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雄兵川军团

关河五十州
新星出版社
内容简介
抗日战争期间，多支川军队伍或正面或侧面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死伤
无数，其中诸多重要战役均有川军参加作战。抗日川军中以杨森的部队
最具代表性，全面展现了川军的英勇和爱国。
八年抗战，四川先后为前方各部队补充兵员250多万人，南北各战场，
无川不成军，无役不有川军抗战部队，无部不有四川人。黄河、长江两
大流域，无处不洒遍四川人的热血——可谓真正的“铁血雄兵”。
作者简介
关河五十州，本名赵劲。精研中国近代史，多年来致力于正面抗日历史
的研究，寻访抗战老兵，记录整理四百万余字笔记，因而熟知中国抗战
历史。为还原真实可靠的抗日全史，痴心求证，三年前毅然重走正面抗
日战场，在田间地头探查战时印迹，被称为“田野历史学家”。代表作有
畅销书《一寸河山一寸血》等。
内容提要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素有“天府之
国”之称的四川也萌发了革命的火种。留日学生、革命人士熊克武的登
场拉开了近代四川历史的大幕，组织起义、武装革命。随着满清政府的
被推翻，各方军阀势力纷纷崛起，而素有“草鞋军团”之称的川军就在这
个时期诞生了。
此后，四川受到全国政局的多次影响，主川者几易其人，熊克武、尹昌
衡、蔡锷、刘文辉、刘湘等著名历史人物一一登场，为了争夺四川而内
战连连，甚至还出现了大小诸侯群雄割据的场面，四川近代史的精彩程
度不亚于春秋三国。
楔子
熊克武：字锦帆，生于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研经镇，同盟会员。熊克武
由叔父资助，自费留学日本，就读于东斌学堂，回国后，在四川策划和
组织了一系列起义。他一手创建的蜀军，是川军中唯一一支党人武装，
因区别于老川军，所以又称新川军。
孙中山：同盟会创始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
佘英：字竟成，生于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同盟会会员。佘英有较好
的武术功底，曾考中武秀才，社会经历复杂，做过学徒、船工、管带，
有丰富的江湖经验，在袍哥内部被推为舵把子。熊克武发动四川起义
时，佘英是其重要助手。
杨兆龙：泸州知州，镇压了熊克武和佘英发起的泸州起义。
黄兴：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领袖级人物，时人以“孙黄”相称，在同
盟会中主要负责军事，领导和组织了广州黄花岗起义。
张鸣岐：两广总督兼代理广州将军，是一个很有能力及政绩的汉族大
吏。黄花岗起义时坐镇广州，成为革命党人要刺杀和捉拿的主要目标。
喻培伦：字云纪，生于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文英街，同盟会会员。父亲
是内江糖商，家庭富裕，自费留学日本，后考入中国政府所指定的官费
学校，就读于千叶专门医学校药科。他擅长制造炸药和炸弹，是同盟会
中有名的“炸弹大王”。
但懋辛：字怒刚，生于四川省荣县方家冲，同盟会会员。他是熊克武在
东斌学堂的同学，辛亥革命期间，和熊克武一起组织四川起义。但懋辛
具备较强的军事指挥能力，在蜀军中，其地位和作用仅次于熊克武，是
所谓“九人团”和“一军系”中的第二号人物。
川军的历史，要从熊克武讲起。
一个“武”字，无意中透露出的，是一个古老民族无比不安的情绪：它曾
以文明著称，但在弱肉强食的冷酷现实下，也不得不走上以武自强的道
路。
辛丑条约签订后，民间出现了一幅著名漫画，画上豺狼虎豹全扑了过
来，偌大的东方国度眼看就将被撕得四分五裂。
就连最保守的人都意识到，不改变不行了。变革大潮汹涌而至，很快就
将包括熊克武在内的无数年轻人卷入其中。
熊家曾寄望于熊克武的是子承父业，做一个老实本分的中医，但熊克武
显然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医人不如医国，谈文不如论武，只有投笔从戎，用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
来武装自己，才能抵御入侵。
志向已经决定，年轻人需要的就是一个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的机会。
中日两国最早都是以欧美为师，只是两个学生在成绩上的差距越来越
大。到了甲午战争，曾经不显眼的日本竟然后来居上，一举反超了曾经
很辉煌的中国同学。
伤你最深的人也许就是那个最有本事的人，中国人非常想知道的是，这
个东瀛小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成功秘诀。当国家再次遭遇重大挫折时，
这一感受尤其强烈。
中国于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第二年，即1902年，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
便被废除，随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选派留日学生。
至此，日本正式替代欧美，成为中国海外取经的第一标杆。
和现在一样，当时留学日本也有公费和自费两种方式。公费当然好，可
问题是设有门槛，非得在国内就是优等生不可。熊克武达不到这个标
准，所以留给他的只有第二种可能。
自费拼的是钱，如果以此划线，经济状况一般的熊家就只好干瞪眼了。
幸亏熊克武的叔父经商有道，每年都能赚取数百两银子，足够为侄子供
学费。
1903年冬天，熊克武启程赴日。
樯帆已经扬起，带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美好理想，但令人始料不及的
是，它的轨迹却在中途发生了变化。
第一章
燃烧的翅膀
想学不给机会，回国又不甘心，这滋味别提让人多憋屈了，早在熊克武
到达日本之前，就发生了自费生包围和冲击中国驻日使馆的事件。
熊克武的运气还不错，当他来到日本时，已经有了新的选择，那就是加
入日本私立军校——东斌学堂。不过在留日学生特别是自费生中，已经
悄然形成了一股愤怒和失望的情绪，而矛头所向，赫然正是当初将他们
送出国的那些拖着“马尾辫”的高官。
事实表明，当时的中国政府选定日本为留学目的地，是完全打错了算
盘，因为盯住这批留学生的，还有在国内尚无立足之地的革命党人。
革命思潮很快在留日学生中得以蔓延，大家都变得不安分起来。某日，
熊克武听到了一个令他激动不已的消息：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到了东京。
太好了。熊克武到处打听，找到了孙中山的临时住所。
1905年7月25日，这是熊克武永远难以忘记的一天。这一天，他见到了
自己的偶像。
孙中山一见面就问他：“熊君在此学什么？”
得知熊克武在学习军事，孙中山又问：“为什么要学习军事，你认为学
来有什么用？”
熊的回答几乎脱口而出：“当然是为了富国强兵。”
这是标准答案。很多留日学生尽管在潜意识里早已离经叛道，但他们能
用来答题的还是出国前记住的答案。
得换换名堂了，要不然革命党到东京来干什么？
孙中山斩钉截铁地说：“熊君错了！”
这位未来的国父侃侃而谈：“当前国势如此微弱，并非仅仅因为军事不
如列强，不如的地方多了去了，那么根本到底在哪呢，就在于清廷腐
败。”
“试想，有这样一个无能政府在那里，它会用你吗？退一步说，就算它
会用你，也来不及了——等你好不容易学成回国，国家已经亡了。”
对熊克武来说，这绝非空洞缥缈的大道理，而是触目可及的残酷现实：
从先前国内政府对待他们这些自费生的态度来看，一腔热血换来的极可
能是报国无门。
曾经的踌躇满志，变成了眼前的一片茫然，我们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孙中山把自己的答案告诉了他，那实际上也是革命党的基本纲领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有一种独特的体验，叫做醍醐灌顶。就在这一刻，它属于熊克武。
此后的一切均顺理成章。1905年8月19日，熊克武加入了同盟会。履行
完宣誓仪式，孙中山把他带到隔壁：“祝贺你，自今天起，你就不是清
人了。”
加入同盟会的川籍留日学生共有数十人，其中熊克武还参与了同盟会总
部的机要工作。在他所要掌握的联络暗号中，被清晰地打上了民族革命
的印记——
问：你是哪里人？答：汉人。
问：持何物？答：中国物。
问：做何事？答：天下事。
一把火刚刚点起，迎面却浇来一盆冷水。
革命党人口诛笔伐的“腐败清廷”可不是木头，东京的热闹景象引来的是
惶恐和吃惊：我们要培养的是接班人，可不是掘墓人。
赶快动用外交牌，让作为东道主的日本人好好管管。
此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日本要拓展自己在东三省的势力，就不能置中
方的要求于不顾。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新规则，其中一条，就
是不论你进入公立还是私立学校，一律都得由驻日公使出具担保。
留给自费生学军事的唯一一条路也被堵死了。这些新规则毫不意外地引
起了强烈反弹，在同盟会的领导下，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举行了罢课抗
议，一部分人决定直接罢课回国，其中最有名的是“鉴湖女侠”秋瑾，熊
克武也名列其中。
这些回国的留学生，大部分都是自费生。原因不言自明，公费生有担保
有前途，“又吃纣王口粮，又说纣王无道”的人虽有，但总比不上自费生
多。
熊克武他们回国，可不是坐在家里歇着，有的是要兴办学堂，比如秋
瑾，有的是要发展武装，比如熊克武，而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发动
起义，政府即将为自己的连续失策付出代价。
同盟会总部认为，长江流域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四川因位居长江上
游，要第一个拿下来。
四川起义的任务就此落到了川籍的熊克武等人身上。
革命党人都是由学堂里读书的白面书生演化而来，要发动起义，他们首
先想到的是必须寻找同盟者，这些同盟者要天不怕地不怕，敢造反能造
反。恰好巴蜀盆地最不缺的就是此类好汉，这就是哥老会，当地称为袍
哥。
早年的黑社会除了吃饱饭外，还有政治上的理想追求，比如袍哥就是如
此。这个秘密组织创立于明末清初，其宗旨是“反清复明”，两百多年过
去，甚至连他们自己对辫子之类都习以为常了，但却从未放弃当初的誓
愿。
革命党要“驱逐鞑虏”，袍哥要“反清复明”，大家在这一点上结成了同
志。在熊克武回国之前，袍哥中的舵把子佘英已受到革命党的格外关
注。
舵把子相当于黑社会大哥。佘英高大魁梧，义薄云天，在袍哥会党中拥
有极大的号召力。更为难得的是，他还忧国忧民，对私下流传的“禁
书”《革命军》和《警世钟》一见倾心，曾在群众中广为宣讲。据说当
他在市井演讲时，“听者如堵”，没有不为之感动的。
佘英是泸州当地人，他找了个办法。
泸州有端午节赛龙舟的风俗，节日期间，到处人山人海，周围赶来看热
闹的外地人多不胜数，几千人填进来不算什么。
这个办法不错，缺点是时间太紧，端午节转眼就要到了，武器和人员却
还来不及准备。
顺着日历再往后翻，大家都把视线聚焦在一个新的时间点上：1907年11
月14日，农历十月初九。
当天是慈禧太后的寿辰，和其他地方一样，泸州方面自然也要跟着拍马
屁，忙前忙后，粉饰太平。假如在这一天起义，准保能打官府一个措手
不及。
那就把日子定下来。
计划不错，可惜赶不上变化，首先是武器准备上出了问题。手工制造炸
弹不是一般的diy，过程非常之危险，熊克武等人在试制炸弹时，中途
发生爆炸，不仅伤了自己人，还惊动了官府。
泸州的最高军政长官是知州杨兆龙，爆炸案虽然并非发生在他的辖区
内，但仍给他敲响了警钟，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则更令他如临大敌。
泸州城内外突然出现了许多陌生人，把大大小小的客栈旅店都挤得满满
的。这些人当然都是赶来参加起义的外地会党，他们的身份都改换成了
客商，可问题是赛龙舟早就过了，也没有其他赶集什么的，这种反常情
况不能不让人猜疑。
另一方面，袍哥会党毕竟不是纯正的革命党，大部分人认为革命就是像
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描述的“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
有人甚至在外面说：“佘大哥（佘英）的星宿出现了，他不久就要做皇
帝，我们的日子就好了。”
民间的传言越来越多，在杨兆龙看来，这就是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前兆，
让他如坐针毡。
苦思之后，杨知州向佘英发出邀请，请他入府议事。
在从黑社会大哥转变成为革命党人起，佘英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因此
没怎么犹豫就来了。
等待他的，是一个陷阱，或者换句话说，是杨兆龙设下的请君入瓮之
计。官衙内早就杀机毕露，持枪拿刀的堂勇埋伏在账后，为的就是要擒
贼先擒王。
如果佘英身边前呼后拥，又或者进府后东张西望、左顾右盼，杨兆龙便
立刻下令捉拿。可惜他的好计未能得逞。
佘英单人独骑，神态自若，与官府原先的想象大相径庭。
客套几句后，杨兆龙便找了个借口溜到内室，他要听听幕僚们的意见。
幕僚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这佘英既然敢单刀
赴会，又如此从容镇定，说明他心里没鬼，那些传言或许是谣言。
还有人则心有余悸地说，佘英是袍哥中的龙头大爷，实力惊人，就连我
们府里的差役堂勇也多半是他的徒弟。万一传言不实，草率拘捕，闹出
乱子可怎么向上面交待？
见众人这么说，杨兆龙就犹豫了起来，就是这么一犹豫，为佘英提供了
脱身之机。
幕僚确实看得很准，很多堂勇自己就是袍哥会党。见知州久不露面，其
中一人给佘英悄悄咬耳朵，当然用的都是暗语：“大爷，水涨了！”
水涨了，就是事泄了。等杨兆龙拿定主意，准备将佘英扣下时，后者早
已脱身而去。
一边是打草惊蛇，一边又不想放弃行动计划，熊克武遂作出临时调整，
将起义时间予以提前。
不料杨兆龙的行动更快，他宣布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后大肆搜查客店。
城内外的起义军彼此隔绝，难以形成呼应，在泸州发动起义立刻失去了
成功的可能。
第一枪哑了火，熊克武没有放弃，转而启动备用方案，组织革命党人分
兵奔赴成都。
成都是四川省会，当然比泸州更为显要，一旦起义成功，影响也更大。
而从情报上看，11月14日那天晚上，四川总督及以下文武大吏都要聚集
于“会府”。
会府又称万寿宫，里面设有皇帝的九龙万岁牌，不过官员们此番去会府
并不是要讨好皇帝，而是为了给太后祝寿。
要想一网打尽，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
泸州起义是计划以袍哥会党为主，成都起义则是以新军为主。
从甲午战败到签订辛丑条约，中国传统陆军之无能为力已成了人尽皆知
的事实，“习洋枪，学西法”的新式陆军（简称新军）应运而生。
每个省都分到了编练新军的指标，四川因为是大省，被安排要编三镇
（镇相当于师）新军，当时已经编好的是第十七镇。
政府编练新军的初衷，与派遣学生留日没有不同，可对革命党来
说，“洋化”的新军比之于那些绿营八旗，好渗透得多。最后的结果是，
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反过来成了革命党用于武装起义的长枪利剑。
在成都军界，从作为新军预备队的弁目队，到正规新军，革命党人都发
展了一批内线。
除此之外，赶来增援的袍哥会党人数也不少。泸州调集了三千人，集结
于成都的会众则多达五六千人。
熊克武信心十足。让他没想到的是，泸州之事竟然在成都重蹈覆辙：官
方改变了祝寿地点，然后是全城戒严，断绝交通，搜捕党人。
一锹下去就想掘个井，当然是显得过于心急了；可是连着三锹下去，连
个泉眼的痕迹都没见着，无疑又让人郁闷到极点。
接下来的时间里，熊克武和他的同志们就像久无收获的渔夫一样，被迫
把鱼网翻出来，一段段地查找，要找出究竟是哪里出现了窟窿。
就三次起义的策划来看，无论是早先放弃的端午节还是后来的慈禧太后
寿辰，时机都掌握得很好，且由革命党人主导，在这方面并无明显漏
洞，但细究一下就不一样了。
细究的结论就是问题出在实施阶段，恰恰在这个阶段，革命党人退居幕
后，站在前台的是袍哥会党和新军内线。
熊克武猛一击掌：症结找到了！
新军里面，只发展了很少一部分中下级官兵，他们在军营里犹如沧海一
粟，作用微乎其微。袍哥会党倒是人数众多，可惜鱼龙混杂，很多人还
是改不了帮会习气，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现在，导致起义失败的基本脉络已经可以勾画出来了。
第一，新军指挥权仍掌握在当地官府手中，在会党走漏消息后，他们可
以动用新军提前进行镇压。
第二，作为一支新式军队，新军配备有德国毛瑟枪，会党用大刀长矛与
其较量，就像在用纸棺材糊人，没有打得过的道理。
只有把伤疤完全揭开，脓血才能流得干干净净。分析到这里，众人豁然
开朗。
看来，靠天靠地靠别人都不行，还得靠自己。不过在此之前，先得进健
身房，练几块腱子肉出来。
武器很关键，说到底，就是手里要有枪杆子，而不光是刀把子，这样才
能建立同志军。
1908年2月，熊克武专程潜回东京，通过同盟会总部，从日本民间购买
到了枪弹。
当他押运枪弹，秘密返回国内时，忽然注意到，人们所戴瓜皮帽上的红
顶大多被摘掉了，有的虽然还在，但也染了颜色。
在礼仪至上的东方国度，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一打听，原来跟慈
禧太后有关——祝寿不能挽救寿命，老毒物和光绪皇帝都死了。
国内正在举办国丧，在此期间，代表喜庆的红色成了禁忌物，别说瓜皮
帽上的红顶，就连市场上的红萝卜都不准卖了。
又一个可遇不可求的起义契机，熊克武大喜过望，立刻展开了精心筹
划。
之前发动起义，主要集中在包括省会成都在内的川西南，当地官府已是
戒备森严，再要插进去非常困难，熊克武把视线转向了位置完全相反的
川东北。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广安，防范上相对松弛，州署旁边只有一个
保安营。
1909年3月1日，熊克武在广安待机行动。与以往任何一次不同，这次将
以革命党人自己组建的同志军为主力，并由他亲自指挥，负责进攻广安
州署。
问题是同志军人数不足，而且因运输和寄藏的困难，从日本运来的武器
以子弹为多，配备的长短枪很少，这样一来，就缺不了配角的帮忙。
熊克武的计划是分兵两路，除同志军外，另由佘英召集会党，负责从保
安营夺取枪械。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所有意外和困难正是发生于这一
当天，熊克武派人去佘英那里联络，传回的消息却让他大吃一惊。
佘英在城外的茶馆里遭到了会众的包围！
四川袍哥各有势力范围，广安当地的帮会并非佘英原属手下，他们来参
加起义是要领取酬劳的，可是直到要起事的这一天，还没见到钱的影
子，众人就不干了。
这不是普通的营生，豁了一身剐，要把皇帝打，弟兄们挣的是卖命钱，
你迟迟不给，算搞什么名堂？
帮会就这个觉悟，没办法。此时的熊克武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四
川革命党的负责人之一，另一方面，出于实际需要，他已由佘英介绍，
加入了袍哥并成为舵把子。得知佘英陷入困境，他急忙赶去城外，对情
绪激动的会众进行劝说：“钱要给，事情也要办，等钱运到了，必然一
个子不少地补发给大家。”
这边刚帮佘英解了围，天眼看着就黑了下来，起义时间到了。
此时衙门和保安营的官吏大多已经回家，士兵们也不甘寂寞，有的上茶
馆，有的去酒肆，要出击的话，正是过了这村就没了那店。
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熊克武赶快飞奔回城。
如今的熊克武，早就完成了军校的社会实习任务，从一个未经世事的洋
书生，转变成了有一定军事经验的指挥官。
人数不多的进攻部队被他包装成警察，一路押着“犯人”混进了衙门。进
去之后，短枪齐发，门卫当即被撂倒在地。这天晚上本来就没多少值班
堂勇，见到如此场面，全都被吓傻了，于是躲的躲，逃的逃，悲情到不
行。
熊克武很快就占领了州署外府。剩下的任务，是继续往里府搜索进攻，
直到活捉知州为止，但一种异样的感觉突然迎面向他袭来。
按照计划，佘英率会党要同时向保安营行动，而州署的附近就是保安
营，也就是说，现在保安营那边也应该是枪弹齐鸣了。
可那里一片死寂，死寂到可怕。
熊克武预感到，会党一路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假如真是这样，保安营
不会置州署于不顾，必然会包围上来，与里府尚存的兵勇形成内外夹
攻，那样会很危险。
熊克武一边控制住保安营的要道，一边派人联系佘英，让会党那路赶快
来搬取枪械。
果断的处理，让熊克武再次拿到了胜负手。
可是出了错的环节还在继续出错。等来等去，等不到佘英露面，相反，
州署内却咚咚地敲响了堂鼓，那是官府调集援兵的信号。
事后才知道，因为会党在茶馆那么一闹，惊动了警察，反而弄得佘英无
法进城，失去了取胜的先机。
城内外的官兵正不断赶来，继续等下去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完蛋。熊
克武只得下令撤退。大队在前，他带着两个人在后掩护。
刚跑出保安营大门，从州署方向就追来了一群堂勇，手持刀戟，咋咋呼
呼。
开枪怕暴露目标，熊克武收起手枪，拔出马刀，迎头就是一阵乱砍。
像熊克武这样的革命党人，都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那种，堂勇们则完全
不同，上班是为了养家糊口，所以都指望着别人上去挡刀锋，做替死
鬼。
一家人做饭，谁天生是上灶的？你不肯卖力，我不肯卖力，结果只能是
大家都畏畏缩缩。轰隆隆的一群人，竟被熊克武等三人砍得东倒西歪。
由于天黑，厮杀之中无法保持联络，等熊克武冲出重围时，他才发现自
己落了单，大部队早就冲出了城。
于是他赶快走。到城门口时，两个官兵正要关上城门。
“这就怪不得我了。”熊克武心下想着，一刀过去，砍倒了一个士兵，另
外一个小子还没反应过来，熊克武就已经远去无踪了。
广安起义虽没有能够取得成功，但这是革命党人第一次与官军面对面的
较量，尤其熊克武在此役中表现出色，像拼命三郎一般冲出城后，他还
单人独骑连走了二十多里路。
二十多里，对熊克武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据说他可以一天行走二三百
里，中间不歇气、不喝水、不吃饭，所以人称“铁脚板”。
与四川境内的四次起义有关，熊克武要想不出名都难，尽管他外出时一
般都进行化装改扮，但仍少不了被“咬尾巴”。不过幸运的是，他每次都
能成功地将“尾巴们”统统甩掉。
那些负责跟踪监视的警察和密探都觉得奇怪，怎么跟来跟去就跟丢了
呢，难道这个革命党嫌犯飞上天了不成？
其实熊克武靠的就是铁脚板功夫，你要弯下腰来喘口气，喝口水什么
的，一抬头，人就不知哪去了。
要练出这种功夫，并非完全靠天赋，还有意志和毅力。两年多来，这个
年轻人不断地经历失败，却从未放弃，仍在继续为起义做着准备。
还是要寻找对手的薄弱点。
几个月后，熊克武找到了新的目标：嘉定府（今乐山市）。
乐山位于川西南，跟成都、泸州、宜宾在一块，看似不像一个适合再次
发动起义的地点，可这只是死的一面，还有活的一面——乐山官军正奉
命围剿凉山地区的彝人武装，后方比较空虚。
打的就是空虚，这一拳下去，无论如何也得砸出点声响来。
广安吃亏，还是吃亏在从日本购买的枪支不敷使用，枪不够用，同志军
规模便难以扩大，也就不能不继续使用难托重任的袍哥会党。
为了寻枪，熊克武绞尽脑汁。
根据情报，成都督署将向凉山前线解送大批枪支弹药，其中仅步枪就有
一千支，正是革命党人最急需的宝贝！
熊克武闻讯准备在沿途设伏，捉住这条大鱼。可是功夫花了不少，一等
不来，二等不来，预期中的押运官军迟迟不至。
还有哪里有枪？
新的情报显示，乐山官军被大量调出后，需要地方团练维持治安，成都
督署特地向团练局下发了枪支。
革命党在团练局有内应，送枪的来了。
在广安起义中，熊克武采用的是双管齐下，即一路夺枪，一路攻城。而
起义之所以失败，就败在没能夺到枪，导致所有成果随之流失。这次他
决定改换思路，来个一先一后——先夺枪，后攻城。
1910年1月22日，乐山起义打响，当天早上首先谋袭团练局。
团练局教练本身就是同盟会会员，按照他的要求，团丁们将枪支往操场
上一架，坐进教室听课去了。革命党人就埋伏在操场之外，其他什么都
不用做，直接从地上捡捡西瓜就成了。
这么一捡，就捡到了一百多支步枪，加上原有武器，一下子就得以武装
出数百同志军，并在距离乐山仅十几里路的新场进行会合。
每一次起义开头都要出点状况，唯有这次异常顺利，熊克武很是激动。
按照计划，他又抡起自己的铁脚板，马不停蹄地前去附近的泸州组织其
他援军。
让人难以预料的是，这次的状况不是出在开头，而是出在中间。
假如同志军能够即刻顺流而下，直趋乐山，必然能打官军一个措手不
及。可是大家都太兴奋了，也缺乏经验，于是光在新场吃饭就耗去了整
整一个多时辰。在这一时间段内，乐山知府已经得到通报，并作出了防
备。
等同志军往乐山进发时，他们才发现，不仅城头枪炮林立，就连城外都
布满了岗哨。
在辄生意外和变故的情况下，众人都慌乱起来，不知如何是好。熊克武
不在，佘英承担起了总指挥的责任，率部回撤。
可为时已晚，第二天乐山官军便追了上来，佘英毫不示弱，就地迎战。
与广安起义不同，这次双方在人数和武器配备上都形成了规模，而且各
不相让，因此战斗异常激烈。
打一个乐山官军，同志军尚能应付，但是随后从背面袭来了一支官军，
使他们立刻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情形就十分危险了。
佘英只得率部且战且退，不料中途又遇到了一支官军。三支官军一齐涌
上来，顿时满目都是铺天盖地的敌人。
佘英从小练武，还考中过武秀才，拳脚棍棒很是了得。当时他正身患虐
疾，但就靠着这身硬功夫，他独自杀出一条血路，一口气跑到了川滇边
境的豆沙关。
豆沙关是古代由蜀入滇的第一险关，从这里一步跨过去，便可以到达云
南。然而就在镇上的一座茶馆里，佘英的行踪被密探发现，随后就遭到
包围，冲不出去了。
茶馆所在区域，另有一个名称，名叫断蛇坡。“蛇”与“佘”正好同音，断
蛇等于断“佘”，联想起这些，就连横跨革命党与会党两界的英雄也感到
了一种命中注定的无奈和悲哀。
他曾那么执着地放飞理想，如今风筝还在天上，只是手中那根线已经断
了。
佘英被押回宜宾，一起被捕的还有另外一名革命党人。在审讯对质时，
佘英故意指着他说：“此人不过是我家装水烟的雇工，把他抓来有什么
用呢？”
佘英想要解救自己的同志，然而这位革命党人却大声争辩说：“佘大
爷，我是跟你干革命的，你怎么说我是装水烟的？我活着和你在一起，
死也要和你在一起！”
负责审讯的官员面面相觑，难以理解眼前究竟都是些什么人。
就义之前，佘英手书绝命诗：“牡丹初放却先残，未捣黄龙心不甘。”
在四川的所有起义中，乐山之役是最残酷也是最壮烈的一次，包括佘英
在内，死难者达两百多人，四川革命党损失极其严重。
随着乐山起义的失败，熊克武在泸州组织到的援军已起不到任何作用
了，他所能做的，只是冒险探监和安抚烈属。
要想在四川境内继续组织起义，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可能了。熊克武向同
盟会总部提议，要求另择一处要地，集中全国革命党人的所有力量，发
动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以便毕其功于一役。
事实上，同盟会总部也正在考虑这一问题。
自同盟会成立后，组织的中小规模起义已不算少，仅孙中山亲自领导的
就达九次，包括四川这样各省自行策动的起义则不下数十次之多，但是
无一能够成功，反而损兵折将，元气大伤。
经历血和泪的事实，才会有血和泪的体验。大家都对这样的零打碎敲失
去了耐心，熊克武的建议，几乎是同盟会内的一致共鸣：与其玩无数多
小的，不如赌一次大的。
1910年秋天，各地代表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举行集会，确定发动广州起
义，并由同盟会中的另一位领袖级人物黄兴负责指挥。随后在海内外举
行“选锋”，即挑选作为起义先锋的骨干，以便“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
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
这是真正精英中的精英，加入先锋队的四川籍革命党人，除熊克武之
外，还有一个著名人物：炸弹专家喻培伦。
枪弹须从国外高价购买，且运输贮藏非常困难，与之相比，炸弹具有明
显优势，因此同盟会从创立初期开始，就非常看好这一武器。
熊克武在东京时，曾被总部派去学习制造炸弹，不过当时采用的是银制
法，即用腐蚀性液体煮化银元，然后制成炸弹。
用银元制炸弹，花销也不小，而且制造过程也异常危险，喻培伦经过研
制，尝试用独创的“喻氏法”来替代银制法，终于发明了符合需要的安全
炸弹。
在广州期间，在熊克武的协助下，仅花了半个月时间，喻培伦就制造出
了三百多颗不同分量的炸弹。
与此同时，他们还近距离侦察到了广州官军的布防情况，其中最薄弱的
是水师炮台。
熊克武曾以游览为名，登上水师炮台，发现把守的旗兵根本就不干正
事，他们竟然在向游客兜售茶叶，有的还聚赌抽头。
在组织起义方面，熊克武已有相当经验，此情此景让他眼前一亮——如
此防守，几乎可以用不堪一击来形容，到时如果能先夺取炮台，用彼炮
转攻彼兵，则必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可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顺畅。1911年4月8日，黄兴在香港召
集会议，确定了起义发动日期，但广州将军孚琦当天被刺杀身亡，打乱
了所有既定步骤。
所谓擒贼先擒王，在起义筹备阶段，同盟会就计划刺杀广州要员，但要
杀的人并不是孚琦。
要杀，你得杀能干的，广州城一共三个省级大吏，孚琦是最无能的。同
盟会紧紧盯住的其实是水师提督李准，这哥们才算得上是革命党人的心
腹之患。
可惜阴差阳错，原先派去的刺客临时怯懦，迟迟不动手，换人之后，倒
是行刺成功了，不过只除掉了一个窝囊废。
真正的蛇没能打着，却已经把它给惊动了，广州官府明显加强戒备。原
先准备在4月13日举行起义，结果只能延期至4月26日。
1911年4月23日，黄兴从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设立了指
挥部。
还有三天，起义进入倒计时。
革命党这边摩拳擦掌，官府那边也听到了风声。两广总督张鸣岐将一个
巡防营调到城外驻扎，用于随时策应城内，水师提督李准也急调水师回
城。
另一方面，同盟会从日本和越南运来的枪械也未到达，一些领导者因此
主张继续延期。考虑再三，黄兴点头同意，除留下基干人员外，三百多
先锋队员全部撤回香港。
早期的革命党人犹如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个个热血沸腾，视死如归。
得知起义一拖再拖，眼看着都有夭折的危险，喻培伦当即去找黄兴，对
他说：“不能延期！”
喻培伦认为，此次广州起义耗费巨大，而且全系海外华侨资助，一旦起
义真的流产，前功尽弃事小，失信于华侨事大，以后怎么面对他们？人
家捐了这么多钱，你就算是丢块砖瓦也得给个下落不是。
黄兴仍在犹豫，喻培伦提出了更尖锐的现实问题：“听说近期广州官府
将严查户口，我们费尽心力制造的炸弹和运进城的其他武器都可能被搜
出，到时难道束手就擒？”
“革命总要冒险，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就算败了，还可以用牺牲来作
宣传，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喻培伦最后说，就算大家都不干，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冲进督署衙
门，找张鸣岐拼个你死我活。
同盟会组织松散的缺陷在这一刻暴露无遗，黄兴让位于香港的起义总部
派人，那边却还想再拖一天，所以一个人都没派过来。更有甚者，原在
广州的一部分人也连招呼都没打一声，就自顾自地搭船去了香港。
黄兴集中敢死队员，一共才120人，诸如分路攻击水师炮台之类，已不
可能实施，只能剑发一处，主攻督署。
所有认识喻培伦的人，都反对他参加起义：“你是炸弹专家，留下来的
话更有用处，不必前去冒险。”
喻培伦连连摇头：“让别人去牺性，我的人格何在？再说我是为了革命
才研制炸弹，现在做出了炸弹，让大家拿着炸弹去冒险，我倒不去，那
怎么行。”
有人劝他，说又不少你一个。
喻培伦不乐意了：“别小看我，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都强。”
1911年4月27日下午5点，在两广总督的衙门前，来了一顶四人抬轿。递
上名片，是驻广州的法国总领事。
门卫没看出任何异样，遂抬手放行。
他们没想到，从“总领事”到四个抬轿的“轿夫”，都是革命党人，领头的
便是熊克武。
“总领事”来访，张鸣岐必定要出来迎接，到时熊克武便甩出炸弹，实施
刺杀行动。
黄兴已将起义军分成两路，由他自带一路敢死队守在督署前门外，喻培
伦则率另一路人马埋伏于督署后门外。按照事先约定，一听到熊克武的
炸弹声响，两路人马即一前一后冲入接应。
炸弹响了，前门敢死队在黄兴的率领下，一手持短枪，一手拿大刀，口
袋里装满炸弹，吹着号角冲了进去。
后门的喻培伦亦闻声而起，他说自己一个能顶几个，确实没有吹牛，其
掷弹技术的熟练和准确无人能及，仅用两颗炸弹，就在院墙上炸开了洞
口，众人从洞口一拥而入。
然而事实上熊克武并没能炸到张鸣岐，炸的是包围上来的警卫。
张鸣岐如今不仅是两广总督，还代理广州将军一职。广州将军一般都由
满人担任，由汉人代理该职以前没有先例，然而张鸣岐并不为此高兴，
反而忧心忡忡，时刻担心着步孚琦的后尘。
正因为天天悬着颗心，张总督早已如惊弓之鸟，在安全防范上极为谨
慎。熊克武他们虽混过了门卫，但在直入衙门二堂时还是被警卫瞧出了
破绽。
督署内一场混战，熊克武冲入三堂找张鸣岐，却遍寻无人。这家伙早已
开溜，匆忙之下，甚至连家属都未能顾及。
抓不到张鸣岐，起义军只能先行撤退，就在这时，李准率水师发起了反
击。
喻培伦可谓神勇无比。广州房顶上有可通行的走道，他独自在上面蹿来
蹿去，只要官军一冲过来，就猛投炸弹，打得官军再也不敢轻易靠近。
僵持到半夜，起义军决定分散撤退，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熊克武再也
没能见到喻培伦。
人越来越少，熊克武身边只剩下了最后一个战友——四川籍同乡，也是
东斌学堂的同学但懋辛。
他俩必须出城，但城门已关，唯一的办法就是翻越城墙。
熊克武沿着墙脚摸索，墙头到处都有旗兵站岗，哪里上得去。好不容易
摸到一处长满茅草的缓坡，熊克武率先爬了上去，没想到坡上也有两个
哨兵，要不是下滑得快，他差点就被刺刀给捅了个窟窿。
城头上的哨兵并不敢下来搜查，只是不断放枪，幸而他们躲在死角，子
弹打不到。
此时天空里开始飘起蒙蒙细雨，熊克武和但懋辛都很清楚，随着天色逐
渐地变亮，他们能从广州城逃出去的几率几乎等于零。
不远处就有一口池塘，但懋辛说，算了，要不我们投水自杀吧，索性一
了百了。
如同佘英到了断蛇坡，熊克武想想也没别的生路了，跳就跳吧。
一跳下去，水才到脚背，敢情想死都死不成。
由于但懋辛有伤在身，天快亮时，熊克武负责独自出去寻路，两人又失
散了。
失散之后，熊克武的处境十分危险，他不是本地人，连广东话都不会
说，随时可能遭到逮捕。只能说，那并不是一个最黑暗的年代，彼时的
老百姓尚有淳朴厚道的传统。虽然大多数人都像鲁迅《药》中所描述
的，对革命缺乏了解，但没有人会下作到去向官府告密，相反，更多的
人还伸出了援手。
当时民间纷纷传说，革命党是一群很奇怪的人。他们原本都是有家有室
的读书人，却甘冒“诛九族”的危险去“造反”。更令人惊异的是，历朝历
代的造反者，不是想当皇帝，就是为了追求升官发财，唯独他们竟然不
是奔着这个去的。
从自己朴素的人生哲学中，老百姓得出结论，这些人干的一定是好事
情，自然也都是一些好人。包括黄兴在内，从广州脱险的革命党人大多
得到了广州居民的收留和掩护。熊克武也是如此，事后，在地下党人的
帮助下，他被转移到香港，从而转危为安。
其他人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四川籍党人中，喻培伦、但懋辛先后被俘，
除但懋辛幸免于难外，喻培伦等均被处决，后被集体葬于广州城外的黄
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因各国对广州起义的内幕尚不知情，两广总督张鸣岐特地将“造反土
匪”们的经历和照片打印成册，分送各国驻广州领事馆。
各国领事不看犹可，一看履历，喻培伦这些人不是富家子弟，就是留日
学生，“中国正在发生革命”的传闻由此得到证实。
早逝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是土匪，他们全是怀抱救国救民理想的优秀分子
和热血青年。随着他们离去的脚步，古老帝国的风铃在不断摇晃，向人
们传递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
广州起义又失败了，但这是最后一次失败，不到半年，武昌起义便宣告
成功。
第二章
乱世枭雄
黎元洪：北洋军人，武昌起义时任湖北都督，辛亥革命后任北洋政府副
总统，地位很高但无实权，政治上偏向于南方党人。
王子骞：同盟会员，熊克武的幕僚及代表。
赵尔丰：四川总督，曾平定西藏叛乱，实行“改土归流”，但因镇压保路
运动成为众矢之的。
蒲殿俊：四川名绅，保路运动领袖。
尹昌衡：字硕权，生于四川省彭州市升平镇。初就读四川武备学堂，后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六期。尹昌衡因性格豪放，胆略过
人，在川籍军官中拥有较高声望。辛亥革命后，被推为四川都督，系老
川军中第一位具有实际意义的军事统帅。
赵尔巽：赵尔丰的哥哥，在赵尔丰之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是老川军前
身第十七镇新军的创建者，一手提拔了尹昌衡。
蔡锷：字松坡，湖南人。蔡锷是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家，“中国士官三
杰”之一，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均有较高建树。在他担任云南都督期
间，滇军威震西南，多次以援川为名入据川境，开滇军“侵川”之先河。
胡景伊：字文澜，生于重庆市巴南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
第三期，是四川留学士官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与蔡锷是同学。回国后任
教于四川武备学堂，与尹昌衡有师生名分。胡景伊是个老狐狸级别的人
物，心机极深，视熊克武和革命党人如寇仇，新老川军之战即由此引
发。
袁世凯：创立了北洋新军，是北洋各系的首领，辛亥革命后出任临时大
总统，继而正式当选为民国政府首任大总统。
1911年10月，凭借武昌起义的成功，革命党人得以控制武汉三镇。
这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在此之后，关内十八省中，共有十四省先
后响应，这些省大多成立了民军，并以所在省份的简称为号，比如湖北
民军就称为鄂军。
鄂军、苏军、浙军等等，一长串名单里，唯独没有四川的影子。真是起
个大早，赶个晚集，不过一切还来得及。
首先得找一下熊克武。
这位仁兄正在到处奔忙。武昌起义前，他正在陕西，准备策动当地军队
起义，武昌起义后，马上到武昌与黄兴商讨作战方略。及至武昌告急，
又急匆匆地赶到上海，催促江浙联军进攻南京，以间接援助武昌。
其时，川籍革命党人已云集上海，大家伙儿把熊克武团团围住：“南京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攻下，就算攻下了，离北平还远得很。”
那怎么办呢？
“不如我们四川人自己撸起膀子干，组织军队兴师北伐！”
这支军队被称为蜀军，它不代表川军的全部，但却是所有川军里面第一
个以省为号的军队。在众人的推举下，熊克武负责牵头组建蜀军。
组建军队，让人最头疼的不是人，而是钱。同盟会总部给了十万元，但
远远不够，有人建议向四川铁路公司借款。后者曾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
角，正是因为政府试图将其收为国有，才直接诱发和助推了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之后，四川铁路公司成了配角，再没人关心或在乎它的存在。
其实这个民营公司就算不实施国有化，也已经经营不下去了，里面那叫
一个烂和乱。
搞到如此地步，真是怪不得政府，都是股东们挪用资金炒股所致。这些
股东本想趁股市红火时狠赚一把，没想到突然全线飘绿，结果就亏到了
不堪回首的程度。
所有股票里面，只剩下一种英国人发行的“兰格志”股票尚算值钱，可以
用它作抵押来买东西。
“兰格志”股票被保存在两名四川商董手里，他们如今都在上海。但要想
让他们出借股票并非易事。熊克武多方动员，好说歹说，二位始终不肯
松口。原因当然是怕“借”出去后鸡飞蛋打，一去不回。
直捅捅地办事，就像包全肉的饺子，太腻味，所以很难塞进人家嘴里，
但如果能加点大葱就不一样了。没多久，“大葱”就不请自来了。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被革命党人推为湖北都督，他的卫队长姓黄，经
过“咸与维新”，自然也成了“革命同志”。在武昌之役中，黄同志受了
伤，被送到上海就医。这样一来，更了不得，人家现在是老革命了。
老革命碰到的新问题，就是得有枪杆子，所谓盖庙立旗杆，自己做山
神。黄某是四川人，同样知道“兰格志”股票的好处，伤一好，他就跑去
找二位商董“借”股票。
当然得到的又是一番托辞。黄同志眨巴眨巴眼，也没有再劝，而是掏出
一把手枪。
“敢情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吧？看看我姓什么，对了，我就是黄兴大元
帅的兄弟！你们长了七个头八个胆，敢跟我作对？”
武昌起义后，黄兴被南方各省推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当时无
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凭一个同姓，就要跟黄兴攀兄弟，这也够能扯
的。
不过这种连骗带吓的手法极有效果，在黑洞洞的枪口下，可怜的商人们
吓得脸都白了，只得退一步，同意开会表决。
表决需要时间。开会那天，黄同志带着一班兵来到会场。见表决结果迟
迟难以出台，便不由分说，将主持会议的商董给关进了黑房子，然后大
踏步扬长而去。
剩下的人见势不妙，就到沪军府去告状。沪军都督收下状纸，随手塞给
来的人一排新兵。
来告状的是个文人，给他兵都不知道怎么带，连齐步走的口令也不会
喊。于是又来求告熊克武，请他看在同为川人的面上，无论如何帮帮
忙。
熊克武没有兵，但身边有个叫王子骞的能人。
王子骞也是老牌的川籍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有随沪军作战的经历，且
任沪军先锋军总司令部一等参谋，带兵没有问题。
王子骞赶去现场的时候，黄同志留下的那班人正三三两两坐在地上侃大
山。王子骞上前大声宣布：“奉都督府命令，将某某交给我，你们各自
回营。”
这一班人被王子骞的气势给镇住了，又见对方人比他们还多，当下连命
令都不查看，就将扣押的商董一交了事。
经过几番过山车般的折腾，惜财如命的商人们开始觉悟了。这是乱世
啊，饶你十八分精细，大兵们要吓你关你，甚至于杀你，都是轻而易举
的事。
股票肯定是保不住了。与那个横蛮的“黄同志”相比，“熊同志”的态度已
经算是春风拂面了，加上还有解救之恩，不给他给谁呢？
熊克武如愿拿到了股票。
黄卫队长虽然看着眼热，但他又不是黄兴真的兄弟，就算给人当了回
托，做了一次洋葱头，也只能自认晦气了。
钱主要拿来买武器。上海多的是老外军火商，一圈比较下来，决定还是
从日商手里购买。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离得近，运输方便，订好合同可以
第一时间拿到货。
熊克武派王子骞作代表去洽谈合同。早在广州起义时，王子骞就曾护送
军火到香港，对于军械的品种、质量不算外行，而且他的日语非常纯
熟，可与日商直接对话，这样还能绕过买办中间商，节省一点费用和成
本。
果然双方谈得不错：用股票作抵押品，一年后以现金收回，连利息都不
用付。
黄兴也曾向这家日商订购过军火，但还比不上这次优惠。一切行将谈
妥，就在快要签字时，日商忽然改了主意。
这蜀军据说是要北伐的，那当然是居无定所了，将来一年期满，找不到
人怎么办？须知借钱容易，讨债可不易，这就叫做“借米下得锅，讨米
下不得锅”。
日商提出，光股票还不行，得找一个地方长官作双重担保。
熊克武觉得日本人的额外要求很过分，但既是有求于人，就不能不委曲
求全。
江浙官员中，江苏都督是四川人，让他出面担保最为合适。可偏偏这位
都督和黎元洪一样，也是转正过来的“同志”，包括熊克武、王子骞在
内，一般革命党人跟他都不熟。
在中国社会，说到底，还是传统的乡谊和人情最为管用。王子骞再次出
马，七弯八绕，总算跟江苏都督攀上关系，搞定了这件事。
合同一签，日商很快将军火用轮船一次性运到南京，至此，蜀军的组建
已是水到渠成。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熊克武被任命为蜀军总司令，军衔为
左将军，相当于中将。
蜀军各级军官均为军校的川籍学生，征招的士兵也清一色都是四川人，
其中很多还是原川汉铁路上的失业工人。
北伐主力无疑是各省民军，论数量，他们加起来已经不少，但熊克武对
此并不看好。
“这些民军主要出自于起义军队，军官大多刚刚转正过来，立场不稳，
观望态度也很明显，时时都想着脚踏两只船，打了胜仗还好，若是战事
不顺，谁也不能给他们打包票。”
熊克武的设想是，将新成立的蜀军开到四川，将那里打造成战略基地，
这样，万一形势不利，革命党也可以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落脚之
处。
此时的四川早已宣布独立，但一省之内却有两个政府，一个是成都
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另一个是重庆的“蜀军政府”。两个政府一东一
西，“反正”的第十七镇新军以及其他军队，也依驻地不同而各为其主，
这也是川军始终无法统一编制的重要原因。
成都政府内多的是立宪党人及新军军官，重庆政府则由同盟会会员组
成，两个政府暗中互有敌意。但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重庆远远不及成
都。蜀军入川，便是要扎根重庆，给党人撑腰。
黄兴对熊克武的意见表示赞同。
与熊克武一道回川的，还有先期开驻南京的一个营的蜀军。熊克武派王
子骞去包一艘客轮，这回找的还是日本轮船公司。
说好运费一万，先交一半，签合同时，日商神神秘秘地告诉王子
骞：“一万那是实价。你是经手人，需要多少回扣，尽可以加进去，然
后写在合同里。”
末了，他还添了一句：“贵国人向来如此，已成行规。”
运费还有回扣，日商不说，王子骞都不知道。他很严肃地告诉对
方：“这些都是满清官场上下舞弊的恶习，你把我们革命党人看成和他
们一样，实在是太轻视中国党人的人格了。对我来说，乃无理之至。”
日商愣了下，赶紧赔笑道歉，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
鞠躬礼。
这小日本脸上笑，心里其实也在笑，想想可以省下回扣，能不开心吗？
所有细节都谈完了，即将签字，王子骞突然对日商说：“好，你现在可
以拿回扣出来了。”
喜滋滋的日本人像是被扔进了冷水盆里：“我刚才不是问过你了吗？是
你自己不要回扣，怎么现在又要起来了？”
王子骞回复得很巧妙：“刚才你说的是陋规外快，所以我不要。我要的
是生意场上的优惠，我想你既然预留了给经手人的回扣，自然还有还价
的余地，这些钱必须给我。”
碰到如此精明的中国小伙子，日商无言以对，只好掏了五百出来。
王子骞并没有将这五百元收入个人腰包，而是回去后即登记入账，并将
开好的收据返还日商。
因为这件事，王子骞在蜀军中被笑称为“五百元股东”。
熊克武、王子骞这些革命党人，当初的奋斗目标都是要推翻“腐败清
廷”，所以他们才会对陋规恨之入骨。但现实生活的难题，往往并不
像“五百元”这么简单。
1912年2月23日，熊克武率蜀军乘船返川。到达宜昌后，必须更换四川
的自营客轮，但因为江水还没涨上来，客轮暂时无法东驶，大家只好在
宜昌坐等。
除了每天出操训练外，也没别的事可做，一个外号“毛牛”的营长闲得发
慌，便找到熊克武，说他要去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办事处去查账。
没有川汉铁路公司，就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湖北的武昌起义也就无
法成功，说得再穿一点，就是缺了公司的那些值钱股票，连蜀军都无法
开张。
可要查它的账，却不是件简单的事，那就是一团乱麻，而且还不是一般
的乱麻，即便集合会计专家，穷数年之力，都不一定理得清楚。
触发“保路运动”的前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是清末国内经济领域的教父级
人物，连他都被川汉铁路公司所绊倒，可想而知这座池子里的水有多深
毛牛营长毕业于保定军校，军事知识没得说，但经济学方面则完全是个
门外汉，且不论查账必备的会计统计常识，他就连普通的算盘珠子都不
会拨。
可是熊克武却没法拒绝，因为对方说得慷慨激昂：“我们此次回川，附
带有查办贪污责任。川汉铁路公司内部腐败混乱，乃人所共知的事。若
不查一下，并将结果公布于众，难对川人及保路运动中的牺牲者有个交
代。”
熊克武点点头：“那你就去查吧。”
毛牛营长兴奋得一跃而起，马上以蜀军司令部的名义联系办事处负责人
李某。
查账这一天，他雄赳赳气昂昂地一个人踱进了办事处的办公室。出乎他
的意料，亲自出来接待的李某毫无慌张之色，举手投足皆彬彬有礼、从
容不迫。
一番寒暄之后，李某便把营长带进了一个大房间。
不进去尚可，一进去吓一大跳，营长先前的各种美好想法全都随之烟消
云散。
房间里的卷宗账簿堆积如山，简直比废品收购站还热闹。在室内正中
央，放着一张大餐桌，上面铺有白布单，周围则摆列着好些座位，每张
座位前从算盘到毛笔、铅笔、钢笔，应有尽有。
显然人家早有准备，而且不是为一个人备的，是为许多人备的。
李某仍然那么客气，一面递烟泡茶，一面上前账簿：“所有账目都在这
里，你尽管查。有疑问随时提出，我立刻可以解答。”
营长的一个脑袋顿时变成了两个大，但既然来了，总得装模作样查一下
啊。
保定军校毕业的，那也是有文化的军官，总不会让这点尿给憋死吧。抱
着一丝侥幸，他随手从账簿里抽了两本，信手翻了翻，这一下却把汗都
翻了出来。
别说核对数字，里面的许多名词术语，他这辈子都没见过。
真是隔行如隔山，别说查，连个装点门面的问题都提不出来。
再翻下去，今天恐怕是走不出这个盘丝洞了。毛牛营长情急生智，对李
某说：“今天不是正式查，只是见个面、接个头而已。我还有事，改天
再来。”
说完之后，他赶紧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一场保路运动，让原四川总督赵尔丰身败名裂，被迫将权力交到了立宪
党人手中，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出任成都军政府都督。
论从政经验，“书生政客”蒲殿俊远不如下台的“旧官僚”赵尔丰。他就好
像那个愣头愣脑的毛牛营长，站在账房门前可以说东道西，等自己走进
去，就马上晕了菜。
别的不提，光聚集成都的军队就摆不平。从保路同志军、新军，到由绿
营改编而成的巡防军，大家如今都是“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手上也都
有“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自然是谁都不服
谁。
蒲殿俊觉得这样不是个事儿，于是决定把军队召集到一起，进行点名发
饷，以便稳定军心。
有人劝他，这种时候，就算把军队互相隔离起来，都尚恐不及，你还要
来个集中，倘若“一夫发难”，势必波及全部，到时将不可收拾。
蒲殿俊不以为意：这个世界上，每种事情都有类型，感情也是如此。我
给军队发饷，对他们好，难道他们还会恩将仇报？
当天，蒲殿俊宣布要给每个士兵发三个月的恩饷，台下果然是欢呼声一
片。
可在欢呼之后，紧随而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谩骂，原因是副都督又补充
了一句实话：“现在财政吃紧，这笔恩饷要等以后补发。”
格龟儿子的，原来是诳我们玩呢。
有人高喊一声：“打起发！”
打起发，就是兵变的意思。这一喊不要紧，众人全都回过味来，等什么
恩饷，还不如我们自己出去抢一把来得快来得爽。
书生意气的蒲都督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感情也是要分类型的，而跟金
钱利益紧紧挂钩的感情，本身就一钱不值。
蒲殿俊当即易服逃离，满打满算，都督一共才做了十二天，川人因此戏
称其为“十日都督”。
其实他走还是不走，对局势而言，都毫无意义。各支军队犹如蝗虫一般
涌上街头，见门就闯，见人就抢，他们在抢掠时还很有默契，碰到跟自
己不是一个系统的军队时，都会打招呼：“不照不照。”意为各干各的，
互不妨碍。
成都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大火连烧三日不熄，藩库、盐库、银行都被洗
劫一空，白花花的银子整箱整箱地被搬走，民间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
数，史称“成都兵变”。
很多叛兵大发横财，不少人因而娶了老婆，民间称之为“起发太太”。一
首新出笼的民谣紧跟其后：“不照不照两不照，明年生过大老少。”
当欲望失去羁绊，带来的只有混乱和灾难，幸好就在这时，英雄出现
英雄的名字叫尹昌衡，因为他个头高，人称“尹长子”。尹昌衡的智商跟
身高相仿，小时候就被人称为神童，一张嘴能言善辩。据说他父亲曾因
事被衙役拘走，他就一个人跑进衙门，替父申辩，升堂的县太爷被这小
子当场问到哑口无言，结果不得不将其父亲放回。
那一年，他才十一岁。
如此聪明绝顶，读书当然没有问题。十七岁，尹昌衡考入了成都的四川
武备学堂，那是四川本地创办的第一所军事学校。学校采用的是日本士
官学校（简称“陆士”）体制，并聘用日本人担任教习。
在武备学堂，尹昌衡也是绝对的尖子。他与熊克武同一年赴日本求学，
但熊克武是自费生，他是公费保送生，而且是武备学堂的首期保送生。
尹昌衡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了两年，即升入陆士步兵科第六期。毕业回
国后，他被分配到广西。当时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像他这样的“洋秀
才”和“洋举人”，那真是金光熠熠、炙手可热，到哪都惯着宠着，视为
天之骄子。
在广西，尹昌衡的职务是督练公所编译科长，督练公所又称督练处，乃
训练新军的机构，待遇非常不错。除此之外，当地达官显贵也都争相与
之结交，或收为学生，或结为亲家。
民国女作家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否则快乐也来得不那么痛快了。
这句话完全可以引用到“尹长子”身上，一时之间，他已经不知道究竟该
如何伺候自个儿了。
某天，尹昌衡喝到酩酊大醉，一个人骑着马就冲进了巡抚衙门。门卫上
前拦阻，他还举起鞭子抽人家。
其时的广西巡抚就是张鸣岐，他出来后，不免要对尹昌衡斥责两句，不
料对方连巡抚大人的面子都不给，反而出言不逊。
张鸣岐虽因镇压广州起义而名声不佳，但实际上他是个很有政绩的官
员，尤其是在执政广西时多有建树，颇受清末名吏岑春煊的器重和赏
识。
见一个乳臭未干的后辈竟敢如此猖狂无礼，张鸣岐不由大动肝火。若不
是旁人说情劝阻，当即就要以“面辱大吏”予以治罪。
张鸣岐原本很看重尹昌衡，然而尹昌衡的言行使他不得不对之加以冷
淡。也许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无非希望年轻人能变得更成熟老练一些，
可“海外高材生”哪受得了这个，尹昌衡很快就递来了一封辞职信。
临行之前，张鸣岐专门设宴为尹昌衡饯行，在席上郑重告诫：“不傲、
不狂、不嗜饮，则为长城。”话语之中，仍对之寄予殷切期望。
你猜小尹答的是什么，“亦文、亦武、亦仁明，终必大用。”
通过关系，尹昌衡才得以弄到一个职位，是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跟
在广西时一模一样！
四川新军系总督赵尔巽编练而成。赵尔巽不是四川本地人，带来的军官
也大多是外省籍，导致这支军队的高级军官，从统制（师长）到协统
（旅长），说的都不是四川话，新军中的川籍军人早已心生不满。
别人不满，只放在心里，尹昌衡不满，就一定要说出来。
第十七镇新军编练已毕，成立当天，赵尔巽在庆祝仪式上举杯酌酒，说
道：“新军成立，当为川人庆，为川人贺。”
军官们见状也都起立举杯，满座之上，只有尹昌衡纹丝不动。
赵尔巽觉得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举杯。
尹昌衡答道：“刚才大帅说的话，卑职还有两句不懂，正在琢磨，所以
忘了举杯。”
尹昌衡这么一讲，赵尔巽就没法抽梯子走路了，只好继续问他究竟是哪
两句不懂。
尹昌衡立即高声作答：“大帅所说为川人庆，为川人贺，卑职认为应该
是为川人悲，为川人吊！”
众目睽睽之下，赵尔巽很不高兴，但仍忍着性子问：“这话怎么说？”
尹昌衡毫不怯场。
“十七镇的枪炮，都是日本人不用的废物，而统兵的人，又无真才实
学，真是械不可用，将不知兵。兵如同火，练不好兵，难免自焚。如此
看来，大帅所练之兵，只足自焚，还贺什么贺。所以，我说要为川人
悲，为川人吊。”
此言一出，犹如将了赵尔巽一军，他不由追问：“那依你之见，当如何
练兵？”
得到的回答是要择将。
又问：“谁是将才？”
尹昌衡先提了一个老资格的川籍军官，然后胸脯一挺：“还有在下我！”
知道眼前的人不谦虚，想不到是如此的不谦虚，赵尔巽一问，才知道他
是陆士毕业的。
赵尔巽朝在座的外省军官一指：“他们不都是陆士生吗，学的课程完全
一样，哪一点不比你强？”
既然出了头，就不能轻易缩回去，尹昌衡拿出了他善辩的本领。
“大帅以此论人，卑职以为大谬不然。宋朝时候，李纲以学士做宰相，
秦桧也以学士做宰相，两人却一忠一奸，这又怎么说呢？”
赵尔巽一时反应不及，找不到合适的话来予以回应，竟被当场问住了。
见总督已下不来台，旁边的人赶紧插科打诨，以尹昌衡酒喝多了为由，
将他拉走了事。
庆祝盛典不欢而散，但尹昌衡一炮而红，不仅因“胆气豪迈，敢于说
话”，在川籍军官中赢得了尊重，就连赵尔巽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
经过这么一闹，赵尔巽认为尹昌衡虽然狂妄冒失，然亦不失才气，如果
要平衡军官间的省籍关系，值得重用提拔一下。
当年秋天，四川新军分成南北两军进行演练。赵尔巽特地指定尹昌衡为
中央裁判官，有意借此考查他的军事才能，同时提升其在军中的地位。
南北两军的指挥官都是外省协统，偏偏在那次演习中又都大失水准。演
习总结时，尹昌衡就毫不客气地把两个协统海骂了一顿，说这两个人简
直是饭桶，“指挥凌乱不堪，毫无战术常识……”
此时的尹昌衡不过是一小小的编译科长，可两个协统却不能反驳，周围
那些升不上去的川籍军官一个个扬眉吐气，朝尹昌衡直竖大拇指。
尹昌衡成了川籍军官的意见领袖，他在新军中也初步树立起了胆大敢
言，既不媚上又不阿下的好形象。
赵尔巽走后，川督由其弟赵尔丰接任。赵尔丰没操持多久，就被蒲殿俊
所替代，而新军军权仍握在外省军官手里。
川籍军官闹了几次，尹昌衡才得以升任军政部长，但其他人仍无升官希
望，双方的矛盾由此结到了比天还大。
实际上，成都兵变部分就是由川籍军官所挑动。据说在兵变之前，他们
还给藩库站岗的卫兵送去了指示：“如果街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你们立
即打开藩库抢银子！”
兵变犹如放火，火一点燃，谁也控制不住。蒲殿俊跑了，外省军官争相
开溜，川籍军官也个个面无人色，都唯恐祸及自身。
转眼之间，整个主席台上，只剩下尹昌衡一人。
马夫要拉他离开，才走几步，就被流弹打中而倒地，禁不住朝他大
叫：“尹部长，快躲开，危险……”
尹昌衡一下子被激怒了，当即大吼一声：“大丈夫死何所惧！”
危急时刻，尹昌衡的座马因受到惊吓，自行挣脱缰绳，冲进了校阅场。
尹昌衡飞身上马，从城外调来新军，一举平息兵变，成了挽救危局的最
大功臣。
事后讨论新都督人选，有人说：“匹夫可以为天子，难道尹昌衡不可以
当都督？”
此言一出，赢得在座军官一致赞同，尹昌衡遂就任都督，掌握成都政府
军政大权。
尹昌衡时年不过二十七岁，这个小伙子凭着“亦文亦武亦仁明”和一往无
前的态度，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大用”。
当年尹昌衡与张鸣岐的长幼对话，其实代表的是两种角度。
张鸣岐说的是治世，尹昌衡讲的是乱世。在乱世中，根本不需要什么长
城，需要的只是板砖。
板砖呼啸而过，引来的是热闹和加冕。
尹昌衡一张嘴能瞒神吓鬼，可等他坐进都督府，才发现都督并不好做。
在经历兵变后，成都的藩库、盐库、银行早已空空如也，工商业也元气
大伤。城里原有一座卖旧衣服的估衣铺，由几十家陕西商人合开，掌柜
都吓得跑回了陕西老家，铺子里仅剩一两个徒弟看守，直到一年后才慢
慢恢复营业。
连这样只能做做穷人生意的商铺都是如此，其他更可想而知。成都政府
收不到钱税，成了名副其实的穷棒子政府。尹昌衡毫无办法，只能靠大
量发行军用票来维生。
政府穷了，来蹭饭的却不见少。兵变发生后，附近各县的保路同志军都
打着平乱的旗号，先后聚集成都，而且来了就不走，明睡到夜，夜睡到
明，除了食宿外，各种各样的要求提了一大堆。
当场者乱，隔壁心宽，直把尹昌衡这个穷都督急到要抹脖子上吊。
到底从小就是神童，左思右想，好歹给他熬出个主意。
保路同志军里面，以袍哥为主，其头领也大多是袍哥里的舵把子。尹昌
衡便依样画瓢，自己建立了一个袍哥组织“大汉公”，牌子就正大光明地
挂在都督府大门口，他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
从此以后，尹昌衡班也不上了，整天到各个“码头”去拜客，跟同志军的
头领们称兄道弟，把酒言欢。这样不仅省去了招待费，还拉近了彼此的
关系。
看到都督如此“亲民”，袍哥们自然喜不自胜，大家见了面，都不叫尹都
督了，而是直称“尹大哥”，表示绝对拥护。
每到一处地方，袍哥就要给尹昌衡披一道红，以致于尹昌衡天天都
是“绛绉缠身”。回去后，他把红绸往床上一扔，接着又兴致勃勃地去拜
客。也就是说，这个都督成天不做别的事，就是穿梭似地走亲戚，至于
都督府的公事，根本就没时间去理会。
成都的官员们上行下效，也都挂出招牌，成立本部门的“堂口”。尹昌衡
是“大汉公”，他的军政部称为“大陆公”，有人甚至鼓动参谋长也挂一
牌，曰：大参公。
各地袍哥争相涌入成都，“不逾刻而遍城中”，全城百姓为求自保，也皆
以参加袍哥为荣。袍哥提倡复古，即恢复汉朝衣冠，但由于年代隔得太
久，谁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标准的汉朝服饰，只能从戏曲中照搬。一时
间，城里满眼都是奇装异服，有头扎“英雄髻”的，有腰佩宝剑的，有足
登花靴的，还有的就干脆直接披上舞台戏服招摇过市。
尹昌衡的抽风举动，在令人瞠目结舌的同时，也给别人留下了话柄。云
南都督蔡锷给他发来电报，直截了当地说，你的所谓“大汉四川军政
府”，其实不过是袍哥政府！
蔡锷一打一拉，他在贬低成都政府的同时，却承认重庆政府，并且表
示，愿意派滇军帮重庆“讨伐”成都。
蔡锷的话说得很好听，可不管是成都政府，还是重庆政府，都到了畏之
如虎的程度。
在此之前，滇黔两省早就以“援川”为名派兵入据川境。黔军还好，因为
贵州内部本身也发生了动乱，中途已经折回。最难打发的就是云南的滇
军。
重庆政府在获知滇军入境的消息后，曾专门派人跟滇军拟定合约，答应
付给兵饷，但要求不得自由行动和干涉当地民政。
可是滇军根本就不把合约当回事：都到这个份上了，谦虚不能使我进
步，骄傲不能使我落后，爷想怎样就怎样。
滇军所过之地，见到川军就打，不管你是同志军还是新军、巡防军，一
个不留，然后他们自己任免官员。
扯了半天，不过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滇军“援川”实为“侵川”。
让人最不能容忍的是，滇军把川南的自贡盐场也给占了，盐税收入尽由
云南人所截取。
尹昌衡的成都政府已经一贫如洗，现在盐税又没了，无异于要了他半条
命。
尹昌衡忍无可忍，遂将军队开到自贡，不惜与滇军进行火并。蔡锷的一
拉一打，正是以此为背景。
不过以党人为主的重庆政府并不如外人想象的那么没觉悟，起码唇亡齿
寒的道理，他们还是懂的，因此忙不迭地谢绝了云南方面的“好意”。
俗话说得好，一山难容二虎。在成都政府建立后，尹昌衡曾打算出兵重
庆，实行“武力统一”，而重庆方面，也有过邀请滇军入川“协助统一”的
心思。
滇军的现身，让两个政府都意识到，它们其实根本不是“虎”，只是两条
朝不保夕的小鱼。
在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术语叫做“鲶鱼效应”，说的是当凶猛的鲶鱼进
入，反而会激活小鱼们在逆境中的生存能力，假如一一对应，滇军毫无
疑问就是那条凶悍的鲶鱼。
如今不是要同室相煎，而是得互相扶持才行，否则最后都得被鲶鱼给一
口吞掉。
蔡锷主政云南时期，差不多正是历史上滇军军容最盛时期，川军要硬来
