没认可过，那不是一单合伙生意，他就没指望给我的钱还能拿回来。他对我有质疑和求证的成分，让我觍着脸子说也有陌路知己和同质相惜的成分。我按我承诺的给他没错，他按他的为人拒绝也没错，但是你那样揣度罗兄就错了，这里不存在谁拿50万买了一句话。我跟他陌路来陌路去，还谈不上朋友，如果罗兄不是那种心性的人，罗家的事我是不会管的，起码不会这么管。人都有好恶，我的好恶就看重这点东西。”
老九脸一红说：“对不起，是我想歪了。”接着又说，“可你也真干得出来呀，愣跟我耗了一个月没蹦一个正经字儿，幸亏劳务输出结束了，不然我签证都到期了。这都客客气气一个月了，你受得了吗？你这么打发小鬼儿，还让不让人要点脸了？”
叶子农并没有急于回答，而是点了一支烟，等老九情绪稳定点了，说：“九哥，我就说两条，如果九哥觉得不在理儿，随你怎么骂我。”
老九说：“好，你说。”
叶子农平静地说：“咱先不说真相，先说人之常情。九哥，咱将心比心想想，谁愿意多事啊？你要是跟罗家明一样，那我就甭混了，就为我这张臭嘴擦屁股吧。”
老九说：“怎么会呢？”
叶子农说：“怎么不会呢？罗家明栽的跟头是呈因果存在的，谁具备了那种条件谁都离栽跟头不远了，因果还能虚了吗？这事搁你，你是愿意多一事还是少一事？”
老九说：“那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叶子农说：“这不得了嘛。咱再说这事的真相，真相是啥呢？你是来找高人的，是来讨高招儿的。九哥，这个事实咱承不承认？”
老九点点头说：“承认。”
叶子农说：“你来的第一天我就跟你说，我不是高人，没有高招儿，你不信哪。我拿不出你想要的东西，有的话我早给你了。”
老九说：“你没给罗家明吗？那见路不走算什么？”
叶子农说：“见路不走是提醒他，甭琢磨什么高人、高招儿，是让他做老实人、办老实事的，是让他实事求是的，可他还是奔高人高招儿去了，这一奔可就瞎了。罗家明就是这样死的，你要往那儿奔，你也死。”
老九说：“我觉得你这次劳务输出就是高招儿。”
叶子农说：“那是条件的可能。条件的可能是什么？就是实事求是。你来干吗呢？你是来找秘籍、法宝的，是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要点石成金的，你这不是难为我嘛，咱要有那点石成金的本事，那咱还不把天下的劳苦大众都点成大财主？”
老九沉思了好久，说：“这话你咋不早说呢？”
叶子农说：“见路不走这句话不是你来红川才知道的吧？实事求是这话还用我说？耳朵都听出茧子了，锥子都扎不出血了。”
老九似懂非懂，说：“那……是我错了？”
叶子农说：“甭管谁对谁错，先住下，行不？”
老九再次拿起信封说：“兄弟，别让九哥太难做了，收着。”
叶子农说：“九哥高兴，那我就收着。”
老九说：“我脸皮够厚的了，也不在乎再厚点了。你看我明天就走了，你又没妻小，那咱住家里说话多方便哪。”
叶子农笑了笑，说：“住不下呀，真的住不下，还不如柏林那间呢。一会儿我带九哥去认认门儿，看我是不是成心赶你呢。”
老九拎起行李说：“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办手续。”
老九办完住宿手续直接把行李寄存了，两人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叶子农的家。
郁金宫饭店离叶子农家不远，也就是五六分钟的车程，这就是叶子农选择这家饭店的原因。车子从大街拐进一条胡同，胡同里没有任何高层建筑，清一色的平房，密密麻麻，七连八拐，以大杂院居多。从胡同口往里，几乎每个临街房都是小餐馆，一家挨着一家，已经临近晚饭的时间了，家家餐馆都开始忙碌，显得十分嘈杂。出租车在一个院子门口停下，老九跟着叶子农走进这座院子。院子里有人在自家的自来水池洗衣服，也有人家在做饭，锅铲翻菜的声音都能听见……叶子农一路走过，偶尔碰见熟人打个招呼。老九生在纽约，虽然在电视里也知道一些北京风情，但是从没有真实体验过这样的场景，那种地道的京腔京味打起招呼格外显得亲热，让人觉得心里暖融融的。
叶子农的房子又低又小，在两间瓦房的夹缝中，木制房门上的褐色油漆已经脱落得所剩无几，房门的右侧是一扇小窗户，几乎看不到本色了。叶子农开门进去，打开灯，老九立刻理解了叶子农说过的那句话：住不下呀，真的住不下。房子只有一间屋，最多也不过10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个书柜，除此屋里再没什么大件了，也放不下了。屋子没有后窗，通风不好，有一股潮湿的气味。如果说叶子农在柏林的房子让老九意外的话，那么眼前的这间房子就是让老九不可理解了，甚至感到辛酸。
叶子农费了好大劲才把门口的自来水龙头拧开，放出来的全是带有红铁锈的脏水，他拧开水龙头就不管了，让脏水顺着池子往外流，然后把一张方形折叠桌搬出来展开，又拿出两个马扎、脸盆、毛巾。这时候自来水已经变清了，他先把折叠桌和马扎擦干净，让老九先有个地方坐，再优先清洗电热壶，烧上水，这才去屋里擦床擦桌子。
老九跟进屋，问：“你怎么会住这里？”
叶子农说：“六八年，路线斗争，我就流落街头没窝了。这小屋以前不是房子，是人家搭的做饭棚子，我花一百块钱买的，找了几个农民垒了间房子。”
老九说：“六八年，那时候你还在上中学吧，就这么有能耐了？”
叶子农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那时候我是团伙老大呀，打群架基本就是工作，身边除了亡命徒就是贼，那时候我比我爹还有钱呢。”
九哥说：“后来不是都落实政策了吗？”
叶子农说：“过去的事，不提它了。”
老九说：“你这窝真该挪挪了，起码得有个卫生间吧，多不方便哪。”
叶子农擦完床板，从密封塑料袋里往外掏被褥和枕头，说：“这儿要拆迁了，原住户可以在原地优惠买房子，这个地段多好哇，咱等。”
一壶水很快就烧开了，叶子农到院门口的小卖铺买了包花茶，在大茶缸里泡上茶，又洗了两只不带把手的白瓷杯，这就给老九安置住了，自己继续干活，用毛巾反复擦干净门前的铁丝，把已经铺上的被褥和床单又搭出来晾晒。
老九过来帮忙，说：“这都快天黑了，你还晒啥呀。”
叶子农说：“樟脑球的味儿太大了，散散味儿。”
叶子农搭完被褥，洗洗手，坐下，把自己的那杯茶一口喝完了，然后全身放松地点上一支烟，长长地抽了一口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老九说：“累了吧？”
叶子农摇摇头，说：“后怕，踏踏实实到家了才觉得浑身发软。我一直提着心哪，中匈互免签证条约随时可能作废，老天还算照顾我呀。”
老九说：“既然是条件的可能，你还怕啥？”
叶子农说：“是可能，不是一定，总有咱想不到和不可控的，不然咱还是人吗？”
老九说：“我这人笨哪，不敢有啥贪心，最大的心愿也就是开好个餐馆。”
叶子农笑笑，没有搭话。
老九说：“赶上我爹我是不想了，我这辈子能挣到500万，是美元，我就知足了，起码没把我爹的家业败掉。”
叶子农笑笑，还是没有搭话。
老九说：“咋不说话？笑话我？”
叶子农说：“没有没有，我不知道该说啥，听你说。”
老九说：“你怕得罪人。但是在我这儿你放心，九哥再笨好赖话还听得出。”
叶子农就问：“想管不管用？”
老九说：“当然管用，有志者事竟成嘛。”
叶子农弹弹烟灰，笑着说：“那你小家子气了。既然管用嘛，干吗不多想点？要我就多想点，想500亿，一万亿。”
老九愣住了，想了想说：“那……就是不管用了。”
叶子农说：“你连想都没想过，怎么可能去做呢？想只管想的用，每个条件只管它这个条件的用，不管别的用。如果你面对的不是正确，你跑一辈子也没用，老天不会因为众生心诚就把有志者都成全了。条件的可能是啥？就是让你想可想之想，能可能之能。你想了条件不可能的，一分钱也是贪心。只要是条件可能的，多少都正常。”
老九给叶子农倒上一杯茶，说：“子农，你给说说这个见路不走吧。”
这时的夜幕已经落下，多数人家都亮起了灯。叶子农看看天色说：“先吃饭吧，饭桌上也不耽误说话。地方我早想好了，你来趟北京，怎么也得请你吃顿烤鸭。”
老九指了指桌子说：“这儿多自在呀，门口都是饭馆，还费那事干啥？你等着。”说着他站起身，也不管叶子农同不同意就大步往外走去。
叶子农也不争执，由着老九出去了。
老九出了院子朝胡同口的方向走，一路全是小餐馆，他看见一家挂着“杨记手擀面”招牌的餐馆里顾客不少，这个餐馆离大杂院不远，最多也就40米的距离。老九想都没想就进去了，他是做面的，对手擀面有一种特殊的兴趣，只要有吃手擀面的机会他都要尝尝。
小店老板迎上来招呼：“来啦，您请坐，想吃点什么？”
老九没坐，问：“有啥拿手的？”
老板回答：“腰片、爆肚、熘肝尖是小店的招牌菜，主食手擀面，汤吃干拌随您。小店的几个凉菜也不错，您可以荤素搭配着。”
老九说：“好，就要这些。面要干拌的，两碗，再来几瓶啤酒。管不管送啊？就前面那个院子，进去往右看见一张矮桌子。”
老板笑着说：“院儿里的？怎么瞧着不大面熟哇？得嘞，这就给您送去。”
老九指着吧台上凉菜说：“就现在，先来几个凉菜，我带手也拿点东西。”
由于院子里的路灯比较远，光线不是很好，叶子农就把桌子往门口拉了一点，能借点屋里的灯光，然后往大茶缸里续上开水，又往电热壶里添上凉水，这时就见老九回来了，手里提着几瓶啤酒，后面跟着餐馆服务员，托着满满一托盘的碟、筷和凉菜。
凉菜摆上桌，服务员问老九：“待会儿下面吗？”
老九说：“现在就下，我不喜欢空腹喝酒。”然后问叶子农，“你呢？”
叶子农说：“我随便，一块儿下了。”
老九对服务员说：“都下了。”
服务员走了，叶子农给老九换了杯热茶，问：“哪家的？”
老九坐下说：“手擀面那家，有啥吃啥呗。不管他了。咱还说那个见路不走，我是真不懂啊，你就直接说实事求是不就行了，为啥非弄个见路不走呢，神神道道的。”
叶子农说：“觉得神道不怕，只要不是吹气儿显灵的，咱就好絮叨。”
老九说：“反正我觉得挺神道的，好像故意打机锋。”
叶子农说：“实事求是是个很大的概念，很原则，很宽泛，只是你听多了，不觉得它神道了，不觉得神道并不表示你就真懂了，更不表示你就能操作了，就像好多人在说实事求是的时候，其实实事求是根本不关他的事，他那样说只是想表示他是明白人。见路不走是‘见路非路，即见因果’的意思，跟‘见相非相，即见如来’是一个道理。见路不走是实事求是的执行和具体，更具提示性，更容易理解和操作。”
老九愣神了半天，说：“子农，我蒙了。啥叫路啊？我咋突然觉得我连啥叫路都不知道了。啥叫‘见相非相，即见如来’啊？如来是啥呀？咱为啥要见它呀？”
叶子农说：“啥叫路呢？成功者的经验、方法叫路。路管不管用？管用，不管用早没人走了，它管借鉴、模仿、参照的用。但是我们说它有漏，不究竟，因为成功者的经验是他那个条件的可能，你不可能完全复制他的条件，完全复制了，也就不是你的人生了。见路不走就是提示你，不要拘于经验、教条，要走因果，只有因果是究竟的，是无漏的。那咱说是人就会有错，但你至少有了这种意识，比起唯经验唯教条就少出点错。啥叫命运呢？除了不可抗拒的外力之外，剩下的不就是多出点错与少出点错的区别嘛。”
叶子农喝口茶，接着给老九解释名词，说：“如来是啥呢？这得从因果律说起。什么条件产生什么结果，这是规律，这个规律是怎么来的呢？不知道，因为说来就已经错了，有来必有去嘛，而因果律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人们就用如来这词来表述这种性质。‘见相非相，即见如来’的意思通俗点说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这里的如来当真相讲，往大里说就是了悟得道的意思。”
老九问：“那得道算不算迷信哪？”
叶子农说：“迷信的和科学的都用得道这个词，那就看你的甄别能力了。毛泽东就是得道的，你看看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就知道中国革命为啥能成功了。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见路不走的，都是不拘经验教条该咋办就咋办的。”
老九点了点头，又问：“那人家做出国，你也做出国，这算不算走路呢？”
叶子农说：“见路不走不是让你跟别人一样的，也不是让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它不以一样不一样为判断，它是让你立足自身的条件，以自身的条件可能为判断。”
老九说：“子农，我不是抬杠啊。罗家明的悟性可不低呀，他咋没用好呢？”
叶子农说：“因为他是要做高人的，甭管啥道理先别妨碍他做高人再说，这时候甭管啥道理都会被歧读，只要你还有颗做高人的心，你就会这样，由不得你自己。这时候见路不走就不再是实事求是了，而是我要跟你不一样，我得是高人的、高招儿的，这就背离了条件的可能。罗家明的判断能力是不足以判断苏联政局的，他的资金能力也不足以支持他做那样的赌局，但是他放大了他愿意放大的，缩小了他愿意缩小的，不栽跟头还等啥？”
老九连连点头，拉长了声音感叹道：“有道理，有道理呀。可是……谁不想透过现象看本质啊，可它透不过去呀。子农，你要大大低估我的悟性，九哥不是个一点就透的人，你要啰嗦地说。你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让我直接点理解见路不走？”
叶子农想了想，说：“比如这次劳务输出……”
老九立刻打断说：“别说劳务输出，这个法律呀、国际形势呀……太复杂。你说个我能懂的，最好跟吃有关系的，我比较熟悉。”
这时餐馆服务员把三个热菜和两碗手擀面送来了，手擀面让老九受到了启发，那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吃的了。
老九等服务员走了，用筷子挑了一下面条说：“你就拿这面条打比方吧，我说手擀面就是比机器面好吃，这算不算路？”
叶子农端起面条吃了几口，说：“我给你擀一个，你看好吃不好吃。”
老九说：“你这不是抬杠嘛。”
叶子农说：“这不是抬杠，你不能说我的手就不是手。说手擀面比机器面好吃，是由经验归纳出的教条，不为错，也很管用，用来判断面条很方便，但是我们说它有漏。实相是什么呢？是软硬度，是薄厚宽窄，是给面团做功的方式和方向，是面的结构……总之只要你满足了好吃的面条所要求的那些条件，不管你是用机器的方式还是用人工的方式，它都出那个结果，这取决于你需要哪种方式，如果你是大规模的连锁店，机器方式的产量、成本和质量的稳定性就有优势。如果你的思维被束缚在手擀面比机器面好吃的教条里，你这个好吃的面条要想实现大的市场系数就很困难。”
老九有种如梦初醒的感觉，倒了一杯啤酒一饮而尽，说：“我好像有点明白这个见路不走了，就是你不能跟着经验、教条瞎跑，也不能跟着形式走，只看因果、本质，只按它的条件可能去说，至于跟别人一样不一样的不用去考虑，也许是一样的，也许是不一样的。”
叶子农说：“人是最愿意走捷径的，比如谁谁的成功之路，他以为别人成功了，他照搬过来也会成功，那就危险了。唯经验、唯教条，这东西害人呢。甭管是谁的经验教条，一碗面条你去唯唯还没啥，可要放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那后果就不得了了。”
老九说：“一碗面条也不能唯，唯了我咋办？哎呀……这么多年我算是白活了！”
叶子农说：“也不能这么说，你还得了一颗年轻的心呢。”
老九怔了一下，惊叹道：“我的娘耶，这骂人可真够绝的。”
叶子农懊悔地掌了一下嘴，赶紧道歉：“九哥，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我这德性，稍不留神就又臭嘴了……真不是成心骂人的，是跟九哥一熟就没大没小了。”
老九说：“你还是赖点吧，你一正经我咋就这么别扭呢。”
老九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们的关系开始有了变化，他不再是纯粹的客人了。
1991年11月4日，布兰迪继9月初来柏林之后再次来到这个城市。柏林刚经历过一股寒流，气温很低，冷风飕飕地刮着，大街上的人们都用厚实的衣服把自己包裹起来，女人们围起了围巾，穿上了长筒靴，时隔两个月这里已经是冬季了。
出了机场，布兰迪乘出租车顺利来到诺伊瑟尔街，摁门铃前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表，时间是下午3点20分。对讲器仍然传出叶子农的德语问话，当他报出自己是布兰迪时，铁门随即“咔嗒”一声打开了，叶子农很礼貌地站在门口迎客人进屋。因为来过一次，布兰迪知道叶子农家的情况，所以穿着鞋就直接走进了客厅。
叶子农关上门，指着那只破旧的木凳子说：“请坐。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那只凳子虽然破旧，但毕竟是木制的，在这间屋里就算是上座了。
布兰迪坐下说：“是啊，又见面了。”
叶子农从那摞塑料凳子掰下一个在布兰迪对面坐下，问：“从纽约来？”
布兰迪说：“是的，专门来找你的。”
叶子农说：“怎么不先来个电话，我好去机场接你。”
布兰迪说：“你刚从红川回来，不想太早打扰你。没关系的，这样很好。”
叶子农说：“债务转移的事我知道了，非常感谢。咱们不客套了，什么事？”
布兰迪说：“好的，我喜欢这样。”然后从公文包拿出一份《意向书》，接着说：“都在这上面了，你自己看吧，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这是一份大型政论片《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年》的合作意向书，意向书里详细说明了该片的意图、市场、制作流程，布兰迪作为总负责人聘请叶子农担任总编辑和撰稿人，明确约定了叶子农酬金的数额和条件，包括叶子农去纽约的签证、食宿和工作条件。
叶子农看完后把《意向书》递给布兰迪，说：“这活儿我干不了。”
布兰迪没有接，而是说：“先别这么肯定，请再仔细看一遍酬金。”
叶子农说：“钱是不少，可我拿不了。”
布兰迪说：“完成这个片子你就能拿，你是这个问题的专家，我相信你的能力，重要的是要有新思维、新史观。”
叶子农说：“以新旧划分，昨天都是错的，今天都是对的，那还分什么对错？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反正每天都是对的。”
布兰迪一怔，说：“谁敢标榜自己是真理呢？只能说新。我的意思，是要有不一样的思维和不一样的视角。”
叶子农说：“真相只有一个，假象无穷多，你‘不一样’得过来吗？”
布兰迪又是一怔，但仍然没有不悦，说：“其实争取到这个机会很不容易，广播公司一开始并不支持，是在迪拉诺总部的干预下批准立项的。你孤身一人，没有家人受到政治牵连的顾虑，你是将军的儿子，你因为不理解父母的信仰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你的家庭不幸和你的个人经历使你的身份具有特殊性，这使你的观点更容易被接受。”
叶子农放下《意向书》，说：“跟恩仇扯上关系的真理，你敢信吗？”
布兰迪说：“你是个人才，但是你缺少一个舞台。迪拉诺是有国际影响的广播公司，你知道这部片子的成功将意味着什么，这个舞台能让你一夜成名，而我作为这个片子的主要负责人，这也将是我个人的一个成就。”
叶子农说：“出了名就得交出自由，这个账我算得过来。”
布兰迪不解，问：“出了名怎么就交出自由了？”
叶子农说：“名人有示范效应，得活在楷模里。我这么懒散，那还不得折磨死啊。”
布兰迪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跟梁先生联系过，意图你都知道了。我想说，我是来握手的，不是来找个敌人战斗的。”
叶子农也沉默了，思索了片刻，站起身说：“你等我一会儿。”
叶子农换上鞋，拿上钥匙下楼了。楼下是诺伊瑟尔街，这个时间街上的行人很少，显得有些冷清。叶子农进了一家小型超市，超市的营业面积100多平方米，主要经营各种食品和一些日用杂货，顾客大都是附近几条街的居民，价格比大超市要便宜许多。店主是一个来自波兰的面目和善的中年男人，胖胖的脸上总是挂着开心的笑容，因为叶子农经常来这里买东西，是熟客了，所以他一见叶子农进来便笑着用德语打招呼。
叶子农也笑着回应了一句“你好”，直接走到食品区的一排货架上寻找，马上就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各种豆子。货架上整齐地陈列着一包包黄豆、绿豆、红豆、黑豆，都分大小两种包装，大的500克，小的390克，价钱4马克到6马克不等，这些豆子的产地大多来自中国台湾，也有些东南亚国家的产品。
叶子农分别拿了小包装的黄豆、红豆和绿豆各一袋，拿着三包豆子来到收款台，店主扫描过价格后拿出一只购物纸袋把豆子装进去。叶子农从衣袋里取出现金递过去，他来这里买东西很少用信用卡，这种小店最欢迎现金结账，营业额不入账能漏掉一些税款，店家会委婉地提示你付现金，为了鼓励顾客使用现金也会给一些优惠，比如免去销售税之类。
买了三包豆子回到房间，叶子农把茶几上的东西往一边推了推，腾出一块空地，然后拿起一只玻璃杯，从包里各抓了一把黄豆、红豆和绿豆放进杯子，摇晃了十几下，看混合均匀了就“哗”的一声倒在茶几上，用手铺平。
布兰迪不解，看着这堆混合均匀的豆子问：“什么意思？”
叶子农说：“给你找个活儿干，你就看这堆豆子吧，看同颜色的能连出什么字母，混色的能连出什么字母。你先看着，我去弄点喝的。”
布兰迪知道叶子农的严谨，不会是故弄玄虚，这堆豆子一定与要谈的主题有关，既然豆子已经买来了，摊开了，不管是什么寓意都要看看。
叶子农把剩下的豆子拎到厨房随手找个地方放下，按下电热壶开关烧水。厨台上放着那个很大的老式白色搪瓷茶缸，他拿起茶缸看了看，从墙上挂着的一排炊具中取下一个不锈钢网的小笊篱，摇了几下茶缸倒出剩茶，把小笊篱滤出的茶叶倒进垃圾桶，用自来水冲洗了一下，把笊篱挂回墙上，然后从一只绿色的茶叶筒里取出一些花茶放入茶缸。
做完了这些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匆匆又下楼了，经过客厅的时候见布兰迪正认真地看那堆豆子，那神情像是在破解一个谜。
叶子农再次来到超市，这次买了一兜子罐装饮料，有可口可乐、果汁、矿泉水等好几个品种，回到房间把一兜子饮料放在茶几上，说：“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多买了几样，你喜欢喝什么就喝什么。据说美国人喝什么都放冰块，我这儿没冰，你将就着喝吧。”
布兰迪说了声“谢谢”，继续看那堆豆子。
叶子农在厨房等了几分钟，水烧开了，他沏了一大缸子滚烫的茶。
布兰迪闻到了茉莉花茶的香气，看看大茶缸，看看那兜饮料，又看看叶子农，问道：“中国的茶？”
叶子农解释说：“我喜欢喝热的。”
布兰迪拿起刚才摇豆子的那个杯子到厨房，用自来水涮了涮，回来放到茶缸旁边说：“我也来杯热的。”
叶子农笑笑，给布兰迪倒上一杯热茶，问：“你连出了多少字母？”
布兰迪喝了一口茶说：“所有的，而且如果密度够大，可以连出任何文字和图形，不管是单色的还是混色的，都可以。”
叶子农说：“而且不管你连出什么，都是真实的、有根据的。”
布兰迪说：“是的，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
叶子农用手指沿那堆豆子画了一个圈，说：“这是个‘场’的世界，有多少立场就有多少观点、主义。众生是立场的、利益的、好恶的，众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出离立场的观点在立场的圈里是没地方立足的，因为没有‘场’可以让你立。望河楼吃饭你知道我的观点，于共产主义‘邪恶说’我是狡辩，于‘神圣说’我是歪曲，怎么都不招人待见，没人待见就没市场。这片子正如你《意向书》里所说，东欧民众需要心理支持，东欧当局推行变革政策需要反省历史和理论支持，西欧需要胜利者的感受。其实你还漏掉了一块，还有美国，美国不仅要正义和胜利的光芒，还有领袖感。不管你是什么新思维、新史观，这部片子满足不了这些条件，你是赚不到钱的。”
布兰迪说：“是的。”
叶子农接着说：“昨天人们相信共产主义，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相信了一个许诺。今天不信了也不是因为它不是真理，是没得到预期的实惠。众生不管你真不真理，他们只需要许诺、兑现。半个世纪的烙印，共产主义一词已经被烙成了一个空洞的符号，连共产党的领袖都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你跟东欧的人民说，你们解体的那个不一定是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再跟欧盟的人民说，你们组合的那个也不一定不是社会主义。你这不是存心跟人民找别扭嘛，用北京的流行话说，这叫找抽呢。”
布兰迪不解地问：“什么叫抽？”
叶子农说：“就是打耳光，抽嘴巴。”
布兰迪笑了笑。
叶子农说：“你是要赚钱的，你的立论就一定要找有利于你赚钱的论据，至于100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其实根本不关你的事。我呢，是个看客，不是找真理树观点的，是看到什么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对错也不关我的事。你知道我不愿意跟人讨论这些问题，更别说弄个片子长篇大论了。你既是来握手的，就不该给朋友出难题。这也不是律师诉讼，拿了谁的钱就能挪挪屁股为谁说话。”
布兰迪说：“东欧解体的那个阵营是不是社会主义不由你我说了算，得由东欧人民乃至世界人民说了算。东欧阵营解体体现了东欧人民的意志，这个还是问题吗？坦率地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了解你的观点的具体内容，因为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欧洲人民认为它是什么，重要的是你的思辨能力，市场需要什么，我就认为是人民需要什么。如果东欧阵营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中国就也不是社会主义，那是不是说整个欧洲的人民都错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也都错了，就你是对的？”
叶子农嘴角闪过一个无奈的笑，摇摇头，沉默了许久之后淡淡说了一句：“但凡还愿意睁眼看一下的人，有谁还能否认中国在一天天变好吗？”
布兰迪说：“中国经济确实发展很快，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也在升温。”
叶子农说：“中国和苏联，你拿哪个去证明社会主义？如果你认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了，而美国和中共认为它是社会主义，那又是谁错了呢？”
布兰迪语塞了，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叶子农说：“你就是刀架脖子我也不能说我的看法是对的，只能是以我的认识能力所能认识的。我没去影响谁，怎么错都是我自己揣着，不妨碍别人。现在是你要让我输出你的价值观，我只是不想说违心的话，我们谁都不是道德楷模，可人的那点诚实总还得要吧。”
布兰迪不知是坐累了还是情绪的问题，起身在房间里踱了几步，活动了一下身体之后又坐回原处，点上一支烟深吸了一口，说：“其实，你直接说‘人民’会更诚实一些，不必惹不起人民就拿‘众生’这个词修饰，你让我觉得你这是精英主义的藐视人民。”
叶子农说：“惹不起人民，众生就惹得起了？众生泛指一切生命，在认识范畴里特指迷界群体，是一个与‘觉者’相对应的词。用‘人民’，你把人民里的觉者往哪儿搁？官员就一定是觉者吗？平民就一定无明吗？学术讲实事求是，不讲爱憎。”
布兰迪说：“那你就是觉者了？”
叶子农说：“觉者与众生是社会研究对象的泛指，既有你觉的就必有你惑的，明白了这个不一定明白那个，人人都有所觉有所不觉，不做具体指。”
布兰迪沉默了一下说：“你连自己的对错都不介意，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谈了。如果一个人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却还要坚持，这也是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吗？”
叶子农说：“不是坚持，是没有意义。这种讨论是必须要从定义概念开始的，否则你理解的社会主义是公有制，我理解的社会主义是社会化经济，一个名称两样东西，永远论不出个所以然。这题目仅定义概念就少不了一通争论，推理论证又是一通长篇大论，如果你驳不倒我你不能让我违心吧？如果你驳倒了我说明你的认识比我透彻，你还需要我吗？无论什么结论结果都是一样的，明知地里没土豆你还刨这个坑吗？”
布兰迪点点头，看着那堆豆子说：“是的，不管连出什么都是真实的、有根据的。出离立场的观点，无非是指公正、客观，但是哪个立场不认为自己是公正、客观的呢？那就不会有结论了，最多就是立场之间的交换看法。”
叶子农说：“所以，有那工夫还不如找个餐馆我请你吃大餐呢。”
布兰迪说：“按你这个说法，这世上就没真理了。”
叶子农到卫生间摘下挂在墙上的镜子，回来将镜子竖在豆子旁边，说：“它就是，它照到什么是什么，它没立场，没好恶。其实‘客观’也是一‘场’，也未必是真相，客观只表示没有利害关系，不表示没有好恶，也不表示有如实观照的能力。”
布兰迪质问道：“凭什么你就是镜子，别人就是立场？”
叶子农把镜子放到一边，说：“只要是人就不可能是镜子，因果律是镜子，辨别、证明的逻辑和实践是镜子。其实真理也不‘是’，‘是’的就不叫真理了，叫定律。出离立场不一定是真理，但一定是不被立场接受的，没受众就没钱赚，这就是硬道理。这种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瞄一眼心里有个数就行了。”
布兰迪又沉默了一会儿，终于收起了《意向书》，淡淡地说：“你那么喜欢吃吗？”
叶子农笑着说：“我就知道吃，没别的。”
布兰迪笑笑，说：“好吧，那我们就去吃。现在时间还早，总不能就这样坐着一句话不说吧？还是这个话题，我们不为什么了，就像老朋友闲聊一样说说话，可以吗？”
叶子农说：“你这就是为刨坑而刨坑了。”
布兰迪说：“我诚意而来，至少要知道我握了一只什么手。”
叶子农拿起镜子去卫生间，把镜子挂回原来的位置，回到客厅将茶几上的豆子推到一边腾出一片地方，这样茶缸、烟缸、茶杯就摆放得从容了，不像刚才见缝插针那样无序。做完了这些他也点上一支烟，说：“你要愿意，那就刨吧。”
房间里的气氛悄然发生着变化，已经不再那么生硬了。
布兰迪喝了一口茶，说：“本来我不想这么早跟你讨论敏感问题，虽然我不是这个问题的专家，但是提点质疑还是可以的。只是……你毕竟持中国护照，讨论敏感问题不可避免会涉及中国的制度和现实。我想，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中国人愿意面对的窘境。”
叶子农笑了，说：“你不是说了嘛，我孤身在外，又没有家人受牵连的顾虑，共产党能把我怎么样？我对共产主义的怀疑不是从红领巾开始的，是从骂共产党开始的，因为我娘死了，我爹也死了，我成了狗崽子，那种街头挨饿的滋味你试一下就知道能激发出什么了。但是，一部《共产主义运动史》不是我拿一块个人伤疤就能覆盖的。中国有什么不能谈的？不就是专制、暴政这些词嘛，说理就行，我不赞成闭着眼睛骂街。”
布兰迪说：“是的，我也不赞成骂街。那你就先回答我这个问题，如果可以违心，你能论证共产主义的失败吗？”
叶子农说：“如果共产主义是神话天堂，不用违心它也是荒谬的。马克思不是神，不是思想探索的终结者，人类就是批判地认识前人的东西才得以进步，凭什么到了马克思这儿就批不得了呢？比如公有制，没了私的公有制还怎么公呢？你这个公往哪儿待着呢？矛和盾是本一的事物，有谁还能扔了一个揣着一个？比如阶级斗争，如果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就否定了阶级斗争之外的一切社会矛盾，怎么可能呢？大锅饭一样让工人队伍里有怨言，宫廷里的权力之争一样杀得你死我活，每个元素都对历史演化产生着影响……”
布兰迪一笑说：“嗯，这就是我想要的思路。”
叶子农说：“什么叫批判？就是有甄别的有判断的意见。你要求的路子是批判吗？是只批不判，一判就没钱赚了。你说：是不是欧洲人民和中国人民都错了，就你是对的？人民是无关对错的，人民不受问责，不属于对错的判断。人民的利益更没有对错的判断，只属于可能程度的判断。人民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称与人民知道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一回事，人类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是复杂的渐进过程，不是谁一刀下去分成对错两半就算完事了。探索社会规律马克思不是唯一的，马克思的认识方法也不是唯一的，马克思是站在他那个时代条件下可能的认识，用神或终结者的要求去评价马克思，可以肯定不是科学态度。马克思的话不是句句是真理，《共产党宣言》就一再修正，100多年的实践也在不断认识和修正，评价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去关注它最核心的东西，而是以直取文字的方式去评价，那就只能是不同立场的各取所需，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各自的立场需要什么。”
布兰迪说：“这算不算文字游戏呢？”
叶子农说：“如果不讲逻辑了，那剩下的就只能是文字游戏。”
布兰迪说：“那你认为什么是共产主义？”
叶子农说：“不用每句话前面都加个‘我认为’吧，我还有可能不是我认为吗？”
布兰迪说：“不必。”
叶子农说：“一句话，世界经济有机一体就是人类共产，阐述这个演化原理的理论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一词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拯救、许诺的色彩，人们出于美好的愿望把共产主义神化了。共产主义不是消灭穷人、富人，不是天堂，不是物质和道德指标，是经济学的概念，是经济形态的描述，它既是经济规律的产物，就一定不是人可以奋斗来的，也就不可能是哪个阶级获得解放的理论武器。最通俗的理解，地球东边经济危机，地球西边碗里就少了一块肉，这就是共产主义。”
布兰迪思索了片刻，说：“如果按这个说法，那现在就是共产主义了，一次石油危机就足以让全世界的碗里少了一块肉。”
叶子农说：“碗里少了一块肉，经济结构就会调整，有所淘汰，有所催生。碗里连饭粒都没有的就会闹事，只要我挨饿你就别想活踏实了，社会就会朝更稳定的结构整合。共产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的词，可以是几个人合伙的共产，可以是企业联合、兼并的共产，可以是地域与地域或国家与国家合作的共产。地域性的社会化经济，你可以叫它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球结构的人类大经济，就是全球经济高度依存、高度一体化，这种经济形态给它起个名字就叫共产主义。人类各个角落的经济会因不同条件呈现不同形态，但不管什么形态，其本质都是朝着社会化和全球化的方向演化，它不管你什么政党、主义，那是经济规律，是由生产力发展要求决定的，是人类趋利的本能。”
布兰迪说：“社会化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只是叫法不同。如果地域性的市场经济都可以叫社会主义，那市场经济国家都是社会主义了？”
叶子农没有直接回答布兰迪的问题，而是问：“人是什么？”
布兰迪说：“趋利避害。”
叶子农说：“人是我要比你强的，我要比你尊贵、富有，比你荣耀……归根到底是我得比你强，比你强了才踏实，这就是人的原动力。所以，尊重、关爱才成了道德，而能众生平等的就不是人了，是佛，是基督。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而把货币、技术、信息……包括青春美色和健壮体格等一切可用之用都转化为资本的，是人。市场经济是丛林法则，当社会矛盾演化到谁都过不踏实的时候，生存秩序和生产力要求就会催生与之相适应的新规则，就是以国家意志对市场经济和社会分配有所干预、有所调控的社会机制。教条的社会主义以为消灭了资本就没事了，其实关资本什么事，丛林法则的原动力是人，遏制了人的原动力，经济就没活力，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都是作为果存在的，无需论证。社会化经济就是不‘唯’的经济，不唯资本形式和结构，不唯所有制形式，不唯资本意志，不唯市场经济……资本是有规律的，运用资本规律协调社会关系，不断解放生产力，人民安居乐业过日子，这就是社会化经济，就是马克思没有我们在140多年后看得清楚的社会主义。人们出于各自的好恶可以不叫它社会主义，人类不能被一堆名词困住了，不必为一堆名词吵得脸红脖子粗，其实那只是一堆符号，注重本质的就不会在意它叫什么。”
布兰迪说：“世界经济日益趋向一体化，这是事实。我们不必在意那个发展方向究竟该叫什么名字了，共产党可以叫它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废墟，西方政治可以叫它自由世界，我们暂且就叫它共产主义。既然那不是谁一奋斗就能得来的，并且苏共70多年的奋斗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共产主义理想还有价值吗？共产党还有存在的法理吗？苏共和中共都是靠共产主义许诺夺取政权的，那是不是欺骗了人民？失去存在法理的中共政权如果只能靠国家机器来维持，这是不是专制、暴政呢？”
叶子农说：“如果只把共产主义运动看成是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那就狭隘了，一党之利没这么大能量，最本质的是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需要变革的程度了。人类出一个马克思是偶然的，社会矛盾是必然的，《共产党宣言》本身就是社会矛盾的产物，没有马克思主义会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没有共产党也会有这个党、那个党，都是要爆发的。美国的社会矛盾没有激化到那个程度，那些主义就没起作用，如果真有那么管用，那纽约、巴黎到处飘扬的就该是共产主义旗帜。我不敢昧着历史说共产党欺骗了人民，共产党确实建立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接近平等极限的社会。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说，按教条雕塑的社会模式谁来吹口气也不显灵，捆绑出来的全民经济背离了价值规律，气血不通就没活力。但是人类对真理的认识是有过程的，如果我们不是站在对立双方的立场，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那是一次空前规模的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实践，仅我个人，我愿意称它为伟大的实践。”
布兰迪说：“这话听起来很像共产党。”
叶子农说：“如果是因果真相的，我是不是共产党又有什么关系？”
布兰迪说：“对不起。你继续。”
叶子农说：“有谁能给我举个例子，哪个国家政权不是靠国家机器维持的？我们把国家机器这个词换成武力吧，这样更赤裸一些。如果政权是可以单靠武力维持的，历史就不会有王朝变迁，就不会有苏联这种军事强国的解体。不管你是什么政党、什么主义，只要是违背基本国情的国策，就没有不被淘汰的。我不知道你对中国历史了解多少，儒家文化是中国植根最深、影响最大、渗透时间最长的文化，之所以有这么强的生命力自有它的道理，因为它适应皇权制度和小农经济的生产力要求，但是到了工业革命和资本经济时代，它已经无力承载现代工业文明了。美国是移民国家，各种价值观汇集，不存在根深蒂固的一统文化，所以很难理解一种文化的根深蒂固对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中国只能站在这块文化土壤迈进工业文明。如果儒家文化管用，是解放生产力的，谁敢欺负这么一个大国？历史的事实是，在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之间，中国的国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不是因为共产党比谁会打仗，是社会基础，正如美国的社会基础决定了美国的社会形态。”
布兰迪说：“我不了解中国历史，也不能说了解中国文化，但历史的事实不一定是历史的必然。我不否认美国也有很多社会问题，但是我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迄今人类可以做到的最先进的制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东西？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民主？如果马克思主义没有价值了，那么中共的存在法理是什么？”
叶子农说：“这会儿我真想加入个什么党先避避嫌再回答你的问题，不然你又该说我是共产党了。你这个问题，谁来如实回答谁都是共产党。”
布兰迪问：“为什么？”
叶子农说：“中共从二一年成立到四九年执政，历经28年，什么样的偶然或运气可以让你连碰28年？这世上还存在没有因的果吗？中国的经济与发达国家相比确实有很大差距，但是四九年之前的呆账坏账能不能都划到中共的账上？如果不能，那你是在指责中共呢？还是在指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这会儿你就不怕惹着人民了？”
布兰迪说：“我丝毫没有针对中国人民的意思。”
叶子农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规律说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观，辨别、证明的认识观。也许是我太笨了，我看来看去就只看出了一句话：实事求是。以辨别、证明的认识观实事求是认识事物，这就是我认为的马克思主义。”
布兰迪说：“美国也讲实事求是，依你的逻辑，美国也是马克思主义了？”
叶子农说：“务实与实事求是能不能画等号？咱就算愣画等号，佛法讲如实观照，翻译过来也是实事求是，那佛法与马克思主义又该谁是谁呢？基督教的神，道教的道，佛教的如来，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规律，刨到根其实都是一样东西，规律，又该谁是谁呢？不同价值体系的共性有着不同的外延，因不同用，做不同方向延伸。或许美国移民汇集的文化比中国一统的儒家文化更具有实事求是的含量，或者说更接近实事求是，但是能不能据此就冠以‘实事求是的文化’？可能还不够质量，务实与实事求是毕竟还有距离。”
布兰迪说：“实事求是也是由人来操作的，谁来认定这个实事求是？”
叶子农说：“人民。你不行，人民就请你下去，这就不是真理了，是定律。”
布兰迪沉思了一会儿，说：“假定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但是实事求是就可以取代民主吗？你不认为民主是效率更高和历史成本更低的实事求是吗？”
叶子农说：“解释民主的版本很多，你能不能先把概念定义了，什么是民主？要定义就来点一竿子到底的，别弄个带皮的玉米还得再剥半天。”
布兰迪说：“体现人民意志的制度就是民主。”
叶子农说：“还是个带皮的。意志就一定是利益的体现吗？那开店就只有开张的没有关门的，没有谁开店是为了倒闭赔钱。”
布兰迪想了想，说：“标志性的还是美国的选举制度。”
叶子农说：“我能不能这样理解，美国式的民主就是数人头？”
布兰迪说：“不是简单的数人头，民主的内涵是尊重。”
叶子农说：“既然标志性的还是美国的选举制度，那你告诉我，哪届总统不是数人头数出来的？又有哪届总统是尊重出来的？国家政权这种事还可以AA制或自助餐吗？不管是简单地数还是复杂地数，还能不是数人头吗？”
布兰迪说：“你愿意理解成数人头，我尊重你的理解。”
叶子农说：“你别尊重，你就告诉我哪届总统不是数人头数出来的就行了。希特勒认为犹太人是应该灭绝的，你也尊重吗？”
布兰迪说：“好，就算是数人头。”
叶子农说：“罗斯福和希特勒，你拿哪个去证明数人头的历史成本呢？是不是也捎带着说说越南战争这个数人头的历史成本呢？”
布兰迪沉默，没有回答。
叶子农喝了一口水，说：“民主不是先挖渠还是先放水的非此即彼，不是为民主而民主的事于道，民主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不是谁想不要就可以不要了。不同的社会条件决定了不同的民主形式，没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中国文化2000多年了，那是植根在一个民族骨子里的东西，你说换就换了？中国人民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吗？一定要生活在西方人的价值观里吗？人，文化，是有思维方向和思维半径的，数人头不是什么条件下都能适用的，也未必是最好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美国不能把中国的文化土壤搬过去试试美国式的民主，中国也不能把美国的文化土壤搬来试试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民族团结、领土完整和经济发展？还是美国式的民主？过去中国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也不管人家需不需要红旗，那是事于道了。美国到处输出它的民主与过去中国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我看不出来有什么质的不同，同样是事于道。中国有错就改了，美国是不是也该有错就改呢？你喜欢吃大米，就拿把稻子到处撒，也不管人家的土质、温度合不合适，你是真关心人家呢？还是价值观的好恶使然呢？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观，见路不走，不唯经验、教条，讲实事求是。”
布兰迪说：“我现在很想请你诚实地回答一句，你是不是共产党？”
叶子农说：“当事物作为‘果’存在的时候，必然有它的‘因’，说出这个因的叫解释因果。如果解释中国的因果就叫共产党，那换个话题，我来解释美国民主的因果，我是不是就是共和党呢？你家的水田种稻子，我家的耕地种麦子，你告诉我谁错了？”
布兰迪非常遗憾地摇摇头，叹息了一句：“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头脑的傻瓜。”
11月10日，星期天，方迪前一天熬夜写论文，睡得很晚，今天又没课，赖在床上迟迟不肯起来，其实早就醒了。到了9点多很不情愿地起来了，洗漱、化妆，一杯白开水和一片面包就当早餐了，然后伏在案子上继续写论文，可怎么写都不在状态，脑子里空白一片，好像论文是一个遥远的根本与自己无关的事，堆砌词汇都找不到头绪……
她烦躁地把笔往案子上一摔，打开录音机，脱去毛衣只穿了件黑色紧身内衣，就在她那块专用属地上跳舞排遣烦躁。她跳的就是那段在纽约华人中秋晚会上表演的舞蹈，连音乐都是一样的，节奏强劲，舞姿狂野……跳着跳着，她隐约感觉有人敲门，开始没在意，但是敲门声加重了，她关掉录音机，果然有人敲门。
她一开门，门外突然就冒出一个整齐的、又大又尖的混合女声：“哈！”
方迪被吓了一跳，一看惊呆了，原来是三个高中的同班同学，太不可思议了！她知道何文婷在日本留学，嫁给了一个在日本大学任教的华人教授。孙瑶是职业模特，经常给一些企业做产品代言。张娟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还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方迪惊讶地说：“天哪……这是真的吗？”
孙瑶边进屋边说：“别激动，别激动，礼物收好了，谢就免了，见外。”
方迪关上门说：“礼物在哪儿呢？”
孙瑶说：“嘿，你个小蹄子，刚才没给你个惊喜吗？”
几个女人随意找地方坐下，椅子、床上坐满了，方迪就站着。
何文婷打量着方迪，说：“奶奶的，迪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这丰胸肥乳小蛮腰，你说都是女人，上帝咋就不公平呢？我受刺激了，我要丰！”
孙瑶说：“我也受刺激了，我也要丰！”
方迪说：“得了吧你，再丰就成篮球了。”
张娟说：“迪子可不是天使，绝对害人精，哪个男人找她算倒霉了。”
孙瑶说：“那是，再强壮都没用，半年就瘦成一把干柴。”
大家哈哈一笑。
方迪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笑笑问：“怎么回事？从哪儿冒出来的？”
何文婷说：“我那书呆子被加州理工学院挖走了，我就跟来了。娟儿他们公司派她到总部进行管理流程培训，来纽约两个多月了，不知道怎么跟你联系……”
张娟说：“哎，哎，你甭替我美化，我是不好意思。小的就是一打工仔，逛街都得溜边儿走，姐儿几个就数姐们儿混得惨了。”
方迪说：“嘿……您这高级白领都溜墙根儿走，俺毕了业还敢不敢出去混了？”
张娟说：“孙瑶陪她老公来美国商务考察，这不都赶巧了嘛，姐儿几个难得一聚，就差你了。孙瑶傍了个温州大款，有钱，除了有钱也就不剩啥了。”
几个女人叽叽喳喳聊了一会儿，方迪看时间差不多了，带她们去吃中午饭。
下楼，孙瑶一看方迪的破车，笑道：“我的妈耶，今天出门没看黄历啊！”
方迪就当没听见，可那辆破车偏偏还不争气，车子打不着火。
方迪说：“娟儿，下去踹一脚。”
张娟问：“踹哪儿？”
方迪说：“发动机边上。”
张娟下去“咣”地踹一脚，车就发动着了。
孙瑶说：“这破车，也没哪个男人来怜香惜玉，瞎了狗眼！”
方迪说：“凉车有时候这样，跑热就没事了。”
方迪带她们去了老九面王餐馆，大餐厅里有几桌客人，还有几张台子空闲着。几个人在一张餐桌刚落座，服务员就来了，这个女服务生认识方迪，点头一笑。
孙瑶说：“今天这个显摆机会谁都别跟我抢，可着劲点贵的。”
方迪说：“放心，以后给你机会。姐儿几个来找我，今儿再惨烈小女也得撑着。”
酒水和几个冷盘先上来，何文婷和孙瑶都拿出相机照相，你跟我，我跟她，合影时还请来服务员为她们拍照，折腾了半天才吃上这顿饭，大家兴致都很高。
席间，孙瑶说：“迪子，你还记得咱班的莎莎和眼镜吗？”
方迪说：“他俩是死对头。”
张娟笑笑说：“你猜怎么着？人家俩成一对儿了，可把我逗死了！”
孙瑶说：“那俩活宝，眼镜能从性扯到民主，莎莎能从民主扯到性，哈哈哈……”
方迪见何文婷刚喝几口酒脸就红了，说：“文婷，不能喝就别喝了。”
何文婷说：“哎，婷同学的酒量是越来越不行了，老了。我的生活终于变成了我妈希望的那样，就差生个孩子喂奶换尿布了。”
张娟说：“哈哈，一说你妈怎么跟控诉地主恶霸似的。”
孙瑶说：“我忙，我一天到晚忙，我没事找事也得忙，我他妈命贱，我就喜欢忙得快窒息那种压力，那才是女强人，哈哈哈……”
张娟说：“我，要吐了。”
何文婷说：“我，已经吐了。”
孙瑶说：“吐吧，吐吧，不在嫉妒中崛起，就在嫉妒中倒塌，哈哈哈……”
方迪说：“哎，姐儿几个，吃完饭干吗去？”
何文婷说：“逛街呀，让我们装嫩去。”
孙瑶说：“还要买衣服，老娘要血洗纽约！”
张娟问：“迪子，毕业了怎么打算，留在纽约吗？现在国内到处都是出国热。”
方迪说：“现在中国发展那么好，全世界都跑中国捞机会，我干吗要留在纽约？我敢说中国要照现在的路子走下去，早晚中国的绿卡也得成香饽饽。”
何文婷说：“我觉得中国有戏，早晚有天看丫谁都是孙子辈儿的。”
孙瑶说：“那是！到那时，中国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平身！”
张娟说：“对对！还有：看茶……拉个长音儿，这表示我们还是礼仪之邦，是吧。”
几个女人笑得前仰后合，合不拢嘴。
这顿饭很丰盛，还剩了一大桌没吃完。方迪看大家已经吃好了，为了避免争着付钱，就起身去吧台结账，但大家还是追过来了，争着付钱。
孙瑶一拍吧台，对着方迪呵斥道：“孙瑶在此，谁敢造次？你个小蹄子，今天你要敢付账，我就把你的艳舞照片撒到大栅栏去！”
不料，吧台的台湾女领班说：“你们谁都不用付了，老板有交代，这桌免单。”
三个人一起看方迪，孙瑶说：“嘿……姐们儿行啊！”
第二天下午，方迪放学后去老九面王餐馆补交昨天的餐费。她向吧台解释了昨天为了避免争执而没有坚持当时付账，也为迟付餐费表示歉意。
女领班说：“老板交代这桌免单，你去跟老板说吧。”
方迪问：“九哥在吗？”
女领班说：“在。”她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说，“三号厨房，你去吧。”
方迪这些年每到假期都在这里打工，对后厨的情况太熟悉了，她只知道餐馆有中餐和西餐两间大厨房，从来不知道还有个三号厨房。来到后厨，也确实没看到三号厨房，但是中餐工作间的面积和布局都发生了变化，变小了，被一道类似屏风的假墙隔离出了一段，原来的中餐工作间是两端各一个门，现在变成了一道门，隔离出来的就该是三号厨房。
方迪走过去敲门，老九在里面说：“是方迪吧？请进。”
方迪一进屋看呆了，这哪里还是一间厨房，简直就是一个实验室，除了正常厨房里该有的炉灶、器皿、材料，更醒目的则是天平、大小电子秤、大小量杯……办公室的电脑和电话都搬过来了，这显然是产品研发的性质，老九一身大厨行头，正坐在桌前往电脑里的表格填写数据，旁边放着笔和笔记本，写的都是中文繁体字。
方迪惊讶道：“九哥，你这是干吗呢？”
老九抬头一笑算是打招呼了，回应说：“革命呗。”
方迪说：“革命？革……革自己？”
老九低着头说：“不革自己革谁？咱还能革顾客的命吗？呵呵。”
方迪站在桌子旁边，说：“九哥，昨天来了几个老同学，难得一聚……”
老九仍然低头填数据，打断方迪的话，说：“我知道昨天你是给九哥捧场的，可谁开店也不能靠这个，你这是寒碜九哥呢。调查报告省了那么多钱，一顿饭的事就别提了。”
方迪说：“九哥，你要这么堵我，这店我以后还怎么来呀？”
老九放下笔，说：“你不来我也要去找你，你是学管理的，九哥有事要请教你。你要不忙就坐会儿，我也不付你咨询费了。拿个椅子，先坐。”
方迪在老九对面坐下，说：“九哥是商界前辈，可不敢说请教，我只有学习的份儿。”
老九问：“你现在最想什么？”
方迪说：“最想把毕业论文写好。”
老九问：“想管用吗？”
方迪回答：“当然管用，不然怎么去做呢？”
老九说：“那你小家子气了，既然管用，为啥不多想点？想博士，干脆当校长。”
方迪被这个“为啥不多想点？”给问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老九说：“那我再问你，论物质生活，是咱过得好还是秦始皇过得好？”
方迪说：“当然是咱过得好了。”
老九又问：“那你比秦始皇幸福吗？”
方迪说：“那能比吗？人家是君临天下，万众之上。”
老九说：“那看来物质条件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得比别人强才幸福。”
方迪又愣住了。
老九说：“再问个问题，是手擀面好吃还是机器面好吃？”
方迪说：“九哥，我不敢回答了。”
老九说：“为啥？怕答错了没面子？也就是说只要把错的藏好就没事了？”
方迪说：“那当然是手擀面好吃，口感不死，有麦香。”
老九一指面板说：“那你擀一个给我看看。”
方迪说：“我哪儿行啊？擀面那么讲究。”
老九说：“那就是说手和机器都是形式，那些‘讲究’的条件才是本质，不管是手还是机器，只要符合了那些‘讲究’的条件，就都可以做出好面。机器不受情绪影响，不会因为薪水多少给你做手脚，也不会请假、跳槽，质量还会比手工面更精确、更稳定。要按见相非相的说，这就是见到如来了，就是实相，对吧？”
方迪愣了好半天，吃惊地说：“九哥，你你……你是九哥吗？我不是幻觉吧？”
老九说：“九哥哪有这道行？刚学的，背课文。我在红川耗了整整一个月，叶子农的嘴是真难撬啊，可他到底没耗过我，还是让我给他撬开了。”
方迪说：“九哥，你这哪是请教啊，是考试。我得承认，我全答错了，零分。”
老九说：“我还没请教呢，这只是给请教做准备。我有个想法，说大点叫餐馆改革方案吧，这两天我准备整理个书面材料，可能会写得很啰嗦。我知道你对九哥的印象，九哥能整出来个啥呀？值得浪费时间吗？但是我想跟你说，九哥也在学习、进步，我希望你能认真帮九哥看看。这方案走的是‘见路不走’的思路，就是没模式、没套路。你是学管理的，我想请你从正规管理的角度给看看，从另一面挑挑毛病，提点意见。”
方迪说：“这么大的事，你还是找专业机构咨询吧，我不行。”
老九说：“找过，别说专业咨询了，就连算命和看风水的都找了，没用啊，人家就是来掏你钱的，怎么能掏走钱怎么说，要管用我还革哪门子命啊。你是学管理专业的，对餐馆的情况也了解，你不会黑九哥，你就帮我看看，咨询费我也不给了，咱就两清了。”
方迪想了一下，问：“九哥，你那个方案确实需要我看吗？”
老九肯定地点点头说：“确实。”
方迪说：“那你给吧台打个电话，我先把餐费付了，付了我就敢帮你看。”
老九不解，问：“那为啥呢？”
方迪说：“我仅仅是看看，提个意见，决不是咨询的性质，那太吓人了，我担不起。”
老九想了想，说：“没关系，你愿意付就付吧，日子还长着呢。”说着起身走到放电话的位置，拿起电话拨号，说：“阿美，方小姐马上过去，你把昨天那桌餐费给她结了。”
方迪起身说：“谢谢九哥！”
老九说：“那这两天我整理材料，整理好跟你联系。”
方迪说：“好的，那九哥你忙，我走了。”
方迪到吧台结账，付过餐费就开车回去了。
出了老九面王餐馆，天已经黑了，大街亮起了灯火，餐馆也陆续上客人了。外面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起了小雨，丝丝缕缕，给深秋的寒冷注入了一股清润的气息。
方迪没有直接回住处，而是先去了离住处不远的那家台湾粥棚，她还没吃晚饭，这家粥棚是她经常光顾的地方，经济实惠。她在街边停好车，进粥棚找了个位子坐下，要了一碗香菇粥和四个小包子，心不在焉地吃晚饭。
她隐约察觉到帮老九看方案的事没有那么简单，觉得自己的处理草率了，却又一时理不清头绪。老九要革自己的命了……老九提了三个问题她都答错了……从老九嘴里居然能听到诸如“见路不走”、“见相非相”、“如来”、“实相”这些听上去很高深的词。老九的变化是让她吃惊的，而这种变化就来自他在红川耗了一个月，虽然餐馆改革方案是老九的，但是方案的方向、原理、思想……是叶子农的，她调查过这个人，以叶子农的头脑、阅历……她突然意识到，老九的方案她是不能“看”的，看了，就是一个笑话。
吃过饭，她上车准备回住处，手扶着钥匙却迟迟不发动车，索性放弃了，望着挡风玻璃凝神，越想越觉得这事不简单。叶子农不管是利用双轨制敛财还是布达佩斯劳务，这两次商业运作都是成功的。见路不走谈何容易，总要先见到路才有资格选择走不走，而更多的人通常面临的情况是连路都没见到，更别说见路不走了。老九的方案显然是以叶子农的认识能力为后盾的，那么成功的几率也就不能纯粹以老九的能力衡量了。如果老九的方案是老九面王从亏损到盈利的转折，是老九从失败到成功的转折，那么……这么现成的案例，这么好的机会，如果把“见路不走”作为论文选题，在老九餐馆实习，理论、实践都有了。
方迪的思路渐渐清晰了：决不能等老九把餐馆方案材料整理出来，这个方案她是万万不能“看”的，一“看”就没有自知之明了，最恰当的方式就是跟老九“聊天”，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内容，可行，就争取在方案的实施过程里实习；不可行，就是聊聊天，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既低调，又保留了视情况而选择。
她从包里找出电话号码本，下车走到就近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投币给老九打电话，电话接通后她说：“我是方迪。九哥，有时间吗？”
老九说：“有时间，你说。”
方迪说：“我想约九哥出来聊聊天，可以吗？”
老九说：“那来店里吧，边吃边聊。”
方迪说：“我刚吃过饭，我请九哥喝咖啡吧，去蓝星咖啡馆，我这就过去。”
老九停顿了一下，问：“有事吗？”
方迪说：“没有，就是闲聊天。”
老九说：“好的，那我在咖啡馆等你。”
挂上电话，方迪开车去咖啡馆。
蓝星咖啡馆就在老九面王餐馆的斜对面，不到200米的距离。这是一家大众咖啡馆，门面不是很大，装修古典，门口停着几辆轿车。方迪停好车进到咖啡馆，看见老九坐在一张靠墙的桌子边等她，桌上放着一杯咖啡。
方迪坐下，笑笑说：“我犯错误了，纠正纠正，请九哥喝咖啡。”
服务员过来，方迪要了一杯咖啡和几碟小点心。
老九说：“你一说聊天我就知道准有事，说吧。”
方迪说：“九哥，你说这两天整理个书面材料，这说明餐馆方案已经很成熟了，那咱们就聊聊吧，就是闲聊天。看，我是不敢的，我还知道自己是谁。”
老九说：“不至于吧？太夸张了，谦虚得都让人受不了了。”
方迪笑笑，说：“是做作，肉麻。其实我也想过，假如我是九哥，我会怎么办？说实话我想不出办法。我混文凭是为找工作，没有老板的视野和思维。学校教的主要是一些成功企业的经验和案例，领会多少在自己，我要脑子够用就不会为论文发愁了。我实话实说，九哥别生气啊。餐馆改革方案是你的，但是方案的原理和思想可不是你的，你只是体现这些原理和思想，去实践见路不走的理念。叶子农是什么人？是可以让罗家明放弃50万去求一句话的人，是可以让你在红川耗上一个月去撬开他嘴的人。九哥，我去审查这样的方案，我还知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你不觉得这是个笑话吗？”
老九说：“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请你从正规管理的角度给看看。”
服务员把一杯咖啡和几碟小点心送来了。
方迪喝了一口咖啡，说：“我对九哥的变化挺吃惊的，对这个方案也很感兴趣，这对我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想请九哥聊聊。”
老九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不大的笔记本，说：“我把笔记带来了，记得很乱，我说话也啰嗦，咱们聊到哪儿算哪儿，闲聊。”
方迪点点头说：“嗯。”
老九翻笔记本，找到其中一页，念道：“人最难做到的是实事求是，妄念、贪念、杂念一大堆，就算想实事求是，你也不知道怎样实事求是。见路不走是实事求是的通俗版，是提醒你不要唯经验、教条，要走因果、走条件的可能。见路不走是让你解放思想，不要怕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很多人一看到跟别人不一样就觉得不正常了，心里不踏实。也不要怕跟别人一样，因为也有很多人是生怕跟别人一样显不出自己高了。见路不走是解决实事求是的可操作性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观念、思想，是一切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基础。”
方迪感叹道：“说得太好了！如果方向错了，手伸得再长，也摸不到正确。”
老九说：“如果把一碗成功的面……不单是好吃啊，是成功……用‘X面’表示，那这碗X面要求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祛除妄念，有个求实求是的心态。我检讨自己，在态度上就错了。我追求豪华、高档，不是产品需要，不是为顾客，也不是餐馆有社会背景，是为显示自己是成功人士，是为自己有身份、有面子。一碗面本来就是大众化的东西，你开餐馆都不为顾客了，都成满足你虚荣心的工具了，那不死还等啥呀？”
方迪说：“就是啊，好多想吃面的人不敢进来，如果我只为吃碗面，我也不敢来，那还是面馆吗？就是打着面馆招牌卖炒菜的。有钱的人进来，山珍海味都吃饱吃足了，你的面再好也不好了。没钱的人，不点菜谁敢进来？人家谁舍得为吃一碗面点一桌大菜？”
老九又翻笔记本，找到一页，念道：“不往左看，不往右看，只看市场、顾客，只看你自己条件的因果。不以新旧论，不以跟别人一样不一样论，只以有效论，有效与否是唯一的取舍标准。凡左顾右盼的，大多是不清楚内在因果的，学个形，漏其神，很危险。人家的成功有人家的条件，人家的条件不是你可以悉数复制的，精髓不是学来的，是悟出来的，人家的内在因果不是你从外表看一眼就能具备了。”
方迪点点头说：“嗯，还是强调见路不走，要立足自己的条件。”
老九又找了一页，再念：“奢华之所以奢华，是因为大众不可及。如取规模效应，则必须大众可及，普天下的规模效应无不安住于规模消费集群，这是规模效应的因果律。”
老九找一页又念：“降低成本不是缺斤短两，不是让员工死去活来超负荷工作，而是不缘起降低成本命题的根本理念，从本体设计和机制设置就不允许缘起降低成本问题。”
方迪说：“不缘起？这种成本管理……太……太苛刻了吧？”
老九说：“你未必能做到，但是你有了努力方向，有了这种成本管理意识。”
方迪说：“对。但是有了原理，怎么操作呢？”
老九说：“是啊，我也是这么问的。子农就问我，如果一个人肯下功夫，花个一年半载做出一碗好吃的面，难吗？”
方迪说：“不难，只要肯下功夫就行，这不是门槛很高的事。”
老九说：“好，这个条件我有了，一勺卤，一口汤，一把面，还有几盘家传菜，这是我看家的手艺。但是，这碗X面所要求的味道、口感、温度……要一年四季都一样，要每个分店都一样，不允许一茬厨师一个味道，这就难了。过去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收徒拜师要讲堂口的，味道一脉相承，分店都由徒弟打理。现在不兴拜师了，都是烹饪学校，半年就是大厨，今天来明天走，厨师一茬一茬地换，看家的饭菜做着做着就变味儿了，最后连老板都搞不清自己是卖啥的，人家来你这儿吃啥要碰运气，这不就是瞎胡闹嘛。”
方迪联想到老九谈到的手擀面与机器面，联想到厨房里的天平、量杯、表格……突然觉得明白了点什么，惊讶道：“九哥，你的餐馆要消灭厨师，像麦当劳模式？”
老九翻开笔记找到一页，念道：“顾客和无关痛痒的人都可以认为像麦当劳模式，但唯独你不可以，你要这样认为就有危险，就有可能不自觉套用模式，而你的条件是不可能与麦当劳的条件完全一样的，你不能在意相似或不相似，你只考虑条件与目的的有效。”
方迪说：“这一不留神见路就走了，真做到见路不走也不容易呀。”
老九笑笑，说：“是不需要厨师，不是消灭厨师。这要搁以前我就想不通，一个餐馆没厨师那还叫啥餐馆？现在就想通了，该没厨师的就没厨师，这就是见路不走。我要请人设计一套机器，从杠子压面到切面，完全模拟手擀面，试验出一套完整的操作流程。炒菜也是这个道理，在廉价地段建一个半成品车间，厨房没有厨师了，只需要培训熟练操作工，不需要你的厨艺，不需要你懂原理，更不需要你创新，那些统统不关你的事，你只需要严格遵守操作流程。餐馆地处繁华地段，寸土寸金，要把半成品生产腾出的面积给餐厅。没有厨师和擀面师，成本降了一大块。半成品迁到廉价地段，成本又降了一大块。饭菜质量稳定了，价格降低了，出菜速度快了……当然其他方面也有好多考虑。”
方迪问：“为一个餐馆建一个生产基地，还要运输配送，这成本也不低吧？”
老九停顿了一下，放缓了节奏，说：“根据我这个店的规模，还是比有厨师和占用黄金地价的成本低，但这还不是它的真正价值。真正的价值是，这个生产基地的设计功能可以让我的手艺乘以最大市场系数，供应一个城市的加盟连锁店。子农说得对，不是开餐馆，是设置一个赚钱机制，或者叫能量源，谁来找你谁发财，你就把社会资源调动起来了。这一点还是像麦当劳，研究出一个产品马上覆盖全世界。我没那本事，我做好一个北京行不行？做好中国的市场行不行？中国是面食大国，哪块地打粮食我奔哪儿去。”
方迪这才明白，原来老九的思路已经不仅是纽约这个餐馆了，而是要干更大的。老九的财力、技术是没有问题的，叶子农的学识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老九在实施方案的过程中能持续得到叶子农的支持，老九干成这个事情是非常有可能的。这是一个极好而又难得的实习机会，方迪心里已经果断做出了决定。
方迪有感而发地说：“九哥，那我觉得你那块牌子也该换换，面王还是想显示你比别人强嘛，体现不出你实事求是的态度。九哥在红川耗了一个月，然后就一直参悟，终于把一碗面的禅机给参透了，如果是我，我就把牌子换成老九禅面。”
老九念叨了一句“老九禅面”，想了一下，突然兴奋地说：“这个名字好啊，你是怎么想出来的？你……你……你这样，你开个价吧，这名字我买了，从现在起你不能和任何人提这四个字了，直到我注册下来，纽约、北京都要注册。”
方迪说：“看九哥说哪儿去了，我也就是随口一说，我还怕九哥听了不高兴呢，可不敢再说别的。听九哥聊了这么多，我倒是有了点想法，还希望九哥能帮忙呢。”
老九说：“只要是我能帮上的，都没问题。”
方迪说：“我觉得我的论文有选题了，就叫‘见路不走’。我想来九哥这儿实习，这次不是刷碗端盘子，是给九哥的方案实施打下手，这次是奔论文来的。”
老九说：“人家都是找大公司实习，你能在九哥这小店屈尊，那没啥说的。”
方迪说：“谢谢九哥，那我就向学校递申请了。”
1991年11月12日，由乔治率领的美国迪拉诺公司商务代表团访问巴西归来，奥布莱恩和公司其他几位高管人员前去肯尼迪机场迎接。在亲切的寒暄问候中众人出了大厅，由高级轿车排成的车队一字长龙驶离机场。乔治总裁坐在第三辆车里，他特意让奥布莱恩与自己同坐一辆车，便于路上说话。
乔治说：“这次你该去的，阿蒂亚诺是个谈判老手，挖陷阱不露痕迹的，迈克尔啃这样的骨头还有些吃力，迈克尔谈下来说他掉了3颗牙齿。”
奥布莱恩说：“我这身体一阵好一阵坏的，不听使唤了。”
乔治说：“在巴西利亚碰到辛格将军了，猜他说你什么？”
奥布莱恩说：“想不出来。”
乔治说：“他说你年轻的时候差点把命丢在圣保罗。”
奥布莱恩笑笑说：“这老家伙，40年前的事他还记得。那时候年轻啊，圣保罗的姑娘火辣辣的，回来的时候连船票钱都没了。”
乔治笑了，忽然问：“布兰迪那事有消息吗？”
奥布莱恩说：“他来过一个电话，说没谈成。”
乔治感觉有些诧异，问：“为什么？”
奥布莱恩答道：“布兰迪说谈不下去，一张嘴就错。”
乔治一怔，说：“哦？有这种事？”
奥布莱恩说：“他是这么说的。”
乔治问：“你怎么答复？”
奥布莱恩也怔了一下，说：“没谈成，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乔治思索着说：“一张嘴就错……你怎么看？”
奥布莱恩说：“我没看。我是总裁顾问，只看总裁需要我看的。”
乔治说：“那你现在就看看吧。”
奥布莱恩说：“我现在看到的是，你在意了。”
乔治说：“布兰迪是资深编审，不能说没学识……这个有点意思。让布兰迪写一份详细的见面情况，我先看一下，你也看一下。”
奥布莱恩说：“好的。”
乔治说：“讲理就好办。嗯……一张嘴就错？”
拍戏、访谈、广告、发布会……穿梭于香港与内地城市之间……戴梦岩的生活依旧是那些仿佛永远不变的内容。趁有几天休息的时间，她第二次去看叶子农。这次她是从北京先到了巴黎，再从巴黎去的柏林，避免让周围的人察觉她去柏林。
摁门铃的时候，叶子农知道是戴梦岩后只“哦”了一声，等戴梦岩上楼后，叶子农开门上前迎了几步，接过戴梦岩的旅行包说：“这么快又来了，真辛苦你了。”
戴梦岩进屋说：“你怕我来才觉得快，我没觉得。”
叶子农关上门说：“你坐，我去烧水。”
戴梦岩坐下说：“先别烧呢，把包给我，里面有喝的。”
叶子农把旅行包递给戴梦岩。
戴梦岩一边从包里拿东西一边说：“给你带了几瓶咖啡，顺便买了几个杯子。我看你不吃甜食，这样身体会缺糖的，要搭配点甜饮。衬衣多买了几件，勤换着点，别让人家洗衣店为难，穿那么脏你好意思让人家洗吗？”
叶子农解释说：“加钱了，加钱了。”
戴梦岩说：“加钱也不可以，自己那么脏你好意思吗？”
咖啡是速溶的，很精致的小瓶，每瓶只有80克。杯子是白色的，也很小，也就是百十毫升的容量。这些东西一看就是精致生活的物品，哪里是叶子农这种人的习性，叶子农看着这些东西自嘲地说：“哟，我不会变成资产阶级吧？”
戴梦岩说：“哎哟，你小声点吧，也不怕人家资产阶级听见了笑话你。本来我想给你买咖啡豆的，你这么懒会磨吗？我怕咖啡机都发霉了你也不会洗。还是速溶的简单，冲上开水就能喝，起码你还知道去涮涮杯子吧。这是两件睡衣，质量很好的，穿上去很舒服。”
叶子农看着睡衣就笑了，更是自嘲地说：“我穿它？你可别让我去糟蹋生活。我是野生植物，一弄成盆景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戴梦岩又从旅行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剧本，说：“还有这个，这剧本我看了一半也没看出作者是什么意思，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你抽空帮我看看。”
叶子农没接剧本，而是问：“你看了一半都没看清楚，这个你看清楚了没有？”
戴梦岩一愣，没明白什么意思，想了一下才明白，说：“这个看清楚了。”
叶子农说：“这不得了嘛。”
戴梦岩问：“什么得了？”
叶子农说：“您这挣钱的都看不下去，您还指望掏钱买票的人能看下去吗？”
戴梦岩一听也是这个理，只好把本子又放进旅行包。
叶子农看了看一堆东西，说：“这慢慢也熟了，也不能老那么客气呀，这次咱们得好好说说了。你阅历浅，好多事你看不明白……”
戴梦岩打断了他的话，说：“我说过了，给我点时间。你别自我感觉太好了，我没那么容易让你上手的，你也没那么容易脱身的。”
叶子农说：“哪敢上手哇，我说过我就是只癞蛤蟆，抬头看看都是对天鹅的亵渎，可癞蛤蟆也有自己的习性，你给它弄天上它活不下去呀，我得挽救你，也得挽救我自己。”
戴梦岩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从北京到巴黎，再从巴黎绕到这儿，我屁股都坐疼了你知道吗，你见面就跟我说这个？”
叶子农停顿了片刻，只得说：“我去烧水。你要不嫌臭脚丫子味就到床上歇会儿。”
叶子农把一堆新衣服和旅行包归置到一个不碍事的角落，把咖啡、糖、咖啡勺和杯子都拿到厨房，涮了涮水壶的沉淀物就烧水了，趁烧水这空当洗杯子，不是洗他的玻璃茶杯，而是戴梦岩拿来的陶瓷咖啡杯，还专门找了一条新毛巾擦杯子。正在擦杯子，忽然听见里屋响起一声沉闷的声音，像是人的身体倒在床上。他以为是戴梦岩倒床上休息了，没在意，但是一会儿又有“咕咚”的倒下声，他赶快过来看是怎么回事。
戴梦岩确实在床上，但是没休息，而是把被子和枕头都摞在一起，在床边摞出一个类似打仗的掩体，那只扫床的长把刷子就当是枪了，她伏在掩体上拿着扫床刷做射击状，然后再做突然中弹状倒下。她旁边放着另外一个剧本，显然是在设计人物动作。
叶子农见是这个情况，放心了，说：“你不歇会儿？”
戴梦岩说：“这戏马上就开拍了，抗日的，阵容很大。我没演过军人，这次演一个国民党部队的女军官，拿到本子又有点晚，挺紧张的。”
叶子农说：“那你忙，我不打扰了。”
戴梦岩说：“别走啊，这场戏我设计了5个方案，你帮我看看。”
叶子农说：“我哪儿懂这个。”
戴梦岩说：“我先给你说说戏，我是师部女军官，你是警卫营长，师部转移的时候跟日军遭遇了，战斗非常惨烈，女军官在战壕里用机枪扫射敌人，突然中弹牺牲了，你失去了心爱的姑娘，愤怒了，接过机枪疯狂射击，把敌人都消灭了。”
叶子农说：“那我也太不是东西了吧？”
戴梦岩不解，问：“怎么了？”
叶子农说：“我要是早点愤怒，姑娘不就不用死了嘛。”
戴梦岩说：“姑娘不死你愤怒什么？”
叶子农惊诧地干张嘴说不出话，傻愣了半天才说：“我的天哪，那亡国的仇恨都不算什么了？如果这不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您为一个姑娘就能杀那么多无关的人？”
刚才看剧本被挡了，现在排戏又被数落，戴梦岩很不高兴，说：“这是剧情需要，剧本就是这么写的。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上道啊，你能不能偶尔也吐颗象牙？”
叶子农说：“这太难为狗了，狗能做到的极限就是闭上嘴，什么牙都不吐。”虽然戴梦岩的语言有些过分，但是叶子农并没有在意，笑了笑回厨房了。
就在叶子农等水烧开准备冲咖啡的时候，门铃响了。
叶子农放下水壶，走到门口拿起话筒用德语问：“谁呀？”
对方用英语回答：“是叶子农先生吗？我是普林斯，是美国迪拉诺公司总裁乔治先生的特派代表，专程从纽约来找您。”
叶子农摁了一下开门键，挂上话筒，快速把戴梦岩的旅行包、挎包、茶色镜和那堆新衣服收拾到卧室，不悦地嘟囔了一句：“都他妈挺有身份的，都他妈不打招呼就来。”
戴梦岩还在床上，说：“预约就没的见了，你早跑了。”
听着上楼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叶子农说：“你回避一下。”说着关上卧室的门。
这时普林斯已经敲门了。叶子农开门迎客，用英语说：“请进。”
普林斯40多岁，中等身材，戴着眼镜，穿一套挺括的浅色西服，发型、着装收拾得一丝不苟，浑身上下找不到一点不得体的地方。他对叶子农简陋的房间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意外或不适应，显然对叶子农的情况已经非常了解。他那身挺括的西服本应属于宽大的沙发来接待的，真的不适合那只矮小的塑料凳子，而普林斯还是若无其事地坐下了。
普林斯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英文信函递上，说：“作为总裁先生的特派代表，我荣幸地通知您，乔治先生以迪拉诺公司总裁及他个人的名义诚挚邀请您来纽约做私人访问，这是总裁先生亲笔签字的邀请信。”
叶子农接过邀请信来看。
普林斯等叶子农看完了，说：“来之前我拜访过布兰迪，也请教过中国问题专家，您知道这是正常工作程序。布兰迪告诉我，您的回答会是三个非常，非常荣幸，非常感谢，非常抱歉。他说您是个自由懒散的人，不喜欢多事。”
叶子农把邀请信还给普林斯，说：“布兰迪抬举我了，我这种小蚂蚁敢用这三个非常就是笑话。咱都别端着客套了，有什么是什么。总裁的餐桌不是我能凑的地方，踮着脚尖夹菜我得累死。我这人嘴臭，也没教养，到哪儿都不招人待见，我不自在，人家也不自在。我就想在这个小窝里爬来爬去过我的日子，不招事不惹麻烦，简简单单的。我说的都是实实在在掏心窝子的话，这事就过去了，让您受累了。您要是肯赏光呢，晚上我请您吃顿饭，一顿饭真的不成敬意，可我对客人的尊敬方式就是吃饭。”
普林斯说：“被您拒绝，对总裁先生至少不是一件体面的事，但是对于您，拒绝一个有声望的人就完全不同了，不管您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普林斯显然对叶子农的“实实在在”和“掏心窝子”并不在意。
叶子农说：“小人物难当啊，一沾上大人物就怎么都不是了，您体谅点吧。”
普林斯说：“中国人的含蓄我懂，我明天就回去，过段时间再来。我们有充分的时间表达诚意，两次不行三次，三次不行四次。乔治先生非常欣赏有见解的人，中国历史上有三顾茅庐的典故，我相信总裁三请先生也将是一段佳话。”
普林斯用“三顾茅庐”告诉叶子农，你将被一次一次架到高处，直到你的自知之明让你挺不住。谁都不能否认这是诚意，而谁都知道这几乎是最文明的绑架。叶子农有些愠怒，克制了片刻还是骂了一句：“你真他妈……专业。”最后一刻他还是把“混蛋”改了。
普林斯的态度始终和蔼可亲，像交往很久的老朋友，他微笑着说：“是混蛋。您想骂就骂出来吧，我能理解。”
叶子农想了一下，拿起烟盒抽出一支烟点上，说：“您别两次三次了，我去。你把签证手续留下，到了纽约我跟你联系。我自己安排食宿，所有的费用我自己出，我就待在旅馆里等接见，见完了我就走。”
普林斯说：“这个我无权答复您，我需要请示。总裁作为邀请人，是要对您在纽约期间的行为和安全承担责任的。您是总裁邀请的客人，不是一般商务访问，坦率地说接待您的规格不取决于您，是要符合总裁邀请的规格。”
叶子农说：“总裁什么规格那是他的事，您不让我两脚着地我是不干的，给你弄根绳子吊起来你干吗？如果连这点尊重都没有，那就不要谈了。”
普林斯想了想，说：“我明天给您答复。”他把办理签证需要的文件放到茶几上，有些歉意地解释道：“您知道，我不是信使，不是来回传个话就可以了事的，我也不希望在我的工作里有让人失望的记录，这对我个人很重要。”
叶子农问：“那晚饭您还赏不赏光了？”
普林斯起身说：“我就不打扰了，非常感谢您的合作！”
普林斯与叶子农握握手，告辞了。
戴梦岩等普林斯的脚步远了，从卧室里出来问：“布兰迪来过？找你干什么？”
叶子农把签证资料收到电脑桌上，说：“他想搞个片子，谈不拢，走了。”
戴梦岩说：“可这个人又来了。这人怎么这样？人家不愿意就算了嘛，绑架呢！”她在指责普林斯的时候，完全忽略了她对叶子农也是这样的。人大多都是这样的，即使是同样的错误，在指责别人的时候通常是不包括自己的。
叶子农说：“这是他的工作，给你搁那位置你也那样。”说着他去了厨房，那壶水的温度已经不能冲咖啡了，他再把水烧开一次。
戴梦岩跟到厨房问：“会有麻烦吗？”
叶子农说：“难说。当下是雅兴，之后还会不会是雅兴呢？你不能预设人家恶意，人家也不会是为了不愉快去邀请你，可不管谈什么，落笔总得在片子上，不然瞎折腾什么？如果真推到了必须不愉快的死角，那就只能不愉快了。”
戴梦岩问：“什么片子呀？”
叶子农说：“政论片，跟你说你也不懂。”
戴梦岩停了片刻，说：“别烧水了，心里挺烦的，出去走走吧。你陪我逛街去，累了找个咖啡馆坐坐，晚上就在外面吃了。”
叶子农说：“别呀，让人认出来不好。”
戴梦岩伸手把火关了，说：“没事，戴上眼镜认不出来的，我有经验。你总不能一直把我关屋里吧，不让女人逛街那就跟要她的命一样。”
叶子农说：“逛街……逛什么呢？我就对吃的熟悉。”
戴梦岩说：“看衣服。你只管开车，我知道该进什么店。”
于是，两人准备了一下出发了。
叶子农因为喜欢吃，平时没事就出去找美食，虽然对时装店不了解，但是对柏林的大街小巷还是熟悉的，驱车直奔繁华的商业区。汽车在马路上行驶，不管是两边的街景还是徐徐的凉风都让戴梦岩的心情清爽了许多，脸上的笑容也灿烂了。
戴梦岩说：“人家都是怕规格低了没面子，你怎么自己往下掉啊？”
叶子农说：“那种规格受不得，一坐一屁股臊，妈妈呀，真把自己当高人了。乔治和迪拉诺都是有影响的符号，有多大动静招多大风，一招风我这小日子还混不混了？”
戴梦岩说：“那你就干脆不去嘛。”
叶子农说：“三顾茅庐，真给你顾个几次你受得了吗？”
戴梦岩说：“我受得了，我经常要让人家顾几次，顾少了还掉价呢。”
叶子农笑笑说：“那你是有价。俺没价呀，咋掉？”
戴梦岩说：“知道吗，我一看见你就着急。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志向啊？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那世界都成什么样子了？”
叶子农说：“那世界就大同了，也就没这样那样了。”
进入一条繁华大街，叶子农放慢了车速，两边的高档店铺太多了，让人目不暇接。戴梦岩在生活中是很少进大商场的，主要是在世界知名品牌的专营店购物，对这类专营店的品牌标识和风格非常熟悉。她发现了一家高档时装店，叶子农在这家店门口停下车。
下了车，将要进店的时候，戴梦岩特意停下脚步说：“你今天是陪我出来逛街的，说话要注意点啊，一定要让我高高兴兴的。”
叶子农说：“知道了，我我……我不说话。”
这家时装店营业面积很大，装修豪华，里面的顾客却不是很多，而这些为数不多的顾客几乎都是珠光宝气的女性。叶子农陪在戴梦岩身边，戴梦岩停下他也停下，戴梦岩移步他也移步，但就是不敢说话，不论戴梦岩怎么评价衣服他都不发表意见。
这样的沉闷让戴梦岩有些不悦，说：“那你也不能一句话不说呀。”
叶子农说：“我怕臭嘴惹你不高兴。”
戴梦岩说：“拣好听的说你会不会？”
叶子农说：“那当然会。”
于是戴梦岩继续看衣服，扯起一件女装的袖子说：“这件不错。”
叶子农就赶忙附和着说：“嗯，不错。”
戴梦岩又仔细看看，说：“做工还不是很精致。”
叶子农说：“嗯，不精致。”
戴梦岩往后退了几步，说：“颜色还过得去。”
叶子农也往后退了几步，说：“嗯，颜色还凑合。”
戴梦岩火了，说：“拜托，你认真点好吗？用心，不要用嘴。”
叶子农问：“说实话吗？”
戴梦岩说：“当然了。”
于是戴梦岩再继续看衣服，看到一件女休闲装，说：“这件挺洋气的。”
叶子农说：“你土吗？”
戴梦岩一愣，问：“什么意思？”
叶子农说：“不土你洋什么？”
戴梦岩愤愤地看了他一眼，往前走，又看上一件衣服，说：“哇，真的很富贵。”
叶子农说：“你穷吗？”
戴梦岩这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摸着衣服说：“还特别显得年轻。”
叶子农说：“你老吗？”
戴梦岩这次是真急了，压低了声音却是愤怒地说：“你什么意思？你想逼死我啊？我故意这么说的，看你还能说什么？”
叶子农说：“因缺有需，无论是时尚的、年轻的、尊贵的，都是卖给需要它的人。问题是你需要吗？你老吗？穷吗？”
戴梦岩说：“要是这样，那我以后还怎么买衣服啊？”
叶子农说：“因缺有需呀，看你缺什么了，所以服装才会有那么多风格。”
戴梦岩突然有种如梦初醒的感觉，但嘴上却还在说：“你可气死我了！”
叶子农觉得自己很无辜，无奈地说：“不吭声不行，顺着说不行，说实话还不行，那你给我指条生路吧。”
戴梦岩心情好多了，说：“你见路不走，指了也没用。”
叶子农说：“难怪世上有那么多歪经，多好的经也架不住你这种念法。”
戴梦岩说：“管它好经歪经，能挣到钱就是好经。”
叶子农说：“这都串哪儿去了？范畴、逻辑根本不搭边的事，这您都能纵横驰骋？”
戴梦岩哈哈一笑说：“慢慢见识去吧，女人的东西你要学习的还很多。”
叶子农也笑了，说：“有人说佛不是圆寂的，是被气死的，我现在有点信了。他老人家大慈悲呀，惦记天下众生，不会像我等凡夫这么得过且过。”
1991年12月10日傍晚，叶子农飞抵纽约。
老九和普林斯都各自提前来到肯尼迪国际机场，只是他们之间互不相识，直到叶子农走出海关他们才从不同方向迎过去。叶子农穿着宽松、加厚的土黄色越野夹克，胳膊上搭着一件浅色短风衣，右手拎着一个不大的黑色旅行包，见老九和普林斯迎过来，赶忙把旅行包换到左手，腾出右手上去握手，用英语先给普林斯介绍老九，再给老九介绍普林斯。随普林斯同来接机的还有一个人，经普林斯介绍，此人是迪拉诺公司接待处的负责人。
寒暄过后，普林斯问：“叶先生住哪里？”
叶子农说：“九哥安排的，哪个旅馆我还不清楚。”
老九接过叶子农的旅行包后一直站在一边，此时回答：“住我家里，都安排好了。”
这个安排让叶子农感到诧异，但在这种场合也不便多说。
普林斯说：“您可以出来走走，但无论有什么安排都请事先通知我们，您是总裁先生的客人，我们要对您在纽约期间的活动负责。”
叶子农说：“说好的，没有任何活动，我会一直待在朋友家里等接见。”
老九赶紧补充一句：“吃饭时间在我饭店里。”说着递上一张名片，解释道：“上面的两个电话一个家里的，一个是店里的，您随时都可以跟他联系。”
普林斯收起名片，说：“叶先生，总裁的事务很多，我现在还无法给您一个准确的接见时间，但是总裁有个要求我必须在此时的第一时间告知您。我们知道您的英语很好，但是为了保证接见时语言理解的准确、一致，总裁请您带一个熟悉美国英语的华人翻译，就是公证翻译的性质。如果您不方便，我们可以替您找一个华人翻译。”
老九说：“这个简单，交给我去办吧。”
普林斯说：“那好，我们走吧。叶先生，请您上我的车。”
叶子农说：“九哥一个人开车，我路上给他做个伴儿吧。”
普林斯说：“也好，我跟在后面。我需要把您安全送到，这是必须的。”
四人出了大厅去停车场，两辆车一前一后就上路了。
路上，叶子农问：“九哥，咋给俺弄家里了？”
老九说：“你来纽约要不住我这儿，你就算把我得罪了。”
叶子农说：“太打扰了。”
老九说：“没有，你不来我也是一个人。孩子一直是岳母带着，在芝加哥上学，岳父去世以后媳妇就过去了，在那边老的小的都照顾了。”
叶子农停了一会儿，说：“我是真不愿意出门，大家生活习性不一样，都不自在。像红川那些日子，一本正经的快憋死我了。”
老九笑笑说：“你那算啥？红川快憋死的是我呀！我人生地不熟，整天干耗着，走吧不甘心，留吧真难为情，有好几次我都快坚持不住了，那可不是一两天哪，是一个月呀，你想想，那一个月我多难熬啊，那么歹毒的事你都能干得出来。”
叶子农笑笑。
老九问：“你既来了，要不要去看看罗家明？”
叶子农说：“没有任何活动是作为条件提出来的，是任何。”
老九说：“罗家的餐馆保住了，债务全部还清了，林雪红是真感激你。几个侨领对你也是很佩服的，一下办出那么多人。你要是不见个面，人家会觉得你看不起人。”
叶子农说：“扯上政治的事啥结果还难说呢，还是别往一块儿凑的好，他们怎么看我总比让人家引火烧身强。”
老九说：“我以为布兰迪会来呢。”然后摇摇头又说，“看不懂这里面的事。”
叶子农说：“你不该揽翻译这事，他们认为需要就让他们找去，关咱啥事？”
老九说：“我这不是想给你帮忙嘛，这还帮错了。”
老九的家在曼哈顿区南部，临近西高速公路，是一幢20多年的老房子，房前有一小片草坪，与左邻右舍的房子大体相同。两辆汽车在老九的房前停下，普林斯下车打量了一下这幢三层楼的老房子，对这个住处没有提出异议。
老九对普林斯说：“子农住二楼，都准备好了。大家都还没吃晚饭，是不是进屋先歇息一下，等子农安顿好了大家去我店里一起吃个饭？”
普林斯说：“不打扰了，叶先生满意就好，我们就告辞了。”
叶子农与普林斯握握手，目送普林斯的车开走了。
老九开门进屋，开灯，首先进入叶子农眼帘的是客厅的那盏硕大的顶灯，把客厅照得温暖明亮。客厅有60多平方米，靠主门的左侧是室内楼梯，客厅的中央被宽大的牛皮沙发和茶桌所占据，四周的墙上挂着一些老照片，有老九父母的，也有老九与妻子、孩子的，从家具的风格到装修的风格，都无不渗透着厚重、传统和实用的理念。
换过鞋，老九带叶子农上了二楼，打开其中的一个房间，介绍说：“这卧室靠里，是带卫生间的，以前是我父亲专门给朋友留宿预备的，很久不用了，我找人收拾了一下，把该换的都换了，这屋里的东西基本都是新的。那头是阳台，想透风就出去透透风。”
卧室里整洁一新，乳白色的床单，浅蓝色方格被罩，红棕色木质地板，半球形白色玻璃吊灯，床头柜上是一盏橘黄色灯罩的台灯，台灯旁边放着一个精致的白色陶瓷烟缸……这间卧室的格调与这套房子的整体风格还是有区别的，温暖中蕴涵着沉静的气息。
叶子农说：“太干净了，这让俺咋好意思往床上拧啊。”
老九说：“随便拧，跟你在家里一样。你先歇着，我烧水去。”
等老九下楼了，叶子农去卫生间方便了一下，洗洗手，打开阳台的门看了一下，他想抽支烟，刚才在老九的车里没好意思抽，在别人家里就更不便了，于是他拿上台灯旁边的烟缸躲到阳台上去抽烟，这样烟雾就飘散到室外了。
老九再上来时见卧室的门开着，却不见了人，就叫了一声：“子农。”
叶子农在阳台听到了，说：“在这儿呢。”说着拧灭烟头回到卧室。
老九一看叶子农手里的烟缸就明白了，说：“这烟缸是特意给你准备的，客厅里也放了一个。家里就我一个人，让你住家里就是想让你比住酒店自在点，你要在我这儿还讲公共规则，那我这是忙活啥呢？”
叶子农说：“九哥，俺野惯了，你这么周到俺招架不住啊。”
老九说：“行啦！喝水去，喝点水咱去吃饭。”
客厅的茶桌不是茶几，也不是矮方桌，是专门用来喝茶的茶桌，有些年头了。茶桌上的盖碗、紫砂壶、茶杯、茶桶……摆了一片，电热壶是那种叫随手泡的款式。老九烫了两只玻璃杯，一只杯子投毛尖，一只杯子投花茶，冲了两杯茶。
叶子农说：“这茶盘可有年头了。”
老九说：“这是我父亲留下的，家父是河南人，随国民党到了台湾，老头一辈子就喝两种茶，一种是信阳毛尖，一种台湾梨山茶，有感情了，我也受了影响。”
叶子农喝了一口茶，说：“纽约也有卖花茶的？”
老九说：“有啊，不过不是北京茶庄熏的，是福建的。”
叶子农说：“挺香的。”
老九说：“子农，咱都实话实说。你难得来一趟，我也难得有这机会，看见哪儿不对的你就说，你要真拿九哥当朋友就别揣着当没看见。”
叶子农说：“九哥，你这是黑死人不偿命呢。把人往真理化身上推，跟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没啥两样。”
老九说：“我是怕你跟我公共规则，我还是习惯你赖赖的那样，你一绅士我就不知道你是谁了，咱兄弟也远了。”
叶子农笑笑说：“九哥，你太抬举俺了，咱有那立地成佛的道行吗？你要说明天穿套西装吧，这成。你要说明天你变成绅士吧，那还不得难为死我。”
老九高兴了。
喝了几口茶，老九带叶子农去店里吃晚饭。
夜晚的纽约很美，这座大都市并没有因为夜幕而沉静下来，无论是高楼还是街道，到处都在灯火的映照下，如梦如幻。叶子农到了纽约后还没有恢复方向感，此时也不知道车往什么方向开，只是惬意地抽着烟，惬意地观赏一路的夜景。
到了“老九面王”饭店门口，叶子农下车后本能地打量了一下饭店外观，目光立刻停留在门头上的两行铜字上：千金一勺卤，万贯一口汤。看了一会儿，赞许地说：“九哥，这两句话不得了啊，把一碗面的这点事给琢磨透了。”
老九略有尴尬地说：“嘿嘿，不是我的，是俺爹的。”
此时饭店早已过了晚饭的高峰期，餐厅里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顾客。服务员们也不是很忙碌，见到老九都恭敬地打声招呼。老九对吧台的服务员交代了几句什么，然后带叶子农直接去了小厨房，小厨房里依然是一片原料量化与菜品试验的场景，所不同的是冰柜旁边多了一张餐桌，餐桌上的台布和餐具与餐厅里的完全一样，显然是专门为叶子农准备的。
老九进门就换衣服，系上围裙，戴上厨师帽，一边说：“我要让你尝尝最正宗的慕容家传面，面条是我亲自擀的，汤也是我亲自熬的，都是去机场之前刚刚准备的。”
叶子农说：“哟，那我太荣幸了，也就是说平常顾客吃的都不是正宗的。”
老九说：“所以俺闹革命了嘛，使劲革革俺自己的命。”
服务员送来啤酒和小菜，放下就离开了。
老九给叶子农倒上一杯啤酒，说：“你先喝着，我去把汤热上。”
叶子农点上一支烟，抽着烟，喝着啤酒，看着老九开了两个灶，一个热汤卤，一个烧下面的清水。这时他才注意到，这间厨房里竟摆着好几个台卡，餐桌、冰柜、操作台……随处可见，台卡上夹的都不是菜谱，都是“宁静致远”四个字。
老九见叶子农正拿着一个台卡看，就坐过来问：“我这是轰炸式教育，咋样？”
叶子农笑笑，说：“这个，你得问山里的老太太。”
老九问：“啥意思？”
叶子农说：“人家宁静一辈子了，你看她致远了没有，她要没有，您就甭惦记了。”
老九说：“宁静说的是心，是平静的心。”
叶子农说：“平静的心作为果存在是有条件的，取决于你的觉悟和认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由不得你可选可控。真宁静了，就真了无明了，也就没什么致远致近了。”
老九懵懂地说：“这……可是名言哪。”
叶子农说：“所以才有依法不依人一说嘛，句句是真理的那还是人吗？”
老九说：“那我咋办呢？”
叶子农说：“晕！你不知道的名言多了，你还不过日子了？踏踏实实过你的日子，有啥问题解决啥问题，做好当下条件可能的事，甭想什么致远致近。你还有可能不活在条件的可能里吗？不可能。人还缺出人头地的心吗？摁都摁不住啊，能少点妄想就不错了。”
老九说：“有啥问题解决啥问题，做好当下的事，我觉得你这思想很美国啊。”
叶子农说：“哎哟，您不能啥好事都往美国脸上贴吧？”
老九说：“咋叫贴呢？美国人真是这思想。”
叶子农说：“佛家有这思想的时候，美国离建国还有1800年呢，咋成美国思想了？”
老九说：“你对美国有成见。”
叶子农说：“成不成见都得讲事实吧？”
老九语塞地冒了一句：“美国主张自由经济，反对贸易保护。”
叶子农说：“这话说得早了点，等美国处在竞争劣势的时候再说吧。你是美国人，可也不能为了贴金而贴金，连常识都不讲了。”
老九说：“一个自由经济还要啥常识？”
叶子农不想回答了，可不回答又不合适，无奈地说：“哥耶，美国是主张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处在竞争优势的时候他们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到了竞争劣势的时候就不主张了，甚至反对自由贸易了，这个是由美国的国家利益决定的，由不得他们自己。当贸易保护能捞到好处的时候，你觉得美国会为了一个概念去牺牲国家利益？你信吗？”
老九说：“那倒是。”
叶子农说：“九哥厚道，人家说个啥都信。”
老九自嘲地说：“嘿嘿，我有一颗年轻的心嘛。”
叶子农说：“九哥，俺都道过歉了呀。”
说话间水就烧开了，汤锅也冒出了热气。老九顾不上说话了，关上汤锅，从托盘里取出一把擀面条投进煮面锅，稍微搅动了一下，控制好火候，然后就拿出一只碗配汤底。配汤底一点也不复杂，就是适量盐、少许香油和香葱花三样东西。配好冲汤，捞进面条，放上几片汤锅里的牛肉，再放上少许红油辣椒，这碗最正宗的慕容家传面就做成了。
叶子农好像根本没把这碗面当回事，抓起筷子就吃，没有闻闻、品品之类的程序，稀里哗啦只管吃面。老九不看也不问，自顾干自己的活儿，收拾炊具。叶子农吃完面，走到窗前打开窗户，就在窗口静静地站着，呼吸着窗外的空气。过了一分多钟，他点上一支烟还在窗口站着，直到该弹烟灰了才关上窗回到餐桌。
老九这才开口，坐过来说：“子农，你真是个会吃的。”
叶子农问：“咋讲？”
老九说：“饭菜不能品，傻吃傻喝最见真章，一品就分心，再品就不知道是啥了。饭菜好吃不难，难在耐吃，吃完遇室外空气不腥、不腻，没有怪味，不留口。”
叶子农说：“这碗面要生意不好，真是该革革人的命了。”
老九嘿嘿一笑说：“这不正在革嘛。我就是想趁你这次来谈谈我的想法，你不来我就去柏林，反正你得帮我瞅瞅。只要方向对了，操作我有信心。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生活归生活，干事归干事，在投资经营上，我从来都是一分钱掰成八瓣花。”
叶子农说：“要是能掰成十六瓣就更好了。”
老九说：“你看你，这不就是节约的意思嘛。”
叶子农说：“没浪费你节约什么？你有这种想法就已经离白扔钱不远了。”
老九不明白，问：“为啥？”
叶子农抽一口烟，说：“一分钱能花出一分钱的有效，你已经不是人了，是神，这表示你没有错误。但是，只要你还是个人，怎么可能不出错呢？一分钱能花出八成的有效，就是我们常说的高人。六成的有效，就是可以接受和允许存在的。一分钱掰成八瓣花，那得是多大的贪心哪，您还有可能如实观照事物吗？无效，您再省也是扔。”
老九停了片刻，说：“乔治还是忙点吧，好让你在这儿多住几天。”
叶子农等了两天，第三天下午等到了乔治总裁接见的通知，通知是由普林斯以电话形式传达的，接见地点安排在乔治总裁办公室，时间定在晚上7点。这个时间似乎暗示，如果接见的结果满意、气氛融洽，总裁是有可能与客人共进晚餐的。叶子农婉言谢绝了普林斯来老九家接他的要求，让普林斯把地址告诉老九，约定在迪拉诺总部大楼门口会合。
傍晚，老九开车送叶子农去迪拉诺总部，路上拐了一个弯，先去接翻译。老九找的翻译是方迪，他认为方迪最合适，人可靠，不多嘴，有气质，也有一定的政治、哲学知识，她在美国大学已经6年了，英语能力完全可以胜任翻译。
此时方迪已经在住处的路边等候了，汽车在身边停下，她看到副驾驶的位置有人，没等老九下车就拉开后车门坐进去了，这样就避免了过于形式的寒暄、介绍。
方迪上车后礼貌地跟叶子农打了一句招呼：“叶先生，你好！”
老九对叶子农说：“这就是方小姐。”
叶子农转过头也礼貌地回应道：“你好！”
迪拉诺总部大楼门前亮着几盏大灯，停车场静悄悄的，绝大多数员工都下班了，空荡的停车场只有十几辆车零零散散停在那里，两个保安穿着大衣在大楼门口值勤。普林斯和接待处的那位负责人已经先一步到了，坐在车里等候。
老九的车到达总部大楼是6点45分，离接见时间还有15分钟。与普林斯会合后大家简短寒暄了几句，由普林斯带领大家进入大楼。来到三楼总裁办公室的候客厅，普林斯让叶子农三人坐在厅里稍候，然后与接待处的那位负责人一同去了总裁办公室。
片刻，普林斯回来说：“总裁请你们过去，请吧。”
当普林斯“请”的手势也做给老九的时候，老九说：“我就不去了，我在这里等着。”
普林斯说：“总裁说没关系的，请吧。”
于是，老九也跟着去了。
总裁办公室里有四个人，乔治和奥布莱恩站在靠近办公桌的位置，秘书和接待处的负责人站在靠近沙发的位置。经普林斯介绍，乔治分别与叶子农、老九、方迪一一握手。女秘书请叶子农和方迪坐到主沙发位置的一侧，乔治和奥布莱恩则坐在对面的另一侧，这样乔治与叶子农就能面对面地说话，而普林斯、老九等人都坐在旁边陪同的位置。
乔治说：“纽约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为什么不可以多看看呢？”
叶子农说：“能得到您的邀请我已经很荣幸了，不敢搭车图别的方便。”
乔治笑了笑，问道：“讲理吗？”
叶子农回答：“讲。”
乔治点点头，说：“很好，我尊敬讲理的人。我一向认为，跟明白人讲话是不需要长篇大论的，只需要阐明核心和原理，就不难做出清楚的判断，而真理推演到最基础的原理，一定是最简单的。”
叶子农静静地听，不说话。
乔治问：“你不同意这个观点吗？”
叶子农憨憨地一笑说：“这是一个只有明白人才有资格同意的问题，普通人回答这个很冒险，一同意就被划成是明白人了，而实际操作起来可能就不是明白人的那回事了。”
乔治愉快地笑了，说：“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你是普通人还是明白人？”
乔治起身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两摞美元、一份文件和一支签字笔，他让秘书把美元拿到茶几上，自己拿着文件和签字笔坐回沙发，将钱和文件分别推到叶子农面前。
乔治说：“这边是20万美元，这边是《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年》的合作意向书。我出两个命题，你来回答。如果你驳倒命题，你拿上钱就可以走了。如果你不能驳倒命题，那就可能推导出你应该在合同上签字。当然你没有驳倒也可以不签，那就表明你不讲理了，我不评价不讲理的人。如果你听明白了我的意思，请你给我一个肯定的表示。”
叶子农说：“听明白了。这个规则排除了各抒己见，怎么看着像决斗呢？”
乔治微笑着说：“如果你看着像决斗，那就当是决斗好了。”
叶子农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乔治又问道：“你承认这位小姐翻译的文字具有公证翻译的效力吗？”
叶子农回答：“承认。”
于是乔治对方迪说：“请到这边。”
乔治到办公桌前坐下，请方迪坐到办公桌对面。他拿出两张纸，分别在每张纸上写了一个命题，然后把纸和笔交给方迪翻译成中文。
方迪接过两张纸一看，每张纸都是短短的一行字，两个命题都很简单，简单到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常识。第一个命题是：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方迪本能的想法就是：这个命题是真理，是驳不倒的。第二个命题是：唯有变是不变的。方迪觉得这更是真理了，根本没有可能驳倒。方迪暗自断定，叶子农除了签字没有别的选择。
方迪翻译完毕，交还给乔治，然后站到一边。
乔治看了看，把两个命题的纸背面朝上扣放在刚才方迪写字位置的桌子边沿，然后对叶子农说：“叶先生，你可以过来看题了。”
叶子农走到桌边，先问了一句：“您确定我答完命题就能走吗？”
乔治回答：“确定，如果你能驳倒的话。”
叶子农说：“请帮我找个袋子，我先把钱装起来。”
乔治心里暗自一惊，相信在场的所有人心里都会一惊，因为叶子农并没有看题，而乔治出什么命题则有无穷的可能，这就意味着无论乔治出什么命题都将可能被驳倒。
乔治平静地吩咐秘书：“去找个袋子。”
女秘书出了办公室，很快就回来了，找来一个类似包装服装的纸袋子，将20万美元现钞装进去，放到叶子农面前的办公桌上。
叶子农拿起第一个命题看，英文和中文的意思一致，都是一句：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他放下，没有回答，又拿起第二个命题看：唯有变是不变的。他立刻明白了，第一个命题的漏洞是故意的，是设置了一个逻辑陷阱和思维导向，第二个命题才是真正的基础原理设置，意在推导出立场逻辑，进而推导出立场观点。
叶子农拿着命题只说了一句话：“您这个‘唯有变是不变的’还变不变了？”
乔治沉默了许久，说了一句话：“你走吧。”
叶子农说了声：“谢谢！”放下命题，提上一袋子钱转身走了。
老九和方迪见状也跟着告辞，普林斯和接待处的负责人则跟在后面送客。
乔治点上一支雪茄烟，走到办公桌另一边身子倚靠在桌沿，静静地望着房门。女秘书站在旁边默不作声，奥布莱恩走到乔治身边，拿起两个命题看了看。
乔治自嘲地一笑，说：“这下好了，还没张嘴就错了。”
奥布莱恩说：“我不认为他是在赌博。”
乔治说：“当然。命题在我脑子里，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赌博他是没有机会的。这倒让我相信了，他真的不是立场的，他是不违心的。”
奥布莱恩说：“你该让他把那个‘解’说出来。”
乔治摇摇头，说：“不，我要自己想。”
奥布莱恩说：“如果不是赌博，这个人就太不懂礼貌了。”
普林斯送叶子农到楼下，客客气气在停车场道别。
老九开着车一直沉默，过了好久说了一句：“我觉得……这事还没完。”
叶子农没接这个话茬。
停了一会儿，老九又说：“子农，不是我说你，你今天有点过强了，就算你再有水平也该给乔治留点面子，先答题后拿钱结果是一样的嘛，何必给人弄得下不来台呢。”
叶子农淡淡地说：“咱就是只小蚂蚁，还不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老九说：“就是啊，那你是咋了？”
叶子农落下一点车窗，点上一支烟长长地抽了一口，平静地说：“先拿钱是必然，后拿钱是碰运气。马克思主义的对错是由逻辑和实践说了算的，由得了谁靠碰运气决定？中国人民选择的道路正不正确是作为果存在的，由得了谁靠掷色子决定？”
老九一听，这才有点理解，说：“哟，这里面还有这么多说道呢。”
又沉寂了一会儿，老九说：“乔治栽了这么大面子，你觉得这事能完吗？不定还有什么事呢。我觉得你还是回北京住一段吧，躲躲。”
叶子农说：“咱要有不当，咱给人家道歉去，躲啥？躲是往人家头上泼脏水，人家待咱不薄，至少到目前为止没啥不当，咱凭啥？就算是决斗吧，你开一枪跑了，人家不追你，要不要脸那是咱自己的事。”
老九说：“这事不是变化的嘛，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叶子农说：“我做了想做的，就受我该受的。”
实习期，方迪回到了北京。还有半年她就毕业了，纽约至北京往返一趟费用不低，如果不是特别需要一般是不会这样安排的，但她还是回来了。
谁都不会想到，方迪在一个似乎不该回来的时间回来，竟是为了定做一套机器：一台模拟手工杠子压面机，一台模拟手工擀面机，一台模拟手工切面机。一到北京，她就天天奔波于各个机械制造厂，虽然一家也没谈成，却也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老同学好久没见面了，一起吃顿饭成了联络感情必不可少的程序。这天晚上，在孙瑶和董丽的召集下8个女同学在董丽工作的酒楼聚餐，酒楼是国营老字号，刚刚装修过的环境大气雅致，18个包房各具特色，非常适合高规格的宴请。大家围坐一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微笑，气氛格外热烈。
董丽举起一杯酒做开场白，说：“迪子回来了，章小兰出嫁了，翟英生娃了，张洁高升主管了，都是高兴的事，孙瑶给我打电话说大家聚聚。我呢，请不起，就张罗张罗，买单的事就归孙瑶了，谁让她是富婆呢。来，大家先干一杯！”
喝过碰杯酒，大家开吃，边吃边聊。
翟英感慨地说：“时间真快啊，昨天还是小姑娘，转眼就成少妇了。”
章小兰说：“可不是嘛。”
张洁问：“孙瑶最近忙啥呢？”
孙瑶说：“给迪子当狗腿子呢，天天往机械厂跑，腿儿都跑细了。”
张洁说：“迪子回来几天了都不联系，不像话。”
方迪说：“白天跑事，晚上相亲，太忙了。”
孙瑶说：“就是，我作证。今晚是同学聚会，迪子请假了，明天补上，相两场。今天下午我去接她，亲眼看见她跟她妈交涉。”
张娟说：“天天相，那得相多少啊？”
方迪说：“这都是早就在我妈那儿挂号的，攒了两年的单子，其实我就是个关系学的牺牲品。我妈磨不开面子，那我就相呗，权当为老人家分忧解难了。”
张洁说：“哼，哼，这就叫得了便宜还卖乖。”
方迪笑笑说：“又没当真，得什么便宜啊？俺信缘分，不信媒妁之言，俺等。”
张洁说：“哎哟，那不浪费了？再相亲你带上我呀，姐给你打扫战场。”
张娟像小学生举手发言一样举了一下手，说：“姐，我也要分战利品。”
大家哈哈一阵大笑。
章小兰问：“你往机械厂跑啥呢？”
方迪说：“孙瑶没说清楚，是机械制造之类的厂，是很多厂。”
章小兰说：“赵志强他爸是红光机械厂的总工程师，这方面的事找他呀。”
孙瑶说：“找了，没用。你就造一两台机器，不够人家塞牙缝的，根本不搭理你。你就是拿图纸加工也不行，零件太琐碎，够不上批量，说白了就是大炮打蚊子。”
翟英说：“方迪有路子，可以走走上层路线嘛。”
孙瑶说：“嘁，那就更是大炮打蚊子。人家机械厂的人说了，就你那点活儿，路边儿找个车床加工铺子都给你干了。迪子准备调整思路，从明天起专找车床加工作坊。”
张娟说：“要是这样，我有个远房表哥倒是开车床加工铺的，在环城路上，平时也没什么来往，就是逢到过年来家里看看我父母。”
方迪说：“好啊，那我先谢谢啦，明天你带我们去。”
张娟说：“明天不行，我得先联系，看这边是干什么活儿，那边能不能干？得八字有一撇了你们再过去。这是给迪子帮忙，得慎重点，别巴结不成还惹了一身臊。”
方迪说：“我招你惹你了？”
张娟笑笑说：“你看，实话不中听，可俺还就会说实话。”
孙瑶说：“你抓紧点，趁我现在有空能开车陪迪子跑跑。北京这么大，这开车跑了几天都累得不轻，她要打的一家一家跑就更不方便了。”
张娟说：“明白，我抓紧办。”
方迪说：“先吃饭吧，回头再跟娟儿细说。大家聚会，别让我搅得跑题了。”
董丽说：“不会，同学聚会就是为了联络感情，没个帮衬还叫啥感情？”
一辆黑色轿车在北京的一条环城路上疾驶，公路两边的大片田野还残留着白雪，窗外天寒地冻，车内却是暖融融的，孙瑶驾车，方迪坐在副驾驶，张娟坐在后面，一路有说有笑朝张娟表哥的车床加工作坊驶去。
车子在路边的一座院子门前停下，在院子外面就能听见里面传出的机器声音，院子的大门关着，只开了一扇小门，院门右侧挂了一块牌子：卫东车床加工。方迪三人下车，张娟领着她们走进院子，院子里堆放着一些钢管、角铁等材料和一堆堆加工后的废料，几个红砖砌成的圆形小花坛里种着一丛丛细长的竹子。来到加工车间，车间里摆着几台车床、铣床和线切割机等机器设备，每台机器旁都有工人在干活，噪音很大。
张娟冲着一个穿工作服棉衣的人大声喊：“东哥。”
被叫“东哥”的人不到四十岁，留着平头，胖胖的，一副憨厚朴实的面相，正全神贯注地加工一个小零件，见张娟她们来了，停掉机器，说：“来了？”
张娟介绍说：“这就是我表哥，雷卫东。这是我同学，方迪和孙瑶。”
方迪寒暄道：“东哥！”上前握手。
雷卫东伸开双手说：“不了，我手上全是油。到办公室吧，那屋暖和点。”
办公室是紧邻院门的一间房子，里面有些杂乱，靠墙并排放着两个文件柜，两张办公桌面对面地放着，上面东一摞纸西一个茶杯和电话等东西零零散散地摆满了桌子，两张单人沙发中间有一个木制小茶几，显然是招待客人的。房间里比外面暖和多了，一只煤球炉上面正烧着热水，支得老高的烟囱伸向屋外。
雷卫东把客人带进办公室，说了声：“你们坐，我先去洗洗手。”然后走到墙角的自来水龙头，从水池旁边抓了一把用碱面和锯末掺在一起的东西洗手。
张娟让方迪和孙瑶坐沙发，自己从办公桌旁搬来两把椅子。孙瑶坚持也坐椅子，好把另一个沙发位置空出来，方便雷卫东与方迪面对面谈事情。
茶几上也堆满了东西，除了一只塞满烟头污秽不堪的大烟缸和一张不知是从什么画报上撕下来的打火机彩页，剩下的全是不锈钢打火机的零件，大部分都是半成品毛坯，只有两只像是加工好的，因为机身已经抛光了，明晃晃闪着不锈钢材质的光亮。
方迪拿起一只打火机，沉甸甸的，手感滑润，只是冬天太冷了，冰得厉害。她推开严丝合缝的上盖，听到一声柔和的钢响，手感舒服极了。打了一下火石，居然着了，是一只完全能用的打火机。于是问：“东哥，这打火机是你做的？”
雷卫东点点头回答：“嗯。”然后坚持让孙瑶女士坐沙发，自己坐硬椅子。
方迪说：“手感真好啊，卖吗？”
雷卫东说：“有个炉灶公司在我这儿加工炉头，合作好几年了，关系都不错，非让我照图上的样子帮他做一批打火机，促销用的，五套炉灶配一只打火机赠品，不卖的。娟子说你们是好朋友，方小姐要是喜欢就送你一个。”
孙瑶看着彩页上的文字说明，说：“哟，这打火机是纯金的呀，值几十万呢。”
雷卫东说：“这火机老有名了，很多模仿的，铜的银的不锈钢的，啥材料的都有。”
此时的方迪不会知道，这只仅存在于画报和传说中的经典打火机，其实正是戴梦岩送给叶子农的那只纯金打火机。
方迪说：“那我要两个，两个就得买了。”
孙瑶说：“我也要。”
方迪说：“那就更得买了，不然成打劫了。我要三个，我送孙瑶一个。”
雷卫东笑笑说：“三个俺也送得起呀，呵呵。”
方迪说：“火机的事先放放，先谈机器的事吧。”
雷卫东说：“娟子都跟我说了，你是想用机器的方法达到手工杠子面的效果，机器要做两套，送人一套，自己留一套。”
方迪说：“对。”
雷卫东说：“有两个问题我得跟你说说，一是你没必要做三台机器，模拟手工擀面机和模拟手工切面机是没必要的。手擀面比机器面好吃，就在揉面上，揉不到劲不好吃，面软了也不好吃。杠子面又硬又上劲，那当然好吃了。杠子压面机和切面刀是关键，手工擀面和磙子压面不能说没区别，但影响不大的，你把现有面条机的刀头改装了，把直角挤压式切面改成刀片切面，效果与手工切面理论上是一样的，甚至比手工切面还好。这样的话，你只需要做一台杠子压面机和几把不同宽度的切面刀就可以了。”
方迪惊讶地说：“东哥对面条这么在行啊。”
雷卫东腼腆地一笑说：“媳妇就是压面条的，干五六年了，在海淀区一个菜市场旁边租的房子，孩子在那边上学。有时候我去市里，媳妇也给我做擀面条吃，只要面饧好了，手擀和磙子压区别不大的，这都吃过多少次了，不是理论上的。”
方迪明白了，难怪雷卫东对面条有些了解。
雷卫东说：“这二呢，杠子压面机你没必要一下子做两台，你也不是现在就用的，可以先做一台，看看，不可能一下子都合适的，得有个改进的过程。”
少开发两台机器于成本意味着什么，这个账不用算就知道，方迪说：“谢谢东哥，太谢谢了，这样成本一下子就下来了，不行还可以再改进嘛。”
张娟也说：“就是，就是。”
雷卫东说：“那这两个问题你都同意了？”
方迪说：“同意。”
雷卫东说：“那咱谈条件吧，说实话杠子压面机不复杂，就是上下运动嘛，用凸轮原理和曲轴原理都可以达到上下运动的目的，有点经验的师傅都能造出来。但是这活儿你别说大厂不接了，如果是客户来做这个，我也不接，你就做一台两台，我得设计、琢磨，配件得一个一个加工，要多了你不值当的，要少了我不够麻烦的，造价五六千块不得了了，一台新车床才几万，就那么个东西我要你几万也下不去手。”
方迪点点头，等着雷卫东开条件。
雷卫东说：“我是个掏力干活的，不会兜圈子，咱就开门见山吧。一台杠子压面机和三把切面刀，一万，没多要你的。切面刀利用市场现有的刀片，一片十几块钱，三把切面刀要用260多片，光这一项就3000多，你可以算去。”
孙瑶迫不及待地说：“一万当然可以啦。”
雷卫东说：“我还没说完呢，除了一万，你出钱帮我注册三个商标，名字你想，我没那个脑子。三个商标一个餐馆类的，一个机器制造类的，一个面条类的。你开餐馆总是要注册商标的嘛，带手的事。但是，商标持有人不是我的名字，是张娟。你别以为我跟娟子是商量好的，没有，我撒谎我是孙子，你们也别冤枉了娟子。”
张娟的脸色已经非常不悦了，质问：“东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方迪说：“娟儿，听东哥把话说完。”
雷卫东说：“我接这活儿有几个原因，娟子是我表妹，亲戚的忙我得帮。你那美国朋友的想法不错，说不定是面条的又一次革命呢，因为现在的机器面没有手擀面好吃，做成了你嫂子的面条房也能用，还有人出钱搞试验，我觉得成。万一这机器有市场呢，我就是个掏力干活的，不懂商务，形象、口才都不灵，我拿着商标一点用都没有，我做不起来。娟子是搞商务的，她懂，万一值得她干呢？她要干就用得着我，不值得干也不损失啥。”
方迪说：“理解。”
雷卫东说：“我就这点要求，你考虑考虑，同意咱就签个合同。”
方迪说：“东哥肯做我已经非常感激了，还提了那么好的建议，省了一大块成本，东哥的条件我全接受。机器的造价也许一万不够，所以不局限一万，以好用和耐用为准，最后算总账，还有那三个打火机，也都算到总账里。”
雷卫东说：“那，就这么定了？”
方迪说：“定了。”
自从乔治总裁接见过叶子农之后，那个场面像刻在奥布莱恩脑子里让他挥之不去，他陷入了一种情绪里，心情不是一般的不好，是很不好。他是总裁的高级顾问，高级顾问是什么角色？就是高级智囊。作为总裁最信任的人，这让他感到失职，也感到羞辱。乔治对布兰迪去柏林的结果都在意了，怎么可能对这个结果不在意呢？只是不说罢了，毕竟这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
终于，这种情绪演化成了一个决定：他要做点什么。
这天，他在办公室里把布兰迪写的《去柏林与叶子农见面的情况》重新看了一遍，叶子农让布兰迪看豆子的情形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反复看这一段，布兰迪写道：他问我连出了多少字母，我说所有的。他说不管你连出什么都是有根据的，都是真实的。他把这堆豆子画了一个圈，说这是一个“场”的世界，有多少立场就会有多少观点。他说众生是立场的、利益的、好恶的，众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他说出离立场的观点在立场的圈子里是无法立足的，因为没有“场”可以让你立……
奥布莱恩似乎有所触动，他想了一会儿，拿上车钥匙下楼了，他要去买豆子。这一带是商务区，附近没有针对居民生活的超市，需要开车到居民住宅集中的地段或闹市区。很快他找到了一家超市，在停车场找了个空位停好车。
这是一座大型的超市，空间开阔而有序，购物环境舒适，顾客很多，上上下下的电梯将几层营业区连在一起。奥布莱恩站在入口处四处观望着，一时不知该去什么地方找自己需要的东西，因为平日的生活都是家人操持，所以他对购物这样的事情并不熟悉。
一个身穿超市制服、胸前佩戴胸卡的工作人员注意到了奥布莱恩的神情，马上走过来礼貌地问：“先生，需要帮忙吗？”
奥布莱恩说：“我需要买一些豆子，各种颜色的豆子。”
工作人员明白了，说：“您需要的东西在食品区，请跟我来。”
奥布莱恩跟随工作人员来到食品区，看到了一排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各种豆子，大小包装的都有。他按布兰迪的描述同样是绿豆、红豆和黄豆各买了一小包，然后匆匆回去了。
回到办公室，他也用水杯摇豆子，摇均匀了倒在办公桌上，静静地看这堆豆子。起初他是坐在椅子上看，后来又站起身换着角度看，一边看一边沉思，偶尔还会抽上一支烟。同样是看豆子，叶子农看的是：出离立场的观点在“场”的圈里无“场”可立。既然奥布莱恩已经知道了，他为什么还要看呢？他要看的是什么呢？
奥布莱恩是在延续叶子农的思维，而这种延续有他自己的特定目的。他认同关于“众生是立场的、利益的、好恶的，众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个认识，他也认同“出离立场的观点在‘场’的圈里无‘场’可立”这个观点。假定可以把这些认识或观点作为原理来使用，那么基于这个原理，如果面对一个“出离立场”的事物，众生有多少立场和好恶就也应该有多少视角和解释，也就应该有多少反感和排斥。
1000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在奥布莱恩看来这是一个能把绅士变成魔鬼的的价码，况且叶子农还不是绅士。如果这个价码对他不起作用，那就说明一定还有比这个价码对他更重要的东西。那是什么呢？自由！那么什么是叶子农的自由呢？就是你不在公众视野里，没有公众评价，没有公众要求，没人知道也没人在意你是谁。
一条思路正在他脑海里游荡，由远到近，由朦胧到清晰。
他拿出电话号码本，查到一个叫“鲍尔森”的电话，鲍尔森是他的朋友，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工作过11年，是位亚洲问题专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非常了解。
拨通电话，奥布莱恩说：“是鲍尔森吗？你好！”
电话那头的鲍尔森说：“噢，是奥布莱恩，你好！你好！”
奥布莱恩说：“你是中国问题专家，向你请教个问题。”
鲍尔森说：“你说。”
奥布莱恩说：“中国的‘老百姓’这个称呼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对军人和官员以外的普通民众的通俗叫法，就是平民的意思。”
鲍尔森说：“是的，是这个意思，很准确。”
奥布莱恩说：“哦，那我就知道了。打扰你了，谢谢！”
挂了电话，他接着又往公司公共关系部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士。
奥布莱恩说：“请帮我查一下，迪拉诺公司有史以来都对哪些社会团体有过3次以上的大额捐助，是3次以上的，大额。把这些名单统计出来，打印一份马上送来。”
女士回答：“好的，请您稍等。”
放下电话，他把桌上的豆子收起来，从笔筒里拿出一支铅笔在纸上停顿，显然是想写点什么，想了想写下一行字：这个人只要一不是老百姓，就算完了。
刚刚写下这行字，他马上把这张纸塞进旁边的碎纸机里销毁了。
奥布莱恩索要的捐助资料都在公共关系部的计算机里，只需输入相关指令就可按指定分类调取，这份打印好的资料很快就送来了，共有4页纸，迪拉诺公司自1951年至今捐助过3次以上的社会团体名单都在上面了，涉及宗教、政治、教育、慈善、公益等领域，对捐助的时间、金额、经办人、程序都有记录。
粗略看了一遍，他把目光停留在一个政治组织的名字上：NRG世界民主联盟。这是一个国际性组织，资料显示，迪拉诺公司在40年里曾11次资助过该组织，平均4年就有一次捐助，捐助总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中最近的一次捐助就发生在3个月之前，也就是今年8月，捐助额度是1000万美元。在对NRG世界民主联盟的11次捐助中，时机大多与美国大选或重大国际事件有关，例如今年8月正是莫斯科政局严重动荡时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迪拉诺公司的政治表态与经济利益的关系。
奥布莱恩对NRG世界民主联盟是比较了解的，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几十年里与该联盟的历届时任首脑都曾有过接触。NRG世界民主联盟在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的年度大会上连续多次提出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被中国政府斥为反华人权提案。中国政府视NRG世界民主联盟为反华政治势力，也屡次挫败该联盟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
奥布莱恩用铅笔在“NRG世界民主联盟”这个名字后面打了一个问号，考虑了一会儿又在问号上打了一个叉，随后把这4页纸也塞进碎纸机销毁了。NRG联盟的条件符合奥布莱恩对规定角色的需要：1. NRG联盟与中国政府之间高度敌对、敏感和不信任。2. 在可以帮忙的范围内，NRG联盟不可以拒绝他。
长时间的连续思考让他感到脑子很疲劳，甚至有些头痛，思维也变得迟缓了。毕竟是在脑子里推演，各种条件与各种因果关系纷纷杂杂搅在一起，想着这个就漏掉了那个。他把这种现象归咎为自己老了，脑子不好使了。这让他想到了多米诺骨牌，用骨牌做沙盘推演形象直观，条件设置不会混淆，比较容易把各种因果梳理清晰。
于是他再次下楼，再次去了买豆子的那家超市。这次他直接去了导购服务台，询问买多米诺骨牌和不干胶贴纸在什么地方，导购小姐告诉他多米诺骨牌在儿童玩具区，不干胶标签贴纸在文具区，并且详细告诉他物品所在的楼层、方位。多米诺骨牌的种类很多，他挑了一种高级纯木的买了一盒，因为服务员说这种木质的声音好听。不干胶标签贴纸他选的是可以写字的那种，每片贴纸的尺寸比骨牌小一点。
奥布莱恩回到总部大楼的时候正值公司下班时间，大家都往外走，他往里去。进了办公室他先在桌上摆了20多张骨牌，骨牌约6厘米高、4厘米宽、1厘米厚，比国际比赛常用的骨牌尺寸大一些，原木色的，黑里透红，手感很滑润。他轻轻推倒第一张，后面的“哗啦啦”都倒了，声音果然好听，这让他很愉快。
他在不干胶贴纸上写了一个“NRG公告，叶担任德国NRG高层职务”的标签，揭下贴到一张骨牌上。
他分析：叶子农来自革命家庭，是将军的儿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这样身份的人如果被公告担任反华组织的高层职务，无疑会有对中国不利的政治影响，北京方面一定不会坐视不理。因为在国家利益可能受到损害这个问题上，不管你是美国的、中国的、法国的，任何国家的反应都一样。那么北京方面会做出什么反应呢？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稳妥的方法就是以布达佩斯劳务涉嫌特大偷渡刑事传唤叶子农，然后静观事态发展，无论叶子农是否回国应讯，也无论出现什么变数，都保留较大的进退余地。
于是奥布莱恩又在不干胶贴纸上写了一个“涉嫌特大偷渡——刑事传唤”的标签，揭下来贴了第二张骨牌。
如果将刑事传唤看做是一个节点，那么节点后面的变化就复杂了。叶子农可以选择回国应讯，也可以就势加入NRG联盟，也可以选择被迪拉诺公司接受。回国应讯可能被限制出境或定罪，也可能公开揭露所谓“真相”。拒不回国应讯可能会被德国政府出于外交压力驱逐出境，也可能被NRG联盟调动职务进入纽约总部……每个选择里都有变数，每一个变数又会引发一连串的变数，都会带来不一样的后果。
无论有多少变数，有一条是不可改变了：叶子农再想过“没人在意你是谁”的日子是不可能了，他将成为“知名”人物，必须选择，必须表态。既然出离立场的观点在场的圈里无场可立，那么奥布莱恩要做的，就是将叶子农一把扔进“场”的圈子。
之后他又写了第三张：NRG联盟道歉。第四张：北京方面的表态。第五张：媒体猜测版本。第六张：被德国移民局驱逐出境。第七张：迪拉诺公司提供帮助……奥布莱恩一共贴了30多张骨牌，推断了3种可能的结果，其中他最希望看到的是叶子农屈服了，从NRG世界民主联盟过渡到迪拉诺公司。他把30多张骨牌按因果关系和不同走向依次码好，轻轻推倒写着“NRG公告，叶担任德国NRG高层职务”的第一张，后面的骨牌从点到面哗啦啦倒了一片，声音因为贴纸比刚才沉闷了点，但依然不失清脆，还是那么好听。一张，只需小小的一张，就启动了一条社会能量的因果链。
奥布莱恩拿起第一张骨牌看了看，心里自嘲了一句：原来如此简单！
凯勒，NRG世界民主联盟主席，52岁，美国人。
NRG世界民主联盟创建于1941年，由3个分别来自苏联、德国、奥地利的反战人士在纽约发起成立，NRG是这3个发起人名字的第一个英文字母的组合，以区别其他名称相近的社会团体。NRG联盟发展很快，对世界反法西斯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苏进入冷战时期，NRG联盟也随之出现分化，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等国家退出NRG联盟，更名“NRG世界民主联合大会”，总部设在莫斯科。NRG世界民主联盟的分支机构遍布很多国家，哪个分部就以哪个国家的名字做前缀，比如设在德国的分部，就叫“德国NRG世界民主联盟”。NRG联盟有自己的报纸和广播电视，主张民主、自由，在国际社会有一定影响。
凯勒原定周末去纽约北郊钓鱼，他在哈德逊河岸边有一幢老房子，平时住在曼哈顿，一有时间他就独自去老房子钓鱼，与其说他喜欢独自钓鱼，不如说他喜欢一个人思考。接到奥布莱恩约谈的电话之后，考虑到奥布莱恩提出的“私人谈话”的要求，凯勒把这次谈话安排在周末，地点就在他北郊的老房子。假期在老房子会客，这在凯勒是不多见的，这不仅因为奥布莱恩是特殊人物，也是因为奥布莱恩的迪拉诺公司背景。其实他们两人并不熟悉，只是相互知道对方而已。迪拉诺公司与NRG联盟虽有接触，甚至刚刚发生在几个月前的大额资金捐助，但是这些都属于迪拉诺公司的职能事务，而奥布莱恩只对具有决策性和方向性的重大事项对总裁一人提出意见，不像在中央情报局时与政治组织经常接触。
星期六上午，奥布莱恩如约驶往纽约北郊，凯勒在约定的路口迎接，车子拐进路口没多远就到了那幢老房子。今天的天气很好，阳光透过红彤彤的树叶斑斑点点洒落在草地上，寒冷的气温也明显升高了几度。一幢还不能称之为别墅的老房子竖立在一片树丛中，房前几十米就是缓缓流淌的哈德逊河，河水在阳光照射下泛着幽幽的金光。
房子里暖融融的，墙上的电子温度计显示是21℃，暖气管里发出轻微的流水声。这里的房子很分散，没有集中供暖设施，都是各家各户自己供暖。凯勒请客人落座，然后从厨房端来两杯咖啡，这场谈话就从这里开始了。
凯勒客气地问：“我能帮您做什么呢？”
奥布莱恩打开公文包，拿出所有与叶子农有关的材料递给凯勒，说：“你先把这些材料看看，内容不是很多，一会儿就看完了。我去钓鱼，你看完了我们再谈。”
凯勒说：“好的，你稍等。”凯勒拿来一堆渔具，钓竿、抄网、水桶、折叠凳子一应俱全，还有钓鱼帽子、手套和一件加厚的半大风衣，说：“你就在门口钓吧，别走太远，这个季节不容易钓到鱼了。”
奥布莱恩问：“有炭吗？”
凯勒说：“有，什么都有。”
奥布莱恩笑笑说：“那你就等着吃烤鱼吧，钓鱼我可是老手。”
奥布莱恩全副武装去了河边，凯勒留在屋里看资料。
奥布莱恩选了一处向阳背风的水域下了3支钓竿，然后点上一支烟悠然地等鱼上钩。钓了一个多小时，他还真钓上来了两条鱼。
凯勒拎着一个折叠凳走过来，笑着问：“钓到了吗？”
奥布莱恩得意地说：“两条。”
凯勒看了看水桶里的鱼说：“太小，不够吃的。”
奥布莱恩的心思不在钓鱼上，站起身说：“看完了？那我们回屋里谈吧。”
凯勒放下凳子说：“在这里谈不是很好吗？你看，多好的天气。再钓一会儿，运气好的话就可以吃烤鱼了。”
奥布莱恩又坐回去，问：“看完材料什么感觉？”
凯勒说：“是个人才。”
奥布莱恩把乔治接见叶子农的经过大致讲了一遍。
凯勒听完后沉思了一会儿，说：“还没出题叶子农就已经断定乔治错了，也就是说凡是以推导叶子农应该签字的任何出题都是错的。这个……我要想想。”
奥布莱恩说：“他完全可以先看题后拿钱的，但是他没有，这对乔治很不礼貌。”
凯勒说：“乔治的开价已经很高了，这种人的思维也不是谁能轻易说服谁的，只能是各自观点的存在。我想，我帮不了你什么。”
奥布莱恩说：“我想知道，分部主席对所辖机构的人事任免都有哪些权力？”
凯勒回答：“对副主席以下的部长、干事可以直接任免，报送总部备案。”
奥布莱恩点了点头说：“干事小了点，部长合适。”
凯勒问：“你指谁？叶子农吗？”
奥布莱恩说：“我有个故事希望你有兴趣听听。”
凯勒说：“不必客气，你说。”
奥布莱恩说：“有一天，凯勒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遇见了奥布莱恩，可能是个酒会，也可能是个生日聚会，一切都是偶然的。奥布莱恩在闲聊时提到了一个叫叶子农的人，说那是个人才。凯勒很感兴趣，就向奥布莱恩索要这个人的资料，发现果然是个人才，德国分部就去考察、争取，答应给他一个部长职位，请他考虑。但这时出了一点瑕疵，分部以为叶子农一定会愿意投身民主事业，就随其他人事任免一起报请总部备案了，认为只是个补办手续的问题。纽约总部不知道任命程序有瑕疵，随即当普通新闻登报了。中共也随即做出反应，以布达佩斯劳务涉嫌特大偷渡对叶子农发出刑事传唤。纽约总部调查事件真相需要时间，叶子农在这期间有可能回国应讯，NRG联盟在叶子农抵达北京之前公开发表致歉声明，说明事件真相，对德国分部的工作瑕疵提出批评，对叶子农先生表示道歉。”
凯勒问：“完了？”
奥布莱恩说：“完了，就这些。我认为这对NRG联盟不构成太大损失，网罗人才是很正常的事，只是工作上有一点瑕疵。我指的这是真相，而事实上外界是不会这么看的，会有很多解释的版本，真瑕疵也会被读成美丽的花朵。”
凯勒问：“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奥布莱恩说：“我也给他出道题，看看这道题他怎么答。”
凯勒说：“不明白，这算什么题呢？”
奥布莱恩随手捡了一根干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在圆圈的边上画了一条线，用树枝比划着说：“这是一个界，过了这个界就是立场的圈子。我同意叶子农的观点，众生是立场的、利益的、好恶的，众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出离立场的观点在立场的圈里是没地方立足的。这个事件将把他推到立场的圈里，让他必须出名，必须表态。当名利对他不起作用的时候，说明一定还有比名利对他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自由。不同的人，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没人在意，就是他的自由。他很明白，众生的口水天生就是用来淹死人的。那就让我们看看吧，那时候支配他的是真理？还是迪拉诺给他准备的自由？”
凯勒在思考，什么也没说。
奥布莱恩说：“叶子农喜欢用‘众生’这个词，我也喜欢这个词。发明这个词的人真了不起，他把人民、民众这些惹不起的称呼全过滤掉了，用觉者和众生来划分。”
凯勒考虑了一会儿，问：“我该怎么理解现在的谈话呢？是迪拉诺公司？还是乔治总裁的意思？或者是你个人？该怎么理解迪拉诺给叶子农准备的自由呢？”
奥布莱恩说：“这个人的脑子是够使的，只要NRG联盟一跟他接触，他就知道后面要发生什么了。美国与中国的国情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风俗、观念是他们在那块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积淀出来的，几乎是一统文化。美国是移民国家，只有两百年历史，纽约更是一座移民大都会，各种肤色、信仰汇集一起，同样是公众人物，它的包容性要比古老的中国宽容得多。再者，政论片会让他在美国受欢迎，刑事传唤会让他在中国受非议。叶子农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根本不让任命部长的事件发生，他知道谁要跟他交朋友。至于你怎么理解现在的谈话，这取决于将来的结果，如果是乐观的结果，现在就是公司行为，否则就是我个人擅自倚仗公司背景的不当行为。仅我个人，我是没资格以这样的事由来找你的。”
凯勒说：“也就是说，乔治不知道。”
奥布莱恩说：“接见叶子农这件事对于乔治已经过去了，这是总裁的分寸。我拿了总裁顾问的薪水，就要尽总裁顾问的职责，这是我的分寸。”
说话间水面上的鱼漂动了。凯勒非常娴熟地提起钓竿，钓上来一条一斤多重的鱼，但是并没有喜悦，只是把鱼放进了桶里，显然谈话内容对他的心情有影响。
奥布莱恩见凯勒已经没有钓鱼的兴致了，就说：“收吧，去弄点吃的。”
凯勒意识到了自己的情绪不对，马上调整状态，笑着说：“好的，该吃饭了。”
两人收了渔具回到屋子，奥布莱恩洗鱼，凯勒则去准备木炭、炉子、调料，在院子里生起火来，气氛逐渐变得轻松，不像刚才那么肃然了。鱼显然是不够吃的，凯勒还准备了一些火腿肠、面包片之类的熟食，都堆在一张圆桌上。凯勒把鱼烤上，去屋里拿来一瓶红酒和两个杯子，两人就站在烤炉旁边一边烤鱼一边喝酒。
凯勒问：“你肯定北京方面一定会采取刑事传唤的方式吗？”
奥布莱恩说：“不能肯定，也许会先找他谈话，但不恰当。如果我是处置这个事件的中共官员，我一定会选择刑事传唤。”
凯勒问：“为什么？”
奥布莱恩说：“红川警方立案在先，有没有政治事件都要查的，急办缓办是由警力和个案情况决定的，并无不当。根据假想有利的原则，假想叶子农是自愿加入比假想他不知情要有利，如果先找他谈话，一旦谈话无效，再刑事传唤就有政治迫害之嫌了。传唤本来就是由他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况且传唤不是逮捕，更不是定罪，只要到案说明事实就可以了，警方还能因此获得对他采取限制出境的选择余地。如果他拒不回国应讯，那他就得一直背着涉嫌犯罪的名声，也就昭示NRG联盟任命的是涉嫌特大偷渡案的犯罪嫌疑人，就降低了该事件的政治公信力，在这个基础上再通过外交途径争取引渡，是最稳妥的程序。”
凯勒说：“如果他真有犯罪，NRG联盟居然任命一个刑事罪犯任部长，国际社会将会怎么评价？虽然中德没有签订引渡条约，但北京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引渡是完全可能的……总之会有很多种可能，你知道，NRG联盟是不愿意给分部所在国找麻烦的。”
奥布莱恩说：“柏林当局不必引渡，也不必立即驱逐，只要不再给他签证就行了，谈不上麻烦。要说找麻烦，NRG联盟在各国设立分部本身就是给所在国找麻烦，你要扩大政治影响，甚至能左右一部分选票，怎么会没麻烦呢？至于叶子农有没有罪，从布兰迪提供的资料上看他是无罪的，如果他不回国应讯也最多就是个悬案，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NRG联盟发表个道歉声明就完事了，是道歉？还是营救？在政治问题上，人们已经习惯了‘没那么简单’的固化思维。相信吧，民众是有无限想象力的，你会看到很多版本，比如营救说、政治蓄谋说、价码太低说……中共说中共的，你们说你们的，民众说民众的，各说其说。众生是什么？是起哄的、群动的，是羊。牧师是干什么的？是放羊的。宗教有宗教的牧师，政治有政治的牧师，牧师不管你是绵羊还是山羊，也不管你是站在上帝的右边还是左边。”
凯勒看着奥布莱恩的眼睛，沉静地说：“奥布莱恩，你让我觉得可怕。”
奥布莱恩说：“我不可怕，我只是遵守群居社会的规则。”
凯勒说：“你蔑视民主，你让我有一种被胁迫的感觉。你把政治当牌打了，确切地说你把我们联盟当牌打了。”
奥布莱恩说：“我要纠正一下，我是来求助的，你可以拒绝，只要你不告诉别人，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我跟你谈过什么，丝毫不影响你与乔治或迪拉诺与NRG联盟的交往。我对主义没兴趣，什么主义能让美国人赚钱就上什么主义。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你打算让一部分人举左手还是举右手，所以别跟我谈民主。什么时候你牙疼了，不是由牙医而是由投票来决定你拔哪颗牙，那时候我们再来谈民主。”
凯勒沉默了好久，说：“你这么费心思，可也许这个人已经失踪了，他应该想到这事可能还没完，可以先回中国找个地方躲起来，不必非要留在柏林。”
奥布莱恩说：“1. 那就不是他了。2. 那他也就不过如此了，也就不值得为这种货色费心思了。其实我理解他，那不是讲不讲礼貌的问题，是他认为的那个真理让他没选择。但我还是想让他知道，要懂礼貌。”
凯勒无语了。
寒假过后开课的第一天，方迪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下午在小礼堂听了一场由一位日本教授主讲的二战之后日本经济的发展，4点多就下课了，她没回住处，带着预先准备好的资料开车去了老九面王餐馆。寒假虽然过去了，但冬天还没过去，天空飘着零星的雪花，车子隔一会儿就要开一下雨刮，路面湿漉漉的打滑，车速很慢。
到了餐馆，方迪远远看见老九和几个人站在餐馆门口说着什么，时而还对着门头指指点点做一些手势，显然是在商量装修门面的事。老九看见方迪的车了，招了招手，跟其中一人交代了几句，就朝车子走去。
方迪下车，拎着一只包，寒暄道：“九哥。”
老九笑着说：“寒假以为你会来呢，给你找了一堆活儿，结果没人了，一打听才知道你回国了，也不打个招呼，早知道还能托你办点事呢。”
方迪歉意地说：“那会儿我还没准备好，不知道怎么跟九哥谈。这两天学校忙，今天刚开课，这不刚下课就来了嘛。九哥要是不忙，我有点事想说说。”
老九说：“那到办公室吧。”
来到办公室，方迪看到没了电脑和电话的办公桌显得空荡荡的，她在桌子的侧面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从包里拿出一张电脑打印好的纸递给老九。
老九接过问：“这是什么？”
方迪说：“这是我对老九禅面的认识，算一个小总结吧，也是给论文准备素材，九哥先看看有什么问题，不对的地方给指点一下。”
文字内容占了不到两张A4纸，老九认真地看，全部内容是——
市场竞争的一般规律就是质量、价格，就这么简单。
老九禅面作为一个符号、一个标识，从观念上说就是“见路不走”的思想认识，悟到了无所住的真相，祛除妄念，不唯经验、教条，走因果，走条件的可能。从实践上说就是悟到了如何把一碗手擀面以更有竞争优势的成本无损复制而可能乘以最大市场系数。
手擀面为什么比机器面好吃？因为机器面是死的，手擀面是活的。当然内行人会有更专业的解释，而本质还是面质死与活的问题。很多餐馆不缺乏做出一碗好面的手艺，但是稳定一碗面的质量就困难了，和面、杠子压面、擀面、切面对体力和技术都有要求，生意小了养不住擀面师，生意大了擀面师忙不过来，擀面师的情绪、身体状态等人为因素对面条质量都有影响，擀面师的更换、流动对面条质量更有影响，而对于顾客，只要他有一次吃得不满意就足以否定你，并且口口相传，不会因为你解释原因就给你机会。
如果有一台机器能完全模拟杠子压面、擀面、切面，制定出一套精确的操作流程，降低体力和技术门槛，那么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按照规程操作，就都可以做出合格的面条，餐馆就能从对擀面师的依赖解脱出来，转化为只需要普通操作工而不是技师，解决了质量稳定的问题和产量可无限大的问题，降低了工资成本，为低成本无损复制准备了基础条件。
所谓无损复制，就是指没有任何质量损失的产品复制。在一碗手擀面的质量里，汤和卤又是一个重要条件，决定着味、色、形。任意选材可以把汤卤做得很好，但没有意义，汤卤的原材料选择必须具有普遍性和四季性，必须是通用材料，才有可能做到无损复制。汤卤的无损复制与面条是同样的道理，不允许有厨师，不允许厨师的风格和其他人为因素对汤卤的同一性有影响，只允许有普通操作工，并且工资成本又降低了一块。
菜品的无损复制同理，餐馆的厨房只是对半成品按照操作流程再加工，不允许有个性手艺和理解，不需要厨师的技术、悟性，只需要准确地重复机械性操作。菜品的确定是由决策层的综合判断和试验决定的，调整、改进是决策层的职能，是核心技术和核心机密，餐馆和连锁店只是核心技术实现最大市场系数的系统和工具。
为了保证半成品供应的同一性、半成品生产的专业性，为了最大限度简化厨房工序、减少厨房场地、扩大营业面积、降低经营成本，为了加盟连锁的可操作性，同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商业保密，半成品生产与餐馆要完全隔离，互不发生有机性协作，半成品生产要建立在合适距离和运输路线的廉价地段，内部独立核算，商品化许可对象供应，由公司统一管理，既是半成品生产基地，也是新产品开发基地，产品开发由决策层保密操作。
不允许有擀面师、汤卤师和厨师，半成品生产基地与餐馆分离，这些不仅仅是为了降低成本，也不仅仅是无损复制的需要，当理念是你的，品牌是你的，核心技术是你的，决策权是你的，生产、经营体系是你的，你就更容易能够形成一个拳头、一个意志，更容易在竞争中获得一点优势，而这点“优势”体现在市场就是钱，就是人家逐利加盟你的原动力。
关于加盟店，不设置加盟费和品牌使用费，不靠那个挣钱，是以可复制、无风险、能让加盟者稳稳赚到钱而扩张市场，靠调动市场资源，靠与众多加盟者一起挣钱，体现在半成品供应价格上，分为有限数量的保本供应价与无限数量的分账供应价。虽然让加盟者无市场风险，但对加盟者的综合条件有要求，获得加盟的机会很困难。这个“老九禅面”的设计从最根本上说并不是靠自己的一个店赚钱，是设计一个利益链调动市场资源，从这些资源产生的爆炸性扩张中获得利益。
老九禅面是什么？不是新鲜理论，不是什么高招，是根据条件和创造条件，是找到竞争优势的原理，老老实实遵循市场规律。如果你比洋快餐更快、更好、更符合中国国情，价格更有优势，你没有失败的道理。
老九看完，赞许地说：“好，好，就是这个意思。”
方迪说：“这次回北京我找到个车床师傅，人家答应给做模拟手擀面机，我来之前已经做出来个雏形了，据雷师傅说技术上没什么难度，只是个时间问题。”
老九吃惊地说：“哟，你都已经行动了，该打个招呼啊，做机器要花钱的。”
方迪没接“钱”的话题，继续自己的思路，说：“我把北京比较知名的面馆情况大体摸了摸，做了一个调查表，也许九哥有用。”说着，她拿出调查表交给老九。
老九看了一下，说：“有用，这个当然有用。”
方迪说：“我还有几个月就毕业了，马上面临就业问题。直截了当吧，如果老九禅面这项目在北京扎摊子，我希望能争取到跟九哥合作的机会，是合作，不是打工。”
老九惊讶地半天说不出话，沉默了许久才不解地问了一句：“为啥？”
方迪平静地回答：“来钱快。”
老九问：“就这？”
方迪说：“天！这还不够吗？”
老九说：“九哥实心眼，不说玩笑话的。”
方迪说：“我也实心眼，也不说玩笑话的。”
老九说：“你不是想去电视台当节目主持人吗？”
方迪说：“就算能当上，现在我也选择老九禅面，那个能小康，这个能发财。北京至少能开20个连锁店，如果能在中国10个大城市都开连锁店，我就是富翁。我相信老九禅面能做到，而且不需要很长时间，干几年就够我活一辈子了。”
老九说：“那不一样，这又回到了秦始皇的那个问题。”
方迪说：“正是那个问题我才好像明白了点什么，我干吗非要从比谁强里找快乐呢？又干吗非要从比谁差里找折磨呢？我现在才知道清静有多奢侈，除了有饭吃还得有平常心，那就先解决吃饭问题呗，平常心留着以后再说。”
老九说：“那……就算合作，怎么合作呢？”
方迪说：“在北京开公司，股份平分，出资各一半，九哥负责全局和产品开发，我负责日常管理和市场扩张。公司以滚动形式发展，不得以资本能力压迫一方。”
老九问：“你能出资多少？”
方迪说：“国家对留学生回国创业有扶持政策，加上杂七杂八的关系，我能报到200万贷款这个数，再多就不敢了。”
老九又问：“我要是不同意呢？”
方迪说：“那我就自己单干了，钱少有钱少的干法。模拟手工压面机定型以后，我送给九哥一台，略表歉意，毕竟见路不走和老九禅面的理念是从九哥这里学来的，一种被认为正确的观念一旦印到脑子里，不是谁拿块砂纸就能打磨掉的，我只能表示歉意。我的实习申请已经报上去两个月了，正常情况下应该快批下来了，如果不能合作，我来餐馆实习显然就不合时宜了，我会跟导师解释做个调整。”
老九想了一会儿，说：“给我点时间，好吗？”
方迪说：“那当然。”
夜晚，柏林的天空飘起了小雪，整座城市没什么风，细小轻柔的碎雪在夜空里就这样悠然地飘落，路面和树枝都落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让人觉得清新和惬意。
叶子农去一家韩国餐馆吃石锅拌饭了，吃完饭回家，汽车开到路边的车位停下，看见前边停着的车里下来一个人，朝他这边走来。他没在意，却发现这人在他车边站下了，等着他开门下车，显然是冲着他来的。他拔掉车钥匙，下车，下意识地看了看，这个人穿着一件黑色皮衣，敞怀，身材清瘦，40多岁的样子。
这人讲德语，说：“叶先生，我是沃尔斯，等您好长时间了。”
叶子农一听这人直呼他的姓，有些疑惑，说：“我不认识您。有事吗？”
沃尔斯说：“我是德国NRG世界民主联盟常务副主席，我想和您谈谈。”
常务副主席通常就是第一副主席的意思，是仅次于主席的第二把手。叶子农多少知道一点NRG世界民主联盟这个组织，德国NRG世界民主联盟常务副主席的职位在政治圈子也是有身份的角色，怎么会在马路边长时间地等一个一文不名的平常人呢？而他们又是怎么知道自己的呢？他心里隐隐地联想到了纽约，那场在乔治办公室的不愉快。
叶子农问：“谈什么？”
沃尔斯说：“就是谈谈，不会占您很长时间。”
叶子农把车钥匙放进口袋，点上一支烟说：“那就谈吧。”
沃尔斯说：“您不介意的话，可以去我办公室谈，也可以去您家里。”
叶子农身边不到10米的地方就有一家咖啡馆，于是说：“就这家咖啡馆吧。”
沃尔斯说：“可以。”
这是一家名叫“格林威尔”的咖啡馆，老板是利比里亚人，格林威尔是利比里亚的一个海岸城市。咖啡馆不大，装饰也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来这里光顾的客人基本都是附近的穷人，因为这里是贫民区，居住的大多是东欧和非洲移民过来的穷人。进了咖啡馆，沃尔斯选了一张最角落的桌子，拐角的两侧都靠墙，周围也没顾客，零零散散的几个顾客都坐在临街靠窗的位置，便于观看窗外的雪景。叶子农不喜欢甜食，平时极少喝咖啡，算不上这里的熟客。两人坐下，要了两杯咖啡。
沃尔斯说：“您在纽约见过奥布莱恩先生，他是总裁高级顾问，退休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专家。凯勒先生是NRG世界民主联盟主席，跟奥布莱恩先生是朋友。在一次酒会上，奥布莱恩跟人聊天提到了您，说您是难得的人才，也聊了几句您的故事，当时凯勒和其他人都在场。能被奥布莱恩称为人才是不容易的，而您的专长也正是NRG联盟所需要的人才，凯勒主席注意到了这些。我们花了一点时间了解您，对您的评价是肯定的。”
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缘由……都有了，一切都是偶然的、不经意的，一切都经得起事实查证而无可厚非。当叶子农这个名字与NRG联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甚至叶辉将军的儿子成为NRG联盟骨干的时候，他就被推进政治旋涡了，各种猜疑、评论、非议……会一并而来，他的平静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从此就没了。
他心里闪过了一句话：这招儿真他妈够阴的！
叶子农平静地注视着沃尔斯，脑子里在判断：沃尔斯只是个前台执行者，不该他知道的他是不会知道的，这个角色不可能完全了解内幕，即使他个人对这事有疑问，也只能心存疑问地执行下去，因为没有人可以给他一个解。跟这个人是不能较真的，也说不着，如果接受这是纽约那场不愉快的延续，就不要为难这个必经程序的执行者。
叶子农平淡地说：“明白了，您这是代表组织对我考察。”
沃尔斯笑笑，说：“我能向您提几个问题吗？”
叶子农说：“您请。”
沃尔斯说：“您对民主是怎么看的？我想听听您的见解。”
叶子农说：“我只见了，没解。民主有那么多说法，尺子一大堆，该拿哪把量呢？各自量能量出一堆真理，相互量能量出一堆伪命题，也就无所谓对错了，都各自揣着吧。这又不是货币兑换，有个汇率还能换算换算。”
沃尔斯说：“看来您不想谈这个话题。”
叶子农说：“没个定义，怎么解呢？解什么呢？”
沃尔斯说：“民主就是权利平等的思想。”
叶子农说：“不管您这个主是主仆还是主次，总之是主了。既然都主了，咱就别说什么平等了，已经没地儿搁了。好，这算是抠字眼，那您这个权是什么权呢？是发言权？还是决定权？都发言听谁的？都决定听谁的？说来说去还是数人头。简单的数人头与不是简单的数人头，有什么质的不同吗？数人头就是民主吗？”
沃尔斯说：“我给您一个假定权，假定由您来定义民主，您会怎么定义？”
叶子农说：“您给我个假定权我也不敢定义，没这个能力。以前我还有点看法，后来就越看越糊涂了，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了。”
沃尔斯说：“您以前怎么看？”
叶子农说：“以前我认为民主是家天下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主仆的思维，民天下之后的民主是一个头上安头的伪命题，真正的民主是不缘起民主命题的民主，主仆关系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能允许的公民基本权利是两码事。凡是国家所有权属于人民的，就是民主。凡是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就是好民主。”
沃尔斯思索了片刻，说：“我想请您解释一下您所说的家天下和民天下。”
叶子农说：“过去国家是皇帝他们家的，叫家天下，皇为主，民为仆，人民都是皇帝的子民。民主不是谁给谁发福利，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挣脱皇权制度束缚的历史必然，是利益要求，是根本利益的转移。如果民主是民天下取代家天下，那么家天下的消亡既是民天下的实现，同时也是民天下历史诉求的消亡。”
沃尔斯说：“党天下，官天下，民还是仆，就不需要民主了吗？”
叶子农说：“这也是一个伪命题，不仅是主仆的思维，而且是斗争的思维。民天下基础上的管理方法不属于民不民主的判断，属于科不科学、有不有效的判断，不是一个范畴的问题。授权在人民，人民是给自己的利益选择执行者，不是给自己选择天敌。”
沃尔斯以一个考察者的姿态沉思了一会儿，说：“嗯，这也是一种观点。”他平静地喝了一小口咖啡，又说，“再一个问题，您对NRG民主联盟是怎么看的？”
叶子农说：“我对贵联盟了解不多，仅我接触到的资料，NRG联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过自己的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但是战后贵联盟的某些做法就不那么容易评价了，至少我个人不是很赞成。”
沃尔斯说：“您是指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吗？”
叶子农说：“包括这个，不特指跟中国有关的。民主就是一服再好的药，您也得卖给对症的人，您不能不管人家有病没病，也不管人家得的是什么病，逢人都开这服药。如果贵联盟是以售药为己任，那基本就是个野郎中了。”
沃尔斯问：“什么是野郎中？”
叶子农说：“就是不靠谱的医生。”
沃尔斯明白了野郎中的意思，说：“民主是人类的理想。”
叶子农说：“有很多人前脚揣上民主，后脚就去烧香磕头了，就去做礼拜了，他还是要给自己再找个主，就像英国保留了王室，日本保留了天皇，人民需要，国情需要，尊重人民的传统、感情，正视各国的民族、地理和发展水平，这才像个民主。用自己的民主去否定别人的民主，这本身就不民主，都一刀切了还谈什么民主？您是为您的民主的，人民是为过好日子的，您的需要有没有可能取代社会发展条件的需要？不可能嘛，什么民主能让人民过好日子，人民才需要什么民主。社会已经发展到不是皇权与子民的非此即彼了，已经发展到科学管理的时代了，如果还拿皇权与子民的思维去揣度科学的、尊重人性的管理，那就不是民主了，就是扣帽子、打棍子，就是跟人民过不去了。”
沃尔斯一直做着认真倾听的神态，偶尔点下头表示同意，偶尔微笑一下表示尊重，等叶子农讲完了，他脸上呈现出满意的表情，说：“不能否认两大阵营对联盟有影响，但联盟致力于推动民主进步的宗旨是不会改变的。联盟需要多元的声音，特别是需要像您这样有见解的人士，而这个伟大的事业也会成就您最有意义的人生。我可以向您透露一点，我们拟定请您担任德国NRG联盟政治部长。你知道，联盟虽然是国际组织，但各国分部的高层职位一般还是由所在国的人担任，只有少数特例，而您就是少数特例之一。”
叶子农说：“我连民主是什么都不知道，不可能去民主联盟混事。”
沃尔斯说：“您的不知道是知道得太多的不知道，不是不知道的不知道。您不必马上做出答复，请您平静地考虑一段时间，我们相信您最终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也会进一步表达更能让您信服的诚意。”
沃尔斯的话表面都是官话，却暗隐含意。“您不必马上答复”，就是不承认叶子农拒绝加入NRG联盟的事实。“您最终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就是他们将把叶子农加入NRG联盟当做事实来认定。“进一步表达诚意”，就是包括各种可能的方式。
叶子农说：“不用再表达了，程序走得差不多就行了。我恭恭敬敬说了那么多您根本不感兴趣的话，已经很配合了，剩下的直接来吧。”
叶子农的话也很明白，就是告诉沃尔斯：你只是个前台执行者，幕后的事我跟你是说不着的。我没有为难你，配合你走了这个过场，是个意思就行了。
沃尔斯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尴尬，友善地微笑了一下，说：“我下面的话将不会出现在记录里。我不想知道您之前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得说，您很绅士。”
纽约圣尼耶尔大学商学院的一间教室里，一位中年教授在讲企业成本管理，讲的是美国一家纺织企业向中东国家出口布匹的案例。方迪坐在后排听课，不时做着笔记。
教授讲道：“不同的产品质量构成不同的生产成本，而产品的质量要求与产品的功能和使用目的有直接关系。例如这家纺织厂，在与中东某国签订合同之后开始生产白布，并不知道这些白布在中东是干什么用的，只是按照合同要求的质量生产。后来他们派人去那个国家做调查，发现这些白布原来是按穆斯林习俗裹尸用的，并不需要很高的质量，于是马上调整原料和工艺，大幅度降低了成本。就这个成本调整行为，哪位同学谈谈看法？”
有十几个学生举手，方迪也举手申请发言。
教授指着前排一名男生说：“请这位同学先说。”
这位男生起立说：“我认为厂家的做法是错误的，合同要求的质量与用户的使用目的是两个不关联的法律关系，厂家的做法虽能短期获利，但毁掉的是信誉。”
另一位女生被允许起立发言，说道：“我认为厂家的做法混淆了合同要求质量与设计用途质量的关系，是投机行为。”
又有一位学生发言……
下课后，学生们鱼贯出了教室。