的话，只会输得一干二净。除非你想个法子，将这尊神给平平安安地送
走。
可是众生好度人难度，滇军收着盐税，正滋润着呢，岂有肯轻易走路的
道理。
正好这时传闻北洋官军将兵犯潼关，对云贵川来说，那是一条更大的鲶
鱼。重庆政府便出面劝说滇军联合北伐，并且事先商定，滇军北伐的经
费由四川全额负担，说好先给三十万元。
四川人是想一箭双雕，将云南人从境内支走，没想到才过了几天，黄兴
就从南京发来了电文：清帝退位，南北统一，用不着再北伐了。
北伐中止，按理就不用掏费用，不料滇军却不依不饶，他们将军营往重
庆一扎，不拿钱就不走人，而且坚持三十万一个子儿不能少。
尹昌衡十分火大，也派军队去重庆，要迫使滇军离境，双方差一点又打
了起来。
一打的话，甭管输赢，总是重庆倒霉。无奈之下，重庆政府只好自认晦
气，筹集三十万巨款给滇军，并说了一箩筐的好话，滇军这才撤走。
吃过这么多苦头之后，成都和重庆都感到有合并的必要，否则只会继续
遭受外省欺凌。
按照双方协议，合并后的军政府设在成都，尹昌衡出任都督，四川就此
统一。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统一了的四川就不那么好欺负了。协议一出，滇
军也不再像原来那么骄横，不久便乖乖地撤回了云南。
鉴于先前的“袍哥政府”已授人以柄，尹昌衡赶紧改弦更张，下令取缔袍
哥，成都两百多个袍哥招牌全部没收，劈掉做了柴火。当然这只是明面
上的，暗地里袍哥还是该干嘛干嘛。
虽然是“脚杆硬不过大腿”，重庆实为成都所并，但它仍得以继续保留重
镇地位。尹昌衡专门在重庆设立镇抚府，并任命了一个骨灰级人物为镇
抚府总长。
这个人叫胡景伊。说胡景伊是骨灰级，因为他在军界的资历实在是老到
不能再老了。
胡景伊也是赴日留学的官派保送生，不过那还在武备学堂成立之前——
他和湖南的蔡锷都毕业于陆士第三期，是四川留学陆士的第一批学生。
等他毕业回国时，才有了武备学堂，旋即被分到学堂做了老师。当时尹
昌衡已经被保送出国，实际上并没有听过他一天课，但按照传统规矩，
二人仍有师生之名。
除此之外，胡景伊在人际关系学上也足称尹昌衡的老师。他正是张鸣岐
所称道的“不傲、不狂、不嗜饮”的典型，为人非常有城府，与尹昌衡的
狂放不羁大相径庭。
在世道没有大乱之前，胡景伊这样的人不会不受到上级的青睐，所以他
早早就得以向“长城”靠拢：当尹昌衡因不得志而大发牢骚，怪话连篇
时，他已经调任新军协统。
在东京时，胡景伊曾加入过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可等革命党人去广西
找他，准备建立地下据点时，他却突然变了脸，只撂出一句：“你们赶
快给我滚，要是不走，我就把你们交出去！”
说这话时，胡景伊一半是怕惹祸上身，一半则纯粹是出于嫌贫爱富，他
根本不认为这些朝不保夕的“乱党”日后会有什么出息。
可是仅仅几年之后，国内形势就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世道开始乱了。
眼前的局面，就连久历官场的张鸣岐、赵尔巽都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
办才好，更不用说胡景伊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广西新军密谋响应，有人推举胡景伊为都督，一如湖
北新军拥立黎元洪。
如果这种好事放在尹昌衡身上，他早就呼的一声蹿了出去，胡景伊不
行，他是稳妥持重的“长城”，不是冒冒失失的“板砖”，起码得先看清楚
风向再说吧。
可是机会不等人，这么一犹豫，别人当了都督，反过来要对他下手，慌
得他赶紧弃职逃到了上海。
有时候，人生就差那么一步，要不然胡景伊可不就是广西的黎元洪了
嘛。
胡景伊后悔莫及，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胆子太小：活一百岁难道杀肉
吃？该出手时就得出手啊！
让他想不到的是，以前瞧不上的“乱党”竟会变得如此值钱，真是瞎了
眼，赶快着手补救吧。
上海是自由港，也是革命党人聚居之地。胡景伊的弟弟已经加入了同盟
会，经他引见，胡景伊结识了熊克武。
胡景伊既有士官生的学历，又有当协统的经历，在军事学识方面自然有
一套。因此一开始熊克武对他很是尊重，在筹组蜀军的过程中，也经常
向其请教，两人私交甚好。
胡景伊本想凭此挤进蜀军领导层，但广西那段变脸经历，却让大多数革
命党人看穿了他的为人。据说孙中山只要一提胡景伊的名字就会切齿痛
恨，在沪党人对他也都非常厌恶。
私交再好也得服从公义。熊克武从此便有意疏远胡景伊，说到蜀军时便
语多敷衍。胡景伊察觉党人难以相容，才灰溜溜地离开上海，去了四
川。
也算巧，当时重庆政府正不知如何才能打发滇军，而胡景伊因为与滇军
将领有旧，便想聘他为顾问，以便与滇军进行谈判。
胡景伊是个热衷富贵不甘寂寞的人，尤其落魄之时，再小的官帽也是官
帽，于是马上接了过来。
谈判结束，正待回重庆复命时，却接到了尹昌衡的电召。
此时的尹昌衡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急切地要找一个“诸葛军师”来辅助
自己。胡景伊不仅是他的老师，在广西时还曾是他的上级，“学识优
长，经验宏深”，各方面都绝对合格。
得知有这么好的去处在等着他，胡景伊连招呼都不给重庆方面打一个，
就直接去了成都。
四川统一后，重庆虽被并入成都，但尹昌衡对重庆并不放心，因为那里
的革命党人最为集中，即便变成地方，仍能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他任用
胡景伊为重庆镇抚府总长，就是想利用这个老狐狸来镇住当地的革命
党。
胡景伊初到上海时，本想与革命党拉关系，却遭到群起而攻之。等于阿
q要革命，“洋先生”却不准他革命，以致于“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
望、前程”都差一点被一笔勾销，由此因爱生恨，内心对革命党人恨得
牙痒痒。
胡景伊星夜兼程赶到重庆，随他一起到任的，还有一个机关枪营。重庆
党人虽多，但手上没有武装，只能唯命是众，胡景伊由此洋洋得意，不
可一世。
有人对他说，某某党人乃海内奇杰，才堪大用，他从鼻子里哼了一
声：“什么奇杰，不过是能耍几个炸弹而已！”
要说最让胡景伊痛恨的，莫过于有“羞辱之恨”的熊克武和蜀军。偏偏他
又听到消息，蜀军即将开赴重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威胁。
胡景伊需要找一个枪手来对付蜀军，阻其入川。
找到的这个枪手人称刘罗汉，乃原驻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的巡防军
管带（相当于营长），拥有巡防军千余人，后经人游说宣布“反正”。
刘罗汉是熊克武所说的那种典型的见风使舵者，名义上与革命党人虽已
是同志，其实骨子里还是敌人。他在万县不仅贪横不法，而且残杀党
人，与胡景伊倒是实实足足的“同志”。
胡景伊向刘罗汉发去密函，让其对蜀军发起暗袭。但墙有缝、壁有耳，
重庆本是党人据点，情报早就事先递到了熊克武手上。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一刀一个。1912年4月10日拂晓，熊
克武先发制敌，在他的指挥下，蜀军在万县向巡防军发起进攻。
无论是人员质量还是武器质量，蜀军均非巡防军可比。尤其在近现代战
争中，以炮的威慑力为最大，而巡防军的炮还是旧式的劈山炮，这玩意
就是在半个世纪前的湘军时代都算落后了，哪里是新式山炮的对手。不
到半天工夫，巡防军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刘罗汉本人也遭到处决。
蜀军的开场秀令胡景伊大为震恐，自此更把蜀军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
而后快。
1912年3月底，熊克武乘轮船由万县抵达重庆。甫至城下，他就得到党
人捎来的情报，说胡景伊已在城头安放大炮，针对的就是蜀军。
未几，胡景伊果然派使登船，要求蜀军不得入城，只能驻扎江北县城。
如此苛酷待遇，分明就是要寻衅打架。熊克武很清楚，尹昌衡对胡景伊
如此倚重信任，一旦打起来，就不止是胡熊二人的矛盾，而将转化为蜀
军与其他川军的战争。
老狐狸真够坏的，但我不会上你的当。
熊克武马上下令将部队开入江北，同时禁止普通士兵进入成都，官佐要
去探视亲友，则一律换穿便衣，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冲突。
蜀军不仅枪械齐整，而且军官层多为刚走出军校大门的年轻人，没有小
圈子，也没有人摆老资格。平时办公多采用圆桌形式，同事战友之间，
相处有如手足，尽管也时有争吵，但吵过就算，谁也不会心存芥蒂。
蜀军内外皆修，让胡景伊没有任何漏洞可钻，大家只能这么互相对掐，
直到胡景伊返回成都。尹昌衡没有亏待胡景伊这个“老诸葛”。当时全国
进行军制改革，尹昌衡也对川军进行了统一改编，共编五个师，胡景伊
被任命为军团长，名义上可节制所有川军。
在整编仪式上，尹昌衡特地向全体军官宣布：“胡先生是我们四川军界
的泰斗，在座诸位，哪一个不是胡先生教育过的？所以大家今后一定要
按照军团长的命令行事。”
尹昌衡的这番话倒也不是空穴来风。除熊克武外的另外四个师长，都是
武备学堂的学生，师长以下的旅团营长，武备学堂出来的就更多了。也
就是说，武备生几乎控制了川军的各级领导权，由此形成了川军中的第
一个派系：武备系。
胡景伊当了军团长，就不想再留在重庆跟熊克武干耗了——不管尹昌衡
怎样提高他的权威，军团长说穿了仍只是一个空名，也根本调遣不了以
蜀军改编而成的第五师。
1912年6月10日，经胡景伊提议，重庆镇抚府被正式撤销。在胡景伊走
后，蜀军才得以移驻重庆，这个革命党人的据点总算被保存了下来。
胡景伊回成都，一半是在重庆待不下去，一半是受尹昌衡相召，而尹昌
衡召他回来，则是要与他商量一件大事。
自近代以来，英国多次派兵侵藏。达赖喇嘛起初曾选择进京，欲借助中
央政府之力抵御英军，但在由印度回藏时，被英方笼络，态度又转向亲
英。在dá_lài的影响下，川边巴塘、理塘一带土司发动暴乱，杀害了北
平派去的驻藏帮办大臣。
清末奉旨出征的是赵尔丰，他不仅平定了暴乱，而且还在当地成功地实
施了“改土归流”政策，即废除土司制度，重新设立行政机构。
赵尔丰能做到封疆大吏，西征是其最大功绩。接任乃兄的川督一职后，
他仍在川边忙碌，直到保路运动爆发，在成都被赶下台。
即使削职为民，赵尔丰也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成都兵变后，整个省城损失异常惨重，甫任都督的尹昌衡得给方方面面
一个交代才行。可是乱兵又不能追惩，否则谁拥戴你，剩下来就只有痛
打落水狗，顺便借此立威。
赵尔丰的哥哥与尹昌衡有知遇之恩，然而政治这东西，实在管不了那么
多。尹昌衡最终将已经下台的赵尔丰抓了起来，指称他是兵变的幕后元
凶，予以斩首示众。
在出征川边的军事行动中，赵尔丰以文官而指挥若定，有擅战之名，乃
至“藏人畏恨”。可是当时代的大潮汹涌而至，亦只能遭受灭顶厄运，甚
至于比普通人更狼狈——尹昌衡杀他时，几乎跟杀一只豚犬没有任何区
分。
不过他曾坐过的那个位置也决定了，谁坐上去，都得接受同样的命运，
如今尹昌衡遇到的情况更为严重。
就在1912年6月，原本逃往印度躲避战乱的达赖，在英军的护送下又回
到拉萨，“亲英反汉”卷土重来，并愈演愈烈。
赵尔丰被杀前后，不仅“改土归流”中途夭折，驻防军队也已大部内调，
在防守上极其虚弱。叛乱后的藏军由此一路东进，不仅将驻藏川军予以
分割包围，而且已经打到了巴塘、理塘，川边形势岌岌可危。
尹昌衡决心率大军出关西征。他把胡景伊叫到成都，是要再听听“老诸
葛”的意见。
尹昌衡首先提到了赵尔丰：“此君经营川边六年，花了那么多的人力、
物力、财力，才取得那么一点成绩，要是我去的话，收获当不止于
此。”
还是那种“尹氏风格”，目中无人，睥睨一切，但大敌当前，倒也颇有一
番英雄气概。
胡景伊对此极表赞同。
赵尔丰以出手狠辣，被川人称为“赵屠户”。胡景伊对尹昌衡说：“以你
诛杀赵屠户的声威，叛乱的藏兵听了，定然是丧胆溃窜，荡平不成问
题。”
尹昌衡闻言很是高兴，即向北平政府请缨西征。
1912年6月14日，北平政府复电同意，并任命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
都督离境，本来留守责任要交给副都督，但尹昌衡对这个副都督不放
心，怕他乘机夺权。想来想去，还是“老诸葛”更可靠，于是便在出发之
前，任命胡景伊为护理都督（即代理都督）。
尹昌衡这边刚刚出兵，那边叛军就得到了消息。正如胡景伊所说，藏兵
素来畏惧赵尔丰，而这个“尹长子”竟然能诛“赵屠户”于成都，自然是比
赵尔丰又要可怕许多倍，心理上便未战先怯。
尹昌衡西征时一共带了八个团的川军，至多万余人，且是分路攻击，但
叛军却传说他率兵十余万，结果畏之如虎，自个儿把自个儿给吓得够
呛。
西征川军日行百余里，势如破竹，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不到三个月，
便收复了巴塘、理塘，原先被围困着的驻藏川军也一一得救。
尹昌衡控制住川边后，本拟一鼓作气，率军直趋拉萨，以彻底驱赶英人
势力和影响。但这时北平政府发来电文，下令他停止进军。
西征军攻势之神速凌厉，大大出乎达赖意料之外，也惊动了对西藏久有
觊觎之心的英国佬。
英国对“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严重抗议，声称如果西征军要继续前
进，他们将拒绝承认北平政府的合法性，不仅如此，还会“助藏独立”。
袁世凯深知尹昌衡个性，接连来电十余道，要求他绝对不得越界一步。
尹昌衡出征，怀抱的是一种英雄情节。他曾经说过，如果让他生在汉
朝，“烈不敢让关壮缪”，让他生在宋朝，“忠不敢让岳武穆”，那是绝对
敢跟关羽、岳飞这类猛人豪杰一比高下的。
可是关羽、岳飞碰到的尴尬，也同样发生在尹昌衡身上。归根结底，他
如今已是民国将领，再不是清末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毛头小伙，说造反
就可以造反。这些电文犹如十二道金牌，足以捆住他的手脚。
另外一方面，兵马出征，离不开充足粮草。当年赵尔丰在前面打仗，朝
廷让赵尔巽出任川督，就是为了从后面提供有力支援。袁世凯不光发金
牌，还断粮饷，西征军要继续前进，只能落入粮械两绝的困境。
尹昌衡只得停下征尘，着力经略川边。在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基础上，
他再进一步，用整整两年时间，将川边建成了辖三十二县的特区，为后
来的西康（即川滇边区）建省打下了基础。
第三章
鹿死谁手
陈宦：字养铦，湖北人，秀才出身。陈宦以善于官场投机而出名，先为
黎元洪幕僚，后又投身袁世凯，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积极拥护者。袁世
凯派他接替胡景伊，通过“削藩”来控制四川。
梁启超：维新派和立宪派的代表人物，蔡锷的老师，进步党的创始人。
唐继尧：字蓂赓，云南人，同盟会员。唐继尧继蔡锷出任云南都督，并
共同发起护国战争。他缺乏蔡锷那样的政治眼光和谋略，督滇时期，内
政不修，惯于穷兵黩武，极力推行“大云南主义”，要把川滇黔都置于其
统治之下，以便成为独霸西南三省的“西霸王”。
刘一清：和邓汉祥同为陈宦幕僚，属于反对帝制派。
周骏：字吉珊，四川省成都金堂人。初入四川武备学堂，后毕业自入日
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六期。他曾在速成学堂考试时，破格录取了杨
森。护国战争期间，任川军第15师师长。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人。冯玉祥是陈宦的老部下，陈宦对之有知遇之
恩，作为护卫主力带在身边，为随同陈宦入川的三个北洋旅长之一。
这边尹昌衡正忙得不亦乐乎，他却意外得知，成都老家那边早已起了变
化，有人鸠占鹊巢，惦记起了他的交椅。
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可恶的斑鸠不是他提防过的副都督，恰恰正是他曾
格外倚重和信任的胡景伊。
事实证明，胡景伊城府之深，远非性格粗略的尹昌衡所能及。他平时处
处奉迎尹昌衡，出现在尹昌衡眼里的形象，也俨然就是一个干练持重
的“老忠臣”，但其实他内心里一时一刻都没断过“彼可取而代之”的念
头。
得知尹昌衡有意亲自西征，胡景伊马上秘密约见各报社记者，要他们尽
量鼓吹西征，以此通过舆论把尹昌衡架上西征的马车，让其即便后悔也
找不到退路。
和尚一离开庙便不灵了，这就叫调虎离山，咬人的狗不露齿在送尹昌衡
出征时，胡景伊表现得完全和那个白帝城被托孤的孔明一样。他信誓旦
旦地告诉尹昌衡：你只管打仗，后方有我管着，尽管放一百个心。等你
功成回师，都督一职还是原物奉还。
话犹在耳，已经挖起了少主人的墙角。 尹昌衡有胆量有威望，也有能
力，仿佛刘备，而不是刘备的儿子阿斗，要挖他的墙角，非得找个强有
力的后台不可。
这个后台，便是北平的袁世凯。
胡景伊与袁世凯以前没有渊源，要拉关系，必须靠“跑步前进”。为此，
他专门派驻了驻京代表，每个月仅活动经费就超过一万元，终于与袁世
凯身边的亲信陈宦搭上了线，并通过这条门路，成功地“投身”于袁氏门
下。
做小弟的，必须要知道大哥的喜好。有了北平的眼线，胡景伊很快就掌
握了袁世凯的好恶。
其时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小党已合并组成国民党，意欲通过“议会道路”来
实现政治理想，袁世凯最不喜欢的就是国民党。
对以前的革命党人，袁世凯还只是鄙视，认为不过是一群披着现代外衣
的梁山盗贼。等国民党成立，鄙视很快就转变成了厌恶，因为显而易见
国民党对他的宝座形成了威胁。
获知这个秘密，胡景伊几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尹昌衡走后，成都实行军民分治，胡景伊代理军权，原先的副都督则掌
民政权。胡景伊连民政权也想抓在自己手里，而他踢对方出局的武器就
是告诉袁世凯，那个副都督是国民党员。
袁世凯随即来了份电报，把副都督调到北平，其民政长一职也由胡景伊
一手兼掉。
在独揽四川军政大权后，胡景伊又加紧拉拢各师师长，以孤立尹昌衡。
尹昌衡不是聋子瞎子，虽然身在川边，但也会有人向他报告成都方面的
情况，他一听就急了。
以为胡景伊是“老诸葛”，原来对方却是司马懿，托孤的结果，是连孩子
都要让这老小子给拐走了。
尹昌衡赶快从川边赶回成都，要找胡景伊索回都督方印。
听说尹昌衡回来了，胡景伊先是躲进城外的寺庙，拒不露面。在舆论的
压力下，实在藏不住，才不得不出来与尹昌衡谈了一下，表示愿意奉还
川政，不过他说要电呈袁世凯批准才行。
之后胡景伊没有食言，三次去电北平，请求让尹昌衡复任都督。
尹昌衡以为这下总可以官复原职了，因为所谓批准，向来只是走个过场
而已。
孰不料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袁世凯回电，不是批准，而是申
斥，对尹昌衡的申斥，说你不好好地在川边待着，跑成都来干什么。
素来咬人的狗不露齿，若比玩阴的，尹昌衡哪里是胡景伊的对手。就在
胡景伊答应归还川政的同时，他给他的驻京代表发去一份密电，无中生
有地说尹昌衡是国民党员，“如果回任，对大总统是不利的”。
驻京代表通过关系，将这份密电交给陈宦，陈宦又转呈袁世凯，袁世凯
一听尹昌衡竟然是国民党员，马上决定弃尹保胡。
袁世凯的电令一到，北平政府的态度昭然若揭，众人马上面临着一个如
何站队的问题。除了一部分国民党员仍坚持“迎尹倒胡”外，其余大部分
人都跑到了胡景伊身后，就连原来拥护尹昌衡的几个师长也见风转舵，
转入胡景伊阵营。
尹昌衡眼见大势已去，只好返回川边。袁世凯随后便正式任命胡景伊为
四川都督，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川边都督）。
这个等同于降职的任命，对尹昌衡造成了很大打击。他尚未得志时就有
轻狂一面，常称“酒不丧行，色不害德”，悲愤交集下，更开始假酒色宴
乐以自遣。
民国小报对八卦新闻的态度是一个都不放过。于是各大报纸上都出现了
尹昌衡赴藏，“日征蛮女有姿者充下陈”的花边新闻。有些无聊文人更添
油加醋，连篇累牍地考证，说什么西藏“蛮女”久负艳名——所谓“小
蛮”就是由此而来，难怪尹都督会乐不思蜀，把川边这个“藤峡棘穴之
所”当成温柔乡了。
还有人则装作道貌岸然的样子，指责尹昌衡是只听新人笑，哪管旧人
哭，连家里的老婆孩子都不管了，你还是人吗？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当这些八卦小报被放到袁世凯桌上时，他得
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感受。
尹昌衡若果真沉湎酒色也就罢了，然而很明显不是这样。
袁世凯本身是个强人，他也知道强人有多么难以驾驭：尹昌衡如此了
得，一旦生出反意，可就难办了。
袁世凯的隐秘心思，就连报界都瞧出了端倪，一家四川报纸这样报
道：“袁大总统每提及尹昌衡，总是紧张，提到胡景伊，他就放心了。”
为了让自己和胡景伊都从此不紧张，袁世凯把尹昌衡从川边骗到北平。
不久就将他逮捕入狱，一度要问成死罪，但幸运的是，尹昌衡已位居上
将，而按照规定，审判上将必须由上将组成的军法庭进行会审。
这些上将并非都一味听任袁世凯摆布，因此彼此意见不一，拖了半年多
后，才给尹昌衡定了一些罪名，其中杀赵尔丰即为其一。
尹昌衡被判刑九年，这个曾有功于社稷的年轻人从此失去了自由。
几年后，袁世凯病死，尹昌衡被特赦后提前释放出狱。他那时也才三十
出点头的年纪，但却选择了归隐闲居。
尹昌衡的前半生叱咤风云，而后半生留下的几乎全是一篇篇诗文。在这
些诗文中，已不再有狂傲不羁的影子，而多为对战乱年代“极目生愁
云”似的嗟叹。
只有一篇与军事有关，这就是《西征记略》。终其一生，西征川边，始
终是最让他自豪的一部分。胡景伊扶正后，对跟他唱对台戏的国民党当
然不会给以好脸色。尹昌衡一回川边，成都国民党党部即遭到封闭，国
民党党籍的省议员也纷纷逃往重庆，依庇蜀军避难。
对四川国民党而言，蜀军就是唯一的保护伞。相反，胡景伊则视之如心
腹之患，加上要紧跟袁世凯，排斥和打击蜀军就成了他的不二之选。
名义上，胡景伊成了四川都督，熊克武还是师长，为其下属，胡景伊也
就有了足够的机会来为难熊克武。五个师里面，别的师的公文可以不
看，唯有蜀军的必看，而且得亲阅。
不知道的，还以为胡景伊特别看重或关心蜀军，其实他是要从中找茬。
蜀军上报文件，不论对错与否，他都要批一个“驳斥”。
胡景伊的“另眼相看”，连都督府的秘书都看不下去，私下里说，在川军
的五个师里面，以第五师（蜀军）最守纪律，凡事都遵督令而行，真的
不懂都督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们。
熊克武自己当然很清楚，他知道胡景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像重庆
时那样激怒蜀军。
如果被激怒，那就是中招了、上当了。所以熊克武仍以表面恭顺的态度
来沉着应对，尽量不跟胡景伊发生直接冲突，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息事
宁人已经做不到了。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标志着北平政府
与国民党之间已由暗斗走向明争。几个月后，国民党放弃了政治解决途
径，转而组织讨伐袁军，发起“二次革命”。
与由国民党完全掌握政权的其他南方省份相比，熊克武仅占重庆一隅，
并无稳操胜券的把握，因此一直举棋不定。
战场形势很快朝着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仅仅一个月不到，东南数
省的讨袁军就相继败北，其中支持时间最长的为二十七天，最短的仅仅
十四天。
这就意味着蜀军一旦揭竿而起，只能独立作战，而仅在川省，他们就须
以一敌四。审时度势，熊克武更不能轻动。但有人却要他动，胡景伊不
断放出风声，称将对蜀军进行编遣或分割。
其实胡景伊要编遣蜀军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换句话说，如果容易，他还
不早就干了。说一千道一万，这个时候老狐狸要制造此类信息，无非还
是要施他的“引蛇出洞”之计而已。
就算熊克武沉得住气，他的部属也沉不住气了。蜀军自师长以下的军官
全是清一色的党人，而且多半是保定军校生，血气方刚，他们秘密集
会，主张武力反抗，甚至有激进派提出，如果熊克武不赞成，就将他关
起来，但对外仍打出熊克武的旗号，以为号召。
到了没有退路的时候，熊克武对众人说：“我隐忍不动，是为了待机而
起，以保存蜀军这支力量。现在既然大家宁为玉碎，我也决心一拼。”
1913年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发表通电，以蜀军为主组织讨袁军，混编
成四个支队九千人，这就是“癸丑讨袁”。
讨袁是旗号，也是最大目标，当前之敌是胡景伊，即讨胡。胡景伊的据
点在成都，而要攻成都，必须拿下泸州才会没有后顾之忧。
熊克武的九千人不算多，因为他实际上要独自对抗六省军队，光胡景伊
能调度的川军就超过讨袁军不止一倍，关键是这四个支队如何用法。
有人向熊克武献计，兵宜合不宜分，应采取突贯攻击战术，舍外省于不
顾，集中全力于中路，一面牵制泸州，一面绕道直袭成都。
献计之人即为但懋辛，那个曾与熊克武一道参加广州起义的东斌军校同
学，时任讨袁军副参谋长。
但懋辛的名字虽侥幸未列入“黄花岗”，却也是九死一生。他这个计策的
精妙之处，在于可出敌于不意，就像广州起义中攻击两广督署那样，假
设当时若能成功捉住张鸣岐，最后的结果或许就大为不同。
然而讨袁军采取的是民主合议制，甭管什么计策，都放到桌面上来商
量，商量来商量去，大家还是觉得但懋辛的计策过于冒险。
若就稳妥而言，“合”当然不如“分”。最终熊克武采取的战术，是用三个
支队防御来自南北两路的外省军队，撑起支架后，由剩下来的第一支队
向泸州发起进攻。
稳，只是相对而言。战役开始后，北路率先吃紧，熊克武先是派王子骞
临场指挥，接着又亲临督师，才使北路的棚架没有垮下来，这时众人都
庆幸采取了“分”，要不然就得被别人追着屁股打了。
还是得看中路，成败皆决定于此。
闻知“蛇已出洞”，胡景伊提前作出反应，将第一师（周骏师）调到了泸
州。
在川军中，包括周骏师在内的那川军四个师，因为主要出自于清末时的
旧军队，所以被称为老川军，蜀军则被称为新川军。其中，周骏师是十
七镇的底子，在老川军中实力最为强悍。
熊克武投入泸州战场的是讨袁军第一支队，集中了新川军之精华。两强
相遇，使得中路战事甚为惨烈。
第一支队前仆后继，有的军官右手被子弹贯穿，手枪掉在地上，又接着
用左手拾枪，仍大呼前进。在阵亡名单上，已有多位营长的名字。
战场上，要说拼命，大家都拼命，关键还是武器的优劣与否。熊克武向
日商购买的军火，除步枪为俄式步枪，稍显落后外，机关枪和山炮均为
日本最新式产品。
要论起来，老川军的武器，也全是清一色的日本造。尹昌衡说新军“械
不可用”，乃至于“十七镇的枪炮，都是日本人不用的废物”，当然是言
过其实。不过这些年过去，比之于“最新式日本造”，这些“老式日本
造”确实已经相形见拙。
在“最新式”的火力攻击下，周骏师伤亡的军官，比第一支队整整多出一
倍，在野战失利后，被四面包围于泸州城中。
中路战事异常顺利，攻下泸州指日可待，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袁世凯
开始发力了。
滇黔军自南，陕甘军自北，鄂军自东，五省军队如乌云压阵一般向重庆
大营扑来，直接威胁讨袁军后路。
熊克武大惊失色，急召中路部队回师援救，但来不及了，没等第一支队
赶回，重庆已经失陷。
至此，熊克武的军事布局被完全打乱。处于了袁军的重重围困之中，各
支队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分”变成了被对方分而歼之。
蜀军近乎全军覆灭，这支国民党在四川的唯一武装悲剧性地退出了历史
舞台。自辛亥之后，熊克武等人再次被迫逃亡。
但懋辛之计的价值，终于得到了证明，可惜是在失败中得到了证明——
行军与理政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并不需要过分民主和稳妥，它的取胜
之道，有时就藏在偏执和冒险之中。
袁世凯和胡景伊挟得胜之势进行大肆报复。袁世凯除将熊克武等人作
为“首逆”外，还别出心裁地列出一封全国通缉的名单，中有四川党人一
百零八人，寓意就是梁山那一百零八个天罡地煞。胡景伊则继续扩充迫
害者名单，仅在重庆一城，被抄没的就多达十八家，遭到杀害的党人则
难以计数，甚至有的川中富户只因没有主动阿附胡景伊，竟然也被诬陷
为党人，弄到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
有一位矿工出身的老党人，系由佘英直接向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曾
多次发起反清起义。清政府因其在四川当地声望不错，为表示怀柔，对
他网开一面，但就是这么一位好汉，却被胡景伊以“土匪”之名处以死
刑。
据说这位老党人在行刑前仰天大笑，说：“我不死于满奴之手，而死于
辛亥革命告成之后，这是什么革命！”
辛亥所谓的胜利成了一场虚幻，一场梦境。到头来，他们才发现，原来
自己从来没有胜利过，只不过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三人同台，如果
说尹昌衡是枭雄，熊克武是英雄，胡景伊就是奸雄。
现在，枭雄被逮，英雄被逐，舞台之上，只有我最吃得开，胡景伊不得
意都难。
以老狐狸看来，全天下人都已在他的算计之下，但是他错了，一直以
来，有一个人比他更会算计。
这个人叫袁世凯。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做了“临时大总统”，但他的势力仅止于北方数
省，全国大多数省份特别是南方各省大部分还是自己做主，或者说是由
当地的都督们做主。
“二次革命”来得正好，袁世凯一棍扫过去，不仅把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清
理干净了，而且震慑住了那些听话或不听话的都督，成功地建立了权
威。
1914年6月30日，已正式成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
从而迈出了“削藩风暴”的第一步。
胡景伊在官场混了很多年，自然知道来者不善，开始惴惴不安起来，但
袁世凯很快又给他吃了一个定心丸。
1914年7月，胡景伊被任命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
胡景伊这下松了口气。是将军还是都督，其实都无妨，后面的“督理四
川军务”最重要，这意味着他还是四川的土皇帝。
站队，就得站得既早又好，看来袁大总统是完全把我当自己人了。搞政
治嘛，就得眼神贼点才行。
胡景伊沾沾自喜，心里那个美，他完全想不到会风云突变。
1915年2月，他从驻京代表处得到消息，袁世凯将派参谋次长陈宦到四
川，名目是“会办四川军务”。
让胡景伊感到格外震惊的是，陈宦不是一个人来“会办”，跟在他后面的
还有北洋军三个旅。
什么会办，分明就打他的主意来了，一句话，还是要“削藩”。
在此之前，胡景伊都是通过陈宦与袁世凯拉关系的，以致于陈宦对胡景
伊的情况早已摸透，而且陈宦虽不是四川人，但他担任过四川武备学堂
的会办（相当于副校长），无论是在四川的根基，还是在武备系中的影
响力，他都绝不输于胡景伊。
胡景伊这才着急起来，他让驻京代表“孝敬”陈宦七十万元巨款，想请陈
宦不要来四川。
他糊涂，驻京代表可不糊涂。袁世凯和陈宦志在图川，别说七十万，七
百万也打发不了。
利益场上，都是知心不换命的酒友。瞧瞧胡景伊那点道行，也实在整不
出什么新鲜花样来了，这个驻京代表便不声不响，卷裹着巨款，脚底抹
油溜掉了。
陈宦到达成都后，面对面一谈，胡景伊才知道被人做了手脚，但也只好
自认晦气。
1915年6月22日，陈宦果然承袭了胡景伊的“成武将军”，袁世凯另授胡
景伊为“毅武将军”，调其入京觐见。
虽然都是“将军”，区别可大得去了，胡景伊的新官衔根本就是可有可无
的虚职，等于被一脚踢开了。
奸雄也要讲级别，袁世凯之奸术远在胡景伊之上，几个虚虚实实、兜兜
转转的组合拳下来，便完成了他的“图川大计”。
袁世凯派陈宦督川，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给他复辟帝制鸣锣开道，但就在
这一主一仆把如意算盘拨得哗啦啦乱响的时候，一股他们看不见的洪流
正在悄然涌动。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昆明起兵，声讨“民国叛徒”袁世凯，从而揭开
了护国运动的序幕。
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在政治观点上，他和他老师一样，都是立宪派。
护国运动之前，如果去掉这一元素，他在西南的形象，不过是一个加强
版的尹昌衡。
尹昌衡只会在四川这一亩三分地蹦跶，蔡锷则在整个西南称王，并且大
搞跨区域兼并，兼并的理由冠冕堂皇，足以让那些倒了霉的对象感觉活
吞了一把苍蝇：滇军侵黔的旗号是“援黔”，侵川的旗号是“援川”。
川黔百姓直呼滇军为“滇寇”，一群不讲理的云南强盗罢了，真正是害死
了人还要看出殡。
蔡锷用从川黔缴来的几乎相当于“保护费”、“赎城费”一样的巨款，像滚
雪球一样不断扩军，使得滇军数量持续膨胀，在西南各省军队中首屈一
指。
在蔡锷的运作下，云南这个原本偏处一隅，落后贫瘠的省份，军事力量
却能执西南之牛耳，周围各个省份没有一个不怕的。
可是正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你在地方上再厉害，上头还有一个更厉害
的袁世凯，蔡锷也没能逃过“削藩风暴”，袁世凯就像对付尹昌衡一样，
将他召到北平，削掉了他的权力。
同样是处于逆境，尹昌衡的狂傲个性让他吃尽苦头。蔡锷可比他机灵多
了，进京后该服软就服软，袁世凯举行的复辟帝制活动也一步不落地跟
着参加，在逐渐消除老袁的戒心后，得以成功潜回云南。
蔡锷能够发起“护国运动”，是捏住了袁世凯的软肋。在中国，你尽可以
做伪君子，把“大总统”的权限扩到比皇帝都大，但要想当真小人，在众
目睽睽之下登临帝位，那后果就很严重了。
袁世凯当皇帝，其实不见得有做“总统”舒服，要知道，他的“大总统”可
是终身总统，就算自己下来，还可以指定儿子接班。更何况，此“皇
帝”并非彼皇帝，“登基”之前，连宫女太监甚至是跪拜这一套都被袁世
凯给废除了。
冒冒失失的结果，只是让他成为众矢之的，真不知道这老头究竟图什
么。袁世凯曾自比曹操，应该说，前半段差不离，可到后半段，他也就
只配给人家提鞋了。
尽管如此，在护国运动之初，袁世凯其实并没有把蔡锷当一回事。道理
很简单，过去国民党搞“二次革命”，尚能够组织起南方数省的民军相
抗，论整体实力，要远远高于滇军，可还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被北洋军给
干翻了？
滇军不足为虑，姓蔡的小子一定要现，就让他现去吧。
事实上，蔡锷面临的困难，比袁世凯预计的还要糟。
他如今已不是名正言顺的云南都督，云南都督换成了唐继尧。唐都督曾
是蔡锷手下的一名管带（营长），慑于蔡锷的威望，不能不加入反袁行
列，但始终对蔡锷盯着防着，怕对方趁机把军权全部揽过去，抢了自己
的宝座。
滇军有足足两万多人，唐继尧肯交到蔡锷手上的，才不过两千一百多，
而且全是“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军械”。
袁世凯方面，先不论即将开来的北洋军，就算是陈宦的部队，数量上也
非滇军可比。不客气地说，蔡锷如今的境遇尚不及“癸丑讨袁”时的熊克
武，难怪老袁要对之不屑一顾了。
可是这次的蔡锷超出了枭雄的框范，他将成为英雄。而英雄所要做的
事，本非常人所能及，也是袁世凯这样的“奸雄”所计算不到的。袁世凯
曾经走过许多好棋，其中之一，就是于不动声色中走马换将，让陈宦督
袁氏身边亲信众多，尤其在他成为当红炸子鸡的时候，更是门庭若市。
但你要让他捡一个最信得过的，毫无疑问就是这个陈宦。
蔡锷也被袁世凯赏识过，但是老袁说，蔡锷固然是不错，但不如陈宦。
并不是陈宦在军政才能上要强过蔡锷，此君真正厉害的其实还是拍马奉
迎和顺风转舵的功力，在这方面，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个小袁世凯。
很多好事之人爱拿陈宦和蔡锷比较，甚至有人还穿凿附会地评论说，蔡
锷之所以要组织救国军，就是要让袁世凯知道他和陈宦之间，谁才是真
正的贤者。
蔡锷不是尹昌衡，他绝不会这么意气用事，但是现实赛场却偏偏把他们
两人关到了一个笼子里。
陈宦在四川，实际上等于控制着整个西南，他是蔡锷起事后难以绕开的
一大障碍，只要有陈宦在，滇军可能连西南都走不出去。
陈宦入川后，对川军进行了缩编，但川军仍有两师二旅，此外还有北洋
军的三个旅，兵力大大超过滇军，双方若是要真刀实枪地开练，强弱不
言自明。
可要是置换一个战场，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战场在现实中找寻不到，它存在于每个人心里。对陈宦来说，趋利
避害是基本人生法则，以致于每一步都要计算好，自己在这件事上能不
能得利，有没有好处。
这样的人，很少会去冒险，他们的心理绝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强悍。
蔡锷瞅准了陈宦身上的薄弱之处，他要打的，是一场心理战。
入滇的第一天，蔡锷就给陈宦发去密电，断言袁世凯必然失败，要他站
到反袁阵营这边来。
接到电文后，陈宦笑了。
哥们，你就使着劲吹吧，北洋军有多威猛，你那滇军有多薄弱，简直是
不自量力，以卵击石啊。
陈宦复电蔡锷，大义凛然，严词责备，俨然是袁世凯身边死不改悔的忠
臣一个。他随即又调兵遣将，将驻泸州的川军刘存厚师派去前线堵截滇
就在这时候，陈宦发现情况不对劲，不管怎么催，刘存厚就是迟迟不动
弹。
蔡锷的攻心战可不只对他陈宦一个人，川军将领个个点名，刘存厚当然
也在其中。
陈宦督川，倚仗着有三个旅的北洋军撑腰，对川军编制进行大删大砍，
四个师被缩掉近三分之一。对留下来的两师二旅，他也没有一点客气，
尽量安插亲信，刘存厚的旅长就是陈宦带来的北洋军官。
陈宦还在四川组织“清乡”，川军在前面卖命，“以川军杀川人”，北洋军
却懒洋洋地在后面督阵。
都是打仗，川军损失了，不补缺额，剩余枪械一律缴库，与此同时，北
洋军就是碰破点皮，也得咋咋呼呼地给用上创可贴。
“清乡”尚未结束，刘存厚的一个师就被分割成了两半，并时时面临着陈
宦派人渗透进来的危险。
刘存厚对此又恨又怕，每天都做着被陈宦暗算的噩梦。蔡锷的密电一
到，他就开始合计起来，因此一直在泸州赖着不走。
作为腹黑高手，陈宦时时都在揣度别人的心思，刘存厚在打什么主算，
他早已猜透了几分。为了把刘存厚从窝里面赶出来，陈宦再次去电进行
催促，同时另派周骏师去泸州换防。
刘存厚见拖不下去，这才不情不愿地开往前线，但一到前线就投入了反
袁阵营。军官们在前线秘密宣誓时，还有人生怕陈宦会对他尚留在成都
的家属不利，旁边马上就有人安慰道：“不用怕，陈宦是个有心计的
人，不会鲁莽从事。”
大家都把陈宦看得透透的。你别看他拥护帝制时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
但这家伙其实一直做着脚踏两只船的准备。他的幕僚分为两派，一派拥
护帝制，一派反对帝制，陈宦就像操纵木偶的提线艺人一样，看哪边形
势对自己有利，就跟哪一派咬耳朵。
蔡锷的第一份密电到达时，陈宦只给拥护派看，所拟复电用的也是双方
商定语气。
到这个时候，陈宦又撇下拥护派，拿着他与蔡锷的往来电报，急急忙忙
去找反对派。
反对派主张联合蔡锷，并阻止袁世凯派来的北洋军入川。
按道理，陈宦既然是老袁的“忠臣”，就应该怒目而视，否决反对派的提
议，可他并没有这么做，只是反反复复地说，要带来的三个北洋旅反袁
是不可能的。
既称小袁，他的猜忌心之重几乎与老袁不相上下，眼前的一堆筹码只要
少了一个，他就要犯嘀咕。因为一个刘存厚，陈宦给其他所有川军都打
上了相同的问号。
川军这一堆肯定是信不过了，陈宦不肯亮出自己的底牌，是因为还有他
所说的那三个北洋旅。
三个旅先后奉诏来见陈宦。最早赶到的旅长是云南人，他对着陈宦发牢
骚，说他的祖宗坟墓都在云南，实在不想跟滇军作战。
说者无心，没准就是怕把自己顶到第一线，听者却是有意，陈宦这下连
北洋旅也不放心了。
捏着密电，陈宦又向蔡锷那边靠近了一步。
按照袁世凯的部署，北洋旅要集中到宜宾与滇军作战。但作战时打得乱
七八糟，后方炮兵的炮弹尽往前线自家部队里面扔，弄到最后都不战而
退。
陈宦得到战败消息，马上判断是战场指挥问题，而担任宜宾一线总指挥
的刘一清，恰是反对帝制派的重要成员。
对陈宦来说，这意味着整个指挥层都靠不住了。
收到前线电报，已经是凌晨四点。陈宦哪里还睡得着觉，他叫人喊邓汉
祥来见。
这个邓汉祥也属于反对帝制派，跟刘一清是一条线上的人。刘一清临上
前线时，曾偷偷地告诉他，说我到前线后自有办法，你不要有什么顾
虑，无论什么情况，陈宦是绝不会杀我们两个人的。
尽管如此，当得知陈宦这个时候召他时，邓汉祥仍是有些心惊肉跳，但
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前去见面。
陈宦正绕室彷徨，见到邓汉祥犹如看到救星：“宜宾一线吃了败仗，我
看刘总指挥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我们还是下决心干吧，要不然就晚
了。”
对陈宦“干”的含义，邓汉祥当然清楚，就是要联蔡反袁。可陈宦是什么
人，那是活脱脱的小袁世凯啊，常常是上面扔馅饼，下面设陷阱，跟他
打交道，你得多长一百个心眼才行。
会不会是故意在套我的话，让我把刘一清给供出来，然后将我俩一网打
尽？
想到这里，邓汉祥赶紧表示反对：“不行不行，不能这么干。”
陈宦越说要干，邓汉祥就越说干不得，说来说去，把个陈宦给说急了，
知道邓汉祥是不相信他，当下就提笔刷刷地写了一份电稿。
这是一份写给刘存厚的电稿：宜宾方面，刘一清已有部署，请你速联系
蔡锷，以便“共策将来”。
末尾署名却是邓汉祥。
这回轮到邓汉祥急了，连说不可。
陈宦信誓旦旦：“我们这种关系，你还不放心吗？”
邓汉祥不放心，一点都不放心。
知道你老人家想反水，可把我名字写上去算怎么回事，万一出了差错，
那我不就惨了。
都是精明人，就得用精明人的办法相互沟通。
陈宦说：“这份电稿是我亲自拟的，都是我的笔迹，你发出电报后，可
以把原稿存起来。”
听完陈宦的这番表白，邓汉祥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也才相信陈
宦不是故意在设圈套诓他。攻心战初见成效，陈宦为了自保，开始暗中
同蔡锷互通声气。经过双方约定，宜宾一线公开打起了假仗，双方军队
都是坐地打冲锋，喊杀声听着震天响，但就是看不到他们往前冲。
蔡锷原本在四川战场上要两线作战，兵力捉襟见肘，根本就不够用。宜
宾方面松弛下来后，蔡锷得以将滇军主力抽出，全部使用于泸州，那里
才是他所必须面对的强敌。
泸州方面已聚集了袁世凯从北方派来的北洋军三个师，领衔者为曹锟。
这时贵州已宣布独立，黔军继刘存厚的川军之后，也加入了护国军作战
序列，但刘存厚师在“清乡”时已被陈宦分割，只有一个旅能参加起义。
而黔军也兵力微小，全部加起来，护国军不过才五六千人，仅为北洋军
的一个零头。
当然，最令蔡锷头疼的还不是人少，是缺乏后援。
滇军从云南出发时，只领了两个多月的军饷，而且还是蔡锷的参谋长把
祖产拿出来作抵押，从银行贷来的款。
知道军饷不够，蔡锷拉下脸，求爹爹告奶奶，滇黔两省才又合凑了十七
万元送来。但这些钱对于消耗巨大的战场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顷刻
便会告罄。
蔡锷在四川鏖战一年，只能给官兵发放伙食津贴，根本不敢提及任何战
功奖励。
应该说，云南本属落后贫瘠省份，每年全省收入不过两三百万，辛亥革
命之前经济上都得靠四川接济。不过自云南独立以来，仅截留中央税款
就不是一个小数字，加上其他筹款，已足够前线军饷需求。
可是它们都被坐镇云南的唐继尧给扣住了，用作扩充自己的实力，连一
个子儿都不愿多拨出来。
唐继尧不肯给钱，“口惠而实不至”，蔡锷必须自己想办法。但他“生平
不好货财”，虽统军多年，却没有什么积蓄，想做到毁家纾难都不可
能。无奈之下，只好以个人名义向四川当地绅商筹借，以继续维持军队
的开支，结果到护国运动结束时，他已经负债两百万元。
比军饷短缺更要命的，是弹药的匮乏。云南方面的子弹老是运不上来，
没有子弹，枪支不过就是根中看不中用的烧火棍。为此，护国军甚至不
得不将鞭炮放进铁桶里燃放，冒充枪声，以迷惑北洋军。
正是由于受到唐继尧的掣肘，前线军队很快陷入了极端困苦的境地，乃
至“全军惶惑”，士气受到不小打击。
蔡锷在泸州战场上指挥出色，多次以弱胜强，可是再巧的巧妇也难煮出
无米的好粥，得调整战略战术了。
1916年3月7日，蔡锷下达退军命令，护国军转攻为守，缩短战线。
这是蔡锷非常苦恼的一段时间。全军撤退后，他“形容清瘦，颇有劳悴
之色”，日子难过啊。
可是护国战争终究将成为蔡锷一生事业的顶点，在这场别人看来难以打
赢的战争中，他把自己的智和勇发挥到了极致。
军饷困难，他就通过刘存厚与陈宦联系，商请陈宦暗中接济。
陈宦虽说一直在与蔡锷暗通款曲，但实际仍在骑墙，他每时每刻都紧盯
着战场的变化，以决定下一步要把赌注投在哪一方。
护国军虽然暂时撤退，但在撤退前其实占有优势，北洋军的伤亡要大得
多，而且直到护国军撤退两天后，曹锟都不敢发起追击。也就是说，蔡
锷的撤退不过是一种战略性撤退，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溃败，随时可以再
次发起新的攻势。
陈宦乃是个中行家，当然看得出来，所以他不仅不能得罪蔡锷，还得讨
好，不然人家若是真成了赢家，凭什么要给你好脸色看？
怎么讨好，若是蔡锷这时候就提出来让他宣布独立，那风险就太大了，
依陈宦的性格，是绝不肯如此做的。
蔡锷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只要钱。对陈宦来说，给钱的方式神不知鬼
不觉，是一种最为保险的讨好方式，没有理由不愿意。
从陈宦那里拿到军饷，子弹也运来了，不过它们仍只是杯水车薪，一眨
眼的工夫就会用完，但蔡锷也就只需要再用一次。
他有这么做的理由。
1916年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广西独立当然与四川战场的相持不下
有关，蔡锷从中看到了获胜的希望和奥妙。
战争归根到底，打的就是钱和资源。依靠这种糟糕透顶的后勤补给，护
国军就算能击败曹锟，也无法席卷中国，直捣北平。
蔡锷唯一的胜算，就是像武昌起义时那样，争取与北洋军继续相持下
去，这样，那些犹豫观望的省份将会被迫作出抉择，加入反袁护国阵
营。
有鉴于此，他要利用刚刚掌握到的这一点资源，最后再发起一次总攻，
为的不是彻底击败对手，为的只是击垮他们的信心。
总攻发动之前，蔡锷宣布“能战者奖，怯战者惩”，并当场将两名失职军
官予以正法，三军大为震撼。
1916年3月17日，蔡锷下令全线反攻。此次总攻的声势远大过实际战
果，最后既未能重创北洋军，也没能攻入泸州城，但蔡锷的目的达到
第二天，即1916年3月18日，以江苏将军冯国璋为首的“长江五督”（即
长江流域的五个北洋都督）联名向袁世凯发出密电，要求取消帝制。
“长江五督”拥兵十多万，北洋军近一半兵力都在这里。他们态度的变
化，完全打乱了袁世凯的阵脚。
实际上，北洋内部的这些矛盾，早在袁世凯发动“削藩风暴”时就已埋了
下来，但最终爆发，则要归功于四川战场上护国军的不俗表现。
如今的局面，几乎就是武昌起义时的翻版，当时袁世凯如何要挟清廷，
现在他的部下也如何要挟他。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帝制，并要求与护国军进行停战谈
判。
老袁不是一般的强人，从不会轻易服软，他能服软，说明他所受到的内
外压力之大，已远超出常人想象。
其实就算袁世凯不主动停战，蔡锷的总攻也得被迫结束，因为他就那么
点资源可用。
袁世凯先叫停，成了输家；反之，蔡锷就是输家。老袁精明一世，但输
也就输在他的过于精明上了。
他只知道陈宦不像过去那么卖力，还不知道这个“忠臣”已同蔡锷搭上了
钩。如今双方谈判，他仍授命陈宦为己方代表。
进入停战谈判后，蔡锷仍一着不让。一面继续要求袁世凯退位——不光
是先前的撤销帝制，还得从总统位置上退下来，一面倒逼陈宦，让他早
点站出来宣布四川独立。
陈宦还在犹豫，但这种犹豫，已不是不知道赌注应该加在哪一边，而是
他觉得安全没有保障。生怕一旦公开背叛，袁世凯会向他展开报复。
这种危险时期，如果没有得力的部队护驾，人头随时都可能落地。曾归
陈宦辖制的部队，川军有的投了蔡锷，没投的，只要陈宦宣布独立，一
准会反戈相向。只有带来的三个北洋旅可以指望，这三个旅里面，一个
远在川东，剩下的两个如今都服从一位旅长的指挥。
陈宦踌躇不决，也就是在看这位旅长的态度，他叫冯玉祥。
冯玉祥是陈宦的老部下，陈宦对其有知遇之恩，这种知遇之恩还不是一
点半点，可以说冯玉祥一路过来，多蒙陈宦所提拔。
早在陈宦任统制（师长）时，冯玉祥还是他军队里面的一个队官（连
长）。陈宦入川之前，打听到冯玉祥已在陕军中升任团长，便特地向袁
世凯保荐其为旅长，并带到了四川。
来川后，陈宦将冯玉祥视为身边绝对的嫡系，所有部队里面，优先补充
他的枪械，将冯玉祥的旅扩充成了混成旅。
陈宦和袁世凯一样，都好猜忌，但并不是说他们谁都不信，只是能让他
们信的人比较少而已。
至少，陈宦是信得过冯玉祥的。如今冯玉祥几乎就是陈宦在苦海中的指
路明灯，宣布独立与否，他说可以就可以，他说不可以就不可以。
在军事会议上，冯玉祥主张独立最为坚决。这让陈宦放下了心，认为自
己宣布独立后，就算袁世凯要报复，只要有冯玉祥护卫左右，就没什么
可怕的了。
1916年5月22日，陈宦在成都宣布四川独立。这一消息像一颗重磅炸
弹，直接击穿了袁世凯早已脆弱不堪的心理防线。
袁世凯忧愤成疾，随即发布命令，将陈宦撤职查办，其遗缺由川军将领
周骏继任。
尽管早已是穷途末路，但老袁的出手仍保持着他一贯的狠辣，他没有动
用曹锟的北洋军，是因为他知道，仅凭四川将军这根肉骨头，就足以驱
使周骏拼着命去争去抢了。
接到任命，周骏果然呼地一下就跳了出去，用不着任何人来催他逼他。
一路上，他连口号都想好了，叫做“川人治川”——我周骏是四川本地
人，你陈宦是外地人，我当然比你更有资格做四川的一把手。
熊克武的蜀军在时，蜀军是川军中的王牌，蜀军被灭，周骏师就成了川
军第一，其实力胜过刘存厚师。
周骏自东而西，向成都杀来，其部浩浩荡荡，犹如一条长蛇，把大路都
给塞满了。在其身后，则是曹锟奉袁世凯之命，专门拨出的军备车辆，
同样是源源不断，络绎不绝。
周骏打蔡锷没有积极性，打成都，积极性比谁都高。这阵势吓坏了陈
宦，急忙让冯玉祥组织防御。
他万万没有想到，冯玉祥给予他的答复是：“我要走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冯玉祥却要率兵回陕西。至于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老
领导是死是活，他不管了。
此前陈宦毫无防备，假如冯玉祥一走，他能用于成都防守的，就只有一
个卫队团，无论如何都挡不住周骏。
陈宦后悔不迭，反对帝制派的刘一清、邓汉祥是“联蔡反袁”的倡导者，
现在事情搞成这样，二人也不免心中有愧。
商量之后，刘、邓便代表陈宦，一起去见冯玉祥，恳求他能再作考虑。
可是不管他们如何声泪俱下，冯玉祥都不为所动，只是强调：“四川人
排外难斗，我若与周骏作战，遍地皆是敌人，将防不胜防。”
听冯玉祥这意思，似乎是担心四川民众不支持他，刘、邓急忙说：“四
川人反对袁世凯，可以说完全一致。周骏奉袁之命来犯成都，乃是全川
公敌，川人绝不会帮助他们。”
冯玉祥缓和了口气道：“你们说这话有什么根据？”
有门了。为了让冯玉祥坚定信心，刘、邓建议立刻召集一个扩大会议，
请冯玉祥倾听一下民众的呼声。
冯玉祥点头同意。
回去后，刘、邓便从成都各界民众中召集了三百代表，聚会于成都皇城
（皇城实为清代科举贡院，此时为军政府驻地）。
开会发言时，一众代表都表示，周骏助袁西犯，乃是川人的奇耻大辱，
请冯旅长一定要积极布防，“灭此朝食”。
冯玉祥显然是被打动了。他厉声道：“我起初不知你们是如此意思，因
此才要回北方。如今清楚了，我冯玉祥虽粗知大义，也明白保卫地方乃
军人的责任，即便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
众人闻言大受鼓舞，正要鼓掌，却听冯玉祥又来了一句：“不过……一
般士兵知识有限，如何才能激励他们，尚望各位先生多多指示。”
锣鼓听声，听话听音，代表们马上读懂了冯玉祥的意思，就是要钱要物
有人便问：“请教冯旅长，究竟需要多少数目？”
冯玉祥嘿嘿地笑了起来：“各位先生都很高明，这个不用我说了吧。韩
信将兵，多多益善，我怎么好说数目呢。”
看来胃口还不小，恐怕陈宦都不一定拿得出来。会场上一阵沉默，但随
即就有人慨然允诺：“只要冯旅长去打周骏，你们的粮饷，陈宦将军负
担不起，我们四川人负担，马上就去发动凑集。”
冯玉祥见状，神情十分激动，他高声说道：“周骏要是打得过来，就把
我冯玉祥的鼻子给割了！”
此话一出，会场上立刻掌声雷动，莫不拍手称快。
当晚，成都各界民众便购买了猪牛羊肉、面粉、大米等物资，全部送交
冯部，此外，又赠现款二十多万元。
陈宦以为，这下事情应该稳当了。不料冯玉祥钱物到手，却照旧传令部
队向城门开去，准备离开成都。
竹杠就是这么被敲出来的。陈宦想不到的是，他自己已经够虚伪了，还
有人比他更虚伪，自己已经够不要脸了，还有人比他更不要脸。尤其令
人惊诧的是，这个人在做这些事时，毫无任何愧疚之感，仿佛一切理所
应当。
在老奸雄袁世凯的“传帮带”作用下，说北洋体系在权奸方面人才辈出且
青出于蓝，那真是一点都不过分。比如，陈宦就成功地蒙住了袁世凯，
而冯玉祥还超过陈宦，他完全可以把陈宦耍到团团转，乃至于被卖之前
还在帮对方数钱。即便是以腹黑著称的人物，当落到这般可怜境地时，
其情感也与普通人无异。
陈宦愤怒极了，他决定最后再找冯玉祥谈一次。
冯玉祥来了，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后面跟着一个营的卫兵，还有几十
人的手枪队。
刘、邓陪着冯玉祥去陈宦的卧室，卫兵和手枪队当然就不能跟过去。
见冯玉祥进门，陈宦一拍桌子：“冯玉祥，我从前清到现在，始终是扶
持你的。开军事会议，你主张独立，可独立后你又要带兵走，你这是什
么用意？”
说到这里的时候，陈宦真是悔恨万分：“我告诉你，我七十四岁的老
母，现在就住在皇城，我一家人情愿死在这里，我是不走的……”
未等陈宦说完，冯玉祥突然扑倒在地，然后伏地痛哭：“我冯玉祥别无
他意，只是怕打不过那个周骏，请陈将军千万不要误会啊。”
对冯玉祥的出尔反尔，坑了财物就跑的行径，负责联络的刘、邓两位幕
僚，比陈宦还要恨得深。尤其刘一清，早就在陈宦的卧室周围安排了伏
兵，预备在卧室门口将冯玉祥杀掉，然后由陈宦自兼北洋旅的旅长。
他们借故把陈宦喊出来，告知此事。不料陈宦大发脾气，说你们如此搞
法，会将北洋旅逼上梁山，导致叛变。
陈宦这么说，一半出于谨慎，一半则是受到了冯玉祥连哭带诉的影响。
男儿有泪不轻弹，想想一个统兵成百上千的大男人能跟小孩子一样满地
打滚，而且哭得跟个泪人似的，那是一定有外人不能了解的苦衷和委
屈。
有苦衷，就能劝慰，有委屈，就可以排解。陈宦相信，只要给冯玉祥一
点时间考虑，他会留下来的。既然如此，又何必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呢。
他不知道，冯玉祥的这个动作，今后将成为冯部上下的经典之作，如果
你见惯了，一点都不会感到稀奇。归根结底，在虚伪做作这个圈子里，
陈宦还远远称不上是个超一流的高手，他所擅长的，也不过是在上级面
前拍拍马屁，或者是说点上级想听爱听的话。
什么叫超一流高手？必须做到连奥斯卡影帝都叹服的地步，陈宦你还嫩
得很哩。
幕僚们要上刀斧手，陈宦坚决反对，还说：“如果你们要杀冯玉祥，我
就先杀你们二人！”
刘、邓面面相觑，只得作罢。依靠逼真的演技，冯玉祥成功地逃过了一
劫。
在陈宦的卧室里，冯玉祥虽没见到刀光烛影，但那三个人进进出出的神
情，已被他猜到了大半。回去后，他就向陈宦发出通牒，限其二十四小
时内离开成都，否则就开炮轰击皇城。
陈宦这才明白，他又走了一步要命的错棋。
一场鸿门宴，使项羽成了“竖子不足与谋”的典型，可是古往今来，究竟
又有多少人比他更聪明呢？
1916年6月25日，陈宦被迫逃出成都，经绵阳、重庆至汉口，从此远离
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冯玉祥接着也跑了，离开时，他又搂草打兔子，把成都的军火库给清了
个空。按照他的命令，冯部把大部分行李扔掉，每人都至少携带步枪子
弹五百发或炮弹两颗，冯玉祥自己也背了两颗炮弹，后来觉得负担实在
太重，找川甘边区的土匪帮忙，才把枪弹运到汉中。
此君既不用打仗，又得了许多的实惠，乃是真正的赢家中的赢家。
枭雄、英雄、奸雄，冯某跟这些类型都不像，甚至你都难以用一个纯粹
的好人或坏人来对他加以框范——只能说，出来混的都得有点道道，这
也算是乱世中的生存哲学吧。
1916年6月27日，周骏率部进入成都，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加了四川将军
的冕。
然而这被证明不过是一场空欢喜。二十多天前，袁世凯已经病死，袁世
凯一死，他的委任状也就失去了任何效力，更主要的是，旁边早就有人
虎视眈眈。
陈宦在宣布四川独立前，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依靠冯玉祥，二就是向蔡
锷求援。求援得到了同意，但直到陈宦离开，滇军也未开入成都。
滇军有滇军的打算。
唐继尧在发给滇军将领的密电中，就毫不隐讳，说护国之役胜利后，四
川军政大权不论属于何人，滇军都必须留在四川，而不能撤回云南。
如此做的原因之一，便是军费开支庞大，唐继尧既然不肯削减滇军的一
兵一卒，那就一心想着蹭四川人的油，拿川资来养他的滇军。甚至在停
战谈判期间，唐继尧就急不可耐地计划出兵成都，只是在蔡锷的劝阻
下，才暂缓行动。
唐继尧属于那种鼠腹鸡肠，做不了大事的人，该他出牌的时候死不肯
出，那心眼儿小到只有三寸大，不该他出的时候瞎出，全然不管这样是
否会师出无名，会不会带来恶劣的政治影响。
蔡锷与唐继尧的区别，在于他更顾大局，知道掌握时机与火候。用一句
俗话来形容，就是他比较“讲政治”，过去即便是“侵滇”“侵川”，他都能
找到最合理的名义和理由。
陈宦求援，如果不答应的话，陈宦自然就下不了决心独立，蔡锷不能不
答应，但他答应之后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就是敷衍了事。
倒是蔡锷的参谋长说了句实话：“我们做渔翁不好吗？”
如果蔡锷帮助陈宦把周骏赶走，那陈宦就站稳了，滇军究竟能从中得到
什么额外好处呢？地盘还是人家的，最多不过像第一次“侵川”时一样，
弄点慰劳费，然后该回哪回哪去。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滇军这些人的算盘，就是要借周骏之力来逐走陈
宦。等陈宦走后，滇军再来打周骏，然后川督之位就是他们的了。
滇军做好了出击准备，可惜不是为陈宦预备的。周骏一入成都，滇军马
上就打了过来。
袁世凯倒台之后，周骏的“四川将军”已然是名不正言不顺，再说他又哪
里是蔡锷的对手，所部节节败退。
见势不妙，周骏赶紧给蔡锷发去一份电报，作躬打揖，称自己是接受了
袁世凯的“乱命”，现在马上就把位子给腾出来。
从成都退出时，周骏手下仅剩几千人马，用仓皇两字都无法形容他的惨
样。更可怜的是，沿途地方对他的态度，有如看到过街老鼠。虽然还不
至于人人喊打，但起码没人肯予以收留，都唯恐惹火烧身——蔡锷的护
国军追过来，能不把当地打得乱七八糟吗？
想想这周骏也真够倒霉的。他的人生几乎就跟赌博一般，头一把赢了一
堆筹码，可还没来得及乐一乐，转眼间就输了个血本无归。
后来有人对周骏说，你带着这几千残兵，能往哪去，哪一个省又会容
你，难道这些四川子弟都跟着你饿死不成？不如把部队留下来，独自进
京去找活路吧。
周骏想想有理，就把残兵交予地方，然后在百余名手枪兵的掩护下，出
川进京。进京后，他果然混了个跟胡景伊一样的“闲职将军”，虽然是聊
以度日，但总算没有窝窝囊囊地死在乱军之中。
1916年7月29日，蔡锷进入成都，此时他已被新一届北平政府正式任命
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同时这也标志着护国运动的尘埃落定。
对四川人来说，湖南籍的蔡锷能够做他们的一把手，委实是件好事。所
谓到哪座山头唱哪支山歌，蔡锷督滇，要维护云南及滇军，如今督川，
自然只会向着四川。而以蔡锷“护国英雄”的威望和军政才能，又有谁敢
跑上来捋老虎须？
从蔡锷留下的善后方案来看，也是以四川为中心，然后联络滇黔，形成
西南三省通力合作的局面。
如果这个方案能够顺利实施，自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天府之国”将得到
很长一段时间的稳定和安宁。
可是天不遂人愿。因劳累过度，导致蔡锷喉疾加剧，病情越来越重。
1916年8月8日，他去电北平请假后，离成都东下，远赴日本就医。
临行前，四川军民对之依依不舍，蔡锷亦感慨良多，他动情地说：“我
查阅了四川的档案，年赋税达数千万元，以前真不知道四川会如此富
庶，此地确实乃西南重心，实大有可为。”
蔡锷又说，我原来想到中央去，现在也不想去了。自己虽然多年奔波，
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假如能早来四川，一定可以多做点事情，可惜现
在病痛缠身，不得不走了。
蔡锷寄语川中父老，等他治愈后，将早日回川理政。然而仅仅三个月
后，他就因医治无效而病死于日本。
没有了可定乾坤的英雄，巴蜀大地注定难以逃脱混乱的怪圈，也将继续
被血与火所熔铸。
第四章
这也是三国
罗佩金：字熔轩，云南人，同盟会员。罗佩金担任过蔡锷的幕僚长，在
滇军中有“智囊”之称，但并无独当一面的统帅之才，出任四川督军后，
仍站在云南立场，代表滇军利益，对川军竭力打压。
刘存厚：字积之，生于四川省简阳市。初入四川武备学堂，后毕业自入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六期。刘存厚注重广结人脉，在川军将领中
较为突出，因此成为川军“武备系”后期的核心人物。
吴莲炬：刘存厚的智囊及驻京代表，具备远见和纵横手段。
张澜：参与保路运动，为领导者之一，曾遭赵尔丰逮捕。他是进步党
人，在四川拥有较高声望。
钟体道：生于四川省绵竹市。任川军第三师师长，刘存厚在川军中最可
靠最得力的同盟伙伴，段祺瑞:北洋政府总理，个性倔犟，一贯主张以
武力平定南方，统一中国，是一个实权派铁腕人物。
靳云鹏：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对刘存厚有知遇之恩，为刘存厚在
北洋政府中的主要靠山。
陈泽霈：罗佩金的幕僚长，但在担任川军第四师师长后，与刘存厚等其
他川军师长站到一起，“背叛”了罗佩金。
戴戡：字循若，贵州人。戴戡以四川省长之任，代表黔军利益驻川，在
成都与罗佩金、刘存厚成鼎足之势，称为“一国三公”。三方力量中，他
的力量最为弱小，政治上依靠进步党。蔡锷出国之前，推荐了两个人分
别代理四川军政，其中一人是他的参谋长罗佩金。
罗佩金毕业于陆士第六期。他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当年蔡锷在广西
屡不得志，就是罗佩金慧眼识英才，想方设法将蔡锷调到了云南，并甘
居其下，从而促成了一位栋梁之材的脱颖而出。在罗佩金赏识提拔过的
人才中，甚至还包括当时尚为小字辈的朱德。
除了眼力好之外，罗佩金也很有谋略。他在滇军中素有“智囊”之称，云
南起义时，真正能控制滇军，并发挥主导作用的，不是蔡锷，而是罗佩
金。
在发起护国运动之前，蔡锷曾让这位参谋长帮他制定作战方案。罗佩金
拟定的方案是“先实后虚”，即让护国军以剿匪为名，向四川发起进攻，
等拿下重点城市后，再宣布云南独立。蔡锷出于种种考虑，将方案改成
了“先虚后实”。
应该说，两种方案各有优缺点，蔡锷讲的是政治，罗佩金着眼的是军
事，若仅从军事角度而言，罗佩金之计实有奇兵效果。
滇军要出师云南，却被孔方兄卡了脖子。又是罗佩金一咬牙，将祖上几
代人积攒的家产都拿出来抵押，才贷来了军饷。
护国运动结束后论功行赏，蔡锷排第一，罗佩金居其二是没有问题的，
也因此被誉为“护国中坚”。
可是生活永远不会这么富有逻辑，它就像俄罗斯方块，稍不留神，就会
放错位置。
罗佩金天生是做军师、摇鹅毛扇的材料，却并不是一个统帅之才。当这
样的人被放错位置时，也就意味着悲剧离他不远了。
狐狸尾巴身为四川督军，他的立场还站在云南那一边，不仅思维模式和
唐继尧如出一辙，而且仍像是唐继尧的参谋长，唐要他做什么，他就做
什么。
唐继尧需要罗佩金做的，无非还是揩四川的油，来养云南的兵。他前期
不肯多投入兵卒，后期已经进入停战谈判，却大举增兵，导致护国之役
结束时，滇军已先后入川达十二个营，除损失掉两个营外，还剩下十个
不打仗了，滇军理应大部撤回云南，可实际上一个也没走。之后罗佩金
又从云南大批招兵，加上原先的十个营，编足了两个师的驻川滇军。
这些从云南招来的新兵都是徒手兵，也就是空着两只手跑到四川的。罗
佩金一声令下，把四川兵工厂半年所生产的枪支全取出来，用以武装新
兵。
四川兵工厂是西南唯一的兵工厂，据说其规模仅次于汉阳兵工厂，生产
设备均系进口，能仿造德式步枪，拥有日产五十支步枪的生产能力。自
罗佩金督川后，这家兵工厂便成了滇军的定点军火库。
滇军的装备原本很差，多为杂色枪，射程好一些的，是清末从国外购进
的洋抬枪，到现在都已经陈旧不堪了。罗佩金于是干脆把十个营滇军的
武器也换成了清一色的川造，真个是不拿白不拿。
罗佩金似乎从来不把自己当成四川的父母官，他对自己的定位，一直是
一个外来户。在他的影响下，滇军官兵也变得越来越狂妄骄横，俨然把
自己当成了征服者，把四川人当做了奴隶。
罗佩金在成都设立卫戍司令部，每天派滇军巡查队在成都的各条街上巡
查。巡查队的架子十足，且分外骇人，属于让你看一眼就魂飞魄散的那
种——排在第一列的只有一个士兵，这个士兵双手捧令箭，令箭一尺多
长，箭头用油布包着，呈箭头形，油布上则写着朱红大字：“令”。
在持令箭的士兵身后，跟着两个士兵，他们手里拿着短军棍。再往后面
去，才是一队排成两行的士兵，每个人都荷枪实弹，杀气腾腾。
知道的，是在巡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清末官员出巡了。
事实上，滇军巡查队可比清末官员凶多了。从四川警察到川军，见到令
箭一律要行最高军礼。行礼也就罢了，巡查队员瞧站岗的警察不顺眼，
便以敬礼不标准为由，拖下来就是一军棍，有时还要饱以老拳，弄得值
班警察都不敢上街执行任务，见到巡查队就远远跑掉。
军人同样不愿惹麻烦。川军官兵上街时一般多换便衣，如果是穿着军
装，便坚决不去滇军控制范围，以求彼此相安无事。
警察和军人都是如此，川民境遇可想而知了。当巡查队耀武扬威开过
时，街道上的小商小贩及行人避之唯恐不及，撞上动作稍慢，让道让得
迟的，还得结结实实挨上一顿打骂。
渐渐地，入驻者们成了这座城里无人能够加以约束的阎王爷。甚至于一
般的滇军士兵也在街上仗势欺人，吃饭买东西不给钱，那是家常便饭，
有时警察看不惯要上去制止，也会遭到暴打。
滇黔两军的服饰跟川军不同。滇黔军的军帽边沿一圈都是红色，而川军
则一律灰色，四川人因此形象地把滇黔军称为“红边边”，川军称为“灰
边边”。
想当初，蔡锷率滇军进入时，成都曾经万人空巷，人们扶老携幼，争相
赶来领略其风采。那时的滇军也因护国运动之功，而一改从前的“滇
寇”形象，成为一支川人感谢和崇敬的英雄部队。可是没想到时间不
长，他们就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红边边”再也不受欢迎了。
罗佩金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身边所潜伏的危机，在“护国中坚”的荣誉已
渐渐失色的情况下，还以为自己仍拥有对各军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
1917年3月，罗佩金召集各军将领在成都开会，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落实
北平政府的编遣决议，对在川军队进行缩编。
此时的驻川军队，川军是五个师，滇军是两个师。按照北平政府提出的
要求，川军要缩为三师一旅，滇军要缩为一师一旅。
虽然都是缩编，但滇军加上附属的特种兵，仍合两师之数，实际没多大
损失，川军挨的刀却是一丝不差。
在待遇上，两军也相差很大。滇军被列为“国军”，享有中央政府军队的
待遇，川军则被列为地方军。仅就军饷一项，川军就要比滇军少三分之
一，而且川军番号还是“暂编”，一个暂字，就意味着前途未卜，上面随
时可以把你这个编制予以取消。
这个办法显然对川军十分不公，毕竟在四川的地盘上，川军是主军，滇
军是客军，但罗佩金原本就存有私心，老是想着要“强滇弱川”，这样的
裁军办法对他来说，正求之不得。
之前，罗佩金只是象征性地把川军五个师的编制报了上去，北平政府自
然是不同意。
好，这是上面不同意，不是我不给你们报啊，于是罗佩金例行公事地召
开了裁军会议，并在会上强制推行北平方案。
未出所料，川军各师师长都叫苦连天。罗佩金把脸一板，不由分
说：“总之，川军加起来不能超过三师一旅。实在不行，就砍掉特种
兵，只保留纯步兵。”
当罗佩金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没留意到，墙角处有一个人正在嘿嘿冷
笑。护国战争结束，感到最为失望和气愤的，是罗佩金的陆士同学刘存
厚。
刘存厚最早发动阵前起义，除负责联络陈宦外，还投入对曹锟的作战。
后来周骏逃离成都，又是刘存厚第一个率部入城。在蔡锷到来之前，是
他负责代理军政事务，维持地方秩序。古史中有“先入关中者王之”的说
法，刘存厚隐隐然也有了这种期盼。
刘存厚认为自己绝对有资格称王。当然如果蔡锷要来做这个王，他愿意
让贤——蔡锷抵达成都时，刘存厚曾带着众人到市口迎接，那时他对此
并无多少抵触情绪。
问题是蔡锷多病多灾，很快就被迫赴日就医。走之前，蔡锷保荐罗佩金
为四川督军，保荐黔军驻川负责人为四川省长，里面竟然没他刘存厚什
么事。
刘存厚仅仅得到了一个川军第一军军长的虚衔，其实他能统领的，仍然
只是原先那个师。
敢情工蚁一样折腾了半天，都是为你们这些外地人忙活的？
刘存厚最早在云南新军中任管带（营长），是蔡锷和罗佩金的部下，也
参加了云南起义。不过那时候蔡、罗对他并不重用，导致刘存厚混得很
不得意，没多久就回了四川。
在护国战争中，尽管刘存厚很是卖力气，但蔡锷对他的态度依然如故，
曾以作战不力为名，要将他的部队并掉。后来虽未实行，却被刘存厚发
现了，从此便开始有意识地与滇军保持距离。
现在一无所获，刘存厚更加断定，这是蔡锷、罗佩金对他一贯轻视、疏
慢的结果，自己要想出人头地，这些人就是拦路虎，绊脚石。
蔡锷在，肯定斗不过蔡锷，可是对罗佩金，我难道就没有斗过他的希望
和可能吗？
看出了刘存厚的心思，一个部下趁机进言：“军长，你以为四川这个僵
局就无法打开吗？我看会起变化的。”
刘存厚见他话中有话，忙追问有何破局之法。
此人道：“依在下看来，你军事上没有问题，现在身边缺的就是一位才
智卓越、长袖善舞的谋略之士，所以政治上常处劣势。若能有高士相
助，何愁大事不成？”
刘存厚一拍大腿：“你说的有道理，可我究竟去哪找这样的高士呢？”
部下要的就是这句话：“所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正有一人要推荐
给你。”
部下要推荐的人，名叫吴莲炬，任职于贵州，他与刘存厚还有一面之
缘。刘存厚喜出望外，当即让这位部下帮助联系，并预先汇去旅费，请
吴莲炬务必入川相助。
吴莲炬应邀秘密到达成都，见面后，两人连谈了三天。
当刘存厚问吴莲炬，有什么办法制约罗佩金时，吴莲炬呵呵笑了：“罗
佩金早已身处险境，只不过他自己还糊里糊涂罢了。”
吴莲炬的这番话甚合刘存厚的胃口，可是话不能光捡痛快的说，除
了“是什么”，刘存厚还非常想知道“为什么”。
治蜀不力，民心向背，诸如此类，都可算成是罗佩金的“险境”。但说句
老实话，在现实生活中，它们都只是附加条件，或者说是事后给失败者
定罪时的点缀。刘存厚要听的可不是这些，吴莲炬并非纸上谈兵的书
生，所以他要说的也不是这些。
他要说的，首先是京城的政治内幕。
“袁世凯死后，北平政府由两个人执掌政权，也就是总理段祺瑞和继任
总统黎元洪。段祺瑞这个人个性倔犟，一贯主张以武力平定南方，黎元
洪则成名于武昌起义，他对南方革命党人多有掩护。两个人名为搭档，
实为对手。”
“段祺瑞人称段合肥，乃北洋元老，掌握实权。黎元洪人称黎菩萨，没
有力量，不过是泥菩萨一个。”
吴莲炬对刘存厚说：“这就是大势所向，你今后一定要看准大势，跟着
段祺瑞，以北洋军人为友，才能稳操胜券。”
讲了远的，才讲近的，这次吴莲炬提到了一个过往的著名人物——尹昌
衡。
“想那尹昌衡有平定西藏叛军，经略川边之功，可他后来为什么会遭人
暗算，以致滚鞍落马？无它，全在拥兵取忌故也。罗佩金督川后，将驻
川滇军一下子扩充到两个师，这是在重蹈尹昌衡的复辙！”
听到此处，刘存厚几乎有茅塞顿开之感。高人啊，你怎么会把世事看得
如此透彻呢。
吴莲炬继续往下说。
“罗佩金是国民党员，论派系阵营，属南方革命党人。据我推断，罗佩
金督川，黎元洪或许会偏袒此君，却绝非段祺瑞所喜。你只需以政略指
导战略，如此如此，伺机行动，将来发展当不可限量。”
吴莲炬的“如此如此”，包括了外拥中央，内固实力等多条谋略，几乎就
相当于三国时诸葛亮提供给刘备的“隆中对”。
刘存厚不是刘玄德，可他也有像皇叔那样称雄巴蜀的念头。当下听得兴
奋不已，用手抚着吴莲炬的肩膀连声说：“老兄高论，实获我心。”
无论是演义还是史实，刘备都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在这方面，刘存厚
颇有相似之处。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做“一个龙门子养不活一个
讨口子”。这是四川话，“讨口子”是指叫花子。意思大致是说，即便是
叫花子，也不能只朝着一家富户要饭，得逛千家门，吃千家饭。
与之相应，刘存厚还有一句妙语：“下棋要多走闲着”，也就是得广结人
脉。在刘存厚的人脉资源库中，陆士六期的同学全部在列，比如唐继
尧、李烈钧、阎锡山等声名赫赫之人。此外，还包括前上司胡景伊，虽
然不在四川，但刘存厚并没有断绝与他的通讯联系。这就是刘存厚的处
世哲学，或者叫做多面外交。
胡景伊身挂闲职，还能蒙过去的老部下这么看得起，自然会尽力替刘存
厚说话，可惜人微言轻，始终起不到什么明显效果。
不过刘存厚还有重磅棋子没有用。他要派一个人，以驻京代表的名义前
去北平，并通过这个棋子进行活动，以完成“隆中对”中最重要也最关键
的一条：“外拥中央”。
既然是孔明那样的人物，就得享受孔明那样的待遇，刘存厚聘吴莲炬为
军部高等顾问，每月赠舆马费千元，并拨付活动费两万。
吴莲炬在成都停留了五天，五天后即行北上。刘存厚也真跟刘备待诸葛
亮那样，恭恭敬敬地送到郊外，然后才握手告别——如果说古今有什么
区分，大概也就只有将鞠躬改成握手了。吴莲炬走后，刘存厚便一条条
地落实“隆中对”中的方略。
吴莲炬说要多方宣传，刘存厚就创办了一份报纸，叫做《四川新闻》，
作为自己的喉舌。此外，他还拨出一笔专用经费，让人给京津沪渝的大
报按月送去津贴。这些钱他并不白给，别人的好处能拿，地方军头的好
处是能随便拿的吗，以后你敢再说他一句坏话试试？
如何内固实力？宣传很重要，延揽“贤豪”也不可少。
刘存厚依计从四川朝野招揽了一大群人，分别聘为顾问或参议，并每月
给以高薪。这些人或者给刘存厚出谋划策，或者帮他在四川议会中进行
鼓吹。
当时四川的党派中，除了国民党外，还有共和党和进步党。刘存厚本身
属于共和党，所招揽的政客也以共和党这个圈子为主，但他并不拒绝进
步党的加入。
四川进步党人中，以张澜风头最劲。因为盛传罗佩金与刘存厚有隙，张
澜特地从川北赶到成都，表面上是调停罗刘矛盾，实际也是为了预测一
下风向，看看罗佩金对他的态度。
大家都读古书，那里面，谋士们为投所谓的“明主”，可不就要这样察言
观色？
张澜在川中是一个忽视不得的人物，可是他偏偏就被罗佩金给忽视了，
而且是严重忽视。
罗佩金言谈举止都骄横不可一世，以为张澜不过乃一普通政客，对其不
屑一顾，哪有一丝一毫礼贤下士的味道。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张澜在罗佩金这里碰了壁，便转身去找刘存
厚。刘存厚将张澜奉为上宾，一如对待吴莲炬。
张澜不同于吴莲炬，吴莲炬仅靠一张嘴和一个头脑，张澜情况特殊，非
一般客卿可比。刘存厚当着张澜的面许诺，在驱逐滇黔客军后，除他自
掌军政外，一定会将民政一职委于张澜。
在此情况下，张澜决定“择主而事”，帮助刘存厚击败罗佩金。
如果你对三国演义足够熟悉，完全可从中找到类似桥段：张松原来想把
西川献给曹操，可孟德公不尿他，刘备倒是把张松当个人物，于是张松
便把西蜀地图献给了刘备……张澜“献出的地图”有足够丰厚。由于他在
进步党中讲话极有分量，使得进步党与共和党得以联手，同时张澜与川
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私下关系极铁，而第三师实际是进步党所依恃的武
装力量，这又提高了刘存厚在川军中的地位和号召力。
不但如此，张澜还告诉刘存厚，他会给同为进步党的梁启超、蒲殿俊等
人发电报，争取这些京城中的“意见领袖”也支持刘存厚。
梁启超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孱弱文人，蒲殿俊乃丧失权柄的空头政客，可
谁又敢小觑他们的能量——袁世凯没把梁启超当回事，结果一个护国运
动弄到身败名裂。
笔杆子和嘴皮子，有时候一点不比枪杆子逊色。刘存厚深知其中分量，
所以赶紧将这一情况通过电报告知吴莲炬。
电报是个好东西，可是也容易泄密。刘存厚使用的是密电形式，他每月
给绵阳电报局发放津贴，并派亲信长驻该局，为的就是便于跟吴莲炬联
络。
却说吴莲炬到京城后，第一个就拿着刘存厚的亲笔信，登门拜访了他所
说的“重磅棋子”，即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靳云鹏。
若论刘存厚与靳云鹏的瓜葛，倒也说来话长。清末时，靳云鹏任云南省
军事幕僚长。蔡锷、罗佩金等要策划起义，便派当时还只能算小弟的刘
存厚打入靳府进行刺探。
刘存厚本来是带着使命前去，犹如“地下党员”，但时间一长，反被靳云
鹏给说动了。
靳云鹏并不嫌刘存厚身份低微，反而常常主动和他商讨时局，并且出语
惊人：“现在的北平朝廷（指满清政权）皆重用皇室亲贵，这些人昏庸
无知，看来迟早是保不住了。我不反对革命，可是像孙文（孙中山）那
样空喊革命，不过是一场空。以后的政权不管是君主或是民主，还是掌
握军权的人说了算。”
刘存厚并非熊克武那样的革命党人，参加起义，说穿了无非是不甘寂
寞，想趁机干出一番事业。
靳云鹏看出了这个小年轻的心思，对他说：“你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听
我的话，抓住军队，将来自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其时靳云鹏的地位之高，连云贵总督都要对之避让三分，他的推心置腹
和赏识器重，差点把刘存厚感动得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伯乐啊。
刘存厚一直认为蔡锷和罗佩金瞧不起自己，现在感到靳云鹏识才用人的
眼光远在蔡锷之上，跟着他是有奔头的。
可是靳云鹏话音未落，他自己就被“枪杆子理论”给推翻了。蔡、罗发起
云南起义，占领总督署，靳云鹏化装逃往北方，而刘存厚在云南谋求发
展的梦也随之泡汤。
这之后，虽然天各一方，但刘存厚秉承多面外交的人生哲学，仍与靳云
鹏保持着联系，眼瞧着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从靳云鹏到段祺瑞，从内心来说，对蔡锷、罗佩金等人都没有好感，其
理由也跟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看法相似，认为此辈皆靠造反起家，不过
是水泊梁山里强盗一般的人物，实在难登大雅之堂。
靳云鹏当年就是被蔡、罗从云南赶出来的，自然更是刻骨铭心。看完刘
存厚的信后，马上决定拉他一把。
在靳云鹏的引荐下，吴莲炬拜谒了段祺瑞。段祺瑞得知他的来意后，很
干脆地对吴莲炬说：“翼青（靳云鹏的字）负西南事务专责，又是你们
刘军长的老上司，你们可以随时交换意见，必要时再直接找我。”
除攀上段祺瑞这棵最粗最粗的老树丫外，吴莲炬马不停蹄，在京城中不
停奔走，大到段氏四大金刚，中到胡景伊等在京川人，小到一般的共和
党议员，他无不接洽。
收到刘存厚的密电，吴莲炬又去拜见梁启超、蒲殿俊等人，几乎把京城
能打可打的交道全部搞掂下来。对刘存厚的这些私下活动，罗佩金大都
蒙在鼓里。他只知道一件事，段祺瑞对他越来越苛刻，他发去的请示报
告不是遭到冷遇，就是被劈头盖脸一顿驳斥。比如罗佩金想以护国有功
的名义，再把一批滇军将领给提拔上来，段祺瑞就来了个置之不理。其
境遇，仿佛过去的胡景伊之与熊克武。
有一点罗佩金倒是很清楚，那就是刘存厚对他不服。因此，他很早开始
就上书北平，要求将这个刺头调京，以滇军将领接替。按照过去的惯
例，督军要下面哪个军官走人，一定是有难言之隐，中央政府为了巩固
地方，基本都会依例照准。
罗佩金打了多次报告，段祺瑞不仅不予支持，还在电文上批了一句
话：“所请调拨撤换者，实不止刘存厚一人。”——关键是怎么才能做好
领导，而不是一不顺心就换属下，换了刘存厚，你这个督军就做得好
了？
好在朝中还有一个黎元洪，他对罗佩金这样南方党人出身的督军向来都
比较维护。只是正如吴莲炬在“隆中对”里所言，黎菩萨终究不是段合肥
的对手，在外援上，罗佩金也就始终处于劣势。
当然，这些都属于暗的，若居于明处，罗佩金还是那个高高在上，没人
敢惹的一省督军，在裁军会议上，他起初的气势也很足。
若是知晓吴莲炬奔走京城的细节，罗佩金也许会不寒而栗：段祺瑞明知
刘存厚有取罗自代之心，在罗佩金已危机四伏的情形下，仍要抛出这份
偏向性很强的裁军方案，毫无疑问是有把罗佩金放在火上烤的味道。
为了达到北平政府将川军缩编为三师一旅的要求，罗佩金执意要取消川
军的特种兵，而川军五个师中，又只有刘存厚师配有特种兵，对刘存厚
来说，矛头几乎就是直冲他而来。
刘存厚要推倒罗佩金，等的就是一个理由，现在罗佩金却自己带着理由
扑了过来，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吴莲炬在他的“隆中策”里，曾告诉刘存厚，团结川军很重要。此前刘存
厚通过张澜的关系，已跟第三师的钟体道称兄道弟，接下来，就看其他
三个师的态度了。
三个师里面，刘存厚最无把握的是第四师。因为这个师的师长陈泽霈曾
是罗佩金的参谋长，当初罗佩金作出这一任命，无疑也是要以滇人渗入
川军，以便进行遥控。
裁军会议结束的当晚，刘存厚在府里设宴，邀请川军各师师长或代表入
席。
刘存厚开宗明义：“罗督（罗佩金）如此改编军队，实在太不公平。滇
黔军可以编为国军，川军却全部都沦为地方军，这是什么道理？我请大
家联名致电中央，反对此事。”
刘存厚此时已实际成为武备系后期的核心人物，在川军将领中说话很有
分量。他话音刚落，众人便纷纷附和。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那个云南
来的陈泽霈响应最为热烈。
还是那句话，换了山头换山歌，陈师长的自我定位要比罗佩金准确得
多。罗佩金要用他来控制川军，他则不管什么川军滇军：我现在又不是
你的参谋长，这个第四师是我的，凭什么只能做“地方军”，还是“暂
编”？
刘存厚尚只是口头说说，陈泽霈已经抢过纸笔，草拟出电稿，并请各师
师长共同签字。
五个师里，只有一个师不肯署名，这个师是驻重庆的第五师（新第五
师），熊克武的部队。
早在蔡锷举护国旗帜，从云南出兵入川时，熊克武和但懋辛等人作为国
民党代表，即随军参赞，但当时只能从事一些宣传联络工作。直到护国
军从泸州战场撤退，战局陷于僵持，熊克武抓住机会向蔡锷提议，最终
才得以以蜀军流落于民间的残部为基础，组建出新的川军第五师。
熊克武没有亲自参加编遣会议和赴宴，他派来的代表是但懋辛。但懋辛
说：“我是熊师长派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会外的事，我无权过问，所以
不能在电稿上签字。”
但懋辛言之凿凿，刘存厚却心中有数。作为代表，你纵然无权直接决
定，不还可以请示嘛，无非发个电报而已。不能者，实不肯为也。
于是第二天，刘存厚又约但懋辛单独谈话。这回但懋辛不再支支吾吾，
而是直接予以回绝。
第五师跟从前的蜀军（即老第五师）一样，属于纯粹的党人武装，跟北
洋原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对是不是“国军”并不在乎。这个师名为一
师，实际只有一旅，怎么缩编也缩不到他们，况且没有蔡锷、罗佩金的
提携，第五师又怎么建立得起来？更不用说，罗佩金也是党人，党人如
何可以为难党人，跟着刘存厚这些老川军去瞎折腾。
刘存厚见难以争取，便对但懋辛直言相告：“这样吧，请你转告熊师
长，将来发生冲突，他只要保持中立，不要跟滇黔军合在一起打我就可
以了。”
熊克武既不愿与罗佩金反目，也没有力量得罪刘存厚。对他来说，中立
的提议没什么不好，反正远在重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你们打架好
事后为壮大声势，刘存厚索性把熊克武的名字也列入电稿，一道发往北
平。
这封五师长联名电，使罗佩金立刻陷入了极度被动和尴尬，下不了台
啊。川军将领还罢，那个滇籍的陈泽霈，别人都以为是他罗佩金最大的
嫡系，没想到却俨然是最大的敌人，关键时候竟然“背主求荣”了。
更让他感到困窘不安的是北平政府的回应，从那里传来消息，段祺瑞认
为罗佩金督川不力，扬言要将他换下来，另派人来四川做督军。
五师长之所以会发联名电，追根溯源，还不是因为要执行你的编遣命
令，现在却将所有责任和过错一股脑推到我身上，罗佩金为此愤懑不
已。
这时正好广东督军请假入京，罗佩金也依例打了个请假报告——广东督
军请假是真有公事，罗佩金哪有什么公事，他不过是要借此撒撒娇，显
示一下自己的地位。
之前罗佩金发往北平政府的电报，要么不予批复，要么迟迟没有回音，
这次却出乎意料地明了和快捷。
段祺瑞当天复电：准假！无公事而请假，不过是请辞的另一种美好说
法。从四川省长到周围各省的督军，大家都被蒙在鼓里，以为是罗督军
自己负气要走，出于情面，都跑来解劝。
唐继尧同样不知就里，专门给罗佩金发来电报，责备他不能这样一甩袖
子就跑，你跑了，留在四川的那些滇军不是连口粮都没着落了吗？
罗佩金有苦难言，只得告知实情。
唐继尧这才知道，不是罗佩金自己想走，是北平政府希望他走。于是连
忙予以补救，亲自去电北平，强调四川裁军刚有点眉目，不能这时候让
罗佩金请假。
以唐继尧在西南的分量，加上黎元洪也力挺罗佩金，段祺瑞这才收回成
罗佩金一头冷汗，犹如从悬崖边被人拽了回来。
不能往上撒娇，那就朝下使劲吧。罗佩金看准了，变着法一心要跟他捣
乱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沦为“叛徒”的陈泽霈，另一个就是刘存厚。
身为滇军的“智囊”，罗佩金虽无过人的深谋远略，却并不缺乏出色的战
术构思。他要像当初制定入川方案一样，发动奇袭，打身边的对手一个
措手不及。
1917年4月13日，罗佩金突然召见陈泽霈，陈泽霈稀里糊涂就去了，结
果黄鹤一去不复返，被罗佩金给生生扣了下来。
第一拳打得甚是漂亮，但第二拳就落空了。
罗佩金几次约见刘存厚，刘存厚都托故不来。实际上，自领衔发表五师
长电后，刘存厚一直都很小心，其戒备程度之深，犹如刘备防曹操，罗
佩金每次在督署召集将领会议，刘存厚都只派代表与会，怕的就是遭到
暗算。
网撒出去，能捞到一个也是好的。
1917年4月14日晚，罗佩金正式下达命令，宣布撤去陈泽霈师长一职。
陈泽霈被瓮中捉鳖，顿时让刘存厚有了兔死狐悲之感，他原先只想以五
师长联名发电这样的方式，给罗佩金来个下马威，将其逼走。罗佩金一
走，以他在川军已实际获得的老大位置，川督自然非其莫属。
刘存厚没有料到，罗佩金的反击会如此犀利。至此，他惶惶不可终日，
家里都不敢待，抱着铺盖卷就去了师部，连晚上睡觉都要换好几个房
间。
这时，靳云鹏让吴莲炬转来的一封密电，更令他大惊失色。
原来罗佩金准备一不做二不休，将第四师予以彻底遣散，以此杀鸡给猴
看，吓唬住其他川军。同时还计划将对付陈某的模式，原样复制到刘存
厚身上，第一步就是以滇军将领来取代刘存厚。
后面这个设想，罗佩金曾多次上报北平，只是都没有通得过，这次他话
里有话：刘存厚“怯懦兵弱，非不能强制，实不忍也”，意思是说，如果
北平政府还是不为所动，我可就自己解决了。
段祺瑞似乎是慑于罗佩金的压力，破天荒地全部予以同意。
罗佩金显然大受鼓舞，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遣散事宜。他不知道，段祺
瑞留下了一个玄机：虽然撤掉了刘存厚的师长，却扣住新师长的任命不
在靳云鹏给刘存厚的密电中说得很明白：撤你的职务，并非出自段祺瑞
本意，你要好自为之。
刘存厚就此得到了一个很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段祺瑞其实是站在自己这
一边的，但他如果迟疑不决，让罗佩金继续采取主动，北平方面可就有
点罩不住了。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到了揭竿而起的时候了！
1917年4月15日，川军第四师驻城部队奉召集中于督署广场，说是要聆
听督军训话。官兵们到达后，士兵架枪，军官入营房休息。
罗佩金没有训话，只是意味深长地点了下头。说时迟，那时快，早已埋
伏在四周的滇军冲了出来，将第四师的所有枪弹予以收缴，然后军官扣
留，士兵逐出。
川军士兵们不仅没了枪支，连上下军服也被剥去。此时气温还很低，这
些人赤着膊，身上仅剩一条内裤，被冻得瑟瑟发抖。
既然是强行遣散，当然就不会讲什么客气，但具体处理方式也忒龌龊了
些。 刘存厚一直在观察着动静，看到第四师被遣散后，立即派人走上
街头，把这批饥寒交迫的士兵领去吃饭。
街上安静了，罗佩金没有理会，或许他还认为自己不仅节约了衣料，还
省去了饭钱，但是当天下午，赤膊士兵又出现了。
再次现身，“士兵流浪汉”们真正实现了一无所有：早上还套一裤衩，如
今连这劳什子也不用了，就是赤条条一好汉。
不过他们加了点别的，每人头上身上都裹了黄白纸钱。
这是民间规矩。老百姓有沉冤要向官府告状，官府不受理，就背着纸钱
找菩萨诉冤——如果菩萨也收贿赂，就拿纸钱孝敬你老人家吧。
显然，刘存厚的这顿饭不仅填饱了大家的肚子，还壮了胆气。士兵们手
持短刀，没有刀的就赤手空拳，或沿街向屠户借杀猪刀，或朝居民要菜
刀。
他们不是去庙里拜菩萨，而是要朝滇军算账。
滇军一个不防备，被游行士兵冲进防区。见势不对，滇军急忙开枪。赤
膊兵虽然只有刀，在后保驾的川军却有枪，马上也予以还击，双方乒乒
乓乓打了起来。
罗佩金和刘存厚都向各自防守区域派出大量警戒部队，一面断绝交通，
一面修筑防御工事，战争一触即发。
由于滇军平时骄狂惯了，成都人对这支客军印象极差，因此在爆发冲突
时，附近居民都站在川军一边，嚷嚷着要打“红边边”。
滇军遭到袭击，已经又惊又怒，一瞧，川人助川军，你们原来都是一窝
的，更是气炸胸膛，遂对无辜行人展开报复。
尚在街上游走的百姓都被视为可疑分子或“川军探子”，押上城头，一长
矛一个，叉鱼一样挑落于城下。
川籍警察也因此遭到株连，滇军见到就杀。有个警察在城外巡逻，滇军
喊他过去，这警察还直解释：“我是警察……”
滇军官兵说，我认得你是警察。不由分说，拉进城里，一刺刀就给捅掉
事后经红十字会确认，仅在滇军防区，被刺杀的川民就达一千多人。
对这些情况，罗佩金当然负有责任。在这一刻，他不像是一个以救国救
民为己任的老同盟会员，倒好似一个为了争权夺利可以随时草菅人命的
封建军头。
在这一刻，我们似乎都有理由怀疑他们当年发动云南起义和护国运动的
初衷：造反者会比被造反者、比那些下台的人更纯洁吗？
口号再美丽，终究不过是口号。用不着沧海桑田，用不着海枯石烂，那
些曾经承诺的誓言，已经没人会去兑现了。
这是一个关于恶的诅咒。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会应验在更多的人身
上。滇军的暴虐，招致了民众的反弹。
成都各界人士组成请愿团，向刘存厚进行申诉，请其出面讨伐滇军，以
挽救川民。
任何情形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总是既可怜又可悲的。他们不知道，刘
存厚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师出有名了，叫做“吊民伐罪”。
被遣散的系川军第四师驻城部队，在绵阳等地尚有余部，滇军也把他们
的枪弹给缴了，并押回省城。刘存厚发动突袭，将枪弹全部夺了回去。
这个近似于挑衅的行动，再次惹怒了罗佩金。
1917年4月18日晚，川滇警戒线上枪声大作，辛亥后成都的第一次巷
战，即“刘罗之战”开始了。
谁也不见得是好人，可是又都想自己做好人，别人做坏人。开战之初，
罗佩金就向北平政府发去电报，报告“刘存厚叛变”，以便能够名正言顺
地“讨伐”刘存厚。
可刘存厚并不是那么好“讨伐”的。川军官兵久受滇军歧视和欺压，人人
痛恨罗佩金，久想同滇军一拼，加上后来半路招纳的“赤膊兵”，上阵后
可以用不顾性命来形容。滇军本欲一鼓作气，攻下刘存厚的师部，不料
反被打得节节败退，以致于只能据守皇城。
巷战进行到第二天晚上，滇军将皇城周围的民房商铺全部洒上汽油，予
以焚烧，说是要扫清视界，同时防止川军利用民房伏击，叫做“亮城”。
罗佩金果然是个战场上的“智囊”，政治上的“白痴”，这么一“亮城”，使
得成都百姓对其更加痛恨。
在争取民心这一点上，刘存厚倒真有做现代刘备的潜质，都这样了，他
还唯恐罗佩金和滇军的形象不够凶恶，专门让数百川军戴上红边军帽，
扮成滇军帮着四处放火。
成都店铺很多是由陕西商人开的。尹昌衡时期的“成都兵变”发生后，陕
西人都吓得逃回了老家，直到一年后才返回成都。可是太平日子没过多
久，又要倒霉了。
有一家当铺开在川军防区内，有几个川军趁乱破门而入，要求把他们的
步枪当掉，每支索取十元大洋。
这哪里是当，就是赤裸裸的敲诈。陕籍掌柜倒也挺有胆量，当面婉言谢
绝：“武器是禁物，我们怕犯法，不能收。”
敲诈不成，几个大兵恼羞成怒，但披着这身川军服又不敢乱来，走之前
扔下狠话：“你太不识相了，总有一天让你认得老子。”
刘存厚要嫁祸于人的举动，正中乱兵们的下怀。第二天，那几个川军便
戴上“红边边”，手提煤油桶，挟着破棉絮，冲进当铺纵火，当铺及库房
被焚之一炬，损失立刻从几十块跃升至十几万。
才打了两天，就要退守皇城，还得“亮城”，这一点罗佩金事前完全没有
想到，包括他想不到戴戡会袖手旁观。
戴戡是贵州人，早在游学日本时便与梁启超、蔡锷等人有密切交往。护
国运动发起后，宣布独立的贵州便派戴戡率黔军入川助战。
跟唐继尧一样，贵州的当家督军也舍不得调派主力，只拨给戴戡一个混
成旅。滇军的武器不行，黔军还不如滇军。刚入川时，士兵中手握刀矛
的都有，直到开进成都后，他们才全部换上了川造武器。
这样的部队，几乎就是过来跑龙套的，遇到装备精良的北洋部队更是抓
瞎。打了几个月，不但毫无进展，就连防区都差点交了出去。
护国战争结束后，黔军厚着脸皮也没辙，反正大家都参加了护国战争，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吃吃喝喝、粮饷军火可以全由四川人买单。
出国前的蔡锷将四川的军政大权一分为二，戴戡被任命为四川省长兼会
办军务（相当于副督军）。
若论护国之功，刘存厚等人绝对在戴戡之上，戴戡能担此重任，很大程
度上不能不说靠的是关系与交情——梁启超、蔡锷终究不像他们口口声
声宣称的那么大公无私，而吾国众多隐患也恰恰出在一个私字上。
岂止刘存厚不服，连罗佩金也认为这个“关系户”无功受禄，分掉了自己
在川的一半权力，因此很瞧不上戴戡，两个川省最高首脑可以说从一开
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异志。
当时的成都，一共住着罗佩金、戴戡、刘存厚这三大强人，其中罗佩金
属国民党，戴戡属进步党，刘存厚属共和党，他们的部下也相应加入所
属党派，加上滇黔川三支军队各有防区，几成鼎足之势，川人形象地称
之为“一国三公”。
戴戡没有罗佩金的胆量，上任途中都不敢出来接见官员，同时也缺乏刘
存厚那样合纵连横的手段和城府，还未来省城时，他每天派代表拜访刘
存厚，双方已经熟络起来。可是等他正式履职，觉得自己成了刘存厚的
上级，便不拿刘存厚当回事了，他的代表也再不踏进刘存厚师部的大门
半步。
这叫什么，这叫眼皮子浅。刘存厚受到漠视，也就不会主动与之配合，
罗佩金大部分时间里又对他不理不睬，导致戴戡在这种“一国三公”的环
境中很难应付裕如，更不容易做出事业。
渐渐地，戴戡就流露出灰心气短的情绪，当私下闲谈提及蔡锷轶事时，
更是常常感伤不已。
他其实不是强人，只有在强人的羽翼下才能生存。没有蔡锷，戴戡真是
很难在成都混下去，几乎打算辞职不干了。但是刘罗之间矛盾的激化，
使他忽然拥有了扭转自己命运的可能。刘罗交恶，戴戡作为第三方的态
度就显得分外重要起来。
他可以也有能力进行调停，只要抱着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这样的话，
战争至少在短时间内打不起来。最初戴戡也的确想这么做，但是他手下
的一位将领却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劝架，太笨了。”
按照这位手下的分析，川滇两军的实力不相上下，刘罗一旦互殴，只会
演变成鹬蚌相争，谁也干不了谁的格局。
“他们要打，让他们打好了，最好都打到头破血流，我们只需作壁上
观，到时坐收渔翁之利”
戴戡一想很对，于是不仅不再解劝，还暗地里煽风点火，对两边进行怂
恿挑唆。
巷战开始之前，刘罗都以为戴戡是站在自己一方的，特别是罗佩金，他
估摸着滇黔均系客军，外地人自然要帮着外地人，况且没有他这个督军
放话，黔军怎么可能扔下刀矛，换上新装备？
就算作为报答，黔军也不会胳膊肘儿往外拐。
驻于成都的滇军并不多，罗佩金敢对川军动武，就在于他对滇黔两军联
手非常有把握。
仗打起来了，戴戡确实没有胳膊肘儿往外拐，却也没往里拐——他宣称
中立，拿张小板凳坐到一边，看你们打。
只看了两天，渔翁就得利了。
北平的段祺瑞起初确实倾向于刘存厚，但战争刚起，就死了这么多平
民，祸闯得太大，要“立刘倒罗”就比较困难了。
最好的处置办法，是各打二十大板，一个也不立为太子。
1917年4月20日，北平政府传来电令，给罗佩金和刘存厚各加了一个“闲
职将军”的头衔，要求两人停止战争，立即去北平。
罗刘既然双双出局，督军位置就空了出来，段祺瑞得考虑新的人选，这
时梁启超和其他在京的进步党议员展开了游说，他们推荐的人选就是戴
戡。
虽然通过张澜的介绍，刘存厚已结识梁启超，可结识与交情并不是一码
事，何况梁启超之所以力挺戴戡，还有政治上的另一层用意，即使得四
川从此成为进步党的基地。
彩球意外地抛到了戴戡身上，他不由喜出望外。渔翁已经得利，就可以
让那对鹬蚌住嘴了。
1917年4月21日，戴戡把北平电令告知双方，两边却谁都不肯主动停
火。
罗佩金自然是不肯善罢甘休。他以一省督军，相当于封疆大吏的高位，
屈就“闲职将军”，很明显是降了，刘存厚由师长授将军，则是升了，凭
什么？
刘存厚已知争督军无望，但既然人财两空，他也就硬挣一口气，坚持滇
军不撤出成都，就决不收手。
解决战争的还是战争。
刘存厚运来三门大炮，对皇城进行轰击。罗佩金的“亮城”在大失民心的
同时，军事上其实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所谓扫清视界，倒像是专门为
川军的大炮所准备的。
罗佩金和他的参谋长正在皇城内商讨对策，第一炮就击中会议室，炸断
了三根柱子。罗佩金急忙转到另一间会议室，不料炮弹像长了眼睛一
样，又追了过来。
当时的大炮，从本身性能到炮手的技术，都做不到如此精准，之所以能
指哪打哪，只是因为这两间会议室比一般房屋都高，目标突出而已，换
句话说，多少有些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意味。
可再巧也不能这么巧啊，罗佩金脸白了。这时候他唯有寄望于其他滇军
的增援，以便在解皇城之围的同时，对川军进行内外夹击。
刘存厚早就防到了这一招。成都巷战的同时，钟体道已兵分两路，不分
昼夜地进行强行军，对北上滇军进行阻击。
最终，外围滇军没有一人能进入成都。罗佩金孤立无援，他作战的信心
崩溃了。
1917年4月24日，罗佩金含泪把督军大印送至省长署，然后率滇军撤出
成都，川军也未追击，这场经历了七昼夜的巷战才宣告结束。
戴戡一人兼三印，集督军、省长、会办于一身，真正是得来毫不费工
夫。来得太容易的成功，往往会令人产生莫明其妙的错觉，一度无精打
采的省长变得飘飘然了。他将黔军全部调入城内，接管了滇军的原有防
区，一副就要当家做主的派头。
可是很多有识之士都为之担忧，包括在川的进步党。事实上，罗佩金和
刘存厚都未肯真正接受北平政府的电令，他们两人一个也不愿去北平赋
闲。罗佩金的滇军仍在四川，只不过驻于成都城外而已，刘存厚的川军
也拒不撤出成都，守着老防区动都没动过。
张澜虽助刘存厚，但他毕竟是进步党的，为戴戡着想，便亲自来成都晋
见戴戡，劝他让出一个会办的头衔给刘存厚——你不是有三颗印吗，四
川军政大权在握，又何必如此吝惜？
一场武戏下来，刘存厚累到大汗淋漓，好事却又都跑到了别人头上，犹
如护国之役的重现，真是晦气到了极点，这时候如果给他一顶会办的帽
子，多少能起到点心理安慰的作用。
可是戴戡不同意，他舍不得。说来说去，还是书生从政，眼皮子太浅。
愤愤然之余，刘存厚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段祺瑞弃刘用戴，很大程度上也是没有办法，属于权宜之计，他通过吴
莲炬告诉刘存厚：“川事未了，幸勿退缩，中央当做最后处理。”
还没等段祺瑞再作决定，北平政局再次风云突变。段祺瑞和黎元洪争权
争到了白热化，段祺瑞一气之下，跑到天津去了。
紧接着，安徽督军张勋以调停为名，率领辫子兵入京，但入京之后即逼
迫黎元洪解散国会。
政局的一连串变化，足以把人搞到眼花缭乱，以致于连吴莲炬这样的智
谋之士都不知道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了。
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下来的段祺瑞不管身处何方，仍然是说话管用的
铁腕人物，他的态度很重要。
吴莲炬急忙赶到天津，拜谒并请示段祺瑞。
段祺瑞自己就是让黎元洪和国会给气跑的，张勋解散国会，无异于给政
敌来了背后一枪，段祺瑞自然很是高兴。他对吴莲炬说：“你怕什么？
快去北平找张勋吧，顺便带去我的慰问之意。”
吴莲炬摸清门道，返京后即去求见张勋，替刘存厚表示效忠之意。
你要效忠，还不是想效就能效，得人家看得上才行。张勋开门见山地问
吴莲炬，刘存厚有多少实力。
吴莲炬的反应相当迅速：“刘部有两师一旅，为川军重心，吃得开，绝
无问题。”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平策动复辟，同时发表刘存厚为四川巡抚的电
令。
从前玩命似地也没能搏到一官半职，现在一个电令过来，就梦想成真
了，把个刘存厚给乐的，恨不能喊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
可是紧随着跟来的一个密电，却又让他张不开嘴了。
密电是吴莲炬发来的，他特意叮嘱刘存厚，暂不能对此表示态度，因为
时局还在变化，目前看不清风向。
庆功还嫌早了一点，刘存厚只好暂时隐忍不发。
戴戡听到这一消息后也着实吃了一惊。因为张勋复辟后，在各省都任命
了巡抚，但其他省都是以督军为巡抚。
巡抚已经任命，督军还没取消，等于一省之内出现了两个一字并肩王。
原本就不对付的川黔两军都行动起来，双方各守防区，遍布岗哨，气氛
显得格外紧张。
是赞成复辟，还是赞成共和，是当督军，还是做巡抚，刘存厚无所谓，
戴戡其实也无所谓，这就跟过去的护国运动一样，关键还是看谁才是最
后的赢家。按照赢家通吃的原理，究竟复辟好还是共和好，并不取决于
它们本身，只取决于赢家的意见。
在答案揭晓，或者说赢家亮相之前，大家都在猜谜语，戴戡也一样，他
不知道该如何表态。
还是得听北平的动静。
1917年7月2日，梁启超自天津发来急电，告知段祺瑞已到马厂誓师，准
备号召北洋人马讨伐张勋，维护共和，张勋已成了“逆”。
戴戡长长地松了口气。没什么好说的了，段祺瑞必是赢家，张勋必是输
家，赶快戒严，通电讨逆。
与此同时，他给刘存厚打了个电话：“我决定明天就住进皇城，旧督院
已腾空出来给先生了，请赶快搬过来做巡抚吧。”
“刘先生”这时也接到了吴莲炬的密电，知道巡抚又得泡汤了。想想这政
局诡异得，一般人还真得被弄晕过去。
接到戴戡的电话，他赶紧说：“巡抚之职，我得辞谢，我绝不能做，你
不要跟我开玩笑了。”
戴戡不依不饶：“你来做你的巡抚，我照做我的督军就是，何必辞谢！”
刘存厚这才弄清楚，戴戡不过是在讥讽他，不由恨得直握拳头。
“刘罗之战”已经让川滇军队两败俱伤，刘存厚短期内并不想再与黔军开
战，所以忍气吞声，打算自认晦气。倒是戴戡得理不让人，捏住刘存
厚“附逆”的罪状不放，以为师出有名，可以借此一举解决刘存厚。
刘存厚拥有一师一旅，不仅总兵力达到一万三千人，而且含特种兵编
制，步、骑、炮、工、辎等五大兵种齐全。戴戡带到成都的黔军仅有一
个混成旅，六七千人。单从数量而言，川军就是黔军的两倍，谁更有优
势，这笔账戴戡还是会算的。
这时候，戴戡想到了要滇黔联手，他派人与罗佩金联络，约定一旦川黔
开火，滇军即星夜赶来援助。
有底之后，戴戡开始变得气壮如牛，有恃无恐。
1917年7月4日，戴戡在督署召开军事会议，命令刘存厚出席。刘存厚当
然还是不敢来，只托病派了个代表。
戴戡一拍桌子，责问代表，刘存厚为什么还不取消“伪职”。代表赶紧分
辩说，对于张勋发表的那个“巡抚”，刘存厚根本就没接受，何谈取消。
戴戡今天就是要找茬，所以哪肯轻易放过，他说刘存厚态度不明朗，不
能让人放心。
代表当即表示，回去后就发通电“讨逆”。
1917年7月5日，刘存厚拟好了声讨张勋，反对复辟的电稿。这电稿写了
当然不是给自己看的，是给别人看的，不料戴戡事先已经封锁了电报
局，电稿发不出去。
就在刘存厚气急败坏的时候，戴戡又打来了电话，质问为什么还不通电
表态。
刘存厚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要我表态，你应该先撤去电报局的人！”
戴戡扔下电话，便传令发起进攻。
当天下午，黔军便向川军防区攻了过来，“刘戴之战”也就是第二次成都
巷战爆发了。刘存厚的川军虽然总量很大，但驻守成都的也才两个营，
还没有黔军多。因此一开始，黔军来势汹汹，好像一口就要将对手吞
掉。
1917年7月6日，川军渐呈不支之状，黔军沿路连抢带烧，十分得意。
这是一个堪与滇军媲美的弱智招数。肆无忌惮地焚掠让成都居民愤恨不
已，认为黔军比滇军更坏，因此全都自动站到了川军这边。
打巷战，必须对街道路径熟悉，居民往往大声叫着为川军指路，使得他
们可以从被烧毁的断垣残壁中自由穿越。而黔军却只知道守街口，猛一
回头，才发现川军竟然已经抄到后面去了。
招架不住了，黔军纷纷撤往成都老皇城。
刘存厚看出戴戡据皇城以守是早有计划，不用说，必定是在等滇军来
援，如果滇军一到，里应外合，川军就危险了。因此他必须在滇军未到
之前，将黔军消灭于皇城之内。
把罗佩金从皇城吓跑，靠的是大炮。刘存厚依样把炮兵阵地置于城墙之
上，然后朝皇城内猛轰。
几十发炮弹落进皇城，却没有一发投在黔军的阵地上。皇城区域很大，
黔军毫发无伤，也就不把川军的大炮当回事了。
刘存厚瞧着这个来气。城墙离皇城太远，干脆把大炮搬到皇城下，对着
城门射，不信就轰不开来。
一打，飞了，炮弹根本就没朝城门去，而是呈弧线状落进了皇城以内。
接着又朝城墙使劲，还是一样。
川军的炮是抛射炮，不是平射炮，这些人还拿炮当枪使，以为瞄准什么
就能击中什么，不知道以前能打中会议室不过纯属巧合。
炮击无效，刘存厚转而组织敢死队攻城，并规定凡攻进皇城的，均赏大
洋五十。
悬赏令一下，图利的就来了，敢死队很快就凑足了两百人。他们在前面
用长梯登城，后面则继之以大队步兵。
黔军既不怕炮，也不惧人，敢死队员架梯子时，他们不声不响，再往上
爬，也不理会，一直等到敢死队员在城垛缺口露出脑袋，再一梭镖刺过
来，来者立刻滚落城下。
敢死队在皇城下躺了一半，刘存厚也没了法，只得绕城修筑工事，将皇
城紧紧困住。
刘存厚最担心的，就是滇军来援，因此已拨出了一部分打援部队，戴戡
也满心期望罗佩金来救他。可是几天过去了，滇军连个影子也没出现。
罗佩金不是不救，是不想早早地来救。
说起渔翁得利最早的发起者，还得数人家罗佩金。可是他没想到戴戡后
来者居上，在“刘罗之战”中狠狠地摆了他一道。
有仇不报非君子，何况这个利益圈中没有谁能真正称得上是君子。罗佩
金回过头来也要摆戴戡一道，一方面是出口气，另一方面是要抢过“最
佳渔翁”的荣誉席位。
油才刚刚下锅，还没热起来呢，你们慢慢玩吧。
黔军守皇城，并没有守个一年半载的准备，滇军不来，粮食就成了问
题。戴戡又是个没决断的人，究竟是固守还是突围，老是拿不定主意，
导致军心也开始涣散起来。
戴戡跟罗佩金约好，黔军最多坚守五天。五天过去，仍然杳无音讯，他
实在忍不住了，这才下决心强行突围。
可是晚了，城外川军已经调入，刘存厚将皇城封得严严实实，黔军根本
突不出去。
历来的破城之法无非那几样，继大炮、敢死队之后，刘存厚又想到了用
地雷爆破。
这其实是当年太平军的发明，只要照方子抓药就成。川军从民间征用了
一口柏木棺材，将火药放进去，外面加上铁箍，然后挖一隧道，直通皇
城城墙底下，为的就是把火药棺材放进去。
当地雷爆炸时，声音惊天动地，皇城城墙被炸开了三丈多长的豁口。爆
炸停止，川军敢死队立刻顺着豁口冲了进去。
不料黔军也机警得很，他们其实早已发现地雷，预先就埋伏在周围，当
先的敢死队员刚冲进去就被刺倒在地，随后豁口也再度阻断。
地雷攻城虽未成功，但它所制造出来的光电声效，却把黔军官兵都给震
傻了。
第二天，黔军在皇城城头上插起白旗，同时用绳子放下两名使者，要求
川军允许他们从成都撤走。
刘存厚认为戴戡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遂表示同意，但没想到
这是黔军使的一诈。黔军先头部队到达城门后，并没有出城，而是直接
冲上城墙，欲控制城头。
城头作为制高点，在战争中至关重要，川军自然也得以死相争。短兵相
接处，双方都来不及开枪，只能用长矛和刺刀进行拼杀。
经过这么多天的围困，黔军已经又饥又疲，偏偏这种肉搏战全是力气
活，渐渐就支撑不住了，加上川军援兵越来越多，终于又被迫退回皇
十二天了，滇军还是没有露面，戴戡终于彻底死掉了待援的心。他通过
当地的知名人士作担保，向刘存厚交出三印，再次请求撤出成都。
刘存厚同意了——不过是使诈。川军对撤退的黔军进行半路伏击，黔军
全军覆没，戴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举枪自尽。
诈术跟权术一样，若不加以节制，就都像潘多拉魔盒，魔盒一旦打开，
就收不住了，因为你会用，别人也会用，谁都会使诈，到头来伤的还是
你自个儿。
喜欢摆龙门阵（侃大山）的川人，给戴戡这个外乡客送来了一幅挽联，
上联是“一生惯作秦庭哭”，下联是“死后方知蜀道难”。两句联语都跟滇
军有关，滇军“侵黔”，实系戴戡引入，是他在云南“哭秦庭”的结果，可
以说没有滇军扶持，戴戡无法得势，然而他死于“蜀道”，亦是为滇军所
坑，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刘戴之战”结束，北平方面也已定局。段祺瑞驱走张勋，以“再造共
和”的英雄身份复出政坛，其风光直追当年的蔡锷。
后台老板得势，一切水到渠成。半个月后，刘存厚的师部如愿以偿地挂
上了“四川督军署”的横匾。
刘罗戴，还剩下一个罗佩金。他本来要选最佳时机出手，就像护国战争
时对待陈宦那样。可惜渔翁尚未得利，鹬蚌相争就有了结果，好好的一
锅菜给烧糊了。
罗佩金夺不到川督之位，不过就是唐继尧的一个普通下属，唐继尧对他
极不满意，索性将其召回了云南。
三国大战，赢的输的，笑的哭的，都有了。
第五章
步步相逼
杨庶堪：字沧白，生于重庆市巴南区木洞镇，同盟会员。杨庶堪是同盟
会重庆支部负责人，参与组织重庆蜀军政府。在熊克武任四川督军时，
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省长，但因卷入熊克武与孙中山的矛盾，遭到熊克
武的抵制和反对。
顾品珍：字筱斋，云南人。号称智将，在川滇黔“三国大战”中，策划对
重庆发动奇袭，驱走刘存厚。
赵又新：字凤阶，云南人。蔡锷的第一猛将，在护国战争发起大反攻，
一举奠定胜局。
朱德：字玉阶，生于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为罗佩
金所赏识，同年加入同盟会。四川内战时期任滇军旅长，为赵又新的部
下，驻于四川。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人氏，秀才出身。北洋政府直系首领，洁身自
好，军事才能尤其出众，曾被认为是“中国最强者”及最有可能统一中国
的北洋军人。
在成都巷战这一轮全武行中，滇黔都相继吃了亏。吃了亏就得找补，唐
继尧增派大批滇军入川，贵州督军为了替戴戡报仇，也调拨黔军主力入
川，滇黔两军合计多达四万多人。与此同时，参与作战的川军也从先前
的两个师上升到了三个师。
恩怨情仇的主角，已由三个男人变成了三群男人，这意味着“三国大
战”的杀人游戏进入升级阶段。川滇黔轮番鏖战，战争从成都延伸到四
川全境，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兵力一次比一次多，时间一次比一次长，
场面也一次比一次残酷激烈。
眼见大火已经快蔓延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北平政府急忙派大员率北洋军
前往查办调处。然而面对混乱的战局，即便中央大员亦束手无策，只能
看着两边继续这样打来打去。
川军起初占有上风，但在滇军奇袭重庆后，战局变成滇黔军更为有利。
滇黔军知道段祺瑞站在刘存厚一方，因此把北洋军和川军放在一起打，
唐继尧甚至编了个谎，说是段祺瑞要把驻川滇军全部解散，然后押解到
西伯利亚做苦工。
给他这么一扯淡，滇军打北洋军比打川军还凶，南下的北洋军不过两个
营，哪里经打，只得狼狈退出川境——说是南下查办，到头来却让别人
给“办”了。
当战争初起时，川军之中除了已解散的第四师外，有一个师始终冷眼旁
观，就是熊克武的第五师。
和云南贵州人打架，同为四川人竟漠然视之，似乎难以理喻，但熊克武
自有他的一套逻辑。概而言之，熊克武虽是四川人，但他更是一个国民
党人，党派利益远比乡情更重要。
从熊克武的角度出发，这样的推断也不能说不合理：以段祺瑞为首的北
平政府与南方的国民党素来对立，刘存厚等老川军既以段祺瑞为靠山，
与国民党就是敌人，依照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理，老川军就是敌，滇
黔军才是友。
有人希望第五师加入川军作战阵营，熊克武毫不客气地一口回绝：“第
五师还戴着护国军军帽，跟滇黔军一样是红边边，护国军不能打护国
军，红边边也不能打红边边。”
熊克武不仅大部分时间坐而望之，还拨出一部分兵力协助滇黔军作战，
到北洋军退出川境时，更是沿路袭击，果然不愧为川军中的“红边边”。
这当然也是渔翁观景的一种，而且得到的利同样不少。
“三国大战”的末尾，四川重又变成了双头政府，一头是成都，一头是重
庆。成都由新督军刘存厚掌握，重庆则是熊克武和滇黔军的据点——试
想一下，假如不傍着滇黔军，光凭第五师，熊克武哪有这个实力和刘存
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一山容不得二虎，熊克武和刘存厚迟早还要一搏，不过依照规矩，在搏
之前，一定还要找一顶帽子来戴。
这顶帽子叫做护法运动。护法运动的口号是维护“南京约法”和国会，当
时说是为了反对张勋复辟，可问题是张勋这小子实在有负众望，一圈都
没能溜达下来，就被段祺瑞一脚从舞台上踢了下去。
于是反张勋又变成了反段祺瑞，护法的旗子则照树不误，至于合理不合
理，是不是已经过时，早就没人去管它了。
在护法运动的帽子下，滇黔军和重庆川军组成靖国联军，熊克武任四川
靖国各军总司令。他要发起靖国之役，率领三军“讨伐”刘存厚。
“讨伐”的理由是现成的：要反张勋，刘存厚就是张曾任命的“四川巡
抚”，要反段祺瑞，刘存厚的四川督军正是段所加封。不管哪一条，一
皮鞭总能打中你的脊梁骨。
靖国军出兵后，仅一个多月后就已逼近成都，刘存厚发现情况不妙，急
忙发出宣言，要与西南各省一致“护法”，可是熊克武和滇黔联军却并没
有要引他为“同志”的意思。
“护法”犹如“革命”。阿q要革命，还得洋先生和赵白眼他们允许你革才
行。刘存厚没有搞清楚一件事，人家因为“抗拒护法”要打他，并没说明
他转变态度“护法”就可以免打。反正一句话，打的就是你。
早就说过了嘛，不过一顶帽子而已，刘督军太天真了。
1918年6月，熊克武将刘存厚驱出四川，自辛亥以来四川国民党第一次
完全掌握了全省军政大权。
熊克武的这个机会应该说是唐继尧给的，他的“四川总司令”即为唐继尧
所授，唐继尧自己是“联军总司令”，四川司令得服从联军司令。换句话
说，唐现在把自己看成是熊的老板，是那个扶你上战马的人。
很多时候，口号都犹如华丽丽的糖纸，包裹在里面的，其实不过是人的
各种野心和欲望。比如说唐某，从辛亥革命，再到护国护法，可以说无
役不与，捡好事都有他的份。但革命来革命去，正义来正义去，落到实
处，却还是想把四川这块肥肉放到他的餐桌上来。
这就叫“大云南主义”，也就是把川滇黔都置于他唐继尧的统治之下，以
此成为独霸三省的“西霸王”。
罗佩金被刘存厚逐出成都，说明“以滇人制川人”失败了，唐继尧便想到
了“以川人制川人”，而熊克武正是他整个计划中的理想对象。
唐继尧授命熊克武为“四川总司令”，本应事先向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
政府推荐，由军政府委任，可他直接绕了过去，为的就是要让熊克武知
道：“你以后是我的人”了。
按照这个定义，熊克武的成功自然就是唐继尧的成功。唐继尧认为，四
川已唾手可得。
1918年9月16日，当唐继尧到重庆主持召开联军会议时，其仪仗之盛，
已活脱脱是一个西霸王的规模——走在前面的是骑兵。骑兵所乘之马均
经过精心挑选，青、枣骝、黄、白各成一对，毫不混杂，士兵们身背马
枪、腰挎战刀、足穿皮靴、头戴钢盔，要多神气有多神气。
再过来是唐继尧的禁卫军，号称佽飞军，以古代一个叫佽飞的勇士命
名。佽飞军的装扮不中不洋：头戴钢盔，肩上扛着的，却是吕布那样的
方天画戟。
还没到头呢，接下来尚有掌旗官，扛一面杏黄大旗，上绣一个斗大
的“唐”字，与评书中经常描述的简直毫无二致。
跟着“唐”字大旗的，是一顶八抬大轿。不过唐继尧并不在轿里，他在轿
后，骑一匹黄骠马，胸前挂满各种勋章，这就叫威武。
路上负责迎接的四川文武官员无不咋舌，以为古时王侯亦不过如此。
这算什么。唐继尧在重庆已建好了行宫，特地邀请众人去吃西餐，顺便
开开眼。
走进行宫，官员们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到眼睛都发直了，里面的
奢侈豪华真是难以形容。
西霸王的排场，震动了整个山城，重庆报纸记载：“五步一岗，十步一
哨，出警入跸，俨若帝天。”
唐继尧是老牌的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可这又怎么样呢？
也许唐继尧刚开始并不是这么想，他在念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时很
可能非常真诚，但在“驱逐鞑虏”之后，他的行为举止又的的确确只是围
绕着“银两跟女人”在打转。
同样曾经“侵川”，蔡锷要的是名，唐继尧除了图名，更看重利——更大
的排场，更多的“银两跟女人”。
当他一脚迈进重庆时，距离这些只是一步之遥。唐继尧为这次会议专门
准备了一个计划，即“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同盟计划中最核心，对熊
克武来说也是最要命的，就是四川兵工厂和税收的归属，唐继尧要将其
划归“联军总部”所有。
唐继尧以为熊克武的官是他封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没想到，熊
克武却拒绝签字。
熊克武是强人，不是傀儡。“联军总部”谁当家，还不是唐继尧，这么一
划，就等于四川的枪和四川的钱，全部流入了唐继尧的腰包。
唐继尧在利用熊克武，熊克武其实也在利用唐继尧，即利用唐继尧的滇
军，驱走刘存厚。现在刘存厚已经滚蛋，四川在握，凭什么还要听你摆
布，签如此不平等的“条约”？
会议开了一周，毫无结果，唐继尧大为扫兴，返回云南后就开始从“扶
熊”走向“倒熊”。
你既然不愿做我“图川”的滑滑梯，偏要做绊脚石，那我就必须除掉你。
以前是“以川人制川人”，现在国民党掌控四川，唐继尧采取的是“以党
人制党人”。
第一个被唐继尧拿来当牌打的党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孙中
山。
孙中山与熊克武之间其实久已不睦，而他们的矛盾，实际起自于孙中山
和黄兴的矛盾。
孙黄有隙，是“二次革命”后的事。“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把失败原
因归结于大家都不听他的，于是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并要求党员在
入党志愿书上按手印，以示效忠，但此举遭到了黄兴等部分老资格党人
的拒绝。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再聚一起就不开心了。黄兴等人便离开东京，前往
南洋，这些人后来称为“南洋派”，留在东京的党人则称为“东京派”。
熊克武原先属东京派，也在志愿书上按过手印，但后来因与川籍党人在
经济问题上发生争吵，一气之下离开东京投奔黄兴，从而加入了“南洋
派”。
隔阂就从这时候开始产生了。在熊克武的记忆里，再也找不到当初在东
京见到孙中山时那种崇拜者偶像的感觉。再度回川后，两人即很少有书
信往来，熊克武基本不向孙中山报告川省情况，一切都是他自己判断自
己做主。
孙中山也并非圣人。他起初任命四川督军时，提名的就不是熊克武，只
是那人自觉资历尚浅，自动退出了。
就算彼此表面上把谎撒得再漂亮，熊克武也知道他与孙中山的真实关系
如何。自从黄兴死后，“南洋派”在国民党中就明显落于下风，得势并且
受到孙中山信任的基本全是“东京派”。
想不到啊想不到，革了这么多年的命，到头来，一个站队却把一切都给
统统抵消了。
信念这东西可以相信吗，谁知道呢。
熊克武闻知孙中山起初的提名人选后，气得连督军都不肯就任，仍然是
当他的“四川总司令”。
假如熊克武在战争中失败了，自然另当别论，但是他赢了。
赢家通吃的法则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适用。孙中山事前没有把筹码
放在熊克武身上，事后就尝到了苦头——他委任杨庶堪为四川省长，熊
克武却自行发出通电，宣布由他本人兼摄军民两政，同时派但懋辛代理
省长。
杨庶堪手里拿着孙中山的委任状，那边却早已名花有主，弄得这位先生
滞留上海，将近半年之后才得以在成都就职。
杨庶堪早年执教于四川高等学堂，其人学贯中西，是革命党人中少见的
博学之士，向来深受孙中山器重。由杨庶堪来负责治理四川民政，应该
说是上上之选，他本人也很想协助熊克武在四川做出一番事业。可是落
花有意，流水无情，熊克武此刻早已不当杨庶堪为好友加战友了，而视
之为孙中山在四川的代理，或者说难听点，是孙中山在他身边安的钉
子。
有钉子，就得拔掉它，熊克武自此处处对杨庶堪进行掣肘。要办民政，
当然离不开钱，恰恰熊克武就在这方面掐脖子，以致闹出了“熊杨争
款，几于用兵”这样的荒唐事。
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杨庶堪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保举廖仲恺为四川财
政厅厅长，蒋介石为警务长，欲以这两人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熊克武毫不客气，利用四川省议会来加以反对。廖蒋都是明白人，中途
听到消息，知道自己不受欢迎，就马上折回了广东。
都是同志，可有时候同志之间的仇恨，还胜过敌人。熊克武此举，不仅
令杨庶堪备受打击，而且也让孙中山十分难堪。
杨庶堪无奈之下，只得借老父生病为由请假，想以此来缓解双方矛盾。
孰料你越软，他越狠。熊克武没有一点要收手的意思，在杨庶堪假满复
职后，他索性以督军的名义，将本来应由省长指挥的全川警备队给接收
接下来，熊克武又做了一件离谱的事。
1920年2月，熊克武通电就任四川督军，距离孙中山的任命已过去将近
一年。就在这封通电中，熊克武竟称北平政府的首脑为总统、总理。
在当时，南北完全对立，任命熊克武为督军的也不是北平的那个“总
统”或“总理”，而是孙中山。北平政府接到通电后，自然对南方党人极
尽嘲弄之能事。
唐继尧的第二张牌，是“实业团”。
四川国民党人一直有两大派别，或者说两座山头。一派叫做“九人团”，
这一派以熊克武为首，包括但懋辛等人在内，都是日本军校生，前后共
有九人。另外一派叫做“实业团”，由四川学界的师生组成。辛亥革命
后，其中一部分人从政，另外一部分人则投笔从戎，成为“长衫军人”。
简单说来，“九人团”偏重军事，“实业团”则关注民政。实业团名称的来
源，就在于他们认为辛亥革命胜利后，应将革命活动转向经济活动，因
此实业团不像九人团那样动辄喊打喊杀，具体观点上也颇多分歧。
熊克武和他的“九人团”，与“实业团”之间向来就不对付。熊克武在重新
编组部队时，对长衫军人所率的民军多持歧视态度，护法战争中损失的
枪弹也不补充，这使得“实业团”与熊克武的距离越来越远，直到遵从孙
中山指示，“拥杨反熊”（拥护杨庶堪，反对熊克武）。
1920年3月，孙中山在给唐继尧的电文中，毫不隐讳地拿出了自己的“弃
熊计划”，实业团的反戈一击正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业团要“拥杨反熊”，但缺乏足够力量，正好唐继尧又需要借用川军的
力量，双方便结成了“倒熊同盟”。唐继尧手中有了扳倒熊克武的把握和
实力，便开始对熊克武步步相逼。
唐继尧的代表到成都与熊克武见面，在欢迎会上就公开扬言，说云南人
说爱国是壳子话（即吹牛）。滇军将领之间也不免有意见，但是打起仗
来，丝毫意见都没有。
这些话明摆着都是说给熊克武听的。
黔军有好处就上，“倒熊同盟”自然也少不了他们的参与，而且那副狐假
虎威的样子，在气势上似乎还超过滇军，其代表直接就朝川人喊
话：“川事自然要由川军来解决，滇黔不打算过问。可要是川军解决不
了，滇黔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山雨欲来，熊克武也感受到了威胁，他一面紧急扩充军队，一面对不属
于自己嫡系的川军进行争取。
在此之前，熊克武也曾坐看滇黔军与川军打得不亦乐乎，但此一时彼一
时，这时他号召川军的立场就不能是党人立场，而应是川人立场：“川
人不打川人。”除此之外，封官许愿必不可少，甚至于比其他东西更有
效。
与此同时，熊克武还对舆论进行了动员，通过四川当地报刊媒体，痛骂
唐继尧是在“以日本式的野心侵略川省”。
那会儿，还没有“九一八”，但日本侵华的野心已从“二十一条”等方面露
出了苗头，国人皆深以为耻，把唐继尧比作西南的“日本”，自然是为了
引起四川人的同仇敌忾。
做了这么多工夫后，熊克武大有收益，一部分老川军就加入了他的阵
营，但与“倒熊军”相比，实力上仍大大逊色，连舆论和民心也无法抵消
这一差距。
1920年5月，唐继尧指挥各路“倒熊同盟军”向熊克武发起进攻。熊克武
双拳难敌四手，被迫退出成都。
“倒熊同盟军”紧追不舍，只因天气酷热，很多官兵染上疾病，才停止追
击，放了熊克武一条生路。
熊克武走上了两年前那个人所走过的路，那个人曾被他追杀，现在他又
被人追杀，他们的经历相似，结局相似，连逃亡的路线都相似。
那个人就是刘存厚。
刘存厚被熊克武赶出四川后，逃到了陕南。这个可怜虫虽经数年寒窗苦
读，成绩仍是一塌糊涂，到这个时候，他开始原形毕露了。
在“刘罗”、“刘戴”等历次战役中，钟体道都是刘存厚最可靠最得力的同
盟伙伴，当熊克武进驻成都时，曾劝其归顺，但遭到钟体道的拒绝。
此人宁愿随刘存厚一路逃到陕南，风餐露宿，患难与共，这样的朋友铁
不铁，可交不可交？
够铁，可交，但问题是已经用不着他了，反而两人同为师长，还有威
胁。
刘存厚的内心其实一点没有存下厚道这两个字，他先克扣军饷，接着又
挖墙脚，再之后甚至动用了鸿门宴，连逼带吓，直至把对方赶走了事。
陕南至此只剩下了一个刘存厚，他成了“汉中王”。可“汉中王”不是“川
中王”，这地方太穷了，哪有一点油水可捞。
刘存厚的两个师是北平政府认可的“国军”，饷械皆由北平拨付，应付军
队的正常开销勉强够用，但刘存厚还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所以他
对官兵的军饷只肯发七成，另外三成生生都给扣掉做了经费。
官兵工资拿不全，便自找门路，开烟馆的开烟馆，设赌场的设赌场，刘
存厚自己也卷起袖子，逼当地人种植鸦片，以便好按亩收捐，搞得当地
乌烟瘴气，民怨沸腾。
陕西督军为此对刘存厚下达了逐客令，并七次致电北平政府，要求让刘
存厚立即滚蛋，并且声称，如果北平拿不出办法，陕军会自行解决。
陕西人还特地给他制造了一副对联：“早去一天天有眼，再来此地地无
皮。”
陕军进逼，陕人唾骂，陕地又如此贫瘠，刘存厚也早就不想待在陕南
了，可问题是北平政府一圈问过来，没人肯要他。
四川自然是对他关紧大门。问甘肃，甘肃人差点急得跳起来，唯恐北平
把这个灾星强塞过去。再跟湖北商量，湖北那边的脑袋摇得像个拨浪
鼓：怎么都行，但求你千万别把这货给送过来。
刘存厚不再是人见人羡的皇叔，甚至连编草鞋的都不如，他就是一送不
出去的瘟神。
人生真是没有奔头啊。
就在刘存厚恨不得切腹自杀以答谢社会的时候，他看到了熊克武。
熊克武就在阆中，位于川陕边境，跟刘存厚所处的陕南靠得很近。陕南
够穷了，阆中还要穷，以致于熊克武不得不伸手向刘存厚乞援。
面对熊克武的落魄，刘存厚完全没有“大远来哭一鼻子，跟我臭来劲”式
的痛快，他仿佛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
两年前，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两年后，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一样
混得很惨，一样走投无路。
是谁，究竟是谁，把我们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当然是杀千刀的滇黔军。
找到了共同的敌人，熊刘决定联手发起反攻，将滇黔军逐出四川。1920
年8月，刘存厚从西路向成都，熊克武从东路向重庆，分道率部进川。
此时驻川滇军正处于实力上的顶峰阶段。自蔡锷督滇，滇军便名将辈
出，罗佩金已经过时，顾品珍、赵又新才是其中的佼佼者。
顾品珍以智将著称，在成都巷战后爆发的“三国大战”中，滇军起初处于
劣势，正是他策划对重庆发动奇袭，才最终扭转乾坤，并驱走刘存厚。
赵又新则是蔡锷账下的第一猛将，护国之役之所以能够赢定，皆有赖于
大反攻，而赵又新所部正是那次大反攻的主力。
顾品珍有个人主见，不是什么都听唐继尧的。与他相比，赵又新对唐继
尧比较忠心，基本上是服服帖帖，让他到东绝不向西，但是两人又有共
同特点，即全想赖在四川。
没办法，天府之国实在太富足了，躺在这个温柔乡里，谁都不想回家。
顾赵在四川大修生祠，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本乡本土人氏。顾品珍的那座
生祠叫做“顾公祠”，生祠落成的当天，他就巴巴结结地把自己的“禄位
牌”给供入了祠内。
熊刘的目标，是要将滇黔军赶出四川，就算唐继尧不下指令，顾赵也
得“毅然决然以图孤注一掷”。
除了有名将压阵，滇军士气也极为旺盛。西南各军，以滇军作战最为顽
强，他们一方面与其主将一样，视四川为乐土，另一方面由于入川以来
常胜不败，逐渐生出了一股傲气。
滇军自以为是，跟在后面的黔军也不得了，刘存厚、熊克武的先后败走
麦城，使滇黔军变得更为嚣张，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川人几乎变成了下
等人。
一个川省记者悲哀地写道，从前说起西南，总是川滇黔，后来变成了滇
川黔，如今应称为滇黔川。
然而正是这一现状，令四川政局率先发生了变化。
实业团引狼入室的初衷，其实与当初熊克武借滇黔军之力驱走刘存厚一
样，都是为了达成目的不得已而为之。熊克武既败，他们就要站出来主
张四川的权益，唐继尧哪里会予以理睬，于是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灰了
心丧了气。 实业团的转舵，代表了四川中上层社会的舆论走向。曾参
与驱熊的川军将领举办茶话会，邀请本地士绅参加，士绅代表当场就
说：“我们希望各军能把川土收回，甚至于带兵直捣昆明、贵阳，叫他
们还我们的银钱！”语毕，在座士绅掌声雷动。
这些川军此时其实也早存“驱滇”之心——驻川的滇黔军高高在上，对川
军十分藐视，几乎把川军当成了“伪军”。川军士兵因此不仅不愿佩戴联
军总部要求的红边帽，而且对“红边边”也极度仇视。
兵倒霉，官也跟着受冷遇。凡参加过“刘罗”、“刘戴”及“三国大战”的川