方迪和一个女生说笑着出了楼梯口，向学院大门走，这时一个从办公楼方向疾步走过来的男生朝方迪喊了一声：“方迪！”在学校里，不管你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师生，大家都是用英语交流的，除非你是与来自本国的人交流用本国语言。这是一个台湾男生，跟方迪是同一届的学生，也将要毕业了，讲一口台湾口音的普通话。
台湾男生走到近前，用台湾口音的普通话说：“方迪，弗兰克教授让你去他办公室。”
女生用英语说：“我先走了。”
方迪对女生点点头，然后对台湾男生说：“好的，谢谢！我这就过去。”
台湾男生问：“你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
方迪不好意思地说：“不怎么样。你呢？”
台湾男生说：“我的论文大纲通过了，导师同意我的论文构思。”
方迪说：“我的论文选题两次都没通过，让导师失望了。”
台湾男生说：“加油，你行的！”
方迪说：“谢谢！”
方迪来到学院办公楼，在走廊里看到弗兰克教授在他办公室门口正与另一位教授谈论着什么，看见她来了就做了一个让她稍等的手势，方迪就站在与教授五六米的距离等候。弗兰克教授是方迪的指导老师，将近60岁的年纪，头发花白，戴着一副眼镜。
弗兰克教授与另一位教授谈完了，然后招呼方迪说：“进来吧，到办公室。”
方迪跟着弗兰克教授进了办公室，站在办公桌旁边。
弗兰克教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交给方迪，说：“你的实习申请准许了，这是刚收到的工作许可证，你准备一下可以实习了。”
方迪接过信封，抽出工作实习许可证看了一下，说：“谢谢导师！”
弗兰克教授说：“你这次的论文选题还是有新意的，希望你努力。”
方迪说：“我会的。”
弗兰克教授说：“好了，你可以回去准备了。”
方迪离开办公楼，走到校外的停车场开上车，回几公里以外的住处。路过一家面包店的时候，她下车进去买了两个切片面包。
她有些心神不定，这些天老九一直没有电话，合作的事情不明朗，在老九面王公司实习也就无法确定，如果不能合作，那么她在老九的公司里实习显然是不恰当的，这就需要重新选择实习公司，重新向学校提交申请，这从各方面说都是她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她对老九接受合作一点没有信心，她已经做好了一切重来的心理准备。
回到宿舍，方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老九打电话。
拨通电话后，方迪说：“九哥吗？我是方迪。”
老九在电话里说：“我也正想晚点给你打电话呢，你今天下课挺早啊。”
方迪说：“我的工作许可拿到了，我想跟九哥谈谈，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老九说：“我也需要跟你谈谈，晚上我请你吃饭吧，7点钟在威茨堡饭店见面，我提前订好位子。这么多年了九哥也没请你吃过饭，你也快毕业了，给九哥个机会。”
方迪心里“咯噔”一沉，却仍然和悦地说：“好啊，那让九哥破费了。”
威茨堡饭店与老九面王在同一条街上，是纽约一家著名的豪华饭店，出入饭店的大多是明星富豪，不是普通收入阶层可以轻易涉足的。方迪经常路过这家饭店，却从来没有刻意多看过一眼，那是一个跟她没有关系的世界，她无须留意。老九选择这种场合请客无非是要强调一种礼貌，委婉而体面地拒绝合作，她若拒绝宴请，大家就都难堪了。
重新选择实习公司，重新向学校提交申请，这已经是无可避免了，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件能让学校和导师愉快的事。她情绪很低落，看看表离7点钟还有两个多小时，不知道该怎么打发这段时间。她到床上躺了一会儿，又烦躁地坐起，心总是静不下来……终于还是决定动用她的“法宝”对付烦恼，她的法宝就是跳舞，就是让自己出一身汗。
于是她脱下毛衣，打开音乐，跳舞。跳舞作为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是有用的。随着强劲的节奏，她渐渐融入在音乐里……但是就像上次一样，居然又有人敲门了。
她关掉音乐开门，呈现在眼前的情形居然让她比上次更意外、更吃惊，就像有上帝刻意安排的一样：一个30多岁、西装革履、似曾眼熟的男人站在门口。
方迪问：“您是……”
男人说：“我叫谭瑞华，在你家见过面的。”
方迪想不起来，问：“什么时候？”
谭瑞华说：“你放寒假，嗯……就是……啊……相亲。”
方迪说：“我妈安排的相亲多了，我知道是哪个呀？”
谭瑞华拿出护照和身份证一起递给方迪，解释说：“杨姨带我去的，杨部长啊……想起来了？我是深圳的，深圳瑞华电子集团。”
方迪看了看护照和身份证，想起了一点，说：“哦……你是瑞华电子的董事长。”
谭瑞华连连点头说：“对对。”
方迪把证件还给谭瑞华，说：“进来把。”她没有把门关上，留了半尺多宽。
谭瑞华进屋后四处打量，像是领导来视察。
方迪拉过一把椅子说：“坐吧。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谭瑞华说：“杨姨给我的地址，哦，是经过你母亲同意的。公司在美国有业务，但是我不常来的，一般都是业务经理过来。”
这话说得很艺术，其潜台词就是：我是专程来看你的。
方迪倒了一杯开水放到椅子旁边的装裱台上，说：“您喝水。”
谭瑞华继续打量房间，说：“这地方条件太差了，管理也不行，门卫只看看证件，连通报一下都没有，没得到本人同意就允许访客进入，这是不安全的。”
方迪说：“这里的房租便宜，不能要求太高了。”
谭瑞华说：“房间也太小了，这样不行的。我朋友的孩子也在美国留学，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必须要有个好的学习环境。”
方迪落了下汗，穿上毛衣，平和地说：“请别拿富翁的条件要求我们穷学生，我现在有工打，有书读，还能有个独立空间，我觉得这已经很好了。”
谭瑞华说：“我来了，情况就不一样了，一切我来安排。”然后拿出一张现金支票放到方迪坐的床边，接着说，“这点钱你先用着，以后不允许你苦自己。”
方迪已经很不悦了，但是仍然克制着，说：“谭先生，打工、生存，是我需要学习的一部分，这跟我的家庭条件没多大关系。我相信您是很优秀的男人，至少事业有成，但这种事情是要看缘分的，请恕我冒昧，我对您没那种感觉。”
谭瑞华说：“没关系，你对哪种人有感觉？你告诉我，我会变成那种人。”
方迪说：“谭总，大家都不是少男少女，说这话就没意思了。”
谭瑞华说：“请相信，我是认真的。”
方迪说：“如果您想变成哪种人就能变成哪种人，那您这样说话就不厚道了，您会变成皇帝，三宫六院都忙不过来，一个小小的方迪何足挂齿？小女子也怕满门抄斩，也得紧忙着给皇上脱呢，没准生个太子混个皇太后什么的也说不定。”
谭瑞华皱了一下眉头，说：“你说话就不能有女人味一点吗？”
方迪说：“我刚才在跳舞，干吗？发骚呢，练女人的基本功。我学习烧菜、做饭，也是练女人的基本功，都是为了伺候我爷们儿，养肥他，掏干他，怎么能说没女人味呢？我需要的是能让我仰视的男人，我就是这种贱骨头的女人，没办法。”
谭瑞华怎么也没想到气质非凡的方迪居然能说出这种粗话，非常惊讶和尴尬。
方迪说：“我没想对您不礼貌，但是您太过分了。在您没得到授权之前，请不要以权利人的身份跟任何女人讲话。我那样说话只是想让您知道，让人不愉快的话我也会说。”
谭瑞华满眼困惑：自己一番好意，怎么就把方迪激怒了呢？
晚上7点，方迪来到威茨堡饭店。
威茨堡饭店的外表装修奢华，墙砖与灯饰都是昂贵的顶级材料，就连停车场的地砖和护栏都非常考究，硕大的门头灯火辉煌，门前停的都是各式豪华轿车。方迪的车从侧口开进停车场，被管理员引导着停在远离大门的一处角落，她远远就看见老九已经在门口等候了。
方迪走过去叫了一声：“九哥。”
老九热情地说：“位子已经订好了，进去吧。”
餐厅里从扶手到墙雕，从餐具到吊灯，到处都是金碧辉煌，像是走进了宫殿。服务生恭敬地引导老九和方迪来到预订的餐位，另一名服务小姐马上就过来问候，递上菜单。老九显然对这里并不陌生，也没征求方迪的意见，点了一些酒水和饭菜。
老九微笑着说：“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方迪说：“没关系，你问吧。”
老九问：“你挣了钱想干啥呀？”
方迪说：“买房子买车，嫁个爷们儿过日子呗。”
老九说：“我是问你有啥远大理想。”
方迪说：“没有，我觉得这就够远大了。”
老九又问：“你为啥要拿两个学位？怎么想的？”
方迪说：“多个文凭吓唬人呗。”
老九说：“就这么简单？”
方迪说：“当时进央视没机会，地方台又不想去。我上学都成油子了，正是在状态的时候拿学位不怎么费劲，多个文凭以后的路子也宽一点，当时就这么想的。”
酒水、饭菜陆续上来了，并不是美国本土的美食，而是各国的名菜，有法国的、意大利的、日本的，老九要的菜里还有一个中国名菜，鲁菜葱烧海参。但是不管什么菜，吃法都是西式的，餐刀、餐叉加汤勺。方迪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像没事人一样。
这顿饭吃到过半了，老九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一份文件给方迪，说：“合作的事，我提了几个条件，打印出来了，没多少字，你看看。”
这是一张横向对折的A4打印纸，方迪展开一看，字是繁体中文的，用的应该是台湾或香港的文字软件，内容也不多，大概意思是——
一、同意合作。
二、同意各半股份。
三、老九禅面的中国公司不受方迪出资能力的限制，需要多少投多少。方迪的出资部分由老九借给方迪，无息，借期5年，从逐年分红中按适度比例偿还。
四、方迪必须向老九借得不少于30万美元的专项消费借款，专项用于方迪在北京买一套高档住房和高档轿车，无息，借期5年，从逐年分红中按适度比例偿还。
五、方迪所持股份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全部或部分转让，只能按原始出资额由老九收回股份，不计算原始股份的增值和品牌的增值。
六、如果方迪在两项借款没有从逐年分红中完全偿还之前提出退出公司，方迪的出资借款和专项消费借款则按20%的年息和5年借期计算利息。
老九的条件既表达了合作诚意，也表达了对于方迪从事餐馆行业的决心有疑虑，丝毫没有拒绝与方迪合作的意思，方迪对老九这次宴请的用意判断错了。
方迪不解地问：“九哥，那你这顿饭……不是拒绝我呀？”
老九一愣，说：“你想哪儿去了？你这样的人才肯屈尊跟九哥合作，我敢信吗？你要真下决心了就敢接受这条件，否则这顿饭就是九哥给你道个歉，对不起了。”
这个转折太陡然了，完全出乎方迪的意料，她笑了，说：“我以为九哥是拿这顿饭打发我呢，这么好的条件我到哪儿找去？九哥太抬举我了，我还白赚了一顿大餐。”
老九说：“那你就起草个合作协议吧，签了，就当真了。”
方迪说：“好的，这两天我就把协议写出来。”
老九说：“不管你是实习还是合作，都需要你到北京打前站。如果签了协议，你就尽快回北京吧，把车和房子买了，盯着压面机，注册商标，筹建生产基地。”
方迪说：“好的。”
老九停顿了一会儿，说：“还有个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方迪问：“什么事？”
老九说：“依你看，控制市场风险什么最重要？”
方迪说：“当然是判断最重要，你首先得能看到风险，否则无从防范。”
老九问：“咋判断呢？我要早知道老九面王是错的，我还能傻到花钱买错吗？”
方迪说：“判断是一种能力，是认识事物的能力。就像咱们好多人，我能跑，但是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跑。能跑是一种能力，知道该往哪儿跑更是一种能力，咱们好多人都是跑了半天跑错了，白跑。人家知道方向的人不用跑，慢慢悠悠散步都会比咱们先到达。”
老九说：“如果你我的意见不一致，又都认为自己对，那公司该按谁的方向跑呢？”
方迪无法回答，语塞了。
老九说：“子农说过，要依法不依人，要如法。话是没错，可我总觉得，要是咱不知道该咋如法的时候，依个明白人就比依咱自己要好点，这也是如法。在你没提合作之前我就在想啊，拿出来20%的股份给子农，不需要他出资、管理，叫帮看股。他可以不接受，但是咱表达了诚意，真有咱判断不了的事了，他总得帮咱看看吧。”
方迪这才听明白老九的意思，笑着说：“现在我认为，没有九哥的餐饮业，将是少了一份光辉的餐饮业，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赚钱将是战无不胜的！”
老九也笑了，说：“那就是你同意了？”
方迪说：“我尊重九哥的意见。”
老九说：“那就写到协议里，你我各40%，子农20%，这样决策就有了保障。这事等第一次分红的时候再告诉他，他接不接受都没关系，起码咱的诚意表达了。”
方迪说：“九哥，你在红川耗这一个月，太正确了！”
上海下起了小雨雪，干冷的空气融进了一股清新的湿润。上海丽宫国际会议酒店，一个有关军事安全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这里举行，包括东道主中国以及美国、英国、法国等11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加上联合国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派出的观察员，参加会议的人数有200多人，酒店周围加强了警戒，出入酒店的大部分都是各国记者。
张志诚不是军人，也不是军事专家，是国家安全部下属机构的一个办公室主任，作为中国代表成员出席会议。
上午的会议开到临近中午12点，各国的与会人员陆续离开会场，大部分代表都是先回各自房间，准备到餐厅进午餐。张志诚跟十几个中国代表一起出来，一起乘电梯上楼，出了电梯拐进走廊时，他发现周秘书站在他的房间门口，显然是在等他。
张志诚40多岁，方脸，中等身材，乌黑的头发里夹杂着少许白发，眉宇之间透着一股沉稳的精干。他走近了门口，说：“不是说了午饭不等我了吗？”
周秘书说：“北京来个电话，有情况。”
张志诚开门进屋，先去了趟洗手间，出来问：“什么事？”
周秘书说：“纽约《NRG世界民主联盟周刊》登了一条消息，侨居柏林的叶子农被任命为德国NRG世界民主联盟政治部部长，NRG联盟是老冤家了，这个事件有政治影响，上面指示要关注一下，由您负责经办。”
张志诚问：“叶子农是什么人？”
周秘书说：“是已故叶辉将军的儿子。”
张志诚明白了，点点头，然后拿上厚外套和羊毛围巾说：“下去说吧，上海局的车子在下面等着呢。”
刚一出门，迎面碰上几个正要去餐厅的中国代表。酒店里的温度非常适宜，如果不到外面是不需要厚外套和围巾的，一看就是外出的装束。参加会议的中国小组有规定，会议期间不得擅自离队，有事须提前请假，经组长同意后方可离队。
一个海军军官随口打招呼：“出去啊？”
另一个陆军少将跟张志诚很熟，笑着说：“嘿，想擅自离队咋地？”
张志诚笑道：“哪里，哪里，特批的。”
旁边一位老将军是组长，说：“志诚是上海局出来的，准他吃顿娘家饭吧。”
下楼的一路上都是人来人往的，不能谈工作。张志诚也趁着下楼这段时间在脑子里思考怎么安排北京的工作，他对这个叫“叶子农”的人一无所知，但是对叶辉将军的大名还是有所耳闻的，在战争题材的影视剧里也时常能看到这位已故将军的名字。
外面小雨夹着雪粒还在下，上海国家安全局的车子已经停在酒店门口了。车里的人看见张志诚走来就下车迎上去，张志诚对他说了几句什么，那人又回到车里，张志诚这才到酒店大厅一处无人的地方跟周秘书交代工作。
张志诚说：“你给秦处长回个电话，一、这是急茬急办的事，要快。二、先从外围摸摸情况，渠道要可靠，不要贸然靠近，看清点脉络了再说，别情况不明就弄出一堆动静，一旦有哪儿不合适的不好收拾。三、找几个政工专家候选，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正常的处置是选个合适的人以合适的方式找他谈谈，晓之以理，做了我们该做的就行了。娘要真想嫁人，谁也拦不住。这个工作要做在前头，要先有个准备。”
周秘书说：“明白，我马上去办。”
张志诚说：“跟老秦说，后天下午开个碰头会。”
周秘书提醒道：“研讨会后天上午结束，会后还有活动和欢送晚宴。”
张志诚说：“活动和晚宴我都不参加了，研讨会一结束我就回北京。”
周秘书说：“好的，机票的事我去办。”
张志诚交代完工作，出去坐上车走了。
上海的军事安全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刚一结束，张志诚就马上赶回了北京。
北京的气温比上海低了许多，冷冽的北风刮在脸上像针刺一般，灰蒙蒙的天空飞扬着零星细碎的雪花。前来接机的秦处长、焦干事和张志诚的司机、保卫4个人在大厅等候，一见张志诚和周秘书出来了，大家迎上去。
秦处长也是40多岁，面相比张志诚显得老些，已经有不少白头发。焦干事则是30出头的年纪，方正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精干而不失稳重。司机和保卫的年龄更年轻些，虽然他们都穿着便衣，但从举止和眼神中不难看出都有一种受过训练的军人素质。
张志诚说：“干吗来这么多人？”
张志诚的司机说：“秦处长安排的。”
秦处长说：“咱们和小焦坐一辆车，周秘书跟他们坐一辆车。”
出了大厅，张志诚上车后笑着说：“形式主义。”
秦处长问：“咋啦？”
张志诚说：“我一说急茬，你连路上这点时间都不放过。”
秦处长笑了，说：“看，主观臆断了不是？碰头嘛，在哪儿碰不是碰？遇上堵车，你有个事聊着时间还好过点。”
焦干事开动车，解释道：“主任，这您可误会秦处了。根据掌握的情况，秦处估计您会去趟刑侦局，怕您时间不够，去晚了人家就下班了。”
张志诚敏感地问：“是叶子农吗？”
秦处长说：“是，叶子农涉嫌特大偷渡犯罪，红川警方几个月前就立案了。我们从北京机场的出入境管理记录查到，叶子农在近几个月有两次入境记录，每次都是去红川，前后在红川待了近两个月，做了一笔利用劳务输出变相移民的生意，被人举报了。叶子农生活圈子很小，几乎没什么朋友，可这案子涉及不少人。”
秦处长说着，把调查材料递给张志诚。调查材料分别来自红川公安局、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叶子农户籍所在地派出所、陕西延秀叶子农下乡所在地村委会、黄埔政法大学、六祖佛学院……调查材料里其中有一份就是方迪调查叶子农的文件，是原件传真过来的。
张志诚看材料这段时间车里的人谁都没有说话，汽车一直往市区行驶。大约过了20多分钟，张志诚有详有略地大致看了一遍材料。
秦处长拿出一个小记事本，翻开看着说：“柏林这条线是截止到德国华侨联合商会轮值主席钱静辉，纽约这条线是截止到纽约华商会主席许亚夫，红川这条线是截止到红川公安局刑侦处，北京是截止到叶子农户口所在的居委会。调查全部局限在外围，对纽约的林雪红、慕容久、方迪、徐红、沈彪，红川的黄书宁、余其伟，还有演艺圈的戴梦岩、梁士乔，这些近期跟叶子农有关联的人都没去碰。”
张志诚说：“这小子胆儿够大的，一次弄出去一百多人。还有那个方迪，敢仗着方将军的影响利用行政资源搞调查，也不怕给她爹捅娄子。”
秦处长说：“除了慕容久，纽约那边没人知道调查报告是方迪搞的，我们也是根据线索从北京这边查出来的。我是这么看的，纽约那边，华商会提供的情况我认为是可信的，而且也得到了其他渠道信息的印证。慕容久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与叶子农接触纯粹是出于面馆生意的考虑，而方迪仅仅是给慕容久帮忙，与叶子农更没有关系，这条线可以排除。戴梦岩与林雪红是一条线，也可以排除。那么剩下的就是布兰迪这条线，据许亚夫说，布兰迪在柏林就注意叶子农了，对方迪的调查报告也很有兴趣，很可能跟布兰迪有关系，至少也有间接的关系。如果这个也排除，那就只能说明叶子农与NRG联盟是蓄意已久的。”
张志诚说：“蓄意已久……不像。这人怎么看都不像个政客。”
焦干事说：“那布兰迪的可能就更大了，他在离开柏林前特意拜访过叶子农，而方迪的调查报告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张志诚摇摇头说：“方迪的调查报告并没什么新东西，只是起到了证实的作用。”
秦处长说：“政工专家找到两个，一个是驻德使馆的政务参赞，一个是中德人民友好协会驻德办事处副秘书长，都在柏林，但是找叶子农谈话实际上已经不现实了。我把各路汇总的情况梳理了一遍，我认为焦点是在叶子农涉嫌特大偷渡犯罪上。”
车子进入市区后开始出现堵车，走走停停。正如秦处长所说，有个事聊着时间确实好过了许多，不会觉得那么烦躁了。
秦处长说：“红川警方在叶子农的问题上大致有3种可能，一是证据不足，撤案；二是证据充分，发出拘捕令；三是事实不清楚，传唤叶子农到案说明。问题是这是一个被搁置的案子，不立案不行，立了案又查不下去，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查了。在这种情况下去找叶子农谈话，显然是极不恰当的。谈得好，是不是就可以不查他涉嫌犯罪了？不是嘛，一样要查，谈好谈不好都要查。那我们最怕什么呢？最怕的是你前脚去谈了，警方后脚传唤，你不能干预红川警方办案，可这事它确实又有联系，也就是说谈好谈不好你都是政治迫害，你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政治影响会比‘部长事件’更严重。”
这会儿正堵车，焦干事转过身子说：“红川的案子被搁置，不能排除有地方利益保护的成分，但不是主要原因，事实上当事干部是希望查的，有个结论就不留辫子了。红川警方也很为难，是为经济保驾护航？还是漠视犯罪？吃不准了。劳务输出是个新事物，法律确实没有禁止户口迁移的条款，可这事又确实不符合常规，这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该咋摸了。跨国劳务不是红川一家的问题，红川警方是想拖一拖，看看结果，看看政策走势。”
秦处长说：“我认为有必要跟红川警方协调一下，要传唤就传唤，要撤案就撤案，实在吃不准也可以向最高检最高法寻求司法解释。其实没那么严重，也没那么复杂，只要是刑法没有禁止的，你是定不了罪的，这一点他们个个心里都清楚，只是有人举报，警方就得受理，不能没这个过程。这案子不能再拖了，再拖就挡道儿了。”
车子又开了，但是车速很慢。焦干事说：“先谈后传，很容易被社会误解，也肯定会被反华势力渲染成政治迫害。”
秦处长说：“以现在的情况，警方选择刑事传唤最为恰当，不说有罪没罪，只是传他到案说明情况。如果叶子农拒不回国应讯，那是抗法，必要时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引渡。如果他回国应讯，那就有罪定罪，没罪就谈，也可以采取限制出境。”
焦干事说：“传唤先于谈话，顺序合理。刑事传唤至少说明NRG联盟任命的是涉嫌特大偷渡案的犯罪嫌疑人，对降低负面政治影响有利无害。”
汽车一会儿遇到堵车，一会儿遇到红灯，时走时停。张志诚一边听，一边思考，就这样过了好久。在离机关办公楼只有几公里的时候，他说：“前面找个地方停车，小焦跟他们一起回去，老秦跟我去刑侦局。”
焦干事回答：“明白。”
秦处长说：“好，我开车。”
焦干事开车下了主干道，拐进一条不宽的小街，找个空当停下车，跟在后面的车见状也停下了。秦处长走到后面的车前跟周秘书说了几句，然后回来坐到驾驶座位。张志诚也从后座下车了，坐到了前面副驾驶的位置。于是，两辆车分别按各自的路线开走了。
秦处长把着方向盘笑道：“咋样，这不算形式主义吧？”
张志诚笑笑，然后困惑地说：“这个叶子农……我怎么觉得那么蹊跷呢？怎么一点征兆都没有就突然发生了呢？太突然了。”
秦处长说：“这一点我也想过，可NRG联盟的公告总是事实吧。因为慕容久在红川跟叶子农待了一个月，我想过从方迪这里作为切入点了解点情况，可慕容久这种人根本不关心政治，叶子农真有政治上的动作也决不会让慕容久知道，他们之间也没这个基础。”
张志诚说：“我看了这段，刑法将来会增加骗取出境证件罪，但现在还没增加，只要劳务输出是事实，不管你当面对质还是出卖，都没法律问题。这小子虽然挺赖，但他还是有分寸的。还有个疑点，如果他有心政治，会不会为罗家的事去冒涉嫌犯罪的风险？拿几个钱表示一下就行了嘛，既安全又体面。”
秦处长说：“传他一下。他敢不敢回来，也许就是鉴别真伪的分界线。”
叶子农在有心无心地看书。
说有心，因为看书、思考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是生活，就像抽烟喝茶一样平常，与工作无关，与生存、事业、成就……统统无关，没有任何功利的成分，仅仅是生活方式。生活中有人嗜烟，有人嗜酒，有人嗜棋……而他则嗜好认识社会结构的因果真相。他从一开始的要弄清楚父母的信仰是什么，逐渐由惯性到习性，逐渐演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尊卑贵贱，只有查不完的资料，解不完的题。
说无心，因为他与沃尔斯见面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从时间推算他觉得就在这几天该发生点什么了，一定会的。他在等，等那个每个下一秒都有可能响起的门铃声，这使他看书时总是不能完全集中精力，总要分出一条神经留意门铃，这很烦人，让人难得清静。叶子农清静惯了，不是那种生活在繁杂事务中的人，喜欢有事说事、没事待着，不喜欢总被个事牵扯着，不管是福是祸，早点了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了。
窗外冰天雪地，而叶子农的卧室里却温暖如春，床上摆满了书。
叶子农很少在书桌上看书，习惯搬个小凳子坐在床边看书，因为书桌的面积太小，不够他铺张的。他每次看书都是从一本书开始，然后查资料、查词典，床上的书就在不知不觉中越摆越多，特别是工具书，有哲学、逻辑学、政治学、经济学，甚至有医学、人口学，而这些工具书又分中文版、英文版、德文版，通常为了弄清一个概念就要花费很大精力，不但要分析和比较各种版本的解释，更要出离字面去理解概念的本质。
床沿放着一个笔记本，笔记本上贴着一大一小两个标签，左上角的小标签写着“人性与社会”，是这个笔记本的类别。中间的大标签上有三行字，第一行是：人性与人的社会性的区别。第二行是：人性在经济规律中的作用。第三行是：人性与制度设置原理的关系。这三行字是“人性与社会”这个大类别下的关注重点，即研究方向。
将近傍晚的时候，叶子农看书看累了，眼睛酸胀，就去喝茶休息一下，也就在这时那个让他一直留意的门铃终于响了。
叶子农拿起话筒用德语问：“谁呀？”
来人却讲的是普通话：“请问是叶子农吗？”
叶子农回答：“是。”
来人说：“我们是中国大使馆的，请你下来一下好吗？带上护照。”
叶子农说：“稍等。”
叶子农穿上棉衣带上护照下楼，楼下门口站着两个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出示了使馆人员的工作证件，也看了叶子农的证件。
确认身份后，这位使馆工作人员拿出一张传真件，说：“我们受中国警方委托，向你送达红川公安局的刑事传唤书，传唤书的传真件经中国大使馆认证，与传唤书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请你自接到刑事传唤书15日内回国接受警方讯问，你听明白了吗？”
叶子农说：“听明白了。”
使馆人员递上笔和刑事传唤书，说：“请你签收。”
叶子农签收之后，这位使馆工作人员又拿出一张便条，说：“这上面有3个电话，如果你确定了回国航班希望你能事先通报一下，便于联系。”
叶子农接过电话便条说：“可以。”
两个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走后，叶子农回到屋里，继续喝茶。
叶子农在想：这个刑事传唤可能是独立的，也可能是跟“部长事件”有关联的。赶在这个时间点上，做有联系的观想不为过分。也许那个“进一步表达诚意”已经发生了，只是由于渠道关系他还不知道。但本质上，两者有没有关联都不影响最终的结果。
就在这时，门铃又响了。
叶子农的门铃平时是很少响的，除了送洗衣服、订外卖、订机票之类的，他几乎不与人接触。是德国NRG民主联盟的人吗？如果刑事传唤与“部长事件”有关联，那就肯定不是NRG联盟的人，因为如果NRG联盟公布了叶子农就任德国NRG联盟政治部部长，是不会事先通知他的，也不会事后告知，只要不见面、不明确，就可以当同意理解。只要一分钟不澄清，这一分钟就可以被当做“推定当事人同意”来使用。
叶子农再次拿起话筒用德语问：“谁呀？”
来人讲的仍然是普通话：“我，戴梦岩。”
叶子农一下子就紧张了，这是他没想到的，也是在这个敏感时间他不愿意看到的。他丝毫没有犹豫，以命令的口吻说：“赶快离开这里，马上。记得那个日本拉面馆吗？到面馆要个单间等我，见了面再解释，注意身后有没有记者跟踪。”
戴梦岩显然有点蒙，迟疑了一下说：“我记不得那家餐厅了。”
叶子农说：“打车到圣保罗大教堂，那是个地标建筑，往东500米就看到了。”
戴梦岩说：“知道了。”
叶子农放下话筒，到窗前往外面观察了一会儿，至少以他普通人的观察能力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他很清楚，如果刑事传唤与“部长事件”已经成为有关联的新闻出现了，他就一定已经是被媒体关注的新闻人物了。如果没有记者跟踪，就说明刑事传唤或“部长事件”还没成为新闻出现，或者刑事传唤根本就是孤立事件，不会上新闻……到了这种时候，他已经无所谓怕不怕记者了，他是怕给戴梦岩惹上麻烦。
他穿上棉衣，带上烟和打火机就出去了，开车往日本拉面馆相反的方向走，七拐八拐绕了好大个圈子，一路都在留意后面有没有跟踪。跟踪与反跟踪是一项很专业的技能，叶子农自然不懂，只是凭直觉和电影里看来的那点东西防范一下。大约转了十几分钟，直到他确信没有记者跟踪了，他才驶向那家日本拉面馆。
到了餐馆停好车，他进去问了一下服务员，来到戴梦岩所在的那个单间，餐桌上摆着几个小菜和酒水，戴梦岩的大衣搭在旁边椅子上。
戴梦岩等叶子农脱了棉衣坐下，问：“出什么事了？”
叶子农习惯地点上一支烟，把刑事传唤书递给戴梦岩。
戴梦岩看完刑事传唤书，说：“到底还是出事了……你打算怎么办？”
叶子农说：“打算什么，公民还可以不遵守法律吗？”
戴梦岩回答：“不可以。”
叶子农说：“这不得了。”
戴梦岩问：“我能做点什么？”
叶子农说：“回去，好好拍电影，好好过日子，待在适合你待的圈子里。”
戴梦岩停了片刻，说：“当然，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嘛。你真够恶毒的。”
叶子农说：“狠话可以说，说完了还得照讲理的办。”
戴梦岩说：“什么理？”
叶子农说：“沾上我你就完蛋了，就这理。仅这一条就能把人压死，你也要考虑别人的感受，受不起的，搁谁身上都受不起。”
戴梦岩说：“绕了个圈子，还是戏子无义，剩下点高尚全归你了。”
叶子农说：“看清了我的嘴脸，那就更没的说了，回去吧。”
戴梦岩说：“哎哟，还来个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说你高尚你还神圣起来了。我再笨也没笨到选这种时候离开你，你失落去吧，不管花多少钱我也要把你捞出来。”
叶子农说：“那你是害我呢。没罪你捞什么？你一捞倒是佐证我有罪了。”
戴梦岩问：“那我怎么沾上你就完蛋了？”
叶子农说：“传唤也许只是个引子，你很快就会看到这种情况：这边骂我是汉奸，那边骂我是叛徒，还有败类、软骨头之类的。这时候不管咱们是什么关系，都不能完蛋了一个再搭进去一个，那不是够意思，是殉葬。”
戴梦岩愣住了，拿起传唤书又看了看，问：“你是说……这个传唤有政治背景？”
叶子农说：“无所谓了，有没有都不影响那个结果。”
戴梦岩说：“你有事瞒着我。”
叶子农说：“瞒你干吗？一锅粥，说清楚挺麻烦的，你知道有那个结果就行了。”
戴梦岩说：“我必须知道。你要让我走，怎么也得让我走个明白吧。”
叶子农只得把事情原委简单叙述了一遍。
知道了事情原委，戴梦岩沉默了好久，惊异地自语道：“这是谁这么有脑子，想出来这么歹毒的招儿？”
叶子农说：“不是一般人，起码不是商人的思维。”
戴梦岩说：“我也纳闷呢，你没有新闻价值，传唤这点事还不至于让媒体感兴趣。”
叶子农说：“如果有政治背景，就有新闻价值了，小心点不多。”
戴梦岩说：“你总不能就这么等死吧？”
叶子农说：“那都是人家设计好的，知道你最要命的是什么，就是让你完蛋呢。事实上我也确实是完蛋了，果不受修改，现在老天爷来了都没用，你就甭操心了。”
戴梦岩问：“什么是你最要命的？”
叶子农说：“当然是我想过的日子。谁都一样，只是每个人想过的日子不一样。”
戴梦岩问：“你想过什么日子？”
叶子农说：“就是以前的日子，像一粒沙子，没人在意你，没人评价你，没有谁对不起谁了，谁吃亏占便宜了，没有恩怨是非……总之，没人在意你的存在。”
戴梦岩说：“这样的日子，你觉得可能吗？”
叶子农说：“过去的条件可能，现在的条件不可能。”
戴梦岩想了一下，说：“我觉得，你现在还有办法。第一，把钱退给乔治。第二，把真相说出来。你就算完蛋了，也不能再背个汉奸让人骂。”
叶子农喝了口啤酒，点上一支烟，说：“不愿意跟你说这些就在这儿，说事简单，说清里面的关系就不简单了，可说完还是那个结果。”
戴梦岩不悦地说：“我知道你嫌我笨，你多照顾点吧。”
叶子农说：“第一，退钱是侮辱乔治先生，这种事我干不出来。第二，那个结果是完全可以预见和避免的，先答题后拿钱可以，回国躲起来也可以，想避免不用等到今天。我放任结果发生，然后再去揭露所谓的真相，我算什么东西？第三，布兰迪谋求合作和乔治想尽点雅兴，这都正常。人家对我没有不当，也可以说不薄，我也确实对乔治没有尽到礼貌，那就只能道理的事情道理办，人情的事情人情办，一码是一码。一刀也罢，一脚也罢，乔治授意也罢，不知情也罢，都不重要了。我受了这一下，不歉疚谁了，心里干净了。第四，民主错了吗？没有。当民主跟这个事件融在一起的时候，你所谓的揭露真相在民众看来就等同于反对民主，这是人家早给你设计好的。第五，真相的证据在设计者心里，他不开口就没有所谓的真相。关于这一点，设计的人也早给你算到了。你所谓的真相只能叫猜想，以公布猜想去贬损他人是不会让你变清白的，只能让你更卑鄙。”
戴梦岩听完以后再一次沉默了好久，说：“你这么有脑子，我不能说你傻，可你真让我觉得好傻。做人要学会妥协的，该低头的时候就得低头，谁能说一辈子不当孙子呢？”
叶子农说：“我就没抬过头，我到这世上就是来当孙子的。从心里说我尊敬美国，尊敬美国精神，可这不表示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就可以不受尊重。当个人的事跟国家的大政基石沾上边儿了，就不能孙子了。”
戴梦岩一口气把一杯啤酒全喝光了，说：“好吧，我滚蛋，你自己在这儿高尚吧。我明天订机票，顺便把你的机票也订了，订好让他们给你送来，我就直接回香港了。”
叶子农说：“票我自己订，就不麻烦你了。打火机我怕你扔了没敢带来，就先在我这儿寄存着，等过了这阵子再处理。”
戴梦岩冷冷地说：“不用这么赶尽杀绝吧？我不记得我说过爱上你，非要绝到见面低头走过去吗？你不舍得买头等舱的，但是头等舱人少，你一路好好休息，攒点精力，我也就能做这点事了。一个大男人的，你也给别人点机会，让别人脸上也过得去。”
叶子农迟疑了片刻，说：“那就……谢谢了。”
1992年1月26日柏林时间下午3点，叶子农一出门就被记者包围了，不知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20多个记者，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一片话筒，一片黑压压的镜头，一张张迅速翕动的嘴巴……瞬间就把他淹没了。
有问：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加入NRG民主联盟的？
有问：请问您收到警方传唤了吗？
有问：请问您作为联盟政治部长，又是中国人，您是怎么看待对华人权提案的？
有问：请问您打算回国应讯吗？
叶子农是要打车去柏林泰格尔机场的，他要先到法兰克福，再乘晚上9点的航班从法兰克福飞往北京。尽管他知道他躲不开媒体了，也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当这一幕真的发生的时候，他还是从心底里反感、排斥。提问者大多用汉语，也有用英语和德语的，提的问题也大多集中在NRG联盟和刑事传唤。叶子农走到路边拦截出租车，一言不发，不管是方便回答的还是不方便回答的，一律不予回答。
路上来了一辆出租车，车是拦下了，但是他却上不去车，七八个记者堵在前面连车门都打不开，出租车司机等了一会儿，等得不耐烦了，开车走了。叶子农冲着出租车喊了两声想让车停下，这时身后被人群拥挤了一下，身体突然就失去了重心，脚下一滑摔倒了，幸亏路面都冻住了，衣服还算没弄太脏。
叶子农虽然马上被人扶起来了，但还是火了，说：“靠！动粗啊？”
一个记者忙说：“没有，没有，刚才挤了一下，不是故意的。”
叶子农被记者围在圈里出不去，又不能这样耗下去，给逼急了，拿出两张机票向记者们示意，说：“各位，我要赶飞机，请行个方便，拜托！”
记者对着两张机票一通狂拍，根本没有让路的意思。叶子农只好来野蛮的了，撞开一道缝冲了出去，沿人行道疾走，试图甩开记者。记者则穷追不舍，一边追逐一边提问。
一个男记者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问：“您是说您现在是去中国吗？”
叶子农边走边没好气地说：“是回。靠，回和去搞不清楚。”
又一个记者问：“您是去接受传讯吗？”
叶子农说：“正在去，被你们阻拦了。请不要妨碍我遵守法律。”
一个女记者问：“请问您认为自己有罪吗？”
叶子农说：“我认为管屁用？得法律认为。”
一个欧洲记者用英语质问说：“法律也是由人操作的。”
叶子农用英语说：“那你就好好奋斗吧，等你当了上帝就取缔法律。”
一个高大的欧洲男记者问：“请问您对民主有什么看法？”
叶子农说：“你他妈走开不妨碍我了，就是民主。”
那个女记者又问：“您很喜欢说话带脏字吗？”
叶子农说：“等你也这样被围堵了再来问我。”
他又拦住了一辆出租车，这次他有经验了，一直做手势让车子缓行，直到拉开车门的那一刻车子才完全停下，迅速钻进车里，逃走了。
叶子农傍晚到了法兰克福，一出机场又被另一群记者围住了，显然这些记者是事先得到消息的。叶子农烦得连骂人的心情都没了，一句话都懒得说，任凭记者追逐着。他去了一家高级饭店，饭店的保安把记者挡在了外面，这顿饭他慢条斯理吃了一个小时，看看时间差不多了，付过账返回法兰克福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叶子农持的是头等舱机票，还没登机就先感受了头等舱机票的规格，头等舱候机室从装修到设施都十分精致，有舒适的沙发，有免费的饮料和小食品，有漂亮小姐周到的服务，就连登机也享有优先权。叶子农没坐过头等舱，登机之后才见识了一回，头等舱与商务舱是分开的，隔着一道门，座椅宽大舒适，座椅周围的空间也宽敞许多。
头等舱里空荡荡的，连同他在内只有3个乘客，散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他是非常惧怕长途旅行的，他的办法就是睡觉，这是他长期以来养成的在任何长途交通工具上的习惯，只要一上座位就条件反射地想睡觉。此时飞机还没有起飞，他系好安全带闭目养神，不时听到有空姐走动，还有空姐接待迟到的乘客，这些都不影响他休息。
忽然，他感觉到有人碰了一下他的胳膊，触碰的用力和方式明显是刻意的，这显然不是空乘人员的所为。他睁眼一看，愣住了，竟是戴梦岩。
戴梦岩就站在他旁边，笑着，手里还拎着一只挎包。这个在影视作品里屡见不鲜的一幕竟在他眼前真真地发生了，他怎么也不能去想戴梦岩对自己说过的话竟可以不算数，他这才明白戴梦岩坚持为他买机票的真实意图。
叶子农说：“有点恍惚，分不清是电影还是噩梦了。”
戴梦岩坐下，以反讥的口吻说：“比噩梦还糟啦，是噩梦成真。”
叶子农说：“坐一边去，当是偶然撞上的，还来得及。”
戴梦岩说：“除非飞机掉下去把我摔到那边了。”
飞机启动了，缓缓滑行，起飞。头等舱里总共只有4个乘客，两个欧洲人，男性，一个看报纸，一个低头吃小点心。漂亮的德国空姐隔一会儿就走过来，问问有什么需要。戴梦岩把叶子农前面的座椅转了180度，与叶子农面对面地坐着，给自己要了一杯咖啡。
戴梦岩说：“你一下飞机就会被闪光灯包围，也不多我那点影响了。”
叶子农质问道：“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呢？”
戴梦岩做了个无辜状，说：“没办法，利益太大了，是你告诉我的呀。”
叶子农说：“我告诉你什么了？”
戴梦岩说：“你说受不起的，是个人都承受不了。”
叶子农说：“是啊。”
戴梦岩说：“这么好的行情，不放高利贷还等什么？”
叶子农愠怒而又无奈，不知说什么了。
戴梦岩喝了口咖啡，沉默了一会儿，有意让气氛缓和一下，然后说：“现在情况已经清楚了，NRG民主联盟周刊登出了各国分部人事变动的公告，其中有你，你是德国分部政治部部长。在北京的一个官方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到这件事，官方回答说，红川警方早在去年10月就已经立案了，已经对你发出了刑事传唤，说记者的猜想纯属巧合。这是香港和内地的卫视国际频道公开播出的新闻，不是什么秘密了。”
叶子农“哦”了一声表示知道了，他心里清楚，这样的新闻是必然要发生的。
戴梦岩说：“如果有政治背景，那定罪的几率就高了，梁哥也是这么认为的，政治的事谁说得清呢。我跟梁哥说了，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把你捞出来。梁哥朋友多，有路子，什么台面都能应付，我对梁哥办事一向有信心。”
叶子农说：“我说过，你一捞反倒佐证我有罪了，你这是害我呢。这事已经和政治搅在一起了，即便我真有罪，你有钱也花不出去，清官不吃这套，贪官不敢吃这口，你说你瞎折腾什么？够意思也不是这种够法。”
戴梦岩说：“那不管。你归我了，就要由我负责，我要你是安全的。”
叶子农无奈了，真的是无奈了，倒靠在座椅上，沉默了好久，自嘲地说：“我一直以为我是兵，碰到你我才知道，原来我是秀才。”
戴梦岩说：“你直接说跟我有理讲不清就可以了，不用拐着弯儿骂人。”
叶子农仍然是半躺着，半答话半自语地说：“我哪还有心思骂人哪，我是怕你这高利贷连本都收不回来。跟我在一起，你会乏味到窒息的。”
戴梦岩说：“那就等到乏味那天再说吧。”
这时空姐走过来，又问有什么需要。
叶子农坐起来说：“水，来杯水。”
戴梦岩插话说：“香槟。”
漂亮的德国空姐不知该听谁的好了。
戴梦岩又重复了一句：“香槟。”
空姐看看叶子农。
叶子农就摆了一下手说：“那就香槟吧。”
一杯香槟酒送来，叶子农喝了几口，嗓子润了，心里的窝火也舒缓了许多。
戴梦岩把一张字条交给叶子农，说：“梁哥已经在北京订好了房间，这是我和梁哥的房间号和电话，1205是你的房间。不管有什么情况，我会一直守着电话等你消息。”
叶子农把字条放进上衣口袋。
戴梦岩说：“你不该去纽约的。梁哥早就说过，你会得罪人的。”
叶子农说：“这就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一大堆，然后再管它叫命运。”
戴梦岩问：“你心里真的一点不觉得委屈？”
叶子农说：“没人逼你，委屈什么？”
停了一会儿，叶子农自语地说：“祖国，人民，一说这些词儿就挺虚的，太远。我他妈运气不好，愣就蹦出个真的让我赶上了，那咋办？兜着呗。”
叶子农乘坐的班机于北京时间15点40分在首都机场平稳降落。
戴梦岩随着旅客往外走，她远远就看见了大批记者聚集在通道出口，这时她突然挽住了叶子农的胳膊，像一对情侣，引起了记者阵里一片骚动，甚至有人惊呼。这是戴梦岩接触叶子农以来最具有宣示性的动作了，叶子农不习惯这样，胳膊下意识地躲了一下，被戴梦岩的两只手牢牢控制了，戴梦岩小声说：“我就是要让他们看到，省得他们瞎猜。”
叶子农一出来就被警察保护了起来，在记者和人群中围出了一小片空地。大厅里迎来送往的人很多，其中不乏戴梦岩的影迷，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偶像竟出现在眼前时，女声的尖叫与照相机咔嚓咔嚓的拍照声响成一片，闪光灯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更多的年轻人像潮水一样涌过来，而每个记者都想挤到前面提问，现场喧闹而混乱。
担任戴梦岩安全防护的是梁士乔雇用的北京天鼎保安公司的6个保镖，专门负责戴梦岩从首都机场到入住酒店这一区间的人身安全，这6个保镖个个体格强悍，统一着装，他们贴在警察外围，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保护戴梦岩的安全。一次活动请6个保镖，这在戴梦岩的雇用保镖记录里是不常有的，说明梁士乔对今天的情况有充分的估计。
一名警察手持喊话器不停地在喊：“请大家往后站，不要妨碍执行公务……请大家遵守公共秩序……请大家散开……请大家注意安全……”
喊话器是电声的，声音大，中高音突出，把记者的提问和人群的喊声都压住了，只见许多人在张嘴，却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什么。
一个中年警察走近叶子农，说：“我是红川公安局的，昨天你跟我们联系过。”
叶子农说：“是的，我跟你们走。”
十几名警察在记者阵与人群中开出一条路，把叶子农带走了。
警察走后，刚破开的一个口子就被人群瞬间合拢了，戴梦岩、梁士乔、保镖被记者和影迷团团围住。镜头、闪光灯、话筒、提问、尖叫……戴梦岩对这些早已习以为常了，对工作人员和保镖的护卫也习以为常了，她仿佛永远不会失态，永远是星光闪耀的，而梁士乔和保镖却是绷紧了神经，奋力护卫着戴梦岩离开机场。
戴梦岩被保镖护卫着坐进一辆宝马特保专用车，梁士乔坐在前面一辆开路车里，戴梦岩的后面还有一辆车断后，三辆车驶离机场，而后面依然有记者的车在追逐。
到了北京宝丽庄园大酒店，保镖一直把戴梦岩护送到入住的套房，完成了这次路途安全保镖的任务。宝丽庄园是五星级酒店，戴梦岩住在酒店6楼，梁士乔与戴梦岩的房间隔了几个房号，也在6楼。送走天鼎保安公司的保镖，梁士乔来到戴梦岩套房的客厅。
梁士乔坐下，说：“能找的人都找了，没人敢蹚这潭浑水。”
戴梦岩沉默了好久，说：“是啊，清官不吃这套，贪官不吃这口。”
梁士乔说：“有个情况，就在5个小时前，正在日本访问的德国NRG民主联盟主席在记者会上发表道歉声明，向叶子农公开表示道歉，说叶子农被宣布为部长的时候，叶子农本人是不知道的，德国NRG联盟在工作程序上有瑕疵，认为只是补办个手续的问题，却忽略了这种认为是单方面的，并不能真实代表叶子农的意志，德国联盟在手续不完整的情况下就把任免名单上报纽约总部，这对叶子农先生是不尊重的。也就是说，叶子农还在飞机途中德国NRG联盟发表了道歉声明。一会儿你看电视吧，好多新闻频道都有播。”
戴梦岩想了片刻，说：“子农不知道这个情况，也许道歉声明对子农是有利的。”
梁士乔说：“北京方面的新闻频道只做了报道，没有评论。香港新闻频道有评论，认为德国NRG联盟选择这个时间是有用意的，一般会认为这是对叶先生的营救。”
戴梦岩说：“黑完了人家再来做好人，政治这东西太阴险了。”
梁士乔说：“你是艺人，玩不起政治的。”
戴梦岩说：“今天来的全是保镖，北京有那么多朋友，一个都没来吗？”
梁士乔说：“我没联系他们。这种惹麻烦的事，还是留点余地大家以后好见面。”梁士乔说完站起身要告辞，说，“你先休息吧，回头找个时间我想跟你谈谈。”
戴梦岩说：“早晚要谈的，就现在谈吧。”
于是梁士乔重新坐下，说：“你说过的，你只是跟他接触一下，这还叫接触吗？”
戴梦岩说：“以前是，从这次日本餐馆以后就不是了。”
梁士乔说：“我在你身上有利益。”
戴梦岩说：“我知道，包括所有跟我签约的公司。我也知道从现在起我就算被演艺圈抛弃了，广告、片约、演出……都没了，从此我什么都不是了，我都知道。”
梁士乔说：“这些统统可以不计，没有问题，那是你的权利。我想让你明白，不是因为你损失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和那些签约公司损失了什么，是你们之间根本没有可能。用句老百姓最通俗的话说，按你的标准他攀不上你，按他的标准你攀不上他，就这么简单。你和他都适用一句话：攀不上的。”
戴梦岩说：“攀什么？我直接抓手里，由得了他吗？其实我到现在都说不清楚，我到底看上了他什么？有种，有担当……太多了。我呢，钱有了，名也有了，我还缺什么？不就缺个靠得住的男人嘛。看看演艺圈，有几个女明星是有好下场的？独身、自杀、被抛弃，真正能过上好日子的还剩几个？我是女人，我有女人的考虑，这次在日本餐馆里我意识到，如果我错过了这次，我就再也没机会了。”
梁士乔说：“问题是，抓住了这次，你同样没机会。我怎么都没看出来你是爱他，你是占有。叶子农是可以被谁占有的人吗？你自己信吗？”
戴梦岩沉默了好久，说：“让我放手，我做不到。其实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但是我想试试。也许有天我想通了，我就给他放生了。”
梁士乔说：“我没指望说服你，我只说我该说的。等你冷静了，再想想。如果你改主意现在还来得及，至于怎么挽回影响，我来策划。”
梁士乔说完起身走了。
红川公安局专案组的3名警官在北京警方的协助下，将叶子农带到一个预先安排好的询问地点，北京公安局下属侦查机关的一间审讯室。
审讯室有20多平方米，装有录音、录像设备，审讯台的地面比周围略高一点，对受审专用椅形成了一个俯视的角度。受审者的坐椅是固定在地上的，而椅子上又有固定受审者的特殊器具。叶子农小时候常因打架斗殴进出派出所，没见过这么正规的办案场所，完全不是一张三斗桌两把折叠椅的那个场景。
房间里只有叶子农和红川公安局的3个警官，叶子农一看，不用说，那把受审椅就该是他的位置了，他就走过去坐下。
那位在机场跟他说话的警官从审讯台里侧拉过一把高靠背的椅子，放到受审专用椅前面离审讯台一米的位置，说：“不急嘛，先坐这里。”
于是叶子农就坐到警官指定的位置。
3位红川警官在审讯台坐定，负责笔录的警官说：“叶子农，这位是红川公安局刑侦处的沈处长，这位是刑侦大队的黄队长，由我担任书记员。现在我们就你涉嫌组织非法越境的案子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要如实回答问题，明白吗？”
叶子农说：“明白。”
沈处长说：“除了笔录，这里还有录音、录像，如果你的话可能对你不利，你可以想好了再回答问题。”
这是一个貌似告知被讯问者权利的逻辑陷阱，或者叫讯问技巧。如果你是有罪或是需要隐瞒真相，你才存在“有利、不利”的判断，才需要“想”。如果你回答“明白”，至少间接说明你可能是有罪的。
叶子农说：“谢谢。我那点事全是日头之下干的，人证、物证一大堆，甭管有利没利都改变不了事实，没啥可需要想的。”
沈处长说：“那就说说吧。”
叶子农说：“涉嫌嘛，就是你们有疑，疑什么就问什么。”
沈处长并没有直接问叶子农涉嫌组织非法越境的案子，而是问：“你下乡到陕北，对那里的油田很熟吧？”
叶子农说：“也不算很熟，村子离油田百十公里呢，又是山路。”
沈处长说：“你弄了几把破扳手就开汽车修理厂了，利用价格双轨制和油田的内部结算制度，用内部支票套购国家紧缺物资，以高于调拨价几倍的价格转手向黑市倒卖，一年卷走200多万，走的时候连厂子都不要了，有这事吧？”
叶子农说：“乡镇企业找米下锅，怎么能叫黑市呢？一黑市就不叫双轨制了。我给油田修车拿不到钱，只能拿内部支票提实物换钱，内部支票提实物就是调拨价，实物卖给乡镇企业就是市场价，这是双轨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阵痛，我只能适应。”
沈处长说：“好一个只能适应，你也真好意思说出口啊。这个不说你有前科，姑且就算你只能适应，那说说红川劳务输出是怎么回事吧。”
叶子农回答：“就是劳务输出那回事。”
沈处长问：“你的工厂在哪儿？你的劳工都在干什么？你在红川订设备，可最后连一颗螺丝也没运走。”
叶子农回答：“劳工违约跑了，说明违约金收少了，不足以起到遏制违约的作用，所以工厂开不下去了，投资失败了。”
沈处长说：“以你的身份，你觉得这么说话有意思吗？”
叶子农回答：“在您告诉我之前，我还真不知道自己有身份。”
沈处长说：“你在布达佩斯建什么厂不是由匈牙利的市场决定的，是由中国哪个城市适合组织劳务输出决定的。你为什么选择红川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红川有国际机场，航班直接出境，不受异地海关检查，出境有保障，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地方保护主义。”
叶子农说：“所以叫涉嫌嘛，所以柏林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所以要把投资骗局的误解纠正到法律意义的投资成败上来。我告诉他们怎么做是有法律风险的，告诉大家违法的事不能做，要遵守法律，有不妥吗？”
沈处长质问：“不违法你规避什么？”
叶子农说：“同理，不守法我还需要规避吗？您先看看那旮旯有法吗？我守了一个假定的法，守法守到这程度，您告诉我还能怎么守？”
沈处长沉默了片刻，似乎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你可以不回来的，为什么回来了？”
这是一个含而不露的双关语，其指向已经涉及“部长事件”了，如果叶子农有急于政治方面的说明，可能会在“你可以不回来的”这句话上面留意。
叶子农并没有就此把线索延伸到政治，仍然是就事论事，说：“这话好像在说，你可以不守法的，为什么守法了？”
这时一直没说话的黄队长严厉地插了一句：“叶子农，你别太自信了。”
叶子农说：“这您可抬举我了，我哪敢信自己呀，我信法律。咱中国是个劳动力资源大国，就业压力将是一个长期的社会问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于有条件出去谋生的就放他们出去，出路一个是一个，这才叫为人民服务。”
沈处长用手势示意黄队长不要插话，然后平静地说：“你是将军的儿子，你父母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希望你继承他们的遗志，做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叶子农说：“幸亏我有个正义之爹，不然还指不定继承个啥呢。真理靠血缘帮衬，没准儿哪天就面目全非了。”
张志诚在监控室里通过屏幕看红川警方讯问叶子农的过程，监控室里有十几个人，除了技术人员外，还有几位北京市公安局和该分局的领导。
秘书走到张志诚身边，小声说：“问过了，录像资料都准备好了。”
张志诚看了看表，对身旁的秦处长说：“这儿也差不多了，让沈处长掌握点时间。我先回去，20分钟后把叶子农接到我办公室。”
秦处长回答：“明白。”
张志诚跟几位公安局的领导寒暄告辞，几位领导一直送张志诚到门外，司机早已在车里待命了，张志诚和秘书坐进车里，汽车驶离公安局。
张志诚所在的机构位于一条安静的大街上，大门有武装警察守卫，只有符合规定的车辆和人员才可进入。这条大街很宽，却几乎没什么商店，大多是行政机构和社会团体，附近也没有高层建筑，人们习惯地用“行政区”来形容这类地方。
汽车进入大门，绕过花坛，开到纵深处的一幢很普通的三层办公楼。张志诚下车走进办公楼，到了二楼自己的办公室，拿出钥匙正要开门，一位技术科的工作人员手里拿着一盘录像带疾步走了过来，把录像带交给张志诚。
工作人员说：“主任，这是您要的新闻录像。带子已经倒好了，直接播放。”
张志诚接过录像带，对秘书说：“我这儿没事了，有事我叫你。”
秘书和那位工作人员各回自己的办公室了。
张志诚进屋关上门，尽管刚才工作人员已经说了录像带可以直接播放，他还是装进录像机打开电视检查了一遍，看到了所需要的新闻图像，又把带子倒回原位，这才关了机器到办公桌前坐下，倚在靠背上静思，等着叶子农到来。
过了20多分钟，有人敲门，张志诚说：“进来。”
秦处长和焦干事推门进来，秦处长说：“主任，人接来了。”
张志诚起身说：“请。”
秦处长对门外的叶子农说：“叶先生，请进。”
张志诚礼貌地上前迎了几步，却并没有握手的意思，而是伸手对叶子农示意了一下沙发的位置，客气而平和地说：“请坐。”
叶子农就在沙发上坐下。
秦处长和焦干事把叶子农交给张志诚后就退出办公室，关上门。
张志诚从饮水机接了一杯热水放到叶子农面前，面对面坐下，微笑着说：“刚才沈处长的讯问我在场，问你为什么回来了和继承遗志这两个问题，是我请沈处长代问的，想看看你对这两个问题的反应。如果有什么失当，我向你表示歉意。”
叶子农说：“没什么失当，需要问就问呗。”
张志诚说：“我也想说说你，你对红川警方的态度有失当。你是有犯罪嫌疑的人，不能指望警方像贵宾一样款待你。咱要是连这点担当都没有，还出来混什么呀？”
叶子农不紧不慢地说：“同理呀，真有罪的人还允许他百般抵赖，况且我没罪，您不能指望一个有坐牢危险的人跟警察还同志加兄弟吧。”
张志诚笑笑，说：“你看，给你把椅子，你非往下出溜坐马扎。”
叶子农说：“我本来就是个坐马扎的，没敢出来混呢，一直老实巴交过日子。”
张志诚把茶几上的烟缸往叶子农的跟前移了一下，说：“你可以抽烟的。”
叶子农说：“谢谢。”就果真拿出烟点上一支。
张志诚说：“我是经过授权，代表国家机构跟你谈话的。谈话是要有基础的，咱们先来确定一下谈话的基础。咱们人哪，你可以把主义、信仰都抛到一边，但是你不能把你的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到一边，如果把这个都抛到一边了，再漂亮的口号都是他妈扯淡。如果你同意这个观点，尊重宪法要求的公民义务，我们就有谈话的基础。”
叶子农说：“同意。”
张志诚说：“有了这个基础，咱们就好谈。你能回来，作为一个中国公民说明你是遵守国家法律的，对此我们表示肯定和欢迎。NRG联盟在国际场合多次提出反华议案，至少在当前阶段是一个具有反华标志的组织，你作为中国公民被该组织宣布出任政治部长，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我们需要了解情况，表达我们的关注。你可以有自己的政治选择，但只要你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只要你还承认你的祖国，我们对你就有提醒、劝诫的义务。即便你不回来，我们也会去柏林找你谈，总是要谈的。”
叶子农沉静了片刻，抽了口烟说：“不管什么原因吧，总之是我给国家添麻烦了，因为我这点破事耗用了国家行政资源，我很抱歉。”
张志诚说：“态度很重要，事实更重要。”
叶子农说：“我现在宣布：您是上帝了。您全能一个给我看看？”
这话就是说：我被宣布了，我就是了吗？
张志诚问：“NRG联盟不是一个可以随便的组织，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叶子农说：“吸纳人才，壮大队伍呗，只是看走眼了。”
张志诚说：“这不是一个能让人信服的说辞，如果你讲的是桌面上的东西，我需要了解抽屉里的干货。”
叶子农说：“没凭没据的东西拿到桌面上站不住，也不地道，抽屉里的东西只能塞到抽屉里，能拿到桌面的也就不用抽屉了。”
张志诚说：“你应该清楚，如果你符合限制出境的条件，你将被依法限制出境。这不是威胁、恐吓，是法律。我希望你能对自己负责，把事情说清楚。”
叶子农把烟头摁到烟缸里熄灭，说：“那就限制出境呗。如果按疑罪从有的思维，特大偷渡够判重刑了。该我受的我就受，不想受我就不回来了。”
张志诚停顿了一下，平静地说：“真这么有种吗？”
叶子农说：“这跟种不种的有啥关系？没种的人就不配有祖国了？”
张志诚起身去电视机旁边拿来两个遥控器，然后坐回原来的位置，用遥控器打开电视和录像机，摁下录像机播放键，说：“请你看看这个。”
电视里出现了这样的场景：正在日本东京访问的德国NRG世界民主联盟主席举行记者招待会，现场有1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
一名日本记者被指允许提问，这名记者接过麦克风提问，然后由主席台一侧的翻译人员翻译成英语，提问大意是：主席先生，贵联盟不久前宣布侨居柏林的叶子农先生出任德国分部的政治部长，接着就出现了中国警方以涉嫌特大偷渡罪刑事传唤叶子农，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您认为这两者有关系吗？
德国NRG联盟主席是用英语回答的，他说：德国分部与叶子农先生有过接触，这个我是知道的，我们也非常欣赏叶先生的才干。我出访以后得知了后续的情况，据我了解，经办人员认为对叶子农的任命只是个补办手续的问题，在没有叶子农本人签字的情况下就随其他人事任免一起报请总部备案，坦率地说以前也有过这样的先例。纽约总部不清楚任命程序有瑕疵，随即当普通新闻登报了。纽约总部对德国分部的工作瑕疵已经提出了批评，责成我部说明真相，向叶子农先生诚恳道歉。借此机会，我代表德国NRG民主联盟及我本人向叶子农先生真诚表示道歉，并为德国分部的工作瑕疵向公众表示道歉。至于你提到中国警方对叶子农的刑事传唤与部长事件有没有联系，我不了解情况，不便回答。
张志诚关上电视和录像机，说：“如果这是设计好的，是你心里已经有数的，你觉得你的这点有种还值几个大子儿？”
叶子农说：“这不关乎种不种的，剧本就是这么写的，包括了主席先生的道歉和让您这么认为，也包括了让我装爷装孙子都不是。”
张志诚说：“戴梦岩四处托关系，开出天价要捞你，这也是剧本里写的吗？”
叶子农笑笑，说：“您跟梦姐较什么真呀，她识字儿吗？”
张志诚说：“NRG联盟吃饱撑了的？”
叶子农说：“这您得问NRG联盟了。”
张志诚说：“你这个态度，怎么解决问题呢？”
叶子农说：“我人五人六了，一圈儿人都成了婊子，这么划算的事我干不出来，那得缺几辈子的德才能修成啊，我还没修炼到能这么不要脸。”
张志诚说：“如果你真是无辜的，我会对报告做技术处理，不会让你为难的。”
叶子农说：“这里是国家机构，您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官员，我作为公民在这种地方说话是不可以说完不认账的，不用谁来做技术处理，这是一个公民对国家的尊重。”
张志诚沉思了片刻，起身走到办公桌拿起电话，摁了一个号码，说：“我出去，把车钥匙送过来，我自己开。不要保卫，不许任何人跟着。”
放下电话，他掏了下上衣口袋看看有多少钱，然后对叶子农说：“跟我走。”
叶子农跟着张志诚出了办公室，楼道里很安静，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已经下班了。走到楼梯口时，正碰上来送车钥匙的秘书和司机，张志诚接过钥匙也没说话就下楼了，秘书和司机跟到楼下汽车旁，眼看着张志诚开车带叶子农走了。
夜幕已经徐徐降临了，张志诚一出大门就打开了车灯，一路向繁华区行驶。叶子农放下点车窗，点上一支烟，也不问要把他带到哪里。
几分钟后，张志诚平静地问：“想吃点什么？”
叶子农问：“吃的啥饭呢，有说道吗？”
张志诚说：“我请客，实打实我个人掏腰包，绝对不入招待费。”
叶子农说：“哦，那就吃烤鸭。”
张志诚说：“你倒真不客气。”
叶子农说：“下顿饭在哪儿吃还不知道呢，那还不逮住一顿是一顿。”
张志诚说：“不是我抠门，这个点儿吃烤鸭肯定没单间了，大厅里人多眼杂，还是别太招眼了。你再挑个地方，你挑的地方你放心，别说我事先装录音了。”
叶子农说：“那就找个快倒闭的饭馆，清静。”
他们沿街寻找，找到了一家门头气派却异常萧条的饭馆，门口贴着转让的告示，大厅里空空荡荡，服务员们个个都闲得无所事事。他们要了一个包间，随便点了几个菜。
张志诚给叶子农倒了一杯啤酒，说：“这里不是国家机关，我也不是官员，纯粹是私人聊天。咱先订个规则，就是说了不算、说完就可以不认账的规则。再加上没凭没据，这说完就可以不认账就算搞扎实了。”
叶子农说：“你私自把人带出去，万一出点差错你说得清吗？怕是你兜不住吧？”
张志诚说：“你知道这个呀？知道你还黑我？”
叶子农说：“没黑你，你可以公事公办嘛。”
张志诚说：“是孙子我不会放过你，是爷们儿我不会委屈你，不会因为你有不便之隐就不管你死活。国家把我搁这位置不是让我吃干饭的，想不吃干饭就得有点担当。我先把我心里想的告诉你，我今天也有点来气了，我心说：小子，爷今天也犯一回二，我撑着你！我倒要看看你能圆乎个啥人模狗样。”
叶子农说：“没啥说的，那我就圆乎圆乎。”
叶子农从柏林债权人会议到布兰迪来访，从普林斯送邀请函到与乔治总裁见面，从沃尔斯所谓的面试到红川警方传唤……原原本本将事情叙述了一遍，其间除了服务员进来上菜稍有停顿，几乎全是张志诚在听叶子农叙述。
听完叙述，张志诚沉默了很久，问：“你还没看题，怎么就断定乔治错了？”
叶子农反问：“现在让你否定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你需要判断吗？”
张志诚说：“你不能要求每个党员干部都能弄通马克思主义，这不现实。我就基于一个简单的判断，如果别的都行了，中国也就不需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主义了。我和更多的人一样，我们靠信仰，相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能够发展中国。”
叶子农说：“那得先声明，可不是俺对您不恭不敬，这个问题它较真不是，凡是懂的不用问，凡是问的说了也未必懂，越不懂越会觉得说的人装神弄鬼。”
张志诚点点头说：“嗯，你说。”
叶子农说：“凡是能推导出我该签那份合同的原理设置，就必然是有漏的。或者说凡是能推导出错误结论的原理设置，就不可能是究竟的。甭管他的具体设置是什么，都必然是有漏的，只是这么漏与那么漏的区别。乔治设置的相对与绝对的命题，是边见有二，他自己都知道是错的，这个错是个逻辑陷阱，是引导我去承认变与不变的那个命题，只是乔治不知道变与不变的命题虽去二归一了，但也只是出离了边见有二的境界，去二仍着一，并不妨碍一仍有漏，不空嘛。乔治如果出离到了去二不着一，他一定不会叫我去纽约。”
张志诚又沉默了很久，说：“很哲学，这个我一时还不明白，以后慢慢学习。但是整个事件的真伪，我怎么相信你呢？”
叶子农说：“我没要求你相信。”
张志诚说：“回答我的问题。”
叶子农说：“干吗呀？非逼我说难听的话。”
张志诚说：“你哪句话好听了？”
叶子农说：“那您就不用相信了，改行吧，您那脑子不适合干这个。”
张志诚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起身说：“请稍等，我去打个电话。”
张志诚的车停在饭店门口，他走出去打开车门，坐进车里关上门，拿起车载电话拨了一个号码，接电话的是秦处长。
张志诚说：“老秦，记位置……枫树林大街……大富豪酒店……马上布置保卫，人到了就送他回去……回哪儿还不知道，待会儿问他……嗯，不能出任何差错……嗯。”
回到包间，张志诚坐下说：“我叫保卫了，现在这个状态太冒险，约谈期间任何一点小差错都可能会被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政治利用，那可就是真的政治事件了。”
叶子农说：“那还保卫啥，回吧？你该给我搁哪儿搁哪儿。”
张志诚说：“再聊会儿，人到了送你回去。你回哪儿？”
叶子农把戴梦岩给他的字条拿出来，递给张志诚。
张志诚看了一下，说：“我先收着，待会儿还给你，可以吗？”
叶子农说：“可以。”
张志诚收起字条，此刻才稍显放松了一点，他给自己倒了小半杯啤酒，说：“我准备了一堆爱国道理，没用上，我很欣慰。就为这个，我得喝一个。”
张志诚所谓的喝一个，不过是象征性地抿了一口，然后把杯子一蹾，说：“敢情跟政治没关系，就是奥布莱恩打了一张政治牌。他妈多大点事啊，至于下这么重的手，册呐！”
“册呐”是上海骂人的话，张志诚一生气就顺嘴溜出了一句。
叶子农说：“我对总裁礼数不周是事实，奥布莱恩在其位司其职也不为错，扯平了大家都踏实了。我不认为那是总裁的授意，我相信乔治先生不至于就这点气度，这么不经意的绝杀也绝非商人的手笔。这事不能被放大了，怕的就是被民众泛政治化，屁大点事都能给你上升到中美关系或民族大义，这咱哪儿担得住啊。”
张志诚说：“外界会怎么解读？没准儿连悔过书都能给你杜撰出来，这种事到什么时候都是真相不敌想象。如果你需要，可以给你安排个电视访谈，消除点负面影响。”
叶子农说：“我一只蚂蚁无需证，奥布莱恩的存在不可明，证明啥呢？不擦还好，一擦就成真了，连个问号都不是了。这种事就是人有亡斧者，只要这哥们儿找不到斧子，你怎么都是贼。可在这件事里，能让你不是贼的那把斧子是什么呢？就是你得受了，你不受就渡不过去。奥布莱恩是把人给琢磨透了，单从实事求是上说，也算挺马克思主义了。”
张志诚说：“你受了，戴小姐也会连带受影响。”
叶子农说：“梦姐就是个添乱的，那是女人的特权哪，可再特权也得受因果不是？”
张志诚停顿了一会儿，说：“你呀，懒散收敛点，是能为人民做点事儿的。”
叶子农笑笑说：“就我这德行去为人民服务，早被人民揍扁了。”
实际上就在张志诚下楼打电话的时候，这场约谈就已经结束了。两人的谈话已经不再拘于特定的话题。过了不久，他们听到了敲门声。
张志诚一听敲门的节奏就知道是秦处长到了，说：“进来。”
秦处长和焦干事进来，秦处长说：“都布置好了。”
张志诚问：“来了几个人？”
秦处长回答：“两辆车，八个人。”
张志诚把上面有戴梦岩联系方式的字条递给秦处长，说：“带叶先生先下去，给戴小姐打个电话，说我们这就送叶先生回酒店，过会儿请她出来接一下。”
秦处长回答：“明白。”然后对叶子农说，“叶先生，请。”
叶子农跟着秦处长下楼了。
张志诚从口袋里拿出笔和一个不大的电话本，在上面写了自己的名字、工作单位电话和地址，撕下来装好，下楼到吧台结账去了。出了饭馆，看见3辆车都停在门口，除了叶子农之外，其他人都在不同的位置站着。
司机拉开车门请张志诚上车，张志诚说：“我自己开，请叶先生坐我的车。”
叶子农已经坐进一辆车里了，又被叫出来，坐进张志诚的车里副驾驶的位置。3辆车上路了，张志诚的车被护在两辆车的中间，车速不是很快。
车里的气氛很放松，张志诚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说：“我看过你的情况资料，有两个问题一直不太明白，能解释一下吗？”
叶子农说：“您说。”
张志诚问：“你研究马克思主义，怎么去上佛学院了？”
叶子农说：“困在境里出不来了，串门儿找个解，其实跟乔治犯的是一个毛病。佛家讲无所住，不讲唯的，那就应该有它不唯不住的道理。”
张志诚问：“找到了吗？”
叶子农说：“就俩字：出离。一年学了一个字儿，嘿嘿。”
张志诚点点头，又问：“给你父母落实政策的时候，你把补偿款和房子全替父母当党费交了，以你当时24岁的年龄还不能算思想很成熟，你在那么艰苦的地方下乡了8年，眼看就要过上好日子了，你哪儿来的那么高的觉悟？真是觉悟高吗？”
叶子农一笑说：“那咱还是人吗？直接戳块牌子叫圣人得了。那时候愤青，对共产党有怨气，不想沾你们了。父母有他们的信仰，落实政策也是他们的，我不拿他们的好处，也不继承他们的遗志，当时就这么想的。”
张志诚停了一会儿，说：“我是个领工资吃饭的，你要是不嫌我清汤寡水，我很愿意能有你这么个朋友，能赏个脸不？”张志诚说着将手伸了过去。
叶子农说：“捧这么高，还摔死人不偿命，您这没比奥布莱恩厚道到哪儿去。”
张志诚笑了笑，说：“那咱就不赏脸了。我是信仰的，你是研究的，咱坐的都马克思主义的马扎。这个行不？”张志诚再次把手伸了过去。
叶子农也伸出了手，跟张志诚的手握在一起。
宝丽庄园大酒店的位置不是很远，说话间就到了。虽然已经是夜晚，酒店围栏外面仍然聚集着不少娱乐媒体和时事媒体的记者，有中国记者，也有外国记者。几个保安人员在停车场的大门守着，禁止记者进入拍照。娱乐媒体的记者蹲守的目标自然是戴梦岩，而时政媒体的记者则试图通过戴梦岩这条线索获取叶子农的消息。
戴梦岩接到秦处长的电话后提前到酒店楼下等候，这时候她身边已经没有保镖了，只有梁士乔站在她身旁，也有一些酒店的客人远远站在一边观望。
3辆车开到酒店楼下，秦处长等人先下车，对张志诚的车形成了保卫的态势。蹲守在酒店围栏外的记者终于有了收获，闪光灯亮成一片。
车里，叶子农问：“下车吗？”
张志诚说：“等一等。”然后用手敲了两下车玻璃。
秦处长走过来。
张志诚落下一点车窗，说：“把字条给我。”
秦处长把字条递过去。
张志诚接过字条，关上车窗，将字条还给叶子农，沉默了片刻，说：“有句话电影里已经说烂了，可到了该说的时候还得说，你不是孤单的，你身后有祖国。”
叶子农说：“可别这么说，是我给国家添麻烦了。”
张志诚拿出在饭店里写的字条交给叶子农，说：“你要真有我这个朋友，在外面有什么难处别硬扛着，言语一声，也许能帮上点忙呢。”
叶子农收起字条说：“谢谢！”
张志诚说：“红川的案子还没结，我不便表态，就在这儿握个手吧，保重！”
叶子农与张志诚再一次将手握在了一起。
张志诚坐在车里，看着叶子农下车后被戴梦岩拥抱了一下，又与梁士乔握了握手，看着他们三人进了酒店。他知道叶子农什么都清楚，不需要他提醒或建议什么。他望着叶子农渐渐消失的背影，心里游离着一种担心。
乔治难得有闲心看报纸，今天没会客、没会议，案头也没有急需处理的文件，他悠闲地自己到候客室信手拿了几张报纸，候客室的报纸是用来给等待接见的客人打发时间的，他拿了报纸回到办公室，悠闲地坐在办公桌前看报。
但是，一篇有关叶子农的新闻综述搅乱了乔治的好心情。这篇新闻综述篇幅很长，占了整整一个版面。文章转载了大量新闻图片，从叶子农被公布出任德国NRG联盟政治部长到叶子农被中国警方刑事传唤，从叶子农在柏林被记者围堵到叶子农在北京被警方带走。
关于叶子农回国应讯，关于德国NRG联盟主席道歉，关于叶子农被国家安全官员送回酒店……叶子农与NRG世界民主联盟的“部长事件”扑朔迷离，媒体猜测版本不一，有先同意后反悔说，有政治蓄谋说，有价码太低说，有迫于刑事遣返说，有懦夫悔过说，有道歉营救说……每种说法都罗列了自己根据，都有一套自己的推理，而不管哪种猜测，都已经使叶子农的平静生活成为不可能，“平静”被一种力量打碎了。
看完，乔治沉思了片刻，拿起电话对秘书说：“请奥布莱恩来一下。”
几分钟后奥布莱恩来了，走到办公桌近前。
乔治把报纸递给奥布莱恩，问：“这是怎么回事？”
奥布莱恩看了看报纸，说：“年轻人不懂事，需要有人告诉他要懂礼貌。”
乔治说：“我是刚知道的。你呢？布兰迪呢？”
奥布莱恩说：“我不用知道，布兰迪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乔治不满地叹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说：“如果我们是需要别人礼貌的，那么我们的产业也将是需要礼貌的角色，而主角是不需要额外关照的。”
奥布莱恩没吭声，对这个问题报以沉默。
乔治说：“要道歉，这是必须的。”
奥布莱恩说：“当然，这也是一种力量。”
乔治想解释这不是力量，也不是道德，但突然就没了解释的兴趣，说：“好了，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去忙吧。”
奥布莱恩放下报纸，转身走了。
乔治再次拿起电话对秘书说：“尽快跟布兰迪联系上，请他来一趟，马上。”
傍晚，正值晚饭高峰时间，布兰迪驱车来到“老九面王”餐馆，停好车被服务生迎候着走进餐厅，餐馆生意不景气，餐厅里只有不多的几桌客人。布兰迪边走边巡视，希望一进餐厅就看到老九的身影，而老九却并不在餐厅。
布兰迪选了一张桌子坐下，看了看菜谱，对服务员说：“把你们老板叫来，九哥。”
女服务员像是非洲的留学生，操一口不太流利的英语说：“老板在里面忙呢，您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我说吗？也许我可以帮助您。”
布兰迪说：“请叫你们老板来。”
女服务员只好说：“好的，请您稍等。”
女服务员到吧台跟领班说了几句，领班拿起电话。
老九来到餐厅，一看是布兰迪，惊讶道：“哟，怎么是你呀！”
两人礼貌地握握手。
老九在布兰迪对面坐下，说：“你可是稀客，想吃点什么？我请客。”
布兰迪问：“叶先生的事你都知道了？”
老九说：“报纸电视都有看，知道。”
布兰迪说：“奥布莱恩想表达点什么，搞过头了。考虑到我跟你们有些交往，总裁让我来处理这事，一是向叶先生表示道歉，二是希望还能有补救或补偿的机会。”
老九说：“那你找子农啊，找我没用。”
布兰迪说：“打电话的方式不够诚意，不恰当的接触可能会引来媒体更多的猜疑。扩大事态或激化、复杂事态，对大家都不好。”
老九问：“让我带话？”
布兰迪点了一下头说：“是的。你背景简单，媒体在你身上没有文章可做。总裁接见叶先生你是在场的，事实上你也是当事人。最重要的是，我相信你的人品。知道你忙，不会让你白辛苦的，经费我已经带来了，如果签证不顺利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
老九想了一下，说：“既然你说到这儿了，那我也就说了。知道子农出事了，我就想去看看他，签证已经办好了，可总有顾虑。子农你接触过，他这人是有事说事，没事歇着，什么事都来实在的，不是那种问个好的路子。我也帮不上他什么忙，就扛一张嘴过去是不是显得好假呢？我也怕这种时候去看他，会不会是给他添麻烦呢？”
布兰迪说：“欧洲国家不会欢迎一个被他们认为是反对民主的外国人，一些极端组织和个人对叶先生甚至构成生命威胁。中国民众也不会欢迎一个被他们认为是汉奸、懦夫或叛徒的同胞，他们最憎恶这个，那么叶先生的处境就不难想象。美国是移民国家，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要好得多。如果叶先生需要帮助而错过了时机，那不是很遗憾吗？”
老九说：“这两天我要去趟北京，看看生产基地的筹建情况，去柏林的事我得跟合作人商量一下，她给乔治和子农当过公证翻译，要按在场说她也算当事人。我在北京开店，老板去柏林看一个汉奸、懦夫或叛徒这样的朋友，对北京的生意会不会有影响？我得征求一下合作人的意见，起码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吧。”
布兰迪说：“我们希望你是作为特使的身份受我们特别委托去见叶先生。”
老九说：“我见到子农，一定把你的意思带到，这个没问题。我不做特使，不搅和这里面的事，顺便捎个话的事也不用谈钱，当了特使拿了钱，就不是我去看子农了。”
布兰迪沉默了片刻，说：“好像……只能这样了。那就拜托了，谢谢！”
戴梦岩与叶子农出现在首都机场的一幕宣示了她与这个男人的关系，而这个男人曾是国际反华组织NRG民主联盟登报公示的德国分部政治部部长，汉奸婆的帽子就自然落在了她的头上，“汉奸婆”成了她演艺生涯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的标志性事件是正月十五在北京天安体育场举办的元宵节大型文艺晚会，人们对梦姐的失望和鄙视在那一刻爆发了。
正月十五晚上8点整，座无虚席的北京天安体育场灯光暗下，元宵节晚会在一曲节奏感强劲的小提琴齐奏中拉开了序幕，3位著名歌手演唱之后，主持人报出了戴梦岩的名字和她将要演唱的歌曲，主持人的话音刚落，伴奏音乐就响起，戴梦岩走上舞台。戴梦岩不是专业歌手，却曾多次在大型文艺晚会上有过演唱或当嘉宾主持，都是一些不便推辞的朋友或社会关系邀她去捧场的，她的影迷太多了，她的名字就是上座率，以至于她唱得是不是真好已经不重要了，只要能看见她的身影、听到她的声音，就足够了。
然而这一次，一切都变了。
伴奏音乐与观众的骚动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不知是谁怒吼了一声：汉奸婆，下去！这声怒吼像导火索一样引发了更多的人高喊：汉奸婆，下去！转眼间就汇成了数不清的愤怒人群的集体呐喊，虽然也有一部分观众在喊：梦姐，加油！梦姐，我们永远支持你！但是这个声音抵不住成千上万人的集体呐喊，连同伴奏音乐一起被淹没了。
戴梦岩站在麦克风前没来得及说一句话，饮料瓶、各种水果和其他杂物就雨点般地朝她砸来，而挺梦姐的一方与轰梦姐的一方也开始对骂，随时都有可能激化成一场殴斗，负责晚会安全的警察和保安立刻冲向观众区维持秩序，舞台这边梁士乔、阿英、小江和晚会主办方等六七个人也急忙迅速将戴梦岩护送到后台，骚动的现场笼罩着一股恶性事件的前兆。
阿英陪着戴梦岩到更衣室换下演出服，穿上便装出来，见晚会主办方负责人张总、晚会安保负责人赵总和梁士乔等人都聚在更衣室门口。
戴梦岩歉意地对张总说：“张总，对不起。”
张总说：“人没伤着就好，赵总和梁哥的意见是马上护送你离开这里。”
赵总说：“场内几万人，没进场的也有几千人，一旦局面失控后果就是恶性的。”
赵总的话音未落，他的对讲机就传来呼叫，他急忙问：“什么情况？”
对讲机里说：“5号出入口停车场发生群殴，有人受伤。戴梦岩的专车被砸了，后挡风玻璃和两侧车窗全部砸碎，120急救车正在赶来，武警已基本控制局面。”
天安体育场5号出入口是贵宾出入口，主办方为戴梦岩提供的专车就停在那里。
赵总问：“交通情况怎么样？”
对讲机里说：“门口这段马路堵塞严重，交警正在疏导交通。”
张总拿出车钥匙递给梁士乔，说：“让梦岩坐我的车吧。”
戴梦岩说：“不了，我就坐那辆，少砸一辆吧。”
梁士乔也没接钥匙，说：“出去看看情况再说。”
几个人簇拥着来到5号出入口，这里聚集了大量人群，警察、武警、保安已经完全控制了现场，戴梦岩等人一出大门就被警方迎上了。
赵总对警方负责人说：“现在需要送戴小姐回酒店。”
警方负责人说：“好的，请戴小姐坐我们的车，我派两辆警车护送。”
警方负责人很快安排两辆警车和几名警察，戴梦岩和阿英坐进警车里，在交警的协助下从堵塞的马路辟出一条路。在这个过程中人群里仍不断有人在喊：汉奸婆，滚蛋！也仍不断有人在喊：梦姐，挺住！当载着戴梦岩的警车开走时，人群中发出了“哦……哦……”的胜利哄笑和尖叫，戴梦岩就这样离开了晚会现场。
警车开到戴梦岩入住的酒店，在酒店大门口停下。
几名警察下车，一位警察对戴梦岩说：“戴小姐，请多保重，我们就回去了。”
戴梦岩说：“谢谢。”
警车刚走，小江开着那辆被砸得不成样子的专车也到了，就在戴梦岩身边停下，梁士乔裹着一件保安棉大衣从车里出来，小江也穿着同样的棉大衣。
戴梦岩关切地问：“冻着了吧？”
梁士乔脱掉棉大衣放进车里，拿出自己的文件包，对小江说：“停好车别忘了把大衣拿上去，要还的。”然后对戴梦岩说，“还好，不算很冷，赵总把保安的大衣扒了。”
戴梦岩对阿英说：“去餐厅订个包间，中餐西餐都可以，我和梁哥单独吃顿饭。订一张明天去巴黎的机票，要白天落地的。”
阿英说：“知道了，那我去办了。”说完就进了酒店。
小江停好车，抱着两件棉大衣过来说：“梦姐，上去吧，外面冷。”
梁士乔摆摆手让小江先走了。
戴梦岩走到被砸的车前仔细查看，这辆高级轿车已经被砸得伤痕累累，挡风玻璃和车窗完全失去了挡风功能，车里到处是碎玻璃。这是一个符号、一个标志，让她深深地刻在了记忆里。她突然觉得自己很渺小，因为操纵这一切的竟是远在纽约的一只老人的手，而她与怒骂她的观众都只是这个老人要教训一下叶子农的连带效应，她与观众连个角色都不是。
梁士乔等戴梦岩看了一会儿，平静地说：“你在等这个结果。”
戴梦岩说：“我不能确定一定是这个结果，没结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梁士乔说：“这下简单了。”
戴梦岩说：“走吧，我回房间准备一下，一会儿我们去餐厅。”
梁士乔点点头说：“好的。”
戴梦岩回到酒店房间，坐在沙发上休息了片刻，重新化妆，换了一套衣服。这时阿英办完事回来了，告诉她餐厅包间订好了，机票也订了。戴梦岩往梁士乔的房间打个电话，然后就出去了，出门前叮嘱阿英：带小江找个地方吃饭。
戴梦岩出门，梁士乔腋下夹个黑色公文包已经在电梯口等她了，下到一楼，去了中餐预订的包间。这个包间比普通饭店的包间大了很多，每一个角落都彰显着奢华。
服务员问梁士乔：“先生您几位？”
戴梦岩说：“不用管几位，包桌。”
服务员问：“请问什么规格的？”
戴梦岩说：“不用管规格，厨师什么拿手做什么。”
服务员说：“明白。”然后退下。
茶水很快就上来了，接着是啤酒、红酒和几个开胃小菜。
女服务员要给客人倒酒，被戴梦岩制止了，说：“你下去吧，我们有话说。”
服务员就退下了。
戴梦岩亲自倒了两杯酒，端起一杯恭恭敬敬放到梁士乔面前，然后端起自己那杯，两手扶着杯子恭恭敬敬对着梁士乔，诚挚地说：“梁哥，我脾气不好，又不懂事，承蒙梁哥不跟我一般见识，咱们合作了那么多年，梁哥也没少受气，我能有今天真的很感激梁哥。今天我敬梁哥一杯，以前我有什么做得不上路也请梁哥原谅了。”
戴梦岩说完，恭恭敬敬地把这杯酒喝了。
梁士乔没动酒杯，笑笑说：“梦岩，这就给梁哥踢了？”
戴梦岩说：“梁哥，梦姐的时代结束了。”
梁士乔说：“那是你的判断。”
戴梦岩凄然一笑说：“演员嘛，总有谢幕的一天，只是我没想到会走得这么难看。我没用了，如果梁哥拒绝我什么，我不会怪你的，我懂。”
“如果梁哥拒绝我什么”这句话就已经告诉梁士乔，她将有事向他求助。
梁士乔仍旧一笑说：“你都懂了，那梁哥吃什么？如果梦姐可以用时代这个词，那不是结束，是刚刚开始。梁哥这些年鞍前马后，自问没怠慢过梦姐，你不能一抬脚就踢了。叶先生没被抓，情况就逆转了，只要叶先生不是汉奸，你就不是汉奸婆，只要你不是汉奸婆你就倒不了。不管外界怎么猜测，真相终究是真相，等你重返圈子的那一天，你今天这点委屈可就值老钱了。你这杯酒太贵，梁哥喝不起，我还指望跟你发财呢。”
戴梦岩说：“这种时候还往好处想，你敢，我不敢。”
梁士乔说：“不回香港是对的，否则看你的人会把门槛踩破，至于是看朋友还是看笑话就难说了，也没必要去分了。”
这时服务员上来几道菜，戴梦岩和梁士乔都没心思动筷子。
戴梦岩沉静了好一会儿，说：“子农在柏林有危险。”
梁士乔点点头。
戴梦岩说：“我担心子农的安全，自己也想要点脸。不管是汉奸婆还是爱国婆，都知道我是婆了，现在我不是婆才是最大的笑话。”
梁士乔没说话，而是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到戴梦岩面前。
这是一份服装商标转让合同的复印件，该商标在香港、英国、法国都有注册，合同条款已经拟好了，转让金额是260万港币。
梁士乔说：“不能说商标不值钱，也不能说商标值这个钱，值不值要看你需要那份签证的程度了，而且不能保证叶先生到了巴黎之后不被驱逐。”
戴梦岩非常意外，下意识地问：“有把握吗？”
梁士乔说：“联盟道歉，中共放人，然后联盟和中共都保持沉默，营救说、汉奸说、共产主义分子说，哪一说都无从求证，这就是上家肯接这单的原因，如果按营救说叶先生就是联盟的人，既然这个理解能挣钱，那法国人当然就按这个理解了，理解错了再纠正，驱逐就是了。只要不是很烫手，钱不是完全没用的。”
戴梦岩说：“你早就想好了。”
梁士乔说：“于交情于利益我都要想，你就当我舍不得你这棵摇钱树吧。”
戴梦岩看着那份复印的合同，感激地说：“梁哥，谢谢。”
梁士乔笑笑说：“梁哥够意思不是这次办成的，而是上次没办成的，上次为了捞叶先生就差给人磕头了。我不是非要拆散你们才痛快，我倒真希望是我看错了，你跟叶先生的关系总比你嫁到豪门退出演艺圈符合我的利益。”
戴梦岩说：“你觉得子农会去巴黎吗？”
梁士乔说：“以叶先生的为人，只要签证不是问题就没有问题。况且，去是结果，不去也是结果。我最担心的，是叶先生到了巴黎的安全。”
戴梦岩点点头，说：“我懂，只要子农在巴黎出事，我就是祸水。”
方迪提前20分钟来到首都国际机场，一直等到接上老九。
老九一见面笑着寒暄说：“等久了吧。”
方迪说：“没有。来，我帮你拿行李。”说着要去接老九的行李。行李只是一个不大的旅行包，应该只是一些随身用品，并不是很沉。
老九拎包的手本能地退避了一下，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出了航站楼，方迪把车开过来，老九没有直接上车，而是打量了一下车子，这是一辆黑色皇冠3.0轿车，崭新的，还没挂车牌，挡风玻璃上贴着临时牌照。当老九要上车时，方迪马上去拉开后车门，好像是在伺候老九上车。
老九诧异了一下，说：“我坐前面，说话方便。”说着自己拉开车门上去。
方迪发动车，驶离机场。
老九问：“为啥让俺坐后面？对九哥不放心？”
方迪淡淡一笑说：“九哥想哪儿去了，我是觉得后座是领导位置。”
老九说：“哟，这可不像你呀。”
方迪问：“先送九哥去酒店休息？”
老九说：“先去看你买的房子，看看你下了多大决心，然后再看别的。”
方迪说：“那就不顺路了，看完房子还得折回去，看完机器、场地还得再折回来，多了个往返。”
老九说：“哦，那就按顺路的。”
一路上气氛有些沉闷，老九不问话，方迪就默默开车，问话也是问一句答一句。老九察觉到了方迪的情绪异常，也不便多问，就不说话了。方迪把音乐打开，缓解一点由于两人都不说话造成的不自在，就这样一路沉闷着到了雷师傅的机床加工作坊。
汽车开进院里，雷师傅见有人来了就出来招呼。
下了车，方迪客气地介绍道：“雷师傅，这是我们领导，从美国来的，刚下飞机，来看看面条机的情况。”
雷师傅热情地与老九握手，说：“好，好，我带你们去看。”
进了大车间，有3个工人正在各自的车床前干活，其他的车床都没开。模拟手擀面条机的整体框架已经出来了，连动轴和受力板还没装。
老九围着机器看了看，问：“什么时候能转起来？”
雷师傅说：“下个月就能转起来，但那只是传动部分，离能用还需要点时间。”
老九问：“有困难吗？”
雷师傅说：“没困难，就是个工夫。现在用的是报废卡车的曲轴，等定型了以后就改用定做的曲轴箱了，有了曲轴箱其他都简单。”
老九拍着机器说：“我的事就指望它了。”
雷师傅说：“放心吧，保证你能用。要这么简单的东西都做不成，会被人笑死的。”
方迪说：“雷哥，商标申请注册了，我报了‘老雷家’、‘雷哥’、‘雷师傅’、‘雷府’四个商标，看哪一个能通过初审，你再等等。”
雷师傅说：“不急不急，让你费心了。”
老九说：“这次来时间仓促，下次来我请雷师傅出来坐坐。”
雷师傅说：“不用，不用，方小姐跟我表妹是老同学，都不是外人。”
老九跟雷师傅聊了几分钟，话到了，礼数也到了，就说：“雷师傅也挺忙的，我们就不打扰了，那就多辛苦您了，拜托！”
雷师傅客气地说：“我这里条件太差，也没啥可招待的，那我就不留你们了。”
一番客套之后，方迪和老九离开机床加工作坊，继续沿北外环向西行驶。
快到预选的生产基地厂址的时候，方迪说：“九哥，前面路南那个大门就到了。”
老九等车子接近大门了，说：“先不进去，停路边，我看看大的卫生环境。”
于是方迪把车停在路边，而且是路的北边，与大门还隔着一条马路。两人下车，老九举目四望，观察这一带大的卫生环境，毕竟是食品生产基地，如果大的卫生环境不好，那就不是一家企业之力可以解决的问题，而卫生问题对于食品生产企业是关乎生死存亡的。老九看过之后，对这里的环境没有提出异议，或者说还是满意的。
方迪拿出一张北京市交通地图铺在引擎盖上，一边比画一边解释：“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前面有个主干道的路口，往南5公里就是准备租店面的区域，我买的房子也选在了这个位置，先方便管理母店了再说。将来的连锁店选址我认为不必向市中心过于纵深，避免挤成一疙瘩窝里斗，既要考虑人口密度也要考虑半成品的运输路线，尽量选择从外环切入的路线，尽量避免在市中心拥堵的地段穿梭。”
老九点点头，说：“走，进去看看。”
两人上车，方迪在公路上把车调了个头，在大门口停下。院子大门紧锁，门头上“星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招牌还在。
方迪下车拿出钥匙打开门锁，一边介绍说：“这儿原来是一家生产便携收音机的小型乡镇企业，其实就是把外面加工和采购的配件拿回来组装，市场不认这个牌子，关了。这是区武装部的熟人介绍的，院子是村委会的。”
走进院子，老九里里外外看了一遍，院子是长方形的，北侧靠公路是一排平房，依次往西数是传达室、厂长办公室、财务室和3间宿舍共6间房子。西侧是两间大点的房子，牌子上写着材料库、成品库。南侧是两间更大的房子，牌子上写着组装车间、包装车间。
老九看完，站在院子中间环视着说：“不错，不错，组装车间改成生产车间，装12个大灶没问题，包装车间改成面条房，材料库和成品库全改成冷库。”
方迪说：“九哥要是满意，那我就签了。”
老九问：“能签几年？”
方迪说：“最长15年，这是村委会的态度。村主任说了，要不了15年这里就可能变成繁华区了，也许五六年这里就拆迁了。”
老九说：“那就签15年。”
方迪说：“好。”
老九指着那排平房说：“有些能办的事就先办了，像床、铺盖、桌椅、电话。灶具和冷柜你不懂，下次我来办。”
方迪说：“明白。”
看过生产基地选址，方迪开车从主干道的路口左拐往南行驶，走了不到两公里，路西透过围墙看到一片别墅区，一幢幢排列整齐的独立别墅宣示着一个阶层的领地，再往前就到了别墅区的东大门，门头宽阔豪华，写着“北丽别墅”四个金字。
方迪在大门旁边停下车，说：“如果生产场地确定了，再如果母店的位置确定了，我考察了母店与生产基地之间的住宅区，可能这个地方最适合九哥安营扎寨了。”
老九说：“我是来创业的，对本地风俗也不了解，住这样的房子影响好不好啊？”
方迪说：“以中国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北京，别的赔不赔钱我不敢说，就买房子我能肯定不会赔钱，而且能挣钱。九哥是外商啊，九哥的行套也是员工信心的一部分。”
老九说：“先看看母店位置再说吧。”
于是方迪继续往南行驶，走了十几分钟进入繁华区，路口多了，红绿灯也多，到处都是店铺，到处都是车辆、行人，所有国际大都市该有的这里都有了。方迪驶进一条东西走向的商业街，在路北一家名叫“阿林粤菜馆”的餐馆门前停下车。
方迪说：“店面谈了3家，我最倾向这家。这是北京市招商办的朋友给介绍的，这家是国营店，承包期到4月20号，3月31号之前必须定下来，否则就视为放弃。5月1号可以交房，承租3年以下的免谈，承租3年以上的免一个月房租，算给装修时间，装修不管什么规格都不抵扣房租。现在没到营业时间，晚饭可以进去看看。”
老九问：“你为什么倾向这家？”
方迪回答：“因为地段、面积、租金、交通都合适，这么说吧，如果不是很硬的关系是拿不到的，而且你是外资，引进外资是有政绩的。如果我能决定，我宁肯调整生产基地也不放弃这个店面。现在我感觉全世界的商家都往北京挤，找一家合适的店面太难了。”
老九说：“你了解北京的情况，派你来就是相信你。”
方迪说：“我认为尤其这个母店应该争取签到15年。”
老九说：“我没意见，你放手去办。”
看过机器、生产基地、北丽别墅、母店选址，剩下的就该看方迪的房子了。方迪也没再多说什么，继续开车往前走，不远就是丁字路口，汽车左转上了另一条主干道，行驶了一段距离又拐进一条街道，车子进入一个名叫“天街新村”新建小区，在一幢楼前停下。
方迪说：“九哥，到了。”
楼道入口有铁门，需要输入密码才能打开电子门锁。老九在方迪开门时环顾了一下这个小区，应该算一个很小的小区，四幢楼围成了一个长方形，中间是一片花园，像一座被放大了的四合院，每幢楼前都停着几辆中高档轿车，这里的住户构成也可见一斑。
老九跟着方迪上到三楼，一进屋就闻到了一股新房装修特有的气味，全都是新的。方迪没有准备男式软拖鞋，老九也就不用换鞋了，大号的棉皮鞋踩到木地板上咣咣作响，光洁的地板上一步一个脚印。客厅有20多平方米，空空荡荡，只有一张茶几、一组沙发和一个饮水机，茶几、沙发和饮水机上的标签还没来得及拿掉。
方迪说：“九哥先坐，我去拿茶具。”
老九坐下，只把旅行包放旁边，尽管房间有暖气也没脱棉衣，显然没打算久留。
方迪从厨房搬来几个大小不一的包装箱，在茶几旁边拆箱，原来是一套功夫茶具，有竹制茶盘、随手泡、杯子、盖碗、接水桶，完整一套。
老九说：“不用忙了，我就是来看看房子，看看你下了多大决心，看一眼就走。”
方迪说：“那怎么行，九哥到我这儿连口水都没喝上，那我还混不混了？”
老九说：“我还不知道呢，你也喜欢功夫茶。”
方迪说：“哪儿呀，我喝白开水，又省钱又美容。这是专门给九哥准备的，接到你电话我就赶快去买了，领导来视察得有水喝呀。”
老九说：“从一见面我就看你不大对劲，也不好问。”
方迪说：“有压力呗，所以要小心、谨慎，千万别有什么闪失。我这协议也签了，钱也借了，房子车子也都买了，已经是华山一条路了。”
老九问：“你反悔了？”
方迪摇摇头，说：“其实我对九哥是没用的，咱们认识6年了，没见你有什么变化，可你到红川一个月就改变了，像换了一个人，红川那一个月才是对你有用的。”
老九困惑地说：“我越听越糊涂了，咱有话敞开了说行不？”
方迪做出一个勉强的微笑，说：“这还听不出来？我就是告诉九哥，我都明白，知道该怎么做，我这是向九哥表忠心呢。”
老九有点急了，站起来说：“你这是咋了？九哥咋惹着你了？”
方迪迟疑了许久，沉静地说：“我没想到九哥先来北京，我以为你会先去柏林呢。”
老九想了一想，突然明白，说：“你是说我看子农有麻烦了，不，是没用了，就一脚踢开了。你看到我这样对待朋友，你害怕了。”
方迪说：“兔死狐悲嘛，谁能保证自己没点闪失呢？时时刻刻都得保持对人有用，这对任何一个人都有难度吧？某一刻没用了怎么办？换作你不紧张吗？”
老九惊愕地说：“天！你把九哥当成啥人了？”
方迪说：“再往功利点说，咱这摊子马上就要真金白银往里扔了，叶先生那脑子不是咱们能修炼出来的，以后真有事了怎么张嘴？”
老九愣了片刻，突然心里踏实了，也不急了，坐下，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护照，翻到有德国签证的那一页，展开放到茶几上，往前一推说：“你自己看吧。”
方迪腾出手，拿起护照看。
老九说：“你想想子农的事是哪天见报的，看看签证日期，申请签证需要多长时间你是了解的，你自己算算。”
方迪一看，笑了，尴尬而又高兴地说：“哟，九哥，那是我错了，大错特错了！我也就纳闷呢，九哥不是那种人哪。”
老九释然地说：“本来我还对你有顾虑，这下我也放心了。”
方迪放下护照，问：“怎么会对我有顾虑呢？”
老九说：“有人骂他是汉奸，如果我去看他被记者拍到了，那就是汉奸的朋友在北京开餐馆，会不会对生意有影响？影响生意的事你会同意吗？”
方迪坐到一侧的单人沙发上，问：“叶子农是汉奸吗？”
老九说：“不是。”
方迪说：“那咱也按最自利的说，真相总会清楚的，我相信不会很长时间，国家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总受委屈，也不会让一个爱国的女明星就这样断送了艺术生命，而咱的餐馆也不是马上就开业的，也需要时间。即便你被记者拍到了，即便餐馆一时受影响，等将来真相大白了，你九哥就是另一个形象，餐馆的受益一定会大于一时受损。”
老九说：“这个我可没想过，也想不到那儿去。”
方迪笑笑，说：“屋里有暖气，你先把棉衣脱了。我这就把茶具洗出来，好好给九哥敬杯茶，这回不是巴结领导，是给九哥赔不是。”
老九脱下棉衣放到一边，过去给方迪帮忙，把茶盘、导水管和水桶装好，把随手泡电热壶的底座通上电。方迪到厨房洗好电热壶、杯子、盖碗，拿出铁观音茶，又用一只新水壶从饮水机上接了大半壶纯净水。一切准备就绪，就可以烧水泡茶了。
泡茶自然是老九的事，在等烧水的工夫，老九说：“来之前，布兰迪找过我。”
老九三言两语把布兰迪来找他的情况大致讲了一下。
方迪听完，说：“这个表态只有态度意义，没有实际意义。九哥是了解叶先生的，你觉得他会去求助美国人吗？”
老九说：“不会。那我也是美国人。”
方迪说：“你是持美国籍的中国人。”
老九笑了笑，说：“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顾虑，子农这人啥事都讲来真的，我又真帮不上他啥忙，就扛一张嘴过去也没实际意义，假不假呀？”
方迪说：“你去看朋友，这就是真的。你没拿布兰迪的钱，这也是真的。”
这时水烧开了，老九娴熟地泡茶、洗茶、再泡、打沫，一道盖碗倒出两杯茶，用茶杯夹子分别将两杯茶放进茶托。
方迪双手拿起茶托，举着这杯茶敬给老九，说：“九哥，我错了，给你赔不是。”
老九挥挥手说：“哎哟，行了，你折腾啥呀！”
方迪嘿嘿一笑说：“那九哥原谅我了？”
老九再次挥挥手说：“啥原谅不原谅的？喝你的茶吧！”
于是，之前的沉闷就在老九的挥手之间烟消云散了。
方迪喝了一口茶，沉静了片刻，说：“九哥，可能我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对有些事会比较敏感，要是有什么话说得不合适，九哥别介意啊。”
老九说：“哟，你用这方式开头，估计这事小不了。没关系，你说。”
方迪说：“叶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么多年，应该有不少笔记之类的东西，以他现在的处境，你觉得这些东西放在他身边安全吗？”
老九想了一会儿，说：“你这一说还真是个事呢，可我跟他提这事……十有八九会碰个钉子，他这人吧……咋说呢，好像啥都不在乎。”
方迪说：“他不在乎，你作为他的朋友也不在乎吗？其实谁都看得出来，叶子农的处境是有危险的，万一他有不测……我不该说这个……古今中外，好多事当时都不算个事，可以后就成了说不清的事。文稿、笔记是最能说明这个人的证据。”
老九也显得紧张起来，说：“你越说我越觉得这事严重了。”
方迪说：“这些东西和他的人一样，随时都有可能遇到不测。你左右不了他这个人，但是把他最重要的东西转移出来是能办到的，既然他不在乎，那东西放在柏林与放在北京是一样的嘛。你能把人带回来最好，房产委托律师、侨会、使馆都可以处理。如果人带不回来，至少也得把笔记带回来，带上东西直接飞北京，不能带到美国。”
老九看着方迪许久，说：“这些事你考虑很久了吧？”
方迪笑了笑，说：“九哥这么器重我，那我还不得好好表现哪。”
老九说：“到底是那种家庭出来的，考虑问题是不一样啊。”
方迪马上转移了话题，问：“九哥，房子你都看了，你看我这决心够不够啊？”
老九说：“这房子也就百十平方，说不上雄心壮志，还行吧。”
方迪说：“我觉得已经很过分了，开40万的车，住这么大的房子，不得了呢。钱只花了一半，还有一半存银行吃利息了，也不能为花钱而花钱哪，起到制约的目的就行了。”
老九说：“这次来看了看，很好，一看就是动真格的了。”
方迪说：“九哥，我什么事有过假的？再说从签字借钱的那一刻就动真格的了，怎么现在还存在动真格的问题？”
老九说：“谭瑞华来找过我，了解你的情况。如果谭董事长要承担你的违约责任，是完全有能力的。”
方迪明白了，问：“他怎么找到你的？”
老九说：“没问。”
方迪说：“虽然我不是军人，但骨子里流的是军人的血，没有言而无信那一说。”
老九问：“商标的事有消息吗？”
方迪回答：“已经申请了，初审需要点时间，在等。”
老九说：“我那边再有一个月操作流程和量化数据就差不多了，既然店面和生产基地已经定了，那就按你的建议买套房子吧，去生产基地也方便。”
方迪说：“九哥的车先不买呢，外资有优惠，等注册了公司看免税额多少再说。”
老九说：“你理解见路不走，知道咱要咋挣钱的原理，除了灶具、冷柜这些比较技术的东西，其他的你都放手干。”
方迪点点头，说：“我听九哥的。”
老九看着房子说：“看样子还没住人呢。”
方迪说：“就这两天吧，抽空把冰箱塞满就行了，得吃饭哪。”
老九问：“你家人怎么看这事？”
方迪说：“他们只知道我实习，我说我给九哥的纽约公司当实习总经理呢，这也是事实呀，其他他们不知道，我想等摊子正式铺开了再跟他们谈。”
老九说：“这可不是小事，要早谈。”
老九并没有察觉方迪自从谈完了叶子农的事就不着痕迹地转移了话题，不知不觉谈起了筹建公司的事。
梁士乔带着一位姓潘的香港律师匆匆飞抵巴黎，一出机场就直接去见戴梦岩。
出租车在梅里斯坦街17号公寓停下，梁士乔和律师分别向门卫出示身份证件，门卫打电话与3楼5号户主戴梦岩核实后准许他们进入。戴梦岩已经在门口迎候了，见面后几句简短的寒暄，3人在客厅落座。客厅依然是以前的样子，空荡荡的，只有一张长长的西式餐桌和十几把椅子，3人就坐在餐桌的一端。
潘律师拿出一份合同和笔一起递给戴梦岩，说：“合同是梁先生与对方商定的，我不能回答您任何问题，我的职责只是见证合同上是您的亲笔签字。”
这是一份服装商标的转让合同，该商标在香港、英国、法国都有注册。买一个无从估价的商标，这就是付款方式了，合同上的金额就是为叶子农办理法国入境签证的价码。戴梦岩接过合同看了看，内容、金额与梁士乔之前在电话里通报的一致，于是她在一式三份的合同上分别签上自己的名字。
潘律师看了一下三份签名，取出一份递给戴梦岩，说：“我需要打个电话。”
戴梦岩说：“您请。”
潘律师拨通了香港电话，只说了两个字：“签了。”说完就放下电话。
梁士乔说：“梦岩要求这事快办，我就不留你了。”
潘律师说：“我现在就去机场，赶最快的班机回香港，一刻也不耽搁。”
梁士乔只把潘律师送到门口，看着潘律师下楼了，关上门。
戴梦岩问：“你刚下飞机，要休息吗？”
梁士乔说：“不要。”
戴梦岩说：“好，我给雷蒙诺公司打电话。”
戴梦岩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说：“是埃弗拉先生吗？我是戴梦岩，我的经纪人到了巴黎，想和你们谈谈……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现在……嗯，好的。”
戴梦岩放下电话说：“一小时后在埃弗拉的办公室见面。”
戴梦岩驱车十几分钟来到一座办公大楼，在停车场停好车两人进入大楼，乘电梯上到6层在东侧走廊看到了雷蒙诺安保公司的牌子，沿走廊有5间雷蒙诺公司的办公室，根据不同业务范围分为几个部门，每间办公室的标牌都由法、英两种文字书写。雷蒙诺公司是巴黎的老牌保安公司，公司大部分员工都是特种部队的退役军人。
戴梦岩用英语介绍说：“这位是埃弗拉先生，这位是我的经纪人梁士乔先生。”
埃弗拉与梁士乔握手互用英语问好，3人围着办公桌坐下。
埃弗拉50多岁，举止沉稳，拿起戴梦岩提供的材料说：“戴小姐，我们把您提供的情况和要求归纳了一下，主要有三点：一、当事人到了巴黎以后基本不出居所，只有特别需要的时候才偶尔外出，护卫重点集中在当事人的居所安全。二、不能干扰当事人在居所的正常生活。三、对当事人的保护要隐秘，不能公开。”
戴梦岩点点头。
埃弗拉从手里的材料抽出一张某家房产公司的售房广告，说：“这是您提供的计划要买的房子，我们实地勘察了这幢房子，如果按您的要求，既不能在室外设明岗也不能在室内布置人手，还要达到有效保护当事人的目的，我只能遗憾地告诉您，这是不可能的。您可以到任何专业机构咨询，以这幢房子的结构和周边环境，没有人可以做到。”
戴梦岩说：“我只是和房产公司接触了一下，能不能买要由安全评估决定。”
埃弗拉说：“如果戴小姐不坚持独立式建筑，在房屋面积、私人花园、郊外景色等方面可以做些妥协，或许公寓式建筑比独立别墅更适合当事人的情况。”
戴梦岩说：“公寓管理公司的安保级别与专业保镖公司是不一样的。”
埃弗拉说：“公寓安保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物业管理公司自行招用保安员，一类是由物业管理公司委托保安公司执行安保。前者安保级别一般，管理费不高，适用绝大多数普通公寓。后者安保级别很高，管理费也高，适用个别高级公寓。如果戴小姐可以考虑这类公寓，当事人的居所安全是完全有保证的，有效利用公寓的公共安保资源，既达到了隐秘保护的目的，又节省了一大笔保镖费。当事人偶尔外出的安全可以单独处理，一事一谈，根据每次外出的具体情况制订临时护卫方案。在这里我有必要说明一下，外出护卫只能做到尽可能隐秘，但要完全不被人知是不可能的，至少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如果当事人不想被人看到身边有保镖，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外出。”
梁士乔问：“您说的那种公寓怎么去找呢？”
埃弗拉说：“据我所知，由我们公司负责安全的派拉姆公寓就有3套这样的房子，其他公寓也有。当然我不是卖房子的，你们需要和房产公司联系，我只能提供一些情况。不管你们选择雷蒙诺还是其他保安公司，当事人的居所安全和外出安全最好是同一家公司，便于信息沟通和协调行动，效率高，保密性更好。”
戴梦岩问：“可以介绍一下派拉姆公寓的房子吗？”
埃弗拉说：“派拉姆公寓地处巴黎繁华区，被称为堡垒式公寓，抗震、防爆、安保设施都是一流的，从大门、电梯、走廊到住户，有多重身份识别系统和紧急隔离装置，住户之外的每个角落都有24小时监控。如果委托人和公司签有协议，未经委托人的允许没有人可以接近当事人，就是说即使当事人允许也是无效的，我们只对委托人负责。公寓现在有3套房子在出售，其中A座4楼的一套可能更适合当事人，房子有300多平方米，防弹门窗都是经过二次改造的，邻近建筑能够对房间形成有效射击点的位置最短距离也有500米，可以这样说，只要当事人在房子里就是绝对安全的。”
戴梦岩问：“原来的房主是什么人？”
埃弗拉回答：“抱歉，在房产管理公司没有向您透露相关信息之前，我不能回答涉及客户私密信息的问题，我只能这样回答您，派拉姆公寓从一落成就由公寓管理公司委托雷蒙诺公司负责保安，这套房子住的都是有身份的人，从没发生过火灾、凶杀、盗窃，如果用人来形容就是没有任何不良记录。派拉姆公寓是地标建筑，您可以先去看看公寓的建筑风格和地理环境，如果有意向您可以和房产管理公司联系，他们会安排您看房子。”
戴梦岩说：“我还真不知道那个地方，麻烦您给写地址好吗？”
埃弗拉写了一个地址交给戴梦岩。
戴梦岩起身告辞，说：“谢谢埃弗拉先生，我们看过公寓再跟您联系。”
离开雷蒙诺安保公司，戴梦岩和梁士乔按照地址去了派拉姆公寓，先是开车在公寓周围有道路通行的地方察看了一遍，然后停下车步行走到大门一侧，透过栏杆观望。
派拉姆公寓坐落在一条繁华大道上，白色基调集现代与传统于一身，整体建筑设计简约而富有品位，几乎看不到纯装饰性的刻意营造，每个细节都是基于实用的自然之美。公寓前面正对大街，只是与大街之间还隔着一片花园广场，在这个黄金地段尤其显得奢华。公寓附近聚集了许多顶级品牌的奢侈品店，从饭店、酒吧到时装、美容，应有尽有。公寓大门有几个保安，花园广场和每个楼座入口也有保安。
戴梦岩望着公寓说：“看来独立式建筑是不可行的，房子周围整天站几个保镖，子农肯定不干。只要这里的安全确实可靠，我觉得埃弗拉的建议可以考虑。”
梁士乔点点头说：“地段不错，将来不愁出手。”
戴梦岩看了一眼梁士乔，显然对“将来不愁出手”不大爱听，好像房子还没买就已经为她和叶子农分手做准备了。
梁士乔说：“这房子总要卖的，叶先生是什么人你了解，就算你得手了他也不会跟你住这种地方。”
戴梦岩不吭声了。
梁士乔问：“你跟叶先生联系了吗？”
戴梦岩说：“没有，要等签证和房子定下以后才能联系。”
梁士乔笑笑说：“那和绑架还差多少？”
戴梦岩说：“签证是诚意，房子也是诚意，怎么能说是绑架呢。”
梁士乔说：“仓促买房，难免有考虑不周。我的意见，不在这上面纠缠。我说过，叶先生没被抓，情况就逆转了。只要叶先生的安全不出问题，一套房子怎么赔赚都是赢。”
戴梦岩说：“我就没想过输赢。”
梁士乔说：“今天时间不够了，明天吧，明天联系看房。”
戴梦岩说：“那我送你去酒店。”
看过派拉姆公寓和周围的环境，时间已是下午5点多了，戴梦岩送梁士乔去酒店办理住宿手续。这家酒店离戴梦岩的住处不远，梁士乔已经多次入住了，很熟悉。
到了酒店，梁士乔在总服务台办理住宿，戴梦岩就坐在大厅休息区的沙发上等着。
一会儿，梁士乔走过来坐下，把房卡和包放到小茶几上说：“办好了。”
戴梦岩问：“晚上想吃什么？”
梁士乔说：“随便吃点什么，早点休息，这几天事多着呢。”
戴梦岩说：“你把阿英的薪水结了，再给个红包，替我多说点感谢的话。”
梁士乔说：“你需要有人照顾。”
戴梦岩说：“子农能把黑衬衣穿成白的，我现在是要照顾人，不是被人照顾。”
梁士乔说：“好吧。”
戴梦岩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说：“你下次来不定什么时候呢，这个你收着。”
梁士乔接过一看，竟是一份遗嘱，大概内容是：如果戴梦岩遭遇不测，戴梦岩的遗产分成3个等份，父母、慈善机构和叶子农各分一份，委托梁士乔受理，支付梁士乔10%的受理费。遗嘱除了戴梦岩的亲笔，还在每个重要表述上面加盖了指纹，真实无疑。
梁士乔并不感到意外，平静地问了一句：“就算你死了，你觉得叶先生会接受吗？”
戴梦岩回答：“不会。”
梁士乔说：“那还有意思吗？”
戴梦岩说：“我要让人知道，在我活着的时候叶子农是我的。”
梁士乔微微点点头，这才明白了戴梦岩的用心。
戴梦岩说：“除非我真的死了，这文件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传出去我就成了笑话，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
梁士乔说：“巴黎是国际大都会，看看报纸就知道各种极端势力有多少，谁也不敢说叶先生来巴黎没有危险。如果袭击目标不成，转而迁怒你不是没有可能。”
戴梦岩一笑说：“在和平年代还有机会为正义而死，梦姐就成传奇了。”
中午，叶子农在柏林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已经没有记者尾随了。
回到柏林已经半个多月了，刚回来的几天总是一出门就会被蹲守的记者包围，叶子农也就纳闷了，这么冷的天他们是怎么坚持的？叶子农既没有刻意躲避，也没有刻意纠缠，而是像平常一样生活，该待在屋里就待在屋里，该出去吃饭就出去吃饭。对于记者的追堵，他的对策是沉默，任凭记者使尽招数就是一句话不说。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记者总榨不出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渐渐蹲守的记者就少了，再后来就没有了。如果说刚出事的那几天他还不适应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逐渐适应了，毕竟他对这一切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餐馆不大，顾客却不少，不到100平方米的餐厅里还显得有些嘈杂。叶子农要了一盘意大利面，独自在一张餐桌吃饭。叶子农不知道，旁边桌子的一个欧洲男子一直在看他，想必是从电视新闻的记忆中认出了叶子农。这个男子和女朋友吃过饭要走时，就在经过叶子农身边的这一刻，男子突然站住了，把刚擦过嘴的一团纸巾故意扔进叶子农的盘子里，然后鄙夷与挑衅地瞪着叶子农，等着叶子农的反应。
叶子农抬头看了一眼，平静地用手把那团纸巾拿开，继续吃饭。
男子带着女朋友扬长而去，临走还用英语而不是德语扔了一句：“垃圾！”
吃完饭，叶子农开车回家。
由于记者都撤走了，诺伊瑟尔街叶子农租住的那栋楼附近又恢复了以前的常态，楼前的路两边没有那么多车了，也没有人围观了。叶子农开车快到往常的停车位时，忽然看到路边人行道上站着一个眼熟的身影，再近一点看清楚了，那人竟是老九。
叶子农下车后既没跟老九握手也没寒暄，而是责怪地说：“哎哟，九哥，你也不看看这都啥时候了，你这个时候来不是没事找事嘛！”
老九笑着说：“啥时候？我想看朋友就来了，不用偷偷摸摸。”
叶子农问：“还没吃饭吧？”
老九说：“我没心情吃。你呢？”
叶子农说：“我刚吃过。”
老九说：“电话没人接，想着你就是吃饭去了。”
叶子农说：“那先找个地方吃饭吧。”
老九说：“我找你有事，这会儿真没心情吃饭。”
叶子农说：“那也得吃饭哪。咱别在这儿傻站着，别一会儿再把记者招来了。”
老九说：“上楼吧，先说事。”
叶子农只得带着老九上楼了。
屋里还是原先那个老样子，没有比以前更脏乱，也没有比以前变干净，至少从屋里的状态还看不出最近的事件对叶子农的生活有多大影响。老九进屋放下旅行包脱了棉衣，看大茶缸里有剩茶根，就拿起茶缸去厨房倒掉，这时叶子农正在厨房准备烧水，怕老九不熟悉倒剩茶的程序，就接过来用专门的小笊篱把茶叶滤出，这样就不会造成水道堵塞了。
叶子农边干活儿边问：“啥事这么当紧？”
老九说：“先说点杂事吧，布兰迪找过我，林雪红也找过我。”
老九把布兰迪找他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
叶子农听完，说：“你转告布兰迪：一、谢谢。二、这事过去了。”
老九说：“布兰迪从新闻一出来就应该知道怎么回事了，可他一直没吱声，直到乔治干预了他才有反应，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叶子农说：“布兰迪不清楚内幕，顶多有点怀疑。如果是总部策划的，他汇报上去有意义吗？如果跟总部没关系，他上报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就算我需要他帮忙，我跟布兰迪啥关系？还远没到两肋插刀吧，咱凭啥要求人家。”
老九说：“这么一说也是。再就是林雪红托我问问，看能不能来看看你，她说如果不是因为她的事你也落不到这种地步，她挺过意不去的。”
叶子农说：“你转告她：别这么抬举自己，她没这么大能量。”
老九一怔，说：“这太伤人了吧？”
叶子农说：“哦，那就让她一直内疚着，这咱心里就踏实了？”
老九想了一下，说：“嗯，嗯，我明白了。”
叶子农干完碎活儿，从冰箱里拿出一个袋装的小面包和两个白球形的奶油巧克力，用餐刀把面包切成两瓣，将两个奶油巧克力塞进去，压扁，递给老九，说：“先垫两口。”
老九咬了一口，满意地说：“你可真会吃啊。”
叶子农说：“巧克力是戴梦岩送的，我哪儿会买这种东西。”
老九笑笑，说：“俺想说又不敢说呢，行啊你，给梦姐弄到手了。”
叶子农说：“嘿，咱再不自量，也没昏头到敢打梦姐的主意。这回是梦姐走眼了，愣把一块土坷垃看成巧克力，啥眼神啊。咱是豪门宴上的土包子，甭凑，凑到一块都别扭。”
老九嘿嘿一笑。
老九几口就把小面包吃完了，洗洗手，两人到了客厅。这次叶子农不让老九坐那只塑料凳子了，而是把木凳子让给老九。
叶子农问：“啥当紧的事？”
老九说：“你还问我？你不知道你现在有危险吗？咱一竿子戳到底吧，我是来盯你回北京的，你不走我就在这儿跟你耗着，红川我已经耗过一次了，也不稀罕了。”
叶子农说：“九哥，你这么惦记兄弟，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说谢太轻薄……可你真不该这个时候来，特别是你要在北京做生意，你跟个汉奸扯在一起能有啥好果子？九哥也别嫌我说话难听，我这儿的事真不是你能操心的。”
老九说：“我想等你光鲜了沾你光，这中不？我知道你不是孬种，可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这不是来了嘛，咱有个台阶就下来，没人说你胆小鬼。”
叶子农笑了，说：“九哥，咱不是好汉，不管是眼前的亏还是将来的亏，只要是该咱吃的亏咱都吃，咱就是做胆小鬼也得做个童叟无欺的不是？不用谁给顺个梯子。”
老九说：“不是好汉，也不在乎孬种胆小鬼，那就更没啥了，赶快离开这里。”
叶子农说：“也不赶快，也不赶慢，平常就行。居留快到期了，正常的话当局是不会再给延续了，到那时候我就滚蛋呗。”
老九不解地问：“那你在这儿耗啥呢？跟谁耗呢？你不知道你有危险吗？你这么好使的脑子咋这点事看不明白呢？”
叶子农不说话了，点上一支烟静静地抽烟，想着什么。
老九着急，催促道：“说话呀。”
这时厨房里的水烧开了，传来蜂鸣的声音。叶子农把大半支烟搭在烟灰缸边上，却并没有去厨房，而是去了卧室，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两张纸过来递给老九，这才去厨房。
老九一看，惊呆了，竟是叶子农的遗嘱。遗嘱一式两份，内容都一样，分别用中文、英文和德文书写，老九看不懂德文，但英文和中文都看懂了。遗嘱很短，内容是：
如我有不测，不要留骨灰和墓地，就让我顺烟囱飘了，请尊重我这个愿望，谢谢！
叶子农 1992年2月7日 柏林
叶子农到厨房冲了一大茶缸茉莉花茶，端到客厅，倒上两杯，这情形似曾相识，几乎就是两人去年秋天在北京四合院聊天的翻版，但此时的老九却一点也没感到亲切。
老九拿着遗嘱愠怒地说：“你傻呀？还是匹夫之勇？”
叶子农从烟缸拿起已经燃了一大半的烟抽了一口，说：“不想拿出来的，这不是被你逼得没辙了嘛，这东西也只是预备万一的。”
老九发火地问：“可你为啥呀？跟谁呀？”
叶子农说：“跟谁都没关系，也不为啥，就是个人的一种态度。你跟赵一曼说：别打鬼子了，要丢命的。你跟贪官说：别贪了，要杀头的。有用吗？没用。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价值观里，我也一样，我就这德行，只能这副德行活，由不得自己。”
老九问：“你啥德行？”
叶子农说：“我认为，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与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极端主义，不是恐怖主义，不是歪说、邪教，是社会科学，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现和解释，是认识事物的方法，是讲因果、讲实事求是。如果因为认同马克思主义就得被吓得缩起来，我会觉得羞耻。这不是跟谁斗争，这只是我对这个事物的态度，如果这个态度必须得以支付生命为条件，那就支付好了。所以说，也不赶快也不赶慢。赶快，是被极端主义吓倒了，揣上个这心病过日子，那还过个啥劲呢？赶慢，是成心去找死，咱干吗非跟活过不去呢？咱不是找死的也不是找活的，咱是过平常日子的。再往大点说，咱不是过好的也不是过坏的，咱是过条件可能的，包括了价值观的这个条件。”
老九说：“那还是没排除危险嘛！”
叶子农说：“我不否认有一定概率的危险，但是也别放大了。人类死于交通意外和不良嗜好的数字要远远大于谋杀，人就不生活了？危险不是来自民主、爱国，而是来自打着各种漂亮旗号的极端主义。不管是民主的极端主义还是爱国的极端主义，不管是种族的极端主义还是宗教的极端主义，都是极端主义。极端主义就是欧洲独有的吗？不是嘛，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可能有极端的人、极端的事。”
老九沉默了，他无法否定叶子农的观点，也就无从说服叶子农。老九并不知道布兰迪曾经用过一句话评价叶子农：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头脑的傻瓜。但是此时此刻，他心里想说的正是这句话。他从叶子农身上感到了一种精神，一种气场，却又说不清，道不明。
叶子农说：“九哥，你硬要耗着，我也赶不走你，但是耗着没有意义，咱们之间起码的尊重总得有吧。你来了，心到了，兄弟心里已经温暖了。”
老九沉默了很久，明知无望却又无法放弃……终于说：“好吧，我走。你把你的笔记交给我带走，所有的，放到北京保管。”
叶子农笑了笑，说：“九哥，咱得弄明白一件事，咱是看客，不是实践者，坐在观众席上说三道四总比实干来得简单。那些笔记只是个人认识的形成过程，很个人的东西，没你想的那么重要。”
老九说：“重不重要我不懂，我就是留个证据证明你是什么人，你不反对民主，也不是汉奸。你连遗嘱都写了，我也就不避讳啥了，我这也是预备万一。”
叶子农说：“现在是敏感期，本来没事，你这一带就有可能被海关歧读了，只要被歧读就会被放大，媒体一炒又成了政治事件，你说你是帮我呢？还是给我找事呢？”
老九一听，语塞了，他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叶子农想了想，说：“本来我是听天由命了，九哥既然来了，那就帮我个忙吧。”
老九问：“啥忙？”
叶子农说：“我把东西寄到北京，你去取，怎么保管随你了。我觉得当局不会再给我延续居留，提前打理自己的东西，这很正常。我邮寄自己的东西没事，你单独携带是非人物的有明显政治色彩的东西，就可能有事。”
老九点点头说：“嗯，有道理。”
叶子农说：“我要没事，这些东西对我个人很重要，咱就这点嗜好。万一有事了，这些东西就由你处置，销毁可以，你愿意保存也可以，但是有个原则：不能公开。”
老九不解了，说：“为啥不能公开？不公开怎么证明你？汉奸，反民主，这是多臭的名声啊，人都没了还背个臭名？”
叶子农说：“于公于私，都不能公开。”
老九则说：“于公于私，都应该公开。”
叶子农说：“于公说，经过‘部长事件’这么一折腾，那个叫叶子农的人俨然已经是理论专家了，专家有影响力，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说完就算了，就得有点社会担当了。问题是那些碎纸片的文字仅仅是我的个人认识，或者说仅仅是我的认识能力所能认识的，对错咱都自己揣着，不妨碍谁。一公开就不同了，多少都有点影响性，而咱的观点未必是对的，或者在某一点上是对的，放到宏观大得失上就可能是错的。我还是那个观点，坐在观众席上说三道四总比实干来得简单。要知道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都是在舆论引导下完成的，大众不可能个个都具备独立、精透的辨别能力。咱既然被扣了个专家的帽子，就不能随便说话了，咱既不能干扰正确的，也不能误导认识能力比咱还不如的，这是一个能被称为专家的人起码的社会良心。如果是听天由命，那我身后的事是不可控的，我没办法。如果你九哥肯帮忙，那就是可控的性质了，就得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个人臭不臭名的还算个啥？”
老九问：“那于私呢？”
叶子农说：“于私说，你把这些碎纸片抖出去，没人理睬还好，一旦有人理睬，你就算把兄弟扔进长矛大刀的圈子了，愤青骂、反对的骂，只要是看你观点不顺眼的都会骂，你说俺这人都没了你还不让俺清静清静。”
老九沉默了，沉默了很久……终于又拿起那份遗嘱，说：“你要么把这个撕了，要么重写。不是俺心地歹毒，你就写了一行字，写给谁呢？”
叶子农说：“这么有违习俗的事写给谁合适啊？谁赶上算谁的。”
老九说：“就算真有事，连块墓地都不留，要那么绝吗？”
叶子农笑着说：“都挺忙的，不来吧显得不仗义，来吧你说有啥好看的？你不弄束花我也知道你惦记我。你又能管我几年？将来没人管了，俺这荒凄凄的更可怜。”
两人正在谈遗嘱和笔记的事，忽然听见门铃响了。
叶子农走过去拿起话筒，用德语问：“谁呀？”
来人讲的是纯正北京话：“我们不是记者，是NRG民主联盟的，找你有事。”
叶子农就用普通话回答：“家里有客人，请改天吧。”
来人说：“我们可以在下面等，就几句话的事。”
叶子农想了想，还是打开了单元门。不大会儿，随着上楼梯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叶子农把房门也打开，等着来访者。
来了两个人，一个40多岁的样子，瘦瘦的，戴副眼镜。一个20多岁的模样，身材比较健壮，皮肤略黑一些，也戴着一副眼镜。
年龄大点的这人一见面就介绍道：“我是张立波，大学教授，之前在北京就职。这位是郑楠，之前在北京读大三。”然后看看老九，问，“这位是……”
叶子农说：“朋友，来看房的。”
张立波问：“要处理房子吗？”
叶子农说：“居留还有几个月就到期了，该打理的打理一下。”
张立波说：“如果你能有一个正确的表态，我认为续签的可能还是很大的。”
叶子农拿出两个塑料凳子摆上，说：“坐吧。找我有什么事？”
张立波看了一眼凳子，说：“不坐了，站着说吧，就几句话。”
这时郑楠以严厉的语气说：“哎，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呀，让联盟给你道歉？”
房间里的气氛从这一刻起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叶子农看了看郑楠，说：“我要有那权力，轮不到您能这样跟我说话吧？”
张立波说：“我们是NRG民主联盟外围组织的，不代表NRG联盟。我们对你的行为有看法，特意来找你理论几句，要让你知道在国外的华人里还有我们这样的声音。”
原来这两个人不是NRG民主联盟的，而是打着NRG联盟的招牌来敲门的，这让叶子农不免有种被欺骗的感觉，却也没计较，说：“您别这么抬举一只蚂蚁，我能管的只是我一只蚂蚁自己的事，我没去试图影响谁，也没请求谁来给我醍醐灌顶。”
张立波说：“国家兴亡，匹夫尚且有责，况且你这个理论专家？根据我对政权周期率的研究，中共政权的气数已尽了，必然被民主制度所取代。”
叶子农回应了一个字：“哦。”
张立波说：“民主是历史发展潮流，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叶子农又回应了一个字：“哦。”
郑楠插话说：“联盟给你道歉，你不觉得羞耻吗？看看你的祖国吧，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道德沦丧，信仰尽失，到处是权钱结合，到处是贪污腐败，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细胞已经坏死，中国正在走向崩溃，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
叶子农仍然回应了一个字：“哦。”
叶子农的“哦”把张立波和郑楠给激怒了，郑楠激愤地说：“你哦什么哦啊？这会儿你装糊涂了，NRG联盟不会因为你会‘哦’请你当部长吧？”
叶子农也火了，说：“他妈讲理不讲啊？是您要让我知道您的声音，我没要求您知道我的声音吧？我比少女都乖，比老人都安分，我他妈招谁惹谁了？我就日了！”
郑楠说：“日也不行，你招惹正义了。”
叶子农说：“谁的正义？是逻辑不通的正义还是一缸染黑的正义？”
郑楠轻蔑地说：“哟，哟，跟正人君子似的，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东西了！布达佩斯骗局是你干的吧，你的脑筋都用在钻法律空子上了，你连共产党都骗，你这种人也配研究马克思主义？说白了你就是个痞子！”
叶子农说：“马克思没规定痞子就不能研究他的学说吧？我痞我的，妨碍您了吗？您是不是至少应该比一个痞子更讲道理呢？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不能算是个好孩子，但肯定不是逆子。”
老九不懂政治，也插不上话，就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着，密切注意郑楠，如果郑楠敢对叶子农动拳头的话，那他就不客气了。还好，事态并没有向动拳头的程度恶化。
张立波站累了，看了看凳子，说：“还是坐下说吧。”
叶子农说：“还说什么？您的声音我已经知道了，您已经达到了目的，请回吧。”
郑楠说：“废话！不驳倒你我们怎么能站住？”
张立波先坐下，然后示意郑楠坐下，再示意叶子农也坐下，这一刻仿佛他是领导，掌握着节奏和气氛。凳子太小了，4个大男人就这样不舒展地坐着。
张立波说：“话要说说清楚，怎么逻辑不通了？怎么就一缸染黑了？”
叶子农说：“如果您承认因果律是科学，那么‘政权周期说’就是伪科学。李自成符合了瞬间政权的条件，就瞬间了。周朝符合了800年政权的条件，就800年了。您拿个政权周期说去平均一下，那李自成岂不吃亏了？没坐够的江山你给他？这不扯淡嘛！”
张立波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说：“嗯，有点道理。接着说。”
叶子农说：“那就没什么可说了，既然您的民主是历史发展潮流，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您回家踏踏实实等着就行了，我知不知道都不吃劲，反正你我谁都挡不住，您说了也白说，有那工夫您歇会儿，我也歇会儿。”
张立波轻蔑地说：“莫说铁肩担道义了，你连一个中国人起码良知都懒得担了。其实你也不是懒得担，是屁股坐歪了，担了真理所不齿的。”
叶子农说：“我不知道未来的中国能有多好或能有多坏，但是作为果存在的，但凡不昧良心的，有谁还能否认现在的中国是鸦片战争以来最好的时代？一缸染黑与一缸漂白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好恶的思维。好恶的思维能实事求是，您信吗？没有谁因为身体好有病就不看医生了，也没有谁因为脸上有粉刺就把脑袋砍了。他妈八国联军和日本鬼子都没能让中华民族没救，您说没救就没救了？您问问中国人民答应吗？操！啥他妈逻辑？”
张立波注意到郑楠有些困惑地看了自己一眼，他意识到很被动了，甚至在学生面前失了面子。他迅速调整了一下思路，话锋一转说：“你这么嫉恨民主吗？如果你承认这一点，那你就是无可救药了，我们立刻就走！”
叶子农反感地说：“又是民主，这词儿真他妈好使，以民主的名义就可以任意绑架。您可以不尊重我，但是请您对民主这个词给点尊重好吗？”
郑楠说：“你一口一个‘他妈’，就凭这你就是个痞子！”
叶子农说：“这个可以定论了，但是请您比痞子讲理点成不？我他妈最看不上横竖都骂娘的，不管青红皂白先骂了再说，什么心理啊？都骂你妈×，其实谁妈都有×，以共性的东西去推定一方的是非，那个不叫说理，学术点说叫意识形态斗争，俗称就叫骂街。党派之间有骂，国家之间有骂，党骂国骂都是骂，别以为打块集体的牌子就不是骂街了。您把非制度性的和制度性共有的先剔出去，那是人类的智慧到目前还无法根除的顽症，您要连这点耐受力都没有，那不是人类社会的错。剔除了这些，剩下的才是个性制度独有的东西，您再骂娘不迟。拿一个文字上的最好去否定一个条件可能的好，您是天真呢还是别有用心？”
张立波说：“骂娘是老百姓的权利，你一口一个‘他妈’，不也在骂吗？”
叶子农说：“有骂娘权就可以横竖都骂？如果横竖都骂，您连个是非观都没有，那就别扯什么道义了，您就是个骂娘机器，还不如俺这痞子，俺骂娘起码还辨辨是非。如果您就为给共产党挑毛病，那没问题，咱你一句我一句可着劲儿地挑。如果是为发牢骚，咱也可以把好恶带进去，能放大的放大，能缩小的缩小，能歪曲的歪曲，这都没问题。但是，如果是给这个党定性，那就得全面和历史地看了，尤其是以‘气数已尽’为结论，那就得看事实和逻辑支不支持了，看社会基础和历史事实能不能撑得起这个结论。”
张立波说：“说民主吧，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叶子农说：“是美国选举制度的民主还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是数人头的民主还是国家所有权根本归属的民主？您扛个美国版的民主去讨论中国问题，您负责把中国的历史条件再重新设定一回？那是人家那块土壤开出的花朵，您指望美国的民主去体现中国的根本利益，除非那是美国人民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结果，那人类还是人吗？”
张立波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可以叫民主？可笑！”
叶子农点上一支烟，说：“不幸的是，这个让您可笑的民主成就了中国鸦片战争以来最好的时代，那么是满足您的不可笑重要还是中国人民的好日子重要？这个问题本身会不会就让您觉得可笑呢？如果中国的民主形式不适应国情，它在经济、文化、民生各方面都会反映出来，一个失去社会基础的政治形态不劳您可笑，它自己就会在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中逐渐消亡。反之，它就是具备社会基础和适应国情的。中国摸索了100多年，好不容易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子，不能为了讨好洋人就卖了老百姓的好日子。如果说当今世界民主的内涵已经从民天下延伸到不同制度、不同价值观的尊重、共存，那么，‘只要你的民主跟我的民主不一样，我就消灭你’，这样的‘民主’还民主吗？您会不会也觉得可笑呢？”
郑楠突然厉声说：“你别说了，你都把我思想搞乱了。”
叶子农说：“你有思想吗？你有思想就不会搞乱。”
叶子农话音刚落，电话铃响了，他弹了一下烟灰起身去接电话。张立波正想说话，也被电话铃阻断了，只好等着。
电话是戴梦岩打来的，问：“子农吗？”
叶子农一听是戴梦岩的声音，说：“过5分钟再打过来。”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老九看了张立波一眼，意思是提醒对方该告辞了。
叶子农坐回自己的凳子，说：“该让我听的我都听了，该让我说的我也说了，要批驳就抓紧时间吧，我这儿真有事。要不改个时间来驳斥也行，您驳倒我我会很感激，因为您帮我认识了我没能力认识的，否则咱们就到此为止了，都各自过自己的日子。”
张立波站起来，一扫学者的斯文说：“你这种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叶子农也站起来，说：“我一只蚂蚁，啥下场都不吃劲，您请便吧。”
张立波说：“嘴硬没用的。”
叶子农说：“这是第二次威胁了，这会儿您不民主了？从小听惯了爱祖国爱人民，可从来就没往心里去过，今天被您这一威胁，我倒觉得有点沾边了。”
张立波和郑楠一前一后，挂着一脸怒气走了。
叶子农尽管心里不愉快，也还是很礼貌地把两位来访者送出门，关上门回来把两只凳子收起，端起茶水就想喝，发现茶早已经凉了，就说：“我去兑点热的。”
老九说：“我去吧，你等电话。”
叶子农说：“你把握不好，得倒出去点再兑热的，还不能都倒完了。”
叶子农把一茶缸凉茶端到厨房，倒掉三分之二的茶水，兑上暖瓶里的开水。老九也跟进来把两杯凉茶倒掉，两人坐回客厅，热茶还没倒上电话又响了，叶子农就接电话。
戴梦岩在电话里问：“有客人吗？”
叶子农说：“两个北京老乡，走了。九哥在这儿，来看看。你说。”
戴梦岩说：“我在晚会上被轰下台了，车也被砸了。”
叶子农嘿嘿笑了笑，说：“砸就砸了呗，汉奸婆嘛，这还有啥新鲜的。”
戴梦岩问：“知道什么最让女人难堪吗？”
叶子农说：“没想过，裙子扣掉了吧？”
戴梦岩说：“嘁！三点式都保守了，掉个裙子扣算什么，太老土了。”
叶子农说：“那我就不知道了。”
戴梦岩说：“最让女人难堪的不是事业失败，也不是走光，是被男人抛弃。”
叶子农一听，说：“得，要下圣旨。”
戴梦岩说：“我决定待在巴黎了。陪我一段，可以吗？”
叶子农怔了一下，问：“你……已经动了？”
戴梦岩回答：“签证、房子都定了。”
叶子农问：“我这种情况能签下来？”
戴梦岩说：“只要不烫手，钱不是完全没用的。”
叶子农问：“花了多少？”
戴梦岩回答：“很多。”
叶子农问：“很多是多少？”
戴梦岩说：“问清楚这个有意思吗？”
叶子农说：“你也不怕给俺这穷人压死了。”
戴梦岩说：“我需要你。别让我太难堪了，好吗？”
叶子农停顿了片刻，脑子里迅速判断着这件事，然后说：“嗯，认识俺的嘴脸是需要点时间。如果签证没问题，俺去巴黎给首长听差。”
戴梦岩说：“我这边走不开，这两天会有人跟你联系，你配合点。我最担心的是你在柏林的安全，如果情况不好我会联系保镖公司，你要不想招麻烦就自己多注意点。”
叶子农赶紧说：“我注意，我注意。”
戴梦岩说：“好了，就这些。替我向九哥问个好。”
叶子农放下电话坐回凳子，说：“九哥，戴小姐让我替她向你问好。”
老九说：“咋，让你去巴黎？”
叶子农点点头，说：“这婆娘是不要命了。”
老九说：“你这种情况能签下来，堆钱吧！”
叶子农思忖着说：“怕是堆也白堆，给你签是真的，明天驱逐你也是真的。没准还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老九给叶子农倒了一杯热茶，说：“那就走个过场呗，被驱逐就跟你没关系了，戴梦岩也说不出啥。说真的，我不觉得巴黎就比柏林安全。”
叶子农说：“乘虚就虚，这种四面光八面净，太他妈不爷们儿了。”
老九就不吱声了。
叶子农这才喝上这口水，慢腾腾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深深抽了一口，又长长地吐了一口，更像是做了一次深呼吸，然后就这样静静地喝水、抽烟、凝神，一句话不说。这样的沉默持续了有一分多钟，他放下烟，去了卧室，找出纸、笔和一张字条，将字条上的文字照抄了一遍，拿上这张新字条回到客厅。
叶子农坐下，从烟灰缸里拿起那支烟抽了一口，停了片刻，说：“九哥，我想请你再辛苦一趟，替我跑趟北京。”
老九问：“啥事？”
叶子农说：“你知道，我这人没啥朋友。你呢，咋说也是美国人，这事找你帮忙是不合适的，我只是觉得，单就这件事应该不会给你惹啥麻烦。”
老九着急地说：“啥事？你说吧。”
叶子农把字条递给老九，说：“九哥去替俺舍个脸，帮我去块儿心病。梦姐要看清俺的嘴脸，一年足够了。有可能的话，请张主任帮我弄个真居留，一年的。”
老九一边看，嘴里一边念叨：“张志诚……国家安全部……哟，大人物啊。”
叶子农说：“咋说呢？说如果吧。如果我不认识张主任，如果他没说过有事找他，如果碰个钉子，如果他帮不上忙，就都干净了，那就这样去巴黎呗，驱逐就驱逐了。利用女人的单纯，这种事我他妈真干不出来，会落下心病的，以后见了女人别说腰挺不直了，腰下边的也挺不直，咱凭啥？两难取其轻，我只能登鼻子上脸了。如果阴错阳差分开了，戴梦岩会留个心病，老以为你是香饽饽。看清咱的嘴脸分开了，她就心里干干净净过日子了。”
老九说：“那也说不上蹬鼻子上脸吧。”
叶子农说：“张志诚个人没这个能力，不管与法方接触的人是谁，以什么方式，都离不开官方背景这个依托，用了官方背景就是给政府添了麻烦，我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么没脸没皮的事，别说见面了，打个电话我都张不开嘴，太蹬鼻子上脸了。”
老九点点头，说：“为个女人……至于吗？”
叶子农笑笑，停了少顷，说：“九哥，啥叫文明？众生是敢啐圣人一脸的，是不敢啐强盗一脸的，所以要有文明，不以谁力气大抢食物，让众生也可以啐强盗一脸，让女人、孩子有优先权，这就是文明。咱是爷们儿，不该为女人担待点吗？”
老九叹了口气，摇摇头感叹道：“真是的，咋走到这地步了？”
叶子农说：“嗨，这不就是生活嘛，不定哪阵风把你吹到哪儿了。”
老九匆匆离开柏林，是被叶子农“赶走”的，带着叶子农的托付返回北京。他在飞机上一刻没睡，一路都在考虑怎么办好“传话”这事。飞机是午夜时分抵达北京的，老九从机场乘坐出租车到市区，还是住在上次方迪给他预订的那家宝丽宫大酒店，就在方迪的新房社区附近，是一家中档酒店，等他办好入住手续进入自己的房间，时间已经是后半夜了。
此时正是纽约的下午时间。
老九顾不上其他，先往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
老九说：“我到北京了。”
妻子说：“哦。”
老九说：“你现在跟我说，家里有事，让你赶快回来。”
妻子说：“家里没事啊，都好好的。”
老九说：“我知道，就是让你这么说，你说就是了。”
妻子担心地问：“为什么？你出事了？”
老九说：“我没事，也好好的。让你说你就说，等我到了家再跟你解释，现在一两句话说不明白。好了，你开始说。”
妻子迟疑了片刻，说：“好吧。家里有事，让你赶快回来。”
老九问：“出什么事了？”
妻子不悦地说：“我怎么知道！”
老九说：“你说，别问了，你就赶快回来吧。”
于是妻子说：“别问了，你就赶快回来吧。”
老九说：“哦哦，我知道了，等天一亮我就订机票，交代一下工作就回去。”
妻子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老九说：“没事，你一说就真了，我需要这个事实，也不一定就能用上。”
打完电话，他洗把脸就睡了。连着几天没休息好，这一睡就由不得自己了，一觉醒来都快中午了，马上找出方迪的传呼机号码打电话联系。
一会儿，方迪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老九说：“我回来了，昨天晚上到的，降落时间太晚就没通知你。”
方迪说：“这么快呀，事情顺利吗？”
老九说：“中午吃个饭吧，见面再谈。”
方迪说：“我在车床加工厂，跟雷师傅谈完事我就过去。在哪儿见面？”
老九看了看表，说：“11点半，我在宝丽宫酒店餐厅等你。”
方迪说：“11点半，好的。”
放下电话，老九刷牙洗脸，刮了刮胡子，就等时间了，趁这点时间他把反复想过的东西再过一遍脑子。他站在窗口，俯看着外面的马路、行人、车辆……静静地凝神。叶子农托付他的这件事仅仅是传个话而已，太简单了，简单到无可推托。但是……但是……叶子农去巴黎真是一个正确选择吗？巴黎就比柏林安全吗？他完全不这么认为。他既不能不办，又不能办成；既不能办成，又要给叶子农有个交代；说到底就是既要转达叶子农的委托意图，又要阻止这个意图的结果发生……这就不简单了。他想到了方迪，方迪熟悉本土风俗文化，脑子反应快，语言表达能力强。但是，他也知道方迪一向不喜欢多事，又有敏感的家庭背景，这可不是上次当个临时翻译那么简单，一旦方迪拒绝，会都很难堪。
老九是真头疼了。
将近11点半，老九把旅行包里的钱、护照等重要东西带在身上，下楼去了餐厅，这时餐厅才刚开始营业，还没到就餐的高峰时间，主餐厅里的人很少。老九选了一张靠西墙的小桌子坐下，等方迪。服务员拿来菜谱，他告诉服务员等朋友来了再点菜。
很快，方迪到了，一手拎着包，一手拿着车钥匙。
老九起身招呼道：“坐。”
方迪坐下，把包贴墙放到桌上，说：“这么快就回来了，我以为得几天呢。”
老九说：“被子农赶走的，他也是怕我惹上麻烦。”
方迪说：“机器连杆原来的设计是钢套定位，试了一下效果不太好，容易漏油，金属噪音也大，雷师傅准备改成轨道式的，用轴承和轨道定位。”
老九心不在焉地“哦”了一声。
方迪接着说：“昨天接到通知，老九禅面的商标不能注册，老九已经被人注册了，禅字涉及宗教，早就被佛教组织注册了。”
老九问：“那咋办？”
方迪说：“代理都查过了，‘九哥’‘老九’都被注册了。我想来想去，九哥的本名叫慕容久，久跟九是同音，禅面就是悟的过程，是否可以用‘久悟’？还有，单一个‘面’字我觉得太宽泛了，是否直接用‘杠子面’？叫‘久悟杠子面’？”
老九想了一下，说：“好，就叫久悟杠子面。”
方迪说：“九哥，你连商标的事都不着急？”
老九说：“我着急有啥用？这边有你呢，我也不用着急。说真的，我脑子里一点没想筹建公司的事，那个现在不当紧。”
老九把这趟去柏林的情况详细跟方迪讲了一遍，其间服务员把酒菜陆续上来了。方迪也不插话，就静静地听，偶尔喝一口饮料。
介绍完情况，老九把一张字条递给方迪，说：“这是我让子农写的，笔记寄过来大概要走10多天，你拿上这个条子去找黄主任取邮包。”
方迪接过字条看了看，上写：黄大妈，见此条请把邮包转交给方迪女士，谢谢。下面是叶子农的落款和日期，还有叶子农所在居委会的地址、电话和黄主任的名字、电话。
方迪收起字条，说：“张志诚这个位置的人可不是随便谁都能求的，叶先生也是饿死不求人的主儿，两人又是一面之交，叶先生这个嘴张得不容易啊。”
老九说：“巴黎就比柏林安全吗？还是像囚禁一样把他关起来？”
方迪没吭声。
老九喝了一口啤酒，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传话简单，可传成啥样就不简单了。九哥这人你是知道的，嘴笨，脑子也笨，哪是办这种事的料啊。”
方迪听着，已经感觉到老九要表达的意思了，等着老九继续往下说，而老九却不知道再往下该怎么说了。方迪等了一会儿，说：“九哥，你能在这儿为难就不错了，叶先生要真鼓起勇气给张志诚打电话，你现在连为难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是一个有倾向性的表态，这让老九心里多了几分底气。
老九说：“昨天夜里我给家里打电话，让你嫂子跟我说家里有事，让我赶快回去。那我就家里有事了，要赶快回去。可我知道你不愿意多事，家庭背景又敏感……”
方迪抬了一下右手示意老九不要讲这些，说：“九哥，说事。”
老九喝了一口啤酒，长吁口气，说：“子农说他只能没脸没皮一回了，我能理解。那九哥这次也是不要脸了，我家里有事得赶快回去，传话的事就转托你方迪了。”
说着，老九将写有张志诚地址和电话的字条交给方迪。
方迪又看了看这张字条，收起，说：“九哥吩咐的事，我照办就是。”
老九叮嘱说：“办好，一定要办好。”
方迪说：“张志诚愿不愿意帮忙？能不能帮？他求助的上级或部门是什么态度？法国官方又什么态度？这都是未知数，即使叶先生直接打电话，办成的概率也是很低的。如果是很容易的事，叶先生也就不存在没脸没皮这回事了。”
老九说：“交给你办我就放心了。那你先慢慢吃着，我这就去服务台问机票，到纽约的班机不少，赶上哪班算哪班，赶早不赶晚。”
方迪点点头说：“好的。”
老九说：“传个话不是啥复杂的事，不能久拖。”
方迪说：“我知道，晚上我准备一下，争取明天就办。如果张主任不在北京，或者有事不能接见，那就不是咱们的责任了。”
老九放心了，去酒店总服务台问机票。
方迪驱车提前两个小时把老九送到机场，老九将乘坐晚上8点的航班回纽约。老九担心方迪开夜车路上不安全，就早早让她回去了。方迪离开机场时天色临近黄昏，回到市区大街上已是灯光璀璨了，冬季的北京城到了晚上显得格外绚丽和繁华。
车子快到新房的小区，路过一家饭馆，店家在饭馆门口摆个摊子卖盒饭，方迪停下车过去买了一个盒饭，放到车的仪表台上，开车回新居。
进了门开灯、换鞋、脱下外套……她坐到沙发上准备吃盒饭，这就是她的晚饭了。她拿着一双一次性筷子愣神，一口没吃……愣了一会儿，她放下筷子，盖上盒饭，穿上外套下楼去了，步行走出小区。出了小区大门就是一条大街，大街两侧店铺林立，她走进一家门面不大的烟草专卖店，买了一包烟、一个一次性打火机、一个乳白色的陶瓷烟缸。
回到屋里，她坐到沙发上抽烟，继续愣神……抽到第二根烟，她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走了几圈，熄掉烟，再次穿上外套下楼去了，到街上一家小饭馆买了一瓶白酒和一包五香卤煮花生豆，回到屋里一个人喝酒。没有酒杯，就是举着瓶子喝。花生豆也没放到盘子里，就用手捏着吃，然后用纸巾擦擦手。屋里静静的，没开电视，没烧热水，甚至连一只钟表的声音都没有，只有方迪默默地抽烟、喝酒，偶尔放嘴里一颗花生豆……
不知过了多久，烟缸里的烟头都塞不下了，酒下去了大半瓶子……她终于喝醉了，头重脚轻地到洗手间呕吐，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挣扎到沙发上的，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第二天下午，方迪驾车来到张志诚的工作单位。尽管她醉了一夜，但是出了家门的女人永远是一丝不苟的，除了眼神里稍稍的倦意，她依然是美丽动人而气质出众的。她把车停在大门口的一侧，走到警卫室窗口。
方迪说：“我找张主任。”
值班员闻到了方迪呼吸中的酒气，皱了一下眉头，问：“哪个张主任？”
方迪回答：“张志诚。”
值班员问：“有预约吗？”
方迪回答：“来之前我给张主任打过电话，您可以核实一下。”
值班员到里面打了个电话，回来说：“证件，登记一下。”
方迪拿出身份证递过去，值班员很仔细地检查、验证，然后记在登记簿上，写完让方迪签字，把证件还给方迪，给了方迪一张准入证。
值班员说：“进门照直走，到那栋三层办公楼有人领你进去。”
方迪把车开到纵深的三层办公楼前停下，刚下车就有一个工作人员迎上来。
工作人员问：“是方小姐吧？”
方迪出示了一下准入证，说：“我是方迪。”
工作人员说：“请跟我来。”
到了张志诚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先是轻轻敲了两下门，听到里面的人说“进来”才推开门进去，说：“张主任，方迪小姐到了。”
张志诚正伏在桌上办公，抬头说：“请她进来。”
工作人员对方迪说：“请吧。”说完关上门离开了。
张志诚看了看方迪，指了一下对面的椅子，说：“坐吧。”
方迪坐下。
张志诚说：“说吧。”
方迪把叶子农委托老九、老九因为家里有事又委托给她，叙述了一遍。
张志诚听完，问：“你喝酒了？”
方迪尴尬地淡淡一笑，说：“见您这样的大官，我得喝点酒壮壮胆子呀。”
张志诚也笑了笑，说：“你爸的官更大，都壮胆子得多少酒够你喝呀？”
方迪迟疑了一下，说：“我把话带到了，就没我的事了。那您忙，我就不打扰了。”说着拿上挎包要起身告辞。
张志诚摆摆手示意方迪坐下，说：“外界对叶子农有各种调子的解读，这个事件有政治色彩，你父亲是将军，是担负国家安全的人，所以我首先要告诉你，你来找我传话就是介入了这个事件，这个情况是必须要让你父亲知道的。”
方迪说：“我知道。”
张志诚说：“据我知道的情况并且可以告诉你的，昨天中国驻德大使馆派人与叶子农有过接触，鉴于叶子农目前的情况，提醒他在国外可能有人身安全问题，劝导他回国，并愿意为他提供需要的帮助。叶子农已经具备了标志性、传播性和关注性这些要素，容易成为各种极端势力扩大自己影响的载体，袭击叶子农新闻信号强烈，有公示效应。”
方迪说：“也许我不该问，您是什么态度？”
张志诚反问：“你呢？”
方迪说：“我只是个传话的，没资格谈态度。”
张志诚说：“叶子农回答使馆人员说：我知道了，谢谢。我知道会是这样的，尽管我不希望这样。从我个人说，我内心肯定这样的人，我相信国家和社会也会肯定这样的人，他不是什么英雄、圣人，你甚至可以认为他就是个痞子，但是，他有底线。”
方迪说：“您尊重他的选择。”
张志诚说：“人各有志，看他的造化了。”
方迪觉得是时候该告辞了，起身说：“那您忙，我走了。”
张志诚说：“稍等。”拿起电话摁了个号码，说，“方小姐属于酒后驾车，安排人把方小姐和车送回去。”然后放下电话说，“我不是交警，就不追究你了。”
方迪很不好意思，说：“谢谢。”说完就告辞了。
方迪在楼下等了片刻，来了两个人，让她上了一辆车，另一人开着她的车，走了。
方迪被两位工作人员送到新居楼下，把车钥匙交还给她，就回去了。
回到新房，方迪把那份《方迪与慕容久关于“老九禅面”项目的投资合作协议》从书房里找出来，放进包里。张志诚已经申明必须要向她父亲通报有关情况，这就意味着今天晚上父母与她会有一次审查性的谈话，她需要把汽车、房子、老九、叶子农等等的一切都解释清楚。她本来是想等筹建公司有点眉目了再谈的，而“传话”使这场谈话提前了。
她拿出纸、笔，写了一个简短的提示，放在电话旁边。提示是——
传话的事：尽心了。
张志诚的表态：看他 （ 叶子农 ） 的造化了。
虽然她非常清楚老九的意图，但她还是尊重了叶子农的意志，那么她给老九的回话就成了一个问题，她不能撒谎，也不能清晰表达，所以只能用这种放大概念的方式去处理。
做完了这些，她心里突然空荡荡的。她想去车床加工厂看看，但是不能开车了，她自己都能在呼吸间嗅到酒气。她想给老九打电话告诉他已经见过张志诚了，但此时的纽约时间正是后半夜，人们都在熟睡。于是她打开电视，换了这个台换那个台，换了一轮却什么节目都看不进去。其实她并不是需要做什么，只是需要有个事做让心别老那么悬着。她知道，一直让她的心悬着的既不是父母的审查，也不是如何跟老九交代，而是她选择了尊重叶子农意志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她无法给出一个能让自己心安的答案。
那天为接待老九特意购买的一套茶具已经收起来了，方迪又把它们拿出来，重新摆放一遍是件很琐碎的活儿，她就漫不经心地干着，以此耗时间……等茶具全部摆放好，烧开了一壶水，她就泡茶。她对茶道一点不懂，不是泡过了就是泡轻了，泡过了就兑点白水，泡轻了就当白水喝……多喝点水没坏处，有利于加速体内酒精代谢。
忽然门铃响了，她有些诧异，确切地说她只在这套房子里住过一夜，而且还是在醉酒状态中度过的，在这个小区没有熟人，也没有亲戚朋友知道这个地址。她走到门前透过猫眼观察了一下，见门外站着两个年轻军人。她打开第一道门，留一道纱网防护门。
其中一位军人问：“是方迪小姐吗？”
方迪说：“是我。”
军人说：“首长派我们来接你。”
方迪问：“哪个首长？”
军人回答：“方副司令。”
方迪说：“请出示一下证件。”
军人拿出证件打开，隔着纱网让方迪查验。
方迪看番号、兵种、相片等细节都没问题，说：“请稍等。”
穿上外套拎上包，方迪下楼上了军用吉普车，被两个军人带走了。
来到司令部大院，通过门卫，吉普车在司令部楼前停下，坐在副驾驶位置的那名军人带着方迪进入司令部，在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门口站下，守门警卫把门打开。
军人进去，行军礼喊道：“报告！方小姐接到。”
方迪的父亲50多岁，身着少将军服，正在看一份文件，说：“让她进来。”
方迪进屋，军人行个军礼退出了，警卫把门关上。
方父对女儿说：“拿把椅子坐过来。”
方迪就拿把椅子坐过来，说：“也太快了吧，什么事不能晚上到家说？”
方父说：“你着家吗？”
方迪与父亲面对面坐着，太近了，看到父亲面前的那份文件其实就是她调查叶子农的那份文件，虽然是传真件，但是那文字排列格式她是有印象的。旁边还有其他传真件，纸张和字体都一致，应该就是张志诚通报给方将军的资料。
方迪等着父亲发问。
方父说：“你一直在外面独立生活，做人做事还是能让家长放心的。你也不小了，院里你们这茬儿的好多都抱上娃了，如果不是特别必要，家长一般不愿干涉你。但是最近你有些异常，特别是跟政治事件扯上关系了，还冒出个房子，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家务事了。”
方迪拿出《方迪与慕容久关于“老九禅面”项目的投资合作协议》，说：“我跟这个所谓的政治事件是什么关系，相信您看到的资料一定比我知道的详细，我就不多解释了。关于车和房子，如果您看完这个合作协议还需要我解释，那我就再解释。”
方父接过合作协议看了一遍，沉思。
方迪说：“帮九哥调查叶子农这事，我承认有失当，但没有牟利，连动机都没有。九哥祖籍是河南，对到他餐馆里打工的中国留学生一般都挺照顾的，我只是其中一个。九哥早就知道我的身份，要有所图谋不会等到6年，也不会只用给个打工机会照顾。”
方父问：“你不是一直想争取进电视台工作吗？怎么干起饭馆了？”
方迪说：“我就是想离权力和媒体远点，简简单单挣钱，简简单单过日子。”
方父说：“有这么简单吗？你一身酒气去见张主任，哪儿来的这么大胆子？张主任是干什么的？五脏六肺都给你扒出来看看，就你那点小心思！”
方迪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爱上他了。”
方父也沉默了一会儿，问：“什么时候？”
方迪回答：“从那天我给他们当公证翻译。”
方父说：“家长不干涉你的婚姻，但也不赞成你去充当第三者。人家有女朋友，你插一腿算哪门子啊？”
方迪平静地说：“谁插一腿了？我为将来的可能做准备，妨碍谁了？我收集了很多资料研究戴梦岩，她跟叶子农是不可能的。”
方父问：“为什么？”
方迪说：“叶子农是野生植物，插到盆景里他还是他吗？他都不是叶子农了梦姐还要他干吗？野生植物无所谓雅俗，插到盆景里可就雅俗一身了，叶子农能自在吗？”
方父说：“你年纪不大，心计可不小啊。”
方迪说：“这怎么能叫心计呢，这叫实事求是。他们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悖论，我只是看到了这一点。我要有心计，能让张志诚看出来？”
方父问：“你要做什么准备？”
方迪说：“叶子农又馋又懒又邋遢，不求上进，还无组织无纪律。咱们家呢，又是军又是官，讲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谁也受不了谁。我跟他之间隔着这条河，我只能从这个家独立出来成为我自己，跟他才有可能，而老九禅面就是能让我独立出来的桥。九哥是个好人，我对他隐瞒了这个动机，我也常谴责自己，觉得我是个坏女人。”
方父问：“如果这个九哥没跟你合作呢？”
方迪说：“那我就按老九禅面的思路自己单干了，一样要从家里独立出来。至于接近叶子农，有没有九哥都没关系，您是男的不懂这个。女人想接近一个男人，办法太多了，1000个偶然相遇都想得出来。”
方父问：“醉酒是怎么回事？”
方迪说：“难受呗，不麻醉一下我会疯的。”
方父的眼神里掠过一丝触动，起身去给女儿倒了一杯水。