军部队，都被联军总部另眼相看，导致师不能升军，旅不能升师。
旅长升不成师长，他的团长自然也就升不成旅长了。旅长回去做团长的
工作，那团长一听大怒：“旅长为人淡泊，很好，不过你不能要求我们
这些部下都有这样的境界。弟兄们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
升官！”
从官到兵，都有了造反的心。熊刘“驱滇同盟”的旗帜一打出来，便人心
所向，原有川军纷纷加入。
这是一个很松散的同盟，有的部队一家就拥有两家的番号：刘存厚给一
个，熊克武也给一个，当然他们既不受刘存厚指挥，也不归熊克武调
遣，都是各打各的。
这样的同盟军，在军事上的缺点显而易见，那就是打仗时会各自为战，
导致步调不齐，无法把手指攥成拳头。
顾赵都是战场上的老手，对此看得真真切切，因此最初都没有把川军的
集体反攻当一回事，但他们没想到镜子还有另外一面。
这一面，不是缺点，是优点。
在“为桑梓而战”的口号激励下，川军各部人人争先恐后地向前，“驱滇
同盟”的雪球越滚越大。
1920年10月，四方川军得以会师成都，仅集中于成都的，就达到五十三
个营，约合十三个旅。
顾赵这才急了，他们有了一种站在堤岸上看钱塘潮的感觉。
到底是打惯了硬仗的老将，二人随即将滇军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的龙泉
山。此地有一天险，名为张飞营，相传当年刘备坐镇成都时，张飞即屯
兵于此。张飞营四周都是岩石，仅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山，山顶则地势平
坦，可以建立防守阵地，绝对是易守难攻。
顾赵要在张飞营与川军决一死战。这是他们窥破了“驱滇同盟军”的第二
个致命弱点：得胜时自然争先恐后，恨不得满地拾军功章。然而一旦遭
遇挫败，往后撤退时同样会争先恐后，而且互不相救。
川军看似气盛，不过那是在没吃苦头之前，只要凭籍张飞营之险，击溃
川军得力的一部，其余部队将会顷刻瓦解。就像一只气球，再涨得鼓
鼓，一针扎上去也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龙泉山之战被滇军视为关键性一役，自然是全力以赴。经过九昼夜的血
战，滇军死伤枕籍，下级军官基本打光了，中级军官也损失不少，但坚
持到了“最后五分钟”。
九天九夜，川军中攻得最猛的部队相继折戟，在“最后五分钟”内，川军
果然开始溃退，并再度被滇军逼回成都。退入城内后，各部队颓丧已
极，完全陷于纷乱之中，连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刘湘也唉声叹气，拿不出
任何办法。依靠战将之谋略，滇军终于反败为胜，顾赵都相信，攻下成
都指日可待。
假如没有成都，可以想见，川军早已士气瓦解，有的要畏战逃跑，有的
要保存实力，但正是因为有这座城市在，本土乡情又突然激发起了川军
的斗志。
熊克武和刘存厚在“驱滇宣言”中声称，此次出兵“纯为义动，非为利
争”，但从他们自己到下面的官兵，心里其实都明镜似的——哪有那么
高尚。保卫桑梓的“义”不能说一点没有，不过主要还是如那位川军团长
所言，“名为义动，实为利争”。讲穿了，士兵要生活，将领要升官，不
然凭什么出生入死，谁的命不是命啊？
当面临山穷水尽，成都在最危难的时候庇佑了本土军队，背靠着坚固的
城垣，他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能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
成都士绅站在川军一方，除发动各街民团上城墙协助正规军守城外，还
分头给川军各部打气。
某士绅讲了一番川军若守不住成都，四川将有亡省之痛的道理，然后振
臂高呼：“我们成都人誓与滇军不共戴天！”听他讲完，带队司令官当场
痛哭：“吾川存亡，在此一举，本司令抱最后决心，非人亡弹尽，决不
舍弃成都。”
场下官兵尽受感染，无不齐声高呼：“以死保我四川！”
这一刻，他们的感情是真挈的。
感情点燃了激情，川军鼓足勇气，不惜与滇军展开肉搏，拼死保卫成
都。
成都连日不下，大出顾赵意料之外，他们的处境变得尴尬起来。一方面
是攻城战可能旷日持久，不知道哪一天才能攻下成都，另一方面成都以
外的川军已从侧后袭来，此时滇军尽抽主力于龙泉山前线，后路十分空
虚，其受到威胁之大不言而喻。
赵顾决定改变作战计划，撤出龙泉山和张飞营，以便收缩战线，整军再
战。
退是为了更好的进，但问题在于，当一个人元气大伤的时候，绝不能轻
易言退，因为一退，你就可能停不住了。
一个守山，一个攻城，都是苦战，滇军就这样整整熬了半个月，一天都
没有好好休整过，早就疲惫不堪。而守城川军则是以逸待劳，吃饱了
饭，养足了精神，在这场追逐赛中占尽优势。
川军发力猛追，沿途都可以见到落伍的滇军，他们实在太困太乏了，倒
在地上就呼呼地睡了过去，川军不用作战，就俘获到了大把大把的滇
两手劈开生死路，现在留给川军的是生，留给滇军的是死。
顾赵的整兵再战成为最大的失策。当川军追到泸州时，滇军已然陈尸遍
地，有的甚至是人马俱毙，死人俯卧在死马之上，其状甚惨。
赵又新在突围时被击毙，尸体抬回军部时，门口一对红纱灯笼还亮着。
川军收复泸州后，标志着西战场已以川胜滇败告终。接下来，川军又继
续分道穷追，进入以重庆为中心的东战场。后来的共和国两大开国元帅
当时均各为其主：刘伯承任川军团长，为熊克武的部下；朱德任滇军旅
长，为赵又新的部下。民间盛传两位元帅在东战场pk，刘打败了朱，朱
德逃回了云南。
实际上，滇军自丢失泸州起，就失去了再战的能力和意志。顾品珍在从
龙泉山撤出时，下属向他进言，说我们进行的都是不义之战，也不知道
究竟要打到哪一天才能止，不如返回老家，关起门把云南治理好，踏踏
实实地过点日子。
顾品珍听后微笑不语，这是因为他仍以为自己握有胜算，根本没想到会
一溃如斯。顾品珍虽未像赵又新那样死于阵前，却染上了重病，导致卧
床不起。
顾品珍面容憔悴，他的眼前全是战死于荒野的滇军，这些云南子弟兵曾
跟着蔡锷参加过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可是热血换来的荣誉以及宝贵的
生命，就这样因为上层某几个人的私利而扫地以净。
我们进行的确实是“不义之战”，我们要回家。
能与川军在东战场继续角力的是黔军。黔军向来都是跟着滇军混，滇军
退走，黔军一对一根本就打不过，很快，滇黔军残部就都退往贵州，自
此再无力入川。随着滇黔军共同“侵川”的历史结束，四川完全收回了原
先由滇军占有的自流井盐款。
四川曾经是一块人人可以食用的大饼，除了滇黔军，入川占地盘的还有
豫鄂两军。这次川军一并将他们赶出了省。客走主留，不过问题是大厅
里的主人不止一个，起码有两个。
刘存厚和熊克武都是“督军”，区别只在于一个由北方政府任命，一个由
南方政府任命。刚刚起兵“驱滇”时，他们曾相约在胜负未决之前，均不
使用督军名义，但是随着胜利渐露曙光，两人就开始争着封官许愿，并
都竭力标榜自己才是正宗的督军。
按照事前商量好的入驻方向，刘存厚驻成都，熊克武驻重庆，各挂各的
牌子，刘存厚的官署叫“四川督军公署”，熊克武的官署名称连一个字都
不差，如此一来，两个“正宗”就势必要打起架来。
打这个架，熊克武明显吃亏。
北方政府虽然也内讧不断，却比南方政府还稳定一些。相形之下，南方
更乱，原来的广州军政府没撑多久，就被支持孙中山的粤军给推翻了，
孙中山即将上台——只是可能，因为下一届军政府组成还不知道是什么
时候。
熊克武感到非常彷徨。事实上，在告别“驱满”时代后，像熊克武这样无
所适从的革命党人不在少数，他们都不知道到底应该跟着谁干好了。初
任四川督军时，熊克武在就职通电中曾称北平政府的首脑为总统、总
理，并非无意之失，实际上是一种暗示和试探，可惜段祺瑞不领这个
情，他只认刘存厚，不认熊克武。
此后，熊克武又悄悄地派代表去北平找“总统”徐世昌，徐世昌倒有意接
纳他，不幸的是徐总统在北平政府的处境没比前几任好多少，他们都得
听段祺瑞支配，自己完全做不了主，熊克武想重投门庭的希望落空了。
这次南方军政府的倒台，给熊克武带来了双重打击，他真正到了无枝可
栖的境地。
那段时间，最为糟糕的事，每天都在熊克武周围接连发生。他不再相信
好运到来，不再相信能傍到大款，“川省自治”就在这时候提了出来。
南北双方，我谁都不靠了，至于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也毫无关系，反正
我又不靠你们活着。
这当然是一种无奈。在刘存厚看来，熊克武已经成了没人要的弃儿，只
不过憋着心思不想让他看见而已。
“自治”？村长还能封自己做国王呢，真会瞎掰。
刘存厚快乐得像只上蹿下跳的猴子，要说靠山，还是我的靠山硬吧。
不过得意归得意，刘存厚表面上还得在别人面前装出一种饥汉子不知饱
汉子撑的神情：唉，我这个正宗督军事情多，忙不过来，要不请“川边
镇守使”来帮帮忙？
“川边镇守使”指的是熊克武，那是以前北平政府封给熊克武的官儿，只
不过熊克武嫌小，从来没受领过。刘存厚以正宗自居，他从来不称熊克
武为督军，仅呼“使”。
在熊克武不知情的情况下，刘存厚给北平政府发去密电，要将熊克
武“提升”为省长，他认为这样就算招抚了熊克武：你落魄了，我还拉你
一把，这是什么魄力，什么情怀？
这时的北平政府总理为靳云鹏，当然拥有实权的还是“太上总理”段祺
瑞。靳云鹏心思缜密，知道熊克武自视甚高，怕反而因此惹怒熊克武，
所以一时决断不下。
刘存厚还挺上心，又让吴莲炬在靳云鹏面前扯了个谎，说这件事已征得
熊克武部下的同意，熊克武本人也巴不得呢——混得那么惨，偶尔给他
一个笑脸，都乐得屁颠屁颠的，更别说高升为省长了。
靳云鹏信以为真，很正经地向四川发去明令，授熊克武以“四川省长”。
刘存厚以为下一钩吊住了熊克武，没想到熊克武接到电令后，脸腾地就
红了，是那种羞愤到极点的红。
太伤自尊了。
什么狗屁省长，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
熊克武把不开眼的北平政府称为“非法政府”，那份任命电令“滑稽太
甚”——简直太可笑了，你们发布这样的电令前，为什么不仔细瞧瞧我
熊某究竟是何等人物？
给熊克武这么一堵，刘存厚颇有一种搬起石头砸了自个儿脚的感觉。这
姓熊的好不解风情啊，换别人能活两辈子的事，到你大概一辈子就完
了，我推荐你当省长是提拔你，有人削尖脑袋想当，我还不让呢！
这话说得也是。当初无论罗佩金还是戴戡，若有一个这么关照他刘存
厚，最后也就不至于弄到要撕破脸大打出手的地步了。
可是价码这东西其实每天都在变，今天跟明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假如刘
存厚肯设身处地想一想，现在如果再让他当个省长或者会办什么的，他
会愿意吗？放在熊克武身上，是一个道理。
除了熊克武，其他人也不满。紧跟在熊克武后面的，是刘湘，刘存厚将
他提升为“重庆护军使”。刘湘则认为，以他在“驱滇”中所取得的军功，
完全是省长的料，到头来竟然还是个“使”，有什么意思。
更不用说还有那些没轮上提干的。刘存厚兴冲冲地封官授勋，以为是在
种一盆盆养眼的鲜花，没料到点燃的是一盆盆越燃越旺的火苗。
还是得比膀子熊克武带头发出反对通电。继他之后，由刘湘领衔，川军
将领发出联名通电，对刘存厚表示反对。在这封通电中，但懋辛这样的
熊氏嫡系自然是一个不少，全部榜上有名，让刘存厚感到特别吃惊的
是，里面竟然还有他的部将，这等于是在搞窝里反了。
在通电中，熊克武再次祭出他的“川省自治”法宝。为了带头实践，同时
表明不贪慕官位，他索性把头上的“四川督军”帽子给摘掉了，方式是辞
职，当然是自己辞职，自己批准，因为广州军政府早就不存在了。
川军将领群起响应，都嚷嚷着要搞“川省自治”，并限刘存厚于五天内作
出答复。
可怜的刘存厚在这些将军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督军的威风，众人对他皆嗤
之以鼻：当个屁大的官，就当自己是孙悟空了，你就是一弼马温！
刘存厚蔫了，先前的美好感觉荡然无存。“川省自治”这四个字犹如太上
老君的金刚琢，刘存厚被这劳什子砸得头晕目眩，脑子里就没整个的画
面，全是零零碎碎的东西。不过有一点他至少是拎得清的，那就是他的
靠山是北方政府，只有依靠北方政府，他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才能
控制全川。假如脱离北方，在实力如此薄弱的情况下，必将陷于孤亡境
地，乃至于被立马灭掉都有可能。
想到这里，真是一头冷汗。这些川军将领原来既没当他是孙悟空，也没
当他是弼马温，就当他是一老鼠，张着个笼子，正等他钻呢。
能钻吗，当然不能，可是不钻的话，打你就没商量了。
刘存厚无奈之下，只得施出拖延战术，即一面说“川省自治”没有错，但
是另一方面又说，川省刚刚“驱滇”，还有一大堆善后工作需处理，必须
等处理完才能实施。
熊克武名为下野退居幕后，其实正是这场戏的总导演，他一直握着大棒
盯着呢。想耍花招？做梦吧你。
熊克武直截了当地给刘存厚发去电报：“川局安危，在兄一言决之。”
不过一句话的事，吞吞吐吐，扭扭捏捏的干嘛。
这是最后的通牒。刘存厚急了，他也顾不得北方政府的感受，慌不迭地
就成立了“四川省自治筹备处”，并拉来名流做处长，表示自治已经开
始。
管你开始不开始，就跟护法时候一样，熊克武手里那根大棒是注定要砸
下去的，这跟刘存厚是不是肯进笼子没丁点关系。
1921年2月18日，“下野”的熊克武与但懋辛、刘湘等联名发出通电，给
刘存厚罗列了十宗罪，其中之一赫然就是“阻挠川省自治”，全不顾人家
那里自治已经开张了。
此时川军正好分成三大集团，但这三大集团并非可以鼎足而立，其中第
一军由但懋辛负责，实际由熊克武遥控指挥，第二军是刘湘所部，这两
支军队皆实力雄厚，兵强马壮。第三军原属刘存厚，可是刘存厚一个不
留神，第三军竟然临时“变节”了。
熊克武和刘湘会拉人，刘存厚也会拉人，他想拉刘湘的人。自然大家都
是封官许愿那一套。不料刘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来了个提前识破，
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被刘存厚暗中收买的对象给扣留了起
来。
仗还没怎么打，胜负已各有归属。三个军合起来打一个刘存厚，这刘存
厚纵有三头六臂也对付不了，而实际上他还是个残疾人：回川后，虽然
也招抚收编了一批人马，但多为草头班子，拿的枪还是土造毛瑟，根本
打不了硬仗，第三军反戈相向后，基本就没什么反击能力了。
1921年3月22日，刘存厚自动下野，离开了成都。
还是得比膀子，膀子一比完，就什么都出来了。熊克武膀子粗，他的下
野就是假的，刘存厚膀子细，他的下野则如假包换。
要去的地方，还是陕南，半年前怎么离开的，半年后又怎么回来了。对
这条逃亡奔命之路，刘某早已是驾轻就熟。回去后，陕西人照例还会
骂，还会唾弃，可是都厚着脸皮忍忍吧，因为实在无家可归了，川人遂
送刘存厚一个诨号：“刘厚脸”。
把刘存厚赶走，熊克武松了口气，下面得轮到他唱戏了。
在把北方政府发放的乌纱帽弃之一旁以及“驱刘”之后，跟北方政府之间
也就彻底弄掰了，新的南方政府又没成立，所以仍然必须将不南不北
的“川省自治”进行到底。
一个省自治，太孤单，也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如果能找个邻省一起
搞，别的不说，起码可以用来壮胆，这就叫“联省自治”。
邻省里面，滇黔是世仇，暂时没办法考虑。湖北督军王占元出自北洋，
理所当然不肯脱离北方政府，熊克武游说半天也没效果，于是转向湖南
督军赵恒惕。
赵恒惕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与熊克武是党内
同志，同时他也有自治的想法。
两人可谓一拍即合。
四川、湖南要联省自治，独有湖北不肯，熊赵二人自然对湖督王占元十
分不满。正好湖北人也不喜欢这位王督军，他们成立了自治军，并派代
表到湖南求援，要借邻省之兵里应外合，将王占元驱逐出去。
作为川人，熊克武要抵制滇黔“侵川”，但作为一个耐不住寂寞的武人，
他心里也未尝就没有让川军向外发展的念头，这不正是好机会吗？
早就看姓王的不顺眼，如今还有人上门来请，那就别客气，咱们合起来
打他丫的！1921年8月，熊赵计议已定，川湘合力打响“援鄂之战”。按
计划，双方各出五个混成旅，但是由于长江水涨，影响了交通通讯，熊
克武从湖南发出的密电，迟了五六天才到达重庆，加之出现了一些其他
因素，致使川军出兵晚于湘军，这为北方强人创造了机会。
这位强人就是吴佩孚，现在的北方政府实际由他做主。
在吴佩孚行动之前，湘军已经动手，其先头部队距离武昌仅百余里。王
占元惊慌失措，赶紧学着刘存厚，发出通电，称要“顺应自治潮流”，然
后就逃命去了。
王占元一逃，吴佩孚立即另立督军，并亲自赶到武汉，对湘军发起反
击。吴佩孚是用兵高手，赵恒惕哪是他的对手，很快就被逼回了长沙。
吴佩孚胜利在望，但他却在这时候通过英国人出面，提出要与赵恒惕谈
和。
赵恒惕怕就怕北洋军乘胜追击，那样他连长沙老巢都待不下去，根本没
想到对方会伸出橄榄枝。那还等什么，赶紧在和约上签字吧。
吴佩孚肯放湘军一马，并不是因为心慈手软，而是为了回过身来对付川
川军已经晚了一步，到奋起直追，进入鄂西门户宜昌时，却又受到另一
股力量的干扰，以致于始终无法与湘军合兵一处，对吴佩孚实施夹击。
这股力量，来自于长江军舰上的老外。
战争一起，这些国家为了监控战场状况，保护可供他们使用的沿岸码
头，晚上便用军舰上的照明灯指向陆地，还向阵地上空发射照明弹。
川军作战，擅长于“摸螺丝”，也就是夜袭，给洋鬼子这么一照，一切全
瞎，想袭也袭不成了。不仅如此，川军士兵从来没有见过照明灯、照明
弹这些洋玩意，以为是什么高级武器，被吓得惊恐万状，混乱不堪，成
了“援鄂之战”中的大笑话。
国人见国人，谁也不怕谁，但大家无一例外都惧洋人。见川鄂两军相持
不下，日英美等国领事便出面要求他们休战一段时间，以便协商和平解
决的办法。川军果然乖乖地停下来，直到吴佩孚率北洋军突然出现。
又是激烈拼杀。川军要撞开宜昌这道门，北洋军则要守住这道门，谁也
不肯相让，川军几进几出宜昌街头，十天之内，战况之激烈达到“援鄂
之战”的顶峰。
危急之时，吴佩孚把身边卫队都派上去厮杀，卫士死了十几个，一般官
兵更是伤亡惨重，但终于击退了川军。
无论湘军还是川军，被证明都不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吴佩孚的对手。吴佩
孚本可乘胜追击，不过这时候他又像对付湘军那样，选择了见好就收。
什么叫牛人，能够单挑不叫牛人，牛人就是有本事跟一群人挑。吴佩孚
在北方还面临着张作霖的叫阵，在他与川军开打之际，张作霖的奉军已
集中于锦州一带，行将大举入关，所以吴佩孚刚刚击败川军，马上就
说，来来来，我们拉个手，讲和吧。
吴佩孚是个大方人，他在和约上大笔一挥，允许川盐运销湖北，且盐税
两省平分。
指挥“援鄂之战”的是刘湘。对他来说，这样的结果是做梦都想不到的，
现在你就是给他一百个理由，他也不肯与吴佩孚为敌了。在征得熊克
武、但懋辛等人的同意后，刘湘马上在和约上签了字。
在此之前，湖北自治军一直通过保定同学等渊源与川军将领套近乎拉关
系。谁知川军竟然招呼不打一声，全都哗啦哗啦地退入了四川，这下子
少不得要大发牢骚：“什么同学，什么援鄂，都是靠不住的，还是自己
靠自己吧。”
如今的川军真的已顾不上“援鄂”了。他们即将关起门来，通过实力的较
量，来决定传说中的巴蜀之王究竟是谁。而领衔这场劲爆大戏的两大男
主角，一个是熊克武，另一个正是刘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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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竹篮打水一场空
刘湘：字甫澄，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刘湘自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
业，性格沉静内敛，生活简朴，不嫖、不赌、不抽鸦片，起初以勇敢善
战而在川军崭露头角，后成为川军“速成系”领袖。他以刘备为偶像，重
远图而轻近利，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主张“群雄并存，有德者王”，
最终得以统一四川。
杨森：字子惠，生于四川省广安市龙台镇。从小习武，长大后考入速成
学堂。杨森推崇尚武精神，属于勇战派典型，战场上有一股舍我其谁的
气势，因此胜多败少，号称“川中吕布”，在“速成系”中的地位和影响，
仅次于刘湘。
刘伯承：原名刘明昭，字伯承，生于重庆市开县。自重庆陆军将校学堂
速成班毕业，四川内战时期为熊克武部下，蜀军著名战将，在第一军混
成第二旅任团长。
先得从头至尾好好说说刘湘。
刘家如果划阶级，算得上是地主，他父亲是贩谷子的，家有水田。可那
时候的小地主也很可怜，就经济条件而言，仅能供刘湘上学而已，甚至
晚上刘湘要读书，家里连油灯都舍不得让他点。
偏偏刘湘还很用功，常常趁父母睡着了一个人从床上爬起来，偷偷点灯
夜读。
刘父发现后，很是生气：你老子白天累死累活挣点钱，敢情一晚上全给
你当油烧光了。
油灯拿走，看你怎么办。
没有灯，刘湘就溜出门，到月光下去读。
这下他母亲担心了。于是晚上上床后，就干脆把房门给锁上。
刘湘无计可施，但他躺在床上睡不着，仍在默背白天读过的书。有时背
到高兴之处，一不留神还能从嘴里蹦出两句来。
如此刻苦到疯魔的孩子，谁不喜欢？刘家父母偏不喜欢。倒并非因为刘
湘不是亲生是私生子，而是觉得他读书没什么效果：刘湘的在校成绩虽
不能说差，但也绝没到出类拔萃的程度。
想来想去想不出个缘故，刘母便找算命瞎子算命。这瞎子靠算命吃饭，
自然要胡诌一通，一会说刘湘犯了“夜马星”（一种小孩子可能触及的禁
忌），一会又说孔圣人不高兴，恐怕他老人家故意捉弄一下你儿子也说
不准。
解决之道是画一道符，用布包着给刘湘戴在胸口。
刘母如法施行，刘湘晚上果然就消停了，虽然在校成绩还是老样子。但
刘家已觉得那瞎子算命真是灵。
刘湘长大后才对他母亲说出了真相：其实他知道算命这回事，是故意不
背出声来的。
聊到这里时，母子每每相对大笑不止。
刘湘并不笨，相反，他还聪明得很。所谓挑灯夜读，月下读书，梦中背
书之类很有可能都是拿来蒙人的，至于那些书，相信绝不会是什么“正
经书”，而是三国水浒之类的“过瘾读物”。从刘湘本身的经历来看，也
实在难以将他与头悬梁锥刺股的书生形象联系到一起。
当岁月流逝，少年时再荒唐的往事，都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连刘湘
自己也不知道，他日后成功的秘密，其实就潜藏在这样看似微小的生活
细节之中。到刘湘念书的时候，科举已经变成了学校，但除了留学生
外，大多数从教者所知道的，还是孔孟那一套，同时又因为科举中途被
废除，导致孔孟之学亦是夹生饭，其间的笑话层出不穷。
某日，县衙门的督学来刘湘所在的小学视察。他视察时发表演讲，论证
孔子比周朝皇帝大一辈，结论已经让人摸不着头脑，问题是他论证的方
式更是滑稽：周朝皇帝自称周天子，孔子被称为孔夫子，“夫”比“天”高
出一个头，所以孔夫子就比周天子老。
连台下的小学生都禁不住被这位不学无术的学界官僚给逗乐了。有几个
小学生忍不住笑出了声来。
学生觉得滑稽，当官的可不觉得滑稽。这督学大怒，当着全体师生的
面，就责令校方做出处罚，即让那几个“因笑惹祸”的学生跪在讲台上。
膝盖弯着不去说它，最损的是每人脑袋上还得顶一张板凳。板凳的重量
尚在其次，主要是上面还搁了满满一碗水，谁要是把水洒掉一点，就得
劈头盖脸地“享受”一顿“竹板饭”！
谁也不想被竹板打，那就得看你头上的功夫了。这哪里是上学读书，分
明是戏班子的武生在练功呢。
刘湘不幸就在其中。
挨了罚以后，大家气不过，商量着一定要以牙还牙。正好县里来了戏班
唱戏，他们发现督学每天晚上都要喝得醉醺醺地去看戏，就决定在那时
候找机会下手。
因为刘湘在班里个子高，胆子也大，被众人公推为这场整蛊游戏的主要
操盘手。
晚上，督学果然又去看戏了。散了场，他摇头晃脑，哼着小调打马回
府。在他必经的一个巷口拐角处，一个黑影一闪，一瓢好东西便泼到了
督学身上。
这督学受惊之下，闻到的全是臭味，原来“好东西”竟是大粪。
“啊呸呸。”督学又羞又怒，抬眼望去，几个小孩正急急忙忙地往学校方
向跑。
谁跟自己有这么大仇，自然是前两天跪讲台的那几个屁孩。
“你们跑吧，跑得了十五，跑不了初一！”
这句话，参与整蛊的那几位都听到了，分明事情露馅了。怎么办？
刘湘是主演，也就是那个“黑影”，他把胸脯一拍：“不怕，追究起来我
担着，哪怕是坐牢！”
真讲义气。可你不怕坐牢，别人怕啊。最后有人出了个主意，说刘湘要
不你就去报考“弁目学堂”吧，那样督学就抓不到你了，也不敢去抓。
就好像是我们常在香港江湖片中所看到的，刘湘犯了事，闯了祸，只
能“跑路”，但这个祸又是为大家闯的，所以众人你凑一点我凑一点，帮
刘湘攒足了路费。
等督学在家休息了两天，要来学校找茬的时候，校方和学生便把所有责
任都推到刘湘身上。再问刘湘呢，已经考入了“弁目学堂”，这督学再神
气，也不敢跟当兵的做对，只好自认晦气。
大家一定觉得刘湘考学校很容易。
是的，“弁目学堂”并不难考，因为它的正式名称就叫速成学堂（全称为
四川陆军速成学堂）。
速成学堂的教育方式与武备学堂相同，教官也大多为日本人，但与武备
学堂不同的是，它培养的是新军里的下级军官，等于短期培训班，入学
标准并不太高。
军校时代的刘湘，怎么看都没有要发达的迹象。
他性格内敛，深沉而不露锋芒，成绩也不过中等水平，甚至他都不怎么
出来活动，就爱窝在家里，自然也就很难引人注目。
刘湘唯一的乐趣似乎就是睡觉，此君露面后的标准像是：拖两行清水鼻
涕，眯缝着眼，一副睡眼朦胧的样子，仿佛一倒下去就会长眠不醒，同
学都戏称他为刘瞎子。
没有人看得起“刘瞎子”，他也几乎没有朋友。
毕业后，刘湘被分到周骏的部队。周骏的第一师是第十七镇新军的基
干，属于老川军的正宗，所以军官们眼光都很高。刘湘在军校被人看
扁，到了军营还是一样，可是有一个人却分外看好他。
这个人不是军人，但会预测军人的前程，也不是算命瞎子，但据说算得
比瞎子还准。
他是个编织篾篓的匠人，姓王，文化程度为文盲，一个字不识。相人算
命只是业余爱好，并不收钱，除此之外，不管寒暑，他每个月都要抽出
几天夜观天象，以便“预测天下大事”。
见到刘湘这个当时没人瞧得上眼的小军官，王篾匠眼睛一亮，直呼刘湘
前程远大，不可等闲视之。
“好好努力吧，有你飞黄腾达的一天。”王篾匠是不是在瞎掰，只有他自
己心里最清楚，但他作出的这个预测确实应验了。
刘湘从排长开始，到连长，又升营长。如果说前几个阶段，尚算是一步
一个脚印的话，从营长开始，就有些让人眼花缭乱了：每打一次仗，官
就升一级，“遇缺即补”，乃至一直升到师长，最后连老上司周骏都倒掉
了，还挡不住他火箭式的蹿升。
首先得承认一点，军人不能打仗是很难升职的，刘湘符合能打仗这个标
准。
那个时候，说你能打仗，主要不是说你有多高明的技战术，而是只要够
胆，敢闭着眼睛往上冲就有资格入行了。
川人称刘湘为刘莽子。莽子在四川话中是猛的意思——你别看他平时眯
缝着个眼，老实得不能再老实，但在那个僻静的拐角处，敢向人泼大粪
的，正是这个小子。
事实上，确实有很多次，刘湘所在的部队本已陷入危局，都愣是靠刘湘
死战才得以反败为胜。据说他在担任旅长的时候，曾攻某一阵地不下，
不得已退回司令部。正好上司在大发雷霆，副官报告说刘旅长到，上司
大喝一声：“难道刘旅长就杀不得吗？”
刘湘闻言转身就跑，不是跑路，而是到前线亲自督师反攻，结果一鼓而
克。
军队里面，猛人莽汉很多，刘湘超出他们之处，还在于会动脑子。比如
说那种难度极高的攻坚战，你要是没点绝的，光知道拿血肉去拼子弹，
有多少莽子也得完蛋。
当时国内已逐渐开始流行自来得手枪。说自来得，你可能还不知道它是
何方神圣，如果我改个说法，叫它驳壳枪、盒子炮、二十响、快慢机、
大肚匣子……你一定就有如见老友的感觉。
中国人嘛，凡是看《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过来的，对驳壳枪都
有一种亲切感。这种手枪可以连发，一梭子过去，其火力可与轻机枪相
媲美，在近战中威力十分惊人。
刘湘由此钻研出了一种看家战术。他精心训练了一支手枪队，当遇到紧
急关头时，便把这支特种部队压上去，往往能收到奇效。
估计是小时候灯下或者月下读演义读多了，刘湘把手枪队比作是岳飞的
钩镰枪，他就靠“钩镰枪”来破对手的“拐子马”。
刘湘的每一次升职，其实并非依赖于运气，那完全是靠战功一点点慢慢
堆积起来的。
刘湘战功等身，难得的是，他还很厚道。在他还是团长时，本来可提前
晋升为旅长，但却授给了另外一个人，若按所取得的战功，刘湘毫无疑
问排在那人之前，因此他的部下多不服气。
刘湘念过古书，也了解一些掌故，就对身边的人说：“清末有个叫杨遇
春的名将，功劳不小，他就不和同僚争功，以此避免了灾祸。我刘湘难
比先贤，不过也可以加以效仿。”
在他的劝说下，众人释然，事情这才平息下去。
军官这一群体里面，平时口号可以喊得比谁都漂亮，然而讲到升官晋
爵，就没有不眼红的。刘湘此举殊为少见。
对待和自己有竞争关系的同事都这样宽厚能容，对下属的态度可想而
知。所以，刘湘在上下级中皆有极好的人缘。
甚至于，刘湘在军校中的那种木讷表现，也成为他得以平步青云的重要
原因。
当年的新军，包括速成学堂，都少不了熊克武等革命党人活动的身影。
刘湘的同学皆蠢蠢欲动，有的人还跟革命党人有了接触，唯有刘湘从来
就不关心这些东西。
除了上课训练之外，他就一个爱好，即喜欢唱军歌，每次晚饭后，班上
做游戏，刘湘都被推举为领唱。
直到四川保路运动爆发，保路同志军与新军交战，已经入伍的刘湘奉命
参战，回来后还糊里糊涂地问别人：“你知道为什么要打仗吗？”
刘湘平时给人的印象，就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职业军人，既不
朝“南”（南方党人），也不向“北”（北方政府）。
开始大家都觉得刘湘傻，后来才发现他最聪明。
那些有明显政治倾向的同学，或许可以得用于一时，但很快就会被抛弃
一旁，因为政局变化太快了，快到你都来不及反应——一会儿党人摇旗
呐喊，一会儿北洋上台执政，正是城头变幻霸王旗，一般人哪里搞得清
楚、理得过来。
“癸丑讨袁”那会，胡景伊调集周骏的第一师与熊克武作战，有两个营长
临时投向蜀军。胡景伊一查，这两个营长均系速成生，这下好，他几乎
对所有速成生都起了怀疑，大部分人因此遭到排斥。
轮到刘湘了。胡景伊翻开档案：刘湘，速成生，自军校开始，就无倾向
革命的嫌疑，且生活简朴，不嫖、不赌、不抽鸦片，作战又非常勇敢，
屡立战功。
简直是一尘不染的白天鹅啊，请问到哪里能找到这么好的人？
于是，刘湘就成了速成生里绝无仅有的幸运儿，从此更得上级的信任和
重用。
不管政局怎样变幻，都需要能打仗的军人，尤其是那种看起来傻了巴
几，你让他去哪就去哪，心眼实在的职业军人。
刘湘要想做到不抢手都难。没发达之前的刘湘，类似于编草鞋时候的刘
备。你要说那个时候刘备就知道自己今后能三分天下有其一，多少有些
扯。
当那个夜观天象，算命不要钱的王篾匠预言刘湘今后会有出息的时候，
刘湘想象中的“出息”、“飞黄腾达”，顶到天也不过是做个将军。
旅长，论军衔是少将。那不就是将军吗，人生最高目标都实现了，还图
个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湘还真是一个本本分分的人，没有什么太大野
心。只知道对上绝对服从，对下宽柔以待，政治上不南不北，战场上竭
尽所能。
他的变化，是从当上师长开始的。
当上师长，意味着刘湘到达了周骏那样的地位，成为了老川军精髓的合
法继承者。
刘湘生活简朴，自奉微薄，也不像很多诸侯那样讨三妻四妾，守着一个
老妻便能过一辈子，到了这个位置，他再没有更远大的志向和目标，这
人还图啥？
刘湘后来曾经询问一位高士：“四川包括南方的局面老是搞不大，弄不
出像北洋那样像点样子的政府，是不是南方军人不如北方军人的缘
故？”
这位高士曾游历北平，与保定军校校长、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交流过类似
话题。蒋百里说，南方军人大多出自正规军校，素质和潜力都要比行伍
老粗出身的北方军人强，之所以“不如”北方军人，局面搞不大，是因为
这些军校生还不够团结的缘故，如果能够团结，“善于交朋友”，未来一
定会超过北方军人。
据说刘湘听后很受启发，但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先知先觉地广
交“朋友”，而所谓的“朋友”主要都是他在速成学堂的同学。这些同学陆
陆续续聚集到刘湘周围，他们都想靠刘湘升官，也因此形成了继武备系
之后，川中最大的军事派系——速成系。与相对较为松散的武备系不同
的是，速成系的联系更为紧密，一干人等皆唯刘湘马首是瞻。
做老大的感觉，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叫做爽爆了。想想看，多少人伺
候着你，恭维着你，期待着你，当然也鼓舞着你。
那个气贯长虹，矢志天下的皇叔幽灵终于再次出现。
刘存厚也想做刘备，可惜他名为存厚，却实在不够厚道。比如说对待投
靠他的那些人，用得着时当你是兄弟，用不着时就当你是草鞋，抓起来
随手就扔。
就凭他落魄陕南时把钟体道逼走一事，以后谁还敢再跟着这样的老大？
难怪他跳来跳去，终究还是只能抱着一个“刘厚脸”的臭名声，回到那个
他最不愿意待的地方——你还别嫌，有那地儿给你待着就算不错了。
你知道人家真正的刘玄德是怎么论兄弟的：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
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
甭管这话听起来有多虚伪，起码他还把兄弟当回事，要不然关二爷张翼
德那样目空一切的神人，又怎么肯死心塌地地跟着他混呢。
刘湘比貌似精明的刘存厚可聪明多了。这么说吧，刘湘有尹昌衡式的善
战，有胡景伊式的心计，有熊克武式的俭朴，有刘存厚式的实力（当然
是走红的时候），却唯独没有这些人的缺点，他再不兴，还有谁能兴？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人民群众的眼光啊！
算命这东西，所谓真假，都在你自己的揣测之中。刘湘对王篾匠的预言
似乎已经豁然开朗，如果说他眼前有一座山峰的话，那座山峰的海拔正
在不断提高：师长之后是军长，军长之后是总司令，总司令之后是统一
四川，统一四川之后是问鼎中原。
那正是一千多年前刘备走过的道路，现在刘湘要重走一遍。至于走得通
走不通，你没走过，又怎么知道？
刘湘一方面以速成系为基干，一方面为自己夺天下打造新的力量，先后
办起了军官教育团、军官研究班、教导总队、学员队等机构。
对刘湘来说，速成系的都是同学，相当于兄弟，这些地方出来的军官则
跟他有师生关系，那是完完全全的小弟。
左有兄弟，右有小弟，后面还跟着老川军的精锐，刘湘的声望和实力一
天比一天高涨。在熊克武、刘存厚联手“驱滇”前，他已经发展成为川中
除滇黔军外最大的实力派，大有“与楚则楚兴，与汉则汉胜”之势。也就
是说，各派势力，无论熊，刘，还是“倒熊同盟”，没一个敢小觑刘湘，
都争相拉拢。
在研判各方势力后，刘湘定下了“拥熊送客”之策。即拥护熊克武，驱走
滇黔军的决策，此时“倒熊同盟”也派使上门。
刘湘的部下和幕僚商议说，既然我们已决定“拥熊”，自然与“倒熊”的势
不两立，不如将使者扣起来，然后与“倒熊同盟”把话挑明。
决议已定，都去找刘湘拿主意。
三国演义里的那几个大人物，要论起家资本，刘备恐怕得排倒数第一。
与身后有大家族作支撑的曹操和孙权相比，他几乎是两手空空。
那么，他究竟靠什么能赢三分之一的天下呢？
不是靠他动不动拿出来唬人的皇叔身份（谁知道真的假的），更不是靠
编草鞋的手艺，靠的就是被刘存厚丢掉的那个字：“厚”。
在他的奋斗生涯中，刘备每时每刻都忘不了“厚”这个夺命杀手锏，刘湘
也是。
听众人说完，刘湘直摇头：“不可不可，我们怎么能搞阴谋诡计呢？要
对人家仁义嘛。”
刘湘对来使非常客气，还跟他们共同商讨了进攻熊克武的办法。
不过这些都是在他还没有与熊克武联络成功之前的事。之后，那还是该
咋样就咋样，刘湘摇身一变，成了“驱滇”的主力，跟滇黔军交战主要就
是靠他的部队，而他本人也担任了那次战役的前敌总指挥。
“驱滇”之役对刘湘而言，非常关键，也是他平生投出的第一个大赌注。
如果这一局他赌赢了，自然会青云直上，但如果输了，那就是血本无
归，连四川都待不下去了，只能跟熊克武、刘存厚他们一样往边角旮旯
里逃。
在战事遇到挫折，也就是龙泉山大败时，刘湘也跟他的榜样刘备那样，
成了流泪大使，甚至表露出要离开部队出川流亡的意思。
他的那些部下幕僚一听，“主公”如此窘迫，都是我们这些人无能无为
啊。于是都反过来恳请刘湘不要走：“虽然暂时败了一阵，但切勿灰
心。一切事在人为，我们还有部队，再努力一下，尚大有可为。”
刘湘惶恐焦灼，除了确实已到危难关头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要看看那
些兄弟、小弟是不是还肯跟着他卖力。要不然，一抬脚跑掉算了，干嘛
还要这么罗里吧嗦。
玄德版的眼泪可不是白淌的，刘湘以退为进，使川军在成都城内得到整
合，重又鼓足了与滇军再战的勇气。
抹干眼泪后的刘湘马上露出沙场枭雄的本色。当滇军后撤，组织防线拦
截时，他亲赴前线指挥，下令将所有山炮集中于一点进行猛烈轰击。
滇军防线被打开了一个致命缺口，川军立刻蜂拥而入，滇军由此一溃千
里。
在“驱滇”之战中，刘湘居功第一，熊克武、刘存厚都得往后排。刘存厚
尚自我感觉良好，傻乎乎地什么都不知道，熊克武却早已掂出了刘湘的
分量，战争尚在进行中，他就曾通过但懋辛告诉刘湘，说想让位于他。
刘湘回答：“等打完了仗再说吧。”
熊克武说要让位给刘湘，那是为了加大自己的砝码，以便对付刘存厚，
讲穿了不过是一句连他自己都不信的谎话。
“驱滇”之战结束，熊克武和刘湘之间尚隔一个刘存厚，等两人合力将刘
存厚推倒，一山不容二虎的矛盾就开始变得尖锐起来。熊克武的第一军
由原蜀军和新老第五师发展而成，军官以“九人团”为核心，其中有相当
多的人是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员，外界称之为“一军系”。
一军系和速成系，犹如江湖上的两大帮派，而以一军为代表的新川军，
与以二军为代表的老川军，也是整日里互相猜忌，明争暗斗。
江湖规矩，不到最后一刻，大家都不会闹到拔刀互砍的程度，只会按照
各自拥有的筹码来讨价还价。眼看一军从实力上要压过二军了，熊克武
便授意各军，公推刘湘为四川总司令兼省长。
这一招从政治策略上说，也叫以退为进。从名义上看，熊克武早已辞去
督军，其实仍在幕后操纵着新川军。
如今大家换了位置，新川军去了成都，重庆反而成为了老川军的基地，
刘湘这个“四川总司令”，能指挥的仍然只是他的二军，至于“省长”，也
就管管重庆这一带。
觉得委屈吧，很委屈，可你还说不出口——人熊克武都“下野”了，让你
当省长，还要怎样？
经过这么多年的升沉荣辱，熊克武早已从一个热血的革命党人转变成冷
血的政坛高手，一招一式，直让刘湘、刘存厚这些准备接刘备班的“新
人”看到瞠目结舌。
刘湘履任省长，要到省会所在地的成都就职才符合规定，熊克武也来电
邀请刘湘前去赴任。
成都现在是熊克武的势力范围，究竟去还是不去，刘湘拿不定主意，便
召集了一班幕僚进行商议。
有人说，重庆是老川军的事业基地，如果去成都的话，就会远离基地，
受人控制。
还有人则直截了当地说：“别看熊克武表面下野了，但你如果和他同住
成都，他一定会倚老卖老，什么都得干涉。你要是不听？老川军远在重
庆，到时只会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
刘湘听后倒吸了一口凉气，连连点头：“熊克武太厉害了，我搞不过
他。依诸君之见，我不去成都了，就在重庆上任。”
这样的省长，有跟没有几乎是一个样。当时重庆周围还有一些防地在一
军手里，刘湘的部下就提出：“主公”你也太老实了，干脆跟一军提出
来，不把重庆的防地全交出来，就不当这个“省长”，谁爱当谁当去！
刘湘一听有理，便找但懋辛商量——当然其实是找熊克武商量。最后防
地总算勉强交了出来，刘湘这才在重庆就任省长。
幕僚们说得没错，刘省长去了成都会无所作为，可是留在重庆被证明同
样无所作为。
凡是刘湘任命的县长，都只能限于他的二军防区，其他防区根本别想。
刘湘有一次将一个姓张的仁兄委任为川西道尹（相当于副省长）。张某
带着委任状，兴致勃勃地跑到成都，可是没找到前任。找不到前任，他
就没法上任，因为双方需要交接印信。
张某在政务厅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打听，原来那个前任得到消
息，早就以出巡为名，跑到别的地方躲起来了。
碰到这样的货，就是等到天荒地老也没用啊。张某知道自己不受欢迎，
无奈之下只得拂袖走人，临走之前他写了一封通电登在成都报纸上。
通电上说，这位官员（指前任）在职务行将交卸之时，还要出巡，像这
样办事认真，不辞劳苦的人，你们见过吗？反正我没见过。川中既有如
此难得之干员，应请刘湘省长收回成命，明令慰留。
知道内幕的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因此通电一出，皆引为笑柄。
除了成都和重庆又实际分立为两大军政中心外，熊克武还以“军实督
办”（这个职务负责管理武器和粮饷）的名义，控制着成都兵工厂和自
贡盐税收入。
当一个半成品省长倒也算了，最让刘湘放不下的就是成都那家兵工厂，
这可关系着他以后争夺天下的命脉啊，即便“搞”不过也得“搞”。
单人独骑没有用，刘湘就派了一个旅常驻成都，专门看着成都兵工厂。
工厂日夜加班加点，枪弹一下生产线，马上往重庆押运。
成都方面一着急，竟然不惜动用武力制止起运。双方火药味十分浓厚，
眼看着扔根火柴就能爆炸，刘湘不得不下令那个旅原样撤回。
正是因为关系太过紧张，前去湖南策动联省自治的熊克武才会答应“援
鄂”，认为这样可以便于川军向外扩展，对四川内部的矛盾也能起到一
个缓冲的作用。
熊克武要“援鄂”，光靠他的一军不行，必须借助于刘湘的力量。刘湘则
认为，以后可以同他争四川的，也就一个熊克武，如果熊克武借去了
兵，并在湖北立住了脚，回过头再打他，那岂不是亏大了？
因此，刘湘在同意出兵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必须由他兼任援鄂
总司令。就这个条件，着实难住了熊克武，以致迟疑不决，很晚才拍板
下来。川军之所以出兵较晚，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要是“援鄂”之役赢了，就不用多说了，反正有了好处，就看如何分配。
偏偏又打败了，虽然后面弄到了个川盐运销湖北的条款，可与当初的目
标相比，毕竟只是小头。
这下有得互相埋怨了，一军怪二军无能，二军骂一军软蛋，本来就脆弱
不堪的伙伴信赖关系荡然无存。撤退时原来好好的路线也不走了，大家
情愿走那种人迹罕至、鸟不生蛋的地方，以免遭到“暗算”。
谨慎是必要的，因为刘湘真的想“暗算”对方。吴佩孚临走时，任命孙传
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常驻宜昌。刘湘派代表与孙传芳协商，双方签订
了一份联防密约，大意为，如果孙传芳受攻击，刘湘就拔刀相助，反过
来一样，假使刘湘在川中被围攻，孙传芳也不能坐视不顾。
依二军的实力，谁吃饱饭没事做，会去主动惹刘湘。说来说去，他还是
想先打别人的主意，具体来说，矛头就是冲着一军去的。
没办法，本来说要矛盾外移的，移来移去没移成，矛盾还扩大了，不打
待何时？
为了能够稳操胜券，刘湘的谋士献计，让他以“四川总司令”的身份下
令，将一军的一个混成旅以“援陕”的名义调到川省以外，以便分散其兵
力。
刘湘依计而行，不料正是这个所谓的“妙计”坏了事。
熊克武意识到对方要出手了。此时他又风闻刘湘与孙传芳秘密联络，并
可能已结成同盟。
一军在实力上本就不及二军，再抽去主力旅，孙传芳又搀和进来，一打
的话，完全没有胜算啊。
随便换一个人，此刻双腿可能早就发软了，但是“难搞”的熊克武却气定
神闲，而且他已把所有算盘珠子都给拨好了。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刘湘，我得让你知道一下，什么叫姜是老的
辣。
早在熊克武第一次赶走刘存厚，担任四川督军时，由于驻川的滇黔军带
头把持防区，控制税收，导致熊克武收不到什么钱，可那么多军队又都
需要发饷，怎么办？只能制定防区制，就地划饷，即你的军队驻扎在哪
里，就从哪里的税收里面切出军饷部分，然后照划出给你。
起初是就地划饷，渐渐演变为就地筹饷，各路川军从此各有各的地盘，
俨然成为大小诸侯，熊克武和刘湘只是这些诸侯里面最大的两支而已。
熊克武以前当家时，对割据一方的中小诸侯们非常头疼，现在不当家
了，他倒一下子对它们起了好感。
因为可以拿来做棋子。
照例，熊克武本人不能出面，出面的是但懋辛。但懋辛一面质问刘湘，
为什么要“援陕”，究竟有何根据，一面密告各诸侯，说刘湘志在消灭第
一军。
如果诸侯们对此满不在乎的话，他会接着告诉你：连第一军这么大的店
面都要被迫关张，你觉得你们那小店面还生存得下去吗？
就是后面这句话，让大伙坐不住了，传言中姓刘的要统一四川，是不是
真的啊？
诸侯们纷纷给刘湘发电质疑，刘湘应接不暇，狼狈不堪。
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熊克武和但懋辛暗中捣的鬼。解铃还须系铃人，
刘湘只得邀请但懋辛来重庆一叙。
刘湘原先认为但懋辛可能会找这个那个借口，赖着不肯来，就算来，也
得摆足架子，给他一个难堪。没想到但懋辛欣然而至，并且说的全都是
替他着想的体己话。
但懋辛对刘湘说：“你不要听你身边那些狗头军师的话，以为把我的第
一军灭掉，就可以一了百了。你得知道，你可是一省之长，倘若无缘无
故出手打第一军，唇亡齿寒，各军必然人人自危，都要同情那被打之
人，这样一来你是吃不消的。”
刘湘已经吃不消了。他原先确实只想到第一军是他统一四川的最大障
碍，没想到背后障碍还有这么多，哪里是一个两个。
事到如今，就必须赔着笑脸，央求但懋辛去安抚诸侯了。
刘湘笑，但懋辛不笑。
“不管你信不信得过我，有一句实话，我一定得讲出来：这些诸侯全是
四川的祸害啊！”
此语让刘湘猛吃一惊，什么意思？
但懋辛很认真地问刘湘：“川省为什么一直不得安定？”
不等刘湘回答，他自问自答道：“没有别的原因，唯一的原因，就是兵
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太多了。这些家伙有防区就有军费，有军费就不断
扩军，扩了军就不把省政府放在眼里，如此川省怎么可能会安定呢？”
但懋辛所说的“这些家伙”，当然不包括他和刘湘。
刘湘听到瞠目结舌。对但懋辛的这番表白，他不仅认同，而且坚信这就
是熊克武和但懋辛的真实想法。
刘湘着急要消灭第一军，那是真把熊克武当对手的，而且是唯一能跟他
竞争的对手。这就仿佛曹操在煮酒论英雄时，对刘备说的那句话：“今
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如果不是他刘湘统一四川，就是熊克武要统一四川，自然他想到的，熊
克武也会想到，他认为的障碍，熊克武也会认为是障碍。
刘湘对着但懋辛抚掌叫好：“你说得太对了，可是有什么办法保证川省
安定呢？”
这话的意思是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把那些烦人的诸侯摆平呢？
但懋辛说了两个字，听完之后，刘湘的眉头紧锁了起来。这两个字是：
裁军！
仅仅两个字，操作难度却大到没边。当年罗佩金垮台，直接原因即来自
于裁军，那时候的川军，不过才五个师。如今却有十个师、九个混成
旅、一个川边军、一个边防军，编制差不多是原来的四到五倍，怎么个
裁法？
但懋辛倒是成竹在胸：“难度是不小。无论一军二军，假使要单独搞定
的话，都有如登天。不过如果我们能够诚意合作，则并非难事。”
刘湘竖起了耳朵。
但懋辛的方案是，由一军二军带头做榜样，先从本部裁，再督促各军
裁。
“到时候，诸侯们谁敢抗拒不遵？如果抗拒不遵，正好给我们借口，联
起手来进行修理，所谓杀鸡给猴看，裁军不难推行。”
听说这第一刀先要切在自己的肉上，刘湘不免有些犹豫。
但懋辛看出了刘湘的心思：“别说你肉疼，我也肉疼啊。可是退一步想
想，你不裁军，用武力统一的话，军队数量只会越打越多，更加不能解
决问题。”
刘湘越听越觉得有理，尤其但懋辛最后总结的一句话更能拨动他的心
弦：“如果你我合作，相信统一后川省必能自强，到时如形势许可，我
们还可以问鼎中原哩。”
那不正是他刘湘的理想吗，当然了，要是真的有问鼎中原的那一天，熊
克武、但懋辛可能早就被他灭掉了，还有什么一起？不过在此之前，为
了解决各个防区有如蚁群一般的诸侯，的确得以大局为重，实行强强联
手才行。
说干就干，刘湘马上坐下来跟但懋辛商量裁军的具体办法，议定之后，
两人相约绝对保密，谁都不许向外走漏一点风声。
刘但二人是在密室商议这一切的。等刘湘走出密室，外面等着他的那
些“狗头军师”都围拢过来，这些人众口一词，都主张将但懋辛就地扣留
于重庆，然后趁第一军群龙无首之时，立即出兵袭击，如此可一举消灭
第一军。
刘湘哪里肯答应。直到离开重庆，但懋辛身上一根毫毛也没少，刘湘的
幕僚们则顿足捶胸，以为失去了一个擒贼先擒王的大好机会。
你们遗憾这个，叹息那个，是不知道内幕啊，刘湘只觉得好笑。
在他和但懋辛的秘密约定中，裁军的第一个步骤是一二军各裁一旅，为
诸侯们带头，而且但懋辛的姿态很高，主动提出先裁第一军的独立旅。
人家这样诚恳，我又向来是“仁义之君”，又怎好去行那“不义之事”呢？
按照既定程序，刘湘先发布命令，将但懋辛答应的那个独立旅调往指定
地点，然后他就一心等着但懋辛自己率兵去执行缴械任务。
独立旅收到命令，开过去了，但懋辛却迟迟不动。刘湘还以为是但懋辛
忘记了，又专门发了个电报过去，催他快点启动。
不料但懋辛竟然含含糊糊、支支吾吾，似乎完全忘记了有密约那回事，
始终迁延不进。
刘湘更纳闷了，发电报去问他为什么还不动身。
但懋辛回电了，他把责任都推在刘湘身上，说是刘湘先故意泄漏密约，
想把裁掉的那个独立旅并到第二军里面去。
“看来你还是蓄意要解决第一军，恕我不能奉陪，不能再跟你玩下去
刘湘莫名其妙。自从但懋辛走后，他基本上是守口如瓶，连身边的幕僚
谋士都被蒙在鼓里，怎么可能泄漏出去呢？
就在刘湘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但懋辛又做了一件让他感到天
旋地转的事：那天两人在密室会谈的内容，被但懋辛详详细细地通报给
了各个诸侯。
注意，是详详细细，而不是原原本本，因为但懋辛对谈话内容进行了重
新整理。经过这一整理，刘湘成了裁军计划的倡议者和主导者，但懋辛
成了完全被动的一方，而且是第一个受害者。
但懋辛连物证都有，就是刘湘的调令和来往电报——要没这回事，你突
然调动第一军的独立旅干什么，又为什么要一个劲地催但懋辛起身？
但懋辛的这份通报，算是把诸侯们的心头之火给完全点燃了。以前还只
是疑神疑鬼，原来真有其事。
诸侯们一个接一个给刘湘发电报，那意思，你要想借“裁兵”来玩“统
一”，先问问我们的拳头答不答应。
瞪着雪片样飞来的电报，刘湘傻了。
就算单挑第一军，能不能稳赢，他都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若旁边再添上
这么多乱拳，情形就更不妙了。要知道，那些诸侯小归小，却都是一些
经常不要脸，偶尔不要命的家伙。
什么时候不要命？就是觉得你要拿走他们的命根子，也就是地盘的时
候。
密室会谈也没有录音录像，刘湘百口莫辩，他这才发现自己中了招，一
不小心就掉进了阴沟里。
什么诚意合作，什么共同裁军，原来都是为了骗你上当的幌子。
熊克武确实厉害，不是一点点厉害，是非常非常厉害。他使的这分明就
是三十六计中的“上屋抽梯”之计：先把你骗上房顶，然后将梯子一抽，
四顾茫茫，你就等着跳楼自杀吧。
事到如今，刘湘欲哭无泪，他屁股下面坐的已不是交椅，而是一座火
炉。
1922年5月14日，刘湘通电辞职。
真把人逼到了这一步，但懋辛等人又还要假惺惺地来电挽留，刘湘则做
一脸清高和决绝状，来了几句“樵山钓水，遂我初衷”这样的话，坚不复
职。
他刚辞职那段时间，可能因正处于交接之中，一支部队因欠饷而露出了
不安情绪，刘湘便以“下野”身份前去安抚。
当兵的问他为什么要辞职。刘湘就故意说：“因为你们不愿打仗，所以
我要辞职。”
士兵们想了想回答：“是上头克扣军饷，不是我们不愿打仗，如果不克
扣军饷，我们是愿意打仗的。”
刘湘马上说：“你们的军饷，一定会按时发放。只要你们愿意打仗，我
随时都可以复职。”
刘湘当然想东山再起，所以才要矫情一把，以便测试军队对自己的效忠
程度，但是他同样知道忍耐和蛰伏的重要性。
刘备的一生，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给别人做小弟。有人统计，他的东家
前后计有七个之多，包括吕布、曹操、袁绍都在里面。难道刘备真的甘
心奉这些人为老大？非也，只是时机未到耳。大丈夫能屈能伸，不过伸
之前，无论如何先得屈一下。
与熊克武一样，刘湘的辞职下野，也不过是以退为进之术，他同样安排
了幕前代理，然后隐身幕后进行操纵。
刘湘多次告诫他的部下们：“我为什么被逼辞职，就因为现在如果刀兵
相见的话，没有胜算。”
那么什么时候才可以握有胜算呢，刘湘说，要靠北洋军援助，但是仅凭
与孙传芳的一份联防密约，这事还不算靠谱，所以得等。现在能做的，
就是加紧准备，反正说一千道一万，决不能贸然与第一军开战。
刘湘唠唠叨叨，有一个人却始终听不进去。他就是刘湘设置的那个幕前
代理，名叫杨森。中国民间喜欢给武将排名，关于三国排行榜，比较流
行的是“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黄八许九姜维”。从赵云
开始，三国迷们各有偏爱，有人就说这个榜单抬高了赵云、关羽，贬低
了张飞——燕人张翼德手中一杆丈八蛇矛，那也是所向无敌，能“百万
军中取上级首级”，凭什么就只能排老六呢？
只有那个“吕”，大家都没异议。
所谓“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三国演义里就没有在单打独斗中，能胜过
吕布的。即便关羽、张飞合起伙来，仗着人多打人家一个，还是拿他没
办法。后来干脆就不要脸了，刘备也凑上去，三英战吕布，吕布左遮右
挡，实在是忙不过来，才让他们占到了一点便宜。
假设把三国榜单搬到巴蜀，杨森便活脱脱就是那吕布吕奉先。四川人提
起川军战将，往往说这个人老是吃败仗，那个人吃过败仗，但也打过胜
仗，他们给杨森的的评语只有一句：“杨森会打胜仗。”
杨森是川人，但他最早却是在滇军中得以发迹。这事说来话长，杨森和
刘湘一样，都是速成生，毕业后辗转往复，投到了熊克武门下，当然那
时也就是个龙套甲龙套乙一类的角色。
“癸丑讨袁”，熊克武一败涂地，重庆被滇军攻占，杨森也被俘获。滇军
将领在视察俘虏时说：“当军官的上前五步走。”
这句话吓坏了俘虏里面的川军军官。此时此刻，他们最怕别人认出他们
是军官，因为如果对方要杀俘的话，第一个要杀的便是军官，士兵反而
往往会得到宽释。
上前五步是什么意思，站出来让你绑了枪毙？大家都一动不敢动，只有
杨森挺身而出，并且自称：“我是少校营长。”
那个滇军将领见他态度坦然，毫无惧色，不由暗暗称奇，随后不但没
杀，还把他带回了云南。
自此，杨森便改换门庭，投入滇军，并在滇军名将赵又新账下听用。
杨森能成为猛人，全在一个字：狠。
翻开中国近代史，第一章就是鸦片战争。那仗打完了，鸦片的命运到底
如何，好像没什么人提了。事实是，朝廷来了个“放开搞活”。既然禁不
了，堵不住，与其让洋人的洋烟土来大赚特赚我们的银子，倒不如我们
自产自销。
果然，在国产化的烟土产业出现后，新的“鸦片战争”不战而胜，进口洋
烟土严重滞销——瘾君子们都改抽国货了。
西南各省没有哪一个不种鸦片，云南的叫“云土”，四川的叫“川土”，贵
州的叫“贵土”，其中以云土为最好，一如现在的云烟，是当时国产烟土
的顶级品牌。尤为滑稽的是，云土的外包装上还贴有林则徐他老人家的
肖像：林氏推荐，品质保证。
置身于这种环境之中，杨森也染上了吸食阿芙蓉的嗜好，自然是偷偷
的，因为虽然很多滇军军官都好这一口，包括赵又新本人也吸鸦片，但
表面上大家还都得做出正人君子的样。
欺生大概是一个常见现象。杨森身为川人，一些同事就看他不顺眼，有
一天趁他正在家里“过瘾”的时候，就来了个“当场捉奸”，派兵闯入杨
家，将杨森拘捕，随后还要逼杨森自端烟具游街示众，借以羞辱。
经过写信求助，杨森总算脱险。经此风波，杨森一跺脚，便把鸦片瘾给
戒了。
戒鸦片有多难，大概只有瘾君子才会有切身体会。张学良晚年回忆，说
那种滋味就是肉外没皮，如身处地狱一般。
可杨森说戒就戒了。
杨森的狠一以贯之：对自己狠，对别人也狠。在护国战争中，担任参谋
的杨森见战况相持不下，便带着四个士兵往前纵横穿插，一路见人杀
人、见佛灭佛，最后竟然闯入了北洋军的师指挥所附近，吓得对方指挥
官狼狈逃窜。
蔡锷深嘉其勇，曾向杨森颁发亲笔奖状。
到靖国之役结束，杨森在滇军已有能战之名，赵又新对其倍加赏识和重
用，授其团长一职。同为川人的朱德当时亦在赵又新军中，无论是学历
还是资历，他都要比杨森厚实得多，但也不过就是一个团长。
大约锋芒过盛，个性又太倔强的缘故，除了赵又新，滇军高层普遍都对
杨森存有戒心。
赵又新的参谋长与杨森的关系素不融洽，他便是“当场捉奸”的主谋。对
着赵又新，他不仅主张将杨森“去之”，而且力主“除之”——杀掉算了。
后来这个参谋长另调它职，临走时，又力劝赵又新不可重用杨森，说他
面有反骨，将来难免反叛。
赵又新不以为然：“你我都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这都什么
年代了，还搞迷信活动？杨森做事有干劲，又有毅力，听说那次被你抓
住抽鸦片，他就把烟癖给戒了。一个闻过则改的人，我怎么能无缘无故
处罚他呢。”
参谋长见话不投机，便撂下了一句话：“你不信忠言，将来大事必然要
败在这个杨森之手。”
都是新一代军人，搞不懂为什么如此迷信，赵又新不管这一套，升为军
长后，干脆把杨森提拔为军部参谋长。
第二个看杨森不爽的就是罗佩金。他让人转告赵又新，千万不可重用杨
森，更不能叫杨森带兵。
对罗佩金的话，赵又新同样没能听进去。
就没有人同我一样，慧眼识英才了吗？
赵又新的顶头上司唐继尧说了一句话，让赵又新差点有了遇到知音之
感。
前任参谋长嚷嚷什么反骨之类，大概都是看三国看多的缘故，随口那么
一说，唐继尧却真的知道一点相人术。
他到四川视察，滇军团长以上军官均被召见。召见之后，他就对赵又新
说，那个叫杨森的人，你有没有重用他？
赵又新大喜，认为唐继尧也看中了杨森，连忙回答：“重用，当然重
用。杨森特别能打仗，我每到战局危急时，均赖其反败为胜，岂能不加
以倚重。”
不料，唐继尧说的其实是另一番意思。
唐继尧眼中的杨森：“从外貌上看，其人满脸横肉，目露凶光，门牙森
森，状如鼠嘴。”
知道的，以为他在说杨森，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描述某个土匪或逃犯
呢。
杨森真有这么丑陋龌龊？说了嘛，是相人术，一种完全可以用哈哈镜把
人变形的奇怪戏法。
唐继尧对杨森的评价是：残毒险狠，人面毒心。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有反骨！
唐继尧告诉赵又新，你重用也就算了，如果不重用的话，一定要将他杀
赵又新听后很是无语，只好说我已经重用杨森，应该没事的。
唐继尧回到云南后，想想还是不放心，再次密电赵又新，让他不要管重
用不重用，直接将杨森杀掉，以绝后患。
赵又新对唐继尧忠心耿耿，但到这时也觉得这位上司真有够愚昧，怎么
连你都信反骨这一套？
他不仅没杀杨森，还把唐继尧的密电拿给杨森看，以示绝对信任。
有时候我们确实还是迷信一点好，比如在杨森这件事上。因为后来的事
件进展表明，从前任参谋长到罗佩金再到唐继尧，他们起码有一点没有
说错，杨森真的“反了”。赵又新把密电给杨森看，当然是信任的表示，
可对杨森来说，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赵又新能取代唐继尧吗？看样子不可能。那就说明自己今后在滇军中的
前途很渺茫，别说升官了，性命能不能保住，都很难说。
在赵又新账下，虽有赵又新庇佑，但对于杨森以川人居要职，很多滇军
军官由妒到恨，对之极为不满。
大家晚宴看戏，这些军官不顾杨森是四川人，常常当着他的面，大点
《张松献地图》《取成都》之类的戏目，摆明就是要让他难堪。杨森个
性倔强，舍我其谁，常常还没等到戏散场，就气鼓鼓地拂袖而去。
赵又新的防区与刘湘接壤，因为杨森身居军部参谋长，又与刘湘是速成
同学，赵又新就派他做代表与刘湘联络。
刘湘当时已是川军师长，有了争夺天下的心。他深知杨森乃不可多得的
勇将，遂有心挖角。
吕布叛丁原，收获是一匹赤兔马，杨森弃赵又新而去，得到的是官升一
级：混成旅长。
杨森投身刘湘后，即反戈一击，围攻附近的小股滇军。滇军不敌，缴械
了事，但偏偏有个滇军营长不识时务，大骂杨森不义，不该叛离军长
（指赵又新）。
杨森在另投东家时，虽然动作丝毫不拖泥带水，但终究还是有些心虚，
听后不禁恼羞成怒，当场就把这个营长给毙了。
赵又新倒颇有名将风范，知道杨森叛变之后仍很大度。他接到杨森的一
封信，杨森在信中说：“我是川人，现在外面的口号都是‘川人治川’，所
以我才舍公（赵又新）而去。今后川滇两军开战，若遇公在，森（杨
森）当避之，不与公战，以报知遇之恩。”
赵又新看完信后很是感慨。他将这封信遍示部属，并且说，杨森这么
做，从他的角度看也没什么错，假使我是川人，亦当如此。
众人以为赵又新乃故作姿态，但看其神态自若，显见得对杨森并无怨
言。
赵又新或许是真君子，杨森却未必，他很快就自食其言了。
在“驱滇之战”前，刘湘即将杨森由旅长晋升为师长。他能避吗，一避的
话，如何向“新主公”交待，又如何继续升官？
杨森不仅不避，而且打赵又新打得最狠。在刘湘用山炮将滇军防线击开
后，他立即跑到最前方进行指挥，对滇军实施穷追猛赶。
杨森在滇军日久，对滇军的作战能力最为了解，知道顾赵一旦回过神
来，其反击力度将难以遏制，所以一路上他几乎是马不停蹄，两天之
内，追了五百多里路，把滇军左右翼的撤退部队都远远甩在了身后，然
后直入赵又新驻防的泸州城。
赵又新还在床上吸大烟，他没有料到川军会来得这么快，急忙问系由何
人率领，左右回答是杨森。
赵又新仍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是杨森就好。我赏识和提拔过
他，也算对他有知遇之恩。谅他不会加害于我，我被抓住后充其量不过
是当俘虏，绝不会有生命危险。”
手下差点被气乐了。
“是杨森才不好呢，打我们打得最狠的就是他。知遇之恩，哪年头的事
了，他不是说战场上见军长就避吗，他避了没有？”
赵又新一想，的确如此，不禁悔恨交加。
后悔的话，说再多也来不及了，赵又新打开后门登上城墙，用门板缒绳
而下。
他身材肥胖，行动多有不便，缒绳（注：用绳索拴住人或物从上往下
放）的过程就慢了。
杨森对赵又新的军部所在地非常熟悉，冲进去后发现鸦片烟盘上的灯火
未熄，知道赵又新离去不久，便登城墙远望，正好看到赵又新在逃命。
他问仍在缒绳的那几个滇军，下面是什么人。被问的人不敢不答，说是
赵军长。
杨森嘀咕了一句“今日之事，公事也，不能以私废公”，即下令开枪。
后来杨森推说是民团所为，其实没有他的命令，一个小小的民团哪敢轻
举妄动。
赵又新身中数弹，可是被抬回军部时还有一口气。这就让当事人比较尴
尬了。
面对这位过去的恩师，杨森自己也有些惭愧，对着赵又新喊：“军长，
我是子惠（杨森的字）！”
赵又新睁开眼。杨森又说：“军长，我对不起你，请军长放心。”
赵又新看了看杨森，什么话也没说，只有一行清泪慢慢地从眼角滑出，
旋即闭目而逝。
在告别人世的那一瞬间，这个人经历了世上最为残酷的一幕，他的确无
话可说了。
当面对名利时，杨森会毫不犹豫，一往无前，但他的心也是肉长的，此
情此景，不禁让他悲从中来，跟着潸然泪下。
杨森亲自备棺，将赵又新予以收殓，并派人运回云南安葬。同时他还写
了一幅挽联，上有“回忆深情夙契，不忍将军上断头”一句。不管怎么
说，多少还有点不舍之情在里面，比当年吕布摘了丁原的脑袋就跑，还
是要强上一些。
杨森如此卖力，当然是要做给他的“新主公”刘湘看，刘湘也确实对杨森
相当满意。
有人对刘湘说：“杨森这个人胃口不小，就怕难以喂饱。”
刘湘回答：“虎将难得，我就要把他喂饱。”
在刘湘担任“四川总司令”后，即提升杨森为第二军军长。在短时间内，
杨森已从一个半路出家的“投诚之将”跃居为速成系老二，刘湘以下，就
数他最大了。
就在杨森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时候，他的那些昔日同僚却大多混得极
其惨淡，其中值得一提的便是他在滇军中的四川老乡朱德。
“驱滇之战”后，朱德跟着顾品珍跑回云南，推翻了唐继尧。可唐继尧也
不是那么好打发的，很快又杀了回来，把顾品珍的班子掀了个底朝天。
在顾品珍被打死后，朱德等人只好跑路，当他们乘船经过重庆时，便顺
路来看杨森。
人生就这个时候最得意。杨森特地安排隆重接待，还把刘湘一道请来叙
谈。
杨森邀请朱德留在自己的第二军任职，被朱德婉言谢绝：“我想去欧洲
留学，寻找新生活。”
刘湘笑了：“何必浪费钱，到峨眉山休息休息不就够了。”
在这种事情上，刘湘就是一个俗人，不用理他。杨森朝着朱德拍了胸
脯：“等你回国，我这里一定虚席以待。”
杨森在重庆款待了朱德一个星期，临走时又是设宴，又是送钱——一人
一万元旅费，大方吧。
就个性而言，杨森从来就不是一个大方的人，他这么舍得，实在是过得
太风光太顺利了，以致于那颗心要不用力按住，都怕它猛不丁地蹦将出
风光也是要有人看、有人帮你分享的，要不然多没劲啊。
正是因为自我感觉太好，导致杨森在对形势的研判上，与刘湘完全不
同。刘湘说要谨慎，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切勿动兵。杨森则不屑一
顾，认为滇军都被自己打败了，还怕什么，遂在刘湘面前力主出兵一
刘湘的谋士在刘湘面前建言：“历来骄兵必败，杨森如此骄横轻敌，若
与第一军轻启战端，你必败无疑。”
话虽是这么说，但刘湘瞧瞧从普通士兵到杨森，全都干劲十足的样，觉
得要打的话，只要将士拼命，也未必就打不赢。
正在难以决断之时，有个部下对他说：“你怕什么，杨森是在为你打天
下，如果战胜了，功劳自然归你，如果战败了，由杨森负责，又何必大
惊小怪呢。”
刘湘听后眼前一亮。对啊，我怕什么呢？反正“下野”了，好赖自有杨森
帮我扛着。
于是他叫来杨森，当面指示：“熊克武、但懋辛用兵诡诈，你切不可轻
敌。记住，专打一军，不要牵动别的部队，以免树敌过多。”
杨森领到旨意，马上进行运作。
1922年7月9日，杨森发布作战令，下令向第一军展开攻击，同时宣布只
向一军作战。
杨森为此专门让幕僚写了一篇告官兵书。他把以前对“实业团”军人的称
谓原封不动地赠给了熊克武和但懋辛，称这两个人都是“长衫军人”——
不过是白脸书生扛枪，一点都不职业。
“当年田横不过五百壮士，尚能盘踞一海岛，第二军现有如此众多的人
马，还灭不了那两个穿长衫的吗？”
杨森出阵，果然是气势磅礴，那模样真宛如吕布重生，手上一柄方天画
戟，跨下一匹赤兔，谁也挡不住啊。
当他乘轮船登岸进入一军防区时，竟然已是营账空空，对方闻风而遁，
整师整师地撤走了。
再往前去，又是一座空城。一连赶了五座城池，都是如此，根本就不见
一军踪影，倒是在地上捡了废弃不用的破枪若干罢了。
这情形，由不得杨森不得意，知道一军熊，没想到这么熊。
吕布说：“关外诸侯，布视之如草芥。”杨森差不多也把“没种”的第一军
看成了草芥，觉得手都不用动，抬脚上去轻轻一踩，就能把他们给全部
踩扁了。
吕布还有一句名言：“吾匹马纵横天下，何愁曹操！待其下寨，吾自擒
之。”杨森的对面没曹操，只有熊克武、但懋辛，原先他以为这两人如
何了得，现在看来啊不过两个窝囊废，哪里能跟当年的曹公相提并论，
吾手到擒来，何其易哉。
刘湘在同意杨森出兵时，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不可轻敌，杨森起先也果
然是揣着小心，但实际战事如此顺利，想要不张狂都不可能了，何况杨
森本来就是一个很张狂的人。
杨森号令三军：但懋辛已然崩溃，大家只管放开胆拼命追，就像当年追
赵又新一样。
这不是打仗，是野外拉力赛，不过没汽车可用而已。杨森把腿都快跑脱
臼了，才勉强撵上一军的殿后部队，刚要开打，那殿后部队又开溜了，
而且溜得比兔子还快，一会儿便无影无踪，杨森还是只能一边喘粗气，
一边满地拾破枪。
不知不觉中，他已经一脚踩入陷阱，而安排和布置这一切的，正是被他
视为窝囊废的但懋辛。
刘湘说熊克武、但懋辛用兵诡诈，确是行家眼光。这两人从留学归国
起，就发动武装起义，不断在战火中历练，可以说，他们打的仗比刘湘
和杨森还多得多。从这么多枪林弹雨中冲过来，要不诡诈一些的话，恐
怕不是没命的问题，而是都不知要死多少回了。
早在“癸丑讨袁”时，但懋辛就显露出了一定的军事才能。假使他的“突
贯攻击”战术能付诸实施，成都或许已在掌握之中。
那时的蜀军还处在成长期，中军账里一天到晚都是吵吵嚷嚷。年轻的军
官们个个心比天高，别说但懋辛了，熊克武他们都不放在眼里，但懋辛
有再好的计策也徒呼奈何。现在不同了，随着战场日趋残酷，“军事民
主”已没有什么市场，指挥官们都越来越独断，当然也同时意味着决策
越来越有效率。
但懋辛身为第一军军长，熊克武不在，可由他负责全权指挥。
杨森以为但懋辛是怯战，殊不知但懋辛采取的是一种极高明的战术，而
且这种战术还有师承。
那还是春秋战国时，孙膑与师出同门的庞涓决斗，甫一接触，便佯败后
撤。庞涓连追三天，发现孙膑所部不仅在撤退，而且每天都在“减灶”：
第一天尚有十万人在吃饭，第二天减了一半，第三天挖的土灶就只够三
万人用餐了。
庞涓判断孙膑完蛋了，却不料这正是孙膑诱敌深入之计。最后大家都知
道，庞涓在一个叫马陵道的地方被孙膑伏击了，史称“马陵之战”，孙膑
没完蛋，他先完蛋了。
孙膑由此一举成名，继他的老祖宗孙武之后成为一代兵家，所传《孙膑
兵法》也成了畅销书。
但懋辛如今走的，正是两千多年前孙膑的路子。他连弃五城，也就等于
给杨森放了五颗烟幕弹。
事实上，并不是没有人看出其中玄机。刘湘老谋深算，已感到情况不太
对劲，因此特地给杨森等人发来密电：“听你们说连克五城，并夺得多
少多少枪支，照这样推理，但懋辛所部应该是溃散无遗，怎么还能列阵
抵抗呢？”
他提醒杨森：“但懋辛并非容易对付之人，你千万不要轻视他是长衫军
人，谨防上他的当。”
曾助刘存厚一臂之力的张澜此时是个看客，他也对人说：“但懋辛不战
而退，明明是个计，杨森怕是要吃他的亏啊。”
这些话都很有见地，然而此时的杨森就跟那个庞涓一样，恃强骄满，哪
里听得进去，他完全被但懋辛的烟幕弹给弄迷糊了。但懋辛每弃一城，
即发布一次通电，弃五城，也就发了五次电。这些通电都是给那些旁观
的诸侯看的，为的就是能煽动众人，一起对付杨森。
五次通电下来，一个诸侯也没动。这些诸侯全都比鬼还精，你要跟他们
探讨生存智慧，纯属白给。
杨森说了，只打但懋辛，不及旁人。在胜负未料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轻
易卷入局中——谁早进去一分钟，谁就可能早死一分钟！
诸侯们的心思，但懋辛当然清楚，他也没指望发个通电，就能招来援
兵，说到底，命运还是得掌握在自己手里，具体一点，就是至少得告诉
旁人，你有赢的希望和可能。
要证明这一点，语言不行，得用行动，也就是要找找现实中的马陵道在
哪里。
但懋辛被杨森一追就是半个月。半月以来，第一军一个像样点的仗都没
打过，就是不停地被人追，官兵早已人人愤慨。士兵们嚷嚷说：“我们
究竟还要退到什么地方去？敌人这样苦苦相逼，难道就不能回手给他几
个耳光吗？”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话全进了但懋辛的耳朵。
但懋辛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待在军部，而是特意穿着士兵服，夹杂在军中
步行。他身为军长，一般的小兵并没见过他，再加上衣服的掩护，竟然
没人认出来。
但懋辛如此装扮，不是为了便于逃命，而是要像刘湘那样，掌握真实的
军心士气，以便确定最合适的决战时机。
一听“给他几个耳光”这些的话，但懋辛就知道有门了。古语说，哀兵必
胜，士兵不用做任何动员，都嗷嗷地想打一仗，这一仗就有了百分之五
十的把握。
再一问，部队已退到了杜家岩。据说这里早年也是古战场，乃白莲教与
清军激战之所，这样的地点，对有反清渊源的但懋辛和他的第一军来
说，足以使他们心中一动。
既能作为古战场，那必有独特之处。但懋辛就地察看地形，见杜家岩居
高临下，要在此处实施决战的话，最为适宜。
就它了，古有马陵道，今有杜家岩，我一定让杨森好好尝尝做现代庞涓
是个什么滋味。
但懋辛设兵于杜家岩，但他刚刚布置好阵地，杨森就已尾随而至，并在
杜家岩对面摆开战线，双方相距有两里路的距离。
兵无常规，必须随战场形势而变化，这时候还要照搬照套孙膑的伏击
战，那你就是个傻瓜。
但懋辛要打的是阻击战，并且相信同样能击败杨森，因为他手中还握有
一支杀手锏。
这支杀手锏是一个人：刘伯承。
朱老总走了，刘帅还在。他因在护国一役中伤了右眼，四川人称他
为“刘瞎子”，战场上只要有“刘瞎子”出现，对手无不胆寒。
刘伯承后来自己说，当年他在路上走，偶然听见一个小孩在哭，那家大
人就吓唬他：“你再哭，再哭的话，让刘瞎子把你抓走！”
小孩立刻不哭了。
刘伯承原先负责赶造江面浮桥，以便可以让部队撤退，但是江水猛涨，
浮桥屡被冲毁，总也建不好。
正急得直跳脚，但懋辛的征召令到了。
到达杜家岩前线后，刘伯承对官兵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已是
背水为阵，唯有死拼一战，倘若再后退，这么多江水，我们是喝不干
的！”
集结在杜家岩的部队，但懋辛的第一军有两师一旅，杨森的第二军有两
师两旅，从数量上看，杨森超过但懋辛，然而就士气而言，但懋辛又要
超过杨森。特别是这半个月里，第二军求战不得，穷追猛赶，已经露出
疲惫之态。
要让疲兵仰着头往上攻，是件最要命的事。杨森不仅没能攻下杜家岩，
被击退后反而还丢了两个据点，只得由攻转守，凭一浅水小河与刘伯承
相持。
年轻时的刘伯承打仗，确实有一股疯狂的劲头，要不然也不会成为但懋
辛账下最得力的虎将。他采用中央突破战术，挥师朝对方的正面阵地猛
冲，无奈杨森亦非浪得虚名，所部战斗力极强，多次冲击均无效果。
第一军杀到力衰气竭，枪弹也接近消耗一空，胜利的天平再次倾向杨
森。
但懋辛手下之将皆失方寸，有人赶紧搬运辎重，为再次撤退作准备，然
而他们都接到但懋辛的严令：谁也不许后退！
这时正好有一支预备队驰援杜家岩，但懋辛即调给刘伯承，以作最后一
搏。
刘伯承要用这支生力军来实施中央突破。中央突破有危险，几乎人人皆
知，你要钻，别人要堵，火力全集中在那里，加之该旅彻夜行军，早已
是人困马乏，因此带队军官面露难色。
刘伯承说：“我们有预备队，人家也有预备队，就看谁先用在刀刃上。
现在舍中央突破，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只能最后再做这一尝试。”
预备队在午饭时间突入杨森的阵地，并一举撕开缺口，随着后续部队不
断地涌入，杨森大溃而去。
杜家岩一战堪称信心之战，不禁鼓足了但懋辛的信心，也替观望的诸侯
下了决心，告诉他们究竟应该把砝码加在哪一边。诸侯们随即组成联
军，加入了但懋辛一方的阵营。
杨森兵败如山倒，竟闹出黑夜之中，上万官兵被一两百人缴械的笑话。
当杨森乘船逃往宜昌时，除衣兜内尚存一颗“杨森之印”的印章外，已是
一无所有。
杨森败，等同于刘湘败。什么杨森负责之类的都是屁话，大家都是跑江
湖的，一起出来混了这么久，谁不知道你刘湘就是杨森的后台老板，哪
里能逃得了干系。
这不光是败，还是刘湘一生中最惨痛的败。因为那个草率莽撞的“杨吕
布”，老板做不成了，别说统一四川，连重庆也存身不得，一切都成了
竹篮打水一场空。
刘湘灰溜溜地搬回老家成都大邑县，这回真的只好“樵山钓水，遂我初
衷”了。
第七章
垓下悲歌
刘成勋：字禹九，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曾
为刘存厚幕僚长，随尹昌衡出征西藏，所率部队左臂上都佩戴勋字袖
章，称为“勋字营”。熊克武驱除滇黔军后，任命他为第三军军长。为人
圆滑，善于把握形势，有水漩之称。
邓锡侯：字晋康，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就读于四川陆军小学，因
成绩优异，被保送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所属的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又因
成绩名列前茅，被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但为了参加辛亥革命，并未
毕业。邓锡侯原为刘存厚的部下，参加护国战争和驱滇之战，打仗胜少
败多，不过性格精灵滑头，绰号“水晶猴”，为川军“保定系”的第二号人
物。
陈国栋：字益廷，生于四川省成都市郫县。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任川军第三军第七师师长。
赖心辉：字德祥，生于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在刘
存厚部任炮兵团团长，因擅长使用炮兵，人送外号“赖大炮”。赖心辉有
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吃过败仗，但也打过胜仗”。
川军规矩，每逢大战过后，都要为阵亡将卒开一次追悼会。川人喜摆龙
门阵，好清淡者甚多，有人便撰联曰：自治哄人，追悼哄鬼，夫子自道
也；做官向北，发财向南，先生将何之。
联语诙谐，然亦道尽名利场上的奥妙，比如说刘成勋就是此间高手。
在一二军决斗中，虽然杜家岩一战至关重要，但最终定局的还是诸侯联
军的向背，而联军中论实力，第三军算是名列前茅。
第三军军长刘成勋出自于武备学堂，最初是跟着刘存厚混的，任混成旅
旅长。熊克武发起靖国之役，刘存厚逃往陕南，刘成勋没有跟着去，而
是留在了川中。
当然死心塌地跟着老板亡命的也有，比如说钟体道，与之相比，刘成勋
似乎既不忠心，又不义气，可是这样做有好处啊——刘成勋被熊克武提
升为师长，而钟体道则被刘存厚扫地出门。
禅宗里面有个术语，叫做顿悟，刘成勋顿悟了。他从此正像那句联语中
所说的，“做官向北，发财向南”，忽南忽北，就看你们哪家得势，他就
把屁股往哪边挪。
倒熊开始后，眼看“倒熊同盟”势大，他一面暗中向其示好，一面却按兵
不动，最后察看双方动静，还是熊克武牛，又打回来了，马上决定跟着
熊克武，果断不商量。
师长升军长。
熊克武和刘存厚二次开打，这次强弱对比，一望可知，刘成勋毫不犹豫
地站到了熊克武一边，但即便如此，他也只是虚张声势，喉咙喊得震天
响，身子还没怎么动过，关键时刻都是别人在那里斗得死去活来。
可论功行赏时，你敢忽略他吗，就因为没怎么开打，他的实力才不受损
失，也就有了随时可以动粗的资本，这个时候，你不给好处试试看？
早在杜家岩之战刚刚开始时，刘成勋就得以接替刘湘，荣升“川军总司
令”兼代四川省长，并俨然成为诸侯联军的临时总头目，连但懋辛对他
都得百般讨好。
刘成勋因此拥有了一个属于他的江湖名号：刘水漩，比喻他的性格像水
一样圆滑，任何时候都周旋得开。
刘成勋的确有够滑，但在这个技术领域，向来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高手之外还有高手。刘成勋一当上代省长，马上就有了跟过去的刘湘、
如今的但懋辛平起平坐的感觉。
他不再是诸侯，如今也是王了。
刘成勋自己做诸侯的时候，看其他诸侯都跟看兄弟一样，现在看在眼
里，则觉得特别讨嫌，恨不能一夜之间把这些山头都给统统削平了。
惯例是，开一次追悼会，还要上演一次善后会议。会上，刘成勋以四川
总司令兼代省长的名义抛出“废除军长制”案，规定川军今后要以师为最
高单位，军长职衔将被予以废除。
别人还好，把个邓锡侯给急坏了。
在四川人对川军战将优劣与否的那句评价中，“老是吃败仗”说的就是邓
锡侯，可尤为难得的是，此君竟能做到逆风而行，吃再多的败仗都挡不
住他升官，堪称军界一大奇迹。
要说有什么秘诀，可照套刘成勋的那一套模式：先跟刘存厚，觉得刘存
厚不行，马上倒向熊克武，……诸如此类，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不说，你指定以为邓锡侯是徒弟，刘成勋是师父，他们是师徒关系
因为邓锡侯名字里有一个“侯”，恰与“猴”字谐音。他因此得名“水晶
猴”，即精灵滑头得有如四川峨眉山上的猴子。
这次“水晶猴”又跟着“刘水漩”这个“师父”一道进门，不料“水漩”先涌进
门槛，进去后，咣的一声，把门关上，那猴子被生生地堵在了门外。
善后会议当然不光有一个议案，议案多了去了，还有制定省宪法之类。
邓锡侯对这些统统不感兴趣，觉得那些东西跟他没丁点关系，他只知道
他原本是师长，论功行赏，就应该升为军长。
“废除军长制”案一出，等于切断了他继续攀升的阶梯。
“过分了过分了，你吃香的喝辣的，怎么着，也得给兄弟留点啊。”这是
邓锡侯的心里话，但绝不会说出来，从他嘴里冒出来的，是另外一番
话。
邓锡侯说：“这个议案不妥。”
为什么不妥呢，邓锡侯说的不是他自己如何如何，说的是刘成勋会如何
如何。
“杨森虽已退出川境，刘湘也已下野还乡，然而这两人均有东山再起的
可能性。我不是说废除军长制不好，是说时机不对。现在废除的话，各
军不免就会有鸟尽弓藏之感，会不会有人不服气，配合杨森、刘湘卷土
重来呢？那样的话，总司令（指刘成勋）可能会面临不利局面啊。”
虽然刘成勋推出议案，其实想削的就是邓锡侯这帮人，怕他们后来居
上，跟自己抢座次，但邓锡侯的这些话一出口，你还不能立马否决，因
为人家说来说去，还都是站在你的立场，替你考虑。
议案久拖不决，导致会议不得不暂时休会，而且一休就是好几天。
几天后，会议重开，就“废除军长制”案进行表决，结果全场仅邓锡侯等
两人投反对票，全场通过。
利用那几天休会时间，刘成勋、但懋辛已经在内部打好招呼，出席会议
的一军、三军代表又多，在这种情况下，票能投成什么样就可想而知
刘成勋和但懋辛把别人的财路断了，却不妨碍他们扶摇直上。刘成勋觉
得代省长的“代”字碍眼，就通过贿选加威迫的方式，让议员们把自己选
为正式省长。但懋辛在会议结束后，第一个响应议案，第一军军长也不
做了，转任“东防督办”，结果这个新职务的地位和职权却弄到比军长都
大。
如此，幕后操控的熊克武，台前吆喝的刘成勋、但懋辛，就成了执掌四
川政局的三驾马车。
他们的喜剧无疑就是邓锡侯的悲剧。邓锡侯失望透顶，也伤心透顶。
不能就这么算了，断掉的升官梯还是得接上去。
对“废除军长制”案，大多数诸侯都是随大流，持事不关己的态度，觉得
只要不搞“统一”，自己那块封地能保住就很不错了，所以持异议的也就
两个，除了邓锡侯，另有一个名叫陈国栋的师长。
与邓锡侯一个劲想往上升略有不同，陈国栋还怕揿着脑袋把他往下降。
按照该议案，废除军长后，就要按实际兵力和枪支进行点编：假使你那
个师不足一个师，只能降为旅甚至是团。
陈师正是这样的师，所以会议结束，邓锡侯只是伤心失望，陈国栋却有
如五雷轰顶。
百思无计，陈国栋想到了“找食进补”这一招。杨森败走时，留下了一些
旧部，其中一个团就在附近。陈国栋随即计划收编该团，以便可以扩成
满师。
问题是这个团已经被刘成勋给收了。刘成勋闻讯大为光火，一面下令将
陈国栋撤职，一面出动部队对陈师进行武力缴械。
邓锡侯来了劲，机会啊。
他要帮陈国栋打刘成勋，不过采用的方式却很奇特：调停。
唉唉唉，你们不要打了，打架会破坏环境，要是误伤到旁人怎么办？
邓锡侯调停，不光用嘴，还用手——转瞬之间，他已与陈国栋合起伙
来，一起向刘成勋展开围攻。
敢情你不是劝架的，也是打架的，等刘成勋回过神来时已经晚了，邓、
陈趁成都空虚，把他给围在了城中。
刘成勋赶紧向他的同盟者之一赖心辉发出电文，请其率兵来救。这边
邓、陈攻城不下，又得知援军将至，立刻着了慌。
陈国栋是祸首，心理压力最大，他当即要求与刘成勋通电话。电话一接
通，这哥们啪的一声就跪下了，差点就痛哭流涕：“我并不敢背叛总司
令，都是为了生存啊，我这就回原防区好不好？请你不要派兵打我
刘成勋被围在城里，当然也很紧张，巴不得早点撤围呢，但听城下的口
气，分明是怕了援兵，于是又气壮起来：“我倒是很愿意答应你，可事
已至此，我已不能单独做主，得跟但懋辛他们商量着办。”
陈国栋听后，果真战战兢兢地待在城下，从此“围而未攻”，指望刘成勋
们“商量”后能放他们一马。
几天之后，他等到的是对方大批援兵的蜂拥而至，赖心辉带着边防军来
了。川将之中，赖心辉的声名不比但懋辛小。
赖心辉曾在刘存厚手下任炮兵团长，“刘罗之战”中吓跑罗佩金的那两炮
就是他的杰作。虽说多少有点误打误撞的结果，但赖心辉的名气一下子
就叫响了，人赐外号“赖大炮”。
赖心辉一露面，邓、陈便知大事不好，吓得打马就逃。陈国栋因身形肥
胖，行动迟缓，还差点被赖心辉生擒活拿，可谓狼狈之至。
事急了，陈国栋只知道一个劲给人家磕头，邓锡侯却明白只能自己救自
己。
既然是“水晶猴”，那就得一刻不停、翻来覆去地不停倒腾。在此之前，
邓锡侯已经大施纵横之术，在其他诸侯面前拼着命煽风点火，拉这个拖
那个，而他借以号召的两个字就是“保定”。
保定生起先并无派系意识，比如熊克武的蜀军中，当初就有很多军官出
自保定。邓锡侯本人也只是肄业于保定军校，并非纯粹的保定生，不过
这没关系，猴子就有办法凭他的上蹿下跳和三寸不烂之舌，把众人都鼓
动起来。
邓锡侯散布的逻辑是，大家都是保定生，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今
天如果我挨了揍，明天没准也就轮到你们了。
见赖心辉对邓锡侯穷追猛打，那些划在保定系圈子里的人果然都坐不住
了，有几个胆壮的，就率先加入了邓锡侯的“保定系同盟军”，使他这边
的主力由两个师增为三个师，而赖大炮一方加一块儿共有三个军，川人
就把这场战役形象地概括为“三军打三师”。
三师只是正面部队，其他加入“保定系同盟军”的师还有好几支，尽管如
此，赖心辉的兵力当然仍要强过邓锡侯，所以赖仍是攻，邓还是守。直
到赖心辉听说杨森也开始反攻四川，害怕后路被截，才决定收缩战线，
全军撤退，于是场上形势又变成了邓锡侯追赖心辉。
赖心辉不仅会开炮，指挥作战的本事亦很不赖，那个“吃过败仗，但也
打过胜仗”的评语，其实说的就是他。他即便撤退，也撤得很有章法，
邓锡侯一时难以取胜。
邓锡侯以往确实很少能打胜仗，但不胜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看准风向
就行了。这回却不同，是完全要靠本事吃饭的，输了家当就没了，更没
有人会来升你的官。
水晶猴心里火烧火燎，另外那两个师长也心急如焚，可这三个人的本事
都差不了多少，半斤对八两，谁也想不出什么克敌制胜的高招。
苦守在指挥所里也没用，不如出去放松一下心情。
三人出来散步，不知不觉中走进了一座名叫庞公祠的庙宇。庞公，指的
是三国时期的著名人物庞统庞士元。想当年，他可是与孔明齐名的智谋
之士，卧龙凤雏嘛。
庞公祠的走廊下有碑文，反正是闲逛，众人就凑上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辨
读。原来那是一篇庞统的传记，当读到其中一段时，三个人都忽地怦然
心惊。
这一段的背景，是说刘备欲取川中，但一时又不知道怎么取。庞统便献
了上中下三策，供刘备选择。刘备当时选了中策，结果未能即刻全取川
中，庞统也在落凤坡中箭而亡，应了“凤雏陨落”的说法。
如果大家能代替刘备决策，毫无疑问都会选上策，有可能庞统就不会死
那么，庞统的上策是怎么说的呢？
庞统说，应该挑选精兵，昼夜兼程，抄小路突袭成都。守卫成都的刘璋
素来不擅武事，又没有准备，大军突至，可一举而定。
当读到这些文字时，三个师长都差点叫出声来，几乎有穿越的感觉，仿
佛庞士元老先生正在敲着三人的脑门：“笨小子们，让老夫来教教尔等
如何打仗！”
当然，现在的情形与当年相比，还是稍有差异。比如刘成勋可能要比刘
璋强一些。
可是差异实在有限，刘成勋比刘璋强，也强不了多少。这人就不是靠打
仗升上去的，纯粹投机而已，时间长了，已形成了个人习惯，即一上阵
就显得优柔寡断，别人都挺着枪冲过来了，他还在一个劲捉摸：我究竟
是不打好呢，还是不打好呢，还是不打好呢。
上次围成都失败，是缘于赖心辉的解围，而此刻赖大炮正率大军驻于前
线，难以顾及成都后方。
计议已定，三人马上分工：邓锡侯亲率主力，走小道直驱成都。其他两
个师则对赖心辉发动佯攻，以扰乱其视听。
邓锡侯实施强行军，经一天两夜，行程两百八十里，直抵成都。
刘成勋没料到邓锡侯会再次兵临城下，而且加入围城的诸侯还在不断扩
大，主要的共有八部人马，时人称为“八国联军”。
在“八国联军”的日夜围攻下，刘成勋六神无主，只得急电赖心辉回援，
但赖心辉被紧紧拖住，根本赶不过来。再向但懋辛呼救，同样无果。
刘成勋这下真的成了民国版刘璋，坐困愁城，无任何脱身之计。最后在
中间人调停下，才宣布通电辞职，与刘湘一样“樵山钓水”——两人都是
大邑同乡。
至此，“徒弟”完全扳倒了“师傅”，水晶猴纵横捭阖，青出于蓝，显见得
比刘水漩还要厉害。
有人便拟了一首打油诗打趣邓锡侯：“君侯不愧号水晶，半用调停半用
兵。刀打豆腐光两面，输也吃糖何况赢。”在邓锡侯等人围攻成都时，
驻守重庆的但懋辛不是不想援救，而实在是爱莫能助，因为他自身也正
吃紧。
老电影中的那个胡汉三又回来了。
所谓不打不相识，杨森在“援鄂之战”中见识了吴佩孚的能耐，就觉得吴
佩孚是个不错的新主子。在这方面，他跟吕布的思想境界差不多，不管
其他，谁吃得开就决定跟谁。
被赶出四川后，杨森便直接北上洛阳，去拜见了吴佩孚。吴佩孚早就听
说杨森乃川中猛将，对方既然来投，自然没有拒之门外的道理，当下就
给了一张北洋师长的委任状以及军饷军械，使杨森得以在宜昌重组第二
这时，正好滇黔相斗，有一部分黔军被滇军从贵州逐出，流亡湖北，另
外还有陕南那个不甘寂寞的刘厚脸，做梦都想着回四川。吴佩孚就从北
洋军和北方各省军队中再拨出一部分人马，和他们混编在一起，组
成“援川军”，帮助杨森打回老家。
杨森又恢复了元气，乘着“三军打三师”的空隙，他嗖的一声钻入川境，
并直扑重庆。
但懋辛抵敌不住，只得退守遂宁。
曾经的一字并肩王，刘成勋回家待着去了，但懋辛和赖心辉虽仍留在舞
台上，可他们的处境也已是朝不保夕。
隐身幕后的熊克武再也坐不住了，正好这时他又得到了复出的机会。
这个机会是孙中山给的，他刚刚在广东出任大元帅，重新成为南方政府
的首领。吴佩孚要“统一四川”，孙中山也不能容许四川出差池，双方都
需要在川中找到能够代表自身立场和利益的可靠武装。
现成的就有：熊克武和第一军，那原本就是党人这棵藤上结出的果。
不错，孙中山与熊克武及“九人团”曾有心结，他本人也是“拥杨反熊”的
幕后支持者，可是时间证明，像熊克武这样的实力派是很难反得掉的，
唐继尧不行，杨庶堪、“实业团”类的长衫客更是白给。
此前，孙中山曾经历过陈炯明的炮打总统府，这让他对所有麾下战将又
有了新的认识，包括对熊克武的态度和看法。他不再提及“反熊”，连左
右偶尔说起当年往事，他也矢口否认，说我从来就没让你们反过熊克武
不但如此，他还派特使进入四川，放低姿态，主动与熊克武寻求和解。
日后一位著名的异国独夫曾经说过，“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
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现在的公理拥有者就是熊克武，他自己不
出面，由但懋辛代表自己与孙中山的特使谈判。
特使说了两层意思，首先，过去的种种，如今“一笔勾销”，谁也不许再
提了，其次，今后熊克武要“服从先生（指孙中山），拥护先生到底”。
如果熊克武“服从拥护”，自然有好处，那就意味着自此又可以名正言顺
地归于南方了。
底线和筹码，在来谈判之前，熊克武已密授但懋辛。军事上他不用别人
操心，缺的就是一个头衔，简单来说，就是哪个老大肯收他。熊克武咋
咋呼呼半天，其实并不愿意真的搞什么不南不北、不尴不尬的“川省自
治”。
这种谈判，我看中你的招牌，你相中我的实力，没什么谈不拢的。
谈判圆满结束，但懋辛兴奋不已，说：“只要先生（孙中山）肯给我
们‘横披’（指招牌），给什么，我们就挂什么。”
孙中山随即宣布成立“四川讨贼军”，任命熊克武为“讨贼军”总司令，但
懋辛为第一军军长。凡四川的党人武装，全部遵照孙中山指示，加入讨
贼军系列，并归熊克武节制。这里面，除过去“反熊”的实业团外，还包
括川东边防军，里面有个师长后来很有名，那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
龙。
“讨贼”里面的“贼”，不光包括杨森及诸侯联军，最大的“贼”是指吴佩孚
和北方政府，所以它实际上是南北战争。辛亥以来，南北双方在四川较
量过多次，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四川讨贼军”由此士气复振，身为总司令的熊克武坐镇前台，召集众将
商议战策。
包括但懋辛在内，大家都唉声叹气，一筹莫展：“以前我们打一面尚且
吃力，现在要打两面，太难了。”
遂宁处于重庆和成都之间，成都有“八国联军”，重庆有杨森的第二军
和“援川军”，实力之巨，远远超过与一军决斗时期，遂宁也随时面临着
被前后夹击的危险。
会议室里大家都极其悲观，唯一例外的是熊克武。
熊克武说：“诸位错了，我们要打的其实仍然只有一面，而且那一面很
弱，所以并不难。”
众人吃惊不已。
熊克武从容不迫，他把地图上的重庆给遮掉了。
“杨森刚到重庆，必然有一个整顿部署的过程，短时间内无力西顾，我
们现在根本不用管什么杨森，只需赶往成都，争取先打垮八国联军再
说。”
熊克武说的那个很弱的一面，即指成都的“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是个临时组成的草头班子，八个诸侯各有各的算盘，凝聚力
并不强，要打垮他们易如反掌。”
熊克武指向重庆：“拿下成都，等于控制了兵工厂，再调过来跟杨森对
阵，就有了可以跟他打持久战的本钱，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
众将恍然，都不由得击掌叫好。
岁月有时候是杀猪刀，有时候却又是大力回春丸。熊克武几上几下，无
论是政治谋略，还是军事作战，都逾见老辣，尤其在“下野”之后，他能
够以局外人的身份冷眼观察，视野和思路自然也就变得更为宽广深入。
拍板之后，熊克武即致电赖心辉，商定两军共同出击成都。
得知“讨贼军”杀到，诸侯们慌了，他们公推邓锡侯出任“八国联军”总指
挥，在成都附近阻击熊克武。邓锡侯既是“水晶猴”，也是“常败将军”，
奇袭成都不过是偶尔的灵光一现，属于千年才一次，让他出任总指挥，
实在是矮子里面拔将军，勉为其难了。
可是邓锡侯本人并不这么想，沐猴而冠之后，他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
了。每次召集军事会议，这猴子都要高高地坐在一把虎皮交椅上，一副
目中无人的样，俨然以“常胜将军”自命。
水晶猴离美猴王还差得很远，上了阵后还没怎么过招，熊克武即刀光一
闪，将“八国联军”截为两段。正如熊克武事前所预计的那样，联军果然
是只软脚蟹，前面稍遇挫折，就你奔我逃，全线溃退。
等杨森赶来，熊克武早已轻取成都。
成都之战，不仅使熊克武免除了身后之患，而且为他在同盟者中树立了
权威，连赖大炮这样的牛人都开始对熊克武俯首帖耳，成了他可以差来
使去的一名战将。
杨森不比邓锡侯，那可是川将中的“第一条好汉”，尤其此次回川后，转
战一两千里，锐不可当，节节胜利。
由赖心辉和但懋辛合战杨森，这是一般人都能想到的，熊克武独辟蹊
径，偏偏不这么做。
“双英战吕布”都不一定能赢，他还让赖心辉与杨森单打独斗。
杨森“会打胜仗”，赖心辉“时胜时败”，若是对攻，赖心辉显然不是杨森
的对手，但赖心辉不与杨森玩对攻，只凭险固守，其间不管杨森如何讨
敌骂阵，都只在辕门外高挂免战牌。
这样一来，杨森纵有一身武艺，也奈赖心辉不得。
寻战不得，杨森急中生智，想在夜晚来个偷营劫寨，不料赖心辉早有防
你知道我赖大炮靠什么出名的？大炮啊。
一阵猛烈炮火过去，顿时把劫寨的这些人炸得稀里哗啦，东倒西歪，杨
森的前锋当场中弹毙命，所部纷纷后退。
赖心辉趁势杀出营寨，紧跟追击，正在这时，但懋辛也突然出现。
原来在赖心辉与杨森相持时，他已奉命间道而行，绕到了杨森的后方。
杨森腹背受敌，左支右绌，只得撤往川东。
川东有滇军在那里守候。熊克武沙场征战的同时，还施展长袖善舞之
术，从云南邀到唐继尧相助。
在“驱熊”、“驱滇”之战中，熊克武与唐继尧曾经不共戴天，但政治场
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唐继尧有段时间被部将顾品
珍赶下台，复出后，杀掉顾品珍，赶走不服从他的黔军，大有重拾旧山
河，再做西南王的架势。
从政治派别上来讲，熊克武是党人，唐继尧也是党人，他们系同出一
脉，名义上都受孙中山号召。现在杨森已公开投靠吴佩孚，给北方政
府“武力统一”当马前卒。试想一下，四川若给北方“统一”了，熊克武靠
边不说，他唐继尧也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染指巴蜀，因此才要“助熊讨
贼”。
又是一个腹背受敌，杨森被迫放弃上川东，龟缩重庆。
山城本身地形险要，又有杨森固守，并不容易攻下，可这时候似乎已经
没有什么能挡住熊克武了。
他先遣赖心辉从江南攻重庆，吸引杨森主力，再派但懋辛与滇军配合，
猛攻江北阵地，江北由流亡黔军负责据守，重拳击下，他们哪里扛得
住，当即弃守奔逃。
江北阵地一破，重庆无险可守，杨森也只有逃的份。
熊克武兵锋所向，敌方阵营到处呈狼奔豕突之状，争相逃命的除了杨
森、流亡黔军、水晶猴、“八国联军”，还有刘厚脸、北洋军、豫军、陕
军、甘军……，其中又以甘军最惨，仅一天时间就被包围缴械，全部空
着双手逃回甘肃去了。
秦末，项羽在巨鹿大战中首次大规模击败秦军主力，名扬天下。《史
记》中这样记载诸侯们的神情心态：“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项羽召
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这些诸侯在进入项羽的营账时，全都跪着向前挪动，不敢抬头跟项羽对
视。这就是西楚霸王的威风，这种威风不是靠媒体炒作，或者水军相
助，完全是战场上打出来的。
熊克武三战三捷，转眼之间，已将成都、重庆这两大重镇收入囊中，而
从貌似人多势众的诸侯联军，再到不可一世的杨森，没有一个是他的对
手，其用兵之老到，战术之“诡诈”，川中无出其右，连吴佩孚这样的军
事高手闻之都吃惊不已。
川中的“西楚霸王”诞生了。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原本大家都看见一个杨森，“川中吕布”嘛，总以为
靠他手中一柄方天画戟便能所向无敌，哪里知道杨森一衰起来更呈不可
遏制之势。这下，印象中的杨森全变了味，他得以称霸武林的“勇敢善
战”也成了“有勇无谋”和“鲁莽轻率”的代名词。
杨森者，远不足以济大事，事到如今，众人又怀念起了刘湘，那才是个
有勇有谋的人啊。
杨森已直接归顺吴佩孚，实在不愿刘湘东山再起，可是周围要求奉迎刘
湘出山的呼声实在太高了，遂也只好装模作样地一起联名公推刘湘。
吴佩孚眼见“援川军”兵败后混乱不堪，杨森又难以号令各座山头，也契
需再找一个人出来打理局面，于是便顺水推舟，授刘湘以“四川善后督
办”一职，命其协调三军，组织向熊克武发起反攻。
川军之中，速成系的名头要远大过保定系，刘湘一出，仅凭速成系首领
这个名头，就招揽了更多犹豫观望的诸侯。作为诸侯联军中的主力，杨
森、邓锡侯、刘存厚等人在未败之前各怀私心杂念，满脑子都是如何分
果果的盘算，作战效能自然大打折扣，被赶到边边角角之后，意识到没
了退路，反而开始抱团取暖，有了同仇敌忾之心。
相反，大胜之后的“讨贼军”阵营里却是另一种情景。经过连番大胜，熊
克武早已不把诸侯联军放在眼里，认为只需手下轻轻一推，便足以把对
方碾成粉末，哪里还用得着他亲自出手，因此任赖心辉为总指挥，攻守
事宜，皆由其主持，他本人则在家里“稳坐钓鱼台”。
赖心辉当上总指挥后，却并不安心，他想当省长，曾当面向熊克武提
出。
熊克武倒是愿意给他个省长做做，问题是刘成勋已经复职，并率第三军
残部重新归入同盟阵营，人家又没说要辞职，怎么好把官让给你做呢？
熊克武左右为难，只好敷衍赖心辉，说已经将提名报给了孙中山。赖心
辉仰着个脑袋，等啊等，可是迟迟不见任命下来，觉得是被熊克武给忽
悠了。
赖心辉干脆啥事不干，花天酒地，大吸鸦片去了。
与此同时，但懋辛也嚷嚷着要向熊克武辞职。当然，他不是真的要辞
职，虚虚实实之间，分明又是朝着省长去的。
刘成勋不肯辞省长，赖心辉、但懋辛想当省长，熊克武光排解他们之间
的纠纷就够了，哪里还顾得上其他。
利用这段时间，刘湘得以从容整军。1923年11月，在他的指挥下，杨森
从万县出发，一马当先，向“讨贼军”驻守的梁山（今梁平县）杀来。
梁山告急，赖心辉还不以为然，他借故向熊克武请假，并将总指挥一职
交由但懋辛代行。
到底是熊克武的心腹之将，见赖心辉赖着不动，但懋辛立即收回辞职
书，抖擞起精神到梁山指挥御敌。
“讨贼军”看上去有好些个军，其实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第一军。但懋辛指
挥第一军，自然是得心应手，他也满以为可以像先前那样一战而捷，不
料甫一接仗，脑袋就砰的一声撞到了墙上，到处都是星星啊。
这才知道，第一军也不好使了。
第一军将士大部分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他们一方面富有朝气，敢拼能
拼，另一方面，其人生履历就是直接从学校到部队，社会经验和谋生技
能极少。对于他们来说，有部队才有前途，保自己首先就要保部队，部
队垮了，个人也就完了，所以以往几乎每战都能拼死搏杀，也得以涌现
出像刘伯承这样的名将。
可人终究不是机器，攻下重庆后，他以为大事已成，那种懈怠轻敌的思
想也传染给了中下层官兵，大家成天脑子里翻腾的不再是如何沙场制
胜，而是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各种点滴。大体上表现为士兵要加饷，
军官要升职。
偏偏熊克武就卡在这两个方面。四川本来财政充足，可经过这么多年一
刻不歇的战争，即便原来有些钱，也早已被折腾得一干二净，没法再给
他们玩了。刘湘和杨森的粮饷，主要依赖北方政府补给，熊克武从孙中
山那里得到的，除了一块招牌外，其他十分有限，于是只能给官兵发些
伙食费，很少发饷。
打仗时士兵顾不得这些，一安定下来，免不了就影响军心，以致滋生各
种不满。
军官升职这条渠道也不畅通。第一军最强的骨干部队是混成第二旅，它
在当时的川中甚为有名，向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之誉。在混成第二旅
里面，灵魂人物一共有两个，其一就是刘伯承。
刘帅是何等神勇的人物，然而这么多年下来，他还只是个团长，哪怕他
在杜家岩一战中决定了一二军的命运，他还是个团长。
以团长的身份来指挥全旅，靠的不过是个人威望，然而细细想来，这该
让人有多么憋屈。
在攻下重庆之前，刘伯承再次受伤，伤愈后便以休养为名不再归队。这
个时候，就应该熊克武或但懋辛出面去挽留，就算你不给人提干，说两
句好话总应该的吧。
没有人去过问，真正是用时取之，不用时弃之。如此对待脱颖而出的优
秀人才，怎不令志士寒心？
刘伯承走后，另有一位刘姓的年轻将官，同样是性直而勇，与刘帅可以
说是并驾齐驱，但他也跟刘帅一样，老是只能窝窝囊囊地当一个团长。
直接根子应该说是出在了旅长身上。熊克武早就要提升这厮当师长，他
却坚不就职。
熊克武认为这旅长不错，不贪图名利嘛。其实他是怕当了师长后，兵权
分散，不好掌握部队。
正常情况下，军队和单位相似，不想升职有时并不是件好事，除非你别
有所图，或真的很纯洁（这种几率少之又少），否则就说明已无进取之
心，连前进的动力都没有了。
旅长不肯升师长，二刘就不能升旅长，哪怕你上蹿下跳，再怎么卖力都
没用。
刘团长曾经话里有刺地对别人说：“我是在旅长以下，团长以上，想来
是官居准将？”
当时军队编制里无准将之衔，可见年轻人之愤激。
刘伯承休养去了，刘团长也不再起劲。入重庆之前，不管旅长说什么，
他都默然不发一言，此后便称病不出。
那旅长倒也干脆，你们不想干，我一个人干好了，遂宣布第二混成旅由
其直接指挥。
可是思想品德再高，终究代替不了能力，缺少了二刘的混成第二旅再也
不是以前那个战斗力强悍的部队了。
第一军的萎靡不振，与杨森的气势汹汹正好形成对比，但懋辛的落败也
就毫不意外了。
但懋辛失利，赖心辉不能不起身了。在梁山之后，他即亲临张关铁山督
阵。
张关铁山山高坡陡，就防守而言，属于绝佳地形，其实用不了太多人防
守，但赖心辉却呼啦呼啦，差不多把“讨贼军”的一大家子全带了过去。
张关铁山因地势所限，人一多反而布不开阵形，赖心辉便像夷陵之战中
的刘备学习，作前后连营布置。
我们读历史学军事，就得学人家的成功例子，这赖大炮不知道是不是鸦
片抽多了，成功的不学，他学不成功的。看上去，“讨贼军”连营百里，
其实调动不灵，而且各军彼此信息隔膜，稍有动静便会互相惊扰，可以
说，刘备当年的致败之因，全部应验在了赖大炮身上。
前方刚刚响起枪声，杨森还没怎么进攻呢，总预备队先动摇了，率先往
后撤退。它这一退，其他友军弄不清状况，以为败了，也就乱哄哄地跟
着退，那情景，又像极了八公山上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故事。
要说从山上往山下的通道还不算窄，但也吃不消这么多人挤一起，顿时
人马自相践踏，沿路遗弃的粮草辎重不计其数，连赖心辉本人也几乎被
俘。
张关铁山大战是决定两军胜负的关键，杨森突破防线后毫不放松，衔尾
追击。
战场上的凶神再次降临，见了杨森那逢谁灭谁的样，“讨贼军”各部无不
胆寒，已完全失去了固守重庆的勇气，遂全部引兵西退。
前线的风云突变，令熊克武十分吃惊。
成都再不能丢了，但在无兵可援的情况下，若困守成都又非善策，熊克
武便让刘成勋守成都，他要亲自赶到成都东北的三台督师，争取能在那
里遏制住杨森。如果划分战将类型，杨森属于勇战派典型，打仗靠的就
是一股舍我其谁的气势。可以说，他那股气势要是真上来了，一般人根
本就挡不住。
熊克武不是一般人，再说了，从一二军之战，到“讨贼之役”的开局，杨
森都曾间接或直接地沦为他的手下败将，有什么理由怕对方呢。
熊克武选择在距三台三十里外的高地上，建立了防御阵地，并派出一个
警卫旅驻守，大部队则集结于三台城中。
比之于赖心辉在张关铁山上的百里连营，熊克武这样的部署当然要聪明
多了。他派出的那个警卫旅并非弱旅，组建已有两年时间，这在第一军
里可以算是老部队了，而且旅长出自于第二混成旅，虽不能与二刘相
比，但亦是忠勇之将。
熊克武预计，杨森一旦到达，以警卫旅的能力，也能凭险与之缠斗，并
挫其锐气，到时他再调大部队包抄围攻，定能让杨森来个马失前蹄。
一开始，从警卫旅到熊克武都很紧张，警卫旅自然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
着前方，熊克武也随时要求听取侦察报告。
第一份报告来了，说在高地附近出现了几百人，但是仔细一辨认，并不
是杨森所部，只是一股路经此地的土匪。
紧接着就听到城外响起了枪声，估计是警卫旅在驱逐这股土匪。熊克武
吁了口气，自己也觉得好笑，说不怕，这不还是怕了，从正常的行军速
度来看，杨森离三台和成都还很远呢，一时半会儿怎么可能赶到，难道
他是神仙？
过了一会儿，警卫旅长又让人来报告，说是战斗很激烈，那几百个土匪
还真难对付，请熊克武派兵增援。
什么时候打土匪都这么困难了，熊克武啼笑皆非，想想这旅长指定也是
跟自己一样，太紧张了。
我的大部队是要留着包抄杨森的，要派大用场，岂能拨去给你打土匪。
正好有一个师长找熊克武商谈军务，熊克武也就没把旅长的请援要求当
一回事。
他不知道，杨森已经来了，其速度快到所有人都无法想象，就好像真的
是骑了古代赤兔飞驰而来。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刘湘的全盘统筹。他采取了“拉开三边，
保障八九”之计，“三边”是刘成勋第三军和赖心辉边防军的合称，“八
九”是指第八、第九两师，其中第九师即为刘湘直接统率，意思就是牵
扯刘成勋、赖心辉的力量，保证杨森能够长驱直下。
所谓的几百“土匪”只是杨森的伪装奇袭部队，他们一左一右进行攻袭，
目的是引诱警卫旅，分散其兵力。那旅长不知是计，果真将部队左右分
开，中间就露出了空挡。
杨森率主力紧随其后，从空挡处一穿而过，一会儿工夫便冲到了三台城
守城部队对杨森动作之快同样是无法理解，还以为兵临城下的那些人是
自家弟兄，竟然主动开门放行，结果被杨森予以全部缴械。
这时熊克武仍被蒙在鼓里，起初听到城内响起枪声，还以为是自己的士
兵在打架，便挥挥手，派卫队前去弹压。
卫队派出去后，枪声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多，熊克武就又派一名
军官前去察看，并让他转告卫队：“劝住打架就好了，不要胡乱开枪射
击。”
军官出来一看，哪里是什么士兵打架，分明是杨森攻进了城，并且直奔
熊克武的司令部而来。
熊克武闻之大吃一惊，急忙率众人由后门冲出，沿城墙缒城而下，这才
勉强得脱。
三台大战的失败，令第一军损失惨重，熊克武失去了一次反败为胜的机
会。
不过只要成都还在，他仍拥有一次机会。1924年1月，熊克武召集各军
首脑开会，决定在成都举行会战。此时刘湘也已统领杨森等部，在城外
摆开阵势，双方盘马弯弓，做势一搏，旁观者均认为这又是一场你死我
活的生死大决战。
依照杨森的性格，这种大战正合他的胃口，打啊杀啊，怕个甚啊。作为
主帅的刘湘却另有一番计较。
熊克武曾有西楚霸王那样的威风，可眼下也就像被围于垓下的项王，还
能支持着打一下，然而士气已是一落千丈。
面对处于下风的项羽，当年的刘邦最易想到的，就是发动强攻。可是贸
然这样做的风险其实很大，要知道，人的潜能是无穷的，特别是当他面
对极端逆境时，往往会把生存欲望和斗志完全激发出来，到时候要想取
胜就难了。
所以刘邦采取了更阴险更有杀伤力的做法，那就是“四面楚歌”，围着垓
下唱项羽家乡的歌，唱到项羽及他那子弟兵个个毛骨悚然、不知所措，
至此，连虞姬都清楚，“大王意气尽”，项羽作战的意志和信心皆无，预
示着这场战事没得救了。
这叫什么，这叫攻心战。
刘湘的偶像刘皇叔，跟汉高祖刘邦其实是一个类型的人，他当然知道应
该怎么做。
成都城里的第一军官兵，在经过短暂休整之后，果然都跃跃欲试，要在
接下来的会战中一雪前耻。不料到预定决战的那一天，熊克武却突然发
布命令，说今天不打了，各部队只需严守阵地待命。
此外，他又给第一军师旅以上军官传去一道密令，要求假如会战打起
来，务必先紧紧掌握好部队，不使部队受到损失。
军官们十分纳闷，前半句还好理解，主要是后半句，哪有打仗不受损失
的？
一打听，原来事情另有奥妙。
就在会战之前，刘湘提出了一个口号，说他专打“讨贼军”，不打刘成勋
和赖心辉，而且据说刘湘已暗中与二人进行接触。
经过三台之败，熊克武的内心早已不再强大，这样的消息让他又惊又
疑，感觉刘成勋和赖心辉随时可能叛他而去。
几天后，“接触”云云被证明是扯淡，刘成勋和赖心辉也完全没有背叛的
迹象，可是三股人马再也不可能齐心了，他们彼此提防，以邻为壑，未
战就抱定了“不受损失”的宗旨。
会战开始了，才两三个小时，成都守军便全线溃败，成不可收拾之状。
说是大战，其实最多只能算是小战。
由于事先都藏了小九九，所以会战后，大家都基本“不受损失”，可实际
上损失大了。熊克武不仅因此失去了成都这一最后的立足之所，而且在
撤退途中，他历经多年培养出来的精锐部队，皆一个个土崩瓦解，其中
便包括曾名震全川的第二混成旅。
刘湘的攻心战成功了，他给熊克武上演了另一种形式的“四面楚歌”。熊
克武无法容身于四川，只得像过去的刘存厚那样，混迹他乡。像四川一
样，其他地方也都有人拿枪看着守着，绝不会随随便便让你染指，所以
熊克武要想固定寄居都很难。
在那个时代，实力就是话语权，有实力有地盘，叫做军阀或革命军，没
实力没地盘，便是谁都瞧不起的乞丐或流浪汉。
关键时候，还是得有人罩着。孙中山正在北平与段祺瑞、张作霖进行谈
判，这三个人都要以我为主，所谓谈判，不过是比实力而已，所以孙中
山便在谈判的同时，酝酿北伐，也因此把熊克武的部队纳入了北伐之
列。
有了孙中山这句话，熊克武才得以大摇大摆地进入湖南，在湘西重
组“建国联军”（又称“建国川军”）。
湘督赵恒惕对此很不高兴。过去他跟熊克武合作搞“联省自治”，那是搂
肩搭背，亲热到不行，但此一时彼一时，熊克武一下子穷到连住所都没
了，还得挤他的房间住，这还能是一个态度吗？
可是他又不敢赶熊克武走，因为不给熊克武面子，就等于不给孙中山面
子。在得到苏联支持后，南方政府实力大增，要不然段祺瑞、张作霖也
不会请孙中山去北平谈判了，这样的人岂能轻易得罪。
熊克武又有了崛起的希望，他的建国川军扩编到四万人以上，孙中山已
写来密信，让他随时进图武汉。
可是天不遂人愿，孙中山突然在京去世了，北伐计划也随之不了了之。
孙中山一死，赵恒惕再也憋不住了，他向熊克武发出逐客令，限其两周
内离开湖南，否则便会发起进攻。
熊克武没有击败湘军的把握，想来想去，只能“回娘家”，也就是开往作
为“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广州。有的人愿意去，有的人不愿意去，最后随
熊克武去广州的有三万多人。
熊克武认为他是“回娘家”，广州的蒋介石、汪精卫可不这么认为。当时
蒋介石正率黄埔学生军在东江与陈炯明作战，广州兵力空虚，这猛不丁
冒出来的三万大军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威胁啊。
这时留守广州的汪精卫得到消息，说是熊克武已与唐继尧联络，有同广
州政府对着干的企图，这可把他给紧张坏了。在熊克武经过广西时，他
便发信函给熊克武，想让建国川军停驻广西，暂时不要来广州，可是熊
克武并未停步。
接着汪精卫又给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打招呼，想借桂军之力，阻止川
军前进。那李、白二人唯一担心的是熊克武停在广西不走，只要熊克武
没有这个心思，他们才不会轻易去得罪人呢。
建国川军一路行军，没有地方军队拦阻，但是从湘西到粤北，沿途大多
崇山峻岭，皆为地瘠人少的所在。在粮饷两缺的情况下，就算不打仗也
会大量减员，以致抵达粤北时，仅剩两万多人。
是两万不是三万，不过要是翻脸，也够你受的。正好汪、蒋又得到了密
报，说熊克武不仅派特使去和陈炯明联络，还与陈炯明有书信往来。
但是熊克武说，他跟陈炯明联络，是为了凭过去一起参加过黄花岗起义
的老关系，劝陈炯明归降。
是不是真情，不能光凭嘴说。汪、蒋便有意让熊克武调兵增援东江前
线。熊克武倒是答应了，但川军去的并不是指定作战区域，而是自己跑
到几个较为富庶的地方驻扎起来，然后按兵不动。
这一轮试探结束，汪、蒋还有那些广州政府里的要人，心里头都拔凉拔
凉的：这熊克武即便不与陈炯明是同伙，也是心腹之患，他哪里是“回
娘家”，分明是要趁我们打仗分不开身，来借机夺权啊。
要打，作为主力的黄埔学生军正与陈炯明的部队绞在一起，难以抽回，
不打，又怕熊克武率先出手，众人急得团团转，文人政治家汪精卫更是
显得束手无策。
只有一个人有办法：从东江前线赶回的蒋介石。
除了没有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外，蒋介石的经历和熊克武极其相似：老同
盟会员，在国内经历了各种兵火及阴谋的考验，早已是百炼成钢了。
区别仅在于，蒋介石的手腕比熊克武更高超。
能不打仗的事，就用不着打仗，蒋介石对熊克武说：“我过几天就要去
前线指挥了，看熊先生何时有空，我约熊先生谈一谈。”
几句话便除去了熊克武的所有戒心。接着，蒋介石邀请熊克武赴宴，趁
他饮酒大醉之际，将其随行的王子骞等人全部扣留，并秘密关押于虎门
炮台。
“鸿门宴”果然厉害。建国川军虽有两万之众，但实际战斗力已很薄弱，
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不久便自行瓦解。这支前身被称为蜀军、新老第
五师、第一军的曾经在四川战史上显赫一时的军队就此永远消失了。
一年半后，熊克武才得以释放。这是因为那时陈炯明垮了，唐继尧亡
了，北伐军也已攻下了南京，而熊克武的原有部属更是星散无踪，关押
熊克武失去了意义。
虎门要塞是个低洼潮湿的地方，熊克武长期被关押于此，出狱时已患有
严重的风湿症，以致手脚麻木。在他身上，再无当年叱咤风云的英姿
有人曾把熊克武挑出来作为时代的标本。他曾经是一个不惜献出生命也
要推翻清廷的热血青年，后来却慢慢地蜕变成了热衷于战争的军阀，再
后来，我们就只能在混迹官场的政客中寻找他的身影了。
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一件事，不仅是熊克武，还包括但懋辛、王子
骞……，许许多多人。
还是那句话，当yù_wàng失去羁绊，便成了毒品，它会一步步牵引着
你，直到让你变成一个彻底的瘾君子。
在熊克武斗败刘存厚、斗败刘湘、斗败杨森，乃至成为四川版“西楚霸
王”的时候，他能体会到的大概只有过瘾。
试想一下，如果熊克武不败离四川，不中蒋介石的计，他当然还会继续
斗下去，因为这种瘾，他已经无法靠自己来戒掉了。
我们的疑惑就在这里：熊克武一生以俭朴示人，并不同于唐继尧，他应
该算是党人中的正派人物，可若就思想水准而言，他比他的对手，比刘
存厚、刘湘、杨森，又究竟高尚或高明在哪里呢？
第八章
统一之战
黄毓成：字斐章，云南人，同盟会员。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
第六期，回国后出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是朱德的老师。黄毓成曾与顾品
珍、赵又新等同为滇军军长，作战深具韬略。唐继尧复出后，黄毓成逃
至四川，因他对杨森有识拔之恩，杨森奉其为师，任命他为督署总参谋
长。黄毓成协助杨森发起“统一之战”，时人称他为杨森身边的陈宫。
袁祖铭：字鼎卿，贵州人。曾被北洋政府任命为贵州省省长，唐继尧以
三省联军的命令，护送刘显世回贵州主政，驱除袁祖铭，他被迫率黔军
流亡至四川，成为四川各方都需借助的力量。
王缵绪：字治易，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毕业于速成学堂，是速成
系的重要成员。王缵绪初为刘湘部下，后刘湘为鼓励杨森脱离滇军，将
他拨归杨森指挥。杨森对王缵绪很信任，委任他为师长，“统一之战”时
留其镇守后方。
熊克武败出四川后，数杨森笑得最欢。
当时一般人都认为刘湘和刘存厚最有资望收拾残局：一个现为速成系首
领，一个曾是武备系核心，两人又都担任过杨森的上司。
早在向成都进发时，有人就问杨森，一旦获胜，“二刘”之间，他会偏向
杨森笑而不答。
那人察言观色，忽然冒出一句：“然则君自主之？”——或者你自己想做
老大？
这话只能放在心里，捅出来就难听了。杨森脸红耳赤，立刻跳了起
来：“我做第三者，我做第三者！”
“第三者”不是插队破坏人家家庭的那一种，杨森的意思是他用不着附
依“二刘”中的任何一方，完全可以成为除“二刘”之外的第三方势力。
你们这帮没眼力的家伙，怎么就知道“二刘”，不知道我杨某呢？
不管杨森有多生气，舆论依然如旧。占领成都后，连吴佩孚给杨森发电
报，也问他认为“二刘”之中，谁更有资格成为川中之首。
杨森一边吞吞吐吐，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一边又让他驻洛阳的代表前
去吴佩孚那里表忠心，抒壮志。
吴佩孚明白了，是杨森想坐那个位置。
在吴佩孚看来，刘存厚已是人老珠黄，他和那个武备系早就风光不再。
刘湘虽有众望所归之势，但正是这样的人才让你捉摸不透，甚至连以后
是敌是友都弄不清楚。
真要扶一个人上马，吴佩孚只会扶杨森。他顾虑重重，是因为深知杨森
有勇无谋，若贸贸然让其上位，反而可能将其置于危险境地。换句话
说，他这还是在保护杨森。
1924年5月，吴佩孚以北洋政府名义，授杨森为善后督理，刘湘、刘存
厚为边防督办，邓锡侯为四川省长。看起来，杨森和“二刘”都没能抢到
头把交椅，倒是水晶猴成了匹黑马。
其实这是一个暗藏玄机的布局。善后督理拥有统率各路川军的职权，事
实上就是以前的督军。在“扶杨抑刘”之后，吴佩孚通过徒有虚名的省长
官帽，拉住了邓锡侯，以牵制刘湘。
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杨森在成都走马上任。对吴佩孚的布置，刘湘当然
很不开心。想想看，若不是他复出督师，根本就不可能打败并驱走熊克
武。现在有功而不得奖，倒让昔日的部下反超了自己，实在是既失落又
没面子。
不过刘湘同时是一个很能忍的人，既然任命已下，他也不便反对。当下
就拿着委任状搬到重庆，来个眼不见为净。
一道搬家的还有邓锡侯。他要搬家不是不满，而是知道杨森的个性——
那人从来是说一不二，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跟他在一座城里共事会
有的你好受，所以还是搬走干净。
于是，邓锡侯也像过去刘湘那样，在重庆设立省长行营，然后常驻重
庆。
大家都躲得远远的，杨森当然知道原因所在。简单，羡慕嫉妒恨嘛。
邓锡侯能做上省长，就该祖庙里烧高香了，这猴子偷着乐还来不及呢，
谅来不会再闹腾，不仅不会再闹腾，没准还不会容许别人闹腾。唯一需
要担心的就是刘湘。
刘湘这人深不可测，又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能力，万一心理失衡，
带着众人跟你往死里掐，那就不妙了。
外人说杨森有勇无谋，并不表示他没智商，起码怎么拉拢和讨好别人他
还是知道的。
杨森当着刘湘的面拍胸脯，表示刘湘在川东，他在川西，两人相互协
作，要把四川“吃通”。
杨森近水楼台，坐拥兵工厂和造币厂。自此以后，兵工厂制造的成品，
他都会分一半给刘湘，以证明自己说到做到，双方利益均沾。
做了督理，掌握军权后，这个“川中吕布”已经不甘心只当吕布，他要尝
尝当刘备的感觉。
杨森提出了“建设新四川”的口号，并大肆招收归国留学生，全都挂上秘
书头衔，为他出谋划策。
由于秘书实在太多，已超出正常规模，时人称为“秘书连”。这秘书连倒
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提出了修建马路等各项“新政”。
成都街道素来繁华，然而从来没有马路这一说，一般市民的思想都很保
守。杨森颁令下去，要商户们锯去屋檐，缩进门面，以便好把街道拓宽
成马路。可是命令下达后，没人执行。
杨森怒了，好好跟你们讲不听，派军队下去，“强拆”。
商户们见势不好，赶紧公推“五老七贤”去督理署，呈请杨森“缓拆”。
这“五老七贤”都是成都城里的名流，想当年“刘罗”、“刘戴”相持不下
时，也要请他们从中调停。历届督军、省长，只要不想跟民间舆论过不
去的，也都要给他们三分薄面。
老头们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杨森听到头都要炸了，当即打断他
们：“我现在拆一点房边屋角，你们就大惊小怪，说老百姓不愿意。如
果我当初进入成都时，放上一把火烧个精光，倒还省了不少麻烦！”
随之暴喝一声：“请你们不要干涉我的建设！”
杨森突然大发雷霆，把自恃德高望重的“五老七贤”都给吓懵了，一个个
哆嗦着鱼贯而出。
再没人敢上前劝阻，杨森继“川中吕布”之后，又得一诨号：蛮干将军。
一位文人在小报发表对联，讽刺这位蛮干将军：“民房早拆尽，问将军
何日才滚，马路已捶平，看督理哪天开车。”
四川俗语中的“开车”，跟滚差不多。
可是功过这东西，很难随便定论。正是有了“蛮干将军”的蛮干，成都才
开天辟地，拥有了历史上第一条马路。这条马路十字交叉，中间还辟有
街心花园，在当时称得上新颖别致。马路修成后，杨森专门请一位前清
举人为其题名，这就是现在成都最繁华街道“春熙路”的由来。
杨森天生喜欢新潮事物，他的“新政”里面包罗万象，都是破旧立新的内
容。杨森让人把这些内容写在木牌上，然后钉在人们能看见的电线杆、
树木和墙壁上。
杨森版标语颇有特色，因为前面一律要加一个“杨森说”——“杨森说，
禁止妇女缠足！”
“杨森说，不准蓄指甲，蓄指甲的行为既不卫生，又说明你懒惰！”
“杨森说，天天打牌，会把壮汉打死，但天天打球，可以使弱者变壮！”
“杨森说，夏天在公共场所赤膊是不文明行为！”
……这些标语可不是摆着看看，供人一乐的，杨森有巡查队在街上负责
巡查，对照杨森语录，谁要违反，就得拉到一边打手心。
成都乃封闭老城，那些上了年纪或思想保守的人免不了在背后唾骂杨
森，说他吃饱了饭没事做瞎折腾，倒是很多年轻人对杨森崇拜不已，认
为他做事有魄力，敢想敢干。尤其是杨森在施行“新政”时，真的是六亲
不认，什么“五老七贤”，就算你是达官显贵，是他亲戚，他都毫不买
账。
杨森干得很起劲，但能供他改天换地的地方实在太少。除了成都，只有
极少几个县，也就是他的驻兵防区，这让他十分不爽。
不行，我要统一四川，做真正的蜀中王。统一对诸侯们而言最为敏感，
最后免不了还是要大打一场。杨森命令兵工厂加班赶制武器，本来一天
能造一百支步枪，人为增加到一百五十支。此外，他又让造币厂铸造成
色较低的银元和铜元，同样是为了多凑些军费。
银铜元还好，反正是拿去蒙老百姓的，一时半会还能糊弄过去，武器不
好就有人骂了——由于超出生产能力，很多步枪机件粗糙，让基层部队
感觉是领了一根根擀面杖。
重要的是可以招兵买马了，仅仅半年之内，杨森所部便急剧扩展至十五
万人。人越多，粮饷越紧张，“擀面杖”又不能当饭吃，杨森那狭小的防
区渐渐难以承受，他只能实行“饥兵政策”，勒紧裤腰带干革命，时人谓
之：“官长领衔，士兵吃米。”虽然饿不死你们，但工资已被减到极致。
再不“统一”就得去要饭了。杨森自己也迫不及待，当下面反映枪支简陋
时，他便说，等我统一四川后，再造好枪换给你们。
对如何干掉那些大大小小的诸侯，杨森肚子里自有一本账，无非是自然
界的通行规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先拣那些看起来最弱的灭
起。
在此之前，大鱼自然是碰不得，比如刘湘，甚至由于他在速成系中的影
响力，最好还得跟他打好招呼。
1924年秋，刘湘因回老家扫墓经过成都，杨森遂与之协商，提出要合作
统一四川。
杨森的这篇文章早有铺垫，他拿出的那一半枪可不是白给的，刘湘也爽
快地答应了。最后两人定下的策略是，由刘湘负责监视和牵制重庆附近
的诸侯，杨森则就近向“保定系”里的小诸侯开刀。
第一个屈死鬼是刘斌，他就是那最小最弱的虾米。
刘斌的防区跟杨森离得很近，杨森于他而言，就犹如一只眦着利齿的超
级大鳄，时刻都可能冲过来将他一口吞掉，光瞧着都肝颤。为此，他不
惜百般讨好，不仅亲自到成都和杨森换帖子拜把成兄弟，还主动把部分
防地让给杨森，以求苟安，可这些举动并不能真正打动杨森，因为他要
的是全部，不是部分。
杨森先找了个借口，免去刘斌师长一职，随后便向其发起进攻。刘斌自
然不是杨森的对手，很快便如丧家之犬一样逃走了。
最惨的还是沿途无人敢收留这只“犬”，就连邓锡侯都不例外，自己不出
面，仅派他的部属以保定同学的关系敷衍了一下，就把刘斌给打发掉
刘斌无奈下野，接下来的小诸侯也无一是杨森的对手。有人明知打不
过，就把自己的地盘许给大中诸侯——反正自己守不住家业，索性来个
隔岸观火。
那些大中诸侯开始还很高兴，兴冲冲赶来，旗子都插上了城头，一看杨
森大兵杀到，马上卷旗溜走，根本就不敢和杨森抗衡。
只有一个人还有与杨森一争的实力：刘湘。
刘湘曾与杨森约定“合作统一”，但现在已撕破了脸。
杨森不仅勇武上与吕布相像，在其他性格特点上双方也有得一拼，比如
喜好美色，比如小家子气。
杨森在观念上追求新潮，非常“崇洋”，认为什么东西都是老外的好。他
配有英文秘书，平时喜欢穿西装，吃西餐，还拥有一个英文签名。就连
子女要学中国乐器，他也反对：“那有什么学头，比如胡琴，就是瞎子
算命要饭的东西嘛。”
杨森说，要学，得学外国的，比如说钢琴、提琴、黑管、长短号，那才
叫艺术。
老祖宗的东西，杨森大概就热爱一种，在这方面他跟韦小宝倒很有共同
语言：娶老婆。
在川将之中，杨森以老婆多、子女多出名，究竟有多少，他自己有时也
弄不清楚，反正是“老婆成排，儿女成连”。
当年川中有一名媛，叫胡兰畦，乃袍哥之女，本人也才貌双全，身后自
然是追求者云集，长长的名录里，据说还包括大名鼎鼎的陈毅陈老总。
胡兰畦的性格跟女作家丁玲类似，明明是文小姐，偏要做武将军。杨森
因“崇洋”得比较彻底，很得当时年轻人的追捧，胡兰畦也是其中之一。
杨森就利用这位女粉丝为他搜集军事情报，并许诺，一旦他打下成都，
就送胡兰畦出国留学以为酬谢。
最后成都打下来了，杨森却对酬谢一字不提，反而通过老婆牵线，说想
纳胡兰畦为妾。
胡兰畦又羞又恼，说：“我到你们家来算个啥子？我父亲是大袍哥，袍
哥的女儿是不给人家做小老婆的！”
既贪色贪利，又悭吝小气，杨森本性如此。当初，他答应从兵工厂分一
半枪支给刘湘，实在是迫不得已，犹如剜心头肉一般。
想想不甘心啊，杨森先在成品上做手脚，武器出厂时，质量较好的枪支
上会烙一“a”字，由他提留自用，品质较差，粗陋一些的就扔给刘湘。
这还是可以理解的，到后来，干脆就食言自肥，吝而不与了。刘湘领不
到枪支，还纳闷呢，派了个参谋长来成都索取，杨森没好气地回了一
句：“刘湘不是有自己的防区吗，为什么跟我要？”
来人也是个一根筋，说我们有过口头约定，你不能毁约啊。杨森闻言勃
然大怒，啪啪便是两耳光，然后将其推倒在办公室的地上就要揍。经幕
僚上前劝解，这个参谋长才得以抱头鼠窜而去。
刘湘起初同意杨森“合作统一”，除有让杨森做“超前清道夫”的打算外，
杨森肯分他枪支，也是情面上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杨森的“过河拆
桥”使双方的关系日趋破裂，逐渐开始针锋相对。
杨森有背景，刘湘也找到了自己的后台：段祺瑞。
段祺瑞虽以下野姿态寓居天津，但刘湘很清楚此老的潜力，为此专派特
使前去拜访。
一见面，段祺瑞首先问特使：“四川人才以谁为最？”
特使自然要抬举自己的“主公”，于是回答：“川中人才实在很多，不过
像刘湘那样大度包容的，只有一个。”
特使要表达的意思是，四川的诸侯尽管多如牛毛，如今风头最劲的也不
是刘湘，然而刘湘能容得下这些人，所以他才会成为最后的王者。
段祺瑞沉吟片刻，答道：“能容不能断，此一大病。”
每个人都是对方的一面镜子。段祺瑞执政，如他的姓氏一样，以刚愎著
称，擅长于“断”，而这正是刘湘的弱点和不足之处。
刘湘就像刘备那样，有时表演太过，魄力不足，往往会因此错过时机。
段祺瑞怕就怕刘湘重蹈覆辙，演出当年皇叔取蜀时优柔寡断的那一幕。
当年段祺瑞把赌注放在刘存厚一人身上，可是刘厚脸犹如刘阿斗，总是
扶不起来，枉费他一番苦心，如今务必要慎重一些了。
尽管段祺瑞仍不放心，但事实上也只有刘湘这里能下注了：刘存厚已成
废人，杨森又投了吴佩孚，剩下的大多是小泥鳅，翻不起大浪。
段祺瑞肯收刘湘为将，是因为他正蓄势复出。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吴佩孚南逃，段祺瑞以临时执政名
义主持国事。一朝天子一朝臣，随后便是对四川的人事调整，其中杨森
为“四川军务督办”，刘湘为“川康军务督办”，邓锡侯被免去省长职务，
专任师长。
任命一下，杨森无动于衷，认为督办跟督理没什么区别，不管
是“办”是“理”，地盘都得靠自己去抢，于是想也不想就在成都就任了新
邓锡侯则认为自己白“忍”了。之前杨森大动干戈，他之所以一直束手束
脚，连保定系的小弟弟都不敢收留，说到底还是舍不得他的省长乌纱
帽。现在把猴子的帽子摘掉，他可就又要恢复原形了。
他们都不知道，这份调整方案，正是出自于刘湘的手笔。
杨森认为没区别，其实区别大了去。在职权上，这两个督办很难划分，
实际就把刘湘提到了至少与杨森相当的地位，他可以和杨森平起平坐
了。至于免掉邓锡侯的省长，毫无疑问就是要解放猴子的思想，卸除他
的包袱，使其能舍得与杨森一搏。
要说阴险，还数刘湘最阴险，川人对此有评语：“邓锡侯奸而不雄，杨
森雄而不奸，刘湘又奸又雄。”尽管杨森通过灭掉一些小诸侯，使防区
得以大大扩展和延伸，但一打仗，所需粮饷马上成倍增加，财源问题又
变得严峻起来——要知道，即便造币厂能够滥竽充数，以次充好，毕竟
你还得提供用以制造的银铜材料吧。
钱，得找钱，杨森两眼发红，看上了自流井盐税。
自流井盐税是民国年间四川最大的财源，每年都达千万元之巨，远超其
他一切税收，原为刘湘的叔父刘文辉所控。
要取自流井，必然要与刘湘为敌，这是肯定的，但杨森已顾不得这许多
了。在他出兵取下自流井后，刘湘果然大受震动，并发电报质问，杨森
就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话：“饥军就食，别无他意。”穷极了，弄点饭吃
吃，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你这个饭是抢别人的，刘湘当然要大惊小怪了。他立即密电段祺瑞，段
祺瑞随后电令杨森交出兵工厂和盐税，随调入京，并授命刘湘“秉公查
办，严行制止”。
杨森根本不予理睬，他自恃有钱有枪，要在川中横扫一切：诸侯不论大
小，我给你们来个全灭。
原先杨森对“统一四川”并没有明确蓝图，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打到哪
算哪，但这时他账中多了一位一流谋士。
此人叫黄毓成，滇军名将，是尹昌衡、罗佩金、刘存厚的陆士六期同
学，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给朱德当过老师。早期滇军中有“四气”之
说，即蔡锷的“骨气”、唐继尧的“福气”、罗佩金的“二气”（意谓傻气，
跟现在的“二”差不多），属于黄毓成的是“勇气”。
缘于在决定是否讨袁之前，唐继尧犹豫不决，众人也多持观望态度，黄
毓成当即说，要么讨袁，要么把我毙了，别无他法。在黄毓成以死相谏
的勇气感召下，唐继尧才下决心呼应蔡锷，加入护国运动，遂成滇军之
名。
对杨森而言，黄毓成则是恩公。当年，正是他把杨森从俘虏堆里叫了出
来，又加以照顾和提拔，甚至没有黄毓成的鼎力推荐，杨森也不可能被
赵又新所重用。
黄毓成跟顾品珍他们是一拨的，唐继尧复出后，黄毓成自知难免，就跑
到四川来找杨森。
因为杨森曾杀掉赵又新，所以外界觉得他忘恩负义，黄毓成到川也是抱
着试试看的念头，若杨森肯念旧恩旧情，就助他一臂之力，反之则另投
他处。
那时杨森正在发愁，他的“秘书连”全是留洋学生，修马路搞新政在行，
唯独不懂打仗，身边缺乏高人。黄毓成一来，让他眼前一亮，立刻待之
如上宾，不仅一口一个“斐公”（黄毓成字斐章），还再三推黄毓成高居
首席。
黄毓成素知杨森个性，什么时候把别人放在眼里过，如此礼遇，令其大
受感动，遂决定留下来，在辅佐杨森削平群雄，统一四川后，再组
织“定滇军”打回云南。
意外中得高手相助，杨森也欢喜雀跃，专授黄毓成为督署总参谋长。
杨森勇武有余，缺的就是智谋，现在终于有人帮他来填这个坑了。
1925年4月12日，杨森发起了四川历史上著名的“统一之战”。
在战事的第一阶段，杨森依黄毓成之计，采取远交近攻兼分化拉拢的办