方迪喝了一口水，说：“叶子农哪怕只有一分危险，我也会有一百分的担心，这种感觉不是我自己能控制的。九哥的意思我明白，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叶子农回北京怎么也比待在巴黎安全，也许从此就跟戴梦岩分开了。但是……我做不到，我不能想象做了那种事将来还能面对他，这跟向九哥隐瞒动机是不一样的，那是女人起码的羞涩和自尊。”
方父说：“只是为了一种可能，这理智吗？为个男人就要从这个家独立出来，这话要让你妈听见，那还不跟点了炸药包一样。你妈为你没少托媒人，她的标准你是知道的。”
方迪说：“我是找男人，这种事强求不来的。嫁人不就是嫁个男人嘛，那就是我认为的男人，我就稀罕他那样的。”
方父思忖了一下，说：“嗯……我先跟你妈谈谈，先透个气儿。”
方迪说：“我妈不是讲政治嘛，那您跟她说，叶子农对我的影响比她对我说教了那么多年管用，她是读社论，人家那是来真的，让你触灵魂，所以，就别在政治上挑刺儿了。”
方父说：“这就是你不对了，根据张主任提供的资料，你跟叶子农只见过一次，你不能因为怕你妈反对就刻意拔高一个人，还是要实事求是嘛。”
方迪说：“那没见过马克思的就不革命了？嘁！”
方父说：“你看看你这是什么态度？”
方迪说：“唉，难怪叶子农不招人待见，他一张嘴就这德行。”
方父说：“那你现在的素质，包括你能被触动的能力，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方迪说：“我生在这样的家庭，就要遵守这种家庭的规则，说话办事要谨慎，社会交往要谨慎，但那不叫政治素质，叫守纪律。九哥都能把‘见路不走’用在生意上了，叶子农只用了一句话就让乔治认输了，这不是政治说教，是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以前我觉得政治根本不关我的事，也没想过要跟谁走，现在我想了，我要跟共产党走，信仰马克思主义。这话要放在以前，不管是谁说的我都会笑，笑他假大空。现在我信了，市场经济也一样存在有信仰和献身精神的人，我愿意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方父看了女儿好久，说：“今天就谈到这儿了，我让他们送你回去。”
方迪说：“审查了半天，给个结论吧，好歹管用一阵子，别动不动又审查了。”
方父说：“丫头片子……还行吧。”
4月3日22点45分，从柏林到巴黎的国际航班降落在戴高乐机场，叶子农在他的德国居留还有一个多月就到期的时候离开了柏林。
戴梦岩和4个雷蒙诺公司的保镖在航站楼的一个出口接机，叶子农的这次行程是由雷蒙诺安保公司一手安排的，包括选择航班、接机人数、车辆、行车路线……戴梦岩连自己的车都没开，是被雷蒙诺公司的车接走的。选择临近午夜降落的航班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避开客流高峰时段，减少遭遇媒体和其他突发事件的几率。
叶子农刚一出来就被4个保镖围上了，行李也被保镖接过，其中一个保镖立即用对讲机呼叫车辆。选择深夜航班是戴梦岩通知叶子农的，他对保安公司的安排并不知情，以为夜里不声张就可以了，眼前的情景如此夸张让他极不舒服，他不满地看了戴梦岩一眼。
戴梦岩说：“有什么话回去说好吗？”
叶子农没来过巴黎，对戴高乐机场的情况一点不熟悉，又被4个保镖围着，稀里糊涂走出航站楼，又稀里糊涂被塞进一辆防弹车，左右还各坐着一个保镖。戴梦岩上了前面一辆开道车，4个保镖加上两个司机，这次护卫叶子农的行动雷蒙诺公司派出了6个人。
两辆车从机场到派拉姆公寓一路顺利，一直开到叶子农所住楼座的大门，4个保镖一直护送到三楼房子门前，这时才把行李交还给叶子农。
戴梦岩拿出身份识别卡插入门锁，门锁亮起绿灯，这才可以用机械钥匙开门。她伸手打开客厅的灯先让叶子农进屋，然后用英语对保镖说：“到楼下等我，一小时。”
4个保镖离开了。
戴梦岩进屋关上门，也没换鞋，径自到厨房拿来两个酒杯和一瓶红酒，在叶子农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倒上两杯酒，说：“来，干一杯。”
叶子农问：“干什么？”
戴梦岩说：“你活着到了巴黎。”
叶子农没动杯子，说：“你这样张扬，很不好。”
戴梦岩说：“总比你没命了好。”说着一饮而尽。
叶子农说：“天太晚了，你早点回去吧，别让人家老等着。”
戴梦岩说：“人家不是白等的，我花钱了。”
叶子农说：“花钱了也不可以这样。”
戴梦岩从包里拿出一套身份识别卡和机械钥匙，说：“这个你拿着，我和保镖公司的合同没有限制你的自由。但是，我限制了你的自由，你往门上看。”
叶子农刚才就注意到了，门上有个双面胶粘上的挂钩，挂钩上挂着一条长筒丝袜，是一条而不是一双，很刺眼，叶子农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戴梦岩说：“这套房子是刚买的，原房主是一个海湾国家的商人。时间太紧来不及重新装修了，就这样用了。门窗都是防弹的，还有紧急避难室，外面有五道身份识别系统，没有我的签字任何人不能进入这所房子，只要你不出这所房子就是安全的。如果你要外出必须事先经过我同意，我联系安保公司制订出护卫方案你才能出去。如果你擅自外出，不管你有没有遇到危险，只要你出了这个门，你就准备给我收尸吧。那条丝袜本来是一双的，另一条在我那里，一个人要死一条丝袜足够了，你要觉得我是吓唬你，不信你就试试。”
叶子农问：“那你呢？”
戴梦岩说：“不管是汉奸婆还是革命婆，我都是婆，没你这个公值钱。我巴不得他们杀了我呢，那我可就真成个人物了，人家赏我这脸吗？如果我真死了，安保公司会派人送你回北京，飞机一落地合同就算终结了，剩下的事梁哥会处理。”
叶子农说：“您合适了，那别人呢？又算个什么东西？”
戴梦岩说：“我不跟你讲理，讲理我说不过你。除了你的安全别的我都讲理，但是唯独你的安全这一项，不讲理。”
叶子农说：“哎哟，好像您曾经讲理过。”
戴梦岩拎起叶子农的行李说：“跟我来。”
叶子农跟着戴梦岩来到主卧室。
戴梦岩放下行李说：“我把主卧室以外的床全撤了，不管谁来访这里不留人过夜。你不爱洗澡，我也不勉强你了，勤换点内衣，床头柜里全是内衣，足够你换的。”
叶子农说：“知道了。”
戴梦岩带叶子农简单看了看各个房间。
这是一套伊斯兰装修风格的房子，屋顶、地板随处可见金色和阿拉伯式图案，客厅里没有普通人家常摆的电视、音响，两个长沙发和两个短沙发围着一张大茶几或者叫大矮桌呈无方向摆设，有点像缩小的圆桌会议，以会客、谈事为主。四壁空空的墙上残留着一些钉子或钉眼，显然是曾经挂饰物留下的痕迹。除了客厅还有一间与主卧室一门之隔的小客厅，适合比较私密的会客。与主卧室的门相对的是一间书房，书房里有电脑、打印机和书柜，基本仿照了叶子农在柏林的书房设备，只是书柜里除了两大排各种时装杂志并没有其他的书。与书房相邻的是一间专门的影音室，有电视机、录像机和LD影碟机，机器都是崭新的，旁边是大量的录像带和LD大影碟，内容都是电影和MTV音乐，电影没有纪录片，大多是欧美和港台的故事片，包括戴梦岩主演的电影。主卧室和宾客室都有卫生间，紧急避难室旁边还有一个公共卫生间。客厅的一侧是餐厅和厨房，也是一门之隔。餐厅的一角有个台子，上面放着一台高级咖啡机，台子里面是咖啡和杯子。
到了餐厅、厨房，戴梦岩说：“这房子和所有东西都是给你准备的，只要不出门你可以为所欲为。现在我给你做点夜宵，明天早上你喝牛奶吃面包，中午我给你送饭。”
叶子农说：“太晚了，你早点回去吧，一帮人在楼下等着呢。”
戴梦岩说：“都是准备好的，很快。”说着打开炉子、启动烤箱，然后才去洗手。
果然很快，原来是现成的潮汕沙锅粥和面包夹煎蛋分别加热一下。夜宵做好以后放到餐桌上，然后戴梦岩就告辞了。
来到巴黎的第二天，叶子农是被几声敲门叫醒的，他好像还没有睡够，半趴在床上侧着脑袋，眼睛极不情愿地眯开一道缝，看着戴梦岩站在卧室门口。
他懒洋洋地问：“几点了。”
戴梦岩说：“12点多了。”
叶子农说：“听不到马路汽车，睡得没准儿了。”
戴梦岩说：“先起来吃饭，不然饭都凉了。”
午饭是用多格套装饭盒提来的，一份米饭、一份烧海参、一份麻婆豆腐，一看就是从中餐馆里买来的。饭盒是仿瓷材料，颜色、质感、形状都不太适合家庭餐桌。戴梦岩拿出厨柜里的青花瓷餐具，把饭菜装进家常的碗盘，这才摆上桌。
叶子农洗漱之后过来吃饭，一看就说：“哟，挺丰盛的。”
戴梦岩说：“说你脏吧，可刷牙还蛮讲究的，还刮舌头。”
叶子农边吃边说：“老北京用舌刮，现在的人都不怎么用了。”
戴梦岩拿出一个记事本，说：“说话不影响你吧？”
叶子农说：“不影响。”
戴梦岩说：“第一，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财产情况……”
叶子农马上摆手制止了，说：“别，您积点德吧，别把人往是非的坑里推。”
戴梦岩说：“我是想跟你说，只要不是大投资和过分挥霍，活命的钱是足够的，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需要什么尽管说。”
叶子农说：“你悠着点，别压死我就得。”
戴梦岩说：“第二，我上午给柏林打了电话，我跟钱静辉主席说房子先不卖了。你不是被驱逐的，将来的情况谁也不好说，这里也不需要钱，柏林留个房产没坏处。”
叶子农说：“既然已经说了，那还说啥。”
戴梦岩说：“第三，吃饭是大问题，如果请个保姆你能接受吗？”
叶子农说：“不能。用不了3天我就成保姆了，让人伺候我受不了。”
戴梦岩说：“那你早餐就委屈点，我每天给你送两次饭。我不是说你懒，就算你自己愿意做饭也不可以，这不是一天能学会的，你吃你自己做的饭身体会垮的。”
叶子农说：“电脑桌上有个单子，专门说吃饭问题的，你去拿来。”
戴梦岩到书房，拿起电脑桌上的单子看——
大冷冻室的冰箱一台
电热保温壶一个
家用真空包装机一台
不锈钢5升真空密封保温桶两只
灌香肠漏斗两个
大小规格的食品级可高温蒸煮铝箔袋各200个
不干胶空白标签50张
冰箱隔板或抽屉隔板10个
戴梦岩坐回来说：“不是很明白。”
叶子农把碗底的几口饭吃完，擦擦嘴，解释道：“电热壶90℃常态保温，低于90℃自动加热沸腾。把适合冷冻的熟食包起来，比如米饭、炒饭、卤面，比如麻婆豆腐、红烧肉、香辣鸡翅，比如炸酱卤子、牛肉卤子、豆腐臊子，还有米粥、鸭汤之类。想吃什么就往电热壶里扔什么，食品和水是完全隔离的，水分不增加也不流失。巴黎不缺中餐馆，哪家做得好买哪家的，大桶买回来分装，集好吃之大成，顿顿都能吃到巴黎最好的厨艺。”
戴梦岩说：“长期用铝箔袋会不会对身体有害呢？”
叶子农说：“既然是食品级的就应该是安全的，而且也不可能长期，签证也不过是一年的时间，你想长期人家法国当局还不答应呢。”
戴梦岩说：“难怪有人说方便的东西都是懒人想出来的，有点道理啊。”
叶子农说：“试试，慢慢摸索出个法子。”
戴梦岩点点头，说：“第四，我想开个服装店，想让你帮我规划规划。”
叶子农诧异地看了戴梦岩一眼，觉得这想法不切合实际，说：“你还没到永世不得翻身的程度，别急着下结论。”
戴梦岩我行我素，起身去书房拿来一摞时装杂志，说：“你先翻翻，我去刷碗。”说着收拾碗筷端到厨房去刷碗了。
叶子农随手翻了几本杂志，看不进去。
戴梦岩刷过碗，解下围裙坐回餐桌，接着话题说：“巴黎城西有个新区，我老早就在那里买了店面，是给自己留退路准备的。我喜欢衣服，打算将来不演戏了就开个服装店。店面一直是租出去的，5月底就到期了，我想收回来自己开店。”
叶子农说：“你没到不得翻身的程度，这个阵痛也不会太久，这期间你折腾什么都不可能有长远性，有那工夫歇会儿吧。”
戴梦岩说：“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吃饱了就睡？我活一天就要奋斗一天。”
叶子农说：“你有钱，真想折腾谁也没辙，那是你的权利。”
戴梦岩不悦地说：“有钱怎么了？你是不是已经高雅到可以不谈钱了？”
叶子农说：“这关雅俗啥事？如果钱是谈出来的，那咱得拼着老命谈。如果钱是作为果存在的，只要条件俱足你谈不谈它都出来。如果谈了没用，那不歇着还等啥？”
戴梦岩说：“你不是说来给我当差吗？你就是这么当差的？”
叶子农说：“对无效劳动和赔本投资尽到提醒义务，这差不这么当该怎么当？当你一动就是损失的时候，不动就是最大效益。”
戴梦岩说：“有你在，我不会栽跟头的。”
叶子农说：“有我在，你已经栽跟头了。车砸了，轰下台了，整个圈子封杀你了，你还要怎么栽跟头啊？只要具备了栽跟头的条件，老天爷来了也得栽跟头。”
戴梦岩说：“赔钱就当消费了，我就想干件我想干的事。”
叶子农说：“哦，敢情您不是高雅到不谈钱了，是高雅到扔钱了。”
叶子农不想跟她争论了，主动回避去了客厅，坐到沙发上。
戴梦岩跟过来，说：“你就当我永世不得翻身了，帮我把店开起来。万一翻身了，扔这点钱不算什么，还能为将来开店做点准备。”
叶子农劝阻无效，无奈地说：“有人是属豹子的，吃饱了就歇着。有人是属鸡的，你把它扔到粮仓里它还是没完没了地刨。”
戴梦岩说：“我就是那个属鸡的，扔到粮仓里也刨，不刨人生就没意义了。”
叶子农说：“要真是不刨就难受，那就刨吧。我不懂时装，怎么帮你刨？”
戴梦岩说：“你懂人哪。斯班卡尔时装大师说过，时装设计的最高境界就是人学。你那次陪我逛街对我就很有启发，店名我都想好了，叫‘浮华散尽-你是你’，品牌定位就是风情女人、品位女人，聘请设计师按我的理念设计，经营自己品牌的极品女装。”
叶子农说：“那就甭开张了，还省了倒闭的程序。或者你就代理个品牌，也可以到批发市场扛两包回来卖。”
戴梦岩非常不悦地质问：“你什么意思啊？”
叶子农说：“你这么老土，干不了这事。”
戴梦岩惊诧地说：“啊？你是说……我老土？”
叶子农说：“咋，不爱听了？”
戴梦岩说：“不是不爱听，是你说得不对，太荒诞了。”
叶子农说：“行，我错了，你对了，这个可以钉到墙上成定论了。但是，你面临的问题会不会因为你对我错就不存在了？”
戴梦岩想了想，问：“什么问题？”
叶子农说：“哦，那就是没问题了。没问题你找我干吗？”
戴梦岩又想了想，说：“嗯，有问题。我看不太清楚，这就是问题。”
叶子农说：“是你让人看的，人家刚瞅一眼你就不愿意了，那还看不看了？”
戴梦岩说：“看，看。我怎么干不了这事？”
叶子农问：“什么是境界？什么是风情、品位？什么是极品？”
戴梦岩说：“境界就是境界，品位就是品位，我有感觉，就是说不出来。”
叶子农说：“那你这不是瞎扯嘛，你说不出来怎么让设计师理解？如果只说概念，哪个设计师停止过追求境界和品位？还轮得着你来要求？你自己都一锅粥，设计师拿什么标准给你设计？要么难为死，要么也给你一锅粥。浮华散尽就更扯了，荣华、豪华、奢华，哪个是人能舍弃的？古往今来，虽然荣华的形式在变，但人们追求荣华的心从来没变过，这东西你不让它出来，人们做个梦也得让它出来。你倒好，都散尽了，谁敢进你的店哪。”
戴梦岩愣住了。
叶子农说：“拿个笔，拿张纸。”
戴梦岩也没情绪了，赶紧去书房拿来纸笔。
叶子农在纸上画了两道竖杠，间隔五六厘米，说：“境界是一个表达状态的区间，两边为界，界内为境，不可能揣着这边扔了那边，是本一的。如果不赋予它具体的内容，这个表达工具本身没有任何意义。风情女人咱就不说了，连性这一境还没出离呢，不然她风情个啥劲呢？品位女人，没品没事，一品就露了俗。对治俗的一境，您还有可能扔了俗吗？只要不出离雅俗，您还有可能不土吗？”
叶子农在两道竖杠旁边又画了两道竖杠，两道外杠的间距更大了，又从起初两道竖杠的小区间画出一个箭头进入大区间，说：“出离，在这事上讲就是不属于雅俗的判断了，进入了一个更大区间的属性，属于平常与不平常的判断。极品女装是啥我不知道，论可表达可操作的起码也该是出离荣华的不需吧。出离荣华不是没有，是不属于。浮华散尽也不可能是你，是穷光蛋。什么叫定位？定位就是排他，就是不能搁哪儿都行。”
戴梦岩问：“那要是再出离呢？”
叶子农说：“那就不是人了，是佛，是基督，不关你的事了，无碍故不说。”
戴梦岩说：“平常？那极品女人就什么都不需要了？”
叶子农看了戴梦岩一眼，说：“晕，什么都不需要了你衣服卖给谁啊？她需要让别人知道她什么都不需要，你就得给她找一个比荣华富贵更高的，是俯视荣华富贵的。你不是卖衣服，是颁发身份，把牌子改成‘浮尘散尽-你是你’，贴块牌子，您这就算开光了。凡是敢进你店的，都是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的。而你，也必须要赔得起、撑得住。”
戴梦岩沉默了许久，说：“这样的衣服，到哪里去找设计师啊？”
叶子农说：“找什么设计师啊，你攒了那么多杂志，那就是一个智库，你要做的就是站在大师的肩上。浮尘散尽嘛，就是从现有的里面剔除什么，而不是增加什么。你就趴在画报里找浮尘吧，剩下的就是‘你是你’，再把里面具有共性的设计挑出来，取证、存档，预备万一打官司。共性的设计就是公共的，就扯不上侵权。”
戴梦岩起身去书房抱来一大摞时装杂志，放到大茶几上。
叶子农问：“干吗？”
戴梦岩不吭声，又去书房把剩下的所有时装杂志都抱来，放下，这才说：“你看得这么清楚，你就趴在画报里找浮尘吧。我老土，干不了这事。”
叶子农傻眼了，干张嘴说不出一句话。
方迪驱车来到叶子农户籍所在的居委会，这是一间建在两座四合院之间的平房，看样子有些年头了，像是“大跃进”时期的建筑，房子有十几米宽，正中间是一扇比普通住宅的门稍大一些的铁门，里面被隔成两个房间，一间大一些，显然是会议室，穿过会议室还有个小一些的房间，就是办公室了，办公室里有3张办公桌和一个很大的文件柜。
办公室里吵吵嚷嚷的有五六个人，男的女的都有，像是在调解纠纷。方迪进去，见里面的人争吵，也不便打扰，就站在门框旁边等着。
一个年近60的大妈注意到了方迪，问：“姑娘，你找谁？”
方迪回答：“我找居委会黄主任。”
大妈说：“我就是，你有什么事？”
方迪说：“上午居委会给我打电话，通知我来拿叶子农的东西。”
黄主任站起来说：“你就是方迪吧？电话是我打的，叶子农寄的东西到了，早先他来过一个电话，说是让把东西转交你。”
方迪说：“我就是方迪。”
黄主任对争吵的人说：“你们先协商着，我先处理那事。”然后走过来对方迪说，“这里太吵了，咱们外面说去。”
出了房子，听不到里面争吵了，方迪主动把身份证拿给黄主任。
黄主任看完身份证，问：“你跟子农什么关系？”
方迪回答：“叶子农跟一个叫九哥的美籍华人是朋友，九哥要在北京开公司，东西是要交给九哥的，现在他人不在北京，在纽约。我是九哥的朋友，跟九哥合伙开公司，所以九哥让叶子农写的转交给我，我替九哥保管。”
黄主任又问：“你一个北京姑娘，怎么会跟纽约的美籍华人是朋友呢？”
方迪回答：“我在纽约留学。”
黄主任问：“有护照吗？”
方迪回答：“有。”拿出护照给黄主任看。
黄主任看过护照说：“电话、身份都对，关系也说得通，行，东西可以交给你了。”
黄主任进屋，很快就有两只木箱子被4个人抬出来了，方迪赶快上去帮忙，大家七手八脚把箱子装上了车，一只装进后备厢，一只装进后车座，方迪连声道谢。帮忙的人装完车回屋里继续争吵，方迪也要向黄主任道谢告辞了。
这时，黄主任说：“姑娘，还有个事得给你说说，你能不能让你那个叫九哥的啥朋友给子农带个话呀？子农的电话联系不上了，这国际长途也打不起呀。”
方迪说：“叶子农可能去巴黎了，没关系，有什么事您说。”
黄主任说：“子农在我这儿留过一笔钱，这不房子拆迁嘛，分房要补交一部分钱，还有平时交个卫生费什么的，要说且够花的，可新楼那边情况有变化，暖气要交初装费，燃气也要交初装费，以前没说这个呀，那也得交啊，还有这搭伙封阳台，搭伙装修、换门，搭伙它不便宜嘛，你说这钱交不交啊？都交那钱就不够了，不交又怕给他耽误了。”
方迪问：“需要多少钱？”
黄主任说：“加上还有的，再有两万块钱就敞开儿够。卫生杂费什么的好办哪，没钱了我先帮他垫上，他又不在家住，也没什么水电费。”
方迪又问：“您几点钟下班？”
黄主任说：“6点。”
方迪说：“6点之前我一定把钱给您送来，拿5万，要再有什么事钱不够了您不是有我电话吗，您直接给我打电话就成。”
黄主任说：“那敢情好了，钱放大妈这儿你就一万个放心，少不了他一分的。”
方迪说：“那谢谢您了，我把箱子送回去就来给您送钱。”
黄主任高兴地说：“好嘞。”
黄主任不知道叶子农的“部长事件”是不可能的，却一句没提，既有街道大妈的家常与亲和，又有居委会干部的分寸与警惕。
方迪上车，朝黄主任招招手开车走了。
军八大院是一座军官家属院，花草繁茂，绿树成荫，南北大门都有警卫把守，院内日夜有警卫巡逻，进出的大多是军牌车辆。军官家属楼的建筑规格不一，有一栋二层楼住4家的，有一栋楼住十几家的。院内有图书馆、医务所、幼儿园、供应站等设施，在军官家属区和警卫部队宿舍区之间，错落有致地分布着11幢清一色红砖建造的二层小楼，每幢独门独院，居住的都是在职或离休的军级干部，其中一幢就是方迪的家。
方迪的车刚停到门口，正碰上王妈手里拿个布兜子出来。王妈50多岁，在方迪家已经有十几年了，已经成了方迪家的一员。
方迪下车问：“阿姨，买东西啊？”
王妈说：“家里洗衣粉没了，牙膏也该买了。”
方迪说：“车上有东西，您先帮我看着点，我去找人帮我抬。”
王妈说：“家里有人，你哥的战友来了，正和你妈说话呢，来找你的。”
方迪一愣：“找我？”
正说着，大概里面的人听到了动静，方迪的母亲也出来了，身边还跟着一个30多岁的男人，不用问，他就是方迪哥哥的战友了。
方母一身军装，和蔼稳重，问：“东西取回来了？”
方迪说：“嗯，两个木箱子，很重，一个人抬不动。”
方母说：“这是你哥的老连长，赵军。”
方迪与赵军握手说：“赵连长，你好。”
赵军赶紧说：“可别叫连长，转业两年了。”然后又说，“多重的箱子？我试试。”
赵军中等身材，黑红的脸，浓眉大眼，厚厚的嘴唇，穿一身洗得褪色的旧军装，朴实中透露着一股军人的气质。
方迪打开后备厢说：“估计都是书吧，很重。”
赵军过手试了一下重量，然后一使劲就搬起来了，扛到肩上问：“放哪儿？”
方迪说：“楼上，放我房间里。”
方迪在前面带路，赵军扛着箱子跟在后面，上楼到方迪的房间，方迪让赵军把箱子塞进床底下，往一头推了推，以便腾出空间放另一只箱子。
两只箱子都抬到楼上放好，方迪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存折放进包里，然后带赵军下楼到厨房洗洗手，与方母一起在客厅坐下。
方母将一张字条给方迪，说：“你不是正在筹建公司嘛，搞公司就需要人，你哥给你推荐个骨干，这是你哥给你的条子。”
字条内容：赵军，36岁，党员，老黄牛，人品没的说，安排个有奔头的位置。哥。
方迪说：“妈，这刚混个营长就学会批条子了？我餐馆还没开张呢就归他指挥了？”
方母笑笑说：“你哥这不是跟你亲嘛，一方面给你推荐了可靠的人才，一方面你这也是拥军哪。”
方迪说：“你看他什么态度？公司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在一旁的赵军很尴尬，难为情地说：“要是为难，那我就……”
方母笑着说：“没事，没事，你不了解他们兄妹，谁都不让谁。”
方迪说：“赵连长，我是声讨我哥呢，两码事，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确实在筹建一个快餐公司，我和纽约的一个朋友合作的，能不能成还不一定呢，不知道你有什么要求？”
赵军说：“那我说说我的情况吧，我16岁当兵，我是吉林的，你看我的普通话还有东北口音。我是前年转业回原籍的，分到轴承厂当保卫科长，厂子不景气，我去了没多久就赶上企业改制，下岗了一大批，你干部不带头怎么说服群众呢？我就下岗了，摆过地摊儿，给人家开过出租车，还干过保安。我没文凭，也没技术，军事那套也用不上。上个星期方营长出差顺路去看我，就给我写了这个条子。”
方迪问：“你跟我哥是怎么认识的？”
赵军回答：“你哥军校毕业到我这个连当副连长，我们一起工作了两年，后来他去别的连当连长了，还是经常见面，再后来我就转业了。”
方迪问：“你爱人做什么工作？”
赵军回答：“媳妇在针织厂工作，岳母帮着带孩子，不耽误工作。”
这个“不耽误工作”是句双关语，其中就包括了不耽误赵军在北京谋发展。
方迪看看表，考虑了一下，起身说：“赵大哥要不怕误了前程，那就跟我走。”
方母说：“怎么又走啊？你好不容易回趟家，晚饭在家吃吧。”
方迪说：“我白天那么多事，就晚上有点时间，还要准备论文答辩呢。”
赵军站起来，对方母说：“那首长，我就听方迪安排了。”
方母也起身说：“好，你们去吧。”
赵军随方迪出门上车，离开了军区大院。赵军不知道方迪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也不便多问，就这样一声不吭地坐在车里。
方迪先去了一家银行，让赵军在车里等着，自己进去取了5万元现金，然后开车去居委会送钱。看着赵军坚毅而又憔悴的神情，她心里涌起一股酸楚和敬意，对于一个16岁当兵的老连长，他一定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字条上的一句“老黄牛”就已经说明了一切。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势必会冲击到每一个人的观念、角色和利益，这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性转折，而千千万万像赵军这样有过勤奋和荣誉的人，正是他们的坚韧和担当成就了这个伟大的转折。在方迪心里，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到了居委会，方迪进办公室把钱交给黄主任，拿上收条，再次开车上路。
出了胡同口，上了马路，方迪问：“你登记旅馆了吗？”
赵军回答：“没有，我下了火车在外面吃了点东西就去你家了，也没什么行李，就几件换洗的衣服，都带着呢，这说话天就热了，带多了也没用。”
从军区大院到前门大街路程不算很远，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而从前门大街到生产基地是由南往北的方向，多走了一半的往返。来到生产基地，方迪下车打开大门，带着赵军走到一排平房的西头，打开门锁，里面全是新买的单人木床和被褥，整齐摞成个小山。
方迪又打开另一个房间，里面全是崭新的桌椅，还有塑料脸盆、毛巾之类的物品，然后又打开那间挂有“厂长办公室”牌子的房间，因为这是一个套间，虽然外面是一个门，但里面还有一道门，实际是两个房间，外间已经摆了一张办公桌，桌上只有一部电话。
方迪打开完3个房间，把一大串钥匙交给赵军，说：“这是生产基地所有的钥匙，你就住在这间办公室，床铺都是新买的，你自己归置，电话刚装好，你可以和家里联系。”
赵军拿着一大串钥匙说：“这么简单就录用了，你也不考虑考虑？”
方迪说：“你觉得我还有多少选择？”
赵军说：“其实……我挺尴尬的。”
方迪说：“我哥14年军龄，能不能看准社会人我不好说，看军人我信他。我也是军人家庭出来的，咱们套话就不说了，我不拿人才捧你，你也别拿给机会寒碜我，说到底就是个餐馆嘛，又不是给谁赏地封侯，而且餐馆我也没干过，如果在军营里我倒有信心赵哥把我训练成好兵。所以呢，大家有缘分就凑在一起混饭吃，好吧？”
赵军点点头说：“好。”
方迪说：“那从现在起你就是生产部经理了，如果公司发展得好，将来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全国的子母店，半成品供应这块全归你负责，你的主要收入不是工资，是经营股，经营股与资本股的区别就是：你不胜任这个位置，经营股就不是你的。北京的生产基地除了正常供应半成品以外，还负责向各大城市的母店派出干部。生产部与经营部是合作关系，不是隶属关系，各大城市的生产基地隶属生产部，生产部隶属公司。”
赵军说：“这确实是个有奔头的位置，我掂量得出这信任的分量。”
方迪从包里拿出一沓钱，数出1000块递给赵军，说：“这是1000块钱，算是公司预支给你的，以后从你工资里扣。你先住下来，这路边有几个餐馆，吃饭的都是过路司机，在车间开伙前你先将就着。现在是筹建公司，事情很多，等你安顿下来再谈具体工作。”
赵军说：“钱你拿回去，我出门带钱了，够花。”
方迪说：“北京消费指数高，拿着吧，不定什么地方用钱呢。”
赵军拿上钱说：“那谢谢了。”
方迪看看天说：“天快黑了，你归置好早点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赵军把方迪送到大门口。
回到天街新村，天色已经擦黑了。
车子一进小区，方迪就远远看见楼前站着的孙瑶和她的车，董丽在孙瑶旁边，还有一个男士，3人正朝她的车注视，孙瑶还朝她挥了挥手。
方迪开到楼前停好车，下来问：“你们怎么在这儿？”
孙瑶说：“给你家打电话，你妈说你刚走，那就在这儿等呗。怎么这么久啊？”
方迪说：“先去办了点事。那就别站着了，先进屋吧。”
董丽说：“先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周富均。”
方迪跟周富均握了一下手说：“你好！”
周富均不到40岁，三十七八的样子，高个，不胖不瘦，五官端正，皮肤白净，穿一身深灰色的西服，打着领带，给人以讲究、得体的印象。
周富均说：“我们见过面的，上次你们在酒楼同学聚会。”
董丽说：“咱们在包间，他是大堂经理，你没注意。”
方迪说：“哦，是没注意。你们俩是一个单位的？”
董丽说：“可不是嘛。”
方迪说：“那先上去吧，有话进屋再说。”
董丽说：“别上去了，这都几点了？让富均请咱们吃顿饭。”
方迪说：“不行，我就晚上有点时间，得准备下个月的论文答辩呢。”
董丽说：“哎呀，不在这一会儿，走吧。”
孙瑶也说：“就是，一起吃个饭吧，都等你半天了。”
方迪问孙瑶：“什么事啊？”
董丽说：“什么事也得先吃饭哪，走吧。”
孙瑶说：“就是，先吃饭吧。”
方迪觉得今天这饭没那么简单，就说：“那……门口就有个餐馆，就在大门边上，还不错的，特别是豆皮腰花做得不错。但是得先说好了，我请客，要不你们就回去，总不能堵着我家门口让你们请客呀，太寒碜我了。”
方迪说得不无道理，孙瑶看了看董丽。
董丽说：“没事，谁请都一样。”
方迪说：“那你们回吧，我家里有吃的。”
董丽只能妥协，说：“好好，你请。”
孙瑶问：“不用开车吧？”
方迪说：“不用，就在门口，出门就是。”
4人步行没几步就到了小区门口这家餐馆，餐馆不大，但是设计得很有情调，适合情侣约会或好友小聚，不适合讲排场的宴请。4人坐进一个包间，包间和桌子也不大，甚至空间显得有些局促，却在桌椅和墙饰的细节都刻意营造温馨的气氛。方迪点过酒菜，然后大家喝着茶水聊天等菜，董丽显然是有事的，但也不急于说出来。
方迪对孙瑶说：“你跑哪儿去了？还你钱呢找不着你。”
孙瑶说：“你不是借一年吗，着什么急呀。”
方迪说：“有了就早还嘛。”
董丽说：“哟，你这都搞公司了还用跟孙瑶借钱啊？”
方迪说：“定做机器那会儿还没人投资呢，我一个穷学生哪来的钱？”
董丽笑着说：“孙瑶也是看碟下菜，我要去借她准不借给我。”
孙瑶说：“我听银行的人说过，借钱这事呀，一是见死不救，二是雪中送炭，三是锦上添花。见死不救好办，迪子属于锦上添花的，也好办，最难的就是雪中送炭，下一秒死活谁知道啊，血本无归我找谁哭去？”
说话间菜陆续上来了，方迪招呼大家吃喝，边吃边聊。
董丽说：“听说你们公司在招人呢，还是骨干。”
方迪说：“嗯，店面已经签了，正在注册公司。”
董丽说：“都是老同学，我有话就直说了。富均高中毕业下乡了几年，后来招工分配到饮食公司，这一干就是十几年，都奔40的人了，到现在还是个大堂经理，他们那一届的好多都当了书记、老总，他老婆嫌他没本事也离了。我是服务员，他是大堂经理，都窝在一个单位也不是个事。我知道迪子心大，不管干什么都不会小打小闹的，又是外资企业，我想让富均来你这儿谋个发展。孙瑶跟你关系好，面子大，我就把她拉来了，帮我说个情。其实我也拉张娟了，娟说有事不能来，我知道她是不愿意掺和这种事。”
方迪平和地说了两个字：“不行。”
董丽和周富均愣住了，孙瑶也愣住了，不是因为结果，是因为这种直白的拒绝。尽管方迪的语气是平和的，甚至是略带歉意的，但在大家听来却还是直愣愣的。
周富均沉着地笑了笑，问：“为什么？你了解我吗？”
方迪说：“我们这几个同学从毕业到现在，大家的生活、观念都在发生变化，但是还能时不时聚在一起说说话，不容易。同学之间帮忙很正常，但大家都有个默契，尽量避免涉及利益或联系过于紧密的事，毕竟共事就有摩擦，女人又比较情绪。”
周富均点点头说：“明白，明白。”
方迪说：“所以跟我了解你多少没关系。”
董丽说：“我是那种不明事理的人吗？”
孙瑶连撇嘴带扭脸，动作很夸张，感叹道：“哎哟，我的妈呀！”
董丽说：“你帮谁说话呢？”
孙瑶赶紧说：“我错了，我错了。”
周富均说：“我以为多个同学关系会优先点呢，没想到成了障碍。其实我们还没到多紧密的程度，能不能成还不一定呢，起码现在她是她、我是我。”
董丽狠狠地瞪了周富均一眼。
方迪说：“董丽是我和孙瑶的同学，请你说话照顾一点我们的感受。”
周富均说：“我得不到重用就两个原因，一是没文凭，二是说实话。”
董丽说：“我跟他还真没到谈婚论嫁，你就是正常招聘也得给人个说话机会吧？老同学要这点面子都不给，那老同学还有什么用啊？”
方迪从包里拿出一沓人员资料，有20多份，搁桌上说：“这里除了熟人推荐和人才交流中心的，剩下一大半都是饮食公司的，我一个都没敢碰。饮食公司是铁饭碗，改制了也不是玻璃碗，国家都扛不动的事我一个小餐馆扛得动吗？今天下午公司招了第一个人，我哥的老连长，转业当了保卫科长，企业改制下岗了，摆地摊儿当保安，这个我敢用，我破产了他接着摆地摊儿去。我自己还是学生，我自己都一身债，能不能适应市场我自己都没数，你拿一家的吃喝拉撒到我这儿押宝，用孙瑶的话说下一秒死活谁知道啊？董丽不管你爱不爱听我都希望你明白，只要公司用了周大哥，我就是你董丽的仇人，有闪失我是你们家的祸害，有摩擦我是欺负你男朋友的泼妇，咱们老同学一场，真别走到抓脸撕头发那步。”
周富均说：“你自己都没信心怎么干事业？”
方迪说：“跳楼卖身我只管我自己，我不能要求别人也跳楼卖身。”
周富均说：“谁开店都是先用熟人，慢慢对这一行了解了再向更合适的人过渡。如果你觉得我不行，你随时辞掉我，我们决无怨言。”
董丽说：“就是嘛。”然后使劲看着孙瑶。
孙瑶被目光逼得无法抗拒，就说：“迪子，周大哥都这么说了，你就问问情况，合适就录用，不合适也不伤和气，是吧？”
董丽说：“迪子，你还真别拿老眼光看人，我也在进步啊，我也在转变观念。”
方迪沉默了片刻，说：“那……这餐馆就是卖碗面，周大哥要不嫌水浅就说说要求。”
周富均说：“还能有啥要求？人往高处走呗。我厨艺一般，相当于中级厨师吧，就是缺个证书。方总，你不是唯文凭论吧？”
方迪说：“周大哥可别方总的，等以后真总了再说吧。我就是个混文凭的，所以我不唯文凭，也没敢拿文凭去蒙事。这餐馆不需要厨师，除了会计没有带师的，我相信周大哥也不是奔着当厨师来的。”
周富均一愣，说：“没厨师你怎么开餐馆？”
方迪说：“就开没厨师的餐馆，但是咱们今天不讨论这个。”
周富均想了一下，没想明白，也不能再问了，于是说：“现在是唯文凭的时代，我就是因为没文凭一直提不上去，其实我的强项是管理，北京餐饮界蹚了将近20年，哪家店门朝哪儿？谁是哪个师傅带出来的？我闭着眼都能数过来。这么多年用阅人无数不过分，什么样的顾客没见过？再难对付的场面我都摆平了。”
方迪说：“举个例子。”
周富均颇有兴致地说：“比如有一次后厨的伙计误把羊肉当成猪肉用了，菜谱根本没有羊肉大葱这款蒸饺，只有羊肉萝卜和猪肉大葱，有桌顾客要了4笼猪肉大葱蒸饺，结果端上了4笼羊肉大葱的，这顾客还偏不吃羊肉，人家肯定不干哪，就跟服务员发生争执，我过去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批评服务员，然后跟顾客解释：本店就没有羊肉大葱这款蒸饺，只有羊肉萝卜蒸饺，你可以拿筷子拨开蒸饺，如果是萝卜馅的就一定是羊肉的，如果是大葱馅的就一定是猪肉的。结果顾客没了脾气，只能又点了4笼海鲜蒸饺，不但平息了争吵，还多卖了4笼蒸饺，顾客吃了哑巴亏还说不出什么，维护了酒楼的利益。”
方迪说：“如果在我店里，你就被解雇了。”
周富均：“当然了，回头客的生意我不会这么做，要看情况了。饭店经理的应变能力非常重要，要会看的。”
方迪问：“周昌浩你知道吗？”
周富均说：“那当然，北京餐饮界的泰斗。”
方迪说：“我有幸拜访了老爷子，他老人家一生过手了很多餐馆，过一个成一个，我就问他有什么诀窍，他说就一句话：让顾客觉得你是傻瓜。”
周富均说：“我尊敬老爷子，但那套理念已经过时了。餐馆跟顾客是什么关系？计划经济那会儿叫为人民服务，今天是什么？是天敌。俗话说无奸不商，投资就是要赚钱的，不然你捐给慈善得了，而顾客天生就是要少花钱多吃点，这个矛盾是不可协调的。俗话说买家没有卖家精，比谁精就是斗智，斗赢了你成功，斗输了你破产，你想破产吗？”
一套理念加上一句“你想破产吗？”，怎么都让方迪觉得有点像街边算命的，你如果害怕了就会讨教逢凶化吉的法子。
方迪说：“我也能找到个‘俗话说’，俗话说无信不立。每个人都能从‘俗话说’里找到依据，那‘俗话说’也就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你需要哪个俗话说，从这个俗话说里获得心理支持。你的理念与这餐馆的理念是不兼容的，我很抱歉。”
周富均有些失望，叹了口气说：“唉，还是人微言轻啊！同样的话，如果我像你一样揣个文凭留洋回来，可能你听着就不一样了。我以为方总受过美国高等教育，思维会跟我们那些领导不一样，没想到没什么区别，骨子里还是国学的东西。”
董丽已经很不耐烦了，说：“富均，还有谈下去的必要吗？”
孙瑶说：“董丽，干吗呀？”
董丽起身拿上包，伸手拉周富均离开，说：“我们没地位，高攀不上。”
方迪平静地说：“董丽，你要拿话噎我也拣句合适的，我这餐馆就是卖碗面条，有地位的人我养得起吗？”
董丽拉上周富均愤愤地走了，孙瑶也赶紧跟了出去。
方迪收起那沓招聘人员资料，孤零零一个人喝啤酒。
一会儿孙瑶回来了，坐下说：“董丽都哭了。”
方迪说：“如果公司是你开的，你会因为怕董丽哭就用这样的人吗？”
孙瑶说：“那绝对不会。”
方迪说：“董丽是好人，就是太妇女了。”
孙瑶说：“董丽怎么找这么个油子？太油了，面不改色心不跳。”
方迪说：“文凭不是决定一切的，他这10多年走过来，一个领导眼瞎，所有的领导都眼瞎吗？甭管好官坏官，都需要有人抬轿子，在需要政绩这一点上是没区别的，要是连坏官都不需要你抬轿子，那就真不是人家埋没你了。”
孙瑶说：“迪子，我得好好巴结你，万一哪天我倒霉了，我要跟你混。”
方迪说：“哎哟姑奶奶，您积点慈悲心吧。”
巴黎是时尚之都，服装加工业十分发达，市区及近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制衣厂。戴梦岩要经营自主品牌的服装，就必须对服装加工业有所了解。她清楚将来自己的产品定位，不可能规模生产，只能找小而精的制衣厂，而考察制衣厂则是她必做的工作。
这天上午她收拾好装束，下楼开车去考察制衣厂。汽车就停在楼下的路边，她刚走出公寓不远就听见有人叫她，一回头，有个中国小伙子在她身后。
小伙子疾步赶过来，又叫了一句：“戴小姐！”
前段时间戴梦岩一出门就撞上记者，由于她总不说话，蹲守的记者渐渐就少了，公寓门前恢复了平静。她打量小伙子，背个行李包不像记者的样子。
小伙子上前自我介绍：“我叫沈彪，从纽约来，昨天下午到的。我是农哥的朋友，要回北京的，专门绕道来看看农哥。我不知道农哥住哪儿，也没农哥的电话，只有通过你才能见到农哥，想请你帮忙给联系一下。”
戴梦岩说了句：“对不起，我帮不了你。”就去开车。
沈彪追上去，对着车窗说：“我真是农哥的朋友，在布达佩斯认识的，我去美国还是农哥给帮的忙，你可以给林雪红和九哥打电话，我来之前还去找过他们。”
戴梦岩连话都不说了，开车就走。
上午考察了两家制衣厂，临近午饭时间她回来了，远远看见沈彪还在路边等着。车子就从沈彪旁边开过，她丝毫没有理会沈彪的意思。
沈彪不等戴梦岩下车就追上来说：“戴小姐，你帮我跟农哥联系一下吧，你一说有个愤青他就知道，说北京刀客也行，他一定会见我。”
戴梦岩下了车，问：“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沈彪早有准备，马上拿出几张纽约的报纸，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指着上面每个有关戴梦岩的报道解释道：“我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知道你在这条街，这座公寓，不知道是哪个门牌，也不知道电话，九哥和林雪红他们也不肯告诉我，我就在这里等了。”
戴梦岩说：“别等了，子农的情况你应该知道，他现在不适合会客。”
沈彪说：“你帮我联系一下吧，农哥一定会答应见我。”
戴梦岩说：“你没明白，子农同意了也没用，决定权不在他手里。子农在巴黎，我要对他的安全负责。我不想多说了，你请回吧。”
沈彪拦住戴梦岩，说：“那你就让我见一下吧，见不到农哥我是不会走的。”
戴梦岩停了片刻，问：“我可以看看你的护照和机票吗？”
沈彪拿出护照和机票。
戴梦岩看过护照和机票，还给沈彪，问：“你非要见他？”
沈彪点点头：“嗯。”
戴梦岩说：“第一，你要接受安检，就是搜身。第二，不可以留宿。第三，然后我才能问子农见不见你。”
沈彪赶紧说：“我接受安检，保证不留宿，你现在就可以搜。”
戴梦岩说：“不是我安检，是保安，但要经过你的书面同意。”
沈彪说：“我同意，我同意。”
戴梦岩说：“你稍等，我上去打个电话。”
戴梦岩上楼回到房间给叶子农打电话，说明情况后征询叶子农的意见。
叶子农在电话里说：“见吧，不见不合适。”
戴梦岩下楼，对沈彪说：“子农同意见你，上车吧。”
戴梦岩开车送沈彪到派拉姆公寓，在广场大门向保安出示了身份卡，不同级别的卡代表了不同权限。她向保安说明了情况，沈彪通过了第一道关卡。
到了公寓入口，戴梦岩把准许沈彪见叶子农的条件向值班室的保安做了说明，值班长查验了沈彪的护照、机票和入宿旅馆的凭证，然后让沈彪填写一张英文版的安检登记表，除了时间、身份、拜访对象、户主同意等信息外，主要是书证自愿接受特殊安检。沈彪的英文并不是很好，在戴梦岩的帮助下才完成了登记，戴梦岩也在户主一栏签了自己的名字。
填写完安检登记，沈彪和旅行包一起被带进值班室的里间，一名保安对沈彪身体和旅行包进行了安全检查，没有发现具有攻击性的器物和其他危险品，随后被带出来，值班长也在安检登记表上做了填写，签上自己的名字，最后给沈彪发了一张访客通行卡。
沈彪有了这张卡，就可以通过电梯和走廊这两道关了，剩下最后一道是房门。沈彪跟着戴梦岩到房门，想在戴梦岩面前表现一下跟叶子农关系很近，就上前敲门。
戴梦岩说：“别敲了，子农没权力开门。”
戴梦岩打开门让沈彪进屋，对叶子农说了句“我回去了”就关门走了。她知道叶子农与沈彪只是布达佩斯有一面之交，对沈彪并不了解，尤其是叶子农正处在非常时期。
她对沈彪是有戒备的。
叶子农是不敢碰门的，听见开门声就走过来，站在门边迎着。戴梦岩对沈彪的态度显然不够友好，甚至没有起码的客套，他能理解，毕竟连他自己都不了解沈彪。
叶子农把沈彪迎进客厅，握手寒暄：“吃了吗？”
沈彪笑着说：“没呢，一直在梦姐楼下耗着。”
叶子农说：“我也没吃呢，你先坐，我去加一份。”
沈彪放下行李包说：“我先去洗手间。”
叶子农带沈彪到自己卧室的卫生间，然后去厨房了，从新买的大冰箱里拿出两袋冷冻食物扔进电热壶里，又冲了两杯茶端到客厅。
这时沈彪已经回到客厅了，接过一杯茶说：“农哥，这是啥地方啊？刚才安检差点连裤衩都扒了。”
叶子农说：“梦岩跟保安公司的协议有特殊条款，不是所有公寓访客都这么折腾。饭已经热上了，要等半个小时才热透，你先喝口水。”
沈彪又环视了一下房子，问：“这屋里让抽烟吗？”
叶子农说：“桌上有，自己拿。”
沈彪没拿桌上的烟，拿出自己的烟点上一支，说：“这房子太高级了，怕给熏了。”
叶子农说：“没那么邪乎。这回不抽我的了？你不是说我的烟好嘛。”
沈彪指指茶杯说：“水也没喝你的，饭吃不吃你的也不一定呢。”
叶子农问：“啥意思呀？”
沈彪语气郑重地说：“农哥，我先这么叫着。我这人不会兜圈子，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汉奸？兄弟我在乎这个。你的消息满天飞，梦姐的车都被砸了，我信谁的呀？我搞不清你是吃哪路的。来之前我就想过了，就算你是汉奸，你帮过我，我也当面给你道个谢，咱布达佩斯那段就算过去了。”
叶子农笑着说：“我说管个屁用啊。”
沈彪说：“管用，你说的我就信。”
叶子农说：“那你就该吃吃，该喝喝，准保脏不了你的中国心。”
沈彪一拍桌子说：“我就说嘛，汉奸能帮我这样的人？”
沈彪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又说：“得嘞，以后你还是我农哥。这烟还得抽你的，农哥的好烟不抽白不抽啊。”说着摁灭手里的烟，点上一支桌上的烟。
叶子农问：“你跟美国人比了吗？”
沈彪不好意思地说：“比了，输了，虽然不是正式比赛，但确实技不如人，还是天外有天哪。不过交流一下也挺好，交了朋友，长了见识。”
叶子农说：“就是，不能啥事都上纲到保家卫国。”
沈彪说：“这次在美国交了几个ZIPPO圈的朋友，我打算在北京开个ZIPPO专卖店，搞一些市场推广活动，把个性贴章的业务也搞起来，以前是玩，以后就当饭吃了。”
叶子农说：“又有兴趣，又能当饭吃，好啊。”
沈彪说：“我上学的时候就跑到夜总会挣钱，表演火之浴是单次挣钱最多的，就是燃烧手指给客人点烟，这是个最有争议的危险动作，震撼至极，摧残也至极，我从练这个就没离开过烧伤膏。有一次我给客人点烟，丫点雪茄，半尺长的雪茄能好点吗？这操性的！可咱也不能栽了呀，手指头就那么竖着，真他妈疼死我了，心说你丫烤猪蹄呢！不过那孙子还算仗义，一把给了5张。农哥要有兴致，我给你表演一个？”
叶子农连连摆手：“别，别，咱不玩这个。”
沈彪说：“其实我心里……唉，咋说呢，本来是去跟美国人叫板的，结果拿人家的产品当饭吃了，这算啥事啊？我喜欢ZIPPO不假，可就有件事让我特他妈别扭，ZIPPO徽章有好多国家的国旗，就是没有中国的。”
叶子农说：“不了解ZIPPO的运作机制，也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明什么，但是中国比发达国家落后是事实，自己不强大起来，人家给你个面子也不吃劲。”
沈彪打开旅行包，从里面拿出一尊佛像放茶几上，说：“农哥，这不要开店了嘛，我在纽约请了一尊佛像，开过光的，还是个洋和尚。听说你上过佛学院，你给看看。”
叶子农说：“这我可看不了，两码事。”
沈彪问：“咋是两码事呢？”
叶子农说：“宗教是管心理支撑的，佛法是管认识实相的。我在佛学院混了两年，宗教这块对我没啥用就没学，你要让我说几身几相都是管啥用的，我真说不上来。”
沈彪赶忙把佛像收起，说：“让农哥见笑了。”
叶子农说：“这有啥见笑的，对自己管用就行，又没妨碍别人。”
闲聊了一会儿，叶子农觉得饭该热透了，就去厨房准备午饭，沈彪也跟了过来，见叶子农打开电热壶的盖子，从冒着热气的壶里拿出四个铝箔袋，两份米饭两份红烧排骨，分别倒进两只碗和两个盘子，端上餐桌，午饭就算成了。
沈彪看看铝箔袋，以为是工业化的方便食品，就说：“农哥，你就吃这个？”
叶子农说：“这个怎么了？这都是梦岩从巴黎的中餐馆一家一家挑出来的，大量买回来分装，冰箱里都满了，顿顿吃的都是巴黎最好的厨艺，咱还想啥呀。”
沈彪尝了一块排骨，惊讶地说：“哟，味道是不错……要是有点酒就更好了。”
叶子农说：“有啊，红酒白酒都有，你喝什么？”
沈彪说：“白酒。”
叶子农拿来白酒和杯子，倒上两杯。
沈彪说：“这一晃半年了，来，咱哥俩碰一个。”
叶子农就跟沈彪碰了一杯酒。
沈彪说：“农哥，那你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叶子农说：“不是。是有接触，认同马克思主义。”
沈彪说：“认同就算是。”
叶子农说：“我认同的东西多了，纽约的自由女神、基督的博爱、佛法的如是、儒家的修身，那我就都是了？我倒没啥意见，人家答应吗？”
沈彪说：“农哥，你咋跟雪红姐说我是愤青啊？弄得人家都那样看我。”
叶子农说：“你屁大点事都能上纲到保家卫国，还能是啥？”
沈彪说：“其实我还真不是愤青，不瞒你说我对马克思主义也是有研究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叶子农说：“这么劳神的事让别人去弄吧，你就不用了，你不需要。”
沈彪不解，问：“为啥我不需要？”
叶子农说：“你请一尊佛干啥呢？不就是心想事成嘛，一炷香的成本啥事都交给老天打点了，干吗要去弄通马克思主义？当然还是这样划算哪，这账谁还算不过来。请尊佛像还要开光的人，你信他真想弄通马克思主义吗？”
沈彪说：“我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不必矛盾，完全可以达到完美的统一。”
叶子农说：“你咋这么有本事呢？”
沈彪说：“咋了？”
叶子农说：“搅拌机也没这个搅法的吧？你左也唯右也唯，那还唯个啥劲呢？先甭管唯的对错，你先唯住了再说吧，如果连唯都没唯住，你拿啥统一？”
沈彪说：“讽刺我？那好，我出门就把佛像砸了。”
叶子农说：“人家佛像招你惹你了？我只是说你不需要弄通马克思主义。每个人的活法不一样，有人靠鼓励，有人靠信心，有人靠真相，不是人人都需要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也不可能嘛。宗教能给人心理支撑就是有用，人需要心理支撑，没心理支撑步都迈不动。”
沈彪说：“我没心理支撑也迈得动。”
叶子农说：“这就是扯淡了。现在让你走到客厅，你留下的脚印就是你走这段路所需要的面积，如果把脚印以外的实地削掉，每个脚印之外全部是万丈深渊，你再走个试试，我怕你一步都迈不动吧。脚印以外的实地就是心理支撑，你没踩上不表示它没起作用，人活的过程就是不断寻找心理支撑的过程。咋，没弄通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活了？”
沈彪愣了一会儿神，说：“难怪梦姐把你关起来，这女人心够大的。”
叶子农说：“吃饭，吃完饭你教我两招火机，咱来点实惠的。”
沈彪说：“别两招了，你能学会一个就不错。”
吃完饭，叶子农把碗筷收拾到洗碗池，重新泡了两杯茶端到客厅。
沈彪看着门上挂的那条丝袜说：“农哥，门上挂条丝袜啥意思？多难看哪。”
叶子农说：“警告我的，碰了门就出人命，警告的标识能好看嘛。”
沈彪似乎明白了点，不再看丝袜了，从口袋里拿出ZIPPO打火机和一只便携油壶，抽出机芯加油，调整好机器收起便携油壶，说：“看好了，这个叫复燃。”
沈彪把打火机打着，立在桌上，用拇指和食指在火口慢慢而流畅地移动捏灭火焰，等了几秒已经熄灭的机器，突然在机器旁“叭”地一拍桌子，机器又神奇地燃烧了。
叶子农看得目瞪口呆，惊叹地说：“神了！”
沈彪说：“那就学这个？”
叶子农想了想，说：“不行，这个太着表演了，没有那种随手就来的范儿。”
沈彪说：“哦，要够范儿的。那学五指转吧，这个绝对让你不丢份儿。”说着拿起机器在手上舞动起来，叶子农又看到了在布达佩斯河边让他惊叹的一幕。
叶子农说：“这个太复杂，没信心了。”
沈彪说：“简单的……那学戒子火吧。”说着演示了一遍，确实简单。
叶子农说：“这个不厉害，镇不住人。”
沈彪想了想，说：“那你看看这个龙抬头。”然后演示了一遍。
叶子农说：“这个够范儿，我就学这个龙抬头。”
于是，两人坐到一个长沙发上，一个教，一个学，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了。叶子农学得手累了，就去冲了两杯咖啡，两人坐在餐桌旁一边抽烟一边喝咖啡。
沈彪看看表，说：“农哥，时间也不早了，有个事我得跟你说说。”
叶子农问：“啥事？”
沈彪说：“我不是要开个ZIPPO专卖店嘛，店铺已经托朋友盘下了，转让费、装修、房租预付、备货……都需要钱。个性贴章这块需要添置专业设备，蚀刻啥的都是平面，层次关系和冲击感根本无法达到浇铸的效果，添置设备也需要钱。我去美国没花啥钱，办一个美国签证的行情我知道，农哥给帮忙我已经很感激了，这钱不能你出。我的意思是，现在生意刚准备起步，我手头实在不宽裕，等缓过劲儿了我再还这个钱。”
叶子农说：“事不是我给你办的，钱也不是我给你出的，林雪红把这笔钱打到劳务输出成本里了，你给我给得着吗？本来就是带捎的事，你运气好正赶上茬口，要谢你该谢林雪红和大家才是，谢你那点精神头，不然萍水相逢凭啥招这闲事。”
沈彪沉默了一会儿，说：“雪红姐去柏林找你，布达佩斯的事全是为了罗家。话你可以那么说，可我最受不了这种高高在上的，好像别人都是该贪便宜的小市侩。”
叶子农说：“唉，说你愤青吧你不愿意，那你靠点谱成不？布达佩斯的事，理论上说如果劳务方履行了合同，林雪红收的保证金是要退还的，否则参与这事的人都成了蛇头。我帮你搭个便车可以，收了你的钱也是蛇头。俺挣点啥钱不行啊，非挣你爱国心的钱？你是谢我呢还是花钱买我坐牢呢？”
沈彪愣住了，又沉默了一会儿，说：“农哥，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叶子农想了一下，说：“那你就给我做个国旗贴章吧，纯铜的，浇铸的，就是那种雕刻的效果。在柏林没怎么想家，到巴黎才十来天就想家了，心境变了。”
沈彪说：“一个贴章可没那么值钱。”
叶子农说：“这世上还有比心愿更无价的吗？你想给中国人露个脸，我凑机会帮你搭个便车。我想家了，你圆我个寄托。这一来二去的挺好，再描就走味儿了。”
沈彪无言了。
老九从在北京与叶子农那次闲聊以后，改变了经营思路，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完成了菜、卤、面的操作流程和量化数据，这期间除了一些必要的事务之外，他的精力几乎全部用在这项工作上。1992年4月23日，老九带着操作流程和量化数据再次来到北京。
老九一到北京，改造生产基地的工程马上就开工了，施工队进场，对两个主生产车间的墙面、门窗、排水、电路全面改造，到处是水泥瓷砖，到处是施工人员，生产基地一片繁忙景象。大门口停了好多车辆，有施工单位的，有市政、消防、卫生单位的，还有刚刚购置的生产基地专用面包车和方迪的私人轿车。
老九、方迪和赵军跟在市政、消防、卫生几个单位的人身边，听他们指导，陪同指导的还有招商办的负责人，赵军拿个本子一直在记各方的指导意见。指导完工作，这些人就一起走了，老九、方迪和赵军把这些人送出大门，握手道别。
望着几辆远去的汽车，赵军说：“把几个部门叫到一块儿来，不容易。这要一家一家来指导，施工不定多扯皮呢。”
方迪说：“这是招商办协调的，现在对外资都挺重视的。”
说话间有一辆小摩托车开过来，开到方迪旁边停下，骑车人的身躯与小摩托车显得有些不成比例，骑车人摘下头盔挂在车把上，走近方迪。
方迪问：“家里的事都办完了？”
来人点点头说：“办完了。”
方迪介绍道：“这就是石天佑。”然后对石天佑说，“这是董事长，这是赵经理。”
石天佑说：“董事长好，赵经理好。”
石天佑32岁，中等身材，大众化的发型，穿一套深蓝色西装，方脸大眼睛，神态谦卑而不失大方，整个人显得朴实精干。石天佑原是四川农村的小学教师，来北京6年了，一直在川府酒家工作，从传菜工干到餐厅经理。川府酒家因内部矛盾关门，员工解散。方迪经人引见拜访一位饮食公司退休老厨师，这位老厨师是川府酒家老板的父亲，在川府酒家做技术指导，老厨师向方迪推荐了石天佑。
老九打量了一下石天佑，问：“算正式上班了？”
石天佑说：“嗯。”
老九看看方迪和赵军说：“那按现在的说人就算到齐了。”
方迪说：“是啊，既然人都在，那咱们到办公室说说吧。”
老九说：“好。”
4个人就回到大院里，外面施工噪音很大，大家进到赵军的办公室关上门，各自找个位置坐下，屋里的噪音小多了。
方迪、赵军和石天佑都看着老九，等董事长讲话。
老九对方迪说：“别看我呀，我说不好，你说。”
方迪说：“这也算咱们公司第一次开会了，董事长怎么能不说话呢。”
老九说：“让你说你就说吧，咱不讲究那个。”
方迪说：“那九哥让我说，我就说了。”
老九说：“说吧，本来你就是负责管理的，技术上的事我补充。”
于是方迪就挪动了一下身体，面向赵军和石天佑，说：“公司的大概情况我跟两位都分别谈过，今天咱们再重复一下，这样正式一点。赵大哥是公司生产部经理兼北京公司生产基地厂长，石大哥是北京公司总店经理，目前公司的经营部经理空缺。北京公司总店的店面已经租下来了，租期10年，5月1日交付。公司的名称是久悟杠子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打算下个月申请。杠子压面机和模拟手工切面机已经做好了，经过72小时疲劳试验，等车间改造好了就安装。设备和技术我不懂，这方面的情况请董事长谈。”
老九说：“技术是家传的，设备花钱就能买来，你就谈那个花钱买不来的。”
方迪说：“赵军在部队是连长，石天佑在川府酒家是餐厅经理，论年龄论阅历我都没资格指手画脚，但资本权利是另外一回事，那我就尽我的职责了。关于本公司生存原理的资料都给你们了，那不是给普通员工看的，公司对他们没那样的要求，但作为指挥员必须这样要求你们。久悟杠子面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以九哥的技术为基础的、以见路不走的理念为指导思想的、让一碗手擀面以更具有竞争优势的成本无损复制而可能乘以最大市场系数的经营构想。在本公司，拿经验、模式、权威来生搬硬套的做法是不允许的，你的建议和决定必须是依据公司实际情况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如果谁拿某某公司都是这样做的、这是某某权威说的来支持你的观点，这说明你还没有理解公司的经营理念。如果我们的观念发生严重冲突，就失去了合作基础。公司是做生意的，不是让你拿来去学习榜样的。”
石天佑说：“方总，恕我直言，拿到资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经验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不能一概否定吧？如果我在川府酒家的经验是没用的，那我来这里干什么？”
老九笑了笑，因为他向叶子农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方迪说：“经验是工具，不是目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反对经验主义和本本主义，你唯了经验和本本，你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把它给目的化了，公司倒成了你实现经验主义和本本主义的工具，要是你自己掏钱办的公司，你干不干呢？”
赵军和石天佑都嘿嘿笑了。
方迪说：“赵经理负责生产基地，石经理负责餐馆，用部队的话说就是给你番号了，招兵买马就是你自己的事了。你们招的人我会关注，但不干预，如果你这支队伍又不能打仗又捅娄子，说明你招兵无方，带兵无方，等我干预的时候，说明事态已经很严重了。”
谁都明白“事态严重”是什么意思。
这次所谓的“公司第一次会议”纯属偶然，也没有过多谈及事务性议题，主要还是重申和强化公司理念，统一认识，为即将全面展开的各项工作打好思想基础。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大家围绕着为什么半成品生产基地要与餐馆分离、为什么不允许有厨师、为什么不允许对员工倡导奉献精神、为什么不允许追求利润率最大化、为什么不允许高档奢华、为什么不允许聘请专业人才来策划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
石天佑是骑摩托车来的，路程又比较远，方迪看时间不早了，就说：“九哥，石经理路远，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
方迪说：“那就散会。”
方迪送老九离开生产基地时天已经黑了，汽车行驶在去北丽别墅的大道上。老九采纳了方迪的建议，在北丽别墅买了一幢房子。
车里，老九说：“道理都对，可心里还是虚虚的，这么干真能成吗？”
方迪笑了笑，说：“九哥财大气粗，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我可是没有回头路了，除非九哥赦免我，让我回到原来的状态。”
老九说：“可不这么干，又能怎么干呢？我是真被失败折腾怕了。”
方迪说：“谁不怕呀？我这无知无畏的都害怕，九哥蹚水的能不怕吗？怎么说呢？至少从理论上说，市场竞争的一般规律就是质量、价格，其中质量包括了产品和服务，说起来就这么简单，可做起来太难了。咱难，人家也难，那就看谁偏离航向少点了。”
老九问：“晚上怎么吃？”
方迪说：“九哥想吃什么？我陪你去。”
老九说：“去烤鸭店吧，九哥请你吃烤鸭。”
方迪说：“九哥，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老九说：“咋这么想呢？”
方迪说：“经验。九哥一请我吃好的，准有事。”
老九笑笑说：“走吧，我也想吃了。”
来到烤鸭店，门口的车已经停满了，方迪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停车位，豪华气派的烤鸭店人来人往，老九和方迪在服务员的帮助下总算找到了一张桌子，落座。方迪要了几碟时令小菜，给老九要了一瓶啤酒，边吃边等烤鸭。
方迪问：“九哥，你是不是真有事啊？”
老九说：“我是这么想的，你离去论文答辩不是还有几天吗，店面还没交付，生产基地这边也有赵经理盯着，这几天咱们两个有一个人留在北京就够了。”
方迪说：“九哥，你有话就直说吧。”
老九停了片刻，歉意地说：“我想去看看子农，他到巴黎都快一个月了，也不知道他那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还有就是，我这心里一发虚就想子农，看见他就心里踏实。”
方迪说：“就这事啊？那你赶紧去，九哥心里踏实比什么都重要，主帅心不定，那三军还不成了一盘散沙？”
老九说：“我去去就来，不耽误你去纽约。你在这边做了那么多工作，我这刚来几天又要走，不像话呀，请你吃顿饭，表达个歉意。”
方迪笑了，说：“那九哥你吃亏了，上次在纽约你就白请了一次，这次又白请了。你今天不是还说吗，花钱能买来的事都好办。方向能力是花钱买不来的，我知道轻重。”
老九说：“我可真没那么势利。”
方迪说：“九哥，你来了以后就一直忙，有些不当紧的事想等你不忙了再说，你要去巴黎就得说了，你现在不忙了吧？”
老九说：“不忙了，你说。”
方迪说：“我去居委会取箱子，黄大妈说叶先生留的钱已经用完了，装修费什么的黄大妈还给垫付了一部分，我就擅自做主送去了5万块钱，这事没做错吧？”
老九高兴地说：“没有，没有，这是给我帮忙呢，谢谢你。你先记个账，等我从巴黎回来了就把钱给你打过去。”
方迪说：“还有个事，这机器已经做出来了，专利一直没注册，张娟找我谈过，说雷哥也不好处理这事，因为创意是你的，设计和制造是雷哥，注册到谁名下都不合适，可又挡不住将来被别人抢注了。我说我也不好表态，这事得问问九哥。”
老九想了想，问：“你什么意见？”
方迪说：“这事我老早就想过，机器没做出来之前说这个没意义，做出来以后如果咱们不准备涉足这款机器的生意，我认为专利对咱们就没有多大意义。专利的实际作用是保证自己生产合法和限制大公司参与竞争，很多作坊企业你根本限制不了，你没时间和精力去跟他打官司。如果是餐馆同行的竞争，他仿造自己用的机器不需要专利，你限制不了他。我认为不管是机器还是经营思路，只能占一时优势，不可能让咱们一劳永逸，最重要的还是见路不走的指导思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才是咱们的立命之本。”
老九说：“我同意你的看法，那就让雷师傅注册吧。其实真正创意也不是我的，是子农的，再说我也不懂别的行业。”
方迪说：“好，那我按九哥的意思回话了。”
等了有20多分钟，烤鸭这道菜上来了，一个小推车上放了一只刚出炉的烤鸭，上菜的师傅娴熟地片出一盘，方迪和老九就开始卷着小饼吃烤鸭。
老九吃了几片，擦擦嘴，说：“你说石经理真懂见路不走了吗？”
方迪也擦擦嘴，喝口水说：“别说他了，我都嘴里念着还犯糊涂呢。这次招骨干，有几个饮食公司的老厨师真是人才，干了一辈子了，我差点就顺着人才这条线下去了，忘了咱们需要的是什么人才，等静下来我就想，不对呀，人才多了，是你需要的吗？咱们需要的是能够贯彻执行咱们公司宗旨的人，不是去给自己请个领袖。如果是请把握方向的人，那也该是九哥去请叶先生。我也是天天念叨见路不走，可一到事上就不当家了，不知不觉就被一些概念顺跑了，要真那么好懂，罗家明也不会往自己脑袋上开一枪了。但是，懂一点就管懂一点的用，还是不一样的，比一点都不懂的人还是少出点错。”
老九感叹地说：“唉，人哪，光有一膀子力气不够啊。”
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
戴梦岩向机场工作人员询问了16点35分从北京飞抵巴黎的航班旅客出口，然后就来到这个出港口等候，手里拿着一块用繁体字写着“九哥”的牌子。戴高乐机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之一，设计结构复杂，经常有旅客在这里迷路。戴梦岩虽然经常出入这个机场，也接过叶子农，但独自来接人还是第一次，并不熟悉哪些航班的哪些出港口。她与老九只在柏林接触过一次，没有留意过这个人，也没留下什么印象，即使见了面也未必能认出来。
纽约至巴黎的航班旅客陆续走出来了，戴梦岩在人群中搜寻年龄在40岁上下的高个子男性，直到有一个人朝她走来，她看着这个人也觉得似曾见过。
走来的正是老九，他冲戴梦岩笑笑，招呼道：“是戴小姐吧？我是老九。”
戴梦岩赶忙上前握手，歉意地说：“九哥！对不起呀，柏林那次印象不是很深，不敢肯定能认出来，对不起啊！”
老九笑着说：“可我认识你呀，戴小姐大名鼎鼎，没柏林那次我也认得出来。”
戴梦岩说：“九哥不必客气，就叫我梦岩吧。”
老九点下头说：“哎。”
戴梦岩说：“九哥一路辛苦了，我帮你拿行李。”
老九的行李只有一个旅行包，他往上一提表示很轻，说：“不用，不用。”
戴梦岩说：“那咱们上车吧。”
机场到市区20多公里，5月初的巴黎气候宜人，今天的天气又格外晴朗，老九也没像沈彪那样对戴梦岩有敌意，戴梦岩一路驾车虽然话不多，却也很愉快。
戴梦岩说：“九哥，子农下厨，说让你尝尝他的手艺，在家忙呢，不能来接你。”
老九说：“他是怕记者拍到我跟他在一起，对我不好。”
戴梦岩笑笑，说：“是这个意思吧。”
老九说：“我也不想让他出来，少出来一次就少一点危险。这是两好搁一好，都合适。”
戴梦岩说：“我给九哥订了艾丽丝饭店，子农不希望你住他那里，他说你来巴黎是顺便看看朋友，主要是旅游的性质，至少真有事了得有凭据这么解释，希望九哥理解。”
老九说：“理解。”
戴梦岩说：“那就先去酒店了，办完登记再去尝子农的手艺。”
老九点点头，说：“好的。我就是稀罕，子农会做饭吗？”
戴梦岩说：“不知道，反正我没吃过，也从没见他做过。”
老九一笑说：“哎哟，那我这面子大了。”
戴梦岩先把老九送到艾丽丝饭店，陪老九办完入住登记，然后才去派拉姆公寓。
汽车开到派拉姆公寓，老九下车打量了一眼这座奢华的公寓，不免心生感觉，既能感觉到戴梦岩对叶子农的真心，又能感觉到戴梦岩与叶子农之间的距离。他清楚，叶子农是愿意融入普通人的生活，而不是奢华、尊贵、高高在上。
在户主戴梦岩的陪同下，老九经过严格而繁琐的安保手续才得以准许进入公寓。戴梦岩打开房门，叶子农不在客厅，只能听到从厨房传出的“哗哗”流水声。
戴梦岩走到厨房对叶子农说：“子农，九哥到了。”
叶子农正在洗切菜板，忙关了水龙头，一边用围裙擦手一边快步到客厅，见了老九热情地上前握手，说：“洗菜板呢，没听见开门。”
老九见叶子农居然还系着围裙，笑道：“兄弟，我看你这样咋着就想笑呢？”
叶子农说：“我忙活一天了，给九哥做我最拿手的。”
大家坐下，老九打开旅行包，拿出两盒咖啡和两盒茶叶放到茶几上，说：“我知道梦岩啥都不稀罕，也不知道送点啥合适，就带了两盒咖啡，梦岩可别嫌弃。”
戴梦岩拿过咖啡放到自己身边，说：“九哥送的我就稀罕，谢谢九哥。”
老九很高兴，说：“茶是托人从台湾带的，你们也尝尝。”
叶子农说：“谢谢九哥。”
老九说：“你到巴黎以后我就准备签证，早就想来看你，又怕给你添麻烦。回头我想办法搞个商务签证，一年的，随时都能来看你。”
叶子农起身说：“时候也不早了，九哥先坐，我炒菜去。梦岩也别闲着，先去给九哥弄点喝的，然后帮我把餐具摆上。”
老九也起身说：“我不累，我想看看你啥手艺。”
叶子农说：“是我下乡时候学会做的最好吃的菜。”
老九跟叶子农到厨房一看，所有厨具全部是崭新的，看不到一丝厨房油污。厨台上摆着六盘切好的菜、一盆豆腐和一碗葱花，炉灶已经架上了炒锅。
老九问：“子农，你这厨具崭新崭新的，用过吗？”
戴梦岩在餐厅操作咖啡机，位置与站在厨房门口的老九很近，插话说：“九哥，这厨房里出现新鲜蔬菜都是第一次，这厨具能不新吗？”
老九说：“子农不做饭，你也不做呀？”
戴梦岩说：“你问他，他让我做吗？人家有先进的餐饮管理法。”
老九问叶子农：“啥先进的管理法？”
叶子农说：“我先炒菜，回头告诉你。”
叶子农倒油、开火，开始炒菜。
戴梦岩冲了三杯咖啡放到餐桌上，也好奇地站在厨房门口看叶子农如何炒菜。
炝锅，倒西红柿，放酱油、盐，一通扒拉。
炝锅，倒胡萝卜，放酱油、盐，一通扒拉。
炝锅，倒午餐肉，放酱油、盐，一通扒拉。
原来叶子农的“手艺”就是炝锅，倒菜，放酱油、盐，扒拉。从西红柿、胡萝卜、午餐肉到洋葱、香肠、牛肉，六道菜，无论荤素通通是这四步招式。老九和戴梦岩刚开始还抱有好奇，可看着看着就忍不住想笑，最后笑得弯着腰都站不直了。
六道菜陆续出锅，叶子农说：“三荤三素，还差一道汤。”
老九收住笑，问：“子农，这汤不会还是那路子吧？”
叶子农说：“那当然，汤嘛。”
结果是：炝锅，倒豆腐，放酱油、盐，一通扒拉，还是那四步招式，唯一的不同就是多了一步加水的程序，老九和戴梦岩又是一通大笑。
叶子农等着水烧开，点上一支烟，说：“你们是资产阶级，不懂。我下乡那会儿，能吃顿豆腐就是改善生活，过年才炒几个菜，一年也炒不了几回呀，只能练到这个段位了。”
戴梦岩说：“就你这水平还帮九哥策划餐馆？”
叶子农说：“我没策划，那是九哥把实事求是的认识运用在开餐馆里。”
豆腐汤刚一烧开锅，叶子农就起锅倒进汤盆里，六菜一汤，齐了。
餐桌太大，三人集中在一端入座。戴梦岩给叶子农和老九倒上红酒，自己就拿那杯咖啡代酒了，端起杯子说：“我祝九哥北京的餐馆早日开张，生意兴隆！”
老九也端起杯子说：“我祝梦岩的店也早日开张，生意兴隆！”
叶子农说：“九哥的餐馆就别祝了，准成的事，一祝就咒上了。梦岩的店难说呢，得使劲祝祝，让老天爷加持一把。”说着拿起杯子，碰完就喝了。
老九愣了一下，随即说：“那就都不祝了，都准成。”
戴梦岩就跟老九碰了一下杯子，说：“好，借九哥的吉言，都成。”
老九关切地问：“子农，你真觉得北京的店能成？”
叶子农说：“开餐馆跟别的事一样，都需要术、道俱足。术在这里就是烹饪手艺、资金啥的，道在这里就是思维方式、大环境判断、决策原理。无道无方向，无术无实施。九哥的条件都俱足了，就没有不成的道理，因果还能虚了吗？”
老九说：“那我也借子农的吉言了。”
叶子农说：“我没吉言，我就傻乎乎说实话。都是实话，对梦岩的店就是臭嘴了。”
戴梦岩说：“九哥，还记得柏林开会吧，你说子农多坏呀，他让我把地球扛住。”
老九“嘿嘿”笑笑。
叶子农说：“那你说咋办？那么多钱，你让个穷光蛋想辙，给点时间还不耐烦了。要么您就别来，咱要打算端着就端踏实了，那钱咱不要了，那才叫耍派。”
戴梦岩说：“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汗水泡出来的，冬天浇凉水，夏天晒起皮，人能累到站都站不起来，你见过吗？你的钱都是歪门邪道来的，你当然不在乎。”
老九说：“我看报纸，中国跟匈牙利的互免签证条约作废了，4月28日在北京签订了新的中匈签证协定。果然是这样啊，难怪当时子农一再说要快，要快。”
叶子农说：“以后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做不得了，得注意影响了。说心里话，咱真没打算有正形来着，可奥布莱恩就愣给你往正人君子上捣腾，咱不装绅士不行了。”
戴梦岩说：“你再装也成不了绅士，就像我，再装也成不了淑女。”
老九说：“梦姐的风范咋能是一句淑女可比的？说实在的，我做梦都没想到能有机会跟梦姐这样的大明星一起吃饭，我觉得很荣幸。”
戴梦岩说：“九哥，你要这样说可就是赶我了。”
叶子农说：“梦岩这性子不叽扭，适合做兄弟。”
老九问：“啥是叽扭？”
叶子农说：“就是女女的，劲儿劲儿的，普天下的人没有不欠她的。”
戴梦岩说：“做兄弟，那你抢银行要分我一半的，我给你望风。”
叶子农说：“您望个风就要分一半？”
戴梦岩说：“我是你兄弟嘛。”
叶子农说：“咱不是拜把子那种，咱可是亲兄弟。”
戴梦岩说：“亲兄弟？那我连风都不望了，回家为你祈祷，照样分一半。”
三人哈哈大笑，客厅里充满轻松、愉快。
1992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纽约圣尼耶尔大学商学院1992届工商管理学毕业生论文答辩会举行，答辩会场设在一间预先布置好的教研室。
方迪返校已经几天了，今天是她毕业论文答辩的日子，她是第二批答辩生。方迪经历过新闻学院的毕业论文答辩，对本次工商管理学答辩又有充分准备，之前也参加了答辩委员会组织的预答辩，心里并不紧张。答辩席在讲台上，台下坐着3位答辩委员，主答辩是学院的副院长。方迪上台先向答辩委员说了声“老师好”，然后就开始论文陈述。
方迪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决策的法则——见路不走》。
方迪说：“我承认，初次听到‘见路不走’的时候我很排斥，甚至在心里嘲笑，觉得故弄玄虚。当我明白了这个词的含义之后，我觉得我很浅薄，也为我的嘲笑而惭愧。”
方迪说：“在这所伟大的学校里，相信每个学生对‘创新’这个词都很熟悉，每个老师都在强调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思维创新。如果不拘于字面，我的理解是：创新并不是执着于新旧，而是要善于发现和创造更符合实际的方法。市场条件在变，必然要求决策和管理相适应，而不断催生的方法普遍具有‘新’的特征，人们就习惯了用‘创新’这个词来表达。这是一个方便的表达，其本质是‘更适应条件’和‘更符合需要’的意思。”
方迪说：“为什么每个老师都在向学生强调创新精神呢？我的理解是：因为人们习惯于把每一个成功的范例都贴上标签，正确的、先进的、潮流的，然后拿着这个标准衡量一切管理方法，只要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就是错误的、落后的。这很可怕，因为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没有哪种条件是可以悉数复制的。我们在教室里学习了很多方法和技巧，正如老师反复所讲的，是引导、启发我们的思维，培养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而不是让我们去照本宣科、生搬硬套，其本质，就是培养我们见路不走的能力。”
方迪说：“过去我是以两极判断事物的，非好即坏、非对即错、非此即彼，这样的思维很狭隘，事实上很多事物并不是以简单的对错就可以判断的，是属于条件的可能与否。任何事物，从成因到结果都是有规律的，什么条件产生什么结果，什么结果需要什么条件，这是科学。如果符合一个好听的概念比符合实际重要，对于企业就很危险，就会脱离实际。有一个很中国化的提法，叫解放思想，跟老师讲的‘创新’基本是一个意思，都是主张挣脱模式思维的束缚，用实事求是的、辨别的、证明的科学思维去认识事物。所谓‘决策’，是指具有方向性意义的重要决定，正确的决策是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而‘见路不走’就是企业决策的法则，不唯经验、教条，不唯标签、模式，只以企业的根本利益为目的，遵循因果律，走条件的可能。只有这样，企业才可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方迪说：“……”
方迪用了不到7分钟完成了自己的论文陈述，从“创新”一词开始说起，分析创新的表达本意，延续到“需要”、“目的”、“正确”，延续到见路不走，延续到决策法则。
下一个程序就是答辩。
主答辩提问：“定律是不是路？”
方迪回答：“不是。定律是定律，路是路。路是方便的、经验的、模式的、固化的、既有的，定律是必然的、因果的、规律的。”
一位答辩委员问：“我们不需要学习前人的经验吗？人类不是在一代一代的知识积累中得以进步的吗？这是两问一题，并作一题回答。”
方迪回答：“知识包括了定律和经验，但现在讨论的主题不是给知识划分范畴，而是讨论经验与因果律的关系。见路不走是不唯经验、教条，不是排除经验、教条，不唯就已经包含了学习、借鉴。任何一个成功的经验起初都不叫路的，走的人多了才叫路。见路不走是更接近科学的思维，不表示路就没用了，对于不能理解见路不走的人，见路就走也不失为一种方法，至于能走到哪里就得靠碰运气了。人是懒于动脑、勤于动心的，喜欢把某个条件放大为成因的全部，这样容易比照，容易获得信心。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大家都是人，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事实不是这样的，别人能做到的我不一定能做到，‘都是人’只是其中的一个条件，只有我具备了别人能做到的全部条件，我才可能做到，而事实上我很难悉数复制别人的条件，只有根据我的条件去做我能做到的，才是不脱离实际的。”
另一位答辩委员问：“见路不走，人怎么出行呢？不看路标见路就走，实际生活里有那么傻的人吗？如果没有，你的命题还有意义吗？”
这也是一个故意混淆概念和逻辑关系的提问，考的是答辩人的思维。
方迪回答：“如果事物都是肉眼能看到的，那就简单了，相信谁也不会傻到不看路标见路就走。问题是很多事物是需要用思维的眼睛去看的，识别一条马路简单，识别一条思维的路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不知道有多大的可比性。思维的认识方法，中国人叫解放思想，世界人民管它叫智慧，佛教称之为开天目，可见比肉眼的认识要困难得多。
主答辩问：“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更容易让人理解的提法呢？比如：正确的路。”
方迪回答：“我认为，‘正确的路’是一种正确的、保险的、不出错的、同时也是没有质性甄别和无从操作的表达方式，请原谅我冒昧，如果因为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叫法而放弃了可能的表述方式，这是不够积极的。路包含了模式、经验、教条，不管用什么提法，首先要把这些东西剔除出去，要有质性甄别，强调、突出走因果，走条件的可能。我非常赞成老师的观点，应该有个更容易让人理解的提法，但是以我现在的能力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把老师的这个问题当做课外作业留给自己。”
主答辩微微一笑，看了看两个答辩委员，然后对方迪说：“你可以下去了。”
方迪毕业了。
方迪感谢老九的那个笔记本给她帮了大忙，在她看来，五分抄袭、三分思考、两分临场发挥，就这么蒙混过关了。
毕业典礼，颁发学位证书，穿学位服拍照、狂欢……永不褪色的程序。
戴梦岩从雷蒙诺保安公司出来，开车去了派拉姆公寓，途经那家香港餐馆，她停下车进去买了3份九龙凤翅。她算计着冰柜里储存的鸡翅已经不多了，该补充了。
她心情很好，因为她准备了一个她认为一定能让叶子农惊喜的好消息。
来到派拉姆公寓，她走到餐厅，见叶子农伏在餐桌上研究时装画报，餐桌的另一侧摆上了筷子、勺和一小碟辣椒酱，显然是准备吃午饭了。
叶子农一看袋子上“九龙饭店”就知道是鸡翅，起身说：“我去拿包装。”
戴梦岩把3份九龙凤翅取出来放到餐桌上，打开其中的一个方便饭盒，鸡翅这时候还是热的，叶子农在包装前还可以吃点新鲜的。
叶子农抱出真空包装机和铝箔袋，摆开阵势准备分装。
戴梦岩从包里拿出一张3天前的华人报纸，展开第一版放到桌子上，指着上方一行红色大标题提示道：“你看看这个。”
红字标题是：中国交响乐《我的祖国》将在巴黎演出。副标题是：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易海峰率中国首都交响乐团来巴黎访问演出。文章介绍了中国首都交响乐团来巴黎访问演出的时间、地点、场次，音乐会的名称就叫《我的祖国》，《我的祖国》这部交响乐是著名作曲家易海峰的代表作，易海峰本人也是中国首都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
戴梦岩说：“你做火机贴章，我就明白了你的心思。我刚从安保公司出来，他们制订了一套方案，车辆、保镖、包厢都是保密的，连我也不知道。这是你来巴黎以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对你的形象有利，也让外界看到你跟我是在一起的。”
叶子农看完，略带歉意地说了一句：“我就不去了。”
戴梦岩满心期待叶子农的惊喜，却不料是这样的反应，诧异地问：“你怎么了？”
叶子农说：“我去不合适。”
戴梦岩说：“是怕花钱？还是怕人看见跟我在一起？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钱已经付过了，很多，你去不去都要不回来了。”
叶子农说：“一锅粥，就别让我解释了，一解释你准得跟我干仗。”
戴梦岩说：“不解释才干仗。你说吧，说不出正当理由你必须得去。”
叶子农问：“你保证不吵架？”
戴梦岩说：“不吵，你说吧。”
叶子农说：“一个躲在鼠洞里偷生的人，就别去糟践那支曲子了。”
戴梦岩惊呆了，她怎么也没想到是这样的理由。这就是说，是她让叶子农变成了躲在老鼠洞里偷生的人，以至于听一场《我的祖国》都是糟践了那支曲子。她盯着叶子农，气得好久才憋出一句话：“叶子农，你太恶毒了！”
叶子农说：“你看，还是吵上了。”
戴梦岩质问道：“你做火机贴章怎么没说糟践？国旗就不伟大吗？”
叶子农说：“那个没有公示性，不涉及社会观感，反映的是我的真实态度。这个是招摇过市的，当个人私事涉及了社会观感，你的顾及半径就得延伸。因为认同马克思主义就需要保护，这不是我的真实态度，也不能表达这个态度。”
戴梦岩愤怒地说：“你要用这种方式表达来巴黎的不满，当初就不该答应我。我一直是仰着脸看你的，我以为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我以为你不会虚伪。”
叶子农起身说：“我回避一会儿，我去厨房抽支烟，你冷静一下。”然后把烟、打火机和烟缸拿到厨房。
戴梦岩说：“这又是发泄不满。”
叶子农说：“这是不激化矛盾。”
戴梦岩匆匆到厨房把烟、打火机和烟缸拿过来，说：“就在这里抽吧，我不冷静，也冷静不了。我说过不许跟我用心计，我说过没有？说过没有？”
叶子农慢腾腾点上一支烟，平静地说：“我以前有个女朋友钱包被偷了，她就骂，骂小偷出门就被车撞死，外带全家都不得好死。我说骂两句娘消消气就算了，不必用那么恶毒的诅咒。结果她说：我知道你烦我了，是男人就大大方方说出来，别像个娘们儿拐弯抹角，真没劲。你还能说什么？把混淆逻辑当法宝用，你觉得这可以表示女人率真吗？”
戴梦岩说：“不许在我面前提别的女人。”
叶子农说：“嗯，我错了。”
戴梦岩说：“你是说我跟那个女人一样？你说我没素质？”
叶子农说：“你看，你又提了。”
戴梦岩说：“我可以提，你不可以。”
叶子农说：“哦，那我又错了。”
戴梦岩说：“好吧，我不混淆逻辑，你说吧。”
叶子农问：“如果你的混淆与不混淆是可控的，那你就是故意混淆逻辑了？”
戴梦岩又想发火了，压制一下，说：“我有那个本事吗？你能不这么阴险吗？”
叶子农说：“那就是没个准了，随时可能一锅粥，这理还有的讲吗？”
戴梦岩“噌”地站了起来，说：“我现在真觉得你恶毒了。”
叶子农说：“你不是故意的，但你是知道有混淆逻辑可能的，既然知道有可能，就冷静一些，别急着干仗。讨论问题是要有基础的，咱先端正个态度，拿出点气量。”
戴梦岩又重新坐下，故意夸张地做了一个深呼吸，说：“好了，我拿出气量了。”
叶子农停了片刻，问：“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你了解吗？”
戴梦岩说：“这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叶子农说：“中国历史上的衰落是以鸦片战争为节点的，你要想不一锅粥，就得从鸦片战争这个节点说起。如果你对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一点不了解，我就别费那个劲了。”
戴梦岩回答：“不敢说了解，也不能说不了解，知道一点吧。”
叶子农说：“中国自鸦片战争衰落以后，除了挨打受气没别的，中国人一直在探索民族复兴的路子。历史的事实是，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今天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多，可以让人骂娘的事也很多，但瑕疵、错误和问题都不颠覆一个基本事实：今天的中国是鸦片战争以来最好的时代。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路子是对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你知道一点历史，你愿意承认这个基本事实吗？”
戴梦岩说：“你要给我洗脑？”
叶子农说：“如果你的脑子谁一洗就成什么样，你还有脑子吗？”
戴梦岩忍不住笑了，说：“那就成水桶了，倒进去什么是什么。”
叶子农说：“我没能力给谁洗脑，你就看到什么说什么。”
戴梦岩说：“嗯，那我承认。因为内地发展得好，很多港台艺人都去内地发展了。”
叶子农说：“马克思主义经过100多年的实践和修正，已经不再是徘徊的幽灵了，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现和解释，是实事求是的认识、态度和方法。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我接触马克思主义已经20多年了，一个研究进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敢自由地走在所谓‘自由世界’的大街上，这个态度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就是对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一个能让中国一天天变好的政治基础，我这个所谓的研究者连承认这个政治基础的正当性的勇气都没有，我有什么底气谈祖国？这脸子我觍得下去吗？”
戴梦岩质问：“这话来巴黎之前你怎么不说？”
叶子农只是抽了一口烟，没有回答。
戴梦岩说：“我不懂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你也别拿大理论吓唬我。你的态度能挡住人家反对共产主义吗？没有你的态度中国就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吗？”
叶子农说：“谈不上挡什么，我要有那能耐先把地震洪灾挡了，扯得着吗？这不是跟谁作斗争，我也不是哪党哪派，仅仅是我的个人态度。我承认我不是什么好东西，打架斗殴干过，歪门邪道捞钱也干过，可你赶上了这种事，就是地痞流氓也得有个底线。”
戴梦岩说：“既然你的态度什么都挡不住，你这个态度就是没用的，为了一个没用的态度去拿命冒险，你傻呀？”
叶子农说：“就这点而言，人类不是因为聪明而有别于其他生命的，是因为傻，人类傻到除了食物还要讲尊严、人格，还可以为这些不惜生命，在其他生命看来是够傻的。”
戴梦岩说：“那我就是那个其他生命了？你骂我。”
叶子农说：“本来这个不属于傻不傻，你要非用这把尺子，就只能这么解释。”
戴梦岩问：“那属于什么？”
叶子农说：“不傻，也不聪明，是就这德行，说文绉点叫价值观。”
戴梦岩沉默了许久，说：“那就是我傻，傻死了。是我让你来巴黎的，我以为只要把你保护好就没事了，原来我已经罪大恶极了，我妨碍了你的态度，我让你钻老鼠洞了，我还否定了中国人民的选择，我罪大恶极。”
叶子农说：“你看，又干仗了。这刚拿出点气量就掖回去了，咋这么抠门呢？”
戴梦岩说：“我就问你一句：你死了算谁的？”
叶子农说：“想避免麻烦，可以不见布兰迪，可以不去纽约，可以先答题后拿钱，可以回国找个地方躲起来，可以不回国应讯，可以就任政治部长，可以签了政论片……只要修改其中的任意一个条件都可以避免现在的果，不缺这点智力。这就不是算谁的了，是就是我这种德行的，遇到这种事我这种人就这副德行。”
戴梦岩不能否认叶子农说得有道理，而从心理上又无法接受叶子农的说辞，她想反驳叶子农的观点，却找不出清楚的表达，欲言又止。
叶子农说：“在北京你是汉奸婆，到了巴黎你就是赤色婆了，你就没危险了吗？谁能保证你不会被迁怒呢？你把叶子农保护起来自己出门了，一旦你被迁怒，按你的逻辑那梦姐就是叶子农害死的，叶子农就担得起吗？”
戴梦岩再次陷入了沉默，沉默了许久、许久，说了一句：“你走吧。”
叶子农问：“走哪儿？”
戴梦岩说：“回北京。”
叶子农说：“如果是为了躲避风险回北京，那跟躲在这所房子里有什么区别？”
关起来是钻鼠洞，放出来后果担不起，送回北京也不行。戴梦岩愤怒了，她想说：我该怎么做才对呢？这回该我说了，你给我指条生路吧，给我个赎罪的机会也行啊。又觉得这样说太啰嗦了，一把拽过挎包，狠狠地扔了一句：“你想逼死我吗？”
她愤然而去，而叶子农刻意在讨论前铺垫的“冷静”还是没起作用。
关不得，放不得，撒手舍不得。
戴梦岩性格刚烈，一向敢做敢当，但是这次却陷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困境，这不是艰难的选择，而是根本没有一条路可以让她走。
离开派拉姆公寓，脱离了直接冲突，戴梦岩逐渐从情绪化的状态冷静了一些，她驱车返回自己的住所，还没走到家就懊悔了，懊悔自己说出的那些话。
——这话来巴黎之前你怎么不说？
——你走吧。
——你想逼死我吗？
她对这三句话尤其懊悔。
这话来巴黎之前你怎么不说？——如果叶子农在柏林跟她说这个，以她的心态，一定会认为叶子农是找借口拒绝她，甚至会骂他虚伪。
你走吧。——这话就这么轻易从嘴里说出来了，这是她的真实想法吗？不是。
你想逼死我吗？——叶子农连奥布莱恩都没抱怨，能怪罪她吗？
回到家，她甩掉鞋一头扎在沙发里，也顾不得什么优雅了，更没心思研究服装店。她脑子已经乱成了一团麻，她需要思考，她必须从这个无路可走的困境里找出一个解。
她不懂政治，但是她信叶子农，她相信自己的眼睛。中国确实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又确实是在一天天变好。
尽管叶子农并没有跟她要求自由，只是不愿以自卑的心态去听《我的祖国》这样主题的音乐会，但事实上她已经不能再把他关下去了。因为一条丝袜阻碍了叶子农的态度，导致一个研究了20多年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敢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正当性，不敢承认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而且他又是叶辉将军的儿子，这个事实是有例证效应的，这个负面影响也是会被人利用的，这个结果她担不起。
是她让叶子农来巴黎的，如果叶子农在巴黎遇害，这个结果她也担不起。
把叶子农强行送回北京？中国人最恨汉奸，中国人里也有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谁又能保证在北京就一定没风险呢？还有一种可能：叶子农被仇视社会制度的极端分子加害了，再转嫁给政府，制造政治事端……一切假设似乎都很虚幻，但却都不能排除理论上的可能，唯一不同的是，叶子农的死活从此就跟自己没关系了，这就是说叶子农死不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自己不担责任……这个假设稍一深想就让她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因为这完全不是她的真实内心，她的真实内心是：她不怕死，她是怕叶子农死。
强行送回北京，也就意味着她跟叶子农从此分手了，这个也是她不能接受的。就算一定要分手，也要明明白白地分，不能是这个分法。大难临头各自飞，太没“格”了，那不是她戴梦岩的所为，那样的话还不如让她现在就死。
她甚至做了最极端的假设：如果叶子农在哪里都是遇害，是在巴黎遇害好一点呢？还是在北京遇害好一点？那还不如死在巴黎，起码不是被当成汉奸诛杀的。巴黎与北京，怎么判断两者的危险系数呢？这个事情属于“危险系数”的判断吗……
她不知在沙发上躺了多久，想了很多很多，却始终没找出一个解。她也想到过给梁士乔打个电话，听听梁哥的意见，而这个念头也只是在她脑子里一闪就过去了，梁士乔的意见不用问她也知道，不是强行将叶子农送回北京就是继续强制保护，站在梁士乔的角度，他首先考虑的不可能是叶子农，只能是她戴梦岩。
她想得头疼，连午饭都忘了吃，也不知道饿了，以至于躺得太久骨头都疼了。她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圈，茫然地在窗前伫立，不知是窗外的视野开阔了她的思路，还是在这一刻她突然醒悟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路错了，关与放本来就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就事论事思考，她永远解不开这个结。
不知道怎么活，还不知道怎么死吗？笨蛋！她在心里骂了一句自己。
她换了一种思维，按自己的逻辑做了一个推理：子农的命比我重要，能让子农舍命的东西一定比我的命更重要。既然哪个结果都担不起，担不起就不担了。
她心里一下子豁然了，也轻松了。
她走到电话前，想通知雷蒙诺保安公司取消护卫计划，既然不需要保护了就别让保安公司白忙了。她刚拿起电话却又放下了，因为按合同规定即使取消计划也不退款的，但是有可能被对方误解为她在争取退款，她是在意自己形象的人，有损形象的事她不能做。
她看看表，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这时她感觉到饿了，却也顾不上吃东西了，她拿上车钥匙和手袋下楼，开车去了玛丽亚音乐大剧院。
在玛丽亚音乐大剧院的售票处，她买了两张5月19日的门票，也就是中国首都交响乐团在巴黎的最后一场演出。两张票不再是包厢，而且是座位既靠边又靠后的经济票，不管是选择的演出场次还是座位，都照顾到了叶子农的低调性格。
买好了音乐会的门票，她再次去了派拉姆公寓。
叶子农还在餐桌看时装画报，抬头看着进门的戴梦岩，笑了笑，说：“嘿，你也不歇踏实了再来战斗，这连续作战的战法不适合解决非理性矛盾。”
戴梦岩也不说话，放下包收拾餐桌上的碗筷，就进厨房了，洗碗、煮咖啡，然后用托盘端来两杯滚烫的咖啡，把一堆时装画报往一边推了推，放下咖啡。
叶子农看了看咖啡，笑着问：“啥意思，缓和？还是战斗升级了？”
戴梦岩坐好，歉意地说：“是我不冷静，我们重新谈。”
咖啡太烫了，叶子农轻轻抿了一口，说：“你这咖啡……能当谈话基础用吗？”
戴梦岩说：“能，这次是真拿出气量了，谁的理站住脚就听谁的。”
叶子农看着她，确信她说的不是气话了，这才说：“好。”
戴梦岩说：“不管怎么说，生命是第一位的。”
叶子农说：“那赵一曼、张自忠岂不亏死了？你得说群众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大家都第一了，还有第一吗？这是一个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适用的概念，不能滥用。群众生命的第一位是以警察、军人的牺牲精神为基础的，对于军人和警察，使命和荣誉是第一位的。”
戴梦岩说：“过去共产党搞地下斗争，都是钻老鼠洞了？”
叶子农说：“斗争与生活、政治集团与个人、政治斗争形式与个人生活态度，属性和规则都不同，没有类比性。”
戴梦岩说：“好，我说的没站住脚，该你了。”
叶子农说：“柏林不给居留只能回北京也罢，来巴黎给梦姐当差也罢，都是我个人的正常生活，没刻意躲什么。如果我是必须死的，你已经让我多活了几天，这就是真相。对于理论上的危险，不否认，不放大。咱别用‘必须’抬举自己，咱没那么重要。”
戴梦岩质问：“理论上的危险就不是危险了？”
叶子农说：“车祸、酗酒、自杀、天灾……哪个都比政治谋杀死的人多，人类就不生活了吗？我也不是非跟活过不去，过马路我也走斑马线，地震了我也往外跑。人嘛，活着就有麻烦，就得有担当。谁都不想有麻烦，也不是所有的麻烦都能躲过的，躲你能躲的，受你该受的，这就是生活。一辈子自我鄙视，那是生不如死，那还活个啥劲呢？那才是必死，连个碰运气的机会都没有。从鼠洞里走出去不一定死，起码还有个碰运气的机会。”
戴梦岩说：“别嫌我啰嗦，我再问你一次：态度比活还重要吗？”
叶子农说：“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态度里，都按自己的标准衡量各种关系，什么关系承载什么内容，核定多少担当。有人要钱不要命，有人要心安不要命，有人连横穿个马路都可以不要命，形形色色，看人了，所以叫大千世界嘛。”
戴梦岩从包里拿出刚买的两张音乐会门票放到叶子农面前。
叶子农拿起门票看看日期、座次、票价，明白了，也愣住了。
戴梦岩说：“我不懂政治，我信你，你觉得比命都重要的东西，那就一定很重要。都是中国人，谁不希望中国好呢？我也不希望你去做对国家不利的事。”
叶子农放下门票，说：“如果因为我出事了你就背包袱，那我还是在屋里待着吧。”
戴梦岩起身走到门前，拿下了那条丝袜，塞进包里，坐下。
叶子农小心地问：“塞包里啥意思呀？”
戴梦岩说：“我那边还有一只呢，我穿啊。”
叶子农以咖啡代酒，端起杯子说：“不找死，不找活，平常过日子。”
戴梦岩说：“听你的，不找死，不找活。”然后端起杯子碰了一下。
叶子农感激地点了一下头，说了一句：“谢谢！”
戴梦岩说：“自由了，出去看看巴黎？”
叶子农说：“吃。”
戴梦岩说：“我哪顿饭饿着你了？”
叶子农说：“活命的吃跟美食的吃，不一样。”
戴梦岩想了想，说：“那我就先带你看几家餐馆，都是巴黎有名的，就当兜风了，喜欢吃哪家你自己选。”
叶子农高兴地说：“好。”
叶子农来巴黎以后，从机场到派拉姆公寓就是他对巴黎的全部印象。一个多月了，他没有迈出过房门一步，甚至没触摸过门把手。当他一脚迈出房门的时候，他的心里获得了一种挣脱压抑的轻松，作为一个他这样的社会成员，他承担了他认为应该承担的社会义务。
派拉姆公寓的保安都知道309号住着一个从不出门的中国籍男人，当戴梦岩与叶子农一起走出公寓的时候，楼梯口和大门口的保安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叶子农。
戴梦岩驾车在巴黎的大街上兜风，叶子农惬意地抽着烟，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享受着开阔的视野。从这一刻起，他们这种不是恋人的关系又翻开了生死担当的一页。
戴梦岩开着车，冷不丁地说：“我恨奥布莱恩。”
叶子农说：“恨倒说不上，单就这事说，不怎么让人尊敬吧。”
戴梦岩说：“我没你那么大度。”
叶子农淡淡地说：“都是人的那点事，赶上就赶上了，没啥大不大度的。”
戴梦岩说：“你不是人吗？”
叶子农说：“好歹你也是受过洗的，该知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句话吧。”
戴梦岩点下头说：“知道，《圣经》里的。”
叶子农说：“你、我、奥布莱恩，世上所有的人，只要人性没发生质变，就都是人的那点事，只是随着条件的变化以什么形态呈现而已，已有的日后必有，已行的日后必行。《圣经》跟你说这个啥意思呢？知道点，大惊小怪就少点，心态就平和点。”
戴梦岩说：“你怎么懂这么多啊。”
叶子农说：“你怎么这么有钱哪。”
戴梦岩说：“我问你呢。”
叶子农说：“所以，都没啥。达摩面壁、愚公挖山，各下功夫，各摘果子。”
5月19日，中国首都交响乐团在巴黎的最后一场演出，观众依然很多，只是相比首场演出少了一些官方人物和媒体。考虑到观看演出的大部分都是巴黎的华人，叶子农和戴梦岩直到临近开幕才进入剧院，座位又是靠边、靠后的，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玛丽亚音乐大剧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建筑富丽堂皇，可以容纳1200个座位。中国首都交响乐团演出阵容强大，其中指挥、首席钢琴、首席小提琴都是世界著名的音乐家。
第一个曲目是小提琴协奏曲《茉莉花》，一开场就赢来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交响乐《我的祖国》放在了演出最高潮的部分，也是观众最期待的。指挥家易海峰已经完全沉浸在音乐里了，每个动作、每个眼神……都无不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叶子农听过这支曲子，却从来没有这样直接、真切和有现场感染力地听过，这是一种不一样的触动。随着音乐的起伏，他的思绪和感慨也在流动。
交响乐《我的祖国》问世时间并不长，首次演出是在1990年8月1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音乐晚会上，尽管那只是一场普通的音乐晚会，对于《我的祖国》这支曲子甚至不乏试演的成分，然而这支曲子就这么以它不经意的方式轰动了。
这是一支伟大的曲子。
这是一支时代催生的曲子。
100多年来，中国的音乐伴随着一个民族的苦难和挣扎，呻吟与呐喊、颂扬与斗争的声音占据了中国近代史的绝大部分板块，直到改革开放，从大众对港台音乐的饥不择食到如今不是爱得死去活来就是痛得死去活来的极端个人化，好像除了数伤疤这世上就没别的事了……中国的经济已经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而人的历史尺度的认识却相对滞后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是正常的，是人的认识能力渐进成熟的一般规律。然而，作曲家易海峰先生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时代来临了！人们的思想终会沉淀、从容，发展的国力和坚实的经济基础必将催生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音符。于是，一支伟大的曲子诞生了。
中国人，从几千年从容走过的泱泱风范到100多年来屈辱与抗争的阵痛，到中国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发展、壮大、沉淀、从容，中华民族必将回归炎黄血脉最本质特征的泱泱风范，时代和未来需要这支凝聚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曲子，需要一支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人逐渐回归炎黄血脉最本质状态的曲子，无论你在任何角落，只要你还是个中国人，只要你身上还有炎黄的血脉，一听到这个音符你就会自豪地想到：我是中国人。
叶子农是用自己的心在倾听这支曲子。
它不是写实的，如壮丽山河之类。
它不是叙事的，如历史变迁、民族历程之类。
它不是抒情的，如决心、信心、悲壮、豪迈之类。
作曲家只写一种状态，抽象的、概念的。4个元素：美好、从容、坚韧、博大。从音乐的关系和方式上说，是“我”看到了什么，而不是“我”表达什么，而“我”看到的这个不是肉眼之实的，是思维的眼睛以历史的大尺度所看到的，是炎黄血脉最本质状态的，它出离时代，出离了政治、宗教、信仰，出离了地域、国度，出离了阶层、族群……
它是符号的、标志的。
叶子农愿意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也必将是不朽的。
6月初的北京，炎暑的气息已经悄悄临近了。
经过整整一个月的紧张施工，餐馆内外装修一新。根据老九提供的老照片，门头沿袭了纽约“面王府”的中式风格，以墙体和四根红柱子为依托支撑起一排大门楼，内侧的两根柱子上依然是一副纯铜镀金的对联，右联“千金一勺卤”，左联“万贯一口汤”，招牌也依然是黑底金字：久悟杠子面。招牌上方则是“久悟杠子面”的霓虹灯字号。
由于半成品生产与餐馆是分离的，对原来的厨房面积进行了大幅度压缩，扩大成了两间大餐厅。二楼保留了原有的总经理办公室、会计室，取消了包间，扩展成一个大餐厅。餐厅内部采用土黄色地砖、红木色墙裙，墙壁和屋顶采用了略微泛点黄头的米白色，而实木桌椅全部采用了与墙裙略有差异的红木色，整齐地三列排开，漂亮而壮观。装修的硬件部分基本都完成了，总体还是沿袭了“面王府”的风格，在暖基调中突出视觉的清晰明快。餐馆离开业还有时日，大门和玻璃窗上都贴着“内部装修”的告示。
二楼有两间办公室，方迪和老九共用一间，牌子上写着：董事长、总经理，另一间石天佑和会计共用，牌子上写着：经理、会计。方迪的办公室大一些，设施也好一些，除了办公桌还有沙发、电视。办公室的走廊有两个出口，一边通往餐厅，一边通往一楼室外。
方迪办公桌上摆满了等她签字的票据、餐厅服务规范草案、厨房岗位责任草案、餐具购置清单、生产基地培训教程……她要逐一审核，或批准，或提出处置意见。这时走廊传来脚步声，接着有人敲门。
方迪仍低着头处理事务，只是说了声：“请进。”
石经理进来，穿着一身夏装餐馆制服，黑裤子、白短袖、红领带。这是经理服，在这批定制的餐馆制服里是数量最少的一款。石经理说：“方总，制服都换好了。”
方迪说：“哦，有问题吗？”
石经理说：“没有，都挺好的。想请你去看看，给大家说几句话。”
方迪说：“店里归你管，我手伸太长了不好，会让员工无所适从。”
石经理说：“不是我要求的，是那帮丫头，她们说你漂亮，能干，想听你说说话。”
方迪笑笑，说：“女人可经不起这么贿赂，好，我去，这些我拿回家处理。”她把桌上的票据和文件收到包里，跟石经理一道下楼了。
大餐厅里，姑娘和小伙子30多人整齐地站成两排，前排是女生，后排是男生，厨房领班和前台领班分别站在两排前面。女服务员制服是红色的，流线型门襟、青花布襟边和黑色盘扣，小巧的红色围裙上还有一个既装饰又实用的口袋，配上黑裤子，怎么看都给人一种传统厨娘的贤淑和温存。前台领班的制服款式与女服务员一样，所不同的是颜色有区别，是深红色的。厨房领班的制服与普通厨房操作工的制服也有区别，虽然都是白色，厨房领班的制服在领围和袖口多了一道金边。区别较大的是传菜生的制服，红色，直对襟，领围、袖口和门襟都是黑色的。大家见总经理来了，既紧张又高兴。
方迪仔细打量了一番，笑着说：“哟，可真漂亮啊！大家坐吧，都坐，别站着。”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石经理，石经理说：“坐吧。”
石经理发了话，大家才各找椅子坐下。
方迪把包放在餐桌上，她却没坐，站着说：“餐馆是石经理的工作范围，本来是不该我说话的，我也说，他也说，大家就无所适从了。那我就说点原则性的东西吧，这样就跟石经理的工作不冲突了，咱们就是闲聊，聊到哪儿算哪儿，也不必有个主题，好不好？”
大家说：“好。”
方迪说：“我先问大家个问题，开餐馆，你们认为什么是硬道理？”
一个小伙子立刻举手站起来说：“好吃是硬道理。”
另一个小伙子也站起来说：“实惠是硬道理。”
一个姑娘站起来说：“舒心是硬道理。”
方迪说：“很好，其实就这点事，说起来谁都知道，但是做起来就难了，不难就不会有那么多倒闭的。咱们公司也想做到这3条，公司努力去做了，但是不管公司怎么努力，最终都要通过你们的手去传递给顾客，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公司还是我个人，都是要仰仗你们的，所以，我先给大家鞠一躬，拜托了！”
方迪就给大家鞠了一躬。
不知是谁鼓了两下掌，结果大家就都跟着一起鼓掌。
方迪说：“你们注意到了没有，咱们厨房的煮面锅不是一口大锅，而是两台长方形的栅栏锅，能同时独立煮24碗面，每个煮面格还安装了计时提示器，谁能说说为什么？”
厨房领班举手站起来说：“我在面馆干过跑堂，我知道。”
方迪说：“好，你说。”
厨房领班说：“大锅面先出的夹生，后捞的都泡糟了，只有中间捞的好吃。大锅面师傅要赶时间捞，分得也不标准，有时候小碗比大碗还多，有时候大碗比小碗还少。还有就是下面全凭掂量，下多了捞一边，等来票了回锅加热再上桌，回锅面是最难吃的。咱们的煮锅是单碗下面，计时、定量，那肯定不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方迪说：“说得非常好，但是即使这样也难免会有出错的时候，比如看错票了，多下了一碗面，在咱们店里再回锅就是被禁止的。出了错怎么办？公司的原则是：提醒你，再提醒你，直至你证明自己不适合这个工作。但是，如果谁把出错的后果摊给顾客，一次，仅仅只有一次，你就可以回家了，因为顾客拿你没办法，但是拿餐馆有办法，下回他不来了。他是来给我送钱的，没他我就得饿死，你都砸我饭碗了我还跟你客气什么……”
这时吧台的电话突然响了，打断了方迪的讲话。餐厅空旷、安静，就显得电话铃声格外响亮。石经理一直站在方迪身边，赶紧去接电话。
片刻，石经理过来说：“方总，董事长请你过去。”
方迪对大家说：“车间那边有事，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有机会咱们再聊。”
石经理说：“说完吧，几分钟的事，大家都挺愿意听的。”
方迪想了一下，说：“好，那我就再说几句。服务行业有句名言：顾客是上帝。我就从来没信过，咱拿亲娘都不会当上帝，怎么会拿顾客当上帝呢？不可能嘛。再说上帝他老人家是全能的，也不需要你做什么，所以就别说那连鬼都不信的，咱不会比顾客更聪明，你能拿顾客当顾客，公司就已经很知足了。谁拿顾客当天敌，谁跟顾客斗智斗勇，谁就违背了久悟杠子面的精神，谁就是不适合本公司的人。”
这段话很严肃，餐厅里鸦雀无声。
方迪说：“如果要让我说几句鼓劲儿的话，我想说：今天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公司的创业元老，如果公司能按预期的发展，公司将会有一个高速扩张的阶段，那时候公司的最大困难不是资金，不是技术，是派不出干部。”
这句“是派不出干部”听了确实让人鼓劲儿，大家热烈鼓掌。
一个姑娘见方迪拿包要走，就起身问：“方总，我可以叫你方姐吗？”
方迪笑着说：“可以，当然可以。”
另一个姑娘说：“方总，开业前能和我们照张相吗？这餐厅多漂亮啊！”
方迪说：“可以，没问题。”
方迪跟大家招招手告辞，拿上包离开餐厅。
石经理送方迪到门口，没等方迪上车，说：“方总，我有个问题想好多天了，就是不知当问不当问，怕问了你不高兴。”
方迪刚拉开车门，停下来，说：“什么事？你说。”
石经理拿出那几张作为装修参照的照片，说：“方总有事，也不用现在就答复。公司不是要求指挥员要理解见路不走吗？咱这餐厅和门头几乎照搬了照片上的样子，这都是董事长的父亲那时候的照片，时间过了这么久，还是纽约的，这样照搬也算见路不走吗？”
方迪说：“让你实事求是，你会操作吗？”
石经理说：“会说，不会做。做的时候都以为是实事求是，事后看就不是了。”
方迪说：“实事求是太概念了，见路不走就是让实事求是好理解一点，当然理解见路不走也难，但总比实事求是具体了一点。面王府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改进，也经历了中西文化的审美检验，证明是与杠子面不冲突的就餐环境。最好的设计在哪里？董事长不知道，我就更不知道了，这时候要求的不是好，是别错。咱们讲过，见路不走不是让你非跟别人一样或不一样，是让你以结果对条件的需要去取舍。不唯经验教条，不是否定，经验教条也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你的预期果对条件有什么要求，你就去准备这些条件，不在意这些条件是新的还是旧的，也不在意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见路不走。”
石经理说：“好，我再想想。我就是个小学教师，还是教算术的，方总别介意啊。”
方迪说：“都是说时容易做时难，一样的，都慢慢理解。”
生产基地的牌子挂出来了，全称是：久悟杠子面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整修过的大门比之前显得正规了许多，门柱包上了花岗岩，大门改成了轨道式栅栏，厂区和大门的地面都重新做了硬化处理，大门也设立了门岗，路人透过栅栏门就可以看到干净整洁的厂区。
门口停了一中一小两辆面包车，其中小面包车是车床加工作坊的。方迪把车停在小面包车旁边，拎上包进了大门，冲看门大爷点头笑了一下。
由于杠子压面机工作时有噪音，面条车间就设在了离办公区较远的南车间，而汤卤车间离大门很近。车间里焕然一新，分为净菜、备料、加工3个工作区，沿南墙是一排长长的瓷砖灶台，大灶6个，中灶4个，小灶两个。沿北墙是净菜区，水池、案板一字排开。中间是一排长长的备料台，全部是不锈钢材料，台子下面带储物柜。
一名20多岁、身穿白色厨师服的员工站在3号大灶前，用一个特制的大铲子在不时翻动大锅里的卤子，肉卤在慢火的煨炖下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满车间都是卤香。
方迪见老九不在这里，就去了面条房，一进车间就看见老九、赵经理、两名员工、雷师傅和他带来的一个徒弟，大家围在杠子压面机前，赵经理正在操作机器，老九和雷师傅在谈着什么。面条房里切面机、和面机、分装台一应俱全，也是即将投产的状态。
方迪上前跟雷师傅打招呼，握手道：“雷哥来了。”
雷师傅说：“我来调试一下机器，换一副弹簧，再说说曲轴箱的事，顺便把打火机也给你带了。”然后看看徒弟，徒弟把一只小尼龙包递给师傅。
方迪说：“哟，都做好了？”
雷师傅把两只打火机交给方迪，说：“你看看，满不满意？”
方迪一手拿一个，沉甸甸的，滑润、漂亮，她高兴地说：“谢谢，太谢谢啦！”
老九知道方迪偶尔抽烟，对她喜欢打火机也不奇怪，拿过一只看了看，推开上盖，一打就着了，说：“不错，好手艺。这打火机样子好眼熟，就是正面少了一块。”
雷师傅说：“少了一个台阶，其实是一块连体白板贴章，你是从画报上见的吧？那可是一款名机，整个打火机都是纯金的，我就是照画报上做的。”
方迪知道老九很少抽烟，也没有喜欢打火机的嗜好，不会去留意打火机的画报，即使画报放在面前他也不会去留意一只打火机，于是她问：“九哥，你见过那只火机？”
老九说：“见过，真沉哪，比这个沉多了。”
雷师傅惊讶地说：“哎哟，那你可真有眼福啊，那款全世界就只有一只。”
方迪知道叶子农喜欢打火机，但他不是一个奢侈的人，如果老九是在柏林见到的那只打火机，什么人有财力和心情送叶子农那么贵重的东西呢？方迪不用猜也知道，那个人只能是戴梦岩。方迪把打火机收进包里，问：“九哥，叫我有事啊？”
老九说：“曲轴箱的事想听听你的意见，还有就是唐人街的调料来路广，北京的调料四川的多些，口味上还是有差别的，今天用小锅试了几锅，调了一下方子，试大锅，已经煮4个多小时了，你也来鉴定鉴定。”
方迪说：“九哥，这得听你的，我哪儿行啊。”
老九说：“你在纽约吃了6年，怎么不行？我是有点不自信了。”
方迪说：“那你还不如别说鉴定呢，冷不丁吃，我一口就能吃出来。”
老九说：“那好，不说鉴定了，说曲轴箱，雷师傅你说吧。”
雷师傅说：“是这样的，机器可以定型了，核心部件就是曲轴箱，咱这个是汽车曲轴焊个箱子装上去的，行程不宽裕，合适的报废曲轴也不好找，用新曲轴就不划算了，加工难度也大，费时费工，稳定性也不好，这台机器只能叫原理机。我跟厂家联系了曲轴箱，一台两台人家不给做的，最少10台，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如果嫌多就不做了，下一台机器还用汽车曲轴的办法。如果可以订10台，我想搭车要两台，你知道我媳妇是压面条的，想让娟子给策划策划，弄个牌子弄个包装，看能不能往超市里拱一拱。”
方迪说：“以现在的投入算账，如果失败了，这10台曲轴箱的损失真可以忽略了。”
老九说：“我也是这个意思，那就10台。”
雷师傅说：“好，我去办。那你们忙，我就回去了。”
老九说：“别走啊，卤熬好了，面条马上就出来，你也给尝尝，提点意见。”
雷师傅说：“好，好，那我就尝尝九哥的手艺，呵呵。”
老九对一名员工说：“卤子可以关火了，去把水烧上，准备煮面。”
杠子压面机案板以下的机械部分都用白铁皮包住了，不仅好看，更是为了安全。一张案板被固定在轨道上，两边各竖着一根不锈钢圆柱，圆柱上套着弹簧，两根圆柱中间横着一根木杠子。案板上放着一团硬面，赵经理操控着案板前后移动，让杠子每一下都压在它该压的位置，让面团均匀而柔性地受力，杠子以恒定频率“咣、咣、咣”地运动。
面饼压好以后，赵经理拿刀把面饼分成30厘米左右的大块，拿起其中一块装到切面机的压磙上，开动机器，经过两道压薄进入切刀，设定厚度和宽度的面条就出来了。赵经理抓起面条熟练地“啪啪”一甩，形状非常规矩地码在不锈钢托盘端里。
老九说：“走，煮面。”
大家来到汤卤车间，稍等了一会儿锅里的水就烧开了，老九将面条下锅，赵经理把一小盆肉卤放在备料台上，葱花、辣椒油、菜码也准备好了。面下好后，老九给在场的每人都捞了一小碗，配上葱花、辣椒油、菜码，就可以吃了。
老九吃了一口，不说话。
方迪吃了一口，点点头说：“嗯，是这个味。”
赵经理吃了几口，说：“这个味正，香，上午那小锅料味有点重。”
雷师傅吃了几口，说：“哦……好吃，真好吃。这面条的配方比俺媳妇的好，肯定不是只放点盐和碱，还有别的。”
方迪一笑说：“这个可不能跟雷哥交流。”
雷师傅几口就吃完了，放下碗说：“卤子做试验，有必要做这么大一锅吗？”
老九说：“不管小锅怎么调整，最后都要经过实际生产量试验，没办法，做试验这是必须的，自己人吃点，吃不完的倒掉。”
雷师傅说：“可不是俺想占便宜，多好的卤啊，倒掉太可惜了。俺那边人多，各家一分就没了，要是倒掉的话你让我拉走吧，别糟践东西啊。”
老九对赵经理说：“装密封桶里，帮雷师傅抬车上带走。”
赵经理说：“好的。”
雷师傅说：“先给他们留够了，剩下的我拉走。”
老九说：“不用，这几天牛肉卤、大汤卤都要调配方，够他们吃的。你要不忌讳，做完试验我让赵经理都给你送过去。”
雷师傅说：“这忌讳啥？都是好东西。赵经理打个电话就行，我马上开车过来。”
赵经理和雷师傅去装肉卤了，老九和方迪身边没有了其他人。
老九说：“你一说是那个味，我就放心了。”
方迪说：“九哥，这会儿没人，说句让你伤心的话吧？”
老九一笑说：“你说。”
方迪说：“这面比你擀的面条好吃，口感更好，不比不知道。”
老九说：“我知道。机器还是比人有劲，不知道累啊。”
方迪说：“我看这进度，8月份就能开业。”
老九说：“时间不考虑了，一定要准备好了再开业。赵经理这人真不错，有素质。今天我挺高兴的，你毕业了也没庆祝一下，晚上叫上赵经理咱们吃个饭吧。”
方迪说：“我一堆文件没处理呢，也没心情，你要请赵经理你们去吧。”
老九说：“论文答辩过了，我就买了一瓶酒想给你庆祝一下，你一直忙也没时间。”
方迪笑笑说：“那这瓶酒你先留着，我现在还没资格喝它。”
老九不解，问：“咋没资格？”
方迪说：“那个是纸上谈兵，不算数，等这事干成了才算数。”
戴梦岩在巴黎新区出租的店面房5月28日就合同期满了，承租方在迁移过程中遇到一些麻烦故而拖延了几天，戴梦岩直到6月5日才收回房子。收回店面第四天的下午，她与约定的一家装潢公司去店面看房屋结构，商议服装店的装修事宜。中午她小睡了一会儿，两点钟刚过，她收拾装束做出门准备，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她拿起电话。
电话里是一个熟悉的声音：“梦岩吗？我是梁哥。”
戴梦岩好久没跟梁士乔有联系了，高兴地说：“梁哥，是你呀。”
梁士乔说：“我到巴黎了，刚安顿好，这就准备去找你呢。这次来的人多，除了看你还有别的事，就没跟你打招呼，使馆派车来接了，我还给你带了几位客人。”
戴梦岩问：“客人，谁呀？”
梁士乔说：“都认识，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戴梦岩说：“我约好了一家装修公司下午3点看房子，店面收回来了，设计装修方案之前他们要实地看看，可能他们已经出来了，临时取消已经来不及了。”
梁士乔说：“那就去店里吧。”
戴梦岩说：“店里都空了，连杯水都没有，怎么招待客人？你还记得那条街上有个咖啡馆吧，我安排好装修公司的人看房子，然后在咖啡馆门口等你们，那里好一些。”
梁士乔说：“先见面，见了面再说。”
戴梦岩说：“好吧。”
戴梦岩放下电话，收拾好装束就匆匆出门了，驾车去门面房。
装潢公司的人果然已经提前到了，来了两男一女三个人，都是法国人。项目负责人是一位漂亮女士，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另外两位一个设计师，一个是设计师助理，设计师助理端着一台照相机，肩上还挎一个棕色牛皮工作包。
戴梦岩打开店门，领他们进店里实地察看、拍照、测量。
门面房是一厅三室结构，之前的承租方也是经营服装，三室中较大的一间当库房，两个小间一个用作试衣间，一个当办公室。房子里空空荡荡，属于承租方的东西都搬走了，只有办公室的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是她买房子时置办的，现在已经陈旧破损了。戴梦岩想着梁士乔和几个客人要来的事，独自到办公室的那个房间查看，空间很小，她不清楚梁士乔所说的客人究竟是几个人，就是临时坐会儿空间也太狭小了。
她走过去，用英语对女负责人说：“帮个忙，让他们把办公室的桌子搬到厅里。”
女负责人就吩咐两个男士把办公桌搬到了厅里。
3把椅子，都是软座带扶手的，戴梦岩分3次逐一搬到营业厅，然后在靠近玻璃门的位置站着，透过玻璃观察外面，随时准备出来迎接梁士乔和几位客人。
很快，店门口开过来一辆使馆牌照的轿车，从车里下来4个人，果然她都认识，一位是中国著名电影导演黎中旭，一位是中国电影制片公司总经理张群，两位都是中国电影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还有一位是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外交官徐正勋，戴梦岩与这个人没有接触，但是以前在一些场合有过碰面、寒暄，彼此都有印象。
戴梦岩迎出来，对走在前面的梁士乔叫了一声梁哥，然后就与后面的客人握手，称导演黎中旭为“黎导”、总经理张群为“张总”、外交官徐正勋为“徐先生”，逐一寒暄。
车子是由徐正勋驾驶的，他也是最后一个下车的，徐正勋在与戴梦岩握手时，特意将另一只手也附上，郑重地说了一句：“戴小姐，你受委屈了。”
戴梦岩当然注意到了这是一个外交官身份的人讲出的一句有定性含义的话，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她一时不知该怎么回应，就什么话也没说。
众人走进房子里的时候，正值装潢公司的人看完房子要走，戴梦岩先把装潢公司的人送出门，这才回来招呼客人。
5个人，3把椅子。戴梦岩见大家都站着，说：“你们坐，我和梁哥站着就好。”
徐正勋和蔼地笑着说：“我跟你说完那句话，我的任务就完成了。黎导和张总有事要跟你谈，你们坐，我跟梁先生站一会儿。”
张群坐下，对戴梦岩说：“你坐。黎导，你也坐。”然后说，“戴小姐，是这样的，我们公司计划拍个历史题材的片子，片名《革命先行者》，反映孙中山先生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这段历史，想请你出演宋庆龄，一是你演过宋庆龄，二是票房的考虑，你最合适。社会上有不少你的传闻，我们和有关部门接触了一下，他们很支持，希望促成这次合作，这我们就心里有底了。合同和剧本都给梁先生了，你先看看剧本，然后考虑一下给个答复。”
戴梦岩说：“好的，谢谢。”
黎中旭说：“戴小姐，大家都知道，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关切，两岸在一个中国的基础上搁置争议，积极拓展共识空间，促进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谋求两岸的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将是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革命先行者》是两岸共识空间的重大题材，党政高层十分重视，从各方面都给予大力支持，同时这个本子也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观赏性，预计会有广泛受众。我认为这个本子需要你，你也需要这个本子，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宋庆龄这个角色，我相信经过年初以来那些事件的磨炼，更有利于你理解和把握这个角色。”
徐正勋等黎导演说完，恰到好处地插话，随和而又客气地说：“戴小姐，你跟梁先生好久不见了，你们聊聊。我们还有别的事，就先告辞了。”
戴梦岩起身说：“好的，你们有事，先忙。”
戴梦岩送客，站在路边目送着汽车走远了，与梁士乔一起回到店里。
梁士乔坐下，从包里取出3个剧本和3份合同，其中一份就是出演《革命先行者》的片约合同，说：“你身价涨了，香港、内地，有路子嗅到内情的公司都给你涨了。”
戴梦岩对这句话沉默不语。
梁士乔说：“剧组定于9月5日在北京召开《革命先行者》电影开拍发布会，届时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的领导将出席发布会，在主要演员上台的时候，领导会跟你握手，会当众说一句：你受委屈了。9月11日是中秋节，国务院负责港澳台事务的部门将举行一个中秋茶话会，有国家领导人参加，你到了北京就会收到请柬。茶话会各大媒体都会报道，新闻画面和图片里都能看到你的身影。”
戴梦岩问：“这些是谁告诉你的？”
梁士乔说：“是港澳事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找我谈的，肯定是上面的意思。叶子农的案子背景复杂，官方这样处理是恰当的，你不是汉奸婆了，就是给叶先生正名了。”
戴梦岩说：“我懂。”
梁士乔沉默了一会儿，说：“对叶先生解除保护我是不赞成的，所幸还没出事。你现在面临着重要转机，趁现在还没出事，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做点什么？”
戴梦岩说：“做什么？无非是送回北京或再关起来，能做我早做了。我不懂政治，但是能让子农看得比命都重要的东西，我就相信一定重要。如果他必须死的话，我宁愿让他死在巴黎，总比被当成汉奸死得体面。”
梁士乔说：“万一叶先生真有不测，你真担不起。”
戴梦岩说：“担不起就不担。”
梁士乔这次沉默了好久，说：“偌大中国，不缺你这点无谓的表示。”
戴梦岩说：“开始我也以为是表示，后来我才明白了，是态度，纯粹是个人态度。自己的事，不用表示给谁。”
梁士乔环视了一下空荡荡的房子，转移了话题，说：“还好，没动工，没动工就没什么损失。还是租出去吧，这些事情我来处理，你专心看本子。《革命先行者》不用说了，我希望另外两个本子也签了，这是两家香港公司投拍的，都跟你有过合作，人家一闻到风就来找我了，只要汉奸婆的事一明朗，你就是票房。这两个本子你可能不喜欢，但这已经是能挑出来算好的了，演艺圈你也知道，大家要彼此照应。”
戴梦岩说：“梁哥，我满脑子都是服装，突然有人来跟我说这些，我都懂，可就是不关我的事，没感觉。你给我点时间，我现在不在状态。”
梁士乔说：“那当然，我是先给你吹个风，别让梁哥太难做了。”
戴梦岩说：“好久不见了，晚上我请梁哥吃个饭吧。”
梁士乔说：“今晚不行，改天吧。今晚中法文化协会有个晚宴，是商议巴黎中国电影周的事，这是来巴黎前就定下的，香港来了两个代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邀请了。要是不忙的话，你送我一趟回酒店吧，说好的我们几个在酒店集合，统一接送。”
戴梦岩把合同和剧本都收进包里，说：“好，我送你回酒店。”
戴梦岩锁上店门，开车送梁士乔回酒店，汽车向巴黎市中心驶去。
路上，梁士乔说：“梦岩，我是你的经纪人，你是我朋友，你给我交个底，你和叶先生有可能吗？”
戴梦岩平静地回答：“没有。”
梁士乔问：“为什么？”
戴梦岩说：“你说过的。”
梁士乔说：“那是我的看法。”
戴梦岩说：“就是那样的。我是人，他是猫。”
梁士乔说：“叶先生做得很可以了，你做得也很可以了，都不错。”
说到这事，戴梦岩显得有些伤感，说：“这半年，我像活了半辈子。奥布莱恩是真让我开眼了，原来大众是可以这样被操弄的。以前我最烦娱乐记者，现在觉得他们那点八卦伎俩简直纯洁得像天使。和平年代，大家都忙着赚钱，可就是有人还得提着脑袋过日子。都说人各有志，说实在的，认识了子农我才真正见识了什么叫人各有志。”
梁士乔说：“是啊，不同的圈子有不同的活法。”
戴梦岩说：“梁哥，如果有人跟你说：瞧你那穷酸样。你会生气吗？”
梁士乔说：“会的，人不可以这样没礼貌。”
戴梦岩说：“我就真跟子农这么说过，我故意的。你觉得子农会有什么反应？”
梁士乔想了想，说：“我想象不出来。”
戴梦岩说：“他没生气，还说谢谢。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谢我呢？他说：能让您获得优越感，这让我觉得我的穷酸也有了价值。这句话我一直记着，让我想了很多，比如吃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比如出人头地，原来我们的快感、满足感、优越感是要从我比别人强里获取的，原来我们是这个活法。我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想想常挂嘴边的爱心、善良，我突然觉得好假好假。子农真的是让我见识了什么叫人各有志，突然你看见人不为财死了，鸟不为食亡了，你傻眼了，不知道为什么活了。”
梁士乔笑着问：“那叶先生怎么活呢？”
戴梦岩笑笑，说：“子农是不找死不找活，平常过日子。我没他那平常心，我活一天是一天，走哪儿算哪儿。”
梁士乔沉默了好久，说：“这次，你能演好宋庆龄。”
戴梦岩说：“这次演宋庆龄，我是真害怕了。”
梁士乔说：“你已经不再是明星了，你成熟了。”
送过梁士乔回酒店，戴梦岩开车去了塞纳河一处她常去的地方。
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就像她跟梁士乔说的，她什么都懂，可就是不关自己的事。她需要静一静，整理一下思路。重返影坛将意味着她的生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她的活动重心又回到了香港和内地。如果巴黎不再是她常态生活的地方，她与叶子农目前维系的状态也将受到影响，她不可能把叶子农一个人放在巴黎，当叶子农不再是汉奸的时候，北京对叶子农无疑是最安全的，而这也意味着，她与叶子农都将回到各自最初的生活。
塞纳河有一处台阶，长长的，宽宽的，那是她喜欢的一个地方。她把车停在附近，步行走过去，在离水面第三层的石台坐下，河水就在脚下涌动，水波柔缓地撞击着台阶，几只鸽子在旁边嬉戏，不远处的铁桥不时有游艇驶来，夕阳在河面上映满了金色余晖。
如果说以前她还看不清楚的话，那么现在她看清楚了，她与叶子农的关系原本就是一道无解的题。如果叶子农图她的钱财、名气，她会藐视他，也就不会有什么以后了。如果她的钱财、名气对他是无效的，那么以她的价值观和思维是根本无法达到与叶子农默契的，而叶子农也不是一个只要有个女人上床就能过日子的人。
如果有机会，首先要解决的是叶子农的安全问题，然后才是其他。
她就这样静静地坐着，想……
夜色渐临，河岸亮起灯光，她离开塞纳河去见叶子农。
自从叶子农恢复自由以后，她来叶子农这里就不再用钥匙开门的方式了，每次来都是先摁门铃。门开了，叶子农显然是刚吃过晚饭，从神态和饭后刚擦过嘴的油润能看出来。
戴梦岩这个时间来，叶子农以为是来找他一起吃晚饭，于是说：“我刚吃过饭，要知道你来我就不吃了，你该先打个电话。”
戴梦岩说：“不是来找你吃饭的。”
餐厅的大餐桌上仍然铺着一片时装杂志，戴梦岩走到餐桌前放下包，二话不说就开始收拾杂志，很快归置成三大摞推到餐桌一端，餐桌上顿时腾出一大片地方。
叶子农看不明白，问：“杂志不用看了？”
戴梦岩说：“你坐。”
叶子农就坐下。
戴梦岩也坐下，问：“我还是首长吗？”
叶子农说：“当然是。”
戴梦岩又问：“能指示？”
叶子农回答：“能。”
戴梦岩说：“好。”说着拿过包，从里面取合同和剧本。
叶子农静静地看着，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戴梦岩取出3个剧本和3份合同放到叶子农面前，说：“首长指示，先看这个。”
叶子农看了一下，问：“有人来了？”
戴梦岩把下午的事叙述了一遍。
叶子农说：“这是早晚的事。”然后指了指3摞杂志说，“你这不是瞎折腾嘛。”
戴梦岩说：“开店也是早晚的事，多做点准备没坏处。你先帮我看剧本，看完剧本还得看杂志，服装的资料我要保存的，以后用。”
叶子农说：“剧本我更不懂了，你这不是难为人嘛。”
戴梦岩说：“没让你懂，你就是读者、观众，看完把看法说清楚就可以了。”
叶子农说：“每个立项都有它的动机，不是局外人能随便判断的。布兰迪政论片的立项就是为了赚钱，真不真理的关他屁事，你真讲理了，他真不干了。布达佩斯建厂，方便面在东欧有没有市场关我屁事，你真建厂，我就不干了。人家的本子怎么赚钱？赚谁的钱？甚至为不为赚钱？人家有自己的考虑。表演我不懂，审查有专门机构，你让我看个啥？”
戴梦岩说：“问题是，本子好不好关我的事了。我不缺钱，不该拍的可以不拍。你的意见只对我有用，不会干涉别人。”
叶子农说：“如果你拒签，你总得有个理由吧，理由也是有特征的，角度、半径，这个特征就把我卖了，我干吗去当那不是东西的？人家招我惹我了？你拍电影这么多年，什么本子没见过，你真缺这点判断力吗？”
戴梦岩说：“本子我没看，梁哥说有两个本子可能是我不喜欢的，那两个香港公司都跟梁哥有交情。梁哥这几天就回去，如果有需要推掉的，我希望是和梁哥当面谈。”
戴梦岩拎上包，走了，叶子农赶紧跟了过去。
戴梦岩拉开门，临走说了一句：“我想享受你帮我，就这些。”
第二天下午，戴梦岩一个人开车去超市了，她算计着叶子农的生活用品该补充了，她采购了诸如牙膏、电池、卫生纸、ZIPPO汽油、烟、咖啡粉、糖、面包、饮料、香肠……两大包东西，然后去派拉姆公寓。
停好车，刚从车里拎出两个大包，一个保安就上前帮她拎包，送到房门口。戴梦岩谢过保安，摁门铃等了一会儿，没动静，就拿钥匙自己打开门。
客厅的窗帘都拉着，也没开灯，屋里的光线很暗，这说明叶子农还在睡觉。戴梦岩轻手关上门，轻脚走到餐厅，把两大包东西放到餐桌上，走到主卧室一看，叶子农果然还在床上睡觉，轻轻带上门，这才回到餐厅打开灯，灯光就不影响叶子农休息了。餐桌上仍然摆着3摞杂志和剧本、合同，只是旁边又多了一张A4打印纸，上面是打印的文字。
她坐下，拿起文件看，文件没有标题，直接是内容——
一、《风雨旺角街》是常规商业片，江湖恩仇，不存在大的原则判断。
二、《泣血春秋》是一个以战国为历史背景试图诠释帝王之道的本子，该剧的帝王之道就是杀人。儿子不杀人就当不了王，父亲着急了，用计激怒儿子，儿子把爹杀了，学会杀人的儿子凭借杀人获得了当王的资格，他家的王权得以世袭或者叫没失传。
当今世界连曾经先进的欧美制度都显出落后相了，此剧还拿嗜血来诠释帝王法则，不要说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了，就连世界最基本的共性价值观都背离了。文明最基本的价值就是不唯丛林法则，连恐怖主义都知道举块民族的牌子，连邪教都知道弄个善良包裹一下，这本子如此赤裸宣扬嗜血，是文明的基本价值和人类的生存秩序所不能接受的。
本子很文学，堆了很多词汇渲染情绪，但是看不到几句讲理的，为血腥而血腥，为激动而激动，自己过把心潮澎湃的瘾就得，从立场、立意就没打算对谁负责。
接这种本子，须慎重考虑社会观感。
三、《革命先行者》是一部下了功夫的本子，大主题，大题材，于反对台独、维护一个中国、促进两岸沟通、弘扬爱国主义都有积极意义。
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其意义是革命性的，是历史性的，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国共两党和社会各党派都给予孙中山极高的评价和尊敬，这是共识的，是各种价值观在这个问题上认同一致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都是作为历史存在的，既反映了国民党的历史功绩，又反映了国共两党反帝反封建的一致性，同时也反映了国民党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对共产党的主张的承认和支持。
《革命先行者》再现了国民党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历史进步作用和伟大功绩，一个中国已然在其中，中国共产党存在的法理已然在其中。此剧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出离了两岸思维，立足共识空间的史实、公理。
这个题材的历史空间本身就恢弘壮阔，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观赏性，而广泛的受众必将产生广泛的影响，于任何演员都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平台。如果你把这个本子拍好了，有可能会成为你的演艺生涯具有划阶段意义的作品。
戴梦岩一连看了两遍，很满意。本子是昨天下午交给叶子农的，也就是说叶子农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看完了3个剧本，确实重视了。
看完剧本意见，她开始分放买来的两大包东西，把各种食品和生活用品分别放置到该放的地方，时间就这样一点点过去了。干完家务，她煮了一杯咖啡，再看剧本意见。这时叶子农从卧室里出来了，先打开客厅的灯，然后走到餐厅坐下。
叶子农说：“意见整理好就给你打电话了，你不在家。”
戴梦岩说：“我去超市了。”
叶子农说：“我听见门铃了，就愣起不来，太困了。”
戴梦岩说：“那你再睡会儿。”
叶子农说：“不睡了，再睡夜里又睡不着了。”
戴梦岩说：“那我给你倒杯咖啡，提提神。”说着去倒了一杯咖啡放到叶子农面前，然后拿起《泣血春秋》剧本，说，“这个公司是梁哥最不想得罪的。”
叶子农说：“你要两肋插刀就另说了，况且插的还是港币。”
戴梦岩说：“这本子在香港上演不是问题……内地不是也说百花齐放吗？”
叶子农说：“百花齐放就是啥花都有，问题是你是啥花？”
戴梦岩说：“那到底能不能签？”
叶子农说：“决定权在你，我不是你。如果是我就不签。”
戴梦岩说：“这就对了嘛。什么慎重考虑，就是怕担责任。你有点担当可以吗？”然后她又拿起《革命先行者》剧本，说，“你觉得，我怎么才能演好宋庆龄呢？”
叶子农说：“不知道，知道了我就吃导演这碗饭了。”
戴梦岩拿起剧本意见说：“你这个意见就挺专业的。”
叶子农说：“判断主题思想是政治范畴，表演是艺术范畴，两码事。”
戴梦岩说：“你从观众的角度看。”
叶子农笑笑说：“我还有别的角度可以窜来窜去吗？”
戴梦岩说：“那就说，有什么说什么。”
叶子农想了想，说：“我看过你的片子，商业片居多，表演比较港味儿，不是香港话的港味儿，是表演风格的港味儿，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只是一种感觉。演商业片没问题，可能就该要那个劲儿，但是演宋庆龄可能就不一定恰当了。也许，我是说也许，你演宋庆龄如果克服了港味儿，或许你就成功一半了。”
戴梦岩说：“你不用可能也许的，你说得对。还有呢？”
叶子农说：“剧本里宋庆龄的台词以‘对了’或‘哦，对了’引出下文的方式大概出现过4次，这种略显市井的语式可能不适合宋庆龄的语言，她所处的位置和环境对她的举止言谈应该是有要求的。当然，这只是瑕疵，不颠覆整体人物。”
戴梦岩沉思了片刻，把剧本、合同、意见都收进包里，说：“准备一下，跟我出去。”
叶子农问：“去哪儿？”
戴梦岩说：“走吧，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叶子农穿上外衣，拿上烟换上鞋，跟戴梦岩出门了。
天色已是傍晚，外面已呈现出灯火的世界。出了公寓，上车，戴梦岩打开天窗，拉出烟灰盒，意思是叶子农可以抽烟，然后自己系好安全带，驾车上路了。
叶子农不知道要带他去哪里，也不便再问，就独自抽烟。
戴梦岩一边开车，问道：“不找死，不找活，是你说的吧？”
叶子农说：“是。怎么了？”
戴梦岩说：“8月底你跟我一起回香港，再从香港到北京，要一路招摇。我这个婆还有点用，只有我是婆，我不是汉奸婆了才对你有正名作用。到了北京我就忙着拍戏了，这是自然发生的，没有刻意，是平常过日子吧？”
叶子农说：“是。要是再回巴黎就是找死，咱谁也不是非跟活过不去。”
戴梦岩说：“你在北京的房子已经拆了吧？就是没拆你也不能住了，你住那破屋，我这个婆就是假的，那你就是让我出丑呢，也别谈什么正名作用了。就算我给你放生了，你也是戴梦岩放生的，太寒酸了，人家笑话梦姐。”
叶子农笑着说：“行，在首长的亲切关怀下，我到了北京就奔小康。”
戴梦岩说：“那还来得及吗？明天我跟梁哥谈本子，让公司帮你奔吧。”
叶子农说：“那可得请梁哥悠着点，台子码太高我够不着，别让我踮着脚尖夹菜。”
戴梦岩说：“不用你的钱，你只要同意就可以了，台子码多高不关你的事。”
叶子农说：“你要这样，我就不能接受了。”
戴梦岩说：“接不接受，等你活着到北京再说吧。不管你能不能活着到北京，我都要提前安排好，有没有造化住那是你的事，看你命了。如果你活着到北京，一切都好说。如果你没了，给你买个宫殿你也带不走，还是我的。这就是个虚名，你不至于连这点虚名都不舍得给我吧？我没你那么大度，我在乎那些人的嘴，我要让他们统统把嘴闭上。”
叶子农在看剧本期间就考虑过这些问题，知道戴梦岩大概会是什么态度，但是当戴梦岩需要他正式表态的时候，他还是又过了一遍脑子，审视这件事的性质、分寸，以及他如果活着到北京，他对这件事的后续处理能力。北京的拆迁房是早晚的事，栖身不是问题。柏林的房子处理之后，加上在纽约拿乔治的那笔钱，即使戴梦岩给他买比较贵的房子，后续处理房子的绝对损失也在可控之内。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处理好眼前的事，希望戴梦岩无论是感情还是事业都有一个平稳过渡。至于更远的，正如戴梦岩所说：还是等活着到北京再说吧。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要不嫌折腾，就随你。”
汽车拐了几条街，沿着塞纳河走了一段，在一家日本餐馆门前停下，餐馆挂着十几只红灯笼把门前映红了一片，札幌拉面的招牌格外醒目。
戴梦岩把车熄了火，拔出钥匙，说：“你看本子有功劳，我要犒赏你。”
叶子农说：“外行人外行地瞅一眼，这算啥功劳？就算犒赏，你也该犒赏点斯文的。”
戴梦岩正要下车，回头看了叶子农一眼，问：“你斯文吗？”
叶子农说：“我不斯文也得装啊，我怕你受折磨。”
戴梦岩说：“准许你吃面发出声音，这算不算犒赏？”
叶子农这才明白，嘿嘿一笑说：“岂止算哪，这犒赏大大的！”
这是一家高档日本餐馆，主餐厅有20多张桌子，坐式就餐。纵深处是一道走廊，走廊两侧是几个包间。穿着木屐和服的女招待带领他们到一个空包间，打开日式的拉门，房间里是日本传统的跪坐式榻榻米餐桌，客人席地而坐，很适合情侣相会或挚友小酌。上过小毛巾和茶，戴梦岩点菜，辣汁三文鱼、牛柳寿司、日式火锅……点了一通，主食自然是给叶子农要了札幌拉面，她给自己要了茶碗蒸、茶泡饭。
酒、菜陆续上来，两人一边品菜，一边聊。
戴梦岩说：“你好像没什么朋友。”
叶子农说：“我嘴臭，不招人待见。”
戴梦岩说：“调查上说，你以前组织团伙斗殴，够上团伙那人也不少人啊。”
叶子农说：“那时候流落街头，不拉帮结伙就得饿死。时代变了，过去打群架的那帮都混到上流了，没混到的也在努力攀登，我这好吃懒做的就掉队了。”
戴梦岩轻轻摇摇头，问：“你，真的是混日子吗？”
叶子农说：“你都看到了，混不混的就是那样。”
戴梦岩说：“你的心思没在过日子上，当然你可以说那就是你的日子。你到柏林不会只为看看推倒柏林墙吧？我觉得你有更重要的事，你只是不说，或者不方便说。”
叶子农说：“何以见得？”
戴梦岩说：“接触久了，一些不经意处感觉到的。你在剧本意见里就有一句：当今世界连曾经先进的欧美制度都显出落后相了。”
叶子农说：“重新打印，这句话要删掉。连着看了3个本子，脑子有点不听使唤了，这句话就是没过脑子的错误。”
戴梦岩说：“没过脑子才是真的。”
叶子农说：“过了脑子也是真的，真的也有当说和不当说的。我不想评价西方民主的是非，孬好都是人家的事，也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戴梦岩说：“可你一不留神还是露出来了。”
叶子农说：“所以要掖回去。”
戴梦岩一笑，说：“你不想让我看清嘴脸了？”
叶子农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继续喝酒、吃东西，只是没接这个话题。
戴梦岩说：“认识一场，你总该让我知道你是谁吧。”
叶子农说：“有些事是能想不能说的，说了就是邪恶，就是精英主义的蔑视大众，就是与人民为敌，一大堆罪名。有些事是能说不能想的，民主、自由、人权，说了没事，放之四海不挨骂，一想就蹦出一堆问号，摁都摁不住。”
戴梦岩说：“拿出来几个看看。我不懂，就想看看。”
叶子农说：“什么是民主？判断民主的标准是什么？意志一定体现利益吗？人民这个词是不是被滥用了？还有自由、人权，等等吧，都是问号。”
戴梦岩说：“你想为共产党辩解？”
叶子农说：“共产党需要我辩解吗？人家是实践者，我只是个观众，不管是听信共产党的还是听信攻击共产党的，只要听信一方就不会有问号。”
戴梦岩点点头，说：“有道理。”
叶子农喝了口啤酒，放下杯子说：“什么是民主？也许这个问题很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呢？人民的国家，人民也得有个管理国家的法子，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不可能一个法子四海显灵，上帝都不会答应，那他妈还是因果律吗？从家天下到民天下，民主是国家所有权转移的性质，判断主不主的依据是什么？是利益，是看所有权利益的受益者是谁，这比判定哪种形式属不属于民主更能让人看清真相。如果数了半天人头，人民不是所有权利益的受益者，您再怎么数人头也是假民主。佛法讲见相非相，马克思主义讲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这个道理。数人头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适用恰当与否的判断，没有好坏对错的判断。把一种方法当成民主去等同于人民的利益，而且还是唯一的方法，而且这唯一的方法还要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个让我不解。”
戴梦岩说：“我一直都没觉得中国算民主国家，不信你可以问问九哥，他跟我的看法肯定是一样的。不管我去内地拍戏还是九哥到北京开店，都是生意，跟政治没关系。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中国人，都希望中国好。”
叶子农说：“不只是你们这些香港的纽约的，内地也有人持这种看法，说到祖国的发展就满身自豪，说到民主就底气不足，好像矮了谁半截。”
戴梦岩说：“嗯，就是这样的。”
叶子农说：“你的意志能体现什么？是你的好恶和认知能力。凡是符合你的好恶和认知能力的，你就赞成，否则就反对。”
戴梦岩说：“那当然，谁都一样。”
叶子农说：“如果意志一定体现利益，那就只有开张的，没有倒闭的，没有谁开张是为了倒闭。如果意志不一定体现利益，你在重大利益面前是愿意相信你的意志还是愿意相信科学论证？如果这时候有人一味迎合你的好恶和认知能力，你会害怕吗？”
戴梦岩说：“小事不会，大事会。”
叶子农说：“所以，佛法才让你依法不依人，马克思主义才跟你说事物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所以，一个实事求是的机制是否比一味迎合意志更可能接近科学呢？”
戴梦岩沉默不语。
叶子农说：“人民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人汇总而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优点缺点，怎么一汇成人民就无瑕了呢？缺点的那部分都扔给谁了？如果缺点是扔不掉的，那人民的决策是不是要有一个科学的过滤机制？还有自由，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自由与束缚是本一的东西，自由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边见有漏的方便说，总把人推到相对与绝对的坑里打转转，转晕了拉倒。如果非用这个词，那是不是也该有个定义？是不是应该定义成：自由就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生存秩序所能允许的基本权利？”
戴梦岩依然沉默，只是看着他，静静地、久久地看着。
叶子农被看得有些不自在，以为自己的言论触发了戴梦岩的反感或鄙视，于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无奈地自嘲道：“好吧，我他妈心理阴暗，见不得人民意志自由。”
戴梦岩也摇摇头，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在想：你思考这些有什么用呢？”
叶子农说：“世界是一个大市场，这个市场竞争首先是以国家为单位的竞争，没有国家的竞争优势，就无从谈起所在国人民的好日子。中国地大人多，搞好了，就是可以承载大产业和大市场的大优势。搞不好，就是内乱、荒废和十几亿人要穿衣吃饭的大包袱。这个道理不复杂，是个中国人都懂。”
戴梦岩点点头：“嗯。”
叶子农说：“我有种预感，中国要一直按实事求是的路子走下去，中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将会越来越呈现优势，中国让一些国家刮目、不适应，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戴梦岩说：“那是好事啊。”
叶子农喝了一口啤酒，沉静地说：“中国的最大威胁不是人家的航母导弹，是自家人看不清楚的各种民主。凡是数人头的就往民主里归置，凡是没数人头的就往皇权里归置，这种思维除了西方民主就是皇权，不知道意志不一定体现利益，不知道还有个‘见路不走’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没有矛盾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利用、放大社会矛盾，用所谓的民主来搞乱中国，这是成本最低、遏制力最强的利益争夺。我再痞，也没痞到跟人民过不去。自己过过脑子，真遇到事了不至于稀里糊涂瞎起哄。”
戴梦岩说：“人跟人不一样，都想到一起也难呢。”
叶子农说：“政治是百人一步的事，如果中华民族每个人都往前迈了一步，集合起来就是这个民族往前迈了一步，就是历史的一步。”
戴梦岩一笑说：“我信你，那我也算往前迈了一步。”
叶子农说：“别信我，你稍过过脑子就行。如果我说：西方人民日夜牵挂着中国人民的冷暖，一心在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上帝会不会把我扔到疯人院去？如果中国人民抛开自己的利益去为西方的价值观而奋斗，上帝会不会把中国人民都扔到疯人院去？”
戴梦岩哈哈大笑。
叶子农说：“有人说民主不是简单的数人头，是尊重，好像一说数人头就贬损了民主的光芒。真他妈扯淡，那您就直接尊重好了，干吗再弄个民主搅和呢？八竿子打不着的事都能拿来贴金。好，就当是尊重，那您放眼世界看看吧，一个主权国家尚能用国家机器限制丛林法则，联合国拿什么去限制国际关系的丛林法则？只要你不给我利益我就给你民主了，这是哪家子的民主？今天制度不一样我就消灭你，明天呢？制度一样了就没别的矛盾了？人种不一样，宗教信仰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是不是都要消灭呢？都消灭了，没差异了，还他妈尊重个屁呀。我说句痞子的话，如果数人头是普世的，那就该先从联合国做起，中国人口最多，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全世界各国的事都要由中国人民决定？”
这个“全世界各国的事都要由中国人民决定”又让戴梦岩一阵大笑，然后说：“我好像听明白点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中国的民主比西方的民主更科学、更先进？”
叶子农说：“不能这么说，一个药方包治百病那一定是瞎扯。土壤不一样，也许栽到人家的地里就开不出富强的花朵了。佛法讲不住一法，马克思主义讲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都是这个道理。只能这么说，意志不一定体现利益，人类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要认识到这一点，可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说话间，服务员把拉面端上来了，好大的一只黑碗，宽宽敞敞装着一碗面。
叶子农说：“嘴脸看过了，那我可以领赏了？”
叶子农先往碗里放了一小勺辣椒，然后捧着大碗吃起来，长长的面条吸进嘴里是吸溜吸溜的声音，嚼面条是吧唧吧唧的声音，吃得很香，很惬意。
戴梦岩静静地看着，看了一会儿，说：“你这么用脑子，不累吗？有人说人还是糊涂一点的好，太明白了会活得很累。”
叶子农说：“神人。”
戴梦岩问：“怎么了？”
叶子农说：“他一定曾经明白过，一看活得很累，又回去糊涂了，不然他怎么知道？”
戴梦岩笑笑，说：“嗯，吃饭吧。”
戴梦岩静静地看了一会儿，又说：“今天，就你我，我想看你吃面的样子。如果你当着一桌朋友也这样吃，我承认，我会觉得很没面子。”
叶子农嘿嘿一笑说：“那当然，太不给梦姐长脸了。”
吃过晚饭，戴梦岩结过账，送叶子农回去。
戴梦岩认识叶子农以来，这是他们第二次深谈，第一次是关于“鼠洞”的问题。随着她对叶子农内心深处的了解，那个“柏林会议”的叶子农就显得越来越表象了，一个内在的叶子农与一个表象的叶子农，在人的习惯认识上很难重叠起来。
车子在巴黎的夜幕里穿行，梦幻、时尚、浪漫……人们形容夜巴黎的那些东西该有的都有了，这里寄托着戴梦岩对未来生活的期许，而叶子农与时尚和浪漫太遥远了，而她与叶子农的内心也太遥远了。半敞的车窗吹淡了叶子农的酒气，也吹拂着她的思绪。
戴梦岩问：“你思考那么多问题，思考过你的将来吗？”
叶子农回答：“没有，瞎混呗。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会去纽约，也不知道会来巴黎，我只能做现在知道和想做的。”
戴梦岩说：“这几年内地有个流行语，叫傍大款，知道什么意思吧？”
叶子农回答：“知道。”
戴梦岩说：“有个女记者采访，问我会不会傍大款，我告诉她，我就是大款。”
叶子农说：“懂。因缺有需，你不缺。”
这句话之后，戴梦岩一路就没再说话。
车子开到派拉姆公寓，戴梦岩停车，下车。
叶子农下车，说：“那我上去了。”
戴梦岩站在车边，点下头，等叶子农刚走了几步，轻轻叫了声：“子农。”
叶子农停下。
戴梦岩在夜色中注视了一会儿叶子农，问：“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叶子农愣了一下，说：“当然，这是女士的特权。”
戴梦岩上前抱住叶子农，把头埋在他的胸膛里，许久，低声说：“给我一个理由。除了别说为我好，说什么都可以。”
叶子农窘迫地停了一会儿，歉意地说：“我野惯了，真的很难融入那个阶层。”
戴梦岩埋着头，说：“如果有一天我给你放生了，不是因为我不缺。”
叶子农说：“懂。怜悯野生动物。”
戴梦岩说：“你能这么照顾一个女人的体面，谢谢。”
1992年8月6日，立秋的前一天，“久悟杠子面”总店开业。
门头没有变化，门头两边各是一块宽2.5米、高1.5米的大玻璃窗，玻璃窗有变化，两块玻璃上的文字、图片是一样的，顶部是一行字体稍大的蓝色文字，醒目地写着：本店不是以面推菜的，奔大菜的朋友，抱歉了！接下来是两排红色文字，一排写着：久悟杠子面，然后是慕容牛肉大汤面、慕容牛肉卤子面、慕容清汤窝窝面、慕容酸辣臊子面4款慕容府家传杠子面，隔一行再往下是老九锅挑炸酱面、老九过凉炸酱面、老九锅挑打卤面、老九过凉打卤面4款老九研发的杠子面。另一排红色文字写着：辅面小菜，然后是慕容花雕凤翅、慕容红烧排骨、慕容白烧腐竹、慕容白烧豆腐4款慕容府家传菜，隔一行再往下是香辣豆芽、酸辣土豆丝、四季蒸菜、香卤炸豆腐。每个品种都有价格和实物照片，不用顾客去猜，所有品种的价格都比一般餐馆的价格偏低，让人一目了然。
餐厅的四墙没有任何装饰物，全部是错落有致的介绍单个品种的镜框，品名、价格、实物照片、品种特点，交代得清清楚楚，不用看菜谱，环视一眼就知道自己要吃什么。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方便顾客的，包括避免让经济条件不好的顾客拘谨、窘迫。
中午11点半，在石经理的主持下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开业仪式，全体身着制服的员工在餐馆门前整齐列队，有不少等着就餐的人在四周围观。石经理站在门口的台阶上作了一个非常简短的发言，说：“今天是开业第一天，我没什么好说的，就一句话，拜托大家啦！”然后给全体员工深深鞠了一个躬，开业仪式就结束了，顾客鱼贯进入餐厅。
这天，老九没来，而方迪也只是站在楼上办公室的窗前注视。
方迪好久没抽烟了，今天准备了一包烟。能想到的都想了，能做到的都做了，剩下的就是让实践检验了。她坐在沙发上，小音量而且是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新闻，办公室里隐约能听到餐厅熙熙攘攘的声音，这声音的密度让她心里有几许安定，她静静地抽着烟，以缓解内心的紧张。虽然说失败了还可以总结经验再来，但人的心里还是恐惧失败。