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即接连击败了刘成勋、赖心辉、刘文辉等
各部，占领七十二县，部队规模也进一步扩大，达到了胜利的最高峰。
在这一阶段，黄毓成的计谋相当务实有效。当杨森出击时，各个诸侯都
互不支援，尽看别人的西洋镜。赖心辉气得不行，发求援电时张口就
骂：“衮衮诸公，盘盘大才，拉我上去，一个不来，我若垮了，你怎下
台？”
被杨森打垮的，可不是刘斌那样的小虾米，全是大鱼大虾，接下来矛头
便直指刘湘。
面对杨森的步步进逼，刘湘急忙派人前去议和，但杨森置之不理。
刘湘在做了“主公”之后，已不会也不可能再像“刘莽子时代”那样亲自上
阵搏杀，他最擅长的也由力战移到心计。讨饶不成，他只好采取打进去
拉出来的策略，利用速成系的关系和影响，转而策动杨森的部下，分化
其内部。
这一手相当有效。
当杨森邀请众将讨论下一步作战方案时，黄毓成提出，应继续采取分化
瓦解之术，即以消灭刘湘为重点，同时拉拢邓锡侯和袁祖铭。
袁祖铭就是那个流亡黔军的头目，在黄毓成看来，即便邓、袁作壁上
观，只要不参与刘湘一方，打刘湘就没有问题。
当然你要拉拢人肯定得有代价，在这个节骨眼上，代价还小不了，蝇头
小利人家是根本看不上眼的。
黄毓成主张，将兵工厂枪弹及盐税分给邓、袁，并且在击败刘湘后，把
夺到的防区、部队、军饷，也与邓、袁进行分享。换言之，就是让他们
入股，有了这么大的股份，不信邓、袁不上钩。
那些事先被刘湘买通的人因为心中有鬼，不敢说不打刘湘，但他们争辩
说，何必分那么多好处给邓、袁，我们要打刘湘，自己的力量已经足
够，这两人如果识时务，就保持中立，如果与刘湘结成一伙，那就正好
搂草打兔子，“一鼓而铲除之”。
杨森果然舍不得再割肉出去，他虽同意黄毓成去策动邓、袁，开出的却
都是空头支票。
在说动杨森一毛不拔的同时，“内鬼”们还趁机表示，部队连续作战，已
疲惫不堪，需休整一段时间才能与刘湘作战。杨森觉得有理，认为大局
已定，消灭刘湘只是早晚的事，何必急于一时，那就先坐下来歇一歇
吧。
黄毓成苦苦谏言，杨森仍顾左右而言他，黄毓成的话全没听得进去。杨
森翘着个二郎腿，以为稳操胜券，那边刘湘则乘此机会上下打点。他首
先亲自找邓锡侯谈话，一甩手便是大手笔：只要打倒杨森，以后速成系
以外的部队全归邓锡侯收编，成都也归邓锡侯控制。
邓锡侯是水晶猴，当然要盘算来盘算去。就在他尚犹豫不决之时，刘湘
又马不停蹄地联络袁祖铭。此时黄毓成也派出了特使，且驻于袁祖铭
处，袁祖铭渐渐已被说动，但他提出的至少分得自流井盐税的要求，却
未能得到正面回复。接着，杨森又派兵推进，把黔军赶出了部分防区，
此举无疑是把袁祖铭推向了刘湘。
与杨森截然相反，刘湘对袁祖铭是有求必应。袁祖铭说希望以后每月能
拨给他军饷四十万，刘湘一口答应。不仅如此，他还主动承诺，倒杨之
后，会让成都兵工厂尽快打造两万支步枪和大量子弹，以帮助袁祖铭打
回贵州，驱逐滇军，直至进攻云南。
袁祖铭随即写了封亲笔信给黄毓成，信中说：“子惠（杨森）无联帅
（刘湘）器识，公（黄毓成）亦迹近明珠投案之陈宫。”
在袁祖铭的眼中，黄毓成就是三国里那个足智多谋的陈宫，可惜投错了
主公。你怎么能投吕布呢，吕布者，勇则勇矣，不过一无脑匹夫耳，你
得投皇叔啊！
袁祖铭毫不犹豫地投靠了刘湘。
袁祖铭这里得手后，刘湘马上告知邓猴子。邓锡侯一听，也决定助刘倒
杨。
袁、邓统统变成了敌人，杨森这才有些着急，他托人转告邓锡侯，说愿
送他一批钱和枪弹，然而为时已晚。
1925年7月，刘湘、邓锡侯、袁祖铭组成倒杨联军，向杨森发起反攻。
杨森震怒不已，欲举兵相应，进攻重庆。黄毓成连说不可：“我急则敌
合，我缓则敌分，如今应采用持久战略，联军久拖不决，内部必然分
化，到时可各个击破。”
杨森哪里忍得住，等什么等，看我一拳把他们全给揍趴下。
不料经过课间十分钟，倒杨联军蓄足了力量，杨森一拳过去，差点把腰
都给闪了。
杨森这下坐不住了，他披挂整齐，决定亲自到前线督师。就在他离开成
都的当天，留守后方的“内鬼”之一便挂起了反戈的旗帜。
这名“内鬼”名叫王缵绪，是杨森的得力师长。刘湘给了他盐运使作为交
换条件，但王缵绪说，他可不光是为了这份美差才会“叛主”，最主要的
原因是认为杨森这个“主公”很不像话。
罪状之一是厚此薄彼。王缵绪曾对人说：“杨汉域（杨森的侄子）才当
个骑兵团长，团部却存有四十万颗子弹，是我们远远不及的，看来我这
个师长连团长都不如。”
杨森用人不拘一格，一些年轻军官原先资格不如王缵绪，也很快就升到
了同一级别。王缵绪对此牢骚满腹，还作了一首诗，说自己“虽无卫霍
功，却称干城将”，但是杨森“用人如积薪，后来应居上”，是不看重他
这个老前辈。
罪状之二则有些令人啼笑皆非。某天，两人私下吹牛闲聊，王缵绪问杨
森：“督理，你讨那么多老婆，不怕她们争风打架吗？”
杨森嘿嘿一笑，十分得意：“养老婆如养马。要骑，牵来，不骑的话，
就拴在槽上，她们要争风打架，我就用马鞭子抽。”
王缵绪后来就说，杨森对待同床共枕的老婆都如此刻薄，还会对部下好
吗？
王缵绪对杨森的不满的确由来已久，但杨森却一点儿看不出，还以为王
缵绪是个“忠臣”。
王缵绪很会装，他给自己纹身，不过纹的不是左青龙、右白虎、中间一
个米老鼠。而是在左臂上用针刺了一个字“森”，然后涂上蓝靛汁，使其
渗进皮肤里。
与此同时，王缵绪还命令官兵们每人都得照样刺个“森”字。
针刺自然很疼，可这就叫苦肉计，以此显示他及他的部队对杨森的效
忠。
如果不是充分地信任王缵绪，杨森也就不会在出征前赋予其以后防重
任。听见王缵绪倒戈的消息，杨森如闻晴天霹雳，一时六神无主，对众
人说：“王治易（王缵绪的字）都变了，我还打什么，不打了，不打
了！”
见杨森阵脚大乱，刘湘趁势指挥倒杨联军发起全线总攻。
杨森发出通电，说他“非不能战，实不愿战”，把乱七八糟的军队全丢给
黄毓成整理，自己则仓皇逃离。
黄毓成率几万主力军被联军包围于嘉定（今乐山市），他主张强行突
围。但各将领暗中都已凭借同乡同学的关系，与联军方面牵上了线，均
不愿再打仗。黄毓成回天无力，只得躲进峨眉山的寺庙，随各部自行其
是，这就是“统一之战”中的“嘉定缴枪事件”。
黄毓成虽是滇将，但因在护国之役中与邓锡侯、刘文辉等人有旧，这些
人不仅没有为难他，还专程派人请他下山。
想到自己的所有努力均作东流之水，这位“老陈宫”不由得痛哭流涕，一
边哭一边大骂：“子惠（杨森）孺子不可教！”
当着来人的面，黄毓成把他几十年来随身携带的一方翠玉私章掏出砸
碎，发誓从此再不做军人，只愿去上海做寓公终老一生。
杨森也脱去军服，换上便装，灰溜溜地离开了四川，来到汉口。就在这
里，他遇到了正准备前往上海的黄毓成，杨森又羞又愧，开口闭口不
离“斐公”二字，还让手下招待黄毓成住进高级饭店。
不管怎样，他统一四川的梦是彻底破碎了，从此再也不能在川中称王。
当时四川流行一首打油诗，说杨森之惨：“回首巫山泪两行。”“统一之
战”结束后，按照惯例又得开善后会议了。川人对此早已熟视无睹，均
称之为“分赃会议”。
说到分赃，刘湘首先得践诺，也就是答应他先前对邓锡侯、袁祖铭的许
诺。水晶猴的比较好办，麻烦的是袁祖铭这个。
四川议会鉴于川战不歇，诸侯割据，一致提出议案，要求将兵工厂改为
实业工厂，立即停止制造枪弹，同时禁止各军自由筹款。
不是针对袁祖铭一个人，但袁祖铭最吃亏，因为这意味着刘湘答应他的
军饷和枪弹都得打水漂了。
应该说，刘湘事前也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变化，但袁祖铭可不管这些，
他认为刘湘是故意的，这家伙是想不认账了。
刘湘在成都遭到袁祖铭的暗中监视，最后在刘文辉的派兵保护下，才以
扫墓之名避往老家。刘湘一走，袁祖铭也气鼓鼓地返回重庆。他一回
去，就占领刘湘公署，并收缴所有在渝川军枪械，此谓“渝变”。
刘湘有家不得归，要动武的话，其嫡系军队大多被隔离在川东，临时收
编的杨森部队还不能完全掌握，而邓锡侯这些猴精猴精的人态度又模棱
两可，一时他也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顿足之际，逃亡在外的杨森却意外地派人找上门，表示川人应一致
对外，他愿意指挥旧部，与刘湘合作驱袁。
杨森是什么样的人，肚子里在打着什么样的主意，刘湘当然比谁都清
楚。他曾经想过要喂饱杨森，然而实践证明，杨森就是一现代吕布，他
的胃口是填不满的，除非你自己让位下野。
很明显，即将开始的合作又是饮鸩止渴，甚至是引狼入室。刘湘思虑长
远，可他麾下的将领们却大多考虑不到这一层，只认为此一时彼一时，
若从军事着眼的话，刘杨夹击袁祖铭甚为有利。
段祺瑞指刘湘“能容不能断”，真是一语中的。他明明心里不想让杨森入
川，但看到这么多人附议，又怕别人说自己心胸狭窄，局面都如此濒危
了，还惦记着原先的仇隙不放。
那就合作吧，刘湘宣布，凡“统一之战”后收编的杨森部队，一律归还杨
森，同时在合作收复重庆后，两人可共驻重庆，川东地区也将完全交由
杨森驻防。
都说刘湘宽厚能容，真是名不虚传，杨森喜不自胜。
“统一之战”失败，他不恨刘湘，你先进攻人家的嘛，他恨的是袁祖铭，
要不是这厮临时投向刘湘，我可不就大功告成了？
1926年3月，杨森到达万县，随即发了一个电报给川军旧部。电文很简
单，只有一句话：“我回来了。”
接到电报，杨汉域、范绍增等六支部队即约定日期，迅速假道前往万
县，这就是有名的“六部东下”。
当“六部东下”时，袁祖铭丝毫未进行阻拦。不仅不拦，还下令沿途各县
为之提供粮草，就差敲锣打鼓迎接了。
原因就在于袁祖铭一直被蒙在鼓里，他并不知道刘杨密约的内情，竟然
天真地以为“六部东下”是杨森在挖刘湘的墙角，两人又要准备干仗了。
既然袁祖铭已经和刘湘翻了脸，对这种事他当然是乐观其成，就恨不得
能帮助六部早一点到达万县，以便能早一点看到好戏上演。
好戏果然上演了，但不是杨森跟刘湘打，而是杨森、刘湘把袁祖铭夹在
中间一顿痛扁。
袁祖铭退出四川时已是鼻青脸肿，成了悲剧的主角。
事情就是如此富有戏剧性，本来道理都在他这一方，可惜此君过于矫
情，得理不饶人，结果自己把自己给弄到了灰头土脸的地步。
刘湘先一步到达重庆，众将都提议去万县将杨森接过来。这些武将笨头
笨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谋士们可憋不住了，赶紧把刘湘拉出账外
并力陈利害：“自古二雄不能并存，杨森真的来了，他的职权如何处
置，比你大还是比你小？”
有一句话忍着没好意思说出来：婚前天使，婚后恶魔，你们哪一次不是
如此。
刘湘也正为这事犯愁，只是觉得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不能不
讲信用。当然了，春秋无义战，江湖上混的，究竟有谁真正讲过信用二
字呢。但刘湘不同，他跟刘备一样，打的就是仁义礼智信的招牌，自己
不能砸自己的牌子呀！
刘备当年其实一心要抢夺人家的产业，可表面还得装正人君子，为此只
好一直在四川的大门口徘徊来徘徊去，那个纠结啊。如今的刘湘也陷入
了同样的困境，在听完谋士的谏言后仍然犹豫不决。
杨森在重庆等着刘湘派员来迎，可好多天过去了，连根毛也没等着，火
了，于是放话出来，说他将率六团之众自己来渝，不要你们接了。
在渝文武百官又来找刘湘了，说你看你看，我们说早点去接吧，难道非
得把人逼得下不了台才罢休吗？
刘湘还是举棋不定，不接不好，接又不好，一个劲地问身边的谋
士：“事急矣，奈何？”
谋士们开碰头会，再度向刘湘剖析其中的利害得失，刘湘这才下定决心
要把杨森拒之门外，可他仍然觉得这话不能从他这个“仁义君子”的嘴里
说出来。
按照事前安排，一个谋士在军事会议上发言，说刘杨合作，自然之事
也，既然这样，那么重庆的部队既是刘湘的部队，也等于是他杨森的部
队，又何必率六个团来重庆呢，这算什么意思？
话音未落，武将们一片嘘声，认为谋士在胡扯。大家都带兵打仗，谁进
城上任不得武力护卫啊，尤其杨森这样的纯武将，又不是文人，完全可
以理解。
会上刘湘做出一副人云亦云很无所谓的样子，其实心里像被无数猫爪子
在挠，暗自着急啊。谋士把刘湘拉到一旁说：“实在没办法了，你要再
不出手阻止的话，杨森就真要来了。”
刘湘也知道不能再躲在一边了，这才把面具摘下，以直辖部队全体将领
的名义发表电文，把杨森来渝的路给阻死了。
杨森不能来渝，当然不开心，但杨森其人虽刚愎蛮横，却也不是刘湘那
种扭扭捏捏、故作姿态的人，换句话说，他如果真要做小人，马上就做
了，绝不会把自己打扮成一君子。
杨森去重庆，肯定是要赶刘湘的，这没二话说。不过尽管眼下他又收拢
了旧部，然而一掂量，真打起来，未必就干得过刘湘，那还不如顺水推
舟，先留在万县做个“万县王”，以后再跟你慢慢计较。
于是，杨森驻万县，刘湘驻重庆，与其他速成系的大小诸侯们共居川
东，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一带则为邓锡侯、刘文辉等保定系诸侯所居，
大家彼此对峙着，川中又进入了新的“春秋列国”。万县乃江边城镇，常
有外轮沿江来去。某次，杨森的一个师长在江岸候船，适逢英国商轮路
过，就带着几个卫兵上了船。谁知登船之后，卫兵身上的武装便被护航
英军给解除了。
这师长为此大丢脸面，回来后便告诉了杨森。杨森闻之十分震怒，拍案
大吼：“欺人太甚，奇耻大辱！”
当年不管多厉害的军阀诸侯，哪怕是南方的革命军，再凶再横其实都是
窝里横，在对待洋人问题上都很小心。
当然不是真怕了那为数不多的在华洋兵，而是牵一发动全身，得顾及内
斗的需要——奉张于日本，南方于苏俄，北方于英美，只要身后的洋大
鳄们铁了心支持你，你在国内几乎就是稳赢，敢不敬着哈着吗？
不是说不能得罪，是不能得罪错了。比如，张作霖对苏俄就没客气过，
又比如，南方革命军历来的口号是打倒列强，它那列强名单里便只有英
美，然而如果翻翻近代史，苏俄侵占中国领土的面积也不在少数……英
美对吴佩孚及北洋政府谈不上有多支持，起码不像日俄那样送钱送枪，
但在国际关系上毕竟偏向于北洋，那代表的就是一种国际舆论，所以轻
易也触碰不得。
这个东西大家皆能意会，仿佛是《红楼梦》里的“护官符”，各个诸侯手
里都有一份，杨森自不例外。可为什么说杨森“有勇无谋”呢，他愤怒起
来完全不管这一套。
“外国船只在我们中国的内河航行，还要缴中国人的枪，这是什么逻
辑？我管你英美日俄，记得别犯在我手里，否则有你们好看！”
1926年8月29日，杨森的宪兵押运盐款，准备搭英轮去万县。他们雇了
三只小木船，欲通过小木船将宪兵和装银元的几十只箱子送上英轮。
这艘被称为“万流”的英轮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在乘客登岸后，既不等小
木船靠拢，也不发出信号，便加大马力驶离，结果所有木船都被撞沉，
官兵被淹死四十多人，公款沉没八万多元。
川江江面狭窄，水急滩多，但英国轮船丝毫不顾及中国人的安全，任意
加快速度，此前已撞沉过许多木船。现在即便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
故，“万流”仍然毫不在意，抛下撞沉的木船和落水之人，径直驶往万
县。
杨森得报，既惊又怒，赶紧派检查队上船，追查肇事经过。
英国佬哪吃这一套，当即通知停泊在万县的英国海军军舰。英军登
上“万流”后，强迫解除检查队的武装，还开枪射击，导致两名中国士兵
受了重伤。
英军牛皮哄哄，一挥手，肇事的“万流”离开万县，继续做它的生意去
了。海军军舰则卸去炮衣，将炮口对准江岸，做射击状。
“万流”虽离万县，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杨森另将两艘名为“万
通”、“万县”的英轮扣住，不准开动。同时向驻重庆的英国领事提出交
涉，要求赔偿损失。
中英谈判，杨森亲自与英国领事谈，但连谈几天都谈不拢，英国人，始
终不肯赔钱。
正在这时，杨森从袍哥处得到情报，说一艘名叫“嘉禾”的英轮被改漆颜
色，加装机枪大炮，似有劫走被扣轮船的企图。杨森不信，连说：“他
敢，他敢。”
话虽这么说，但杨森还是下令沿岸加强监视。
1926年9月3日晚，武装轮船“嘉禾”真的驶来万县，那鬼鬼祟祟的样子，
正好与袍哥的情报相印证。
杨森赶紧向被扣轮船调派守军，同时在沿岸构筑掩体，部署防守。
英国人在谈判桌上占不到便宜，一面宣称要和平解决，一面却暗中调兵
遣将。1926年9月5日，在两艘英舰的配合下，“嘉禾”突然向“万通”猛
冲，强行劫船行动开始了。
陆战队的出击时机经过精心策划，船上的中国守军正在吃午饭，等发现
时，“嘉禾”已经逼近。英国海军陆战队员猛砍系轮缆绳，然后用铁钩将
被扣两船钩住，企图拉走，同时鸣枪警告，强迫中国守军撤离。
中方坚不肯退，英国人端起机枪进行扫射，当场打死了两名士兵，舱内
守军忍无可忍，立即开枪还击，岸上的守军见状也冲上“万通”，与船上
守军合兵一处，向英军呐喊冲杀。
对英方来说，这本来是一次“奇袭行动”，然而因为中方早有防备，“奇
袭”不成只好交战，谁知这么一打，还打不过。
英军的一位副舰长被打死，陆战队士兵也被击毙多人。还等什么，跑
吧。可是因为计划中没有逃跑一项，英军准备很不充分，“嘉禾”又需要
接人，两艘英舰顾不上交战，赶紧一左一右上前掩护。
杨森得报，早已亲自赶到江岸指挥作战。他组织水上敢死队，人手一把
二十响驳壳枪，两人划一只小船，在英舰的缝隙间穿梭来去，不停射
英舰大而笨重，掉头不便，而且由于相互距离较近，还击很是困难，只
能被动挨揍。
由于得不到充分掩护，“嘉禾”左躲右避，老是无法靠拢“万通”。英国兵
脚一跨，没有跨上船，却失足落进了江里。
江水湍急，江面上又子弹横飞，有的英国兵就这样被淹死了。“嘉禾”旁
边的情景真是比电影里的还好玩，两岸围观民众纷纷呐喊助威，拍掌叫
好。尽管英国在列强中的排名早已下降很多，但日不落帝国的架子还
在，尤其在亚洲，仍然是一副人五人六的样，哪里吃过这种亏。恼羞成
怒之下，两艘英舰护卫着“嘉禾”全部退至江心，悍然使用国际上禁用的
燃烧弹对万县城内施以炮击。
川军也有炮，但跟新式洋炮相比，已经落伍太多，所以很少能击中目
标，只有“嘉禾”挨了两炮。
英舰只顾放炮放得欢，不留神一颗炮弹落进法国教堂，把钟楼给击毁
了。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那法国人又岂是好惹的。停在附近江面上的
法国军舰马上卸下炮衣，开过来对着英舰突突就是两炮，不偏不倚地正
中英舰船尾。
法国炮并非杨森的破烂货可比，英舰上当即冒出浓烟，拉了一声长哨，
乘着黄昏往下游溜走了。
在当天的枪战中，英军遗尸十三具，这尚不包括淹毙和被打死在英轮甲
板上的陆战队官兵。中国军队亦伤亡三十余人，一名军官小腿受伤，长
筒马靴被子弹打穿了好几个洞。
万县民众的损失较大。在英军的火炮攻击下，很多无辜老百姓被炸死炸
伤，民居也被焚毁四百余家，这就是近现代史上的“万县惨案”。
1926年9月10日，杨森就“万县惨案”发出通电，在四川乃至全国掀起了
对英示威游行的声潮。
杨森向北洋政府请示方略，北洋政府的意见是继续谈判。谈判桌上，英
方还是不肯相让，扬言将加派驻宜昌的五艘军舰来川。
杨森以牙还牙，立即决定在长江两岸设置炮兵阵地，并计划在三峡江面
上布放水雷——欺负我没兵舰是吧，试试我的火炮和水雷，看是不是吃
素的。
布置完后，杨森当众表示：“英人野蛮成性，竟然能干出炮击万县这样
灭绝人道之事，幸好被我击退了。倘若再来川反扑，杨某誓当一个不
留，将他们灭个干净，以雪国耻而惩强暴！”
万县的某些胆小士绅，害怕英军再来进攻的话，会造成比“万县惨案”更
大的损失，都偷偷跑来请杨森对英人服软。杨森把眼睛一瞪：“我死以
后，你们再去讲和好了。”
英方说要加派军舰，不过是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把戏，见杨森动了真格
的，甚至有了要拼命的架势，反而撑不住了，只得求助于北洋政府，以
便恢复和谈。
1926年9月16日，北洋政府派代表与英方在军舰上举行谈判，达成了赔
偿损失以及英方保证约束英舰等几项协议。
协议有了，英国人便想要回被扣船只和英军尸体，杨森却拖着不肯给，
一定要英方先赔他的损失（即沉船部分）再说。
杨森粗中有细，协议上说的赔偿，是说“互相赔偿”，也就是英方须赔中
方在“万县惨案”中的损失，但反过来，因为两艘英轮被扣，影响了它的
生意，中方也得把这笔钱赔给英方。
不是说怕英国人以后会不认账，而是这乃一笔细账，需要花很长时间来
算。可是当时政局变化太快，明天都不知道是谁当家，如何熬得起。再
者，中国人的脾气，向来是激动得快发散得更快，你别看现在示威游
行，人人脸红脖子粗，没准几天一过，就没人记得这件事了。
杨森很清楚，如果他现在不拿点过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互相赔偿”注
定会不了了之（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真如此）。
一直拖到年底，英方拖不下去了，不得不先在暗中把赔偿金付给杨森，
才领回轮船和尸体。
英国人理应对杨森切齿痛恨才对，可是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杨森是个勇
敢的东方军人，对之又敬又畏。英国海军扬子江舰队司令推度少将一定
要见见这个传说中的“杨森将军”，为谋一面，专门请万县的洋牧师牵
线，登门进行拜谒。据说还有一位英国高层军官因为仰慕杨森，将他的
一只狗取名为“杨森”——不要误会，中西文化不同，老外给狗取人名不
是糟践而是尊敬。
杨森曾给所属部队撰写十首军歌，其中一首为：“男儿乘风破万里，最
好沙场死。国辱未雪怎成名，宝刀携出征。”
“川中吕布”其实可爱之处甚多，虽然他当时还不知道今后会爆发那场惊
天动地的御侮战役，但“国辱”到来时，仍然不假思索地抽出了宝刀，壮
哉！
第九章
真命天子
刘航琛：生于四川省泸州市泸县。祖父创立了泸县曲酒业著名店铺“爱
人堂”和酒类品牌“百花露酒”，乃酿酒世家。刘航琛毕业于北平大学经
济系，在财政、金融方面有专攻。经刘湘延聘，主掌财政，为刘湘化解
了经济困境，堪为刘湘身边的萧何。刘航琛还是民国著名实业家，被称
为四川工商界的“木匠”。
刘从云：生于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早年以算命、占卦为生，后在“孔
孟道”，又称“一贯先天大道”中任教主，宣扬“浩劫就要临头，眼看桑田
将变成沧海”，信者众多。最兴旺的时候，其信徒达到上万。后“孔孟
道”逐渐向军政界扩张，刘从云也被刘湘尊为军师，开始了刘湘独特
的“以神治军”。
范绍增：字海廷，生于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自幼不爱读书，终日在外
游荡。十三岁入袍哥，后加入同盟会，不断经历被正规军收编，不久遭
排挤又上山为匪的经历。自受杨森改编后，从军生涯趋于稳定，杨森一
度也对其非常信任。范绍增胸无点墨，且憨眉憨态，人称“范哈儿”，但
其人粗中有细，除讲江湖义气外，待人处事也很有头脑。
贺国光：湖北人，毕业于四川速成学堂，与刘湘是同学，为蒋介石幕
僚。
李家钰：字其相，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
堂，此人其貌不扬，绰号李矮子，但作战勇猛，在二线川将中排第一
位。出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后，成为川军中最小的派系“军官系”的首
领。李家钰名义上是邓锡侯部下，实际在遂宁拥兵自重，自立门户，被
称为“遂宁王”。
杨森在万县拔刀起舞的时候，重庆的刘湘正一筹莫展。
偶像不是那么好学的，刘湘虽然成功地塑造了宽厚能容的形象，但由于
许诺给别人的好处太多，相应给自己留下的饼饼就越来越薄，也越来越
小。
为了对付袁祖铭，刘湘的原有地盘一分为三，重庆以东许了杨森，又有
一大半给了刘文辉，他自己只剩下巴县、璧山和重庆，几乎已由大诸侯
沦为小诸侯。因刘湘字甫澄，甫与虎谑音，时人便戏称他为“巴壁
虎”或“巴子国王”。
刘湘属下军队有十一个师，地狭兵多，刘湘根本养不起他的兵，便只能
考虑缩编。
一个命令下去，谁也不予理睬。更有甚者，那些武将也渐渐不把他这个
可怜的“主公”当回事，各师用人，皆自做主张，事前并不请示刘湘，要
用钱了，便自己向税务机关提款，完全把刘湘当成了一个傀儡或泥菩
萨。
是人都有个性。刘湘再黏黏糊糊，也忍受不了如此对待，气得甩手就
走：不干了，你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刘湘脾气温厚，导致他在的时候，众将看见他犹如看见空气一样，不觉
得有多么重要，他这一走，倒反而把分量体现了出来，因为剩下的人谁
也撑持不了局面。
快找“主公”，把他给请出来吧。
“主公”原来是躲到重庆对岸的日本纱厂去了，而且说什么也不肯复出。
众将赶紧承诺，以后都听他的话，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军队全部交
给你改编，用人用钱，完全听命！”
话说到这个份上，刘湘方破涕为笑，从纱厂里走了出来。
刘湘把十一个师改编为四个师，不能当师长的降为旅长或任它职，这才
缓解了危机。
可是他的道路仍很漫长。当年刘备创业殊为艰难，但他最难还不是白手
起家，而是寄身荆州，对着刘表长叹功业不建，乃至“潸然流涕”的时
候。那时候他已经看到了山峰，而且想要爬上去，可是却感到力不能
及，其内心之悲哀和痛苦是外人无法体会的。
刘备经常哭，他的哭内容丰富，但我相信，在荆州流下的眼泪绝对饱含
真情，甚少掺假。
想想看，假如刘湘还是个小兵，或者普通军官，他所要做的不过就是服
从指挥，就算前面有个难以攻克的敌方阵地，只要闭着眼睛往上冲就
是，刘莽子嘛，怕什么。
难的就是他成了“主公”，并且有了不甘雌伏、一匡天下的雄心（讲难听
点就是野心）之后。
要知道有多少人在做着同一个梦，结果却身败名裂、粉身碎骨。那刘存
厚的成功已近在咫尺，谋士连“隆中对”都给他端出来了，他还功亏一
篑，结果被川人笑话成“刘厚脸”，境遇真是要多惨有多惨。
刘湘比刘存厚更有资格接近历史上的皇叔，但谁又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成
功呢，在躲到纱厂里去的那一刻，也许连刘湘自己都感到了前途的渺茫
莫测。
三国演义的故事后来有了新发展，不过对书中主人公的要求不是变宽，
而是更为苛刻——刘表听了老婆的话，连荆州都不让刘备待，用新野便
把他给打发了过去。
那新野仅是一座微不足道的小县城，还与曹操的疆界紧挨着，对方说过
来一眨眼就能过来，你甚至可以把它说成是刘表的借刀杀人之计。
“巴子国王”的“国土”当然比新野要大，但也大得有限，由于被强邻们包
围，随时都有被一口吞噬的可能。
这不是艰难，几乎就是绝境，可是刘备事业腾飞的新起点恰恰就在新
野，而刘湘也要从“巴璧”起步，别人称他是“巴壁虎”，他不仅不认为是
讽刺，还暗暗以“龙虎”自许，决心“奋发图强”。
在慑服众将之后，刘湘开始轮流到各师督促训练，一方面提高军队战斗
力，另一方面保证自己能切实掌握部队，以免再次沦为傀儡。与此同
时，他着力刷新吏治，并像刘备当初那样贴出了招贤榜。
缩编军队，缘于没有钱，但说到底那只是权宜之计。以后既要争夺天
下，当然还要扩军和打仗，到时免不了又要哗啦啦地往外掏钱，所以保
证钱袋子充盈才是根本。
得找个理财专家出来了，可让刘湘头疼的恰恰就是这个，财务主管连换
两任，都搞不下去。
并不是这两人滥竽充数，其中一个随刘湘理财多年，另外一个系张澜所
荐，向以理财见长，他们之所以折戟，实在是当地的经济太差了。
“巴子国”内，也就重庆好一些。可是因为受战争拖累，这个四川当时唯
一的通商巨埠，其实也并不景气，很难收到多少税。
显然，谁要能把“巴子国”的经济搞上去，谁就得有点揽瓷器活的本事。
就在刘湘不知去哪里才能找到高人的时候，那人却自动送上了门。
说送上门也并不确切，它还是离不开刘湘的招贤政策。早先，刘湘曾派
重庆卫戍司令兼铜元局局长王陵基为代表，专赴北平，从北平学生中招
纳了一些川籍学生回川效力。
王陵基出身行伍军人，并非搞金融的专才，让他担任铜元局局长，实在
是勉为其难。自上任之后，几乎是月月蚀本，一查账，已尽亏四十五万
两纹银，眼看快亏到连家都要不认识了。
王陵基整天愁眉不展，唉声叹气：“都说铜元局是个肥缺，随便哪个人
当局长都能发财，偏偏我当局长就赔钱，真不知道撞了哪门子霉星。”
某个回川的北大学生实在看不下去，便向王陵基推荐了自己的一个同
学，说他是读经济的，现正在县中学当校长，能否叫来一试。
一个岁数不大的白面书生，能有多大本事，正好王陵基在重庆还办有一
家报纸，也是月月亏本，负债已达四万五千元，快要揭不开锅了，王陵
基便让这个推荐来的中学校长去接管报社，先用着再说。
来了之后，这个人问王陵基：“假如我接管报社，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王陵基一挥手：“只有一个要求，以后别再跟我要钱了。”
几天之后，此人拿了一张四万五千元的银票交给王陵基，说：“报社欠
你的账从此一笔勾销，以后也不会再向你要钱了。”
此后报社果然走上了赢利的轨道，而且真的没有再向王陵基要一个子
儿。
王陵基大出意料之外，一了解，包括那张银票在内，都是报社从正常渠
道经营所得，只是前任社长从未想到过而已。
既然年轻人如此能干，王陵基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任命他为铜
元局事务所所长，代他整顿铜元局。
年轻人名叫刘航琛，这还只是他的牛刀小试。
刘航琛从小就聪明伶俐，读书也很用功，要不然怎么考得上北大。就读
北大经济系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兴起，身边大多数同学都争先恐后地上
街游行，只有刘航琛坐在课堂里，该干嘛干嘛，别人怂恿，他就说“何
必多事”，又埋着头去看书了。
刘航琛的性格，注定难以叱咤风云，但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成为
术业有专攻的实用型人才。
临近毕业时，刘航琛交出的毕业论文扬扬洒洒，旁征博引，以致于批阅
论文的系主任都不知道论据究竟引自于何本经济学专著，对刘航琛称赞
不已。那时的大学教授货真价实，尤其北大经济系主任，岂是等闲之
辈，连他都脑袋上冒汗了，可想而知刘航琛当时达到的学术水平。
刘航琛是四川泸县人。泸县以生产大曲酒著名，刘航琛的祖父一手创立
了泸县曲酒业著名店铺“爱人堂”，但他祖父订有家规，不许子孙做官。
在这位老人家看来，做官的人奴颜婢膝、俯仰由人，活得也不见得有多
开心，倒不如有钱在手，不做官也可以一生享福。
刘航琛恪守祖训，毕业后选择了回乡从教，为此还曾多次拒绝地方军头
的入幕邀请。
不久以后，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刘航琛。
刘航琛的祖父在经营本地曲酒的同时，发现天津生产的玫瑰露酒很畅
销，就自己买了一套蒸馏器，钻研出蒸馏技术，从而制成“百花露酒”，
质量比天津露酒还要好。他又别具一格地改用玻璃瓶装酒。当时四川酒
大多用瓦罐盛装，这一大胆创新使“百花露酒”一举成名，其销量和口碑
仅次于拥有三百年历史的第一曲酒品牌“温永盛”。
烟酒都要缴税，重庆的烟酒税征收局长是个糊涂蛋，他将玻璃瓶装酒一
律视为“洋酒”，全都要课以重税，露酒也在此例。
为了这件事，刘航琛特地到重庆进行申诉。在递给局长的申诉书中，他
写了这样一段话：“钧座（指局长）所订章程，不问酒之洋不洋，只问
瓶之玻不玻，假如钧座穿西装，着革履，遂谓之洋人，可乎？”
糊涂局长读后大发雷霆，立即查封“爱人堂”重庆分号，并且还要逮捕刘
航琛。
刘航琛迫不得已，四处托人说情送礼，一场风波方告平息。这件事对刘
航琛打击很大，让他从此感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光教书而不入仕的
话，将可能一事无成。整顿铜元局，让刘航琛得到了入仕的机会，也终
于使他能进一步展示自己的才华。
清末民初，通用货币都是银元或铜元。由于连年征战，四川铜元的铸造
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据说每年都达到亿枚以上。川中铜矿再多，
也经不起如此消耗。重庆铜元局困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铸铜元没
材料，有了材料，好不容易铸出一点，投放市场后又获利微薄，还不如
不铸。
四川没铜了，刘航琛就去上海买。当时市面上流行“二百文”面值大铜
元，他便将一枚大铜元改铸成五枚小铜元，面值仍为“二百文”，取
名“新二百文”。
买铜的钱款不需铜元局掏一个子，全是刘航琛让知名钱庄垫的资。“新
二百文”铸出后，铜元局也不直接经营，而是让那个知名钱庄负责包
销。
“新二百文”很快打开了市场。货币有它自身的价值规律，一开始，由
于“新二百文”分量减轻，“老二百文”相对就值钱，人们需要用钢刀将其
切割成两片或四片使用，但这样以后钱币变得既难看又不易携带。久而
久之，“新二百文”成为主流，不仅川人乐用，还流行于西南各省。
刘航琛给铜元局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他履职的第一年，铜元局便
扭亏为盈，不仅弥补了所有亏空，而且还净赚纹银九万多两，顿时把个
王陵基乐得连嘴都难以合拢。
王陵基大开眼界，随即就把刘航琛举荐给刘湘。
当时刘湘在财政上已负债达八九百万元之巨，一时拮据到什么事都办不
了，正是无比抓狂的时候，听到还有如此理财高手，几有天降财神爷的
感觉。
刘湘见到刘航琛，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请你来，不是喊你来做
官，是要你和我共事业。”
刘航琛也单刀直入：“共什么事业？”
刘湘毫不避讳地告诉他：“统一四川！”
话已入港，刘航琛提了个问题：“你是要我帮忙还是帮办？”
刘湘来了兴趣，“帮忙如何，帮办又怎样？”
刘航琛说，如果是帮忙，一切还是你自己做主，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
么办。但要叫我帮办，那就是我认为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刘湘毫不迟疑：“肯定是帮办。能够替我盖章的人很多，我又何必来找
你。”
刘航琛接下话茬：“那么，我想问一问，甫公（刘湘）在财政上能给我
多大权？”
刘湘笑了：“我也想反问一下，让你办财政，我有哪些权，你有哪些
权？”
刘航琛一口气说下去：“甫公有两个权，第一，如果我舞弊，甫公对我
有枪毙权；第二，如果我不称职，甫公有随时罢免我的权。除此之外，
财政上的所有权都是我的。”
刘湘思考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可以！”
刘航琛受命执掌财政大权后，首先朝收税机构开刀。
“巴子国”虽小，各种各样的捐税机构却多如牛毛，其中的负责人大多是
各师旅长安插进来的关系户，把玻璃瓶装酒当“洋酒”这样的事屡见不
鲜，导致在机构开支庞大的同时，效率反而奇低。
刘航琛为此成立了重庆税捐总局，并从刘湘那里请来尚方剑，将富余机
构和人员全部砍掉，实行“苛而不扰”，一方面减少了纳税人员来回奔波
的麻烦，另一方面节省出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
比节流更重要的还是开源。
刘航琛经过反复研究和比较，决定效仿当时的南京政府，通过发行库券
公债，来实行“以债还债，以债养债”。
起初公债发行并不顺利。重庆证券交易所开业后，持有者把债券当成烫
手山芋，竞相出售。结果导致卖出的人多，买进的人少，被刘航琛寄以
厚望的新兴行业几乎成了有卖无买的单面生意。
刘航琛见势不对，赶紧说服金融界中的银行和钱庄进行认购。
可是这银行钱庄的胆子也不见得比一般证券持有人更大。川中连年混
战，也不知道刘湘能挺到什么时候，万一不小心被人家给并掉了，这债
券岂不等同于废纸？就算有人肯认，起码也得打不小的折扣吧。
大多数都不敢动，勉强认购一些的，不过是看了刘航琛的面子，再狠狠
心，赌刘湘下次打仗能赢而已。
眼看债券滞销，即便是刘航琛这样的理财高手，也急到直抓头发，抓着
抓着，一个灵感忽然被他抓了出来。
有个故事，说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镇江金山寺，看到长江上船只来来
往往，热闹非凡，就问寺中高僧，江上一天大概要过多少条船。
高僧回答：“只有两条船。”
乾隆甚为不解，你就算扳着指头数不过来，也不至于告诉我这个答案
高僧之所以为高僧，真非一般光头和尚可比，他解释说：“我看到的就
两条，一条为名，一条为利，整个长江上来来往往的无非是这两条船而
已。”
其实，名最终也是为利。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先生早就在《史记》中为
我们总结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可不，大伙儿整天忙忙碌碌，要死要活，还不都是奔着一个利字去的，
尤其是做生意的人，绕来绕去更是离不开这个字。
刘航琛再不多费口舌了。他把债券打到七折甚至是六折，同时大幅提高
利息，有的高达月息一分二厘。
债券一面市，刘航琛即让刘湘所属的自有银行和钱庄带头认购，给外界
造成一种再不买，马上就会脱销的印象。
商家们果然都红了眼，纷纷上前抢购，证券所连发几次债券皆抛售一
空，自此，路就走顺了。
刘航琛发行债券是为了应急，化远期款为现款。学经济的，他懂得实业
才是根本，否则就会摧毁信用基础。
当时的军头们大多把商人视为“唐僧肉”，割一块就走，全不管对方死
活。刘航琛不是这样，他不对商人进行强派硬索，而是看准机会，自己
进行投资。
刘航琛投资的范围和领域非常之广，几乎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因为他到
处“搭架子，打楔子”，时人将之比作是四川工商界的“木匠”。难能可贵
的是，“刘木匠”在商海纵横驰骋二三十年，但向来以“同业”（即同行）
面目参与竞争，从不倚仗“红顶商人”的官势压人。
更难得的是，刘航琛能够做到公私分明，该自己的钱拿，不该自己的钱
如数交账。他在外为刘湘做采购，得到二十万元佣金，回重庆后便如数
交给刘湘，坚决不入私囊。
在刘航琛这个财神爷的辅助下，刘湘晚上可以抱着金娃娃安心睡觉了，
他也终于有勇气回味一千多年前飘荡在新野大地上的那首歌谣：“新野
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我们读三国，当读到新野篇时，一定
不会忘记某个关键情节。
对了，三顾茅庐嘛，孔明先生再不出场，这书都没法看下去了。
刘湘也读三国，自觉要说缺，也就是缺一个“神机妙算，能够安邦定
国”的活诸葛了，毕竟刘航琛只能在经济领域如鱼得水，军事政治上可
帮不了他什么忙。
这个神人在哪里呢？
有一个神人的名字其实早就传进了刘湘的耳朵，此人叫刘从云。
刘从云不仅是神人，还是远近闻名的“神仙”。据说他上通天文、下谙地
理，袖藏乾坤八卦，能知过去未来，那真是才如诸葛、智赛刘基。
还有人神乎其神地说，刘神仙其实就是天上的神仙下凡，之所以暂隐凡
间，为的是等候真命天子礼聘他做军师，以便襄助对方一统天下。
说句老实话，当初从速成学堂毕业，包括刘湘自己，都不会想到有今天
这样的成就。可那个算命不要钱的王篾匠不是说了吗，他会前程远大，
怎么样，真的应验了。
前程远大跟真命天子能不能画等号，刘湘急盼着再找一个人来算一算，
既然刘神仙也在寻找真命天子，那岂不正好。
于是刘湘写了一封信给刘从云，邀请其来重庆。写完了信，刘湘有没有
做好三顾茅庐的准备，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刘神仙接信后马上屁
颠屁颠地跑来了。
演义毕竟是演义，史书毕竟是史书，在现实生活中，大吏弯着腰礼聘贤
才的情景早就绝迹了，这一点，连“神仙”都清楚，所谓过了这村就没了
这店，还是主动点好。
一见到刘湘，刘从云就失声大呼：“我今天遇到真命天子了！我要做军
师，辅佐督办，平定天下，统一中国。”
刘湘又惊又喜，但表面上还要强自镇定，作谦卑状。
这边刘从云继续唾沫横飞地进行点评：“督办的相貌，隆准凤目，实乃
帝王之姿！”
相完了面，他又论起了风水，说刘湘的祖坟怎样怎样，不得了啊，预示
着后代要出皇帝。
刘从云特地申明，他从未去过刘湘的老家大邑。
你没去过，如何知道得这么清楚？刘从云说，他有“慧眼”，足不出户，
不管千里万里，一律可以尽收眼底。
听到这里，刘湘那个激动啊，因为他觉得刘从云太神了。
父母去世后，刘湘为选择坟地，曾请教一位阴阳先生。这位先生说，大
邑鹤鸣山是张道陵、张三丰两位天师得道成仙的圣境宝地，若将坟地建
在那里，必能福荫子孙。
刘湘依言而行，可是不久他的一个孩子便夭折了。刘湘夫妇异常悲痛，
这时另一位阴阳先生给他分析：“鹤鸣山是道教仙山，人张天师的领
地，能随便动土吗？公子夭折，实乃天师之罚也。赶快搬吧，不搬还不
知道会出多大的祸事呢。”
刘湘深以为然，便让这位先生给他另觅福地，最后迁葬于响台山。
响台山确实不赖，每当晴天傍晚，峡口便与八面来风互相振荡回应，宛
如锣鼓齐鸣之仙乐，你要说这风水再不好，恐怕就找不出好的了。
刘湘对刘从云佩服之至，当下就拜在刘从云门下，尊其为老师，并聘任
其为督署高等顾问。
诸葛亮打动刘备，还需要“隆中对”，刘从云仅凭一双“慧眼”就搞定一
切，成了刘湘身边的“神仙军师”。
我们熟知的诸葛孔明向有两种形象，一种是正史传记上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的政治家，一种是民间演义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人。刘从云版的
诸葛孔明属于后者。
他早年就是个算命先生，靠摆八字摊头，给人算命拆字维生，邪门歪道
的东西知道不少，比那个纯属业余玩票性质的王篾匠可要专业多了。
刘从云入幕不久，刘湘家就出了事，他弟弟患重病死了。
刘湘赶紧找来军师，刘从云掐着指头给算了一卦，然后很肯定地
说：“看来可能是老太爷、老太娘的阴宅出了问题。”
刚刚夸说祖坟好，祖坟就又不行了，刘湘着实有些不信。可是军师既如
此说，那就一道回家看看吧。
到了响台山，刘湘简直就要给刘从云来个倒头下拜了。
不是神，是太神了，原来的“仙乐”已不复存在，试问这风水还能好得了
吗。
问当地百姓，原来是近年来响台山挖土烧砖，环境被破坏了。
再迁坟，这次刘从云亲自操刀。半年后，他在江油县找到了一块所谓的
宝地。
不用再动了，那就是最后的风水宝地，刘从云正经八百地告诉刘
湘：“拥有这块阴宅，日后钧座（指刘湘）必有九五之尊。”
此后，刘湘的事业和运气果然腾腾腾得直往上蹿，想慢都慢不下来了。
有史学家考证，说刘备三顾茅庐，可不光是求贤若渴。事实上，诸葛亮
并非我们想象的那种布衣百姓，他与荆州士族豪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系，当时的刘备还是个外地人，正需要削尖脑袋挤入本地圈子。
同样，刘湘选定刘从云做自己的“神仙军师”，也不仅仅因为刘从云能掐
会算。
对刘从云来说，相个面啊，看个风水啊，已经属于业余兴趣了，他的主
业是做“教主”。
早年间，刘从云确实摆过算命摊子，可那年头做这行当的人太多了，大
家争抢的结果，就是把生意和利润都越摊越薄，渐渐地连糊口都变得极
为困难。
还好，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不幸中的万幸，刘先生又发现了另一条致
富捷径：传道。
在这方面，刘从云可称得上是个人才。他那个道叫做“孔孟道”，又
称“一贯先天大道”，创自于清末，刘从云执掌后，该教信徒已蔓延至四
川许多地方，当然绝大多数是偏僻农村。原因很简单，农村人见识不
广，比较好骗嘛。
刘从云不管走到哪里，逢人便宣传，说“浩劫就要临头，眼看桑田将变
沧海”。这些类似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向来最能引起人们的恐慌，也最
易蛊惑人心。那些年又正好是四川特别混乱、民不聊生的时期，两相一
对照，真的好像末日要来了。
你想逃避浩劫吗？想啊，谁不想。好，那就信“孔孟道”吧。
最兴旺时，刘从云拥有信徒上万。这些入道信徒每人都要向刘从云呈送
见面礼，或曰“舆马费”，多少倒不拘，反正有钱的多给，没钱的少给，
但这就叫积少成多，刘教主很快变成了阔佬。
刘从云物质富了，精神上也开始万能起来，要不然如何能被称为“刘神
仙”呢。
刘湘看中的正是这个“精神万能”。
钻在日本纱厂那几天，他算想明白了，这帮武将精神贫乏啊，简直可说
是一群乱哄哄的无脑之辈，除了升官发财、见风使舵外，其他什么都不
懂，什么也不关心。需要你的时候，把你当速成系领袖，不需要的时
候，甩手一扔，谁尿你。
有了“刘神仙”，一切不用愁。
刘湘自己入教不算，还传话下去，让军官全部拜刘从云为师，并定期听
刘从云传道授道。
当然开始会有人不服，但有办法让你服。
那边刘湘下班回家吃饭，这边刘从云告诉众人，说刘湘的桌上有哪几样
菜，他吃饭时说了哪些重要的话。有人半信半疑，一问刘湘，千真万
确，没半点差池。
为什么刘从云能未卜先知？当然是有“慧眼”。在无处不在的“慧眼”覆盖
之下，连刘湘都没了隐私，其他人能不揣着小心吗。
假使你还是不当回事，下面有更狠更辣的。
某天，刘从云在刘湘面前演示八卦，忽然掐指一算，脸色阴沉下来。刘
湘忙问究竟，刘从云说，有个连开到刘文辉防区的边境去了。
诸侯有如列国，防区的边境线就相当于各自的“国境线”。跑到“别
国”的“国境线”，这个连很明显就是要酝酿“叛国”了，刘湘的脸也随即
阴沉下来，立即派部队予以追回，并将连长予以枪决。
处决令一下，三军为之震动：这“神仙军师”忒牛了，既能透视，又能卜
卦，就算你是孙悟空，也跳不出他的如来掌啊！
与其说刘从云是在使神术，不如说他在变魔术，什么叫魔术，当然全是
假的。
刘从云要“透视”刘湘，简直太容易了，两人搭档，刘湘按照事先商量好
的去做就是了。
至于那个连长，讲穿了就是个屈死鬼。据说此前刘从云曾告诉他：“我
给你算了一卦，某天你会有杀身之祸，必须将部队开到某处暂避两
天。”
连长颇为难，说没有督办命令，我哪能擅自移动呢。
刘从云摆出他的军师架子：“以后进行野外作战，经常需要宿营在外，
现在就开始训练，有什么不可以的？”
连长还是有些迟疑：“可那边不是敌军防区吗？”
刘从云点拨他：“你用不着深入嘛，就在边境上停住不动，待上一天就
开回来。”
说完又拍了胸脯：“不要怕，有我呢，我给你作证明！”
连长傻乎乎地就真去了，根本没想到会因此人头落地。
这个节目同样需要一拍一档，而它的创意却来自于三国时代的孟德公。
当时曹营作战粮食不足，曹操密令粮官用小斛替代大斛，克扣士兵口
粮，最后却以贪污罪把粮官给杀了，这就叫借人头买人心！
刘从云在重庆声势日隆，凡是要在刘湘营中当军官的，都要拜在其门
刘从云专门在重庆设“馆”传道，“馆”里的信徒，除刘湘之外，还包括王
陵基、王缵绪等大小军官，共凑成一百零八人，称为一百单八将。
此谓以神治军。万事开头难，历史上的诸葛亮走出茅庐时才二十多岁，
一个看上去乳臭未干的小伙子，难怪关羽张飞要为难他了。
与之相比，刘从云最大的缺陷也是年轻，不过不是年龄大小上的年轻，
而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看起来还太嫩。
有人甚至为刘湘叫屈，说刘湘那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会被“刘神仙”耍
呢？
旁边立即有人纠正：“不是神仙耍刘湘，是刘湘耍神仙。”
第三个人笑了：“你们都错了，他们是互相耍，刘湘耍神仙，神仙耍刘
湘。”
“耍”当然是很刻薄的用词，你要搬到过去，能不能说刘备在耍诸葛亮，
诸葛亮也在耍刘备呢？
或许换成借用就比较好理解了。刘备要建立功业，就得借用诸葛亮的聪
明才智和社会关系，同样的，诸葛亮若不依倚刘备为“主公”，也只会在
南阳沉寂一辈子，他那自比于管仲、乐毅的志向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刘从云的志向可不小。
就像刘湘最初只想当个普通军官一样，刘从云在摆八字摊头，乃至于转
行传道那会儿，估计也不过就是想发个财致个富什么的。但是有一个专
门研究心理学，叫做马斯洛的美国老外不是说过吗，人的需求要分层
次，吃饱喝足只是最低层次的需要，这个需求满足后，一层层往上去的
平台还多得很哩。
刘从云吃饱喝足致了富，又有这么多信徒对他顶礼膜拜，自我感觉一直
在向“超凡”的方向发展，如果没有更高点的个人需求，那就奇了怪了。
要知道，刘从云的“孔孟道”还打着孔孟的招牌，而孔孟可都是主张积极
入世的。
在入幕之前，刘从云就时常对他的信徒们说：“我道是孔子的先天大
道，自然也要按照孔子的教训去做，先修身，后齐家，最后要治国平天
下。”
见到刘湘时，刘从云那一声失态的大呼，并非完全做作，他是真的认为
从此有机会“治国平天下”了。
贴身弟子们对刘从云的心理摸得很透，过后马上编出段子：“因为刘备
在三国时没有能统一全国，所以留下遗恨。这次玉皇大帝派从云老师
（指刘从云）下凡，就是要做大事，保卫汉室江山。”
刘从云自己也毫不掩饰，他说：“当此中原逐鹿，乱世出英雄的时候，
挽狂澜于既倒，作中流之砥柱，舍我其谁！”
人人都以为刘从云只知道装神弄鬼，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更热衷的其实早
已不是这个，而是如何在政治圈内一展拳脚。
注意，“神仙”不过是我的外衣，从政才是我的核心。
刘从云政治舞台上虽然年轻，但在神坛上早已是万人仰望，这时候“神
仙”外衣就能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
刘从云的信徒，除大多数为基层农民外，也有地方上的士绅甚至袍哥，
刘从云便从这些信徒中挑选出一些能说会道、善于交际的人，并且逐个
给他们大灌迷魂汤，说你的根基很好，是前代某某（历史或小说演义中
的出名人物）转世，今后前程远大，定能安邦治国。
打足了气之后，刘从云便以这些人为骨干，派他们到处活动，在中上层
社会进行宣传和拉拢。
为什么刘湘早早就知道了刘从云的名字，说到底，还不是宣传的结果。
渐渐的，入道的川军将领已不仅仅止于重庆。这些人有的是被刘从云派
出的骨干拉拢，抱着姑且一试的目的；有的是通过刘湘介绍，想跟刘湘
攀个关系，以寻求保护；有的干脆就是受周围其他人的影响，看你们都
加入了，觉得自己不入不太好。
他们还只是一些小诸侯，但作为开头，这已经足够了。刘从云又在成
都、万县分别设馆，以容纳这些上层人物，事后他告诉自己的弟
子：“从此英雄入彀了。”
就在一切都操持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刘从云突然离开重庆，前往武汉。
给信徒及外界的说法，是重庆和成都道馆的“灵根”没有调好，刘从云作
为教主得四处云游去“调”一下。
实际的原因当然不会如此简单，而且仍跟政治紧密相关。
这一年是1927年，四川以外的政局变化极其剧烈，先是南方发起的北伐
之役在长江流域打垮了吴佩孚，接着，又出现“宁汉分裂”，蒋介石在南
京，汪精卫在武汉，两个南方产的国民政府一母同胞，却相互对峙。
南北谁胜谁负，基本已有定论，起码长江流域这一块是没有疑问了。川
中诸侯不论大小，全都是转舵行家，一夜之间便全都“咸与维新”，宣称
服从国民政府，并受编成为“国民革命军”，其中刘湘反应最快，在加入
国民党后，第一个就职为第二十一军军长，其他有点实力的诸侯也都有
样学样，相继当上了“革命军军长”。
如果说这一点比较好解决，下面就比较难了。
刘存厚的谋士吴莲炬在“隆中对”中，曾提出一个外拥中央，内固实力的
策略。问题就在于你拥谁为“中央”呢，是南京，还是武汉？
最稳妥的办法是等等看，事实上，大家也都在等，就等南京和武汉决出
胜负，但是稳妥有时就意味着落后，一旦人家那边尘埃落定，封王拜侯
可就没你什么份了。
要做大事就得冒点风险。刘湘像受编时一样，又是首先行动，暗中将赌
注全部押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一心北伐，对四川境内的事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刘湘这样
的川中实力派主动投靠，当然没理由不高兴，因为那就意味着他起码可
以通过刘湘“以川制川”了。
为了方便联系，蒋介石专门在上海买了一部短波无线电机送给刘湘。据
说当时这种短波无线电机一共才三部，另外两部，蒋介石自用一部，还
有一部给了白崇禧。
刘湘除与蒋介石直接通电外，还派代表专驻上海，应该说南京那边没什
么问题了，他所顾虑的是武汉。
“神仙军师”去武汉，一方面是窥测动静，另一方面也便于从外部总揽四
川局势。
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还未出现时，刘备总是多灾多难，几乎让每个读
者都为他揪一把心捏一把汗，自从有了孔明之后，大家就安心了，大可
以吃着爆米花看闲书。
孔明在时，百战百胜，即便不在，不还留下了“锦囊妙计”嘛？
刘从云临行之前，也给刘湘留下了一个“锦囊”，让他在碰到困难时如此
如此。话分两头,各表一枝。当刘湘在重庆做他的“新野事业”时，杨森在
万县也没闲着，而且两人都碰到了如何团结内部这一棘手问题。
杨森可来不了刘湘那种哭哭啼啼、欲说还休的酸样，也绝不会装成戏剧
里受了委屈的小生，一个人跑到角落里去跟部下将领们玩躲猫猫，当然
更没那么多心眼如刘湘一般搞“以神治军”，他只会下狠劲硬压，采用的
是所谓“强干弱枝”政策。
杨森从各个师里抽调机炮重火力，成立机炮部队，又每师抽调一个主力
步兵团，编成执法大队。这些部队全都由杨森直接掌握，看谁不顺眼，
马上就可给以颜色。
杨森得劲了，各师却无不被抽到骨软筋酥，师旅长们叫苦不迭，有人忍
不住发牢骚：“集中机炮，等于脱马褂，成立执法队，等于脱长衫。昨
天脱马褂，明天脱长衫，后天是不是要连裤子都剥光呢，这让我们如何
见人？”
为了让军官消停下来，杨森又创造了一套新理论。他说：“养恶人如养
鹰，饥之则附，饱则飞扬。”
杨森把部下全当恶人养，给的薪资极低，使他们时时处于一种半饥半饱
状态。有人发牢骚或不满意，杨森就随手新人换旧人，完全不顾任何情
面。比如他觉得师长不听话，就撤掉师长，提拔旅长接替，觉得旅长不
听话，就撤掉旅长，升团长为旅长。
这下大家反而叫得更凶了。
杨森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叫做“杀鸡给猴看”。他以“阴谋叛变”的罪
名，派执法大队把一个叫杨春芳的师长给抓了起来，并要处以极刑。
杨春芳系绿林袍哥出身，杨森军中，有此经历的人不少，比如范绍增。
见杨春芳可能要人头落地了，他们一方面是物伤其类，另一方面则出于
江湖义气，纷纷争着为其求情，说杨春芳半辈子刀口舔血，欠下的人命
债委实太多，死是应该的，但是人人都可以杀他，唯独杨森不能。
为什么呢？“因为他两次投奔惠公（指杨森），口口声声称你为叔父，
并无半点要叛变的迹象，再说他打仗又向来卖力，多次充当开路先锋。
这样的人，你杀之不仅不仁，而且不义，以后如何统率诸将？”
杨森心中有鬼，顿时被说得无言以对，沉默许久，方答复道：“你们请
回，容我再研究。”
范绍增等人以为妥了，遂放心离去。谁知当天半夜，杨森便下令执法大
队将杨春芳枪决了。
第二天，将领们听到消息，不由得面面相觑，脸色发白。自此后他们人
人自危，平时若没有大批警卫跟随，都不敢随便走出营房。
杨森以为自己把一众猴子给吓住了，还直得意呢。但因为范绍增的实力
较强，防区又在万县之侧，他对之仍不放心，便借故把范绍增招来万
县。当时他是想要测试对方有没有“反心”，有“反心”就当场扣下，甚至
像杨春芳那样杀掉；若无“反心”，则先卸其兵权，然后再慢慢图之。
范绍增已经走到了办公室的门口，杨森故意不叫他进来，也不理睬，活
活将他晾在门口竟达两个小时。
晾完之后，杨森忽然破口大骂：“如此扯风（四川话，大意与扯淡接
近），我决心不干军长了，下台！”
这话当然是说给范绍增听的。范绍增绰号“范哈儿”（哈在四川话中是傻
的意思），但他表面憨傻，为人却机警异常，江湖经验十分丰富，马上
装作生气的样子也发起火来。
“人家说我反抗军长（指杨森），真正岂有此理！军长就像父亲一样，
师长就像儿子一样，哪有当儿子的去反抗老子的。”
一番话完全出乎杨森的意料，但又恰恰说到了他的痒处，两个字：舒
服。
杨森这才转嗔为喜，走出办公室对范绍增说：“你的枪太旧了，给你换
新的。”
这是要卸他兵权。范绍增很清楚杨森的意图，立刻同意“换枪”，并且故
作镇静地问杨森：“什么时候换？都等不及了。要不我明天就把枪统统
交来。”
杨森真以为范绍增是个傻子，也就不再派人紧盯监视。第二天，范绍增
说要出城打猎，一溜烟地跑回了自己的防区，随即便和其他也早已不满
杨森的师长进行联络，加上主动入伙的赖心辉，组织“倒杨军”，这就
是“四部倒杨”。
“四部”还觉得理不直气不壮，便告知刘湘，请他做主，再给个“倒杨”的
正式名义。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到了那一步，每个人都会这么想。刘湘“倒
杨”的心比“四部”来得还迫切和彻底，只是他的行事风格，向来极其小
心谨慎，成功概率不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事，基本不予考虑，更不可能贸
然出兵。
现在有“四部”去捅那个马蜂窝，就要省事多了，他所要做的，也就是给
杨森安个罪状而已。
他很快就想到了：杨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在北伐胜利在望之际，他
竟然还继续包庇和窝藏“北洋余孽”——老主子吴佩孚！杨森一向换主子
换得最勤，要不怎么叫“川中吕布”呢，可偏偏这次他换得有些不干不
脆。原因是吴佩孚在被北伐军击败之前，曾封他为四川省长，他舍不得
这个职位，连带着就生起了幻想：说不定吴佩孚还能东山再起呢，到时
再想跟可就难了。
如何才能鱼与熊掌兼得？杨森的办法是脚踏两只船，他一方面改换旗
帜，由此得到了第二十军军长一职，另一方面又与吴佩孚暗通款曲，甚
至迎吴入川。
有勇无谋的人耍小聪明，通常都会演砸，而杨森的那点心思，更是白痴
偶像剧的水平，别人哪会看不出来。
刘湘紧紧抓住杨森这个破绽，再添油加醋，夸大事实，向蒋介石狠狠告
了一状。
强人眼里揉不进沙子，蒋介石当即下令将杨森予以免职，另任他人。
杨森哪里舍得把“革命军军长”让出来，反正你撤你的，他厚着脸皮照样
做。新的“第二十军军长”拿着蒋介石的任命状早已急不可耐，也不管三
七二十一，先就职了再说。
这边不肯摘帽子，那边要戴帽子，于是自当年刘存厚、熊克武的“双督
军”之后，四川再出双黄蛋奇观，有了两个“第二十军军长”。
刘湘在结结实实地阴了杨森一把后，便以当家人自居，给范绍增等人加
官进爵，鼓动他们拿着“天子令”尽快兴师万县。
杨森先丢了官，再遭“四部”围攻，自然是又气又急。刘湘还不忘在伤口
上撒把盐，让当年的“内鬼”王缵绪出面，发通电劝杨森下野。
王缵绪在通电中用词尖酸刻薄。他讽刺杨森说，你不是“号称猛勇”吗，
一味要“以力服人”，现在怎么样，一挫再挫，逊到不行，眼看就要沦为
难穿鲁缟的强弩之末了吧。
王缵绪还说，如果杨森愿意下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王缵绪就
情愿生生世世做小沙弥，一心一意地服侍杨森这个“佛祖”。
杨森看到这份通电，怒气冲天。
刘湘和王缵绪的本意是要展开攻心战，羞辱和刺激一下杨森，顺便给攻
向万县的“四部”打打气，但最后起到的却是反效果——杨森真的被激怒
了，不过他不是“放下屠刀”，而是舞着刀就冲了过来。
说过了，杨森是勇战派的，一勇起来，千军难敌。
“倒杨军”看似声势浩大、咋咋呼呼，可转眼之间就被杨森打得首尾不能
相顾，最后以分崩离析告终。
赖心辉有一个主力师师长，是杨森的速成系同学，以前就曾被杨森俘虏
过一次，此番再次上演“二进宫”。杨森打趣他：“老同学，你咋个又来
啰。”
这师长倒也不羞不臊，坦然作答：“因为你上次招待我很丰盛，迄今尚
念念不忘，所以这次又来搅扰你了。老同学，我们这不是梁山泊的兄
弟，越打越亲吗？”
杨森大获全胜，俨然已是一览众山小的派头，所谓“风度万人迷，正气
无人敌”。连刘湘也畏其三分，怕他乘胜攻进重庆，连忙一边调兵设
防，一边派代表与杨森洽谈“合作”。
刘杨“合作”多次，可没有哪一次能“合作”成功。这是因为他们之间根本
不存在“合作”基础：刘湘要当“帅”，让杨森为“将”，然而杨森哪里愿
意，他还恨不得反过来让刘湘做跟班小弟呢。
所谓“合作”纯属南辕北辙，完全谈不拢，不过杨森刚刚经历了一场大
仗，急待喘息，也并不想打。所以尽管两人“合作”未成，但总算又得以
相安无事。
趁着前方太平，刘湘想到要把自己被扣留的一批军火给要回来。
重庆没有兵工厂，刘湘开设了一家武器修理所，但功能也仅限于修理一
下破枪而已，武器还得从国外购买。
有刘航琛理财，刘湘不愁没有钱，愁的是没有人肯卖。由于中国连年内
战，国际社会其时已发布禁令，禁止军火贩华，步枪、机关枪一律不准
运进来，并由英国海军负责监视。
可是不管老外的规则订得有多严、篱笆扎得有多紧，终究敌不过中国人
的“聪明”。
你不是说不能卖军火吗，那卖给我“警察用品”怎么样？可以，那不就得
“警察用品”也是枪，不过是短枪。英国海军上船查货，验证到底是不是
军火，其实就看枪身长短，长的是军人装备，短的是警察的防身之物。
手提机关枪（实际就是早期的冲锋枪）枪身很短，中国人就把它作
为“警察用品”，英国人照章办事，挥手通过。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即便买“警察用品”，也得有进口护照。早在刘从云未出川时，刘湘就通
过与蒋介石的关系，弄到了护照。
订购军火有门路了，但刘从云却迎头泼来了一盆冷水。刘从云不是说不
要买军火，是说时机不合适。
军火这东西，大家都眼睛一眨不眨地紧盯着。刘湘买军火，靠的是蒋介
石，可依刘从云看来，蒋介石的地位还不够稳固，难保这批军火的安
全。
彼时刘湘与刘从云的关系还处于初级阶段，如果说算卦占卜传道，自然
是刘从云专业，可政坛就不一定了。
当时的形势，“宁汉分裂”过渡到“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迁都南京，
合并成了一个南京政府。在刘湘看来，蒋介石已执牛耳，他担保的军火
不可能出问题。
我在这个圈子里都摸爬滚打了那么多年，难道眼力还不如你个初出茅庐
的“神仙”？
刘湘没听刘从云的话，下了十万的订单，让驻上海的代表照购不误。
可是这一回他真失算了，十万军火倒是运进了上海，却被淞沪警备司令
部给生生扣留了下来。
白花钱还是小事，关键是等着用啊，刘湘愁眉不展，突然就想到了刘从
云留下的那个“锦囊”。
“锦囊”不用拆，因为刘从云当时就说了，如果遇到困难而又不便发电写
信时，就派亲信去武汉找他！
现在毫无疑问是遇到了困难，不知道刘从云能不能给想个办法，而这事
又不能发电写信，否则可能泄密。
刘湘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派人在武汉找到了刘从云。
刘从云听完来意之后，叹了口气：“我早就说了不能买，只是玉宪（刘
从云给刘湘起的道号）不听。枪械已无希望。”
但是他又说：“枪械不可能拿回来了，到了明年或者可以取回一些子
弹。”
使者听出来了，“刘神仙”也没什么好办法，“取回子弹”云云多半是为了
给自己遮脸。
既然如此，使者也就不急着回川，打算在武汉玩上两天再说。
不料刘从云告诉他：“你要立即启程，回去告知玉宪，重庆将有大战
事，让他立即做好准备。”
见刘从云神色严峻，不像开玩笑的样子，使者也紧张了起来。
刘从云已经预先做好一个“锦囊”，让使者带给刘湘。在这个“锦囊”里，
他不仅让刘湘把全部兵力集中于重庆，而且要求刘湘必须亲自出马，甚
至于谁守谁战，谁警戒谁出击，都作了详细部署。
尽管重庆还未出现刘从云所说的大战迹象，但刘湘在收到“锦囊”后仍不
敢怠慢——先前就是没听刘从云的话才吃了亏，如今还不得多加小心了
刘湘赶紧照方子抓药，按照刘从云的计划行事。刚刚把兵力部署好，大
战果然爆发了。这让刘湘一头冷汗的同时，也大为惊服于刘从云的“神
机妙算”。
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在放到赤壁大战借东风这一节时，特地加入了
一个孔明在户外观察天气变化的桥段，凡是有现代知识的人都明白，这
说明所谓世间“妙算”皆非天授，而实属人谋。 刘从云在武汉上层也传
道，借助于刘湘的牌子和他自己那三寸不烂之舌，颇拉拢了一批国民政
府的军政要员“英雄入彀”，其中一人尤为重要，他叫贺国光。
贺国光是湖北人，但考上的是四川速成学堂，与刘湘是同学。他以前是
吴佩孚的部下，在吴佩孚下野后，就死心塌地地追随蒋介石，成为其账
中重要幕僚。
正因为一直伴驾于蒋氏左右，贺国光才能掌握很多外界不知晓的高层权
斗内幕。“宁汉合流”后，蒋介石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明里暗里要阴他
的人多了去，随时可能一跤滑倒。
当从贺国光嘴里了解到这一信息时，刘从云便知道刘湘的那批军火悬
果然，蒋介石不久便因“北伐失利”而被政敌们排挤下野。当军火在上海
被扣留时，他已经去了日本，就算想帮刘湘的忙也帮不上了。
那十万军火里面，除了一千多挺德造手提机枪外，还包括从比利时采购
的机枪枪筒——军阀“钻篱笆”的功夫让老外不佩服都不行，这些枪筒进
口时不叫枪筒，都叫“钢管”，只要配上枪托，就可以组装出两千多挺轻
机枪了。
如此大一块肥肉，放哪儿不得哄抢啊，所以刘从云断定，即便是蒋介石
复出，这批军火特别是枪械也早就被啃得差不多了。
刘从云能够预料到重庆将有大战事，更是和孔明借东风一个原理，绝对
不是鹅毛扇一扇，就能把东风扇来，而全凭他平时“天气预报”的功夫。
刘从云人虽在武汉，但他的信徒遍布巴蜀，上中下各层都有耳目，刘从
云所要做的，不过是对来自各方的情报进行汇总分析，然后得出结论。
假如四川的这些诸侯是在舞台上演川剧的演员，刘从云就犹如坐在演播
室里的导演。在他面前，大屏幕、小屏幕、正镜头、侧镜头，哪一个细
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写一封具体的作战计划也就不是很费劲的事了。
大屏幕上，只看到杨森红了脸，但小屏幕上显示的，却是一只猴子在背
后上蹿下跳。
川中“猴子”只有一个，就是邓锡侯，水晶猴之所以又要跑出来招惹是
非，是因为他对刘湘极度不满。
杨森在“政治路线”上摔跟头之后，刘湘因“政治正确”而更受蒋介石的格
外青睐，特别预定其为“善后督办”，让刘湘主持川省将领会议，给邓锡
侯等几个还没什么名分的诸侯安排席位。
刘湘素来出手大方，只要你肯跟他，都会尽可能让你吃饱，他给邓锡侯
安排的交椅是省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谁都知道财政厅厅长是个肥缺，
猴子高兴了，可刘湘的任命仅仅是提议，最后还得交南京政府确认。
不知是不是蒋介石下野的缘故，南京政府明令发表时却未按照刘湘的提
议，邓锡侯的“财政厅长”也被拿掉了，这让邓锡侯勃然大怒，认为被刘
湘玩了一把。
这种事以前不乏先例，当初袁祖铭就曾因此愤然而起，恨不得要跟刘湘
拼命。可邓锡侯不是袁祖铭，甚至在他眼里，袁祖铭可以说愚不可及，
他甚至都弄不明白，就凭这傻瓜蛋那点智商，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
邓锡侯要摆谁一道，向来不走直线，只走曲线。
在扇阴风点鬼火方面，水晶猴那真是精力过剩、创意无限。在他的暗中
张罗下，很快就组织成立了针对刘湘的“同盟军”。
被推到前台的“同盟军”成员主要来自于军官系，这是自武备、保定、速
成之后，四川军人中形成的一个新派系。
还是在尹昌衡主政的时候，他成立了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当该军校第二
期毕业的学生到部队见习的时候，正值保定军校的一期生大批涌入四
川。保定的文凭在当时军界中相当于北大清华，自然比军官学堂要占
优，在待遇中也就泾渭分明了，比如保定生实习三个月就可以当排长，
军官生却要熬上六个月。
军官生自然而然开始抱团，以便在与保定生的竞争中能占得优势。这当
然不是件容易的事，直到第一期毕业的李家钰出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
到达当初赖心辉那样的地位时，军官系才得以显山露水。
每个派系的形成都是这样。先由一个人混出头，然后众人攀附，雪球越
滚越大。只要是军官学堂出来的同学，就算失业，你都可以到李家钰门
下去谋个差，渐渐地，李家钰也就成了军官系的首领。
做老大威风归威风，烦恼也不少。李家钰的烦恼是他的防区太小，来投
靠他的同学又太多，若不积极扩充地盘的话，实在应付不了浩大的开
支。另一方面，由于刘湘在重庆扼住水路交通，导致物资难以运入，他
们这些后起的新诸侯也就都被掐着脖子，迟迟难以做大做强。
李家钰给邓锡侯当过师长，邓锡侯便以老领导的身份，跑来给李家钰指
了条明路：跟刘湘干到底，放心，又不是你一个人和他斗，还有杨森那
个“常胜将军”呢。
邓锡侯把“同盟军”这个旗帜树起来后，他自己就抽身溜掉了，前台的主
持者变成了李家钰。
搞掂李家钰，邓猴子又马不停蹄地跑到杨森那里。
杨森这个人，心眼儿从来就没宽敞过，属于那种睚眦必报，隔一晚上再
把你干掉都觉得特憋屈的类型。事实上，刘湘怎样在蒋介石面前告他黑
状，怎样怂恿和支持“倒杨军”，又怎样借王缵绪之口羞臊他，全都记得
清清楚楚，连一个字都没忘。
他能坐下来跟刘湘谈“合作”，只是以前吃亏吃得实在太多了，所谓吃一
堑长一智，多少懂得了些在把握不大的情况下，如何消减自己狂躁情绪
的法子。
可这不是真实的杨森，真实的杨森不是这样的。
听邓锡侯说，李家钰和军官系愿在共击刘湘的战役中助其一臂之力，杨
森顿时心花怒放，没有丝毫犹豫，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终于不用夹尾巴了。有了朋友就有力量，自己已经神勇无敌，再有这么
多人加盟，还愁“大耳贼”不灭吗？
刘湘，你听着，从现在起，群殴就是我们一群打你一个，单挑就是你一
个打我们一群！
第十章
战国风云
王陵基：字方舟，生于四川省乐山市。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任教于速
成学堂。投奔刘湘后，受其重用。因资格较老，是刘湘、杨森等速成系
诸人的老师，王陵基曾以加强速成系团结为号召，在刘湘和杨森中间穿
针引线，使杨森返川，刘、杨共同迫使袁祖铭离川。王陵基长于军事，
在一线川军中，其战绩可与杨森相媲美。
罗泽洲：字平章，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
堂，和李家钰一样，名义上是邓锡侯部下，实际在顺庆（今南充市）拥
兵自重，自立门户，称为“顺庆王”。罗泽洲比较能战，但浮躁少智，是
军官系中仅次于李家钰的第二号人物。
刘文辉：字自乾，生于成都市大邑县。与刘湘属同一宗族，辈分较高，
是刘湘的堂叔。刘文辉自小聪慧，成绩优异，十三岁虚报年龄投考四川
陆军小学并被破格录取，此后一路被保送到西安陆军中学、北平陆军第
一中学，直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刘文辉早期具雄才大略，气魄非凡，
酷似川版曹操，系“保定系”首领，加上实力强大，成为刘湘在统一四川
道路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刘文彩：字星廷，刘文辉的兄长。解放后，其“恶霸地主”的形象深入人
心。
杨森的忽然变脸，跟刘从云的“神算”一点不差。尽管刘湘已经做了军事
部署，但眼见杨森领着这么多人黑压压地扑过来，还是很心虚。
能不打最好不打，他以王陵基为说客，紧急赶赴万县。
在四川军人中，王陵基的特点是资格最老。
他毕业于武备学堂，后来因受留日风潮的影响，随波逐流地到日本转了
一圈，有人说他是陆士生，但实际上不是。回国后，王陵基在速成学堂
任教，刘湘、杨森都曾是他的学生。
说王陵基资格最老当然有个先决条件，即限定于还在舞台上继续蹦跶的
这些人，要不然的话，往前数还大有人在，比如胡景伊、尹昌衡、熊克
武……所以，重要的是不能中途退场，一退就完了。
刘湘发达后，王陵基成了他的部下，但刘湘颇有尊师重道的美德，仍是
老师长、老师短地叫个不停。刘湘下面的一些军官也跟着他称呼王陵基
为“王老师”。
王陵基由此岸然自高，身边熟人取其“方舟”的号，称其为“王老方”。不
熟的人看他整天头昂得高高，倒跟道观里的灵官很像，加
上“陵”与“灵”同音，便叫他“王灵官”。
有面子的人就得做有面子的事，刘湘的场面活基本都由王陵基负责承
包，王陵基自己对说服杨森也很有信心，坐着一艘德国军舰就去了。见
到杨森后，王陵基与其彻夜长谈，说你和刘湘都是我的学生，速成系的
啊，怎么跟什么军官系搅在了一起，同学之间应该团结嘛，不应该打来
打去。
杨森才不吃这一套，他就要打。
王陵基犹苦口婆心：“你别以为同盟军可靠，其实并不可靠，将来假定
攻下重庆，这些人未必会遵你号令，不如你和刘湘捐弃前嫌，重修旧
好。”
王陵基甚至还承诺，只要刘、杨和好，他这个速成系老师愿以性命担
保，刘湘不会再对其不利。
杨森摇摇头，回答了一句：“太晚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一定要
打垮刘湘！”
王陵基没了面子，只得怏怏告退。临别时，杨森出于师生之情，将王陵
基送到江边。直到这时，王陵基还在喋喋不休，杨森却已在向他挥手告
别：“重庆再见。”
王陵基知无可挽回，便说：“重庆还有一条大江咧。”意思是那里也不是
你想进就能进的。
杨森一笑：“自家的门口，跨进去就是！”
1928年12月，杨森就任同盟各军主席兼前敌总司令，气势汹汹地来“讨
伐”刘湘了。
杨森以为他人多势众，不知道刘湘早有准备。
李家钰难以策反，但他已另外设法，腾出资、内两县给刘文辉，从而取
得对方的支持。刘文辉的防区与李家钰接近，这样一来，李家钰就有了
后顾之忧，不敢抽出大部兵力投入作战。
参加同盟军系列的共有八支部队，号称八部同盟，但除去李家钰外，只
有同出于军官系的罗泽洲和杨森战力为最强，在进攻刘湘时也最为坚
决，其余多是一些坐看风云的小喽啰。
一马当先的是罗泽洲。
王陵基奉命游说杨森，还负有另一层使命，即侦察杨森部队的动静。回
重庆后，他告诉刘湘，杨森至少还有两天时间才能与罗泽洲在前方会
合。
如果罗、杨会合，自然更难对付，罗泽洲的参谋长也建议等杨森到达后
协同行动。
可是罗泽洲却对参谋长说：“你不知道，我早一点出兵是政治呀！杨森
的声势那么大，如果让他先到重庆，还有我罗泽洲的事吗？”
他怕的就是杨森来分肉，一分钟也等不下去。
罗泽洲刚刚下达提前出兵的命令，又急不可待地把电话打到前方，一个
劲地催促前敌指挥官：“你快点前进呀，快点给老子打响呀！”
前敌指挥官被催得头昏眼花，嘴里只好胡乱答应：“报告师长，马上就
可以打响了。”
在罗泽洲催命一样的逼迫下，他那个师还没有完全展开，先头部队就忙
不迭地开了火。罗泽洲的参谋长后来对人说：“我们师长的战法，就是
个乌龟形，四只脚和首尾各算一个团……”
罗泽洲的单师突进，正中刘湘下怀，他马上任命王陵基为总指挥，实行
各个击破，即在杨森到达之前，先干掉罗泽洲。
罗泽洲手下颇有几个军官系的能战之将，此前又从吴佩孚卫队那里收缴
了一批精良武器，战斗力非同一般。王陵基先调王缵绪师，再把自己的
师压上去，最后几乎集中了刘湘的全部兵力，经一天一夜的角斗，才得
以击败罗泽洲。
等杨森赶到时，罗泽洲的“乌龟脑壳”已经快被敲烂了。
在有勇无谋方面，杨森跟罗泽洲倒真像是双胞胎。由于跑得太急，他仅
能在前线集中两师兵力，其余大部队都还在行军之中。有人说，要不我
们集中兵力再进攻吧。
杨森脖子一扬：“我只要这两师就可打垮刘湘了。哪里还需要更多的兵
呢。”
杨森一路沿江进攻，果然畅通无阻，直抵重庆南岸。
但是王陵基所说的那句话也确为实情，杨森被长江给挡住了：刘湘将船
舶悉数调至北岸，他没法渡河，只能隔江朝重庆放上几炮示示威。
杨森便挥师朝张关铁山前进，在“讨贼之役”中，他正是从那里打开缺口
并得以一举攻占重庆，现在不过是复制一下当初的场景而已。
可是打法容易复制，场景却并不容易复制，因为刘湘已再次授命王陵基
为总指挥，在杨森到来之前，张关铁山就被王陵基紧紧控制在手里，他
过不去了。
杨森不惜抢山仰攻，整营整营地组织冲锋，一会儿工夫就死伤了几千
人，但仍不能使王陵基动摇分毫。
速成学堂的老师不止一个两个，王陵基能够让刘湘在内的一干人等都尊
他一声老师，可不光是资格老，而是在战场也很有发言权。他能得灵官
之名，即有一种说法，认为来自于西南巫教中最凶狠的花脸神将。换言
之，王陵基可能在别的领域一窍不通，纯属外行，但军事上你一定不要
指望他会犯赖心辉那样的错误。
这一战关系到刘湘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王陵基今后的地位和前途，他
敢马虎吗？
不打到你吐血，我就得浑身是血，王陵基在张关铁山拼上了老命。
勇战派选手大多有个特征，如果让他打顺了，谁也挡不住，天兵天将来
了都白搭。但要是能生拉硬扯，挫其锐气，没准不用你亲自动手，他自
个儿就会被逼着抹脖子。
比如那个勇战派代表项羽就是如此。垓下之围，楚霸王都快成光杆司令
了，还能在纵横驰骋间，想摘谁的脑袋就摘谁的脑袋。可问题是包围的
汉军仍是一层又一层，他们有的是脑袋，你摘吧，只要你吃得消。
项羽最后就吃不消了，只得自刎而死。其实这完全可以理解，人又不是
机器，就算是机器，也有电池或汽油耗尽的时候。
杨森率部远道而来，在血战一天之后，又饥又疲，再望望山头上的敌军
阵地，仍跟铁打的一样，顿时间，他身上的那股气势就噌噌噌地散了个
无影无踪。
只能放弃夺取张关铁山。
杨森是在战场上泡大的，知道攻入重庆已不可能。既然赢不了，他又想
回到最初的起点，跟刘湘罢战言和。
于是他打了个电话给王陵基，欲请他再从中做一回和事佬，可还没等他
说完，对方便来了一句：“请你进大门内来说吧！”
杨森曾经当着王陵基的面宣称，他攻占重庆易如反掌，“自家的门口，
跨进去就是”，王陵基这下总算找到报复的机会了。
战场之上，打胜仗永远是硬道理，任何人站到那个位置都会变得咄咄逼
人。
杨森犹如被人劈面扇了一巴掌，摸上去火辣辣的疼，羞恼之下，把电话
机都摔碎了。
杨森不甘于败，他收拾残兵，还要再“勇”一把。
王灵官可不会给杨森这个机会了，他再施妙招，用轮船暗中运兵，顺长
江而下，一下子截断了杨森的退路。
截的时机不早不晚，正是杨森部队士气低落、勇气不再的时候。
杨森的督后大将是其侄子杨汉域。杨汉域被王陵基打得全体缴械，他自
己藏在一个农民家的破柜里才得以幸免。
杨森的军队立呈崩溃之状，王陵基跟踪追击，这回轮到杨森草木皆兵、
风声鹤唳了。
一逃出来，杨森就将大衣脱下往床上一扔，连说：“笑话，笑话！”
他都没搞清楚自己是怎么败下阵来的，只感到头晕目眩。这次师生之
战，学生终于没能赢过老师。除了杨森，当初的那几个同盟者，也早已
是败的败，逃的逃，一盘散沙。当时一首民谣这样唱道：“罗心慌，李
不忙，逼得杨森赶乡场（即赶集）。”
罗是指罗泽洲，李自然是李家钰，如今都成了难兄难弟。当然最难的还
数被迫“赶乡场”的杨森。刘湘把他的万县都给占了，有家难回，不得不
抱着脑袋往盟友罗泽洲的防区跑。
跑着跑着，没看到罗泽洲，倒离某诸侯的疆界越来越近。一看，是刘存
厚。刘存厚也是八部同盟成员，杨森急忙向他求救，却遭到了拒绝。
刘存厚如今可不再是什么刘皇叔的接班人了，甚至于受其所累，武备系
都衰弱到不行。这兄弟大多数时间不过缩在角落里苟延残喘而已，要不
然他也不会钻在八部同盟里，跟李家钰这些后生小辈挤在一块了。
刘存厚谁也招惹不起，又眼看着同盟军已经完蛋，他哪里还敢再引火烧
身。
杨森气急败坏，说你要不派兵支援，我就全军退到你的驻地里去。
对于彼时的刘存厚来说，外面的世界全是狼，杨森亦是其中一只，而且
还是一只眼睛通红、饥不择食的饿狼。放他进来，自己就没得活了。可
要派兵，又怕挨刘湘的揍，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取中庸之道：允许杨森
经自己的防地过境，然而不得逗留。
刘存厚让开通道，杨森玩命狂奔，跑到了罗泽洲的屋檐下，才总算把一
口气给喘匀了。
再看跟随自己的部属，仅剩一万多残败之师了。
在失去原有地盘后，杨森仅靠李家钰、罗泽洲接济维持。由于给养异常
困难，士兵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长年累月穿一套军装，那军装都快给
穿烂了，出去了若给根竹棒和破碗，就是活脱脱的乞丐。
士兵纷纷逃亡，杨森连下格杀令，仍不能禁止。
怎么办？穷急之下他想出一招，之后果然没什么人跑了。
外界的人不知究竟，奇怪杨森有何妙法。一打听，原来竟是“脱裤术”：
他下令士兵每晚都要把裤子脱下来上交，第二天早上才能发还。
提起这事，杨森还挺得意：“他（指士兵）没穿裤儿，两胯光溜溜地吊
起一锤，看他朗格逃嘛！”
大家啼笑皆非，有人打趣，杨森又变得正经起来：“饥军政策，是要有
这些办法的，有啥可笑呢？”
其实杨森这么做不光是为了防止士兵逃跑，还有另外一层重要的原因是
要保护军服——也就是身上那套破烂不堪的乞丐装，你还别嫌它破，杨
森可再也提供不出第二套了。到时穿没了，总不能“两胯光溜溜”地去打
仗吧。
转眼到了寒冬，杨森的部队连棉衣都没有，冻得直哆嗦。四川各军看他
可怜，发起集体募捐活动，你凑一点，我凑一点，给他寄去棉衣费，才
把那年冬天给熬了过去。
出来跑江湖，丢什么都不能丢面子。杨森弱爆了，哪有什么面子可言，
这个昔日战神级的人物至此身份大跌，时论将他和李家钰、罗泽洲摆在
一起，称为“李罗杨三将”。李、罗在川中只能算二等将领，杨森还排在
他们之后，可见其有多么落魄。
在这场被称为“下川东之战”的战役中，刘从云虽未直接参与指挥，但毫
无疑问居功至伟，刘湘及其部将都对其佩服到五体投地。
刘湘向以布局谨慎得当著称，通过这次战役的前前后后，他才发现，自
己原来漏洞不少。
“下川东之战”前，未听刘从云的话，硬要买军火，黄了。然后，只记得
要把军火要回来，没想到调兵备战，差点就惨了。
甚至于在战役临近结束时，刘湘又不小心出了昏招。
在“锦囊”中，刘从云曾特地嘱咐刘湘，让他在对付杨森时尽量适可而
止，不要把战线拉得过长，更不必打到万县。因为万县有刘从云所设的
传道馆，一方面可以凭借信徒们的力量，迫使已精疲力竭的杨森就范，
另一方面也能显示“孔孟道”的“神通广大”。
可是刘湘杀得兴起，收不住了，乘胜把万县也给攻了下来。这下爽是爽
了，子弹却快打没了，刘湘的脸色顿时煞白。
万县是杨森的老巢，在老巢被攻占的情况下，他已无退路，如果拼死反
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幸杨森已经魂飞魄散，早已想不到要发起反击，但刘湘在下川东的处
境仍异常危险：一旦诸侯们发现你实际虚弱不堪，连子弹都没了，即便
是其中最小的诸侯也能乘机夺取重庆。
又是刘从云的一句话解了困。
战前，刘从云对使者说，“到了明年或者可以取回一些子弹。”这话竟然
也兑现了。
到了刘从云所说的“明年”，也就是1928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复出，这
次不同以往，他完全掌握了党政军大权，成为南京政府内部的第一号人
物。随着蒋氏复出，刘湘被扣的军火也得以发还，然而不出刘从云所
料，所有枪械都已被取走一空，连一挺机枪或枪筒都没剩得下来。不过
作为补偿，蒋介石还是从南京的金陵兵工厂取了六百万颗步枪子弹送给
刘湘。
在“下川东之战”接近尾声时，这六百万颗子弹正好运到重庆，犹如及时
雨，替刘湘解了燃眉之急，以致于他连呼是救命子弹。
刘湘思前想后，之前自己总是不算成功，就像刘备那样，奔波十几年，
南征北战，东拼西杀，虽然拥有过地盘，但很快又丢了，从来都守不住
也攻不出。为什么？
有一段时间，他只会怨天尤人，现在才明白，其实是自己还不够优秀，
不是“能容不能断”，就是“顾前不顾后”。想想看，漏洞这么多，你能不
败吗？
刘从云的入幕，真是太重要了。
过去人们称刘从云一声“神仙军师”，重点还在“神仙”二字上，没多少人
认为刘从云真会用兵或使计，这一仗过后，疑虑烟消云散。
“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你只要想象一下，火烧博望坡的
诸葛亮有多拉风，决胜下川东的刘从云就有多神气。在“下川东之
战”中，刘湘通过击败杨森和军官系，再次巩固了他在速成系中的盟主
地位，同时重庆以下二十九县尽被其收入囊中，表明他无论在军事还是
经济上，都重新走到了四川诸侯的最前列。
“李罗杨”已不在话下，邓锡侯也被一晃而过，川中谁可再与争锋？
有，还有一个，他就是刘湘的幺爸（四川人对年青叔父的称谓）刘文
辉。
大邑刘家在解放后有一段时间特别出名，原因是出了一个“恶霸地主”刘
文彩，他的“收租院”和“水牢”曾是上个世纪中期“忆苦思甜”活动的最佳
素材，多少人看过之后泪流满面，对“恶霸地主”刘文彩恨之入骨。
可惜，真实的历史往往令人哭笑不得。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关押农
民的“水牢”，那只不过是用来储存鸦片的一间地下室。刘地主的土地固
然多，总计有近万亩，可绝没有宣传中说得那么穷凶极恶。相反，他乐
善好施，对待租地农民也称得上厚道：租粮约占收成的一半，遇上灾年
或收成不好，农民可以找刘文彩协商，缓交或减免。农民交租时，刘文
彩都要求吃了饭再走……刘文彩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恪守传统的乡村士绅
罢了，他大概自己也想不到身后会因某些需要而如此“声名显赫”。
刘文辉是刘文彩的弟弟，没做地主，考军校当兵去了。
当年的大邑实在是要以刘氏家族为骄傲。一座小小的县城，一共出了三
个军长、四个师长、九个旅长，而三个军长中的两个便是刘湘和刘文辉
叔侄（另一个军长是指刘成勋）。
一下子涌现这么多将才，有人便说是子龙庙的功劳。大邑的子龙庙相传
为纪念赵云赵子龙所建，有这位“战神”庇佑，看起来三个军长都是少的
偶像啊，谁都要抢着上供。据说当年三个军长都给子龙庙送过金匾，刘
成勋捷足先登，提前把他写的匾挂在了赵子龙塑像的头顶。刘湘居次，
来了之后，毫不客气地将刘成勋的匾移到塑像后面，换上他的匾。
刘成勋虽气愤不已，但“水漩”已日暮途穷，其圆滑高手的地位也早
被“徒弟”邓锡侯所取代，所以只能干瞪眼。
刘文辉来得最晚，却也相中了那绝佳位置，便派人给刘湘带话，让他挪
一挪。
刘湘不干，刘文辉将刘湘大骂一顿，随后便将金匾挂在了庙宇正殿中间
的穿梁上，正好与刘湘的匾针锋相对。
三块匾的故事，活脱脱就是对现实的隐喻，当然刘湘、刘文辉这叔侄俩
原本并没有走到这一步。
在辈分上，刘湘得喊刘文辉幺爸，但实际上刘湘的年纪比刘文辉还大好
几岁，因此刘文辉出道较晚，起初在川军中的名气也不大。可是刘湘很
快发现他这位小叔父非同一般，竟是一条随时可以飞腾直上的卧龙。
当刘湘任川军旅长，邓锡侯任川军团长时，刘文辉不过才是个小参谋，
然而几年之后，他便得以与刘湘、邓锡侯等人同列，成为“革命军军
长”。
刘文辉势头凶猛，有人说靠的是“拼幺爸”，依赖了“刘湘系”（或称“二
军系”）的关系，有人说是得了川军中“大邑系”的好处，有老乡一路照
应，还有人则说没有“保定系”，刘文辉根本爬不到如此之高。
应该说，这些话都对，但又不全对。
侄儿起初自然要关照叔父，可是再往后面去，刘湘自己也是磕磕绊绊。
有很多次，不是他拉扯刘文辉，而是得刘文辉保护他——刘湘在“一二
军之战”中败北后，即由刘文辉护送回家，直到袁祖铭突然翻脸，若没
有刘文辉的话，他都不一定能走出成都城。
刘文辉的两任上司都是大邑人，其中一位就是刘成勋，在此期间，他一
路攀升，从营团长升到师旅长。可是川军中大邑籍贯的很多，又有谁不
想升官受提拔，不会走老乡关系？这么多人里面，能凭“大邑系”混出头
的，其实寥寥无几。
再说到“保定系”，最早扛“保定系”这个招牌且统领“保定系同盟军”的，
其实是邓锡侯，但在刘文辉凭借保定二期的资历进入这个圈子后，邓锡
侯很快就乖乖地退居次席，将盟主的位置让了出来。
刘文辉在学生时期就相当用功刻苦。有人曾捡到一本他在保定军校读书
时所用的课本，那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大战学理》（即《战争
论》在中国的最早译本），上面从头至尾，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眉批
旁注。
刘文辉能研读到这个程度，殊为难得，他的政治和战略眼光亦可见一
斑。
很多四川高层人物都有吸食鸦片的习惯，刘文辉后来也抽上了鸦片，但
他能说戒就戒，毫不拖泥带水，说放下就放下了。
这样一个人，不管你把他放到“刘湘系”、“大邑系”还是“保定系”，都注
定要脱颖而出。
不久之后，连刘湘也感觉到了危机。在巴蜀政坛，刘湘给人的印象一直
是个宽厚能容的“仁义之君”。
有一年夏天，他在重庆主持教育会议，发言时憧憬远景，说他统一四川
后，一定先要发展土特产，像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隆昌的白猪儿
（都是当时的名特产），都要兴旺起来。
这些话本来没什么错，错的是他又跟着来了一句：“只要土特产能发展
起来，就能致富，所以我们不靠科学也不要紧，闭关亦能自守。”
刘湘所说的“科学”，并不是单指科学技术，而是对外界事物的统称，他
要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四川乃天府之国，这里应有尽有，经济搞好了不
依赖外援也行，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也就是“闭关自守”。
台下坐着很多教育界人士，包括重庆大学的校长和分院院长。其中有个
理学院的院长当即打断刘湘的讲话，起立发言：“我以为，国家富强必
须依靠科学，如不依靠科学，请问督办今天为何要穿西装呢？”
身着西装的“刘督办”登时面红耳赤，随即退席仓皇而去。
刘湘讲话当然有不妥之处，可这院长也未免太尖酸无礼了些。只能说，
那时候的教授和知识分子有的是独立精神，敢跟高官显贵放炮并以此为
荣的不在少数。
当然，反过来也得替刘湘说句公道话，他作为重庆实际的“土皇帝”，虽
然被人中途哄下台去，导致脸面全失，但事后既未发火也未报复，这就
不是一般人，也特别是那些平时吆五喝六，手上握根枪杆子就以为老子
天下第一的诸侯们所及不上的。
你换杨森来试试，“蛮干将军”有可能当场发作，桌子一拍，暴喝一
声：“请你不要打断我的讲话，否则滚出去！”
刘湘对自己的形象也曾自鸣得意，所谓得天下先要得人心嘛，这可是当
年先主的取胜之道。
然而在刘文辉崛起之后，他就得意不起来了。
连刘湘都遭人起哄，可见诸侯们的发言水准，但刘文辉例外，他几乎就
是个天才的演说家。
刘文辉讲话，从不依靠秘书写稿，所有布局、段落、内容全系他一人构
思，秘书至多不过执笔整理而已。他还有一个习惯，即不讲重复的内
容，哪怕是同一主题，每讲一次，就要修改一次，加进其他素材和观
点。有一个主题，据说他讲过十八次，这十八次的发言稿竟然完全不
同。
你还别小瞧了演讲，西方政治家有哪个不是演说家？若不会演说，都迈
不进政治这个门槛。
刘文辉出来讲话，就相当于一个政治家的即席演讲，往往旁征博引，滔
滔不绝，就算讲的时间长，听的人也丝毫不觉厌倦，与刘湘等人形成不
小反差。
这还不光是口才，更关系到一个人的见识。
三国演义上说刘备“不甚好读书”，不知道皇叔是不是继承了家族血脉，
在这一点上他跟其先祖刘邦倒十分相像——刘邦的文化底子也很薄，有
一段时间还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干过把儒生的帽子当夜壶这样的惊人
壮举。
刘备的对手曹操就不一样了。尽管三国演义中描述曹操的出场是“好游
猎，喜歌舞”，官宦子弟的喜好一个不少，但他肯定是饱读诗书，要不
然怎么可能写出《短歌行》那样的传世名篇？
读书跟不读书有没有差别？有差别，而且大了。
刘备的前半生，始终飘零无依，其麾下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一干猛
将助阵，却仍屡战屡败，原因之一便只能归咎于他书读得太少，连“隆
中对”这样的战略大方向都搞不清楚。相反，曹操能成为“乱世之奸雄，
治世之能臣”，很大程度上就得归功于他的喜读书、善读书。
刘湘是从刘备这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似乎同样与读书无缘。他小学还没
毕业，以培养下级军官为务的速成学堂也远不能与保定军校相比，虽然
小时候有那些所谓“挑灯夜读”的神话佳话，但只要看看上学时平庸的成
绩单就知道可信度多大了。起码有一点不能否认，刘湘从军后，从没有
人看见他“手不释卷”过。
刘文辉则不同，他最喜读书，像《战争论》这样军政大家的书籍尤其珍
爱。平时只要稍有余暇，即手不释卷，甚至在庭院散步时，都不肯浪费
时间，一定要让秘书们给他选读杂志上的重要文章和消息。
川中诸侯虽多如牛毛，然而像刘文辉这样军政两方面才能都极为突出的
实在是凤毛麟角。包括刘湘在内，大多数人树立权威，依赖的不过还是
手中的军权，独有刘文辉，号称“以军为主，以政为辅”，也就是说他发
号施令，不光靠膀子粗，还有挡不住的个人魅力。
打个比方，如果刘湘是川版刘备，刘文辉就是川版曹操，从见识到气
魄，莫不如此。
刘湘的“闭关亦能自守”并非口误，而更可能是他真实思想的表露。当
时“二次北伐”已经结束，在张作霖主持的最后一届北洋政府被推翻之
后，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俨然已可号令天下。
纵使刘湘曾不止一次有过“做皇帝”的梦，但到了这个地步，也有了力不
从心之感。老实说，能够像刘皇叔那样“三分天下有其一”，他已经庆幸
不已了。
刘湘的最高目标，已被他截止到诸侯，当然是统一四川后的诸侯，因此
才会说出“闭关自守”的话。有人根据刘湘迷信风水，不断迁移父母祖
坟，就认为他仍想“做皇帝”，甚至还有人列出刘湘“称帝”的具体步骤
和“国号”，可那实在是捕风捉影，因为既不符合刘湘相对务实保守的个
性，也不切合当时情况。
就在刘湘纠结于如何才能“自守”时，比他小几岁的“幺爸”却把目标定在
了“问鼎中原”上。
刘文辉不是看不清时势，但他说，四川光守是守不住的，这里原本就非
坐守之地，历史上你看谁坐守四川能守得住？所以应该“以四川而争衡
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
刘文辉熟读史书，据他总结，中国历史上平民造反成功者少，而诸侯造
反成功者多，既然成功的可能性这么大，为什么要“闭关自守”，把目标
定得这么低呢？
他公开声称，他要效法土耳其民族英雄凯末尔，复兴中华，把中国带向
现代化。
在当时，不知几多人想“做皇帝”、“当总统”、“夺天下”，但大家都憋在
心里不说，展示给各界的全是各种各样漂亮的口号。所以也有人劝刘文
辉含蓄一点，没必要树大招风，刘文辉的回答是：“天变不足畏，祖宗
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话语之中，孟德公那种敢说敢做、舍我其谁的气概已毕露无遗。刘文辉
确实有足够的实力来支撑自己的目标。
四川诸侯一度曾多如牛毛，其间互相攻伐，据张澜统计，仅自熊克武建
立防区制后，川中即经历大小战争四百余次。诸侯们从“春秋”杀到“战
国”，最终大诸侯由数十个合并为八个，即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
颂尧、李家钰、罗泽洲、杨森、刘存厚，李家钰和罗泽洲常被视为一
家，因此被称为“战国七雄”。
在这种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几乎每个诸侯都朝不保夕，连刘湘也起起伏
伏，多次跌入谷底。只有刘文辉始终保持蓬勃的上升势头，加上他的防
区多在川南，向为富饶之地，犹如当年的曹魏之雄踞中原，想不做大都
难。
就在许多诸侯寅吃卯粮，连过冬都困难的时候，刘文辉的部队依旧能做
到按月发饷，从而提前跨入了小康社会。
不知不觉中，刘文辉超越刘湘，跑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在他后面，分别
为刘湘、邓锡侯、田颂尧，他们仿佛是战国时代的秦齐楚赵，所以又有
好事者对其冠名曰：七雄四强。
距离还在继续拉大。
曹操能争霸天下，政治谋略才是他的看家本领，在这方面，刘文辉丝毫
不让前辈，其纵横捭阖的手段直让人看到眼花缭乱。
他用保定军校的关系，来罩住邓锡侯和田颂尧，邓、田既在四强之列，
就都不是省油的灯，但刘文辉又巧妙地通过与刘湘的家族关系，一有风
吹草动，便放风要“二刘合作”，以对邓、田进行威吓和挟制。
“秦齐”联手，“楚赵”必然完蛋，邓、田对此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大部分
时间都乖乖地待在保定系里面，跟着刘文辉耍枪弄棒。
就算是李家钰的军官系，刘文辉也有办法连宗，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的前
身是四川陆军小学，正是刘文辉上过的学校。
刘文辉左拉保定系、右牵军官系，使得“七雄四强”中的三分之二力量都
归入了他的阵营，在与刘湘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占尽便宜。
在刘文辉面前，刘湘也相形见拙，只能以自己在军事方面或许比对方稍
强而聊以自慰。
可就这点小安慰，刘文辉似乎也不打算留给侄儿。
合纵连横仅仅用来牵制大诸侯，对中小诸侯，刘文辉向来该出手时就出
手，打得那些可怜的诸侯们毫无招架之功。
刘成勋是刘文辉的老上司，对其有知遇之恩，且两人同为“大邑系”，但
刘成勋此时已日薄西山，垂垂老矣，防区又与刘文辉毗邻，刘文辉就找
了个理由，堂而皇之地将其一并了之。那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
下人负我”的人生信条，亦与曹阿瞒极为神似。
吃掉刘成勋，刘文辉尽得三师三旅及大片地盘，防区扩展至整个西康。
接着，他又联合刘湘，对同样曾经辉煌，如今落魄的赖心辉发起致命一
击，直到将其赶出四川，驱入贵州。在并掉赖心辉之后，刘文辉的防区
开始与刘湘密切衔接，成了邻居。
小虾米越来越少，刘文辉的胃口却越来越大。
在“下川东之战”中，刘文辉连手指头都不用动，就从刘湘那里取得资、
内两县。这两座县城其实并不好拿，因为刘文辉此前与军官系的关系不
错，拿了这两座县城，也就等于站到刘湘一边，与李家钰等人翻了脸。
应该说，刘文辉不是那种气窄量小，见了一点诱饵就忘乎所以的人，他
敢伸且能伸这个手，就说明连“李罗杨”这样的“七雄”也被他列入了菜
单。
李家钰由于基本没怎么参战，所以无论防区还是兵力都保存完好。但另
外两个可就惨了，杨森是防区全部丧失，罗泽洲也在被打得抱头鼠窜的
同时，连失两县。
杨、罗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都主张出兵对刘文辉进行报复，同时夺
取防区，以弥补自己的损失，这样在吃食进补之后，也才有力量找刘湘
报一箭之仇。
李家钰却并不积极。
这位军官系首脑既能异军突起，由邓锡侯的部下而迈入“七雄”，与邓锡
侯等人平起平坐，自非等闲之辈。他有个绰号叫做李矮子，有人说他
是“矮子心多”，而李家钰也确实不像罗、杨那么莽撞，处理事情比较稳
重。
在他看来，如今刘文辉兵强马壮，军官系又刚刚落败，此时并非主动向
对方出击的最佳时机，取胜也毫无把握。退一万步说，就算是胜了又怎
么样呢，辛辛苦苦夺回几座县城，单是喂饱罗、杨这两个饥肠辘辘的家
伙都不知道够不够，他其实没多少实际利益可得。当然如果败了，那更
是罪魁祸首。因此这笔账不管你怎么算，都会觉得划不来。
李家钰认为，他完全可以效仿刘文辉，在“四强”中间玩平衡木，那样也
可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用不着如此冒险。
李家钰这么一犹豫，罗、杨心里都极不是滋味。
不是说“罗心慌，李不忙，逼得杨森赶乡场”吗，你老人家自然是闲庭信
步，怎么都不着急，我们可是度日如年啊。
罗、杨赶到李家钰的防区总部遂宁，哭着喊着求着，要让李家钰担
任“同盟军”总指挥。消息一出，四川军官生不管是在职的，还是闲散
的，也都纷至沓来，齐聚遂宁，而且皆愿奉李家钰为领袖——我们又不
是厦大（吓大）毕业的，怕什么啊。现在你只要说一句话，让我们到哪
就到哪，绳子一松，亮着牙就给你冲过去。
老大做到这个地步，夫复何求？过去“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待遇，想
来也不过如此，李家钰欲罢不能，在无法推却的情况下，只得勉强接过
总指挥一职。
没等他正式下达命令，甚至绳子还没松，罗泽洲和杨森就呲着牙，迫不
及待地冲了出去。见此情形，李家钰已毫无退路，他不能不真正参加进
去了。
1929年4月，继“下川东之战”后，“上川东之战”随之爆发。
军官系这帮人只知道要混出头，但那闹哄哄的场面早就惊动了刘文辉。
知道你们趁我一个不注意，就要出点幺蛾子，果然耐不住了。
就算“李罗杨”老老实实坐在家里，刘文辉都有把他们摆上餐桌的心，何
况还自己爬了上来，那不正好吗？
在李家钰的同盟军出击之前，刘文辉早就集结了强大的兵力，做好了充
分准备。
李家钰攻击受挫，接着又得到了一个对他极其不利的情报：邓锡侯、田
颂尧也加入了这场是非，尽管他们多少有些被迫的意味。
李家钰、罗泽洲原本都是邓锡侯的部下，后来虽独立出来，但在名义上
仍归其节制指挥。
刘文辉放出话来，说：“李、罗、杨是四川祸乱根源。”在从政治上
将“李罗杨”置于不利境地后，他指给邓锡侯两条路走：一条是惩处你那
惹祸的下级，“平乱”后自有你的好处，另外一条就是跟我决裂，那我再
和刘湘“二刘合作”，找机会修理你。
同样的两条路也给了田颂尧。邓、田都明白，虽然刘文辉出的题目貌似
多项选择，其实答案却只有一个。
邓锡侯赶快给李家钰和罗泽洲发去电令，要求停止作战，各自率部撤回
原防，否则刘、邓、田三家将联合“平乱”。
李家钰从接到电报起，一颗心就猛地沉了下去——“四强”中的三强联
手，纵使刘湘也得退避三舍。
“上川东之战”一共才打了四五天，什么结果也没出来，就以李家钰宣布
撤军而告终。战争虽然结束，可事情并没有完。
刘文辉好不容易抓住这么个机会，哪里肯舍，裹挟着邓、田两部，在后
紧逼围攻，使得李家钰被迫撤出遂宁，退居顺庆。
刘文辉又追到顺庆，但他又想到李家钰实力仍保存完整，硬攻的话自己
难免也要损兵折将，于是他便坐而屯兵，将李家钰围在城里。
知道刘文辉狠，没想到会如此之狠。要知道，刘湘在“下川东之战”中曾
被逼到那么不堪的境地，最后也没有赶尽杀绝啊。
李家钰所部有六七万人，把个顺庆挤得满满当当。顺庆还算是个中等规
模的县城，所以起初生活尚无问题，但以后一天比一天困难，三个月
后，官兵不但无薪饷可言，连做到一日三餐都不易了。
这时刘文辉又乘人之危，通过邓锡侯和罗泽洲，用“挖墙脚”的办法，对
李家钰、罗泽洲的部队进行内部分化，引诱他们的部下叛离。罗泽洲的
部队因此率先垮掉，李家钰所部素来团结，才没让刘文辉从中得逞。
刘文辉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亲自跑到重庆，鼓动刘湘出兵。刘湘出
于种种考虑，未予应允，且态度冷漠，可是“二刘图顺”的谣言却被刘文
辉凭空造了出来。
“三军围顺”加码成了“二刘图顺”，“四强”都把进攻矛头对准了自己，坐
困愁城的李家钰更加焦躁不安了。
恰巧那个给刘湘算过命，有“看相如神”之称的王篾匠就住在顺庆，李家
钰就约了参谋长一道造访，以卜吉凶。王篾匠没什么废话，一见面就说
了四个字：“两人挤座。”
“两人挤座”，恰恰是李家钰此时境遇的暗喻。那请问“挤不过”怎么办
呢，篾匠回答：“没坐处就走。”
李家钰信了王篾匠的话，人家又不收钱，也没必要阿谀奉承你，还能骗
人不成。
李家钰决定再次撤离，这次王篾匠真的救了他一命。
虽然刘文辉在取顺庆后仍不肯放过李家钰，想要来个“一锅端”，但邓锡
侯顾及过去与李家钰有部属关系，起了恻隐之心，反对继续穷追，这才
让李家钰虎口得生。
李家钰逃走后四顾茫茫，竟然只能寄身于杨森处。
杨森因为人马少，冲得快，跑得也快。他原先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趁
着罗泽洲已垮，趁机接收了罗泽洲的部分防区，总算又有了块立足之
地。见李家钰逃了过来，他倒也顾及情面，把营山腾出来，容许李家钰
暂且跟他挤一个船舱。
“上川东之战”发起之前，李家钰麾下曾有约三十个团，防区和兵力都接
近于田颂尧，完全有希望成为“第五强”。被刘文辉“挖墙脚”后，只剩下
十四个团，三万多人，连原先的一半也没有了。更惨的是，失去防区，
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
李家钰痛哭流涕，自此对刘文辉恨之入骨。直到刘文辉后来退至西康，
李家钰仍恨意未消，有人要去西康，他就对此人说：“你如果在西康见
着刘文辉，只带我一句话，挖墙脚的人被墙砸死！”
不知刘文辉听到这句话会作何感想，但至少当时当地，他这么做是一点
不后悔。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把你们留着，迟早还是要跟我
争，不如把你们打到灰飞烟灭才好。
每打一次仗，刘文辉的防区就扩充一次，经过前后历次兼并，他一人已
占有川康八九十县，超过其余“六强”防区的总和，几乎相当于大半个四
川，而且这些防区大多较为富庶，自贡盐场等尽在其中，无论地盘面积
还是赋税收入，此时的刘文辉都无人能及。
打仗除了可以占有地盘，还能收编人马。有一段时间，刘文辉通过“挖
墙脚”以及战争编并的部队，比他的基本部队还多。最多时，他拥有一
百多个团二十万人以上，所部四个主力师的师长全为刘文辉的保定同
学，其余将官也不是保定同学，就是陆小（四川陆军小学）同学，既干
练能战，又服从调遣。
刘文辉身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第二十四军军长，集军
政大权于一身，开始进入他个人的鼎盛时期。
刘文辉从小就从线装书上领悟到了“为政在人”这个至理名言，自发迹之
日起，便以善于拔擢人才而闻名。据说他有段时间经常到成都公园散
步，偶然看到一个青年正在荷花池畔凝神读书，而且每次去每次都在。
碰到的次数多了，刘文辉就问他所奉何职，原来以为是个学生，未料却
是个失业军人。
一个失业军人，还能如此用心刻苦，刘文辉很是欣赏，立即带他到军
部，并直接委之以连长。
大权在握后，刘文辉更是如“周公吐哺”般招贤纳士，对“干练之才，知
名之士”，皆多方罗致，纳于幕中。平日在他府里出入的，不是陆士级
别的高级军事人才，就是出自北平大学的高材生或文化界名流。
刘氏家族对地方教育均异常重视。刘文彩不过是一地主，但在家乡也舍
得花钱修建中学，并花重金聘请最好的老师，又减免贫困生学费。作为
省长的刘文辉更是大手笔、大投入，他创办了一所私立中学，自兼董事
长，办学经费比一般私立学校都来得丰厚，对成绩优异的学生，学校实
行全免费，毕业后还可出国留学。
此外，刘文辉又将成都的多所大学合并为四川大学，由省政府出具明文
规定，将收缴的肉税拨作该校的专用经费，同时设立“文辉助学金”，以
利师生安心读书。
《短歌行》中写道，“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刘
文辉意气飞扬，他似乎已提前站到了绝顶之上，看到了山下的无限风
光。
第十一章
谁主沉浮
钟体乾：字均猷，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日本陆军
士官学校中国队第五期。刘湘的重要幕僚，主张二刘合作。
田颂尧：生于四川省简阳市。就学经历与邓锡侯相仿，加入过同盟会。
防区时代，他在川军四强中排第四位，保定系中也可以继刘文辉、邓锡
侯排第三。军事才能一般，为人木讷，绰号“冬瓜”，指挥方面主要依赖
副军长孙震。
潘文华：号仲三，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毕业于速成学堂，人称潘
鹞子，早期打仗有勇有谋，是刘湘的得力战将。
唐式遵：字子晋，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毕业于速成学堂，与潘文
华同为刘湘最亲信战将，但因缺乏阳刚气质，绰号“唐二瘟”。
蒋逵：字云逵，生于重庆市巴南区。先后毕业于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北
平南苑航空学校，曾赴英美留学，回国后主要在北洋政府的空军部队服
务。北洋政府倒台后，投奔刘湘，任川江公安舰队司令。
张斯可：原名张再，斯可是字，生于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毕业于速成
学堂，刘湘的重要幕僚和驻外代表。反应敏捷，口若悬河，人称睡诸
葛。
陈光藻：字鸿文，生于四川成都。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曾入保定
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为刘文辉部将，任川康边防军第二师师长。
冷寅东：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入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学习。为刘文
辉部将，任川康边防军副总指挥兼第一师师长。
这个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已经不满足于在峨眉山耍把戏了，他要跳出四
川，控制西南。
过去唐继尧依仗滇军之盛，推行过“大云南主义”。“西霸王”那点胸襟和
气魄，委实过于狭小，刘文辉提出的叫“大西南主义”，走的路子与当年
的蔡锷相仿。
趁滇黔军人闹内讧，他把两个异地军长分别扶上马，一个是滇军军长胡
若愚，一个是黔军军长王家烈，支持他们打回各自的老家。其中，王家
烈得以成功主黔，胡若愚虽然失败，但所率滇军全部交由刘文辉收编，
也算是做了桩不亏本的买卖。
西南有了交代，接下来便是“争衡天下”。
可是在刘文辉还没打出西南之前，早就有人宣布天下是他的了，此君便
是蒋介石。
致命失误蒋介石自就任黄埔军校校长以来，即以孙文的唯一继承者自
居，这是他赖以从政治上挫败政敌、号令天下的资本。
为此，蒋介石在二次复出后，特地用上等宣纸印了一本书册，里面收录
了孙中山写给他的十几封亲笔信函。当然，这些信件内容事先都精心挑
选，以示他早就是孙中山钦定的唯一接班人，所谓“你办事，我放心”是
也。
蒋介石派曾扩情出使四川，除将书册赠与川中各大诸侯外，顺便试探他
们的态度。
刘湘表示拥蒋，他不仅甘居其下，把曾扩情作为“天子使臣”来对待，还
有具体行动：当新桂系在武汉起兵反蒋时，刘湘按照曾扩情的要求，立
即派一师之众，顺流东下，以响应蒋介石“讨桂”。
见刘湘如此俯首帖耳，其他诸侯自然也大多跟着唯唯诺诺，只有刘文辉
偏不信这个邪。
天地本无主。要说军阀，在没由你说了算之前，大家都是军阀，要说诸
侯，在没让你夺得天下之前，大家也都是诸侯。尹昌衡、熊克武他们叱
咤风云的那几年，又有多少人听说过蒋介石的名字，可见他不过也和你
我一样，乃新晋军阀或诸侯，为什么要把天下让给他？
刘文辉并非冒失鬼。在蒋介石如鱼得水，特别是北伐胜利，宣布“统一
中国”的时候，他不会突然跳出来叫板。他叫板，是在全国兴起反蒋潮
流，新桂系、冯玉祥等人走马灯一般轮着跟蒋介石较劲的时候。
1929年12月，继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后，唐生智又在武汉打起反蒋旗
号。经过这么多次战争的消耗，刘文辉认为蒋介石快吃不消了，或许只
需唐生智轻轻一推，就得倒掉。
这不正是我刘文辉崭露头角，逐鹿中原的大好时机吗？
刘文辉立即加入，虽因远在四川，未及出兵，但他还是与唐生智联名发
出了反蒋的“东、冬”两电，署名的一干人中，他仅列于唐生智之后，排
第二位。
蒋介石曾很看重刘文辉，对他的评估还高过刘湘。刘文辉头上那两道漂
亮的光环：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全是蒋氏给他加上去
的。然而就因为这次通电，两人的关系开始恶化。
发这样的通电，相当于赌博，遗憾的是没有赌对。
刘文辉低估了蒋介石的能力，高估了唐生智的水平，蒋唐战争的结果
是，蒋胜唐输。
这是刘文辉在政坛上第一次犯严重错误。
如果他就此收手，像刘湘那样保持低调，或许一切还可挽救，但上了赌
台的人，有几个是不红眼的？刘文辉急不可耐地又下注了。
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组织讨蒋联军，并与汪精卫在北
平合作组织新政府。至此，蒋介石在军政上的所有重量级对手一块儿抱
团，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中原大战。
看过好莱坞大片《复仇者联盟》的朋友就知道了，那什么绿巨人、钢铁
侠、雷神、美国队长，个顶个拿出来都是绝对主角，他们凑一块儿
的“联盟”，请问天下谁能敌？
由于有了上次反蒋失败的教训，这次“看火候”就不能不“看老一点”，刘
文辉特地留了个心眼，没提早涉局，而是耐住性子，等到蒋介石似乎已
无起死回生之力时，才发出了响应汪、阎、冯，公开反蒋的电报，
即“鱼电”。
可是他的运气实在太糟糕了，战局竟然在最不可能逆转的情况下逆转
了，蒋介石不仅起死回生，而且大获全胜，将“复仇者联盟”打得一败涂
地。
又失算了。
接连两次致命失误，不仅意味着刘文辉“逐鹿中原”之梦碎，随之而来的
控制西南的梦想亦成泡影——就连贵州的王家烈也不敢不听蒋介石的
呀！
当刘文辉不得不将目光收回到四川老家，才蓦然发现刘湘正向他发起强
有力的挑战。
论理，刘湘从年龄到资历都比刘文辉老，在刘文辉面前应该端得起架
子。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看到的只是，叔父咄咄逼人，侄儿节
节退让。
刘湘让步，不单是因为刘文辉占据着实力排行榜上的第一名，更因为他
这个幺爸的手腕实在太厉害了。虽然刘文辉已与军官系结仇，但其挟保
定系以自重，仅凭一个保定系的力量，就已占去“四强”中的三席。
在“下川东之战”前，刘湘派王陵基说服杨森，欲促成“刘杨合作”，当时
确有几分诚意，目的之一就是捏合速成，抗衡保定。可杨森一介粗人，
不管王陵基怎么说，始终不肯领情，也根本不懂“兄弟阋于墙，外御其
侮”的道理，光知道在速成内部互争雌雄，使得刘湘的计划只能泡汤。
反过来说，就算速成系本身没有裂痕，“刘杨合作”可以成立，速成也未
必是保定的对手。
刘文辉除坐拥省内的保定系外，还与一些省外军人和武装，诸如王家
烈、胡若愚这些人保持着密切关系。刘湘相信，只要他们内外合力，联
成一气，自己别说“统一四川”，连在四川站住脚都有问题。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能让就让一点吧。何况再怎么说，还有家族纽
带，叔侄之亲啊。
刘湘说要“让”就不会是让一点半点。地盘当然是没少送，就是一般诸侯
都很眼热的乌纱帽，刘湘也没吝惜。刘文辉能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即
为他向蒋介石推荐的结果。
可问题是刘文辉“志趣非凡”，你让一步，他会进两步，你让两步，他会
进三步，几乎就没有满足的时候。
“下川东之战”前，刘湘将资、内两县交给刘文辉，当时签有协议，即地
盘归刘文辉，收入则两家平分，然而刘文辉地拿了，却一个子儿都不肯
分给刘湘。
位于重庆上游的江津原为赖心辉的防区，二刘合力将赖心辉驱走后，刘
文辉当仁不让地将江津据为己有，刘湘的部队被阻于城外。这还罢了，
刘文辉在上川东一战中尽得李家钰、罗泽洲之地，加上江津，对重庆形
成了半包围。刘湘有一种被人掐住脖子，喘不上气来的感觉，他曾几次
要求刘文辉把江津让出来，但对方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根本就没这个
意愿。
再大度的人，也还有个限度和分寸，刘湘逐渐认识到，刘文辉已成为威
胁其事业发展乃至生存的最大障碍，若不奋起直追，即便在取得“博望
大胜”之后，他还是极可能步刘成勋和赖心辉的后尘，被这个幺爸一脚
踢出局外。
于是，当刘文辉高歌猛进，全力向外拓展之时，刘湘选择了收敛心神，
大练内功。此时，刘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神仙军师”。
1929年夏，刘湘派使者前往武汉，代表四川的全体道徒欢迎刘从云回
川，同时他还在重庆买了一座大房子，布置得非常华丽，命名为“神仙
府”，作为刘神仙驻节之所。
刘从云在重庆登岸时，刘湘亲率道徒到朝天门码头迎候。自刘从云离川
后，二人再次聚首，彼此皆唏嘘不已。
刘湘对刘从云极尽推崇，备赞其在“下川东之战”中的料事如神和运筹帷
幄，并正式尊为军师。
在重庆内部，刘湘相当于刘备，刘从云自居孔明，自然还少不了“关
张”。
刘从云便怂恿刘湘效法“桃园故事”，跟他的亲信部将潘文华、唐式遵进
行“桃园三结义”。
跟刘湘“结义”，想不引起周围人嫉妒也不可能。众人背后评论说，潘文
华人称潘鹞子，打仗有勇有谋，说他有点美髯公的样子，勉强还说得过
去。那唐式遵绰号二瘟，性格蔫里巴唧，怎么也没法跟猛张飞挂上钩，
把他列入“关张”，真是乱点鸳鸯谱。
可是看客并不能代替刘湘本人的心思，他所需要的“桃园兄弟”，不光是
要猛，最主要的还得“忠”——对他本人“忠”。在这一点上，性格温吞
的“白面张飞”唐式遵绝对够格。
桃园兄弟一共三个，剩下来是“赵云”。
本来最适合扮演这个角色的应该是王陵基。王陵基在指挥“下川东之
战”时表现出众，事后刘湘即派他独立镇守万县，以他的资历和战功，
纵使混不上“赵云”，也应该可以弄个“黄忠”当当。
问题是老王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刘湘部下的将领个个都拜刘从云为师，王陵基名义上也入了山门，刘从
云还特地赐给他一个法号“玉豹”，可王陵基却表现倨傲，愣是不愿意给
刘从云磕头。于是，外界便有传言，说王陵基如此，是因为他觉得自己
也是刘湘的老师，应该与刘神仙平起平坐。
其实王陵基还真不是为了和刘从云争风吃醋。
如果说“下川东之战”前，刘湘及其部下，或多或少对刘从云在军中的作
用尚有疑惑，那一战之后的感受，就只有用三国演义中关羽和张飞的话
来概括了：“孔明真英杰也。”
刘从云回重庆要经过万县，刘湘让王陵基好好款待。王陵基超出规格，
对刘从云予以“特殊款待”，还请对方给他扶乩，简直把刘从云当成了个
活神仙。
扶乩也是一种占卜，如果没有相关信息可供占卜者参考，很大程度上只
能靠巧合概率。刘从云给刘湘扶乩，事关军政要务，当然要慎之又慎，
有时还得两人商量着办，为的就是可以瞒天过海，蒙住他人。相比之
下，对王陵基这样的部将自然没那么尽心尽力。结果是，过了段时间，
王陵基发现刘从云的扶乩好像并不灵验。
什么神仙，不过如此，王陵基起了怀疑，他怀疑刘神仙不够“神”。
正好万县来了个跑江湖的，这厮姓王，与王陵基攀上家门，也自称神
仙。“王神仙”更能吹，不仅说他能炼丹，有点石成金之术，还说会剑术
——不是普通剑术，是飞剑术，可于百步之外取人首级。
不知道王陵基是不是爱看民国年间的武侠小说，反正这种神仙兼剑侠的
传奇身份，让他十分着迷，自此便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把“王神
仙”供奉在了自己的公馆里。
王陵基既然供了“王神仙”，就不会再拜刘神仙。刘从云得知内情后十分
不满，平时与王陵基难以相容，他常对刘湘说，王陵基脑后生有反骨，
所以才会目无长官，言外之意，王陵基不仅不是什么赵云、黄忠，而且
极可能是第二个魏延。
刘湘虽然肉眼凡胎，看不出灵官身上哪根骨头是“反骨”，但他却有另外
一个视角，那就是王陵基自镇守万县后，确实有些不同以往，甚至偷偷
扩充军队，因此已有人送了“万县王”或“川东王”称号过来。
对于“主公”来说，这些毫无疑问都是犯忌之举。刘湘早就有了想法，只
是深沉未露而已，魏延之说正中下怀。
从军校课堂里走出来的王老师过于较真了，他没搞清楚一点，神鬼之道
的降临人间，原本不过是世人用来对付世人的技术方法，迷恋“本家神
仙”的下场，让他在刘湘面前彻底失宠。
王陵基既不再予以考虑，刘从云就把“赵云”的位置给了王缵绪。平时
在“神仙府”里召开秘密会议的，除了刘从云和“桃园三兄弟”，有时王缵
绪也被允许参加，相当于刘湘阵营的核心团队。
团队的热门话题，当然离不开如何对付刘文辉。
在四个半团队成员（王缵绪姑且算半个）里面，刘从云专注于诡道之
术，潘、唐、王只是遵命行事，最后还得刘湘自己拿主意。
刘文辉智勇兼备，军政双修，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但这个世界上从来
不存在真正刀枪不入的人。即便是古希腊神话中被尊为战神的阿喀琉
斯，不也有脆弱的“阿喀琉斯之踵”吗？
刘湘一直在对刘文辉进行观察，他得出的结论是：刘文辉的确太优秀
了，但太优秀恰恰是那个致命的脚后跟！
这不是什么新发现，而是古往今来的经验之谈。西方的谚语叫做“知的
多，老得快”，东方称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刘湘能够拿出来战胜刘文辉的法宝，仍然是他的“厚”。
具体方略为反其道而行之，即刘文辉进，他就退；刘文辉硬，他就软。
比如，刘文辉对外要“控制西南，逐鹿中原”，刘湘便退到“统一四川，
闭关自守”，刘文辉对内要“各个击破，唯我独尊”，刘湘则遵循“群雄并
存，有德者王”。
“神仙府”里到底在嘀咕些什么，周围的诸侯都想知道，那些力量微弱的
诸侯尤其关心，他们的驻渝代表也影影绰绰地通过刘从云进行打探。
刘从云并不隐瞒：“就讨论你们的事呢。”
这话听得让人心惊肉跳，讨论什么，又是怎么打我们？
刘从云正色：“胡扯什么呢，我们聊的，都是如何帮助和扶持你们。”
据刘从云说，他和刘湘已经商定，今后要对川中诸侯实行忍让维系，从
此“政治上一致行动，经济上予以支持”。
诸侯们如闻福音，也如释重负。
刘文辉那疯狂的铁血兼并已经让这些“弱小国邦”患上了恐惧症。虽然还
不知道谁是要被兼并的下一个目标，但想来轮到自己不过是早晚的事，
而且这种憋着心思让你猜的短暂宁静，其实更为可怕，成天做噩梦啊。
刘湘也要统一，但相比于刘文辉，还是给大家留下了一口饭吃，太意
外，也太欣慰了。怕刘湘嘴上一套，背后一套，诸侯们一旦饷弹出现困
难，或者沿长江西运的物资在万县被扣，就试探着走刘从云的门路，请
他在刘湘面前说情。
神仙果然灵验，除非你不去求不去说，否则愿望大多可以得到满足。这
样一来，刘从云更神了，几乎成为有求必应的活菩萨，一般诸侯皆以能
投于刘神仙门下，入道拜师为荣。
这当然又是一次成功的搭档演出，表面风光的是作为演员的刘从云，幕
后赚到盆满钵满的是作为老板的刘湘。自打出“群雄并存，有德者王”的
招牌后，连李家钰那样的新派掌门也来投奔他了。
李家钰虽经杨森允许，得以驻军营山，但李部有三万余众，营山只是一
座穷县，哪里养得起如此多的“食客”。
无奈之下，李家钰只得派代表向刘湘输诚，表示愿归入麾下，听其指
挥。
作出这个决定，李家钰实在是走投无路，万不得已。他是“下川东之
战”的发起者之一，如今落魄成了叫花子，刘湘完全可以落井下石、趁
机报复——要么羞辱一顿，拒之门外，要么编遣队伍，实行“不并之
并”。
他想错了，刘湘非常大度。见李家钰穷极来奔，当即接受，并慷慨承
诺，今后将由他负责每月供给军饷。
李家钰顿解燃眉之急，可谓是绝处逢生，对刘湘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从此逢人就说：“我的军队能生存下来，全仰甫公（对刘湘尊称）之
德。”
刘湘当然也很合算。李家钰是一员能打硬仗的战将，仿佛当年的马超，
有他投效和助阵，必然如虎添翼，而刘湘所要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一笔
军饷，有什么划不来的。
李家钰的投奔，对川中诸侯的集体转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刘湘的
声势越来越大，加上本身力量的增强，他开始可以对刘文辉说不了。
蒋唐战争时，刘文辉曾发出反蒋的“东、冬”两电，那时刘湘自己虽走了
另外一条路线，但从始至终未发一言。到中原大战，刘文辉又在未告知
刘湘的前提下，联合邓锡侯、田颂尧发出了“鱼电”。这次刘湘就再也按
捺不住，拍桌子掀板凳地朝刘文辉发火，说他这是在给四川制造灾祸，
陷害他本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刘湘的愤慨和疑惧完全可以理解，他认为刘文辉不是向外发展，而是在
内外勾结，想想看，倘若冯、阎获胜，岂不是把他给夹在了下川东？到
时刘文辉和冯、阎想怎么解决就可以怎么解决，他的存身之处和政治生
命也将一道完结。
还好，早在“鱼电”拍发之前，蒋介石就已说服张学良举兵入关，所以
冯、阎失败早成定局，不过刘文辉自己还懵懵懂懂罢了，同时，两次误
判，也使他与蒋介石的关系走到了不可挽救的边缘。相反，刘湘却因蒋
桂战争时助蒋，且两次都未有异动，而受到了蒋介石的进一步倚重和青
睐。
曾扩情再次入川，虽然他在任何场合下都避免谈及“鱼电”，当着刘文辉
的面也表示了慰问和期许之意，但这不过是怕把刘文辉给逼上极端。私
下里他的使命之一，就是扶助刘湘，使之成为安定四川的重心，以免再
出现类似“鱼电”的事件。
外有蒋氏倚重，内有诸侯归心，刘湘下决心跟刘文辉对着干，不过在此
之前，他先要问计于刘从云，为的就是听一听老天爷怎么说。
刘从云经过占卜，得出的结论是：“一林不藏二虎，一川不容二流（川
指四川，刘与流谐音）。”
封建迷信也有它的一套理论，并非完全胡诌。川军有五行之说，邓锡侯
的锡字从金，杨森的森字从木，刘湘的湘字从水，刘文辉的辉字偏旁可
假借为火，田颂尧的尧字从土，也就是“金木水火土”。
刘从云对刘湘说，水能克火，你注定要击败刘文辉，这是不可违背的天
意。
迷信的一大功能，就是能从精神上给你撑把腰，这个道理连目不识丁的
农民都知道，所以他们每逢准备造反前，一定要搞个类似于“石人一只
眼”的小把戏，既给别人壮胆，也给自己打气。
刘湘听完五行理论之后，顿时精神抖擞，“可以说不”也被他进一步前移
到“寸步不让”。
刘湘的突然发作，曾扩情的装腔作势，都从不同的侧面给刘文辉造成了
某种危机和压力。他亲自来到重庆，为的是就发“鱼电”前未事先打招呼
一事，特地向刘湘做出解释，实际就是想继续维系住“二刘合作”的关
系。
刘湘找个了理由，避而不见。
刘文辉尚可，政治场上什么意外他没见过，倒是他后面的家族成员不肯
买账，认为刘文辉失了面子，所以非要给刘湘一点颜色看看不可。
刘湘的重庆公馆周围场地空阔，林木茂盛。有一天，突然从树上掉下一
个东西，以为是猴子，细看却是个人。
不审不知道，原来此君竟是个刺客。他从外围爬上树顶，藏在树叶丛
中，企图寻机行刺。没想到刘湘防卫甚严，刺客三天三夜无法下手。
三天三夜从树上下不来，也就等于三天三夜没吃没喝，人干刺客的也是
人，不是机器，饥渴交加之下，头昏眼花，四肢无力，便咚的一声掉下
了树。
刺客供称来自宜宾。宜宾是刘文辉的老防区，现为刘文辉的哥哥，也就
是那个“恶霸地主”刘文彩帮助维持。
又过了段时间，刘湘头疼脑热，生病在床。有人跑过来打小报告，说甫
公你这个病可不是无缘无故，而是事出有因。
“因”在哪里，还是宜宾。
在外面干大事业的，跟如今的富翁企业家相仿，在公司大会或嘉宾会客
室里或许能够妙语连珠，满嘴现代管理术语，可回到家还是一样迷信。
刘文辉虽然读了那么多书，却也不能免俗，刘湘有刘神仙，他也有“万
神仙”。
“万神仙”不如刘神仙名气大，但做“神仙”的基本功还是有的。据跑来报
告的人说，“万神仙”在宜宾开坛做法，立了一个草人，草人上面写着刘
湘的姓名和生辰八字，然后“万神仙”插刀于草人的头腹之上，念经诵
咒，叨叨个不休。
即便没有亲眼见识过，我们对这套把戏也不应陌生。比如在《红楼梦》
中，赵姨娘便买通马道婆，用剪纸人和木偶人，来整治她痛恨的凤姐与
贾宝玉，后果十分严重：贾宝玉“离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乱叫，
说起胡话”，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
狗，见人就要杀人”。
那赵姨娘和马道婆不过是想让人变成精神病，“万神仙”以刃加身，却分
明是致刘湘于死命了。
刘湘得知后气愤不已：幸亏我身边有刘神仙护佑啊，要不然可不就一病
不起了？
刘湘把这两桩事在家族内部捅开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面对亲友们的
诘责，刘文辉矢口否认与此有关，再三表示自己绝不会做这种下三滥的
事，但“他人不敢保证”。言外之意，此事乃刘文彩所为，他本人并不知
晓，同时他还向刘湘承诺，愿意清查禁止，保证以后再不发生类似行
为。
刘文辉的话可信吗？可信。
“各个击破”的要诀之一便是要先拣软柿子捏，刘文辉是一个富有大略的
人，他吞并“七雄”的顺序正是由小到大，“李罗杨”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在其他几雄尚存的情况下，刘文辉不会傻到把所有力量都提前消耗在最
大强敌身上，但刘湘不同，他必须采取主动，否则就可能连“巴壁虎”都
做不成了。
之所以抓住行刺和草人事件不放，且大肆渲染，正是遵循先主故技，即
在撕破脸之前，先从道义和舆论上将对手置于不利境地。舆论不过是一
面旗，最重要的还是比拼实力，二刘以此为中心展开军备竞赛，并互相
掐脖子。
自第一次采购军火后，刘湘又两度从国外购进枪弹，其中包括德造轻机
枪、英造重机枪和上千万发子弹。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德造步枪子弹。中国步枪子弹一般只装填七成火药，
前半部有一段是空的，德国佬向以认真严谨闻名，他们生产的子弹全部
分量十足，因此射程很远，更妙的是，国内汉阳造也可以适用。
刘文辉一看急了，也赶紧通过自己的渠道，从上海购买到优质钢材，准
备运回自己的兵工厂制造武器。
可它们在途经万县时却全部被刘湘予以扣留。
刘湘在“下川东之战”中的一个最大收获，就是占据了万县，从而得以一
手控制重庆至宜昌的长江水道。诸侯们从下游采购物资，入川时必经万
县，刘湘就像海关一样，在那里对物资进行审查，一般物资需要纳税后
方能起运，而若是重要军需物资，即便肯交税也没用，一概实行禁运。
应该说，这条规矩并非只针对刘文辉一家，但刘文辉无疑最受触动。因
为如此一来，就意味着今后他在军备上再也不能与刘湘抗衡了。
中国人做事，规矩是规矩，人情是人情。刘文辉硬着头皮，再次来到重
庆，想让刘湘网开一面。这次刘湘没有借故隐形，不过他说，万县现由
王陵基镇守，那里的一切都由灵官负责，他不能插手或干预。
刘文辉听后，只从鼻子眼里笑了一声。
王灵官再桀骜不驯，你说还我钢材，他能不听你的？不肯还钢材便罢
了，还要装，再装遭雷劈！
来一次重庆不容易，既然钢材已没戏，刘文辉决定把话挑到明处，跟刘
湘讲讲清楚。
大家都是聪明人，哪有讲不清楚的，说来说去，无非是谁做老大，谁做
小弟那点破事而已。
三对六面，刘湘不再王顾左右而言其他：“我虽然是你的晚辈，但别忘
了，我年龄比你大，发达比你早，资历也比你老，你是受我卵翼起来
的，应该听我的号令。”
刘文辉满脸通红：“既然你还当我是你的长辈，实力又比你强，就应该
由我来指挥和调度一切！”
事情倒是讲清楚了，然而问题更加无法得到解决。刘文辉负气离开重
庆，回去后马上予以报复。
重庆所需米粮均由江津下运，刘文辉便唆使自己的江津守将出面，阻止
米船经过，重庆方面遣人来问，他以刘湘的话来回敬对方：“江津现由
某某镇守，那里的一切都由其负责，我不能插手或干预。”
你不是不肯还我钢材吗？好，那我就不给你粮食，看谁耗得过谁。
记住，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但我随便起来可更不是人。
江津那里一落闸，重庆立即陷入“米荒”，刘湘情急之下，只得跨省购
米，以湖南的湘米来补充粮食的不足。
刘湘的愤怒可以想象。
我当你是长辈，才叫你一声幺爸。你这回是不是吃错药了，给我来这一
手，当我是好欺负的？
按照刘湘发去的密电，王陵基从此只要看到是刘文辉的“嫌疑物资”过
境，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扣住没商量，武器扣、钢材扣、通讯器材
扣，就连刘文辉为组建空军外聘的飞行员也被扣在了万县。
这还不算，刘湘又通过蒋介石，从源头对刘文辉进行封杀，刘文辉用重
金买来的飞机大炮，全在上海被原封不动地予以查扣。
眼看二刘真的红了眼，不仅合作无望，和谈也即将关上大门，一些持中
间立场的人士急忙出来挽救。
在刘湘一方，以刘从云及“关张赵”为主流，一直反对二刘合作，而包括
王陵基在内的少数几个人，则意见相反，其中刘湘的参谋长钟体乾更
是“二刘合作论”的坚定支持者。
钟体乾说，二刘若真能实现合作，实力将超过川军的三分之二，堪称航
母，若再发号施令，谁敢不遵。
那再碰上同室操戈，谁也不服谁的问题，该怎么办呢，钟体乾建议用向
外发展来解决，比如刘湘向两湖，刘文辉向云南，邓、田向陕西。
钟体乾曾任陆军军官学堂教官，与刘文辉有师生之谊，但他这么说倒也
不是故意维护自己的学生。在他看来，若刘湘能采纳他的计策，不仅能
问鼎中原，还可减轻四川战祸，一举几得，乃上上之策。
只是钟体乾犯了跟学生一样的错误，如今的世道早就不是蔡锷、唐继尧
那时候了，蒋介石对全局的掌控能力，也比北洋政府的段祺瑞、吴佩孚
甚至是袁世凯要强得多，刘文辉两次发电受挫，就是个明证。
不是说蒋介石的个人能力，就一定超过袁、段、吴，而是时移世易，
当“春秋”过渡到“战国”，你再拿“春秋”时候的观点来做判断难免会出
错。
在这一点上，刘湘看得很准很透，他当然不会听钟体乾的话。
钟体乾资格既老且极有性格，见“主公”不纳“忠言”，一气之下便不辞而
别，到成都省城赋闲去了。
与此同时，刘氏家族也做了最后的努力，族长亲自赶到重庆进行调解。
这位族长不仅在族内德高望重，而且还是刘湘的大叔，但刘湘此次一反
常态，认定了要与刘文辉决一雌雄，对任何劝和的声音都听不进去，族
内调解终告失败。
“二刘对抗”正式开始了，双方一面文电相责，一面调兵遣将，大有山雨
欲来之势。三国演义中表现曹操的性格，有一个经典桥段。说曹操刺杀
董卓失败，逃亡过程中为老朋友吕伯奢所收留。这曹阿瞒生性多疑，晚
上不好好睡觉，还偷听主人家讲话。吕老头出去买酒，他的几个儿子在
隔壁商量着要杀猪招待，曹操却以为是要暗害自己，于是先下手为强，
除掉了吕伯奢一家八口。
等到双手沾满鲜血之后，才知道杀错了。可是曹操不仅不悔过，还将错
就错，又把吕伯奢也给一道送入了地府，这就是那句著名的“宁我负
人，毋人负我”的最早来源。
在刘文辉看来，刘湘已经“负”了他，当然更不用客气了。
所有保证都不再算数。
刘湘在重庆结束阅兵典礼，坐小汽车返回公馆，路上围观人群密密麻
麻。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从路边飞来一梭子弹，正打在刘湘乘坐的第
一辆汽车上，刘湘应声而倒。
行人四散奔逃，一边逃一边大呼：“不得了，刘军长遭人暗算了。”
刺客被当场抓住，一共五个，并被绳捆索绑地带进了刘湘的军部，一抬