或许方迪还是觉得电视声音干扰了餐厅熙熙攘攘的声音，她把电视机关掉了，坐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张保存的两个多月前的报纸，展开到有她关注消息的版面，那是一篇叶子农和戴梦岩出现在巴黎音乐会的报道。在独自一人的时候，这篇报道她不知看了多少遍了，如果说开业的成败让她紧张，而叶子农的安危则是她心底最揪心的不安。
这是一篇香港记者刊发的报道，文字描述了叶子农与戴梦岩出现在《我的祖国》巴黎音乐会的情况，配发了多幅照片，特别提到了叶子农身边没有保镖，还拿出了叶子农夜抵巴黎机场时保镖簇拥的照片做对比。方迪能够想象得出，要让戴梦岩解除保护，叶子农需要怎样的理由、怎样的周折，而戴梦岩又需要下多大的决心。
但是，方迪理解叶子农。
就在她思绪飘向遥远的巴黎时，电话响了，她的心本能地颤了一下。知道这个电话的人很少，基本都是公司内部人员，而没有特殊情况餐馆的事是不需要她处理的。现在刚刚开业才半个多小时就来电话了，说明情况已经严重到超出了石经理的处置权限。
她镇定了一下，拿起电话平静地问：“什么事？”
打电话的不是石经理，而是前台领班，说：“有位叫孙瑶的女士一定要见你。”
方迪的心失重地落下了，说：“让她上来吧。”说完她放下电话，收起报纸。
一会儿，外面的脚步声自远而近，敲门。
方迪说：“请进。”
孙瑶推门进来，说：“又偷抽烟了。”
方迪说：“我干吗偷着抽啊，犯哪条了？今天开业头一天，我说姑奶奶，您老串门儿会不会挑个时候啊？我接个电话都提心吊胆的。”
孙瑶把包搁桌上，坐下说：“知道你忙，我找娟儿哭了一盒纸都没找你。今天我10点钟就来了，像个树桩子躲一边，还不照顾你呀？”
方迪仔细打量孙瑶，也没看出什么，就问：“怎么了？”
孙瑶说：“经纪公司没续约。”
方迪说：“你这条件还在乎它续不续约？”
孙瑶从包里拿出一沓照片甩桌上。
方迪拿起细看，都是一个姑娘的照片，有在大学校园里的，有穿学士服的毕业照，有山水旅游的，有逛街吃饭的，也有一些室内穿着暴露的，其中还有跟孙瑶丈夫亲热的。方迪看过之后问：“哪儿来的？怎么会到你手里？”
孙瑶说：“洗衣服掉出来的。王八蛋……故意的，这是要跟我摊牌呢。那臭不要脸的我见过，不就是奶子大点，身材好点，文化高点……”
方迪说：“姐，这对男人已经够了吧？不用再点儿了。”
孙瑶说：“嫌我俗，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小学都没毕业。”
方迪说：“你们才一年多吧？也太快了。那你找我干吗呢？陪你哭也不能在这儿啊。”
孙瑶说：“我要跟你混。”
方迪愣住了，愣了半天说：“你躺着吃站着吃都够了，这店明天死活还不知道呢，你投庙也不看看有没有香火，就是有，你也不是烧香的，你是拆庙的主。”
孙瑶说：“我先把娟儿出卖了吧，是她让我找你的，我觉得她说得对。娟儿说了，再晚就来不及了。”
方迪不解，问：“什么来不及了？”
孙瑶说：“你们公司规划北京的加盟店是20个，对吧？”
方迪说：“有这个规划，还没考虑细则，现在八字没一撇呢谈这个太早，娟儿问做机器的用途，我也就是跟她念叨了几句。如果市场定位是正确的，运转系统也成熟了，在北京规划发展20个加盟，不能无限发展，得保护加盟店的利益。”
孙瑶说：“不管哪个城市，半死不活的餐馆都是最多的，北京也一样。开业的场面我看了，也进去吃了，看得出你们是正经干事的，又不收加盟费，只要加盟就有钱挣，20个指标那还不一转眼就没了。我就是离婚也得榨他几桶血，可那也不能坐吃山空啊。”
方迪说：“这可没你走台来钱快，更没傍大款来钱快，创业那都是孙子干的事，爷是用来败家的。你不行，你是爷呀。董丽我得罪了，我不想把老同学都得罪了。”
孙瑶说：“我也想扭扭屁股就来钱，可由得了我吗？也怪我，过了几天好日子就不想继续革命了，这身肉是贼吃贼长，后面有更嫩的排大队呢，没办法，这行就这么残酷。咱姐们儿这么铁，也不能一点用都不管吧，那你还是人吗？我盘几个店加盟你，你要求人家什么条件就要求我什么条件，论先来后到我也不迟，总不能姐们儿铁反倒没机会了吧？”
方迪沉思了许久，问：“你真能当孙子？”
孙瑶说：“我能，我真能，我现在已经是孙子了。”
方迪拿过桌上的纸和笔推给孙瑶，说：“那你写个培训申请书吧，我给你批了，你到会计那儿去交一块钱培训费，然后准备好了来上班，餐厅一个月，后厨一个月。”
孙瑶说：“我给你打工两个月，我还给你一块钱，资本家也没这么狠吧？”
方迪收回纸和笔，说：“那算了。”
孙瑶赶紧夺回来，说：“我写，我写还不成吗？”
孙瑶就写了一句话：本人孙瑶申请到贵公司培训。后面是日期、签名。
方迪看了看，说：“行。”然后签上：同意，请会计收取1元培训费。
孙瑶说：“等准备好了我保证按时上班，但要爆发离婚大战怎么办？”
方迪说：“请假，而且在培训期间如果你受不了了，你随时可以放弃。”
孙瑶说：“我知道你这是为我好，我懂。那咱先说好了，东城、崇文、宣武归我了。”
方迪说：“东城、崇文已经有家了，是石经理的朋友，如果他们不合格或放弃，你自动升为第一顺序，如果合作成功你就再选别的吧。”
孙瑶说：“看看，怪不得娟儿说再晚就来不及了，那西城、海淀、宣武归我了。”
方迪说：“甭管当不当真，你吃得下吗？”
孙瑶拿上培训申请书要去财务室，说：“只要你发展得好，我就吃得下。”
老九没参加开业仪式不是因为要检验队伍，而是因为害怕，所谓“身体不适”只是一个托词，真正的原因他只告诉了方迪一个人。以“久悟杠子面”的规模和背景，组织一个像样点的开业典礼不是问题，事实是老九和方迪一致选择了低调开业，老九是失败怕了，还没开业就准备接受失败了，而方迪则是缺乏实践经验，也不敢对结果抱太多乐观。
老九的别墅是二层小楼，一楼除了睡觉、喝茶的简单物件，其他都没置办，他既没心思也没时间。免税的汽车买了，一直停在楼下没开，他还没时间去办中国驾驶证。这天他睡得很晚，起得也很晚，磨磨蹭蹭刷牙洗脸，磨磨蹭蹭到小区外的粤菜酒楼吃点东西，又磨磨蹭蹭回来喝茶，今天他的最大事情就是打发时间，等待一个结果。但是，不管他怎么磨蹭时间都过得很慢，他实在无聊了，就到楼上找点事做。
楼上简直就是一个调味品配料作坊，北屋十几只敞口的麻袋靠墙排成一圈，里面装的全都是各种调味品，有花椒、八角、桂皮、茴香、白芷、草果等等。另一间北屋是码放整齐的一包包规格不一的调料袋，这种无纺布调料袋是特别定做的，耐拉扯、耐蒸煮，经得住大勺翻腾。南屋是一张配料操作台，有调料容器、电子秤、漏斗、电动缝纫机，居然还有一台小天平……这里，就是“久悟杠子面”的核心机密了。
尽管各种用途的配方老九已经熟记于心，但还是严格按照配方单子配料，一种用途的料袋一次配20袋，缝纫机封口走两道线，就可以装箱了，箱子上贴着用途名称的标签。根据公司保密制度规定，厂长领取料袋的种类和数量都有记录，每种料袋使用过都要回收，在有指定人员监督的情况下清点、拆袋、混合，然后才可以作为普通垃圾处理。有些料袋是与汤卤煮在一起用的，有些料袋是单独熬调味汁用的。比如大汤牛肉卤，厂长和操作工都知道煮制的配料、时间、火候和合格标准，却唯独不知道调味料袋里的东西，即使能猜出一部分材料，但材料的配置比例也无从得知。生产基地从员工到厂长都签过保密协议，岗位不同保密等级也不一样，配方作为最高机密，只有老九一个人知道。
配料是一件机械而琐碎的工作，需要耐心和细心。这个果然是打发时间的好办法，老九干累了就到楼下喝茶歇会儿，然后再上楼配料，反反复复，就这样消磨了一天，天什么时候黑的也没注意，也没心情吃饭，终于熬到了餐馆打烊的时间。
晚上9点半电话准时响了，老九拿起电话。
方迪的声音，说：“情况没担心的坏，比预期的好，我这就把报表给九哥送去。”
老九的心这个激动，说：“再说一遍。”
方迪说：“情况比预期的好。”
老九说：“喝酒，20分钟后我在大门口等你。”
放下电话，老九下楼坐到沙发上愣神了好一会儿，长长嘘了一口气，到厨房拿上那瓶提盒装的红酒，那是当时要给方迪庆祝论文答辩的酒，他提着这瓶酒出门了。8月的北京正是酷热的季节，夜晚凉爽了些许，也开始了这个城市的夜生活。
实际上老九并不是20分钟才到大门口，而是提前了，一直朝方迪来的方向张望，直到看见方迪的车开过来，开到近前。
方迪的精神很好，伸手打开副驾驶的车门，说：“九哥，上车吧。”
老九拉开车门将酒示意了一下说：“今天可以喝了吧？”
老九把酒放到后座上，然后坐回前面，接过方迪递上的营业报表。
方迪打开车内灯。
老九看完报表沉默了片刻，说的第一句话却是：“我想去看看子农了。”
方迪一点不觉得意外，说：“哦，那就去呗。”
老九说：“开业大吉，不管对别人算个啥，对我老九可不是个小事，我还是第一次尝到没失败的滋味。”
方迪说：“九哥，不用解释吧？”
老九说：“这刚开业就想走……”
方迪说：“这儿有我呢，通过今天我也练点胆子了，人在阵地在，嘿嘿。九哥要备什么礼物你就吩咐，我去办。”
老九说：“子农是我兄弟，开张大吉就是最好的礼物。”
方迪不以为然地笑笑，关了车内灯，问：“去哪儿？”
老九说：“先去厂里看看，叫上赵经理。”
方迪发动车开走了。
方迪说：“今天我对营业情况一句没干预，今天最大的情况就是没有、其实也不敢预料生意有这么好，连厂里的应急储备都不够了，石经理准确判断了这个情况，提前6小时通知赵经理，赵经理果断决定紧急生产，保证了晚餐正常供应。餐厅虽然出现了一些配合不畅的问题，但总体讲，生产和营业两大系统是有效运转的，经受住了实战检验。”
老九被车窗的风吹着，说：“好啊，太好了。这算运气好呢？还是算因果不虚？”
方迪说：“我觉得算因果不虚。”
老九说：“你刚才笑什么？开张大吉不算礼物吗？”
方迪说：“看对谁了。你这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是造原子弹，没那么多变数。如果叶先生认为你的条件都成熟，那你开张大吉就是应该的。北京人爱吃炸酱面，你要真没什么可送的，送瓶面酱可能都比报喜强。”
老九说：“那子农也太势利了。打个赌，你输了请九哥吃饭。”
方迪笑笑说：“要是九哥输了呢？”
老九说：“我请你呀。”
北丽别墅离生产基地不远，很快就到了，方迪停好车，和老九一起从小门进去。
方迪问看门大爷：“赵经理休息了吗？”
看门大爷说：“没有，一个人在车间喝酒呢。”
赵经理在车间东侧的一块空地上独自喝酒，坐一只小凳子，前面用倒扣的塑料菜筐当小桌子，上面铺了一张报纸，有烟、打火机、半茶杯酒、一小碟子花生米，小碟子旁边还有个花生米的袋子，里面的花生米没倒完，一看就知道是从店铺里买来的花生米。
见老九和方迪进来，赵经理忙站起来说：“哟，董事长和方总来了。”
老九说：“怎么一个人喝上了。”
赵经理拘谨地一笑，说：“开业头一天哪，这么好，想喝一口。”
老九说：“就是来找你喝酒的，走，出去找个地方喝。”
赵经理忙歉意地说：“不行啊，我已经喝不少了，4点钟还要出去买菜。”说着指了一下地上的酒瓶，一瓶酒已经下去了一小半，大概喝了有3两酒。
老九说：“有采购员还用你跟着去呀？”
赵经理说：“采购员是我带的农村兵，人可靠，业务还不行，我得带带他。”
方迪说：“九哥，那就在这儿喝吧，意思一下，让赵经理早点休息。”
老九犹豫了一下，含蓄地说：“这也没个菜呀。”
赵经理说：“下了班任何人不能开火，咱不能3个公司领导带头违反制度啊。”
老九赶紧改口说：“那是，那是。”
方迪说：“酒在车上，我去拿。”
赵经理说：“我去吧。”
方迪就把车钥匙给他，说：“在后座上。”
方迪到餐柜找来3只小碗摆台子上，老九又找来两只小凳子。赵经理拿来红酒，老九亲自打开给每人倒上。
老九说：“论文答辩，开张大吉，都是高兴的事。来，碰一杯。”
方迪碰完杯说：“我开车，意思一下啊。”象征性地喝了一点点。
老九说：“赵连长啊，方总是双料硕士，那可是咱们公司的招牌啊。”
方迪和赵经理都注意到了，老九称呼的是“赵连长”，这是第一次，就这么不经意地说出来了，说明老九已经从心里认可了赵经理。
方迪笑笑说：“九哥，‘久悟杠子面’才是咱的招牌，代表着见路不走、实事求是。我还是愿意说那句话，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赚钱，那是战无不胜的。”
老九对赵经理说：“你看，就是不一样吧？”
赵经理说：“我真不是想夸谁，方总真是人才。”
方迪被说得不好意思了，说：“哎哟，那就别费事了，干脆我自己夸夸自己吧。”
老九说：“哟，那我想听听。”
方迪说：“我觉得，今天我才像个战士，硕士比战士差远了。”
1992年8月12日，星期三，天气晴朗。
戴梦岩去巴黎机场接老九，这是她第二次接老九了。下午将近6点时，老九随旅客从机场出口走出来，肩上挎着一个不大的旅行包。
戴梦岩心情很好，迎上前与老九握手，叫了一声：“九哥。”
老九也很精神，完全没有长时间旅途的疲惫，说：“又让你来接，麻烦你了。”
戴梦岩接上老九驾车离开机场，戴梦岩即将重返影坛，老九的北京餐馆生意红火，两人都是好心情，一路有说有笑。闲聊中老九向戴梦岩简单介绍了北京餐馆的情况，戴梦岩也向老九说了一些上次梁士乔来的情况。戴梦岩还是先把老九送到艾丽丝饭店，安排好老九的住宿然后才去派拉姆公寓，这时的巴黎已经亮起了街灯。
在派拉姆公寓停好车，将要上楼的时候，戴梦岩说：“九哥赶巧了，子农一个星期前预订了一家餐馆，你上去喝口水歇一下，咱们去吃法国大餐。”
老九说：“子农啥没吃过？吃什么法国大餐哪。”
戴梦岩说：“子农说别处的法国大餐是别处的，他要尝尝巴黎的法国大餐。我不太愿意让他去预订的餐馆，可这顿饭排了一个多星期才等上，我也不好说什么。”
老九点下头说：“明白，我跟他说。”
上楼，走到门前，戴梦岩摁了一下门铃。
叶子农开门，跟老九握着手说：“九哥，咱这点钱全给飞机加油了。”
老九说：“哪能呢，我是来给你报喜的。”
叶子农和老九落座，戴梦岩去泡茶。
老九放下包，打量着叶子农的衣服，叶子农穿了一套圆领套头式的白色运动卫衣，脚上一双运动鞋，显然是出门的准备。老九说：“哟，你就穿这去吃法国大餐？”
叶子农说：“梦岩跟你说了？穿这好哇，耍得开，咱就是吃，咋能吃好咋来。我排了十来天才等上，你咋这么能赶呢，不早不晚，天算哪。”
老九说：“我不稀罕啥法国大餐，我稀罕你的先进餐饮管理法，就在家吃了。”
叶子农说：“九哥，真不是专门为你准备的，我不可能十来天之前就知道你来吧？啥道理咱都讲过，咱不在这上面纠缠了。梦岩的情况想必她都告诉你了，现在也不用担心给你造成坏影响了，咱就是平常过日子。真要有事，躲过了今天也一样有事。”
戴梦岩用一个盘子端来3杯茶，每人分了一杯，也坐下。
老九看了看戴梦岩。
戴梦岩说：“子农都说了，那就吃吧。”
叶子农说：“喝口水，准备出发。”
老九喝了口水，说：“子农，我这次来给你带了份大礼，四个字：开张大吉。”
叶子农一笑说：“九哥，俺可从没争竞过啥礼的，可你真要送也不给点实惠的。”
老九说：“九哥开张大吉，大喜呀。你想咋实惠？太让俺老九心寒了。”
叶子农说：“这算啥喜呀？你要是撞大运撞上的，叫喜。如果是因果必然的，那就不叫喜了，叫正常。你这次是撞大运吗？”
叶子农说：“那咱喜个啥劲呢？”
戴梦岩就坐在一边笑。
老九从包里拿出一瓶北京黄酱和一瓶甜面酱，说：“幸亏我留了一手。明天我去置办擀面杖、案板、面粉、肉，晚上请你吃正宗的老北京手擀炸酱面。”
会做北京炸酱面的都知道，黄酱和甜面酱是要掺在一起用的。
叶子农拿起一瓶北京黄酱看看，说：“九哥的手擀面那是没说的，在北京开店那做炸酱也应该错不了，捞面过下凉水，再抓把黄瓜丝，哎哟……人生极乐原来在这儿啊。”
老九问：“这礼咋样？”
叶子农仿佛闻到了北京炸酱面的香味，神往而夸张地说：“知我者，九哥也。”
喝了口水，让老九稍作休息，3人去预订餐馆吃米其林星级的法国大餐了。
这家餐馆在一条商业街上，店面装潢古典、豪华，餐馆前面的一大片空地可停车，车辆不多，进入的人也不多，并没有车水马龙的景象，空间、节奏都很从容，大尺寸的高级地砖醒目地宣示着这块领地的尊贵。餐馆大门有4层台阶，进门往前走五六米右拐就是餐厅，地面铺着浅咖啡色的地毯，餐桌之间的距离很大，给人一种空旷而自由的存在感。几盏大吊灯恰到好处地分布，灯光不是很亮，是那种安静而温馨的色调。餐桌是圆的，雪白的台布中间放着一束插在玻璃瓶里红黄搭配的鲜花。
3人由服务员带领在预订的桌位入座，一顿法国大餐就开始了。
前菜、主菜按顺序陆陆续续地上桌，叶子农这身短打发挥了作用，动作自如，没有西装革履那么束缚。戴梦岩因为开车喝的是无酒精饮料，叶子农和老九喝红酒。
席间，老九笑着说：“子农，有时候你也资产阶级呀。”
叶子农嘿嘿一笑说：“俺也就是吃上偶尔资产阶级一下，别的都是无产阶级。现在吃啥都是梦岩买单，咱逮住个富婆那还不狠宰，权当打土豪分田地了。”
老九说：“那是你没把梦岩当外人。”
戴梦岩淡淡地说了一句：“没当外人就已经是外人了。”
老九一愣，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戴梦岩端起杯子说：“九哥，咱不管子农那套。你开张大吉，咱祝贺一下。”
老九赶紧端起酒碰了一杯，说：“谢谢！谢谢！”
叶子农也端起酒说：“九哥，兄弟臭嘴，道个歉。你开张大吉，咱也祝贺一下。”
老九又跟叶子农碰了一杯，说：“子农话不中听，可都是大实话，谢谢！”
法国大餐优雅、绅士，美食和情调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讲究的就是享受这个过程，而不是填了肚子就拉倒，一顿饭吃上几个小时是很平常的事。
一瓶酒喝到一半的时候，老九渐渐话多了，说：“子农，见路不走，真好哇！九哥是尝到甜头了，难怪内地这边老说实事求是，罗家明不识货呀。”
戴梦岩说：“罗家明就没懂，也不怪他，是不好懂嘛，我就没懂。”
老九说：“挣脱思想枷锁，好说不好做啊。”
戴梦岩笑笑说：“那么容易挣脱的大概就不是枷锁了吧。”
叶子农说：“一个人都难，一个国家就更难了，以前的《红旗》杂志改成《求是》，其实就是一次了不起的大转折。”
老九说：“我这次来一是报喜，二是就想跟你说说话，就像在北京那次一样。”
叶子农说：“九哥，此一时彼一时啊，当初在红川到底是谁难为谁呀？”
老九说：“我难为你，我难为你。”
叶子农说：“终于平反了，心理平衡了。”
老九对戴梦岩说：“你看看，他到现在还记仇呢。”
叶子农说：“俺当然记仇了，你忘了在北京你是咋歹毒俺的。”
老九说：“明天吃了我的炸酱面，这事就不许提了，行吗？”
叶子农说：“行，成交。”
老九对戴梦岩说：“梦岩，到了北京你可要去店里给俺捧场啊。”
戴梦岩说：“只要九哥不嫌我多事，我没事就去吃。”
尽管叶子农在吃饭上不是个擅长持久战的人，但这顿饭也吃了近两个小时，一方面是法国大餐的程序繁琐，一方面是心情愉快。
吃过晚饭要先送老九回酒店，老九喝酒上头，满脸通红。
出了餐馆大门，走几步刚下台阶，大家都听到了一个沉闷的声音，接着又是一声，但是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
只有叶子农感觉到了，他看了看前方，马路对面是一座大楼，密密麻麻很多窗户。他又低头看了下胸前的血，说了句：“还真他妈抬举我。”身体就支撑不住了。
老九看到叶子农倒下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脑子“嗡”地就炸了，身上那点酒劲也惊去了一半，他本能地喊了一声：“快叫救护车！”疯了一样冲进餐馆打电话。
叶子农是被子弹射中了，没有听到枪声，听到的只是子弹击中身体的声音，子弹应该是自上而下打来的，避开了街上的车辆和行人，这显然是预先埋伏好的狙杀。
戴梦岩抱住叶子农，随着他倒下的身体斜跪在台阶上，让他仰靠在自己腿上，左手臂托着他的头部，眼看着他胸部白色的运动卫衣被不断涌出的血染红了一片，她手掌沾上的血鲜红鲜红的，还带着叶子农体温。她直愣愣地看着自己满手的鲜血，无可自控地愤怒了！尽管她无数次假设过类似的情景，尽管她理性上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当这一幕真实发生的一瞬间，她还是崩溃了，她完全失去了理智。
她本能地、歇斯底里地哭喊道：“为什么？为什么呀？”
叶子农吃力地抬手轻微摆了摆，吃力地说：“都是人的那点事，没啥为什么。”然后微弱地念叨，“说你老土吧，你还不愿意。”最后的“意”字已经微弱到没有力气出声了。
戴梦岩并非不知为什么，但失控的本能还是让她撕裂地喊了。
她明白叶子农的意思。
叶子农曾经跟她说过：你、我、奥布莱恩，世上所有的人，只要人性没发生质变，就都是人的那点事，只是随着条件的变化以什么形态呈现而已，已有的日后必有，已行的日后必行。《圣经》跟你说这个啥意思呢？知道点，大惊小怪就少点，心态就平和点。
她的心态没能因为叶子农的话有任何一点平和，但至少她不喊了，她沉默了。
天空黑云密布，眼看要下大雨了，餐厅里已经没有顾客了，“久悟杠子面”的员工正在开饭，今天的午饭是白菜粉条炖肉，主食是米饭，员工们有的几个人围一盆菜吃，有的一碗米饭上挖勺菜自己吃。方迪端个空碗等着打饭，副总经理站在她旁边也准备打饭。
副总经理看了看黑板上粉笔字写的通知：今天下午2点，各部门经理、领班到3号餐厅开会。又看了看窗外，说：“看这天阴得，预报说傍晚有大雨，我看等不到了。”
方迪看看表差20分钟2点，说：“这雨下成什么样没准儿呢，你去打电话问他们出来了没有，没出来就先别来了，看看天气再说。”
副总经理去服务台打电话。
方迪打了一小碗饭菜，迎着刚打完电话的副总经理走过去。
副总经理说：“他们已经出来了。”
方迪说：“那就等吧。”说完端着一碗饭上楼了，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餐馆的开局比预期的要好，营业额一直呈上升态势，但是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协调方面，一些职能和流程的衔接不流畅，时有撞车和误工的情况发生，以老九纽约店的管理模式为蓝本的管理方法无法适应北京店的大流量、快节奏。生产基地与餐馆也存在协作不畅的问题，对高峰时段的爆发式客流估计不足，缺乏应急储备。餐馆开业以来方迪频繁召集开会，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心里也越来越有数，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营业额一直上升却是餐馆的基本局势，餐馆的产品定位没问题，产品质量没问题，所存在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的问题。
她把碗放桌上，随手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机，当她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她喜欢一边吃饭一边看看新闻什么的。她刚打开电视，就正赶上一位主持人在播报新闻——
中国公民叶子农在巴黎一家饭店门前遭枪杀，巴黎警方已经就此案展开调查。据巴黎警方透露，叶子农是被两颗子弹射中胸部当场死亡，国际极端组织“自由红色战斗旅”给法国电视台打电话声称对刺杀事件负责，该极端组织称：自由世界不欢迎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对叶子农藐视民主的回应，称叶子农藐视NRG世界民主联盟就是藐视民主。NRG世界民主联盟随即在纽约发表声明，否认与该国际极端组织有关，并对刺杀事件表示谴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强烈谴责这一恐怖主义暴行……
方迪就像被一把锋利的刀猛砍了一下，刀太锋利了，还来不及感觉疼痛，只有理性在告诉她：那个让她每天都提着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这一刻她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她意识到：楼下的人在等着她主持会议，而她很快就会坚持不住，她会瘫倒的，她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待着。于是她拿起包和桌上的车钥匙，关掉电视，迅速离开办公室。
副总经理正在餐厅的一张桌子吃饭，一边还和围在旁边的几个人聊着什么，见方迪下楼就放下筷子迎过来，说：“方总，开会的人都到齐了。”
方迪说：“我有事出去一下，会议你主持。”
副总经理说：“外面已经下起来了。”
方迪说：“我有事。”说着出了餐馆，开车走了。
餐厅里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很不解。
天空黑云翻滚，狂风大作，豆大的雨点在电闪雷鸣中噼里啪啦往下砸，方迪恍惚觉得这是天意，犹如她濒临崩溃的内心。
雨像倾泻一样下着，雨刮器快速地摆动才能看清路面，方迪跟着车流行驶，希望快一点回到房子倒在床上，她感到方向盘越来越沉，手脚越来越无力，仿佛人都被抽空了，窒息得连呼吸都困难。她真真切切感觉到了疼，感觉到了心在滴血，那种疼痛从心底蔓延，冷得像寒冬，热得像火烤，欲生欲死都不能……她知道自己快坚持不住了。
前面出现一座石桥，她把车停在桥边，撑着发虚的身体走到桥的人行台阶上，靠着石栏瘫坐在地上，任凭大雨倾泻，涨疼的头在冷雨的倾泻中似乎好受了一点。这一刻，所有的理性都崩溃了，她双手捂住脸，顺着指缝流淌的已经分不清是雨还是泪……
叶子农的遇刺和中国政府的表态，以及声称对刺杀事件负责的极端组织的表态，使得一度揣测叶子农的“汉奸说”不辩自明，戴梦岩的“汉奸婆”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曾经的委屈发酵着人们的敬佩，此时的“梦姐”无疑更具商业价值。于是，那些影业、广告、演出之类的公司……那些曾经熟悉和不熟悉的朋友……凡是有条件入境法国的都来了。戴梦岩的公寓楼下每天都涌来很多车辆，这条街道本来就不宽，由于媒体和访客的车辆频繁聚集，几度造成交通堵塞，警察加强了这个路段的交通疏导，到了第四天才逐渐恢复正常，一些大的国际主流媒体都撤离了，却仍有少数香港和内地的娱乐媒体记者在楼下蹲守。
第四天的下午2点，老九准时来到戴梦岩公寓。这几天上午9点和下午2点，他像上班一样按时来公寓，由于戴梦岩拒绝他人帮忙，老九就担起了协助迎来送往的角色，虽然来访的高峰已经过去，但还是有些零星访客前来慰问。
老九一进门就把一只盒子交给戴梦岩，说：“花买好了。”
这是一只普通的纸盒子，如果不打开就看不出里面装的什么。戴梦岩接过盒子放到大餐桌上，把花拿出来用报纸包好，装到一只大点的挎包里，再把小挎包里的所有东西都装到大挎包里，说：“记者看见你拿盒子上来了，我再拿盒子下去，再去机场接梁哥，容易被记者怀疑是鲜花，梁哥用鲜花一定是去看子农，这样就更容易被跟踪了。”
老九说：“要不……还是我去机场吧，我叫辆出租车一样的。”
戴梦岩说：“梁哥想先去看子农，那地方你只去过一次，还是夜里，你找不到的。梁哥前两次来巴黎我都没去接，现在也不忙，还是我去，你还留在家里接待客人。”
老九说：“我是怕万一有记者跟踪发现了那个地方，那地方以后就招人了。”
戴梦岩说：“我会看情况的，如果有跟踪就不去了。”
老九说：“这记者要守到什么时候才肯散哪？”
戴梦岩说：“我想好了，公布一些信息，把子农的遗嘱也公布了。有些情况不给媒体一个交代，这事就没个完。”
戴梦岩拿上车钥匙和里面放有鲜花的挎包下楼了，一出公寓就被记者围上，六七支话筒伸到眼前，闪光灯咔嚓咔嚓闪个不停，每个记者都提各自感兴趣的问题。戴梦岩曾是与媒体发生冲突最多的明星之一，自从见识了奥布莱恩的算计，她对记者容忍了许多。六七个记者一起提问，乱哄哄的她也听不清楚在问什么，只顾往汽车跟前走。
一个香港记者追着说：“大家都不容易，说点什么吧，给点料好交差，大家就散了。”
一个北京女记者也说：“就是啊，蹲几天了，给点料大家就散了。”
戴梦岩停下脚步，说：“我去机场接梁哥，没时间回答太多问题。”
一个记者问：“匆忙火化遗体，也不举行仪式，为什么这样处理？能解释一下吗？这样做是不是对死者不够尊重？”
戴梦岩从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叶子农的亲笔遗嘱，展开让记者看，摄影记者对着这张遗嘱一阵狂拍。戴梦岩说：“遗嘱一式两份，是子农的亲笔，一份交给九哥保管，另一份就是这个。子农的愿望，我就不解释了。我不知道有没有顺烟囱飘了这项服务，即使有我和九哥也做不到，只能做到人的感情所能承受的程度。”
一记者问：“骨灰是带到香港？北京？还是留在巴黎？”
戴梦岩回答：“13日警方勘验，14日上午火化，15日凌晨4点我和九哥把骨灰撒在塞纳河了，选择凌晨4点是不想让外界知道撒骨灰的地点，大家就不要问了。”
有记者问：“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戴梦岩回答：“想一个人出去走走，散散心。”
记者问：“据说9月初将在北京召开《革命先行者》开机发布会，你参加吗？”
戴梦岩回答：“参加。”
有记者问：“叶子农的遗物和财产怎么处理？”
戴梦岩回答：“目前还没商量这个问题。”
有记者问：“梁士乔是您的朋友和经纪人，为什么拖到今天才来？是不是你们的合作出现了什么问题？”
戴梦岩回答：“我和梁哥之间的信任不必拘泥礼节。”
一记者问：“有人说你是拿叶子农的血给自己镀金，用政治拔高自己，你怎么评价？”
戴梦岩回答：“如果我拿子农的血给自己镀金，那最毒妇人心说的就该是我了。不管是汉奸婆还是毒妇，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我无话可说。”
有记者问：“你打算去哪里散心？”
戴梦岩说：“这个不算问题，我就不回答了。”
有记者问：“你的服装店还开不开了？”
戴梦岩说：“好了，我要去机场，没时间了。”
戴梦岩独自一人驾车去戴高乐机场接梁士乔，下午3点30分梁士乔搭乘的航班准时在机场降落，戴梦岩顺利接到了梁士乔。梁士乔是在叶子农遇刺后的第四天抵达巴黎的，他的香港护照无需法国签证，这个延迟的反应在一般人看来也不太合常理。
一见面，梁士乔说：“辛苦你了。”
戴梦岩说：“没有，这几天没完没了接待客人，我也该出来透透气了。”
戴梦岩的表情很平静，看不出一点悲伤，也没过问梁士乔为什么事发几天了才来，好像是一种默契，又好像是一种距离。
出了机场上车没走多远，戴梦岩说：“花买好了，在我包里，你拿出来吧。”
梁士乔从挎包里拿出鲜花，说：“机场没碰见记者，应该没有跟踪。”
戴梦岩说：“他们想知道的我都说了，再跟也没什么意思了。我倒是觉得，我们之间其实不用太计较礼节的。”
梁士乔说：“上次看罗家明是为你，但这次不是为你，也不是礼节。”
戴梦岩看了一下梁士乔，没吭声。
梁士乔问：“九哥住哪家酒店？”
戴梦岩回答：“艾丽丝饭店。”
梁士乔说：“那我就住艾丽丝饭店。”
戴梦岩停顿了一下，说：“九哥人实在，不一定愿意跟我们这样的人交往。”
梁士乔说：“我们不实在吗？”
戴梦岩说：“你要跟人说演艺圈的人实在，你看有几个信的。”
梁士乔说：“第一次见九哥是在纽约一家咖啡馆里，然后是柏林债权会议，这次又在巴黎见面了，怎么都该喝杯酒坐坐。”
戴梦岩说：“坐坐可以，九哥明天上午就回纽约了，别误了班机。”
梁士乔说：“我跟谁喝酒都是点到为止。”
汽车行驶到市区，戴梦岩在几条僻静街道转了几圈，确信没有车辆跟踪了，这才沿塞纳河行驶，来到一处河堤的台阶旁边停下车，下到七八个台阶后就是缓缓流淌的河水。
戴梦岩站在最后一个高出水面的台阶说：“就从这里撒下去的。”
梁士乔把花束拆散了，蹲下轻轻放入水中，然后伫立。鲜花被河水冲成了一枝枝，顺着塞纳河漂远了。
梁士乔望着漂远的鲜花，说：“你没必要留在巴黎了，去北京吧，熟悉一下剧组。”
戴梦岩说：“我先去纽约，见奥布莱恩。”
梁士乔沉默了许久，说：“还有意义吗？”
戴梦岩冷冷地说：“我质问一声可以吗？喊一下疼可以吗？”
梁士乔不再说什么了。
戴梦岩去机场后，家里陆续来了七八位客人，老九就安排客人在客厅等候，给客人端茶倒水，只忙碌却很少说话，偶尔会被动地应酬几句。来的人不是明星就是老板，都是业界有头有脸的人物，老九完全不了解这个圈子，跟所有人都不熟悉，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对戴梦岩造成不利。客厅的长方形大餐桌派上了用场，宽宽松松能坐十几个人，加上戴梦岩后来添置的沙发，同时接待20位客人都不是问题，客人们相互闲聊也不冷场。老九知道，客人们见不到戴梦岩是不会走的，否则就失去了前来慰问的意义。
餐桌的中央放着一个宽25厘米、高13厘米的亚克力台牌，非常醒目，台牌的两面正对着餐桌的两端，两面都写着同样的两行文字，第一行字：感谢朋友们的关心！第二行字：谢绝礼品、礼金，请不要让梦岩为难，谢谢！
这时门铃又响了，老九到门旁拿起听筒，问：“喂，哪位？”
来人是女性，回答：“我是梦岩的朋友文娟，香港的，来看看梦岩。”
老九就摁了一下电控锁打开单元大门。
这座公寓是老式建筑，无论当年还是现在都属于中产阶层住宅，保安级别与派拉姆公寓相差很多，只要户主不提出要求，公寓管理员一般不干预访客。
一位衣着华丽的女子挽着一位40多岁的男人走楼梯上来，老九在门口迎接，客客气气将客人请进屋子。文娟是香港的当红歌星，陪她一起来的男人是她丈夫，台湾企业家。文娟与客厅里的人差不多都认识，大家纷纷起身打招呼。老九向文娟夫妇解释戴梦岩去机场接梁士乔，然后去给客人上茶。
两杯茶刚端上来还没来得及放下，门铃又响了，老九送上茶然后赶紧到门边接听。由于来的都是中国人，老九仍旧用华语问：“喂，哪位？”对方却没听懂。对方可能用法语说了什么，老九也没听懂。
老九就用英语再问一遍：“喂，哪位？”
这次对方听懂了，也用英语回答：“我叫莫纳，是纽约邮轮公司巴黎代办处的，是戴梦岩小姐上午打电话到公司约的，谈加勒比海8日游的事。”
今天是叶子农遇刺后的第四天，明天老九也要回纽约了，那么事过之后戴梦岩想出去散散心也是人之常情。他没往深想，此刻也容不得他多想，他给莫纳打开单元的门，然后仍然打开房门迎候，一会儿上来一个不到30岁的法国小伙子。
老九说了句“请跟我来”，直接把他带到里面的一个房间，这样就把莫纳与客厅里的人隔开了。老九关上门，对莫纳解释道：“戴小姐很快就回来，家里来了很多客人，不希望被生人打扰，请您待在这个房间里等她。”
莫纳点点头说：“好的。”
老九又到厨房烧水，忙活着给客厅的人续水添茶。
当客人们听到钥匙开门声的时候，知道戴梦岩接梁士乔回来了。
戴梦岩一进屋就歉意地说：“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
梁士乔跟这些人都认识，也一一打招呼。
文娟说：“怎么搞的，就没有帮忙的吗？”
一位影视公司的经理说：“哪里呀，是梦岩不让帮忙啊。”
梁士乔说：“砸车的事梦岩有情绪，可以理解，人嘛。”
一位演出公司的老板说：“之前都是误会，都过去了。”
一位女演员说：“事实证明你们是爱国的。”随即被男朋友狠狠瞪了一眼，因为所谓的事实无非是叶子农的遇刺，这话放在这样的场合无疑会刺激戴梦岩。
这位女演员的男朋友赶紧补了一句：“梦岩有需要帮忙的言一声，一句话的事。”
戴梦岩说：“有九哥帮忙就可以了，现在梁哥也来了，没事的。”
梁士乔见大家都站着，就说：“大家坐，大家坐。”
人见到了，大家坐下礼节性地客套一番，然后就纷纷告辞了。戴梦岩把大家送到楼梯口道别，返回屋子。
送走客人，梁士乔这才顾得上与老九握手，说：“九哥，辛苦了。”
老九说：“里屋还有个人呢，纽约邮轮公司代办处的。”
梁士乔怔了一下。
戴梦岩说：“是我约的，让他过来。”
老九把莫纳带到客厅，坐在餐桌的一角与戴梦岩挨得很近，老九和梁士乔坐在旁边。
戴梦岩说：“我想乘从纽约出港的邮轮，走加勒比海这条航线的，也借这个机会看一下纽约的朋友。我9月初有安排，请你介绍一下近期的。”
莫纳问：“您有过入境美国的签证吗？”
戴梦岩去卧室拿来护照，说：“7次入境美国。”
莫纳看过护照上的7次入境美国记录，又查了一下手里的资料，介绍说：“红钻石公主号8月25日从纽约起航，加勒比海8天游，有内舱、海景舱、阳台房三个起价，途经牙买加、墨西哥，载客量5600人，航速23节，吨位……”
戴梦岩打断了莫纳的介绍，说：“说说签证、机票、酒店。”
莫纳说：“签证、机票、酒店都可以代办，舱位和酒店的规格由您决定。由原居地飞到纽约免费接机，送您到预订酒店。”
戴梦岩问：“我需要提前一两天到纽约，来得及吗？”
莫纳回答：“签证加急需要付加急费。”
戴梦岩拿出小费给了莫纳，说：“你准备好合同，我明天付款。你可以回去了。”
莫纳收起小费，说：“谢谢！”就告辞了。
老九送走莫纳，关上门。
戴梦岩说：“我们坐那边吧。”那边就是指沙发。3人坐到沙发，戴梦岩说：“九哥明天要回去了，有个事商量一下，子农的笔记、房子、财物怎么处理？子农没亲人，也没什么朋友，趁九哥在，我们几个拿个意见。”
老九看看梁士乔，没言声。
梁士乔看看老九，也没言声，或者说不便发表意见。
戴梦岩说：“九哥，你先说。”
老九说：“按说梦岩最有资格说话，要是梦岩非要跟大家商量，那我就说个情况，子农是有个朋友的，还是个不一般的朋友。”
戴梦岩问：“谁？”
老九回答：“张志诚，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
接着，老九把他所知道的有关张志诚的情况讲了一遍，包括叶子农让他找张志诚帮忙法国居留的事，以及张志诚的态度。
得知叶子农为了“真居留”居然请张志诚帮忙，梁士乔的眼神里写满了感叹。戴梦岩倒没什么反应，以她对叶子农的了解，叶子农做这样的事并不让人意外。
老九说：“子农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笔记了，财物怎么处理我不好说，我觉得笔记交给张志诚应该不会错。”
梁士乔说：“张志诚是叶先生的朋友，又能代表组织，即使万一出现叶先生的远亲来追讨的情况，由组织处理也更稳妥，于公于私都恰当。”
戴梦岩说：“我同意，不只是笔记，是全部。”
老九说：“子农说过，那个纯金打火机是他替你保管的，是不是拿回来？”
戴梦岩说：“我从没承认过他这个说法，我送给他的，就是他的，他的历史怎么写都不能漏掉这个。没了这个打火机，那我的存在算什么？还有他让沈彪做的那个国旗贴章的打火机也要取回来，那个也是历史，那不是汉奸有心情干的事。”
老九说：“我不知道这事。”
戴梦岩把餐桌上的包拿过来，从包里取出一个地址字条交给梁士乔，说：“这是当时沈彪写给子农的，当时这个ZIPPO专卖店还没开业。”
梁士乔看了一下地址，说：“九哥回纽约，这事就我来办吧，拿到以后交给谁呢？”
老九说：“东西是我让方总保管的，交给张志诚也肯定是她去办，你就给方总吧。我给你写个地址，你打电话或去餐馆都可以。”
戴梦岩说：“那这事就这样定了。”
梁士乔和老九入住的是同一家酒店，戴梦岩把他们送到艾丽丝饭店，就在酒店的餐厅一起吃的晚饭，席间戴梦岩话很少，主要是陪老九吃饭，表示尊敬。戴梦岩吃了一小份法式鹅肝炒饭，象征性地尝了几口菜，就先退席了。
戴梦岩用餐巾擦擦嘴唇，说：“九哥，我有点累了，想早点休息。你们慢慢吃，明天上午我来接你。”说着拿起包起身了。
老九赶紧站起来，说：“好，你早点回去休息吧，这几天你太累了。”
戴梦岩见老九要送送她，就说：“别送了，车就在门口。”
老九还是送了，送到酒店门口，看着车走远了才返回餐厅。
没有戴梦岩在场，酒桌一下就冷场了，老九跟梁士乔不熟，找不到话说，回到座位后沉静了几秒钟，很不自然，就给梁士乔的杯子添了点啤酒，说：“梁先生，喝酒。”
梁士乔没喝酒，问：“九哥，加勒比海8日游，你怎么看？”
老九说：“这里的事我不懂，不敢乱说话。梦岩让我接待客人，我就接待客人。”
梁士乔说：“你把叶先生当兄弟，你在梦岩心里就是大哥，梦岩对你很尊敬。”
老九赶忙说：“哎呀，这可不敢当。”
梁士乔说：“是真的。”
老九说：“那……梦岩出去散散心也好吧？换换心境。我听她说过，要在北京参加个啥发布会，还有个中秋茶话会，都挺重要的，需要调整一下状态吧。”
梁士乔静静地说：“去了加勒比海，还有以后吗？”
老九一下子就愣住了。
梁士乔说：“没有以后了。”
老九惊诧道：“你是说……她……”
梁士乔说：“是的，就是那样的，不是殉情，是担不起一条人命。大家都用功利的眼光看她，都觉得她捞到好处了，没人觉得她会有事。其实，不是每个艺人都唯利是图，追求梦岩的富豪大有人在，梦岩如果为财富是不会找叶先生的。”
老九说：“不找死，不找活，平常过日子，梦岩对子农是有过承诺的，否则子农连门把手都不敢碰一下，更别说走出那扇门了。”
梁士乔说：“一边是民族大义，一边是叶先生的命，梦岩没有选择，只能赌命。她现在要办两件事，一是见奥布莱恩，二是在加勒比海消失。见奥布莱恩需要美国签证，出了这样的政治事件对办签证可能有影响，一般来说交给旅行社代理要好办一些，所以她选择在纽约登船的邮轮。梦岩去过加勒比海，而且很排场，带了摄影、灯光、化妆一大帮人，拍了很多写真，她对邮轮和这条航线很熟悉，所以她选择加勒比海。”
老九如梦初醒，自语道：“原来是这样，一点没看出来啊。”
梁士乔说：“梦岩心里再苦也不会做出一副悲戚的样子给人看，我太了解她了，她就是那样的性格，宁折不弯。”
老九说：“她见奥布莱恩干什么呢？子农说过，这事过去了。”
梁士乔说：“他过去了，梦岩没过去，梦岩不可能有叶先生那么大度。”
老九停了许久，问：“那……该咋办呢？”
梁士乔说：“我要有办法，出事的第二天我就来了，不会等到今天。梦岩这个人劝是劝不来的，心病只能心治。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的话也许她能听进去。”
老九问：“谁？”
梁士乔回答：“你，九哥。”
老九连想都不用想，说：“就我这笨嘴笨脑的，太不着边了！我跟梦岩算上这回才第二次接触，你跟她是那么多年的朋友，你的话要没用，那就谁来都没用了。”
梁士乔说：“我有三个不能说。第一，我是反对放叶先生出来的，我跟梦岩说过：出了事你担不住的。现在真出事了，我无法自圆其说。第二，我在梦岩身上有利益，我说什么都有功利之嫌。第三，我说的话只能是我的思维，我知道我是谁，我就是一个文化商人，我的话对梦岩是不起作用的，而叶先生的话就能让梦岩不惜生死，思维是不一样的。”
老九说：“梦岩那么多朋友……”
梁士乔立刻打断了老九的话，说：“梦岩没朋友，如果有的话就是你我。梦岩这个人是不能劝的，唯有拿硬道理让她心服，劝了只能让她死得快点，就好像一个人要跳楼，下面的人都在劝：别跳啊，别跳啊。你还好意思不跳吗？不跳都对不起大家。”
老九问：“那我跟她说啥呢？你给我点拨一下。”
梁士乔说：“那你就成传话的了，还是我的思维，结果会更糟。梦岩在没见到奥布莱恩之前是没事的，你还有时间考虑，怎么想就怎么说。最重要的是，叶先生是你兄弟，梦岩心里认你这个大哥，你有权说她，有资格说她。”
老九沉思了好久，说：“子农的案子是张志诚负责的，子农的居留、梦岩的茶话会和出事后使馆第一时间来慰问，这都不是偶然的。我觉得梦岩的情况应该让张志诚知道，毕竟认识高度不一样，他跟子农也不是一般的朋友，这也是于公于私都合适。”
梁士乔端起酒杯说：“九哥，拜托了！”
过了处暑，北京的8月天气依然炎热，但是已经让人感到了秋天的气息，空气的湿度下降了许多，清晨和夜晚已经有了凉意，闷热的夏天即将过去。
上午10点，生产基地的配送车到了，方迪到后院帮着卸车、搬运，参加了今天的质检验收，这是每天的例行程序，执行总经理、厨房经理和餐厅经理这3人都是质检员，按规定只要有两个人投了否决票，该项品种就视为不合格。方迪是首席质检员，不一定每天都参加质检，但是拥有一票决定权。
质检验收分目测、手感、品尝几部分，现在首先验收的是面条、汤卤，由执行总经理掌锅煮面，先尝白水锅挑面，判断面条的面香、韧性、口感，再尝汤卤面，判断每一种汤卤的味道、口感。验收过面条、汤卤，下一项是验收辅菜的调料和半成品，由执行总经理和厨房经理掌勺，就在这时，大家听到餐厅服务台的电话响了。
餐厅部经理走过去接电话，随后说：“方总，是九哥的电话，找你的。”
方迪走过去拿起电话，说：“九哥，我是方迪。”
老九说：“我回来了，在纽约，有事跟你说，你去办公室接电话。”
方迪放下电话就去楼上办公室，关上门，电话一响就拿起：“九哥，你说。”
老九先把他们在巴黎商量的关于叶子农遗物的处理意见讲了一下，然后着重把梁士乔跟他谈的关于戴梦岩的情况讲了一遍，方迪听着，一直没说话。
老九说：“我能和梦岩谈什么呢？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方迪没有回答，而是问：“如果你跟戴小姐谈了无效呢？就无可挽回了？”
老九说：“梁先生说了，只要梦岩上了邮轮，他就一定会在船上，也可以在纽约雇几个保镖上船，这要先看张主任的意见，然后我和梁先生再商量。”
方迪说：“绝对不能走到硬来的地步，只要硬来就无可挽回了。”
老九说：“明白呀，都明白，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方迪说：“九哥，事关人命，出不得差错，还是让有能力的人判断吧，我尽快向张主任反映情况。”
老九说：“我跟梦岩谈啥与张主任是啥意见是没关系的，梦岩这个人是劝不来的，只有拿硬道理让她心服。梦岩这事从一开始就跟政治有关系，你的脑子是有政治这根弦的，你不帮九哥，那九哥还找谁去？你大胆说，说了总比不说强。”
方迪为难地在电话里自语：“啥是硬道理呢？”
老九说：“你别管硬道理软道理，你就说自己的看法。”
方迪说：“这事挺突然的，至少没想到吧，因为叶子农不可能置戴小姐的生死于不顾而一意孤行，如果她没了，那岂不是等于宣布她是被叶子农逼死的？这是支持叶子农还是控诉叶子农？这个问题她想过没有？如果戴小姐不认为叶子农的表态比叶子农的命更重要，她是不会放叶子农出来的，所以那不是叶子农一个人的表态，是他们两人共同的表态，如果她尊重叶子农，尊重她自己的表态，她就不能死，她委屈于此，她的了不起也于此。戴小姐是对香港和国家有用的人，只要她活着就是对叶子农的支持，往大里说就是对国家的支持。”
老九说：“说得太好了，都在点上。你的话我都录下了，回头我慢慢琢磨。这事你给九哥帮了大忙，谢谢啊！”
方迪说：“九哥，你可别说我帮忙了，甄别、判断和决定怎么说的权利都在你，这种事是出不得差错的，这后果我担不起。我还是尽快向张主任反映情况，张主任的判断能力和可调用的资源是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的，一有消息我马上给你打电话。”
老九说：“好的，好的。另外，店里的情况怎么样？”
方迪说：“还行吧，营业额一直呈上升态势，主要问题还是集中在职能和流程的衔接不流畅，特别是客流高峰时段速度跟不上，还需要一段时间磨合、调整。”
老九说：“辛苦你了。那你忙吧，有情况我们随时联系。”
打完电话，方迪看看表10点40分了，就拎上包、拿上车钥匙、锁上办公室的门，下楼开车出去了，一直向郊外行驶，没人知道她要去什么地方。
大约走了40分钟的车程，前面出现了一片山，进山的入口处有一道壮观的大门，门头上写着“雨花亭陵园”5个大字，门口有几个摆摊卖祭品的商贩，没什么生意，如果不是节日性的扫墓这里平时是很冷清的。大门有一个门卫，但是并不过问进出的车辆和人员，车辆一进大门就能看见醒目的路标，指向公墓区和办公区。雨花亭陵园是永久性公墓，完全建在一片山上，一面临水，占地面积2200亩，盘山柏油路通往各大墓区，直至山顶。
方迪沿路标驶到办公大院，停下车走进销售部办公室，这时已经临近下班时间了，屋里只有一位30多岁的妇女值班，方迪走上前说：“我昨天预约的，来看墓地。”
值班员翻着记录问：“叫什么？”
方迪回答：“方迪。”
值班员说：“嗯，有的。哎呀，都快下班了，要不你下午再来吧。”
方迪说：“我钱都带来了，您还让我再跑一趟？”
值班员说：“你不是只来看看哪？”
方迪说：“看哪，看好了就买呀。”
值班员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变化，热情地说：“现在就付款啊？那好，那好。我家就住楼上，下不下班的都一样。你要是付全款呢，还有20%的优惠。你选雨花亭算对了，国家批准的正规公墓，受法律保护，规模大，风水好，将来一定会增值的，不像非法墓地，说拆就拆了，你一分钱都收不回来，坑死人呢。”
方迪说：“我想先看看。”
值班员问：“你是给什么人买呢？什么价位的？有什么要求？”
方迪说：“给我自己买，位置清静一点，类型朴素一点，别太招眼。”
值班员看着方迪，说：“你这么年轻……”
方迪说：“商场如战场嘛，谁敢保证破产跳楼的都是别人不是自己呢？万一破产了连个埋的地方都买不起，我还是先买好了再说吧。”
值班员说：“那……那……越往山顶越清静，越靠山沿越清静。当然啦，越往山顶就越贵，越临湖近越贵，风水好啊。”
方迪说：“好，那我就到这些地方看看。”
值班员起身走到门口，对着院子喊：“耿大爷！耿大爷！”
随着喊声，很快走来一位老汉，大约60岁的样子。
值班员说：“你带方小姐到A9、A11、A12三个区看看，要求清静。”
耿大爷点点头说：“要清静的，好嘞。”
方迪开上车，耿大爷坐在副驾驶位置带路，沿着盘山柏油路一直开到山顶的停车平台，再沿水泥台阶登上山顶。山顶的墓区面积不是很大，墓型都很豪华，确实清静，四面一望山峦湖水尽收眼底，既有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又有唯我独尊的高贵。
耿大爷说：“这是A12区，是陵园最好的地段，最清静了，也最尊贵。”
方迪看了看，说：“这个高高在上，不行，咱就是普通群众。”
耿大爷说：“那就去A9区看看，又清静，又不太显。”
于是方迪和耿大爷上车又往山下走，来到位于半山腰的A9区，靠近山沿的位置地形比较复杂，上一块下一块，左一块右一块，山下就是一片湖水。
方迪选了一块墓地，说：“就要这个。”
耿大爷说：“这块已经付过定金了，你要看上这块得碰运气，3个月如果买家没付全款就算没成交，然后谁先付款归谁。”
方迪说：“您把没卖的给我指指看。”
耿大爷把没卖的墓位一一指给方迪。
方迪选了一处，说：“就要这个22号，这个多少钱？”
耿大爷说：“付全款有20%的优惠，优惠之后1.8万，A区标准墓型，4种墓型风格都是一个价。墓型不满意可以换，就高不就低，再加钱。”
方迪指着旁边一个已经刻字的墓位说：“就像那个就可以。”
耿大爷说：“那是A区标准的简约型，不用加钱。”
方迪说：“这万元户才几年哪，一个墓地就1.8万。”
耿大爷说：“有便宜的呀，几百千把的都有。”
方迪问：“建好能用需要多长时间？”
耿大爷说：“从付款签合同算起，到碑文制作、客户验收、预约落葬、封穴盖顶，一般要半个月，碑文太多时间就长一些，手工刻字嘛，还要看师傅手头的活紧不紧。”
方迪说：“碑文刻我的名字，就两个字，其他什么都不要，连日期都不要。”
耿大爷诧异地看了看方迪，说：“哦，哦，那……就该刻红字。”
正在筹拍的电影《革命先行者》剧组大本营设在北京的一家酒店里，剧本修改、演员面试和其他前期相关事务都在这里进行。今天下午，剧组又召开了一次《革命先行者》筹备协调会，地点在酒店会议室，梁士乔作为戴梦岩的经纪人参加了会议。
散会后，梁士乔向剧组要了一辆车，开车的是一个40多岁的司机，汽车的挡风玻璃里侧贴着“《革命先行者》剧组”的字样。梁士乔是去新街口找沈彪取叶子农定做的国旗贴章打火机，沈彪的ZIPPO专卖店就开在这条街上。
沈彪的ZIPPO专卖店很好认，因为招牌就叫“ZIPPO沈彪专卖店”，招牌的下方还有一行醒目的铜制铸字：定做个性贴章。店面不是很大，有十几平方米的样子，两面长长的玻璃墙柜摆满了打火机，收银台前面的空地有一张小桌、3把椅子，都很精致，是卖家与客人交流的地方。店里并没有看到铸造、打磨的设备，显然制作个性贴章另有工作间。
梁士乔让司机在外面等着，自己进到店里，见小桌前围坐着3个男子，其中一位在介绍手里的打火机，桌上还放着几只ZIPPO打火机。
见有客人进来，女服务员马上迎上去招呼道：“您好！”
梁士乔问：“请问沈彪先生在吗？”
话音刚落，坐在小桌前介绍打火机的男子应声站了起来，打量了一下梁士乔，说：“我就是沈彪，请问您有什么事？”
梁士乔拿出从巴黎带回的字条，说：“我受朋友委托来取打火机。”
沈彪接过字条看看，问：“你是谁？受哪位朋友委托？”
梁士乔回答：“我姓梁，是戴梦岩的经纪人，受戴小姐的委托。”
沈彪稍想了一下，转身对两位男子说：“兄弟，我这儿有点私事，你们回避一下。”
两位男子马上起身，其中一位说：“彪哥，那我们先走了，改天再来。”
沈彪从收银台里面拿出一块“暂停营业”的牌子对女服务员说：“你也回避一下，把这个挂上去。”
等屋里就剩他们两人了，沈彪又看了一眼字条，说：“戴梦岩？她凭啥？”
梁士乔说：“这打火机是叶先生定做的，戴小姐和叶先生的关系你是知道的。”
沈彪说：“啥关系？是用政治拔高自己，拿农哥的命给自己镀金？还是利用农哥的包容满足她的占有欲？说穿了不就是这关系嘛。”
梁士乔这才明白沈彪为什么要让他人回避，原来还是给戴梦岩留了面子。梁士乔没接触过沈彪，彼此都不了解，只知道沈彪去巴黎看望过叶子农，沈彪的这个态度是梁士乔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他不悦地说：“你不了解情况不可以乱讲的。”
沈彪说：“我很喜欢梦姐的电影，可以说她拍的每部片子我都看过，如果她不把农哥扯进来，我绝对是她的忠实影迷。我不否认她在巴黎让我难堪过，但是我理解，她也是为了农哥的安全，我沈彪还不至于那么小家子气。农哥是什么人戴小姐是清楚的，如果农哥留在北京就不会死，我就知道这个，别的也不想知道。”
梁士乔说：“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但是不能因为有看法就不给打火机了。”
沈彪说：“戴小姐没资格代表农哥。”
梁士乔想了想，谨慎地说：“恕我冒昧，如果是钱的问题，好说的。”
沈彪当即就火了，手往店门一指，说：“请你出去。”
看来真不是钱的问题。
梁士乔说：“如果不是钱的问题，你这个态度，那我就要说几句了。”
沈彪瞥了梁士乔一眼，问：“说啥？”
梁士乔说：“叶先生认为，如果因为认同马克思主义就需要在巴黎躲起来，这个态度就是对中国社会制度正当性的否定。叶先生去不去巴黎是他们个人感情的事，我们局外人无权裁判。戴梦岩不懂政治，但是能让叶先生看得比命都重要的东西，她就相信一定重要。戴梦岩保护叶先生是押上命的，放叶先生出去也是押上命的，命都没了还谈什么好处？叶先生遇刺还算个义士，戴梦岩没了算什么？不死算恶妇，死了算偿命，这样的好处你要吗？这种事要放到你我身上，不一定能做到吧？如果是连我们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指责戴小姐？我告诉你：如果能把她拉回来，我宁愿听你骂她。”
沈彪愣住了。
梁士乔说：“这个打火机也不是戴梦岩要收藏的，人都没了还收藏什么？这火机是要按遗物交给官方的，包括戴小姐送给叶先生的纯金打火机。”
梁士乔说完就走了。
沈彪回过神，马上追了出去，喊道：“梁先生等一下。”说完到墙柜下面的货柜里取出一个精致的盒子，走出去交给梁士乔，说：“打开验一下吧。”
盒子里面是一只铸铜立体国旗贴章的打火机，非常漂亮。贴章的下沿还有一行小字，也是一体铸出来的，写着：1992.04.21 YZN DZ。一看就知道“YZN DZ”五个字母是“叶子农定做”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日期、字母即是这枚个性贴章的唯一性。
沈彪说：“底机不是ZIPPO，农哥特意交代用国产的。”
梁士乔合上盖子，说：“谢谢！”
沈彪问：“那戴小姐……”
梁士乔说：“尽力吧。”
梁士乔上车，客客气气与沈彪挥手道别，离开ZIPPO沈彪专卖店。
来到“久悟杠子面”餐馆，虽然还没到晚饭时间，但是店里已经零星开始上人了。梁士乔走到服务台，问女服务员：“请问方迪小姐在吗？”
女服务员问：“请问您是……”
梁士乔回答：“我姓梁，是九哥的朋友，有件东西九哥让我转交给方小姐。”
女服务员说：“请稍等。”接着就打电话，然后说：“请您到二楼办公室。”
梁士乔上到二楼，看见一女子从办公室出来，朝他迎上几步，问他：“是梁先生吧？”
梁士乔说：“是的，我是梁士乔。”
女子上前握手，说：“我是方迪，请屋里坐。”
进了办公室，梁士乔在沙发上落座，从文件包里取出打火机，打开盒子，连同盖子一并放到方迪面前的茶几上，说：“这是九哥让我交给方小姐的打火机。”
方迪拿起打火机看了看，说：“九哥说您在巴黎，这么快就送来了。”
梁士乔说：“九哥给我打电话，说那事由张主任处理了，让我该忙什么忙什么，我就回来了。梦岩有部戏要开拍了，有好多协调工作。”
方迪说：“是吧，挺忙的啊。”
梁士乔说：“给方小姐添了麻烦，多谢了。”
方迪说：“不谢，应该的。”
梁士乔与方迪是第一次见面，相互之间都是陌生的，没什么话可说，按人之常情交付完打火机就该告辞了，但梁士乔没有告辞的意思，他似乎有什么话要说，又有些犹豫，在想说与犹豫之间迟疑了片刻，还是说了：“方小姐，你……是亲自跟张主任谈的吗？”
方迪回答：“不，我打电话谈的。”
梁士乔微微点下头，说了声：“哦……”这声“哦”不自觉地拉了一个长音，有一种微妙的意味，既表示“知道了”，又夹杂着些许不放心。
方迪说：“九哥告诉我的当天我就和张主任联系了，办公室的人说他不在，我说叶子农的案子是张主任经办的，我有重要情况跟张主任反映。对方说可以转告，我说不行，必须直接跟张主任通话。对方让我放下电话等着，停了几分钟我父亲的电话打过来了，我知道这是对方在核实我的身份，然后对方让我守着电话继续等，又过了20多分钟电话来了，是张主任亲自打来的，我把九哥说的情况转述了一下，他先说了一句‘这个子农啊’，对叶子农没处理好这事不满，然后说：你告诉他们，该忙什么忙什么，这事我来处理。张主任随国家领导人出访，人在巴基斯坦，张主任的工作性质和级别我知道，我判断不了他的行踪哪些涉及保密、哪些可以公开，所以我只把张主任的答复告诉了九哥，其他什么都没说。我理解您的担心，怕我不上心，那我就跟您说了吧，希望这不算个错误。”
梁士乔的担心显然是多余了，他有些尴尬，歉意地说：“对不起，我多心了。”
方迪说：“梁先生放心了就好。”
梁士乔起身说：“那我就告辞了。”
方迪把梁士乔送出门。
梁士乔说：“留步，留步。”
方迪伸出手与梁士乔握手道别，说：“那您慢走，我就不远送了。”
握手间，梁士乔把包夹在腋下，刻意把另一只手也握上，感激地说：“谢谢你，谢谢张主任，真的非常感谢！请方小姐放心，我不是多嘴的人，知道分寸。”
方迪说：“真的不谢，我很钦佩戴小姐，都是该做的。”
得知张志诚已回到北京，方迪马上办理叶子农的物品移交。这天下午她开车回家，她的新房子对于她只能叫居所，只有父母住的地方才能叫家。
路过大院篮球场，几个小伙子正在打篮球，方迪停下车喊了一声：“涛子，小军。”
两个小伙子跑过来，小军问：“方姐，啥事？”
方迪说：“耽误一会儿行吗？帮姐搬两个箱子装车上。”
涛子问：“箱子在哪儿啊？太远可能时间不够，还有事呢。”
方迪说：“在我家楼上。”
涛子说：“那没问题。”然后对球场的人喊道，“等着啊，马上回来。”
两个小伙子上车，到了方迪家的院子门口。这个时间方迪的父母都上班了，家里只有王妈在，王妈听见车声已经迎出来了。
方迪下车说：“阿姨，你在这儿看车，我带他们上去搬箱子。”
方迪带他们上楼到自己的房间，掀开床单，指着两只木箱子说：“就这两个，一趟只能搬一个，搬下去先放地上让王妈看着，等这个也搬下去了再装车。”
两只木制包装箱打得很结实，尺寸都是高35厘米、宽50厘米、长80厘米，上面都贴着运输单子，来时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原封未动。等两个小伙子把箱子都搬到院子门口，方迪指挥着将一只箱子放进汽车后备厢，一只箱子放进后排车座。
车里已经坐不下两个人了，小军说：“方姐你忙吧，没几步路，我们走过去。”
方迪说：“谢谢啦。”然后开车走了。
来到张志诚所在的办公机关，她把车停在大门旁边，下车到警卫室窗口办手续，递上身份证对值班警卫说：“我找张志诚主任，有预约的。”
值班员打电话核实之后让方迪填写登记，发给一张准入证，问：“知道地方吗？”
方迪说：“知道，来过。”
值班员说：“进去吧。”
办公楼下，张志诚、周秘书、秦处长、焦干事4位已经在等候了，焦干事还拿着一只照相机，方迪的车一过来就开始拍照，包括方迪下车、方迪与张志诚握手寒暄、打开汽车后备厢抬出两只箱子、对箱子的细节特写……所有过程都被照相机记录下来。
箱子搬进一间会议室，会议桌上已经摆好了开启箱子的工具，有钳子、撬杠、锤子、螺丝刀等，几个人很快就把两只箱子打开了，然后清点箱子里的物品，多少本笔记、多少盒录像带、多少本书、“文革”时期的大茶缸、纯金打火机、遗嘱……边取东西边登记，写了一张物品移交清单，所有过程同样被照相机记录下来。
方迪把叶子农定做的打火机也放桌上，说：“我经手的就这些，还有20多万美金和柏林两套房子，九哥说随后办理，需要点时间。叶子农在北京有一套房子，您处理就行了。”
全部登记过之后，张志诚把清单给方迪，说：“你核对一下，没问题就签个字。”
方迪核对了一下，在移交清单上签字。
这时，周秘书、秦处长、焦干事都在看东西，一个看笔记，一个看打火机，一个在看叶子农的遗嘱，虽然每个人在看的东西不一样，但表情却是一样的，都是感叹。
方迪很想拿过打火机仔细看看，却也不好意思从别人手里硬要过来。
张志诚看了看签字，说：“请转告慕容久，并通过慕容久转告戴梦岩和梁士乔，我感谢他们的信任，非常感谢。”
方迪说：“好的。那没别的事我就告辞了。”
张志诚说：“等会儿，我还有话跟你说。”然后对秦处长说，“你们待会儿再看。”
秦处长把一本笔记递给张志诚，说：“不简单啊，你看看。”
张志诚接过笔记看打开的那一页，点点头说：“嗯，有见解。”
方迪也很想知道叶子农的笔记里写了什么，就问：“我能看看吗？”
张志诚说：“当然。”就把笔记递过去。
方迪坐下，看打开的那一页，明白秦处长说的应该就是这段了——
中国盛也民主，衰也民主，盛于实事求是的民主，衰于事于道的民主，盛于国家所有权利益的本质民主，衰于迎合大多数人好恶的形式民主。美国式的民主曾经是革命的，现在已经不革命了，甚至需要革命了，美国人民和欧洲人民如果还抱着美国式的民主不放，将来的结果很可能跟苏联一样，是自身垮掉了，用不着谁去打倒。意志不一定体现利益，人类社会走到这个共识还需要时间，谁先意识到，谁就占优势。
方迪还注意到旁边那页的一段话——
说到专制，不管什么事、什么条件，不问青红皂白，唯数人头论，也是一种专制，是对实事求是的专制，是对科学决策的专制，本质上还是对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专制，而违背科学的，违背事物规律的，就没有不付代价的。
方迪随手翻了一下，又被一段话吸引了——
判断一种文化的利弊，如果不是以认识事物真相和接近事物规律的法理论，而是以东方与西方的方位论，以黄土与海洋的颜色论，以传统与现代的时间论……这就唯了，要么东方西方，要么黄色蓝色，要么唯心唯物，要么儒家法家，很多的，这个思维半径已经不足以有效判断事物了。讲唯本身就错，说唯已经有了一堆，再弄个唯心与唯物的统一就更错，那不叫统一，叫搅拌，就更一锅粥了。人陷在这个境里面出不来，很多事物就无解，不是所有的判断都适用非此即彼的。如果不以方位、地域、新旧为判断，而是以认识事物真相和接近事物规律的有效为判断，你就不在意它古今中外。
方迪看着，脑子里想着老九跟她说过的话：叶子农说笔记是他个人的认识，对错都是他自己的事，不能公开，不妨碍谁。当然，这些话她已经告诉过张志诚了。
张志诚对秦处长他们说：“你们先忙去吧，我跟方迪谈点事。”
周秘书、秦处长和焦干事3人离开了会议室。
方迪站起来说：“有事啊？”
张志诚说：“桌上的东西你挑一件，留个纪念吧。”
这是方迪没想到的，她怔了一下，说：“这怎么可以呢？”
张志诚说：“那我这个处置权就是假的了？”
方迪环视了一眼桌上的东西，伸手拿起大茶缸，说：“我留这个。”
张志诚有些意外，说：“我以为你会选国旗打火机呢。”
方迪说：“国旗打火机是叶子农的政治态度，有标志性，我拿不动的。”
张志诚问：“那为什么是大茶缸呢？”
方迪说：“您是上海人，不了解以前的北京，以前‘文革’那会儿不像现在这么忙，特别是到了夏天，大点的男孩子一到晚上就扎堆儿，一个大茶缸，几个杯子，几个暖瓶，沏上一大缸子高末，高末就是茉莉花茶的碎末，便宜，三四个人就这么喝茶聊天，半夜都不散，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现在大家都忙着挣钱了，叶子农的心思不在挣钱上，人又懒散，就很难有什么朋友了。他一直带着这茶缸，我觉得他是内心孤独，他怀念那段日子。”
张志诚点点头说：“嗯，那你就留着吧。”
方迪说：“梁士乔来送打火机，问了戴梦岩的事。”
张志诚说：“我已经布置下去了。”
方迪说：“我也是这么回答的。我跟九哥谈过我的看法，不知对不对。如果可以，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张志诚说：“戴梦岩心理有障碍，可以理解。她的公民身份隶属港英当局，她与子农也不是相互属于的关系，这就涉及两个权利，一个是身份权利，一个是关系权利。在人们的习惯认识里，如果她与子农的关系是母子、夫妻或情侣，就不存在用谁的血给谁镀金了，那叫牺牲与担当，而戴梦岩缺乏这种心理支持，也容易被人用功利的思维去评价。在这种负罪感的基础上，价值观的波动、感情的失败、失去叶子农的悲痛，还有曾经的委屈、无奈，所有这些集中在一个时间点时，戴梦岩这种宁折不弯的性格就很难承受了。但是我们说，不管是戴梦岩缺乏心理支持还是有些人用功利的思维看问题，都是狭隘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维护自己的祖国，都理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敬，这才是本质，才是主流。戴梦岩无愧祖国，没什么不可心安的，解了这个负罪感，她才有心理支撑的基础。”
方迪说：“还是您看得透彻。”
张志诚说：“嗯？学会拍马屁了？”
方迪说：“没有，是真心话。”
张志诚说：“戴梦岩想做什么就让她做去，她心里积的东西得有个释放，到了船上会有人跟她做伴的，她会有新朋友。梁士乔处理得也很好，不扩大范围，不许有围观的和好心帮倒忙的。只有子农没处理好，事情没搞扎实就跑出来了，戴梦岩要是出了事，他子农跑到西天也得兜着。要求戴梦岩能跟上子农的思维，不现实的，他那种思维太一竿子到底了，一般人很难适应。子农属豹子的，吃独食惯了，做群众工作他还需要学习。”
方迪说：“人都没了，怎么学啊？”
张志诚看了看方迪手里的大茶缸，说：“来世你教他。”
戴梦岩8月24日上午飞抵纽约，当天下午就去见奥布莱恩。
老九的车已经在酒店门口等候了。
开车前，老九问了一句：“要是他不在呢？出访、休假啥的。”
戴梦岩说：“不在我就等，不一定非在纽约登船。他要不见我，我就求见乔治，请总裁把这个交给他。”说着，戴梦岩从包里拿出一张字条递给老九。
这是一张小字条，连对折一下都没有，更没信封，凡经手的人都可以看到内容。字条是戴梦岩用英文书写的，内容是——奥布莱恩先生：我尊敬美国，尊敬美国精神，但是请您告诉我，我该需要什么样的理由才能尊敬您呢？——落款是戴梦岩。
老九把字条还给戴梦岩，没说什么，开车去迪拉诺公司总部。
到了迪拉诺公司总部大楼前的广场大门，老九把车停在一边，戴梦岩下车向门卫说明求见奥布莱恩的来意，出示护照证明身份。
值班保安问：“有预约吗？”
戴梦岩回答：“没有。”
保安说：“抱歉，请您预约了再来。”
戴梦岩说：“请您告诉他，是叶子农的女朋友戴梦岩求见，他一定会见的。”
保安犹豫了一下，说：“请稍等。”说完进值班室打电话。过了几分钟保安出来，再次打量了戴梦岩一眼，说：“奥布莱恩先生请您上去，他的办公室在3楼，出电梯向右转，门上的牌子写着第五工作室，您可以进去了。”
戴梦岩上车，老九把车开到大楼门前，等戴梦岩下车开到停车位置等候。
戴梦岩乘电梯到3楼，出电梯正要往右转，这时奥布莱恩不知是出于内疚还是出于对女士的礼貌，没有在办公室坐等，而是迎了出来。奥布莱恩问了一句：“是戴小姐吗？”两人在相距将近一米的距离都站下了，戴梦岩也知道了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奥布莱恩。
戴梦岩静静地站着、看着，奥布莱恩头发雪白，满脸皱纹，眼袋松弛，高大而消瘦的身躯因为有些驼背显得更加苍老。就在这一瞬间，她在脑子里盘旋过无数次的那句质问突然就凝固了，沉重得让她拿不起来，这个沉默的女人甚至连嘴唇都没颤动一下，就这样沉默地对视着，相持了几秒钟转身走了，走的楼梯。
停车场上，老九看见戴梦岩从大门里出来便发动汽车迎了过去，戴梦岩上车，汽车驶离迪拉诺公司总部大楼，汇入路上的车流中。
老九问：“见了？”
戴梦岩轻轻点下头：“嗯，一个老人，满头白发。”
老九又问：“说了？”
戴梦岩摇下头：“没有。”
老九愣了一下，不解地问：“咋了？”
戴梦岩说：“他满头白发……我说不出口了。”
老九极其不解地问：“为啥？”
戴梦岩说：“该给他这把年纪留点尊重。”
老九眼里闪过一丝惊讶。
第二天中午，老九在自己的餐馆里请戴梦岩吃了一顿饭，饭后稍事休息老九就送戴梦岩去曼哈顿东河码头登船。邮轮起航前一小时全部乘客都必须登船完毕，所有迟到的乘客将无法登船，只能在下一个港口登船，所以一般要求乘客提前3个小时到达码头。
到了码头，老九把车停在码头的停车场，帮戴梦岩把行李交给邮轮的工作人员，然后就该办理登记上船手续了。登船大厅的人很多，要先通过安检再登记上船。
戴梦岩说：“九哥，我去排队，你就别陪我等了。”
老九说：“时间还早呢，外面有露天餐厅，喝杯咖啡吧，九哥有话跟你说。”
戴梦岩迟疑了一下，说：“好吧。”
登船大厅周围有好几处露天餐厅，每个遮阳伞下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提供啤酒、咖啡之类的饮品。戴梦岩和老九来到一家露天餐厅选了一张桌子坐下，要了两杯咖啡。
老九说：“梦岩，你是名人，你要觉得九哥还配跟你说句话……”
戴梦岩立刻做了一个手势打断了老九的话，然后平静地说：“九哥，我不敢说在纽约有朋友，但熟人还是有几个的。这次来纽约我没有通知任何人，就麻烦九哥了，我说这个没什么看不看得起的意思，你就是我九哥。”
老九点点头，说：“送子农的时候我掉泪了，说实在的，我爹走我都没掉泪，毕竟人到岁数了，叫白喜。可子农……太可惜了。”
戴梦岩说：“是我没做好。”
老九说：“你做得不是好不好，是对。”
老九说：“我是美国人，你是香港人，说到底还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谁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好呢？放子农出来，那不是子农一个人的表态，是你们两人共同的表态，没有你的支持子农做不到，子农是相信你才敢走出那扇门的。你要是没了，就是子农逼死你的，往大里说就是国家逼死你的，这个你就能扛住了？你委屈于此，了不起也于此。你是对香港和国家有用的人，你好好活着就是对子农的尊重，往大里说就是对国家的尊重。”
戴梦岩被说到了心底最隐秘的痛处，嘴唇颤抖，眼泪夺眶而出。
老九说：“出去散散心也好，早点回来，别让九哥惦记。”
戴梦岩的眼泪哗哗地流，已经坐不住了，说了声“谢谢九哥”，起身去了登船大厅。
天高云淡，凉爽的风吹来秋天的气息，这是最美的季节，雨花亭陵园被笼罩在满山遍野的秋色中，郁郁葱葱，虽没有高山峻岭的磅礴气势，却别有一种温婉的风韵。
方迪这是第三次来墓地了，第二次是来验收和预约落葬，办理落葬手续。今天是她的墓地封穴的日子，上午10点她按预约落葬时间准时来到墓地，耿大爷已经在此等候了，并且准备了扫帚、撮箕和一把小铲子，还有半桶清水，水桶里放了块抹布。墓地的基座和围栏是白色大理石，大约一平方米多点，墓型简约、庄重，墓穴是敞开的，穴盖就在旁边，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只有两个红色刻字：方迪。没有日期，没有其他碑文。
耿大爷说：“你把里面打扫一下，墓碑也擦擦，要自己做的。我先下去，过半个小时我带人来封穴，你放东西要仔细，盖子用水泥封牢就不能打开了，忘东西不敬。”
方迪说：“知道了大爷，谢谢啊，麻烦您了。”
耿大爷摆摆手说：“没啥，怕你年轻不懂啊。”说着就先离开了。
方迪用扫帚将墓穴里的尘土仔仔细细扫成一堆，用撮箕撮出来倒掉，又用抹布将墓碑和墓穴擦拭几遍，里里外外都收拾干净之后，她把一只提包打开，先是取出一块红绸子铺在墓穴底部，然后取出大茶缸、4个杯子、一袋茉莉花茶、一包大前门香烟、一盒录有她跳舞的录像带，依次摆放整齐，最后放进去的是那两只不锈钢打火机。
她一边做这些，一边念叨着：“我们只见过一面，我没资格对你做什么，可你知道女人还特爱把自己当回事，好在你也不在意这些，那就这样了。我不是个迷信的人，可心里的牵挂总得有个寄托吧，我就是放心不下你老在外面飘荡，总有个刮风下雨的时候吧，你要是不嫌弃呢，碰到刮风下雨就进来躲躲，累了就来歇歇脚，我把心放在这儿了，你什么时候来我都陪你。戴小姐的事张主任批评你了，说你没处理好，事情没搞扎实就跑出来了，我觉得批评得对。我挺佩服戴小姐的，豁得出去，是个有血性的女人都会那样。”
两只打火机很沉，放在录像带上她怕时间久了压坏，就拿下来放在旁边，念叨：“录像带是我跳舞的，专门找人编辑了一下，打算有机会了勾引你，我搁这儿了，希望能把你勾引过来。这两个打火机是不锈钢的，经磕碰，摔坏了也不值几个钱，本来也是勾引你的，现在我决定把它当成奖章发给你，一个普通女人给你发的奖章。他们都说你挺赖的，我也觉得你不是乖孩子，那要表扬你什么呢？就两条：一是有底线，二是包容女人。”
放好了东西，她坐在墓沿上从包里拿出烟和打火机，点上一支烟，静静地抽着，静静地望着远方，山风吹拂着她的头发。她没哭，她的神态像雕塑一样平静，可眼泪却像决堤一样啪嗒啪嗒往下流，心在喃喃：臭小子，爱死你了！受不了你，真的受不了你……
2011年10月28日
背叛
豆豆
简介 某公司总经理宋一坤突然被捕。没有人想到这是他为了保全实力，自己把自己策划人狱。年轻聪颖的女记者夏英杰受朋友之托前去探监，竟然对宋一坤一见钟情，不能自拔。于是自己策划自杀。她以死相威胁，终于赢得了宋一坤对她的臣服。然而宋一坤此时已囊空如洗，他真的愿意就此把男人的生存筹码押在一个女人身上？宋一坤开始策划一个庞大工程。他在夏英杰完成了长篇小说创作后，携书稿去了一趟北京，途中安排好友方于云研制一项专利，并顺便对江州皮革厂的地理位置考察了一番，又插空去了一趟上海。然而，不久方子云的合作伙伴携600万巨款潜逃，受骗农民中不断发生流血事件，方子云受良心责备自杀了。夏英杰了解内情后大为震惊，当机立断胁迫好友叶红军倒戈，秘密退还赃款，亲手使她自己的心上人宋一坤精心策划的即将合龙的工程瞬间陷人绝境。面对众叛亲离的局面，宋一坤不得不背叛自己。
这是一个发生在世纪之交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这是一部大变革时期的灵魂仟悔录！在弥漫着情爱与血腥的商战中，只有人类良知与正义的光芒四射！
看守所灰色的高墙布满了电网，监视塔和大门旁都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卫，在这座囚禁罪恶的建筑里，每一根铁栏、每一块青砖都被刻上了法律的沉重与威严。
此时的夏英杰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次极偶然而又极不情愿的“帮忙”，竞然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无论血溅罗衫还是魂销爱河；无论铁幕横尸还是临危决断……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等出租车停稳后，夏英杰拎起一兜物品下车，并吩咐司机把车开到一旁等候。她站在门口下意识地往看守所那幢灰色大楼望了一眼，竟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浑身不自在，似乎自己的人格也顿时矮了许多。她禁不住又一次在心里发问：以“前卫诗人”的清高，怎么会有这里面的朋友，
夏英杰走到门岗，警卫拿起电话向里面通报。片刻，来了一位中年警察，他打量了夏英杰一眼：“宋一坤正在接见室和他妻子见面”。
警察的眼神分明在说：如果会引起麻烦的话，你可以改日再来。
夏英杰对这种善意的暗示报以会意的一笑，解释道：“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只是受人之托顺路来送点东西。”
“好吧。”警察同意了。
于是，夏英杰填写完来访登记，便跟着警察进了院内，到一间挂有“接见室”牌子的门前。
接见室约有三十多平方米，中间是由几张桌子排成的长案，内侧靠墙摆着长椅，屋里空荡荡的，只有一男一女对面坐着，男人手里燃着一支烟，女人看上去颇有身份。
女人注意到有人进来，以为是其他犯人家属来探监，并没有理会，还继续她的对话，她极耐心而又极不平静地说：“一坤，我从北京一千多公里赶来看你，即便是普通朋友，你也该说点什么，况且我现在从法律上讲还是你的妻子，虽然我以前伤害过你，但都过去两年了，而且我也道过歉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重新和好呢？”
男人语调平淡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会随机应变，你也不要乘人之危。”
接着，两个人都沉默了。
夏英杰马上向男人问道：“请问，你是宋一坤吗？”
女人闻声站起来，两眼立刻警觉地盯住了夏英杰。
夏英杰皮肤白皙，身材修长，一张好看的脸上有一双令人为之倾倒的眼睛。她长发披肩，轻妆淡抹，身穿牛仔裤、运动鞋和一件挽起袖子的休闲衫，她的装束与她的青春美貌融合在一起，有一种看似不加修饰、实则高贵淡雅的气质美。尤其是她那双眼睛，沉静、自信之中似乎又包含着一缕淡淡的冷峻。
女人的目光由惊疑、敌视迅速转换为冷漠和平静，她把目光移向男人，语气柔和地说：“一坤，既然你有客人，我就先走了，以后再来看你，多保重身体。”
女人说完，从容地拎起桌上的皮包，平静地离开了，那种从容，似乎房子里并不存在第二个女人。桌上留下一堆高档食品和香烟。
男人站起来问夏英杰：“你是谁？”
夏英杰答道：“我是方子云的同事，《玉南日报》记者，因为有采访任务路过上海，方子云托我顺路给你送点东西。这是方子云开的购物单，我是照单办事。”
说着，她把拎着的物品放在桌上。她站着，准备马上离开这里。但她怎么也无法将方子云与眼前的这个人联系起来，这种困惑使她不得不去仔细打量这个人。
宋一坤中等身材，相貌找不到一点可以引人注目的地方，白净的脸庞略显消瘦，像个书生，而眼睛却深邃得似一口探不到底的古井。他穿着很普通，白衬衣外面罩着一件羊毛衫，下穿蓝裤子、黑布鞋。他神态非常平静，好像不是被囚禁在监狱里，而像是待在自己家里。但是，不管这个人外表看上去怎么普通，夏英杰还是洞悉到厂他浑身上下散发着的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淡漠。
这与夏英杰的想像完全不同，因为从影视片里得来的印象，囚犯一定是光头、面色死灰、一副丧家犬的样子。宋一坤看了一眼单子，只说了一声“谢谢”便没了下文，也不知是谢夏英杰还是谢方子云。
夏英杰说：“方子云让我给你捎个话，说他打算还俗了，提前在你这儿挂个号。”
宋一坤沉默。
夏英杰道：“他希望你能表个态，以免日后当面拒绝面子上不好看。”
宋一坤停顿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子云这个人哪，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商界狼性不足。”
夏英杰只觉得心里怦然一颤。
夏英杰等着他说下去，见他并没有继续说的意思，便问：“我就这么转告他？”
宋一坤点点头。
“那我就告辞了。”夏英杰礼貌地点点头，便转身离开了。这次见面一直是站着进行的，前后不过三分钟。
出了看守所大门，她发现那辆出租车不见了，只有一辆原先就停在路边的黑色“皇冠”轿车。她站在路边向来路张望，不相信司机会不辞而别，因为她还没有付出租车费。
这时，“皇冠”车门开了，释放出一曲悦耳的轻音乐，随之下来一个女人——宋一坤的妻子。
“夏小姐不必找了，是我让出租车走的，请你坐我的车回去，请吧。”
夏英杰知道，对方一定是看过门岗的出入登记簿了，而且其用心不言而喻。尽管她可以理解这种行为，眼睛里还是掠过一丝不悦。
“为什么？”
宋妻不卑不亢地说：“请夏小姐顺路谈谈。做为宋一坤的妻子，关注一下与他接触的女人，不过份吧？”
夏英杰仔细端详眼前的这个女人。
此人二十七八岁，身材、相貌十分标致，服饰简洁、华贵而富有品位，端庄之中流露着一股居高临下的沉稳。
夏英杰不再说什么，大方地向轿车走去。
夏英杰与宋妻并排坐在后座。司机驾驶着轿车平稳地上路了。
“我想，关于我的身份就免谈了吧。”夏英杰平静地说，“我们是去采访玉南油田的一支海上钻井队，需要从上海转程。这次采访，电视台派出三个人，报社来一个，就是我了。出发前报社的一位同事给了我一个地址和一张购物单，托我返回的时候顺便替他看望个朋友。就这些。”说完，她看着宋妻，眼神在询问她：“还有什么要问的？”
宋妻点点头，笑着说：“你的那位同事一定是方子云喽，满脸胡子，神神道道的。”
“你认识他？”夏英杰问。
“他和一坤是同学，我跟一坤在江州的时候，子云来过家里几次。”宋妻说。
夏英杰从包里取出六十元钱递给宋妻，说：“出租车费是我跟司机事先谈好的，包括空车等人在内一共六十元。这钱不能由你出，请收下。”
“见外了。”宋妻将钱推回去，笑着说：“上海这一见，也算一点朋友的缘份，以后我和一坤到了玉南不也多了个管饭的地方嘛。”
夏英杰觉得再推让下去没有意义，只得把钱收起来。
“夏小姐哪里毕业的？”宋妻消除了疑虑，似乎为了避免冷场才主动找话题。
“北大。”夏英杰答道。
这时，坐在前面的女秘书不失时机地插上一句：“邓总，上个月来公司找你的那个法国朋友，据说也是北大毕业的。”
“你是说罗菲尔小姐？”宋妻不以为然地说，“那是我在巴黎留学时偶尔认识的，一面之交，谈不上朋友。
夏英杰丝毫没有谈话的兴致，心情虽然不是十分恶劣，却也着实有几分不快。她能感到来自身旁这个女人的那种只可意会的压迫。她把视线移向车窗外，好象漫不经心地观望热闹的街景，心里暗想：这车是往哪里开？怎么不问我的住址？
轿车在一座高级饭店门口停下，司机告诉宋妻：国际饭店到了。
身着红色制服的门童动作规范地上前拉开车门。宋妻与夏英杰握手，歉意地说：“对不起，今天打扰夏小姐了。我还有事，先下车了。”
宋妻下车后，对女秘书说：“你替我送送夏小姐。”正当她要转身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从包里取出一张名片递给夏英杰，“夏小姐，以后在北京若有什么难处，请一定来找我，再见。”
夏英杰被动地接过名片，眼看着宋妻步态从容地走进饭店。
轿车重新启动后，女秘书才问：“夏小姐住哪家饭店？”
“光明宾馆。”
小丽想了一会儿，摇摇头：“没有印象。”
“那只是一家普通宾馆，够不上星级。”夏英杰说，“我是第一次来上海，认不得路线，边走边打听吧。”
她脸上平静，心里却在嘲讽自己：这个闲事管得真窝囊。再看手中的名片，上面印着精美的一行字：邓文英，北京梦妮奥时装总公司副总经理。
玉南市地处中原，历代以黄河水灾为患。这里原是一片饱经战乱的荒滩。闭塞、贫困，如果不是因为发现了大油田，或许至今还很少为人所知。自从十几年前那场著名的石油会战开始，随着二十万职工、家属各路云集，过去的穷县便在一夜之间神话般地变成了城市，这块土地也因石油而在全国小有名气了。
夏英杰顾不得回家，只在集体宿舍过了一夜，第二天便上班了。她匆匆上班，并不是因为这篇报导，而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促使她急于要见到方子云，一种第六感觉，一种模糊而又飘浮不定的东西像幽灵一样在她潜意识里游荡。
她似乎发现了什么，似乎本能地要捕捉到什么，却需要时间去证明那个空泛的感觉。
夏英杰来到报社，直接上文艺版编辑室去找方子云，她推门进去，对方子云笑道：
“方大人，民女讨债来了。”
方子云三十多岁，留着长头发，满脸胡子，戴一副近视眼镜，身穿越野装，是人们在影视片里常看到的那种具有艺术和学问象征的作派。他性情怪僻，不善交际，终日与香烟、烈酒和诗歌为伴，先后发表诗作三百余首，素有“前卫诗人”之称，在海内外诗坛颇有名气。
所谓“前卫诗人”，是指那些极少数走在诗歌创意最前沿的诗人们，代表着诗歌创作的最新走向。这些人大多都不太富裕而思想境界极高，对诗歌的迷恋，决不亚于一个教徒的虔诚。同时，这些人还常常具有某种疯子的特征，很难为俗人所理解。
方子云离婚后一直是孤身一人，他的妻子也正因为忍受不了他的嗜酒、怪僻和入不敷出，将他定性为“不是过日子的人”，结婚不到一年便离他而去，他倒也落了个自由自在。
夏英杰取出十几张购物发票放在桌上，又道：“一共花了二百零四元，你付给我二百元吧，零头就免了。”
“不多，不多。”方子云坦白地说，“我算计着不止这个数。”
“当然，出租车费给你省了。不过，代价太大。”她仿佛又感受到了轿车里那种被压抑的感觉。
方子云并没有在意。他自顾从衣袋里掏钱，数完了二百元之后，手里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
“见到一坤了？”方子云问。
“岂止是见到了，还被人当成第三者审查了一番，这就是给你省出租车费的代价。”说着，夏英杰把那张名片递给他。
方子云接过名片一看，笑了：“这么巧哇，那你可是撞到枪口上了。邓文英可不是个简单的女人。”
“我领教了。”
“哦，感觉如何？”
“怎么说呢？”夏英杰想了想，说，“好像总有一只手在不停地往上托你的下巴，使你不得不仰着脸看她。其用心无非是让你自卑、让你知趣、让你有点自知之明。”
“一点小误会。女人嘛，可以理解。”方子云说完，话题一转
回到自己关心的问题，“你把我的想法都和一坤谈了？”
“谈了。”夏英杰说，“我与他见面最多不超过三分钟，他也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无意中听到的，他对邓文英说‘我不会随机应变，你也不要乘人之危’。再一句就是让带给你的，他说‘子云这个人哪，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商界狼性不足’。”
“晤——”方子云略想了一下，分析道，“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摆事实讲道理。这里面就有学问了，不管将来出现什么不好的结果，都是我咎由自取。”
夏英杰拿起桌上的名片放进包里，看似要告辞了，却没有动身，看着方子云问道：
“我可是给你打了一回短工，你要不要表示一下？”
方子云一笑说：“不出所料，我准知道你得敲诈我。先记账行不行？开支那天我一准儿请客。眼下你都看到了，我除了一颗真诚的心，什么都没有了。”
“今天我请你吃饭。”夏英杰语气平淡地说，“晚上我打算在红房子酒家请你，你能来，就当做回报我了。”
红房子酒家是高档餐厅，大多为有身份的公款食客所光顾，极少有人自费用餐。方子云抓起桌上的发票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里，不屑地一笑说：
“打住。这等玩笑开不得，我这人特别容易当真。”
“不开玩笑。”夏英杰认真地说，“剑南春酒如何？不委屈你吧？”
夏英杰在本市最高级的酒家请客，又是在对方欠她人情的背景下，这使方子云有些不敢相信。他睁大眼睛看着她，当从她镇定的脸上确定此事当真时，他本能地警觉起来，谨慎地问道：“什么企图？请你也明确一下主题，这酒恐怕喝不得。”
夏英杰沉默了片刻，说：“我想了解一下你的那位朋友。”
方子云一怔，问：‘出于哪方面考虑？”
“好奇，或者别的什么。这要取决于我的感觉。”夏英杰平静地说。
这回该轮到方子云沉默了。夏英杰的思维敏锐和善于洞察是报社同仁所周知的，联系刚才谈话的某些内容，他似乎已经窥视到了她的潜在动机。虽然他并不知道夏英杰被当成第三者受到审查的具体细节，但是以他对这两个女人的了解他几乎可以断定：邓文英一定是用了小聪明办了一件“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大蠢事。那么，挖银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考虑了很久，然后自言自语道：“如果说邓文英不简单，那你夏小姐就是不得了喽。”
“这就是说，你接受了。”夏英杰说。
“对朋友的起码道义我还是有的，”方子云严肃地说，“不过，根据我所知道的事态，这个酒我可以喝。”
夏英杰当即说：“那就一言为定，晚上七点半餐厅见面。”
她离开编辑室，匆匆奔向打字间。
她坐下来开始在电脑上整理素材，但注意力却怎么也集中不起来，敲击键盘的手指好像不属于自己了，屏幕上的文字屡屡出错。她的心已经开始乱了。
“红房子”酒家坐落在繁华的商业街，街道两边店面林立，到了晚上，这条街就成了霓虹灯的河流，不断变幻着的各种光彩将夜幕点缀得五彩斑斓。闪烁不定变幻莫测的灯光似乎又勾勒出一个浮躁的时代。
“红房子”餐厅内以红为主色，环境幽雅，桌上铺着洁白的绣花桌布，做工精美的餐具在柔和的灯光下微微闪光，使人感到舒适、惬意。
在这座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小城里，夏英杰和方子云也称得上是知名人士，只有这种地方才可以尽量避免熟人的打扰。同时，也只有这种环境才可以说明谈话主题的规格和严肃性。
方子云拿起那瓶“剑南春”酒好一阵欣赏，先吃了一口凉菜，然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情不自禁地说：“好酒。”
方子云自斟自饮，连喝了三杯，把空杯往桌上一瞰，这才说：“吃了，也喝了，就由不得我了。你我同事三年彼此都了解，不必兜圈子。你有什么动机那是你的事，我无意成全你，也不会坑害你，我只遵循一个实事求是的原则。来之前我反复考虑过了，因为宋一坤这个人不是用好或坏就可以说明的，所以我决定告诉你一件不该说的事，但有一个条件：无论今后发生什么变化，这件事你只能烂在肚子里，带到棺材里。”
夏英杰郑重地说：“我向你保证。”
“我相信你。”方子云点点头，他摸出一支烟慢慢地点燃，慢慢地抽。事关重大，他需要稳定情绪。许久，他开口了，“宋一坤是因偷税罪被捕的，但他并没有偷税，偷税的是别人。他是因为有人举报他才被捕的，但根本没人举报他，举报他的人正是他自己。他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个把自己策划进监狱的人。”见夏英杰不语，方子云倒上一杯酒，但没喝，接着说：“宋一坤是上海东方装饰工程公司总经理，被捕前半个月我接到他的一个电话便秘密去了上海，在上海只待了几个小时，那封偷税二十万元整的举报信是他亲笔草拟的，由我抄写一遍。我把匿名举报信投进信箱后当晚就离开了上海，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夏英杰心里暗暗吃惊，甚至感到恐怖，她好像看见一个物体在从容地下沉，沉到普通人的眼睛和意识无法触及的深度，而这深不可测之中却蕴藏着可怕的锋芒和能量。
夏英杰屏住呼吸沉思了片刻，紧张地问：“是什么样的需要使他必须到监狱里躲起来呢？”
“不知道，或者说不该我知道。”方子云回答道，“一坤有他做事的章法，举报不法行为是每个公民的光荣义务，这个界线，他事先已经给我划定了。”
夏英杰领悟地点点头，沉默了好一会儿，她才感慨地说：
“看得出，他是把你当成真朋友了。”
“一个不成器的穷朋友。”方子云刻意地补充一句。
夏英杰想说“不能以穷富论英雄”，但没有说出口，因为方子云已经打算弃文经商了，目前只是个时间问题。时代变了，人的价值观念也在改变，眼前这个曾立誓要固守阵地到最后一刻的前卫诗人，终于也动摇了，要下海、要发财、要做一个俗人。夏英杰从这位诗人的眼睛里看到的，不知是一个时代的进步还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他是不是黑社会的？”夏英杰问。
方子云哈哈一笑说：“你想哪儿去了？我告诉你，真正说起来宋一坤只有两个朋友，一个是我，一个是叶红军，我们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叶红军对政治经济学很有研究，早就出国了，先是在奥地利，后又移居意大利。”
夏英杰又问道：“宋一坤为什么要离婚？”
“为了一句话。”方子云饶有兴致地说，“邓文英有一次在气头上说出了解一件一坤不知道的事。她说，别以为当初是我要追你，看上你的不是我，而是找爸爸。她父亲是省交通厅长。”
“就为一句气话？不能成立。”夏英杰说。
“当然，那只是个引子。”方子云说，“我以为，邓文英始终摆脱不掉的是那股居高临下的俗气，可能是他们婚姻基础的致命伤。”
“那么，宋一坤是什么背景呢？”
“穷山里穷村子的穷孩子。”方子云感慨地说，“论学历、家庭条件和社会地位，一坤是无法与邓文英相比的，难怪有些老同学见到我说：宋一坤这小子不识抬举，天生的贱命。”
接着，方子云简要介绍了宋一坤的身世——
宋一坤出生在山东泰山腹地一个贫苦的小山村里，三岁丧母，十一岁失去了父亲，从此与姐姐宋宝英相依为命。自江州大学毕业后在省日报社做了三年记者，被省交通厅长看中调人交通厅任厅长秘书，在这期间认识了厅长的女儿邓文英。邓文英毕业于武汉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后到法国进修了三年服装设计，任北京梦妮奥时装总公司副总经理。邓文英是受父亲的影响嫁给宋一坤的，婚后宋一坤调到省经济委员会工作，邓文英一直看不出丈夫有什么事业心，两个人的关系开始出现矛盾，而此时的宋一坤也陷人了窘迫之境，周围的人都认为他是抱了女人的大腿才得以有今天的，这种环境实际上已经断送了他，他的任何努力都会因为邓文英的家庭背景而统统变质。于是宋一坤提出离婚，不久又辞去公职，到上海组建私人公司。
夏英杰心里想：能让方子云这样心高气傲的人用如此的语调去评论的人，是要有点资格的，而轻蔑邓文英这样的女人，也是需要有点资格的。宋一坤的眼神里确实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沉稳，那沉稳像磁场一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或许，那种东西就叫魅力。
“好了。”方子云笑道，“该讲的和不该讲的，都告诉你了，我也算是没吃白食。”
夏英杰突然问道：“你为什么要把宋一坤的情况告诉我？你完全可以不告诉我。”
“真是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方子云笑着摇摇头，端起杯子喝了一杯酒，身体往后一靠，慢条斯理地说：“如果这算是给你帮忙的话，这个忙是有副作用的，在来一坤看来，好像我要利用某种势态去企图什么，这会沾污了我们之间的君子之交。但我还是帮了你，因为我相信你决不是为了财富可以出卖自己的人，而且我也告诉你，到目前为止未一坤手里并没有多少财产，比起那些追求你的暴发户宋一坤还算是穷人。这个人不一定能让你过得好，但一定能让你过得不平凡，这正是你想要的，你要的是一种境界、一种精神，而邓文英要的只是物质上的成功。宋一坤这本书，邓文英是读不懂的，小市民式的小聪明也是读不懂的。我以为，一本好书应该属于能够读懂它的人。当然，这还要看看有没有缘分，无缘也是一场空。”
夏英杰摇摇头：“你太抬举我了。另外，我只是向你了解一点情况，我并没有表示什么。”
“这种表示还不够吗？”方子云反问，然后说，“将来邓文英也不要怪罪我，是她干了一件‘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傻事，要说有贼，也是她自己招来的。”
“就算是吧。”夏英杰点点头说。
方子云问：“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东西触动了你？”
夏英杰沉思了一会儿，说：“我真的很难具体地表述出来，但我确实是感觉到了，可能是他的沉稳，也可能是他的沉稳之中那种不易被人察觉的敏锐。他讲话很简短，语气也很平淡，但很有深度。他那句‘我不会随机应变，你也不要乘人之危’，让你几乎可以闻到那股男人原本的气息。他那句‘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商界狼性不足’，只十四个字就把你这个前卫诗人一语道破。
听这样的语言，欣赏这种风格，我以为是一种人生的享受。很多东西，人只能去感受，用语言是表达不出来的。”
“精辟。”方子云说。
方子云感觉谈得差不多了，于是故意看看手表，然后将杯中的酒喝干，收拾起应该拿走的烟酒。夏英杰则示意服务员结账。
这时候，方子云把他事先酝酿好的一段话讲了出来，他说：“临走之前，我得发表一个郑重声明。我说过，我无意成全你，也无意坑害你。同事之间，我能为你做的就到此为止了。主意由你拿，事情由你做，无论将来结果如何，我都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同时，我保持中立也是为了避免一坤对我产生误解，好像我要利用某种势态去企图什么。”
“你多虑了。”夏英杰笑着说。
“红房子”酒家门口停放着各种牌号的小轿车，方子云和夏英杰的两辆自行车夹在当中显得极不谐调。方子云打开车锁，边推着走边自嘲地说：“我们是惟一骑车到这里吃饭的人，就像孔乙己一样，是惟一站着喝酒而又穿长衫的人。”
夏英杰差点笑出声来。同时她也从方子云的语气中感到了那种穷则思变的强烈愿望。
机关公寓是一座五层楼建筑，离报社不远，夏英杰住在三楼。这里名为集体宿舍，却也有不少一时分不到住房的青年夫妇在此安营扎寨，所以过道里炉灶、炊具随处可见。
她回到宿舍，浑身放松地倒在床上，伸手关掉了桌上的台灯。她喜欢在黑暗中思考问题，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大脑在活动，这样更利于集中精力。这时候，脑海里呈现出的都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复杂的问题在这里分解、归类，该沉淀的和该漂浮的都呈动态，让她一且了然。
现在浮现在她脑海里的，除了那双眼睛还是那双眼睛，像幽灵一样挥不去、赶不走，让她禁不住地心跳，而这心跳中不仅夹杂着惶恐，更包含着渴望。她一遍遍地问自己：曾经有过什么人能让你像现在这样心乱如麻吗？她又一遍遍地回答自己：没有，从来没有过。她恍然觉得，她在茫茫人海中已经寻找这个人很多年了。
“这大概就是缘分吧。”她想，这一切真像是老天爷精心安排过的一样，偏偏让她接受了这次采访任务，偏偏又受方子云之托送东西，偏偏又在那一特定时刻遇上邓文英，偏偏赶上他们婚姻已经名存实亡，偏偏恰逢宋一坤失去自由最没落、最被动、最容易接近的时侯……这么多的巧合只要有一个条件不成立，以后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但是，这些巧合竟然全都融汇在了一起，这难道不是缘分吗？
她想：天意，这个人是属于我的，上帝把他摆在那里就等着我去把他收回来。不属于邓文英的，即使她得到了也得失去；属于我的，即使他曾经被人占有也得把他还回来。方子云说得对，一本好书应该属于能够读懂它的人。那么，就让我夏英杰来读这本书吧，读他的沉稳、敏锐，读他深不可测的那些谜。
她问自己：就这样突然爱上一个人，爱他什么呢？又怎么会爱上他呢？她找不到答案。但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已经在她脑子里形成了，直觉告诉她，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眼下看似失之毫厘，将来的命运必是差之千里。她不想像现在这样没有一点激情地活下去，她要轰轰烈烈地爱一回，哭就哭个泪流成河，笑就笑个灵魂激荡。
原来女人的爱情并不需要大多的理性，而更取决于她的直觉。
那么，从何处入手呢？
前思后想，她认为目前是最佳时机。他是囚犯，失去了行动自由，始终居于一个地点，他是被动的，不得已的。而一旦他出狱便无疑于蛟龙入海，不但行踪难以确定，而且还会有各种因素的干扰。那时，对于自己征服目标非常不利。
人生如战场，战机稍纵即逝，果断是胜者必不可少的素质之一。即便是“乘人之危”也值得内疚一次。
夏英杰正想着心事，楼道里响起了脚步声，又在门口停住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萍，我心里真的很痛苦。”
林萍冷冷地说：“关我什么事？我并没有说要嫁给你。”
男的几乎在乞求：“你知道的，我不能没有你。”
这种在电视剧里常能听到的道白令夏英杰几乎笑出声来，她打开灯起身拉开门，见一个曾是林萍“恋人”的男子站在门口，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便说：“这里是女宿舍，有话是不是等到明天再谈？”
其实，她本想讥讽那个男子两句的，可话到嘴边就变了词儿，而且显得温和、客套。那男子没想到房间里有人，窘迫之下赶快离开了。
林萍进屋甩掉高跟鞋换上拖鞋，一边卸妆一边问夏英杰：
“阿杰，你什么时候改那首诗？”
“你以为我真帮你改呀？我那是给你一个台阶下。”夏英杰说着，掏出那首诗放到桌子上。
“唉，算了，是我不知趣。”林萍嘟囔道，随后又精神一振，神秘地说，“告诉你一个最新消息，电视台要搞一次‘玉南小姐’竞选活动，冠军不但可以得一笔奖金，还有机会做电视台特约演员。”
夏英杰答非所问地说：‘你真放得下，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林萍不以为然地说：“他爸爸不就是个处长吗？万一竞选我要是当了冠军，跟他不是太屈才了？我劝你也考虑一下，你什么都行，就是因为太行，所以许多男人不敢接近你。你也就少了好多做女人的乐趣。”
夏英杰笑笑没有回答。她铺好被褥披着外衣坐在床上，用被子盖住腿，拿起一本书心不在焉地翻着，脑子里想的还是自己的事情。她忽然问林萍：“知道‘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当然知道。”林萍说。
“那么，如果你知道了埋银子的地方，你会怎么样？”她又问。
“那还用说，挖出来嘛。”林萍不假思索地说。
夏英杰不再说什么，心里却暗道：看来，这是人性的本能。
夏英杰经过一个月的慎重考虑和心理准备，于一九九二年六月秘密前往上海。
从玉南到江州，普通大客车一路颠簸，一路灰尘；从江州到上海，火车上人声嘈杂拥挤不堪。夏英杰在忍受艰辛之中油然升起一股勇士出征的悲壮感，虽然她并不能断定最终的福祸，但至少她敢于主宰自己的命运，至少曾经争取过。
到达上海，她找了距看守所最近的一家旅社住下。其实“住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间房子可以从容地装扮自己，重要的是形象。她对自已有一条审美原则：适当突出气质，淡雅、自然，既不失女性的柔美，又避免夸张的艳丽。
下午三点钟她来到看守所，还是那套接见程序，还是那间房子，只是气氛略有变化，毕竟这不是初次见面。
宋一坤与她对面坐下，并没有客套之辞、脸上也显得缺乏表情。
“怎么不说话？”夏英杰不得已先开口了。
“我在等你说。”
夏英杰微微一笑，从礼品包里取出一条“万宝路”，拆开，连同火机一起递给他；
“我知道你上次就抽这个，请吧。”
宋一坤点上烟，道：“请你回去转告子云，这样破费下去我可承受不起，他那点收入我了解。情我领了，点到为止。”
夏英杰说：“这次来上海不是顺路，而是专程，与方子云没有任何关系。”
宋一坤抽着烟沉默片刻，淡漠地说：“我帮不了你什么。”
“没人要你帮忙，我过得挺好。”夏英杰淡淡地说，“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没别的。”
宋一坤说：“对不起，我还是不懂，请你解释一下。”
“你不该逼我。”夏英杰语气加重了一些，道，“你不必马上就懂，对你毕竟太突然了，当然需要有个过程。”
原来如此。
这个情况是来一坤根本没有料到的，他再次陷人沉思。许久，他才问：“方子云告诉了你什么？”
夏英杰坦然地说：“我确实向方子云了解过你，但方子云告诉我的，不会比你的眼睛告诉我的多，也不会比邓文英的审查告诉我的多。这是我自己的事。”
宋一坤凝视着这个气质淡雅、姿色迷人的女人，慢条斯理地抽烟，不说话了。
“你必须说话，我想听你说话。”夏英杰以命令的口吻道。
无奈，宋一坤自嘲地苦笑了一下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三教九流里我是哪一流的我自己清楚，你这样做对你自己是轻率的，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我承受不起的。这次我欠你一个人情，但是以后你不要来了，来了我也不见你，这不正常。”
“来不来是我的事，在你出狱之前这事恐怕由不得你。”夏英杰平静地说，“我得承认，迈出这一步很不容易，可既然敢来，就不是你一句话可以打发得了的。在你出狱之前的五个月里，我会按月来看你。我了解过了，你的出狱时间是十一月十六日。”
宋一坤心里暗自惊叹：这丫头，不简单哪。
两个人又陷入一阵长久的沉默，静静的屋里，他们几乎都可以听到对方的心跳。
宋一坤觉得接见的时间快到了，说了一句：“不要再来了，我会使你失望的。”
夏英杰也说了一句：“我每个月都会来，我根本就没有奢望过。”
这次见面非常生硬，时间也不长，并不比第一次见面好到哪里。但是夏英杰明白，见面的时间和内容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见面本身。
毕竟，有一个开端了。
已经到了深秋时节。
天渐渐冷了，秋风吹动满地飘落的黄叶，卷起一阵阵尘土，给大地蒙上了一层苍凉的色调。夏英杰怀着一种比秋色更为苍凉的心情，以个人的名义第五次来到上海。
这一天，是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明天就是宋一坤出狱的日子。
过去四个月里，夏英杰曾四次秘密去上海，她成功地瞒住了家人和单位，没有人知道她的意图和行踪。为此，她也付出了很多辛苦，她必须马不停蹄地在旅途中奔波，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返回，也争取使用最少的活动经费。她不能让后院过早地起火，也必须合理地支配她那点有限的积蓄。
然而，四次探望宋一坤，事态的发展并不令人乐观。每次见面都显得机械、生硬，客气之中三言两语了事。更有甚者，宋一坤竟然连她的名字都不曾询问过，他不想知道她的任何情况。这不是个好兆头，或者说她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宋一坤的缄默是出于自卑？出于傲慢？还是出于戒备？似乎都不成立，难道他不是人，夏英杰找不到答案。
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非常愚蠢、荒唐，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可怜的小丑。然而，她不是一个容易动摇的女人，虽然她一直无法明确道出究竟爱他什么，但这个男人身上肯定有一种东西是她所渴望得到的，那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
来上海之前，她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做了充分估计，她自信有办法，有能力控制局面。尽管她心绪不佳，但是她告诫自己：冷静、沉着，最后一刻见分晓。得一人者得一生，这是聪明女人一生中最关键的一战。
夏英杰在旅社中度过了失眠的一夜，她把该考虑的问题重新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最后把思路落在邓文英身上。她知道这个女人一定会来，那将是一个十分尴尬的场面，甚至包含着火药味。
躲是不行的，应该沉着、从容，把被动转化为机会、资本。
天刚亮她便起床了，八点钟，她退掉房间步行来到看守所。
大门口，三辆轿车沿路边依次停放，一辆白色豪华“皇冠”，一辆黑色“奥迪”，一辆红色“桑塔纳”，有七八个男人站在路边。夏英杰还是第一次看到看守所门口的这种景观。
她一个人在马路的另一侧站着。这时，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过马路朝她走来，这人西装革履，戴着眼镜。他打量着夏英杰客气地问：“请问，是夏英杰小姐吗？”
夏英杰警惕地看着对方：“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那人递过一张名片：“我是坤哥的朋友。听说你每个月都来看坤哥，可是不凑巧，我们一次也没碰上过。”
名片上印着：上海梅克林酒家经理赵洪。
夏英杰问：“那些人都是来接宋一坤的？”
“宋一坤？”赵洪一愣，随后看着夏英杰笑着说，“你口气不小哇，坤哥身边直呼他名字的人，还真是不多呢。”
夏英杰心里微微一震，这是她第一次感到宋一坤的威严。同时她也意识到，宋一坤的朋友不仅只是方子云一种类型。她歉意地说：“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没什么，也许你本来就该例外。”赵洪说，“夏小姐，你在这里不太方便，请到车里等吧。”
夏英杰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是担心邓文英来了以后发生冲突。于是说：“谢谢你。我站这儿挺好。”
赵洪也不便再说什么了。
宋一坤终于出现在看守所的门前。在经历整整一年的铁窗生涯之后，他平静地走出来，走过大铁门，步入自由的天地。他的神态不像是在迎接自由，更像是刚刚完成了一项使命。深秋的早晨有些凉，他穿着的蓝色中山装外面还套了一件棉背心，那样子不伦不类，很滑稽。
众人一下子围了上去，问长问短，格外亲热。而宋一坤却没什么反应，只是“嗯”了两声，使人觉得不近人情。看样子那些人已经习惯了，并不在意。
宋一坤转过身，重重地望了一眼看守所的高墙铁门，眼睛里掠过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冷光。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皇冠”轿车开过来，在宋一坤身边停下。这辆“皇冠”，夏英杰见过，也领教过主人的高傲。尽管她有心理准备，但还是免不了有些紧张，觉得心跳骤然加快了。
衣饰华贵的邓文英从车上下来，她迅速环视了人群一遍，把目光停在夏英杰脸上。她感到吃惊，眼睛里充满了敌视和恼怒。
她意识到了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还不能最后肯定。她走到来一坤面前，柔声说：“一坤，我来接你。咱们回家吧。”
“离题了。”宋一坤提醒道。
邓文英彻底绝望了，她苦笑着点点头：“对于这个结局我有思想准备，我要是男人，大概也是这个态度，所以我不怨你。我伤害过你，可你不给我补救的机会，也不必恨我了。剩下的法律手续你随时都可以找我，只要公道，我不会难为你。”
“谢谢。”宋一坤客气地说。
邓文英绷着脸走到夏英杰面前，用讥讽的口吻问：“夏小姐，这次来上海不会又是顺路吧？”
事到临头，夏英杰反而平静了，说：“顺路来是事实，专程来也是事实。”
邓文英冷冷地说：、“一是一，二是二，不是你的责任我不会强加给你。我承认你很有眼力，可我和一坤毕竟还有一纸婚约，你该不该有点内疚呢？”
“有。”夏英杰承认。
“那好，我给你一个平衡心理的机会。”邓文英说着，挥起手朝夏英杰脸上狠狠地抽了一记耳光：“我告诉你，一坤的情况我心里有数。属于我的东西，不离婚是我的，离了婚也是我的，这是法律给我的权力。”
说完，邓文英钻进轿车，车子打了一个弯开走了。
刚才那一记响亮的耳光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更英杰身上。无论更英杰心理准备多么充分，但她毕竟是一个女孩子，当耳光落在脸上的时候，她还是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泪水大滴大滴地屈辱地往下淌，她觉得自己像是被人剥光了衣眼，站在大庭广众之下无地自容。
这场冲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却发生了，这个事件犹如一部宣言，使原本模糊不清的事态变成了既定事实呈现于众人。宋一坤在心里暗暗叫苦，他越是不堪重负，夏英杰就越给他加码。
“上车吧。”他对众人说了一句。
夏英杰坐在白色“皇冠”车内，宋一坤和赵洪坐在后排。司机小马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
赵洪给宋一坤点上烟说：“坤哥，客房预定在上海大厦了，那里比较安静，风景也好。你要带走的电脑、音响和款子我在你走的那天再送来，安全一些。你房间的电话已经报给阿海和孙刚了，约定下午三点与你通话。晚上周董事长要在和平饭店单独请你吃饭。中午我那里安排了两桌，算是给坤哥接风吧。按你的意思，现在咱们去看刘金龙。”
“钱带了吗？”宋一坤问。
“五千元，一分不少。”赵洪拍了拍文件包，停了一会儿又说，“坤哥，是不是先去选衣服，然后再去看刘金龙？”
“不必。我是看朋友，不是耍威风。”
赵洪说：“金龙在公司里就吃里扒外，后来又出卖你，一年牢狱之苦不说，还扔进去四十万，公司也垮了。这种小人还去看他，我做不出来。”
“都是吃五谷杂粮，谁能没点毛病？”宋一坤道，“为这废了金龙两条腿，过分了。”
“那也是报应。”赵洪的语气里丝毫没有同情的成份。
宋一坤不再与他争辩，转而问：“是谁通知周立光来的？”
“谁也没通知，是周董事长自己要来的。他现在的身份不便到看守所，所以让秘书代劳了。他还怕你不高兴呢。”
“形式主义。”宋一坤说，“他根本不该来上海。”
“农民企业家嘛，重义气。”赵洪说，“当年如果不是你给他那个机会，也许他现在爬不了那么高。”
“谁告诉你的？”
“他自己说的，而且说过不止一次。”赵洪解释。
车子拐进一条不太喧闹的街道，道路的一侧是一个菜市场，一看便知是居民区。
司机指了指右前方说：“大哥，到了。”
车子往前滑了十几米停住，众人纷纷下车。一时间只听“嘭嘭嘭”关车门的声音一个劲儿地响。
赵洪带着宋一坤走到前面，夏英杰跟在身边，其他人紧随其后。走了几步，赵洪往前一指说：“看，就在那儿。”
顺着赵洪手指的方向望去，路边的台阶上面有一个挂着“精修打火机”的木牌子的小摊位，一张长方形的旧桌子上竖着一根铁棍儿，上面用铁丝串着许多打火机的废壳，桌子前边摆着各式各样的充气筒，桌子的一端靠着一双又脏又黑的木制拐杖。摊主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乱糟糟的头发，精瘦，脸上皱巴巴地刻着苦难的条纹，穿着一件与他的脸同样皱巴的廉价西装，不成样子。
由于没有生意，他坐在椅子上低头看书，全然没有理会有人朝他走过来。
赵洪远远地就开始招呼：“金龙！”
刘金龙抬起头朝这些人看去，愣了一会儿，又低下头看书，至于能不能看进去只有他自己知道。
“金龙。”宋一坤快步走过去，老远就伸出手来，却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便尴尬地收回来。
尽管宋一坤衣衫破旧，却仍不能平衡他居高临下的地位。站在他身后的那些人，一个个面色冷淡，目光里充满了敌视、鄙夷。在众人目光的逼视下，刘金龙更显得孤零、潦倒。
刘金龙放下书，拿出一包廉价香烟自己点上一支，拿烟的手微微有些颤抖。他狠狠地往宋一坤脸上吐了一口烟雾，冷笑着说：
“我算着你今天该出来了，本想躲几天，可你我朋友一场，不给你一个出气的机会显得我金龙不够意思。现在你看到我这副德性，该满足了？”
“屁话！”宋一坤说。
赵洪插上一句：“金龙，坤哥放出来连衣服都没换就来看你，你说话要讲……”
宋一坤用手势制止他说下去，示意他把钱拿出来。宋一坤把厚厚的一叠人民币放到桌子上，诚恳地说：
“钱不多，暂时贴补一下生活。我刚出来，等以后情况好转了，我会关照你的。”
刘金龙试图抬起手把钱推开以保持一份尊严，可那只干瘦的手似有千钧之重，好容易抬起来了却没有去推，而是压在了钱上。与生存相比，尊严太可怜了。不知是由于屈辱还是由于感激，他流眼泪了：
“坤哥，拿回扣的事我确实干了，我认账。可举报的事真不是我干的，到死我也不认这笔账，打断我两条腿，冤哪！现在老婆离婚带着儿子走了，就剩下我和老娘，这个家完啦。”
宋一坤心情非常沉重，他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无可奈何地拍了拍金龙的肩，转身离开了。
众人拥着宋一坤上了车，又是一阵“嘭嘭嘭”关车门的声音，那情形，使人联想到影视片里黑社会的某种场面。
夏英杰坐在车里，心中被一股寒气笼罩了，她觉得宋一坤城府太深、太复杂了。她想，如果方子云知道他的那封举报信竟是今天这种结果，不知该作何感想？
车子快到目的地了，宋一坤对赵洪说：“我讲四件事，你记一下。”
赵洪忙把本子和笔拿出来。
宋一坤说：“一、中午的饭局取消，后面两辆车的人各自回去。我一个山村穷小子，无须洗尘。二、你马上把电脑和磁盘送到客房，我要用。从现在起到十七号晚八点以前，我不希望任何人来打扰。八点半你把款子和音响送来。三、你安排一个司机陪小马一起把车开到江州，十七号晚九点出发。小马一个人走夜路不行，驾驶技术也欠火候。你的司机到江州后自己乘火车返回上海。四、你马上着手安排两张十八号晚开往江州的软卧，十七号晚上必须把票拿到手里。”
“我记下了。”赵洪合上本子，又遭，“午饭已经定好了，出席的人都是过去公司的同事和熟人，你不出席，怕是不合适吧？”
“你去解释。”宋一坤的口气不容置疑。他的确有重要的事情，需要时间。而这一切与夏英杰有直接关系，他不能让夏英杰在外面久留。
车子开到上海大厦门前，赵洪下车对后面的人讲了些什么，这些人又重新钻进车里。宋一坤下车朝他们歉意地摆摆手，目送着赵洪他们离去了。
上海大厦一眼望去给人高贵气派的感觉。四周洁净，风景很美，外白渡桥举目可望，桥上车流如水，桥下碧波粼粼。
夏英杰的房间与宋一坤相距十几米，而且规格也不一样，她住的是豪华套间，而宋一坤住的则是标准间。宋一坤把夏英杰的房间环视一遍，然后目光落在夏英杰脸上，说：“小姐，以后我该怎么称呼你呢？直呼夏英杰显然不合适，叫小姐又大客气了。”
“原来你知道我的名字。”夏英杰嘲讽地说。
“是警察告诉我的。”宋一坤坦白道。
夏英杰想了想，说：“你就叫我阿杰吧，这样省事。”
“那好。”宋一坤取出钱交给她说，“阿杰，一会儿电脑送来我要打一些文件，你和小马去给我买衣服。我身高一米七五，胖瘦就是这样子。”
夏英杰点点头，问：“要哪种档次的？”
“过得去就行。破小子讲究什么？”
宋一坤交待完后去了自己的房间，他关上门脱下棉背心，从中山装口袋里取出一个笔记本，坐在沙发上再一次审阅。
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四万多字，是他近两个月里写成的。他要把这些文字重新整理，输人电脑。
“夏姐，还满意吗？”宋一坤离开房间后，小马问夏英杰。
夏英杰摇摇头说：“太奢侈了，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既不踏实，也不自在。”住豪华饭店，坐高级轿车，这种不劳而获的待遇给夏英杰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仅仅凭性别就能轻易得到的东西，肯定会包含某种发霉的味道，这使她无法平衡自己的人格。
“这与轻薄女子有什么两样？”她自卑地问自己。她希望早点离开上海，尽快翻过这令人尴尬的一页。就目前而言，她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一切，承受别人轻蔑的眼光。
小马说：“大哥等着换衣服，咱们走吧。”
“去哪儿买？”她问。
“当然是批发市场。同样的东西，大商场里要贵一倍。”
“我也是这个意思。”夏英杰对小马说，“你先下去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来。”
小马离开了。
夏英杰走到宋一坤房间摁响了门铃，进去后她注意到他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
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他问：“有事吗？”
“现在你已经自由了，我想知道你怎么处置我？”她问。
宋一坤平缓而又武断地说：“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
夏英杰无奈，把钱从包里取出，从中分出了一些，然后还给他，说：
“用不了这么多钱。”
说完，她转身走了。
小马驾车朝上海的一个服装批发市场驶去，见身旁的夏英杰一言不发，便想缓和一下沉闷的气氛。
“夏姐，听说你是记者？”他问。
夏英杰点点头，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志国。”
“听口音，你是上海人？”
“父母都在上海，可有什么用？”小马伤感地说。他一边小心开车，一边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十六岁那年，小马因父母离异而成了孤儿，两个家庭都不要他，他便在大街上擦皮鞋糊口。
宋一坤到上海办公司不久，公司院内的简易修车棚里不知何时起每天晚上多了一个男孩子，总是早上背箱子出去，晚上回来席地而睡。
一天上午，宋一坤从办公室出来准备乘车外出，无意中发现男孩子没有去街上挣钱，而是睡在车棚里一动不动。他走过去叫了两声也没反应，用手一摸，原来男孩发高烧已经不省人事，便当即抱上车送医院抢救。后来，他把男孩收留在身边。开始，男孩在公司里干杂活儿，由于勤快、懂事、守规矩，深得宋一坤喜爱，就出资培养他当了司机，为的是有门手艺好生存。
夏英杰同情地看了小马一眼，心里的阴云也因此释放了许多。她笑着对小马说：
“你很会转移话题。”
小马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就是想说明大哥是好人。”
评价宋一坤是不能用“好人”或“坏人”这种简单概念的，这一点小马不会明白。她看着街景问道：
“那位赵洪经理为什么会听坤哥的？”
“他以前是大哥的秘书。”小马解释道：“一年前他借大哥三十万元和这辆车开了一家餐馆，也发了，那辆红色桑塔纳就是他刚买的。本来大哥是应该拿股份的，大哥没要，可能还账的时候会算点利息。”
“这么说，你给赵经理开了一年车？”
“今天正式结束。”小马轻松地说，“想不想听段音乐？”
“当然想。”夏英杰笑着说。
车内响起了音乐。
夏英杰立刻便听出这是一首名为《密西西比河》的美国音乐。强悍、有力的节奏，低沉、浑厚的男声伴音，使人仿佛能感受到地下的岩浆在涌动，随时都可能爆炸、喷发。这支曲子如此富有感染力，似乎每一个音符都在撞击人的灵魂，给人以深沉，给人以悲壮，给人以征服世界的使命感。
她从这支曲子里看到了宋一坤内心世界的一角，随即问：
“除了这一首，坤哥还喜欢什么曲子？”
“还有一首《教父》。”小马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这是大哥喜欢的音乐？这盒带子我保存一年了，今天刚拿出来。”
夏英杰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解释这个问题需要特定的条件，需要与之对应的文化和境界。她默默地自语：《教父》好听，可真正能听懂的人又有几个呢？
批发市场里人潮拥挤。夏英杰在小马的引导下转了一个多小时，花了三千多元为宋一坤购置了从里到外的全套衣物，包括领带、皮鞋、袜子。带来的钱全花完了，她又拿出自己的钱给他买了一件风衣。天冷了，只靠里面一件羊毛衫已不足以御寒。
回到大厦，刚走近宋一坤的房门便听见里面电脑打字的声音，显然赵洪已经来过了。夏英杰停住脚步，让小马把衣物送去，自己回房间去了。
几分钟后，宋一坤打来电话：“阿杰，我让小马去和平饭店接周董事长了，中午小聚一下，就免去了晚上的马拉松饭局，既不失礼又节省了时间。你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一小时后咱们去餐厅。”
夏英杰想了想，说：“我去不合适，就免了。”
“免不得，饭总是要吃的。”他似乎是在命令。
“好吧。”夏英杰同意了。
午餐的确是名符其实的小聚，一张小圆桌只坐了他们三个人，饭菜也非常简单。从谈话中夏英杰得知：周立光原是民工队的包工头，两人是同乡，而两人相识却是因为一起经济欺诈纠纷，宋一坤为这场纠纷连续写了三篇报导，披露了某官商的欺诈行为，引起了社会有关部门的关注，为周立光的民工队挽回了十几万的损失。周立光组建了建筑工程队之后，承接的第一个工程就是宋一坤介绍的，当时正值他任厅长秘书。周立光的成功使他成为穷县里的致富能人受到推崇，在县政府的支持下他联合另外几支建筑队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深圳。
十一月十八日晚，宋一坤即将乘火车离开上海，周立光和赵洪前来送行。夏英杰在窗前看着他们在站台上交谈，脑子里却装满了自己的事情。想到火车开动之后，她与宋一坤将有二十个小时单独在一起，心里暗自说：最后摊牌的时刻，到了。
此时的宋一坤与刚出狱时判若两人，一套合体的深蓝色西装与白色衬衣、暗格领带和暗花羊毛衫配在一起，他随意地站在那里，不经意地流露着他那种独特的淡然和高贵，加上那件高档风衣披在肩上，更显出一表人材。只是那张白净的脸依旧缺乏表情，不尽如人意。
周立光身材高大、强壮，一副老板派头。他笑着问：“老弟，真的没有考虑余地了？”
“你都看到了，”宋一坤说，“我现在是内外交困，需要时间休整，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嘛。等有一天活不下去了，我会投奔你讨口饭吃。”
赵洪一笑，说：“周兄，你现在能给坤哥的只有那把董事长的交椅了，坤哥不会去的。”
夏英杰听着也不由地笑了笑。
“言重了，言重了。”宋一坤连着说了两遍。
小马和另一名司机已先行离开上海，所有重行李全部随轿车拉走了，只有夏英杰手里的这只皮箱除外，这里面装有三十多万元现金和几个电脑磁盘。这就意味着：宋一坤的重心已经从上海转移了。
列车驶出不久，大多数旅客都人睡了，软卧车厢里已经很少有人走动，过道里静悄悄的，只有车轮撞击铁轨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窗外，依稀可见远处的灯光如星星一般在流动。
夏英杰还是第一次乘坐软卧，既看不到硬座车厢里的拥挤，也看不到硬卧车厢里的脏乱，这里安静、舒适。
宋一坤在上铺，他把那只双密码自动报警皮箱锁在床铺的铁栏上，躺下休息了一会儿。确切地说，对夏英杰的事他已经在心里做出决定了，然而怎样表述却是一个难题。他在努力协调自己的思路，选择最佳的方式。
夏英杰在下铺，虽然她十分疲劳却毫无睡意，她在等着宋一坤最后的裁决。应该说她已经推断出几成了，她能够分析出宋一坤大体上的态度，但是她需要知道细节，知道每一个具体的问题，然后才能拿出相应的策略。
人，她是要定了。
她见同包厢的另外两位旅客已经睡了，便起来伸手碰一下宋一坤，轻声说：
“咱们谈谈吧。”
夜深了，过道里空无一人。宋一坤轻轻把包厢的门关上，在过道里与夏英杰对面坐下，把烟放在小桌上。
“江州已经没有你的家了，你下一站去哪里？”夏英杰问。
宋一坤答道：“先去玉南油田，一是送你回家，二是给方子云一个经商的机会，让他负责与专家合作研究一个专利产品。然后我回山东老家，陪姐姐待一段日子。”
夏英杰心里止不住一阵酸楚，涌上来的泪水使眼睛蒙上了一层薄雾，她沉默不语。
宋一坤看在眼里，严肃地说：“为了这次谈话我已经思考很久了，今天晚上只讨论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你和我。为了充分说明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头谈起，否则中心问题就说不明白。所以，请你拿出点耐心来。我们缺乏的不是时间，而是你对我的了解。”
夏英杰点点头。
“请你先谈谈你的家庭。”他说。
夏英杰简要地介绍道：“我一家四口人，父亲是地质研究院院长，母亲是油田职工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哥哥是油田外事办公室翻译。我是北京大学毕业，在《玉南日报》社当记者。”
“书香门第。”宋一坤下了结论，说，“了解你几句话就够了，因为你涉世浅而透明度高。但是了解我就得费点口舌。方子云除了向你介绍我的身世之外，有没有提到过一封举报信？”
“没有。”更英杰肯定地说，她不会忘记自己的承诺。
“那好，就从这封信说起。”宋一坤从西服里取出一封信递给她，“你先看看这封信。”
夏英杰打开信，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下去——
坤哥：
签证、机票全都办好了，时间大紧来不及向你道别，托赵洪转交这封信，请坤哥原谅。
维也纳那边请坤哥放心，叶红军全部替我们安排好了。当然，是看你坤哥的面子，我们心里有数。
按坤哥的意思，你的“皇冠”轿车和三十万资金总作价五十万元已经交给赵洪使用，不算股份，只按银行一年的定期存款算利息，合同我们替你签的，由小马保管一份。
公司这场官司你一个人顶了，我们无话可说，只图友情后补。据调查，举报人是刘金龙，我们花了几个小钱废了他两条腿，也算给坤哥一个交待吧。
来日方长，还望坤哥保重身体。
王海　孙刚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夏英杰把信还给宋一坤，问：“你想告诉我什么？”
“第一，正如刘金龙自己所说他是冤枉的，只是他有口难辩，他只是一场阴谋的牺牲品。那封举报信其实是我自己所为，是我毁掉了这个人，也毁掉了那个家。第二，王海和孙刚与我合作了两年，可我还是坑了他们。因举报偷税而损失四十万是坑他们，诱使他们出国发展也是坑他们，为的是有朝一日让他们俯首帖耳，为我所用。第三，我借钱给赵洪并不是出于仗义，而是为了阻止这笔钱落到邓文英手里，赵洪不知道他只是别人手里的一件工具而已。我想告诉你：我既不高尚也不坦荡，我与他们只是利益的组合，或者说，是由骗子和傻瓜组成的集团。”
夏英杰注意到，宋一坤在谈举报信时只字未提方子云。然而，她却要感谢方子云曾经给她的提示，使得她此时依然能够保持表面的镇定。她问：
“你为什么要举报自己？”
宋一坤拿出一支烟放到嘴上，见没有弹烟灰的地方，只得又收进烟盒。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问：
“林枫，江州中行信贷部主任，有印象吗？”
夏英杰心里一震，脱口说：“这个人半年前已经被执行死刑，伏法了。怎么，你跟这人，有关系？”
据报道，林枫在任期间利用各种手段侵吞公款五百七十万元，案发后偷渡澳门。警方在国际刑警的协助下经过三个多月的追捕，在澳门将他捕获归案，经过江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死刑，于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在江州市执行枪决。同案宣判的还有另外四个人，分别以偷渡罪、窝赃罪、窝藏罪判处十二年至五年刑期不等。这是一个轰动全省的大案，在全国也有影响。曾一时，省电台、电视台和各种报刊纷纷连续报道此案，可谓人人皆知。
难道宋一坤与案件有关？夏英杰不敢往下想了。
“我与他，算是不远不近的朋友。”宋一坤沉思着说，“当年他当省劳模时我曾采访过他，便有了一些交往。我在省侨办工作期间也经常与他在场面上见面，关系更进了一层。我辞职后是他介绍我与王海和孙刚认识的，他们是林枫的上海同乡，在江州开餐馆十一年。当时林枫帮我贷款五十万元，期限为一年，王海和孙刚各出资两百万元。我们一起来上海办公司。协议规定我占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以智商投资为主，担任总经理。两年中公司盈利三百多万，现在那辆车和这箱钱就是我的收获。从这一点，没有林枫就没有我的今天。”
宋一坤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林枫帮我的动机可用三七开解释，三分出于友情，七分思路却在意大利，在叶红军身上、他是为将来的后路作感情投资。叶红军是我大学时的朋友，关系密切，他是以留学生的身份进人奥地利，后来移居意大利。这个人脑子灵活，善于交际，很有活动能力。”
夏英杰似乎领悟到一些东西了，问：“林枫案发后找你了？”
“如果那样，我还能坐在这里么？”宋一坤反问道。他摇摇头说：“我得到消息时他还蒙在鼓里。林枫出事前半个月，江州检察院曾来人向我调查那笔贷款的事，检察官来公司隐瞒了真实身份，临走时又要求我严格保密，否则要负法律责任。我意识到，林枫要出事了，而林枫这种人是决不会为几个小钱弄脏手的。于是我断定：只要他没有落网，就一定会来找我。当时表面上平静，可事态已经明朗了，林枫躲不过检察院，而我也躲不过林枫。”
“我能理解你。”夏英杰说，“帮林枫实际上已经救不了他了，而且你和叶红军都得搭进去。不帮他，你落个贪生怕死、忘恩负义的名声，对你这种人可能是个损失。”
“场面上的人全凭一张脸打发日子，失去了威望和信任，那就寸步难行。”宋一坤说完沉默了片刻，看着她的眼睛忽然问道，“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对这种冷不防又包含多重意思的提问夏英杰丝毫没有准备，她愣了一下，不说帮，也不说不帮，而是说：
“不知道。也许我举报，也许沉默。如果我能解开这样的难题也就用不着打你的主意了。”
“让谁解都伤脑筋。”宋一坤继续说，“我权衡一夜，认为只有监狱才能解决我和他之间的问题，而如果付出坐牢的代价，那就必须从全局出发，着眼于长远利益，把各方面因素都考虑进去。于是，我勉强制定了一个计划，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把材料员刘金龙辞退了，为下一步行动埋下伏笔。如果林枫直接被捕，那就是一场虚惊；如果林枫潜逃，他必然得有一个暂时藏身的过程，而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差把自己先一步送进牢房，即使他侥幸逃出去了，我也多了一个投资的朋友。”
“这个时间差不好掌握，稍有偏离就会弄巧成拙害了自己，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你当时在上海，怎么能及时得到林枫潜逃或被捕的确切消息呢？”夏英杰问。
“我在报社工作三年，熟人总少不了。对林枫这种重头新闻省报能落后吗？”宋一坤以反问的形式回答。接着说：
“等林枫派人和我联系的时候，我已经失去自由了。因为辞退刘金龙在林枫案发之前，我被捕又在林枫派人来上海之前，所以没人怀疑这两件事之间有内在联系，人们只知道刘金龙因拿回扣被炒鱿鱼了，然后怀恨在心而举报了我。至于王海和孙刚出于感动而分担了四十万元的全部损失，这也是在意料之中。况且，那时他们正有求于叶红军，就更需要表现一下。”
夏英杰记得，刘金龙确实承认自己拿过回扣。她想：可怜的刘金龙到死都不会明白，他有没有拿回扣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符合整体计划的需要，他符合充当牺牲品的条件。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公司漏税的事。宋一坤什么都不说，只是启发、引导别人的思想，让别人用自己的头脑去推断出错误的结论。
她想了一会儿，说：“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王海和孙刚出国发展正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维也纳又是一座人人向往的世界名城，可你为什么反而说是坑了他们呢？”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我在举报自己之前给叶红军打电话讲了三件事。一、以访友的名义来上海，实际为了与王海和孙刚见面。二、王、孙二人早有出国之意，见面后必然会流露出此意，要答应他们。三、要尽全力在较短时间内把他们办出去。当时的情况，一方是有目的而来，一方是急于找出路，所以一拍即合。
王海和孙刚回了出国梦，而叶红军也因此得到了一万美元的辛苦费，双方都满意。”
面对夏英杰的疑问，宋一坤进一步解释道：“解体公司，那是我决定坐牢的附加原因之一。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对于我白手起家、自我测试这个阶段来说是合理的，而两年的实践之后，我既有了自信又具备了一点资本，这个价码就不太公道了。但是我不能讲出来，只能潜移默化，顺其自然。今天放他们，是为了明天收编他们。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况且我还不是好汉，我既需要资金，也需要人。”
夏英杰说：“如果他们在维也纳发展很快，会逐渐形成居高临下的优势，恐怕不是你收编他们了，而是他们收编你。”
宋一坤摇摇头，分析道：
“维也纳固然好，但那是一个工商发达，投资饱和的高消费社会，是富人的天堂，普通中国移民除了打工很少有发展机会，加上语言不通、资金薄弱和种族歧视等多方面的限制，决不是王海和孙刚这种半文盲可以打天下的。大多数中国人出国并不是要在国外发财，而是为了杀回马枪，以外商身份发中国财。而王海和孙刚是无能为力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潜台词是，人很少有自知之明，当他们碰破了头，开始怀念两年赚三百万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该归队了。”
夏英杰心里像灌了铅一样，又沉又堵透不过气来，她觉得宋一坤正用他的高智商摆弄一只魔方，而他身边的人都在某种磁力的作用下有规律地运动。他用最小的代价渡过了一场危机，进一步树立自己的威信，强化了生存环境。
夏英杰有理由相信：她是惟一目睹宋一坤解剖自己的人。此时的宋一坤已经剥去伪装显现出不可告人的一面，他是赤裸的，然而又是真实的。夏英杰为这份不可多得的坦诚所感动，她能够体会出这其中的分量，也就是说，她在宋一坤心里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了，她不再是无足轻重。
该讲的都讲完了，宋一坤站起来，点上一支烟走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去抽。夏英杰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随后跟过去。这里的噪音大，车轮有节奏地响个不停。
夏英杰把水递给他，说；“你讲了这么多，也许是想把我吓回去，可我没那么脆弱。其实，你没有自己所描述的那么坏。”
“不是那回事。”宋一坤说，“我讲了那么多目的只有一个，让你根据真实情况做出自觉自愿的决定。但是，这并不妨碍打发你回家。我暂时还不能跟邓文英离婚，确切地说是离不起，一旦离婚就必然涉及财产问题。邓文英的心思我知道，她学的是管理专业，又去法国专门进修服装设计，她有能力单干，可一直苦于没有资金。我的情况她了解，我也从没打算瞒她，毕竟夫妻一场。她的条件是：五十万元每人一半，而我的一半还要借给她使用一年。这个条件不满足，她是不会在离婚书上签字的。”
“你的打算呢？”夏英杰问。
“我想，还是应该控制住现在的主动权。”宋一坤扔掉烟头，喝了一口开水，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说：
“我对将来有三种考虑。上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集结所有可以调动的力量打一个大战役，解决根本问题。中策，依靠现有的资本搞一个产品，慢慢滚雪球。这两种结果都不会亏待邓文英。下策，万一我一败涂地，只好重操旧业，耍笔杆子混饭吃。
如果能争取最好的一种结果，你我之间的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你是说，我来找你就是为了图谋财产？”夏英杰觉得自己被轻蔑了，屈辱的感觉又涌上心头。
“不能那样讲，但也不能不负责任。”宋一坤感触地说，“我的婚姻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于邓文英对我期望过高了，期望与现实之间毕竟有距离。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直白地说只是一个山村穷小子，我没有三头六臂。如果你因为我而毁掉现有的生存基础，这个代价不是我可以承受的。从零做起，或者从负数做起，我没有把握包打天下。”
夏英杰看着宋一坤，她沉思了许久之后缓慢而压抑地说：
“女人嘛，总是相对自私一些。如果你肯为我做出牺牲的话，我希望你放弃手中的一切，满足邓文英的要求。”
“用这么大的代价证明你的清白？”宋一坤以反对的口吻问。
“或许你不在乎，可对我却很重要。”夏英杰语气沉重地说，“我想证明我和娼妓之间的区别，不是零售自己，也不是一次性买卖，而是一种正常的、不伤害人格的感情关系。当然这很难说清楚，很多女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说清楚的机会。可我有这种机会，就看你给不给我。”
“形式主义。”宋一坤说，“活命是第一需要。”
“你夸大事实了。”夏英杰诚恳地说，“如果你仅仅是活命而不要求贵族生活，我自信能够养活你。我对你、对将来都有信心，我希望你能退居到和我平等的位置上，我们相依为命，从零做起，共同创造将来的生活，你和我两个人的生活。”
宋一坤不为所动地说：“财富的含义很广泛，它包括知识、经验、感情、信任、伦理、爱心等等，而不仅仅是金钱。我理解你的心情，你也不必说服我。我对你是有安排的，对你来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让我干什么？”夏英杰问。
“还记得我手里拿过一个笔记本吗？”宋一坤说，“那是我在看守所里用了两个月专门为你准备的，是一份非常详细的小说大纲。我把本子烧掉了，把内容重新整理全部输人电脑，没人知道这件事。我把电脑留给你使用，一年之后等你写完了我会和你联系的，我估算了一下，大约三十万字可以完成。”
“写小说？”夏英杰自语，这个念头她连想也没想过。
“这是你的强项。”宋一坤耐心地解释道，“我告诉你，记者是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的职业，很难出人头地，而一本畅销书可以使你一夜之间红遍全中国。当然，现在文坛已经十分拥挤了，要想脱颖而出非得有点刁钻的招术不可，我自信有把握帮你杀出条血路来。你安心写书，干你自己的事业，无论我的情况怎样恶化都不会影响你的前途。”
费了这么多口舌，绕了这么大圈子，终于把最后那张牌打出来了。然而夏英杰根本不为所动，她坚信：人是第一宝贵的，只有真正抓在自己手里才可以踏实、安心。她在心里说：
女人有女人的一套打法，到了玉南就由不得你老兄了。
经过二十个小时的旅途，火车于次日下午五点钟到达省会城市江州。江州市人口五百多万，是中国的重要交通枢纽，人口流动量大，商业十分发达，自古就有商都之称。
小马在出站口已经等候多时了。
宋一坤没有直接启程去玉南，而是在江州看望了一个人——林枫的妻子。他大致询问了一下林枫被捕判决的情况，安慰林妻一番，临走时留下一万元现金。做完这件事他良心上宽慰了一些。
到达玉南时，已是夜里九点多钟。
宋一坤住进东方大酒店，随后让小马开车去接方子云来酒店，同时送更英杰回宿舍休息。
老朋友久别重逢自然十分亲切，只是两个人见面的情形显得平淡了些，仅仅是笑着握了握手，连句问候的话都没说。
“麻烦，时间长了就悟出来了，这也算是坐牢的一点收获吧。”
“这是方便千家万户的事，我看肯定有市场。”方子云兴奋地说。
宋一坤摇摇头，说：“仅凭这一点是不足以打开市场的，还必须考虑到产品本身的保健作用，要在原材料上做文章。这种材料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永不生锈。二、没有任何金属异味。三、能够在沸水中分解出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也就是说，原材料不是简单的不锈钢，而是由多种原料科学配制的合成物。这就需要有关行业的专家从理论和实践上研究、实验，能否成立还是一个未知数。”
方子云想象着说：“如果研究出这种材料，那产品就多了，锅、铲、勺什么都能造。”
“具体就由你去做了。”宋一坤说，“我给你一年的时间，给你十万元经费，轿车归你使用，小马给你做帮手。”
“轿车我是绝对不会用的。”方子云急忙摆手。
宋一坤说：“接送专家你用得着。”
“不用，不用，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叫出租车。”方子云一口否决。
“那好，我就不勉强了。”宋一坤看着一脸兴奋的方子云，将考虑已久的话说了出来：
“我提出三个原则。一、不能因此而失掉工作，要把失败之后的糊口问题处理好。二、不能与官方科研机构合作，那样会丧失主动权，而且代价高昂。三、研究、实验的场所一定要设在玉南，绝对由你控制，对研究成果你必须能熟练使用和操作，产品专利权必须是你的。我有个建议：如果油田具备这样的人才，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把他们组织起来。当然，聘用离退休人员更好。”
“那你呢？”方子云问。
“我到乡下待段日子，看情形而定。”宋一坤平缓地说，“你不必听风就是雨，也不要急于答复，这事不能像写诗一样情绪化，你认真考虑一下，明天给我答复。”
“没那么复杂，”方子云说，“我只问一句，万一失败了，我负什么责任？”
“如果让你负责，我根本就不找你谈。”
“那就没问题了。”方子云非常认真地说，“你信任我，我也不是没脑子的人，我知道该怎么精打细算，论吃苦我这人没说的。”
“越说越离题了。”宋一坤摇着头若有所思地说，“我敢肯定，你不是一个称职的商人。你对诗的感情不是一个穷字就可以抹掉的，我是担心有一天你后悔了，你和我都会为难。”
“这个问题，半年前从夏英杰给你捎口信那会儿我就考虑好了。你放心吧，我是铁了心挣钱去。”方子云口气像是在起誓。
“试试看吧。”宋一坤点了点头，说，“车子你既然不用，我就连小马一起带走了。明天上午让小马陪你把钱存入银行，然后你们把这台电脑给夏英杰送去，中午大家一起吃顿饭，我就启程了。”
“何必安排得那么紧张？”方子云提议道，“你难得来一趟，明天下午我陪你到黄河滩打野兔去，放松一下。我也好久没玩枪了。”
“还是那支小口径步枪？”宋一坤问。他早就听方子云炫耀过，可一直没见过，据说是花了八百元从黑市上买来的。到底是诗人，情趣、爱好总是与众不同。
方子云说：“等有钱了再配一只瞄准镜，就完美了。”
“我劝你还是早交出去的好，私藏枪支是违法的，别闹出点事情来得不偿失。”宋一坤笑着提醒他。
“我又不去杀人越货，只是调剂一下业余生活，就是真被查出来，充其量也是没收枪支罚两个钱而已，没大事。”方子云有点失望地说，“你没这个雅兴就算了，也省我几颗子弹。”
“还是谨慎一点好。”宋一坤道。又说：“我这次来也没什么好送你的……”
宋一坤指着一个箱子说：“这是一台高级音响，是叶红军在奥地利时送给我的，在国内得卖一万多元。我没你那么高的艺术修养，我到乡下也用不着，就借花献佛送给你了，一会儿小马送你回去时顺便抬过去。”
“不行，”方子云说，“太贵重了，我不能接受。”
宋一坤说：“你是精神贵族，送你音响是文化交流。咱们之间，就不用又臭又硬了吧？”
“那，我就半推半就啦。”方子云笑着转而问，“看样子，你不准备带夏英杰一起走了？”
宋一坤点点头却没有说话，他不想谈论这个问题。他现在没家、没业，连自己也不敢断言将来会怎样。如果带着夏英杰，他不能想象那将是一种什么尴尬局面。
负不起责任的感觉，他是不敢接受的。
夏英杰十分疲劳，回到宿舍一头倒在床上。但是她却不敢睡，她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她不会眼看着宋一坤从玉南走掉。
将来的事情太渺茫，她要的是现在。
此刻，她的思路已不在玉南油田，而是在遥远的海南，在一个名叫江薇的女同学身上。她坚信自己的计划能够迫使宋一坤留下，她所关心的是离家出走之后的落脚点。
“看来。真要到天涯海角了。”她对自己说。
将近十二点的时候，林萍终于回来了，她一见夏英杰便表现出夸张的欣喜，叫道：“阿杰！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九点就来了，一直在等你。”夏英杰从床上坐起来。
“等我？”林萍感到有些意外。
“我有件重要的事想请你帮忙。”
“只要我能办到的，没话说。”林萍显得很自信。
夏英杰让林萍坐下，说：“这半年来我每个月都要出去几天，家里人以为我出去采访，报社以为我出去旅游或生病，其实我每次都是去上海看一个人。这件事我不想让外人知道，你能保证吗？”
“我要是告诉第二个人听，我不是人。”林萍举起右手起警道。
夏英杰摇摇头，说：“你只能告诉一个人，就是我爸爸。而且明天一早就去他办公室讲给他听，讲完就没你的事了。”
“这好办。”林萍问，“我说什么呢？”
“按我的话去说。”夏英杰告诉她，“我半年来瞒着家里和单位五次去上海，是看望看守所里的一个犯人，他有老婆可没工作。十六号他放出来了，我和他一起住了三天，今天他跟我一起回来，我把这边的事情料理一下准备跟他离家出走，就算出去流浪吧，因为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你告诉我爸，今天晚上我没和你住在一起，只是回宿舍换了几件衣服就去东方大酒店了，和他睡在一起。”
“你疯啦！”林萍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本能地说，“这种事瞒还瞒不住呢，你反而……”
“让你说你就说。”更英杰平静地补充道，“你告诉我爸，这几个月来你一直劝我，但是我听不进去，你只好出卖我了。记住，你要单独和我爸谈，不能有任何第三者在场。”
“你是不是真疯了？”林萍仍然不敢相信。
“现在说不明白，以后你就懂了。”夏英杰说着动手拉开被子躺下，她太困了。
“阿杰，他真有老婆吗？”林萍还想打听。
“明天再谈，我真坚持不住了。”夏英杰吃力地答了一句，闭上眼睛睡了。
“不可思议。”林萍轻轻嘟哝了一句。
休息一夜，夏英杰的精神好多了。
早晨，她踏进报社大楼在过道的出勤考核表看了一会儿，发现自己名字后面的小黑旗最多，分数也最低。她自嘲地一笑走开了，却没有去办公室，而是去附近一家五金商店，买了一把又尖又利的刀子放进皮包里。
回到报社时，在楼梯口遇见林萍。
林萍紧张地压低声音说，“见到你爸爸了。”
“怎么样？”夏英杰忙问。
“脸都黑了，后来又变白了，他马上就会来找你。”
夏英杰拿出三十元钱递给林萍说：“你在办公室留点神，从我跟老爹离开报社算起，一小时后你坐的士去我家。记住，不是我让你去的。”
“这事我能办好。”林萍把钱推开，担心地问，“阿杰，你不会出事吧？”
“没事。”夏英杰故意轻松地笑笑，说，“谢谢你这么帮我，我会记住的。”
“那好吧，我上班去了。”林萍将信将疑地走开了。
按照宋一坤的安排，夏英杰此刻应该待在宿舍里等着小马送电脑和磁盘，然后一起吃午饭。但是，她现在把那些都统统置于脑后，她有自己的安排：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她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甚至可以想象出父亲被激怒之后那种可怕的神态。其实她的心情非常紧张，她所表现出来的只是表面上的平静，她需要父亲从她平静的表情里感受到她的决心，她的不可动摇，从而默认她的选择。她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赌徒了，她把自己的生命、前途、名誉全部押在了这场赌局上，一胜俱荣，一败俱损。
她走进办公室与同事打了几声招呼，然后坐在桌子前拿起一张报纸，而眼睛却一直注视着窗外。果然，一辆伏尔加轿车驶进报社大院，她太熟悉那辆车了，从车里下来的正是她父亲——一个五十多岁很有学者风度的知识分子，此刻他一脸阴沉，目光里注满了压抑的愤怒。
更英杰急忙下楼，见到父亲后一脸甜笑说：“爸，您怎么来了？我在楼上一眼就看见了。”
“来找你。”父亲冷冷地说，“上车吧，你妈这会儿也在家等你。”
夏英杰故作茫然的样子，顺从地上车。
由于司机在场，父亲一言不发，车内只听见轮胎与路面磨擦发出的“沙沙”声。
夏家住在二楼，面积七十多平方米，家具不多但很讲究。夏英杰一进门就看见母亲坐在客厅里抹泪，而父亲则把两道门都关上了。
夏英杰明知故问：“妈，您怎么啦？”
“你干了见不得人的事，还有脸问哪！”父亲一反往常的斯文，指着女儿的脸怒喝。
夏英杰愣了一会儿，挤出两个字：“林萍？”
母亲抱着一线希望问：“林萍说的事都是真的吗？”
“是真的。”夏英杰低声回答。
恼羞成怒的父亲挥手朝女儿脸上打去，然而动作只做了一半就在空中僵住了，二十多年的宠爱使他即便在这种时刻也舍不得打女儿一下。他无力地垂下手，从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上，而香烟却在他的两指间不停地颤抖。
夏英杰的眼泪猛一下涌了出来。在父母的心目中，她是公主、是掌上明珠。她真希望父亲的手打在自己脸上而不是停在空中，只要能使父亲的心好受一些。她想对父亲说点什么，却找不出一句双方都能接受的语言。
“你爸这张老脸让你给丢尽了！”母亲流着眼泪说，那语气里包含着彻骨的失望。
沉默了片刻，父亲痛心地说：“你生在知识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又是记者职业，自尊自爱的道理无需我们多讲，正因为我们相信你的自主能力，所以也从不过问你的工作和私事。这几年你确实干得不错，可怎么就出了这种事情呢？”
“我没拿过他一分钱，用的都是自己的钱，而且他马上就是穷光蛋了。”夏英杰直截了当地说。
父亲长叹一口气说：“已经发生的事情先不追究，重要的是以后，现在刹车还来得及。道理你都懂，阿杰，当着你妈的面表个态吧。”
夏英杰以沉默代替了回答。
父亲欲将发作，但又极力按捺住了，说：“好吧，退一步。我不评论那个人的身份，也不反对你的选择，但是在他离婚之前你必须中止与他来往。你既不能做第三者干扰他人婚姻，更不能跟他出走犯重婚罪。法律、道德总要讲吧？”
夏英杰站着没动，只是把肩上的皮包带子往里拉了一下。她的缄口不言使空气里骤然充满了火药味。
“你是说非得放弃一切去给那个男人做小老婆？”父亲额头涨起了青筋，再一次质问。夏英杰依然沉默。
父亲绝望了，经过一阵可怕的压抑之后，突然他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抓起茶杯朝电视机狠狠砸去，杯子应声炸成碎片，电视荧光屏也顿时爆裂。显然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情急之中挥手朝自己的脸上打去，一边咬着牙说：
“我没养好女儿，我有罪、有罪……”
母亲急忙上前抓住丈夫的双手，回头对女儿喊道：“阿杰，你要把你爸气死呀？”
夏英杰此时竟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镇静，她擦了一把眼泪悄然走进自己的卧室，轻轻关上门。随后，屋里传出一声极度压抑而又极度痛苦的呻吟，接着又是一种沉闷的响声。像是某种物体倒在地上。
母亲睁大惊恐的眼睛呆住了，似乎意识到了发生的事情。突然她大叫一声，发疯一样冲向女儿的卧室。
此刻夏英杰侧身倒在地上，腹部插着一把锋利的刀子，整个身子由于剧烈的疼痛而扭缩地抽搐。那双握着刀柄的手已经被鲜血染红了，红红的血开始顺着衣服往地下淌。
母亲腿都软了，险些昏过去。但她毕竟是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她哭着对丈夫说：“快拿急救箱，快呀！”
父亲被这突然的打击吓呆了，竟不知所措，嘴里本能而又语无伦次地说：“送医院，赶快送医院。打电话叫车来，不对，应该叫救护车……”
母亲急得发怒了，厉声喊道：“我说快拿急救箱。”
父亲这才反应过来。
夫妻两人像遇到天塌地陷一样忙乱成一团，丈夫端水、递送东西，妻子迅速检查刀口做急救处理。当那把一寸宽、六寸长的刀子从肉体里拔出时，上面沾满了血迹，母亲觉得比扎在自己身上还要痛苦，心都要疼碎了。父亲手上也沾上了血，嘴里神经质地嘟囔着：
“这丫头着魔了，这丫头着魔了……”
母亲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惊恐地自语道：“天哪，再偏一公分就没救了。”
父亲急得也冒出汗，说：“还是送医院保险，还等什么？”
母亲意识到事情严重了，说：“这种事要是张扬出去你还让她怎么活？你下半辈子还怎么活？孩子要有个好歹我是挺不住的。我看这丫头是铁心了，一个人要真的想死，谁也看不住她。
现在我估计她已经没有危险了，可你能看住她一辈子？”
“你就赶快拿个主意吧，你是医生。”父亲已经没有主张了，双手发抖攥着衣服的下摆。
母亲沉思着说：“她现在需要输血，需要手术和护理，这些我都能办到，可以后呢？以后怎么办？这事得让那个男的知道，听听他会说些什么？”
“你从医院拿东西，别人会怎么想？”父亲问。
“我有办法、”母亲说，“现在重要的是保密，报社那边你给阿杰请假，就说老家有事需要她回去……”
话刚说了一半，偏偏这时候门铃响了。父亲急忙说：“不要开门，不要让人进来。”
父亲想把来人打发走，却没有想到来人是林萍，他把门打开了。
林萍进屋一看，大惊失色。
宋一坤一直在等夏英杰，此刻他正跟方子云在客厅里聊天，谈笑中他显得轻松、平静，而内心却焦躁不安，他的脑子完全被一种不样的预感占据了。
夏英杰没有按约定时间在宿舍等待，此时已是午餐时间却仍然看不到她的身影，这个现象极不正常。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她是不会失约的，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出事了。
情况不明，多种可能性都存在，但是他必须从最被动的方面考虑，而他感觉最强烈的就是：如果夏英杰屡次上海之行已经不是秘密的话，那么他极有可能受到夏英杰家人或追求者的袭扰。
万一判断属实，决不能把方子云卷进去——这是他的第一个反应。他对方子云说：“子云，我看你和小马先去吃饭吧，你们另找个餐馆。我留在这里，等她来了我们还有些话要说，也许今天就不走了，吃过饭让小马直接送你回报社，我会给你打电话联系。”这个理由使方子云不便多问，就同意了。
宋一坤站在窗前看着轿车走远了，便下楼到总服务台把装钱的皮箱存起来，以防不测。然后他回到房间。
几分钟后门铃响了，来人是一位衣着人时的漂亮小姐，她神色紧张，站在门口自我介绍道：“我叫林萍，是阿杰的朋友。你是宋一坤吗？”
宋一坤点点头请她进来，问：“阿杰呢？”
林萍不等坐下就惊恐地说：“阿杰自杀了！”
宋一坤的脑袋“轰”地一下子就胀了，就疼了，仿佛所有的血液都向头顶冲击。尽管他有所预感，然而事态严重到这种程度却是他始料不及的。他极力稳定住情绪，告诫自己：每临大事有静气。要镇定，镇定。
“血，全是血！”林萍恐怖地说，“电视砸了，东西都砸了，阿杰家里已经不成样子。阿杰用刀把肚子捅了，衣服、地上到处都是血。”
“先说人，人怎么样了？”宋一坤及时地提醒她。
“再偏一公分就没救了，幸亏她妈妈是医生抢救及时。”林萍仍是惊魂未定，接着说，“她现在需要手术和输血，你不要再等她了。她让你留下一个详细地址，以后她去找你。”
宋一坤松了一口气，问；“她为什么要自杀？”
“她要跟你出走，家里不同意，就闹起来了。现在她父母已经让步，同意她伤好以后随便到哪里，只要不再自杀能保住命就行。”
宋一坤冷静下来。只要人活着，其它任何问题都无足轻重，都会有得到解决的机会。这个事件来得太突然，令他猝不及防。
他到玉南毕竟还不足十五个小时，而夏英杰就在一夜之间把他深思熟虑的计划打乱了，就像一盘经过精心布置的棋局突然被掀掉一样。
他站在窗前沉思着，问自己：这是偶然的突发事件吗？他摇摇头，立刻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夏英杰是有头脑的人，她应该懂得如何掌握节奏和时机，避免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过早地引发事端，避免没有意义的麻烦。然而流血事件已经发生了，这就说明它的意义应该做出另外的解释。从事件的时间、方式和地点来看，这是一个有预谋、有步骤的行动。这种方法很传统但却很高明，高明之处在于：我在这边点火，造成一种不可逆转的惯性、态势，迫使你在那边做出顺理成章的决定，既平息了家庭阻力，又达到了留人的目的，一举两得。
宋一坤又感动又气恼，心想：我一个普通之人怎能受得起你如此大情大礼？这是让我难做人嘛。目前是等待阶段，盲目搞大规模行动从时间、财力和机会各方面都不能成立，只有稳定才是上策。现在怎么办？带上她就从事实上构成重婚罪，而为了避免触犯刑律就必须首先与邓文英解除婚约，那样一来，他仅有的一点财力也会因此而丧失，局面将会对他十分不利。
“不合章法，完全不合章法。”他转过身像是自语，又像是对林萍说。
他也许很难理解夏英杰对感情的渴望和对平等的需求，他觉得局面急转直下，变得一团糟了。然而，这种局面却正是夏英杰所期望的，完全符合她的章法。她要的是人，是彼此处于同一生存起点，是不含任何杂质的感情。
宋一坤经过冷静的思考之后意识到：他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了，只能按夏英杰的规定动作招架。一个女人能爱你到不惜牺牲生命，还讲什么呢？不要说浪迹天涯相依为命，就是火坑也值得为此跳下去。想到这里，他拿出纸笔坐在写字台前给夏英杰写信——
夏小姐：
一时不能适应你的打法，如此大情大礼使我不堪重负，索性趴下听候发落。显然你已经把程序和结果预先划定了，我按部就班即是，无须你来投奔。我马上去申办解放证书，同时按价码支付获得自由的所需款项。
既然我的建议已失去权威性，那就有必要调换一下你我所处的位置，借用女人常讲的一句话：我现在就是你的人了。玉南已是尴尬之地不可久留，我一副落魄之相也无颜还乡，办完江州之事我就地与你联络，请你给我解决吃饭问题。
宋一坤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信中以“小姐”相称，字里行间不乏恼怒和怨气，毕竟人命关天地虚惊了一场，但是却并不妨碍信的实质。无论如何，真情之下他感动了，就范了，这才是最重耍的。
他把信交给林萍，问：“我以后怎么和她联系？”
林萍把一张纸条交给他，说：“这是阿杰让我交给你的，上面是她的呼机号码，由她给你打电话，这样会避免你和她家人在电话里不愉快。阿杰让你马上离开玉南，她哥哥还不知道这件事，怕他知道了以后来找你麻烦。”
“也只能这样了。”宋一坤无奈地说。
林萍便告辞回去交差了。
屋里只有他一人了，他吐口长气舒缓一下堵门的胸口，浑身乏力地躺倒在床上，从衣袋里摸出通迅录查邓文英在北京使用的手机号码。然后一伸手把床头柜上的电话放在胸口上，开始与邓文英联系。
解除婚姻关系，他和邓文英都必须在江州见面。
宋一坤没能按原定路线继续他的家乡之行，而是被迫退回江州。与其说退回，倒不如说落荒而逃更确切，至少他这样认为。
情况突变使他不得不对自己所面临的形势重新作出估计，然而当务之急最让他挂心的却并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夏英杰，而是司机马志国。在他心目中小马还只是个孩子。他知道自己可能要过一段艰苦、动荡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显然不适合一个孩子，小马已经够“动荡”了。
小马虽与他同回江州却并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住在江州一家极普通的小旅社里，连小马也能感觉到：情况不妙。
两天后，邓文英按照宋一坤指定的地点准时来到江州博物馆门口，这里是一片广场，开阔而又清静。只是刮起了西北风，树木摇来晃去，满地的枯叶被风吹着发出荒凉的响声。
两辆轿车在相距不到十米远的地方停下，两人下车后都往前走了几步。邓文英被寒风吹散了头发，她皱着眉头问：
“怎么选这种地方？”
“这里清静，我没想到会起风。”宋一坤说。
邓文英往四周扫了一眼说：“我知道你不喜欢咖啡厅一类的地方，附近有家西餐馆我们可以去避避风，按照老习惯还是我来请客，就算你陪我吧。”
这家西餐馆地方非常宽敞，铺着大红地毯，墙上挂着许多色彩鲜艳的油画，所有陈设都具有浓郁的西洋风格，服务小姐是清一色的俄罗斯姑娘。这里灯光柔和、环境优雅舒适，的确是谈话的好地方。
但是宋一坤的状况已经不允许他这样消费了。
选了一张桌子坐下，邓文英点了饭菜酒水，服务小姐很快就给上齐了。宋一坤喝了一口啤酒，开门见山地说：
“我的情况你都了解，连车算上一共五十万。我在上海收了五万利息，除去打点人情和必要的开销，大概还剩下一万六千元，就不包括在内了。现在我们就按五十万来谈。”
邓文英心情不好，只是喝酒，没有动面前的菜，说：“我记得你说过两句话，一是离婚不可改变，二是马上离婚不够现实。你无非是怕资金拆散了影响整个投资实力，可你刚出狱就改变主意，我想大概是夏小姐给你闹出事来了。”
宋一坤慢慢地转动着面前的啤酒杯，问：“何以见得？”
“都是女人，基本招数总会懂一点。”邓文英冷笑一声说，“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她成全了我，使我得到了所需要的资金。但是你给我的只是婚姻法所规定的这一次，可你却要给她一辈子。这样一比较就看出了她的聪明和远见。”
“我现在需要自由，可自由掌握在你手里。”宋一坤说。
“女人也只有在这一刻才能显出点权威。”邓文英自嘲地摇摇头，说，“按法律，你我各分二十五万。我以前要求把你的那部分份给我一年，现在我让一步，给你留下十万做生活费。一年后我还你十五万咱们就两清了，夫妻一场你总不至于跟我算利息吧。如果你同意这个方案，我们明天就去办理离婚手续。”
“我同意。”宋一坤点点头，然后说，“我有个协议之外的问题想和你商量，就是司机小马的出路问题。”
邓文英问：“你原来打算怎么安排他？”
宋一坤说：“小马拿到正式驾驶执照还不到一年，需要锻炼，这是他的基本生存技能。另外，我有心让他学几项专长，像烹饪、电脑打字之类，这对他将来独立有帮助。但是现在不行了，我甚至对解决他的基本食宿都有困难。”
“你还有十万元，怎么不行？”
“那钱我借给方子云了，诗人的日子不好过，他想先经商挣钱，以商养文，曲线救诗。”
“既然情况发生了变化，你完全可以向他说明情况，把钱收回来。”
“借给别人的钱再收回，这种出尔反尔的事我做不出来。”宋一坤并不急躁，
“我并没有要求你，而是与你商量，我是怕这孩子跟着我受委屈，对他成长不利。如果你不同意我也不勉强。”
“我并没有说不管，我既然要办公司总得用人，不会多他一个，至少他还能给我开车。”
邓文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然后问：“听你的口气，你以后并不打算把他带在身边，对吗？”
宋一坤点点头，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周围的那些人太有头脑。我自己也不是省油的灯。小马文化程度不高，没有多少社会经验，很朴实，如果长期和那些如狼似虎又狡诈的人在一起，我担心会毁了他，那种险恶环境他根本驾驭不了，只有被同化的可能。”
“王海说过一句话，跟坤哥做生意比抢银行还来劲。所以我能理解你对小马的担心。”邓文英说完，又道，“这么说我算是好人了。”
“我从来没说过你是坏人，也从没说过自己是好人。”宋一坤认真地说，“我们是两条十字交叉的直线，注定了要在一点上相交，也注定了各奔西东的轨迹。”
“走到这一步，是谁对不起谁呢？”邓文英似乎要讨个公道。
“不存在这个问题。”宋一坤说，“你我的结合本来就是一场误会。从我这方面讲，一是缺乏自知之明，二是没有经验。从你那方面讲，你的家庭和出身使你具有天然的优越感，是贵族阶层，这就决定了你对我的期望值。我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忍受的鄙视大多了，所以就特别希望得到尊重，但是你做不到这一点。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解释，这是阶级本性。”
两人又是不欢而散，但问题解决了。
小马一直等在饭店门口，他伏在方向盘上想心事，种种迹象表明：大哥出事了，而且很可能波及到他的生存。这使他非常不安，但他决不打听，他已经习惯了沉默。
宋一坤从饭店里出来，上车时他一反常规坐在了前排，这就意味着：他有重要的话要对小马讲。车子启动后他对小马说：
“从明天起这辆车就归邓总所有了，你明天开这辆车跟她走，过几天去北京。以后你的工作和生活由她安排。大哥这边出了点事情，眼下照顾不了你。也许我的情况会很糟，你得有思想准备。”
“大哥……”小马刚要说什么，却被宋一坤的手势制止了。
“什么都别讲，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宋一坤很伤感，他点上十支烟默默地抽了一会儿，这才说：
“你跟着我也帮不上忙，反而添乱，也影响你自己。你不是那种赌命的人，也不该赌命，你该去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不会对你撒手不管的，一旦条件允许，我会帮你干点独立的营生。男人要靠自己打天下，往最坏的方面考虑，朝最好的方向努力。”
“大哥，我记住了。”小马重重地说。
“你工作这几年存了多少钱？”宋一坤问。
“四千多元。离开上海之前我都取出来了，藏在汽车里。”小马回答。
宋一坤说：“我给你准备了五千元，你一起带上，万一我不能东山再起你就得靠自己了，所以这钱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它，那是保命用的。”
小马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
夏英杰险些丧了性命，却终于完成了一生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笔，当她拿到宋一坤的信，看到那句“请你给我解决吃饭问题”时也忍不住地笑了。
然而，自从她与宋一坤通了电话之后，她的那点笑容便顷刻间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负疚、难过和焦急。宋一坤为了她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原定的计划被打乱，失去了投资基金，轿车也没了，连小马也不得不离他而去，在这寒冷的季节里他一个人孤单单地守候在江州，没有人去关心他、照顾他。想到这些她就忍不住想哭，她恨不能一步跨到他身边与他同风共雨，相依为命。这时候，什么前途、未来统统都不重要了，一个“爱”字占满了她的全部身心，再也容不下任何一点其它的东西。
夏家的事情是关在屋内发生的，没有在外界引起任何传言，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平静。但是夏英杰却无法保持平静，她的焦急只有她自己最能体会。这些天她因刀伤在身不便出门，于是打电话便成了她惟一的工作，她已经决定落脚海南，正由她父亲代她办理调离手续。
夏英杰选择海南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远离家庭避免人们说三道四，二是政策开放适合有才干的人生存，三是有朋友接应减少盲目性。江薇是她北大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一直在海口工作，几年中她们也一直保持通信来往。
夏英杰的父母在玉南油田都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帮女儿办调动不算难事，不到一星期就把所需要的手续办好了。
其它准备工作也在有序地进行：她委托江薇预租房子，联系工作。她让宋一坤按地址把电脑和两箱书籍提前托运海口。她征得父亲同意，把家里为她将来扮嫁妆的一万元钱支取了。拿到档案后，她立即电话通知宋一坤订购机票，随后确定了离家日期。
十一月二十八日凌晨四点，夏英杰就要离开家了，因为飞机是上午九点从江州机场起飞，她还要赶三个多小时的路程，她和宋一坤将在机场会合，父亲历来反对用公车办私事，这一次却破例了。她的全部行李只有两只箱子，包括衣物、药品和少量的书。因她刀伤尚未痊愈，所以由林萍同车护送。
叮嘱的话母亲已经说过无数遍了，临别时只有酸楚的眼泪。
父亲近日一直少言寡语，只是到了临别的最后一刻才把心里的话道出来。他抚摸着女儿的头发沉重地说：
“爸舍不得你走，可事到如今也只能由你去了。早点来信别让你妈挂念，境况不好也别硬撑，家里的门随时为你开着。记住，如果让我知道了你在外面日子不好过，你就是躲到天边我也得把你找回来，家里没人笑话你。”
就这样，夏英杰含着热泪离开了玉南油田。
伏尔加开着大灯行驶在夜幕里，林萍故意让司机把录音机打开，为的是干扰他的听力，便于她们谈话。林萍的心情与夏英杰截然不同，她觉得更英杰是往火坑里跳，最终很可能毁掉前程。
如果让她选择，她决不会选择宋一坤这种人。
车子行驶近三个小时，天已亮了，眼看离江州越来越近。林萍觉得应该规劝夏英杰几句。她尽量压低声音说：
“阿杰，你马上要走了，我想说几句话留给你以后参考，如果我不说憋着又难受。”
“既然憋着难受，那还是说出来好。”夏英杰笑着说。
林萍说：“宋一坤比你大十岁，坐过牢离过婚，没钱没地位，连起码的谋生职业都没有，更别说房子了，就是论学历他也不如你，为这种人死去活来的，值吗？女人青春很短，哪个不是趁着有姿色早为自己做打算？等人老珠黄，一切都晚了。我的意思是千万别一条道走到黑，看着不行就早点回头。”
夏英杰并不生气，反而感激林萍的友情。她说：“判断一个人不能只看表面，衡量一个人的才干也不能单凭学历。感情这东西就更复杂了，很难用简单的推理说清楚，各有所求嘛。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会保重的。”
夏英杰此时的心情非常复杂，胸口像堵了块石头那样沉闷而焦躁。自作主张槁这么大行动，她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原有的格局全被她打乱了，尤其是冲击了宋一坤的生活，如果他因此丧失了发展机会，进而跌入低谷无力回天，那她夏英杰无疑成了罪人。
这种负荷是何等沉重。
到达江州机场的停车广场，夏英杰顾不得伤痛，更顾不得取行李，下了车就往候机大厅奔跑。宋一坤透过玻璃也看到了远远跑来的她，便出门接应。他穿得太单薄了，寒风扑面而来把他的风衣掀起，顿时打了个冷颤。
夏英杰人还未到，泪水已经涌出了眼眶，她忍着伤痛不顾一切地奔过去，将宋一坤拦腰紧紧抱住，竟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
那是一种什么心情呢？爱怜、愧疚、幸福、难过……她平生初次与一个男人的身体贴得这样紧，自己竟全然不知，仿佛他们已经相识很久很久了。
宋一坤历来以沉稳见长，此刻也乱了章法。公共场所男女抱在一起成何体统？他觉得有无数双眼都在看着他，寒风之中竟也冒出了虚汗，心想：这倒是治感冒的好办法。
林萍既对宋一坤没有好感，也不愿妨碍他们亲热，行李送进大厅后她告辞了，只是临别前再三嘱咐夏英杰：到了海南一定要来信。
候机厅里，夏英杰向宋一坤介绍了玉南和海口的情况，然后指着一只箱子笑着说：
“嫁妆钱和档案都在里面；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再回玉南工作，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人了。”
宋一坤在江州一个星期，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审视残局，他冷静分析了自己面临的形势，认真研究了每一个问题、每一种可能性，本着生存与发展兼顾的原则，在脑海里对今后的策略做出了通盘考虑。但他现在还不能讲，他需要了解海口的实际情况，进而修正和补充自己的思路。
他没有沿续她的话题，而是感叹地说：“我万幸的就是你还活着。否则我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这辈子怎么打发？”
夏英杰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
宋一坤望着夏英杰，心里在想：短短半年里她五次往返上海，即便节省开支也需不少费用，现在又带来一万元，这对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说几乎就是天文数字了，而这其中所包含的感情又何止金钱可以计算，她把能够付出的一切都付出了，包括生命。
夏英杰问：“想什么呢？”
宋一坤摇摇头，说：“我在想，生气归生气，可一个男人活到这分儿上，该知足了。”
他觉得心底有一团火，在凝聚、在升腾。
海南到处是青枝绿叶，与寒冷的内地截然是两个世界。
客机在海口机场平稳降落，夏英杰和宋一坤随着旅客的人流依次走下飞机。夏英杰身着一件看似款式简单实际上设计精良的风衣，飘逸的长发披在身后，右肩挎着一只精美的女式皮包。左手提着小巧的皮箱，仪态迷人，格外引人注目。
宋一坤提着两只大箱子跟在夏英杰身后，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进人大厅，夏英杰站在人群中四处观望，寻找前来接她的人。就在这时，一个女子的声音叫道“夏英杰”，就见一个身着警服的姑娘快步走过来。夏英杰也高兴地叫了一声“江薇”，上前几步与她握手。
宋一坤站在旁边一言不发，显得拘谨而尴尬，他的性格很不适应这种场合，更不适应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角色。
毕竟，这个环境不是由他来支配的。
江薇今年二十四岁，一身合体的警服给她的清秀之中增添了几分英姿。她热情而不失文雅，眼神里透着一股精明和自信。她在海口工作已经三年了，现在是《警事周刊》报社的记者。
夏英杰介绍说：“一坤，她就是江薇。”
宋一坤点点头算是回答了。
出了大厅，江薇让他们在停车场的一侧等着，自己向停车场的深处走去。一会儿，她开着一辆桑塔纳轿车停在夏英杰身旁。
行李装上车后，江薇说，“咱们现在先去看房子，然后我带你们去旧货市场买点家具，你们就可以住下了。晚上我去接你们吃饭，一来算接风，二是谈一下找工作的事，我已经约了万达贸易公司的刘经理，是女的，四十多岁，她正缺一名秘书，对你的条件挺感兴趣，估计问题不大。”
“那就多谢了。”夏英杰客气地说。
车子驶出机场半个多小时，在市区的一幢居民楼前停下，江薇让宋一坤留在车里看着行李，她和夏英杰上楼去看房子。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其中一间已经有人住了，这就是说厨房和卫生间将由两户人家共同使用。厨房面积很小，卫生间里既没有浴盆也没有淋浴，非常简陋。
江薇介绍道：“这房子是同事的，一直出租。这里离万达贸易公司步行只有几分钟路程，房租也低，基本符合你的要求。”
夏英杰点点头说：“下去吧，看一坤有没有意见。”
江薇锁上门，边下楼边说：“你在玉南挺好的，突然带个男人到这里来，我不了解情况也不便多说。这里条件确实差一些，如果他也能出来工作那就不一样了。”
“我能养活他。”夏英杰随口说。
江薇有些困惑，但也不便多问。
宋一坤静静地站在车旁，说不出为什么，他心里很不舒服，所以下飞机之后一直没有说话。此刻他终于开口了，对走过来的江薇说：
“我能不能上去看看？”
“当然可以。”江薇把两枚钥匙递给他，“一单元三楼十七号，进门后再开左边的屋门，右门已经租出去了。”
宋一坤去看房子，但很快就回来了，显然并没有细看。
“可以吗？”夏英杰问着，其实已经看出答案了。
宋一坤把钥匙还给江薇，然后问夏英杰：“在玉南实际上是我服从了你，本着平等的原则，这次是不是该轮到我坐庄了？”
夏英杰温和地说：“玉南是特殊情况，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那就好。”宋一坤心里有底了，摸出一支烟点上，不慌不忙地抽了一口，然后对江薇说：
“江小姐，阿杰的思路事出有因，但不符合总体规划，海口作为逃难的过渡是不可以打持久战的，最多给她一年，基于这种考虑，我谈几点。一、我们是落荒而来，应该夹着尾巴做人，晚饭的场合不适合我们，所以你的盛情我们心领了。二。阿杰身上有伤需要休养，以后得集中精力写一本书，所以不能出去工作，请你替我们向刘经理表示歉意。三、这间房子临马路，噪音大灰尘多，空间和设施都不理想，连起码的通讯条件都没有，这种环境既不能适应阿杰写作，也不能用来接待客人，所以不能租用。四、海口只有三样东西对阿杰具有实际意义，户口、时间和写作环境。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最有效地使用资金，降低过渡代价。
不知道阿杰在你这里能有多少面子，也不知道你的实际承受能力，对于你的帮助我们表示感谢，失礼之处也请你原谅，但彼此直言是有必要的。”
夏英杰有些紧张，担心话说得太重了，很想婉转地解释几句，但因她对宋一坤的安排一无所知，所以也不敢贸然插言。
宋一坤自有他的考虑：如果江薇只是提供这种帮助则没有本质上的意义；如果他的要求超出了江薇的承受能力则不必强人所难。他给了夏英杰一次表现机会，也看到了她敢于艰苦创业的精神，但他是男人，他有责任维护她的形象和自尊，更得为她的前程考虑，他自信还有这个能力。
江薇愣住了，她不知道夏英杰有伤，更没想到两个同路人竟有这么大的思路差距。此刻她顾不上其它，忙问：
“阿杰有伤怎么不早说？发生了什么事？”
夏英杰平静地说：“私奔嘛，总得胁迫一下老爹，没事了。”
江薇不容争辩，硬是把夏英杰扶进车里坐下。她后悔自己不该在情况不明时就贸然行动，也在心里责怪夏英杰。本来，以夏英杰的美貌、资历和才学突然带个男人落魄到这种地步，这使她一直困惑不解，到了这会儿才似乎找到了一点答案，尽管她还需要了解内情，但是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了：他们根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闯海南，而是临时过渡。她从宋一坤的沉默里，从他讲话的言辞。层次和语气里都感到了一种运筹帷幄的自信，那是习惯了支配和独立的语言。
她站在夏英杰身旁，手扶着敞开的车门说：“宋先生，我和阿杰同窗四年，她是冲着我才来海南的，这个东家我是坐定了。如果你们不考虑工作和交通，那问题就简单了。请上车吧。”
车子启动后，夏英杰对江薇歉意地说：“对不起，让你白忙了一场，我不是有意的。”
“我无所谓。”江薇笑着说，“今天我也算开了眼界，都到私奔的情分了还各搞一套，少见。我猜宋先生也被你胁迫了。”
夏英杰得意地笑笑。
轿车出了市区沿外环路行驶，沿途风光秀丽，到处都洋溢着南国特有的韵味。渐渐地，轿车驶进一片住宅小区，一幢幢楼房整齐排列。周围是农田和一批正在施工的建筑，不远处是大海，隐约可以听到海浪拍打礁石的响声。
江薇把车停在一幢楼前说：“搬行李吧，四楼。我感觉你们可能会满意，就是交通条件差了点，步行十几分钟才有一个汽车站牌，搭车到市区得半个多小时，因为这个小区没有全部竣工。不过生活没问题，附近有一个小菜场。”
江薇抱着衣物，宋一坤提着两只箱子一起上楼来。
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约六十多平方米，没有装修但很整洁。客厅里有一台十二英时的黑白电视机和一套桌椅，卧室里有一张大床和衣柜，另一个房间靠墙立着两个摆满书籍的简易书柜，写字台上放着一部电话，厨房里有一台小冰箱。或许是因为热带气候的缘故，这里惟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一拖二分体式空调，分别安装在客厅和卧室。由于家具不多，整个房子都显得格外宽敞。
宋一坤放下箱子，把房间打量一遍说：“可以。是你的房子吗？”
“这么好的挣钱机会当然不能留给别人。”江薇笑道。她先让夏英杰躺在床上休息，然后去厨房拿一只锅给宋一坤，说：
“从现在起我是客人，所以得由你们管饭。楼下左边三十米外有家小饭馆，你去买三碗炒面，我来泡茶。”
宋一坤接过锅出去了。
江薇烧上水，马上到卧室说：“伤在哪里？快让我看看有没有问题？”
夏英杰只得解开衣服让她看了一眼。
“天哪，你真玩命了。”江薇吸了一口冷气，惊叹着问，“到底怎么回事？”
“以后慢慢告诉你。”夏英杰系上扣子，笑着说，“没想到三年不见，你连房子都置上了，到底是特区出息人。”
江薇说：“没那回事，我这是在吃老爹的革命老本。我老爹干了十几年缉毒警察，仇人太多了，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安全，去年把他调到北京去了，家也迁到了北京，那套旧房子就留给我了。因为旧城改造房子需要拆，我就得了这么一套新房子。”
夏英杰问：“你为什么不一起去北京呢？”
江薇说：“留下来有房子嘛。如果到北京，哪年哪月能挣到一套房子？我哥能把夫人带回父母家住，人家是儿子，女儿就没有这种特权了。”
夏英杰笑着问：“老实说，有男朋友没有？”
“碰不上合适的。”江薇摇摇头说，“我可没你那么好的运气，如果找个看一眼就费劲的男人，我宁肯独身。”
夏英杰担心地问：“我们把房子占了，你怎么办？”
“我办公室里有个套间。”江薇说，“其实你们不来这房子也是闲着，我工作太忙，来一趟也不方便。你们住这里也省得买家具了，东西简陋一些，但是很清静，环境也不错。”
夏英杰说：“只要他满意就行，刚摸了他的老虎屁股，得哄着才行。”
江薇认真地说：“这个人不简单，我劝你早点结婚拿住保险单。”
“我不想委屈他。”夏英杰温情地说，“他抗战了几年，这个星期刚领到解放证书，轿车和资金全离掉了，这次又是我把他胁迫来的，这种时候给他上套他肯定害怕。我现在也不计较形式和名分，只要能相依为命就行。”
江薇只顾说话，直到开水发出尖叫才赶快跑进厨房泡茶。夏英杰起来洗一把脸，接着擦桌子，搞卫生，清洗长时间闲置不用的碗筷和茶杯，一会儿功夫，屋里明显有了生气。
半个小时后宋一坤端了一锅炒面回来，江薇把炒面分成三盘摆在客厅的圆桌上。
吃过饭，三人在客厅里喝茶。
江薇说：“我已经请假了，你们不用担心时间。还需要采购一批食品，如果阿杰身体能行，下午我们俩去市区办这些事。宋先生有什么要我办的事尽管直说，也许我能帮上忙。”
“咱们亲兄弟明算账，先谈房租。”宋一坤说，“按我的估算，这套房子年租金七千元，包括家具折旧。水电气和电话费另算。”
“如果让我租房，我不会出这么高的价。”江薇笑着说。
“那就这样定了。”宋一坤说，“这对我们是最经济的选择，如果租空房子就得购家具，至少得多花一万元。接着我们再谈阿杰的户口，江小姐可以委托某个人去办，费用实报实销，包括经办人的辛苦费。”
江薇问：“既然阿杰不在海口久留，有必要落户口吗？”
宋一坤解释道：“她总得有个身份，至少办护照时需要。写作是她的强项，我应该在这方面扶持她，一旦情况好转，我想让她出去走走，接触一下西方文化，这对她发展有好处。”
“我明白了。”江薇点点头，考虑了一下说，“我父亲有一个老朋友是南都饭店的总经理，关系非常好，把阿杰的工作关系挂在南都饭店我想问题不大，落户的事按照正常渠道不需要花钱，这事由我去办。”
“那么，现在就付房租，否则我走路都不知道该迈哪条腿。”宋一坤说着就去打开箱子。
“有那么严重吗？”江薇问道。
“有。”夏英杰抢着回答。
毕竟，她更了解宋一坤。
夜幕悄然降临了。
经过一天的奔波与劳累，宋一坤终于在海口安顿下来。晚饭后他就一直在书房里写信，根据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目的决定信件的不同内容。他一共要写六封信：
意大利——叶红军
奥地利——王海、孙刚
玉南——方子云
深圳——周立光
北京——邓文英转达马志国
上海——赵洪
六封信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告之自己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保持联系，便于了解各方面的动态。
夏英杰穿着宽松的浴衣从卫生间里出来，黑亮而潮湿的长发自然地披散在肩上。她见茶杯里水少了，便端起杯子去厨房续上热水。从本质上说，她觉得自己已经是他的妻子了。
宋一坤放下笔，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手指，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问：“你说，为什么要用写信这种方式？”
“这样显得庄重，其实你是为了省一笔电话费。”夏英杰站在旁边说。
“那就从这里开始谈起。”宋一坤说，“你去客厅拿把椅子来，我不习惯仰着脸和别人谈话。”
夏英杰知道早晚会有这次谈话。
宋一坤等她在对面坐下，这才说：“海口的情况比我预料的要好一些，江薇帮了大忙，省下了买家具、落户口两笔支出，这就使我们有可能独立坚持一年，而不必伸手借钱。”
他端着茶杯，接着说：“人际关系是一笔重要的财富，不可破坏性开采，是盖楼的材料就不能用来搭鸡窝。同时，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我们的困境，否则会动摇他们对我们的信心，那种损失就大了。所以，现在再苦再难我们都得咬紧牙关挺住。”
夏英杰说：“我没那么娇气。”
“至少得强调一下纪律。”宋一坤说，“现在我们是一个整体，不能像以前那样各自为战。我讲两条，一是团结，家和万事兴。二是统一思想，步调一致。”
“还记仇呢？”夏英杰温柔地一笑，说，“我可能不会成为你期望的那种有成就的女人，但我肯定是一个好妻子。”
“有了团结和吃苦的两样法宝我就有信心。”宋一坤严肃地说，“要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比如邓文英可能破产，到时候一分钱也拿不回来；比如方子云的项目失败了，而资金消耗一空；比如各方面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无人力财力可调动。我们必须得假设这种最坏的可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让我们抓在手里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一本书。”
“靠一本书解围？”夏英杰半信半疑。信的是宋一坤的头脑和眼力，疑的是文化市场不景气，即使是名家大作也面临危机。
宋一坤没有解释，也不能解释，而是继续说：“既然能抓到手里的只有这本书，那么，写书就是今后压倒一切的工作。等电脑和磁盘运来后，你马上投入写作，我来帮你参谋。”
这是宋一坤第三次提及那本书，不免使夏英杰感到：那张磁盘含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宋一坤拉开抽屉，取出他们全部的财产——一万七千元现金。他把一万元和七千元分开说：“我们就得在这个基础上打天下了。这一万元明天存入银行，等书写成后，必须有一笔最基本的启动经费，这笔钱雷打不动。剩下的七千元就是我们的活命钱，平均每个月不到六百元，水电气、电话费、衣食温饱、杂务应酬，全包括在里面了。”
夏英杰试探着说：“我可以白天工作晚上写作，我年轻，辛苦一点没关系，你在家也可以帮我一些。”
宋一坤摇摇头否定了：“不能因为眼前的困难而冲击长远利益，必须调动一切力量主攻一个方向，不求全面开花，只在一点突破。我判断，只要能坚持一年，形势就会发生有利的变化，而现在的时间就是最大的效益，早点积蓄一些力量，就能避免实力和机会之间出现断层。”
夏英杰猜不透这套捉迷藏式的理论，便坦白地说：“我听不懂你的道理，我只知道你一直抽‘万宝路’，我不想委屈你。”
“我就是从穷山里爬出来的，谈不上委屈。”宋一坤认真地说，“我正式宣布，每月的烟钱为六十元，节约每一个铜板，为了战争的需要。”
夏英杰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她站起来，默默地走过去把他的头抱在自己怀里，轻声问：“你真的不怨我？”
“都什么时候了还问这个。”宋一坤拍了拍她的手说，“任务都明确了，你累了一天，早点休息吧，我写完这点就进去。”
听宋一坤的口气，似乎他们已经夫妻多年了，而对夏英杰来说，此刻无疑于她的新婚之夜，她没有看到影视片里必然出现的那种情景，不免有点伤感，只好自己先去卧室休息了。
刚才宋一坤故意用了“战争”一词，夏英杰显然并没有在意，以为只是引用毛泽东的一句原话。这正是他所期望的效果，他不能排除会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所以就用模棱两可的语言为自己埋下伏笔，以平衡自己的诚实。其实，一本书能否提到“战争”的高度来认识，只有他自己清楚，他是真真切切地要打一场“战争”，一场残酷而又无声的“战争”，一场志在必得的“战争”。
六封信写完之后，他把信封逐个核对一遍，以免出错，然后他关掉灯去卧室。
夏英杰还没睡，她在幽暗的灯光里望着屋顶出神。从今天起，她就要与这个男人一起生活了，这是她期待已久的，而一旦具体到同睡一张床的时刻，她的大胆、精明和果断便无影无踪了，只剩下一颗紧张跳动的心。
宋一坤脱去外衣上床，他掀起被子，轻轻解开夏英杰的睡衣，在幽暗的灯光下静静地欣赏她：美丽如玉的面孔，温柔迷人的眼睛，黑亮浓密的长发，丰满雪白的乳房，修长健美的双腿，白嫩细腻的肌肤。
夏英杰的心“怦怦”地跳着，感到口渴，感到呼吸困难。她的眼睛在幽暗的灯光下像一对明珠，注满了柔情和诱惑。
宋一坤屏住呼吸已经很久了，直到极限时他才压抑地做了一个颤抖的深呼吸，克制地说：“你……伤还没好。”
夏英杰迟疑了一下，忽然从床上站起来，忘情地跳到宋一坤身上，双腿盘住他的腰，双手将他的头紧紧地抱在怀里，急促地喘息、低语：“……我爱你，我要你……”
宋一坤一只手紧紧地搂着她，另一只手脱掉她的睡衣扔到地上，托住乳房，将脸贴了上去，吻着吻着，突然将她放倒在床上，双手棒起她的脸吻了一下她那温暖湿润的唇，轻声说：
“小姐，这可是你自己撞到狼嘴里的。”
夏英杰微微一笑，说：“傻瓜，谁是狼还不知道呢。我这个女人可是很贪心的。”
宋一坤说：“第一次见到你，知道我想什么？”
夏英杰摇摇头。
宋一坤说了两个字：“上床。”
夏英杰搂着他的腰亲呢地说：“伪君子！”
于是，宋一坤风暴般向她席卷而来。
风暴平息之后，夏英杰伏在宋一坤身上，幸福地哺哺道：
“做女人，真好。我喜欢你疯狂的样子，那才是属于我的那个你。”
宋一坤还在微微喘气，身体动了一下说：“我去点支烟。”
“别动，”夏英杰接住他说，“我去给你点。”
她下床点燃一支烟放在他嘴里，将烟灰缸摆在床头柜上，然后偎在他身边静静地看着他。
宋一坤被看得难为情了，伸手要拿内衣。夏英杰温柔地说：
“不许穿，我要这样看着你，你是我的。”
宋一坤赤裸着身子坚持让夏英杰看了一会儿，然后将她搂在身边，拉过被子盖上，嘴角泛着一丝淡淡的微笑，若有所思地问：“小姐，你扎身上的那一刀是突发性的还是早有预谋？”
“你说呢？”夏英杰反问。
宋一坤说：“意图在于造成一种必然的态势。”
夏英杰得意地说：“其实你一开始就知道，但识破了又当如何？你还是得乖乖地就范。我这叫对症下药，你没有选择。”
“但是太冒险了。”宋一坤吐了一口烟说，“万一这一刀扎得不是地方，我们现在还能在一起吗？”
“此言差矣。”夏英杰自信地说，“我是外科医生的女儿。傻瓜。”
“臭丫头。”宋一坤也笑了。
夏英杰仰起脸调皮地朝他笑一笑，又依偎在他胸膛上说：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什么都不重要了。”
“活命总是第一需要。”宋一坤往烟缸里弹了弹烟灰，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感慨地说：
“这个世界不要说活命了，就是从地上拔根草，也得凭点实力。”
经过几天的焦急等待，电脑和书籍终于运抵海口。
夏英杰把大纲打印出来反复阅读，研究。这个四万余字的大纲经过宋一坤一再强调，其重要和神秘已经在她大脑里扎根了，而阅读之后她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题材十分新颖的精心构思，很有创作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主题：
描写生存竟争的残酷，描写人的良心本能与求生本能的冲突。通过铁幕人物高智商、大手笔的思路以及富于投机冒险的决策，揭示我国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政策与法规之间存在的问题，说明改革的必然性。
题材：
高层涉外黑幕交易、跨国骗局以及个别华人闯荡欧洲的血泪生涯。
利用在国内颇有影响的知名企业搞假合资集团企业，政策性侵吞国有资产，将巨额非法款项打入国外清洗，回流，使其合法化。本有杀头之罪，却成了时代骄子和爱国志士。
特点：
大背景、高智商、强对抗、快节奏。
悬念迭起，紧张激烈。
红尘夺路，铁血人生。
提要：
某青年在意大利破产跳楼自杀，给正在奥地利留学的妹妹留下一大笔债务。其妹身陷绝境，悲痛之中按遗书所示，从罗马到中国求主人公出山收拾残局。
主人公与死者原有情仇，局势又万分险峻，一旦接受委托很可能自身也会被连累陷人绝境。主人公认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搞到一大笔钱按期还债，就是组织抢银行也来不及。然而又不能见死不救。主人公几经考虑，决定出征罗马，赌命。
精心策划的劳务输出骗局，将六十名华侨眷属移民西欧，十名真正劳务人员因滞东欧处境悲惨。骗局中，有罗马的真公司，有布达佩斯的假合同，有来自北京的真批文，有来自地方政府的假户口。
假合资的“贝林格华业总公司”资产超过亿元。几百万美元流出国土，上千万美元的外方控股权。“奔驰600”招摇过市，冒险家于上流社会出尽风头。
小说的结尾自然正义战胜了邪恶。
这天凌晨，宋一坤醒来后发现更英杰不在身边。他披件衣服推开书房的门，灯还亮着，夏英杰仍在研究大纲。
“你一夜没睡？”他有些生气。
“以前经常这样赶稿子，习惯了。”夏英杰放下钢笔说，“这个故事很有新意，我想尽快找到感觉，进入状态。我拟了一个谈话提要，有些想法得和你谈谈。”
“现在吗？”
“如果你不想睡了，当然早点谈更好。”夏英杰站起来挽住他的胳膊说，“快上床去，别着凉了。”说着，她顺手拿起那张谈话提要，关掉灯。
她把宋一坤推进被窝，自己在床沿坐下，微笑着说：“你清醒一下脑子，认真回答我几个问题，待会儿我给你摊煎饼。”
宋一坤最爱吃煎饼，高兴地说：“那就快问吧。”
夏英杰看了一眼提要，说：“我想知道那些故事你是怎么想出来的，这很重要，不然我心里没底。”
宋一坤犹豫了一下，然后坐起来披上衣服解释道：“我先从主要方面回答。叶红军去奥地利后一直靠打工维持生活，也做过几次买空卖空的生意，都没成功，于是他来找我，我就试着给他出了几个馊主意。”
“组织移民和假合资，他都采用了？”夏英杰关注地问。
“如果采用，就不会写进大纲里了。”宋一坤说，“除此之外，大纲里也吸收了一些道听途说的事情和报刊上的一些案例，再加上我的推理和想象，在脑子里炒一炒就半熟了。”
“幸亏你没出国。”夏英杰摇摇头，又问，“你为这本书准备了一万元启动费，我想知道，这本书能不能挣一万元？你我都清楚，现在出书大部分都是自费、赔钱，所以文人才改行，方子云就是例子。”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宋一坤想了想，说，“好像有一部电影，学生指着河边铺天盖地的水鸟问老师，这么多水鸟聚在一起，它们吃什么。老师回答说，既然它们聚在这里就一定有食物，这叫生态规律。就像现在文坛不景气，但书还是越出越多，这里面也有一个适者生存的问题。”
“你还是没有正面回答我。”夏英杰继续追问道，“你说过，这本书如果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点风波的可能性则没有意义。但是，现在是文学商品化的时代，启动出版、发行的费用、启动宣传机器的费用，都不是你的一万元可以包办的，你的一万元究竟能启动什么？”
“我想，既然有文稿竞价拍卖这类活动，你的作品不妨也拿去试一试。”来一坤不紧不慢地说，“这其中，复印费、看稿费、报名费、差旅费、食宿费、交际费、通讯费，哪一项都少不了用钱，而把这些归纳到一起就统称为启动费。”
“如果没有拍卖掉，赔了怎么办？”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这并不能动摇你的决心，否则世上的人就不要做事情了。”宋一坤就此事下了定论。
“倒也是这个理。”夏英杰点点头，看了一眼手中的提要，又问，“这部作品既然由我来写，我想知道我有多少发挥余地？”
“不存在余地问题，你有全部主权。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提出一些参考意见。”宋一坤特别强调。
夏英杰心里有了底，于是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想把这个大纲作为素材的一部分，在保留重要事件和原有风格的同时，按照我的写作习惯，从女性的角度重新构思部分情节。我认为原提纲力度有余，情感不足，如果补充一些女人味的成份，刚柔相济会更容易打动人，被更多层次的人接受。”
“我同意。”宋一坤说。
“原定人物的性格走向也需要调整。”夏英杰说，“比如有位经理挪用百万元将一个漂亮情妇养在国外，他们之间根本没有感情基础，如果考虑到情妇作为女人她的感情需要，她的孤独、寂寞和痛苦，那她就不可能安居乐业，而会产生叛逆心理，从而指导她的行为。我们写她得首先考虑到：她是个人。”
“我同意。”宋一坤又说了一句。
“最重要的是主人公的结局。”夏英杰微微有些激动地说，“法律是不会到国外救助一个孤女的，而主人公能做到，也因此犯下罪行，只是不为人所知。我认为他不应该是自我判处死刑，而是在意图赎罪的过程中暴露了自己，由法律判处他死刑，这样更具感染力，从而更能引起读者对生活和社会的深刻反思。”
“同意。”这次宋一坤只说了两个字。
夏英杰问，“你什么意思？”
宋一坤笑笑：“我是说，你完全能胜任。”
“先别戴高帽。”夏英杰说，“对眼高手低我最有体会，实际写作可能达不到构思要求，所以你必须帮我。一个成功女人的后面必然站着一个强有力的男人。”
“那我就站着吧。”宋一坤说着就想起床。
“但是现在我需要你躺着。”夏英杰抱住他，又把他塞回被窝里，亲了一下说，“昨晚你看电视太久了，再睡一会儿，我做好饭来给你穿衣服。”
“早饭吃什么？”他问。
“馒头、稀饭。”
宋一坤说：“你这么惯着我，以后有你的苦头吃。”
夏英杰笑着说，“我惯着你，就是要给别的女人制造障碍，她们有漂亮的脸蛋儿和高傲的举止，可不会调理好你的胃口，更不会把你当成宝贝来照顾，所以你还得回来。男人嘛，出门是条龙，回家就得做乖孩子。从今天起你就正式有爱称了，叫宝宝。”
说完又在他脸上重重地亲了一下，这才去厨房做饭。
平凡而具体的生活使夏英杰得以展示自己温柔、勤劳、善解人意的一面。她对洗衣、做饭和每一件细小的家务事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仿佛体内蕴藏着一股永不枯竭的精力热情。她知道，这一切都源于她对宋一坤的爱，只要能看着他，尤其看着他津津有味的吃相和孩子般的睡态，她就有一种满足感。她把女人那种与生俱来的母爱都倾注在他身上了，以至于他的每一个举手投足都能牵动她的心。
然而，她有时也会莫名其妙地伤感，太具体的幸福往往会显得有些不真实，她担心有朝一日会突然失去这一切，因为宋一坤根本不是安于平凡生活的人，暂时的平静说明不了什么，他终究要回到属于他的轨道上。
此刻她挽起袖子，系上围裙点火做饭，在烧水和热稀饭的同时，用来摊煎饼的鸡蛋面糊就已经调好了，她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于最多的活儿。
正在摊煎饼，忽然听到书房里电话铃响了，她想：这么早，会是谁打来的？
电话是江薇打来的，给她报了一个好消息。她放下电话接着做饭，然后端到客厅摆好，这才去卧室。
“宝宝，起床吃饭了。”夏英杰将衣服抱到床上，像哄孩子一样把他打发起来。
宋一坤边系扣子边说：“太酸了，牙受不了。要是让人听见多难为情。”
“没人听见。”她笑了笑，接着说，“牙膏给你挤好了，你得快一点，不然煎饼就凉了。刚才江薇来电话，说落户的事有眉目，南都饭店的总经理要求见一见本人，待会儿她来接我。”
宋一坤没说什么，刷过牙就去吃饭。
夏英杰匆匆吃了几口饭，然后就去化妆。就在这时，楼下响了两声汽车喇叭的长鸣，她知道是江薇来了，便把化妆品装进包里，到客厅对宋一坤说：“你慢慢吃，碗放厨房里我回来在再洗。现在快点吻别一下，这是规矩。”
宋一坤手上、嘴上全是油，正吃得津津有味，根本无暇顾及其它，草草地把脸凑过去被亲一下，又投身于煎饼里。
“小伙子，慢慢适应吧。”夏英杰戏言一句，下楼了。
江薇开着一辆微型采访车，见了夏英杰就问道：“你眼圈都快熬成熊猫了，是不是又熬夜了？得注意身体。”
夏英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一边继续化妆一边说：“我打算半个月把大纲整理出来。以前写新闻稿习惯了，猛一转弯有些不适应，所以总少不了吃苦头。这件事我得往前赶，不然时间不够用。”
“你觉得写书有出路吗？”江薇关心地问。
“我也是这么问的。”夏英杰收起那截很短的眉笔，又从包里取出口红，边涂边说，“一坤属狗，我自然得嫁狗随狗了。他要说行，不行也行。这事我眼下还看不透。”
江薇点点头，说：“一个连女人都能一眼看透的男人，也不值得你夏小姐去监狱里挖掘了。我可把话说在前头，将来你成大气候了，别忘了拉姐妹一把。”
“我都讨饭到你门上了，你居然还挖苦我，居心何在？”
“我可是当真的。”江薇说。
“得了，说正经的吧。”夏英杰收起口红，坐正身子，把包放在双腿上，认真地说：
“江薇，再帮我个忙行吗？”
“有什么话直说嘛。”江薇嗔怪道。
夏英杰说：“情况你都知道了，我也没什么难为情的，还是想出来工作。一坤给自己规定每个月六十元的烟钱，可他在监狱时都没断过‘万宝路’。他不讲究吃穿，不爱喝酒，没事从不下馆子进歌厅，就这么点抽烟的嗜好，我一看见他抽那种廉价烟心里就难过。如果我能出去工作，除去买烟还能给他改善一下伙食。”
车遇到红灯停住了。江薇抚摸着方向盘说：“交通太不方便了，来回一趟将近两个小时。你要写作，要干家务，还要照顾他，如果再去工作，你身体怎么吃得消呢？人又不是机器，两个人过日子得互相体谅。以你们目前的情况，我看他出去工作更合理一些。”
“不行，我不能再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夏英杰一口否定了江薇的建议，说：“在别人手下做事，少不了被支来唤去地看脸色，一坤是什么人我清楚，我宁可养虎冬眠，也不能损伤虎威。”绿灯亮了，江薇启动车子，说：“你太痴心了，可他明确表示过反对你工作，你的好心未必就有好结果。”
“所以才要你帮忙。”夏英杰说，“如果落户必须以工作为前提，他也只能认可。瞒着一坤并不难，问题是南都饭店给不给我机会，我条件不高，端盘子洗碗清理垃圾什么都能干。”
这时，江薇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从自己的包里摸出一张活期定额存款单递给夏英杰，说：“这钱我原打算以后还你，怕你们现在住着不踏实。既然你缺钱用，我就不必替你保管了。”
夏英杰接过一看，存款是七千元，存款单上是自己的名字。
她把存款单放回江薇的包里，说：
“江薇，你这样做与赶我们走没有区别。”
“你就不怕我心里不安？”江薇说，“人这辈子谁没有几个朋友？如果这种钱我也挣，我成什么人了？时间长了不敢说，住个一年半载的我还管得起。我要出租房子不会等到现在。”
夏英杰说：“你还不了解一坤，他最怕欠人情。如果工作的事为难就不谈了，钱你还收着。”
江薇见夏英杰态度这么坚决，想了想说：“这钱你先用着，算我借给你的，总可以吧。”
“如果一坤需要借钱，恐怕轮不到我去借，而且也不会是小数目。我现在借钱他会怎么看我？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夏英杰微微有些急躁，接着说：
“你怎么不明白呢？对一坤来说，我不是因为缺钱而去工作，而是落户必须以工作为先决条件，我是不得已而为之。让你帮忙，就是这边找工作，那边帮我撒谎。”
“这故事真让人感动。”江薇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她思考了片刻，说：“看来只能由着你了。我舍出面子，尽量给你争取一份好差事，万一不理想你也别记恨我。因为本来没有说要工作的。”
南都饭店位于海口市黄金地段，是北京一家公司投资的国营三星级酒店，楼高二十六层，外形壮观而具有欧洲现代风格，门前是一片铁栏封闭的停车场，停放着几十辆各型轿车。
江薇把车停好，带着夏英杰进了南都饭店的豪华大厅，她让夏英杰在大厅一角的小酒吧里等着，自己乘电梯上了九楼。
夏英杰心里有数，没有可能的事情她是不会张口的。同时她也清楚，江薇不是不能帮忙，而完全是关心她的身体。果然，半小时后江薇打来电话，让她马上去九楼总经理办公室。
这里是整个饭店的权力中心，房间宽敞豪华。总经理坐在高级办公桌后面，他年近六十，有些秃顶，头发整理得一丝不乱，穿一身银灰色西装，戴着眼镜，目光谦和而稳重。他让夏英杰坐下，仔细打量了一番，说：
“夏小姐，你的档案我看过了，小江也介绍了一些你的情况，今天找你来没别的意思，主要是为了核实一下。我和小江的父亲是老朋友，如果你只是惜条道、歇歇脚，那倒没什么。刚才小江又提出你要工作，我想，有些话应该当面讲清楚，凡事都得有个交代嘛。我不久就该离休了，国营企业人事关系复杂，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你条件不错，按理说应该有发展，我担心你会因为领导层的人事关系而影响了个人前途。”
“我明白您的意思。”夏英杰诚恳地说，“但我确实是临时性的，不会在这里待太久，您也不必有顾虑。”
“当面讲清就好。”总经理点点头，然后说，“现在商务中心人手不够，既然你中英文打字都可以，正好补充进去。如果没有其它要求，现在你就可以去商务中心报到了，由经理具体安排。
我刚才已经在电话里打过招呼了，让小江陪你过去。”
夏英杰道谢之后，随江薇一起离开办公室，乘电梯到一楼商务中心。经理也是一位女士，二十七八岁，与江薇非常熟悉。经理热情接待了她们，并简要地向夏英杰介绍了商务中心的状况。
商务中心由中、英文打字、复印、传真、信息咨询等项目组成，实行十二小时服务。早班从八点到十四点，晚班从十四点到二十点，每月倒班一次，没有固定休息日，实行轮休制度。
经理告诉夏英杰：明天正式上班。
离开商务中心，江薇又把夏英杰送回家，从包里掏出一把绑着块小铁牌的钥匙说：
“存车棚里我有一辆自行车，这辆车我平时用得不多，现在你用正合适。从家里骑车到饭店需要四十分钟，虽然累一点但时间有保证。如果你乘汽车，不但得步行一段路，而且很可能因为塞车经常上班迟到。这块牌子上是车子的号码。”
更英杰接过自行车钥匙，感激地说：“你这么帮忙，我真是很过意不去。没想到今天这么顺利，全凭你的面子了。我们一穷二白，也没什么好感谢的，你就只当来了一个穷亲戚吧。”
“别寒碜我了。”江薇笑着说，“能给你夏小姐效力我是求之不得呢，不趁现在套近乎，将来你还能认得我吗？”
“可别开这种玩笑，我承受不起。”夏英杰忙说。
“你不是写作吗？上班时自己带一个磁盘，空闲时候干点自己的事情，只要不影响工作就行。你可以公私兼顾嘛。”
夏英杰没说话，只是会心一笑。
宋一坤深居简出，附近居民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他像一团萤火，既不燃烧也不熄灭，游荡于日出与日落之间，游荡于这块六十平方米的空间里。每天除了看书、看电视新闻，他最关注的就是外界打来的电话。
这更像一匹狼潜伏在草丛里，耳朵贴着地面，眼睛盯着前方，不会闻风而动，也不会坐失战机，只等目标进人有效攻击范围之内，它才会腾空而起，闪电出击。
北京方面，方子云负责的专利产品研究其组织、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有关专家已从理论上确认了新型材料产生的可能性。方子云从当地各科研院所的退休人员里精选了三位专家，将分别从冶金、化学和机械制造三个方面对专利项目进行综合研究。出于节省经费的考虑，他特意租用了农机修造厂的一间房子作为研究场所，以便利用该厂的小型炼钢炉。化验室的设备，部分是购买的，也有一部分是借来的。总之情况不错。
奥地利方面，王海和孙刚的两家餐馆受同行业竞争的冲击和国际气候的影响，生意日趋惨淡，于是联手回国，再度前往创业之地——江州，假借外商身份与江州皮革厂洽谈合资项目，实为空手道的把戏，目的在于项目成立之后，寻找奥国商人投资，从中谋取中介费。这种生财之道虽屡见不鲜，但以王海和孙刚的智能，很难让人做出较为乐观的估测。
其他方面，如叶红军、周立光、赵洪等人的情况，均无大的变化，相对平稳一些。
宋一坤相信：运动是一切事物的规律，任何机会都在运动之中产生。他的指导思想是，节约每一个铜板，为了战争的需要。
他所需要的是时间、时间。
而夏英杰却没有更深的考虑，她最深远的考虑就是得到这个男人，然后去爱他、关心他、守住他。她只想从自己身上节约铜板，并且力所能及地多挣些铜板，用来改善爱人的日常生活。养猫也罢，养虎也罢，对她来说已经没有区别了，她一旦选择了丈夫，就会全力去做一个好妻子。
工作的事，她如愿以偿，她似乎总能如愿以偿。宋一坤尽管心存疑虑，但是面对无可争议的理由他也不得不认可，而这种不得已的认可，对他来说也不止是惟一的一次。
夏英杰的生活非常规律，完全按照她自己制定的时间表进行：早晨五点半起床做饭、收拾房间，七点十分骑车上班，下午两点下班回家，写作三个小时，六点钟做饭、干家务，八点写作，晚上十一点休息。每天早上她都要把宋一坤的午饭准备好，每天她都要保持六小时的写作时间，她像一台机器一样按照固定的程序运转。
这天上午，夏英杰期待许久的那个时刻终于到来了——经理把一个写有她名字的工资袋交到她手里。她打开一数，工资、奖金和各种补贴加在一起，一共七百三十元。这笔钱着实令她激动了一阵子，随后她便在脑子里规划支出的款项。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她是体会到了。
下班前，江薇来商务中心找她，把一封信和一张包裹单放在桌上，收信人一栏写着：江薇转夏英杰收。字体歪歪扭扭不太美观，一看便知是小马的水平。
夏英杰看了一下包裹单，说：“是小马，他把那盒录音带寄过来了。”
“就是宋一坤在上海收留的那个孤儿？”江薇问。
夏英杰点点头，问：“取东西的邮电局离这儿远吗？”
江薇说：“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还是我去取吧，我下午要去办事，顺路就办了。另外通知一下，你今天发薪水了，晚上我得到你那儿混饭去，咱们好久没有聚一聚了。”
夏英杰笑着说：“那好，晚上我多准备几个菜，咱们好好聊聊，不然下个月我上晚班，时间就凑不到一起了。”
江薇拿起单子说：“七点，我准时赶到。”
说完她转身走了。
夏英杰向下一班小姐交班完毕，到车棚推上自行车离开饭店，直奔小商品批发市场。
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市场，厅内厅外到处是摊位，摆满了五花八门的商品，从衣物到食品，从家电到针线，应有尽有。每一条狭长的小道都挤满了顾客，无论买与不买，观赏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夏英杰并不急于购买，而是东转西看，反复询问，对自己要买的商品进行摸底、比较，从而以较低的价格买到称心如意的东西。她用三百二十元买了四条硬盒“万宝路”香烟，八十元买了一斤茶叶，又买了两个漂亮的烟灰缸和一瓶蜂蜜。
回家时，她特意舍近求远从市中心的海秀大道经过。早就听说海秀大道繁华、壮观，据说没有到此街一走的人，不算来过椰城。她是比较喜欢逛街的，来海口一个多月了却一直没有时间专门出来游玩。
海秀大道在历史上就是连接环绕海南东西两条公路的中心地段，八公里的柏油马路车流不断，道路两边花枝招展、椰树成行，高楼大厦比比皆是。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海南国际商业大厦，它集商贸、购物、餐饮、住宿于一身，以优美的购物环境和完善的服务设施吸引着大批顾客。从这条街上不难看出，海口已跨越了几十年的落后，成为最有活力的省会城市之一。
夏英杰虽是骑车观景，倒也心满意足了。
回到家里，她把东西放在客厅的桌子上，然后去书房，见宋一坤像往常一样全神贯注地看书、做笔记，便从后面抱住他，脸颊蹭着他的头发问：
“怎么不问我为什么回来晚了？”
宋一坤放下手中的笔，双臂展开伸了一个懒腰，低声嘟哝一句：“程序出毛病了。”
夏英杰拉他起来，笑着说：“快去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宋一坤放下书来到客厅，一眼便看见了桌上的四条“万宝路”香烟，真可谓见烟眼开，兴奋地拿起一条看着，连声说：
“太奢侈了，太奢侈了。”
夏英杰的笑脸消失了，沉默了，鼻子一酸眼泪冲了出来。她抱住宋一坤把脸埋在他怀里，好一会儿才慢慢抬起头，伤心地说：
“一坤，你这么说我心里真受不了，以前你抽这种烟怎么不说奢侈？以前你坐轿车住饭店怎么不说奢侈？都是因为我，你才落到这种地步，我这么自私，你不恨我吗？”
“又离谱了。”宋一坤说，“人活一世，还有什么能比两个人相依为命更重要？”
“那，我比邓文英怎么样？”
“这么俗？”宋一坤笑着讥讽道。
“我就俗，你非得回答我。”夏英杰抹着眼泪撒娇地说。
“怎么说呢？”宋一坤想了想答道，“论心计，你们谁也不是善主儿，但是你比她朴实，更有女人味儿。”
夏英杰这才破涕为笑，说：“我发工资啦，一大笔钱呢。这两个烟缸客厅放一个，书房放一个，就不用茶杯弹烟灰了，这瓶蜂蜜专门给你冲水喝，一天两杯，润肺的。你再闻闻这茶叶，香不香？”
宋一坤赶紧做一副沉醉状，说：“好茶，真香。”
“你还没闻怎么知道？”夏英杰嗔怪地瞪他一眼，接着说，“还有呢，你看这是什么？”说着，她把信拿出来递给他。
宋一坤接过一看，说：“总算来信了，我正担心呢。”然后把信封撕开，抽出信来看。
大哥、大姐：
你们好。来信收到，因为一直不稳定，所以不能及时回信。
邓姐对我很好，她已经辞去副总经理的职务，通过关系贷款二十万元，与别人合伙搞了一个东方人时装公司，注册资金一百万元，邓姐占60％的股份，由设计部、生产部、销售部和表演队组成，我已经不开车了，被分到表演队接受训练，邓姐说我条件好，适合当模特。我现在一切都很好，吃住条件都不错，请不要挂念。
分别时，大哥又忘了磁带，现在寄去。祝你们幸福！
弟：马志国
一九九三年一月八日
“这就好。”宋一坤放心了，把信交给夏英杰。
夏英杰收拾起桌上的东西，说：“磁带江薇晚上送来，说好了她来这儿吃饭，我也准备好了。我现在得去菜市场，你看要不要买点啤酒？”
“有客人，就买点吧。”宋一坤说。他平时是不喜欢喝酒的。
夏英杰从菜市场采购回来，已经将近下午六点了。她系上围裙洗菜、切肉、炸鱼、炖鸡，忙得团团转，倒也乐在其中。宋一坤则稳坐书房一门心思做他的学问，不是他不帮忙，而是夏英杰不让，也不是因为他越帮越忙，而是夏英杰最看不得男人做家务。
七点钟，楼下传来两声汽车喇叭响。夏英杰忙从厨房跑到阳台，对下面的江薇说：
“上来呀，还等什么？”
江薇挥挥手说：“你们都下来，先帮我把东西抬上去。”
夏英杰连围裙也顾不上解，叫上宋一坤下楼搬东西去。原来是三件家电，彩电、录相机、音响。宋一坤首先把彩电搬上楼，又下来与夏英杰合抬音响，江薇则抱着录像机，三人一起上楼。
东西放到客厅，夏英杰关上门说：“你怎么了，一下子买这么多。”
江薇随口答道：“朋友帮忙，从黑市上买的走私货，都是日本原装的，价格又便宜。反正这些东西早晚都要买，往后越来越贵。”
夏英杰倒觉得，江薇是没办法处理那笔房租，索性买来东西让他们使用，以此平衡一下心理。她是这样猜测，却不便说穿。
在江薇的指挥下。黑白电视机立刻被彩电取代了，录像机摆在彩电旁边，音响被安装在客厅墙边靠近电源的地方，包装箱统统堆到阳台上。家里立刻增添了不少现代气息。
忙完之后，江薇从包里取出一只小木盒交给夏英杰，说：
“磁带取回来了，现在物归原主。”
夏英杰说：“你打开吧，我还得炒菜呢。”
江薇说：“我怎么敢打开，也许是机密呢，不然谁会这么老远寄一盒磁带？”
“真是一盒音乐带。”夏英杰笑笑说，“那是一坤喜欢听的曲子，现在市场上可能已买不到了。”
江蔽还是不放心，交给宋一坤打开，而且由他亲自装进磁带仓里。果然，屋里响起了《教父》的乐曲。
江薇把音量调到适中，然后到厨房去帮忙。夏英杰便让她把炒好的菜一盘一盘地往客厅里端。
末了，夏英杰对江薇说：“厨房没你的事了，你叫一坤洗手准备吃饭，我做好这个菜就过去，这道锅巴尤鱼得趁热上桌，一坤吃这个菜吃的就是那一声响。”
江薇刚要去，又转过身问夏英杰：“我现在该怎么称呼他呢？直呼名字不礼貌，称宋先生又太做作，也太见外了。”
夏英杰想都没想，说：“别人都叫他坤哥，你也这么叫吧。”
江薇便去书房，说：“坤哥，洗手吃饭了。”
“知道了。”宋一坤说着，合上书站起来。
江薇无意中看见墙角平放的两只箱子杂乱无章地堆着许多书籍，心疼地说：“怎么可以把书那样放着？”
宋一坤回头看了一眼，解释道：“那是我的书，我怕和你的书弄混了，所以没敢往书架上面挤。”
江薇没说什么，待宋一坤出去后，她把自己的书见缝插针地集中到一个书架上，把部分消遣性没有价值的书推到书架与地面之间的空隙里，然后将宋一坤的书井然有序地移到书架上。她发现宋一坤的书大多都是理论方面的，如自然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辩证逻辑等等，还有就是人物传记，除基辛格、斯大林、希特勒等几册单本之外，其余竟全部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书籍。
“江薇，开饭了。”夏英杰在客厅叫道。
这是一桌很丰盛的家宴。三人人座。
宋一坤一直惦记着一件事，眼下正是个机会，便对夏英杰说：“阿杰，再请江薇帮个忙行吗？”
江薇说，“有事只管吩咐。”
宋一坤说，“我想让你帮我收集一些旧报纸，就是你们单位每天看过的各种报纸，特别是文化报、文学报之类的。阿杰写小说，得及时了解文坛动态，做到心中有数。”
“这事太简单了。”江薇笑了，说，“我也有个想法，就是让阿杰多看一些录像带。我朋友不多但熟人不少，比如资料片、历史片或经典故事片，只要电视台或文化馆有的，一般都可以借到。也许这些对阿杰有帮助，至少可以参考、借鉴。”
“太好了。”夏英杰高兴地说，接着话题一转，道，“一坤，今天江薇在场，如果你不介意，我给你提两条意见行吗？”
“当然可以。”
夏英杰说：“你答应过帮我写好这本书，可现在都进展四万多字了，你从来都没看过一眼。”
宋一坤说：“你是科班出身，又有几年的写作经验，这方面不需要我帮忙，我说帮你是指意境方面，你刚写四万字，很多人物、情节还没有展开，看不出什么。”
夏英杰对这个解释还满意，接着又说：“你原打算回老家的，现在来海南一个多月了，连封信都没往家里写，姐姐从小与你相依为命，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你就不担心她挂念你？”
宋一坤轻轻摇摇头，说：“九一年初，我给姐姐寄去五万元钱，让她翻修房子，谁知她说服了姐夫，拿上这笔钱和家里多年的积蓄离开县中学，一个人回到村里去办小学了。她是另一种人，俭朴、正直、安分。我有一年多没敢给她写信了，我不能骗她，又不能对她讲真话，所以只能闭嘴。她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天忙忙碌碌，我也不能让她分心。我想，等以后情况稳定了回去看看最好。”
他说着，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家乡的山村，回到了自己不幸的童年。
日复一日，转眼半年过去了。
宋一坤在海口度过了一段最悠闲的日子，这使他有机会平心静气地读一些书，从容地思考一些问题。然而，近来的种种迹象都表明，这种世外桃源的日子不会太长久了，局势要求他：准备出山。
根据电视、报刊、电台等多种宣传媒体提供的消息，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八日，福建省厦门市将举办全国性的文稿竟价活动，后经电话咨询证实，这个消息是可靠的。较之其它区域性的文稿交易，此次活动更有影响、更具权威性。对夏英杰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机会，但问题是：目前书稿只有二十六万字，尚有十多万字待完成，而竞价活动的截稿日期是八月十五日，再除去请人看稿征询意见及修改，十万余字的实际写作时间只有两个月。
时间紧迫。
王海打来电话，将于五月九日从江州乘飞机来海口。据宋一坤所知：王海和孙刚的两家餐馆越来越难以支撑，而江州的合资项目更谈得风风火火，但至今也没找到一个真正有实力的投资者，中方企业还一直被蒙在鼓里，“空手道”能否成功，一言难尽。
那么，王海此时来椰城，是礼节性访友还是另有动机？
玉南方面，方子云所负责的新产品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机械制造部分已经完成，并生产出了第一个普通材料的样品，而高科技合成材料已进人大批量生产实验阶段，最后成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根据协议规定，三位研究人员除每月一千五百元的固定工资之外，还要付给每人科研成果费各两万元。今后的工作量按三个月估计，到八月份完成全部技术资料整理，就宣告合作终结，方子云预计：届时可能会有四万元的资金缺口。宋一坤的答复是：宁肯每月损失几千元也要拖延时间，至少要坚持到十一月底。因为那个时候，邓文英借款期限已到，拿回四万元应该没问题。
前方吃紧，而宋一坤却一个铜板也拿不出来。他对九月十八日的文稿竞价虽有信心，但并不排除节外生枝的可能性，担心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只能寄希望于邓文英那笔借款。不到最后关头，他是不会伸手借钱的。
这天早晨，他的早餐只吃了一半便停住了，没有食欲。一支烟在他的手指之间悄无声息地燃烧，他的脑子在不停地转动、思考，两只眼睛似乎在审视着什么，似乎要将一切都看透、看穿。夏英杰做好了上班前的准备，最后一道程序是她的“专利”项目：吻别。来到客厅，见宋一坤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不忍心打扰他，只在他脸上留下一个唇印，便满足地转身欲走。
“等一下。”宋一坤忽然说道，“你重复一下今天的任务。”
夏英杰心中有数地说：“第一，到单位开证明，把报名表、报名费、像片和证明一起寄给文稿竞价组委会。第二，请三个小时的假，写一个牌子，中午去机场接王海，安排他在国商大厦住下，然后带他来见你。第三，顺便买两千张打印纸。”
宋一坤点点头，嘱咐道：“如果王海问我为什么没来，你告诉他，一坤已经被惯得不成样子，懒得连翻一下身子都得让人推。”
夏英杰说：“可我总觉得你不去有点不近人情。”
宋一坤说：“我判断，王海来海口感情的成分少，投石问路的成分多。我亲自去机场接他过于热情了，有急于贴近他之嫌，会使他产生错觉，助长他的惜资心理，颠倒了事物的本质，即便真有机会合作他也会狮子大开口。现在冷一冷他有好处，至少可以帮助他端正态度，我们过得很好，既不需要钱也不需要救世主。”
“好吧，照你说的办。”夏英杰说。
宋一坤本可以让她走了，却站起来把烟头放进烟缸，出人意料地抚摸着她的脸庞，轻声说：
“这半年，让你吃苦了。”
夏英杰的确明显地消瘦了，她要工作，要写作、要做家务，每天只能休息六个小时，脑力与体力双重劳动紧张而繁重，只有轮休的那天似乎可以奢侈一下，而大扫除、大采购和改善伙食完全得靠她一个人做出来，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她从没幻想过风花雪月的爱情，不像大多数女孩子那样，常有一种性别优越感，以为凭一张漂亮的脸蛋就能使天上掉下馅饼来。她只知道脚踏实地做人做事，用孱弱的双肩担起这份哪怕超出她年龄负荷的沉重。
宋一坤少有的亲热举动使她激动不已，她就势依偎在他胸膛上，轻声问：“你今天是怎么了？”
宋一坤将她搂在怀里，怜惜地说：“我知道你辛苦，可是要培养你的韧性和抗击打能力，不狠下心来不行。人的生存能力说到底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在家多做些模拟训练，出门就可以从容一些。”
“你不用解释，也不用内疚。”夏英杰坦白地说，“我根本没有多想，只要守着你我就知足了。”
“总之还得忍耐下去，”宋一坤说，“这个世界凭的是实力，有几杆枪就有几多身份，和军阀割据没什么两样。尤其是女人，靠别人那种礼节性的尊重，半文不值，摆出多少潇洒也是花架子。”
“这个我懂。”夏英杰笑着说，“我妈常说，年轻时吃苦不算苦，到了老年无依无靠那才是真苦，所以现在得苦干。不过我真该走了，不然就迟到了。来，这边再亲一下。”
宋一坤经过半年的训化已经习惯了许多新的生活内容，但一直害怕脸上被留印记，总感到有失庄重和威严。而他越害怕，夏英杰就越喜欢做，似乎这样更能满足占有欲。此时她见宋一坤又下意识地想躲，便哄着说：
“不许反抗。”
于是，来一坤又一次被剥夺了威严。从某种意义上讲，夏英杰以爱的名义已经把他统治了。
等门关上，宋一坤立刻迫不及待地把脸上的唇印擦掉了，然后背手、抬头、平视，以大家风范踱了几步，这才觉得回归了自己。
商务中心位于一楼大厅左侧，打字间用铝合金和蓝色玻璃构成，美观，醒目。房间里有序地排列着四台电脑，两台规格不同的复印机，工作环境十分整洁和规范。工作人员身穿统一制服，既端庄又使人赏心说目。
按照分工，夏英杰专门负责英文打字和英文翻译这项工作。
她工作认真，为人热情，所以人际关系很好。这种环境无疑给她利用工闲时间写作提供了方便，尤其中午从十一点到一点这段时间一般没有业务，她的书稿有三分之一是利用这两个小时完成的。
十点钟，夏英杰正拿着一份打印好的清样校对，电话铃响了，是打给她的，她听到了江薇的声音。
“阿杰吗？”江薇说，“有件重要的事，中午我带你去见一个书商，约好了十二点在天府饭庄会面。他是昨天晚上来的，下午还要返回湛江，这可是我托了几道关系才认识的，我也只和他见过一面，据说神通不小，这个人肯定对你有用，不能错过机会。”
“不行。”夏英杰解释道，“一坤有个住在奥地利的朋友今天从江州来，十一点我得去机场接他，时间绝对来不及。”
江薇停了好一会儿，才说：“这样吧，十一点以前我一定赶去接你，你千万不要离开，咱们见面再说。”说完，她不容夏英杰争辩便把电话挂断了。
将近十一点时，江薇果然准时来了，车子停在路边，对夏英杰说：
“上车吧，我陪你去机场。”
夏英杰面有难色，犹豫再三还是上车了。
江薇驾驶着汽车，问：“有事怎么不招呼一声？”
夏英杰说：“我不能也不想占用你的工作时间，影响了前途谁敢担待？
“没那么严重。”江薇并不以为然，话题一转说，“约见书商的事我通知对方推迟一小时，一点钟在天府饭庄会面。这样一来时间就错开了，两不耽误，只是得让你的客人在国商大厦多等一会儿。”
“这样的话，我得给一坤打个电话说明一下。”
“我已经打过了。”江薇说，“这事是我擅自作主的，所以请客的费用得由我付。不过，如果你以后因此事发了财，那时候就另当别论了，得给我翻案。”
夏英杰说：“我不是跟你客套，一坤为这本书存有一笔专用活动经费。我身上的钱肯定不够，你先替我垫上，回头我还你。”
江薇了解夏英杰的脾气，也就不再争执，笑着说：“好吧。”
两人一路谈着，不知不觉到了机场。
大厅里聚集着很多乘客。夏英杰和江薇在大厅等了十几分钟，从广播里得知薇机准时降落在海口机场。很快，来自江州的旅客开始通过机场出口，夏英杰站在几个出口之间的位置单手举着牌子，在人群中观察。
一名穿茄克衫的男人看着牌子朝她走来，上前客气地问道：
“小姐，你是替宋一坤接人的吗？”
一番自我介绍后，夏英杰知道了来人正是王海。
王海问：“坤哥没来吗？”
“他呀，”夏英杰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说，“他现在已经被惯得不成样子，懒得连翻个身子也得让人推一把，就差往嘴里喂饭了。”
“哦？”王海显然对此很敏感，下意识地应了一声。
王海那丝一闪即逝的神色没有逃过夏英杰的眼睛。
“这位是江薇小姐，我的朋友。”夏英杰介绍说。
三人走出大厅。忽然，身后有人喊：“阿杰！”
夏英杰本能地回过头，愣住了，她看到了一张既熟悉而又使她无法相信的脸，脱口道：“林萍？”
“是我，是我呀！”林萍仿佛是从地下钻出来的，她惊喜地迎上来，一把拉住夏英杰的手，激动地说，“我看你半天了，越看越像，可就是不敢认你，没想到还真的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来接一个朋友。”夏英杰嘴上说着，脑子里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但眼前的一切又确实是真实的。她摇摇头，说：
“天下会有这样的巧合。”
林萍也觉得难以置信，忽然说道：“这是天意，肯定是天意，这说明咱们俩有缘分，有心灵感应。”
夏英杰平静下来，问：“来海南怎么不事先打个电话，也让我有个准备。”
“我想给你个惊喜，震你一下。”林萍把旁边的一个男人拉过来，美滋滋地介绍道，“这是我的男朋友杨小宁先生，法国华侨，我马上要出国了，护照、签证全办齐了，特意来海南向你道别。”
被称作杨小宁的男人三十多岁，穿一身笔挺的西装，皮鞋黑亮。林萍衣着入时，浓妆艳抹，俨然是个阔太太。
夏英杰对王海说：“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林萍，我的朋友。这是王先生，一坤的朋友。”
王海的衣着很普通，这多少助长了林萍的优越感，只是轻描淡写地看了对方一眼便算打招呼了。王海显然也不欣赏林萍的装束，只是朝她笑笑，那笑明显是挤出来的。
五人出了大厅。
夏英杰请林萍上车，林萍看看杨小宁，又看了一下同车的人数，毫不掩饰地皱皱眉头说：“这么多人挤在一起，难受，我再叫一辆车。住的地方我已经想好了，就住在你工作的南都饭店，见面方便。”
夏英杰与江薇商量了一下，决定让江薇送王海去国商大厦，她自己陪林萍去南都饭店，然后在国商大厦会合，一起去见书商。
夏英杰叫了一辆“奥迪”出租车，请杨小宁坐在前面，她和林萍坐在后面，离开飞机场。
林萍关切地问：“阿杰，怎么样？”
“离上次通电话还不到一个月，一切都是老样子。”夏英杰笑着说，“也许我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种聪明人，会让你失望的。”
“他现在干什么？还在吃闲饭？”林萍问。这里的“他”是指宋一坤，语气中也充满了轻蔑。她一直对夏英杰的选择有看法。
夏英杰没有计较，也不争辩，而是岔开话题说：“今天太巧了，也太突然了，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一点钟我还有个重要的约会，现在改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陪你们到饭店办理住宿，你们先休息一下，回头我给你打电话，晚上请你们到家里吃饭。”
林萍不假思索地说：“我是来看你的，不关他什么事，你有事先去，回头我们再联系。我后天去深圳，既然出来了就多转几个地方，我想让你明天请一天假，我们一起去海边玩。”
“没问题，我一定陪你。”夏英杰说。
林萍看着消瘦的女友，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你真是自讨苦吃，以你的身段和模样，那是天生的福相，何况你还有名牌大学的学历。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傻事？”
杨小宁从一见面就开始注意夏英杰了，此时坐在前面还不时地回过头瞟一眼。夏英杰看在眼里，反感在心里，却并不表现在脸上，依然与林萍谈笑。
这时，杨小宁转过脸来搭了一句：“夏小姐，你的条件太优越了，如果在国外肯定会有发展，窝在这座孤岛上不觉得屈才吗？”
夏英杰笑笑，说，“我本来就没什么才，也就谈不上屈才。
“谦虚了，谦虚了。”杨小宁没趣地自语着把脸又转回去，不再搭话了。
天府饭庄所处的这条街被当地人俗称“白吃街”或“腐败街”，马路两侧餐馆林立，一家比一家豪华、壮观，各家的迎宾小姐也是各有风姿、争奇斗艳。这条街集中了天南地北各种风格的名莱佳肴。
江薇选择这里，足见她对这次会面的重视。
高约定的时间还有十几分钟，夏英杰和江薇在饭庄门口等候。将近一点的时候，一辆出租轿车开过来，从车上下来两男一女，明眼人不难看出，那位中年妇女一定是老板的妻子，另一位文质彬彬的青年大概是秘书。书商是一位中年男人，穿着一般，个头不高，人却显得精干、老练。
江薇上前招呼，为双方做了介绍。书商取出一张名片递给夏英杰，名片上印着：湛江万路达文化公司总经理苏卫国。
“今天夏小姐作东。”江薇笑着打个手势，“各位请进吧。”
进了餐厅，选了一个单间人座，服务小姐站在一旁带着职业微笑等他们点菜。夏英杰把菜谱递给客人请他来点，苏卫国接过菜谱却放下了，喝了一口茶水说：“如果你没有作品，是不会到这种地方花冤枉钱的，我相信你一个月的工资不够这顿饭钱，既然来了就说明你有作品，有诚意，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不过话要说清楚，饭费得三七开，我付七成，这样分配公道一些。”
“苏先生，这是什么意思？”江薇的脸色顿时变了，冷冷地问道。
“别误会，我没有半点轻视的意思。”苏卫国解释道，“我是商人，只认作品不认人，我不会因为一顿饭将来在交易上补人情。我倒是希望能请你们，但你们不会接受，你们是另一种女人，所以咱们各吃各的。”
“实在。”夏英杰说，“就按苏先生说的办。”
于是，在座的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口味轮流点菜，气氛并没有因为刚才的事而受影响，反倒显得更宽松了。苏卫国出于谈话方便，把服务小姐也打发走了。
夏英杰直奔主题说道：“苏先生，今天对我来说是个机会，我想先介绍一下我写的那本书，如果你对书的内容有兴趣，我希望不久能够合作。同时借这个机会我也想了解一点出版、发行方面的情况，用新潮的话说，叫作双向选择。”
苏卫国说：“我是靠出书吃饭的，能找到上品的书稿就与淘金者发现金矿是同样的心情。请夏小姐先介绍稿子吧。”
夏英杰如数家珍，从小说的主题、情节、特点作了详细介绍，还回答苏卫国提出的一些问题。从对方的眼神里夏英杰看得出，苏卫国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否则不会表现出相应的耐心。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苏卫国凭自己特有的职业嗅觉，从夏英杰的谈吐里感受到了这位女作者的语言能力和思想境界，尤其使他感兴趣的是她对生存、对社会较为客观的认识，丝毫没有浪漫的水分。经验告诉他：只有这样的作者才能写出较有深度的作品。他凝视着夏英杰，问道：“夏小姐，请问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五岁。”夏英杰答道。
苏卫国十分自信地说：“你的谈吐和你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已经不能和你的年龄成正比了。你固然进过高等学府，但是人的生存意识决不是从中国的教科书里可以学到的。我想，要么你的生存环境比较特殊，要么，就是你身后有一个好教练。”
“也许。”夏英杰说，“但是我现在关心的是你的经纪能力，万一我的书稿还值几个铜板，就得靠贵人帮忙。”
苏卫国介绍了自己作为经纪人的业务实力。
当代中国，书商无疑属于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而苏卫国则是这个群体中较为成功的一员。他拥有两百多万元的经济实力，关系网四通八达，出版界朋友遍布大江南北，强大的发行网络可以渗透全国每一座城市。他有自己的信息收集程序，有自己的编写人员，他可以和全国数千个书摊中的任何一个摊主取得联系。
夏英杰问：“在你看来，什么是好书呢？”
“我是学法律的，经商只是这几年的事。”苏卫国先说明了这一点，然后接着说，“所谓好书，就是指既能赚钱又不触犯法规的书。仔细分类，可以把读者分为政界人士、准文化人、闲散游民等诸多类型，盯住读者的口袋投其所好。中国人都知道，读者口味与法律法规有时候是有冲突的，作为书商两头都得罪不起，所以就得在这两者之间游戏。法律和读者都是第一位的，既要保住性命，又得赚取利润。”
夏英杰说：“政府三令五申不许买卖书号，这对你们会有影响吗？”
苏卫国笑笑，说：“协作出版，这是中国的特产，很大程度上成了买卖书号的一种默契，在全国已是公开的秘密。国家制定的稿酬标准早已经过时了，作者根本不要指望能从出版社捞到好处，出一本书，作者不往里倒贴就不错了。”
就这样，他们在饭桌上谈了一个多小时。
临别时，苏卫国问：“夏小姐，你这本书最快什么时候能完稿？”
“如果顺利，可能在七月份。”
“那好，我等着。”苏卫国说，“写完后你可以按名片上的号码打电话与我联系，看过稿子我们再谈具体条件。如果可能，也可以把这种供求关系以合作的形式固定下来。”
“靠写书活命，我还不敢有这个自信。”夏英杰笑着说。
双方在饭庄门口道别了。
上车后，江薇问：“感觉怎么样？”
“至少不像是个骗子。”夏英杰说，“如果与他合作比出版社更实惠，当然还是要多挣几个了。万一真发点小财，你江薇功不可没。”
“那又怎么样？再请我来吃一顿了？”
“自己人，还用得着这种俗套吗？”夏英杰故意这样说。
江薇开心地笑了。
离开饭庄，她们立刻去国商大厦接王海。路上，夏英杰到邮局把信发了，寄出了文稿竞价报名费，又在一家办公用品商店买了两千张专用打印纸。
宋一坤在家里等候王海的到来。
他已经从江薇打来的电话里得知夏英杰面见书商的事，尽管他心里认为没有必要，但口头上还是同意了，毕竟多一点信息、多一条渠道并不是坏事。况且，江薇已经安排好了，这里面还有一个人情和面子问题。
三点钟过后，门铃响了，王海在夏英杰和江薇的陪同下，出现在宋一坤面前。
久别重逢，王海显得格外亲热，一口一个“坤哥”，从箱子里取出两条奥地利名牌香烟和精美的工艺火柴，还特意给夏英杰带了不少国外名牌化妆品和高级巧克力。而宋一坤则淡淡地应酬了几声，对礼品没有兴趣，也缺乏热情，似乎不是接待一个远涉重洋的朋友，而是接待一个邻居。
王海对宋一坤的性格则真的是见多不怪。
夏英杰从厨房出来，将热气腾腾的茶水端上，给在座的每人倒上一杯，看见桌上的化妆品便责怪道：“王先生，你大老远来看一坤，心情已经尽到了，还买东西干什么。”
王海嘿嘿地笑着说：“我没有多少文化，是个粗人，不会买东西，也不会送东西，如果有的失礼怕地方还请嫂子多原谅。”
“打住。”夏英杰笑着说，“以后不许叫我嫂子，我还没转正呢，说不定哪天一纸休书扔过来，让我怎么下台？”
夏英杰的语气里多少含点抱怨宋一坤的意思。宋一坤全当没听见，起身去书房取了一千元现金递给她说：“今天吃饭，你肯定借江薇的钱了，马上还了。”
江薇笑道：“错啦。今天碰上个正人君子，那书商怕将来在交易上补人情，所以各吃各的，没花多少钱。”
夏英杰接过钱说：“这钱还得用，因为林萍来了，刚巧和王先生坐的是同一班飞机，还带着她的男朋友。我得去南都饭店照应一下。”
“林萍？”宋一坤记起来了，问，“她来干什么？”
“她要出国了，来道别。”
“坐飞机来道别？”宋一坤忍不住微微一笑，“谱儿不小嘛。”
夏英杰说：“我晚上得陪林萍吃饭，管不了你们了，就委屈你们一下自己搞点吃的。江薇下午还有公事，我顺路就过去了。”
江薇说：“我晚上有饭局，如果太晚就不能接王先生了。”
“王海坐出租车回去。”宋一坤说。又对夏英杰说：
“把东西收了，忙你的事吧。”
夏英杰找了一只礼品袋，将桌上的化妆品和巧克力全部收进去，只剩下两条烟，然后提着袋子与江薇一起走了。
屋里顿时安静下来。
宋一坤把王海带来的香烟拆开，取出一支点上抽了几口说：
“不错，就是劲儿小了点。”
王海问：“坤哥对我不太满意，是吗？”
“是的。”宋一坤说，“把金龙打成残废，太过分了，他现在妻离子散，这辈子算完了。”
“哪是他自找的。”王海不服气地说，“偷税是我干的，既然坤哥替我顶罪了，我总得给你一个交待，不然我成什么人了？再说，连补带罚那么多钱，你被判了，公司垮了，这么大的损失，他刘金龙还不该负点责任？”
“算了，过去的事不提了。”宋一坤压抑地叹了口气，问道，“你在江州日子不短了，没到林枫家里去看看？”
“看了。”王海说，“你出手就是一万，我给少了拿不出手，也给了一万。其实，我的日子也不好过。”
“那是你胃口太大了。”宋一坤说，“你把红旗都插到维也纳了，又杀回来干这么大的场面，资金紧张是正常的。”
王海想说“根本不是那码事”，可话到嘴边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只是含糊地笑了两声，转而道：“一晃快两年了，坤哥一觉睡了这么久，听说懒得连翻身都得让人帮忙，是不是该动动了？”
宋一坤喝了一口茶，不紧不慢地说：“玉南那边我委托人搞了一个专利产品，投产以后应该有点效益。阿杰这本书快写完了，估计也会有一笔可观的收人，有了知名度以后，前景会更加乐观。我是既抓物质财富也抓精神财富，一切都按部就班，没什么要动的。”
“哦，是这样。”王海牵强地附和了一句，流露出的那种心态分明是不愿看到这种结果。他打起笑脸说，“坤哥，我可是把丑话说在前头，有一天我要是混不下去了，就来投靠你。”
“笑话，”宋一坤说，“你们都是干大事的，讲的是大场面大气派，不能同我这个奔小康的相提并论。再说我的庙太小，房檐就那么高，想站直了就得碰破脑袋。”
“那我就蹲着。”王海呵呵一笑，而后又感慨地说，“要是上海的公司不倒该多好哇，那样做生意才真叫过瘾，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钱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我一直搞不明白，你怎么会知道哪里有生意，哪里没生意？你怎么知道该找什么人谈，该怎么谈？”
“多用点脑子，什么都有了。”宋一坤语气平缓地说，“中国解放四十多年了，乱哄哄斗来斗去，到现在才想起来立法，谈何容易，无论怎么转轨都存在一个历史的惯性，所以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而越走水越深，摸到一定程度就摸不着了，就需要科学制定导向。这个过渡时期不是每一代人都有运气赶上的，这就是说，中国到处是机会，到处是漏洞。有资料表明，中国的国有资产每天要流失一个亿，这些钱到哪去了？是流进了一部分人的口袋里。”
“可惜，没能流进我的口袋里。”王海遗憾地摇摇头。
宋一坤继续说道：“按照进化论的说法，在宇宙气候发生大裂变的时候，一部分猴子适应了地球的变化，渐渐演变成了人，而另一部分猴子错过了机会，结果过了万年以后依然是猴子。”
“我懂，我懂。”王海一连说了两声。其实他什么也没懂，只是心里一个劲儿地想：“说什么也得往坤哥这堆儿里凑，凑进去就不再是猴子，就能进化成人。”
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多半是宋一坤在说。宋一坤的话听上去似乎很不连贯，像一个缺乏主题的谜，亦动、亦静，既有四平八稳的轻松，又有偶尔一露的锋芒，像是教给对方的韬略，又像是讲给自己的心机。虚实之间，王海像在听一部天书。
宋一坤只字不问王海和孙刚在维也纳的情况，也绝口不应江州合资企业的话题，只是兢兢业业地对牛弹琴。
夏英杰踏着红色地毯走到六楼西侧走廊的末端，林萍的客房门锁着，漂亮的锁柄上挂着一个精致的小牌子，上面写着“请勿打扰”四个字。
她只得离开，到一楼大厅的总服务台往客房里打电话，接电话的却是杨小宁，他很热情地说：“林萍正在洗澡，她得准备一下晚上去歌舞厅跳舞。如果夏小姐不介意，请先到我的房间稍等，就在隔壁。”
“不必了，我在一楼大厅里等她。”说完她放下电话。借等人的这段时间又去了商务中心，向经理说明情况，提前请了一天假。
半个多小时以后林萍总算下来了，仍然是那样艳美，她总能使一部分目光随着她的脚步移动。夏英杰从大厅一角的沙发上站起身迎过去，两个人在沙发上坐下。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林萍歉意地说。
夏英杰笑笑，把礼品袋递给林萍说，“你老远来一趟，我也没什么东西可送的。刚巧一坤的朋友送来点东西，我看还拿得出手，就借花献佛了。”
林萍打开一看，兴奋地说：“好家伙，全是名牌货，这得不少钱呢。看不出，那个傻帽儿还会买点上档次的玩艺儿。”
那个傻帽儿，就是指王海。
夏英杰知道，王海是赤手空拳在江州打天下的，如今是华侨，居住在世界名城维也纳，拥有三百多万元人民币的经济实力。但是她不想说这些，因为在一个“公主”眼里，一切都是渺小的。她只是感慨地说：“没想到才半年你竟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那是路线对头了。”林萍得意地一笑，接着说，“阿杰，你现在的日子不好过，这些东西还是你留着用吧，省得花钱买了。”
“我可不敢开这个头，用惯了就不要吃饭了。”
“那我只好收下。”林萍把礼品袋提在手里说，“时间还早，我先把东西送上去，然后咱们出去转转，就咱们俩，到海口最热闹的地方去。”
林萍上楼送东西，很快就回来了，她们一起出了饭店，叫了一辆出租车去海秀大道。
夏英杰陪着她，出了这家商场又进那家商场，看完了时装看首饰，看完了鞋子看内衣。夏英杰来岛上半年了，从来没敢这么奢侈过。充其量骑着车子在马路上观望几眼。今天借这个机会她足足地过了一把瘾，饱了一回眼福。
两个人又渴又累，夏英杰建议到咖啡厅喝点冷饮。她们进了一家名为“玫瑰园”的咖啡厅，这里幽雅的气氛最适合谈话。
夏英杰用吸管喝了一口柠檬汁，说：“如果不需要保密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你去了法国以后打算干什么？”
林萍说：“杨小宁的父亲在巴黎开一家很豪华的美容店，我打算先在店里做一两年学点技术，然后自立门户，自己开一家美容店。当然，开始先干点小的，以后会越来越大。”
“那得需要一笔不小的投资。”
“钱不成问题。”林萍自信地说，“我得奖挣了八万，又借了一些，凑够十万元。不够的钱杨小宁会给我出的，我们早晚是一家人，他倒不希望我去闯，但是我这人要强，非得干点自己的事不可。”
“你是怎么认识杨小宁的？”更英杰很关心这个问题。
“在北京的一家歌舞厅里。”林萍说，“玉南电视台搞了一次十佳商场活动，颁奖晚会上十名选美大赛的获奖玉南小姐，都参加了，后来由十佳商场出钱组织一次旅游，到北京玩了三天。”
“才三天，而且又是在歌舞厅里认识的，可靠吗？”夏英杰又问。
“我准知道你会这么问。”林萍有些不悦，皱着两道修饰得很漂亮的眉毛说，“如果杨小宁靠不住的话，那你的那位就更靠不住了。别忘了，你是在看守所认识他的，而且还不到三分钟，难道歌舞厅还不如看守所干净？难道三天还不如你的三分钟可靠？”
夏英杰哑口无言，她真的无话可说了，脑子里不由想起哪本书上读过的一句话：要愚蠢的人接受真理，原来并不比让癞蛤蟆上天更容易。而此时不要说真理了，就连一个正常人的思维程序都无法被对方接受。她只得笑笑说：“你怎么了？关心你也错了？”
林萍也恢复了笑容，说：“你还是多关心一下自己吧。老实告诉你，我来海口就是为了让你看看我的变化，刺激刺激你的神经，好让你碰出点灵性来。我的良苦用心，你懂吗？”
夏英杰只是微笑而不做回答。
出了“玫瑰园”，天色已黑，海秀大道满街灯火，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广告闪烁不停，真成了一个花花绿绿的世界，海口的夜生活拉开了帷幕。
夏英杰站在路边叫出租车，这时林萍拉了她一把，指着不远处的一男一女说：“你看，那女的拉客呢。”
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确实在拉客。夏英杰没有理会，叫住一辆出租车便拉林萍上去了。
车子都开出老远，林萍这才回头鄙夷地说：“这种事我在北京也见过，真让人恶心。这种女人还活个什么劲儿？放到我身上，我早死了。”
“还是多想想晚上吃什么吧。”夏英杰说，“今天是我请客，你可别错过了这个大好的机会。”
“饶不了你。”林萍开心地说。
这一晚，一向精打细算的夏英杰实实在在地铺张了一回，她陪着林萍和杨小宁在饭店的高级餐厅吃了一顿，又陪他们在歌舞厅玩了两个小时，钱像流水一样花着，只为不让林萍感到冷落。
当她乘出租车回到家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而明天她还得陪林萍，尽管她的时间十分宝贵，尽管文稿竞价活动一天天临近。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九日，凌晨。
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经过八个月的艰苦创作，一部三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终于在这个深夜被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当夏英杰把最后一页稿子从打印机上抽出来时，她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精疲力竭，就像一个刚刚从沙漠中逃生的人，脑子里根本不存在征服者的快慰和满足，只有后怕，只感到一种解脱。
她在三年的记者生涯中曾写过很多文章，却从来没有想过去面对一部系统而巨大的创作工程。八个月，三十多万字，这对一位文坛老手或许根本不算什么，而对她来说，只有在爱情的威慑下才可能产生这样的壮举。自觉也罢，被迫也罢，她毕竟朝着宋一坤对她所期望的方向迈出了实实在在的第一步。
此刻，两份完整的书稿像两座小山一样排列在桌上，一份将送到北京，另一份将送到湛江万路达文化公司。
至少今夜，她完成任务了。
宋一坤根据小说进展情况，已提前对一些事情做了安排。今天下午他就要乘飞机去江州，与约定在那里等候的方子云会面，然后当夜乘火车前往北京，请国内最权威的文学编辑审阅小说，征求修改意见。而去北京，必须要带上完整的书稿。
夏英杰浑身乏力地在椅背上靠了一会儿，然后取出磁盘关掉电脑和台灯，到客厅打开壁灯和空调，又去厨房从冰箱里拿了冰块和一听可口可乐，自己在客厅里独饮。此时她默默独饮，大概是一种祝贺小说完稿的形式。
这时，宋一坤睡眼朦胧地从卧室走进客厅，他光着上身穿一条宽松的大裤权，那样子像一个卖瓜的农夫。他进来问：“写完了？”
夏英杰点点头，把一杯加冰块的可乐递过去，笑着说道：
“写完了，反正已经睡不成了，我自己祝贺一下，解放了，你怎么不睡了？”
“你一开空调我就醒了。”宋一坤接过杯子喝了一口，说，“你现在祝贺还为时过早，你还有一个修改工程。”
“那不管，得乐一时且乐一时。”夏英杰说，“今天是七月十九日，文稿竞价的截稿日期是八月十五日，只有二十多天时间，等你征集到意见再修改，来得及吗？”
“尽力而为，能多争取一天也是好的。”宋一坤从桌上拿起一支烟点燃，面部表情严肃了一些，说，“这本书，必须从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两个方面吸取意见，只要没有骨架上的变动，局部修改是可能的。磁盘里那一稿千万要保存好。”
在电脑里修改，可以节省大量时间。
“九十九个头都叩了，哪还在乎这一哆嗦。”夏英杰说，“我确实喜欢这部小说，因为是我一笔一字啃出来的，但是能不能值钱，我心里真的没底。这可不比在报社当记者，文章好坏都能混碗饭吃。”
宋一坤说：“这事我得再一次提醒你，你去湛江只让书商看稿估价，不能拍板成交，必须得把重心放在文稿竞价上。”
“明明没有诚意还要去谈，总感觉不道德。”
“那叫火力侦察。”宋一坤说，“衡量商业道德的惟一标准是法律，而收集信息则是商业活动中最基本的行为。如果像你这么想，那商人都得跳楼去。”
这样一解释，夏英杰心里坦然了，又说：“21号王海和孙刚动身来海口，你走之前要不要往维也纳打个电话？不然肯定得走两岔了。”
宋一坤摇摇头说：“走岔了更好。上次王海一走两个月没音讯，他把江州那摊子扔给几个不挡事的职员，自己躲到维也纳，现在忽然要和孙刚一起来海口，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江州的场面撑不下去了，急于找出路。我早知道会有这一天，我还是那句话，低调处理。如果他们确实想找出路，不会在乎多等几天。而我，也得等一些事情明了之后才有发言权。”
“他们来时，我也正在湛江。王海认识江薇，肯定会去找她联系，应该事先给她打个招呼。另外，这次去北京你该看看小马了。”“看小马不行。”宋一坤说，“眼下事情乱哄哄的，没有一件事有头绪，我见了小马说什么？还是等一等再考虑小马的事。”
天亮了，夏英杰吃过早饭后开始梳妆，掩盖一夜未睡的倦容，然后搭公共汽车去南都饭店旅行社取机票。从今天起，她请了四天的假期，送走宋一坤后，她自己也将离开海口，乘轮船去湛江。
宋一坤站在窗前，望着楼下渐渐走远的夏英杰，望着她那消瘦的身影和不知疲倦的脚步，既爱怜又信服。他曾经设想过她会动摇、会抱怨、会后悔，而事实证明了那些担心是多余的。她的知识、头脑和毅力，必将使她成为女性群体里的姣姣者，尤其是她那种包含在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爱，那种爱到忘我的程度，让人感动。
临近中午的时候，夏英杰坐着江薇的汽车回家了。
宋一坤开门见到江薇时已经来不及穿衣服了，江薇被他那副样子逗得哈哈大笑起来，说他是街头卖大力丸的江湖骗子，只是肌肉少了点。
夏英杰拿出为宋一坤出门准备的衣服让他穿上，一条合体的高级面料西裤和一件纯白色长袖衫。这件上衣是她买的面料订做的，没有领子，又宽又长。她对江薇说：“街上卖的这种衣服都印有图案，我不喜欢，所以订做一件。怎么样？朴实、大方、舒适，小偷看了没贼心，出入场面不俗气，我给它起名叫‘哈姆雷特’。”
江薇笑着说：“我看，倒像村儿办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土。”夏英杰将宋一坤的袖子往胳膊上一推，“这个动作叫画龙点睛，所谓大家风度，其实只须轻轻一推。”
江薇双臂抱在胸前，点点头说：“不错，这下像王子了。”
宋一坤被折腾得无所适从。
夏英杰见状笑了，不再难为他，说：“我该做饭了，今天咱们吃捞面条儿。机票在我包里，你收好了。吃过饭我和江薇送你去机场。”
宋一坤刚要开口，江薇说，“你去看电视吧，我帮阿杰做饭，不难为你。听阿杰说你到海口八个月，一次也没去过市里，看见你就像看见前清遗老一样，只是头上少了根辫子。”
的确，一个来自内地的人在海岛住了八个多月，竟对这座椰城的风貌一无所知，确实让人难以理解。
下午，飞机抵达江州，这无疑是一种标志，这将意味着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度过了他的冬眠期，一个沉重而神秘的帷幕从此拉开了。
海口，为宋一坤赢得了时间。此次离开海口，表面上他是去北京请权威人士鉴定书稿，而他的真正目的却在上海。他之所以让夏英杰创作这部由他设计主题大纲的小说，起因在上海，落笔仍然在上海。夏英杰似乎什么都了解，却根本不知道这场谋划已久的大赌局。对于这本书的策划者而言，文学效应只是一种副产品，并没有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构思巧妙的阴谋，充满了艺术魅力和潜在的血腥。
宋一坤是何许人？他还没有天真到依靠一种毫无把握的文学效应去扭转宏观的生存逆境，他的自尊也不允许他把男人的生存赌注押在一个女人身上。所不同的是，过去他是想把这个成果作为礼品回报夏英杰的痴情，而今，这个成果将作为一种最基本的能量去启动一架更大的机器。
宋一坤没有直飞北京，而是舍近求远绕道江州，是因为他有重要的事必须在江州停留。首先他要拿到方子云送来的产品说明资料，其次他要对申请专利作出安排，同时他还要顺便到江州皮革厂周围转一转，对该厂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做一个粗略的考察。
方子云如约在机场等候。他的满头长发不见了，胡子一根不留，笔挺的裤子配着黑亮的皮凉鞋，雪白的衬衣打着深色领带，手提一只文件包。这与八个月前的他判若两人，往昔那股“前卫诗人”的洒脱与刚傲已经荡然无存。
宋一坤的装束简单、轻便，尼龙布旅行包也是最普通的那种，走到人堆里没有谁会多看他一眼。
一别八个月，方子云见到宋一坤老远就笑着迎上去，没想到对方却望着他沉默不语，便问：
“怎么，不认识了？”
方子云变了，这种变化更多的是体现在眼睛里，体现在自然而然的神态里，而宋一坤却更愿意看到从前的那个诗人，那个超凡脱俗而又执迷不悟的诗人。对于老同学的变化，他说不出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也不知道是应该为他欣慰还是为他悲哀。
宋一坤无以表达，只轻声应了一句：
“是有点不认识了。”
“这么说，你非得看我在穷人堆里待着才顺眼？”方子云不以为然地一笑，接着说，“走吧，有话到车上说。我今天必须赶回去。晚上我不能送你了。”
“那我就送你。江州到玉南的班车据说每隔二十分钟发一趟，送走你之后我还有时间办点其他的事。”宋一坤说。
两人在大厅里找了一处空椅子坐下，宋一坤不想在出租车上谈正经事情，这是他的习惯。他要谈完事情之后再送方子云去长途车站。
这时，方子云取出一个文件袋交给宋一坤，说：“有关这个产品的全部资料都在里面了，有录像、图片、样品和文字资料。
有关财务支出方面的记录按你的意思没有带来，现在我手头还有两万元。简单地说，购买原料、器材和租用冶炼炉这方面并没有花掉多少钱，所有的化验、分析工作都是在地质院的实验里完成的，那台冲压机是买的旧设备稍加改造了一下，还不到一万元每分钟能压制六十个半成品。大部分钱都用在支付报酬上了。”
宋一坤把文件袋放进自己的旅行包里，问：“你人盯人干了八个月，如果让你组织生产，有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方子云说，“合成材料的配方、冶炼温度、工艺程序都是经过上百次实验摸索出来的，是固定的。机械工艺部分就更有把握了。这八个月我也不是吃干饭的。”
宋一坤很满意，问：“报社里有没有反映？”
“工作上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但还没恶化到丢饭碗的程度。”方子云说完，转而又道，“这个产品的实验工作基本结束了，还有一些扫尾的零星小事。我是老调重弹，劳务结算的四万元资金缺口你能不能拆借一下？打欠条是不可能的，而一直雇用到十一月份，那得白扔进去一万三千多元，不是个小数目。”
“那也得拖，没别的选择。”宋一坤说，“你手头上不是还有点钱吗？马上着手申请专利。该花的钱必须得花，对于产品的鉴定要争取国内最高权威机构的认证，一定要硬碰硬，容不得半点花架子。专利法人写你的名字。”
“你投资我摘桃子？”方子云株摇头，“这个手我伸不出去。我不过是你的代理人而已，说白了就是你的雇员。我不求别的，一旦你红红火火于起来了，给我一官半职让我独挡一面，干好了，我就敢伸手要赏钱。”
“那就没有意义了，能独挡一面的人有的是，我何必非要用你？”宋一坤说，“你只是借了我一笔钱而已，等你挣到钱得连本带利还我。将来我们是合作关系，你以技术入股。无论你与谁合作，你手里总得抓住点什么，否则你什么都不是。”
“借钱？”方子云想了想，笑了，“这个解释很科学，也很体面，我接受。其实，我现在连抢银行的心都有，穷急生疯嘛。我至少有四本诗集的稿子，如果只靠工资，那这辈子就不想了。”
“别人曲线救国，你是曲线救诗。”宋一坤苦笑着说，“高雅文化多搞多赔钱，不搞不赔钱。长此以往，中国的民族文化非赔光了不可。”
方子云问：“现在严肃文学很不景气，你在这种气候下让夏英杰爬格子，能有出路吗？”
“两个人在一起，总得有个干净的。”宋一坤感叹地说，“如果要寻找更多的共鸣，也许我们都该去做学问，现在是学非所用。”
“时代潮嘛。”方子云无奈地说。
谈完事情，宋一坤叫了一辆出租车将方子云送到长途汽车站，目送发往玉南的中型客车启程了，他才又叫了一辆车前往火车站，他必须首先解决火车票的问题。
火车站人山人海，从广场到大厅凡是可以容身的地方全部挤满了旅客，售票大厅更是排满了长队，而最忙碌的莫过于票贩子了，他们既要做黑市交易，又要与警察周旋。
宋一坤付出了高出正常票价一倍的价钱，从票贩子手里轻而易举地拿到了当晚直达北京的软卧车票。在车站的黑市上只要你肯付钱，役有办不到的事情。
他走到出租车场扫了一眼，出于视线宽阔的考虑，他特意选了一辆“面的”坐在前面，告诉司机：去花园路吃一碗马记牛肉拉面，再到城东路转一转，然后返回车站。江州皮革厂就在城东路上，而花园路的马记牛肉拉面则是宋一坤多年光顾的风味小吃。
到了花园路，司机把车停好，陪宋一坤进了面馆。这里与其他面馆不同，顾客不许喝酒，店里不卖小菜，只许吃拉面，因为人太多了，需要极时腾出座位。江州的拉面几百家，惟有此处独树一帜。
宋一坤排了半个小时的长队才吃上这碗面，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到车上，向城东路驶去。这时，天色已是黄昏。
在宋一坤的引导下，出租车以皮革厂为中心，往南、东、北三个方向各开出三公里，然后围绕着皮革厂附近转了一圈，最后在路边停住。宋一坤从车上下来，站在人行道上慢慢地抽着烟。
思考着。之后他又坐回车上，对司机说：“按照刚才的路线，再走一遍。”
宋一坤似乎从这里发现了什么，尽管这种感觉还很朦胧。其实，他就是冲着这种感觉而来的。他在江州上学、工作十几年，对这座城市有一定的了解，既然有迹象表明王海和孙刚要投奔他，他就不能不对王海在江州的活动有所关注。
返回车站，离开车时间只有十几分钟了。
宋一坤枕着旅行包睡了一夜，早上八点多到达北京，下车前他刷牙、洗脸，做好了办事的一切准备。出了北京站，他随即坐进出租车直奔农业展览馆。
北京农展馆招牌林立，是出版界最具影响力的场所之一。
宋一坤付过出租车费，取出记事本又看了一遍，这才朝一家出版社的编辑部走去。记事本里有十几位著名编辑的名字，只要找到其中的任何一位就可以。
他走进一幢大楼，在三楼一家文学刊物编辑部寻找名单上的第一个人——王文奇。他从一间房门的标牌上看到了这个名字，便轻轻敲响了房门。
“请进。”屋里有人说话。
他推门进去，问道；“请问，是王文奇先生吗？”
“是我，你有什么事？”王文奇坐在办公桌前问。
这是一间单人办公室，只有具备相当资格的人才可以获得这种工作待遇，与摆满办公桌的编辑室相比，这里显得清静多了，
王文奇五十多岁，身材消瘦，曾编辑过很多有影响的作品。
宋一坤开门见山地说：“我受人之托专程从海口到北京，想请您看一部稿子。作者没敢来，是因为她没有勇气敲一扇权威编辑的门，担心被拒之门外。当然，请您看稿子是有附加条件的。”
王文奇想了想，说：“你把门关上，坐下谈。”
宋一坤关上门，拉过一把椅子在王文奇侧面坐下，从旅行包里取出小说稿放在桌上，说：“这部书稿三十六万字，是描写现实题材的小说。作者无意在北京出版，只是想征求一下权威人士的意见，只有经过鉴定之后才能考虑作品的处理方式。文学界有看稿费之说，如果您愿意帮忙，请您提出条件。我声明一下，这纯属私人之间的事。”
王文奇问：“你们是不是想利用我对作品进行评价？”
宋一坤摇摇头，说：“您不必以文字的形式提出意见，口头指点两句就可以。作者注重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
王文奇沉默了片刻，说，“既然与出版社没有关系，纯属个人之间的私事，我可以帮忙。三十六万字我需要一星期看完，报酬要一千元。”
“可是作者原打算要付给您两千元的，我只能按作者的意思办。”宋一坤平静地说，“作者完全是出于对艺术的尊重，请您理解。作者不要您的收据，如果有可能的话，只希望时间能缩短一些。”
宋一坤说完，从旅行包里取出一个装有两千元现金的信封放到桌上，请对方清点。王文奇把信封推回去，说：“那就四天，可以吗？”
“可以。”宋一坤说。
王文奇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地址交给宋一坤说：“钱你先拿走，从今天算起，第四天晚上七点你按这个地址到我家来拿稿子。”
“谢谢。”宋一坤收起信封和地址，准备告辞。
“等一下。”王文奇忽然道，“你凭什么相信我？提意见这种事太笼统，没有一个尺度和标准，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三言两语把你打发掉？那你的钱不是白花了吗？你也白跑了一趟。”
宋一坤拎起旅行包笑了笑，说：“您可以那样做，作者会照样付给您两千元的劳动报酬，但是一个艺术家若丧失了艺术良心，只有艺术家自己知道其中的滋味。谢谢您能接待我，再见。”
这次会面非常简短，对方甚至没有询问来访者的名字，也不需要知道，重要的是书稿，是事情本身。
出了农展馆，宋一坤立即乘出租车前往中国旅行社预定四天后从北京到海口的机票。他的下一站该是上海了，那里才是他此行的重头戏。
机票很顺利就定好了。
于是，他又返回北京火车站，手持一张写有“求购车票”字样的纸片在售票厅门口的人群里走动。几分钟后就被票贩子盯上，经过，番讨价还价便成交了，他跟着票贩子走出车站一百多米，直到票贩子确认安全了才进行货款交易。车票是中午十一点三十分开往上海的特快列车。
拿到车票，他就近吃了点东西便到软卧候车厅等候，直到上车。从他进入北京到离开北京，只有三个多小时。
长途旅行寂寞而无聊。宋一坤全靠他随身携带的几本书打发时间，偶尔也和同包厢的乘客闲聊几句。他不是一个善于交往的人，闲聊对他是一件很吃力的事，尤其是与陌生人闲聊。
出了上海站，宋一坤将旅行包寄存起来，然后立即叫一辆出租车。对于即将进行的一场谈话，他已经不需要再准备什么了。
八个月的时间，无论是谈话内容还是表达形式与技巧，一切都胸有成竹。
司机问：“先生去哪里？”
“铁鹰集团公司。”宋一坤回答。
铁鹰集团是国内知名企业，在国际上也有些影响，拥有资产四亿多人民币，经营项目繁多，包括制药、饮料。宾馆、商场、房地产等行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国内卫星电视每天都在几个固定时段播出该公司的直传广告，可谓无人不晓。其总部设在十八层高楼的铁鹰饭店内。
宋一坤走进饭店，乘电梯上九楼，摁响了九０一九号房间的门铃，门上的牌子写着：铁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开门的是女秘书，她用柔柔的声音问：“请问先生，您找谁？”
“高天海。”宋一坤说。
女秘书上下打量一眼这位直呼董事长大名的来访者，脸上显出一股不悦的神情，问：“董事长正在与人谈话，您找他有什么事？”
“大事。”宋一坤说了两个字。
女秘书只得让他进来，说：“你先坐这儿等一下，我去里边通报一声。请问您贵姓？”
“免贵姓宋，从北京来的，刚下火车。”
董事长办公室豪华气派，铺着厚厚的手工地毯，几只宽大的真皮沙发，茶几亮得像面镜子。套间的门是用皮革包制的，既美观又隔音。老板台上放着电脑、电话、传真机，座椅旁边是一个大保险柜。
片刻，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从里间出来，他戴着眼镜，打一条花格领带，油亮的头发杂着少许白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他客气地问：
“你找我有事吗？好像我们不认识。”
宋一坤站起来，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递给对方，笑着说：“这是我的介绍信。”
纸条上写有五个字：周丽有麻烦。
高天海的神态沉了一下，把纸条放进自己的口袋，又仔细打量宋一坤，然后对秘书说：“你去安排一个房间，我和宋先生要谈笔生意，不希望有人打扰。我让里面的客人先去咖啡厅，你随后替我应酬一下。”
“明白。”秘书说完便出去了。
“请来先生稍等。”高天海说了一句，随后推门进了套间。
很快，屋里走出几位客人。高天海笑着把他们送到门外，目送他们朝电梯走去。这时电话铃响了，高天海进屋拿起电话听了一下便放下，对宋一坤说：“宋先生，请随我来。”
会谈被临时安排在九楼电梯另一侧的客房里，方桌上摆着两杯刚沏好的茶水，放着一盒国产烟和一盒进口烟。
高天海关上门与宋一坤面对面坐下，说：“我早就戒烟了，你习惯抽什么口味请自便。能不能请你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情。”宋一坤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又从桌上拿起“万宝路”，点燃一支说，“今年九月十八日将在厦门举办一个文稿竞价活动，各种新闻媒介都做了宣传，想必你该有所耳闻。”
“有点印象。不过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请你按照纸条上的线索直截了当谈实质问题。”高天海有些急躁。
“不把背景交代清楚，事情就说不明白。”宋一坤不紧不慢地说，“届时的文稿竞价活动中将有一部三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亮相，作者是一位女性。作品中的部分情节是根据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一位知名企业的董事长爱上了一位漂亮小姐，这件事几乎没有第三者知道，两人一直秘密交往。然而，董事长是有妻室的，并且由于经济上的某些动作而缺乏安全感。于是，这位董事长煞费苦心把小姐送到了国外，准确地说是移民到奥地利的格拉茨，一是为了感情，二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为此，他将四百五十万人民币兑换成五十万美元经香港打人奥地利，用二十六万美元在格拉茨买下一所房子，用二十万美元买下一个餐馆。我想四百五十万元应该不是一名国家干部的合法收人，至于该砍下多少次脑袋我不敢说，但是砍下一次我看问题不大。”
高天海额头浸出了汗珠，脸色有些苍白，尽管他自称早就戒烟了，可还是摸出一支烟点上，大口地抽。他被震惊了，他简直无法相信，自认为只有天知地知的机密对方竟然能叙述得如此准确无误。沉默了一会儿，他稳定住自己的情绪，冷冷地说：“你是想来敲诈我。”
宋一坤摇摇头，平静地说：“如果敲诈，不必等到今天。请你放尊重一点，不要在一个不会讲脏话的人面前讲脏话，我是来救你的。”
“救我？”高天海觉得可笑，讥讽地问道，“怎么个救法？”
宋一坤说；“参加竞价的那部文稿标价是八十万，请铁鹰集团公司本着发展企业文化、扶持严肃文学的精神，把它买下来。”
“好大的胃口，”高天海嘲讽地说，“既是这样，你干脆去举报我。”
“敲诈不成就举报，那才是小人之举。”宋一坤淡然遭，“我提醒你理顺思路，我来是给你一个机会，没人要求你做什么，更没有人胁迫你，这一点请你不要混淆。文稿既然标价八十万，就一定会以八十万卖掉，不是你和我可以改变的，铁鹰集团不买，有人会买。高先生的态度说明你不需要我的帮助，那么我就告辞了。”
宋一坤说完便站起身离开，毫不犹豫。
高天海并不阻拦，坐在沙发上无动于衷。宋一坤信步走出客房，穿过走廊，乘电梯到一楼。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刚出电梯便被总服务台的一位小姐拦住了。
“先生请留步。”小姐微笑着向他行了一个迎宾礼，说，“高董事长有请先生，他说那笔生意还可以再协商，请先生上去，请吧。”
小姐左手非常巧妙地揪住宋一坤的衣服不放，右手一直做着“请”的姿式，生怕客商走掉无法交待，宋一坤也只得重新走进电梯。小姐寸步不离，直到把他交还给董事长才放心地离去。
高天海等那位小姐走远，才关上门坐回原位，问道，“如果铁鹰集团不买那部书稿情况会怎么样？”
“那就成全了另一位买主。”宋一坤说，“作品出版后将会由于八十万身价的作用而引起社会关注，发行量应该比较乐观。但这只是个序幕，很快会有文章指出，小说是由真人真事编写的，并且掌握足够的证据。以铁鹰集团的知名度，我们不难想象社会反响。铁鹰集团每天都在做广告。那时将会出现这样一种态势，检察院立案侦察，法院审理，新闻界开足了机器起哄。新闻界是靠什么吃饭的我们都清楚，也需要调动这种积极因素。广大读者，他们也会出于各自的好奇心而从书本里推测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么三炒两炒，就是一团泥巴也会炒成黄金，对于这样的作品，我想影视界也不会坐山观望。这本书的发行量将与铁鹰集团的知名度。与新闻界的热情、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成正比。至于你和周丽小姐，就请你们自便了。”
高天海默默地抽烟，抽得非常投人。他看着眼前这个人，脑海里幻化出魔鬼的影子，他从骨子里感到这个人的锋芒与沉重。
他沉思着，对各种可能性作出估计之后说道：“价格太高，我希望你能做出一些调整。这本书将由我个人买下来，由我个人收藏。同时我希望你能作出必要的承诺。”
“标价没有商量，我不是和你谈生意。”宋一坤语气温和地否定了对方，说道，“至于你个人买断、收藏那更不可能，如果让你个人受损失那就失去了我来上海的意义。作者不会接受非法所得，触犯刑律的事我们也不能做。另外，你没有权力把一件艺术品一把火烧掉，艺术本身没有罪，同时也关系着一个文学青年的前程。对艺术只能尊重、爱护，我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点常识应该懂得。”
操你妈。高天海在心里咬牙切齿地骂道，真恨不得这个男人立刻从地球上消失。他换了一种口吻说：“朋友，凡事不能过分，把人逼急了高雅的人也会做出粗俗的事。这里是上海。”
宋一坤微微一笑说：“你我同生共死，如果我有意外，即使不是你造成的，你也得跟着承担后果，所以你要做的是保佑我平安。我专程来上海给你一个机会，你却用这种方式接待我，有没有小人之嫌？”
以对方的谈吐和书稿的谋划所显露出来的思辩力，怎么会不考虑安全问题呢？高天海意识到自己说了一句蠢话，便自我解嘲地说：“对不起，这事来得太突然，我脑子有点乱。你知道，这和管理一个企业完全是两码事。”
宋一坤说：“企业参与文化事业是互惠互利的事。既扶持了艺术，又塑造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如果铁鹰集团买下书稿，就不可能让八十万白白花掉，就会充分发挥它的效能，出版发行是一方面，影视制作也是一个方面，作者和企业都受益。说到你个人，你不但不会有任何损失，反而获得一种资本。”
高天海说：“这事可能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简单，如果作品本身的价值与标价差距太大，那不就是掩而盗铃了？”
“这个问题，我自信比你考虑得多。”宋一坤说，“一旦曝出丑闻，那将意味着作者的毁灭，我不会拿这个冒险。现在作品正在北京请权威评论家鉴定，如果鉴定结果表明作品没有价值，我会通知你放弃这个计划，而且不再来打扰你。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我不敢说这部书稿是上乘之作，但是达到浑水摸鱼的水平还是有把握的。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作品没有价值，我将放弃这个计划，为了作者和你两个人的前途。”
“如果我同意合作，我能得到什么承诺？”高天海问。
“这个时代，你相信承诺吗？”宋一坤平静地说，“如果我只是为了钱，如果我无视对自身人格的评价，我完全可以像一个真正的流氓那样赤裸裸地敲诈你。如果你认为这一点可以作为承诺的话，这就是我能给你的承诺。”
高天海又问：“我怎么确认哪部作品是我要买的？”
宋一坤从裤袋里取出一份作品内容简介展开后交给高大海，说：“需要让你知道的信息全在上面。”
高天海将简介仔细看过一遍，思索了许久之后说：“我看这样吧，你先住下来，食宿由我安排。你给我点时间考虑，我明天下午给你答复。这笔款项数目不小，不是我一个人张嘴就能办到的，运作起来会有许多问题。”
“看来有必要再定位一次。”宋一坤不动声色地说，“我是来给你机会，不是向你递交申请，所以不需要你答复什么。从现在算起到文稿竞价开幕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届时我给你三天，三天内如果文槁没有被铁鹰集团买断，那就由我们的人买断。而你，就意味着放弃了机会。两个月的时间够打一次辽沈战役，也应该够你策划自己的行为。我要说的全说完了，现在我要告辞了。”
“慢，”高天海拦住起身欲走的宋一坤，“都是明白人，知道应该怎么做。你毕竟给了我一次机会，虽说不是朋友但也算得上客人，你执意要走我不便留你，但是你这样走怕不合适，显得我这个东道主大没有风度。发往北京的特快是晚上九点，你先在这里休息，晚上我陪你一起吃饭，然后送你去车站。车票没有问题，我会安排人去办。”
“谢谢不必了。”来一坤坚持要走。
“你该不是害怕吧？”高天海问。
宋一坤笑笑，说：“既然高先生诚心请我，那我只能客随主便了。不过有一点你不能忽视，我在这里停留时间越久，给这里人留下的印象就越深，这对你未必有利。一个领导无论做什么事，最好都能说得清楚。”
高天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说：“宋先生不计较俗礼，我也就不必客套了，只是得辛苦你了。”
“没什么。”宋一坤告辞了。
高天海把宋一坤送到电梯口，临分手的时候他客气地问：
“宋先生，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那些事的？我一向认为自己做事非常谨慎。”
“如果将来气氛融洽，我会告诉你的。”宋一坤说。
当晚，宋一坤离开上海。又是一段漫长而难熬的旅程，火车到达北京时正值深夜，睡觉前他特意把身上的物品全部检查一遍，将任何一种能说明自己去过上海的票据统统拿到卫生间冲掉。
此时已过午夜，准确地说宋一坤离开家已经第五天了。五天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今夜是他第一次躺在了真正的床上，宽大而富有弹性的席梦思使他的身体想怎么伸展就怎么伸展，舒服极了，再不用被狭小的空间束缚。而且，该做的事情基本上都做了，没有心事的困扰。他可以放松地睡上一觉了。
一觉醒来，窗外已是阳光灿烂。来一坤把旅行包存人服务台，接着去旅行社取机票，确定次日上午十点飞离北京。之后，他去天桥、去前门大街、去西单到处闲逛，他想给夏英杰买点礼物，可挑来选去拿不定主意，最终还是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国际饭店，而他自己却装满了一肚子风味小吃。
晚上，他按约定去王文奇家。
王文奇一家人都在客厅看电视，他在书房接待了宋一坤，这里很安静，只是到处都是藏书显得空间太小了。
宋一坤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装有钱的信封放到写字台上，然后恭敬地等对方数钱，等对方发表意见。而王文奇却把信封推开了，他显得有些兴奋，说：“在我们交谈之前，我想先搞清楚你的姓名，你和作者夏英杰的关系。”
“我叫宋一坤，是作者的朋友。”
“你可以代表她吗？”
“一般情况下我想可以。”宋一坤说。
王文奇点点头说：“作品我看了。直接点说吧，我们之间的交易取消了。我宁愿个人少一笔收入，希望这部作品经我的手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稿酬嘛，可以适当给作者优惠一些。当然，原稿还需要做一些修改。不知作者是什么意思。”
“作者不会同意，她已经报名参加今年九月十八日在厦门举办的文稿竞价。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才不惜重金请您鉴定。”
“是这样。”王文奇明白了，但仍不甘心，他说，“你要知道，我们的刊物在全国是一流的，在这里发表作品将是一种标志，这对肯定作者的实力、扩大作者的影响都是一般刊物所无法相比的，我们还可以为作品举办研讨会。文稿竞价也许会从经济上多得些好处，但从作者的长远考虑还是不如我们刊物具有严肃性和权威性。”
宋一坤诚恳地说：“以您的声望，您能对一个普通作者这样认真，我确实很感动，如果作者在场，她会受宠若惊。但是作品参加文稿竞价已成事实，很难改变了，请您谅解。作者刚刚入门，迫切需要您这样的名家指点，希望以后能有这样的机会。对这部作品，哪些是应该保持的？哪些是应该改正的？还请您指点一下。”
“作者还年轻，闯一闯也好。”王文奇不再坚持自己的想法，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稿纸递过去说，“我的意见都写在上面，你可以给作者带回去。”
稿纸上的文字不多，写道——
一、现实题材，硬派风格，从反面角度透视社会，决无调侃堆砌与无病呻吟之嫌。其真实、深刻、紧张，其狼性与人性的并存、碰撞，其大手笔、大背景、大谋略，构成了作品的可读性。
同时，恰到好处的爱情处理及反面性格的裂变又给人以关感和正面的启迪。作品很有新意，这种创作特点是作者应该保持的。
二、作者的文笔有些新闻化、对掌握与运用小说体裁尚显生疏，过于强调本质，过于直截了当，缺乏必要的烘托与修饰，缺乏细腻的笔润，例如环境描写、表情刻画、语气定位等等，这些缺陷影响了作品的生动鲜活，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作者应引起重视。
三、此稿如精心修改，可成上品。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宋一坤如获至宝，连声道谢。
王文奇谦虚地摆摆手说：“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我想冒昧地问一句，以作者的年龄、性别，如何能写出这种题材的作品？”
“夏英杰北京大学毕业，做过三年职业记者，接触的人很多，有不少商界的朋友，我想这与她的创作可能有关。”
“是个有发展前途的作者。”王文奇说着，起身从书架上取出四本书放到宋一坤面前，“这是一套文学描写辞典，别人送的。这套辞典一百多万字，从人物、建筑、山水、季节到表情、心态、动作、气氛，无所不有，还包括国内外主要城市的风貌和比较有影响的历史事件，对写作很有帮助，请你给夏英杰带回去，也算我对文学青年的一点心意。”
“谢谢您。”宋一坤将那纸意见夹进书里，把信封又往前推一下说，“钱您收下，您是忙人，我就不打扰了。麻烦您给我找一个袋子，我把书和稿子装起来。另外我想问一句，作者有没有直接向您求教的机会？”
“方便的话尽管来，我喜欢有出息的年轻人。”王文奇说，“但是钱你得拿走，我说过，我们之间的交易取消了。如果夏英杰只是附庸风雅满足虚荣心，这个钱我敢拿，但是对于真正搞艺术的人，我只能尊重和帮助。我说话是算数的，不是跟你虚假客套，如果夏英杰还想登门的话，就请你把钱拿走。也许你还不理解一个老文学工作者的心情，对于真正投身艺术的青年，我们可以做师生或朋友，但决不做交易。”
宋一坤不知所措了。
王文奇找来一只布提兜把信封、文稿和辞典一并装起来，将宋一坤送出门外，那神情就像送一位老朋友。
宋一坤真的被感动了。
就在宋一坤离开海口的当天下午，夏英杰携带书稿乘轮船前往广东省湛江市，约见万路达文化公司总经理苏卫国。到达湛江当夜，她在市中心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于次日上午按名片上的地址找到文化公司。
这是某个事业单位的机关大院，院内有一座五层办公大楼，楼下的空地停放着许多轿车。大院门口挂着十几块牌子，有房地产公司、装饰工程公司、广告制作公司等等，都是租用的办公场地。万路达文化公司设在三楼，租用六间房子，分别为经理室、业务部、信息部、财务部、会客室和仓储室，这里工作环境优雅，每个职员都配有标准的工作台，每个房间都有电话，尤其业务部和信息部，八台电脑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公司的实力。遗憾的是，苏卫国不在。
接待夏英杰的是一位小姐，她把客人请进会客室，非常抱歉地说：
“夏小姐，我们知道你和苏经理有约，但实在不巧，苏经理昨天晚上有急事临时改变了计划，开车去茂名了，这是他给你留的条子。”
字条上写着：
夏小姐，我确因急事而失约，当时给江薇打电话通知你，但来不及了，你已经在途中，实在对不起。请你把稿子交给工作人员处理，我已经做出安排，派专人为你购买返程船票并送你上船，以此略表歉意。另外，我因商务二十三日去海口，请你把电话号码留下，届时我会约你见面，就书稿之事给你答复。
苏卫国
“也只能这样了。”夏英杰取出稿子并写下电话号码交给小姐说，“麻烦你以公司的名义给我打个收条，可以吗？”
“当然，例行手续嘛。”
小姐把书稿拿走，送来一张盖有公司印章的收据和几本杂志，说：“夏小姐请耐心等一会儿，买票的人很快就回来。”
夏英杰担心地问：“现在船票这么紧张，不提前预定有把握吗？”
“放心，保证没问题。”小姐笑道。
不多时，拿票的小伙子回来了，说是离开船还有半个多小时。于是夏英杰在两位公司职员的陪送下去码头上船。
就这样，夏英杰一无所获回到海口。
夏英杰关心的是审稿和答复。既然确定了答复时间和地点，她当然希望早回海口，因为少请一天假就少损失一天的工资收入。这样一来时间和空间都能协调了，不但可以照常工作，也不影响接待宋一坤的维也纳来客。
七月二十一日，王海和孙刚从维也纳启程飞往香港，二十二日上午抵达海口，住海秀大街国际商业大厦。由于宋一坤家里的电话一直没人接，他们便转而与夏英杰联系。这才得知宋一坤两天前就去了北京。
夏英杰认识王海，对孙刚却只闻其名不知其人。孙刚身材魁梧，人也比较朴实，虽然穿着高档衣衫却没有潇洒倜傥的仪态，谦和的目光里还隐隐含着一股茫然与忧虑。
夏英杰歉意地说：
“一坤知道你们要来，本打算在家里等着，可临时有变，他说事关重大不去北京不行，否则就会错过机会。实在对不起，请你们二位多原谅。”
孙刚说：“他既然离开海口，那肯定是有要紧的事。不知坤哥能去多久？”
王海也关切地问：“坤哥去北京做什么？”
夏英杰客气而婉转地答道：“他说最多一星期，估计这两天该回来了。至于他去干什么，我也说不准。”
孙刚说：“这次来一定要见到坤哥，我们等他。”
夏英杰问：“这两天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不用了。”王海说，“这两天我们出去走走，正好看看岛上的风景。”
孙刚看他一眼，那意思是：你还有心思观景？
夏英杰与他们没有话题，纯粹是礼节性的应酬。漫无边际地谈了十几分钟，孙刚将一个礼品袋递给夏英杰说：“这是我们俩的一点心意，你替坤哥收下吧。既然坤哥不在，我们就不去家里了。”
夏英杰坚决拒收礼品，温和地说：“我不能随便替一坤接受礼品，不管什么事，等一坤回来了你们当面谈，请不要让我为难。”
孙刚不便勉强，只得暂时收回礼品。两人一直送她出了大门。
离开国商大厦，她直接回家了。一路骑车使她出一身热汗，进门就打开空调机，然后点燃热水器洗浴。心不在焉地冲洗完后，她便茫然了。
屋子空空荡荡，夏英杰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她情绪很低落，身体的各个器官仿佛也跟大脑一样变得迟钝了，一天只吃一顿饭也不觉得饿。八个月了，这是她和宋一坤第一次分离，就像一座房屋突然缺了一根顶梁柱，那种平日不曾留意的踏实和安宁忽然远去了，忽然显得那么珍贵，连他偶尔发脾气的样子也有了某种浪漫的美感。
宋一坤不在的日子里她总是想：他一旦离开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其实生活很平静，什么也没有发生。她自己也不明白如何会产生这种奇怪的心理。
想到写作，她脑子更乱了。
写作太难了！它根本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轻而易举，却着实像一座高高耸立的悬崖峭壁，对着想征服它的人冷笑。而在寻找攀登方法的过程中，那种无可奈何的压抑往往会把人推向近乎疯狂的境地，情绪烦躁、狂乱、低落。心灰意冷的时候真想不干了，想把电脑砸烂、想把稿纸撕成碎片，把脑子里那些七零八散的文字统统赶出去。然而，赶不走的却是她的感情，是宋一坤对她寄予的期望。
她对书稿的命运没有底数，心里一直七上八下，时而非常自信，时而又极度渺茫；既盼望知道书稿的结果，又害怕那个时刻到来。那种像被悬在空中的感觉真是让人难受。
漫长的一天在郁闷的氛围中度过，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早晨下起了小雨，悄无声息的轻风拂动如烟似雾的细雨，给大地蒙上了一层浪漫的诗意。夏英杰披着自行车雨衣行驶在上班的路上，把头露在外面，感受轻风细雨的清爽，心情也好了一些。
今天是苏卫国约定与她面谈的日子。夏英杰一面工作，一面留心每一次电话铃响。然而临近下班了，苏卫国还是没有电话打来。
蒙蒙细雨还在下着，南国的雨季仿佛没有尽头似的。夏英杰拿出雨衣准备下班回家，这时江薇来了，她挎着皮包手里拿着汽车钥匙。
“有事吗？”夏英杰问。
“当然。”江薇说，“你不要回去了，跟我去采访一个老民警，算找抓了你一回公差。这几天坤哥不在，我看你一直闷闷不乐，不如出来散散心。再说，晚上七点你还有一个重要约会，不值得从家里跑一趟。”
“苏卫国来电话了？”夏英杰敏感地问。不等江薇回答她便肯定了答案，又问：“他为什么不直接通知我而要把电话打给你呢？”
“走吧，上车再说，反正你是回不去了。”江薇拉着她出了饭店。
坐在汽车里看雨要比骑在自行车上惬意多了。雨天路滑，江薇车开得很慢，她一边注视着路面一边说：
“苏卫国中午就打电话了，约你晚上七点在天府饭庄见面，这次是他主动请客。他担心你会拒绝吃饭，所以电话打给我，不给你拒绝的机会。”
“什么意思呢？”夏英杰老老实实地说，“一提起这事我就紧张。有时候我觉得这本书很有份量，有时候又觉得一文不值。你没问苏卫国有没有希望？”
“问了，他不说。”
夏英杰分析道：“毕竟有过一面之交，也许他觉得当面拒绝太生硬，所以采用富有人情味的方式，就像外交辞令。”
“俗话说人在事中迷，我看你是紧张过头了。”江薇说，“即便稿子被否定了也不能说明什么。别忘了，有位著名作家的书稿曾被八家出版商否定，但最终还是成了世界名著。”
夏英杰摇摇头，问：“晚上你能去吗？”
江薇笑着说，“这种历史关头我当然不能错过，一旦你成了名家，回忆录里怎么也得有我一笔。”
“别起哄了，”夏英杰心事重重地说，“我最担心的是怎么下台，你该给我浇冷水才是。”
江薇很有信心，说：“稿子我也看过，我认为不错，可读性强，很有吸引力。凡事旁观者清，我相信自己的鉴赏力，我不敢说能值多少，但肯定有价值。另外据我所知，苏卫国无利可图是不会随便请客的，也许他有求于你呢。”
夏英杰不敢有这种乐观的假设。
夏英杰说，“我现在最大的感觉是底气不足，你一个劲儿抽梯子，是存心让我下不来台，居心何在？”
江薇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夏英杰知道江薇想带她出来散散心，她也实实在在地给江薇当了一下午临时工，江薇采访时她一直在旁边帮着作记录，听那位纯朴的、满面风霜的老警察讲自己的经历和对本职工作的热爱，使她产生了许多感慨。一直忙到六点三十分才离开，这一下午确实比闷在家里心情敞快得多。
苏卫国已经先一步来到天府饭庄，照例是秘书跟随。酒台摆着四个人的席位，只等客人到齐后开席。
看见夏英杰和江薇来了，苏卫国将菜谱递给夏英杰请她点菜。夏英杰摸不透对方这顿饭吃得是什么名堂。尽管她根本不会与苏卫国就书稿一事达成协议，而苏卫国对书稿的态度却至关重要。她放下菜谱笑着说：“苏先生，凡请客总得有个名目，如果只是谈书稿那就不必破费了，不该吃的饭我是不会吃的，你可以直截了当谈稿子。”
这段话讲得很艺术。江薇明白，夏英杰是告诉对方，如果对作品没有兴趣就直截了当摊牌，没必要绕个弯子。
苏卫国说：“不忙，边吃边谈嘛。”
江薇以旁观者的身份开玩笑地说：“戏还没开场苏经理就为杀价做铺垫了，大商人玩小动作，不够风度吧？”
苏卫国急忙摇手说：“没那个意思，绝对没那个意思。夏小姐既能出这种手笔的作品，智商和见识就不必考证了，我也害怕当众表演。说实话，稿子我是看中了，就是不知夏小姐什么价码肯出手。我的意思是，即便生意谈不成至少也多交个朋友，也许以后会有合作的机会。”
夏英杰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悄然落地了，暗自长出了一口气，而脸上却不露声色，平静地说：“苏经理不要见怪，你不是也怕为了一顿饭在交易上补人情吗？是你开了一个头，别人才跟着你效仿。我看咱们还是故伎重演，各付各的账单。”
“这样的话，太不给面子了吧。”苏卫国说。
看着夏英杰一本正经的神态，江薇不失时机地说：“阿杰，我可是你们的中介人，不给苏先生面子就是不给我面子。大家不是初次见面，也算是朋友了，不必太计较。”
夏英杰无奈，只好重新拿起菜谱。
酒菜上齐，大家象征性地品尝几口，苏卫国言归正传了，说：“夏小姐，稿子是由公司职员受理的，我也粗略看了一遍，就请你开个价吧。”
夏英杰心中有底，情绪更加稳定了。她略微思索了一下，温和地答道：“苏经理，我只能这样告诉你，这部稿子将参加今年九月在厦门举办的文稿竞价。我所以把稿子送到湛江，确实是希望我们之间能够合作，也希望你的报价能与书稿标价接近。当然，这种可能性似乎很小，但是我必须尝试一下。”
苏卫国沉默了，半晌没有说话。他是这方面的行家，自然知道这部书稿参加竟价意味着什么。许久之后他问：“那么请你告诉我，标价是多少？”
夏英杰心里说：天知道标价是多少！她笑笑，平静地说：
“我需要你的意见做比较，如果距离太大我说了也没有意义。”
“也就是说，夏小姐根本就没打算合作？”苏卫国虽然压抑着，但脸上已显不快之色。
“恰恰相反，”夏英杰说，“我去湛江，完全是为了那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好吧。”苏卫国看秘书一眼，“把合同书拿出来。”
秘书从文件包里取出两份一式四联的合同书，将其中一份递给夏英杰，说：“长篇小说《沉默的人》三十六万字，我公司愿出六万元买断版权和影视剧本改编权，这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最高价，没有协商余地。如果夏小姐能够接受，就请在合同签个字。”
六万元！
这是一个夏英杰意想不到的数字，她心里随之微微一展。那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是对作品，对她今后生存方式的一种肯定。如果不是宋一坤有言在先，她会立即在合同书上签字。然而她不能，确切地说是不敢。她按捺住内心的惊喜，接过合同书静静地看，既不让对方从她的表情里看到希望，也不让对方看到失望。
江薇很激动却不敢流露，这种关键时刻任何一丝表情都会成为对方判断虚实的依据。她见苏卫国和秘书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夏英杰，便故意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半开玩笑地说：“苏先生，能不能把另外几份合同书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我相信你准备了不止一份。既然是朋友，就不必保守了。”
苏卫国尴尬地说：“不必了，六万元是最高极限。”
合同书上有这样一款引起了夏英杰的注意：在保持原作不变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必要的可读性描写，增加幅度在一万字以上，两万字以下。增加部分按千字三百元计算稿酬。
夏英杰问：“可读性描写是指什么？”
苏卫国说：“是指性描写。不是我苏某格调低下，实在是由于市场所迫。现在你到图书市场看一看，哪本畅销书少了这些内容？当然，不必写得那么直白，不能超越黄色书刊这条界线，这一点我们会把握。还有，关于需要增加的这一部分你可以不写，由我们公司去做，但是你就放弃了这部分的收人。”
“能不能容我考虑几天？”夏英杰问道，接着又说，“关于可读性描写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我不会接受的。”
“你可以考虑几天。”苏卫国说着又看秘书一眼。
秘书将另一份合同递给夏英杰说：“苏总希望能与夏小姐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以《沉默的人》为标准，你每年按同样的风格、质量、字数写一本畅销书，每本书我公司同样付你六万元，合同期为三年。每本书在写作之前由我公司审察大纲，预付你百分之二十的稿酬，做为定金。夏小姐是明白人，道理就不用多讲了。如果你有意合作，也请在上面签个字。”
长期合作，那更夏英杰求之不得的。然而她清楚，定作大纲是由宋一坤一手制定的，她自己没有能力完成这种大手笔的构思，那是一个特殊的工程，是理论知识、社会实践和生存体验的融合与沉淀，包含着隐喻的政治倾向以及深刻的哲学思考。签这个字，必须以宋一坤的支持为先决条件，而宋一坤脑子里在想什么，谁也猜不透。她觉得谈话该结束了，再谈下去不会有任何好处，反而会增加失误的可能。她把两份合同放在一起说：
“苏先生，合同我收下，一星期之内我给你答复。稿子你先留着，如果不能合作的话我会去湛江自己取。感谢你的款待，我也同意你的看法，不管这次结果如何我们都是朋友，既是朋友就一定有相互帮助的时候。”
“不客气。”苏卫国显得很失望，或许今晚的会谈结果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他把夏英杰和江薇送到门口，临别前他忍不住说了一句：
“夏小姐，请你慎重考虑，对你来说同样是一个机会。”
“我明白。”夏英杰认真地说。
微型车离开饭庄，很快汇人长龙般的车流，车轮在雨水遍布的柏油路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五颜六色的灯光映在水面和玻璃上，一切显得格外清新，格外美丽。
车上，江薇和夏英杰谁也不出声，都若无其事地沉默着，当汽车走远了之后，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突然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那样舒展，那样痛快淋漓。
江薇说：“你今天表现太出色了，攻守兼备，虚实有变，不然非得被他钻了空子。”
夏英杰说：“我是外强中干，只想给自己找台阶下，多亏你及时策应我才稳住阵脚。我早说过你江薇功不可没，这次拿到钱我一定请客。”
“可你最终还是犯一个错误，你应该趁热打铁把合同签了，钱拿到手里才踏实，弦崩得太紧了容易断。”
夏英杰没有解释，心里却说：我何尝不想签？
有人敲门，声音平缓而有节奏。
夏英杰正在卫生间洗衣服，听到敲门声心里一颤，心跳顿时加快了，她屏住呼吸问：“是谁？”
“我，宋一坤。”
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夏英杰激动得似有一股热流涌上心头，她顾不得擦干湿淋淋的手，迫不及待地去开门，不等房门关上，不等宋一坤放下旅行包，她便忘情地一把搂住他的脖子，紧紧地抱在一起，弄得他脖子里全是洗衣粉泡沫。她问：“还没吃饭吧？告诉我想吃什么？”
“飞机晚点，在机场吃过了。”宋一坤答道。接着又内疚地说：“我空手回来了。”
“我早知道会这样，”夏英杰笑着说，“情我领了，你能把自己带回来就比什么都强。”
她接过旅行包，关上门，从头到脚将宋一坤细细打量一遍，爱怜地说：“瘦了，也脏了，像只脏狗儿。刚出去几天就弄成这样，没有管你真是不行。”
宋一坤在外面也许会觉得自己是个人物，而一旦走进家门便什么都不是了，只得任凭摆布，因为这里的点点滴滴都充满了母性的关怀和温柔的爱意。以爱的名义，女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男人。
经过夏英杰一阵扫荡，宋一坤面目一新，干干净净地坐在凉爽的客厅里喝茶、休息。
夏英杰腾出手给王海打电话，告诉他宋一坤回来的消息，然后将两份合同书藏在身后，走进客厅神秘而又兴奋地说：“注意了，现在我要给你一个惊喜，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是什么？”
两份合同书举在宋一坤眼前。他接过去认真地看着，嘴角显出淡淡的笑容。然而这种笑容太淡了，离夏英杰所期望的程度相差甚远，已经丝毫没有惊喜的成份。
夏英杰特意指一指合同书上的数字提示道：“您老人家看清楚了，那是六万，不是六千。”
“看清楚了，这是一个重要参数，很有价值。”宋一坤放下合同书说，“旅行包里有王文奇老师送给你的一套辞典，书里夹的那张纸是他的意见，你拿出来。”
夏英杰把书拿来放在桌上，仔细阅读王文奇对书稿的意见，一连看了两遍，心情非常激动。要知道，王文奇作为文学界权威人士之一，他的意见无论褒与贬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指导意义。
“说明一下，王文奇老师拒绝收费，只希望你将来有所作为，而且授予你登门求教的资格。钱我原封带回来了，不敢有亵读之嫌，将来总会有机会的。”
更英杰又拿起辞典翻了翻，果然对写作非常有帮助。她自言自语地说：“过去我写文章是混饭吃，这么说我以后可以挣饭吃了？也许我真的是这块料。”
宋一坤说：“现在已经有底了，从今天起你的首要大事就是修改稿子，以邮戳为准，一定要在八月十五日以前寄出去，只剩二十天了，每分钟都是宝贵的。渡过这一关，你就可以放松一下，调整状态参加竞价。”
“这么说，文化公司那边就放弃了？”夏英杰顾虑重重地说，“文稿竞价最重要的因素是作者的名气，我这样的无名之辈谁会理睬？万一稿子卖不出去或卖不上价钱，再回头找苏经理恐怕就困难了，咱们也不好意思，不如现在见好就收。另外，与文化公司签约可以保证三年内有事做，只要你帮我一把，一年写一本书我应该有把握。这不正是你所期望的吗？”
夏英杰说了一大堆，而宋一坤只说了一句：“六万元，太少了。”
“用么文稿竞价你打算标价多少？”
“八十万。”宋一坤平静地说。
“多少？”夏英杰怀疑自己听错了，声音不由自主地高起来。
“八十万。”宋一坤又不紧不慢清清楚楚地重复了一遍。
夏英杰一下子糟了，她上前摸了摸宋一坤的脑门关切地问：
“你没发烧吧？是不是该休息了？”
宋一坤拿出一支烟点上。他抽了一口烟，然后冷静地说：
“少见与多怪是因果关系，本质是见识少。现在我告诉你，首先艺术品是特殊商品，其价格的构成因素比普通商品更为复杂，那么价格的伸缩幅度就很难以框定，所以，什么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也是合理的。其次，参与竞价的买方有相当一部分是较有知名度的中型企业老板，是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去那里就是为了标新立异，露脸扬名，作品需要为那些人提供一个适当的表现机会，而不是让他们丢面子。再者，你的作品并非平庸之作，是经过双重认证的，具有你自己的风格和新意，也应该享有相应的待遇。当然，这有冒险的一面，但是值得。”
夏英杰沉默了，不知说什么才好，因为宋一坤讲得很有道理。
“就这样决定了，以后不再讨论这个问题。”宋一坤说，“文化公司那边你去处理，我这次把方子云的产品技术资料带来了，这段时间得集中精力研究投资问题，没功夫过问你的事。另外，你一个人去厦门我不放心，最好江薇能陪你去。”
夏英杰机械地点点头，不再争辩。她脑子里装满了问号，既怀疑宋一坤的思路又怀疑自己的判断力，恍恍惚惚像置身于童话故事里，期望值脱离实际，其后果必将是更大的失望与痛苦。她不愿看到宋一坤难过的样子，更不愿看到他的自信心受到重创，但是她对这一切却无能为力。
宋一坤心中有数，他断定一个集团公司董事长会格外珍惜自己的脑袋，他断定高天海除了就范没有第二种选择。同时，他也理解夏英杰的忧虑，毕竟这是一次超乎普通程序的举措。他站起身，爱抚地拍了拍夏英杰的肩膀，在房间里走动着说：“竞价成功是完全有可能的，至少你应该对我有信心，你要相信我不会去做没有根据的事。一旦成功，那将对你的前途产生重大意义，使你在文学方面有所发展成为可能，使你出国深造成为可能。你必须出去走一走，接触一下西方文化，无论你看社会还是看历史，点位高一些，视角广一些，思维方式多一些，你的认识和理解就会更深刻，而过人的透视力将是你成就事业的必备素质。”
“出国深造？”夏英杰摇摇头说，“我不怀疑你能把我送出去，这对你不是难事。但是你想不想听听我的看法。”
“你说吧，我听着。”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性。”夏英杰说，“第一，你感到时机成熟了，想干点什么，嫌我呆在你身边碍事，于是用出国把我支开。第二，也许你觉得为我做的已经够了，用一个你认为圆满的结局打发我了事。这说明我在你心里根本无足轻重，还记得吗？当初你在玉南就想用一张磁盘把我打发走。现在我告诉你，我哪都不去，就在你这里深造，我得死在你这里。我对文稿竞价不抱希望，只想过实实在在的日子。”
说到这里，夏英杰很伤感，鼻子一酸，眼睛有些湿润了。
“小家子气，这不该是你夏小姐说出来的话。”宋一坤拧灭烟头说，“你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你有头脑，有知识，有吃苦和创业精神，这些都是你的财富。但仅有这些还不够，你还需要补充更厚重的东西。我希望你有所作为，也有责任使你有所作为。”
“古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你不怕我扩充实力在家搞女权运动，没准儿会政变呢。”
“对女人嘛，不能太苛求。”宋一坤随口道。
“你暴露了。”夏英杰说，“难道我的存在还不如你的处世风度重要？这更说明我对你是无足轻重的。”
“真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左右都不是。”宋一坤无可奈何地笑了。
“那好，”夏英杰问，“我具体学什么？怎么学？”
“这让我很难回答。”宋一坤想了想说，“你就在那儿生活，与当地人交往，这本身就是文化渗透，你所要关心的是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方面的东西。任何文化都有背景，中国的文化教育一直沿袭一元化政治思想体系，而一元化教育虽能造就好公民，却很难造就在有建树的文学家。现在我用一个问题来启发你，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曾有一个口号：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请问你对这个口号的看法。”
夏英杰想了一会儿说：“我看没什么不对。”
“当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比起不允许所有的人都富起来好得多。你听明白了？”宋一坤耐心地说，“这个口号不亚于一部宣言，它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人，你就会历史地看这个口号，就会本能地用反向思维延伸你的思路。是什么东西使人们曾经怕富、不敢富？而越穷越光荣的错误观念实际上已经否定了民族革命的意义，从而导致一部分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怀疑和动摇，这是严重的历史责任。从这个口号的理解和反——”
这时，敲门声打断了他的话，他只得让夏英杰去开门。来者是王海和孙刚两人。
宋一坤请他们坐下，也没有多余的客套，而是说：“你们稍等，我得把刚才的话说完。”
他对站在一旁的夏英杰继续说：“从这句话的理解和反思你应该想到，老百姓生存的目的是什么？改革开放和转换机制承认了什么、否定了什么？你应该想到社会发展规律与执政党的理论、与政府行为、与国民文化素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你应该想到怎样运用你的见解去提高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可读性，既弘扬时代主旋律，又拓宽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虽然挨了训，夏英杰却感到踏实、轻松，笑着说：“我要是什么都懂了，那还找你干什么？傻瓜，你连这个都不懂。”
王海和孙刚都哈哈笑了起来。
夏英杰把沏好的茶端上。便去书房干自己的事了。
宋一坤端起杯子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问：“听阿杰说你们等几天了，什么事这么大的耐性？”
孙刚直言道：“我说话不会绕圈子，这次来是因为没出路了，投奔你。”
“投奔我？”宋一坤说，“你们俩的资金加起来有七八百万，可以号称千万，我看你们是存心寒碜我这个穷秀才。”
孙刚说：“我和王海的情况差不多，那点家底如果把老婆孩子都接出去，除去买房子买车，再加上纳税、吃饭和孩子上学，根本养不住。回来开饭店不是不行，可我们总不能抡一辈子炒勺，这要看跟谁比了。人往高处走，钱挣多少也没够，谁不想有大发展，干点大场面呢？”
“那你就投错庙了。”宋一坤说，“你们要求发展，而我面临的是生存，我与你们是两个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起点，不可以相提并论。”
“坤哥，行了。”王海站起来插言道，“有些道理我讲不出来，可心里明白，你心里更清楚。我上次来就是和孙刚商量过的，只是没好意思把要求说出来，这次不说不行了。我们投奔你，一是服气你的脑子，二是因为你不会坑自己弟兄，不找你找谁？我们不想半死不活地吊着，就想跟着你干点大事。你推是推不掉的，我们不能白叫你几年坤哥。”
“这是哪家的道理？”
“这是自家兄弟的道理。”孙刚笑着说。
宋一坤沉默了，默默地喝茶、抽烟，许久没有说话，似乎在考虑回答问题的方式。
长久的沉默之后，孙刚耐不住了，轻声问：“坤哥，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
宋一坤摇摇头否定了，说：“前一段你们还在江州轰轰烈烈的，现在突然就没出路了，怎么回事？”
孙刚说：“江州那边合资的意向书早就签了，协议书谈判也基本结束，就剩下签署正式文件了。厂方为这次合资拆除了一座一千多平方米的旧厂房，卖掉了六十四台旧机器。我们现在一直找不到肯投资的外商，厂方又催得很紧，这事搞不好会闹大了。
我们想趁着正式协议还没签赶快脱身。维也纳那边我的饭店卖掉了，王海的店现在算我们两个人的，各占一半股份，这样都能保住居留，还能少赔点钱。”
“在没有签署正式协议之前，厂方怎么会贸然拆厂房卖机器呢？”宋一坤不解地问。
“谁知道。”王海说，“我们提出旧厂房、旧设备没有使用价值，不能纳入合资股份，必须为投资建新厂房、安装新的机器创造条件，如果不具备我们要求的投资条件，我们将拒绝投资。当时我们完全是为了拖延时间，以为他们不敢那样做，谁知他们真做了。他们太笨了。”
宋一坤心想，不是厂方太笨，而是你们太愚蠢了。他几乎不用思考便得出了结论：厂方应外商的要求，以不是损失的损失给外商施加压力。合资成功了皆大欢喜，一旦失败那些损失便有了价值，便成了牵制外商的筹码，想一走了之，没那简单。可惜，这两位想玩空手道的假洋鬼子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潜在危机。但是宋一坤不想说这些，没有意义。他又问：“皮革行业你们俩都一窍不通，根据什么与厂方谈判？”
“我们从国内聘请了几个技术人员和大学生，还从奥地利聘请了一个工程师。”孙刚说。
“这个厂子占地面积有多少？资产评估是多少？在你们的合资中占有股份是多少？”
“厂子占地面积不小。”王海答道，“具体我记不清了，大概有五十亩，连现有的厂房、机器、办公楼全都算在内，折算资产两千四百万人民币，占合资股份的百分之四十。”
“这就是说，你们要投资三千六百万？”宋一坤忍不住淡淡一笑，说，“你们把厂子当厨房了，真够豪迈的。你们双方损失多少？”
俩人嘿嘿一笑，孙刚说：“我们在江州国际饭店租了两间套房，加上工资，旅费和维也纳那边的损失，一共有四十多万元人民币。厂方说他们为合资花掉的接待费有二十多万元，我看根本没那么多，八成是让当官的私吞了。”
“四十万？”宋一坤说，“你们得炒多少盘菜才能赚回四十万，天下居然有你们这样做生意的。”
王海说：“有人真是这么干的，而且做成了。”
“空手道这碗饭不是每个人都能吃的。”宋一坤说，“商业行为中，最不可轻信的就是成功者的经验之谈，传授你赚钱之道的人往往是要看你笑话、希望你破产的人。幸福是相对而言的，是由不幸比较出来的，所以你的不幸就有了价值。”
孙刚说：“裁一跟头也好，长记性了。”
“江州的工作人员撤下来没有？”
“还没有。”王海解释道，“撒得太急怕引起怀疑，让人当成骗子，以后就不好混了。我们想慢慢地把这事拖黄。”
“按照你们原来的设想，如果找到了投资外商，你们打算从哪一方抽取中介费？抽取多少？”
“双方都要抽，按百分之三从总投资六千万元里抽取一百八十万中介费。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意思了。”王海说。
今天的这一幕，宋一坤是早有预料的，他太了解这两个人了。而且，他对此事已经不动声色地表现出了极敏感的嗅觉，当他在江州对皮革厂的地理位置进行考察的时候，一个隐约的想法就已经在他脑海里浮现了，虽然这个想法还需要严格的论证。
机会来了，而在这之前他早已做好了迎接机会的准备。但是他并不急于表态，太容易的事情也就失去了价值。他过渡性地问：“你们找我，具体有什么打算？”
孙刚说，“江州那边如果死马能当活马治，当然最好了，不过可能性不大。如果江州的残局真没法收拾了，那就重打鼓另开张，还像上海那样，项目由你决定，资金由你调动，人员由你指挥。总之我们不想小打小闹，想跟着你干点大事。”
王海不失时机地将那只精美的密码箱拿上来，砰地一声打开，介绍道：“这是有关合资项目的全部资料，都带来了，有皮革厂的发展史、现状、主管部门、周围环境，有工厂的布局、结构，有谈判的记录和意向书。另外，还有厂方提供的生产录像资料，有江州地图。江州投资指南和城市远景规划图。总之能带来的都带来了。”
“资料倒是挺全的嘛。”宋一坤笑着说。
孙刚把箱子合上放回墙角，摇摇头说，“我一看见这些资料就头疼，天灵盖都要炸了。”
宋一坤考虑了一会儿，说：“这不是件小事，我需要时间考虑。我看这样，江州那边暂时维持现状，你们先回去，等我考虑成熟了给你们答复。”
孙刚立刻说：“我们早商量过了，就在海口等着，这次吃不到定心丸，我们是不会走的。”
王海也说：“如果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来海南了。”
“我不是神，我和你们一样吃五谷杂粮。”宋一坤有意在语气里揉进了少许不愉快的成分。
“可我们已经把你当成神了。”王海并不介意，他看了看孙刚口过头对来一坤说，“根据我俩的经验，只要你坤哥一开始指挥，我们就可以张开口袋等着装钱了。”
孙刚也说：“坤哥，资料你先看着，实在救不活就选别的项目，你总比我们有办法。其实干什么项目都无所谓，只要能跟着你干就行。”
宋一坤没有对这个等待已久的机会流露出丝毫的兴奋，他淡淡地说：“试试看吧。”
王海二人在海口整整等了一个星期之后，终于得到了宋一坤既明确又没有具体内容的承诺，满意而归。
夏英杰在江薇的陪同下前往厦门参加文稿竞价。虽然她对竞价结果并不抱希望，但那是宋一坤的指令，她必须完成这个程序。
夏英杰离开海口的第二天，侨居意大利的叶红军将应约回国在海口与宋一坤见面。这个时间是预先经过计算的，有意避开夏英杰。在几天前他们之间的通话里，宋一坤着重强调了这次谈话的保密性，他们需要充足的时间和不受干扰的环境。
宋一坤没有去机场。不是他不想去，是因为他付不起那笔出租车费。常言说“穷家富路”，他把家里为数不多的那点钱都让夏英杰带上了。此时，他只能在家里等着叶红军。
从罗马启程途经香港的国际航班准时在海口机场降落，叶红军随着旅客人流走下飞机，他左臂搭着西装，右手拎着皮箱，步态从容，白净得略显清秀的脸上戴着高度数近视眼镜，有一种儒雅的气质，紧抿着的嘴角透着一丝精明冷峻的神色。
他是宋一坤能够称之为朋友的仅有的两个人之一，同方子云相比，他与宋一坤除了友情、信任之外，更多了一份默契。
从罗马到海口往返一次的各种费用将近一万元人民币，同时还要耗费几天的宝贵时间。这些情况宋一坤当然能考虑到。如果仅仅是商议夏英杰的出国事宜，用通信方式也可以解决，没必要亲自面谈，更没必要回避夏英杰。
叶红军意识到：宋一坤将有重大决策出台。
叶红军通过海关检查后出了大厅，随即叫了一辆出租车。他没有对谈话内容做过多的推测，在他的记忆里，宋一坤的脑袋就像一个谜，常常会浮出来一些别人意想不到的东西，那里面究竟装的什么，谁也不知道。
他得首先解决住处。出租车司机向他推荐了海南假日饭店，那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环境十分优美。办完住宿手续，他乘电梯到十二楼自己的客房看了一遍，很满意。他顾不得吃饭便乘出租车去见宋一坤。车子开到目的地停下，叶红军告诉司机晚上八点钟来接他，并记下了出租车公司的联系电话。付过车费后他下车了，站在楼前看了一眼单元牌号，然后一直上四楼，摁响门铃。
开门的是宋一坤，两人握握手，关上门一起来到客厅。
宋一坤光着膀子，肩上搭着一条湿毛巾，他面色惟淬得近乎苍白，眼圈是黑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再看客厅，乱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墙上钉着地图、规划图及其他图片。桌上。地上到处是表册和文件、资料。电视机上堆着录像带，而录像机上却放着烟缸和茶杯，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味。看得出，宋一坤是劳心过度。
叶红军皱着眉头说：“你是不是不想要命了？这哪像个家，快成作战指挥部了。”
一个多月里，宋一坤的大脑一直处在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他必须认真研究每一份资料、每一个数据，他的脑子得不停地转动。要把那么散乱、复杂而相互关联的情况用一条逻辑严谨的思路统一起来，让所有的因素有机地服务于一个主题，无论对谁，
那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宋一坤手脚并用，将桌上的资料推到地上，又从地上推到一边，这才清理出一块地方请老同学人座。然后，他从冰箱里取出一听可口可乐放在桌上，又从录像机上拿过烟缸和自己的茶杯。
他做这些事情的同时似乎是漫不经心的地问了一句：
“你说，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叶红军的心猛地一沉，“残酷”两个字赫然跃入脑海。他说：“还没出手就考虑心理平衡问题了，看来不是烧香拜佛的事。”
宋一坤没有言语。
叶红军说：“不过，你这么远把我叫来，不会是让我给你当心理医生的。你我之间，那些铺垫的程序就免了吧。”
宋一坤说：“弱肉强食也罢，普渡众生也罢，关于世界的本质，必然是物竟天择，适者生存。这个题目太大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是你我这等凡夫俗子可以做的文章。”
叶红军说：“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如果你底气不足，我看不如干脆放弃。”
宋一坤摇摇头，他站起身走动了几步，而屋里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他不得不重新坐下。停了一会儿，他说：“阿杰的文稿将以八十万元卖出，但这不足以构筑她的事业体系。所以，文稿竟价的成功只是一个序曲，真正的帷幕还没有拉开。就我们而言，我们都是往四十岁里去的人了。正是干点事情的时候，不能总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在时间上打消耗战。这几年，我们从知识到实践都有了一些积累，目前的条件和机会也比较适合。我想，搞一个上点规模的动作，一次把根基打牢。”
“在你的计划里我是什么角色？”
“这个问题应该留到最后再回答。”宋一坤说，“我考虑了很久，但找不出比你更合适的人选，没有你，这个计划不可能实现。你得帮我。”
“如果我能选择，也许我就不来了。”叶红军说的是心里话，他无法拒绝宋一坤。
“那么，我们可以进入正题了。”宋一坤站起来开始收拾屋里的资料，说，“今天你先了解情况，主要是子云搞的那个项目和王海搞的合资企业，你要了解这两个项目的每一个细节。明天我们讨论整体方案，一天的时间够用了。”
叶红军也帮着整理，资料很快分成两类放到桌上。他看着宋一坤布满血丝的眼睛说：
“资料我自己看，这样印象深一些。你抓紧时间睡一会儿，晚上我们出去吃饭。”
“那好，我就不打扰你了。”宋一坤说着就往卧室里走。
“稍等一下。”叶红军叫住他，说，“你我也算半个秀才，有个问题我感兴趣。你对阿杰的文稿能以八十万元成交那么有把握，我想知道，什么书这么值钱？”
宋一坤反问：“还记得高天海这个人吗？我让你在奥地利调查他的情妇周丽。”
这一提醒，叶红军顿然领悟了。
宋一坤说：“当时我也只是推测，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拿不到有力的论据。”
“那算什么帮忙？”叶红军说，“周丽的财产状况都是明摆着的，只要想知道，是个人都能知道。那件事关键是意识、嗅觉，是能否从散乱无关的现象里理出值得怀疑的线索。”
“这件事放了几年，总算派上用场了。再过几年时过境迁，也许就没价值了。”宋一坤自嘲地笑笑。接着说，“如果当时不讲绅士之风的话，直接敲他一下，从装修工程上得到的效益会更好一些。”
“你现在就不是敲诈了？”叶红军问。
“敲诈？”宋一坤摇摇头，说，“我还没堕落到去干那种勾当，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机会，希望铁鹰集团能对文学艺术给予一点关注。”
“如果他拒绝呢？”
“那么阿杰的书稿就会赚更多的钱。”宋一坤说，“阿杰的小说大纲是我帮着制定的，那里面有经过技术处理的真东西，如果让新闻界和侦查机关一起来炒这本书，仅新闻效应也不止八十万。况且，北京的权威人士对书稿的艺术价值作过明确的肯定。”
叶红军点点头，感叹道：“确实是一个充满艺术的构思。不过就这件事而言，你不该告诉我。”
“但是我特别想告诉你，即使你今天不问，我以后也会告诉你。”宋一坤说完便转身进了卧室，他太需要休息了，恨不能一头倒在床上进人梦乡。但有一种意识牵动着他，驱使他又回到客厅门口，用一种自我嘲讽的口吻说：“我的艺术作品总是不能拿出来被人欣赏，我的剧院里难得有人具备观众资格。你既然来了，当然不能放过你。”
叶红军低头看资料，什么也没说。但他知道，宋一坤这种人最大的痛苦在于：他的情绪不能宣泄，他的内心世界不能交流。
宋一坤醒来时已是翌日清晨了，一缕阳光从窗帘的缝隙映进房间，这一觉他睡了十几个小时，大脑又恢复了原有的状态：严谨、冷静、清晰。
床头柜上压着一张字条，是昨晚叶红军留下的。宋一坤先把窗帘拉开，这才拿起字条，上面写着：
原打算一起吃晚饭，但我看你更需要睡眠，没忍心叫醒你。
资料还有一些没看完，我带到旅馆去看了。明天早上我来接你一起吃饭。
宋一坤随即将字条拿到卫生间烧掉了，他不想因为一个小疏忽而让夏英杰察觉到他们在策划着什么。她知道叶红军要来，以为是专程来商议让她出国的事，却不知道他来的具体时间，更不知道他此行的真正背景。
洗漱完之后，宋一坤开始拟定谈话提要。他力图用最简单。
最直接方式让叶红军了解他的计划。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原则上的一致，那么今天就可以讨论和决定整个计划了。这将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它将改变与之有关的许多人的命运，包括那些因此而成为牺牲品的陌生人们。
半小时后提要写好了。用了四张稿纸，但字数并不多。主要以数字形式表示。他把几张纸装进裤子后边的口袋，趁叶红军还没来的这段时间收拾房间，拖地板。
宋一坤对这个计划的局部残酷性有所认识，但他有两个理由可以起到平衡心理的作用，一是生存的自然法则；二是盖棺而论的善恶比重。伟人的功过尚有三七开、四六开之说，我一介草民，一生岂能没有一两次过失？
这种平衡心理的方法无异于掩耳盗铃，或许连他自己都欺骗不了。但他还是要坚持下去，在他心里，没有什么能比夏英杰更重要了，他不能辜负她的感情，他必须肩负起做男人的责任，他希望她能有大出息、大作为。而启动这条船，仅仅靠意识形态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
宋一坤拖完地，身上出了不少汗，这时门铃响了，不用问，是叶红军来了。
进门后，叶红军先把看过的资料还给宋一坤这才笑着说：
“一大早就光着膀子干活儿，看来你精神不错。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今天奢侈一下怎么样？”
宋一坤说：“我正饥寒交迫，很需要你的援助。”
宋一坤穿上那件“哈姆雷特”长袖衫，带上门钥匙，与叶红军一起下楼去，出租车就在下面等着。
因为有司机在场，一路上两个人话不多，只是闲谈几句不着边际的话题。到了饭店，两人直接上二楼餐厅，这里是高消费的场所，吃早茶的人不少。
宋一坤没有听从服务小姐的引导，自己选了一张靠窗的台子坐下，这里噪音低便于谈话，抽烟时也便于排放烟雾。他随意要了一些茶点，边吃饭边与叶红军交谈。
叶红军说：“资料我都仔细看过了。坦率地讲，我看不出两个项目之间有什么联系，也看不出有令人振奋的大思路。子云的项目确实有开发潜力，但需要很长的周期和很高的投入。但是我了解你，你不善于打持久战，你习惯于出奇制胜，所以按部就班地搞企业，决不是你叫我来的目的。”
宋一坤正嚼着一只水晶虾饺，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叶红军接着说：“至于江州的合资项目，我认为那是一个陷阱。皮革厂如果没有合资的假象掩盖着，也许已经宣布倒闭了。只有王海这类角色会做这样的发财梦，他们已经赔定了。没有哪个外商会被他们骗着往井里跳，他们自己不被骗已经是万幸了。”
宋一坤看着他，沉默不语。他想：也许我真的不简单，但越是不简单的人越容易承受负疚。在求生的世界里，很少有几件事情没有负效应的一面。也许，这种负效应的阴影会折磨我一生。
叶红军见他一直不说话，便问：“如果把你的计划比作一个战役，那么你告诉我，这个战役要持续多久？要达到什么目标？”
“半年，最多八个月。”宋一坤十分肯定地说，“根据理论上最保守的估算，要达到的目标不应该少于一千四百六十万人民币。”
“一千四百六十万？”
叶红军不由自主地脱口重复了一遍。尽管他有心里准备，但这个数字还是让他为之一惊，他清楚这不是戏言，宋一坤从来都是讲一句算一句。他看未一坤心里暗想：这简直就像一个神话。
如果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铜板还不够一顿像样的饭钱，一定会认为这是个疯子。但是他没有疯，他既然讲出来了，就一定包含着某种必然性。
宋一坤将“提要”取出来，选出一张递给叶红军，上面写着——
皮革厂40％的股份含量（2400万）：
A.土地：52亩×30万／亩=1560万
B.机器：500万（折旧后的价值）
C.建筑：300万（折旧后的价值）
D.其他：40万（主要为车辆、办公用具）
转卖后的盈亏情况：
A.土地52亩×60万／亩＝3120万盈1560万
B.机器处理给乡镇企业300万亏200万
C.建筑全部炸掉推平亏300万
D.其他40万
盈亏相抵后净利1060万
叶红军反复地看，静静地想，沉默了很久之后他抬起头，不可思议地哺南道：“你是说，吃掉皮革厂。因为它是潜在黄金地段，将来会发挥黄金效应？”
皮革厂位于城东路中段，临街长度达两百米，距市中心不足三公里，是通往机场的必经之路，北邻人民公园，东邻太阳河，往南五公里就是正在建设中的新客站。新客站的建筑规模据说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客运站，号称全国第三。两年后新客站一旦投人运营，城东路将是连接新客站与市中心的重要通道，必将随之发生变化。根据这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在这里无论建造一座星级酒店还是建造大型商场，都会很有前途。这条路目前表面平静，一是缺乏投资，缺乏龙头项目；二是有待于新客站竣工后的影响；三是皮革厂的污染问题使人们对这一地段形成的观念定式。从长远看，这个地段的潜在价值不可估量。
宋一坤说：“这种反常现象是由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两方面原因造成的，是历史给我们的机会。”
叶红军思索着说：“从眼下的情况看，江州方面尚无此敏感，但时间拖久了肯定会对我们不利。”
“还有时间，”宋一坤说，“即使他们开始意识到了，也很难解开这道题。信息不畅是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资金问题。皮革厂靠主管部门输血和变卖机器过日子，他们的思路被迫局限在如何挽救这个厂，如何解决三百多职工的吃饭问题，是求生存阶段。王海和孙刚的假合资从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皮革厂处境的恶化。”
叶红军把“提要”还给宋一坤，问道：“资金从哪来？得手后转卖给谁？还有，能不能卖到你设想的那个地价？”
“资金问题是实质，回头再谈。”宋一坤说，“关于地价，如果按生产用地当然是高了。但是如果按住宅小区、酒店。商厦用地，这个地价不是高，而是保守了。我敢断言，不出三年那个地段得涨到一百万。一旦把厂区与建筑炸平，那就寸土寸金了。这不符合形式逻辑，但符合辩证逻辑。如果不出意外，等事情发展到一目了然的程度，会有投资商登门的，即便投资住宅，他们也能获取巨大利润。”
“但这并不排除短时间内不能转手的可能性。”叶红军仍关心这个问题。
“完全可能。”宋一坤说，“所以，如果假设这是一个战役，那么周立光以及他的公司就是总预备队，非到最后关头才可动用。”
叶红军对周立光有所耳闻，说：“周立光的公司是集体企业，而且是股份制，不但受县政府有关部门监督，还受到其它股东的制约。我不是否定他在公司的影响和作用，但他毕竟不能一手遮天。”
“这些我考虑过。”宋一坤说，“让周立光介入，必须首先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规范的商业行为；二、最小的投资风险；三、相当可观的利润；四、三个月到半年的筹资时间。有了这四个先决条件做基础，那么感情因素和报恩心理就会在他身上起决定性作用。”
“看来你真是深思熟虑了。”叶红军说，“吃掉皮革厂的股份至少需要两千四百万，这对我们是天文数字。我估计王海和孙刚连一半也拿不出来，你我就更别提了。我猜想，也许你想来一次买空卖空？”
“不行，风险太大。”宋一坤否定了这种可能性，解释道，“买空卖空极有可能被投资商过河拆桥，因为你必须让他认识到价值所在，而我们又没有控制权。同时，万一哪柱香烧不到，指控你个商业欺诈也未尝不可。所以，所有权必须拿到手，必须能控制局面。”
说到这里，宋一坤适时地又取出一张纸递给叶红军，上面写着——
资金来源：
宋一坤：1300万（地产抵押贷款1200万）
叶红军：450万（400万为独立项目利润）
王海：450万（其中一百万不在账面显示）
孙刚：450万（其中一百万不在账面显示）
合计：2650万
叶红军想了一会儿，说：“五十万，抽筋扒骨我可能凑得齐。那四百万我不明白。”
“这四百万是整个计划的关键，也正是我让你来的目的。”宋一坤说，“地产抵押贷款的先决条件是必须银行付足皮革厂资产总价的50％，九百万是王海和孙刚所能做到的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天平是否向成功的一面倾斜就完全取决于这四百万的砝码。从这个意义上说，你的责任至关重要。”
叶红军明白了，这就是方子云的那个项目与江州合资项目之间的关系，两个战场和一个预备队构成了这个完整的战役。宋一坤让他回国的目的，就是让他负责开发方子云的项目，并且必须在半年内拿到四百万利润，然后纳人投资总额支持江州的项目。
“凭那个项目半年内拿到四百万？我看不大可能。”叶红军疑惑地说，“你不是让我去负责一个小作坊吧？半年，我甚至还不能完成资金投入，而产出、销售、利润回报则需要更长的周期。”
宋一坤平静地说了一句：“破坏性开采。”
“怎么运作？原理是什么？”叶红军问。
“这个问题就不能在这里谈了。”宋一坤说，“先吃饭吧，我是真饿了。”
“那么，呆会儿到我房间里谈。你那里没人做饭，还是在这里吃比较方便。”叶红军说着，示意两人吃饱之后一同到十二楼叶红军的客房。房间刚被服务生打扫过，整洁一新。叶红军泡上茶，两个人在客厅面对面坐下，继续他们的谈话。
宋一坤说：“所谓‘破坏性开采’，说白了就是商业欺诈。所以，这动作必须是独立的，没有副作用扩散的和没有侦查线索的。方案已经考虑好了，包括每一步操作细节。但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由谁出面执行这个方案。我们都不够条件，而够条件的人只有你叶红军有能力找到，你在海外交际广、熟人多、信息灵。让你来，就是这个目的。由你决定执行人。”
于是，又一张纸递到叶红军手里——
执行人必须具备下列要求：
一、中国人，会讲普通话。
二、外国籍，有两国以上的护照。
三、可靠，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
四、相貌没有显著特征。
五、能在国内黑市购买伪造的身份证件。
六、文化素质不必太高，从而感情相对迟钝。
这显然是为反侦查而特别设定的。叶红军立刻明白了其中的用意：无论商业欺诈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全部罪责和全部线索将集中在执行人一个人身上。执行人以国内居民的身份出现，把警方的侦查范围限定在国内，而执行人实际是外籍华人，远在海外。两国以上的护照又使执行人很容易证明自己在案发期间根本没离开过所在国。如此一来，这场商业欺诈便成了一起无头案，无从侦破。
叶红军考虑了一会儿，说：“只要给我一点时间，这样的人可以找到。”
“那么，现在明确一下执行人的任务。”宋一坤调整了一下坐姿，使身体尽量放松，说：
“我们可以利用的情况有三点。第一，产品生产过程中磨光工序产生的高分贝噪音；第二，普通原料与合成原料之间的成本差价；第三，边远地区农民希望致富的迫切心理。”
“选择生产场地很讲究。”宋一坤继续说，“我的意见，最好租下一座办公楼，离居民区越近越好，而且要气派，要有搞企业的样子。当噪音把居民折磨得无法忍受时，新闻媒体就会出面曝光，尤其是电视台。这个声势闹得越大越好。我方也应该配合调查，主动接受处罚，并大肆宣扬。接着，我方要在卫星电视上大做广告，寻求半成品磨光工序合作伙伴，让所有的人都相信我们是为了分解噪音，加工合同全部经过公证。而我们就在这个环节上做文章。”
“我明白了。”叶红军说，“用物价部门核准的合成原材料成本价作为依据，向每个加工户收取成本保证金，而加工户拿到的却是普通原料的半成品。也就是说，加工户永远拿不到本金和加工费，我们的人将随着这笔巨资一起消失。”
“是这样。”宋一坤说，“我计划至少推出一百万只半成品，每份合同的起订数至少要一万只，至少要收回来六百万元。”
“这就是说，拨给执行人的运作费是两百万元。”
“我计算过了，完全够用。”宋一坤说，“在广告宣传上要舍得花钱，在树立企业形象和可信度上要舍得花钱，办公设备要高档化，要把每一件道具用活。”
“子云怎么办？他必须得在前台表演，离开他就没戏了，他不可能像我们一样坐在幕后。”叶红军问。
“这是我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宋一坤十分有把握地说，“他不必知道内幕，他的角色受害者之一，他只完成规定动作就行了。我对子云的安全负全部责任，我亲自和他谈，你放心。”
“有你负责，我当然放心。”叶红军拿起一支烟慢慢地点燃，沉思着说：“六百万，足以激怒警方了，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点线索，他们必须得对近百个受害者有个交代。如果我们的计划稍有不周，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要为警方的思路设定死胡同，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方子云固然会受到审查，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宋一坤。稍有头脑的人都不难发现，在那些散乱无章的现象里，你是惟一能把各处力量凝聚在一起的核心人物。”
于是，宋一坤针对安全问题向叶红军介绍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宋一坤以给夏英杰收集创作素材为名居住江州，广泛与报社的旧友接触，造成一种事实。而真正目的在于，密切关注王海等人的动态，了解计划是否正常运作。
二、叶红军不得离开罗马，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与执行人联络。六百万元到手之后，负责保管这笔资金，在保密的同时还必须保证随时可以投入使用。
三、方子云拿到专利和最高权威机构的产品认证之后，应马上在卫星电视经济信息节目里发布消息，寻求投资商合作。在搡作技术示范之后，应离开厂区，专门负责广告宣传和推销、订货，以电话和厂部联系，一切按厂部指令办，一次也不许回到厂区，一举一动都要说得明白。
四、项目实施地点要远离江州，跨省、跨地区，即使它的余震也不能波及江州。
五、执行人的早期证件准备要过细，工作当中不得留下清晰的照片和可查的指纹。不要去做具体的工作，要公开从社会上招聘一批素质较高的职员，对方子云的工作安排要做到公开、公正、有据可查。
六、两百万元的投资款由王海、孙刚分担，因为不能在账面上显示，所以要通过特别渠道筹款，要特别强调保密性，避免警方从资金的变动上判断情况，要考虑到国际刑警协作破案的可能性。
七、对于周立光，在时机尚未成熟时，不向他透露任何消息，也不作任何暗示，避免警方从他的动态判断可能发生的事情。
八、王海、孙刚、方子云、周立光的工作由宋一坤布置，执行人的工作白叶红军布置。叶红军在整个计划没有完成之前，不与方子云有任何接触。
叶红军认真听着，不漏掉每一个字。之后，他默不作声地思考、分析，然后说：“我只对其中的一条有不同意见，就是你讲的第一条。你在江州太冒险了。你是总指挥，所有危险因素都应该在接近你之前被分解掉。这么大的注码，这么大的动作，没有你就全完了。只有保证你的安全，才能保证所有人的安全。再说，这个计划中的大部分人员只听你一个人的，别人谁也调动不了。”
“你有什么建议？”
“不是建议，而是必须。”叶红军说，“我认为，关于王海在江州的工作你完全可以不去管他，现在不是王海急于买，而是皮革厂方面急于卖，主动权在王海手里。子云那方面，有我策划你就可以完全放心了。而你，要么继续留在海南，要么到其他边远地区，你可以读书做学问，也可以是文化考察。”
宋一坤笑了，说：“这话只能明白人才讲得出来。而我，也得见好就收，顺竿儿下去。”
“那么，决定了。”叶红军这才放心。
至此，宋一坤的战略意图全部被叶红军领会了。他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一样松了一口气，从沙发上站起来，取出最后一张纸交给叶红军，自己点上一支烟，一边抽一边散步，活动一下因坐久了而僵硬疲惫的身体。
利润分配预算草案——
执行人：50万。
方子云：50万，并无偿占有专利所有权和独立开发权。
王海：150万。
孙刚：150万。
叶红军、宋一坤：共同分配一千零六十万。
注：实际收入将高于估算利润，故而江州各种运作费和利息不作扣除。
宋一坤的用心一目了然，他是让叶红军根据自己的作用和贡献为自己申报酬金。这样做是最明智的方式，他既为保守的报价留出较大的修正余地，又有接受过分报价的心理准备。同时也说明，他相信叶红军。
“我自信有足够的自知之明。同时我敢断言，你的分配方案超出了名单上每一个人的最高期望值。像你宋一坤这样心大志大的人毕竟屈指可数。”叶红军没有报出具体数目，却表明了自己态度。
“我需要的是数字，不是态度。”宋一坤提醒道。
叶红军在脑子里再三权衡之后，犹豫地说：“如果我要一百五十万，你不会认为我贪婪吧？”
“三百万，定了。”宋一坤将自己心里的那个既定的数目报出来，并解释道：“你的作用远远超于王海，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半点感情因素，完全是按劳取酬。三百万，我认为是最公道的。”
“三百万，三百万？”叶红军喃喃地感慨道，“老实说，我做梦也没想过一下子会有那么多的钱。”
“结束了，这些问题不谈了。”宋一坤把四张纸收到一起，拿到卫生间烧掉，回到客厅问：
“这次回来你准备待多久？”
叶红军说：“根据现在的情况，我应该明天就回北京，先看看父母，然后为子云的项目出去考察一下，我打算把地点放在四川一带。确定地点后我马上回罗马，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确定执行人，同时派人在江州设办事处。”
“我看你还是晚几天再离开海口，等阿杰回来你们见一面。”宋一坤说，“我早就有打算把阿杰送到你那里深造，只是条件一直不成熟。”
“这事没问题。”叶红军轻松地说。
宋一坤说：“资金问题，我到上海向赵洪借一些，除了留足子云的经费之外，争取给你汇过去一百万，你再抽筋扒骨凑五十万，给她租套住房，注册一家公司。什么形式的居留你看着办。”
叶红军说：“其实，我刚才也想提这个建议。夏英杰这个时候在你身边，很可能会招来大麻烦。既然你考虑到了，我也就放心了。”
夏英杰出国的事是宋一坤最后一个议题，现在也谈完了。他看看表，离中午用餐还有一段时间，竟有一种失落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没有人能比叶红军更了解宋一坤了。他站起来笑着说：“我给你找个项目打发时间，你现在做向导，带我出去领略一下海口的风光。”
“这主意不错。”宋一坤说，“不过我可做不了向导，我对海口的了解不会比你这个初来乍到的人知道得更多。”
“这话我信。”叶红军笑道。
两个人离开房间，准备叫一辆车漫无目的地转一转。进了电梯之后，叶红军冷不丁地问：
“你认为，骗局之后子云的专利产品还能开发吗？”
这句话立场完全是站在方子云一边而言的，似乎在暗示宋一坤给方子云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宋一坤理解叶红军的关注，回答道：
“坏事扬千里，专利产品闹点事端同样是一种广告作用。诗人缺乏商业头脑，上当受骗也符合情理。子云作为受害者之一，并不影响他的专利所有权，更不影响将来的开发生产。相反，是知名度提高了。如果我的判断不错，一定会有很多投资商主动找上门来。”
电梯到了一楼，两人出来后穿过大厅往门外走，叶红军又问；“为什么要求执行人的文化素质不必太高，从而感情相对迟钝？”
“还记得你昨天提的那个问题吗？”宋一坤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反问的方式说：“你问你的角色是什么？”
“你说这个问题留到最后回答。”
“现在这两个问题我一并回答你。”宋一坤说，“对受害者而言，后果是残酷的，如果是你我去操作，谁能保证中途不会动摇？你的角色不在决策者之列，你只是迫于友情的压力而被动地执行命令。”
即便是在策划犯罪，宋一坤也能使朋友感受到一种人格的力量。叶红军情不自禁地站住了，看着宋一坤，轻轻地说了一句肺腑之言：“谢谢！”
鹭江宾馆坐落在厦门中山路上，夏英杰和江薇住在这里，而文稿竞价活动在文化宫展厅里举行，乘车约有十分钟的路程。
离开海口时，宋一坤曾再三嘱咐她住宿条件要安全、舒适，并给她准备了足够的旅费。但是夏英杰决定住宾馆则完全是出于对江薇的考虑。如果是她一个人，她不会选择这种高消费。
文稿竞价已经进行两天了。傍晚，她和江薇乘出租车回到宾馆。
夏英杰对八十万元的标价产生不了期望值，所以精神上也没有太重的负担。既然必须得来，她就把这次参与当做一次学习的机会。她关注最多的是别人的作品，特别留心观察别人的长处。
组委会对这次活动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看稿。洽淡、交易一并进行。来自全国各地参加竞价的文学作品近百部，有小说、诗歌、散文、剧本、传记等种类，大部分作者都亲自来了。求购一方人员成份较复杂，有知名企业的经理、厂长，有财大气粗的私营业主，有出版界、影视界的人士，也有个体书商。交易的方式多样化，作者可以委托组委会代理，也可以亲自参与，买卖双方可以讨价还价，买方之间也可以竞价获取。
竞价作品大多都是名家之作，只有少数作品出自无名之笔。
每部作品的展位上备有醒目的作品内容和作者的资历介绍，标价各有不同，有的以整部书稿论价，最高的标价竟达一百二十万元，有的以字论价，每字最高索价一百元。而大多数作品的标价似乎更现实一些，都在三十万元至二十万元范围之内。
两天里，先后有七个人过目了夏英杰的作品，对作品的主题、构思、文笔都有较高的评价，但对她的年龄。资历、名气深有顾虑，其中有三人报价八万元，终因与标价相差太远而难以成交。她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的是同一种语言：狂妄。
她是不敢以“大家”自居的，而八十万元的标价又无可争辩地把她推进“大家”的行列，这使她感到窘迫与难堪，在很多作者都坚守在自己作品旁边的时候，她总是有意识地与自己的作品展位保持一段距离，仿佛那八十万元不是一个标价，更是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神话。
幸亏有江薇陪着她，否则她真会感到孤单。但是她也注意到，江薇不像以前那样健谈了。
回到豪华、舒适的客房，江薇脱掉鞋无精打采地倒在床上，优雅地环境并没有减轻她一天的疲劳，反而加重了精神负担。她对正在卫生间用凉毛巾擦脸的夏英杰说：“阿杰，明天一早把房间退了吧，换个合适的地方住，咱们都不是千金小姐，没必要摆这个谱儿。这里太贵了，又不是公款消费，住着让人揪心。如果这样住到竟价活动闭幕，我非弄成精神分裂症不可。”
根据组委会规定，竟价活动时间为一周。
夏英杰从卫生间走出来，说：“你请了一个多星期的假，那就不是损失了？过意不去的应该是我。”
“没必要，真没必要。”江薇说。
“这事不讨论了。”夏英杰走到窗前，望着下面繁华的中山路，若有所思地说：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次是一坤判断失误了。也许这次就不该来厦门，也许稿子昨天就该以八万元成交。八万，扣除旅差费、参展费、交易管理费和个人所得税，那还不如在海口成交。”
“那你昨天为什么不决断？”
“为钱和一坤闹矛盾？不值。”夏英杰说，“从维护感情的角度讲，损失一些钱我认为有必要，否则我就没有发言权。这次回去要给一坤摆事实。讲道理，纠正他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江薇仰面朝天躺着，茫然地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地感叹道：
“人哪，真是不一样！”
“什么意思？”夏英杰转过身问道，因为江薇语气里的那种失落与无奈使她感到诧异。
“我真是傻。”江薇像自我检讨一样说，“过去我嘴上虽然谦虚，可心里一直把自己当成才女，当成弄潮儿，还以为自己真是什么人物呢。是你让我长了见识，让我变得聪明一点了。”
“无稽之谈。”夏英杰随口说道。在她心目中，江薇的确是才女，的确是敢闹敢干的弄潮儿。
“你不在我的位置，当然不能体会我的感受。”江薇脑海里浮现出夏英杰刚到海口时的情景，虽然过去快一年了，可仍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清晰。她说：“记得你刚来海口时，落魄、凄凉，身上还带着伤，真是一副逃难的样子。这还不到一年情况就变了，我是眼看着你走到今天的。我最深的感触是，你们活得看似平淡、其实一招一式都有章法，不像我没头苍蝇似地瞎撞。你活的有价值，是大空间，我活的是以虚荣为动力的潇洒，说白了就是傻乎乎的少女情怀。而我们早就该超越那种层次了。”
“我可没你说的那么复杂。”夏英杰坦白地说，“其实，来海南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爬格子完全是迫于一坤的压力。”
“我可不认为你真有那么简单。”江薇淡淡一笑，说，“我佩服你，是因为你真正理解人才的意义，而大多数人只是挂在嘴上说说而已。以你的学历、职业和家庭背景，你为得到人才居然把脑筋算计到监狱里，这本身就是过人之举，况且你不惜拿命作赌注让他就范，让他一贫如洗。你既得到了他的头脑、胆识和责任心，又树立了自己的人格形象，有几个女人能有你这样的心机呢？而这笔用手摸不着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
夏英杰既不能否认，也不能完全同意江薇的看法，她无话可说，因为总有些属于个人性格的东西很难表达清楚。经过一段患难的日子之后，她对宋一坤感情上的需要已经完全覆盖了当初选择时那些理智的成份。她没必要表白，拍了一下江薇说：“起来，逛街去，以后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来厦门，不能错过机会。再说也该吃晚饭了。”
中山路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是由于它的繁华；而是由于它的三个显著特点。首先，它是全国惟一直通大海的商业街；其次，街面两侧三米宽沿街而下的骑楼独一无二；再者，是它的西洋建筑风格和全国少有的大理石贴面、不锈钢装饰、不锈钢护栏。特别是到了晚上，满街灯火，景观独特，在骑楼街里逛商店就更感到新鲜。
“好吧。”一说去逛街，江薇也来了精神。
两人正准备出门时门铃响了。江薇开门，见来者是一位女子。
“请问，夏小姐在吗？”女子问。
“在。”夏英杰应声出来，觉得这女子似曾在哪里见过，又一时想不起来，便问：“你是谁？”
“我们在湛江见过面，是我接待的你。”女子笑着说，“我们在文稿展厅里也见过，只是你没注意。”
夏英杰想起来了，这位小姐是万路达文化公司的职员。也难怪，这么一个全国性的文稿竞价活动，苏卫国怎么会袖手旁观呢？她问：“苏经理来了么？”
“下午刚到。”女子说，“总经理让我来请两位吃顿便饭，请不要推辞。说明一下，我是从组委会那里了解到你们住处的，请不要介意。”
“苏经理在哪里？”
“就住这儿，一楼。”
夏英杰看了江薇一眼，意思是只能取消逛街了，然后对那女子说：
“再让苏经理请客恐怕不合适。你转告他，如果想在一起聊聊，必须我做东。现在我们去餐厅，十五分钟后如果你们不来，我就理解为你们不肯赏光了，我们还逛街去。”
“好吧。”女子即刻去通报了。
江薇见她走远了，这才问：“怎么，真要请客？”
“上次白吃了一回，这次有机会补上，扯平了。”夏英杰说，“咱们在请客吃饭问题上应该特别注意，避免和另一类女人混淆了。”
江薇能理解。时下，以性别优越感而随便接受男人请客的女人的确大有人在。
夏英杰锁上门，两人下楼去餐厅。
由于不知道对方要来几位，她们便选了一张较大的圆桌坐下。
十几分钟后苏卫国来了，跟在他身边的还是那位文质彬彬的男秘书。
“刚才那位小姐呢？”夏英杰问。
“回家了。”苏卫国说，“派她来厦门，就是为了让她顺便回老家看看。”
只有四个人，桌子太大了，他们换了一张小一点的方桌坐下。苏卫国接受了客人的角色，拿起菜谱点菜，然后笑着说。
“我这是头一次被女士宴请。夏小姐为人处事总是与众不同。有个性。”
谁都听得出来，苏卫国话中有话。更英杰并不介意，这次回请完全是出于礼节。
酒水菜肴很快上齐了，夏英杰请客人进餐，话却讲得很少。
为了不冷场，江薇找个话题问：“苏经理是专业书商，对这种全国性的文稿竞价，你怎么会迟到了？”
苏卫国说：“根据我的经验，头两天是观望阶段，不会有实质性进展。再说，我们已经提前派人来了，并且发现了三部比较适合我们的书稿，大概得十几万元。虽然我刚到，但我了解的情况不会比你们少，包括有人试图用八万元买夏小姐的书稿。”
“你还有机会看我的笑话。”夏英杰提示道。
这句话说中了见面的主题。
苏卫国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海口那次书稿交易的失败确实使他失了面子，他原本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提出六万元的报价的，他断定对方会大喜过望，却没想到结局是那样尴尬。当他知道夏英杰的书稿竟标价八十万元的时候，他冷笑了一声。在他看来，以一个无名女子的处女作，这个标价太天真、太狂妄、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他立刻萌生了宴请夏英杰的念头，他要当面祝她成功，再看她以后怎么收场。没想到夏英杰自己讲出来了，反而让他不知道说什么为好。
苏卫国不好意思地笑笑，说：“现在看来，六万元确实价钱低了些，但八十万元的标价我认为有些离谱。能不能告诉我，你标价的根据是什么？”
夏英杰谨慎地说：“书稿曾专门送北京请权威人士鉴定，专家肯定了稿子的价值，并提出修改意见，我也按照意见修改了，这就是根据。当然，八十万只是一个期望值，可能是穷则思变的一种过分表现。不过，被人笑话一次至少能长点自知之明。”
“你忽视了名牌效应。”苏卫国说，“你的作品确实有独到之处，我也很欣赏，但你毕竟没有名气。如果你的作品署上著名作家的名字，那就另当别论了。”
夏英杰说：“我已经肯定这次要出丑了，如果你想看笑话，那我告诉你，你现在就可以看了，不需要等到竞价结束。”
苏卫国不明白了，问：“那你来厦门干什么？”
“不知道。”夏英杰答道，“有些事说不清楚，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价值观当然也会不同。问题是哪一种价值观更接近实际。”
这些话是指宋一坤而言的，苏卫国自然听不明白，感到有些玄妙。既然对方已经承认自己出丑了，他反倒对看笑话失去了兴趣，甚至觉得自己有些小家子气。想了想，他说：“夏小姐既然这么实在，那我也说句实在话。文稿竞价结束后如果稿子没有卖掉，我们仍然可以合作。当然，得在我们能接受的价格基础上。”
江薇在一旁听着，此时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这么说，以前苏经理讲的都不是实在话了？”
“口误，口误。”苏卫国急忙更正。
文稿竞价进入了第三天。
从这天起交易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容纳了几百人的大厅里虽然并没有人高声说话，而交易各方的谈话仍使大厅回荡着一种沉闷的噪音。
不断有文稿成交的消息传来。一部遗作自传体小说以二十万元被一位个体企业主买走，一部名人回忆录被一家集团公司以一百万元收购；一部电影剧本经过几家电影公司的竟价之后，最终以一百二十万元物归得主。
成交的作品无一不是名家之作，夏英杰在这里充分认识了“名牌”的价值。她不敢妄加评论别人的作品，只是尽可能地去了解他人之作的长处和不足，与自己的作品做比较，对自己的作品有更客观的认识，而这种学习的态度使她一身轻松，几乎忘了自己此行的真正目的。
在各路好汉云集的大厅里，苏卫国显然属于普通书商那一类，这类人更注重实际，不想出风头，也不想冒风险，他们的目光一般都停留在年轻作者和几万元标价的书稿上。
江薇一直坐在桌子旁守着书稿，与其说是忠于职守，倒不如说她在想心事。近一个时期以来，她心里总是不能踏实，回忆过去、分析现在、推测未来。一个悬在她脑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她，她不断地问自己：高等学府的学历究竟应该是自己成就事业的知识基础，还是仅仅做为糊口谋职的工具？夏英杰的发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她越来越不甘心了。
正在江薇漫无边际地想心事时，一位西装挺括的中年人走到展位前站下，他先看了书稿内容介绍，然后在江薇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搬过书稿开始阅读。他身旁有两个青年，一直默不作声地站在他身后。
这种场面时有发生，大多都是看一会儿之后对标价提出异议，最后又走开。所以，这个人并没有引起江薇的注意。
中年人看了一会儿，对江薇说：“小姐，我可以把稿子带走看吗？这里有些噪杂，影响精力集中。下午四点钟以前我一定把稿子送还，并且做出答复。”
江薇说：“这要经过作者本人同意。”
“你不是作者？”
“不是，”江薇看了看他。客气地说，“带走去看我想是可以的，我担心会浪费你的时间。第一，作者现在还没有名气，而对于那些只重名气不重作品的买主来说，八十万是个让人生畏的标价。第二，对你来说，你已经不可能只付标价就把稿子买走，因为有人已经出到这个价了。”
江薇这样说多半是出于不愿和对方磨时间，同时也出于维护面子的考虑。
“那书稿为什么还摆在这儿？”客人问。
“为了竞价。”江薇随口说。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中年人沉默了一会儿，平静地对江薇说：“小姐，麻烦你把作者请来，我和她谈谈。”
江薇心里一颤，似乎感觉到了点什么。她想抬起头仔细打量对方，又怕这个动作会被对方看出破绽，便仍然保持客气而又漫不经意的神态站起身说：“好吧，请你稍等。”
此时，夏英杰正夹在一群书商当中，听他们用商家的角度评论一部作品，判断出版后盈亏的因素。这类信息对于作者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这时江薇走过来，把夏英杰拉到一边小声说：“阿杰，有位客人要见你，他想把稿子拿走去看，下午四点钟以前送来。”
因为夏英杰没有改变标价的权力，所以对作品成交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了。便说：“不用浪费时间，你替我把他打发走。”
“我告诉他稿子已经有人出八十万买下了，可他还是坚持要见作者。”
“有这种事？”夏英杰感到意外。但这毕竟是一次机会，应该试一试。
穿过人群，来到自己的展位，夏英杰见三个男人正在桌子旁站着。江薇向中年人介绍道：“先生，这就是作者夏英杰。”
中年人递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上海铁鹰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高天海
夏英杰对铁鹰集团是有印象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每天都能从电视里看到该公司的广告，而是因为每次听到“铁鹰”两个字就使人联想到纳粹德国的铁十字徽标。没想到，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此刻就站在她眼前。
高天海说：“我住在附近的饭店，下午四点以前一定能把稿子送还，我可以把身份证押在这里，如果你对我的身份有怀疑的话。坦率地说，我对这部作品很感兴趣，尤其是作品的主题、题材和独特的表现形式。”
“高先生能不能讲具体一点？”
高天海说：“我只是粗略翻了一下，谈不出具体的看法。总的感觉是大气、理性，有新面孔，而且快节奏。我个人认为，当今这个时代的文化艺术总是摆脱不了小感觉，过于琐碎和通俗，缺少一种豪迈，缺少一种有别于政治需要的英雄主义。而你的作品，恰恰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至少从简介里看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认真读一下，以明确作品的价值。铁鹰集团既然要对文化艺术表示关注，就得突出铁鹰集团的独特眼力和层次。如果别人比较注重作者名气的话，我们则更注重通过文化活动的介入来体现铁鹰集团的特殊形象和创新意识。”
夏英杰觉得对方讲得有条有理，便说：“我相信你的诚意，你可以把稿子拿走了。”
站在高天海身后的两位青年马上走过来将稿子装进一只黑皮包里。高天海告辞的时候提醒夏英杰道：
“夏小姐，我希望能在下午四点我送还稿子时见到那位出价八十万元的客人，尽量节省时间。”
“没问题。”江薇及时插了一句。
夏英杰望着他们离开的背影，问江薇：“你怎么看这件事？”
“说不准。也许你真的低估了自己？”江薇似答非答地说，“不过我总觉得，坤哥坚持这样做至少有他的道理，只是我们还看不透。”
“还是不要抱希望。”夏英杰摇摇头，自言自语劝慰自己，而后又对江薇说，“不过有一件事弄巧成拙了，如果找不到一个冒充的买主，我可怎么下台呢？”
“还用找吗？”江薇说、“请苏经理客串一下就行了，又不让他真买。”
过于热望要更加失望，夏英杰懂这个道理。然而，无论她怎么告诫自己，她的潜意识里还是期望发生奇迹，而且她隐隐感觉到，奇迹很可能真的会发生。
高天海的确住在附近的一家饭店。回到客房，他把两个下属支开了。自己关在卧室里有选择地将书稿看了一遍，连午饭也没顾得上吃。凭心而论，这部书稿确实有它独到的艺术魅力，不失为上乘之作，与作品简介完全符合，并没有夸大之处。关于真实内容与艺术虚构方面，书中处理得合情合理，既找不出阴谋的痕迹，又随处可以引经据典。他完全相信了宋一坤的话：这本书三炒两炒，就是一团泥巴也会炒成黄金。而艺术与新闻的双重效应，决不会在八十万之下。
高天海暗自佩服对手的头脑，才学和胆识，尤其佩服他的原则性。这样一部充满艺术魁力和血腥气味的作品，作者本人竟对其中潜伏的杀机全然不知，这足以说明策划者对作者的身心健康爱护到何程度。
“真是一个幸运的女人。”他在心里这样感叹。
下午四点，以夏英杰、苏卫国、高天海为代表的三方人员准时在文稿展厅里见面了。彼此做过介绍之后，他们在桌子旁边站着进行文稿交易，这对高天海或许是决无仅有的一次谈判形式。
苏卫国虽是客串买家，却也假戏真做，他是显得很有自知之明，首先说道：“高先生，您是大企业的董事长，我只是一个普通书商，我们不是一个级别的竞争对手。八十万元是我能勉强接受的最高极限，这本身已经冒了很大风险了，和您相比，我充其量算个摆地摊的，如果您看中了这部作品，我是绝对没有能力竞争的。”
高天海心想，既然有了这个机会，何不顺水推舟，向宋一坤卖个人情呢？宋一坤是明白人，自然会理解我的用心，大家都拿出点君子风度，即使不成朋友，也求个长久安宁。于是说：
“我加五万，另外负责支付作者的个人所得税和主办单位的管理费。”
如此一来，书稿的实际身价就立刻变成一百多万了，在场的人听得真真切切，谁都能算得出来。而对夏英杰来说，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竟在这一瞬间里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以至于她来不及感觉这种巨大的喜悦，而只有紧张。
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出乎苏卫国的意料，也使他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但他是玩不起这种大游戏的，也不敢拖延时间，生怕节外生枝。他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
“那么，我只能放弃了。”
高天海对夏英杰说：“夏小姐，因为工作关系我不能在厦门久留，所以不能继续参与竞价。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希望今天就能签约。”
此时，夏英杰的脑子几乎是一片空白，她机械地回答：“我同意。”
他们按规定程序来到组委会交易办理处，与主办单位代表和公证机关代表一起履行法律手续。合同书和公证书都是事先印制好的，有统一的格式，只须在规定的空白处填写具体内容即可。
根据合同规定，夏英杰所得八十五万稿酬将自签约后四天内汇至海口。铁鹰集团公司当即付清了个人所得税、中介管理费和公证费。
公章和签字将一件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无可更改的法定事实，而完成这一切仅仅用了二十分钟，就是这样简单。
当他们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几位记者和一些围观的人拥了上来。高天海从容地微笑着，在摄像机镜头前谈铁鹰集团的社会形象和社会责任，谈个人对作品的理解。夏英杰则想方设法从人群中摆脱出来，她不喜欢出风头，也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执著的记者根本不打算放过她。无奈，她诚恳地对记者们说：“说心里话，谁不想出风头露脸呢？但是我希望能给自己多留一点余地，以我的年龄和资历还远远不够谈体会、谈看法的资格，应该夹着尾巴做人。当然，我希望将来能够具备这种资格，我会努力去做的。”
夏英杰实实在在的一番话，赢得了众人的赞许，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唱一首歌成名，演一部戏成星的浮夸作风，夏英杰的态度对那些素质低下的明星们无形中也是一种讽刺。尤其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这种谦虚的品质就更加难能可贵。
苏卫国上前与夏英杰握手表示祝贺，那双曾经是居高临下的眼睛里此时除了尴尬还是尴尬，没人需要他出来收拾“残局”了，他只能以老朋友的口吻说：“看来今晚你又得破费了，这么大的成功，不请客我们可不答应。”
夏英杰客气地说：“多谢苏经理捧场，今天晚上我在宾馆餐厅恭候您。”
江薇一直伴在夏英杰身边，她很少说话，沉默之中也自有一番心绪。她意识到：今天将是一个特别需要记住的日子，她身边的这位女人已经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女友了，而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升得越高，她们之间的距离就会越大，感情中朴素的成份就会越少，用不了多久，千万个读者都会知道夏英杰这个名字，夏英杰的作品也会越出越多，名声大噪。
夏英杰已经完成了她的使命，她礼貌地谢绝记者采访后，随即出了展厅，乘出租车返回鹭江宾馆。
此时，她的心情十分复杂，有意外的惊喜；有无以明状的疑惑；有对小家庭未来生活的憧憬，也有失去安全感的隐隐忧虑。
她担心事业的成功会平衡宋一坤对她所负的责任，使他不自觉地走进漂浮不定的状态，而不再由她一个人所拥有。她对宋一坤的感情需要高于一切的，如果名利会影响到她的感情世界，那她宁肯放弃名利。
坐在车里，江薇将文件又重新看了一遍，似乎要再次确认事情的真实性，然后说：“阿杰，我建议先不要打电话告诉坤哥，等回到海口震他一下，给他一个惊喜。”
夏英杰淡淡一笑，没说什么。
江薇也意识到自己说了一句傻话，文稿竟价既然是宋一坤意料之中的事，怎么会惊喜呢？她轻轻摇摇头，沉思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如果可能，我真想把他的脑袋撬开，看看里面到底都装了些什么。”
夏英杰结束了厦门文稿竞价之行，于黄昏时分返回海口。
文稿竞价的成功没有给夏英杰带来应有的激动和兴奋，她只是有分寸地去感受那种惊喜，更多的则是在意识深处为一种朦胧的忧虑去寻找根由。尽管她什么也没找到，一切都是人情人理的，可女人的独特感觉还是不能让她安静，厦门所发生的一幕幕似乎在很久以前就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注定了，仅仅是在需要的时候鬼使神差地重现了一次。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许是夏英杰过于意外而宋一坤又过于自信，巨大的反差产生了负作用。
她想好了，今晚得和宋一坤认真谈一谈，她将努力使他们的生活纳入她所期望的那种模式。
一上楼梯，她的心便开始跳荡，离家门越近跳得越厉害，一个星期的分别是那样漫长，相思的滋味又是那样难耐。她轻轻摁响门铃，进门后一松手扔掉行李，一句话也没说，拦腰就把宋一坤抱住，头偎在他怀里，久久不肯松开，眼眶里泪盈盈的，正如很多女人一样，只有抓在手里的时候，她才相信自己的拥有是真的。
宋一坤被搂得喘不过气来，笑着说：“小姐，我缺氧，我申请自由。”
夏英杰伏在他肩上轻轻咬了一口，亲呢地问：“吃饭了吗？”
宋一坤说：“肚子早就饿了，知道你要回来，当然得等着吃你做的饭了。”
夏英杰这才放开他，说：“我做饭的时候你不许看电视，跟我一起在厨房呆着，我得看着你。”
她把行李收起，将文稿交易的法律文件交给宋一坤，然后洗洗手去厨房做饭了。宋一坤在电话里已经知道了交易的结果，他把文件仔细看了遍，目光最后落在高天海的签字上，对于高天海多付的五万元和其它各种费用，其用心他完全能够理解。他收起文件，来到厨房倚门框站着，静静地看着夏英杰，看着她的美貌，看着她一身的青春气息，联想着她的温柔和刚烈、她的才气和朴实，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八十五万元，至少可以让她过上一种平稳的生活了，她再也不必为两个人的糊口而焦虑了。
“干嘛这样看我？”夏英杰揉着面问。
“你即将是名人了，当然得多看两眼。”宋一坤笑道。接着又说：“叶红军为你出国的事在这里等几天了，接到你的电话后，根据你的返回日期他马上订了回北京的机票，明天中午离开。你需要当面和他谈谈，关于办手续的程序，注意事项，以及你个人的要求、打算。今天晚上你准备一下，明天你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
夏英杰没有做声。
西红柿汤面很快就做好了，夏英杰把饭端到客厅，看着宋一坤大口大口地往嘴里送，心里暖暖的，眼看着面条进肚了。宋一坤站起来，摸摸圆圆的肚子，惬意地点上一支烟。
夏英杰收拾桌子，洗过碗筷，见宋一坤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便走过去从后面将他的头揽在怀里，温柔地说：“一坤，我想和你谈谈。”
“我看出来了。”宋一坤用遥控器将电视机的音量关小了一些。
夏英杰沉默了片刻，以商量的口吻说：“一坤，咱们结婚吧。”
宋一坤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手里，这才说：“为什么现在？为什么这种时候？你的路刚刚铺开，现在是你发展的最佳时机。”
“现在没什么能比你对我更重要了。”夏英杰结论性地说。
宋一坤说：“现在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存在，而且我感觉到了。”夏英杰语气十分肯定，分析道“我有两个担心。第一，事业太顺利了，还不到一年时间，那么多的钱，那么高的规格，像神话一样不正常，不正常得让人害怕，让人不敢承受。我说不出为什么，但我确实感到了恐惧，所以我不想让你谋略挣钱方面的事，我希望你能搞点学术研究，在文学创作方面指导我，你完全有这种实力。我会守着我们的家，守着你。只要有你，那我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还有一个担心，就是你的感情纯度，责任和道义的成份多，感情的成份少。过去你可能觉得欠我点什么，但随着事业的成功，你的负疚心理就会逐渐得到平衡，从而忽视我的存在。也许你现在还感觉不到，但这种意识潜伏在你的心里，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浮现出来。人常说居安思危，有警惕才会有安全，所以我想结婚，我想稳定，我想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我不奢望有多么大的事业，也不指望再有厦门那样的运气，我只想正常发展。”
“说完了？”宋一坤问。
“那就该轮到我说了。”宋一坤让她在桌子的另一侧坐下，以示郑重。说道：“我有责任让你正确认识自己，你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你天资聪明，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系统的专业教育，又有几年的工作实践。你青春美貌、坚强朴实，有高贵的气质和天然的风度，事业上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你自身更有深厚的潜力。多少人羡慕你，将来还会崇拜你。在这种背景下，你没有权力荒废自己，你不仅仅属于我，而是首先属于社会，属于千万个读者，属于文学事业。从这一点而言，你这种小家子气很让我失望。学习、创作、创作、学习，这对你是压倒一切的重心，一切都必须围绕着这个重心而展开，只要我们中间还存在着感情关系，这个问题就没有讨论的余地。至于我的感情纯度，那完全取决于你是否需要我。”
这就是说，夏英杰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了，她眼睛不由自主地潮湿起来，说道：“我需要你。如果没有你，我不知道自己会成什么样子，可能会死。但是，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等你事业根基牢固的时候，如果那时你还能看上我的话。”
夏英杰想了想说：“如果必须出国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走呢？这对你并不困难。”
“但是没有意义，而且很可能产生负作用。让你出去，除了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之外，还有一些其它的考虑，是从长远着想。”宋一坤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所以十分沉着，接着说：
“首先，有投石问路的意思。你若站住脚了，我可以体面地过去；你若站不住脚，还可以有台阶回来。两种准备，无论进退都不至于陷入尴尬境地。其次，我不在你身边会强化叶红军的东道主责任感，他必须提供更周到的帮助。再者，你出去是体验。考察和感受，是纯粹的花钱，而我出去则必须有事情做，有项目、有实体、有发展方向。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都只能先出去一个。”
“那你在国内干什么？”
“这取决于你下一本书要写什么。”宋一坤说，“在玉南和江州情况不十分明朗的这段时间里，我想还是采取观望态度，不急于做出决定。我说过，创作是你压倒一切的重头戏，尤其是在你可能形成气候的非常时期。如果你能确定下本书的主题、题材，我在国内可以给你收集资料，帮你从宏观方面做一些策划。”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夏英杰说，“我现在的创作冲动特别强烈，一直想写一部妇女问题的小说，你能帮我，我当然更有信心了，想在妇女问题上写出点深度和新东西。”
“这个选题适合你，我赞成。”宋一坤说，“不过，今天主要讨论出国的事。我知道你没有心理准备，你可以谈一些最直接的常识问题。”
“以你和叶红军的关系，基本生活应该没问题。我想知道大体需要多少钱？派什么用场？”
宋一坤解释道：“赵洪过去向我借过钱，所以我想找他借一些，这样比较容易。十一月份邓文英要还十五万，叶红军答应在意大利给你筹集一些。扣除给方子云的追加款和基本生活费，主要是给你注册公司和租房子，大约一百五十万元，适当的时候，这笔钱还能以外资的形式启动方子云的项目。你放心，有你的八十多万垫底，我们不会陷入无力还债的困境。你只要干好自己的事业，其它的什么都不用你操心。”
“那你去哪里？谁来照顾你？”
“我随便在哪儿租间房子就行，破小子家怎么都能活，再说时间并不会很长。”
“你身边没有人，我怎么能放心呢？”
这是一语双关的问题，宋一坤笑着说：“我有足够的独立生活经验，品质嘛也还算端正，绝对能够保持贞操。”
夏英杰笑了。尽管她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对谈话结果她还是满意的。通过交谈，她的心情开朗了许多，说：“你看电视吧，我得再想想。”
她走进卧室，侧身躺在床上休息，几天的奔波她也确实累了。她脑子里虚虚实实，总是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总有幻觉的感觉，或许是近来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或许是她的思维方式还不能与现实的发展相协调。但出国是真的，是不可改变的，不管她主观愿望如何，她都不得不认真面对这件事。
半小时后，她起身又来到客厅，宋一坤正在看电视，她有些犹豫地问道：
“一坤，我有个想法不知该不该提？”
“提吧。”
夏英杰还是迟疑了片刻，说：“如果不是十分困难的话，能不能把江薇一起带走？”
宋一坤略想了一下，说：“江薇是你的朋友，你自己看着办吧，我没意见。”
夏英杰从他的表情里可以看出，他根本没把这事当成一个问题，于是进一步说：“这不是儿戏，我们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宋一坤看着她的眼睛，似乎要看到她的骨子里，然后淡淡一笑，说：“罗马的公司还没注册，你就急着给江薇抢位置了，挺够朋友的嘛。不过，你不该浪费程序，不该诱导着非让我说出来，你照实说就行了。”
夏英杰被说中心事，有点尴尬，索性大声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宋一坤说：“你们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和叶红军谈。不过有一条原则，不许她带钱，不许她以开采国内的生存基础为代价，这不是赌博，万一前景不好得让她在国内有条退路，否则我们无法交代。”
“你太理解我了。”夏英杰满意了，兴奋地说，“我现在就要和她当面商量这件事。出国毕竟是有诱惑力的，特别是到欧洲，我相信她不会放弃这次机会。”
宋一坤说：“太晚了，又下着雨，明天吧。”
“明天就来不及了。”夏英杰说着就去书房，拿起电话拨了江薇的呼机号码。
等了几分钟，江薇打来了电话，问：“这么晚了，有事吗？”
“有重要的事。”夏英杰说，“我需要马上见到你。”
江薇关切地问：“你和坤哥生气了？”
“没有，电话里说不清楚，必须当面谈。”
“好吧。”江薇说，“我走不开，让朋友开车去接你，半小时后你注意楼下的车子。”
半小时后，楼下响起了汽车喇叭声。
夏英杰拿着包到客厅问宋一坤：“怎么和叶红军联系呢？我怎么称呼他？”
“叫大哥就行。”宋一坤说，“他住海南假日饭店十二楼，约好了明天上午九点来家里，吃过午饭后我们送他去机场。”
“九点太晚了，江薇的事得让他早点知道，让他思想上有个准备。”夏英杰问：“我们明天上午直接找他行不行？”
“可以，你们正好一起过来。”
外面，小雨浙浙沥沥还在下着。
“什么事这么急？非得今天晚上谈吗？”
夏英杰说：“现在有个去意大利的机会，不知你是否感兴趣。一坤的朋友已经在海口等几天了，明天中午的飞机，在他走之前这件事必须得定下来。”
“你到底要走了。”江薇喃喃自语了一句，随即沉默下来，她觉得宋一坤从前的那些预言就像昨天刚说过的那样，让人记忆犹新，而且今天—一变成了现实。她想了好一阵，才说：“这事对我来说太突然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我的本意当然不愿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但我和你毕竟不同，我得面对许多具体问题，愿望和把握机会的能力毕竟是两码事。”
夏英杰说，“你有什么顾虑都说出来。”
“无非就两个。”江薇说，“一是出国太难了，行情谁都知道，我怕付不起这笔费用。即便付得起，出去以后的一段时间也要花钱，稳定下来总得需要一个过程，这也不是我的经济能力所能够承受的。另外，我出去能干什么呢？就怕给人涮碗端盘子都找不到地方。”
“扯哪儿去了。”夏英杰说，“出于居留的需要，他们要在罗马给我注册一家公司，一百五十万人民币。这笔资金短时间内没有用场，你可以过去把公司利用起来，结合你在国内的一些关系干点事情，决策之前先将方案征得一坤同意，这样即便干赔了你也不承担责任，我相信你能干出点名堂。至少，你先把位置占住，将来他们以外资形式开发项目的时候，决策层里必然得有你的一把椅子。”
江薇说，“我知道你为我打算，可这么大的事，坤哥能同意吗？”
“他说让我决定，我看他并没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夏英杰解释道，“不过他提了一条原则，你不能带钱更不可以借钱，不能损害你现有的生存环境，万一连我都活不下去的话，你必须在国内有退路。”
“那怎么好意思呢？”江薇盘算了一下说，“如果动员北京的亲戚朋友，筹到十万元是有可能的。其实我一直很苦恼，我知道这样下去是没有前途的。说实话我真希望能和你们一起干，就怕你们扔下我一走了之。”
“这么说你同意了？”
“只要能和你们在一起，我就不怕。”
夏英杰说：“从事你这份职业的，办护照会不会有麻烦？”
江薇说：“我想不会，我只是个记者。”
“那就决定了。”夏英杰说，“今晚我们商量出一个大致的想法，明天一早去海南假日饭店见叶先生，向他交个底，有问题让他找一坤讨论去。不过，钱的事你不要再提了，一坤的脾气我知道。”
江薇问：“出去后你干什么呢？”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夏英杰说，“他让我出去开阔眼界，我看实际工作还是得写我的书。”
江薇说：“在厦门时我就想，如果我有机会重新选择的话，我一定会慎重考虑，比如做文化经纪人。至少经纪你夏小姐，我比别人多一层感情筹码。我只是苦于没有资金，放着现成的资源不能开发。”
夏英杰说：“我也希望你能在文化市场里发展，你有专业特长又有经济头脑，应该有所作为。”
“英雄所见略同。”江薇很兴奋，不自觉地攥了一下拳头。接着又说：“天这么晚了，外面又下着雨，我看你就别走了，今晚就去我那里住，咱们好好商量一下。”
“我本来就没打算回去。”
“太好了。”江薇激动地说。
虽然多日旅途十分疲劳，两个人却毫无倦意，直到天快亮时才睡了一会儿。她们一致认为，应该注册一家文化公司，建议叶红军将公司取名为“欧亚文化中介传播公司”。她们希望尽可能地降低食宿标准，用省下来的钱解决必要的交通工具问题。对江薇的个人愿望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明确的方向和具体工作，争取一部分盈利来补偿或回报别人对她的经济负担。
早晨七点，闹钟把她们叫醒了，她们简单准备了一下便驱车前往海南假日饭店。
江薇把微型车停好，她们到十二楼查询，得知叶红军正在餐厅吃早茶。在服务员的帮助下，她们在餐桌旁见到了他，自我介绍之后，叶红军请她们一起进餐。
叶红军对夏英杰并不感到陌生，说：“早就听说过夏英杰的大名了，你能在那种条件下挖走一坤，我不得不佩服你的眼力和胆量，交稿竞价的成功更得让人刮目相看，你真是不得了。”
夏英杰不好意思地说：“那是我运气好。”
“这么早找我，有事吗？约好了上午九点去你家的。”
夏英杰说：“为我的事让叶大哥等了这么长时间，真过意不去。现在情况有点变化，我想让江薇和我一起出去，一坤同意了，我想征求一下叶大哥的意见。”
叶红军笑着问：“你不是假传圣旨吧？”
“怎么敢呢？”
“只要一坤同意，我照办就是了。”叶红军说。
夏英杰问：“你好像没考虑就答应了。”
“你是一坤的夫人，又是子云的同事，我有考虑的余地吗？”
吃过早餐，他们来到叶红军的客厅，夏英杰和江薇你一言我一语，把她们的想法、期望—一向叶红军做了介绍，同时也谈了各自的家庭情况以及个人的具体问题，叶红军简要地向她们介绍
了罗马的风土人情和华人的生活情况，谈了一些出国手续的一般常识。
夏英杰心情很好，路上对江薇说：“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我和一坤结婚了，从登记处出来后你猜怎么样？一坤拿着结婚证过人就说：这就是我的卖身契呀。那可怜巴巴的样子让我又可气又好笑。”
江薇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十月初，宋一坤第二次离开海口。
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面的情况逐渐向有利的一面发生变化。如果说上次离开海口是标志冬眠期结束的话，那么这一次则标志着从困境到发展的重要转折。他此行的正当理由是：给方子云追加经费，向上海的赵洪筹借资金。然而，他更重要的使命却还在于：分别向方子云和王海布置工作，启动计划运转。
动身之前，他对有关事项做了充分的电话联系和文字准备。
到达江州机场后，与专程从玉南赶来的方子云见面，随即乘出租车前往长途汽车站，他们几乎是在重复上一次的见面程序。
方子云拿出专利证书和最高权威机构的鉴定证明交给宋一坤，并且附带了一句：“办完了这些，资金缺口就更大了。”
宋一坤对方子云的工作完全放心，所以只是象征性地看看资料，而脑子里却一直想着夏英杰。
夏英杰对文稿竟价带来的经济和知名度的巨大收获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激动，而是出人意料地冷静，似乎在怀疑和审视着什么。这些现象引起了宋一坤的高度警觉，他并不排除夏英杰心理素质稳定的一面，但更多的可能性还在于：她感到不大对头了。
这就要求宋一坤的行为更加谨慎，他害怕夏英杰那双纯净而又疑惑的眼睛，面对这双眼睛他总有一种做贼的感觉，浑身不自在。看来，送她出国是完全必要的，应该让她离开这个圈子越远越好。
“效率还可以吧？”方子云的问话打断了宋一坤的沉思。
“可以。”宋一坤将文件还给方子云，取出一张纸递过去，“这个你先看一遍，有问题待会儿再谈。”
纸上写着十个重要事项——
一、你我之间是借钱与被借钱的关系，我们只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九二年十一月在玉南油田，我借给你十万元现金。第二次是九三年十月在江州，这次付给你五万元现金。我们之间没有借据，没有利息和偿还时间的规定。我没有接到或看过你的任何研究资料，对你的研究内容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这个口径必须统一，这一条性命攸关。
二、这次有意让你的经费欠缺一些，你应立刻变卖你的两件贵重物品，一是专业摄影照像机及配套高级镜头，二是彩色电视机，务必给人造成一种破釜沉舟、志在必得的印象。
三、将你的小口径步枪找可靠的地方收藏起来，不要放在家里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四、解散科研组之前，要生产出一千公斤金属合成原料备用。解散科研组之后，应马上选择一家卫星电视台发布信息，寻求投资商合作。
五、投资商出现后，你应该真诚合作，服从控股方的领导和决策。你将负责广告宣传和在大城市商场建立经销点的工作，你在外围，不要过问基地的事。
六、你的行为准则是：合情、合理、合法。从今天起，你的任何活动都必须能够说得清楚，无论从时间、地点、人证、物证等各方面都不得留下模糊不清的空白，都必须是真实的、坦然的。
七、下个阶段可能更加影响你的本职工作，对此你应考虑一些措施，尽量保住工作，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情你不必推测，顺其自然。
八、你的报酬是五十万元人民币，并无偿拥有专利所有权和独立开发权。
丸、不要将那台音响也卖了，那是朋友送的，有纪念意义。但是留下这台音响可能会引起疑问，这个细节你要考虑进去。如果将来涉及到这个问题，你可解释为你并没有接受馈赠，等有机会还是要物归原主的。
十、以上内容你要牢牢记在脑子里，打上烙印。
“我记下了。”方子云反复看了几遍之后确信自己记牢了，这才将纸还给宋一坤。
出租车在长途汽车站停下来。
下车后，他们在候车人群中的一块空地站下，宋一坤将身上其中一个提包交给方子云，嘱咐道：“这里是五万元，路上当心点。”
“知道。”方子云将文件包也装进提包中，脸上的表情很严肃，问道：“能不能告诉我，以后要发生什么事？”
宋一坤说：“我只想强调，你必须忘掉你交给我资料的那次见面，你必须拿出证据证明那个时间你在玉南。”
“你放心。但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别问了，”宋一坤说，“我对你没别的要求，你只要做好一个守法公民就行了，知道得太多不一定都是好事。”
“我是担心你玩丢了脑袋。”
“也许，但肯定对你没影响，这个问题不要谈了。”
方子云不便继续追问，停了一会儿，他换了一个话题说：
“夏英杰现在做什么？报纸登了她的消息以后，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
宋一坤说：“她状态不错，打算再写一本书。”
方子云感叹道：“我写了那么多年的诗，到头来得自己拿钱出书，夏英杰只写了一本书就挣了八十多万，而且一出场就光芒四射，你宋一坤的脑袋真成一块油田了。依我之见，等过了这段时间以后咱们应该聚到一起，搞一个专业的文化公司，有你坐阵，没准儿咱们能干出一番有影响的事业。”
宋一坤笑笑，说：“你在诗歌界有一定知名度，阿杰如今也小有名气，再加上叶红军的哲学头脑和商业经验，你们应该有所作为。我嘛，非但没有雄心大志，坐大牢的污点倒是有一个，所以什么都不想了。”
闲聊了一会，一辆开往玉南的中巴要发车了，宋一坤目送方子云上车，观察有没有可疑的人尾随，待车开动了他才转身离去，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东郊的“海秀大酒店”。
因为江州到上海的列车是晚上发车，所以王海提前在酒店订了一套客房供宋一坤休息。宋一坤曾在电话里再三强调不许他去机场迎接，此刻他只能在酒店大厅的出口处等候。宋一坤刚下车就被他看见了，急忙热情地迎上去，问：
“怎么晚到了这么久？”
“出租车先送一位客人去长途车站，结果在车站为了点小事争吵起来，我等不及了，就换了一辆车。”
王海说：“走一趟车收两份钱，不吵架才怪呢。”
客房订在七楼，进房间后王海马上沏茶，接着将一张开往上海的软卧车票放在茶几上，然后在宋一坤的对面坐下，笑着说：
“坤哥，不少报纸都登了夏小姐的消息，成名人了。”
“不谈这些，谈正经事。”宋一坤端起茶水呷了一口，平静地问，“你在这里和我见面。真的没人知道吗？”
“绝对没人知道。”王海保证，然后说，“如果以后万一有人知道我在这里订过房间，我就说是和女人约会。”
宋一坤停了一会儿，说：“你和孙刚是一条船上的人，各自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以你为例，如果半年内四百万元的短期运作，你认为盈利多少钱比较合适？”
“这很难说，因为我现在每天都在赔钱。”王海想了片刻答道，“以半年的利息为参考，净利润四十万我现在就很满意，人与人的能力毕竟不一样。”
“如果给你一百五十万呢？”
王海不且信地摇摇头道：“那是不可能的。”
“别说不可能，就是没把握我也不会来这里。”宋一坤的语气既沉稳又肯定，接着说，“如果你和孙刚有兴趣，每人各拿出四百五十万。现在没有时间让你们考虑，因为时机不等人，但如果你们有顾虑可以放弃。”
“我们等的就是这一天，还考虑什么。”王海说，“不过，每人拿出四百五十万，我看有些吃力。”
“我不管你们吃不吃力。”宋一坤不容置疑地说，“从今天算起，给你们四十天的时间秘密筹集两百万元放在国内一个保险的地方，不许放银行。以你和孙刚的家庭关系我相信你们不难办到，这笔钱既不能留下调查线索，更不能在账面上显示，它有特殊用途。另外你们在四个月内筹集七百万元，放在维也纳备用。
关于两百万元的风险，我能给你们的保证就是一张我个人的借据，如果你们相信我还得起两百万的话，或者说我这条命还值两百万的话。”
王海说：“但是我们干什么呢？”
“找借口，挑毛病，以一种公众能接受的理由提出买下合资项目中皮革厂的全部股份，就是说由原来的合资变为独资。”
王海的头轰地一下子胀大了，血往上冲，说：“独资？买下那个烂摊子？中方巴不得呢！中方两千多万元的股份，项目总投资六千万元，那简直是开玩笑。”
宋一坤非常平静地说：“那些不是你们应该操心的问题，你们只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王海愣了半天，自语道：“这下子玩儿大了。”
“是赌命。”宋一坤冷冰冰地说，“如果输了，我输掉的是脑袋，而你个人只是输掉了一百万元人民币。如果玩不起就干脆别往台面上凑，把位置让给别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王海急忙辩解，又问，“这么大的规模，是不是成功以后连本带利给我六百万就一次性打发了？将来的事业就没我什么事了？”
“那要看你们自己的兴趣了，不过，我可不敢保证每半年都给你们每人一百五十万。”
“那当然。”王海笑了，说，“独资肯定没问题，正对他们的心思，但是有一个难题不好办，就是厂里的职工怎么安置？国内这个问题最敏感。”
“我们也需要熟练工人，但只能挑身体、文化、品质都比较好的一部分年轻人，三十五岁以下的，这是个界限，我估计可能有六十个人人选。其他工人的安置问题双方共同负担，我们最多可以拿出两百万的安置费，这个尺度由你们掌握，我相信你不会拿着自己的钱随便往外扔。”
“达成协议的时间有没有规定？”
“控制在九四年三月，不能早，也不能太晚，否则资金就达不到有效利用。”
“你来江州亲自指挥吗？”
“不。”宋一坤说：“我告诉你，并通过你转告孙刚，要牢牢记住，我和你们之间没有任何商务关系，没有任何资金关系，更不知道你们在江州的合资内幕，也从来没有在江州见过面。你们去过海口，那纯粹是礼节性的走访，没有任何商务背景。如果你们不想让我死的话，就记牢这些。”
“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次王海真的有些紧张了。
“这是一个战役，不是摆地摊。”宋一坤说，“一个战役的胜利取决于所有环节的谐调一致，取决于百分之百的正确。而失败，只需要百分之一的错误就够了。我们需要大笔资金，离不开银行和企业，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只能智取，不能过早地暴露战略意图。这些你不懂，如果你懂得这些也就不会是今天这种局面了。”
王海点点头似乎懂了，其实越来越糊涂，心中仍有疑惑，又问：“我们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你的战略意图就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实现独资，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皮革厂。”宋一坤特别强调了一下“你”字，他脸上显出不愉快的神色，接着说道：“你问得太多了，你掩饰不住满脑子的猜疑和紧张，这使我想起孔子的一句话，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凭心说，我并不认为我们是同一级别的选手，但我们是朋友。如果我向同一级别的人担保，我只需要用人格就够了，而向你担保，我就必须得拿出脑袋来，而且还嫌不够。这就是我感到吃力的地方，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侮辱。”
“你误会了，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王海尴尬之中不得不再一次辩解，然后表态道，“我不问了，还像在上海那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宋一坤没有过多地计较，继续布置工作：“独资谈判中会遇到很多麻烦，所以有些工作项目要超前，主要是留用的六十多人，务必由我们出资组织他们学习，学习质量管理和皮革生产的专业知识，提高生产人员的素质管理和皮革生产的专业知识，提高生产人员的素质，为不久以后的投产做准备，否则到时就来不及了。你的意图有两个，一是表明诚意和决心，二是造成部分既定事实，让这支生产主力军和厂方对立起来，一旦谈判失败，这些人是不会答应的，是要造反的，会变成厂方的负担，厂方很难面对这个问题。这叫借力打力，这个钱省不得。我们暂定这些人的基本工资标准为四百元，那么培训期间可以发给50％的工资，既缓解了厂方的困难，又争取了这支队伍。”
这回王海确实是懂了，不住地点头赞赏：“太妙了。”
宋一坤问：“你们现在有几部手机？”
“两部。我一部，办公室主任一部。”
“送给厂长一部。”宋一坤命令式地说，“一定要送，联络感情在其次，重要的是随时通报情况。”
“没问题，我一定照办。”王海答道，随后又显出很为难的样子，说，“坤哥，有个问题我还是得问，以后我们之间怎么联系呢？我总得汇报情况。”
宋一坤说：“不必联系，也不必汇报，明确大方向放手于去，必要的时候我会出面。你要尽快见到孙刚，统一思想，统一口径，统一工作方向。”
“是。”王海不由自主地讲了一句军人用语。
布置完工作后，王海为了不打扰宋一坤休息便主动告辞了。
宋一坤到卫生间将那张让方子云看过的信纸烧掉了，又回到客厅的沙发上喝茶，脑子里仍然摆脱不掉夏英杰。
纵观长远，现在只有一个环节可能出问题了，那就是夏英杰，假设有人向她调查情况，她必须证明两个原则性的问题，一是宋一坤与方子云的科研开发活动没有关系，二是宋一坤与王海、孙刚没有商业背景下的关系，更没有收到过任何与商务有关的资料。这是一个真正的难题，也是一个危险的隐患，但宋一坤是永远不会就这个问题向夏英杰张嘴的，这不仅仅是没有勇气，而是他不能容忍给夏英杰的灵魂站上污点和灰尘。在他的危险与夏英杰的正直之间，他宁可选择危险，尽管这种危险是致命的。
晚上，宋一坤独自一人离开酒店，在车站附近的夜市上吃了点东西后，便悄然登上了直达上海的特快列车，于次日下午到达终点站。
赵洪和司机准时在车站迎候，接到宋一坤后随即乘坐那辆红色桑塔纳前往国际旅行社民航订票处，赵洪按电话要求提前一星期订下今晚飞往海口的机票，现在宋一坤凭身份证取票。
分别近一年了，赵洪问长问短十分热情，宋一坤还是那副永远不变的淡淡的表情。
取过机票，他们来到梅克林酒家办公室，宋一坤看到的是装饰精美的墙壁，高级大红地毯和豪华气派的办公设备，这种规格似乎与酒家的经营规模不太相衬，给人以刻意摆谱儿的虚荣感，却也足以说明，赵洪再也不是看人眼色的秘书了，而是老板。
没等茶水端上，赵洪先把三十万元的活期存单和打印好的三联借据放到宋一坤面前，说：
“按坤哥的要求全都准备好了，二十万，期限一年，利息20％，坤哥只要签个字就行了，我马上派人办理汇款。晚饭我安排了，吃过饭我送你去机场。”
“你这么给面子，多谢了。”宋一坤说。
“我能有今天，还不是靠坤哥帮忙嘛。”赵洪有些得意地说，“我现在正朝百万靠近，号称百万，今后有什么难处只管找我，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好嘛。”宋一坤笑笑，拿起借据认真看了一遍，与电话约定的完全一致，便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赵洪和在场的一位见证人也分别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每人一份，赵洪随即指派一名亲信去银行办理汇款手续，收款人是夏英杰。
宋一坤断定：这次上海之行，以后必然会成为警方调查的重要线索，这也正是他所期望的。
他很想借这次机会去看看刘金龙，看他是不是还在街头摆摊，看他生活得怎么样，再给他留一些钱。宋一坤也很想见一下高天海，人家帮了你的忙，于情于理至少也得当面有个表示。但所有这些近在眼前的事他却不能做，他是专程来借钱的，从深层意义上说是专门做给别人看的，是针对将来可能出现的危机提前为警方设置推理根据的。所以，他必须避免节外生枝，避免给别人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尽可能使上海之行简单明了。
“剩下的就是天意了。”宋一坤心想。
十二月八日，北京。
天气很冷，雪花纷纷扬扬地飘着，天空一片迷朦，大地像铺了一层轻柔的绒毯，整个城市在白雪的点缀下犹如天国少女一般华贵而美丽。
北京梅园阁饭店的中型会议厅里，由华润出版公司、万宝影视制作公司和铁鹰集团公司三家联合主办的“夏英杰作品研讨会”正在象征性地举行。所谓“象征性”，就是说这不是一次纯学术性的研讨，而是发布新闻消息所必须的程序，完全是出于制造沸点、扩大宣传、刺激发行量的商业需要。会议包括三个内容：
一、从思想性和艺术性讨论《沉默的人》一书的创作得失，探讨在中国体制大转轨的特殊时期文学创作的新视角、新方法、新观念。
二、就原作改编成四十集电视连续剧的再创作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讨论。
三、举行三方合作签字仪式，明确责、权、利，并发布消息，将组织最强的演员阵容，部分演职员还将前往布达佩斯、维也纳和罗马进行实地拍摄，投资预算为两百万美元。
铁鹰集团的行为当然要符合铁鹰集团的规格，更必须符合高天海的规格。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他必须呼风唤雨地搞一场，必须成为企业形象和经济效益的真正赢家，否则，重金买断书稿后的沉默必将会引起社会各方面的猜疑。高天海今天没有参加会议，自从厦门文稿交易之后也再没有与夏英杰联系，他需要保持一种姿态，针对作品，而不针对人。
大音息声，是高天海的战略。四两拨千斤，是宋一坤的构想。这些内幕在场的专家学者不知道，夏英杰更不知道。
夏英杰仪态端庄地坐在责任编辑旁边，静静地听着与会者们的发言，脑子里一片空白。她并不想参加这个会议，首先是感觉自己名不符实。她自己就曾经是记者，非常清楚：新闻媒介在往上捧你的时候是从来不给你留梯子的，惟恐棒得不高，惟恐跌得不快，怎么收场那是你自己的事。另外，当今各种名目的研讨会已经开俗了、开滥了，只要有钱，什么三教九流都能开，而且绝对不愁没有评论家捧场，因为千篇一律的发言之后必定是千篇一律的吃喝和非常实惠的纪念品。这时候的研讨会已经变质了，完全失去了严肃性和神圣感。
但是夏英杰身不由己。在商品社会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无论作者还是作品，都将成为商家手中的工具。
研讨会原定从九点开到十一点。十点多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开始看表了，只盼着酒足饭饱之后拿上纪念品早点回家。会议主持见夏英杰一直沉默不语，便站起来说：“据我所知，夏小姐从不接受任何采访，也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们请夏小姐谈谈她的感想，在座的记者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提出一些问题，因为今天是专题讨论会。”
夏英杰站起来，大大方方地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三十多个人，诚恳地说：
“在座的大多都是我的前辈，有些则是我的师长，从这一点来说我是没有发言权的。我认为我得到的东西已经超越了我的价值，这使我感到受宠若惊，我把这些理解为是社会对我的鼓励和培养。在此，我感谢那些曾经和正在帮助我的所有人们，谢谢你们。这就是今天我要说的。”
这段话符合在场所有人的口味，于是会议厅里响起一阵掌声。
有位记者问：“你为什么一直拒绝采访？”
夏英杰答道：“三年的职业记者工作使我有机会知道什么是天高地厚，我得自己留好梯子随时准备走下来，而不是摔下来。”
不少人笑了起来。
又有人问：“为什么你从不谈论自己的作品？这似乎不太符合惯例。”
夏英杰说：“作品发行前，出版公司策划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发行后，各地报刊也发表了不少评论。包括我在作品里根本没考虑过的问题别人都替我分析到了，我再说什么都多余了。”
一位女士问：“有些评论文章指责你的作品是一部高智商犯罪教科书，你个人怎么认为？”
夏英杰笑了笑，说：“这个问题刚才在座的各位已经从知识层次和社会深度两个方面进行了讨论，但我个人仍然不敢对这种观点妄加评论。我只想说一点，如果作品真是一本犯罪教科书，那么无论新闻出版署还是国家司法机关都不会允许我们拥有这次讨论机会。”
研讨会在三方代表签字仪式后的掌声中，在摄像机的灯光里圆满结束了。
当众人向餐厅走去的时候，夏英杰按自己的计划离开梅园阁饭店。出版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跟出来，再三挽留她吃饭。
夏英杰只得再一次解释：“对不起，我确实没时间了。下午要参加签名售书，晚上离开北京，走之前我必须去看一位老师，只有现在有点时间。”
负责人问：“那你留个地址，我派车去接你。”
“不必麻烦。”夏英杰说，“我保证下午两点钟以前一定赶到书店，误不了事。”
负责人仍不放心，提醒道：“消息几天前就发出去了，你可千万不能出差错。”
“你放心。”夏英杰又一次保证。
负责人这才放她走了。
夏英杰左手抱着大衣，右手提一只旅行包，刚一出大门，门童就帮助她进了一辆“奥迪”轿车。夏英杰将王文奇的地址让司机看了一遍，汽车便驶离饭店。
王文奇的家住在农展馆附近一座居民区里，这里的高楼全是一个模样，只能根据编号来辨别。司机按地址将夏英杰送到一幢楼前，夏英杰付过车费，从一个单元入口登上三楼。
王文奇一家正在吃午饭，夏英杰将价值三千多元的四盒高级人参和两斤茶叶送给王文奇，以表示对老师的感谢，礼品经过一番推让之后，王文奇还是愉快地接受了。
夏英杰看着客厅里的一桌家常便饭，笑着说：“王老师，您不介意我和你们一起吃饭吧？”
“哪里话。”王文奇高兴地说，“你放着研讨会的宴席不吃，专程到我这儿吃家常便饭，那是我的面子嘛。先吃饭，有话回头再谈。”
夏英杰落落大方地与王文奇一家围坐在一起吃饭，并无拘束之感。饭后，王文奇的妻子和女儿收拾桌子，端上茶水后就出去了。
王文奇客气地笑着说：“看稿子的时候，我只知道作者是位女性，却没想到这么年轻，不简单哪。”
更英杰说：“我今天来一是看望老师，二是希望继续得到您的指点。您是权威，依您看我现在的状况正常吗？”
王文奇心里一怔，他没想到夏英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往往是目空一切的。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反问：“你自己感觉呢？很多人写了一辈子，也没写出这么走红的场面。”
“我感觉不踏实。”夏英杰不能把宋一坤扯进来，所以只能用另一种方式说，“如果这本书算作成功的话，除了它自身的特点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业需要的偶然性，有赌的成份和运气的因素。我想，对现在状况不能太当真，两只脚还得放到地上来。”
王文奇不由自主地点点头，心想，在这种情况下能保持头脑清醒，这才是真正的不简单。既然作者本人对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他也就不必客套了，于是说：“你的作品确实有独到之处，但它的价值之高，反响之大，也确实有商业作用的因素，你能认识到这一点，这很难得。行家都知道，一个人在艺术功底和心理准备都不充分的情况下，过早出名并个是一件好事，很多极有天赋的人往往昙花一现，无一不是倒在这个误区里。”
“不过，”王文奇话锋一转，接着说，“现在的局面毕竟对你非常有利，这对任何作者来说都具一个难得的机遇。我认为，保持清醒头脑具体到作品里，就是保持和强化作品质量，沉下心来争取在近几年内推出两三部有分量的作品，抓住机会形成气候，争取一批相对稳定的读者群。而这个读者群将是你今后的生存基础。”
夏英杰说：“我对女性比较了解，对男女平等问题也有一些看法。基于这种考虑，我想写一部妇女题材的小说，并且做了一些准备。我想请教您，写这个题材应该侧重什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王文奇说：“我注意到，你的作品有明确的社会主题和政治倾向。所以，我想知道你对男女平等的基本看法。”
夏英杰说：“我认为抽象讨论平等问题则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平等问题首先不能回避男女的生理特点，其次，不能抛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第三，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其男女平等的具体内容也各有不同。另外，平等问题有些属于法律范畴，有些属于道德范畴，不可同一而论。简单地说，不承认差异，就不可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绝对平等的直接后果就是摧残妇女。”
“这个题目说小可小，其实是太大了，而且写好了很不容易。”王文奇思索了一下，接着说：
“写这个题材的作品很多，但上品为数很少，不是假大空的形式化，就是流于平庸，局限在无病呻吟的小感觉、小家子气里，这是应该注意的问题。至于侧重什么，我认为你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在于故事的大手笔、快节奏和强对抗，在于较高的艺术品位和较强的可读性，你应该发扬这些优点，形成你的硬派风格，在女作家里独树一帜。”
“能得到您的指教，我太幸运了。”夏英杰说，“我尽力去写，写完后还希望您能给看看。”
“没问题。”王文奇说，“指教谈不上，提点参考意见还是可以的。”
夏英杰看了看表，站起身告辞道，“真对不起，打扰您中午休息了。我两点钟要赶到华润书店，得走了。”
王文奇把夏英杰送出门，临别时说：“回去以后，代我向宋先生问个好。”
“谢谢。”夏英杰笑着告辞了。
华润书店是华润出版公司的下属单位，位于北京海淀区繁华地段，四位作家同时在此签名售书的消息几天前就发布了，所以这里聚集了许多购书者，其中多数是年轻读者。
夏英杰几乎是正点赶到书店的，但还是略有迟到之嫌，因为签名售书已经开始了，四位作者各占一个专柜。夏英杰是作者中惟一的女性，也是年纪最小的，但生意却十分红火。开始时，她与读者偶尔还有几句交流，后来就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有一本接一本地签，不停地签，右手由酸到疼，由疼到麻木，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字体了。书店经理却高兴了，满面笑容地指挥职员搬书，维持店内秩序。
签名售书活动一直持续到下午六点才结束，夏英杰签了近两千本书，营业额两万多元。离开书店时天已经黑了，按照出版公司的安排，晚上大家将一起吃晚饭，夏英杰再一次谢绝了负责人的邀请，只让公司的轿车把她送到预定地点——北京师范大学门口。在她的日程安排里，离京前有一个人是必须要见的，所以她早上就提前电话预约了。她现在离上火车还有四个小时，时间并不富裕。
小雪依然下着，呼啸的北风将空中的雪花刮得上下翻舞，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生硬地摇晃着，路上车来人往，灯火通明。
夏英杰穿着大衣站在路边的雪地上，不时地看看手表。
七点钟，一辆白色豪华皇冠驶来，在夏英杰身边停住，从车里下来一个小伙子上前叫道：“夏姐！”
来人正是马志国。
再看那辆车，除了换上了北京的牌子之外，一切都没变，让人看着那样眼熟。
小马穿着皮茄克、牛仔裤，好像又长高了点，还是那副朴实的样子。夏英杰看着他笑道：“开车来的，这么气派。”
“邓总批准的。”小马接过夏英杰手中的旅行包，打开车门让她坐到前面，“快上车，里面暖和。”
车里开着暖风，的确比外面舒适多了，但是夏英杰坐进去还是感觉不自在。自从上个月邓文英往海口汇出了十五万元借款之后，这辆车就名正言顺地成为邓文英的个人财产了。
“去哪儿？”小马问。
“那要看你想吃点什么了。”
“吃什么都行吗？”小马想了想说，“还是吃烤鸭。”
二十分钟后，小马将车停在离烤鸭店不远的停车场里，两个人步行向店里走去。夏英杰注意到，小马手里还提了一个黑皮包。
烤鸭店里几乎每张桌子都坐满了客人。服务员将他们两人安排在花池旁边的一张小桌子坐下，不多时，一套京城名吃便摆上了桌面。
小马吃得津津有味，在夏英杰面前一点也不拘束。夏英杰等他吃了一会儿，这才说：
“小马，这次我来北京开会，一坤让我借这个机会和你当面谈谈，了解一下你的生活。现在海口那边开始出现转机了，想知道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小马对这个问题显然有所考虑，说：“我在时装队呆了一段，后来又开车了。这一年我对北京有些适应了，还交了个女朋友。总的说我还是听大哥的安排，既然你们征求我的意见，我想，如果条件允许，我希望能留在北京。”
“你指什么条件呢？”夏英杰问。
“我是这么想的，”小马说，“邓总待我好和大哥待我好不是一回事，真正管我的是大哥。东方人时装公司是邓总跟别人合股搞的，将来怎么样很难说。我的女朋友是独生女，人家要招上门女婿。万一我在公司不能干了，我和女朋友打算开一个小餐馆如果大哥能帮我一下，我留在北京就有可能。现在我们正在攒钱，她父母也答应给一点。”
夏英杰说：“一坤会尊重你的意见，也希望你能稳定下来。你什么时候用钱？用多少？早点给一坤打招呼，让他有个准备总之，你有困难随时就提出来，不要闷在心里。”
小马说：“我现在都挺好的，也不想给大哥添麻烦，我是怕万一遇上迈不过去的坎。有夏姐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
夏英杰问：“你为什么离开时装队了？”
“自尊心受不了。”小马说，“一个男人油头粉面地站在台上，和女人一样扭腰调屁股，简直像个男妓。我当司机凭力气吃饭，站在人堆儿里总是条汉子。”
“是工作就总得有人去干嘛。”夏英杰不禁失笑，又问，“今天怎么不把女朋友带来？”
“她还不够级别。”小马得意洋洋地说，“夏姐现在是什么人？能随便就见吗？我故意留一手，给她制造点神秘感，让她感觉我比她高一个档次，这样才保险。那天她买了一本书，我一下子就从照片上认出了你。我故意不在乎地说，那是我姐写的。开始她不信，后来你猜怎么样？把她给震了。”
小马说着，从黑皮包里拿出四本《沉默的人》放在桌上，接着说：
“这些书有她一本，还有三本是她女朋友的，你给签上字，我露脸了，她也有面子了，我得证明给她看，要不然我成什么人了？没准儿她会跟我吹了。”
“有那么严重吗？”
“当然有。”小马说，“我大哥是了不起的人，我夏姐是名人，那能一样吗？”
夏英杰笑了，取出钢笔，一边往书上签字一边说：“什么时候打算结婚了，早点告诉你大哥，我们都来北京，得当个大事给你操办。”
小马更高兴了。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夏英杰自作主张，改变了去玉南油田探望父母的原定计划，带着宋一坤交给她的两千美元从北京直抵山东，她要去大山深处探望宋一坤的姐姐。这决不是她突发奇想，而是去北京开会之前就已经打定主意了。
她知道，自己出国的日子已经不会太久了。当邓文英如期归还了十五万元借款之后，一百二十万元的人民币被兑换成美元汇往罗马，这比原定数目要多。叶红军派专人来海口取走两本护照带进意大利，无论通过什么手段和什么代价，拿到入境签证都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出于大局和长远的考虑，宋一坤把能够汇出的资金尽数汇出了，只在国内留了五万元现金，扣除他的一万元生活基金和她的出国路费，可供机动支配的钱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宋一坤拿出两千美元让她探家，她是不会坦然接受的，宋一坤只有姐姐一个亲人，而且两年多没给家里写信了。她觉得，出国之前去山东看望宋姐比回玉南油田更有必要，也更有意义。
夏英杰下了火车换乘长途汽车，六个小时后来到一座县城，这时天已经快黑了。县城不大，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条主要街道，几乎看不到像样的建筑，所有的店铺都小而破旧，人们的衣着介于土洋之间，似乎普遍缺少某种精神。这里到处可以感到乡村气息，到处可以感到贫困、落后，往往汽车一过，马路上扬起的尘土便使人什么也看不到了。
走出破旧不堪的汽车站，早有几辆人力车迎上来抢生意。夏英杰需要向导，便坐上其中的一辆车，一名壮汉拉着她朝指定地点奔去。
在县中学附近的一座普通民宅前，夏英杰被告知这就是她要找的地方。她付过车费，站在原地将房子打量了一会儿，上前敲门。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拉开门问：“你找谁？”
“请问，这是宋宝英老师的家吗？”夏英杰客气地问。天气太冷了，她的声音有些发颤。
宋宝英就是宋一坤的姐姐。
男人上下打量着这位衣着不俗的女人，答道：“她不在家。你是谁？”
“我叫夏英杰，是宋一坤的未婚妻。”
男人的眼睛立刻警觉起来，他停了片刻，话中有话地问道：“一坤还没结婚吗？”
“结过，又离了。”夏英杰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离婚证书递给男人。
“哦，是这样。”男人看过证书之后放松了，自言自语地说，“我记得他妻子叫邓文英嘛，就是没见过，怎么会又冒出来一个呢。”
夏英杰又累又饿，冻得嘴唇都紫了，说：“我能进屋再谈吗？”
男人忙说：“对不起，对不起，快请进。刚才我是被你搞糊涂了。”
这是一座砖瓦结构的老式平房，有三间屋子，厨房是门口搭的一个简易棚。房子里几乎看不见一件像样的家俱，全是十几年前的款式。屋里生着火炉，一进门便闻见一股煤烟味。整个房子因长年失修显得过于破旧了，却仍不乏浓厚的文化气息，书籍、报刊和教材随处可见。
夏英杰从墙上的结婚照片可以看出，眼前这个人便是姐夫了。坐在饭桌旁端着碗的那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不用问就知道是外甥女。小姑娘眉清目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看着客人。
姐夫对小姑娘说：“小芳，这是你舅妈，快去打盆热水让你舅妈擦把脸。”
小芳站起来礼貌地叫了一声“舅妈”，就转身出去打热水了。
姐夫接过夏英杰的大衣和皮包，搬来一把椅子让她坐下。
夏英杰将手放在热水里泡了一会儿，又洗了脸，身上觉得暧和了许多。她见小芳要收拾饭桌，说：“别收哇，一起吃嘛。”
姐夫说：“哪能让你吃这个呢？呆会儿我去街上买几个菜去，给你蒸米饭吃。”
“我吃这个就很好。”夏英杰说着便坐到饭桌旁，伸手拿起一个馍咬了一口。桌上摆着一盘炒青菜和一小碟咸菜，碗里是小米稀饭。
姐夫是中学教师，不擅应酬，嘴里只不停地说：“这怎么行呢？这怎么行呢？”
夏英杰的随和大方缓解了大家的陌生感，姐夫问：“你是从上海来的吧？一坤怎么没一起来呢？”
夏英杰说：“一坤离开上海一年多了，我们一直住在海口，我是趁着到北京开会的机会来的，一坤不知道。这次可能得罪他了，他两年多没给家里写信，是想干成点事业对家里有个交待。”
姐夫点点头，然后又说，“你先住下，你姐不在家，家里也太乱，呆会儿我和小芳送你去县委招待所，那里条件说不上高级，但是干净，也有暖气。明天我去山里把你姐接回来，你来一趟不容易，多住几天，和你姐说说话儿。”
“不用麻烦。”夏英杰说，“我这次来，就是想专门去山里看看大姐，看看山里的学校和大姐的工作。”
“那可不行。”姐夫忙说，“县里的汽车只通到山下，上山到学校还有二十多里的山路呢。”
“我一定得去，只要有向导就行。”夏英杰说，“大姐能走，我年轻身体好更能走，还能看看山里的风景。”
“这样的话，”姐夫放下碗筷沉吟了一下，说，“我有个远房亲戚是跑运输的，开一辆农用三轮车，人也可靠，可以让他跑一趟，既能当向导还能保证你的安全，你也能节省点体力。只是山路不好走，一般没人愿意去，收费要高一些，来回八十多里路，得一百元吧。另外，车上颠得很。”
“行，就这么定了。”夏英杰说。
“要去就早点走。”姐夫说：“我今天晚上联系好，明早六点你们就动身，天黑前赶回来。”
夏英杰从身上取出两千美元放在饭桌上说：“我这次来什么都没带，这两千美元你们收下，可以到县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贴补一下生活。一坤说大姐把家里的积蓄全都用在办学上了，这钱最好先别告诉她，给孩子添几件衣服，置点家俱，总之一定要用在家里。”
两千美元等于一万六千多元人民币，姐夫算得出这笔账，他说什么也不肯收。
“别争了。”夏英杰说，“一坤的心思我知道，他一直惦记着这个家，他考虑的是长远问题，所以这点钱我都拿不出手，只能表示一点我个人的心情。”
姐夫无奈，只好说：“那就先放这儿吧，怎么处理以后由你大姐决定，我可以把你的意思转告她。”
夏英杰问：“姐夫，当初大姐辞了工作用家里的钱去山里办学，又不能照顾家，周围的人都怎么看待这件事？你自己抱什么态度？”
“现在的人都抓钱，闲话总是难免的。”姐夫平静地说，“我个人倒没什么，自己本身就是教师。我了解宝英的身世，很少有人像她那样对山里的孩子渴望上学体会得那样深刻。”
夏英杰又问：“如果当时一坤没往家里寄那笔钱，大姐还会离开县城吗？”
“我想不会了，至少她没这个能力。”
夏英杰点点头，说：“我想，这正是一坤保持沉默的原因，他考虑最多的还是大姐，是这个家。他说过，大姐的事情不是几万元钱就可以解决的，这里指的可能更多的是大姐和姐夫的晚年生活。”
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聊，饭后，更英杰喝了一会儿茶水，便由姐夫和小芳陪着去县委招待所登记住宿。
夏英杰在这个县城最高规格的旅馆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果然有一辆农用机动三轮车停在招待所门口的路边，姐夫和司机在楼下等候，司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朴实壮汉。夏英杰穿着大衣坐进车里，姐夫又递给她一顶大棉帽子，然后三轮车拉着她便向山里进发了。
车箱是露天的，呼啸而来的寒风钻透棉衣冻得人无处躲藏。
从县城到山下的路比较平坦，上山后便全不一样了，车箱像一个大簸箕，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剧烈地颠簸，直颠得夏英杰东倒西歪，下跌上跳，五脏六腑都在翻腾，那滋味真让人一辈了都忘不掉。而更可怕的是山路的险峻，往往一边是峭壁，另一边是山谷，既有大山压顶之惊，又有一落千丈之险，时时让人冒冷汗。
这种时刻，多美的山色也无心暇顾了。
二十多里的山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总算到达了目的地——马坊村。这就是宋一坤出生的地方，也是宋宝英创办小学的地方。
夏英杰不由自主地对这个地方产生了一种亲近感。
马坊村坐落在一面较为平坦的山坡上，四周又被群山峻岭围绕，村里分散地居住着一百多户人家，农家宅院屋顶多是茅草，土墙下面露着石基。农田的分布十分散乱，形状各异。这里没有电灯电线，使听惯了机械噪音的城里人会感到一种质朴的宁静。
走近小学校，渐渐可以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了。学校建在村头，五排石瓦房被四面土墙围起，校门是木制的，门旁挂着一块木板，上写“马坊村小学”。
这么小的学校，这么简陋的设施，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夏英杰一踏上校园的土地就感到了一种沉重的震撼，一股敬意油然升直。尽管这些建筑似乎不足以用“建筑”一词来形容，但它出自一个普通女性的肩头，出现在这个贫穷到被人遗忘的山村里，它所包含的爱心、勇气和牺牲精神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用“伟大”一词也决不过分。
夏英杰根据牌子所示走进校长办公室，确切地说只是单人宿舍多了一张办公桌。屋里没有人，只有桌上的教材、课本和角落里的一些简单生活用品。她从办公室走到一间课堂，用眼神招呼一位正在给学生上课的年轻女教师。
女教师出来问：“你找谁？”
“我找宋宝英。”
“她正在上课。”女教师说，“请你在校长室等一会儿。’”
跟在夏英杰身旁的司机见状便说，他去村里的亲戚家串门，顺便看看能不能找点顺路的生意，并约定下午五点来学校接她。
校长室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给人最大的感受是一个“冷”字。夏英杰不可理解，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教学。即使是铁人又能坚持多久呢？中国解放几十年了，何以还存在这种现象呢？
九点钟，校园内响起了一阵金属敲击的声音，下课了。学生们一窝蜂地从几个教室涌出来，在校园里玩耍，大约有六七十人。孩子们天真欢快的笑声给寂静的大山注人了活力。
一位年近四十的妇女拿着教材走来，她面容端庄，目光慈祥，脸上的轮廓依稀可以看出宋一坤的影子，清瘦的身材穿着厚厚的棉衣显得不太合体，齐耳的短发里过早地出现了几缕银丝。这就是校长宋宝英，让人看上一眼就感到文雅和亲切。
“你找我？”宋宝英问。
“我是一坤的未婚妻。”夏英杰自我介绍，又得如此这般地解释了一番。
“是这样。”宋宝英明白了，她将夏英杰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心疼地说：“从海南绕到这儿，这冰天雪地的，真难为你了。走，我带你去伙房暖暖身子。”
伙房紧挨着教师宿舍，有十几平方米，靠墙垒着一个大炉灶，上有一口大铁锅，烧的是干柴，旁边有两口大水缸，有几袋粮食，宋宝英点燃炉灶，往锅里倒进水。
“用这种方式取暖吗？”夏英杰问。
“让你取暖是捎带的。”宋宝英说，“天太冷，给孩子们烧点儿开水喝，不然孩子受不住。”
夏英杰听着心里堵得慌，说：“希望工程搞了几年了，这里没有得到捐助吗？”
宋宝英淡然一笑，说：“看来你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咱们国家有两亿文盲，全世界每四个文盲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近十年来我国平均每年有一百万儿童因贫困而失学，希望工程最多能使四十万儿童重新上学，对整个教育贫困地区只是杯水车薪。拿我们县来说，全县13％的学生没能读完小学，18.7％的适龄儿童没有入学，县、乡、镇所在地情况相对好一些，具体到边远村落，情况就十分严重了。”
这时，校园内再次响起了金属敲击声，上课了，夏英杰说：“大姐，你去上课吧，我来烧水。”
“这节没我的课。”宋宝英说。
夏英杰帮着烧火，身上也暖和了，她问：“学校的经费怎么来？教师是哪里的？”
宋宝英说：“经费嘛，乡里出一点，村里拿一点，少数男生家里交一点。你可能没注意，这里绝大多数都是女生，是免费入学的，不然家里不让上学。农村观念陈旧，女童不受重视，可人们不知道，将来她们是要为人之母的。耽误一个男生只误他一个，而耽误一个女生就要影响一代人。这里只有四个教师，都是志愿来的，他们每月工资还不到一百元，没点献身精神是坚持不下去的。”
夏英杰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怎么也不会把这里和一坤联系起来，距离太大了。”
“你觉得不可思议？”宋宝英笑了笑说，“比起我和一坤上学时，这里条件好多了。那时我家就住在村里，这里根本没有学校，我们每天早晨五点多就得离开家门，步行十多里山路去学校，上小学的几年从没吃过一顿中午饭。即便如此，我们还算是幸运的。”
“大姐，”夏英杰问，“你这样做有没有考虑过晚年怎么过？我指身体和经济状况。”
宋宝英笑了，说：“如果考虑到那些，谁还敢到山里来呢？我父亲就是为了让我们上学而累死的，人嘛，怎么活都是一辈子。这里的孩子没有知识就走不出大山，走不出大山就没有希望。我想，总得有人去累死。”
这话讲得那样平淡，那样随意，就像城里人的礼貌用语一样简单，而对另一个世界的人来说，却有着催人泪下的冲击力。现在到处都在讲“妇女权益”，到处都宣传“妇女为自己活着”，那么宋宝英这样的女人又该为谁活着呢？
夏英杰的眼睛潮湿了，她真想流泪却抑制住了，她觉得在下一部描写女性平等权益的小说里有些问题还需要深思，至少她感到“妇女为自己活着”这句口号开始出毛病了。
夏英杰只有在这种时刻才真正理解了宋一坤，他之所以不往家里寄钱，是因为有多少钱也不会改变姐姐的个人生活，他是要保证姐姐的晚年生活不能成为未知数。一个宋一坤救不了整个穷山村，却救得了一个姐姐。
毕竟，他们姐弟之间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弟弟有狮子般的冷静和胆识，有那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男性风格，而姐姐则更趋于朴实和善良，其中也不乏职业品格和故土意识。
夏英杰说：“大姐，听说父亲就埋在附近的山里，我想去看看，给老人添把土。”
“怎么好让你去呢？不必了。”
“这么说，大姐是不认我这个媳妇了？”
“哪能呢？”宋宝英想了想，说，“既然你愿意，中午放学后我带你去，就算你替一坤尽点孝心吧，一坤已经几年没回家了。”
夏英杰立刻更正：“我不代表他，一坤欠的孝心应该由他自己来还，我代表我自己。我想，只是了解父亲生平的人，谁都会敬重老人的骨气。”
“骨气”两个字竟有这般力量，说得宋宝英百感交集，头一低，默默淌下两行泪。她马上擦掉了，挂着泪痕对夏英杰笑笑，问：“一坤两年多没写信，是不是出事了？”
“没有。”夏英杰撒了一个谎。
“真没有？”
“真的没有。”夏英杰把谎言又重复了一次，并且解释道，“一坤要面子，想干成点事情再向家里汇报。”
“没事就好。”宋宝英这才放心。她很明智，一句不问弟弟离婚的事，怕引出不愉快的话题。
就在学生们即将下课的时候，水烧开了，像经过计算的一样，下了课的孩子们蜂涌而至，习惯性地拿着各种杯子前来打开水。宋宝英熟练地给每一只杯子倒上水，嘴里不住地叮嘱：“小心，别烫着。”
这场面对孩子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却让夏英杰非常感动，在她看来，宋宝英这时候更像一位母亲，而不是校长。
十分钟后，教室又开始上课了。离放学时间还有两节课，约一个半小时，夏英杰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四处走走，看看村庄，看看大山的自然风貌。
这里是山的世界，山外有山，山上有山，远山连绵不断，如长龙起舞，如海涛奔腾，千姿百态，气势非凡。寒风吹过山谷，吹过严冬干枯的树枝，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使人联想起超乎自然之外的神秘力量，冷峻而幽深。
这里的山也称之为“泰山”，却完全不同于旅游圣地的那部分，距离旅游区的风水和福份似有万里之遥。但是这里的确比旅游区更具大自然的风韵，如果不是在这里生活的话，如果仅仅是观赏的话，这里更迷人。
夏英杰站在山顶，站在这块贫穷的土地上，感慨万分。
青春、健康、美貌。
爱情、事业、荣誉。
一个女人梦想拥有的东西她全都拥有了，而且超出了她的期望值，就像一个只想掏出几粒金子的人却掘出了一座金矿，她应该是最幸福的女人了。当然，她确实是幸福的，但这幸福里总让人感觉少了什么东西。是什么呢？
安全感？
似乎是，又似乎不是。一切都在隐约的感觉之间，在朦胧之间，因为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反差太大了。在她最初的追求里，无论爱人、家庭、事业，那都是普通层次的概念，与普通女子的愿望没有区别，而现在，她完全进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领地，转速之快让她不知所措，她想稳一稳，静下来思考一下，却被一种力量推着，拉着，身不由己地勇往直前。
如果说她缺乏安全感的话，那么这种安全感太微妙、太复杂了，不是语言可以表达的，也不是普通女子所寻求的那种标准，它有更高的层次、更深的涵义，它已经超越了一个人对生存需要的本能。
她看着大山心想，假如宋一坤是眼前的一幅画，那么她宁可守在大山，做一辈子清贫的收藏家。
一架沉重的机器开始转动了，从维也纳到罗马，从江州到玉南，纵横交错的每一个齿轮都在同一根神经的支配下做着不同形式的运动，而操纵这架庞大机器的人却像红尘隐士一样，端坐于素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孤岛上，专心致志地做起关于妇女平等权益的学问来。
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集中攻击于某一个点位，不打无准备之仗，尽量避免短兵相接，这是宋一坤的一贯战略。他希望他的文化学问能够平静地做下去，那就意味着机器运转正常。
此时，他走出书房站在敞开的窗前，不知是在思考问题还是严冬季节里这个地区独有的春色，这里看不到冰天雪地，到处是鲜花绿叶。
忽然，一辆驶来的出租车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因为从车里下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按计划时间还不该回来的夏英杰。他脑子里立刻闪出一个问题：是不是因出国一事她与家里发生冲突了？
夏英杰看见了他，仰着脸笑着朝他招招手，提着行李迫不及待地往楼上走。
“不像是出事的表情。”宋一坤想。
夏英杰进门后放下大衣和皮包，不由分说便将宋一坤亲呢和“蹂躏”了一番。宋一坤问：“十天的假期，怎么五天就回来了？不是让你在家里多住几天的吗？”
夏英杰笑着说：“给你槁个突然袭击，看你有没有金屋藏娇，瞧，你紧张了吧？这让我怎么放心呢？”
宋一坤无奈地一笑，又问：“那是北京方面的活动不顺利？’
“顺利，小马也挺好的。”夏英杰答道，“我根本没回玉南，我去山东找宝英姐了，还去了马坊村。”
宋一坤愣住了，也明白了。面对这样一个善解人意的女人，他还能说什么呢？
“你生气了？”这是夏英杰最担心的。
“有这个道理吗？”宋一坤反问，接着说，“过几天罗马要来人送护照了，出国前你总得回家看看。”
夏英杰说：“不回去也好，免得人家说我刚出点小名就招摇过市。再说，出国的事还不宜让家里知道得太早，万一情况有变那多失面子。”
宋一坤问：“家里有事吗？”
“没有大变化。”夏英杰说，“小芳上中学了，姐夫还在县中学教书，就是大姐的工作条件太艰苦。我真不虚此行，开眼界受教育了，感想不少，对写作也有帮助，回头我慢慢讲给你听。”
“那个不急。”宋一坤说，“这儿有你的一封信，江薇送来的，在写字台上，你先看看。”
“谁来的？”
“我怎么知道？”宋一坤说，“信是从英国寄来的，大概是你大学的校友吧。”
“没听说谁去英国了。”夏英杰自语着走进书房，拿起信封一看，立刻认出了上面的中文字体出自女友林萍的手笔。再看发信地址，确实是英文书写的英国城市曼彻斯特。她很纳闷，用剪刀剪开信封，里面还有四张照片。信的内容很短——
阿杰，你好！
事情发生了变化，法国没去成，糊里糊涂来到了英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稳定了，我在一家日本人经营的商场里做售货员，收入不错，请不要挂念。
你还干打字吗？结婚了没有？海口一别半年多了，十分想念，非常希望知道你的消息，请早点来信，别忘了寄上你的照片，一张也可以，千万别忘了。
再见
你的朋友林萍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封信太短了，完全不符合出国女人的习惯心理，更不符合林萍能说爱道的性格。信确实是林萍写的，却不难看出刻意斟酌词句的痕迹。夏英杰心里升起一股疑团。
照片上的林萍非常美，从发型到服装都与过去有所不同，比过去少了一份艳丽和性感，多了一份朴素和端庄。眼神也不像从前那样傲视一切了，而是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伤。四张照片的背景既没有选择豪华建筑，也没有选择繁华闹市，而是一幢极普通的居民楼。
夏英杰冲着门外说：“一坤，这是林萍的信，你来帮我看看，我感觉有问题。”
宋一坤站在客厅的窗前没动，说：“你刚进门，先吃饭，我不过问你们女人之间的事。”
夏英杰拿着信进来说：“你讲男女平等时一套一套的，可骨子里的东西藏不住，一不留神尾巴就露出来了。你真该去当政治家，照亮了别人，黑暗了自己。”
宋一坤只好接过信，说：“我是尊重妇女，给你心里留出一块自留地，你别歪曲我的意思。”
“咱们家搞人民公社，谁都不能有自留地。”夏英杰笑着说，“我先去洗澡，呆会儿听你解释。”
宋一坤说：“你先给江薇打个电话，她说要把你们的人事档案挂在人才交流中心，你该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已经不用上班了。另外，江薇邀请姓苏的书商来海口商量事情，据说还要去北京与什么人见面，像是为以后介入文化市场做准备。我看她对你下一本书的创作很关注，这事你应该在她去北京之前谈清楚，不能让她把重心都放在你的作品上，否则你负不起责任，谁敢保证你每写一本书都是高质量、高效益？”
“行，我和她约个见面时间。”夏英杰说完便去打电话了，然后去厨房开热水器，准备该换的衣服。
宋一坤仔细看了信，边信封都看了一遍，按常规推断，确实有不对头的地方。
半小时之后，夏英杰从卫生间里出来了，穿着宽大的浴衣，一边用于毛巾擦头发上的水，她见宋一坤在书房里用电脑整理创作资料，便上前问：“看出什么没有？”
“我对林萍不了解，所以只能谈直觉。”宋一坤说着拿起那封信，谈了五点看法。
一、信中没有提及最敏感、最关健的合法居留资格问题，身份不明确，有“黑户”的嫌疑。
二。林萍根本不懂英语，更不可能在日本经营的商场里做售货员，她在撒谎。
三、没有正面解释目的地由法国变更英国的原因，没有正面说明付出了什么代价。
四、信中没有留下电话联络号码，回信地址是间接的，由别人转交。这是有意回避。
五、照片上没有林萍的男朋友，信中也没有提及此人，有可能失去责任关系了。
夏英杰关切地问：“你看，是不是出事了？”
“至少有难言之隐。”
夏英杰说：“既然有回信地址，我可以写信问一下，她的情况肯定不太好。”
宋一坤说：“如果她想告诉你，她信上会讲的。别人不想让你知道的事，不要硬打听。”
夏英杰有些茫然，又多了一重心事。
此时，物色“执行人”成了宋一坤制定的整个计划的关键，这个人直接关系着计划的实施，更关系着安全保障。叶红军回到罗马后立即着手物色人选，尽管他的内心是不安的，是自责的，但是一种无法抗拒的东西在驱动着他，使他不自觉地加入了这个行列。他有“华商信息咨询公司”的信息库，有多年从事侨务工作的基础，有广泛的交际和良好的口碑，因此，也只有他有能力，有条件，有把握完成此项工作。
确切地说，自大学毕业后他与宋一坤的交往并不多，在十几年里，宋一坤只请他办过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请他在奥地利调查“铁鹰集团公司”董事长高天海，第二件事就是将王海、孙刚移民到奥地利。
从调查高天海到夏英杰的八十万元文稿竞价，这期间相隔了几年的时间，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叶红军从这件事的起因、变化和结果再一次领略了宋一坤的生存艺术。回忆起来，那已是一九九○年的往事了——
那年，上海“铁鹰饭店”临近落成，围绕着饭店的装修工程，各家有背景、有关系的装修公司之间明争暗斗，竞争得难解难分。宋一坤自知正面竞争无望，便让手下找来一堆铁鹰集团的内部宣传刊物《铁鹰月报》和一本《铁鹰集团概况》宣传画报进行研究，试图有所启发。
宋一坤研究了两年来的二十多期简报，有一个情况引起了他的注意，高天海因业务需要曾三次出国，去过七个欧洲国家，其中六个国家均只去过一次，惟独奥地利去了三次，这就是，他每次出国都要去一次奥地利，然而，除了六国之外，“铁鹰集团”惟独与奥地利没商务联系。高天海去其他国家，接待他的都是相关企业领导人，而他三次去奥地利，接待他的均是华侨协会，并无商业背景。这说明，他与那里的某人或某事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宋一坤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机会，如果叶红军能从海外打通关系，这种曲线切人的方法总比在国内行贿无门多了一线希望，如果能在董事长高天海身上打开缺口，就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他马上给当时侨居维也纳的叶红军打电话，介绍了背景、线索和目的，请叶红军了解高天海与华侨协会的关系，争取找到机会有所突破。
叶红军很快打听到：高天海与华侨协会并没有联系，他三次来维也纳，接待他的均是一个名叫“田玉青”的人，田玉青是华侨协会的一名理事，经营一家百货商店，兼做移民生产，搞签证办居留很有办法。
叶红军认识田玉青，但并没有贸然去找他，而是巧妙地从田玉青周围的人中间打探消息，搞清田与高之间的关系。叶红军了解到：原来田与高是经一个香港人认识的，并无深交。高天海来奥地利的目的并不是找田玉青，而是来找情妇。该女子名叫周丽，北京人，现居格拉茨，拥有一家餐馆和一套住房。周丽从北京移民奥地利是田玉青经办的，中间人也是香港商人。所不同的是，田玉青是先认识周丽，后来才认识的高天海，据说那位港商曾是周丽的未婚夫，周丽的财产也是港商给的。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叶红军从“华侨大学生互助会”的名单里查出周丽在北京和格拉茨的两处地址，立即往国内打电话请北京的朋友了解周丽的家庭背景，同时亲自去格拉茨调查周丽的财产状况，从而进一步了解到：周丽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境并不富裕，而周丽却在格拉茨以二十六万美元买下一套房子，二十万美元买下一家餐馆。
叶红军冷静分析了情况之后认为，田玉青已经不重要了，应该把文章直接做到高天海身上，拿到制服高天海的证据，他把情况和想法打电话告诉了宋一坤，并提出了一个要求：找个相关的借口接触田玉青，了解内幕，套取证据。
宋一坤只讲了一句话：虚构一个比高天海更有地位、更有黑钱、更需要安全操作的移民生意。
叶红军经过了精心策划，虚构了一个神秘的故事，第一次见田玉青就给了他一万先令的定金，可谓背景不小。田玉青为了证明自己万无一失，列举了许多实例，讲出了很多情节、数字。叶红军以一万先令的代价掌握了高天海出资移民周丽的全部内幕，从而也得知，那位所谓的“港商”其实不过是田玉青的一位老乡。
至此，宋一坤已经拿到了与高天海直接对话的王牌。但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也变得复杂了。宋一坤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放弃这次竞争装修工程的机会，留着这张牌等以后有条件时再派用场。这个决定基于三个原因：一、暴露了叶红军，使他在海外不好做人。二、叶红军有可能因此受到报复，失去人身安全。三、赤裸裸地去敲诈乃小人之举，不够君子之度，从人格上不能使心理平衡。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无意中却给王海、孙刚不久后的出国铺平了道路。
转眼几年过去了，叶红军也从奥地利移居到了意大利，好像罗马的“风水”对他更好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事的变迁，无论高天海再发生什么事，再也不会有人将“叶红军”与“高天海”这两个名字联想到一起了。
回忆往事，审视眼前，叶红军感到，如果当年调查高天海只是一点小聪明的话，那么这次物色“执行人”则需要更严谨的思维、更准确的选择、更周密的策划。这是一锤定音的决定性之举，也是把良心交给上帝的性命赌博，容不得有一丝一毫的失误。
叶红军反复研究了宋一坤制定的关于物色“执行人”的六项条件，他认为，现有的六条是不够的，结合实际情况来看，还应该增加三条原则——
一、物色过程严格保密的原则，不能让周围的人看出任何活动过程的痕迹，不留任何疑点。
二、在特定的时间段里，“执行人”必须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不在中国的原则，预防万一之万一。
三、不向宋一坤报告“执行人”情况的原则，万一情况恶化，不能让宋一坤受到这个方面的牵连。
叶红军感到更有把握了。
方子云已被报社提出两次警告，他离除名已经不远了。另一方面，他把能够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就剩下自己一把骨头，周围的人都在议论：这个诗人脑子出毛病了。
在别人眼中，他负债累累，像输红了眼铤而走险的赌徒，无论过去写诗还是现在经商，都具有疯子的特征。然而只有他自己清楚；不久的将来，他将不再是穷酸的诗人，财富将使诗歌在他的生命里真正成为一种艺术、一种高雅、一种品位。
“方氏保健调味球”寻求投资商的信息在一家卫星电视台播出后，每天都有咨询电话打来，报社文艺版编辑室一时间几乎变成了咨询中心，这下又把领导激怒了，把方子云召到办公室个别谈话。方子云则连夜“私访”了报社几位主要领导的家，还请编辑室的同事们到一家餐馆光顾了一番。
其实，他完全可以不用编辑室的电话号码，他是有意这样做的，要的就是“众所周知”的效果，这样才能“说得清楚”。而报社之所以没有将他除名，除了想给他留条生路外，更多的是想留住一个人才。作为文艺版的编辑，他毕竟是称职的。
这天上午，方子云正在编辑室审阅稿件，同事领着一个陌生男人进来，对他说：“子云，有人找你。”
方子云和另外两位编辑同时抬起头向客人望去。来访者中等身材，相貌一般，戴着一副眼镜，穿着灰色西裤和黑色皮茄克，左臂弯搭着一件呢子大衣，右手提着一只皮箱，装束很平常。
方子云坐着没动，问：“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
陌生人放下皮箱，取出一张名片递上说：“我是根据电视广告提供的线索找到这里的。”
名片上印着：深圳三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东阳。
方子云说：“对不起，能否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我不能凭一张名片就接待你。”
他的态度有些生硬，因为他无法确定此人是否他应该服从的人，如果不是，他必须从一开始就把事态往失败的方向引导，他只能与专门派来的人进行合作。
陌生人注意到了对方的态度不够热情，他取出身份证递上说：“方先生，是你在卫星电视上发布消息寻求投资商，投资商出现后，你应该真诚合作。我是来谈生意的，不是文学爱好者。”
方子云和另外两个编辑部笑了。
“投资商出现后，你应该真诚合作”这是宋一坤写在纸上十个重要事项第五条的前两句话，对方讲得一字不差。方子云心中有数了。
身份证上显示：刘东阳，男，一九六○年十月十七日出生，北京人，住北京朝阳区三里庙胡同七十五号。身份像看不清楚，因为中国的身份证照片全是一个犯人模样，根本无法辨认。
方子云将身份证还给刘东阳，拉过一把椅子请他坐下，说：
“房地产是大生意，你怎么会看上我这个小项目呢？”
“方先生过谦了。”刘东阳说，“调味球方便、保健，应是家庭厨房必备的东西。中国有几亿个家庭，有百分之一的家庭购买就不得了。这个产品投资规模可大可小，机动性很强，发展前景不可估量，所以我感兴趣。”
方子云说：“我每天接到很多联系电话，但亲自上门洽谈的你是第一个，我相信你的诚意。你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房地产公司的名义来洽谈？”
“以我个人的名义。”刘东阳解释道，“我从四川来，刚在安河市参加一个招商会。三阳公司是我们三个亲兄弟合办的，取每个人名字的“阳”字，所以叫三阳。兄弟之间的合作难免受到家属的影响，说不清是工作矛盾还是家庭矛盾，最后分家了，各干各的。我去四川就是为了找项目，但是收获不大。我的资金有限，规模太大干不了，小打小闹不想做，一定要找合适的项目，关键是要有发展前途。”
方子云说：“关于产品的认证等级、专利证明和现有原料、设备等情况，你在电视上都看到了，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总不会盲目来找我。”
刘东阳说：“具体内容我们双方协商，我只谈两个基本意见。第一，四川的饮食文化全国知名，安河市劳动力便宜，而且我知道有一幢现成的办公楼要出租，安河市对外地投资也有优惠政策，从地利上考虑，厂子办到四川安河市比较合适。第二，既然是专利技术就要独家生产，广告宣传的规模要上去，生产规模也不宜太小，根据我的能力，我大概能筹集两百万元投资。”
“两百万，出乎我的想象。”方子云说，“我只能以技术入股，你把投资额定这么高，我怕连汤也喝不到了。”
刘东阳问：“你开发产品的总投入是多少？”
“有据可查的是十六万。”方子云答道，“我为这个产品连命都快搭上了，你不会理解的。”
刘东阳说：“如果你愿意，而且索价合理，我更倾向于买断专利，这对你我都省事。”
“这不可能。”方子云摇摇头，又看了一下手表说，“我现在是工作时间，不宜谈私事，中午下班后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详谈，我带你到存放设备的地方看看。不过我必须先声明，如果合作的话我只能采取停薪留职的方式，按报社的规定每年要上交七千二百元，我现在就差没卖掉自己了，在盈利之前我拿不出这笔钱。”
“每月六百元，不算大问题。”刘东阳站起身说，“我住东方大酒店四0一四房，下班后你来找我，可以吗？”
“可以。”方子云站起来，握手送客人出门。
整个见面过程编辑室的同事都看到了，每个人都是见证人，效果非常好。
客人刚走，一位同事便说，“子云，你时来运转了，我劝你把专利卖给他，保险。”
另一位同事也说：“你现在风险太大了，见好就收吧，少赚几个总比负债强，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方子云表情很严峻，说；“既然已经冒险了，就得走下去。赚个十万八万的，我自费出版四本诗集再还掉利息，还能剩什么呢？又回到无产阶级队伍了。”
三天后，玉南市公证处受理了刘东阳与方子云的合作协定，公证内容主要有：
一、由刘东阳出资两百万元人民币，方子云出技术和部分设备，双方合作创办“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
二、公司设在四川省安河市。
三、刘东阳占70％的股份，全面负责公司管理。方子云占30％的公司股份，负责技术指导和销售业务。
四。方子云的停薪留职费每年七千二百元，由公司先行垫付，分红时从方子云的红利中扣除。
一切都经过预先设定，却又必须严肃认真地表演下去。方子云实在看不透烟幕后面的东西，也很难将宋一坤在神与鬼之间划出一道鲜明的界线。在他心目中，宋一坤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常常感到他存在的幽灵，是一个释放能量而又不动声色的幽灵。
拥有这样强有力的朋友他应该是幸运的，而幸运之中却也难免有可怕的感觉。
奥地利国维也纳格拉普尔有限公司的镀金标牌与其他公司的标牌一起，赫然镶贴在江州国际饭店大厅的墙壁上，不知内情的人一定会以为那是一家具有相当实力的外国公司，仅国际饭店的房价和服务规格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其实，格拉普尔在维也纳只是一家餐馆的名称，原是一位德国人创办的，后来餐馆几经转卖，一直都沿用这个名称。到了王海和孙刚手里，这个洋味十足的名称便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
九十年代，中国政府最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国有企业的亏损问题，《企业破产法》缺乏配套的社会保障机制，亏损企业职工的安置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国家领导人先后在各地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对策。
资金！资金！
中国迫切需要资金，企业迫切需要资金，国债的发行量一年比一年多，银行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吸引投资，地方政府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出台优惠政策，诸如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招数层出不穷，从武术到花卉，从饮食到民俗，凡是可以用来搭台的材料全都用上了。更有甚者，有人苦于本地区一清二白，竟“引经据典”把一座历史上早有定论的帝王陵墓从千里之外迁进自己的地方志，于是大兴土木，招来国内外大批学者和游客，居然也富了一方百姓。
宋一坤正确估计了大气候，大气候也为宋一坤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原来时势不仅可以造就英雄，也同样可以造就出别的东西。而他的人格投资和战略远见又为他抓住机会提供了资金和人力的保障。
王海有宋一坤的指挥，胆更壮了。他有过经验也有过教训。
经验告诉他，只要有宋一坤指挥，不必问为什么，不必知道原理，只要服从命令就可以发财。而教训则告诉他，一只抡炒勺的手绝对抢不起一支将军的红蓝铅笔。
现在，王海和孙刚只知道服从，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宋一坤。即使天塌下来，宋一坤的命也比他们的命值钱，死亡与受伤毕竟有本质的区别。
四十天内筹集两百万元人民币对王海和孙刚来说并不算难事，难就难在“秘密”二字，难在这么大一笔钱怎么携带？怎么转移？要知道，两百万元人民币即使全部是一百元面值，也需要装满四只皮箱，其风险不可想象。
为此，王海和孙刚采取了层层分解、化整为零的方式，先后从维也纳带进十三万美元现钞，又以探家的名义从侨乡亲戚朋友那里秘密筹借十一万美元。他们将二十四万美元现钞悄然地集中在江州，存放在国际饭店格拉普尔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为了这笔钱的安全，孙刚不得不与王海一道留在江州，轮流在办公室值班，等待着专人来取。
这大下午，格拉普尔有限公司与江州皮革厂的新一轮谈判在皮革厂会议室举行。马拉松式的谈判进行一年了，意向协议签定之后，正式协议迟迟定不下来，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总是不停地开会、不停地研究。
对于合资，皮革厂的态度一直是半信半疑。外商机构常驻国际饭店，工程师、会计师、法律顾问、司机、文秘等等，人员组织齐备，每天都要付出相当可观的开支，从这一点上看让人不能不信，而尽管中方一再让步，外商却得寸进尺，条件要求越来越苛刻，大有刁难。拖延之嫌，看不出实质的诚意，又让人不能不怀疑。皮革厂不明白，格拉普尔公司这样打消耗战究竟是为了什么？
皮革厂的困境已经跌到了建厂历史的最低点，厂里除了值班人员和个别车间零星的生产之外，绝大多数职工都呆在家里靠领取基本生活费度日。积极走向外资，这不仅是市政府和主管部门的要求，皮革厂也希望借助外资迅速改变工厂的困境。谈判对职工毕竟意味着一线希望，对厂长毕竟意味着权力的延续。
王海将一部价值两万元的手提电话机以借用的名义赠送给马厂长，这似乎是联络私人感情，而厂方却从中又看到了一点外商的诚意。当外商正式提出了独资的要求时，厂方一时竟不知所措，急忙向主管部门汇报，研究应变对策。厂方意识到：或成功、或失败，最后的时刻到了。
正如宋一坤所预料的那样，皮革厂上级主管部门态度十分明确，指示皮革厂一定要争取谈判成功，外商独资与合资相比，独资对江州的意义更大：
一、盘活了国有资产。
二、甩掉了亏损企业的沉重包袱。
三、引进了更多的外资。
四、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
五、缓解了政府的压力。
谈判双方利益一致，心态相同，这就为谈判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海坐着长期包租的奥迪轿车前往皮革厂出席谈判，由漂亮的女秘书开车。同车的另外三个人都是从维也纳带来的工作人员，有工程师、会计师和翻译。其中工程师是奥国人，这标志着未来的皮革厂将完全以奥地利的生产技术为建设标准。
工厂的大门临着马路，门面很美观，这大概是迫于市容管理的要求。进入厂区就完全不同了，四周冷冷清清，到处是破败的景象，几座车间像出土文物一样古老，似乎经不起一阵大风的吹袭。
谈判场所布置得很干净，大型会议桌上铺着一块绿色绒布，房间的四角放着四个电暖器，墙边摆着几盆常青花卉，每个席的前面都有一杯茶水。外商代表来了五个人，中方代表来了十一个人，双方各坐一边。
谈判开始。
王海首先发言，他习惯性地站起来说：“各位代表，我们的谈判持续一年了，毫无实质进展，你们皮革厂以逸待劳，觉得无所谓，而我方每天都在承受着大笔的开支，这样拖下去我们受不了，你们也得不到好处。最近我们提出独资的设想，其目的有三个，一是进一步表示我们投资的诚意；二是不允许你们的国营作风继续影响我们的工作节奏；三是希望尽快结束谈判，我们与其在这里搞拉锯战，还不如重新考察其它投资项目。”
王海是在背台词，这段话既给过去的谈判下了结论，又给以后的谈判定了调子，在推脱责任和否定对方的同时，使自己处在居高临下的位置，似乎随时都可能拍桌子走人。
马厂长身材高大，会议室的简易木质沙发显得小了一点，看样子坐着有些不舒服。他抽着烟静静地听，显得胸有成竹。皮革厂主管部门的基本原则是：如果外商是假投资，那就必须得有个说法，休想以转嫁责任的方式一走了之。必要时，可以答应外商的全部条件，看他们能不能真的拿出钱来。
马厂长发言道：“过去的事不谈了，现在只谈皮革厂转让产权的事。自从你们提出独资的要求后，我们双方在正式谈判之前也进行了一些接触，交换过意见。现在的中心议题有两个，一是产权转让的附加值，转让产权如果仍按合资时核算的股份值，显然是不现实的。二是产权转让后的职工安置问题，这关系到社会安定和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人总是要吃饭的。”
外方的会计师说：“关于产权转让的附加值，我方的看法正相反，当时的股份值是以你们的价值尺度核算的，尽管这个数字写进了协议草案，但我方并没有表示接受，也并没有以正式的形式肯定下来。关于股份值的贬值，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我想请工程师来解释这个问题。”
当工程师正在听德语翻译的时候，王海说：“那个股份值我们吃亏了，但是你们也受影响，因为是合资。现在情况变了，我们是独资，是一次性买断。批发和零售怎么能是一个价呢？”
这番话既有失水准又不着边际，引起在场的人忍不住地嘻笑。王海顿时有些尴尬，女秘书赶忙打圆场，轻松地笑着说：“王总真有气度，这种场面还忘不了幽默。”
“宽松宽松气氛嘛。”王海顺势笑道。
工程师取出大量图片和资料，一边指点着一边讲话，翻译在一旁几乎以同步的速度作中文讲解。工程师的意思是，按照奥地利皮革生产的技术要求，中方现有的厂房、设备全部都要报废，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奥方不能以买设备的价格买一堆废铁和砖头瓦块。工程师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提出了各种有力的科学根据。
“当然啦，”王海不等对方开口便抢先站起来，这次他慎重了，不紧不慢地说：“我毕竟是中国人，毕竟在江州生活过，我不会那么黑心，我要是对江州没感情就不来这里投资了。如果采用土洋结合的方法进行技术改造，皮革厂的大部分设备还是有利用价值的，这一点我和工程师讨论过，洋人可以不讲，但我不能不讲，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希望江州方面也能体会海外华侨的难处，拿出点诚意来。如果我坚持现有的设备都要报废，我有根据，如果我不想费事进行设备改造，那是我的自由，可我没有那样做。”
马厂长说：“双方国情不一样，价值取向不一样，有争议也在情理之中。关于情与利，还是应该面对中国的国情。比如企业破产，在国外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存在职工的安置问题。
中国就不同，在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完奋的情况下，社会稳定就要高于一切。所以我想，股份值和职工安置两个问题放到一起来谈，如果可以互补的话，解决争议的方式就多一些。关于职工安置，请王总谈谈你的意见。”
王海说：“本质上讲，我们对职工安置不应该负法律责任，因为你们是国营企业，职工是国营企业的主人，职工应该跟着产权转让费走，跟着党和国家走，但是我们还是打算协助政府做一些工作。”
“具体都有什么内容？”厂方的一名代表问。
王海看了女秘书一眼，秘书会意，打开文件夹取出一份名单，说道：“第一，我们从现有职工里挑选六十名留用，名单我们拟定了，我们计划在谈判协议没有正式签定之前，先行组织他们进行培训，学习质量管理和皮革生产的专业技术，培训的场地费和师资均由我方负担，所有学员均带工资学习，工资标准暂定每月三百元，由我方支付。我们这样做，一是表明诚意，二是提前为投产做好生产骨干的准备。第二，对于没有选上的职工，我方发给每人五千元人民币的安置费。至于退休职工，我方不能负责。”
五千元的安置费对于城市消费显然杯水车薪，以利息计算，每月不过四十元。但是，六十人留用并先行纳入外方管理，这个举措出乎厂方的预料。厂方谈判代表对留用名单反应敏感，都争相查看，会场里引起一阵骚动。
马厂长并没有看名单，而是凝视着王海默默地沉思。王海的眼神也并不回避，笑道：“马厂长，该你拿出点诚意了。”
马厂长问：“你这样做，万一谈判破裂了，那么多的钱不就白花了吗？”
“当然。”王海说，“不过，我也认识江州了。”
王海心里是有一本经的，按照宋一坤的要求，签约的时间不能早，也不能晚，只能限定在一九九四年三月。他必须把握这个节奏，先稳住成功的大局，再从枝节问题调整时间，争取在完成任务的前提下，把产权转让值压到最低限度，让坤哥看看，他王海也不是只会吃干饭。
这时，女秘书提包里的手机响了，她拿起来听了一下，递给王海，说：“王总，你的电话。孙总打来的。”
王海心里一怔，因为孙刚知道他在谈判，没有重要的事情是不会来电话的。现在电话来了，那只能说明一件事，取钱的人出现了。
“对不起，我出去打个电话。”王海说着站起身，拿着电话到外边去了，一股寒风迎面扑来使他打了个冷战，他又激动又紧张。
“孙刚，你可以讲了。”他轻声说。
孙刚说：“取钱的人来电话了，约定今晚八点半他在大众影院门口路北等着，在车上见面，今晚你安排活动要把这个时间留出来，另外提前把司机打发走。来人知道车牌号，你自己开车去，确定身份后带他来办公室。”
“明白了。”王海说。
孙刚又说：“来人凭一封信证明自己，他说，他没权利知道信的内容，所以你拆信，看信和说话时注意点。”
“懂了。”王海说，“这边谈判快结束了，我安排一下马上回去，咱们见面再商量。”
王海关掉手机回到谈判室。
一九九四年一月，新的一年开始了。元旦过后，北京的街头依然能使人感到节日的气氛。昨夜的一场小雪又给繁华的首都增添了一道白色的风景。
早晨六点半，夏英杰从江薇家里出来，由江薇陪同乘出租车前往越秀饭店。宋一坤刚起来，正在卫生间里洗脸，听见门铃声便去开门，手里还拿着毛巾。
进门后，江薇埋怨地说：“坤哥，昨天晚上我请客你没来，太不给我面子了。”
“这你就不懂了。”宋一坤说：“我这人大土，不适合又吃又唱的洋玩艺儿，去了也是给你出丑，更没面子。再说，阿杰一去也就代表我了。”
夏英杰说：“昨天晚上挺热闹的，没想到江薇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文化圈的朋友，连苏卫国也赶到北京给她送行，据说他们正在筹建一家音像公司，将来还要出品MTV，这倒是个热门。”
“能量不小嘛。”宋一坤把毛巾放回原处，从茶几上拿起香烟点燃一支，说，“江薇在有限的时间内能糊弄住一帮文化商人，本身就不简单。”
江薇说：“给你看一样东西，不准取笑。”
那是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意大利国罗马欧亚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蔽。下面是地址和电话通讯号码。名片用中、意两种文字印制，还有一个中国联络处的地址，大概是苏卫国的文化公司所在地。
宋一坤笑了，说：“一个只有你和阿杰两个人的小公司，这个经理‘总’得起来吗？”
“总不起来也得总，”江薇说，“这个你就不懂了，现在兴这一套，不然没人理睬你，既然我是总经理，那阿杰就是董事长了。”
夏英杰也忍不住笑了。
宋一坤说：“当心，别吹破了。”
江薇说：“以后我的工作就是吹。我们一方面在国内推出新人、新书、新歌，另一方面我在国外想尽一切办法在华人刊物上发表评论，反过来我们就可以操纵国内的新闻评论，说某人、某书、某歌在海外引起了很大反响，三吹两吹，行情就上涨了。当然，文化产品的质量总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那个不能叫吹，那叫营销策略。”宋一坤说。
“都一样。”江薇说，“我们是想利用自己的特长和优势，以最小的投人，获得广告所达不到的宣传效果，最终还是开发国内文化市场。”
夏英杰看看手表说：“一坤，时间不早了，快把你那口烟抽了，江薇来接你去吃早茶。”
江薇解释道：“今天是苏卫国做东，约好了七点半他在国际饭店等我们，说白了就是想见见你坤哥，他一直想知道阿杰身后的那个神秘人物。”
夏英杰笑着说：“昨晚我对苏经理说，我家一坤是无业游民，见了大经理就胆怯，见了陌生人就怕羞，所以不会来的。”
宋一坤憨憨地笑了。
江薇对夏英杰说：“那咱们就别等了。”
夏英杰说：“我也不能去了，你替找向苏经理解释一下。现在是七点，离起飞时间还有三个半小时，我们至少得提前一小时到达机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想和一坤单独吃顿饭，多呆一会儿。”
江薇离开后，宋一坤说：“外面天气不错，咱们出去情调一下怎么样？”
“你也会情调？”夏英杰笑了，问，“怎么情调？”
“吃地摊嘛。”宋一坤说，“吃地摊可不简单，它需要很高的境界。你不必装腔作势，你不必注意别人的盘子会不会使你感到寒酸，而根据别人的盘子来决定你的饭菜规格。你不是吃给别人看而是吃给自己，你可以随心所欲体会自由的感觉。你说，这算不算返朴归真的文化情调？”
“言之有理。”夏英杰笑道，“不过你找姑娘的时候可别吃地摊，人家才不吃你那一套呢。”
宋一坤说：“我根本不去找姑娘。”
“还算机灵。”夏英杰亲呢地拧了拧他的耳朵。
离越秀饭店不远有一个早市，地摊小吃一个接着一个，各种风味食品琳琅满目，每个摊位都或多或少地坐着一些食客，在寒冷的天气里，热气腾腾的小吃摊非常吸引人。
夏英杰在一张小桌旁坐下，吃北京豆汁儿加麻花，宋一坤从别处端来一碗四川麻辣面坐过来。宋一坤说：“你真能沉住气，出国这么大的事居然没跟家里打个招呼，十个女人九个都做不到。”
夏英杰说：“回家还不容易？正因为是大事我才不想惊动家里，踏上意大利的国土再告诉他们也不迟。我不能和江薇比，她的家就在北京。现在天气这么冷，我不想让父母来回折腾，万一情况有变你我都尴尬。”
“叶红军办事，我放心。”宋一坤说，“你千万把磁盘带好了，一百多万字的资料整理出来对不容易，什么东西都丢了也别弄丢资料，你能否在文坛上站住脚，能否在社会上形成你的读者群，下一本书的质量至关重要，只能写好，不能降格。我在这边随时关注你的写作进展，你也可以请教叶红军，他是实力派人物。江薇的生意让她搞去，只要不捅大漏子就行，但是你不能介入，你不能干急功近利的事，你的任务就是把根基打牢。”
夏英杰说：“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我究竟为什么要到国外去，或者说你为什么非要把我打发出去。我不是说出国不好，现在谁不想出去？但是我们的情况和别人不一样，我们的出路注定是在国内。”
“里应外合不是更好吗？”
“我不管那些，重要的是我们得在一起。”夏英杰说，“如果我在罗马能站住脚，那你就必须得做决定，要么把你接过去，要么我回来，长期天各一方我决不答应。”
快吃完饭的时候，宋一坤问：“机场是公共场所，有件事要不要提醒你？”
“什么事？”夏英杰反问。
宋一坤说：“你知道女人临别时会做什么。所以，呆会儿回到房间你把机场要做的动作提前都做了，不然机场那么多人，太难为情。”
夏英杰说：“什么事一到你这儿都得程序化，人都快变成机器了，早晚我得把你改造过来。”
吃过早饭，他们回到房间，离开越秀饭店之前，夏英杰并没有预演分别的一幕，她显得格外平静，好像不是分别，而是挽着丈夫回家。
夏英杰和江薇在机场会合了。
前来为江薇送行的亲戚朋友有十几个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说有笑。夏英杰和宋一坤站在大厅的一角，相比之下显得冷冷清清，甚至有些凄凉。但是夏英杰愿意就这样两个人呆着。
开始检票了，旅客在每个关口排起了长队，夏英杰夹在队伍中，宋一坤在不远处目送着她。
夏英杰低着头随着队伍向前移动，就在接近入口的时候，她终于控制不住了，从人群中冲出来，扑入宋一坤的怀里，紧紧抱住他，失声哭了出来。
宋一坤抚摸的她的头故意轻松地说：“咱们不是讲好的吗？又不是生离死别，很快就能见面的。”
“你看，我又犯规了。”夏英杰含着眼泪凄然一笑，说，“有句话太酸了，我怕你听了酸掉牙，所以得托着你的下巴才能说。”
“我能顶住。”宋一坤笑道。
“我只想让你记住一句话。”夏英杰的手还是托住了宋一坤的下巴，要说的话还没出口，眼泪又一次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这句话是：“我在海口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
罗马时间下午三时，飞机开始向终点降落，宏伟的千年古城近在脚下。
还没踏上这块土地夏英杰就感到了一种历史遗迹的沉重与震撼，似乎凯撒大帝的战马仍在嘶鸣，仿佛斯巴达克的钢刀仍在怒砍。天知道这里的哪一砖不是米开朗基罗的艺术灵感？哪一石不是天主教皇抚摸过的圣物？
然而，夏英杰感触最深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她的入境签证。
在意大利对中国人入境全球不变的政策和排外浪潮席卷欧洲的情况下，她和江薇居然能合法地进入罗马，其难度和代价可想而知，决不会像叶红军在海口轻描淡写的那样简单。
二十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无论是在飞机上还是在中转国机场的休息厅，她都能听到中国人关于意大利移民政策的种种议论，其中有一句话竟像火烫一样烙在了她的心里，刺痛了她的自尊。一位老华侨感叹道：“在欧洲生活越来越难啦，中国人一多就坏事。”
通过意大利海关入境检查的时候，夏英杰远远地看见叶红军正朝她们招手。见面后，叶红军热情地与她们握手问候，帮着从行李推车上搬皮箱。
叶红军开着自己的旧丰田车接她们离开罗马机场，向市中心驶去。江薇自从下飞机后几乎没有说话，此时坐在车里才长出一口气，说：“太紧张了，刚才太紧张了。
“可以理解。”叶红军说，“我第一次进维也纳的时候也是这种心情，生怕签证有麻烦，因为这种事情常有，不过你现在的心可以落地了。”
“现在我太激动了。”江薇兴奋地说，“昨天还在北京，转眼就到罗马了，真像在做梦，而且梦想成真了。”
叶红军笑笑，说：“出来的人都有三天的热，但是凉起来就不止是三天了。我可不是吓你，你要真想在欧洲站住脚，先做好脱骨扒皮的思想准备。”
江薇说：“现在欧洲国家都修订了移民政策，我能体会这次机会的份量，既然进来了，就是当牛做马也得坚持下去，要么死在这里，要么站住脚。”
江薇此刻的心情非常复杂，有高度紧张之后的突然失重，有奇迹古典美，又能领略到现代大都会的宏伟与繁华。大街上不时能看到有中文标志的华人餐馆，也能看到四处流浪的吉普赛人。
来到东城一座公寓楼前，叶红军选了一个车位将车停好，然后拿上行李带着她们乘电梯上到十九层楼，打开一间房门。等她们进来后叶红军将两枚钥匙交给夏英杰说：“这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出租房，设施齐全，卫生间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保安人员日夜值班，楼下有停车场。家俱是我按普通标准置办的，先解决吃住问题。四开间的房子两个人住可能大了点，主要考虑到你写作和会客的需要。书房那台电脑的软件是电脑公司专门为华侨设计的，内容全面，实用性强，同时具有汉字书信，文件编辑功能，繁体字和简化字自动转换。总之，很适合你。”
夏英杰四处环视着，电话、电视、沙发、写字桌、书柜、席梦思床……生活用具应有尽有，简直像结婚的新房。她摇摇头说：“太奢侈了，太奢侈了，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想知道，这套房子的年租金是多少？”
叶红军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解释说：“房子是以我的名义租的，这样少了你们很多手续上的琐碎事。规格比起打工阶层是高了点，不过，我是按一坤的要求办事，他有他的考虑。你毕竟有点知名度，一坤不希望国内新闻出现不利于你个人形象的报道。”
夏英杰想起在海口时她给宋一坤买了四条“万宝路”香烟，宋一坤也是这样说的：太奢侈了，太奢侈了。她想起了山东那座小县城，想起了在山村学校教书的宋宝英。她心里又热又堵，品不出是个什么滋味，说道：“什么个人形象？一坤做事总是让人摸不着头绪，非得让人揪着心才行。”
其实，对这套房子的规格最敏感的是江薇，高额的房租会给她心理造成更大的压力。她问：“房子能不能调换一下？”
夏英杰这才意识到，不该当着江薇的面讲那些话。
叶红军说：“付过的钱再想要回来是不可能的。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在罗马住别墅的华侨也为数不少。”
江薇问：“我们的公司离这儿远吗？”
“不远，步行十分钟就能走到。”叶红军说，“你们先休息，明天我带你们去看公司，今晚我在梅丽饭店为你们接风，邀请了几位侨领和当地几位意大利朋友，主要是想让你们认识一下，了解了解这里的环境。”
江薇问：“能不能现在就去公司看看？”
“当然可以。”叶红军又问夏英杰，“你的意思呢？”
夏英杰笑了笑，说：“怎么搞的？到这儿突然不会说话了，怎么说都觉得不合适，比长途旅行还累。”
叶红军赶忙摊开双手说：“我可是最清白的。”
江薇的压抑心理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于是说：“以后我能不能挣钱不敢肯定，总之我已经是你们的人了，阿杰住哪儿我住哪儿，阿杰吃什么我吃什么，天塌砸大家。”
夏英杰说，“江薇，带上你的工作计划咱们去公司，先当回老板再说。”
江薇打开自己的皮箱取出一份早已拟定的工作设想。叶红军领着她们下楼，步行去公司。
欧亚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设在一座大厦内，这里企业机构林立，一楼是银行和商场，楼前是一个大停车场，整座建筑既古朴又壮观。乘电梯来到七楼，叶红军打开一间房门请她们进去。
这个房间有二十多平方米，用装饰墙隔成大小两间，里面有电话、电脑、传真机、打印机和专用办公桌椅。
叶红军把钥匙交给江薇，说：“这房子也许是这座大厦里最小的公司，但是能在这里租到房子规格已经不低了，对于初来乍到的人应该算是高起点的。如果办公设备有不足的地方你可以提出来，办公用车得等你们在这里拿到驾驶执照以后再买不迟。阿杰最好也去考一本执照。”
“麻烦吗？”夏英杰问。
“不麻烦。”叶红军说，“这里的考试制度与国内不一样，随到随学，不受时间限制，教学设备是世界一流的，快的话，半个月就可以拿到执照，重要的是通过考试。”
“好，我参加学习。”夏英杰说，“你先看一下江薇的工作计划，可行的你就帮忙，不可行的地方你就指出来，提出可行的建议。总之第一件事就是招工，我希望自己能参与这里的工作，这样可以节省一份薪水开支，也可以扩大社会接触面。至于写作，我可以在业余时间进行。”
江薇立刻反对说：“那怎么行？我现在是你的经纪人，你是我的摇钱树，我和苏卫国都指望你下一本书发财呢。至于其它项目，那都是副业。”
叶红军也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不能介人公司这是一坤反复交待过的，让你把眼光放长远。其实你并没有吃闲饭，你能多出书稿就是最大的效益，包括眼下在内，你的吃住都是你自己挣来的。”
江薇说：“我的夏小姐，你现在就是关在家里写、写、写，我就是抓住你摇、摇、摇。”
大家都笑起来。
叶红军看了江薇的工作计划，主要有四个内容：
一、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在中国影响很大，中央电视台每星期现场直播一场，并组织各种宣传活动。利用这一点，结合自身在出版、发行和信息方面的优势，全面收集意大利足球资料，及时将赛场花絮和名星轶事编辑整理，通过传真发回国内，进入图书市场。
二、广泛与意大利及欧洲的华人刊物建立联系，通过各种方式争取发表评论文章，宣传国内公司指定的新人、新书、新歌，与国内的营销需要相呼应。
三、发现和推出意大利的华侨文化作品，将有商业价值的新书、新歌介绍到国内。
四、立足罗马，广泛与意大利的文化团体接触，争取商业方面的文化交流，以购买音乐版权和组织文艺团体演出为主。
“想法不错，胃口也不小。”叶红军说，“如果你的工作再与华侨社团的活动结合起来，那就更有戏了。不过，要让你的公司真正发展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夏英杰说：“至少没你帮忙不行。”
叶红军拿出两张名片给她们每人一张，说：“什么时候让我帮忙就打电话，但是最好不要去咨询公司找我，因为通常情况下，在办公室谈话是以分钟为单位计费的。”
名片上印着罗马华商信息咨询公司的地址、电话，印着叶红军的一串头衔——
罗马华商信息咨询公司经理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罗马第三发行站主任
意大利华侨联合会会员
欧洲华人商讯联合会理事
欧洲华侨文化艺术联谊会理事
夏英杰从名片上大致看出了叶红军在罗马的生存方式，盈利工作和公益活动是良性互补的关系。江薇看过名片兴奋了，说：“难怪你这么大的神通。有了这张联络图，我就更有信心了。叶大哥，现在向你咨询一下招工方面的信息，你不会收费吧？”
“怎么会呢？”叶红军笑笑，说，“就华人而言，罗马的人才不少，各行各业的人都有，特别是留学生，很多人以留学为名在打工挣钱。另外，这里也有到中国留学毕业的意大利人，这种人既能讲汉语又便于与当地人沟通，常常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所以，只要条件优厚，我看人才不成问题。”
江薇说：“那咱们就尽快商量出招工条件，招聘三个人，争取公司早日运作起来。”
叶红军说：“我也希望这样，因为公司营业直接关系着你们的居留延期问题。根据新规定，以开办公司的形式申请延长签证，除了公司的注册证明外，还需要公司正常营业一年的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证明，这样才能认定公司是真实存在的，否则拒签。”
江薇问：“在罗马，我有多大的资金支配权？”
叶红军说：“公司注册资金是五亿六千万里拉，相当于三十五万美元，两百九十万人民币。实际银行资金是十八万美元。我对你们公司的原则是只管帮忙，既不参与也不干涉。所以，你有多少资金支配权是你们公司内部的事。”
江薇明白了，叶红军并不是宋一坤的全权代理人，甚至包括叶红军在内的他们这些人，即使远隔万里也仍然在受宋一坤的意志左右。
看过了公司，叶红军送她们返回公寓，在楼下停车场与她们道别。就在他要上车的时候，夏英杰忽然又叫住他，问道：“叶大哥，你在英国有熟人吗？”
“认识几个华侨社团的人。有事吗？”
夏英杰说：“我有一个女朋友在曼彻斯特，我想了解一点她的真实情况，希望你能帮忙。”
叶红军说：“曼彻斯特是座大城市，肯定会有华人组织，可以通过间接关系联络，应该没问题。”
夏英杰从手袋里取出通讯录找到林萍的那一页，用钢笔在空白页上抄了一遍撕下交给叶红军，说：“我担心她的处境不太好，仅仅是怀疑。所以这件事先不要惊动她本人，也不要声张。”
叶红军接过地址问：“这人对你很重要吗？”
“怎么说呢？她和我同在一个报社工作，同住一间宿舍，后来跟着一个男人出国了。其实人倒不错，就是文化低点，缺乏社会经验，特别爱虚荣。”
“我还能肯定她很漂亮。”叶红军说，“根据新闻常识，这类傻大姐运气好的不多。似乎她们是生物链的一部分，正好迎合食肉动物的需要。”
“太尖刻了吧？”夏英杰想了想说，“不过，也确有道理。”
叶红军说：“我不太同情这种女人，但是这并不妨碍你让我做的事情。我希望你的怀疑是错误的。”
“谢谢，拜托了。”夏英杰说。
叶红军带着林萍的地址，开车走了。
夏英杰一直望着汽车，直到从视线里消失了还凝神地站在那里，品味着叶红军的那句话——
这类傻大姐运气好的不多，似乎她们是生物链的一部分，正好迎合食肉动物的需要。
《遥远的救世主》计划三十万字完成。
这部作品的思想倾向十分鲜明，主要以2位女性的生活、工作、婚姻为线索，通过她们不同的社会层次、不同的知识阅历和不同的价值取向，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妇女平等问题的现状。
夏英杰创作之前就清醒地意识到：她这是在冒险，或者说在赌博。
作品所宣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社会已经以法律的形式实现了女性与男性在受教育的权力、就业机会和婚姻自主三大方面的平等，男人手里已经没有什么属于特权的东西了，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女人还向男人要些什么呢？男人手里还有什么呢？
要当哲学家吗？拿出思想来。
要当政治家吗？拿出纲领来。
要当军事家吗？拿出战绩来。
每一扇大门都是敞开的，能否进去那是女性自身的实力问题。如果以分配名额的方式让女性参政，那么它的大前提就已经失去了平等，是根本的不平等。
作品向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更多地从人类生存和社会分工来评价女性，赞美女人的天性和伟大的牺牲精神。作品倡导女性正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倡导男人表现出更多的宽阔胸怀和社会责任。
作品告诫女人：不可轻信那些高高在上的女权运动救世主们，不可轻信“女人为自己活着”的偏激观点，那些不顾实际而将男女按同一竞技规则计分的女权理论，表面上拔高了女性，最终却是伤害了女性。女性地位的提高有赖于自身的经济独立，有赖于发达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更多的适合女性生理特征的工作岗位，有赖于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夏英杰认为：只有承认差别才能更好地保护女性。女性要求的权益不应该是生存规则的平等，而是社会利益向女性一方的大倾斜。这个倾斜度将直接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
尽管夏英杰完全站在了女性利益的立场上，但是她身为女人，毕竟直白地承认了男女之间的差别，毕竟是在说：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这很可能会因此而受到舆论界的攻击，很可能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很可能会失去一批读者。
但她决意要冒一下险，因为她不想撒谎。
来到罗马快一个月了，陌生的国度所产生的新奇感渐渐消失，夏英杰已经开始平静地对待这里的生活。她和江薇一起用了二十天的时间考取了汽车驾驶执照，买了一辆女式菲亚特轿车。
她将自己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了家里，着实让父母大吃一惊。她不定期地与宋一坤联系，让他掌握这里的情况。
从来到罗马的那一天起，夏英杰就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硬指标，每天写作不能少于两千字。她已经有了一部小说的写作经验，加上详细的写作大纲和大量的参考资料，所以写起来比较顺手。开始学习汽车驾驶那些日子确实紧张，但是考试通过之后她就轻松多了，她可以从容安排自己的时间。
她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跑步，上午写作，直到完成两千字以上，晚上从事一些社交活动，广泛收集素材，为以后的创作做准备。
夏英杰的生活是平静的，然而欧洲华人社会却不平静。她的案头放着大量华人刊物，有《欧华》、《欧华时报》、《罗马侨讯》、烨夏文摘》、《荷兰华侨通讯》等等，从一些标题上就可以看到华人生活的一斑——
《震撼欧洲的浪潮：移民与排外》
《华人与黑手党又被划上等号》
《奥地利的“外国人法”与中国人“黑手党”事件之间》
《罗马之梦与签证的破灭》
《凶案发生在巴塞罗纳——一起华人自相残杀事件始末》
《中共公安来法与警方合作联合治黑》
《排外潮带来的政治风波》
《捍卫华人社会的整体利益与声誉》
尽管夏英杰对欧洲的社会文化还谈不上了解，但是中国人受歧视的事实她是感觉到了。在罗马的高级旅馆门前，英、美、德等十几个国家的国旗迎风飘扬，却惟独看不到庄严的五星红旗。
罗马街头，日本产的轿车，日本人的银行，日本人的超级商场随处可见。相比之下，似乎吉普赛人永远都在四处流浪，似乎罗马尼亚人永远都在街头卖报纸，似乎中国人永远都在开餐馆打工。
作为一个中国人，夏英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从骨子里渴望祖国发达、强大。
在罗马，夏英杰的爱国主义情感用不着让谁来教育，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这天下午，夏英杰刚写完她的两千字指标，正在客厅里听音乐，门铃响了。她透过监视孔见是叶红军，便打开门。
叶红军将提包放在沙发上，脱掉皮手套和皮大衣，听着音乐说：“《教父》，这是一坤爱听的曲子。”
“就是他的。”夏英杰关掉录音机说，“这盘磁带从上海到江州，从北京到海南，有点历史了。这次出国我特意带来，想一坤了就听听。”
“今天我来有两件事。”叶红军从提包里取出十几本华人刊物说，“这些都是欧洲各国最新一期的，给你送来。另外，我又来募捐了。”
“又来化缘？”夏英杰感到意外，“我来罗马还不到一个月，已经捐过两次了。”
叶红军也有些不好意思，解释说：“第一次是为罗马华侨联合会捐助经费，第二次是为国内的助学希望工程，这次是为春节联欢活动。我是志愿参加春节活动组委会的，不但出钱还得出力，这事总得有一批人去操持。”
夏英杰这才忽然意识到，又要过春节了。算上今年，她已经有两个春节没在父母身边了，而这次，连宋一坤也不能和她在一起。她心里一阵难过，想家，想宋一坤。她停了一会儿说：“都是中国人的事，当然应该出力。咱们还按以前的方式，捐款数目你来决定。”
“我看，你拿一百美元吧。”叶红军说，“募捐历来都是让人难堪的事，自己朋友就得多支持一点。”
夏英杰取了一百美元交给叶红军，说，“你来得正好，今晚如果你有时间，我想请你陪我去拜访一位台湾老华侨。江薇陪我去过三次都碰了钉子，她说再也不去了，但我还是不甘心。”
“这个人是谁？”叶红军问。
“巴顿饭店的石天文老先生。”
“他？”叶红军摇摇头说，“你不用费心思了，石老先生从不接受采访。”
“这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老人。”夏英杰说，“我这本书可能在五月份完成，必须早点为下一本书做准备。石天文的故事我只是零星听到一点，又感动又难过。如果故事完整，背景材料充足，我想写一部纪实小说。”
关于石天文，罗马的华人社会有一些他的传说，说他曾经如何威风八面，门庭若市；说他如何仗义疏财，助人于危难；说他为多少华人办了居留分文不取。想当年，有人给他封官戴顶，有人给他下跪磕头。然而当他一病不起，千金散尽的时候，立刻变成了一个孤零零无人问津的陌路人。
“写石天文，可读性没有问题。”叶红军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石老先生是否能接待你。我在罗马也有几年了，也听说不少人去采访他，但都没成功。你要考虑人文背景。”
“但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夏英杰略微有些激动地说，“石天文的生活背景是意大利，没有任何官方背景，我希望从人格角度写这位老人。”
叶红军说：“如果这样，你完全可以写一写一坤的姐姐宋宝英，她的故事不感人吗？”
夏英杰说：“宝英姐的事迹如果由我来写，写得再真实也要变质，容易引起误会。”
“你快从一坤的学堂里毕业了。”叶红军笑笑，说，“好吧，我陪你去碰碰运气。不过，你得先陪我募捐去，这样我就不用专门来接你。”
于是，夏英杰给江薇留了一张便条，拿上大衣跟着叶红军下楼了。
叶红军开着那辆旧车跑遍了本区的大小餐馆，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人们大都乐意为自己的民族节日捐款。但是，也有令人难堪的时候，叶红军一进门便被店主扔来一句：“又来了？”最后冷着脸把钱往他手里一塞，完全是打发叫花子的方式。
坐进车里，夏英杰感叹道：“你这才是自讨苦吃，真没看出，你还有这么高的觉悟。”
“人嘛，怎么都是活。”叶红军开着车说，“我听说江薇的工作不太顺利，到现在还没做成一笔生意。”
“一坤说过，江薇只要不捅大漏子就行。”夏英杰说完，话锋一转又道，“我看你对江薇挺关心的，有什么想法没有？这个忙我还能帮上一点。”
“这个玩笑开不得。”叶红军脸一红说，“我现在和丧家犬差不多，没根没底，什么都不能考虑。”
夏英杰说：“我看你和方子云一样，太难伺候。”
这时，汽车从罗马外事警察局大门前驶过，夏英杰看见上百名华人在门前静坐，便问：“叶大哥，他们在干什么？”
“抗议意大利警方拖延中国人的居留申请和签证延期。”叶红军说，“不少华人的居留期只有一年，警方对延期申请的审批常常一拖就是大半年，有的一年都没音讯，工作和生活就会受到困扰。”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叶红军扶着方向盘摇摇头，“你在写妇女平等权益的小说，这个主题既庄严又荒诞。纵观世界，强国与弱国之间，富国与穷国之间，哪一天平等过？民族与民族之间尚且不能平等，男人与男人之间尚有强弱之分，怎么可能谈到男女平等呢？即使是男人与女人，你夏英杰坐在车里与那些男人坐在警察局门口能平等吗？总统的女儿与失学女童的父亲能平等吗？这个世界，你从哪个角落里能找到平等？”
“这么说，我的选题原本就是多余的？”夏英杰问。
“那倒不是。”叶红军说，“文化嘛，自古就有学术型和实用型两种，按学术型去生活，头破血流。按实用型去著书立说，那是犯罪。能从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的人，通常被社会称为老谋深算。”
夏英杰说，“有个问题我一直不便开口，看来今天是个机会。你能不能实在地告诉我，在意大利移民政策最严厉的非常时期，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把我们办进来的？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叶红军凝神开车，沉默了片刻说：“你不该提这个让我为难的问题，我只能这样回答你，你不必把我看成是纯粹的好人，我也不敢这样标榜自己。”
“对不起，那就谈点别的吧。”夏英杰说，“据华人刊物讲，意大利警方“把中国人与黑手党划等号了。意大利黑手党世界闻名，没有谁不知道。你认为这里的华人帮会真能与黑手党划等号吗？”
“笑话。”叶红军说，“我明白你想知道什么，但是你把我估计过高了。”
于是，叶红军向夏英杰介绍了一些有关“黑手党”的大体情况——
意大利黑手党也称马菲亚，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它的组织几乎遍及全球，既有非法经营，也有合法投资。非法买卖包括暗杀、贩毒、伪钞、军火、贿赂、走私、洗钱等等。有人说：欧共体的第十三个会员国就是马菲亚。由此可见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近年来，马菲亚暗杀了不少意大利法官，最著名的事件是：一九九0年李瓦提诺，一九九二年法尔科尼和同年伯尔谢利诺二位专门对付黑手党的法官被谋杀。
马菲亚在意大利早已成为“平行政府”，甚至有人建议：以意大利现政府之无能，还不如请马菲亚出来组阁政府，以其效率之高，可能比现政府更能管理好国家。
成王败寇，这是人类永恒的法则。
叶红军说：“马菲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不同于一般的黑道帮会。欧美的华人社会也有不少帮会组织，但远不足以相提并论。我在罗马办了一家很小的信息公司，只限于服务华人社会，靠牵线搭桥过日子，更不值得一提。靠中介作用生存，社会关系自然复杂一些，但是接触意大利人的商业机构非常有限，谁的脸上也没有刻着字，即使是真的接触到马菲亚自己也不会知道。”
夏英杰淡淡地笑了笑，说：“无论如何，我和江薇是在最不可能的时间以最不可能的方式进入了罗马。”
汽车开到罗马华人联合会会馆，叶红军将募捐的钱交付有关人员，出来时天已经快黑了。接着，他们驱车前往巴顿贩店。
巴顿饭店与后来居上的中餐馆相比，装修上显得古旧了，但是依稀可以看出三十年前的豪华与大气，依稀能联想出往日的风光。
夏英杰下车后像前三次一样推门步人饭店，然而无需她说明来意，一位意大利妇女便用标准的英语客气而又坚决地把她“轰”了出来，这位妇女就是石天文的太太，由于同样的事情反复发生，她和夏英杰已经成“熟人”了。
夏英杰无可奈何地站在门口，但是并没有急躁和失望，她用英语友好地对石太太说：“对不起，我还会来的。”
刘东阳是何许人？天知道。
然而，产品是真的，专利证明和权威认证是真的，两百万元的资金投入是真的，包租整幢大楼和招募一百多名员工是真的。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全是真的。
于是，刘东阳的真与不真便无须考证了。
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位于安河市西城区，占据了一家事业单位的一幢旧办公楼，合同租期为十五年，年租金为二十万元，并且每年以百分之五的幅度递增，每年的元月一日预付全年的租金。
这座楼分为三个单元。临近大院正门的一单元为办公机构，二单元为成品仓库和职工宿舍，三单元为生产车间。楼的顶部用钢铁焊着一排醒目的金黄色大字：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
方子云只在公司示范性地组织了一个多星期的生产，随后带两名公关人员离开四川，活动于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区，在开展广告宣传的同时，广泛与各地的经销商接触，建立新的特约销售网点。
得中原者得天下。
方氏保健调味球的广告以各种形式扑天盖地席卷中原，并通过卫星电视广告向全国幅射，人们每天都能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一位漂亮的家庭主妇对广大消费者说：方便我一个，保健一家人。
该产品以方便、保健、无色、无味等优点，以精美的包装和一流的广告设计，迅速占领了市场，一万两千只试销样品在三十五家大型商场的特约专柜顷刻间销售一空。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公司与各大商场签订供货合同一百四十份，订货总数八十余万只。
形势一片大好，前途一片光明，公司上下群情振奋。尤其是领导层的先生小姐们，他们凭着敏捷的头脑预感到将来的事业规模，他们很自然地从“娃哈哈”由一口大锅到集团公司的发展历程看到自身所处时期的关键性，既然幸运地搭上了这班车，就要把位子坐稳，等待水涨船高。
然而，“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却根本不具备规模生产的设备能力，只停留在产品试验阶段简单的方式生产，其中最薄弱的环节有两个，一是专用生产材料的合成，二是半成品的磨光、精制。公司一开始就失去了生产与营销的平衡。
其实，市场形势好与不好，订货数量多与不多，对刘东阳并不重要，因为即使情况不好，他也会虚构出来一个火热的场面。
对于生产过程中的两个薄弱环节，他早有一套既定方针，他背着方子云亲自购进了一百吨劣质钢铁取代了专用合成材料，用增加磨光机的数量解决半成品的磨光、精制。
每只完整的调味球都是由丝扣相吻合的两部分组成，所有小孔都是由一台专用打孔机从外向里同时钻人的，球体外观虽然光滑，但内壁却布满了毛刺，如果不将毛刺进行磨光，使用者根本无法清洗，必然会刺伤或割伤手指。简单的加工方法是：每名工人的工作台上固定一个小型电动磨光机，对半成品进行内圆的磨光。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噪音。
冲压和打孔的生产速度是每秒钟生产一只半成品，而每台磨光机的手工磨光速度是每五分钟生产一只成品，悬殊极大。当磨光机增加到一百台的时候，就汇成了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每个工人都必须用棉花球塞住耳孔才能工作。
噪音成了这一区域的最大公害，激起了附近居民的强烈不满，邻近单位也无不叫苦连大。
这天晚上，公司大楼静悄悄的，只有会议室还亮着灯，刘东阳召集主要管理人员研究生产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主管生产的副经理杨剑锋和办公室主任、财务主管、经理秘书等六人。
刘东阳说：“今天只讨论一个问题，噪音。我想问一下各位，这样的生产方式还能维持多久？还要不要生产下去？”
财务主管是位端庄文静的中年女士，她发言道：“我们现在的实际日产量是五千只，停产一天就要损失至少一万元的纯利润，而广告费、工资和其它杂费却照样得支出，这一反一正数目就大了。所以我的意见、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能停产。”
办公室主任说：“噪音问题，环保部门和新闻单位随时都可能出面干预，被迫停产已经不可避免了，这时候再抱幻想我看不太现实，我们应该拿出一套可行的应变措施，避免在新闻界引起是非，避免企业形象受到损害。”
副经理杨剑锋是位刚近出大学校门不久的小伙子，理论知识有一套，但是缺乏社会经验。他是诚心要干一番事业的，对刘东阳聘用他并且委以重任一直心怀感激。此时他发言道：
“我认为，停产是不可取的，损失太大。最近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最现实的方法是把噪音化整为零分解掉，分散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如果我们把寻求加工客户的广告打出来，相信会给附近居民一个定心丸，也能在环保部门和新闻媒介面前争取一个高姿态，或许还能维持一段生产，直到与分散加工接轨。”
财务主管立刻说：“现在每只半成品的加工费是三角，如果分散加工，这个加工费不会有人接受。再说，磨光车间的一百名工人怎么办？”
杨副经理答道：“多余的工人当然要辞掉，同时适当提高加工费，两项相抵我们的损失不会太大，至少比停产可取。”
经理秘书也是一位小伙子，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有三分之二的房子都要闲置，可以转租出去，增加一项收人来源。”
刘东阳似乎是在认真地听，其实他只用了一半的心思，另一半的心思在感叹他的幕后指挥者叶红军料事如神，他只不过是按照程序行事。他哪里知道，幕后之中还有一个幕后。
刘东阳见时机差不多了，便说：“我和方副经理千里迢迢来到四川，不是开做坊的，是要干一番事业。从发展眼光看，我们的房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转租房子实属小家子之举，绝对不可以。”
他喝了一口水，接着说：“分散加工的事剑锋向我谈过不止一次了，我也做过认真的考虑，原则上讲，在正规生产流水线没有建成以前，剑锋的方案是可行的。但是，不能急于打广告征寻加工客户，一定要等到环保部门和新闻单位干预以后，否则，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辞退工人，一旦打起官司，无论根据用工合同还是根据劳动保护法，我们都站不住脚，必须借助外界的压力形成合理合法的理由。”
“对呀，”秘书讨好地说，“还是刘经理看问题全面，那样一来工人就无话可说了。”
刘东阳设理他，继续说：“关于加工费，我建议每只定为两元，不忍痛割点肉，不足以吸引合作者。我关心的是市场，暂时赔钱也要占领市杨，不能失信于经销商，不能失信于消费者。至于每只半成品的保证金，我们按物价部门核定的成本价一律定为六元，不得多收。”
杨剑锋问：“够上签合同的最低基数定为多少？”
刘东阳说：“我们有一百台磨光机，那就一万只半成品配一台，以这个为合同基数，多者不限，发完为止。另外，为使客户放心交纳成本保证金，每份合同都要经过公证。广告词请你们大家下点功夫。”
“一百万只，”财务主管心疼地说，“每只加工费两元，我们就要损失一百多万元的利润，太可惜了。”
“但是你没有算另一笔账。”刘东阳说，“我们可以利用六百万元中的一部分建一条现代化的生产线，再用生产线作抵押从银行贷款向加工客户周转，这样一来我们公司就活了，就能高速度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资金短缺也是有限的，我完全有办法通过私人关系解决。”
办公室主任点头赞许道：“这着棋我看不错，一举三得。”
刘东阳说：“下一步的工作分为三路，方副经理的工作不变，我出去走走，选择一家合适的机械制造厂订做专用生产线。家里的工作由杨副经理全面负责，轿车也给你们留下，场面的应酬方便些。对于我的建议，有不同意见吗？”
“没有。”
大家都表了态。
“我明天就启程。”刘东阳笑笑，说，“那么，剑锋就得留在家里当替罪羊了，不管是环保部门还是新闻单位，都得你一个人挡着。记住，声势越大越好，能达到辞退工人的目的就行。否则，一个月拿出四五万来养着这些人，谁也受不了。”
杨剑锋说：“刘经理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办好。再说，如果电视曝光的话，怎么也不能让刘经理上这样的镜头。我相信，总有一天刘经理会以企业家的形象出现在电视里。”
“托你的吉言了。”刘东阳笑道。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刘东阳不动声色地将事态引向了自己所期望的轨道。
刘东阳走了，带着秘书“考察”去了。公司的工作由杨剑锋全面负责，噪音问题虽然给公司带来了麻烦，却给他个人带来了一次充分表现自己的机会。
就在刘东阳离开安河市的第三天上午，电视台记者一行五人来到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针对噪音问题对公司进行现场采访。
每一个磨光工序的操作工都清楚，公司停产对他们将意味着什么。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民工们大多缺乏法律意识，文化素质较低，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本能地对记者采访抱有抵触情绪，于是自发地对记者进行了围堵、阻拦，场面渐渐开始出现混乱，个别民工还做出了一些过激的举动，甚至将记者手中的话筒打落，将记者推倒在地。
一时，公司大楼前乱成一团。
扩大事端正好符合总经理的意图。副经理杨剑锋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文质彬彬地挤在人群中象征性地劝阻了一下闹事以民工，随后指使手下人向公安机关打电话报警。
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鸣着警笛冲进公司院内，几名警察从车内跳出维持秩序。与此同时，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赶到现场。电视摄像机将所发生的一切全部记录下来。
事态真的闹大了。
秩序稍有好转，杨剑锋在磨光车间的人群中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请问，你们总经理为何一直不肯露面？是否有意回避？”
杨剑锋：“刘经理三天前就离开安河去考察了，专门为了选择一家合适的机械制造厂订做专用生产线。在这里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刘经理对噪音问题一直非常重视，三天前专门召开会议，明确指示停止生产，直到新的生产线投入使用。刘经理走后公司的事务由我全面负责，我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没有及时执行公司决议，因为近百万只订货对谁都是一个不小的压力。所以，对今天的后果我应该负责任。我代表公司对附近受到噪音干扰的居民表示道歉，对今天受到围攻记者道歉，并诚心接受环保、工两、公安等部门的处罚。”
记者：“我们注意到杨副经理试图阻止民工闹事，并且及时派人打电话报警。但是对于噪音问题，我们希望公司能对附近居民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和具体的解释，保证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再受到干扰。”
杨剑锋：“我代表公司向附近居民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噪音干扰居民生活的事情，同时也借此机会向订货商保证，我们一定信守合同，按时交货。”
记者：“你们准备采取什么措施？”
杨剑锋：“在正规化生产线没有建成之前，我们将根据磨光工序的生产特点，制定一个阶段性的应变措施，不惜出高价，不惜亏本，从边远地区广泛征寻加工伙伴，将噪音化整为零，分解到远离闹市的农村偏僻地区。目前这个方案正在研究之中，很快就能付诸实施。我们的原则是，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不能失信于客户，不能放弃市场。”
记者：“民工对记者采访有抵触情绪，担心噪音问题曝光后公司被迫停产会失去工作。分解噪音的方法是否意味着民工仍有获得工作的机会？”
杨剑锋：“这要取决于每个民工是否有能力交纳一笔最低基数的产品信誉保证金。对于因停产而被迫辞退的工人，有两点我想说明一下，首先是征寻加工伙伴，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应征，将优先获得合作机会。其次，将来生产线建成后，他们当中如果有人愿意回来，将优先被录用。从公司的愿望说，公司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辞退工人的，这也是公司没有及时停产的原因之一，相信他们能够理解。”
当天，环保部门和公安机关分别对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作出处罚，两项罚款合计一万六千元。当晚，卫星电视在《社会焦点》栏目里对噪音问题进行了曝光和评论，而与此同时，方氏保健调味球的广告依然准时出现在同一个电视频道上，构成了一幅独特的景观。几天后，报纸也上演了与电视相同的一幕，广告与曝光同时出现在一张报纸上。
杨剑锋抓住时机，有理有节地将一百名磨光工人全部辞退，跟着在卫星电视和地方报纸上同时打出征寻加工伙伴的广告，广告词不但说明了公证、合理而又优厚的合作条件，还特别说明了寻求合作的原因。
尽管社会上的广告信息让人眼花燎乱，尽管新闻媒介不断有假广告骗局事件的报道，然而人们对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的广告却深信不疑，因为云阳公司一切的一切都太真实了，其规格档次都决非小做坊可比，无论电视广告还是电视曝光，人们从屏幕上看到的和听到的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云阳公司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和广阔前景的实实在在的企业。
于是，合作的人们来了，想借此踏踏实实挣钱的人们来了从山沟里，从村庄里，来到安河市云阳公司，在法律机关的公证下，放心地交出钱，放心地运走半成品。
杨剑锋没有辜负总经理的期望，很好地完成了公司的既定计划，不但将噪音分解出去了，而且收取了六百二十万元的信誉保证金。
而就在这个时候，刘东阳“考察”回来了，而且还带来了沈阳一家颇有知名度的机械制造厂的三位工程师，来云阳公司参观，为设计新的生产工艺做准备。
此举，无疑又是一种麻醉剂，目的在于麻醉公司管理层的人员。而巨款已经到手，这场骗局距离落幕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云阳公司又上卫星电视了。
这次出大事了。
当方子云的两位女助手急匆匆来到他的客房告诉他一个惊人消息的时候，方子云正灵感来潮，伏在卧室的写字台前创作一首诗，他右手拿着钢笔，左手夹着香烟，一缕烟雾在柔和的灯光里升腾。这首诗的名字叫《塑像的代价》，只有十行——
我时常想哭
用空，换取瞬间的解脱
而泪，却从不流落
上帝从不宽容弱者
上帝只承认结局而从不问为什么
当活着的责任战胜了死亡的诱惑
当活着不仅仅是活着
尊严告诉我
被鄙视
原来比死，更加残忍，深刻
方子云对这首诗还不太满意，总觉得要表达的意思还没有鲜明地表达出来，正用心作进一步修改。
郑州，是他活动的第五个城市，每到一个城市他所从事的工作都只有两个——策划广告宣传和建立特约经销点。尽管他对生意上的事不太精通，但他的工作性质是往外花钱，所以比较容易。另外，他的两位助手都是高薪聘请的专业人才，具体事务都由她们去做，基本上不用他操心，他只是听汇报，把握大方向，必要时应酬一下场面上的事。所以，他既没有负担也不感到紧张，更多的时间是呆在客房里看书、创作，倒也悠然自在。
两位女助手的闯入打断了方子云的思路，他放下笔，看着两位一向风度优雅的漂亮小姐皱了一下眉头说：“刘总携款逃跑了？胡说！你们两个是不是脑子出毛病了，说梦话？”
一位小姐上前打开电视机，选出所要的频道，急切地说：
“大诗人，你自己看吧。”
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云阳公司副总经理杨剑锋，他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显得十分沮丧和紧张。他的侧面坐着两名穿制服的检察官，正面是一名女记者。
记者：刘东阳是用什么方法把那笔钱转移走的？要知道，六百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
杨剑锋：经过是这样的，刘经理说他哥哥要注册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外资暂时不能到位，为了应付验资，希望云阳公司临时垫付七十五万美元，期限为三个月，利息为10％。当时刘经理整天陪着沈阳的三位工程师研究生产线设计，好像并没有把借款当成一回事，只是让我们办公室的几个人商量一个意见。我们开了一个碰头会，决定借这笔钱。
记者：“为什么要借钱出去？”
杨剑锋：当时我们有四个考虑。第一，他是老板，借钱的又是他哥哥，担不担风险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我们这些雇员没关系。第二，这件事他自己完全可以决定，给人的感觉是他在有意试探我们对他是否忠心，所以我们都想表现一下。第三，借期三个月，并不影响云阳公司四个月以后的资金使用，如果放弃了变死钱为活钱的增值机会，怕被经理认为没有经济头脑、没魄力，对自己的处境不利。第四，改造旧工艺，建立新的生产线，云阳公司的资金肯定不够，刘经理计划从他两个哥哥那里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如果得罪了他们，那么生产线的事就可能办不成了。
记者：计划中的生产线主要解决哪些问题？它的建成与否对你们雇员有哪些影响？
杨剑锋：生产线主要解决噪音、效率和劳动强度三个问题。
分散加工是不得已的临时措施，公司几乎没有利润，或者可能赔钱，所以不可能长期坚持。如果没有新生产线上马，我们这些雇员可能面临失业。
记者：请你具体谈谈这笔钱失踪的经过，是谁经办的？在什么地方失踪的？
杨剑锋：根据刘经理的指示，我和会计具体经办，将资金打到外汇市场，兑换出七十五万美元，装进一只黑色皮箱里。我和会计陪着他乘火车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他一个人乘出租车回家送钱，从此就失踪了。我和会计等了整整两天，后来实在不放心，就按他身份证上的地址去找他，找到地址后刘东阳的家人说刘东阳几年前就死了，身份证早就丢了。我们这才感到出事了，赶快往深圳三阳房地产公司打电话询问，据查号台答复，深圳根本没有三阳房地产公司这个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向安河市检察院报案了。
记者：到现在为止，你作为云阳调味器皿有限公司的副经理，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杨剑锋：我当时被槁糊涂了，回到安河以后也没搞明白，不能理解这件事。方氏保健调味球非常有发展远景，生产线建成以后，也许一年就能盈利六百万，没必要毁掉一个企业。
记者：据检察院证实，你们公司发放出去的一百多万只半成品，所用原料不是合成金属，而是劣质铁，其成本只是合成原料的十分之一。这个情况你事先知不知道？
杨剑锋：这件事是刘经理一手经办的，除他本人之外，没有人知道。会计看到的是发票，我看到的是原料和合格证，谁也不会去怀疑刘经理会对自己的企业做假，都知道他是一个财大气粗的人。如果说这个企业从注册那天起就是一个大骗局，那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记者：在这个骗局中，你认为你个人应该负哪些责任？你们管理人员应该负哪些责任？
杨剑锋：不知道。我不认为我们雇员应该负什么责任，如果法律确认我们有责任，我也只好认命了，但我还是不知道应该吸取什么教训，也许是因为一切太真实了，也许是因为骗子太高明了。
这时，电视画面切换到一位四十多岁的检察官身上，并且打出一行字幕：安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国忠。
记者：刘检察长，针对这起发生在我市的特大诈骗案，请你给我们的电视观众谈一些情况。
刘检察长：这起诈骗案，预谋之周密、诈骗金额之大。受害人之多，在我们安河市还是首例，省市领导都非常重视，我们也成立了专案侦破组，配备了强大的警力，一定要追查到底。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布署，侦破工作全面展开，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受害人共有八十三人，全部是农民，有相当一部分是贫困地区的农民，被骗金额是六百二十万人民币，其中二十万还留在账号上，这也是罪犯迷惑人的手段之一。
记者：罪犯投入几百万元的资金，这么大的骗局，罪犯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完成？
刘检察长：从无效的身份证，假三阳房地产公司和伪造的各种证明来看，预谋犯罪已确定无疑，从策划、筹资到实施，由一个人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还不能最后下结论。显然，这是一起高智商犯罪，罪犯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反侦察的准备，这给侦破工作增加了难度。
记者：据说这个公司的部分销售人员还在外地处于工作状态，这是否意味着公司仍有继续经营下去的可能性？是否意味着这个公司仍有责任能力？
刘检察长：在允许新闻媒介报道之前，我们有意识地对公司的一部分人封锁了消息，这是出于侦破工作的考虑，并不意味着这个公司仍有责任能力。事实上，公司除了几台简易设备和办公用品之外，已经一无所有了，因为大楼和轿车是他们租用的，并不拥有产权。所以，受骗的农民有可能蒙受损失。
记者：据我们了解，受骗农民与云阳公司签定的加工合同全部是经过公证的，也就是说是真实、合法、有效的，那么公证机关是否负有连带责任？
刘检察长：公证不是担保，它只认定合同的真实、合法和法律约束力。据我们了解，所有合同的公证内容和程序都是合法的，公证本身没有问题。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我们是要一查到底的。借此机会，我们正告犯罪分子，要认清形势，丢掉幻想，为自己的争取一点主动。
记者：各位观众，谢谢您收看《法制热线》节目。对于这起广大市民普遍关注的特大诈骗案，我们以后还将做追踪报道，请您注意收看。再见。
“终于下手了。”方子云心想。
他脸色苍白，手脚冰凉，呆呆地站在电视机前，脑子里顿时乱做一团。投入两百万元去设一个骗局，手笔之大，构思之严，决非等闲之辈可为。而六百万元，对于那些蒙受重大损失的农民将意味着什么？将会引发什么恶性后果？他不敢去设想。总之，事情闹大了。
震惊之余，求生的本能使他必须去考虑自身的安全。根据电视报道的内容分析，他一直处在检察机关的监视之下，他与安河的电话联系一直处在侦破人员的控制之下，云阳公司一切运作正常的信息都是假的，是为了稳住他、试探他、观察他。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否则检察机关不会允许电视报道，也就是说，对他已经不需要再封锁消息了。他又想起了宋一坤曾经给他规定的事项——
你的行为准则是：合情、合理、合法。从今天起，你的任何活动都必须能够说得清楚，无论从时间、地点。人证、物证等各方面都不得留下模糊不清的空白，都必须是真实的、坦然的。
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情你不必推测，顺其自然。
他做到了，而且做得踏踏实实。现在，最重要的是进入自己的角色，找到这个角色的感觉。让事态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他的角色是什么呢？受害者，这场骗局中最大的受害者。女助手看着他呆滞的神态，关切地问：“方副经理，你怎么啦？你说话呀。”
方子云停了半晌才绝望地哺哺自语道：“太突然了，让人怎么能相信呢？这是老天存心跟我过不去呀！”
“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另一位小姐自嘲地感慨道，“我们被人愚弄了，真看不出来刘经理居然是个骗子。其实我们早被监视了，还傻乎乎地策划、谈判，真可笑。还有你大诗人，天都塌下来了，您老人家居然还躲在屋里写诗。”
女助手关掉电视道：“现在还说那些有什么用？还是商量一下我们怎么办吧。”
另一位小姐说：“方副经理，事情已经出来了，信不信都由不得你，还是冷静下来面对现实吧。你是股东之一，我们是被你们公司雇来的，如果你有良心的话，趁着你手里还掌握一点钱，马上把我们这个月的工资发了，否则我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再说，公安机关已经怀疑你了，你就是把钱留着最后也落不到你手里，我们两个人鞍前马后跟着你干了几个月，总不能让我们也跟着倒霉吧？”
“我脑子太乱，让我想想。”方子云无力地坐到沙发上，让人把烟拿给他。他点燃一支烟抽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工资发给你们，你们拿上钱准备一下，明天回家吧，我把火车票钱一并发给你们。”
就在这时，房门被打开了，一位客房服务员带着三名穿便衣的男人走进房间，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门被关上，其中一个男人说：“我们是安河市检察院的，来向你们了解一些情况。请两位女同志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两位女助手紧张地看了看方子云，被另外两个检察官带出了客房。
方子云想从沙发上站起来，刚做出动作。
“坐下，不要动！”检察官习惯性地喝了一声，然后目光向四周环视，从卧室的写字桌上拿起那首尚修改的诗，看了一下，又放回原处。
方子云狠狠地抽了一口烟，强压着火气冷冰冰地说：“同志，我不喜欢别人不经我的同意就擅自翻看我的作品，我对这种行为很反感。”
“你这是跟谁说话？”检察官也火了，“刚才的电视你已经看了，就不用我多说了，我不是到这儿和你聊天的，希望你端正态度，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
“你怎么知道我看电视了？”方子云间。
检察官说，“你是云阳公司的法人之一，你应该清楚自己要负什么责任。可以告诉你，在找你谈话之前，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情况都调查过了。”
方子云把烟头拧进烟缸，闭口不言了。
检察官拉过一把椅子，居高临下地在方子云对面坐下，问：“你第一次和刘东阳见面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谈了什么内容？”
方子云沉默。
检察官以责令的口吻说：“回答我的问题。”
方子云仍然沉默。
检察官似乎从方子云的沉默中感到了一线希望，威严地说：
“不说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事实永远都是事实，法律以事实为根据。”
“你错了。”方子云终于开口了，冷言道，“法律首先把每一个人都假设成罪犯。这个我懂。从你的口吻里我能感到，你已经把我当成罪犯了。我拒绝这种审问式的谈话，我有权用我认为合适的方式维护我的人格和尊严。”
检察官有些失望，换了一种口吻说：“好吧，我们坦率地谈谈。刚才是我态度生硬，我道歉。”
于是，方子云从怎样与刘东阳见面开始，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讲得非常细致、具体。最后说：“我所讲的都是事实，你们可以去调查。我对我所反应的情况可以负任何法律责任。”
检察官点点头：“我们已经去过玉南油田了，不但做了大量的调查，而且还依法搜查了你的房子，请你理解。到现在为止，我们是相信你的，也希望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方子云说：“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我甚至还没完全反应过来，还没有真正从心理上正视这个事实。”
检察官说：“我知道你是一位诗人，你为什么要改行经商呢？那并不是你的特长。”
“怎么说呢？”方子云苦笑着道，“过去有个曲线救国的说法，我就算曲线救诗吧。时代变了，诗人一文不值了。我想，如果有了钱，我就可以自费出版我的诗集，再搞一个诗社之类的活动，尽我一生所能，为诗歌的复兴作一点贡献。但是现在，全完了。”
检察官问：“研究调味球，是你自己的主意还是别人给你的建议？”
“当然是我自己的主意。”方子云说，“我是单身，工资又不高，吃饭还是以自己做为主。每次改善生活做料包的时候都很麻烦，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反复使用的料包，时间一长，想法就出来了，这也叫实践出真知吧。后来我把思路扩展了一下，觉得这个产品一定有市场，于是，就向朋友借了一笔钱，请专家帮助研究。后来钱不够，又借了一笔。一共十五万元。”
“是谁给你提供的资金？”检察官问，“十五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眼下还有什么能比借钱更难呢？”
“借给我钱的人叫宋一坤，是我大学的同学。”方子云答道，“我不但借到钱了，而且每次借钱都是在宋一坤自己也需要用钱的时候，而且既没有借据也没有利息和偿还期限的口头协定。”
“君子之交。”方子云说，“如果他向我要求什么，或者我向他承诺什么，我们都会感到自己侮辱了对方。这种人格的交情，商人是无法理解的。从另一个方面说，他既然借给我钱就准备担风险了，如果我失败了，即使给他写了契约又有什么实际意义？我可以自信地说，只要我肯伸手，宋一坤还会帮我。”
“那么，”检察官说，“作为你这一方。你有没有想过要珍惜这种君子之交？你有没有想过，一旦你无力偿还怎么办？你不在乎是否对得起朋友对你的信任吗？”
“怎么能不想呢？”方子云叹了口气，停了老半天才吃力地说，“这是我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借钱之前在想，借钱之后还在想，这个问题自始至终困扰着我。伸手借钱，下这个决心真不容易。”
“想出来点结果没有？”检察官问。
“一定要回答吗？”方子云反问。
检察官点点头。
方子云沉思了一会儿，说：“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对我下面的一段话希望你们不要公开，因为那是我的个人隐私。”
“如果与本案无关，我可以保证。”
“谢谢。”方子云自己点一支烟，说，“其实，在借钱之前我一直有自杀的念头。我敢肯定，宋一坤了解我的心态，他只是照顾一个男人的面子不说而已，因为这种心态不是别人劝两句就可以解决的。我想，我应该属于那种有妄想症的人，我想成为大艺术家、大诗人，受人尊敬，被人崇拜。但是我生错了年代，这个时代既不需要诗，也不需要诗人，只需要金钱。我是这个时代多余的人，我应该属于古朴的时代。作为诗人，诗的高贵与精深、诗的窘迫与尴尬，也只有诗人能体会。”
“但是，我不甘心。”方子云接着说，“我思索了很久，还是决定最后挣扎一下，也许我能成为命运的征服者，成为英雄，用我挣来的钱为诗歌的生存输血。于是，我借钱了。说到借钱，我首先想到的是失败。我早就打定主意了，既然事业上没有前途，如果经商再失败了，我就只能以死解脱，我会在遗嘱里写明，我的四本尚待出版的诗集共计五百多首诗，连同我的有关诗歌方面的文稿，全部归属宋一坤所有，以此作为我对他的一点报答和补偿。这是我惟一能做到的。”
“四本诗集能值十五万元吗？”检察官平静地问，“你刚才不是说，诗歌一文不值了吗？”
“这就是我无能、无奈或者无赖的一面，如果你一定要从商人的角度理解的话。”方子云有种被嘲讽的感觉，并不掩饰自己的愠怒，说：“关于四本诗集的商业价值，如果我死了，可能情形就不一样了，但我必须是已经死了，自杀了。我自信自己在社会上，至少在文学界多少还有一点知名度，其实刘东阳让我搞广告。推销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如果我死了，文学圈子多少会泛起一点涟漪，这时候诗集的商业价值有一个新闻效应的作用。说到五百多首诗的艺术价值，我认为决不是十五万元可以衡量的。否则的话，我这个人的一生就太悲惨了。”
检察官说：“既然宋一坤愿意帮助你，你为什么不把钱直接用在出版诗集上，而舍近求远绕一个圈子呢？”
“恕我直言，以你的职业所标志的学识，我对你刚才所提出的问题感到失望。”方子云摇摇头说：“靠别人输血活命与靠别人帮助你建立造血功能活命，你认为能一样吗？也许借钱两个字对于我，本身就是一块遮羞布，一张薄薄的纸而已，但是这张薄薄的纸却可以支撑我的自尊，我可以接受帮助却不能接受施舍，我想到的是体面地借钱、挣钱、还钱，至少我还想到了用最后的方式补偿别人。”
检察官冷不丁地问道：“对于你主持研究的这个项目，宋一坤给予了怎样的评价？”
方子云愣了一下，不解地看着检察官：“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检察官只得将原话重复了一遍。
“这个问题不成立。”方子云说，“宋一坤对这个项目几乎一无所知，怎么可能去评价呢？”
“你说他几乎一无所知，就是说他还是知道一点了？”检察官追问。
方子云说：“借钱总得有个理由，我当然要向他介绍我的设想。但是他对我的介绍不感兴趣，只是对我说，你不是一个轻易就肯伸手向别人借钱的人，只要你自己看准了，就干一次试试。”
检察官问：“你第二次向宋一坤借钱是在什么时间？都谈了什么？”
方子云答道：“经二次借钱的事是我向他打电话提出来的，因为我从报纸上看到他的未婚妻文稿竞价卖了八十多万元，知道他有钱。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在去年十月份，他说要去上海，路过江州。在江州见面后我才知道，他去上海原来也是为了借钱，为他的未婚妻筹集出国资金。当时我很不好意思，但是五万元对于他毕竟没什么大影响。我们在机场见面后他把钱交给我，随即送我去长途车站了，他得抓紧时间买火车票。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谈了一点中国的文化市场和文学发展方向之类的问题，因为他只对这些感兴趣。”
“你们一共见过几次面？”检察官问。
“那要看从什么时间算起了。”方子云说，“他在江州报社工作的时候我们经常走动，他到上海以后我们之间就没有见过面只有书信交往。他从上海回来后，除了在玉南的那次见面之外最后一次是在江州他交给我五万元借款的时候。总之，两次都是借钱。”
“那么，”检察官说，“请你谈谈宋一坤和他未婚妻的情况，夏英杰也是你的同事嘛。”
“这与本案有关吗？”方子云说，“你的提问我越听越不对味儿，你是查案子还是查别人的私生活？”
“你不必介意。”检察官说，“凡是与你有关系的人我们都要调查，例行公事。”
无奈，方子云将自己如何委托夏英杰去探望宋一坤，夏英杰与宋一坤如何认识、发展，从头到尾如实讲了一遍。整个故事，只有一处做了改动，那就是宋一坤的一句原话：子云这个人哪，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商界狼性不足。这句话被改成了：如果我能帮子云，我会尽力的。
最后，方子云说：“我认为，促使夏英杰了解宋一坤并且选择他的人，正是宋一坤的前妻自己，如果邓文英不去多心的话，如果她不是厅长的女儿，如果她不是留学法国，如果她不是北京梦妮奥时装公司副总经理的话，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检察官问：“你仔细想一下，你周围的人，谁有可能了解你这个产品的工艺过程？”
方子云想了一会儿，说：“除了我自己之外，只有四个人详细了解工艺过程，三位我聘请的研究人员，第四个人就是刘东阳，他看过所有的资料，包括录像、图片和文件。另外，因为实验室是租用农机修造厂的房子，所以厂里的人也有可能了解一些情况。如果还有的话，那就是产品的技术鉴定部门，我曾向他们提供过所有资料。”
“在你与刘东阳的接触中，你发现过不正常的情况没有？哪怕任何一个细微的小节？”
“说实话，我根本没有注意过，更没有怀疑过他。如果我感觉到这个人不可靠，我是不会与他合作的。其实，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他真是骗子。”
“那么，你根据什么感觉他可靠？”
“我查看过他的身份证和名片，他举止很有修养，待人和气，不吹牛，不讲大话，一看就是好人，谁也不会认为他是骗子。”
检察官说：“现在你已经知道了。那么你现在是一种什么心情呢？或者说你在想什么？”
“不知道，我说不上来，就是难受。浑身没力气，胸口堵得慌，心里不是滋味。”方子云说，“如果这是一场骗局，那我是什么？一方面是嫌疑犯，另一方面是受骗的傻瓜，智商低下。依我过去的那点小名气，这次一下子有新闻了，真的要出大名了，丢人哪！我在想，莫非老天真的容不下我？”
“可以理解。”检察官同情地点点头，问，“刘东阳的诈骗行为对你在经济上有什么影响？”
“这不明摆着嘛，公司的大好形势断送了，盈利、分红都成了泡影。”方子云答道，“现在，我的命运就拴在这个产品的专利权上了。我对法律懂得不多，不知道我这种情况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谁让我是股东，是副经理呢？听天由命吧。如果我不用去当刘东阳的替罪羊，如果法律部门不用我的专利权去补偿刘东阳造成的损失，如果产品的专利权还能属于我，那么我还能有一线希望。否则，我没有机会了。”
他们的对话每一字，每一句都被监听、录音。
检察官的谈话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对各种可能性都做了充分估计，他的语言看似平淡，却处处暗藏锋芒。而方子云的谈话是在突如奇来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时间准备，不可能虚构一个完整的体系，他的语言虽然书生气较浓，但可信度高。
其实，在这次正面谈话之前，检察机关已经在玉南、安河以及方子云曾活动过的几个城市对他进行了大量而周密的调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方子云参与了刘东阳的诈骗阴谋，调查结果基本肯定了他是清白的，是受害者之一。这次谈话，检察官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这是一次明知没有希望而又必须为之的程序。
谈话进行到这个程度，看上去已经没有什么话题了。但是检察官仍不肯放弃努力，说道：
“这次受害的农民有八十多个，他们之中，被骗金额最少的是六万元，最多的是十二万元，而这些受害者绝大多数来自边远贫困地区，他们的钱，有的是村里各家各户凑起来的，有的是学校向学生家长集资的，有的是向亲戚朋友四处借来的。电视曝光后，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被骗的真相，后果会怎么样呢？可以想象他们会疯了、会绝望、会痛不欲生，接着就是逼债。殴斗、自杀之类，失去理智的农民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
“你想暗示我什么？你的话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方子云直言不讳地说，“好像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是我丧尽天良。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灾难发生，波黑在进行战争，非洲难民如潮，还有车祸、火灾、凶杀、抢劫，难道都是我的责任？我也同情受骗的农民，我心里也难过，我自己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能怎么样呢？如果你们认为我也有罪，杀头、坐牢都可以，我无话可说。
在中国，连将军、部长甚至国家主席都可以冤死，我一介草民又算什么呢？”
“你理解错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事情的严重性，没有别的意思。”检察官淡淡一笑，说：“明天你和我们一起回安河，我们还需要向你了解情况，你也需要回去处理一下公司方面的事务。希望你不要背思想包袱，也不要有其它的消极念头，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一切都是能搞清楚的。”
方子云说：“我听从你们的安排。”
“那好，你休息吧。”检察官从椅子上站起来，似乎要离开房间了，却忽然问道：“能不能告诉我，你写的那首诗是什么意思？特别是那两句，上帝从不宽容弱者，上帝只承认结局而从不问为什么。那是否说明了你对伦理道德的一种理解？”
“一个诗人，一个脑子里只有艺术的人，却不得不去从事他一窍不通的商业活动，上帝高雅吗？公平吗？”方子云站起身，冷漠而又自嘲地说：
“这首诗写的真不是时候，那是只有成功者才有资格抒发出来的沧桑。看到公司的形势很好，我以为自己成功了，是命运的征服者，谁知这首诗还没来得及修改完美，一切就变了。真是莫大的讽刺。”
冒名刘东阳的人连同他所携走的七十五万美元巨款无影无踪，毫无线索。
专案组认定，云阳公司诈骗案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高智能经济犯罪，无论后台人物是谁，实施这项计划都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一、了解调味球的全部生产工艺。
二、具备两百万以上的经济实力。
三、有精干的执行人。
方子云作为产品专利持有人，与罪犯一道来安河市投资，既是股东又是法人代表之一，具备同谋作案的一切条件，有重大嫌疑，被专案组列入首要调查对象。然而，当各路调查结果汇总之后，方子云被排除嫌疑了，他是清白的。
于是，作为向方子云提供科研资金的人，宋一坤被列为新的调查焦点，围绕着资料、资金和执行人三个问题，专案组展开了新一轮全面调查。
在海口，侦查人员搜查了宋一坤的住所，没有发现任何疑点。主要询问内容如下——
侦查员：你连方子云想干什么都不了解，而且他连张惜条都没打，这样借钱给他，你认为合乎情理吗？
宋一坤：我自己做的事情，不需要考虑别人是否认为合不合情理，符合我们之间的情理就可以。
侦查员：你第二次借钱给方子云，正是你向赵洪借钱的时候，这一出一进，你不觉得很矛盾吗？
宋一坤：少了五万元对我来说并不影响夏英杰出国，但对方子云就是一个迈不过去的坎。
侦查员：据我们了解，你可以从许多朋友那里借到钱，却为什么舍近求远，一定要到上海找赵洪借钱呢？其实赵洪并不是大户。
宋一坤：因为赵洪借过我的钱，而且是在没有任何经济担保的情况下，所以向他借钱比较容易开口。至于是否能从别人那里借到钱，我没有那个自信。
侦查员：在你三次离开海口当中，见过方子云几次？是在什么时间？谈了多久？他都给了你什么东西？
宋一坤：见过一次，大约是去年十月份，呆了约半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在从机场到长途车站的出租车上。另外更正一下，不是他给我东西，而是我给他五万元现金。
侦查员：你为什么不与夏英杰一起出国呢？
宋一坤：这是我和夏英杰之间的事，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对生活的安排，我们也是如此。
侦查员：你一个人呆在海口做什么？
宋一坤：夏英杰是作家，而且是非常有前途的作家，我理当帮她一把，所以我搞文学创作理论研究。资料全在电脑里，你们已经看到了。
在北京，侦查员对邓文英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询问，主要内容如下——
侦查员：谈谈你对宋一坤的看法。
邓文英：我恨他。
侦查员：为什么？
邓文英：他伤害了我的自尊，仅此而已。
侦查员：我是说，他的人格、人品怎么样？你曾是他的妻子，你是最了解他的。
邓文英：怎么说呢？他这个人让你觉得非常平淡，淡得没有一点味道，但你又总能感到一种居高临下的东西在你头上，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东西。你总是错的，你不由自主觉得自己渺小，那种感觉让你难以忍受，直想大喊大叫，但你又控制不住自己从心里喜欢他。
侦查员：宋一坤在玉南油田借给方子云十万元钱，当时你们还没有离婚，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吧。
邓文英：我知道，他告诉我了。
侦查员：他让方子云用这笔钱干什么？
邓文英：方子云打算经商，至于怎么用这笔钱那是方子云自己的事，宋一坤不会干涉，否则就不会借给他。
侦查员：方子云一共向宋一坤借了十五万元，竟然连张借据都没写，你认为可能吗？
邓文英：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可能。他们的关系看似平淡，但境界和文化层次很高，很纯净。
在上海，赵洪向办案人员出示了宋一坤借款三十万元的契约，并回答了有关提问，主要内容如下——
侦查员：宋一坤惜钱做什么？
赵洪：随便他做什么，那是他自己的事，我只相信他到期能把本息还给我。不过我还是告诉你，他借钱是为了给他未婚妻出国筹资。
侦查员：宋一坤的朋友不少，借钱对他来说不算太难，为什么他只向你借钱呢？
赵洪：那说明我们之间更有信用。
侦查员：宋一坤除了借钱，还约见过哪些人？
赵洪：在上海，能和他称得上朋友的只有我一个。从他下火车进上海到他上飞机离开上海，我一直都陪着他，不会错的。
在江州，王海接受了专案组的询问——
侦查员：据我们掌握，你曾两次去海口面见宋一坤，你找他做什么？
王海：朋友之间，非得有事才去吗？太势利了吧？我就是想去看看他。巩固一下关系。
侦查员：为什么要巩固？你们不是很好吗？
王海：不一样，过去我们之间商业合作的关系多一点，但是我希望有他这样的朋友，和他这样的文化人在一起我会觉得自己有面子。现在社会上对有钱的人都有一种看法，认为我们太俗，也许我们真的俗。
侦查员：他向你借了多少钱？
王海：借钱？我听不懂你的意思，你想知道什么就照直问，我没必要瞒你什么，你也不要绕圈子。
侦查员：我是问，他向你借过钱没有？
王海：没有。
在深圳，宏远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立光接受了专案组人员的询问，主要内容是——
侦查员：你与宋一坤在上海分别后，他来找过你或者你去找过他没有？
周立光：没有。我们之间有几次电话联系，互相问个好，从没见面。
侦查员：电话联系中，你们讨论过什么事情没有？比如向你借钱？
周立光：绝对没有，我对我所讲的情况可以负任何法律责任。不过，假如他真有困难找到我的话，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他。
周立光：我很敬重这个人，有思想，有性格。
另外，专案组在安河市侨务部门的配合下，通过非官方渠道与罗马的某个有一定活动能力的华侨取得电话联系，委托他通过适当的方法了解一下夏英杰的生活以及欧亚文化艺术传播公司的资产状态。罗马的信息很快反馈回来，与宋一坤在海口所提供的情况完全吻合。这就是说，宋一坤的资产状况是清楚的。
对宋一坤的调查是周密细致的，各路调查结果汇总、分析，没有发现疑点。宋一坤的生活从时间、地点、人证、物证，一切都清清楚楚。在专案组的第三次案情分析会上，对宋一坤的情况进行了论证。
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无论策划这场骗局的幕后人有多么高明，策划骗局，决不可能在专利产品研究出来之前进行，这是一个分界线。
冒名刘东阳的人首次出现是在安河市，参加一个招商引资大会，时间是九三年十一月中旬，宾馆的记录和招商大会的工作人员都证实了这一点。而宋一坤与方子云的见面时间是一九九三年十月下旬，两者之间相距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假设方子云撒谎了，假设那次见面宋一坤接触到产品资料了，假设宋一坤就是幕后人。宋一坤从接到资料到分析、研究、策划，到筹集两百万元资金，到挑选、确定执行人，到联系、购买各种假证件，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完成这样大的工作量，几乎不可能。即使能做到，这种大规模的筹资和突发性的人员变动也不可能没有一点痕迹。
再者，假设幕后人是宋一坤，他的动机是什么？要知道，云阳公司的前景非常可观，其长远效益决非骗局的利益可比较，没有理由将这样好的形势断送掉。况且，夏英杰出名、出国，他们有自己的公司和事业，有文化层次很高的社会活动，没有必要去铤而走险。
更重要的是，宋一坤没有两百万元的资金条件，没有执行人的人员条件。
于是，宋一坤被排除嫌疑。
于是，侦查工作陷人僵滞。
专案组重新对案情进行研究，认为这场骗局中有两个现象不容忽视——
一、冒名刘东阳的人出现的时间与具备策划骗局条件的时间相比较，前者的时间明显超前，这可能说明，在方子云还没有征寻投资商之前，诈骗组织已经存在了。
二、骗局是在合法经营利益高于诈骗利益条件下收场的，从策划者利益驱动的心理分析，不符合逻辑，这其中一定有非常特殊的原因。
因此，专案组大胆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设：
策划者是一个专业诈骗集团，具备资金、人员、组织等一系列运作条件，有丰富的金融、法律知识，有一定的诈骗经验和系统的策划能力，专门在社会上物色适合诈骗的对象，一旦发现便能迅速捕捉目标实施诈骗，而不需要任何筹集资金，选配人员，制做证件等前期准备工作。方子云的项目被策划者选中完全是一种偶然性，因为这个项目具备了策划者预先设定的某些条件。
策划者在云阳公司发展前景看好的情况下收场，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担心投资人的身份由假到真、由黑变白的过渡当中出现差错，前功尽弃，所以不得已而为之。二、诈骗的运作资金可能是挪用公款，有严格的使用时间，必须在预定的期限内归位。
根据这个假设，专案组重新划出了一个侦查范围：一、策划者十分熟悉安河市，有可能是安河市人或在安河附近。二、策划者具有专业知识强、运作规模较大、周期较长、投入资金额较高，其公开身份很可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三、策划者有可能是金融系统的人，或与银行关系密切。
正如方子云所料，这回他出大名了。
正如侦查员所料，受害的农民出大乱子了。
而方子云在经历了三查五审终于获准离开安河市时，却又节外生枝，跑到安河电视台软磨硬泡，非要复制一套报道云阳公司骗局的录像资料。这个举动当然引起了专案组的关注，要求方子云做出解释。
方子云说：“我的名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频频出现在各类报刊上，对这种丑闻性的出名我无话可说，自己无能嘛。这个教训或许一生都会影响我，而教训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我几乎收集了《安河日报》全部有关这个事件的报道，更希望保存一份录像资料。这些资料对我来说，无论从文学创作还是将来写个人回忆录，都有重要保存价值。”
方子云并不在意专案组会怎么想，苦苦在电视台恳求了两天，直到复制了录像资料。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一日，方子云回到玉南。想当初，他是和刘东阳一起坐着卡车开赴安河的，车上装满了设备、原料、样品。而今回到玉南的时候，一切都没有了，空空的提箱里只有十几张报纸和一盘录像带，这就是他的全部收获。
回到玉南，他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活费的来源。幸而，报社的几位同事和当地的一些诗友来看他，这个给一百，那个留五十，缓解了燃眉之急。接着，方子云委托朋友将宋一坤那台价值一万多元的音响以八千元的低价卖掉了，买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录像机，余下的钱足够他生活一段。
从此，他闭门不出，整天一个人关在屋子里。这时候，他已不再属于某个角色，而完全回归了他自己。现在，他可以从容地在脑子里沉淀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冷静地反思自己，去提炼一种原本就属于他而又被他一直忽略的东西，现在他开始意识到了这种东西的可贵，那是一个生命的支点，是最本质，最原始的东西。
窗外的世界已经是万物复苏的初春时节，而他的心态却是暮色残秋。
有关云阳公司骗局的报道，除了报道事件本身的情况之外，对于骗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受害农民当中引起的恶性连锁反应，也进行了追踪报道。其中有三个案情较为典型。
一、邻省交界山区一所民办小学的校长因集资的六万元被骗，无法向学生及学生家长交待，半夜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上吊自杀了，而这位校长原本是想用挣来的两万元钱改善教学条件的。电视画面从校长的工作笔记移向尸体，移向小树上的那个绳套，画面上的师生、家长们欲哭无泪，欲诉无声。
二、某村一位农民四处借了十二万元，被骗之后因无力还债整天躲在外面不敢回家，债主们一怒之下将这个农民六岁的儿子绑架了，当意识到绑架是犯法的时候，为掩盖罪行和报复，竟残忍地将小男孩掐死，埋掉。公安机关接到孩子失踪的报案后，只用四天就破获了此案，三名杀人犯落网。电视画面里无论是负债人的家属还是债权人的家属，除了痛哭还是痛哭。
三、一位县城的青年借了五万元债款，讨债者纠集多人去青年家中抢家俱抵债，双方发生殴斗，大打出手，借债人头部被铁器连击数下，当场血流如注昏迷过去，经抢救无效死在县医院里，凶手及参与殴斗的人均被拘审。电视画面里，青年的家中被砸得一塌糊涂，遍地都是碎片杂物和血迹，女主人和孩子悲痛欲绝，场面惨不忍睹。
在报道结束时，一位女记者沉痛而悲愤地对电视观众说：
“云阳公司诈骗案之后果是严重的，受害者全部都是并不富裕或者十分贫困的农民，这些迫切渴望富起来的农民大多文化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这就引发了一种恶性的连锁反应。受骗的农民总共有八十三人，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惨剧是否还会发生，我们呼吁云阳公司骗案的所有受害者要保持冷静，切实加强法律意识让悲剧不再发生。”这些资料，方子云看了一遍又一遍，每次观看都全神贯注，每次都有更强烈、更沉重的感受。他守着电视机，就像守着自己的工作，那情形不由地使人联想起电影《德黑兰43年》的镜头，那位守了半辈子放映机的杀手，那位白发暮年的老人。
方子云不愿照镜子，他害怕看到自己这张脸，却又不得不久久凝视这张脸，每次凝视这张脸的时候，他都在心里极度鄙夷地说：“你撒谎了，你撒谎了。”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浸于思考，过去思考是为了做诗，现在思考是为了做人。他要思考的问题太多了，道德、良心。生命、罪恶、痛苦、死亡……
他至少有三个没想到：没想到事情闹得这样大，后果这样严重；没想到自己的狼性这么微弱，不堪一击；没想到失去心理平衡会这么痛苦，这么让人无法承受，这么渴望寻求解脱。
宋一坤的那句话又一次在他耳边想起：“子云这个人哪，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商界狼性不足。”
现在，他不再是贫困潦倒的诗人，价值几十万元的专利还在他手里，不久他将得到五十万元的资金，当然，是以合法的名义被清洗过的。如果他愿意，不久的将来他就能步入百万富翁的行列，出入上流社会，过上等人的生活。
然而，他失去了什么呢？天理、良心。尽管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参与策划和运作，但他觉得自己更卑鄙、更虚伪，他是被朋友装进保险柜里，以受害者的身份去拿那些沾满血腥和罪恶的钞票，真所谓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他觉得自己的人格还不如一个赤裸裸的妓女。
今后还要发生什么事呢？仍然是绝望、自杀、逼债、殴斗，不知还有多少家庭要蒙受不幸，只要不把钱追回来，悲剧就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而每一幕悲剧都是一笔无法偿还的天理良心债。
他知道，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去写诗了，一个连自己都鄙视自己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写诗呢？不能让人格的肮脏污了诗的圣洁。
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想到了“坦然”这两个字，第一次感到了“坦然”的存在和珍贵。对于这两个字，他有着比任何人都刻骨铭心的理解——
人的自私和贪婪往往使人原谅自己的不规范行为，所以就增加了坦然的容量，它通常包容许多缺点错误而仍然能够保持平衡，于是，人们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
人固然有狼性的一面，但狼性的挥发一旦超越坦然所能包容的极限，人便失去了心安理得的心理平衡，生命自身对坦然的需求就会压倒一切物质财富所带来的快感，活着本身便不再具有生命意义。
坦然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财富，只有失去它的人才能刻骨铭心地理解它的价值。而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或自杀，或一生的阴暗、惶恐。
作为人，你可以不必高尚，因为高尚毕竞是社会道德的要求。但你不能没有坦然，因为坦然是你生命自身的需要。所以，即使你的高智商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你的行为也要为坦然留点余地，因为下一个对手就是你自己，你人性需要的本能。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生存，或死亡。生存意味着忍受，死亡意味着解脱，他必须在这两者之中作出抉择。
经过几天冷静、痛苦的思考，他决定了，并且为自己的选择规定了三个原则：
一、不可以出卖朋友，没有人对不起你。
二、为受害者作一次有益的努力。
三、策划周密、合理，不能相信自己真的自由了，身后肯定还有警方的眼睛在移动。
他明白，自己不具备来一坤那样的城府与谋略，所以他策划自己行动的时候格外谨慎，对每个细节都反复推理、论证，直到确认安全了为止。当他把整个计划构思完整之后，他开始行动。
这天晚上，他来到夏英杰的家，夏英杰的父母和哥嫂刚吃过晚饭，正在客厅里看电视，对于他的来访都感到有些意外。一家人对他很热情，这个让座，那个倒茶。
云阳公司事件早已是满城风雨，无人不知，所以也不用回避什么。方子云就他们关心的问题简要介绍了一下事件经过，一家人你一言我一语也安慰了他一番。
夏英杰的哥哥关切地问：“以后有什么打算？实在不行，还回报社工作吧。”
“我天生不是经商的材料，死心了。”方子云说，“工作的事不着急，我还有时间考虑。我想好了，我还是得在文学方面谋发展，写诗没人看，我可以写点别的，说不定也能像阿杰那样一鸣惊人呢。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事，想和阿杰联系一下，借点她的光。”
夏英杰的哥哥说：“你的事，阿杰肯定帮忙。”
提到夏英杰，夏母有些伤感，摇摇头说：“这丫头一走就是一年多，也不说回家看看，就连出国这么大的事也不和家里商量一下，小时候真没看出来她有这么大的主意。还有那个姓宋的，到现在我们还没见过他什么模样，他也不结婚，阿杰连个名份都没有，他把阿杰一个人放到国外自己却留在国内，到底是女婿呢还是别的什么人？”
夏父问道：“方编辑，你和宋一坤是老同学、老朋友，你说说，宋一坤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宋一坤嘛，”方子云斟酌着词汇说，“他是那种看上去非常平淡，与普通人又有一定距离的人，知识面广，头脑冷静，从不盲目去做一件事。据我所知，宋一坤是被阿杰胁迫到海南的，她很机智地利用了宋一坤的责任感，这说明，阿杰也不是个简单的人，所以她的事业发展这么快。有一点你们可以放心，宋一坤绝对会对阿杰负责，我了解他。”
夏母点点头：“这样就好。”
方子云问：“阿杰最近有电话来吗？”
“没有。”夏母说，“春节来过一次电话，以后就没来过。没什么大事，我不让她打电话，国际长途的收费这么高，打一次电话一个月的工资没了，打不起。”
方子云说：“我今天来是想抄一下阿杰的电话号码，有点写作方面的事想请她帮忙。”夏母立刻说：“那就在这儿打吧。很方便。我刚才的话你别介意，我是说没事不要在电话里闲聊，有事当然得打。真的，我不是客套，我现在就去给你拨通，你自己来讲。”
夏母起身要去拨电话。看得出，她很为刚才那句话后悔，因为这个巧合太不是时候了，她确实没有怠慢方子云的意思。
其实方子云根本没有往心里去，他了解夏英杰一家。他笑着阻止了夏母，说：“看您说到哪儿去了，我能不了解您吗？我不是现在打电话，有些思路我还没考虑成熟，您只要把电话号码给我就行了，什么时候打电话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呢。”
方子云再三解释后，拿上号码离开夏家。
晚上入睡之前，方子云将自己在夏英杰家中的言行回忆了一遍，没有发现错误。他又将明天打电话的内容温习了一遍，确保经得起窃听、调查。
第二天，他去电信大楼给夏英杰打国际长途，一拨就通了，接电话的正是夏英杰。
方子云报上自己的名字后，笑着说：“没想到是我吧？”
夏英杰确实没想到，她非常高兴：“是方大人，听到你的声音大意外了，你怎么样？我知道你没有重要事情是不会在国际长途扔电话费的，快说吧。”
“还是老同事体谅穷秀才。”方子云说，“我现在还是老样子，混日子呗。我想了解一下你在写作方面的情况，看能不能借点你的名气，沾点你的光。”
“对你方大人我只有道命的份儿。”夏英杰简练地说，”我正在写的这个长篇计划五月份完稿，然后打算写一本纪实小说。但是现在定不下来，那位台湾老华侨一直不肯接受采访，素材整不出来。”
方子云说：“我手里有些材料，有没有写作价值得你看了以后再定。我有些个人发展的想法，在电话里说不清，也说不起。我打算把材料给你寄过去，把我的意向详细写在信里，你看过之后我们再联系。”
“不用邮寄。”夏英杰说，“我的朋友江薇有事回国，我托她给家里捎了点东西，给你捎了两瓶好酒和几本海外出版的诗集，另外叶大哥也给你带了点东西。江薇已经到北京了，估计这两天要去玉南，到时候你把材料和信交给她就行了，比邮寄还方便。”
“那太好了。”方子云道，“又省了一笔邮费。”
“顺便也托你办件事。”夏英杰说，“我想最好能通过录像亲眼看到家人，亲眼看着他们对我说话。你在电视台熟人多，麻烦你找人给录一下。谁让你自己送上门呢？正好抓个官差。”
放下电话，方子云心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天意，这肯定是天意。
罗马有人来，将意味着信息传递的时间短，夏英杰将提前接触到那些材料并且作出反应。那些受害的农民以及他们的亲人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痛苦，不可预料的悲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现在不要说争取几天的时间了，就是争取一分钟也是可贵的。
方子云相信夏英杰的智商足以破译他的密码，并期待她作出符合她品行和胆识的反应。他知道，现在能够左右宋一坤的人，只有夏英杰了。
与夏英杰通过电话之后，方子云马上去找电视台的朋友，着手录像工作。他并不遮掩，就是要做得明明白白，他给别人的印象是：脸上有笑容了，正在摆脱失败给他带来的尴尬与苦恼。
就在这一天，有两个外地诗人专程来玉南看望方子云，一位来自北京，一位来自上海，两个人是事先约定好的，在江州会合结伴而来。方子云十分感动，热情接待了他们。晚上，他们三人举怀豪饮，彻夜长谈，真有点古代侠客的味道。
第二天，方子云通过私人关系搞了一辆吉普车，约两位远道而来的诗友去野外打猎，同时到油区转一转，让他们见识一下钻井与采油的景观。
吉普车停在楼下，方子云在客厅里擦枪，司机和两位诗人做其他准备工作。这支小口径步枪一直托别人保管，很长时间没擦了，方子云擦得非常仔细，这是他的心爱之物。
其实，即便没有朋友来访，即便不去野外打猎，方子云也是要擦枪的。
就在他们准备动身的时候，忽然有人敲门。方子云急忙把枪藏起来，示意司机开门。门开后，司机见是一位衣着素雅、气质高贵的女士，右手提着一只皮箱，左手持一张写着地址的字条。
司机问：“小姐，你找谁？”
“请问，方子云是在这儿住吗？”
“对。你是谁？”
“我叫江薇，从北京来，有人托我给他捎点东西。他在家吗？”
“在家，在家。”方子云听到江薇来了，急忙跑过去接待，热情地说，“快请进，快请进。”
江薇放下箱子问：“看样子你们正准备出去？”
“不忙。”方子云请客人坐下，问，“什么时候到玉南的？安排住处了吗？有没有要我帮忙的事？”
“昨天下午到的，住阿杰家里。”江薇说，“我这次来主要是策划阿杰的小说出版的事，带了两份稿子，一是请书商和编辑审稿，二是想请专家写个序。顺便还要处理一些零散的稿件，都是足球和华侨文学方面的。以阿杰的书为主，这次准备同时推出三本书。”
“没去看看一坤吗？”方子云问。
“怎么敢呢？”江薇笑着说，“我先去看的坤哥，然后才开始办事。坤哥一门心思做学问，精神挺好的，他向你问好，还让我给你捎来两千元钱。”
方子云见其他人被冷落了，便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司机，我的朋友。这位是诗友，和你一样从北京来的。这位是上海的诗人。怎么介绍你呢？”
江薇拿出名片。方子云细看：意大利罗马欧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薇。
“不得了。”方子云将名片递给诗友。“你们看清楚了，这可是一位重要人物，有江小姐帮忙，你们的名字可以响到海外去，得趁这个机会拉关系。”
江薇打开皮箱，边往外拿东西边解释道：“这个信封，是坤哥给你的两千元。这个高级照像机是叶大哥送给你搞摄影用的。这两瓶酒、两条烟和这几本海外作者的诗集，都是阿杰给你的。那种烟酒是意大利上流社会的侈奢品，阿杰让我特意说明一下，不要当成‘二锅头’送人了。”
方子云很高兴：“看，我的面子不小嘛。”
江薇说：“昨天我给阿杰打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到油田了，她说方先生有东西要让我捎回去。”
“早就准备好了，打了一个纸包。”方子云说。
江薇说：“那我现在就带走吧，看样子你们是打算出去的，我就不打扰了。”
“那怎么行？怎么也得一起吃顿饭再走。”方子云诚恳地说，“我这两位朋友也是远道而来，我打算带他们去黄河滩打猎，车都联系好了，就在楼下停着。我看大家一起去吧，你也正好放松一下，凭我和一坤的关系，这点面子你得给吧？再说大家都是文化人，可以促进交流。”
江薇说：“中午阿杰一家人还等我吃饭呢。”
“没关系，这个由我去说，我给他们打个电话。”方子云自信地说。
江薇只能服从了，说：“我长这么大还真没打过枪呢，也没见过黄河滩。但我还是担心阿杰父母不高兴。”
“有我，你放心。”方子云说，“我那点事想必你已经知道了，最近我心情一直不好，也确实需要到野外散散心。”
“我能理解。”江薇点点头。
于是，江蔽便跟着方子云他们乘车打猎去了。路上，方子云在公用电话处通知了夏英杰的母亲，并且再三解释，求得老人的谅解。
吉普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黄河滩。
江薇极目望去，广阔的黄河滩遍地都是野草，根连着根，叶盘着叶，远处有一丛一丛的柳林，一根根柳条似乎是直接从地里伸出来的，细细的枝条随风摆动，看似柔弱，却另有一种坚韧的美和高贵的韵致。
这里根本没有路，只有一些人和车走过的印子。江薇生长在大都内，看惯了高楼林立的繁华景象，乍一到这广阔的黄河滩上，顿时觉得心胸宽广，天地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全都没有了距离。她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天苍苍，野茫茫”的诗句。
女士优先，她端起步枪朝着远方紧张而兴奋地放了一枪，真痛快。
大都会饭店地理位置极佳，有花园和停车场，饭店装潢之豪华，不仅在罗马，在整个意大利的中餐馆里也是第一流的。
《沉默的人》摄制组根据剧情需要，部分演职员来罗马拍戏，大都会饭店的老板以店主和侨领的双重身份宴请远道而来的同胞。夏英杰作为原著的作者，被特别邀请出席宴会。经过春节期间的各种联谊活动，夏英杰与侨领们不再陌生了。而能在远离祖国的罗马与拍摄自己作品的演职员见面，更有一种亲切感。
宴会气氛十分热烈，大家欢声笑语，畅所欲言。导演简要介绍了一些要在罗马拍摄的剧情，几位侨领向客人介绍了罗马的风土人情和华侨在罗马的生活情况。导演和演员还就剧情与剧中人物征求了夏英杰的意见。
夏英杰来到罗马虽然还不到三个月，但由于国内的背景以及春节以来她所参与的重要侨务活动，使她在罗马的华人社会里已经成为知名人士了。
席间，一位服务小姐走到夏英杰身旁，彬彬有礼地说：“夏小姐，有您的电话。”
夏英杰站起来，跟随服务小姐来到电话间。电话间是一间布置得很雅致的小厅，有沙发供客人坐，她从茶几上拿起电话问：
“我是夏英杰，请问您是哪位？”
“是我，叶红军。”
夏英杰说：“据我所知你接到请柬了，为什么没来呢？”
“你把我估计过高了。”叶红军说，“那种规格的宴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出席的。邀请你是东道主和客人的双重需要。邀请我是礼节性的，纯粹是出于照顾你的面子，我要当真去了那就成笑话了。”
夏英杰说：“叶大哥，你太精明了。”
“我要精明，就不是这个地位了。”叶红军在电话里笑了笑，问：“我想知道宴会结束后你还有什么安排？”
夏英杰看了看手表，十二点五十分了，于是说：“宴会很快就结束，三小时后我去机场接江薇，在这之前我还得回去再写一点。”
叶红军说：“如果没有其他活动，请你回家时路过我公司一下，我有些东西要交给你，有关林萍的消息。”
“太好了，我一会儿就过去。”夏英杰说。
接到这个电话后，夏英杰再也没心思在饭店呆下去了。几个月来，她一直为林萍的下落担心，因为她始终无法驱散心中那团不祥的阴云。宴会结束后，夏英杰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然后驾车离去。
华商信息咨询公司地处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公司的门口停着几辆轿车，不时有客人出入。公司的旁边是一家花店，五彩缤纷，花香四溢。
夏英杰每次来这里都能感到一种现代化的办公气息，这里除了电脑、电话、传真机之外，占地最多的就是保险柜和资料柜，再有就是货架上摆着许多产品的样品。这里的工作人员每人一台电脑，都在埋头工作，信息是这里的命脉。夏英杰径直走进套间叶红军的办公室。
“请坐。”叶红军说，“有关林萍的资料是邮寄来的，我刚收到，如果不是你顺路的话我就给你送去了。”
夏英杰接过沉甸甸的邮包看了一眼说：“里边装的什么东西？看来挺复杂的。”
“不要拿出来。”叶红军制止了夏英杰伸手取东西的动作，说，“邮包里有两本录像带和一本杂志，其余就是文字资料，你一个人看去。我现在只能告诉你，林萍在曼彻斯特做妓女。”
“不会吧。”夏英杰虚弱而苍白地否定道。而在她心里，却已经接受这个结论了。
“我也希望不会，所以让你鉴定。”叶红军说，“这份材料真实、详细，并且包括了其他你感兴趣的问题。”
夏英杰说：“我在玉南工作时与林萍住一间宿舍，我能认出来。”
叶红军说：“对不起，我给你报了一个坏消息，让你不高兴了。如果你需要我做什么就随时打电话。”
“好吧。”夏英杰怀着沉重的心情拿上邮包出去了。
她坐进车里，手刚摸住车钥匙，叶红军从办公室里追出来，说：“你刚学会开车，一个人去机场我不放心。四点钟你在家等着，我开车送你去机场。”“不用。”夏英杰说，“我开慢点就行了。”
回到住所之后，夏英杰立即打开邮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本黄色画报的封面。一位迷人的东方女郎做着一个极性感、极下流的动作。这张漂亮的面孔夏英杰太熟悉了，但她仍然不愿相信，将画报推到一边，取一本录像带放进机子里，打开电视。这本带子的中文译名是《床上的东方少女》。
屏幕上出现了两个欧洲男子和一个亚洲女子，做着不堪入目的动作，女子夸张地呻吟、叫喊，脸上呈现出一副如痴如醉。欲死欲活的表情。
夏英杰几乎已经肯定了屏幕上的女子，但眼睛仍然紧盯着裸体女子的左肩部，她终于看到了她最不愿看到的证据——女子左肩后面那颗绿豆大的黑德。是林萍，确定无疑了。她痛苦地低下了头，无力地用遥控器关掉电视，就那样静静地靠在沙发上。她心里难受，脑子里全是宋一坤和叶红军说过的那些话——
“尤其是女人，靠别人那种礼节性的尊重，半文不值，摆出多少潇洒也是花架子。”
“这类傻大姐运气好的不多，似乎她们是生物链的一部分，正好迎合食肉动物的需要。”
夏英杰等心情平静一些了，从邮包里取出一个信封，内装林萍和杨小宁两个人的背景材料，文字是用电脑打印的。有关林萍的记录是：
林萍于一九九三年一月在北京与杨小宁相识，杨小宁以帮助出国和到法国后结婚为诱饵，并用假签证等手段骗取了林萍的信任。
同年六月，林萍携带十万元人民币和大量物品乘飞机抵达昆明，根据杨小宁的要求他们以兄妹相称，因为还有两个少女也将随杨出国。
出国路线并非坐飞机直达法国，而是乘火车开进中缅边境的景洪县，并于当晚通过中缅边境线，经过一夜行驶到达金三角地区一个名叫“色拉”的小村庄，村民都是缅甸土族人，近似原始社会。这个地区驻扎着一个师的武装部队，是大毒枭坤沙的下属，师部就设在色拉。
三名少女发现受骗后为时已晚，被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大房子里，由军人看守。房子里还有十几个人，都是被蛇头骗过钱又卖掉的中国人，男女混居一室，没有一个女人可以免遭强暴。军方的规矩是，每人须交纳五万元人民币的赎金方可离开。
杨小宁对三名少女骗完了又卖，将三十六万元人民币兑换成美金，途经曼谷回到巴黎。林萍无钱付赎金，但长得漂亮，被军方以一万美元卖到曼谷的妓院，接了一个多月的客之后，再次被转卖，于九月份被蛇头从曼谷偷渡到莫斯科，最终到英国曼彻斯特，完全被黑社会所控制，以卖淫为生，住维兰特街（译名）十六号。
真是天下奇闻，世上居然真有自己花钱把自己给卖了的荒唐事。夏英杰说不出是气还是恨，心里窝着一股火。她倒了一杯凉水喝下去，拿起另一份背景材料。有关杨小宁的记录是：
杨小宁，三十二岁，出生于香港，十六岁到法国，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华人，均已故。杨小宁一九九二年离婚，其子由前妻带回香港抚养。杨现住巴黎七区，经营一家美容院，交际很广，社会关系复杂。他从一九九○年开始兼做蛇头，参与组织非法偷渡、骗卖少女。他经常活动于中国、香港。缅甸、泰国等地。经他偷渡的有五十多人，被他骗卖的少女有二十多人。
自从法国警方与中国警方联合治黑之后，杨小宁已停止活动。受害者流散各国，尚无人对杨小宁进行报复。
邮寄材料的人显然是按照叶红军预先设定的题目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的，这些题目的设定充分考虑到了夏英杰可能关注的问题，于是就有了证明林萍身份的绝对证据，就有了杨小宁的过去和近况以及具体的住址，甚至连是否有报复的可能性也做了估计。而夏英杰起初并没有要求对杨小宁进行调查，更不会想到要报复什么人。
现在她不能不承认，假如她只看到了林萍的材料，她一定会不由自主地问：杨小宁到底是什么人？他现在躲在什么地方？应该怎样向他讨个说法，讨个公道？
而所有这些，叶红军都估计到了。
叶红军办事的干净利落和周密严谨，他把握事物的尺度和推断别人心理的准确，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与宋一坤相比，他缺少一点大思路、大胆识、缺少一点英雄人物的手笔。夏英杰心想：叶红军天生一副军师的头脑，宋一坤天生一副统帅的气度，如果这两个人绑到一起，一定能干出一番可图可点的大事。
那么，怎样帮助林萍呢？夏英杰为难了。
林萍落到这种地步不是偶然的，除了社会因素之外，她自身应负主要责任。她虚荣、浅薄、高傲，看什么都简单，总有一种盲目的性别优越感，既有惰性又有幻想，以为性感和美丽能征服一切。但她并不是坏女人，并不是自甘堕落，她从不会去伤害别人，也渴望得到别人的重视。确切地说，她只是一个美丽的傻女人。
帮助林萍，是必须要花钱的。无论是叶红军启动他的社交网络还是与当地的黑社会交涉，核心还是一个“钱”字。而通过什么方式帮助她？预计达到怎样的结果？运作过程需要花费多少钱？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未知数。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宋一坤和叶红军对林萍这类女人一向没有好感，而他们恰恰是能够帮助林萍的关键人物。动用这种专项资金需要征得宋一坤的同意，在叶红军对林萍深为反感的情况下，也只有宋一坤能够调动他。毕竟，林萍是这个圈子之外的人。
夏英杰想：这件事应该和江薇商量一下，或许能从其他方面找到办法，至少先解决一个钱的问题。
她心清十分沉重，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在玉南油田与林萍相处的那些情景。现在，她一点也没有写作的情绪，平静的心情全被破坏了。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将录像带、画报和两份文字资料收进写字桌的抽屉里，然后坐下来茫然地看着桌上的日历，那一页是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她看了一会儿，不知道想干什么，下意识地拿起笔在日历的留言处写了这样一行字：
今天，真是一个灰暗的日子。
这时她还不知道，如果要形容她今天的心境，用“灰”字，分量是远远不够的。
下午四点，夏英杰开车去机场接江薇。她心事重重，又是刚学会开车，所以一路特别小心。
机场的候机大厅宽敞明亮，一张张皮椅子，一排排大沙发，到处坐满了迎送往来的旅客，各种肤色的人都有。夏英杰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下，等着。
她一向认为自己是头脑清醒、思路清晰的人，但是自从《沉默的人》一书出版，尤其是到了意大利之后，她开始觉得脑力不够用了，许多问题既合乎逻辑又像被蒙上了一层雾，让人摸不着、说不出、看不透。
大厅的广播和电脑显示屏都在播送从北京至罗马班机降落的消息，夏英杰看到了，也听到了，她又坐了几分钟，估计旅客要出海关了，这才到出口。
江薇左手拖着一只带轮子的大皮箱，右手提着一只精美的文件箱，满面春风地走了出来。夏英杰远远地看着她，感到江薇更成熟、更自信了，这或许是因为她的生意开始有起色，或许是因为她进了这个她认为可靠的圈子，更有安全感了。
夏英杰微笑着迎上去，帮江薇拎着一只文件箱，什么也没说便出了大厅，朝停车场走去。
汽车由江薇驾驶，她开动车子后对身边的夏英杰说：“在北京机场出关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海关人员把我的行李翻了个底朝天，不知道为什么。”
“海关嘛，这种事常有的。”夏英杰没有在意，眼睛望着前方说，“希望你带来的都是好消息，如果有坏消息，那就留着以后再说。”
“怎么，这边出事啦？”江薇敏感地问。
“不是我们。”夏英杰说，“还是先听你谈吧。”
江薇说：“我先去见了坤哥，他比过去瘦了点，精神挺好的，他让你安心写作，多参与华侨社团的活动，广泛接触社会，多收集资料。他说，两地分居是暂时的，但接触一下西方文化是绝对有必要的。”
“还是那一套。”夏英杰对宋一坤很不满意。
江薇接着说：“苏卫国接到三本书的稿子后非常高兴，特别是当真得到了你的书稿。他的意思，以三十万元人民币把你的书稿买断，由他负责运作。另外他有个建议，由欧亚文化公司、万路达文化公司和某个电视剧制作中心三家共同出资，以万路达文化公司为首，将《遥远的救世主》拍成电视连续剧，他对这部可能有争议的作品很有信心。对于你个人，三十万元以外的收人，你从欧亚文化公司的分成中得到。当然，这只是他的设想，最终还要由你来拍板。”
夏英杰说：“公司的事务我不介人，只要一坤不反对，你就放手去干就是了。”
江薇又说：“另一份稿子交给王文奇了，他完全信任你的写作实力，他说，如果作品没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他可以为书稿写一个序，五千字以内的。”
夏英杰问：“我家里好吗？方子云最近怎么样？”
江薇答道：“我在你家住了两夜，都挺好的，录像带上都有，你看过就知道了。方子云遇到了点麻烦，前一段经商被人骗了，满城风雨的，他给你带了一大包东西，全在大箱子里。有一封信在文件箱里，你先看看吧。另外，我在北京去找了马志国，把礼物交给他了，他很高兴。”
夏英杰听到方子云被人骗了，而且满城风雨，便伸手从后座上拿过文件箱，取出一封信。
江薇说：“不是我要告诉你坏消息，是你主动问我的，这可不能怪我。”
信封没有封口，夏英杰抽出信细细地看——
夏英杰女士：
我以这种称谓示意此信的郑重。
信中所托之事均没有与一坤提及，作为一个男人，我不想让人产生这样的误解：方子云是依仗宋一坤的权威迫使夏英杰帮忙。所以直接与你商议。
你是文人，诗的境遇惨到何种程度想必不用我来描绘。至于我在安河市所受到的挫折，你可以通过报纸和录像资料了解事件的全部过程。鉴于我的处境日益艰难而又极力想扬名于世，我想通过我的最后努力加上你所能给我提供的帮助，圆我一个名人梦。
我想请你帮我三个忙。
一、我借一坤的十五万元已无力偿还，同时又认为“方氏调味球”的专利价值不止于十五万元。有关资料完整送上，我是一日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对商人不敢再相信。请你利用在罗马的便利条件，在华侨中间看能否找到开发这个产品的投资商，将专利卖掉，开价最低不能少于十七万元人民币，至少能让我还掉惜款的本息，售价高了更好，为我出版诗集挣出来一笔经费。当然如果实在卖不出去，一坤就认倒霉吧。
二、诗稿全部交给你，因为即使我给一坤，最后实施时还要由你运作，一坤并不具备与出版界合作的关系。假如卖掉专利的收入除还付借款本息后仍有富余，请用这笔钱出版诗集，通过你信任的专业人员策划，保证诗集的精美与高雅。或者，借助你与书商的合作关系和发行渠道，由书商策划，在有可能保本的情况下出版诗集。总之，是想利用你的影响、你的面子、你的关系争取诗集出版。
三、这是最重要的一项。如果你的写作计划允许的话，我想请你写一本关于我的纪实小说，通过我的故事反映出一代诗人的落破与无奈，探索出这个时代的人们所忽略、所缺少的那种质朴而高贵的东西。你可以参考诗稿及给你带去的我的随笔、评论、散文等，从中发现一个诗人的生命历程，感受商品大潮对诗歌的影响。你可以任意引用诗句和文章段落。
当然，我自己也可以写，也可以请别人写。但你是名人，是有力度的作家，如果你来写我，那情形就不一样了，我肯定会借助你的名气，沾你的光，广大读者在关注你的同时，无形中我也跟着出名了。
你看，这个时代的诗人有多么可怜。
也许你认为，我这个人没什么可值得写的。那要看你的感觉了，总之不要因为我是一坤的朋友而迁就你的写作原则，那样就污辱了我。而我，会努力去做一些事情，为你的作品的可读性提供传奇素材。
拜托。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方子云
方子云已经与别人合作生产调味球了，这么重要的情况怎么事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方子云为什么事先不与宋一坤商量一下？
这是夏英杰的第一个反应。
但她马上对这种想法产生了怀疑，以她与方子云共事三年的了解，这封信不像是方子云的口吻，这个人可以“请”人办事，但决不会“求”人办事，而这封信字里行间无不包含着一个“求”宇。同时，这封信的语气又有卖弄老资格之嫌，有点缺乏自知之明的成分。
这不是方子云的性格，不是他这种诗人的性格。只有特别了解他的人才能唤出，这封信隐隐约约有遗书的味道。一定出什么事了，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她不知道，但凭直觉她能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除了宋一坤和叶红军，没有人能比她更了解方子云。她为林萍的事而波动的情绪还没有恢复过来，现在又被这封信再次绷紧了神经，心跳骤然加快。
江薇注意到了夏英杰的神情有些异样，关切地问：“怎么，有事吗？”
夏英杰在没有把事情搞清楚之前，不能贸然评论什么，更不能下结论，于是说：“我想，最近我会给你添不少麻烦。今天下午我得到了林萍的消息，还记得这个人吗？她在英国，处境很不好，这事我不能坐视不理，但怎么帮她得和你商量，得有人办这事，得用点钱。接着就是方子云的事，他有四本诗集想出版，得由你出面策划。他有个专利产品项目想找个可靠的投资商，也得由你去联络。方子云的背景不用我说你也明白，我们可得罪不得。”
江薇笑着说：“给方子云帮忙就是拍了坤哥的马屁，这种机会当然得抓住，事半功倍嘛。”
夏英杰即使心事重重也被逗得笑了笑，她望着车窗外面的洋人、洋房、洋车、洋景，问江薇：“你说，我们来到国外干什么呢？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这里图什么呢？”
“怎么，你后悔了？”江薇说，“我可没后悔，现在谁不想出国呢？这里面有说不清的因素，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这次我回到海口，回到北京，你猜过去的那些人都用什么眼光看我？羡慕、惊讶、嫉妒，这使你比过去多了许多优越感和神秘感，你会从那种目光里体会到一种价值，一种满足。其实人活着，不就是为了体现自我价值，争取社会承认嘛。”夏英杰笑着点点头，说：“你所讲的那些因素里，有些东西是只可以做不可以说的。但抛开这个意义，你是自由战士，独往独来，我就不一样了。这种感受你不懂，等你领教过相思的滋味以后，那时候你就没有这么洒脱了。”
两个人一路谈着，不知不觉快到公寓了。江薇问道：“今天你不用车吗？”
“不用。”
“那你帮我往公司打个电话，”江薇说，“把箱子搬上楼以后，我得先去公司看看，交代一下工作。”
夏英杰拿起电话拨通后递给江薇，江薇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拿着电话说：“喂，小张吗？我是江薇，刚回来。你通知一下办公室的人，下班后都不要离开，我一会儿就过去。”
夏英杰说：“你办完公司的事情如果时间还不太晚的话，我想让你陪我再去一次巴顿饭店。”
“你还没死心？”江薇已经记不清夏英杰为采访石天文碰过多少次钉子了，她犹豫了一下说：“好吧，我陪你去。我刚回来，身上肯定带来一股伟大祖国的仙气，没准儿就灵验了。不过我声明，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夏英杰说：“如果我这样心诚都不行，那就说明真的没有缘分，我也死心了。”
车子开到公寓楼下，两个人把大皮箱抬进屋里，江薇打开箱子，将里面的东西简要做了一下说明，然后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开上车就去公司。
此刻，夏英杰急切要知道国内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拿起方子云的那个纸包，沉甸甸的。纸包显然已经被人打开过，尽管重新做了包装，但还是能看出来。夏英杰将纸包里的诗稿、报纸。录像带、调味球的样品、技术资料、专利证书等东西—一取出来。
她随意拿起一张报纸，还没有看内容，醒目的标题《六百万元大骗局》就足以让她屏住呼吸了，她越往下看心情越紧张，她万万没有想到，方子云竟经历了这样一场可怕的事情。
她再一次打开电视机，将方子云的录像带推进录像机，静静地、紧张地看着、听着。一张张面孔、一个个表白，全都是被人利用的角色，又全都是无辜的角色。幕后人的策划之周密、诈骗金额之巨大、受害者的境地之悲惨，一切的一切都让她为之震惊。当录像带转完了以后，电视屏幕上呈现一片空白，夏英杰的脑子里也变成了一片可怕的空白，一种直觉已经使她失去了思想、失去了意识，她完全被一种恐怖的东西死死钳住了。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心跳剧烈、心口堵、胸闷、气短、心发慌、心绞痛、头晕、四肢无力，躺也不是，坐也不是，怎么都难受。这时候如果她想站起来的话，她绝对支撑不住。她神经质地靠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这样不知过了多久，当她的血压开始慢慢回落，开始恢复一点知觉的时候，她脑海里只有三个字——
宋一坤。
从法律上，从逻辑上，从人证、物证、时间。地点、动机等等各个方面，无论有多少证据来证明宋一坤的清白，都无法推翻夏英杰的直觉，还有谁能比她更了解这个男人的头脑和思维方式呢？
想到江薇随时可能会回来，她头脑变得清醒了。其实江薇的行李在北京海关受到严格检查并不是简单的例行公事，而是针对方子云的那个纸包。这说明危险并没有解除，方子云仍然被公安机关关注着，只是监视的规格有所下降，不再是主攻方向了。江薇不知道调味球研制的原委，不了解其他方面的背景，因而对方子云被骗事件反应平淡，没有过多的敏感。所以，不能让她知道太多的情况，只能让她与别人一样，按照方子云在信中设置的思路去理解、去操作。
夏英杰想了想，把报纸、录像带重新收拾整齐，放在书柜里面，放在一个谁都能一眼看到的位置。她要留给江薇的印象是，她对那些资料并不太重视，那只是一些写作素材，与其他方面得到的素材没有什么不同。重要的是，她的态度能让江薇感到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江薇毕竟是与宋一坤的那个圈子有一定距离的人。
她把房间整理得和平常一样了，这才开始用脑子继续思考原来的主题。以她对宋一坤个性的了解，她至少可以做出三点推断：
一、幕后的总策划、总指挥是宋一坤。
二。六百万骗局，没有叶红军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个神秘的执行人无疑是受到叶红军的指使。王海、孙刚以及其他人均没有这种条件和能力，也不具备让宋一坤绝对信任的关系。
三、投入两百万元骗取四百万元，扣除方方面面的分赃之后，落到宋一坤手里的钱不会超过一百万，为此而冒这样大的经济风险和法律风险，为此而动用这么大的力量并且造成这样惨重的社会后果，宋一坤不会去干的。这就是说，六百万元骗局只是一个序幕、一种需要，骗局的后面一定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
那么，方子云用心何在？他在暗示我什么？方子云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用这种只有掌握密码才能破译的文字，可以想象他是动了一番怎样的脑筋，可谓煞费苦心。一方面是他的良心承受不住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出卖朋友，所以他把难题抛给了我，想借助我的特殊身份实现一种期望。
无疑，他背叛了宋一坤。
尽管方子云想改变穷诗人的窘迫，尽管参与经商是他自己强烈要求的，尽管他肯定会得到一笔可观的金钱，尽管他与宋一坤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是，他仍然背叛了宋一坤，背叛了他不愿面对的所有阴谋和财富。那封信现在看来，并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名人梦，而是一封请愿书，一封为了八十三位受害者农民所呈上去的请愿书。
这才是真实的方子云。
“那么，他没考虑过后果吗？他没考虑过将来怎样面对宋一坤吗？”夏英杰这样问自己。突然，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她的心头，她想驱散这种感觉，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预感不是没有根据的，是必然会发生的。
这个念头一闪过，她的心“砰”地一下提了起来，像悬在喉咙口。她下意识地开始凝视电话，慢慢地把伸手过去，但刚拿起话筒又马上放下了。她在想：如果方子云真出了大事，家里的人肯定会听到一些传闻。但是不能直接问方子云的事。也许家里的电话被监听了，打听方子云无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那是非常危险的。
她想了一会儿，再次拿起电话，拨通了中国玉南自己的家，接电话的是母亲。
“妈，我是阿杰。”她用轻松、愉快的语气说，“没别的事，我就是想告诉您，江薇一路平安，家里带的东西我都收到了，您也不用挂念我。”
“哦，好，好。”母亲放心了。接着紧张地压低了声音说：
“告诉你一件事，方子云自杀了，就在昨天晚上他住的那间房子里，今天早上发现的，去了很多警察，听说是他自己用枪朝头上开了一枪，很惨呢……”
夏英杰脑子轰地一声像爆炸了一样，眼前一片昏黑，险些拿不住话筒。母亲后来说了些什么，她一句也没听进去，她再一次被惊呆了。
“喂，阿杰，你怎么不说话？你怎么啦？”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夏英杰极力稳定自己的情绪说，“前一段时间他不是挺好的吗？他还让我帮他出书呢，怎么可能会自杀？”
“谁知道呢，这个人神神叨叨的说不准。”母亲叹了口气说，“听说了这事，我也挺难过的。”
夏英杰又与母亲讲了一会儿，然后轻轻放下电话。她的预感被证实了。一切都像梦一样来得那样突然，却又无不包含着某种必然性。一个诗人，转眼之间就死了，不存在了。
她想哭，却哭不出一点声音，甚至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只有心里的痛、心口的堵，只有抑制不住的眼泪默默地往下流。
她脑海里浮现出上海看守所的一幕，宋一坤自言自语地说：
“子云这个人哪，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商界狼性不足。”
她恍恍惚惚又回到了玉南油田红房子酒家，方子云一边推着自行车一边自嘲地说：我们是唯一骑车子到这里吃饭的人，就像孔乙己一样，是惟一站着喝酒而又穿长衫的人。
人生，太残酷了。林萍像牲口一样被人卖了又卖，最终流落风尘，自己卖自己；方子云只是为了出版诗集作了一次发财梦，却最终不得不以死来寻求解脱；那些受骗的农民四处举债，本想用劳动的汗水去摆脱贫苦，却最终被推进更深的火坑。
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夏英杰似乎在想，又似乎不用去想。虽然方子云并没有告诉她应该做什么，但是事态和思路已经十分明白了，既要保全宋一坤，又要给受害的农民一个交代；既要爱情，又要平衡本能的良心。要达到这种效果只有一个办法：秘密退还赃款。
夏英杰的脑子里千头万绪，真的犹如一团乱麻了，以她的心理、年龄、阅历，她在承受着她原本无力承受的东西。问题太多了：如何让宋一坤失去指挥权？如何利用他的威信争取叶红军？
退赃之后会不会引起内讧？失去这笔资金会给生存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夏英杰正在想着，江薇回来了。听到敲门声，她赶紧擦干眼泪，稳定了一下心理之后才去开门。
但江薇还是看出来了，问：“你哭了？”
“心里难过。”夏英杰说着，将林萍的背景材料递给江薇。
江薇看过之后沉默了一会儿，问：“不会搞错吧？”
“叶红军提供的资料，不会有错的。”夏英杰肯定地说。
江薇叹口气，摇摇头说：“都是女人，我能说什么呢？她是你的朋友，你说什么我照办就是了。”
夏英杰说：“先去巴顿饭店吧，其他的事情回来以后再慢慢商量。但愿今天晚上你带来的仙气能灵验。”
于是，两人一起下楼。
夜色中的罗马城灯火辉煌，在豪华与古老之间流荡着一种神秘的气息。置身于这座宏伟而繁华的大都会里，使人既感到拥有，又感到贫乏。
车上，江薇问：“晚饭怎么吃？是自己动手还是奢侈一次？我看你心情不好，咱们奢侈一次如何？”
夏英杰说：“办完事找一家高级餐馆奢侈一回，再来点酒。一来给你接风，二来耍点大侠的威风。”
“东方女侠。”江薇哈哈笑着说。
车子开到巴顿饭店门口停下，江薇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暗暗保佑此行成功，然后陪夏英杰走进餐馆。餐厅里有二十几位客人，石天文的儿子站在营业柜台的里侧，石天文的妻子不在。
石天文的儿子已经认识夏英杰了，没等搭话就进了里间。片刻，意大利老妇人出来了，看见夏英杰后非但没有被感动，反而一脸的冷漠。出乎夏英杰意料的是，这次她用生硬的中文说话了：“你们又来了？我了解你们。现在我告诉你们，我们不愿意与你们打交道，请你们再也不要来了。”
这次，夏英杰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走了，她的心被重重地刺了一下。她问自己：你们指谁？是指我和江薇？还是指来罗马谋生的中国人？
她并没有因为老妇人的态度而生气，倒是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负疚感，似乎自己也成了某种人的同类。
她的心情恶劣透了，离开巴顿饭店后，她与江薇找了一家高级餐馆大把大把地花了一回钱，两个女人喝掉了整整一瓶香槟酒。
她们回到公寓时已经很晚了。劳累了一天的江薇倒在自己房间的床上很快就睡着了。夜深人静，夏英杰独自坐在写字桌前沉
思，问题太多，压力太大，冲击太强……她又看见了日历，看见了上面的那行字，她极痛楚、极惨然地一笑，拿起笔将“灰”字改成了“黑”字，变成了——
今天真是一个黑暗的日子。
随后，她警觉地把这一页日历撕掉，揉成一团，拿到卫生间冲走了。江薇何等聪明？仅仅因为林萍的事情还不足以使用“黑暗”一词，那么“黑暗”两个字就极有可能出卖人了。
这一夜，夏英杰是睁着眼度过的。
她在想：一坤哪，我知道你爱我、疼我，你想把整个世界都给我，你想让我成为最辉煌、最幸福的女人。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所要求的只是一种普通意义上的婚姻、普通意义上的男人。我所选择的男人，无论是责任心、成就感，无论是才学、胆识，都是出于普通女人对普通生活的思维范畴。但是，一坤哪，你已经不是普通概念上的人了，你是在人与鬼之间的临界点上似动似静的幽灵。
这一夜，她脑子里不停地幻化出方子云开枪自杀的血腥惨状，仿佛自己就是罪人，仿佛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面孔就在她眼前呻吟、叫喊、控诉。
她爱宋一坤，已经爱到了极至；而恨他，同样也恨到了极至。这种极限的感觉她是真的感受到了，那是一种根本无法用文字表述的感觉，是一种从骨子里、从每一根毛孔里都往外冲撞的感觉。
命运，把一个柔弱的女人推到了一念定生死、一发系千钧的决断关头，夏英杰面对这个远远超出她自己年龄负荷的局面毅然作出决断——
秘密退赃，制止悲剧进一步恶化，争取良心上的一点平衡，为宋一坤保留一线做人的资格，缓解警方追查的紧迫感。万一事件败露，从法律上也能争取一些主动，使宋一坤不至于构成杀头之罪。
无疑，这个事件为解决林萍的问题提供了契机。
早晨，夏英杰等江薇上班后立即给叶红军打电话，让他开车来接她。然后，她找出那盘从海口带来的音乐磁带，她与叶红军的谈话就将以《教父》这支曲子开始，她把谈话的思路、程序都准备好了。
叶红军很快就到了，夏英杰从窗户看见了他的车后，便缓步下楼，坐进他的车里说：
“一大早就打扰你，真不好意思。谁让你是一坤的朋友呢，你就只当我是狗仗人势吧。”叶红军笑笑，发动车后问：“上哪儿？”
夏英杰说：“到郊外兜风去。”
叶红军怔了一下，开动车子，说：“你脸色不太好，写书不是一天的事，别太劳累了。”夏英杰把磁带装进车上的录音机，车内立刻响起了《教父》的乐曲。她把音量关小了一点，问：
“叶大哥，在《密西西比河》和《教父》两首曲子中，你更欣赏哪一首？”
“那要因肚子而定了。”叶红军说，“饥寒交迫的时候，当然会倾向《密西西比河》，从中得到一股力量、一种气势，有利于培养不屈不挠的精神。温饱问题有了保障之后，人就有心情欣赏《教父》了，寻求一种人格境界的升华。”
“有道理。”夏英杰点点头说，“你的阅历比我深，能不能谈谈你对《教父》这首曲子的理解，也让我提高一点艺术品位。”
叶红军等车子右转弯之后，问：“你叫我出来，就为谈音乐？”
“至少我认为应该从音乐开始。”
“其实，我也是一知半解。”叶红军说，“一百个人对同一首乐曲可以有一百种理解。我个人认为，评价《教父》这首曲子不能局限于书的原著和电影，它应当有更广阔的空间、更厚重的深度。就乐曲而言，我认为《教父》并没有追求感情的宣泄，而是更多地注重理性的思考，写出了一种沧桑、一种无奈、一种生命历程的轮回，写出了一种超然的精神和空灵的境界，使人格得到净化、升华，使人性回归到最初的纯真、自然、朴实。”
“精辟。”夏英杰说，“现在，请你把车停下。”
这是在郊外的高速公路上，除了过往的车辆什么都没有。叶红军在一个出口处将车靠路边停下，不解地看着夏英杰。
夏英杰盯着叶红军的眼睛，极力压抑着内心的悲痛，沉静地、缓缓地说：“如果我告诉你，方子云自杀了，死了，那会不会比一首《教父》更能使人得到净化、升华？”
“你说什么？”叶红军失去了一贯的从容，声音一下子变了。
“我是说，方子云在玉南开枪自杀了，子弹打进了脑袋，他死了，不存在了。”夏英杰冷冷地说着，泪水控制不住地顺着脸颊流下来。
“你怎么知道的？”叶红军的嗓子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声音暗哑地问。
“江薇带来了方子云的一包东西，还有一封信。我看过所有的资料以后，脑子里就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家常的话没说几句，母亲就告诉了我方子云自杀的消息，据说很惨。这是方子云给我的信，你看过之后就知道了。”
夏英杰取出信交给他。
叶红军看过信，痛苦地伏在方向盘上沉默了许久，低声问：
“你想让我干什么？直说吧。”夏英杰反问：“钱在哪里？由谁控制着？与这笔钱相关的计划是什么？”
“你在难为我，你这是让我背叛一坤。”
“高贵的背叛。”夏英杰强调。
叶红军说：“我有必要告诉你，一坤在向我解释这个计划的动机时只讲过一句话，他说，八十万元不足以构筑阿杰的事业体系。”
“作为女人我感到满足，但作为人，我不能容忍。”夏英杰说，“叶大哥，我一向非常尊重你，这种尊重在我认识你之前就存在了，因为方子云和一坤都对你有很高的评价。现在我需要你帮助我，帮我给一坤争取一线生机。”
“冲击波已经过去了，一坤现在是安全的。”
“当然，方子云临死前也没忘记维护这一点。”夏英杰说，“如果一个人连活着的资格都没有，那就根本谈不上生存条件或生存方式。”
“你让我感到无地自容。”叶红军说，“子云死了，你想我心情会怎样？我甚至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但是，活着的人还得面对现实，这个世界不是靠情绪组合的，而是靠理性。当然，你的直觉会告诉你很多东西，但司法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我的沉默能避免一场地震，我只能沉默。”
“问题是，现在已经地震了，震中在我们的良心，在于方子云死了，在于每时每刻还会发生死亡、流血、暴力，你能沉默下去吗？”
夏英杰很激愤，接着说：“财富固然很重要，我自己也不是佛门圣子，我也有私心、欲望，我也会搞点小阴谋、耍点小聪明，但凡事都得有个尺度，得限定在人性的行为之内。如果财富的代价是近百个家庭的痛苦、绝望，是由此引发的绑架、斗殴和自杀，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果你是坐在眼泪、血腥和白骨上面，你能心安理得吗？我看化成鬼埋到地下也不会踏实。如果这笔财富不能给你带来心理上的幸福和满足，而是带来永远都抹不掉的负罪感，那么财富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道理都是对的，而且我们都能讲得很好，而且不是报纸上的政治说教。”叶红军心情十分复杂，说话时一直低着头，不敢正面与夏英杰的眼睛对视，他接着说：“道德、伦理、良心这道防线不是每个人都能守住的，当温度达到和超过它的熔点的时候，它就会熔化，就会被另一种东西所取代。我在想，如果你不是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托举着，如果你像难民一样渴望得到一份哪怕最肮脏、最下贱的工作，你还会这样说话吗？”
“你提了一个非设身处地不能回答的问题。”
夏英杰稍微停顿了一下，沉静地说：“过去，我和一坤讲相依为命。现在，我要和他讲同生共死。真的，这不是讲爱情故事。当我决定要造反的那一刻，我已经把后果假设到最坏的程度，我心情恶劣透了，除了绝望还是绝望，好像末日将临了，好像一个不称职的赌徒正一步步走向死亡。死，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但我还是把它想得很复杂，比如用什么方法会死得没有痛苦。死得凄美一点。我害怕死了以后被人参观，害怕别人看到我血腥的样子。”
叶红军打开车门下去，让冷风吹一吹脑子，让冷空气冷却一下翻腾燥热的胸腔。他在路边缓慢地走过来踱过去，沉默着、思考着，他在权衡天平的砝码应该往哪一边倾斜。夏英杰也下了车，站在路边默默地等待。
过了许久，叶红军长长地呼吸了一口气，终于开口了，他轻声说：“其实，我早就预感到了会有今天，只是自己欺骗自己，不愿意相信罢了。一坤以为不直接执行计划就能心理平衡一点，又何尝不是自欺欺人？然而事态到了现在，已经不是我个人舍不舍得失去几个黑钱的问题。我个人立牌坊，后果由一坤、王海和孙刚承担，我这样做又是不是人呢？我个人同意退钱，但决定权要交给一坤。”
夏英杰心里一颤，眼睛潮湿了，她知道这个承诺的分量，那将使叶红军失去一笔也许一辈子都无法挣到的金钱，而金钱，就是生存的保障。她不由自主地伸出手邀叶红军握手，敬重地说：
“叶大哥，谢谢你。”
叶红军说：“那笔钱还在中国境内，由我控制着，最近几天就要投入使用，它后面确实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
“必须先斩后奏。”夏英杰坚定地说，又解释道，“一坤的性格我们都了解，他不会轻易决定一件事，更不会轻易改变一个决定。但是，一坤的动机完全是为了我，如果我拒绝，又是在这种大是大非的关头，我想，他会同意的。”
叶红军想了想说：“上车谈吧，你不是要兜风吗？等我把情况向你介绍之后你再做决定。我想，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是瞎子害眼，豁出去了。”夏英杰边上车边说。
汽车在郊外的公路上漫无目的地行驶，叶红军将云阳公司骗局的背景和江州计划的内容全部讲了出来，包括他负责的执行人人选。最后他说：“现在江州的态势完全成熟了，启动在即。如果江州的工程启动不起来，那后果不堪设想。如果等江州的工程结束之后，秘密还款没有问题。”
“那要等多久？”夏英杰问。
“整个周期至少需要三个月。”
“不行。”夏英杰立即说，“现在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每一分钟里都可能有人上吊、投河，都可能有家庭发生你意想不到的悲剧，这种血债，一天也拖不得。”
叶红军犹豫再三，还是下了决心：“好吧，置于死地而后生。我现在送你回去，然后马上处理这件事，通过安全的方式让警方获悉存放资金的银行和取款方法，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受害者吃到定心丸。办完这件事我去找你，商量咱们自己的活路。”
汽车返回公寓，夏英杰取出音乐磁带，下车后再次与叶红军握手，沉重地说：“现在，真的顾不了许多了，考虑越多越容易动摇，置于死地而后生吧。”
房间里静静的，只有墙上的电子挂钟发出轻微的“嚓、嚓”声，而这种静更加凝聚了紧张气氛。
夏英杰头枕着胳膊侧身躺在长沙发上，闭着眼睛，感受着自己的心跳，默默数着钟表指针一格一秒地过去，盼着电话铃突然响起。虽然她毫不怀疑叶红军的承诺，但这个事件非同一般，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之前，一切都像是虚幻的。
录有她全家人生活画面的录像带就放在桌上，她一直没顾得上看，没有那种心情，她害怕里面出现方子云的身影，会更刺激她，她需要先给方子云的亡灵一个交代，然后才能有勇气面对他录制的这本磁带。
她静静地躺着，脑子却在高速地运转、回忆、分析、椎断。
突然，她联想起一件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那就是文稿竞价。八十多万，那简直是一个神话，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顺理成章的发生了。
宋一坤做的事情有哪一件不是顺理成章呢？而他那些顺理成章的事情又有哪一件是真正表里如一的？文稿竞价的后面一定有精心策划的文章，宋一坤早在出狱的时候就已经胸有成竹，他在牢房里就算计好了。
直到现在夏英杰才明白，当初宋一坤为什么要让她写那部作品，那片电脑磁盘不是简单的小说大纲，而是一张名利均等的巨额存单。
“应该解开这个谜。”她想。
十一点零五分，电话终于响了，清晰的声音打破了房间里的寂静。夏英杰“噌”地坐起来，拿起电话说：“我是夏英杰，请讲。”
叶红军只讲了三个字：“办妥了。”
夏英杰的心落地了，竟不知该说什么，拿着电话愣着，释放着自己的负罪感。
叶红军说：“中午饭不要做了，我在凯撒饭店订了一张桌子，午饭一起吃吧。”
凯撒饭店是意大利人经营的高级餐馆，消费昂贵，华侨一般很少光顾，但谈话方便。
“你在哪里？”夏英杰问。
“在路上，”叶红军说，“五分钟后我在楼下等你。”
夏英杰放下电话，匆匆准备了一下就下楼了，她坐上叶红军的车去凯撒饭店。
叶红军开着车说：“中国新闻媒体很快会作出反应，说云阳公司事件责任者在警方强大攻势的威慑下以秘密方式主动退还了赃款。对于我们这个圈子而言，这个娄子捅上天了，王海和孙刚得吐血。”
“我们呢？”
“我们？”叶红军说，“安河损失两百万，执行人的五十万不能赖掉，一坤还要对江州的运作费用负责，再少也得一百万。如果王海他们不吐血，我们就得跳楼。”
凯撒饭店的主餐厅有三百多平方米，装潢风格与中国饭店截然不同，每一幅油画、每一处雕塑都会把人带回古罗马的时代，奢华、尊贵。
夏英杰人座后说：“昨天晚上我和江薇就挥霍了一次，好像控制不住。今天又轮到你了，这该不会是巧合吧？看来都不打算过日子了。”
叶红军笑了笑，说：“我来罗马几年了，从来不敢涉足这类饭店，现在得见识一回，也许以后没机会了。”
夏英杰说：“现在绝大多数债务都是记在一坤的账上，你的损失我们还有能力补偿。这样看来，跳楼的应该是一坤和我，你还是有日子过的。”
“这话见外了。”叶红军感慨地说，“子云死了，虽不是以死醒世，但却是以死醒自己、醒我们。我和一坤现在是真正的生死之交了，这可不是江湖汉子拍胸脯、喝血洒。”
意大利风味的酒水、菜肴上齐了，夏英杰觉得与其说是吃饭，还不如说是享受艺术，每一杯酒、每一道菜都充满了艺术的美感。可惜的是，这种氛围与她的心情和处境相距太远了。
夏英杰端起精美剔透的高脚玻璃杯，轻轻晃动着里面唬珀色的葡萄酒，嗅着那醉人的淳香，问道：“叶大哥，我想请你告诉我一点关于八十五万元文稿竞价的背景，过去我傻乎乎的还真以为自己是才子呢，现在才知道那根本不是运气。”
“算了吧。”叶红军说，“总不能连条裤权也不给他留。”
夏英杰说：“都到了这个地步，留条裤权也没有意义，还让我心里不敞亮。你现在不说，万一我死了你会觉得对不起我，你会后悔的。”
“你威胁我。”叶红军苦笑了一下，说，“我已经做了叛徒，也没什么牌坊可立了，索性就全盘出卖了吧。”
叶红军将文稿竞价的内幕讲了一遍。
夏英杰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所以听过之后并不感到惊奇，而且这个事实已经无法推翻了。
叶红军说：“文稿竟价并没有给哪一方带来损失，双方各得其所，我看不必抓着不放。江州的工程是规范进行的，纯属商业行为，没有任何违法动作。江州的机会是历史造成的，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我们谁也不敢去追究历史，但利用一下是可以的。”
“我并没有说江州的工程不能做。”夏英杰说，“你想说明现在江州工程是惟一的救命草，我何尝不是这样想的？我现在已经知道害怕了，怕死，想活命。”
“那是因为比死还重要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叶红军说，“在讨论我们的活路之前，我想听听你对子云的后事有什么建议。子云这一死肯定使玉南又成了是非之地，肯定有人希望我们出现。从时间和地理上看，我们反应迅速可能会节外生枝。”
“感情厚重并不意味着感情用事。”夏英杰说，“子云不是平庸之辈，他对我们的期望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我们已经做到了，他可以瞑目了。至于整理、出版他的作品，那只是个时间问题。我的意见，这事先不要告诉一坤，并且在大局没有稳定以前你们谁都不能去玉南，必须先顾活人。”
叶红军点点头。他曾担心夏英杰对方子云的后事问题有看法，对保持沉默不能理解。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夏英杰并没有因为情绪波动而失去理智。于是他说：“那么，现在只讲一件事了，活命。江州工程是压倒一切的议题，而六百万元启动资金是活命的关键。六百万元，这个数字太可怕了。”
凭心说，夏英杰根本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也顾不上考虑，定下神之后她才感到形势有多么严峻。她想了一会儿，试探着说：“这样大的资金，在一坤的朋友里恐怕只有周立光能够办到，而且一坤在他面前也有一定信誉。如果让一坤出面找周立光，我看不是没有一点希望。”
“我知道你会提周立光。”叶红军摇摇头否定了这个建议，并且向她解释道：“有一个原则，一坤只能在拿到皮革厂产权之后才能与周立光联系。周立光的资金必须是合理合法地支出，他受乡镇企业局的监督和其他股东的制约，他个人无权将六百万元巨资不明不白地借给别人，即使他想做也做不到。如果一坤在没有取得产权的情况下让周立光的资金介人，然后再把产权卖给周立光，这就有可能被视为欺诈，反而引火烧身害了自己。”
“那么，能不能再利用一次高天海呢？”夏英杰问。
“不行。”叶红军再次否定道，“高天海个人拿不出六百万，而铁鹰集团也没有正当理由出资，搞不好，连文稿竞价也会引起怀疑。一旦引发司法部门的兴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根神经碰不得。从一坤的性格来说，高天海已经帮忙了，再去麻烦人家不够君子之风，一坤不会同意。”
夏英杰沉默了一会儿，问道：“这么说，一坤死定了？”
“下这样的结论为时尚早。”叶红军说，“我之所以找你商量，就是因为我心里很矛盾，我对我的建议所造成的后果无法估计，也无法负责任。”
夏英杰说：“娄子是我捅的，责任当然由我负，要跳楼我和一坤一起跳。眼下已经在死路上了，哪怕有一线生机也得试试。有什么建议你只管说，没人要你负责任。”
对于叶红军而言，这一步已经迈出去，再回头已不可能。但就这样原封不动地把残局推给宋一坤，他做不出来，至少他得让宋一坤知道，他曾为扭转局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他说：“银行并不是惟一的贷款机构，经济担保也不是惟一的贷款方式，在商业行为里，风险是最基本的因素之一，无论好人与坏人都适用这条法则。按照一般的规律，风险越大回报越高，于是就贷款而言，自古便有了超越法定规则之外的民间贷款方式，就是人们常讲的高利贷。这个圈子有它自身的游戏规则，一种很残酷的规则，因为法律不足以维护放贷者的权益。”
“高利贷？”夏英杰自语了一句，脑海里掠过一股阴沉的意念。在她童年的记忆里，这个词常常与旧社会联系在一起，与电影里的地主恶霸联系在一起。而现在，高利贷近似黑社会的同义词。
“在罗马华侨的帮会里借贷？”夏英杰问。
“那就离死更近了。”叶红军摇摇头，“你记住，如果你在罗马被人出卖的话，那个出卖你的人一定是你身边的中国人。再者，他们谁也无力一下子拿出六百万元，即使他真的想帮助你。”
夏英杰已经明白了，她想了一会儿，问道：“无担保借贷，放贷一方怎么能相信我们的还贷保证呢？总是有点规则吧？”
“我们这种情况，对方可以参考两点做出判断。”叶红军说：
“第一，对你的计划进行可信性论证，包括调查、取证，确信能够赚到钱。第二，看你的脑袋是不是值钱的那一类，指你的社会阶层、地位、前途。”
“你是说，把一坤的整个计划全盘托出？”
“只能这样。”叶红军解释道：“对于放贷者来说，你犯罪与否无关紧要，但是你与他们的合作必须是合法的。这就像你去商店买东西，店家给你提供服务是为了赚你的钱，不管你是好人或坏人，也不管你是男人或女人。”
夏英杰问：“怎么与他们接触呢？”
“正面接触，至少我这等小人物是不够资格的。”叶红军坦率地说，“但是你可以，你有资产，你不是来罗马打工的，以你的年龄一本书竞价到八十五万元，你的脑袋是值钱的。另外，你是一坤的妻子，你有资格代表他做出某种决定。而我，除了把脑袋跟你绑在一起之外，充其量是为你们的会谈做引见工作。”
“这样最好，我也不愿你越陷越深。”夏英杰说，“现在，实际上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但我还是想问一下，一旦合作不成，对方会不会告发我们？”
“不会。”叶红军肯定地说，“告发你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恶劣的影响，会失去投资信誉，这对一个商人等于自杀。”
“那就决定了，你尽快安排这次会谈。”夏英杰果断地说，“现在不是怕不怕死的问题，而是怎么死里逃生的问题。”
“依我分析，成功是有可能的。”叶红军说，“我计算过了，六百万元的贷款以四个月为周期，以50％的利息付本息，我们从全局来讲仍能保持收支平衡，不会伤筋动骨。当然，我向对方报出的利息应为20％，弹性由你掌握。”
夏英杰说：“会谈场所一定要准备录像机、电视，以便介绍情况。另外，会谈一方必须讲英语，如果他们有汉语翻译则更好。在会谈之前，我需要一份有关对方情况的说明资料。”“没有问题。”叶红军肯定地答道。
夏英杰望着一脸倦容的叶红军，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的生活本来应该是平静的，却被宋一坤从那边拉了一把，又被自己从这边拉了一把，他也成了这个事件的牺牲品。她想说几句道歉的话，又觉得太苍白了，所以什么也没说。
“下一个题目，该谈林萍了吧？”叶红军平静地问，他的表情，似乎看透了夏英杰的心事。
“你的意思呢？”夏英杰很感激这个问题由叶红军先提出来，她也要征求他的意见。
“我没有发言权。”叶红军说，“林萍是你的人，解决林萍的问题是要花钱的，所以决定权在你手里。”
“我认为，现在是帮助林萍的最好机会。”夏英杰说，“如果我们完了，花在林萍身上的几个钱救不了我们，不如在我们倒下之前拉她一把。如果我们绝处逢生，以江州的项目所带来的收益我们不会计较花在她身上的那几个钱。退一万步讲，我们既然可以为八十三个素不相识的农民把命都押上去，又怎么可以不救我们的朋友呢？”
“需要我做什么？”叶红军问。
“给江薇提供必要的帮助。”夏英杰说，“我知道江薇很忙，公司刚有点起色，但救人更重要，她必须先放下手头的工作。有一点是非常明朗的，如果我们垮掉了，江薇的公司支撑不下去。现在的重心在江州，在一坤身上。大局稳住了，其他问题会迎刃而解。”
叶红军说：“通过侨会组织之间的联系，让伦敦的朋友接应江薇，这方面没有困难。他们可以提供向导、负责她的安全。至于林萍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那要等江薇见到林萍之后才能商定。”
“那就决定了。”夏英杰说，“我今天晚上就和江薇谈这件事。”
“申请签证和订机票都需要时间，应该抓紧。”叶红军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多事之秋，江薇动身越早越好，她不适合在我们身边活动。另外我有个建议，应该让江薇先去巴黎，找杨小宁讨个说法。当然，我会充分考虑安全问题。”
“找杨小宁？”夏英杰问，“你认为会有结果吗？”
“问题不在结果，而在过程，在时间。”叶红军解释道，“我们这边的局势会发生什么变化，谁也无法预测。如果江薇留在罗马，我们的事情很难瞒得住她，而且还可能引起猜疑、误会。所以，眼下她走得越远越好，走得时间越长越好。多扔几个路费，少添几分麻烦。”
“有道理。”夏英杰点点头表示同意。
“那么，我们的午餐可以结束了。”叶红军放下手中的餐具，并不轻松地笑了笑说，“但愿，这不是最后的午餐。”
“上帝保佑，我们会交好运的。”夏英杰半开玩笑地说，“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地摊算过一卦，卦相上说我命长，能活到九十岁。那就是说，一坤能活到一百岁。一切都会过去的。”
“好，就托你的福了。”叶红军极认真地说了一句。
人处绝境，求生就成了最简单的本能。
当初，夏英杰临危决断也罢，本能的抉择也罢，总之事情是做了，娄子是捅了，当时根本顾不上考虑后果。局面搞到这种地步，她是有责任的，但她根本没打算负责，因为她的行为早已超出了她的责任能力，她只对天理良心负责。而现在，生与死全看天意了。
这两天，她脑袋都要炸裂了。
江州那边，一切谈判程序都结束了，只等双方正式签字。王海一拖再拖，似乎再也找不到拖延时间的理由，而他又不能打电话请示宋一坤，他的焦急可想而知。
海口那边，叶红军根据夏英杰的意思，完全中断了与宋一坤的联系，宋一坤得不到任何情况，其焦急更是可想而知的。
资金，救命的启动资金。
最焦急的当然是夏英杰，她的每分钟都像是在天塌地陷里度过的一样。她曾想过，让叶红军给维也纳的孙刚打电话，通知王海与对方签字，并规定三个月内付清款项，这样可以争取一些时间。但是，现在江州工程能不能啃下来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失败了，违约一方必须支付的违约金将使王海和孙刚的损失更为惨重，这个责任，不是她夏英杰只凭良心就可以承担的。
这天晚上家里来了十几位客人，全是江薇在罗马结识的新朋友，有中国人，也有意大利人，都有工作上的来往，江薇按中国习惯请他们到家里吃饭，加深了解和感情。明天，江薇就要启程去法国了，她也希望放松一下。
自从来到罗马，家里还是第一次这样热闹，客人们谈笑风生，谈话中掺杂着国语、英语和意大利语三种语言，不时有愉快的大笑声传进厨房。江薇总是充满了活力，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凝聚一批青年朋友，她是幸运的，虽然她也有烦恼的时候，却没有超乎常规的心理负担，她的幸运在于：她永远安于做普通人。
夏英杰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大厨的角色，因为江薇烧菜的手艺远不如她。她在厨房里手脚不停地忙着，不时还看一眼手表，她想赶在八点钟之前把主要的菜都做出来。
八点钟，叶红军将准时来接她。八点半，她将准时到约定的地点与有可能提供临时贷款的一方进行会谈，争取启动资金。今晚，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无论结果如何都会印在她的记忆中。毕竟，她是第一次与具有黑社会背景的外国人接触，她在做着一件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关于不规范的高息贷款，叶红军提供了三家曾有过此行为的意大利公司，三家经营均是夜总会，均在罗马有一定的知名度。
夏英杰在反复比较了三家的资料后，决定首先与“索兰特夜总会”接触，因为这家夜总会曾经有过七次向中国移民放高利贷的先例，贷款期限从三个月到半年不等，利息在18％到33％不等，最低贷款额为十万美元，最高贷款额为二十一万美元。据资料显示，这家夜总会无论是贷给中国移民还是贷给其他国籍的移民，都没有突破过二十五万美元的记录，而且都是以私人的名义，从来没有失过手。
关于“索兰特夜总会”的背景，谁也说不清楚。据叶红军推测，它可能隶属于某个大财团，是个介于黑白之间、介于底层社会和上流社会之间的机构，起中介和隔离的作用。
六百万元人民币折合七十多万美元，以四个月、30％的高息计算，它将产生二十多万美元的利息，这对一家夜总会而言不能说没有吸引力。然而，这是一次没有任何经济担保的贷款，贷款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施贷一方对投资结果的信任与否，取决于投资项目的特殊性和高标准的安全系数。也正是因为如此，这种贷款形式的签约率往往非常低。
但是，这毕竟是一线希望。
江薇正在用一块雪白的餐巾擦着酒杯，对夏英杰说：“今天难得放松一下，你有什么大事非要今天晚上办不可？你不在，这里就少了一半的气氛。能不能跟叶大哥解释一下，有什么事情放到明天再办？”“不可以。”夏英杰说，“今晚是谈方子云专利产品投资的事，这事本来是让你去办的，叶大哥实际上是在给你帮忙，你该支持才是。”
江薇说：“你交代的事我都记着呢，但是真的忙不过来。你看，现在公司的事情一大堆，你又让我去巴黎。不过，公费去巴黎可是趟美差。”
夏英杰说：“林萍的事不办不行，早一天解决早一大心安。这几天我什么也写不出来，没情绪。”
“假如，”江薇强调了一下，说，“假如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把林萍接到罗马的话，你让她干什么呢？我绝对没有歧视的意思，我是讲实际。在我的印象里，林萍是一个期望值很高的人。”
江薇讲话很有分寸，点到为止。夏英杰明白江薇要说而又不便直白道出的那些话，其实她心里也没底，因为整个大局都没底，只能是走一步说一步，顺其自然。她想了想，说：“罗马，不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呢？说不清楚，即使在这里生活，支撑点也在中国。我们不是闯欧洲，我们根本不具备闯的实力。资本主义国家是投资饱和，资本过剩、资本输出，这里只有我们打工的位置，只能做点小本生意。所以，包括林萍在内，我们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在需要资本输人的地方。我们的欧洲居留权充其量只是一块好看的牌子，是拿给国人看的牌，不能真的当饭吃。”
“这个题目太大了。”江薇笑着说。夏英杰的心情她是无法理解的，她是坐车的人，而夏英杰已经成了拉车的人。
将近八点的时候，夏英杰解下围裙穿上风衣，提上那只早已准备好的文件箱下楼了，叶红军的车正在楼下停着。
“紧张吗？”叶红军问。
“紧张。”夏英杰承认。她感觉到自己的手心都因冒冷汗而潮湿了。
开动汽车后，叶红军说：“我也紧张，不知道这一步迈出去将来会怎么样，还是那句话，负不起责任。”
“我也还是那句话，没人让你负责。责任在我，在一坤。”
“不。”叶红军说，“如果不是我贪财的话，如果当初我能劝劝一坤的话，子云就不会死了，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了。”
“不提这些。”夏英杰说，“你注意了没有，最近几天我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
“没有选择了。”叶红军答道。
“对，没有选择了。”夏英杰说，“所以，听天由命吧。”
汽车并没有直接开往夜总会，而是沿着大街绕圈子，然后在一处僻静的地方停下。叶红军是在观察是否有人跟踪。因为方子云之死与秘密退款的时间太接近了，很可能成为一条新线索引起警方的关注，谁敢保证周围的人里没有大陆警方委托的线人呢？
“看，我们已经草木皆兵了。”夏英杰自嘲地说。
“还是稳一点好。”叶红军说。
“做贼的滋味真不好受，我算领教了。”夏英杰长叹了一口气说，“只有我们这种人才能真正理解坦然的心情是多么宝贵，花多少钱也买不来。”
“索兰特夜总会”位于罗马城区高级别墅较为集中的地方，这个区域并不繁华喧闹，但一草一木都喻示着等级、地位、财富。夜总会在这里犹如国中之国，尽显尊贵。远远一望，便能使人感到一股贵族阶层的气息在逼近，足以使每一个普通阶层的人望而怯步。
叶红军自觉地将汽车停在较远的地方，因为他的车与各种牌号的高级轿车停放在一起会特别醒目。下车后，他指了指站在夜总会门口的一个意大利青年对夏英杰说：“那就是联络人，他带你去见负责人。”
两人走过去，叶红军用意大利语向联络人介绍了夏英杰，然后由意大利青年领着夏英杰步人夜总会。叶红军自己回到汽车里，他只能在外面等着，他的角色只能是一个中间人。
夜总会的一楼大厅里光线浪漫、音乐醉人，完全是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夏英杰从容地穿过大厅，也许她是今夜出现在这里的惟一东方女性，她的气质和美貌招来了许多客人关注的目光。其实她很紧张，她心里不断地告诫自己，你不是来这里求谁，你只是来谈一笔生意。
沿着铺满地毯的楼梯上到三楼，联络人推开一扇门进去，与里面的人讲了几句话，然后请夏英杰进去，他自己则退了出来。
这是一间小型会议室，里面有三个意大利男人，其中一位年龄大些，看上去有四十多岁。夏英杰注意到，房间里准备了电视和录像机。
中年人面容和蔼、目光沉稳、西装整齐，给人以可靠、可信的感觉，他迎上来与夏英杰握手，微笑着用流利的英语说：
“欢迎夏小姐的来访。我叫安东尼，我们用英文直接交谈。能与一位漂亮的东方小姐谈一笔为数可观的交易，我很高兴。”
夏英杰用英语说：“我不是生意人，不懂这方面的规矩、礼仪，心里怎么想嘴就怎么说，如果有失礼的地方请先生谅解。我所面临的是非常特殊的情况，所以要寻求特殊的解决方式。”
“夏小姐请坐。”安东尼等夏英杰坐下，转身关上门说，“在会谈之前我必须声明一个原则，那就是，无论你们过去在什么地方做了些什么，那是你们的事，而我们之间的交易必须是公正的、自愿的、合法的。如果我们的交易有严重的违法倾向，我们的会谈就没有必要了。”
“当然。”夏英杰说，“那么，我们可以开始了？”
“请吧。”安东尼说。
夏英杰打开文件箱，将报纸、文件、录像带等所有资料取出放在桌子上，通过放录像、讲报纸。出示文件，向安东尼讲解整个事件的全部过程，从海口策划到维也纳筹资，从云阳公司骗局到江州投资项目，从中国警方的强大攻势到受骗农民的悲惨处境，从方子云之死到秘密退款……
安东尼静静地听着，一声不响。他的两个助手在一旁做着记录，其中一个助手肯定懂中文，他在听夏英杰讲解的同时，更多地是自己听电视里的人物讲话，自己看报纸、看文件。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等到夏英杰的讲解结束，竟用了一个半小时。
夏英杰关掉电视，取出录像带，回到座位喝水。这时候，她与安东尼是面对面地坐着，中间隔了一张会议桌。
夏英杰放下杯子说：“情况就是这样，从我们的角度认为投资江州已经不存在风险了，而且我并不隐瞒我们的困境，我们需要六百万人民币的启动资金，期限不超过四个月。如果你们有信心，利息可以协商。”
安东尼在一个半小时之间没有说过一句话，甚至没有一句提问。此刻，他久久地注视着夏英杰，注视着这位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东方女性，他那双沉稳的眼睛流露着震动。过了许久，他终于讲出了一句话：
“夏小姐，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现在我只想说这个。”’
“不。”夏英杰说，“我是一个走在死亡线上的女人。”
安东尼看了助手一眼，一位助手递上一页记录。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对夏英杰说：“如果你的正义、良心可以用美元衡量的话，你知道那是多少吗？”
“你指直接的经济损失？”夏英杰问。
安东尼点点头说：“这果的记录表明，从整个事件的成本、损失和利息来看，你的正义感的直接价值不会少于一百万美元。
这个数字对你也许太抽象了，那么我这样告诉你，如果按你第一本书的八十万人民币计算，你需要白写十年，也许需要白写一生。根据我对你们国家的一点了解，一百万美元用在希望工程上可以使两万七千失学儿童完成小学，它是一家相当规模的中型企业一年的利润。”
“先生，我更关心的是现在。”夏英杰说。
安东尼问：“你把内幕讲出来，不怕我们出卖你们？”
“你们可以那样做，而且无可指责。”夏英杰平静地说，“对我们而言是死里求生，死是必然的，生是偶然的，我只是出于本能争取一线生的希望。”
“我明白。”安东尼说，“你的精神，你在这种处境下所表现出来的镇定都使我感动，从我个人的愿望出发，我很愿意帮助你，因为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谈利息了？”夏英杰问。
安东尼摇摇头：“我想请你回答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你们根据什么肯定江州皮革厂一定会转让产权？”
夏英杰答道：“如果你对中国有一点了解的话，你会知道招商引资在中国是一股怎样的潮流。积极走向外资是政府的要求，这里有外部大环境的影响，也有企业内部求生存的需要，原因很复杂。总之，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需要担心的问题。”
安东尼站起来在房间里慢慢地走动、思考，大约过了几分钟。在这几分钟里谁也没有说话，房间里静静的，让人感到时间是那样漫长。最后，安东尼说：
“夏小姐，七十多万美元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不是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拍板的。我将通过我们的方式对整个事件的真实性、安全性进行核实。”
夏英杰问：“需要多长时间？”
安东尼回答：“你将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得到答复。后天，还是这个时间和地点，我们还在这里见面，请相信，我的话决不是推辞。出于核实情况的考虑，我需要你把这些资料留下来，后天我会如数归还。”
“可以。”夏英杰站起来说，“谢谢您的接待，我告辞了。”
安东尼亲自送客人下楼，一直送出夜总会门口。夏英杰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在门门握手道别的时候，她说道：“先生，请允许我冒昧地问一句，您在这里担任什么职务？”
“经理。”安东尼回答。
叶红军在车里焦急地等了两个小时，他一刻不停地盯着夜总会大门，直到看见了坦然自若的夏英杰他才松了一口气。他将汽车迎着夏英杰开过去，停在她身边打开车门，然后驶离夜总会。
“怎么样？”叶红军小心地问。
“难说。”夏英杰答道，“他们需要核实，四十八小时之内给答复。”
“核实？四十八小时？”叶红军若有所思地问，“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中国有他们的企业或机构，有他们了解情况的渠道。”夏英杰说，“我能感觉到，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有一些了解。”
“对，中国是投资热点嘛。”叶红军点点头，又问，“刚才送你出来的是什么人？”
“安东尼，夜总会的经理。”夏英杰说，“这个细节我注意到了。”
叶红军分析道：“这说明，他们很重视，也许，有希望？”
“我也是这么想。”夏英杰点点头。
四月二日，夏英杰和叶红军一同到机场送江藏去巴黎。
四月三日晚八点三十分，漫长的四十八小时过去了，夏英杰第二次来到“索兰特夜总会”面见安东尼，听取对方关于贷款的答复。叶红军照例在夜总会外面等候。
地点还是那间会议室，所不同的是，安东尼的两个助手没有在场，只有他一个人。他依然是那样稳重、和蔼、面带笑容，像一位慈祥的长者。他请夏英杰坐下，将文件归还给她，并打开箱子请她清点里面的资料。
夏英杰没有清点资料，因为没有必要。她伸手将箱子合上，双手放在箱子上说：
“先生，我按约定来听取您的答复。”
安东尼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拒绝，他的答复完全出乎夏英杰的预料。他说：“六百万人民币折合意大利里拉将近十二个亿，一次拿出这个数目我们有困难，所以我给你们介绍了一位有实力的合作者。提供资金的一方希望与宋一坤先生当面洽谈，地点在中国北京，时间由你们决定。任何一位商人都不会盲目投资，因为宋一坤先生是整个工程的设计者，与他直接协商就能把投资风险降到最低点。你不必担心，商人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利润，不会关心你们做了什么。这就是我能给你的答复。”
归根到底，落笔还得在宋一坤身上。
夏英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感到自己被轻视了，对方根本没有把她当成一个可以对话的人物。尽管宋一坤此时正在遥远的海口，尽管他孤单、沉默，夏英杰依然又一次感到了他的能量。这个世界，真正是想从地上拔根草也得凭点实力。夏英杰不由地在心里暗暗自嘲：虎睡着了也是虎，猫跳得再高还是猫。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她说。
“如果你重新寻找筹资渠道，周期会更长。”安东尼沉静地说，“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你的工作节奏，只要宋一坤先生出面，资金很快就能解决。”
夏英杰从安东尼庄重的表情里捕捉不到任何可以判断的线索，对方似乎已经看透了她在想什么，她要说什么，只是在等待结果。此刻，她的大脑的确在飞快地运转、推测、权衡，她想到的是：第一，为解燃眉之急，无可选择。第二，宋一坤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更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第三，经过一场众叛亲离，宋一坤的灵魂会受到强烈的震动，他会把他的能量释放在该用的地方。
“到了北京，怎么与对方联系呢？”她问。
安东尼说：“宋先生可以住在北京国际饭店，然后打电话告诉叶红军先生，再由联络人转告我，到时候自然会有人去找宋先生。当然，你要陪宋先生一起去北京，因为宋先生是受人关注的人物，一举一动都要有个合理的解释。商人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给自己招惹麻烦。”
“我明白。”夏英杰说，“请先生转告对方，我明天就订联程机票，以正当的理由、最快的速度赶到北京。”
“顺便提一句。”安东尼说，“对方希望与宋先生单独会谈。”
“他们会的。”夏英杰站起来，提起文件箱说，“那么我告辞了，谢谢您的接待，感谢您对我的帮助。”
安东尼再次把夏英杰送出夜总会门口，握手道别。
罗马的夜晚神秘、迷人，空气中散发着初春清冷的寒意，散发着春天的湿润和清新。月光温柔地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光明、淡雅、柔和的色彩，一切显得那么美好，那么富有诗情画意。
然而，这些并不能改变夏英杰的心境。
上车后，叶红军埋头开车一直没问结果，他太紧张，既想知道结果又害怕知道结果。他倒不是担心自己，即使局势继续恶化，他所受到的冲击也是有限的，他面临的只是挣钱与不挣钱的问题。然而，宋一坤所面临的局势就严峻了，一损俱损，绝路一条。
夏英杰看出了他的心态，说：“别紧张，还有希望。”
她把安东尼的原话复述了一遍。
叶红军操纵着方向盘静静地听着、思考着，脸上的表情很复杂，说不清是宽慰还是忧虑。忽然，他把汽车停在路边，低声而又冷静地分析道：“这把火玩大了，已经不是和夜总会之间的交易了。看来，安东尼也只是一个小人物，他只是为背景人物提供了线索，这笔生意不是他就可以做得了的。对方的胄口不在乎几十万美元的利息，肯定有更大的企图，在于介入江州工程。”
“你还相信一坤吗？”夏英杰问。
“我从不怀疑一坤的能力。”叶红军说，“子云的死、你我的背叛，势必会给他造成很大的心理冲击，在这个基础上我会更相信他，包括他的道德意识和民族感。但是问题不在这儿，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当然，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夏英杰轻轻重复一句，她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理解它所预示的内容。
叶红军说：“利息失去了吸引力，问题就复杂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启动资金不是靠我们就能争取到的，实际上我们的作用与安东尼一样，只是开了一个头，提供了一条线索。收拾残局，还得是一坤。”
夏英杰问：“你判断，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叶红军说：“对方要介入江州工程，无疑是要投资的，而且是大笔的投资，取代周立光受益的那部分利润，高投人、高产出。从国家招商引资的政策上讲，对地方经济肯定是一件好事，中国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反华势力而拒绝美国资金，也没有因为台湾是国民党统治而拒绝台湾资金。对于大公司，合法运作、合法经营总是第一位的，哪一家都不会因小失大损害自己的声誉。”
“这是一坤可以利用、或者说可以有所作为的一面。”夏英杰说。
“另一面，”叶红军说，“对方的兴趣除了利润之外，可能对一坤这个人更感兴趣，一坤更了解中国的国情，更善于捕捉气候做文章。在财力和地位允许的情况下，违法犯罪会转化为一种介于法律和政策中间的高级行为。合法的掠夺在这种时候通常被称为：目光敏锐、胆识过人、经营有方。”
“一坤如果不知恩图报，就得死。”夏英杰补充道。
叶红军点点头：“至少，有这种可能。”
夏英杰沉默了片刻，沉静地说，“不动是死，动了也是死，不如动一动多争取一线生机。现在讲死里求生，我看还得再加上一条，争取死得光彩一点、有价值一点、有责任一点，不能用死来逃避。躺着死不如站着死，死在法律的枪口下不如死在得罪黑社会的报复下，死也得讲角度、讲位置。”
叶红军说：“我只是讲有可能，但不是绝对的。”
夏英杰说：“我和一坤是生死与共的，这个信念使我的心情越来越平静了，所以也没什么可怕的。事态到了这种程度，我在想，是不是先把江州那边的局势稳定下来，以免节外生枝，搞不好连这边的机会都丧失掉。”
“我也一直担心这个。”叶红军说，“王海拖得太久，可能会被认定为欺诈，如果引起地方政府的警觉或干预，走不脱留不下，造成丑闻。一旦牌子倒了失去信誉，那时候就是有资金也无济于事。”
“不能再犹豫了。”夏英杰果断地说，“打电话，现在就给孙刚指示。”
“那得一坤亲自下令。”叶红军说，“我发号施令，他们不会听的。”
“子云自杀，一坤的电话还会安全吗？”夏英杰说，“我来讲，在这一点上我比你有权威，狗仗人势嘛。你把电话号码找出来。”
夏英杰拿起车上的电话，接过叶红军的通讯录查出孙刚的电话号码。
电话拨通了，接电话的并不是孙刚而是餐馆打工的店员，夏英杰报出了自己的姓名，让他去叫孙刚听电话。
片刻，电话里响起了孙刚的声音：“我是孙刚，你是夏英杰吗？你在哪里？”
“我在罗马，受一坤的委托给你打电话，能听清楚吗？”
“声音很清楚。”孙刚显得非常激动，说，“我们都快急死了，王海那边就等签字了，不敢哪，一点没有坤哥的消息。”
“你听好了，”夏英杰郑重地说，“我受一坤委托通知你，并通过你转告王海，格拉普尔有限公司与江州皮革厂的产权协议可以正式签字，你马上将维也纳的价值七百万人民币的奥地利先令打人江州皮革厂的账号，其余部分三个月内付清，资金很快就能汇过去。听明白了没有？请复述一遍。”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孙刚将指示复述了一遍。
“还有其它的问题吗？”
“有哇。”孙刚问，“下一步怎么办呢？”
夏英杰笑着说：“准备几只箱子，等着装钱。”
“哈哈哈……”孙刚也笑了，笑得那么轻松、那么如释重负。
“我的任务完成了。”夏英杰说，“祝你们顺利，再见。”
夏英杰放下电话，压抑的心情似乎舒缓了一点。思考一个决定是那样艰难、复杂，而做起来竟是这样轻易、简单。
“好了，送我回去吧。”她说。
叶红军启动汽车上路了。
平坦的大街上车灯流动，像一条美丽闪光的长河。街道两边商店林立，霓虹灯闪着五颜六色的光。人行道上漫步着陶醉的情侣、天真的孩子、悠然的老人。多么美好的图画，多么美好的生活。夏英杰望着美丽的街景心里涌起一阵感慨。一阵酸楚。她自言自语地说：“方大诗人已经自杀八天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也许已经烧成了灰。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没了，我们这些人居然不能去看一眼、送一程。”
叶红军默默地开车，一声不响。
夏英杰打开车窗让冷风迎面吹来，呼吸着清凉的空气，直到冷得受不了她才关上车窗。她的感觉好了一些，问道：“江薇在巴黎不会有什么事吧？”
“不会。”叶红军说，“她一直有人陪着，充其量只是与杨小宁谈几句话，又不是去威胁、对抗，不会有危险。到了英国会有人接她，更不会有事。”
夏英杰说：“等江薇回来，我们这边可能已经稳定了。她的事情也不少，我想让她先把方子云的诗集搞出来，精致一些，她现在比我们精于此道。”
叶红军说：“事情太多，一桩接着一桩，乱成了一锅粥。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考虑，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回国见一坤。你到北京是什么理由？一坤到北京是什么理由？这个问题容不得一点含糊，必须有一个经得起论证的解释。”
“我想不出来。”夏英杰说，“我想过到北京找王文奇谈写序的事，去看小马，甚至连即兴结婚都想到了，但是理由都太牵强。这个问题肯定得请教你，我明天订机票做准备，动身之前你得把答案告诉我，拜托了。”
“刚才我一直在想着，我也伤脑筋。”叶红军说，“理由倒是有一个，于情于理都无懈可击。只是，你会认为很卑鄙、很残酷。
“有这么严重？”夏英杰不解。
“子云的老家在河北省三河县一个小村庄。”叶红军讲出这句时显得压抑而无奈，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三河县离北京坐车只有两个小时的路程，上大学时我和一坤都去过。子云自杀八天了，等你订机票、回国，再从海口飞到北京，这个时间子云的骨灰肯定已经被他父母带回三河。你是二十七号得到的消息，你和一坤去三河悼念死者从时间和空间上都能成立。子云是一坤的同学，是你同事，又是你们的朋友，悼念死者是人之常情，天之常理。至于安全问题，一是沸点时刻过去了，二是避开了是非之地，三是退款之后警方压力减弱了，所以不会有大麻烦。即使真有麻烦也是一次问答的过程，你和一坤足以应付。去三河当天就能回来，一坤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完全有机会会谈。我认为，目前只有这个理由能成立。”
夏英杰心里又是一阵痛楚，黯然道：“子云是什么命？人都变成灰了还要被利用，太残酷了。”
“子云在天有灵，他会理解的。”叶红军说，“子云是我和一坤最好的朋友，对子云的死，仅仅有眼泪和难过是不够的，是要完成他的心愿，负起他对家庭和父母应尽的责任。如果大局垮掉了，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更对不起死者。”
夏英杰知道，只能这样了。
四月三日，江薇达巴黎的第二天。
巴黎，繁华的国际大都会，欧洲的中心。江薇一踏上这块土地就感到了这座城市浪漫的情调和高贵的气质，这里有许多让她向往的地方：著名的巴黎圣母院、雄伟的埃菲尔铁塔、英雄的凯旋门、神圣的巴黎公社墙……
然而，她来巴黎的任务是找杨小宁质询，为林萍讨个公道。
所以，任何活动都要等到办完这件事才能进行。
星期天的巴黎很安静，大部分商店都不营业。上午九点，江薇在法籍华人王光祖夫妇的陪同下驱车前往杨小宁家。
对于此次巴黎之行，江薇心中存在很多的疑问。在她看来，找杨小宁为林萍讨个公道不会有任何结果，也没有任何意义。杨小宁这样的人是不会为自己所犯的罪行负道义上的责任的，否则他就不会以这种方式生存。夏英杰与叶红军之所以这样安排，一定有他们的目的，尽管她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异常，但她的敏感使她判断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以夏英杰的头脑与理智，她决不认为夏英杰会因为林萍的处境之悲惨而做出这样近乎画蛇添足的决定，更何况还有精明过人的叶红军做参谋。
尽管江薇疑虑重重，但能到巴黎来本身还是使她兴奋不已。
王光祖四十二岁，现为欧洲华人商讯联合会秘书长、欧洲北京人同乡会理事，一九七二年到法国，现经营三家中餐馆。因侨务工作，他在维也纳与叶红军初次相识，一九九二年在罗马再次与叶红军相遇，以后一直有书信交往，他很欣赏叶红军的为人和才干。这次受朋友委托，他负责接待江薇，负责她在巴黎期间的安全，他亲自去机场接江薇，安排她在家里食宿，照顾十分周到。
雪铁龙轿车行驶在巴黎七区的街道上，王光祖开车，他妻子坐在身边，江薇坐在后面。
“杨小宁的情况你们是怎么了解到的？”王光祖问。
“不知道，是叶大哥经手办的。”江薇说。
王太太说：“叶红军为人不错，热心侨务工作，又是经营信息公司，熟人肯定不会少。在国外没有朋友不行，欧洲的城市虽然很大但华人的圈子很小，要想把握生存机会就要有一些朋友互通信息。互相帮衬。”
王光祖又问：“你认为找杨小宁会有结果吗？”
“总得试试，骂两句出口气也是好的。”江薇说，“我想，老板也是给我一个机会公费旅游，如果让我个人出钱逛巴黎，说什么我也逛不起。”
江薇说的“老板”就是指夏英杰。
王光祖说：“杨小宁的父亲在世的时候，那可是华人社会里德高望重的人物，谁知偏偏就出了这样一个逆子。按说他分的遗产也不少，可没过多久就嫖赌一空，老婆和他离婚了，就连那间美容院还是他的两个姐姐出资帮他开起来的。这小子，不走正道儿。”
汽车开到一座公寓楼前停下，王光祖陪着江薇乘电梯上到十一楼，找到字条上写明的门牌号，江薇报响门铃。
门打开一道缝，一个穿着睡衣的法国女郎探出头用法语问了一句，王光祖用法语同她讲了几句话，女郎拿掉门上的铁链让他们进来。江薇一眼便认出了从卫生间走出来的杨小宁，他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衣和一条笔挺的西裤，正在打一条花色领带。
“王先生？”杨小宁愣了一下，说，“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你可是稀客，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你能来找我。”
王光祖说：“这位是我的北京同乡江薇小姐，专程从意大利来，她有事情要找你谈。”
杨小宁这才注意到江薇，但他已经记不起来了。
江薇说：“我是林萍的朋友，在海口机场我们见过，你和林萍住在南都饭店。我来找你，就是为了林萍的事。”
杨小宁想起来了：“对，是在海口机场见过。你什么时候到意大利了？”
“那是我的事，”江薇说，“但不是被人卖出去的。”
杨小宁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人会为林萍的事来找他，那些事早就从他的记忆中抹去了。此时他虽然感到意外却并不紧张，迟疑了一下说：“你来得不是时候，我正要出门，去拉雪兹公墓祭奠我父母，因为后天就是清明节了，按中国人的习惯要去上坟烧香。我今天中午就要去香港看我儿子，你看，机票都买好了。如果你一定要谈，只能在我去公墓的这段时间。其实也没什么好谈的，结果都一样。”
江薇冷冷地说：“好，就在路上谈。”
杨小宁穿上西装和风衣，戴上礼帽，俨然是一个真正的绅士。看他英俊潇洒、衣冠楚楚的外表，很难让人把他与那些肮脏的勾当联系在一起。他向法国女郎交待了几句，然后拿上一把香火和一个香炉下楼了。
江薇坐进杨小宁的汽车里，王光祖的车紧随其后。路上，杨小宁在一家花店前停下车买了一束鲜花又上路了。王光祖的车也随之走走停停。
杨小宁一边开车一边说：“我离开金三角后一直待在巴黎，林萍的情况我不清楚，也不想知道。”
“我可以告诉你，”江薇说，“林萍在色拉过了一段非人的生活，又被军方卖到曼谷妓院，一个多月后又被转卖，途经莫斯科偷渡到英国曼彻斯特，以卖淫为生。”
“那又怎么样？”杨小宁满不在乎地问。
江薇说：“你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什么责任？”杨小宁问，“是法律责任还是道义责任？”
江薇说：“你要退还骗林萍的钱财，对她身体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摧残作出经济上的补偿，你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我不这么认为。”杨小宁说，“如果说我犯罪，那是在金三角犯的罪，你可以到当地报警、起诉，你去找坤沙好了，他是那个王国的君主。说到道义上的责任，真正应该负责的是林萍自己，一个吃了一顿饭就给人脱裤子的女人，你不成全她还等什么？”
“请你说话干净点。”江藏语气严厉地提醒他。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杨小宁反问。
拉雪兹公墓位于巴黎东城，凡是读过“巴黎公社”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那道著名的巴黎公社墙就在公墓深处。巴黎公社失败后，公社战士全部在这道墙下牺牲，这里记录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以后历届法国共产党领袖都把墓选择在这道墙旁边。不仅如此，拉雪兹公墓还是一个名人答革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死难纪念碑也建于此。
汽车停在公墓外的停车场里，杨小宁朝公墓走去。江薇跟着他。像一个尽职的讨账人。王光祖夫妇总是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既不影响他们的谈话，又要保证江薇的安全。
杨小宁找到父母的墓碑，将手中的鲜花放在石阶上，点燃香火，默默地哀悼。
江薇环视着公墓的四周，这里幽静而美丽，一座座形态各异的雕像体现着法国雕塑家的艺术天才。与中国的基地不同，这里的艺术氛围使人不再感到死亡的恐惧，只有一种淡淡的哀伤。
杨小宁说：“现在的行情你懂不懂？十万元人民币就想买到欧洲，可能吗？林萍也不想想她自己是什么人，是自己有本事？还是总统的女儿？人的生活不能越位，狼有狼的圈子，羊有羊的圈子，羊要是硬往狼群里钻，那是找死。其实，林萍要是明智的话，她应该感谢我。”
“感谢你什么？”江薇嘲讽地问。
“是我圆了她的出国梦，她也因此得到了一个挣大钱的机会。”杨小宁说着，不慌不忙地掏出烟叼在嘴上点燃，抽了一口接着说：“林萍的八万元是怎么来的？是露大腿露奶子换来的。请你告诉我，林萍除了那身臊肉之外还有什么？她还能干什么？对她来说给洋人脱与给中国人脱没什么两样，但是脱给洋人就能挣到更多的钱。”
“你真无耻。”气愤到极点的江薇无法控制自己，抬手向杨小宁的脸上狠狠抽去，也顾不得什么安全问题了。
或许这种情形杨小宁见得多了，他并没有恼怒，而是显得非常大度，他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照样若无其事地抽着烟，说：“你是女士，我不跟你计较。”
江薇本能地脱口而出：“杨小宁，你不会有好报应的。”
“不一定。”杨小宁指着墓地说，“这块墓地买的时候花了六十多万法郎，现在要值一百多万法郎。打开盖子，里面能放十四口棺材，现在还有十二个位置。人总是要死的，早晚的事情，我的归宿就在这里。你看，这里有多少名人、艺术家。政治家。”
“你也配埋在这儿？”江薇鄙夷地说，“你这种人应该下地狱。”
“我很欣赏你的正义感，虽然我不是那种人。”杨小宁说，“你这么远来一趟，我也不能没有一点表示。”说着，他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一张法币撕开，将一半递给江薇。
“什么意思？”江薇怔了一下问道。
杨小宁说：“我相信林萍那身臊肉要比她的人格值钱得多，她的人格，最多也就值半个法郎。”
“可你连半个法郎都不值。”江薇咬牙切齿地说。
杨小宁扔下半张法币扬长而去。
江薇捡起半张法郎，胸口堵得透不过气来，她在想：女人哪，尊严多么重要，自重多么重要。
四月六日下午，江薇离开巴黎飞往英国，客机在伦敦机场短暂停留之后继续飞行，直达曼彻斯特。
三天的时间，两百多张照片将巴黎永远留在了她的记忆中，
即使客机徐徐降落在大英帝国的时候，她的脑海还沉浸在巴黎的感受中，仿佛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仍在耳边回响，塞纳河仍在眼前流动。而当她踏上曼彻斯特的土地时，她忽然感到这个世界变小了，不再是她想象中的那样遥远而神秘。
离开巴黎之前她与叶红军和夏英杰分别通了电话，汇报了与杨小宁见面的情况，报告了飞机的班次、降落时间。叶红军将把这个信息及时通报给伦敦的朋友，再由伦敦通知曼彻斯特。
江薇以前对这座城市一无所知，看过一些资料之后才知道曼彻斯特位于英格兰西北部，是英国棉纺织业和金融、报业中心，也是铁路、航空交通枢纽。而在此之前，她对这个城市的惟一印象是来自那支著名的足球联队。
走出海关，江薇站在大厅的人群中寻找约定接她的人，她看到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双手将一张纸举过头顶，上面用中文写着：罗马的江薇。于是她赶忙迎上去，并举手向对方示意。
男子问：“是江薇小姐吗？”
“是的。”江薇把护照和机票递给他。
“没错，是从巴黎来的。”男子接过证件看了看还给江薇，接着自薇介绍，“我叫徐汉林，温州人，受伦敦的朋友委托来接你，我中午就接到电话了。”
男子报出的姓名、籍贯与江薇知道的情况相符合，她放心了，让他帮着提上旅行皮箱离开大厅，坐上他的汽车。
徐汉林开一辆丰田轿车，衣着很普通，嗓门很大，国语讲得不太好，给人的印象是爽快、耿直。他将汽车开得飞快，说：“天马上就黑了，我先送你去旅馆订房间，然后请你到我店里吃饭，再送你回旅馆。你先休息好，明天办事也不迟。”
“谢谢。”江薇说，“人托人绕了那么多关系，给你们添麻烦了。”
“别说谢字，在我店里谁敢随便说谢字就被开除了。”
“为什么？”江薇觉得很稀奇，因为开饭店一般都是礼多人不怪，还有怕说谢字的？
“店里的规矩，吃过晚饭你就知道了。”徐汉林说，“在华人堆儿里人托人是常有的事，朋友嘛。像今天咱们认识了，以后我在罗马就多了一个朋友。”
“那倒是。”江薇点点头。
汽车开到市区的时候，街灯已经亮了，大街上车来车往，四周高楼大厦林立，沿街的商店一家比一家华丽，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广告让人眼花缭乱。在这个花花的世界里，人们随处都能感到一种浓厚的商业气息。
“林萍是你什么人？”徐汉林问。
“是我老板的朋友。”江薇说。
徐汉林说：“你这趟来得不少花钱呢。路费不说，带走一个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据我所知，林萍的居留权掌握在人家手里。”
江薇说：“老板有话，该花的钱必须花。”
“够朋友，是个讲义气的人。”徐汉林很佩服，感叹道，“现在这个社会，朋友之间帮什么都可以，就是别提钱，一提钱就成仇人。像你老板这样讲义气的人现在不多了。”
汽车在闹市区的一家中档旅馆门前停下，据徐汉林介绍，这里是梅切列茨涅大街八十五号雷蒙旅馆，条件好价格低。江薇不存在语言上的障碍，感到方便多了。她很快办完了住宿手续，将行李放进六楼的房间里，然后跟随徐汉林去餐馆，她想更多地了解一些林萍的情况。
汽车又行驶几分钟在一家餐馆停下，江薇一下车就看见了中英两种文字的“汉林饭店”招牌，门面土里土气很不起眼，进去后才知道里面很宽阔，已经有几十位客人在吃饭，热闹而嘈杂。
徐汉林请江薇在一个空位置坐下，说：“来到曼彻斯特，如果你不来汉林饭店开开眼界，那你就白来了。”
江薇问：“你怎么不在伦敦开餐馆？”
“你知道英国有多少中国人？”徐汉林反问，然后说，“二十万人，五千家餐馆，各种侨团就有一百四十多个。伦敦的中餐馆多到什么程度？你随便往天上扔块砖头，掉下来能砸着三家中国餐馆。”
江薇笑了，但也很快领教了这里的特色：服务速度快、态度恶劣、饭菜实惠。她刚坐下茶就上来，上茶就开票，服务员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更没有因为付钱者是店老板而改变，一视同仁。
汗票没几分钟饭菜就来了，“咣”地一声摆在桌上，那态度像是打发要饭的。你绝对听不到“请、对不起、谢谢”之类的用语。
客人来到这里，连换一下座位的权力都没有。也有客人抗议，与服务员发生口角，但无一不是客人败下阵来，无可奈何地吃饭。
付钱。不就是吃饭嘛，废话少说。
服务如此恶劣，生意却这般红火，这让江薇大惑不解。她想：这要是在国内，怕是早就打得天昏地暗了。
饭菜虽然美味可口，但是大盘大碗分量很足，她还是没能吃完。饭后，她向徐汉林提出了这个问题。
“其实很简单。”徐汉林笑笑，说，“英国社会特别讲礼仪，讲绅士风度，享受惯了彬彬有礼的时候，领教一下粗鲁的滋味也是一种人生体验。你看，很多人自己体验了还不够，还得成群结队地把家人和朋友叫来一起感觉。汉林饭店是恶名远扬，吃客也就专奔恶名而来了。再有，这里吃饭两英镑起价三英镑封顶，保你吃饱吃好，这个价走遍全城不会有第二家。”
江薇顿悟，不能不为这种别出心裁的思路叫绝。中国人真是太精明了，开餐馆不仅做进了中国文化，而且做进了英国文化。
“好了。”徐汉林说，“现在咱们谈正事。关于林萍的情况我给你们提供的资料都讲明白了，我对你只提一个要求，如果你要与那些人谈判，那时候你必须提前通知我。如果你出了麻烦，我无法向朋友交待。”
“我明白。”江薇问，“那些人具体指什么人？”
“女神夜总会，在红灯区。”徐汉林说，“林萍一直在那家夜总会做舞女，她的工作卡就在那里。”
“林萍来你这里吃过饭吗？”江蔽问。
“说不准。”徐汉林摇摇头，“我没见过她，见了也认不出来。据说她从不与华人来往，很少说话，这座城里知道她底细的人没几个。”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这儿是什么地方？”徐汉林笑着说，“有钱的人来吃感觉，没钱的人来吃实惠，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日尔曼人、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三教九流什么人没有？说句吹牛皮的话，只要是你存心想知道的事，华人圈子里就是有人偷偷放个屁我也能给你打听出来。”
江薇开心地笑了起来。
晚上八点多，徐汉林将江薇送回旅馆。分手时，他把一张名片交给她，并嘱咐：有事就按上面的号码打电话，晚上最好不要外出。
徐汉林的名片上除了饭店经理的头衔之外，还有三个职称：
曼彻斯特温州天主教会理事、侨商联合会理事、温州同乡会理事。江薇出国不久就知道了，谁加人社团组织越多，谁的头衔越大，那么他所捐出的款额也越高，干侨团讲的是自愿奉献，是为公益事业赔钱。而“理事”这个职称通常是只捐钱不管事，代表一种精神和威信。
等徐汉林的汽车开走了，江蔽回到自己的房间，将门上的牌子翻到“请勿打扰”的一面，关上门。
洗去了一路风尘，她吹干头发，穿着宽松的睡衣，泡了一杯热气腾腾的绿茶，将屋里的大灯关闭，站在窗前一边饮茶一边俯望曼彻斯特的美丽夜景。她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在倒转，从罗马到海口，从海口回到北京，回到与夏英杰相处的那些日子，她意识到，她从来没有真正了解夏英杰，她们之间原本就是有区别的，时间越长，这种区别越明白，决不会因为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改变。
她为自己能有今天而庆幸、而满足，现在她只想重新认识夏英杰，从中受到一些启发。夏英杰似乎永远都是那么淡泊，却又时常在关键时刻表现出超人的远见、果敢，这里面肯定有一种本质上的、值得破译的东西。
入睡前，她对明天见到林萍后应薇慎重使用的语言进行研究，她担心也许是很平常的一个词、一句话就会引起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想着想着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四月七日早上，江薇把自己修饰了一番之后，连早饭都没吃就出发了，在路边叫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去维兰特街十六号。
不知是她的这句英语不够地道还是因为讲得太快，司机没有听明白，又问了一遍。江薇索性把英文字条递给他，司机这才懂了。汽车行驶了二十多分钟在一幢陈旧的公寓楼前停下，这座楼就是十六号。
江薇付过车费，找到公寓管理员询问，并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和林萍的照片。管理员是位四十多岁的胖胖的英格兰妇女，她看过照片后告诉江薇：林萍住在九楼九○四号。
江薇及时将地址记下来，这才上三楼，敲响九○四号房门。
停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年轻女子穿着睡衣披着一件外套睡眼朦胧地打量来访者。她，就是林萍。
“不认识啦？”江薇友好地说，“想想，在海口机场。”
“你？司机？”林萍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是我，夏英杰的朋友。”
听到“夏英杰”三个字，林萍像突然遭到雷击一样呆住了，感到浑身的血液骤然冷却、凝固，感到头晕目眩、四肢乏力，脸色变得煞白，那惊恐的表情无异于听到了死刑判决的声音。
她呆了一会儿，喃喃道：“天哪，这不是做梦吧？”
“是真的。”江薇说，“阿杰让我来看看你。”
林萍惊魂未定，面色恍然地说：“进来吧。”
见面的情景出乎江薇的意料，她突然意识到：也许自己根本就不该来，也许这是一个错误。
林萍的房间很小，家俱也很简单，但是干净、整齐，屋子里散发着化妆品的淡淡香味。写字桌上放着一台袖珍录音机，磁带都是学习英语的内容。江薇关上门，在房间的中央站着，因为没有可以坐的地方，惟一的一把椅子上放着林萍的衣服。由此可以看出，林萍的生活里似乎没有会客这项内容。
林萍将衣服抱到床上，搬过椅子让江薇坐下。她神不守舍地穿衣服，小心翼翼地问：“你什么时候出国的？公派的吗？怎么找到我这里的？”
江薇听得出，林萍的语气里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心态，似乎期望着什么。江薇想：她是希望我因公出国，顺道来看看她，这种偶然性就决定了我对她了解很少，或者说根本不了解。那么，我该怎么解释呢？我是受命来帮她而不是来骗她，即便现在需要撒谎，我对她背景了解很少，又能编造出什么可信的谎言呢？江薇的脑子急转着，却转不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你怎么不说话？”林萍问。
江薇根据自己的判断，斟酌着说：“我以为我是受欢迎的人，所以我来了。如果我不受欢迎，我可以马上离开。”
林萍穿好了衣服，说：“请把你的包给我。”
江薇立刻明白了林萍的用心，故意气愤地说：“你没这个权利，你太过分了。天下有你这么招待客人的吗？”
“我有这个权利。”林萍走到门口说，“我有权知道你是谁，从哪来，找我干什么。如果你不想失风度，就把包给我。”
江薇想：经过了这么一道程序，早就“此地无银三百两”了，还掩饰什么？再者，如果我就这样回去了，怎么向夏英杰解释呢？江薇左右为难，只能顺其自然，她把挎包递给林萍。
林萍把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在床上，她看到了自己的照片，看到了江薇的护照和名片，看到了徐汉林的名片，看到巴黎王光祖的名片。从一张字条上，她发现了杨小宁在巴黎的地址；从江薇的通讯录里，她发现了夏英杰在罗马的地址、电话。林萍清楚地记得，她给夏英杰信中的地址是女神夜总会一个女伴的地址，而江薇是根据字条上“维兰特街十六号”这个地址直接找来的。林萍把所有这些情况联系在一起，什么都明白了。
从猝不及防的事件中恢复了理性之后，林萍的脸像冰冻了一样失去了任何表情，没有惊恐，没有哀伤。她的眼睛也呆了、直了，失去了任何光芒，只有泪水夺目而出，顺着脸颊默默地流淌。这种情景让人感到比放声痛哭更可怕，让人不寒而栗。
江薇的心颤栗了，她从这可怕的静默中似乎窥视到了林萍的内心世界，她的悲苦、她的悔恨，她对再生的一线渴望。如果说江薇对林萍一向没有好感的话，那么，仅仅是这静默的一刻就足以把她所有的成见统统溶化掉，剩下的只有同情和怜惜。
江薇的眼睛也潮湿了，她把一张纸巾放到林萍手里，说：“想哭就哭吧，哭出来就好受了。”
林萍一动没动，过了好一会儿她长出了一口气，一边擦眼泪一边漠然道：“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的，不想承认也不行，这是命，我就是躲到天边也总会有一天被人认出来。你明说吧，来找我干什么？”
江薇答道：“阿杰要改变你的处境。”
“改变？”林萍摇摇头，“那可不是一句话的事。”
“阿杰的意思，付多少代价也要做。”
“为我这样一个人，值吗？”
“当然值。”江薇说，“你是阿杰的朋友，你在她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她。”
林萍凄然一笑，这一笑倾尽了酸甜苦辣，倾尽了无奈、满足和万念俱灰，其中的滋味也只有她自己可以体会。千言万语，千头万绪，她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阿杰，真够朋友。”
从这句话开始，林萍逐渐地恢复了常态，脸上有了血色，眼睛有了光泽。她将倒在床上的钱物重新装进挎包里还给江薇，歉意地说：“对不起，我太不礼貌了。”
江薇则仿佛感觉到了什么，她警觉地说：“阿杰接到你的信后一直惦记着你，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如果你要有什么不好的想法，那就太对不起阿杰了。”
“你放心，我不会死的。”林萍一边整理床铺一边说，“那么惨的日子我都熬过来了，现在有了机会，我怎么会死呢？我可以向你发誓。”
“真的？”
“真的。”林萍回答得很坚决、很平静。
江微总算松了一口气。
林萍问：“你还没吃饭吧？”
“没有。”江薇笑着说，“到了你这儿，当然得吃你的。”她刻意说得很轻松，想尽量缓解此刻并不轻松的气氛。
“好吧，我请客。”林萍也轻松地说，“穷人请富人，就算我对你的道歉，真没想到你是老板呢。”
真轻松也罢，假轻松也罢，毕竟有了仿佛轻松的气氛。
江薇说：“你可别信名片，阿杰才是真正的老板，我只是替她管理公司，本质上我还是一个雇员。”
林萍到卫生间洗漱之后，坐在床边化妆，问道：“阿杰不是一直在海口打字吗？怎么一下子跑到意大利了？真不敢相信。”
江薇把夏英杰如何参加文稿竞价、如何去了罗马简要讲了一遍，又着重介绍了更英杰的近况。
“天哪，变化这么大？”林萍惊讶地感叹着，说，“我真傻，以前我还教她怎么做人呢，想想多可笑。”
“我也没想到。”江薇说，“阿杰可不是简单的人，有头脑，又找了一个不简单的男人，那就更不简单了。”
林萍问：“宋一坤为什么没出去？”
“不知道。”江薇说，“坤哥才是高人呢，看不透。”
“你出国前在海口干什么？”
江薇说：“我和阿杰是北大的同学，我一直在海口当记者，眼看没有多大发展，就跟阿杰出国了。”
林萍脸一红，说：“我还真以为你是司机呢。”
江薇说：“那也没错，我真是司机。”
江薇注意到，林萍已经能像熟人一样和她交谈了，这使她的心又放宽了一些，她想：这样下去很快就能进人正题。
林萍化过妆，重新选了一身衣服，拿上手袋做好了出门的准备。江薇看了一眼床头上的电话，说：“应该先给阿杰打个电话，听到你的声音她就放心了。”
林萍犹豫了一下，还是同意了。
江薇拨通了夏英杰的电话，却一直没人接。于是，她拨通叶红军的号码，汇报这里的情况。
叶红军在电话里告诉她：夏英杰昨天晚上回国了，与林萍的事情没有关系。林萍的事情照计划进行，需要多少钱通知一下，马上汇出。
江薇放下电话笑着对林萍说：“看，多大的面子，需要多少钱给多少钱。阿杰回国肯定是想坤哥，耐不住了。”
林萍感慨地说：“阿杰真幸福。”
两个下楼去吃饭。
她们步行走了几分钟，进了一家英式餐馆，餐厅里空空荡荡，生意十分冷淡，林萍选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向侍者要了牛奶、咖啡和点心，她也能讲一些简单的英语了。
江薇说：“看样子，你经常来这儿吃饭，吃得惯吗？”
“习惯了，我怕到人多的地方。”林萍问，“你见到杨小宁了？”
“见到了。”江薇承认。
林萍说：“你不该去，去了也没用，白花钱。姓杨的根本不是人。”
江薇说：“我在他父亲的墓碑前抽了他一嘴巴，好歹出了一口气。”
林萍苦笑着说：“想不到阿杰这么能耐，手都伸到了巴黎，还伸到了曼彻斯特，连徐汉林这样有头有脸的人物都用上了。”
“你认识徐汉林？”江薇问。
“汉林餐馆大名远扬，谁不知道？”林萍说，“他们那些人在黑白两道都有路子，他们也经常利用蛇头和当地警察把亲戚朋友偷渡进来、买居留。如果没有徐汉林这样的人帮忙，你们不可能找到我，他肯定是从蛇头那里打听的消息。人家有钱有势，我什么都没有，不卖自己靠什么？”
“以后就好了。”江薇说，“阿杰想知道你有什么打算，可以谈谈吗？”
“我这种人还能干什么呢？”林萍说，“我和夜总会的合同再有八个月就到期了，也就是把债务还清了。以后我想续签两年，先挣点钱再说。”
江薇不理解地问：“那是违法的合同，你还要续签？”
林萍说，“你太不了解黑社会了，他们可以做违法的事，但决不会让你找到一份违法的合同。再说，从泰国卖到英国，是我自己卖自己，是自愿的。”
“为什么？”江薇更加疑惑了。
“因为我想活，而在曼谷只有死。”林萍说，“在曼彻斯特我只是个不注册的妓女，而在曼谷我还不如一头牲口，是我求着蛇头卖我的。这些，你永远不会理解的。”
江薇不想再谈这些，怕林萍伤心，换了个话题问：“你的居留还有多久？”
“刚签的，一年。”林萍回答。
江薇说：“你有英国居留就能进入意大利，事情就好办多了。我的任务就是与夜总会方面谈判你得到自由的条件，当然，包括他们给你办居留的代价。”
林萍问：“你怎么知道我会跟你去意大利？”
江薇怔了一下，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去意大利，我认为这是最明智的选择，重要的是先离开这个地方。”
林萍意识到自己话有失言，但她不动声色地解释道：“你们都是文化人，搞的是文化公司，我去了能干什么呢？”
“不是我迷信，”江薇说，“只要跟阿杰在一起，总会有出路。”
林萍说：“只要你们不嫌弃我就行。”
江薇说：“你要做的就是尽快促成我和夜总会方面的谈判。出于安全的考虑，谈判时徐汉林也到场，也许还有其他侨领。你和夜总会本质上是债务关系，只要条件谈定，我想很快就能解决的。”
林萍把剩下的半杯牛奶一饮而尽，擦了擦嘴唇说：“我看得出，你是喜欢办事干脆的人，你的工作肯定也很忙。我看这样吧，我现在马上和老板联系，你在旅馆等着，一有消息我马上给你打电话。我必须在上班之前给你们联系好，上班时间是不许谈私事的。”
“你认为有困难吗？”江薇问。
“不困难。”林萍说，“他们需要我干的事情我都干了，已经没有特殊价值了。现在就剩下八个月的合同，给钱就能解除，但是多少钱我不敢说。”
“那就决定了。”江薇说着，从挎包里拿出记事本扯下一张纸，写上地址、电话，并口述了一遍说，“我住在梅切列茨涅大街八十五号雷蒙旅馆，我等你的电话。”
林萍说：“我知道那家旅馆。”
江薇又问了林萍的电话号码，并且记了下来。
两人象征性地吃了一顿早餐，走出餐馆，两个人站在路边拦截出租车。林萍显得格外平静，既没有自卑，也没有感激，好像生活在最平凡的世界里一个最平凡的女人。见一辆出租车远远驶来了，她伸出手向司机示意，之后忽然问江薇：“我给阿杰的信怎么让她起疑心了？”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江薇说，“阿杰告诉我，你没有外语基础，不可能在英国而且是日本人开的商场里做售货员。”
林萍点点头，自嘲地一笑，说：“傻瓜走到天边也是傻瓜，怎么装洋也得露出几根傻尾巴。”
出租车开过来停下，江薇坐进去，从车窗对站着的林萍说：
“把心放宽一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记住，我在旅馆里等你的电话。”
“放心吧。”林萍微笑着向她挥手道别。
汽车一阵风似地走远了，江薇回头望去已看不见林萍的身影，心里蓦然升起一缕惆怅。凭心说，见面的情景不如她想象的那样友好，但实质性的事态进展也不如她想象的那样艰难，两者的反差使她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而仔细分析，又找不出可以成立的理由。
回到旅馆，江薇不能离开电话，又无事可做，便拿出一本书来看，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脑子里想的全是书本以外的东西。
或许是受了林萍的影响，她的心情也不自觉地变得灰暗起来，她从林萍的处境联想到自己，隐隐约约地萌发了一种危机感。
离开海口三个多月了，出国的兴奋已经平息，她与苏卫国的万路达文化公司合作也开始有起色了，即将推出三本书，除了夏英杰的小说《遥远的救世主》之外，另外两本分别是意大利足球和华侨文学专集。这两本书能否盈利？盈利多少？很难预料。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照此下去要想维持公司的生存是不可能的，现在是坐吃山空。她不能不问自己，我的位置在哪里？
在这种坐吃山空的情况下，夏英杰还要给方子云出版四本诗集，还要解救林萍，现有的资金还能支撑多久？这种朋友之间的帮忙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而最让江薇费解的是：无论宋一坤还是夏英杰，他们居然还能沉得住气。
江薇漫无边际地想着，思考那些看不透的人、看不透的事，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中午，林萍没有来电话。
下午三点，江薇已经饿得难受了，还没有电话。
随着时间的延续，江薇的不安心理一点点地增加，她已经往林萍的居所打过七次电话了，都没有人接，林萍在哪里？在干什么？江薇作着各种推测，而无论怎样推测林萍都没有理由不来电话。突然，一个曾经闪现过的预感再一次跃入了她的脑海，她猛地问自己：“林萍会不会寻短见？”
江薇立刻否定了这种猜测，理由有两个：一是林萍起过誓，她不会去死。二是正如林萍所说，如果她要寻死的话，早在色拉和曼谷就自杀了，不会等到今天，更不会在即将获得解救的时候。
那么，为什么不来电话呢？
江薇越猜测心里越不安，于是决定再去维兰特街十六号，如果林萍不在，就直奔女神夜总会，无论如何一定要见到她。
她急匆匆出了旅馆，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维兰特街。她的心就像一片树叶，时而被风吹上天空，时而被风吹落深渊，怎么飘都没个着落。一路上她不住地在心里暗暗地祈祷：千万别出事千万别出事。
汽车刚拐进维兰特街，江薇一眼就望见十六号公寓楼下的人行道上围了一大群人，人群中有警察、医生和肩扛摄像机的记者。路边停着两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警察在奋力驱散人群疏通道路，围观的中心不时间起灯光，显然是在拍照。
“出事了。”这是江薇的第一个反应，她的心骤然抽紧了。等出租车停下后，她顾不上付车费，发疯一样冲下去，冲进围观的人群。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这个场面，会使她本能地想到九楼，想到林萍跳楼而下。她用英语大声喊叫着“躲开，躲开”，不顾一切地挤进去。她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血，满地是血，林萍仰面躺在被血染红的石板地上，从嘴里、头上流出的血已经变黑了，凝固了。她的脸上清晰地留着两道泪痕，眼睛睁着，似乎在向人间企盼着什么，风吹动着她散落一地的长发，她像一块被摔碎的玉石，凄惨而美丽。
江薇像挨了一记闷棍，天地黑成了一团。
四月七日晚九点，夏英杰乘坐的国际航班飞抵海口机场。走下飞机的时候，她望着夜色中美丽壮观的机场建筑心情沉重地对自己说：到家了。
这是她出国后的第一次回国，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她事先没有通知宋一坤，他们之间的谈话非面对面不可以进行。现在，无论六百万元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也无论面临的局面有多么险恶，该发生的事情毕竟已经发生了。她在脑海里无数次设想过与宋一坤见面的情景，在她的想象中，那将是一次最艰难的面对，也是一次最艰难的交谈。
她不知道，海口等待她的将会是什么。
出租车驶离机场一路飞驰，驶近那片住宅小区的时候，夏英杰又听到了那隐隐约约的海浪拍打礁石的响声，又看到了那幢熟悉的楼房和四楼那扇亮着灯光的窗口。
汽车在楼下停住，夏英杰付过车费，提上行李登上四楼，轻轻摁门铃，但却没有一点声音，大概是门铃坏了。于是，她又用手敲门。
里面没有动静。再敲，还是没有动静。
她只好放下行李取出自己的钥匙，对面邻居的门却开了，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探出头警惕地问：“你找谁？”
夏英杰转过身，对方认出了她，态度立刻变得热情了，寒暄了几句之后对她说：“不用敲了，你家先生不在，他每天晚上都去小区的老年人活动中心下棋，你到那儿去找他，准能找到。”
夏英杰知道那个地方，谢过邻居，开门进屋。
屋里只有窗户朝南的那间卧室亮着灯，而且窗帘是敞开的，似乎宋一坤对夏英杰的归来早有预感，即使夜晚家里没有人的时候也要用灯光随时给她以提示，让她放心、安心。
这个细节使夏英杰感到火药味淡化了许多。
她关上门，将行李放在卧室，打开了每个房间的灯，然后打量这个离别几个月的家。令她惊讶的是，屋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还是从前的样子，没有任何变化，更没有她想象中的乱成一团的景象，由此可见，宋一坤有着很强的独立生活的能力。不知为什么，依旧整洁的家反而使夏英杰心里有些不舒服，反而使她有了一种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感觉。
打量过房间，她下楼去“老年人活动中心”找宋一坤。
一座独立的三层小楼灯火通明，里面有台球、乒乓球、象棋、围棋、扑克、麻将等多项娱乐活动。夏英杰走进围棋室，一眼就看见了背对着她的宋一坤，他正与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下围棋，两人都低着头，聚精会神地盯着棋盘。
夏英杰没有惊动他，静静地站在他身后看着他下棋。她看着宋一坤孩子般的小平头和宽松的大背心、短裤，心里涌起许多感慨。她在想：那样一个跨国界、跨地区的大阴谋，那样一座庞大复杂的机器，谁能想到它的神经中枢竟在这里，竟是这个平淡到与退休老人下棋的男人？这个世界太神秘了。
面对着他下棋的老人发现了她，只是看了一眼，并没有在意。
十几分钟过去了，老人见夏英杰一直站着不走，便抬起头和蔼地问：“姑娘，你是找人的吧？”
宋一坤本能地转过头，这才发现夏英杰站在他身后。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笑了笑算打招呼了，又回过头继续下棋。
他们的见面竟是以这种形式开始了，平静、淡然，没有一点久别重逢的激动和热情，也没有一点惊讶和仇视，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夏英杰从宋一坤的表情里捕捉不到任何可以参考的信息。
经过一场激烈有余而棋术平平的拼杀，这盘棋终于以老人的胜利而结束，老人非常得意，哈哈笑着对宋一坤说：“小伙子，回去好好练练吧。”
“哎。”宋一坤答应着站起身来。
小区静悄悄的，大多数居民都已经入睡了。宋一坤和夏英杰一言不发地回到家里，一种沉闷、压抑的气氛笼罩在两个人之间。
夏英杰进屋后关上门，身体靠在门上呆呆地站着、等着。等什么呢？她说不清楚。
宋一坤先去厨房烧水准备给夏英杰泡茶，回来后见她还站在门口，便走过来问：“怎么不进来？”
夏英杰冷峻地说：“我得知道，我还能不能进来。看上去你对我的突然回来并不感到意外。”
“残局嘛，总得有人出来收拾。”宋一坤说，“子云自杀，六百万退还，电视都报道了。”
夏英杰说：“不关叶红军的事，是我胁迫他干的。”
宋一坤沉默了片刻，严肃地说：“方子云以死醒世与你夏英杰没有关系，叶红军也决不是靠威胁就可以征服的人。所以，不要低估了别人，不要抬高了自己。”
夏英杰怔住了。她说威胁叶红军并没有低估他的意思，只是想为他开脱一些责任。她没想到宋一坤会说出这样的话，于是迟疑地问：
“你……不恨我？”
“我还有资格吗？”宋一坤平静地说，“如果你知道了内幕却为钱而保持沉默，那我真的会对你失望了。我可以上断头台，但不可以容忍你在我心里的形象沾上污点。”
天哪！原来他是这样想的！
夏英杰将肩上的挎包摘下来丢到地上，扑上去一把将宋一坤紧紧抱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宋一坤那张憔悴的脸和他那双疲倦的布满血丝的眼睛告诉她，他已经思考很多很多了。从他的镇定可以推断，他已经决定了命运的走向。
一种不祥的预感猛然涌上夏英杰的心头，她使劲抓住宋一坤，颤声说道：“一坤，别这样，你的镇定让我害怕。天都要塌了，你还有心思去下棋？”
宋一坤也将夏英杰搂住，轻声说：“具体情况不明，盲动，死得快一些，不动，尚能多活几日。”
夏英杰说：“可能……还有机会。”
宋一坤摇摇头说：“该想的，我都想过了。如果可能，现在应该尽最后一点努力，争取对周围的人和事有一个交代。”
何为“交代”，不言而喻。从容的背后是无法承受的沉重，是明智的人面对死亡的一种超脱。夏英杰心头一酸，泪水冲入眼眶。她搬住宋一坤的头低下来，在他耳边用很弱的声音问：“你是不是活不下去了？”
宋一坤点了一下头。
夏英杰用更低的声音重重地说，“你记住，只要我失去你，你的臭丫头就去死。老爷，我不是威胁你。”
宋一坤无言以对。
这时，水烧开了，从厨房传来一种蒸汽的尖叫声。夏英杰赶忙松开宋一坤，快步到厨房关掉炉子和排风机，提起开水去客厅泡茶，等宋一坤进客厅坐下后，她将一杯飘着清香的热茶送到他面关。这一刻，她心里充满了温馨，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那些日子。
宋一坤说：“先谈你那边的情况。”
夏英杰在桌子的另一端坐，将她如你接到方子云的电话，如何派江薇去玉南油田，如何与叶红军共同决定退款，如何与意大利人接触，谋求资金……全部向宋一坤作了介绍，最后她说：
“机票我在罗马就预定了，明天去国际旅行社拿票，后天中午启程，到北京后找个理由与叶大哥通话，把我们的住址告诉他，到时自然就有人来找你了。”
宋一坤一直静静地听着，听完之后他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只是久久地沉默着、思考着。
“我做错了吗？”夏英杰低声问。
宋一坤所答非所问，沉思着说：“凡事，都得有个度。方子云需要钱，可他舍弃了钱选择了自杀。叶红军和你夏英杰也需要钱，可你们舍弃了钱选择了背叛。我以为只要不去亲自操作就能心理平衡了，这叫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这一课，太深刻了，代价也太大了。我真傻，我好像什么都算计到了，怎么就没去算算人的良心能够承受住多少负荷？你们背叛得好哇，这是最高贵的背叛。人生一世，能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女人，我宋一坤没有白活一场。”
夏英杰凝视着宋一坤说：“是我害了你，为你自己，你不会这样干的。人生一世，能有一个男人这样爱我，我也知足了。”
宋一坤喝了一口茶，无限压抑地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
“丫头，你我从认识的那一天起，我就一直被你支配着。我也说过，我是你的人了。但是现在有句话我还是想说，丫头，你可怜可怜老爷吧，如果你还想让我心里好受一点的话，就保重好自己。”
对于宋一坤，夏英杰已经从他的镇定中感受到了：他从此背上了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十字架，活着，是一副没有灵魂、没有快感的躯壳；死去，又推卸不掉男人那份与生俱来的责任。他以爱的名义将自己投进一座苦难的炼狱，以一种痛苦去抵抗另一种更大的痛苦。
夏英杰心里如刀绞一般难过，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她抚弄着茶杯想表示自己的平静，可嘴唇却控制不住地在颤抖。她强压着自己没有哭出声来，却抽泣着说：
“我知道你会这么想，你可以轻装上阵。可我恨你这样想，你无视我的感情。从我决定秘密退款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咱们的结局了。你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上演一幕现实的霸王别姬，二是咱们一起走完剩下的路。如果在你活着的时候我就死了，你会不会更难过？”
宋一坤既感到无限的酸楚，又感到无比的幸福，这两种感受交织在一起，真说不清是何种滋味。他站起来，走到夏英杰身后，用手抹去她脸上的泪水，说：
“你路上累了，洗个澡早点休息吧。”
夏英杰握住宋一坤的两只手说：“你还没有回答我呢，你选择什么？”
宋一坤说：“那就……走哪儿算哪儿吧。”
“这还差不多。否则，我现在就死给你看。”夏英杰破涕为笑。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把地上的挎包检起来，挂到墙上，找话题说：
“本来我想在罗马就把资金问题解决了，在这次大起大落的生死关头做一回英雄，可意大利人不买账，一定要见你，真应了那句话，猫跳得再高也是猫，虎睡着了也是虎。”
宋一坤说：“你还不是英雄？小姐，六百万哪，要知道这六百万与两千万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个数字可以把人变成鬼，把鬼变成人。你这一笔，是硬碰硬的大气之作。”
“你挖苦我？”夏英杰说。
宋一坤说：“我欣赏你。”
“欣赏什么？”夏英杰问，又急切地催道：“你快说嘛。”
宋一坤笑了笑说：“欣赏你的平凡和不经意的高贵。”
“就这点儿？”夏英杰不满意地说：“说下去，我的虚荣心还没满足呢。”
宋一坤赶忙补充道：“当然，还有你的漂亮、你的性感、你身体的每一部分。小姐，够不够？”
“这下虚荣心满足了。”夏英杰笑了，去别的房间将窗帘都拉上，把灯也关了，然后去卫生间打热水洗澡。
宋一坤看看表，已是午夜十二点了。他点上一支烟，看着卫生间的门，听着里面哗哗的流水声，静静地思考着。他在心里问自己：还有机会吗？过了十几分钟，当他想起抽烟的时候才发现，手里的那支烟早已燃尽了，熄灭了。最近一段时间这种现象时常发生，这种精神高度集中的思考过去很少出现过。他把烟头放进烟缸，自言自语道：
“怎么都是一死了。”
现在再假设没有意大利人的存在，显然已经不现实了。而意大利人想要得到的，是以他们的实力为计算系数，更规模、更长远的利益。一旦这种利益不能得到。报复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在已经不是高利贷的问题了，或合作，或敌视，二者必居其一。
合作，能化解江州的死棋，能谋出一条生路，能拓展一个豪华的前程。代价是：交出灵魂。
拒绝合作，意大利人会非常得体地把他出卖给中国警方，借警方之手达到报复的目的，等待他的是手铐、脚镣，是法律的判决。也许尚可免于一死，但与死又有何区别？
现在的问题不是死与不死，而是怎样死得体面一点，有价值一点，让最后的生命照进一点阳光。
忽然，夏英杰将卫生间的门打开一道缝，伸出头轻轻喊了一声：“乖，来一下。”
宋一坤以为水温有问题了，赶紧过去，站在门边问：“水热了还是凉了？”
夏英杰说了声“进来吧你”，一手开门，另一只手一把将宋一坤拉了进去，推到淋浴喷头下面，温水顷刻间就把他浇湿了。
宋一坤挣扎着叫道：“我口袋里还有七块钱呢，别淋湿了……”
没等他再往下叫下去，夏英杰的唇已经堵住了他的嘴，两个人拥抱在一起，久久地吻着，浴室里只有流水的哗哗声。
夏英杰慢慢地解开宋一坤的衣扣，脱去他的衣服，就势扔在地上，万般柔情地抚摸着他的身体，说：“傻瓜，命都不要了，还要钱干什么？现在能做的，就是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夏英杰盘绕在宋一坤身上，千般柔情。万般思爱。她第一次这样大胆，这样主动，这样疯狂。喷流的水交织着她的泪水，爱的呻吟也交织着她灵魂的呻吟，她恨不能将宋一坤熔化掉，将两个人融成一体，永不分离。
她终于哭出声了，哭着说：“一坤，对不起，对不起……”
当宋一坤无力地躺在床上的时候，夏英杰给他裹上一条毛巾被，自己穿上一件睡衣，到客厅点了一支烟放到他嘴里，然后坐在床边注视着宋一坤。
宋一坤说：“丫头，都半夜了，早点休息吧。”
夏英杰说：“还有一件事我没来得及告诉你，但必须得告诉你，也希望你能理解。”
“什么事？”宋一坤问。
夏英杰说：“我托叶红军打听到了林萍的下落，她在英国曼彻斯特，处境很惨。”
接着，她将林萍的情况原原本本讲了一遍，并解释了为何让江薇先去巴黎后去曼彻斯特。最后说：“当然，这肯定会花一些钱，我想你会理解的。”
宋一坤对这件事显得非常重视，一边抽烟一边思考，突然说：“你不该介入林萍的生活。马上和江薇取得联系，如果她还没见过林萍的话，让她立刻返回。”
“为什么？”夏英杰说，“林萍是我的朋友，她帮助过我。既然我们有能力，为什么不拉她一把？”
“这不是钱的问题。”宋一坤说，“我可以肯定，林萍并不需要你的钱，也不需要意大利。她这个人只是虚荣，但并不自甘堕落，她需要的是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对她一无所知。她需要的是在你们面前的自尊。”
“这么说，我帮她也错了？”
“错了。”宋一坤说，‘’对于林萍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以她现在的情况，她可能不会在乎周围的陌生人怎么看她，因为她还有一个希望，将来挣上一笔钱体面地回家，体面地生活。因为没人了解她的那段历史，所以她可以编造那段历史，她可以抬着头有尊严地做人。如果你们出现在她面前，多少钱能够买回她的自尊？”
“现在伦敦的时间应该是下午四点多。”夏英杰神经质地自语了一句，跳下床直奔书房抓起电话摁动罗马叶红军的号码。她不知道江薇的地址、电话，只能通过叶红军取得联系。
电话接通了。
夏英杰劈头就问：“江薇有消息吗？”
“林萍……自杀了。”叶红军语气很沉重，说，“这是一小时前发生的事，林萍从九层楼上跳下来，确定死亡了。本来，我想等你从北京回来再通知你。”
“自杀了”三个字声音很低，却像炸雷一样使夏英杰惊呆了，只感到天旋地转，电话里后面讲了些什么她全都不知道了。她脸色煞白，软软地瘫坐在椅子上，两眼一片茫然。短短的几天里，这已经是她第二次从电话里听到死亡的消息了，所不同的是，这次她多了一种凶手的自责和追悔。
宋一坤从夏英杰的失态里已经看出了几分，心里也不由得猛地一沉。他接过电话问：“出了什么事？”
“林萍跳楼自杀了。”叶红军答完停顿了片刻，非常吃力而又一语双关地说：“一坤，我希望你能理解。”他的后面这句话更多的含义显然是指背叛一事。
“别这么说，你们并没有错。”宋一坤的回答同样一语双关，继而道，“阿杰也是刚意识到林萍有自杀的可能。”’
叶红军说，“子云的事想必阿杰已经告诉你了，现在又出了林萍自杀的事，全乱套了，真让人有一种末日将临的感觉。”
宋一坤说：“子云的事，我们只能表示一下心情了，具体用什么方式，我到北京后给你打电话再商量。现在你把江薇的电话报一下，我得马上和她联系。阿杰与林萍既是同事又是朋友，家都在油田，这件事对阿杰影响很大。”
叶红军报了江薇的电话号码。
宋一坤挂了电话，随后给江薇打电话。
“坤哥吗？”江薇哭过的嗓音沙哑而沉痛，说，“我刚从警察局回来，警方已经作出了死亡鉴定，确认是自杀。”
宋一坤问：“导致她自杀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江薇说：“林萍自杀有很深的背景，很难说哪个原因是直接的，哪个原因是间接的。”
宋一坤说：“但是，阿杰让你去找她，客观上起到了自杀的催化作用。”
“是这样。”江薇承认。但又说，“我认为不能责怪阿杰，既然是朋友，她就不能沉默，不能袖手旁观。这个账，应该记在杨小宁头上。”
宋一坤问：“林萍留下什么话没有？”
江薇说：“林萍给阿杰留下一封遗书，大约六百字，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对阿杰表示感谢，二是委托我料理后事，她要求把骨灰撒在海里，不让带回国。另外据遗书上讲，她自杀前给家里寄出了一封信，说明她的情况。”
宋一坤说：“你就留在曼彻斯特料理后事，而且后事的处理不能只按遗书，要征求林萍父母的意见，你可以通过阿杰家的电话与他们联系，如实说明情况。阿杰和林萍是同事、朋友，家都在油田，所以要格外慎重、妥善。”
“我明白。”江薇说。
宋一坤放下电话，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对自己说：你的下场，又能好到哪儿去呢？
失道寡助。
这四个以往他很少留意的字现在就像烧红的铁印一样烙在了他的灵魂上，再没有比众叛亲离更让他刻骨铭心了。
自“云阳公司骗案”之后，方子云自杀，夏英杰和叶红军倒戈，玉南工程资金方面频频告急，偏偏这个时候又出了林萍自杀的事，全乱套了，一切都失去了控制。至于前景，虽然他还没有与意大利人会面，却已经嗅到了一股阴森的气息。然而，更让他警觉和不安的是，夏英杰已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同生共死”这句话。他知道，这个女人是说到做到，决无戏言。
宋一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四月九日下午，他和夏英杰飞抵北京，住进“明珠假日饭店”，刚一进客房他便马上与叶红军通话，这是计划之中的事。
“我们刚到北京。”宋一坤随即报出了自己的住址、电话，接着说：
“我打算现在去三河，夜里返回。我和阿杰商量过了，决定给子云家里两千美元表示我们两人的心情。如果你同意，我们替你拿出一千美元以表示你的心情。”
“我已经有准备了。”叶红军在电话里说，“我的几个意大利朋友去北京旅游，你们的时间今晚七点四十分到北京，我委托他们带了一些东西，是专门为子云的父母准备的。看来，你们得明天去三河了。今晚八点钟以后请你不要离开房间，等我得到意大利朋友的住址以后，通知你们去取东西。”
“好吧，我等着。”宋一坤放下电话。
夏英杰单独订了一个房间，与宋一坤不在同一个楼层，她去放行李了。
宋一坤脱下西装解下领带，从提箱里取出自带的茶叶沏上一杯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边喝茶边等夏英杰。二十分钟后，夏英杰来了。
“情况有变化。”宋一坤说，“今天我们不去三河了，八点钟以后我在这里听电话，然后以取东西的理由到指定地点与他们会谈。现在他们的人正在飞行途中，七点四十分到北京。这样也好，增加谈话地点的突然性和偶然性，会更安全一些。”
夏英杰站着没有说话，她的。情绪一直十分低落，而林萍的死使她原本就沉重的心情又徒然增加了一层痛楚，总有一团阴影笼罩着她。
宋一坤走过去，将散落在她胸前的一缕头发轻轻地拂过她的肩头，说：“别这样，这不是你的性格，拿出你在上海和我第一次见面的那种从容和高贵，那才是你。”
“那不是一个层次的状态。”夏英杰摇摇头，说，“刚才我和江薇通话了，林萍的父母同意骨灰就地处理，再三要求为林萍的事保密。我现在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好人全让我当了，坏结果全让别人承受了。”
宋一坤站在窗口望了一会儿春色浓浓的好天气，又留恋地看了一眼刚沏好的热茶，笑道：“天气真不错，我陪你出去走走，散散心，别总在屋里闷着。”
走出饭店，宽阔的马路展现在眼前，两排一望无尽的绿色植物将马路分为快车道和慢车道，而人行道上则是林木成荫，整洁清爽，像一幅油画。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你第二次情调了。”夏英杰挽着宋一坤，边漫步边说，“那次是要分别的时候你怕我难过，这次也同样，真难为你老人家了。”
“想想《辛德勒的名单》那部电影，”宋一坤说，“即使是辛德勒也不能保证他的工厂里犹太人不被杀害，难道那些被杀害人的能够忘掉纳粹而去谴责辛德勒？所以林萍的事情你不必过分自责，她的结局是她自己写的，早在玉南油田的时候就写好了。”
“你的结局写好了没有？”夏英杰平静地问。
“我不去想它。”宋一坤从容地道。
“你的从容让我感到不安。”夏英杰说，“在你见意大利人之前我得告诉你，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能理解你。我和你站在一起，请你记住我的话，这很重要。”
“不要暗示我什么，不要因为我而改变你自己，那会使我不舒服。”宋一坤万般无奈地摇摇头，长叹一声说：“我想让你出人头地，却反而把你毁掉了。其实以你的才气，没有我做手脚你同样会有所作为，只是时间推迟一点，但那是硬碰硬的，任凭半夜什么鬼敲门都不含糊。现在不行了，它不像一件商品可以退回去，再也做不到心安理得了。你总是问我恨不恨你，而真正应该问这句话的是我，我把你毁了。”
夏英杰感慨道：“经过这场大起大落，我好像一下子悟出了很多东西，心里一下子变得平静了，过去那些让人浮躁的东西现在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能有一次机会，让你和我能在一起。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会每天守着你，像所有普通人那样实实在在地过日子，我会把稿费的每一分钱都计划着用，我会经常给你做一些好吃的，我会让你光着背穿着大裤衩从这屋扭到那屋……”
宋一坤想问“如果没有这种机会呢？”话没出口他就意识到问得多余了，夏英杰的回答是明摆着的，根本不用再重复一遍。
无意之中，那个“同生共死”的声音又在他心底响起，他的心也随之被刺痛了。
“你知道我最担心什么？”宋一坤问。
“不要暗示我什么，我也不去想它。”夏英杰停下脚步，看着车来人往的街景，接着说：
“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受过高等教育，从事文化工作，所以别给我扣封建礼教的帽子。一坤，我现在不想听什么建议或教诲，不要强迫我向你承诺什么。有些东西，我是不能失去的。”
宋一坤说：“我是什么东西？是策划骗局和制造惨剧的原凶，是众叛亲离的人。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我已经露出原形了，一丝不挂了。”
“你可能不是君子，但肯定不是小人。”夏英杰沉静地给他作了一个评价，又解释道：
“关于这场触目惊心的事件，我始终认为如果没有我的存在，你决不会为了自己付出灵魂的代价，否则的话，我们两个就不会站在这里了，我或者被你杀掉，或者被你扫地出门。世界上没有几个男人能够在女人背叛他的时候，特别是在蒙受巨大损失而被推上绝路的时候，还能够做到像你现在这样。还记得你以前说过的那句话吗？你说：我扛不动你的感情。你把我看得太重了，你想把一切荣耀和财富都给我，这就是这场事件的源头和起因。那么谁害了谁呢？是一个平凡的女人毁掉了一个不平凡的男人。”
“你现在像不像街头卖狗皮膏药的？”宋一坤问了一句，又自己答道：“如果你把我当成狗皮膏药，就在这儿拉个场子，准比那些老江湖生意好。”
夏英杰断然道：“不要受情绪的影响把自己极端化，我不许你这么作践自己。”
宋一坤说：“电影里有这么一句话，‘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我的体会是，生活教育了我。”
“你对我的重要，并不在于你在这场事件中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那个你。”夏英杰哀伤地说，“生活教育了你，可我怕你没有机会赢得生活了。”
“听天由命吧。”宋一坤平静而又严肃地说，“我争取比阿Q画的圈圆一点。”
夜幕浓浓。
宋一坤坐在出租车上从长安街经过。宽阔的大街上各种漂亮的轿车像一条彩河在流动，夜空的星星与满街的华灯交相辉映，空气中散发着春天的气息，整个夜色犹如梦幻一般。
半小时前，叶红军从罗马打来电话，通知宋一坤马上赶到圆明园饭店九○一六号客房找雷诺先生，取回物品。这就是说，意大利人的谈判代表已经到了北京。
对于这次与意大利人的会面，宋一坤事前经过详细的研究，对于意大利人的实力、意图、手段，他做了各种假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胸有成竹了，现实毕竟是现实，他现在是跌入深渊的羔羊，而意大利人则充当着救世主的角色。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高手之间的较量，宋一坤所思考的问题是：“怎样有理、有节、有度地达到双方利益的统一，怎样在破裂与合作之间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谁都知道，天下没有好吃的白食。”
有一条原则是雷打不动的，那就是：他一定要成为夏英杰对他所期望的那种人。实际上，这是他所能够给予这个女人的最后一点东西了。
汽车开进国明园饭店停下，宋一坤步入大厅，乘电梯到九楼，摁下十六号客房的门铃。
开门的是一位不到三十岁的意大利男子，他用一口标准汉语问道：“先生，你找谁？”
宋一坤判断，这人一定是雷诺带来的中文翻译了。他答道：
“我找雷诺先生。我的朋友叶红军在罗马委托雷诺先生给我带来了两只箱子，半小时前我接到电话通知我来取。我的名字叫宋一坤。”
说完，宋一坤将身份证递上。
翻译仔细辨认了证件，确定无误后请客人进了房间，向他介绍房间里的另外两个人，一位是雷诺，另一位是秘书。
雷诺五十多岁，身材高大，头发有些花白，额头的皱纹苍劲有力，眉宇之间透出一股深邃、果断和权威。他穿着一套深色西装，举止风度无懈可击。他请宋一坤人座，打量了客人片刻，说了几句意大利语。
翻译道：“雷诺先生说，他很高兴能在北京与宋先生会面，他让我向您说明，这个谈话地点是安全的，左右两侧的客房我们都包下了，所以不必担心会有干扰。雷诺先生是一位热情的人，他希望来先生能畅所欲言。”
宋一坤说：“我是小人物，习惯了别人居高临下的谈话，所以雷诺先生不必对我客气。”
秘书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他坐在靠近门口的位置，一边听翻译，一边注意着门口的动静，冷冰冰的脸上找不到一丝表情。而雷诺听完翻译的话笑了笑。于是，在翻译的帮助下，这场双方都作了准备的谈话正式开始了。
雷诺说：“我们都清楚，我们能在这里会面并不是由于你的策划和指挥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一个女人的错误。当然，那是一个美丽的、富有正义感的错误。然而，女人是不受责备的。所以，我们只能解释为命运。”
“我同意你的观点，女人是不受责备的。”宋一坤说，“但是我们似乎不是为了讨论这个而来的。请你告诉我，你们想在江州得到什么？”
“你为什么不认为，是你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那样好像更符合逻辑。”
“但是不符合我的逻辑。”宋一坤回答。
雷诺默默地点点头，停了片刻说道：“我们研究了你所面临的情况，特别研究了你的能力和思维方式，我们并不认为你陷入了绝境，你应该有办法度过危机，只不过再损失一些利益，但不至于如叶先生和夏小姐想象的那么糟，更不至于非要以那种方式求助于我们。然而人与人的区别，能力与能力的区别就在这里。我理解他们，他们希望有一种方式能补救由于背叛你所产生的负疚感。”
“我不希望他们听到这种言论，尤其不希望更英杰听到。”宋一坤说。
“当然。”雷诺说，“我尊重你们之间的感情，同时也不想听到你对我说，你感谢我们，但不需要我们。事实上，那个议题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不会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和无足轻重的事专程到北京来，我们也不是来碰运气。我们需要你这样的朋友，而你也需要我们。”
宋一坤说：“中国有句老话，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的报应只是个时间问题。与我这样的人合作，也许会给你们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雷诺说：“我认为，你面临的威胁并不是来自警方，而是来自其他的方向。我们注意到了，你的自主意识和支配欲将会给合作带来难度，我们将充分考虑这一点，以表明我们的诚意。”
雷诺的语言准确、得体、极有分寸。他根本不是在与对方商谈，他所表现的是强者对弱者的威慑和绅士对贫民的宽容。宋一坤体会着这种感觉，说道：“原则和议题是由你们划定的。我等着，在服从和毁灭之间做出选择。”
雷诺道：“我们尊重你在江州工程上的既得利益，并为此提供帮助。你们的格拉普尔有限公司将由奥地利一家有信誉的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将从维也纳国家银行得到你们所需要的全部贷款。注意，不是你们所急需的六百万元人民币，而是买下江州皮革厂所需的全部资金。我们认为，在付款方式上不应该拖泥带水，这将有利于投资商的信誉和形象，有利于坚定地方政府对外资的信心。”
“然后呢？”宋一坤问。
“进人合作阶段。”雷诺说，“你的计划需要修改两点。第一，原计划中周立光的角色将由我们取代，那块土地主要由我们投资受益。到目前为止，周立光对你的计划一无所知，你对周立光也没有做出过任何承诺，所以你不存在失信的问题。第二，格拉普尔公司购得全部产权后，按照你们计划的土地出让价格，扣除你们在奥地利的贷款，本利相加大约是一千八百万人民币。这笔资金就是你们在今后的合作中所占有的股份。”
宋一坤说：“你们知道，属于我的那部分收益在没有到手之前就被预支了，再加上这段过程当中的各种费用，实际上我一无所获，还是一个穷光蛋。你所说的一千八百万本利全部是属于别人的，别人的资金怎么用那是别人的事，我没有权力指手划脚。”
“你有影响，有号召力，你能做到。”雷诺说。
“那几个钱对于他们是大数目，而对于那块土地的投资开发却是微不足道的。”宋一坤说，“你们有投资实力，你们已经得到了你们想要的东西，所以你们自己干去，不要把我的朋友们扯进去。”
“没有共同的利益和风险就不会有共同的努力。”雷诺说，“正是因为那些钱对于你的朋友们是个大数目，所以才需要你来对他们负责。没有制约就不会有平衡，就不会有尊重和信任。我们对你的朋友和那些资金不感兴趣，而江州的项目也不足以使我们下决心介入江州，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人，是你。任何业绩都是由人创造的，我们更着眼于第二个、第三个江州工程。我们将会给你提供最好的条件、最大的空间，让你充分施展才干。”
接着，雷诺的秘书通过翻译向宋一坤陈述了罗马方面的意见——
一、“宋一坤方面”的股份解释：包括王海、孙刚、叶红军的资金和宋一坤本人的借贷资金。“罗马方面”的股份解释：包括奥地利一家公司注入“奥地利格拉普尔公司”的资金和另外两家外国公司直接注入江州的两个独立股份的资金。
二、取消设在江州的办事处，继续使用原有的名称，正式注册“江州格拉普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一亿元人民币，宋一坤担任董事长，罗马方面的代表担任总经理及各部门经理。为了实现宋一坤担任董事长的合理与合法，将在公司股份构成方面做一些技术性处理。
三、在江州的公司里，宋一坤方面的实际股份是25％，不足25％部分的资金必须由王海、孙刚、叶红军三人提供担保，由宋一坤以个人名义向罗马方面借贷，“合法程序”的技术性处理由罗马方面负责。
四、在江州的公司里，宋一坤方面显示在各种注册文件上的股份为40％，既名义股份。罗马方面分别以两个独立的法人，代表两个30％的独立股份，使宋一坤方面在三个股东里处于大股的地位。
五、为了实现宋一坤方面40％的股份，罗马方面指定奥地利一家公司将15％的股份资金注入一坤方面的奥地利格拉普尔公司，形成一个40%的独立股加入江州，使宋一坤方面均处于大股地位。只有这样，宋一坤才能应王海、孙刚的聘请，合情、合理、合法地出任董事长。
六、在江州建造“格拉普尔饭店”，所需贷款由罗马方面负责，投资双方各按25％和75％的股份承担相应的债务、利息。
七、从法定的程序和结构上，从资金、人员和文件上，“江州格拉普尔有限公司”完全是由奥地利公司为一方，另两个外国公司各为一方的，由三方面组建的股份公司，与意大利人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是一个原则。
八、宋一坤有可能一直受到警方的监视；此次谈话时间不能太长，不能从时间上留下与意大利人讨论合作的推理依据。所以，此次谈话只决定重要的策略和原则，不讨论细节问题。
“这个计划，不简单哪。”宋一坤暗暗在心里对自己说。意大利人的工作效率之高，对情况的研究之细、制定的计划之刁，不能不让人佩服。这个计划，既让你有利可图，又让你背上沉重的包袱，既尊重你又威慑你。你从这个计划里无处不能感受到对方组织上的成熟、经验上的老道和财力上的强大，也无处不能感受到阴谋和恐怖。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是：意大利人为什么不直接介人？为什么一定要躲在幕后操纵？这就是说，江州格拉普尔公司在为罗马方面创造合法利润的同时，还兼有某种特殊作用，这个作用将服务于他们更大利益的需要。
宋一坤的脑子飞快地运转着，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根据自己的原则和策略迅速做出反应。稍想片刻，他平静地说：
“我们所谓的江州工程，就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可能升值的潜在的黄金地段。现在目的达到了，标志着决策阶段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运作程序问题了，我既不会盖房子也不懂酒店经营，那是专家和管理人员的事。我感谢你们赏我一口饭吃，可我担心自己没有能力咽下去。”
雷诺明白宋一坤的意思，说：“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才去真正研究法律，一种是制定法律的人，一种是利用法律的人，两者的动机虽然不同，但关注的焦点却相同，即法律的盲点。法律是判定社会行为成立与否的最高准则，而我们都是守法公民，所以法律保护我们。这方面，你是专家。”
“咱们实话实说，有话都倒出来。”宋一坤说，“我不否认你们的慷慨，但我在我的小圈子里有一种指手划脚的满足感，我受到别人的尊重和信赖，我们把这个叫做尊严或者价值。如果我为了得到你们的那些好处而成为一个受人摆布的傀儡，我宁肯现在就让一颗子弹射中我，没有这点掉脑袋的精神我也不会出来捞世界了。”
“请说下去。”雷诺道。
宋一坤说：“中国有特殊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又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没有比这个时间更能有利可图了。如果我们是朋友，信任必须是第一位的。我不是受雇去给别人看地摊，给我椅子坐，我就必须拿到椅子上的权力。我只对上级负责，对股东们的资本负责，任何一种公司下属人员对我的干涉都将被视为对我的不信任，我将为此作出反应。”
“我从罗马带来一句中国的古话，叫做‘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当然，如果朋友背叛了我们，即使是守法的人也可能做出冲动的事情。”雷诺很有分寸地表明了态度，接着说：
“江州工程，我们将派最好的专家和最有经验的管理人员，他们的工作会使你非常满意。你现在的麻烦不少，也比较疲劳，应该休息。我们的人会在维也纳与王海、孙刚接触，为你出任董事长铺平道路。你到了江州不必工作，除了场面上的应酬之外，要尽快把护照办下来，我们负责奥地利的签证。你在维也纳会有体面的办公室和住宅。基础打好了，空间开阔了，等云阳公司事件的冲击波过去之后，你会有所作为的。”
“我有责任指出，你们的计划里存在一个错误。”宋一坤说，“叶红军这个人不可用，他连我都可以背叛，还有什么不能背叛呢？让这个人进入集团，将会后患无穷，必须将他清除出去，敬而远之。”
“请原谅，我无权对原计划做任何修改。”雷诺恳切地说，“但我可以转达你的意见，这需变一点时间，相信你的意见会得到重视。”
“谁留下这个人，谁就要对将来的后果负责，”宋一坤说，“另外，叶红军必须要为他的背叛行为支付相应的代价。根据协定他将得到三百万元的报酬，我决定退回他的五十万元本金之后，只付给他一百万元。即使这样，我也对得起他了。请你们向他转达我的决定，有问题让他来找我。”
“如果由夏小姐转达不方便，我可以派人通知他。”雷诺说，“你还有什么要求？”
“有。”宋一坤说，“我需要一支笔和一张纸。”
秘书递上纸笔。宋一坤提笔写下——
杨小宁。男，三十二岁，住巴黎十二区达拉克拉街门5号。
这个人活着影响了找的心情，我需要他死。
签名：宋一坤。
日期：一九九四年四月九日。
宋一坤将字条递给翻译，翻译又念给雷诺听。之后，宋一坤说：“这个地址是我从夏英杰的记事本得到的，她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无论成立与否，同样不能让夏英杰知道，这对我很重要。”
雷诺点点头，问：“为什么要杀这个人？”
宋一坤答道：“第一，夏英杰恨他，因为他害得她的朋友在曼彻斯特跳楼自杀了。第二，要让人遵守纪律，就应该首先让人了解这个集团纪律的严肃性。第三，这个杀人指令将证明我犯下谋杀罪，证据由你们保存，如果我以前的罪行还不足以掉脑袋的话，那么加上这些就足够了。我认为，这是我向你们表示诚意的最好方式。”
“这种事是要花钱的。”雷诺说。
“问题是，这个人分文不值。”宋一坤说，“我不会为这个人付一分钱，因为一分钱也是标价。”
“好吧。”雷诺亲自收起字条说，“这个要求我一并转达，然后通过合适的方式给你答复。”
“那么，我们就算达成一致了。”宋一坤说，“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应该回去了。”
“还有最后一件事。”雷诺说，“这件事非常简单，但必须由你去做。我们不愿等你出任董事长之后再通知你，那样不礼貌。”
“请讲。”宋一坤说。
雷诺说：“江州格拉普尔饭店的建筑工程、装修工程，按惯例要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但是我们需要指定的两家公司得到这些工程。你到江州出任董事长以后，负责公开、公正地让这两家公司中标，不能留下任何人为的痕迹。”
宋一坤脑子里立刻闪过两个字：洗钱。
宋一坤说：“请放心，我对这件事负责。”
“很好。”雷诺说，“我们的会谈非常圆满。”
宋一坤要告辞了。秘书和翻译各提了一只大旅行箱准备送客人，雷诺取出一张由叶红军亲笔写的物品清单交给宋一坤，握手告别时说：“我注意到，你没有问我们是什么人，有什么背景。我欣赏你的沉默。”
宋一坤说：“从理论上讲，大家都在明处。”
会面就这样结束了，没有喝一口水，抽一支烟，甚至连礼节性的问好都没有。然而，就是这样的会面却决定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
碾子庄位于三河县南部，虽然庄内已看不到早年的那些茅草房，但青砖灰瓦的四合院依旧保持了乡村文化的特有韵味。方子云的家坐落在村东头，门前那条名叫“小青河”的河水从容、恬静地流着，春天的嫩绿色映在河面上，使河水显得格外清丽。
这里就是方子云出生的地方。也许正是这块清丽的水土赋予了方子云灵气和性格。
方子云的父母都是厚道耿实的庄稼人，有三儿一女四个孩子，方子云排行老大，另两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一个在县城，一个在天津，眼下只有一个尚未出嫁的小女儿在家里守着他们。
宋一坤和夏英杰是上午十点到达碾子庄的，宋一坤见方家院子里摆了一张方桌，上面放着茶水、香烟，桌旁坐着方老伯和两个城里人装束的青年。显然，这里已经有了客人。
方老伯以前见过宋一坤，有印象，马上站起来上前迎客。
在宋一坤的印象里，方老伯是位饱经风霜却身板硬朗的老人，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脸上带着慈祥、朴实的微笑。今日一见方老伯简直是判若两人，他的眉毛、胡须和头发全白了，面容清瘦，脚步迟缓，一副大病不愈的模样。失去儿子的悲痛给老人带来的打击可想而知，老人干枯的眼睛里已经找不到一点水份了，只有哀伤。
宋一坤的心骤然揪了一下，心情更加沉重了，愧疚、同情、惋惜，什么滋味都有，他像罪人一样看着老人，甚至不知道应该对老人说些什么。
“你是……宋一坤吧？”方老伯有些迟疑地问。
“是我。”宋一坤上前扶住老人，又介绍道，“这是夏英杰，和子云是同事，都在报社工作。”
“哦，”方老伯连连点头说，“听说过，我去油田的时候听说过。”
宋一坤问：“方大娘呢？”
“让老二接到县城去住了。”方老伯说，“你大娘身体不好，家里没敢让她去油田，怕她受不住，可她还是大病了一场。这儿天家里不断有人来，都是子云的朋友，也有报社的记者。我怕她再受刺激，让老二把她接走了。”
宋一坤问：“您还记得叶红军吧？那个北京人。”
“记得，记得。”方老伯答道。
宋一坤说：“叶红军有事不能来，托我给您带了点东西，请您原谅，有机会他一定亲自来看您。”
听到“宋一坤”和“夏英杰”两个名宇，桌旁的两位青年显得非常感兴趣，也站起来上前招呼。经过介绍，这两位都是北京诗人，一位笔名叫“古峰”，一位笔名叫“河川”。其中古峰还在玉南油田见到过江薇，并且一起去黄河滩打猎。
方老伯安排出租车司机在东厢房休息，让女儿准备午饭，自己陪客人说话。他向宋一坤介绍了去玉南油田处理方子云后事的情况，怎样接到了电报，怎样受到了报社的接待和公安局的询问，怎样带回儿子的骨灰撒在小青河里。
老人哽咽地讲着，而宋一坤似乎什么也没听进去，只有一段话刻在了他的脑海里，他的意识里一遍又一遍不停地重复着老人的这段话——
“警察让我看了录像，太惨啦，脸上、身上。地上全是血呀，法医说他是坐在椅子上朝脑门开了一枪，人倒了，椅子也倒了……”
宋一坤仿佛看到了那惨烈的一幕。
这时，夏英杰问了一句：“那后来呢？那个骗子抓到了没有？”
方老伯摆摆手说：“人没抓住，可是钱退出来了，六百万哪。照这么一算，他自己还赔进去了两百万，这叫什么事儿哟。开始我也不信，后来我那丫头给我念了报纸我才信。”
“那报纸还在吗？”夏英杰问。
“在这儿。”方老伯起身说，“我去给你拿。”
报纸的第三版刊登了这条消息，夏英杰看过之后把报纸递给宋一坤。
文章的醒目标题是——《警方攻势强大，案犯秘密退赃》。文章写道：云阳公司案件的案犯在警方强大攻势的威慑下惊慌失措，以秘密方式主动退还了全部六百万元的赃款。案犯打电话给安河晚报社，告之赃款存放于北京市某家银行，报明了户头、密码和钥匙的寄存处。经有关部门查证确属事实，不久这笔赃款将全部退还给受害人。据查，秘密电话是从巴拿马国打出的，声音及通话方式均经过技术处理，由此推断，云阳公司案件可能有国外黑社会背景……
诗人古峰见宋一坤看完了报纸，便指了指桌上的报纸搭话道：“这真是一场让人不可思议的闹剧，赔进去两百万还不得安宁，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真是看不透。”
方老伯看着宋一坤说：“子云留下一份遗书，上面只写了三句话。第一句是：对不起父母亲大人了。第二句是：还不起钱，用专利抵账了。第三句是：文稿交给夏英杰处理了。”
宋一坤说：“老伯，子云不欠我的钱了，相反，专利增值的部分还要归还给您，那是子云的钱，但是卖出专利需要一个过程。子云生前委托夏英杰为他出版四本诗集，并且为他写一部人物传记，那是子云对夏英杰的信任，那么出书的费用就由夏英杰负担。当然，如果他的诗集有盈利，我们会如数给您的。”
夏英杰说：“另外，出书的事还要征求子云一些朋友的意见，照顾到他们的感情。”
古峰说：“我们那些朋友商量过由大家出钱为子云出版诗集，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大家寄托感情的一种方式。我们一直想与夏小姐联系上，今天能在这里见面直接商量这件事，那是再好不过了。”
夏英杰说：“经费的问题不谈了，如果你们能提供一些联络地址，接受采访，帮助我把子云的传记写好，那我就非常感激了。”
古峰立刻取出自己的名片交给夏英杰。河川也递上名片说：
“只要是子云的事，帮什么忙都可以。你们打电话也行，来人也行，都是子云的朋友嘛。”
方老伯感激地说：“你们都是好人哪，子云能有你们这样的朋友，也算没白活一回。”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大家围着桌子吃了一顿家常饭。饭后，宋一坤将一个装有两千美元的信封和叶红军的两箱物品交给方老伯，经过再三解释，老人接受了。下午两点，宋一坤他们告别方老伯返回北京，同车的还有两位诗人。
返回的路上一直不顺利，经常堵车，就这样停停走走，进入北京市区时天已经黑了。宋一坤让出租车依次将两位诗人送回家，最后在天安门广场停下，夏英杰付清了车费。
宋一坤看着驶去的出租车心里想：如果自己确实被警方监视了，这个司机很快就会被人找去谈话，接着就是那两位诗人。
夏英杰问：“为什么在这儿下车？”她的意思是，已经黑了，应该先订旅馆，然后订机票。
宋一坤说：“我在想，你该回家去看看。火车站随时都能买到高价票，如果你今晚上车，明天就到玉南了。你这次回来总是个机会。”
“不，”夏英杰摇摇头说，“现在没有那种气氛。”
“我也这么考虑。”宋一坤说，“其实，我们现在谁都不便走动，所以什么都不要做。如果你不去玉南，我的意思是你直接回罗马，不必陪我回海口。”
夏英杰说：“这不合情理，容易使人产生问号。”
宋一坤说：“你和江薇都出来了，罗马的公司没人怎么行？这就是原因。意大利人是以旅游名义来的，总得花点时间摆摆样子，充其量在电话里用暗语报告谈判结果，决不会谈细节。我需要你赶在意大利人之前见到叶红军，为下一步叶红军顺理成章地来海口见我打基础。这一点很重要，忽视不得。”
夏英杰下意识地四周看了看，夜色中的天安门广场在点点灯火的辉映下显得更美丽、更壮观了，人们悠闲地漫步、观赏，他们两人站在人群中一点也不显眼，非常自然。
她问：“我对叶红军说什么？”
宋一坤说：“我委托意大利人向叶红军转达我的决定，我决定从承诺给叶红军的三百万酬金中扣除一百五十万，以此作为他对背叛所支付的代价。”
夏英杰说：“叶红军既然做了，就根本不指望再得到报酬，他听到这个消息不会有任何反应。”
“问题就在这儿，”宋一坤说，“你告诉他，他的反应要激烈、要气愤，要迫不及待地来海口找我理论。”
“你真那样做吗？”夏英杰问。
“这对他的前途有好处，总得先保脑袋。”宋一坤的语气不容质疑，而后淡淡地说，“如果不出所料，将来的场面应该是他的，咱们也不必在一时一地为他论长短。”
夏英杰会意，点点头。
宋一坤说：“如果叶红军得到意大利人的转告之后反应平淡，见到你以后再来海口，那就完全变味了，而意大利人的嗅觉非常灵敏。”
“我明白。”夏英杰说。
“就目前而言，整个局面就得劳你从罗马发号施令了。”宋一坤歉疚地说。接着，他向夏英杰布置了回到罗马后必须做的事情——
一、从现在起，叶红军不再介人江州工程，立即转入自身的、纯粹的商业活动。
二、通知叶红军，让他稳住“执行人”的情绪，重申我方的承诺，我们将在近期认为安全的时候付款，避免节外生枝。
三、通知孙刚，一旦维也纳的某家公司与他谈判资金及条件，要全部接受并执行。
四、产权交割后，立即请专家将皮革厂内除主办公楼之外的全部建筑炸平，清理干净。对收留下来的原皮革厂职工暂不做工作安排，继续培训。
五、在股份公司董事会名单没有确定之前，王海和孙刚不得以任何借口来海口。在股份公司正式注册之前，王海和孙刚一同来海口。
六、江薇下一步重点办好四件事。一是采访方子云的诗友，搜集材料。二是调动社会关系，策划、出版、宣传方子云的诗集。三是以罗马文化公司的名义向马坊村捐款五十万元人民币，修建小学。四是代表宋一坤去上海见赵洪，还清三十万元的借款和利息，取回借据。同时去看望刘金龙，给他留下五千元钱。
“至于你自己，”宋一坤看着她的脸说，“你得平下心，静下气，把《遥远的救世主》写完，然后休息一段时间，准备写方子云。写方子云可得要点功夫，多一寸就曝光了，少一寸就没意义了，这事非你莫属。”
“听得出，你现在就开始划句号了。”夏英杰笑着说。但她笑得太假了，太失真了，她想装出一种淡然的豪气，却更使人感到辛酸、惨然。她生硬地笑着，而满眶的泪水早已将她的内心一展无遗。
宋一坤极认真地望了望满天的星斗，笑着神往地说：“不知道我能不能化成蝴蝶儿，像梁山伯那样。”
夏英杰怎么也没想到，从宋一坤嘴里居然会说出如此诗情画意的语言，而且有如此的想像力。她无法自禁地“哈哈”笑出声来，这次是真的笑了。
不知是宋一坤的洒脱感染了她，还是她从笑声中突然领悟了什么，她的神情渐渐变得严峻起来，她用衣袖抹了一把眼泪，完全忘了这个动作是否有失她一贯的仪态和风度，她压抑着欲喊欲叫的声调低沉地说：“他妈的，我这是怎么了？悲悲戚戚的。我得振作起来，得像个宋一坤的婆娘。”
在宋一坤的记忆里，这是他从夏英杰口中听到的第一句粗话。
宋一坤又回到了海口，又回到了那间寂静的、只有六十平方米的天地，每天依旧是读书、看电视、下棋，枯燥而有规律。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时事动态，研究政治、经济、文化。从时间上看，他估计叶红军该来了。他很珍惜这个朋友，并对叶红军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这天中午，宋一坤照例去楼下不远的一家小饭馆里吃午饭，他要了一碗四川风味的麻辣面条，坐在门口简易棚下的小板凳上，正低着头吃得津津有味，忽然感觉肩上被人拍了一下。他本能地一怔，停住了挑面条的动作，随即笑了，头也不抬地说：
“假洋鬼子来了？”
来者果然是叶红军，西装革履，提一只精致的黑色皮箱，他将箱子放到地上，顺手拉过一只板凳在宋一坤对面坐下，笑着说：“敢不来吗？”
“刚下飞机？”宋一坤问。
叶红军点点头，然后朝饭馆里喊道：“老板，下一碗面条，要大碗的。”
宋一坤赶紧加上一句：“记我账上，我请客。”
两个人的服装，两个人的语言，特别是宋一坤极认真的一嗓子，在旁边的人看来的确是有点滑稽，坐在旁边的客人们都忍不住偷偷地笑。
对于叶红军而言，他毕竟背叛了宋一坤，心理上总会有些障碍。然而见面之后的几句话里，他的那点顾虑顷刻间烟消云散了，他感到过去的事情非但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情，反而使友情更深、更纯了。
吃过饭，两人不紧不慢地走在路上。叶红军笑着问道：“你猜，刚才那些人笑话我们什么？”
“老土。”宋一坤回答，又说，“你该事先来个电话。”
“那样不符合你的设计。”叶红军说，“你去机场接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眼睛盯着你？还是谨慎一点好。你克扣了我的粮饷，我来向你讨还公道，你我是对立关系。”
宋一坤自嘲地笑了笑，长叹一声说：“现在的日子，难啦。
如果我就此罢手，损失太大了，王海和孙刚放不过我。如果稍不留神被警方捉住尾巴，政府放不过我。如果我得罪了意大利人，罗马方面也不会放过我。眼下真的是四面楚歌了。”
“你认为值得吗？”叶红军问。
“值得，当然值得。”宋一坤回答，又问，“意大利人是怎么跟你谈的？”
叶红军说：“谈话是在晚上，地点是一家酒吧里。我一听到你要扣我一半酬金，眼睛都瞪直了，气急败坏地说，我找他姓宋的。我认为表演得还可以，另外还打碎了酒吧一只杯子，赔了一点钱。”
回到家里，宋一坤去厨房烧开水准备沏茶，叶红军找了双拖鞋换上，舒服地坐在客厅的方桌旁。桌上放着几本政治经济学一类的书和一些稿纸，钢笔压在稿纸上面，摘纸上写了几段文字。
叶红军拿起稿纸看了起来，写的大概是随笔之类的内容——
中央又讲政治了，不是说过去不讲，而是现在这个问题更突出了，关系到政权了。中央讲政治，阿杰也得讲政治，不讲不行，不讲就没出路，因为她的读者在中国，生存基础在中国。讲政治，就得讲人生观，讲道德规范和人生价值，讲精神境界。政治，阿杰是讲不好的，因为她不在那个权力阶层，领略不到那个阶层的利益和感受，但是她可以讲人生观，讲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讲邪不压正的精神境界。所以这也是讲政治。
另一张纸上是这样写的——
道，规则也，规律也。又有正道，邪道。古人所讲的道，是正人君子之道。现在不同了，社会进人了法制时代，法律范围之内的空间统属于道的行为。
现在来看，此道也非“真道”也。在国家体制转轨时期，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会出现一些盲点，盲点就是空子，就是暴利。如今国有资产的总负债率为67％，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这就是说，国家体制对经济规律的几十年的欠账不是一课就能补齐的，还需要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利用“盲点”取财本质上是乘人之危，虽然符合法律范畴的道，但充其量也只是智者之道，距君子之道尚差一个境界。
施德于商，真道也。
叶红军心里暗想：宋一坤的性格有着很深的生活背景，他自小失去母爱，父亲是穷死的、累死的，他能上学在那种穷地方应该算个奇迹，他对生命的理解要比一般人更深刻。从他本质上讲，他追求一种境界、一种平淡、一种高洁而有创造性的生活。
然而，他同时也需要生存，需要承担责任，而且他父亲的期望也是他性格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这种多元化的性格注定了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一个没有快乐的人。即使他干成了事情、施展了才华，他也不会有成就感，因为他在利益与人格之间几乎不能找到平衡，历史的经验证明，这种人很少有好下场。
宋一坤烧开了水，提着壶进来沏茶，炫耀地说：“我有必要提醒你，这是三百元一斤的茶叶，我从没喝过这么好的茶叶。如果不是阿杰先斩后奏，我可舍不得买。”
叶红军打开皮箱，拿出一条“万宝路”香烟说：“我敢肯定你从没抽过最正宗的万宝路。这条烟是真正的美国本土生产的，所以我专门给你带来了。”
宋一坤立刻打开，抽出一支烟点上，抽了一口说：“也许是心理作用，感觉就是不一样，有劲。”
叶红军喝了一口茶也连声说：“好茶，真是好茶。”
叶红军已经很久没有享受到这种宽松、淡雅的心境了，他感到格外愉快，指着稿纸说：“阿杰有你在身后点化，肯定前途无量。”又指着另一页稿纸说：“你要立地成佛，意大利人肯定有意见。”
宋一坤说：“这次请你来，事关重大，该决定的事情都得决定下来，以后你我就得敬而远之了。同样针对意大利人，你我的策略不一样。我的策略是：欲离之，必先顺之。你的策略：欲近之，必先远之。最后的局面，还得是你叶红军支撑。”
“他们让你干什么？”叶红军问。
“事情倒是很简单。”宋一坤说，“他们要建一座酒店，土建工程和装修工程的招标工作开始后，他们要求我合理、合法、公开、公正地让两家他们指定的公司中标。”
“哪么，这两家公司一定有背景。”叶红军说，“直接向背景人物行贿触犯刑律，就用这种方式变通，再脏的钱也洗干净了，太高明了。两个这么大的工程仅仅用于行贿，那么他们从背景人物那里又会得到多么大的工程呢？可想而知。那些背景人物的权力之大、地位之高，同样可想而知。”
叶红军只是推断一下，都感到从骨子里渗进一股阴森森的冷气，太可怕，太触目惊心了。
“所以，本公司里没有一滴意大利血统，也没有一文意大利里拉。”宋一坤说，“这也正是我请你来的根本原因。”
“我想，这该是最高机密了。”叶红军说。
“对，最高机密。”宋一坤肯定道。
叶红军说：“这件事并不复杂，也不困难，而且他们事先肯定会给那两家指定公司提供制定标书的材料。既然谁都能做好，为什么一定要你去办？”
“控股方是中国人，董事长是中国人，清白。”宋一坤答道。
“长见识了。”叶红军说。他想了片刻，劝道，“工程嘛，总得有人干，让谁干都得把楼竖起来，结果都是一样。你不过是在纸上划两个圈而已，就不必太认真了。”
“既然立地成佛，这就是原则问题了。”宋一坤说，“再者，意大利人对我的期望决不仅限于在纸上划圈，现在国有资产季节性贬值，他们是让我在自己的国土上替他们跑马圈地。”叶红军不再劝了，他太了解这位朋友了。他凝视着宋一坤，心头涌过一阵震颤，涌起一种苍凉和悲壮。那种情感不是简单的难过，而是难过之中包含了敬意、惋惜和对一种生命历程的认可。他沉默了许久，低沉地说：“那样的话，你还能走多远呢？这个过程不会很长的，你知道规则。”
“我会给意大利人一个交代的。”宋一坤说着站起身，从书房里拿出几页亲手书写的材料说，“这是我与意大利人在北京谈话的记录，时间、地点、过程、内容都非常详细，这个你要保存好。同时，要保存好整个事件发展过程的全部资料。”
叶红军接过记录看了看，放进皮箱里。
宋一坤说：“你的任务，就是以开展商业活动为掩护，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关系，一旦明确调查对象，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查出既定中标法人的社会背景。我必须拿到这张牌，有了牌才有底气。”
叶红军明白了宋一坤的意图，他的“欲离之，必先顺之”的策略是要引出戏，引出故事，而后利用那些黑幕材料牵制意大利人。这是“两败俱伤”的战术，比的是谁的承受力更强一些。在这一点上，意大利人显然承受力差了许多，以他们的规模、形象、知名度，无论如何也经受不起这种丑闻的重创。于是，双方将形成一种制约的平衡。叶红军说：“你又要讲原则，又要搞一张牌把我们这些人都装进保险柜里，这确实是你的为人。依我看，这个保险柜里不会多你一个宋一坤。”
“那我还是人吗？”宋一坤说，“意大利人并没有对不起我，也没有对不起我们中间的任何人。”
叶红军不语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宋一坤说：“江薇由你指挥，利用她的渠道配合你调查，但要保持她文化公司的独立性，她在开展业务的同时，负责在你我之间联络。”
“没问题。”叶红军说：“在自己本土上搞情报，意大利人槁不过我们。”
“关于经费，”宋一坤说，“让阿杰通知孙刚，拿到贷款后马上给阿杰的公司汇出四十二万美元，然后让阿杰转给你的公司二十五万，其中包括你要支付给‘执行人’的五十万元人民币，合六万美元。余下十九万美元，应该够你折腾了。”
“足够了。”叶红军说。
宋一坤提醒道：“让你的那个‘执行人’拿到钱以后躲起来，一旦意大利人发现了他的行踪，他们为了我的安全也会把这个人除掉。”
叶红军说：“我能活着，肯定是因为你我的交情。”
“不谈这个。”宋一坤摆摆手，问，“方子云生前托你们给专利凋味球找买家或投资商，这事有进展没有？”
叶红军答道：“有人愿意投资，条件是必须与国内的某个企业合资经营，这样风险小一些。”
宋一坤说：“让江薇回国的时候把调味球的全部资料都带回来，让王海的人去找国内的企业联系。”
叶红军点点头说：“我这次回来，除了去三河看看子云的父母之外，其它的事情全听你安排。”’
“没什么事了。”宋一坤说，“你回到罗马以后就不要再轻易走动了，走动多了会让意大利人起疑心，该干的事情让下边的干去。另外你经常留意一下华人刊物，看看有没有杨小宁的消息，有了，找机会告诉我。”
叶红军没想到宋一坤对杨小宁这类人也会考虑进去。他怔了一下，敏感地问：“你要求他们关照这个人了？”
宋一坤回答：“既然要统筹解决，当然要包括每一个方面。再者，要入会嘛，多一条杀头的罪权当交会费了。你不给人家辫子抓，谁敢相信你？”
“这样也好。”叶红军说，“这种人，留着干什么？”
宋一坤淡然地一笑说：“现在，我是新娘子，就等江州的花轿来抬了，只是我头上顶着红盖头，意大利人不知道我是丑媳妇。”
叶红军此刻心情既沉重又压抑，根本笑不出来，问：“什么时候去江州？”
“那要看他们准备得怎么样了。”宋一坤说，“好歹是个新媳妇，总得配几件招摇过市的行头。”
叶红军点点头道：“我能想象出那种场面。”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架中国民航客机在江州机场平稳降落，宋一坤在王海的陪同下从海口抵达江州，就任格拉普尔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州格拉普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一亿元人民币，其股份结构是这样的——
德国·慕尼黑·蒙得维亚有限公司占30％的股份，有两个董事席位，两人中一名任副总经理，一名任部门经理。
瑞士·伯尔尼·拉奥斯萨姆有限公司占30％的股份，有两个董事席位，两人中一名任副总经理，一名任部门经理。
奥地利·维也纳·格拉普尔有限公司占40％的股份，有三个董事席位，宋一坤任董事长，希尔任总经理，王海任副总经理。
其中，维也纳格拉普尔有限公司在江州入股前曾在维也纳重新进行了注册，吸收了格拉茨洛尼卡公司注入的资金。体现在江州公司40％的股份里，洛尼卡公司占15％的股份，以宋一坤为首的王海、孙刚三人占25％的股份。王海、孙刚两人共出资一千两百万人民币，宋一坤出资一千三百万人民币，其中一千万是由王、孙两人担保，由洛尼卡公司贷款给宋一坤本人。也就是说，王、孙两人占江州公司12％的股份，宋一坤个人占13％的股份。
这与宋一坤在北京和雷诺商议的结果略有出入，更实际一些。
其实，洛尼卡公司向宋一坤个人贷款只是一种名义，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其本质是为了控制和支配宋一坤。
对于这一点，宋一坤心里再明白不过了。
机场大厅里，十几名公司要员早已等候多时了，其中有一半是外国人。这些人一个个衣着严整，举止得体，聚在一起十分引人注目。
宋一坤刚出来立刻就被众人热情地围上了。王海兴致勃勃地将每一个人都做了介绍，宋一坤依次同每个人握手、问候，他穿着那件白色的、被夏英杰命名为“哈姆雷特”的宽松衫，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既不热情也不冷漠。随后，他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出大厅。
同宋一坤并肩走在一起的是江州格拉普尔有限公司总经理希尔先生。希尔四十二岁，生于奥地利格拉茨市，毕业于维也纳大学，一直在格拉茨洛尼卡公司供职，来江州之前曾任维也纳洛尼卡大酒店副总经理。此人黄头发蓝眼睛，中等身材，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举止之间很有一种学者风度。
宋一坤同希尔握手的那一刻，他从希尔的眼睛里感到了一种特别的东西，这使他有理由相信，在所有江州格拉普尔公司的成员里，至少希尔是了解公司真正内幕的其中一个。
停车场上，公司那六辆崭新的轿车列成一排，一辆是白色奔驰600，一辆是白色奔驰500，其余四辆全部是黑色奥迪100，它们的组合无疑于一部宣言，喻示着公司的实力和事业的规模。
“看，多气派！”王海自豪地说。对于靠抡炒瓢起家而又不甘心抡炒瓢的他而言，眼前的情景无疑是他所追求的高潮一幕。
宋一坤注意到，奔驰600的车牌号是00156，另一辆奔驰的车牌号是00158。他的眼睛里掠过一丝反感，看了王海一眼，没说什么。
司机打开车门，恭敬地用手挡住门框的上部请董事长上车，动做准确、规范。宋一坤坐进象征着公司最高权力和地位的奔驰600轿车里，他的女秘书从另一个门进来坐在他身旁。众人等宋一坤上车后才相继坐进自己的车，然后由奔驰600为头一辆接一辆地驶离机场，这种组合十分壮观，一路上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
司机是一位不满三十岁的小伙子。宋一坤问道：“叫什么名字？”
“刘峰。”司机有些拘谨地回答。
不等宋一坤再问，女秘书及时地自我介绍道：“我叫丁红，二十四岁，广州外语学院毕业，进修过一年文秘，会讲英、德两种语言，我兼任您的翻译。”
宋一坤很想抽支烟，但他的箱子由王海提着，放在另一辆车里了，他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只得遗憾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丁红打开记事本，边看边说：“深圳天达建筑公司的董事长周立光先生已经来江州两天了，他说他是您的老朋友，一定要见您。他们一共来了四个人，也住在国际饭店。”
“我已经知道了。”宋一坤道。离开海口之前，周立光给他打过电话。他感到了这位女秘书的精明，在诸多的事务中，她首先选择了他的老朋友周立光做开头，通常这样能使上司产生好感，缩短距离。
丁红继续说；“您今天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中午十一点在国际饭店的大会议厅举行公司揭牌仪式，由您和市经贸委主任共同剪彩、揭牌，井分别作一个三分钟左右的讲话。参加仪式的有市政府领导，有电视台、报社的记者，有金融界和其它行业的头面人物，还有工商和税务部门的领导。仪式结束后是午宴。”
“现在几点了？”宋一坤问。
“九点十五分。”丁红答道，接着说，“下午两点，由您主持公司董事会议，是希尔先生建议召开的，通知已经发下去了，讨论原江州皮革厂的设备处理及职工去向问题。”
宋一坤问：“这个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
丁红解释道：“沈阳一家公司的代表和几家本省乡镇企业的代表都在江州等一个多星期了。沈阳的客人愿意出五十万元买下原江州皮革厂的注册商标，几家乡镇企业是等着购买旧设备。因为王副总经理与希尔先生的意见不一致，这事一直定不下来。王副总经理说，处理旧设备是按您的指示办的，希尔先生建议由董事会作出决定。”
“知道了。”宋一坤说。
丁红接着说：“下午四点三十分，您参加在国际饭店会议室举行的委托书签字仪式。格拉普尔大酒店的建筑工程和装修工程的招标广告通过卫星电视播出之后，现有国内的十三家公司竞标建筑工程，有二十一家公司竞标装修工程。我公司委托江州工程设计院和江州轻工业学院分别对两项招标的竞标计划书进行评审，分别评出前三名供董事会最后决策。今天下午，您将代表公司在两份委托书上签字，届时还有电视台的记者采访。”
宋一坤心想：刚下飞机，还没见到公司什么模样，事情就排满了，看来，海口的好日子再也不会有了。
汽车行驶了三十分钟到达江州国际饭店，下车后，公司要员们簇拥着宋一坤进人饭店，简单地视察了一下公司的办公机构，随后来到董事长办公室，众人这才离开。
董事长办公室设在十二楼九号房内，有三十平方米，地上铺着手织地毯，排列着黑色真皮沙发，宽大的办公桌上摆着两部电话、一台电脑和小巧精致的中国、奥地利、德国、瑞士四国国旗。办公室的东侧有一个套间，那是宋一坤的卧室。
办公室里只剩下宋一坤和丁红两个人。宋一坤迫不及待地打开自己的行李箱，拿出烟和打火机，点上一支“万宝路”美美地抽了一口，这才感觉到浑身舒服了。
丁红从文件柜里取出一个衬衣包装盒放在办公桌上，一边往外取东西一边解释说：“希尔先生知道您不太讲究衣着，特意指示我给您准备了白衬衣、领带，请您出席公司揭牌仪式时穿上。这是您的手机，号码是9900156，这是您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
宋一坤拿起手机说：“我注意到，手机号99后面的数字与汽车牌号一样，那么希尔先生的手机号就应该是9900158。”
“是的。”丁红答道。
宋一坤说：“请你告诉我，这种巧合的概率是多少？”
“是零。”丁红回答。
“是王海干的？”宋一坤又问。
“这个……不太清楚。”丁红面有难色，不敢正面回答。她只是应聘的职员而已，怎么敢得罪王海呢？
宋一坤将烟头拧人烟缸，拿过纸和笔在上面写了什么，然后对了红说：“现在是十点五分，你记一下。一、请王海马上来我这里。二、十点二十分请希尔先生来我这里，让他带上翻译。三、十点四十分请周立光来这里。四、办完这些，你拿这张字条去人事部报到。”
丁红接过字条一看，上面写着：请给丁红小姐重新安排工作。如可能，请派一名男秘书来。下面是日期和签名。丁红呆住了，她从见到这位董事长到现在还不到一个小时，发生了什么事？她本能地问：“董事长，能解释一下吗？”
宋一坤直截了当地说：“由于社会风气使人们形成的习惯认识，董事长身边的漂亮女秘书会使公司的形象大打折扣。这个道理不通顺；但很实际。我不想编造一个理由打发你，那样对你不尊重。”
丁红噙着眼泪委屈地离开了办公室。
片刻，王海来了。
王海一见房间里没有外人，也就不再装模做样了，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兴奋说：“我还是那句话，跟你坤哥干，比抢银行还来劲。看看现在这场面，这派头。”
宋一坤冷冷地问：“你办手机和车牌号码，一共花了多少钱？”
“没多少，十几万吧。”王海得意地说，“前期工作由我负责，趁着有权我就抓紧办下来了。如果交给洋鬼子去办，门儿也没有。”
宋一坤又问：“关于旧设备问题，你上次去海口我就告诉过你，要支持希尔的意见，你为什么还坚持你的意见？”
王海答道：“皮革厂是我最先去谈的，现在要重组皮革厂，那不明摆着要把我推过去嘛。再说，正在培训的两百名职工也希望将来能留在大酒店里工作。”
宋一坤说：“这两百人是从六百人里精选出来的生产骨干，又经过一年的培训，是专业人才。皮革厂的商标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在市场上占有一定分额，是重要资产。现在与我们合作的是国际大公司，有资金、技术、信息和国际商业网络的优势。如果把皮革厂的设备改造一些，更新一些，选一处低价地段建厂，那将是一个投入最少，回报最高的项目。”
王海说：“我没想那么多。”
宋一坤说：“你喝江州的水，踩江州的地，为江州吸引外资、增加就业机会，那是积德的事，也是你为江州的经济发展作了贡献。”
王海坦白道：“我怕离开现在的职位。我干了那么多年，不就是为了像现在这样有点面子嘛。”
“没人让你去组建皮革厂，你也干不了。你这种担心，太抬举自己了。”宋一坤说。
王海尴尬地笑笑，但也放心了。
宋一坤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了一会儿，低着头边思索边说：“王海，你不适合副总经理的职位，这里不是家庭作坊，应该让有能力的人去干。只要我在位一天，就要对公司负一天的责任。”
王海急了，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刚想叫喊，一见宋一坤严肃的表情便又忍住了，说：“坤哥，我是你的人，我从上海就跟着你，你能对我下手？”
宋一坤问：“王海，我亏待过你们没有？”
“没有。”王海承认。
“那就写辞呈去。”宋一坤断然道。
王海万没想到，他两次去海口请宋一坤出山，一路风尘把宋一坤接到江州，可刚下飞机就被宋一坤勒令辞职。他无论如何接受不了，但又不敢违抗，恼羞成怒地说：“我不写……我口头辞职。”
说完，他气急败坏地摔门走了。
随后，希尔和他的翻译来了。翻译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德国人。江州格拉普尔公司尽管有三个国家的外国人，但都讲德语。
宋一坤注意到，翻译手里提着一只文件箱。他请他们坐下，说：“希尔先生，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相信彼此都知道一些。谈话的方式有很多种，你认为，我们之间的淡话更适合于哪一种？”
听了翻译之后，希尔心领神会，他笑着讲了几句，随后由翻译说道：“希尔先生说，他是您在这个公司里惟一一位可以讨论公司以外重大问题的人，同时也是雷诺先生最可信赖的朋友。”
一提“雷诺”这个名字，身份就明确了。
宋一坤开门见山地说：“我认为，王海不适合副总经理的职位，我刚才和他谈过了，他表示愿意辞去这个职务，让称职的人来干。关于旧设备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不必讨论，所以下午的会议可以取消。但是如何安排王海，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希尔听了翻译之后沉思了片刻，说：“你的决定使我感到意外，太突然了，我以为你进入工作状态还需要一段时间。我同意你的决定，但王海是股东之一，又是江州公司的创建者，所以应该妥善安排。”
“董事会现在没有副董事长的编制。”宋一坤先强调了这一点，然后说，“我的意见，让王海和蒙得维亚公司的一名成员同时升任副董事长，现有待遇不变。王海兼任办公室主任，处理杂务。用中国话来讲，叫作挂起来。”
“这样很好。”希尔表示赞成。
宋一坤说：“还有一个问题。现在酒店还在图纸上，但装修工程的招标广告就已经发布了，这样搞，社会上会有什么议论？”
希尔答道：“这个问题已经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了，是出于工程质量和艺术风格的考虑，使准备时间更长一些。请放心，在这一点上不会出问题。”
希尔说完，给了翻译一个手势。
翻译把文件箱放到桌上，在宋一坤面前打开，然后将里面的东西一一介绍道：
“这是您的已经签证的护照和奥地利的居留卡。这些是维也纳的格拉普尔公司重新注册后的文件副本。这些照片是您在维也纳的办公室、住宅和汽车。这些文件的复印件是您在维也纳的财产凭证和保险单，正本在维也纳，由孙刚代管。这些钥匙都是那边用的。”
“他妈的，真不是东西。”宋一坤心里骂道。他脸上毫无表一情，暗自想：意大利人确实老谋深算，给你一把看得见而摸不着的空头股份，再用你的钱送你人情，既把你钉在那里，又让你感激不尽，有苦说不出。
希尔似乎看透了宋一坤的心思，微微一笑，站起身握手告辞。他走到门口时又回过身说了几句话。
翻译道：“希尔先生说，我本人，以及我的朋友们都非常欣赏您，对您寄予很高的期望。”
“谢谢。”宋一坤讲了一句是个中国人都会说的英语。
送走希尔，宋一坤看看墙上的电子表，表针指向十点三十六分。他脱下“哈姆雷特”，换上衬衫，将领带打整齐，做好出席揭牌仪式的准备。
周立光来得很准时，大概秘书告诉他了，只有不到二十分钟的谈话时间。门没关，他直接进来了，还是那副老板派头，只是高大的身材又胖了一些。他身后还跟着一男一女，大概也是秘书、助理一类的。他一见宋一坤就双手抱拳，笑道：“老弟，才一年多不见你就玩到这么大场面了，不得了哇！我还真以为你在海口吃斋念佛呢。你刚进门就接见我这个包工头，太给我面子啦。”
宋一坤热情地与老朋友握手，请他们坐下，自己也坐在他们对面笑道：“记得在上海分手时我说过，等有一天我活不下去了，我会投奔你讨口饭吃。眼下我还有一口饭吃，怎敢劳你老兄这么牵挂？”
“羞煞我也。”周立光用梁山好汉的语调说了一句，又道：
“说实话，我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见到你。我寻思着，怎么也得等那些有头有睑的人物过去之后才能排上号。”
宋一坤说：“自己弟兄，什么时候也不敢慢怠。”
“中！”周立光越发高兴了，无意间溜出一声山东家乡话，连他自己也笑了。又说：“你老弟不够意思，如果朋友不告诉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你玩到这么大场面了。上海一别，变化太大了。”
宋一坤一边与周立光谈笑，心里一边想：他主动来江州，正好，免得以后我去找他了，借这个机会要认真谈谈，而且要谈得有分寸、有尺度，要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埋下伏笔。这场谈话总是要进行的，早谈，心里早有底。
周立光说：“那块地段我看过，随便抓把土都是金，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弄到手的。如果让我弄到那块地，我肯定会开发住宅小区，每栋楼按六层计算，我估计再少也得有五千万的进账。
当然，你们现在投资酒店就更有效益了，只是投资大、周期长，没有实力赚不了那个钱。”宋一坤耐心地听着周立光念了一番生意经，书归正传地问：“你的竟标工作准备得怎么样了？”
“放弃了。”周立光摆了摆手说，“本想借你点董事长的面子争一把，可是看了图纸和模型以后，特别是一看竞标的全是大牌公司，我就知道没戏了，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也没法让你帮这个忙，那不是靠面子能办成的事了。”
“多谢老兄了。”宋一坤长出了一口气说，“我从海口接到你的电话以后就开始为这件事做难，真怕把你得罪了。”
“哪儿的话。”周立光说，“今天咱们见了面比什么都高兴，不然我早就回去了。”
宋一坤看了看表，说：“一年多没见面了，多住两天。今天晚上我请你们吃饭。咱们好好聊聊，你把房间的电话号码留下。”
“那我就更有面子了。”周立光将号码写在一张纸上站起来递给宋一坤说，“你还有事，我就先告辞，晚上我等你的电话。”
宋一坤笑着点点头。
周立光三人走后，宋一坤将装有护照的皮箱放进卧室里，锁上门，又锁办公室的门，这才发现，门口早已有几位公司干部在候着他，其中有一位好像在机场见过，但都不认识。
似曾相识的那位自我介绍，原来是公关部的马经理，他说：“董事长，客人快到齐了，市里的几位领导很快也要到了。总经理请您这就到会场。”
宋一坤锁上门，随他们去了会议厅。
会议厅着洋溢着庄重而又喜庆的气氛。身披彩带的礼仪小姐列队迎接每一位入场的客人，主席台周围布满了彩旗和鲜花，舒缓的音乐在人们的不经意间轻轻流淌。最醒目的是红色横幅上的金色大字：江州格拉普尔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到场的贵宾几乎全是江州各界有声望的人物，人数虽然不是很多，但也正是因此而体现出了极高的规格。
宋一坤和希尔在公关部经理的弓旧下，不停地重复着介绍、握手、问候，等到市里的几位领导来了之后，更是一片亲切、热烈而又千篇一律的场面。这是很多人都刻意追求的一种场面，它标志着被重视、被承认，标志着衡量存在价值的一种尺度。然而，此刻的宋一坤是什么也感受不到的，他觉得自己更像个戏子，演着一出早已经知道结局的人生悲剧。
江州市经委主任开始讲话了。宋一坤没去听主任在讲什么，也不需要听，那是一段每个政府官员都已经背熟了的，而且在类似场合可以反复使用的标准化道白。宋一坤的眼睛一直在看着一名记者，他认识那个人，他们曾经是同事，只是还没有机会打招呼。
主任讲话完毕，大厅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宋一坤也跟着鼓掌，之后，他走上讲话席。他没有任何准备，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讲话。他说：“首先，我代表江州格拉普尔公司感谢江州市政府和江州各界朋友对本公司的大力支持，谢谢你们。
借此机会，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们给我在格拉普尔公司效力的机会，感谢他们的信任。应该说，江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曾经在这座城市里读书、工作和生活，这里有我熟悉的街道和朋友。
此刻，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更能表达我的心情，我只想说，我将努力工作，希望对得起江州这块土地，对得起格拉普尔公司，对得起信任我的朋友们。谢谢。”宋一坤一连用了三个“对得起”。
宋一坤的讲话似乎偏离了应有的套路，但没人去关心这些，大厅里照例又响起了一阵掌声。希尔也在鼓掌，却显得心不在焉，他在咀嚼着翻译刚刚讲给他的三个“对得起”，眼睛看着宋一坤和经委主任一起剪彩、揭牌，心里泛起一丝空空的困惑。
罗马欧亚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办公室里，夏英杰守着电脑打印机打印《遥远的救世主》后半部分稿子。忽然，电话响了。
电话是江薇打来的：“阿杰，我刚得到一个消息，杨小宁在巴黎被人杀了。”
“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夏英杰一惊，随即问。
“从六月份的法国《华人世界》杂志，详细情况等见了面再告诉你。”
“你在哪儿？机票取了没有？”夏英杰问。
“机票取了，我刚从叶大哥公司出来，正在去侨联的路上。”江薇答完，又问道：“你那儿稿子打印完了没有？”
“还有两千多字。”夏英杰回答。
江薇说：“侨联正为八月十五华人联欢活动搞捐助，我去侨联开公函，正好送上门。你五十万都捐了，名声在外，我马上就到了，想问一下怎么表示？”
“顺便办了，随行就市。”夏英杰道，又说，“咱们的事你看着办就是了，不要把自己搞得滴水不漏。”
江薇在电话里笑了笑，说：“我半个小时后回去，你打印完稿子到停车场路边等我，我就不用停车也不用上楼了，直接去音像商店。”
“行。”夏英杰放下电话。
几分钟后，电脑打印机在最后一页槁纸上打出了最后一行汉字：一九九四年七月五日完稿于罗马。至此，《遥远的救世主》后半部分的创作终于划上了句号，尽管它比原计划推迟了两个多月。
夏英杰打印了一份委托江薇全权处理版权事宜的委托书，在上面署上自己的名字。接着，她又打印了一份江薇此次回国的日程表，内容是——
七月九日早上到上海，代宋一坤还赵洪的三十万元借款及利息六万元，取回借据。代宋一坤看望刘金龙并留下五千元。
九日下午到江州与苏卫国会合，请宋一坤对四本方子云诗集的封面设计及参照样书的印刷质量进行审定；将方子云专利调味球的全部资料交给宋一坤；与苏卫国签定有关方子云诗集的授权协议和夏英杰书稿的版权协议。
七月十二日到山东，代表罗马欧亚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出席为马坊村小学捐款五十万元的捐赠仪式；在县银行给宋宝英的女儿存人十万元的大学专用基金。
七月十五日到北京，代表夏英杰看望王文奇，转交礼物和后半部分的书稿；代夏英杰看望小马，并转交礼物。
此后的工作，到各地采访方子云的诗友，为夏英杰写方子云其人、其诗广泛收集素材。
为了江薇这次回国，她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五月初，将方子云的诗稿寄给苏卫国；六月中旬，在罗马侨联与国内有关侨务机构反复电函磋商之后，向国内汇出相当于六十万人民币的意大利里拉，其中五十万元用于修建马坊村小学。至于《遥远的救世主》的前半部分，早在江薇首次回国时就分别交给了苏卫国和王文奇。而江薇的回国时间，则是由宋一坤通过夏英杰控制着，不能早，也不能晚。
夏英杰关掉电脑，将厚厚的稿子分装进三个文件袋里，将委托书和日程表放进皮包里，看了看表，这时是下午两点多钟。
打印机一停，房间里立刻变得寂静了。公司的职员早在两个月前就被江薇全部辞退，公司现在只是一个空架子，已经名存实亡。用江薇的话讲就是：轰轰烈烈开张，实实在在赔钱，羞羞答答关门，像过眼云烟，又像一个笑话。这里与商业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一样，有它自身的淘汰机制和生存法则，仅仅靠热情和想象是远远不够的。她们对外界却有另外的解释：公司情况很好，而且向更好的方面调整，公司拿出的五十万元捐款就是最好的证明。
夏英杰拎起皮包，抱上稿子，锁上门乘电梯下楼。这座楼里有许多家公司，楼下是一家超级商场和几家银行，前面是大片停车场。夏英杰站在停车场的路边等候江薇蔽。
江薇开车过来了，远远就看见了站在路边的夏英杰。起初，她只是巡视性地观望，不料这一眼却使她看夏英杰看得入了神。
夏英杰穿着白色休闲裙装，款式飘逸、大方，质地柔软、华贵。她肌肤白嫩，线条优美，与裙装的款式。色调相互映衬，如同天成。她的脸庞美丽之中透着端庄，她的眼睛迷人之中更有一种淡泊人生的沉静。她不经意地站在那里，不经意地流露着她的气质与修养，夏日的风吹动她的裙衫与长发，犹如一幅画，那样高贵、圣洁，那样动人心魄。
江薇知道，当一个女人去评判另一个女人的时候，那种评判条件是非常苛刻的，首先会表现在心理上的苛刻。生活中她见过很多漂亮的女人，但像夏英杰这样既温柔又刚毅，既有修养又有胆识，集女性的自然美与风度、气质、才干于一身的女人，却极少见到。她好像从来没有从审美的角度去留意夏英杰，但此时此刻她却禁不住地在心里对自己说：太美了。
夏英杰等车子开到身边停稳，便拉开门坐进去，随即车又开走了。
江薇说：“你看一下后座那些杂志最上边那本，看第十七页。”
后座上放着十几本华人杂志，大概是叶红军送给江薇回国途中消磨时间用的。座上还有一架照相机和两个胶卷，夏英杰把稿子也放到后面，拿过那本《华人世界》来看。
十七页的左下角四分之一处登了一条短文，标题是《法籍华人杨小宁在家中遭枪杀》，右下角登了枪杀现场的图片。文章写道——
五月十九日，法籍华人杨小宁在自己家中遭到枪杀，胸部中两弹，头部中一弹。
据警方发言人介绍，杨小宁与黑社会组织交往频繁，亦有不少仇家。曾经被杨小宁坑害过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初秋时节，虽然夏季的炎热还没有完全褪去，人们毕竟已经感受到了秋天的来临，蓝色的天空深远而辽阔，空气中少了潮湿滞重的水份，变得清爽了。
宋一坤的办公室里，由于夏英杰买的音乐光盘和江薇送来的捐款仪式录像带，电视机旁便多了一台影碟机和一台录像机。
早晨，宋一坤起床后的第一件事照例是先看办公桌上的台历。他翻过昨天的一页，今天是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一。记事栏上是他的红色铅笔字迹，写着：上午十点在国际饭店中型会议厅举行发布会，宣布格拉普尔饭店的建筑工程中标者和装饰工程中标者。
其实，不用看日历他也知道今天要干什么，为了这一天，他已经准备很久了。叶红军派江薇送来的调查资料使他对这两家的既定中标公司的背景从推断演变成根据，仅从摆脱格拉普尔公司的目的而言，他已经胜券在握了。这张牌收藏在他的脑海里，他将在最关键的时刻打出去。当然，不是打给希尔或雷诺，而是打给这两个人背后的人物。
这个世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忙于生存，而他却属于为数极少的那类人。他不敢妄言自己是在捍卫什么，他只是走在归宿的路上，为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抚慰。没人能说出他的灵魂支离破碎到了什么程度，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多么渴求解脱。
吃过早餐，他吩咐冯秘书去协助公司办公室的人做会前准备工作，自己回到办公室。偌大的公司如果还有一个吃闲饭的人，那就是他宋一坤了。格拉普尔公司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微妙的权力结构，总经理希尔是酒店行业的专家，而他的职责则是从中国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中谋取最大的投机利益。
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开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不会有人打扰他。他打开录像机，再一次观看马坊村小学捐款的现场录像。
录像并不是从头播放的，画面一出来，正好是马坊村的村长在主席台上讲话，所谓主席台，其实就是并排摆放的几张课桌，中间坐着省级领导，两边坐着县、乡级领导、宋宝英和江薇也在主席台上。会场里整齐地坐着马坊村小学的全体师生，周围站着的是附近的村民和学生家长。这所小学有史以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喜庆，每个人的脸上都绽开了笑容。
村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古铜色的脸上刻满了皱纹。他穿着一件短袖背心，不断地挥动着手臂，用他习惯了的表达方式说：“我代表马坊村，代表老师和娃娃们，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县领导和乡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或许是由于村长从来没有机会接触省一级的官员，大脑里自然没有储存这道程序，所以他把省级领导给忘了。
宋一坤看到，姐姐已经显老了，身体更加削瘦了，却显得更精神、更慈祥了，姐姐的眼睛似乎正在注视着他。他猛地打了一个冷噤，浑身浸出一层虚汗。即使是在电视里，他的眼睛也不敢与姐姐的目光对视。在他的心目中，最让他敬重也最让他害怕的，就是这位如母亲般的姐姐。他赶快把目光逃开了，下意识地关掉录像机。
他无力地躺到沙发上，点燃一支烟慢慢地抽，借以平息心里的不安。他的思路渐渐回到了工程招标的事情上，眼下再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
受格拉普尔公司委托，江州工程设计院对参加建筑工程竞标的十三家建筑公司进行评审，江州轻工业学院对参加装饰工程竞标的二十一家装饰公司进行评审，分别评出三家入围公司供格拉普尔公司最后决策。其中，两家既定中标公司由于得到了意大利方面暗中提供的内部资料，所以顺利人围。这两家公司分别是：
武汉英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雅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这两家公司有许多相同的地方，都是外资企业，注册人都是八十年代末移居海外的华侨，都是高级干部的子女。所不同的是，他们侨居的是不同的国家。
据叶红军对官方报刊消息做出的整理统计，意大利一家国际集团公司先后与中国数家大型企业签定合同，向中国出口通讯、制药、石油化工等方面的设备，出口金额将近九亿元人民币。
如果孤立地看，一切都将是正常的。但是，叶红军从既定中标公司注册人的家庭背景与主管那些大宗贸易的实权人物之间找到了联系。所谓既定中标，其目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关于招标，格拉普尔公司象征性地召开了一次董事会，但不是讨论竞标公司，而是确定招标工作全权负责人。无疑，董事长成为当然的决策者。
其实，宋一坤在拿到入围的六家公司名单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最终的两家中标公司。他的选择方法很简单：首先排除既定中标公司，然后选择因评审分值高而名次在先的公司。
希尔对招标工作采取了不介入、不过问的态度，这不仅仅因为那是宋一坤与雷诺之间的事，他从没有怀疑这项工作会出现什么问题，他甚至配合宋一坤的保密措施。
宋一坤亲自检查了打印好的空白《决定书》，还有钢笔、印油和公司印章，又重新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带，然后去会议厅。
会场里，六家入围公司的代表都来了，还有江州工程设计院的代表和江州轻工业学院的代表。除了少数记者之外，其余的人都是格拉普尔公司的干部，包括希尔和王海。
发布会由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海主持。两个评审委员会的代表分别发言，介绍了评审过程和评审结果。之后，宋一坤发言。宋一坤走向发言席，环视一下会场，郑重地说：“先生们，我代表江州格拉普尔公司宣布，格拉普尔饭店的建筑工程中标公司是——江州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装饰工程的中标公司是——北京天丽装演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的签字仪式定于一九九四年九月三日晚七点，在国际饭店会议厅举行。”
接着，宋一坤在两份《决定书》中标公司一栏的空白处分别填写上中标公司的名称，写上日期，签上自己的名字，盖上公司印章，将两份生效的《决定书》分别放进文件夹里以示郑重，亲手交给中标公司代表。
希尔震惊了。
两家既定中标公司的代表震惊了。
会场里响着热烈的和不热烈的掌声，有人激动，有人失望，有人沉默，也有人提前退出会场。宋一坤对一切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平静地等到主持人宣布发布会结束。
宋一坤清楚，下一个节目就是希尔来向他发难了。但希尔需要时间，需要汇报情况接受指令之后才能有所动作。
果然，在发布会结束后的整整一天里宋一坤再也没有看到希尔的身影，仿佛这个人从公司里消失了。然而宋一坤的决定是无可更改的，公司方面已经按程序与中标公司讨论合同文本了。公司里除了总经理希尔之外，没人感觉到有什么不正常的迹象。
这一天，宋一坤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皮革厂新址的工地上度过的，晚饭他请秘书、司机等人到夜市大排档吃四川火锅，之后就一个人关在房间听音乐，听夏英杰在罗马给他买的《教父》曲子。
音乐在房间的每个角落流淌，有不安的律动，有哀婉的倾诉，时而像远古的咒语深邃莫测，时而像宽阔的大海豪放豁达。
宋一坤沉浸在音乐里，仿佛在听一位白发老人讲述生命轮回的故事，眼前浮现出亲人、情侣和朋友们的身影，他的灵魂被音乐带到了一个遥远而苍凉的净地。
不知什么时候，门铃响了。
宋一坤知道，来人一定是希尔。他关掉影碟机和电视，打开门，只见希尔冷漠地注视了他一眼，步入客厅坐下，德国翻译随即将门关上。
希尔的神态充满鄙夷，他用轻蔑的口吻说：“宋先生，我非常惊讶，您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你撒谎。”即使是在愤怒的时侯，希尔也维持着他那无懈可击的绅士风度。
翻译将希尔的语言准确地转达给宋一坤，包括希尔的语气、表情。
“这个结论有失公正。”宋一坤坐下，平静而严肃地说，“虽然我并不高尚，但我不撒谎。”
忠于职守的翻译同样将宋一坤的语言、语气和神态全额转达给希尔。
希尔当即指出：“你在北京答应过雷诺先生。”
宋一坤则道：“我有必要说明，我对雷诺先生讲的原话是——我对这件事负责。现在仍然负责，包括它的后果。”
希尔哑然了，恍然间品出了其中的意味，眼睛里的鄙夷也随之急剧褪色。他沉思了片刻，问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是意识形态问题，相信今晚你不是来和我讨论哲学的。”宋一坤的语气很友好，就像两位朋友在谈心，但这并不妨碍他要表达的内容。他说：“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无论雷诺先生身后的人物是谁，我都会给他一个交待，我不会介意他们要求的任何方式和地点。所以，我请你直截了当表明来意。”
“请你到维也纳述职。”希尔说，“为此，我制定了一个你到欧洲考察的计划，我对全部准备工作负责。你所要做的，就是登上飞机。时间大约在二十天之后。”
“没有别的要求吗？”宋一坤问。
希尔说：“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为了更多人的安全，希望你能保持沉默，将问题局限在最小的范围内解决。”
“我同意。”宋一坤表示。
希尔说：“今晚的谈话比我预想的要顺利，我希望这是正人君子之间的对话，承诺与人格等值。”
宋一坤说：“仅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可以把我看成是正人君子。”
希尔从沙发上站起来，欲告辞了，说：“你把一个上层不能接受的事实推给了他们，这很严重。但我必须得承认，你对公司是负责任的。”
“谢谢。”宋一坤与希尔握手。
宋一坤亲自签定了两份合同书。这一笔，不仅积淀着他对人性的体验与思考，也标志着他对自身的背叛。
九月二十九日晚，格拉普尔公司的十几位高层干部设宴为宋一坤赴欧洲考察饯行。午夜，宋一坤一行六人乘两辆轿车驶离江州。除了司机之外，前往北京送行的是希尔和冯秘书。希尔的翻译将陪送宋一坤到奥地利。
在宋一坤看来，这些人与其说是送行，倒不如说是押解。
王海因工作需要不能陪同宋一坤，而孙刚将陪同宋一坤考察。奥地利的洛尼卡公司负责接待宋一坤并安排考察活动。
三十日上午九点汽车驶进北京。按照宋一坤的要求，司机先将车开到了邓文英的“东方人时装公司”。宋一坤清楚，他这一走就不会再回来了。
东方人时装公司的办公机构设在一座写字楼里，司机将车停在大院，宋一坤下车向别人打听，然后上了三楼，在时装公司经理办公室找到了邓文英。
邓文英双手放在办公桌上，拿着一支钢笔，对宋一坤说：“来了两辆好车，大家以为是什么人物来了。没想到，从车上下来的是你。”
宋一坤站在门口说：“我来和你商量一下小马的事。”
邓文英让办公室的人都回避了，请宋一坤坐下，说：“前些日子江小姐来看过小马，带了不少礼物。小马在我这儿挺好，我把他当成亲弟弟。如果你要对小马重新做安排，我不同意。”
宋一坤说：“当初，小马是我临时托付给你的，但那不是长久之计。我收留了他，就必须对他负责。我并没有说要把他带走，我是来征求你的意见。”
邓文英沉默了片刻，摇了摇头说：“一坤，在四年的时间里你身边发生了两起轰动全国的大案，江州农行案件林枫判了死刑，云阳公司案件方子云自杀了。我纳闷儿，你就那么清白？”
邓文英嘲讽地说：“一坤，给社会留棵好苗子吧。”
宋一坤的心被重重刺了一下，说不出那是一种怎样的痛，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他想了一会儿，要求道：“让我见他一面。”
邓文英说：“他还年轻，经不起你那种阵势的诱惑，还是不见的好，别让他有那个念头。当初你说你身边的聪明人太多了，小马不适合那种环境。我看现在，你身边的聪明人更多了。”
这样谈下去已经没有必要，而邓文英的意见也是宋一坤可以接受的。他觉得自己应该知趣一点，赶快离开这里。他在起身告辞时斟酌着词汇说：“如果有难处，请随时联系。”
假设的难处，是指邓文英照顾小马有难处？还是指小马在邓文英这里生活有难处？宋一坤不便明说。而宋一坤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无法再联系了。所谓“随时联系”，显然是指他周围最可靠的人，更多的成份是指夏英杰和叶红军。但是这一点，宋一坤更不能明说。
邓文英没有在意这句不能不说，又不能明说的话，她只将宋一坤送出办公室就止步了，临别时说：“下次来看小马请你家常一点，别让你的洋车、洋鬼子把小马吓住了。不了解你的人，还以为你是存心摆谱呢，多没文化。”
“知道了。”宋一坤应了一句，转身下楼，心想：不会有下次了。
他没能见到小马一面，这似乎是天意，连上苍都在暗示，他是一个众叛亲离的人。
离开东方人时装公司，宋一坤一行直接去机场了，在候机大厅里等候了两个多小时。他和希尔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与大家谈笑风生，谈公司里的轶闻趣事，谈格拉普尔饭店的前景。
十一点三十五分，宋一坤随着旅客登上飞机，他的身后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人知道他的孤独和凄凉。陪伴他的，只有他手臂上搭着的那件风衣，那件风衣是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上海夏英杰用自己的钱给他买的。那天，夏英杰来接他出狱。
似乎一切该了结的事都了结了，惟有夏英杰让他一直放不下。他断然拒绝她打来的每一个电话，甚至不给她一个最后见面的机会，只幻想他的冷漠与隔绝能给她一线生机。
冷漠，是他呵护心爱的女人所能做到的最后一件事了。
维也纳下着细雨，风很凉。这座闻名世界的城市无论对别人意味着什么，但对宋一坤却只能意味着两个字：清算。
能在异国他乡见到宋一坤，孙刚感到特别的亲切和激动，竟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只是紧紧地握住手舍不得松开。而前来机场迎接宋一坤的三位洛尼卡公司的代表则是彬彬有礼，纯粹是商人的客套。
由于宋一坤的住宅还只是一幢空房子，无法居住，所以被安排到十四区的一家饭店里。等宋一坤的房间打开之后，洛尼卡公司的人没有进去，站在门口与翻译交谈了几句，然后翻译对宋一坤说：“宋先生，我已送你平安到达维也纳，完成了我的工作。以后的日程公司已经做出了安排，孙刚先生会告诉你的。公司为你准备了晚宴，晚饭后将举行工作会谈，你先休息一下，晚上有车来接你。”
“谢谢。”宋一坤说。
随后，翻译与洛尼卡公司的人一起告辞了。
宋一坤关上门，脱下风衣，然后是他的固定程序：取出自带的茶叶泡上，点燃一支烟坐到沙发上去。
孙刚有很多久别重逢的话要说，有很多事情要汇报。但他了解宋一坤的性格，不讲多余的话，更不听海阔天空的情感抒发，而他自己又不善言辞，所以就等着宋一坤发问，问什么答什么。
然而，宋一坤却只是喝茶、抽烟，什么也没问。这种沉闷的气氛与人们习惯的场面很不相符。
孙刚耐不住了，说：“坤哥，要不要我先把考察活动的目程安排汇报一下？另外……”
“不忙，其它的事明天再说。”宋一坤做了一个手势，说：
“我可能对时差有些不适应，而且晚上还要举行工作会谈。你先回去，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清清脑子。”
宋一坤似乎很不尽人情，但是多年的交往，孙刚已经习惯了。于是说：“好吧，我明天早上来看你。”
孙刚告辞了。
就宋一坤而言，已经不需要孙刚再汇报什么了，所有实质性的问题都装在他的脑子里，而孙刚所能知道的事情，太无足轻重了。
他对意大利人安排“述职”时间如此之紧早有心理准备，此刻他所需要的，确实是静一静，保持一种稳定的心态，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
晚七点，电话铃响了，宋一坤拿起电话一听到对方用汉语说：“宋先生，接你的车已经到了，停在旅馆门口、是一辆卡迪拉克轿车。”
宋一坤放下电话走出旅馆，门口果然停着一辆卡迪拉克轿车，后车门开着。他对守在车门旁的人连个招呼都没打，直接上了车。
十几分钟后，汽车开进了一座大院，在楼前停下，一个男人将宋一坤带到一间客厅里，关上门走开了。
这间客厅有一百多平方米，内部装饰高贵、庄重，流淌着占罗马的文化气息。客厅的中央是一张很大的乳白色圆形石桌，四周足淡黄色的沙发，与顶灯的柔和光线浑然成为一体。
客厅里只有三个人，在环形沙发之外不太显著的地方坐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而站着的两位宋一坤认识，一位是雷诺，一位是翻译。
双方没有握手，雷诺以手势请宋一坤入座，二人在环形沙发里坐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雷诺冷若冰霜地对宋一坤说了一段话，随后翻译道：“我很遗憾，我们是以极不愉快的心情第二次见面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为没有准备晚餐表示道歉。经授权，我作为代表与你讨论我们共同关注的几个问题。”
于是，两个人的谈话在翻译的中介下开始了。
雷诺说：“在足球场上，被出示红牌的人是要被罚出场的。按照传统，背叛的人将被处死。”
宋一坤沉默不语。
雷诺说：“看看你的账本，我们给你的与你回报给我们的，那是一笔多大的赤字。你怎么收场呢？”
“那要看适用什么规则。”宋一坤沉静地说：“如果是绅士的规则，我做的事情由我负责。如果是野蛮的规则，我周围的人其安全和财产受到威胁，那么，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另一方。”
雷诺说：“我不认为你对我们之间的力量对比缺乏常识。”
雷诺的语言很有特点，他用“对比”一词显然是出于礼貌，他的本意是要求对方开诚布公地讲出应变对策，其中又兼容了承认客观的成份和提示、威胁的成份，其精确程度，多一分就嫌露骨了，有失风度，少一分就嫌偏题了，喻意不明。
宋一坤说：“根据我们对报刊消息作出的统计，贵方向中国出口了将近九亿人民币的设备。以交易双方权力人物在各自国家的地位、影响，加之云阳公司案件在中国的影响和你们跨国公司在国际上的影响，这个内幕有可能从经济事件演化为政治事件，我们都会因此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而有幸成为名人。”
意大利人对这种局面显然有所预测。雷诺沉默了片刻，冷言道：“真是一张好牌，你应该用它把自己也包进去。当然，你也不必介意这个世界上还活着几个鄙视你的人。”
“我介意。”宋一坤说，“我的原则是，不欠别人的。”
“很好，我欣赏这种负责任的精神。”雷诺说，“你不在了，你们在格拉普尔公司的股份如何处置？”
宋一坤说：“虚的一笔划掉，实的全部退出。”
雷诺说：“计算你们在地产上的实际收入，扣除六百万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和四十二万美元的转移资金，你们持有15％的实股，而其中的12％是属于王海、孙刚二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别人？”
宋一坤说：“如果王海和孙刚的资金继续留在公司里，将来他们有可能连双袜子都得不到。你们不需要他们，但有可能以最文明的方式迁怒他们。”
“那么，”雷诺问，“谁来接收股份？”
宋一坤答道：“这项工作将由叶红军负责。如果你们放弃等值收购的机会，这些股份就要以10％的升值做为转让条件公开面向社会转让。深圳天达公司董事长周立光表示，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参股江州格拉普尔公司。我确信，一旦发布消息会有更多的公司愿意加盟大牌公司，从而使股份的增值幅度上扬。当然，这就打乱了江州公司的结构，如果你们可以忍受这一条的话。”
雷诺再次沉默，他静静地注视着宋一坤，心里在感慨着什么。过了许久，他以自语的声调说：“我们不付出代价，要处罚你；我们不惜代价，也要处罚你。如果你活着，会使一些爱面子的先生感到不舒服。而我个人无法理解的是，你既然要拯救自己的灵魂，为什么不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全部公布于众？你的忏悔和正义感究竟对你能起多少支配作用？”
宋一坤说：“我这种人，走到这一步就到头了，前后都没有空间了，扛什么旗都自卑，只能就地沉下去。”
“是的，”雷诺说，“你的前后各有属于自己的哲学领地，你不可能在两种势力、两种利益之间生存，没有这种空间。”
宋一坤问：“我能否认为，我们之间达成协议了？”
“我想是的，”雷诺说，“我们接受无震荡的解决方式，承诺夏小姐及其他人的安全，你们的股份全额、平稳退出。至于你的事情，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通知你，你可以按计划继续你的欧洲考察。”
雷诺站起身，朝老人坐的方向看了一眼。
那位一直默不做声像局外人一样的老人此时抬起左手轻轻挥了一下，雷诺会意，离开客厅，关上门。
翻译说：“宋先生，请到那边坐。”
宋一坤换了一下座位，按翻译的手式坐在老人的对面，翻译则坐在老人身边。
老人仰靠在沙发上，好像刚睡过一觉，还没有完全睡醒，眼睛无力地只睁开一道缝，而这道目光却是清醒的、锋利的，似乎能穿透一切。他说了些什么，声音很平淡，节奏也很慢。
翻译吃了一惊，那表情分明是在问：为什么？但他是不敢问的，只能如实翻译道：“我宣布，你和雷诺之间的协议作废了。我们不处罚你，你现在可以走了，我承诺你是安全的，你的朋友也是安全的，今后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
宋一坤突然像头上被人打了一记闷棍，糟了，他呆呆地望着老人，不知所措，他感到失重了。
经过一阵死一般的沉寂之后，老人的目光从宋一坤的脸上移开，淡淡地说：“除非上帝真的降临，没人能把你破碎的灵魂再拼凑起来。你是来求死的，因为自杀不体面。在我这里，平衡与解脱之间，你只能拿走一样东西。如果你选择解脱，就不要再对我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欠我的。年轻人，不要太贪心了。”
一向沉稳、冷静的宋一坤此刻却感到脸上发热了，像被扒光了衣服一样尴尬、窘迫。而同时，一种淋漓的痛快也陡然而升，犹如与高手下了一盘棋。
原来还有些微妙的账目，现在明晰了。宋一坤悲哀地在心里感叹：上帝，太苛刻了。
宋一坤乞求般地说：“先生，我恳求您赐给我一个解脱的机会。”
老人点了点头，说：“这个世界不缺有才干的人，而缺有精神的人。就这一点而言，你还可以。念你还像条汉子，我答应你的请求。”
“谢谢。”宋一坤感激而又礼貌地与老人握手。
宋一坤赖以生存的心理结构已经四分五裂了，他无路可走，最终借助他人之手，以一种还算体面的方式解脱了自己。
据德国汉堡一家电视台报道：中国江州格拉普尔有限公司董事长宋一坤一行六人抵汉堡进行商务考察，十月七日晚，宋独自在街上散步时遭到歹徒持刀抢劫，搏斗中来被刺身亡，身上钱物被歹徒抢劫一空。
三个月后，从罗马传来消息：侨居意大利的青年作家夏英杰女士在写完最后一本书《诗人方子云》的当日，因服用过量安眠药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