头，愣住了。
刘湘端坐上方，连一根毛都没伤着！
军师刘神仙坐在刘湘旁边，盛气凌人地来了一句：“你们觉得怪吧？我
们军长是天上星宿下凡，岂是你们几个能伤得了的。”
刺客们正惊疑不定之际，从侧门走出一名军官，相貌与刘湘酷似。原来
当天打中的不过是刘湘的“替身”，而且也只是手上挂彩了。
经过审讯，这批刺客又是刘文彩所派，但毫无疑问刘文辉就是幕后指使
者。
一个行刺不成，就组团行刺，说是下三滥的事情不做，一旦做出来，还
上了规模和档次。面对刘文辉这个“真小人”，刘湘也再次拿出了“伪君
子”的范儿，不但不杀刺客，还每人奉送一百大洋，将他们送了回去。
当然也不是纯粹白送，多少得干点活。刺客们负责给刘文辉带来了一封
信，此信为刘湘所写，刘湘在信中说：“感谢你千里万里派人来指教
我、提醒我，让我知道还有一个你这样的长辈在天天惦记着我。看到我
对来人照顾得好吧，放心，如果你再派人来，我一定还会像今天这样盛
情款待。”
刘湘把从刺客们身上收缴到的枪，作为是刘文辉给他的“赠品”，在表
示“感谢”之余，还不忘告诉对方：“战场相见之时，再当面谢过。”
刘文辉读信之后气到脸无血色，既然行刺不成，只好用看家本事了。
刘文辉要祭他最心仪的绝招了，也是最遭对手非议和怨毒的一招：挖墙
脚。
要说刘湘其实也是挖墙脚界的行家里手，王缵绪就是他从杨森那里挖来
的角，但刘湘因为一直戴着“仁厚”的面具，就没人记得这些，反倒使刘
文辉成为这一新兴行业内公认的专家。
擅长挖墙脚的人，都得出手大方才行，在这方面，刘文辉向来是一掷千
金，他把已被刘湘收为部将的范绍增作为挖角重点，支票一掏就是三十
万元。
不过这次刘文辉的绝招失灵了，范哈儿颇讲江湖义气，不肯为了这点钱
就背叛自己的老大，他假装允诺，收下钱后就向刘湘报告，并将支
票“上缴组织”。
刘湘对范绍增大加称赞，当即把支票又全部奖励给他，据说范绍增就用
这笔钱给自己买了新房。
另外一名收到刘文辉贿赂的将领就没这么好运了，知情不报啊，刘湘将
其撤职扣留，此君直到刘湘死后才得以释放。
俗话说得好，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问题是狼未打着，孩子也没了，刘
文辉又不敢声张，只得自认晦气。
叔侄二人整天斗得跟乌眼鸡似的，但作为富有经验的比赛选手，在对方
未出现明显破绽之前，擂台之上，他们谁都不会率先出拳。
刘文辉的保定系联盟始终让刘湘十分忌惮，你想，“四强”里面占了三
席，刘文辉自己已经实力强劲，再三对一，真打起来又有多少胜算呢。
刘湘的一个师长献计，认为必须先从内部分化保定系，与邓锡侯、田颂
尧结成联盟，这样才能击败刘文辉。
其实刘湘也早有此意，过去对付杨森他不就经常上演类似好戏么。可是
刘湘和杨森毕竟同出于速成，部下也以速成同学为主，刘湘凭借自己在
速成系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要做局的话相对容易，而邓、田及其部属
却尽为保定系，情况就要复杂多了。
因此，刘湘一开始对部下的这一计策明显信心不足，他说：“保定同学
在川已成政治上的一种力量，彼此之间虽有矛盾，然而不难言归于好，
怎能与我们联合？”
尽管如此，他仍答应众人，“试图为之”，可以姑且试试看。
正在这个时候，田颂尧突然派人造访，让刘湘喜出望外。
保定系看似巩固，实际不然，刘文辉在未走向鼎盛期时，对邓锡侯、田
颂尧还多有谦让。之后则以保定系的唯一首领自居，明显变得自高自
大，目中无人。他一面联合邓、田来对抗刘湘，一面又时时挟制邓、
田，迫使二人寸步不离左右，完全把对方当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
弟使唤。
邓、田再怎么着，也算是“四雄”成员，免不了暗地里要牢骚满腹。当时
因刘文辉派头大、气势足，川军背后也都称其为“幺爸”，邓、田见面都
一个劲抱怨“刘幺爸的气焰太大了，受不了”。
可是牢骚归牢骚，抱怨归抱怨，邓、田轻易还是不敢走出刘文辉用金箍
棒给他们划的圈。因为刘文辉会时时警告他们：如果乖乖待在这个圈
里，我可以保护你们，要是不听我的话，当心我跟我侄儿刘湘合起来将
你们一起收拾掉。
三四名的相加，毫无疑问干不过一二名的相加，所以邓、田即便活得再
苦再累，也只好把一泡苦水咽肚子里。
邓锡侯精明滑头，会说话，日子稍微要好过一些。田颂尧绰号冬瓜，为
人傻头傻脑，瓜气十足，成了挨欺负的重点对象。
刘文辉不仅从田颂尧手里夺走了成都兵工厂，还将“挖墙脚艺术”也移植
到他身上，拖走了田颂尧的一个团。事后田颂尧及其部下将领都大为愤
慨，他们曾经开会决议，要刘文辉“拿话来说”，刘文辉的反应是连个屁
都没放，而田颂尧也毫无办法。
田颂尧不仅吃亏，还丢了面子，一股无名之火无处发泄，正好“二刘”闹
矛盾，让他看到了走出“金箍圈”的一线希望。
可是田颂尧仍然不敢轻举妄动。别看田颂尧被人叫做冬瓜，但能在残酷
激烈的丛林角斗中脱颖而出，且被列为川军第四强，起码的生存和斗争
智慧还是有的。他的顾虑跟刘湘相仿，只是角度不同而已——“二刘之
间虽有矛盾，可人家毕竟是亲戚，闹了一阵意见后，不难言归于好，怎
能与我联合？”
最好能有人先帮着探探路、牵牵线。
人是有的，而且出自于一种古老的传统职业，叫做纵横家，也就是苏秦
张仪所从事的行当。
既然是“春秋战国”，哪能少得了纵横家们的身影，此辈三天两头奔走于
各大诸侯间，寻找可以投效觅食的地方。
刘文辉乐于招揽有学问的高端人才，甚至也愿意接纳“万神仙”类的江湖
术士，唯独看不上主动上门的纵横家。纵横家在他那里吃不开，倒是无
脑的田颂尧愿意敞开大门，照单全收。
由纵横家穿针引线，田颂尧终于与刘湘接上了头。
对田颂尧究竟是真情还是假意，刘湘尚不能完全确定，他在重庆与田颂
尧所派出的纵横家代表密谈后，即指示侦察电台对田颂尧的来往电文进
行监听。
所谓侦察电台，就是专门派一些人收听别人的无线电报，然后将其密码
按照排列组合的各种可能，编成电报密本。有段时间，曾经红火一时的
电视剧《暗算之看风》讲述的就是这个。在当时，侦察电台还非常前
沿，四川包括西南都没有这套设备和人马，没有人提防他们的密电会被
人截获，自然也不存在做假的可能。
刘湘的侦察电台建在上海，机构很小却很实用。接到指令后，侦察电台
很快便截获了田颂尧与重庆代表的来往密电，并且成功地翻译出了全
文。
刘湘一看，放心了，知道田颂尧没有合着刘文辉来诓他骗他，从此便放
心地与田颂尧直接建立电报联系，双方密电来往不绝。
刘湘在侦察电台上固然是独一份的，可刘文辉更有办法，他直接买通了
田颂尧的密电员。结果是，刘湘和田颂尧的密电全都到了刘文辉桌上。
刘文辉大吃一惊，以为冬瓜傻里傻气，没想到还第一个吃螃蟹，跟刘湘
都勾结上了。
如果刘文辉此时有所警醒，能够意识到对田颂尧过于苛刻，从而改弦更
张，田颂尧或许还会回头，但刘文辉偏偏走的是反方向。
你不是不服吗，我整到你服！
又是一个团从田颂尧手里被抢走了。
左一团，右一团，田颂尧有多少个团也不够这样挖的呀。而且虽然说都
是一个团，但二者情况还有所不同。先前那个团，是上司犯错被田颂尧
关了起来，其部因畏罪而投向刘文辉，可以说本身就有被迫的成分在。
这次这个团却是驻于田颂尧防区腹心，且正处于训练期间，这种情况
下，刘文辉都能把它挖出来，令田军内部大为震动。
如果说从前挖田颂尧的墙角，刘文辉还犹抱琵琶，羞羞答答的话，这一
回则是堂而皇之，不仅派部队前去掩护，还给归顺将领加官赠银。
田颂尧忍无可忍，仗着已跟刘湘建立了秘密联盟，便急召在上海养病的
副军长孙震回川指挥，预备与刘文辉一战。
1932年10月，田颂尧调集约三十个团的兵力于成都等地，在城内街巷遍
筑工事，他还与刘湘制定了密约，双方预定一个从成都，一个从川东，
同时向刘文辉发起进攻。
田颂尧虽然摆出与刘文辉势不两立的架势，却并未做好拼死一战的决心
和准备。他部下的那些将领，除孙震外，也大多对战事抱着可有可无的
态度。
田颂尧欲战不战，刘湘便率先启动，以联军总指挥的名义，组织各方诸
侯环攻刘文辉。杨森、李家钰、罗泽洲（“杨李罗”）作为联军旗下的急
先锋，已率先火力全开。
刘文辉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意识到自己主要的敌人还是刘湘，若与刘湘
一对一鏖战，并不一定落于下风，但如果田、刘联手，对付起来就要困
难许多。
趁与田颂尧还未完全决裂，刘文辉急忙派部下前去疏通，甚至通过送钱
的办法，让田颂尧的弟弟去向自己的哥哥进行劝说。
未料田颂尧傻归傻，脾气很倔，不管谁说到与刘文辉和解的事，都是一
盆冷水浇过去，没有一点可通融的余地。当然他也没有马上向刘文辉宣
战，冬瓜的脑子实在过于简单，他以为吓唬一下刘文辉就行了，或者纵
使开战，也只需在成都“虚轰一阵”，即可迫使刘文辉让步，以泄心头之
愤。
醒一醒啊大哥，你的对手可是川版曹操！
刘文辉行事用兵，向来雷厉风行，没有一点拖沓犹豫。在看清只有战争
才能解决问题后，他立即将重兵调集到成都近郊。
1932年11月14日，刘文辉率先采取主动，揭开“刘田成都巷战”（又叫省
门之战）的序幕，田颂尧仓促应战，反而处于完全被动的态势。
此战争夺的焦点为成都皇城内的煤山。那里本非高地，只是堆集煤渣而
成，高不过二丈，也就六米多。但因为它处于两军交战的中间地段，无
论谁占领，都可就地建立迫击炮阵地，从而威胁对方军部，所以大家均
拼死争夺。
刘文辉先攻下煤山，田颂尧急调师长王铭章反攻。王铭章把敢死队组织
起来，敢死队员将纸钱烧成的灰糊于脸上或胸膛，以已死恶鬼的面目发
起冲锋，才再次将煤山夺回。
刘文辉见状，也组织敢死队，田颂尧最终还是失去了煤山。
丢了煤山，田颂尧脸色大变，决定由孙震亲临前线指挥。在田颂尧的一
众部将中，孙震素有善战之名，主战也最力，他到前线后下令守军依托
城内的民房实行抵抗。
刘文辉的军队在技战术上很有一套，他们在大板车前面安上钢板，配备
机关枪，作为土造“坦克”，向防守阵地发起进攻，守军见“坦克”刀枪不
入，顿时就傻了眼，好在很快又发现“坦克”没有顶盖，于是居高临下，
从民房上用机枪和手榴弹进行俯瞰打击，这才击退“坦克”进攻。
击退也只限于一角，刘文辉在城内完成三面合围，将田颂尧困于西北一
隅，守军粮弹两缺，情况十分不妙。
本来只想吓一吓刘幺爸，一个不留神，反把自己给整憋屈了。田颂尧沮
丧万分，与胞弟抱头痛哭：“不料我的事业就这样完蛋了。”
一旁的孙震尚不肯服输，说“决不从上海回来做俘虏”，但也只是死鸭子
嘴硬，已经拿不出反败为胜的任何有效办法。
刘文辉胜券在握，遂向田颂尧发出通牒，要求其无条件投降，部队则接
受改编。田颂尧已同意交出部队，倒是他的部属认为刘文辉欺人太甚，
说宁肯“开红山”（即放火）也要冲开一条血路，而决不“俯首就降，任
人宰割”。
田颂尧的部队要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刘文辉就觉得有些麻烦，而且这
时他得知刘湘正取得节节胜利，并已直奔成都而来。刘文辉起初敢于置
联军于不顾，单独打击田颂尧，缘于联军开局的极度不给力。
“杨李罗”与刘文辉开战后，都仅止于小战，且稍一接触，便告败退。即
便在刘文辉调主力而去后，他的前线部队应付起来还是绰绰有余，优哉
游哉，将领们甚至可以一边作战、一边下棋。
刘湘担心“杨李罗”是想保存实力，不愿拼命作战，所以专门召集联军会
议，在会上说：“大家要认真打仗，才能早得胜利，我会尽到我的力
量，不过以后不要说我的防地占多了呀。”
其实“杨李罗”也不是不想拼出全力，尤其李家钰和罗泽洲，都是在刘文
辉手里栽过大跟斗的，恨刘文辉恨到入骨的程度，关键还是他们早已今
非昔比。
军官系按照实力重新排名，“李罗杨”变成了“杨李罗”。这里面，杨森的
防区才不过四个县，李、罗都没有自己的专属防区，罗泽洲在老部队被
刘文辉挖墙脚后，新建部队的战斗力更是弱到简直可忽略不计，相当于
川军里的林黛玉，风吹吹都会倒。
正是因为“杨李罗”不济，刘湘才决定自己粉墨登场。
刘湘这一回可谓来者不善，别人最多一个陆军，他除陆军外，还拥有空
军和水军。
最早组建的是空军，因为经办的人外行，加上贪图便宜，从英法美订购
到的十几架飞机不仅小，而且以烂货居多，或是对方空军废弃不用的，
或是质量低劣卖不出去的，在飞来中国途中便毁损了两架，其余不得不
启用船运，才得以安全到达重庆。
在重庆试飞时，同样洋相百出。刘湘的一位师长觉得新鲜，硬要爬进机
舱凑热闹，谁料即刻中彩，飞机刚刚飞到半空就坠毁，枉送了卿卿性
飞机不中用，飞行员也很差劲。好不容易从上海聘了一个德国老外，这
哥们为了炫技，从空中扔了两颗手榴弹下来，结果不偏不倚地落到人群
中，伤了不少人——瞧这点眼力，幸亏没扔炸弹，否则便是不折不扣的
大惨案。
刘湘也想过招收本地青年进行培训，但空军不是一般兵种，对飞行员的
要求非常之高，所招收人员大多不合格，短时间内也难以培养成才，最
后仅几个人能聊以充任。
够简陋够低能吧，可是刘湘狠就狠在，四川空军独此一家，刘文辉又缺
乏高射炮，无法阻挡飞机的来去和轰炸。
倒是刘湘自己小心翼翼，他不敢让飞行员多带炸弹，怕这些技术粗糙的
小子瞅不准目标，把炸弹全丢到平民堆里去。
四川大内战当时已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大家都盯着看，一旦因
此出现“平民重大伤亡”，刘湘跑都跑不掉，因为飞机炸弹别无分号，就
他能认领。
于是，在大部分时间里，空军都仅仅只能起到一个侦察和威慑的作用。
那些飞行员也应付差事一般，架着他们的破飞机，到对方阵地上空漫不
经心地兜上一圈就回来，反正只要保证自己不掉下去便没问题，就算不
扔炸弹，往下面“自由落体”几颗手榴弹也算立功了。
当然即便这样，也不是百分百保险，空军飞行队长自恃技术比其他人要
好，飞行高度降得过低，结果差点就被地面机枪给打死，吓得他赶紧将
飞机拉起，再不敢逞强了。
空军不过玩个时髦，真正给刘湘挣面子的还得数水军。
川人幽默风趣，有人给刘湘做了一首打油诗，其中有一句是“警告沿江
柏木船，浪沉兵舰要赔钱”，一般说来，只有军舰“浪沉”木船，哪有木
船“浪沉”军舰的道理，其实就是打趣刘湘的军舰又破又旧。
另外还有人说所谓的军舰，不过是从前吴佩孚留下的两只小艇，刘湘接
收过来之后，也就放上几十个步兵，摆上机枪迫击炮便堂而皇之地拿出
来充数了。
其实他们都说错了，至少在四川境内，刘湘的水军没那么差劲。
水军主力舰共有三艘，其中两艘浅水炮舰系在上海定制，由德国造船工
程师主持设计，设计时参考了川江的水流特点，属于量身打造，刘湘分
别将之命名为“巴渝”和“长江”。
要说寒碜一点的，应该是第三艘军舰，原来是一艘川江商船，改装后命
名为“嵯峨”。刘湘就以这三艘军舰组成川江公安舰队，任命重庆籍的蒋
逵为舰队司令。
有句俗语叫做“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但实际上蜀中人才向来灿若
群星，只看你需不需要他们而已。蒋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商船
学校和航空学校的双料生，出过国见过世面，既能指挥海船，又能驾驶
飞机，称得上是难得的复合型军事人才。刘湘招纳到蒋逵之后，便将水
空军都交其掌控。
当时二刘各据川江的一半，刘文辉据有上半段，即从乐山到泸州再到重
庆上游的江津。刘湘即沿川江分段进击，这使得江上同样没有对手的川
江舰队得以一出场便唱起了主角。
“巴渝”、“长江”的设计为头尾安炮，旁设机枪，蒋逵在率舰队向江津驶
近的过程中，遭到岸上刘文辉部队的射击，他下令以机枪对守军，以大
炮对工事，分别予以还击。
蒋逵回川前，在北洋和北伐军中都曾服役，有很丰富的实战经验。他这
么做，不在于杀伤对方，而是为了施行心理战术：当前线守军听到枪炮
声由远而近时，说明舰队向江津开去；炮声再由近而远时，则说明舰队
已驶近江津，抵抗没有意义了！
刘文辉所部既无水军，也不知道如何进行江上拦截，水下连个障碍物都
没有，舰队轻而易举地就越过了岸上的火力。
刘文辉的前线部队果然就慌了，地面还没怎么交火，便纷纷向城内退
去。
到达江津附近后，蒋逵下令舰炮不得停顿，继续向江津城的后方轰击，
同时指挥空军朝城里投弹——哪怕全是手榴弹也无所谓，重点玩恐怖游
戏。
早在江津之役前，刘文辉已抽调重兵至成都，导致江津守军较为薄弱，
他们先是已给前线退兵搅乱了心神，再让蒋逵一吓唬，担心后路被包
抄，很快全都弃城而去。如果江津的丢失还触动不了刘文辉的神经，江
津之后的泸州就不同了，这里是他的经济命脉，丢不得。
刘文辉不敢怠慢，虽然他当时正要对田颂尧发起省门之战，但仍抽出两
旅精锐驻守泸州。同时，鉴于江津之役的教训，他又把所有能集中的大
炮都集中起来，放置在泸州江岸边，以建立炮兵阵地，另外也象征性地
在水下布置了一些障碍物，不过由于缺乏水雷，并不能起到多少实际效
果。
四川有句口头禅，叫做“天生的重庆，铁打的泸州”，泸州号称小重庆，
地形上与重庆接近，都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著称。在飞机大炮出现的
时代，虽然说天险已不足恃，可要攻破它也并不容易，从刘湘、刘从云
到蒋逵都为此绞尽脑汁。
蒋逵在离泸州不远的沙滩上建立了一个飞机场，由沙滩起飞到泸州只需
几分钟。空军飞机除毁损的外，共存十二架。他算了一下，如果把这十
二架飞机都集中在沙滩上，大号飞机装四颗炸弹，小号的也能装两颗，
平均每架次可装三颗，总计每次可装炸弹三十六颗。即便加上给飞机加
油以及装弹时间，仍可做到每半小时对泸州轰炸一次。
想想看，泸州才多大一点地方，又没有起码的防空设备，这样从早轰到
晚，守军还能抵抗多久呢？
算的是很精，可问题是如此大轰炸计划，刘湘这样的“仁义之君”根本就
不敢实施，怕投鼠忌器，伤了民心，而蒋逵和飞行员们不过是给老板打
工，当然也不愿自己来背这个责任。
刘湘和刘从云商讨半天，决定让舰队带五艘商轮，先开到泸州的对岸，
在那里载运陆军，然后再对泸州实施强行登陆战。
具体时间由刘从云敲定，为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1月11日晚间11
时。看这个数字就知道了，又是刘神仙掐出来的黄道吉日。
蒋逵后来说他一生经历过很多次战事，大多已记不起发起的时间，唯有
那一次，永远不会忘记。数字特别好记当然是一个因素，就像如今的光
棍节一样，多少个“11”都凑到了一块，但真正的原因却还不是这个。
接到任务后，蒋逵很是纳闷，因为这个作战计划看上去十分无厘头，载
运陆军，为什么要到泸州对岸去？
直接在出发地点装上陆军，找一个火炮打不到的地方，把陆军送上岸不
就行了，都用不着这么黑灯瞎火鬼鬼祟祟。
川江航道艰险,水流湍急，历来就没有黑夜行船的规矩，而且蒋逵已通
过飞机侦察，知道刘文辉在泸州岸边部署了强大的炮兵阵地，水下还设
有障碍物，三艘主力舰加上五艘商轮，这么多船鱼贯而进，不可能不引
起岸上火炮的猛烈轰击，此行无疑将很危险，蒋逵再有疑惑，无奈军令
如山，也只得遵令而行。
由于怕暴露目标，舰轮必须全部熄灯，同时又要相互隔离，以免发生碰
撞，真个是胆战心惊。
尽管如此小心，但泸州守军早已做足防御措施，舰队在距炮兵阵地不远
的地方就被发现，立刻遭到了枪炮阻击。
此时舰队进退不得，蒋逵身边的官兵从未经历过如此险境，有的呆若木
鸡，有的浑身哆嗦，神情十分紧张。
蒋逵一边命令加速前进，一边赶紧给部下打气：“敌炮没有什么可怕
的，距离越近，不是更危险而是更安全，因为他们不可能将炮放平，对
准军舰打！”
各军舰玩命狂奔，当好不容易到达泸州城上游，脱离岸炮射程时，尽管
未受到大的损伤，但烟囱已红似火炭。
说是不可怕，还是阵亡了好几个人。蒋逵下舱察看，发现一颗子弹打穿
司令卧室的门隙，从床上穿过，若他当时躺在床上，也就一命呜呼了。
后来蒋逵才得知事情真相，原来刘湘让舰队闯鬼门关的初衷，竟然不是
要载送陆军，而是为了复制江津之役，试图用舰队闯关来把泸州守军给
吓跑！所谓载送云云，不过是为了哄骗包括他在内的舰队官兵，以免水
军胆怯，不敢执行任务。
蒋逵感到不寒而栗的同时，也算是看清了刘湘“仁厚”的另外一面。
刘湘、刘从云处心积虑，水军也按照命令到达了泸州上游，可是泸州守
军并未撤退。
对“神机妙算”为何没有成功，刘从云自有解释。因为舰队为了做出发准
备，没能在当天晚间11时准时上驶，实际上是第二天，也就是12日凌晨
1时才出发的，虽说也有个“1”，毕竟不同了。
泸州守军不肯撤退，水军、空军的功能也用到了极限，地面进攻遂成为
决定胜败的关键。
刘湘调集的围城兵力多达四个旅，泸州守军一共才两个旅，但就是攻不
进去。
不是攻坚火力不够强，事实上，川军之中没有比刘湘更强的了。
刘湘很早就在重庆办了一家兵工厂，对外称武器修理所，开始也确实只
能修理，后来不断扩大，变成了以制造为主。截止1931年，这家兵工厂
仅机床便达三百多台，其中有一部分就来自于扣留刘文辉的军用物资。
刘文辉喜欢招揽高层次文化人，刘湘则对礼聘技术型实用人才颇有心
得。在重庆兵工厂，既有原成都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的高级技师，也有
在外国学习过机械制造的留学生，研制和仿造能力都很不一般。
刘文辉的成都兵工厂以生产步枪及其子弹为主，重庆兵工厂很少制造步
枪，因为步枪随处可以买到，它生产更高端的：捷克式轻机枪。
重庆兵工厂前后一共生产了千余挺捷克式，分发全军每个步兵连使用。
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四川出品的捷克式全都质量优良。后来南京兵工署
署长俞大维来厂视察，连他也甚感惊异，说我们中央花了一百多万元，
还没搞得出来，刘湘这厂竟能制造，很了不得。
除了捷克式，重庆兵工厂还大量制造迫击炮，这些迫击炮分小、中、重
三个类型，达千门之多，得常年用六七座大仓库才能予以储存。
泸州城下，刘湘把他的重型火力全都搬了出来，捷克式、迫击炮，打得
猛的，射得远的，白天袭，夜里轰，齐攻，总攻，闹腾了好些昼夜，却
始终拿守军没什么办法。
还是不够神啊，有没有更神的？
有，这就是“神军”。
水军和空军不用多解释，唯独这个神军，若不加以旁白，没人知道究竟
是个什么东东。
神军者，刘神仙缔造之兵也，皆为各道馆的青年道徒，就连枪械也为道
徒从上海集资购买，后编为一师，内部称“神兵师”，对外编号则为“模
范师”。该师师长由刘湘兼任，但整师实际由刘从云掌握。
神军与一般陆军有啥区别？回答是：刀枪不入。
组军之前，刘从云给这些道徒操办了三天三夜的“移星转斗会”，点三千
六百八十四盏灯，其声势几可直追当年诸葛孔明的“北斗攮星大法”。
道徒们在“转移星斗，脱胎换骨”之后，刘从云又关起门来，焚香秉烛，
把三国里的武将“请下仙界”，附着在弟子身上，教授道徒们“神功”，比
如关羽的拖刀计，黄忠的百步穿杨。
刘湘号称拥有“水陆空神”四大兵种，神军是压轴的，在水陆空都失败
后，自然要轮到这些天兵天将了。
“神兵”们自信刀枪不入，比普通陆军士兵要有胆得多，在他们那种似乎
完全不知子弹为何物的气势下，泸州守军起初也有些发懵，竟然让几十
个“神兵”冲入了自家阵地。
可结局又是悲剧性的。守军试着开了一枪，“神兵”立刻栽倒在地，还死
了。剩下的“神兵”没料到会有这一幕，傻在当场，被守军生擒活拿。
死了倒还好，可以宣称是升天，活捉就不行了，刘从云在听到战报后顿
时面红耳赤。
泸州迟迟难下，刘湘和刘从云都不知所措，有人讥讽他们说：“海陆空
神，打不进泸城，恼了刘湘，羞煞从云。”
刘湘亲自到一线督师，却仍是一筹莫展，所部死伤过半，尸体都聚堆漂
到了重庆码头，伤亡之大，可想而知。
就在刘湘无比沮丧的时候，又是新技术挽救了他的命运。这项新技术，
就是侦察电台。
在侦察电台得以破译田颂尧的密电后，刘湘立刻意识到“看风”的重要
性，随后就把原设于上海的侦察电台搬到了重庆。
侦察电台日夜监控刘文辉的电波信号，他们截获了泸州守军给刘文辉发
去的一份份来往密电。
泸州激战阶段，也正是成都巷战处入关键之时，刘文辉无法全军抽出，
在接到泸州的请援电后，便答应派三个旅前往支援。
刘湘按图索骥，遣潘文华在途中分别截击，各个击破，把这三个旅都打
了回去。
无论是刘文辉还是泸州守军，都没有意识到是电报泄密，只以为刘湘是
从别的途径得到了情报。尽管泸州守军拒守甚力，但久战之后，弹药消
耗很大，所以他们不得不再次向刘文辉发出一份告急密电，要求增援弹
药。
刘文辉回复，会立即派人押运弹药，定于某日从龙透关方面入城，到时
请泸州守军出城接应。
正是这份电报，帮了刘湘大忙。到了刘文辉约定的这一天，刘湘埋伏于
龙透关，不仅截夺了弹药，还乘势攻占泸州城。
刘湘翻了身，也给他的军师正了名：从截击到伏击，都说成是刘从云的
未卜先知，一方面是保密需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巩固刘从云“神仙军
师”的权威。
泸州之后，刘湘一鼓作气，又接连攻克包括宜宾在内的七座城池，直迫
乐山至成都。
刘文辉闻之大惊失色。
早在刘湘兵临泸州城下时，想到不利战局和自己的艰难处境，刘文辉就
曾当着部下将领泪随声下，对多方树敌颇有悔意。此时成都巷战虽近尾
声，要灭掉田颂尧应该不成问题，但看田颂尧部属那副咬着牙搏命的架
势，时间必将拖延，兵力也会被继续牵制在成都。
谁才是我最大的敌人，不是田颂尧，是刘湘！
刘文辉急需回头，但又怕田颂尧死灰复燃，胶水一样粘在屁股后面，甩
都甩不掉。正在踌躇不决之际，邓锡侯主动上门，要求帮他调停。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刘文辉喜上眉梢，在邓锡侯的安排下，他和田颂尧
在成都的邓公馆直接会面，商谈停战。
这种时候，刘文辉能够放他一马，自然是田颂尧求之不得的事。两人互
致歉意，杯酒言欢，席上便商定，田颂尧除留一个团象征性地戍守成都
外，其余部队全部撤走。
“刘田”巷战结束了，一共打了十一天。但给成都造成的损失，丝毫不亚
于十几年前的“刘罗”、“刘戴”巷战，真是神仙打仗，百姓遭殃。成都人
心有余悸且激愤难消，遂在知名人士的倡议下，荷锄携筐，自动自发地
把煤山给削到了平。虽说是“病乌及屋”之举，但冥冥之中似乎亦有感
应，此后成都再未爆发过类似巷战。
刘文辉需与刘湘决战，那成都后方怎么办，还得让人盯着田颂尧呢。邓
锡侯自告奋勇，愿亲自镇守成都，为刘文辉解除后顾之忧。
刘文辉还有些不放心，对邓锡侯说：“如果你无诚意，我现在一个电报
就可以与刘湘言和。”
邓锡侯一拍胸脯，信誓旦旦：“二刘作战，即是保定系与速成系作战。
我是保定同学，最低限度也当恪守中立。请你放心，我不仅会守住成
都，必要时还可亲自率部，协助你与刘湘一拼，一言为定。”
邓锡侯再三向刘文辉保证，在刘文辉得胜回朝之前，他不会允许其他任
何一支部队进入成都，更不用说是田颂尧了。
朋友相处之道，不看怎么说，而要看怎么做，真做点什么，才能叫真
诚。刘文辉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他对邓锡侯感激不尽：外界都说你滑
头，是水晶猴，我看你为人很真诚嘛，这个时候肯助朋友一臂之力，那
就是百分之三百审美的人品啊。
有邓锡侯督军于后，刘文辉得以抽出精锐主力，一心一意对付刘湘。
由于这场战事集中在刘湘已经占领的荣县、威远两县，所以被称“荣威
大战”。二刘对决真正开始了，连刘湘自己手心里都攥出了一把冷汗。
之前，刘湘的水空两军作用不小，但那是在沿江区域，到了荣、威一
带，军舰活动受到很大限制，空军倒是能随同作战，可刘湘又缺乏陆空
协同作战的意识和能力，他不仅仅担心飞机炸弹可能过多伤及平民，更
怕两军混战，短兵相接时，飞机会把炸弹投到自家阵营。
当然后面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解决，蒋逵曾编定陆空协同信号奉送各
军，无奈一打起来，众人就全忘了，以致于从未有人使用过这些信号。
现在是地面对地面，陆军对陆军，想取巧都不可能。再从兵力对比上
看，刘文辉拥兵七万，刘湘拥兵五万，刘文辉处于攻势，刘湘处于守
势。
为了像“光棍节”那样图个吉利，刘湘索性让刘从云负责拟订全部防御计
划，刘从云用扶乩的方式算了一通，把计划填好后交给刘湘。
打仗非同儿戏，“卜卦”出来的计划又岂能作准，但实际上川军的所谓作
战计划，大多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大家上了阵，并不严格按照这个执
行，而是习惯于直接下达口头命令：“敌人在河对门，你们给老子拿下
来，敢不敢去？不敢去的是乌龟王八蛋！”
以刘湘为核心的速成系，其作战方法和思维仍然是日俄战争时代的那一
套，防御不讲纵深，全部呈一线防御。
刘湘自己虽从军多年，并获得了刘莽子的称号，但冲过来杀过去多少
次，也不过就是在不停地重复这些攻防，可以说完全没有多少创意或变
化可言。
速成系之短，正是保定系之长。
邓锡侯、田颂尧在保定系中尽管都属于大佬级别，但他们指挥作战的水
平，充其量只能排在中等，真正能够代表保定系技战术能力和素养的，
还得说是刘文辉。
刘湘排兵布阵的缺陷和弊病，被他一眼看穿。
往往在双方激战多日，胜负难分之际，刘文辉就另出奇兵，突然向刘湘
的侧背发起猛烈冲击。
一线防御怕的就是这个，弱兵固然支持不住，就算强一些的，也不敢不
撤，因为后面没有部队，不撤的话，等着你的便是遭到围歼。
刘湘被迫退却，并围绕老君台与刘文辉展开激烈争夺。
老君台乃荣、威前沿的战略要地，却先为刘文辉所夺，刘湘后知后觉，
发现后才回头欲抢，两军谁都不肯放弃，结果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总
计投入兵力竟然达到了两三万人。
刘湘的那套老战法，防御简单，进攻上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概括起来
就是八个字：列成横队，一线冲锋。
迎头冲锋的是潘文华，号称刘湘手下最勇之将，可与关云长媲美，然而
落后的战法让潘文华也大吃苦头。
老君台一役，是荣威大战中的著名恶战。潘文华血拼竟日，所部当场战
死者便达三千余人，伤者无数。
刘湘急调王缵绪、范绍增增援，二将同样被杀得落荒而逃，与此同时，
另一翼的唐式遵也精疲力竭，仅剩招架之功。
刘湘的各路大军均告失利，只得退守荣、威，筑防固守。
又防守了，但老毛病依旧。
刘文辉再出奇兵，派精锐部队间道丛林，从背后绕袭荣县。突袭部队成
功占领荣县，后因未与正面部队取得联系，才自行撤离。纵然如此，对
刘湘的军心已造成极大打击。
刘从云首先跳起来，认为是刘湘没有照他制定的计划作战，才会吃败
仗。
其实以前行军作战，刘湘也没有哪一次能够原原本本照刘从云的“卜
卦”本子上课，包括泸州之战中的舰队闯关，不也错过时辰了吗？只能
说，败仗吃得太多，大家都不可能再淡定得下去，互相埋怨是免不了
另外，刘从云如此气愤，还跟他的“神军”有关。
神兵师虽在泸州出了糗，但实战多了也渐渐有了军事经验，这些道徒出
身的官兵比一般军人更具优势之处，在于他们的心理承压能力很强大，
在战场上敢拼能杀，渐渐上升为不可或缺的主力。
可还没等刘从云得意呢，神兵师就蒙受了惨重伤亡。老君台一役，神兵
师一个主力旅仅余千人左右，连一个团都凑不足。到荣县被占，神兵师
的所有军用物资又被刘文辉席卷一空。
刘从云心疼不已，他对刘湘大发脾气：“我这个计划乃扶乩得来，代表
天意，你不按照我的计划作战，便是违反天意，违反天意怎能不败
呢？”
“神仙军师”借题发挥，而且越说越来气，最后一甩袖子，回家，不干
军师走人，刘湘最为倚重的潘文华也身染重病，躺在床上起不来。
刘湘一向稳重内敛，待人宽厚，此时忽然一反常态，竟然给潘文华下达
命令：“不要说得了重病，你就算奄奄一息，也得给我爬起来指挥，绝
不允许再退后一步！”刘湘真是急糊涂了。
荣威大战开始以来，他没有能在刘文辉身上占过一次便宜，这在他的军
旅生涯中极为罕见。
当然，以前也不是没吃过亏，比如刘湘也曾多次败在杨森手上。但杨森
打仗，并没有脱离速成系的路子，不过是特别悍勇罢了。最起码，你知
道怎么防他攻他，以及如何与之周旋。
可是这些对刘文辉完全不起作用，那真是防也防不住，攻也攻不上。刘
湘能做的，似乎就是败了退，退了败，然后不断重复。
就在不知所措之时，侦察电台又送来一份破译电报。
这是刘文辉的前敌总指挥发给刘文辉的密电，上面提出制胜的两条计
策。第一条，是在已占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对刘湘发起总攻，具体步
骤仍突出一个“奇”字，即正面佯攻，出奇兵绕过防线，实行前后夹击。
对于保定系将领惯用的这种奇袭打法，刘湘倒是已见怪不怪，让他惊骇
的是密电中的第二条计策。
第二条计策说，应乘刘湘专注于前线，派五个旅“附自贡之背”，乘虚直
捣重庆。
刘湘本人就在自贡督师，所谓“附自贡之背”，就是从自贡的边上穿插过
去，然后直达重庆。
当时刘湘的主力都集中在荣威战场，留守重庆的仅有一个旅，战斗力又
很薄弱，五个强旅攻一个弱旅，要攻下重庆，基本上就是十个指头捡田
螺——十拿九稳的事。
可以预计，如果此计能成，刘湘等不到防线被攻破，败局就已不可避
免，而且从此将永不能翻身。
想到这一步的时候，刘湘的眼睛都红了。
刘湘一面给重庆守军发去急电，要求抢筑防御工事，以备坚守，一面想
到了向刘文辉求和。
他给刘文辉写了封亲笔信，让人拿着去找刘文辉，“向幺爸请和”。
在发出求和信后，刘湘仍然忐忑不安。
知叔莫如侄，刘文辉是一个要么不打，要打就一定要“清盘”到底的人，
何况已经胜券在握，为什么要跟你和呢？
必须还要拉响警报，找人施以援手。
这个时候求援，就是喊救命，着实有些丢脸，但有什么办法呢，再不
喊，命可就没了。
关键是谁能救命？！
“七雄”里面，刘存厚靠边站，“杨李罗”退至末游，田颂尧又在巷战中被
刘文辉给打衰了下去，能救刘湘命的只有邓锡侯。
局外人可能觉得奇怪，这邓锡侯又是帮刘文辉调停，又是守城，他凭什
么会反过来帮刘湘？
你要是这么想，就说明你还不是真正了解邓锡侯。
田颂尧给刘文辉挖了两下墙角，就觉得受了天大委屈，恨不得嚷嚷到让
全世界都站出来替他讨公道，做这种事的人，那就是个冬瓜。
邓锡侯不是冬瓜，他是水晶猴。
要说委屈，邓锡侯其实比谁都更委屈。刘文辉的挖墙脚和抽鸦片一样，
已成癖好，哪怕是窝边草，都照吃不误，挖田颂尧的同时，他也挖邓锡
侯，而且是狠挖，拼命挖。
田颂尧不过才丢了两个团，邓锡侯被刘文辉拖走的是一师两旅！
要照田颂尧的样子，邓锡侯绝对有理由跑到刘文辉家门口，咣咣咣地朝
大门踢上几脚，吐上一口唾沫，然后再在墙上给刘文辉贴一张大字报。
可是邓锡侯什么都没做，甚至也未像田颂尧那样派人与刘湘制定密约，
他打碎牙往肚里吞，仍然装得跟没事人一样，见到刘文辉也依旧毕恭毕
敬，当对方是保定系的绝对老大。
直到在成都门外，恭送刘文辉率师出征。
刘文辉曾与邓锡侯有约在先，即不让任何其他部队进入成都，刘文辉的
背影一消失，邓锡侯立即大开城门，把周围其他诸侯包括田颂尧、刘存
厚甚至是刘文辉的“死敌”李家钰全都放了进来。
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把局面搅混，甚至于联合更多的人来对抗刘文辉。
刘文辉在前方打得起劲，还不甚留意，刘湘一个劲后退，早就左瞻右
顾，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刘湘的性格当中，也有很大“伪”的成分，亦即俗称的“装”。应该说，在
这方面，他跟水晶猴颇有共通之处，可谓心有戚戚，所以对邓锡侯的把
握和认识，相应就比“真小人”刘文辉来得更准确更到位。
邓锡侯一开城门，刘湘就知道了他对刘文辉的真实态度以及心中所存的
危机意识。也就是说，邓锡侯虽然暂时还无力量与刘文辉单挑，但他绝
不会坐视刘湘被刘文辉所灭，因为刘湘如果垮掉，刘文辉对他就不会只
是挖墙脚，而是要大口吞并了。
这正是刘湘在极其危急的时刻，要朝邓锡侯喊救命的原因所在。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拟求援电。
假如实话实说，把如今的困境描述一遍，那猴子油头滑脑，会不会不敢
来啊，基于这一顾虑，刘湘在电文中写了一句话：“胜利在握，请速发
动攻击，用竟全功。”——我这边已经快搞定了，就差你搭把手，刘文
辉一推可即倒。
把这句话写完，刘湘自己也心跳不已。
心跳倒不是因为说了谎。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伪”已成为基本生存法
则，有时候甚至除了谎言是真的，其他可以全是假的。
刘湘心跳，是觉得不踏实。想想那邓猴子比谁都精明，前线战况真能糊
弄得了他吗？
刘湘决定找谋士商量一下。
参谋长钟体乾负气离职，军师刘神仙也甩袖而去，不过幕僚中还有一个
极能干的。
此人叫张斯可，毕业于速成学堂。据说学生时代的张斯可上课老爱打瞌
睡，老师看到便惩罚性地让他站起来回答问题，不料张斯可对答如流，
绝无破绽。
在成为刘湘的幕僚后，张斯可仍然保持了这一习惯。他喜欢喝茶，而且
用两只碗两种茶，一只泡的是成都产的花茶，一只泡的是重庆产的沱
茶，张斯可喝一口花茶，就闭起眼睛养一会神，然后再饮沱茶，喝完之
后再靠在椅子上打瞌睡。
张斯可平日里似乎就做这两件事，除了喝茶就是睡觉，但只要谈及正
事，马上目光炯炯，且雄论滔滔，因此人称“睡诸葛”。
张斯可受召进账，看完电稿突然问刘湘：“你是愿意邓锡侯从速出兵，
还是再观望一段时间？”
刘湘回答当然是要尽快，越快越好。
张斯可一笑：“如果邓锡侯看了这份电稿，他只会继续观望。”
刘湘听话出有因，忙问为何。
张斯可分析说，邓锡侯其实是在坐山观虎斗，非得等到“大虎伤，小虎
毙”时，才会露面。如果电稿上写“胜利在握”，基于他对荣威战况的了
解，就会判断刘湘一方尚有余力，或还有什么绝招藏着没使出来，也就
不会马上加入战局了。
张斯可一针见血：“邓锡侯拖得起，我们拖不起，如此岂不要弄巧成
拙，误了大事。”
刘湘恍然大悟，看来确实低估猴子的智商了：“那依你看，电稿该怎么
写？”
张斯可早就替刘湘想好了，这么写——“湘智力俱竭，势难支持，请立
进兵，以免功亏一篑，同归于尽。”
反正一句话，必须让邓锡侯知道实情，告诉他：小虎将毙，大虎已伤，
这场虎斗行将结束，你再不登场可就晚了。
张斯可断言：“只要邓锡侯收到这份改写后的电稿，必立即出兵，刘文
辉腹背受敌，我们的困境可解。”
刘湘一听大喜，多少天来蹙紧的眉头也为之一展。不出张斯可所料，邓
锡侯在接到二次改写的电稿后，果然再也坐不住了。
他趁刘文辉不注意，一下子派出三个师，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刘文辉的后
方，使其后方阵脚大乱。
与田颂尧嚷嚷之后却欲战不战不同，邓锡侯是不出手便罢，要出便朝着
你的要害部位而来。而且从始至终一声不响，这就叫咬人的狗不叫。
刘文辉措手不及，急忙从前线调兵援救后方。刘湘通过侦察电台，发现
唐式遵前方的敌军正准备回撤，便让唐式遵发起反攻。
唐式遵早就被打懵了，身上已全无一点“白脸张飞”的气势，接到刘湘的
命令后仍傻乎乎地一动不敢动。
这时刘湘已经向刘从云赔罪，派人从老家把他给接了回来。见唐式遵真
的成了“二瘟”，刘从云便拿起电话，对唐式遵说：“这是我算出来的，
刘文辉的兵次晨拂晓必退，此为天意，你不可拂逆天意。”
经过不断的渲染渗透，军中对刘从云已形成一种迷信，都以为他“算无
遗策”。特别是在泸州伏击战后，刘从云更俨然成为“多智而近妖”的孔
明化身，甚至他对荣威大战失利的解释，也被许多人认同，都在背后嘀
咕，说要是刘湘不折不扣地按军师计划行事，哪里会败成这个样子呢。
刘从云的卜卦比刘湘的命令还管用，唐式遵第二天便率部出击。他惊喜
地发现，神仙的预言竟然分毫不差，刘文辉的部队已无心恋战，都在纷
纷撤退。
这下爽了，唐式遵乘势追击，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
虽有小胜，但刘湘心里很清楚，他的部队已疲困不堪，若刘文辉弃邓锡
侯于不顾，仍专心致志地实施总攻和奇袭重庆之策，那他还是得吃不了
兜着走。
见好就收吧，刘湘趁热打铁，给刘文辉写了第二封求和信，希望幺爸看
在家族情谊的份上放他一马，为此还引用了那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
太急”的名言。
收到刘湘的信，刘文辉面对两个选择：要么除恶务尽，一竿子插到底，
要么答应刘湘的请求刘文辉有“插到底”的必要，也有这个能力。
邓锡侯说得好听是第三强，然而他的实力与二刘相比，还是相对弱小，
从长远来看，能与刘文辉争霸四川的主要对手只能是刘湘。
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暂时放过“挠痒痒”的邓锡侯，集中全力，一鼓作气击
溃刘湘。
可是刘文辉正恨着“背信弃义”的邓锡侯，怒火战胜了他的理智，他要借
着刘湘的这封信，与刘湘达成和解，把邓锡侯给干掉。
一个将决定刘文辉后半生命运，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战机擦肩而过了。
二刘停战议和，刘湘顾虑刘文辉可能会对邓锡侯进行报复，因此特地在
和约条款上注明，要求刘文辉不得对邓锡侯发起进攻，否则他将出兵援
助邓锡侯。
条款说的是眼前的事，过一两个月自然也就失效了。议和之后，刘文辉
真正的阻力却是来自于内部的保定将领。
邓锡侯为人油滑，但油滑之人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不死心眼，损人不利己
那样的事是绝不会做的，他通常都是先利己，利己不成，就宁愿与人方
便。
比如有一个叫陈光藻的将领，他原来是邓锡侯属下的师长，但实际上是
自己搞了一些防区单干。后来防区被别人兼并，过不下去了，才跑到成
都找邓锡侯想办法。邓锡侯防区也不多，就算想收容都接济不了对方的
粮饷，于是好人做到底，又设法把陈光藻介绍给了刘文辉。
其他像李家钰、罗泽洲等人，最初也都是邓锡侯的下级，随着事业越做
越大，羽翼丰满，邓锡侯或觉得已无法驾驭，或难以养活，都一一采取
了放飞的方式。
“刀打豆腐光两面”，邓猴子在保定系里面的人缘不是很好，是非常非常
好。刘文辉手下的保定系将领都反对将矛头指向邓锡侯，理由是，在成
都巷战中由于主动向田颂尧开战，已经导致保定系出现分裂，若再跟邓
锡侯成为冤家对头，保定系必将分崩离析，以后将很难斗得过速成系。
“家里的事家里解决。我们保定系内部不能再互相残杀，这个仗不能
打。邓锡侯有不对之处，我们可以内部解决。”
如何解决呢，部将们说，一定是有“奸人”在邓锡侯耳边吹了什么邪风，
邓锡侯受了蛊惑，现在只需让邓锡侯开除“奸人”，事情就可以扯平了。
刘文辉哼了一声，也不置可否，便打马率部回师成都。
内部阻力这么大，刘文辉审时度势，饶过邓锡侯不是没有可能，偏偏邓
锡侯做贼心虚，他本以为二刘还会抵死硬拼，没料到战事会如此快就结
束，自己首先就有些怕了，便唆使田颂尧、刘存厚、李家钰三部出面，
把城门一关，不放刘文辉的部队进城。
刘文辉大为恼怒，说：“我身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却不能进入省城，真
是岂有此理。”
四家见刘文辉发了火，经过紧急协商，这才同意刘文辉入城。
胸中一口恶气尚未消除，又意外地遭遇入城之辱，再联想到荣威大战功
败垂成，再难挽回，刘文辉对邓锡侯恨到极点，遂下定了除掉邓锡侯的
决心。
刘文辉除邓，还来自于他的一个现实需要。
在前期的二刘之战中，由于刘湘夺走了包括自贡在内的大片地盘，导致
刘文辉防区缩小，收入大减，而军队仍然庞大，一时僧多粥少，军费开
支变得极端困难。
要解决这个困难，继续扩充防区是最好的办法，邓锡侯的防区尽属膏腴
之地，不正好拿来“进补”吗？
1933年春节刚过，刘文辉即召集军事会议，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保定系将领仍然不赞成对邓锡侯动武。他们认为，邓锡侯虽为人狡猾，
但对维系保定系仍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而且邓锡侯在川军中的关系网复
杂，如果对邓锡侯发起攻击，不唯多树一敌，而且可能遭致诸侯们的群
起围攻，太危险了。
刘文辉有一个师长，名叫冷寅东，乃保定系的中坚分子。他仗着自己与
刘文辉有同学同乡兼拜把兄弟的关系，私下进言，说要解决给养困难，
可以另辟蹊径，不一定要打，比如劝邓锡侯让出几县防地，再不行，还
能缩减部队，减少开支。为此，他本人甚至愿意自动离职。
刘文辉越听越来气。我说邓猴子都给了你们什么好处，这样替他打掩
护，你们吃的究竟是邓家的饭，还是我刘家的饭？
怒不可遏之余，刘文辉当场撂下狠话：“这次打邓晋康（晋康是邓锡侯
的字），就是一碗毒药我也要喝下去！”
将领们的力保，反而使得刘文辉除邓之心更加迫切，因为他无意中发
现，邓锡侯在保定系里面竟如此得人心，不除掉能行吗？
保定系不支持，亲信嫡系支持，比如刘文辉的侄子刘元塘。这些人大多
是少壮派，加之行伍出身、资历浅、学历低，全都得跟着刘文辉才
能“鸡犬升天”，自然是老大说什么就是什么。
于是刘文辉撇开保定将领，召集直属旅团长单独开会，众人一致主战，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自1933年4月起，刘文辉将部队大量调动到成都附近，开打的架势已经
十分明显，邓锡侯这才察觉大事不妙。
猴子起初没想到刘文辉会打他，还以为已经风平浪静，至多推出个
把“奸人”来顶杠就完了呢。
归根结底，两人的性格相差实在太大。按照邓锡侯的哲学，所谓“背信
弃义”，不过是他适当运用了一点生活中的小智慧而已。朋友嘛，本来
就是既可以为你两肋插刀，也可以捅你两刀，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再
说了，你不是也挖过我的墙角吗，大家都是成年人，何必扭扭捏捏。
在邓锡侯眼中，刘文辉是超级强人。一个超级强人，情感世界怎么会如
此脆弱？
邓锡侯百思不得其解，他能够理解的是，刘文辉的刀已经架到他脖子上
虽然二刘所签和约上，曾注明刘文辉不得对邓锡侯发起进攻，但那说的
还是半年前的事，半年过去，时过境迁，刘湘已不可能再搅进来，邓锡
侯只能自己挺着脖子挨刀。
再看看实力对比，邓锡侯一共才拥兵四万，刘文辉却有一百多个团，十
二万人，且能征善战，这笔账算得猴子浑身发凉。
他一面派人谒见刘文辉，磕头作揖，请对方高抬贵手，一面与刘文辉的
那些保定将领联系，呼吁“保定系不打保定系”，甚至同意将那位被指认
的“奸人”予以免职。可无论是求饶还是呼吁，刘文辉决心已定，就是八
匹马都拉不回来了。他准备以设宴邀请为名，将邓锡侯予以扣留，擒贼
先擒王，不战而瓦解其军。
刘文辉账中，反战并同情邓锡侯的人很多，有人偷偷地跑出去告诉了邓
锡侯。邓锡侯闻报，顿时七魂去了六魄，急忙以打猎为名，只带几个随
从，便乘车潜出城门，逃往防区。
即便躲进了自家防区，邓锡侯仍然惊魂未定。就在他部署防守的时候，
刘文辉那边又传出消息，说是已开出大价钱，要收买他的高级将领，这
消息让邓锡侯心里凉了半截。
刘文辉是著名的“挖墙脚大王”，他要挖谁的墙角，鲜有不成功的，如今
强弱又如此分明，不等于要未战先败了吗？
邓锡侯便把旅长以上将官召集起来开会，说既然刘文辉死不肯放过我，
没办法，我还是下野吧。
讲这个话，邓锡侯是为了测试一下部下的态度：如果你们全都低着头不
说话，没反应，那就只好真下野了。
让邓锡侯感到惊喜的是，将领们还都挺够意思，没一个希望他辞职的。
做邓锡侯的部下，那是真的很爽。各师旅防区内的政税收入，一个子儿
都不用交到军部，邓锡侯只要求这些师旅长形式上能叫他一声长官就够
那他需要开支怎么办呢，成都造币厂归他控制，造币厂造硬币，总是可
以赚到点钱的，猴子就靠这个养活自己。
由于邓锡侯无为而治，所属将领都不愿公开脱离他。邓锡侯曾经说过一
句话为自己解嘲：“别个坐轿子的，是硬要叫抬轿子的抬起来，我这个
坐轿子的，是抬轿子的硬要抬我走。”
会上，一个旅长发言说：“军长，你说要下野，这下你倒是名利双收
了，可我们咋个办咧？你不能下野，我们大家都坚决拥护你与刘老幺
（指刘文辉）作战到底。”
一句话说到哄堂大笑。其实众人也都是这个想法，都要继续抬着邓锡侯
邓锡侯疑虑全消，一拍桌子：“好嘛，大家既不要我下野，我就照大家
说的干嘛！”
上层没问题了，邓锡侯还怕基层不稳定。刘文辉的“挖墙脚”可谓是无孔
不入，驻军成都期间，他甚至会在公馆里接见邓锡侯下面的一个普通团
长，并馈送钱物，极尽拉拢之能事。
所幸关键时候，基层军官也挺住了，没有受到刘文辉的诱惑。邓锡侯很
是激动，他对军官们说：“刘文辉有野心，他想要吃掉我们的部队，把
我们当成了猪。”
顿了顿，他话锋一转：“我们是猪，可我们是刺猪，他刘文辉吞下去是
要卡死的。我现在就要看一看，你们的刺猪毛长得坚硬不坚硬，如果够
硬的话，说不定我们还能打回成都呢，今后究竟谁吃掉谁，也是件说不
准的事。”
邓锡侯讲话时慷慨激昂，唾沫横飞，可他心里其实明镜似的：刺猪毛再
硬，若是凭现在这副小体格去跟刘文辉直接对耗，还是一样白给，田颂
尧便是前车之鉴。
怎么打，邓锡侯已经想好了，他要靠一条河。这条河叫昆河，本是从都
江堰引出的一条灌溉渠，河面既窄，水也不深，到了冬天，几乎可以涉
水而过。
都江堰的水又来自于岷江，由分水堤坝将江水分隔成外江和内江，外江
排洪，内江灌溉。邓锡侯事先把外江的水放入内江，使昆河的水位相应
升高，流速加快，造成防守上的一道天然屏障。
刘文辉在发现邓锡侯逃走后，便立即率部追杀而来。为越过屏障，他征
集大量木桶、竹筏用以组织抢渡，邓锡侯则集中山炮和迫击炮猛烈轰
击，结果多次抢渡均未能够成功。
除了地理障碍外，刘文辉进兵不利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将帅不齐
主将陈光藻拒绝主动进攻，理由是他不能为了刘文辉的“新恩”，而不顾
邓锡侯的“旧德”。其他保定系将领也大多出工不出力，刘文辉任命的两
个总指挥，包括冷寅东在内，都迟迟不前，没有要坚决攻过昆河的意
思。无奈之下，刘文辉只得依赖刘元塘等少数亲信嫡系部队，作战效果
自然大打折扣。
双方隔河对峙一个多月，未分胜负，但邓锡侯到底心神不稳，怕时间一
长，自己的部队会坚持不下去。
他召集部众出主意，想办法，有个姓黄的旅长说：“现在只有催促刘甫
澄（刘湘）出兵，才能击败刘文辉。”
向刘湘喊救命，邓锡侯不是没有想到，但荣威大战已过去将近半年，当
时所定的互助条款早已失效。二刘再怎么说，毕竟是叔侄关系，常言说
得好，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而且邓锡侯还获悉，刘湘正奉蒋介石之
命，准备兴师与入川的红军作战，这种时候，还会顾得上他这个小泥鳅
这个黄旅长是刘从云的弟子，深知刘从云在刘湘幕中的分量，他接着献
计：“要刘湘出兵不难，只要找我的老师刘从云，他是刘甫澄的军师，
凡军机大事，刘甫澄对他言听计从。”
邓锡侯做事，向来不会直捅捅地去自讨没趣，那是田冬瓜那样特无知的
人干的。他喜欢转弯抹角，做聪明人，办聪明事。一听黄旅长的话，他
马上就开了窍，与其找刘湘，不如开个后门，找他身边最器重最信任的
“你快说，具体该如何办。”
黄旅长见上司已经心眼活络，这才把自己的设想和盘托出：“如果军长
能崇敬刘老师，给他当弟子，事情将迎刃而解。”
不就是拜刘从云为师吗，好说，邓锡侯不仅满口答应，而且催黄旅长星
夜启程，一秒钟都不要耽搁。
黄旅长赶到重庆，见到刘从云，把情况一说，刘从云欣然应允。
荣威大战，虽然作战计划系刘从云拟订，但却是由刘湘具体执行。而且
刘湘也未真正按照计划行事，刘从云对此一肚子不爽，即便被请回后仍
心有不甘，总想着要找机会重新施展一下抱负。这个时候邓锡侯来投，
正中下怀。
他去找刘湘商量，没想到刘湘也正在犹豫，犹豫要不要与刘文辉翻脸。
邓锡侯潜出成都后，曾给当时正驻于城内的蒋介石代表曾扩情发了份急
电，告状说刘文辉突然出兵侵袭他的防区。
对于如今的南京政府而言，红军入川才是头等大事，在这一大背景下，
曾扩情当然不希望看到诸侯间再起干戈。他急忙赶到刘文辉的公馆，查
证此事是否确实。
刘文辉毫不避讳：“实有其事。我的军队多地盘少，不能不要邓锡侯让
出相当的地盘，来养活我的军队。”
没等曾扩情出言劝阻，刘文辉便打断了他的话：“事出权宜，几天之内
就可获得解决，战争不会扩大。”
曾扩情默默退出，虽然嘴上不说，但内心对刘文辉已十分不满。
既然四川内战已不能避免，倒不如早一点把刘文辉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
祸根铲除，以便一了百了。他随即赶往重庆，提醒刘湘：你要倾全力打
红军，可万一你叔叔乘机从背后直捣你的巢穴可怎么办？
一席话把个刘湘给说愣住了，同时他也明白，曾扩情能这么说，必是得
到了授权，也就是说蒋介石同意和支持他先解决刘文辉。
要解决刘文辉，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已经具备，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
了，刘湘担心的只是打不打得过。
经过半年整顿，刘湘的部队已逐步恢复元气，但荣威大战的教训仍在，
这使刘湘君臣想起来就有些不寒而栗，感到刘文辉无论在军队的数量、
质量还是指挥人才上，都比己方占优，与之作战难有取胜的把握。
正在左右掂量，刘从云来了，刘湘便向他问计，是不打好呢，还是打好
刘从云有备而来，不由分说：“当然要打。昆河之上，刘、邓两军鹬蚌
相争，已呈胶着状态。只要我们出兵，刘文辉必然垮台，甫公就可以趁
势统一四川了。”
这是谈政治，并非“神仙军师”的专长，刘从云最擅长的还是邪门歪道。
他对刘湘说：“我给你卜卦相定的司令部大门和大厅都是向着西方的，
这是因为你的命相属金，利于西征，刘文辉正在西面！上次作战不利，
都是因为没有按我的计划用兵的缘故，此次若全部照我说的做，必能马
到成功。”
听刘从云这么正的邪的来回一分析，刘湘信心倍增，随即授权刘从云全
盘负责前方军事：“这次从计划到执行，全都你一个人来，我要遵从天
意，打一个大胜仗。”
刘从云兴兴头头地拿到帅印，第一站便是直奔资阳，在那里与邓锡侯见
面。
邓锡侯已提前在资阳等候，他着急啊，眼看一天天过去，也不知道刘湘
的态度如何，昆河那里还能不能顶住。
见到刘从云，邓锡侯如见救星，得知刘湘答应出兵，更是大喜过望，现
在他唯一忧心的就是怕两边接不上——万一在刘湘到达之前，刘文辉就
已攻过昆河，自己岂不仍是一场空。
刘从云惯于察言观色，马上看出邓锡侯的心思，随即煞有介事地掐指一
算：“不妨，河神保证你可在昆河守四十天，来得及！”
邓锡侯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叩长头，执弟子礼，从此正式拜刘从云为
师。
此刻的邓锡侯就像是躺在病床上的重症病人，对他来说，刘从云不啻为
一个能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活神仙，那是身家性命都可以托付了，叫
声师父又怎么的。
刘从云“掐指”得出的四十天是有讲的，不光刘湘的部队需要作战前动员
和准备，还需要联合其他诸侯，形成声势。
老实说，要是面对面你一拳我一脚，“神仙军师”未必在行，他在行的就
是咋咋呼呼，一大早扮僵尸吓人。
刘从云在资阳主持召开会议，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人尽皆
与会，与会人等一致表示要拥护刘湘统一四川，同时接受刘湘指挥。
在来到资阳之前，刘从云就从刘湘那里拿了一张十万元支票，会后，他
当着众人的面把支票交给邓锡侯：你先用着，马上还有十万发子弹要送
给你。
邓锡侯激动到都快哭了，“杨李罗”也是个个振奋不已，认为刘湘这回是
砸锅卖铁，真要跟刘文辉好好干上一架了。
声势不是白摆的。刘文辉得知资阳会议的情况后，先后两次致电刘湘，
言辞卑微，希望刘湘不要对他动兵。
能让刘文辉跟卑微这两个字挂上钩，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表现得如此
紧张，乃至于未战先怯，与其说是被诸侯们的气势给吓住了，还不如说
是对内部分裂的日趋严重化已无计可施。刘文辉的保定将领对昆河大战
一直持消极态度，导致在部分重要战场上出现了奇怪的一幕：攻守双方
隔河相望，人员自由往来，完全没有什么大战时的气氛可言。
在得知刘湘即将出兵，以及资阳会议的消息后，他们索性背着刘文辉，
擅自约请邓锡侯的保定将领会商，并订出了一个议和条件。
这个议和条件就是要把矛头转向刘湘，以把夺取的三县还给邓锡侯为代
价，要求邓锡侯在二刘之战爆发时严守中立，甚至必要时支援刘文辉。
可如果刘文辉本人都不同意议和怎么办呢？
那就不客气了，保定将领全部通电脱离刘文辉，请刘文辉退至西康，我
们另立保定系盟主！
参加会商的将领回到成都，便公推其中一人去找刘文辉汇报。众将以
为，如此苦心孤诣，说到底是为了维护刘文辉和保定系的根本利益，不
管怎么说，联合邓锡侯来击败刘湘，总比让刘湘联合邓锡侯兴师问罪强
吧，所以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
偏偏汇报的人是个马大哈，一个口袋里揣两封密约，议和条件与“全体
脱离”混在一起，更糟糕的是，他首先摸出来交给刘文辉的竟然是“全体
脱离”。
看到“全体脱离”，刘文辉脸色大变。
这名将领见状，情知有异，这才发现把两封密约给装错了，急忙又将和
约掏出。
可是刘文辉对和约已经毫无兴趣，他认定这些保定将领是心怀叵测，要
弃他而去了，对和约内容，一个字都不肯看，只是连连摇头：“还有什
么话说！”
第二天早上，刘文辉召集全体将领在公馆谈话，说着说着便失声痛哭，
说：“经几十年缔造，我的事业才有今天规模，现在落得如斯结局，真
令人痛心。”
这话说出来，就是不让别人说话的意思，大家不欢而散，无论议和还
是“全体脱离”都已无从谈起。
保定将领要联合邓锡侯，刘文辉偏偏不会这么做，他情愿再来个“二刘
合作”，以便干净彻底地灭掉邓锡侯。但是刘湘也认定这是他趁势击败
刘文辉的绝好机会，如此天赐良机，岂能轻易错过，因此对刘文辉那两
封实质上的“求和电”均置之不理。
1933年7月2日，刘湘在大本营发布命令，由刘从云率模范师（神兵师）
以及本部主力向刘文辉发起进攻，李家钰、罗泽洲等其余联军人马随后
跟进。
刘文辉鉴于腹背受敌，内部又不团结，于是决定放弃昆河，退出成都，
固守岷江。
在进入成都的前一天，蒋介石正式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授权
他节制所有川军，同时敦促刘湘尽快起兵攻打入川红军。
刘文辉是刘湘在川中最大也是剩下的唯一对手，眼看击倒有望，他哪里
肯舍，遂致电蒋介石，要求“先安川后剿赤”。
得到同意后，刘湘便正式打出“安川军”旗号，号令大小诸侯抢攻岷江，
史称岷江大战。
在四川难以计数的大小内战中，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双方动员兵力多
达三十万。战端一起，便引起国内外的瞩目。上海一家画刊专门刊出一
幅时事漫画，用以勾勒这次大战的来龙去脉，倒也妙趣横生。
漫画内容是，在一座院子里，四根木柱搭一藤架，架子上趴一猴，再吊
一冬瓜。藤下有两头牛在角力，它们各不相让，凶猛冲击，哗啦一声，
藤架被撞垮了，冬瓜摔到稀烂，猴子惊得直叫唤。
明言人都能看出，画中的猴暗喻邓锡侯，冬瓜指田颂尧，两只牛，一条
是刘湘，一条是刘文辉。
现在藤架垮了，两头牛也都冲出院子，它们要到江边来捉对死拼。
刘文辉退守岷江，避免了两面作战，如果能再整顿内部，倒也不失为以
退为进，反败为胜的招数，问题是，内部问题不仅没能得到妥善解决，
反而愈演愈烈。
刘文辉不再信任保定军官。岷江四百里河防，他让保定部队一字排开，
扼守于第一线，刘元塘等部则被分配于第一线后段，名为预备队，实际
却是要起监视作用，于是上下相疑，全都无心作战。
另外一方面，随着收缩到岷江一线，刘文辉的防区变得更加偏远狭小，
供给也日益困难。他们从前过惯了相对优裕的生活，很少吃过苦，这下
子一个个唉声叹气，不知如何是好。
刘文辉让众将献计献策。
保定将领说，与其困守岷江，不如十个团、二十个团、三十个团地分散
打出去。
刘文辉早就对保定将领心存怀疑，恨不得把所有团都攥在他一个人的手
心里，这样的计策，自然不会采纳。
亲信嫡系多为刘文辉的子侄辈，年纪轻，没什么政治头脑。有人竟然提
出要派出一部分人伪装红军，跑出去把局面搞乱，然后再攻击刘湘不
顾“剿匪”大局，以便要挟其退兵。
刘元塘对这种主张最为起劲，刘文辉还没表示态度，他就把部下召集起
来讲话，说：“现在我们军长（指刘文辉）行将下野，依我的想法，什
么军长、川省主席也没什么了不得，不当就不当。我们倒不如趁此机会
干他妈一下子！”
他越说越昂奋：“如果我们的环境再坏下去，就坚决打出红军旗子，我
当川南红军总司令，以下团长升师长，营长升团长，团营长各奖大洋一
万元，连排长各奖三千元。”
刘元塘对红军的理解不光是升官发财，还包括“准许官兵自由行动”，反
正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一准是特别舒展，特别有
范。
给刘元塘如此一描绘，下面自然是欢声雷动，既然当红军这么好，还窝
在这里苦巴巴地熬煎个什么劲。
刘元塘喜滋滋地跑去报告刘文辉，刘文辉当然知道这是在胡说八道，不
仅不同意，还劈头盖脸赏了他一通臭骂。
保定将领信不过，信得过的又全是一些脑子抽风式的“政治盲”，一贯自
信多谋的刘文辉也变得六神无主起来。
谁能告诉我未来之路在哪里？
刘文辉也迷信，但还不太一样，对装神弄鬼的那一套，刘文辉并不真正
相信。那个所谓的万神仙，其实不过是他用来抵御“刘神仙”的摆设或者
说是傀儡。正式场合，他从来不允许此类妖人插手露面，这也是他与刘
湘的一个重要区别所在。
要预知未来，并不一定需要装神弄鬼。比如著名的易经，据说就是周文
王被关在牢里时的占卜工具，所以有“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说法。刘文辉
如今困窘已极，也想到了要用这种方式占卜一下自己的命运。刘文辉带
着少数高级幕僚去关帝庙进香，求来“牙牌”（一种民间牌九，可用于卜
卦），此后便天天在办公室占卜。有一天，他在卜卦上读到两首诗，令
他怦然心动。
第一句上写道“这次飞舟渡河去，前途还有十八滩”。念到这里时，刘文
辉不由打了个寒噤，因为诗句中所言，简直就是他如今所处困境的真实
写照。
接着读下去，第二句是：“若遇草头人，祸起萧墙里”。
不仅是刘文辉，围在他周围的那几个幕僚都差点叫出声来，这不分明在
说，有一个“草头人”会使我们“祸起萧墙”吗？
草头人，应当指的是这个人姓名上有草头，他是谁？
大家都在猜，但是谁都不敢说出来。毕竟关系太大，弄错了的话，可是
要掉脑袋的。
刘文辉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当然他也不能确定，只能说是怀疑。
他怀疑“草头人”是陈光藻。
昆河大战中，陈光藻为了“旧德”，就不肯进攻邓锡侯，刘文辉早就疑虑
重重，当时就曾派人对之进行监视。现在回过头来一想，陈光藻的藻字
不正好是草头么？
刘文辉立刻加量加价，在监视前又加了严密二字，并派他的干儿子专门
执行此项任务。
1933年8月14日，刘湘下令“安川军”全线总攻。
草头人的真面目就在这一天揭晓，但他不是陈光藻，而是陈光藻手下的
一个叫叶青莲的营长。
叶青莲此前早已被邓锡侯所收买，当天凌晨，“安川军”正是从他把守的
缺口得以强渡过江。
陈光藻闻讯急忙打电话向刘文辉报告，刘文辉大吃一惊：莲也是草字
头，原来叶青莲才是真正的草头人，真是祸起萧墙了。
他不无沮丧地告诉陈光藻：“此事我早就知道了。”
陈光藻解脱嫌疑，刘文辉便将签上那两句诗念给陈光藻听，陈光藻这才
明白，为什么一段日子以来，刘文辉的干儿子会对他寸步不离，原来是
刘文辉派来监视的。
“祸”出现后就不断应验，“安川军”沿缺口陆续过江，而且越来越多，越
来越猛，渐渐势不可挡，连刘文辉最贴心的战将都打电话告急：“实在
抵挡不住。”
刘文辉情知败局已定，被迫下令撤往雅安，但他的部队早已是人心涣
散，只有少部分听从命令随其后撤。
刘文辉的勤务兵接到撤退命令的同时，也听到了枪声，赶紧将刘文辉的
蚊账一扯，包起床上的东西就跑，连办公桌上的印章和作战地图都没来
得及拿，可见其张皇之状。
倒是曾被他怀疑是草头人的陈光藻，一路忠心耿耿地在后掩护，直至
被“安川军”活捉。
刘文辉撤至雅安后，仍停留在岷江一线的部队纷纷自谋出路。
冷寅东手上仍掌握着一万多人马，但是缺乏粮饷，快要断炊了，便对刘
文辉说，他想率部到雅安来。
刘文辉听后叫苦不迭：“目下，连随我退到雅安的部队都无米供养，你
把部队带来我怎么供得起？”
冷寅东走投无路，不得不派人向刘湘接洽投降。
刘文辉的警备司令也想投降“安川军”，但是又不知道投谁好，幕僚说，
要不投邓锡侯吧，都是保定系的，也有人照应。
这司令倒是很清醒：“算了吧，你们看看刘湘这个架势，早晚也要把邓
锡侯给吃掉，不如我现在就投刘湘，也免得将来再嫁第二家。”
还有更发噱的。
刘文辉属下的某师不等刘湘过江，就全副武装，自己渡江，跑来要求刘
湘收编他们。此举被川军各部引为笑谈，说人家是“抢渡收编”，你们
是“抢渡就编”，实在是四川战史中的奇闻。
后来刘文辉谈及往事，回忆这一段的时候仍十分痛心，说这么多部队一
枪不放就拱手投降，让他想到了古代的一位四川女诗人。
这位诗人就是花蕊夫人，她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
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其实刘文辉的凝聚力还是很强的，他的很多部队之所以“竖降旗”，都是
跟冷寅东那样，只想临时混个饱饭吃吃而已。
刘湘渡过岷江之后，仅收编刘文辉的部队就达到四万，而邓锡侯、李家
钰、罗泽洲三部加起来，统共也才收编了一万。大家争着要投降刘湘，
除了已经看到刘湘必会加冕外，不能不说，那个“待人宽厚”的招牌也起
了很大作用。可是他们没想到的是，此时的刘湘已经不需要招牌了。
统一之战，刘湘击败杨森，尔后收编了杨森的旧部，把他们当自个儿子
养着，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但是杨森在万县一亮相，这些人就来了
个“六部东下”，学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前去归顺旧主子。
刘湘可没有三国里曹操那样的肚量，他表面装仁义，其实对此一直耿耿
于怀，介意得不得了。
这次大功告成，用不着再穿画皮，刘湘的态度非常干脆：“收编刘文辉
部队，我再不学过去给人家当军需了！”
他告诉负责收编的潘文华，此次必须“破碎收编”，“破师、破旅、破
团”才能留营。
如此一来，原来的军官将领就没得饭吃了，就连那个“抢渡收编”的师长
都没捞到一官半职，刘文辉的警备司令原先想得个师长，最后刘湘也只
用一个虚职就将其打发掉了。
冷寅东与陈光藻一样，对刘文辉还很忠心，他的接洽投降，也多少是想
学一点关羽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得知刘湘存心要拆散其部队，他气得
捶胸顿足，但舍此又无其他出路。
参谋长就从旁劝慰道：“师长，四川这部战史就是这样，你吃我的部
队，我吃你的部队，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刘文辉在四川又是出了名的
专门挖人家墙脚、到处拉部队的行家。你要是刘湘也不得不防啊。”
冷寅东见无法挽回，便将部队交给刘湘，自己卸职而去。
刘湘在收编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刘文辉穷追猛打。
追至雅安，“安川军”在山上架起大炮，对着刘文辉的行营猛轰。其时刘
文辉正躺在行军床上，一发炮弹正好打中墙壁，离他本人仅有几步之
遥，刘文辉差点就因此送命。后来有人便传说，这是刘湘在泄刘文辉当
日派人行刺之愤。
雅安不能待了，刘文辉继续夺命狂奔。
经过某地要吃午饭，他踏进大门，一眼看到正厅上挂一匾额，上书“自
公退食”四字。刘文辉号自乾，平时朋友部属多称他为“刘自公”，看
到“自公退食”，他就认为犯了忌讳，于是饭也不敢吃，一步不敢停，出
门打马就跑。
三国演义上讲到败走华容道这一章时，说曹操“肝胆皆裂”，如今的刘文
辉也到了闻风丧胆的程度。有诗讽之：“自乾本来性刚强，好比当年楚
霸王，北剿南征无不胜，险些逼死在岷江。”春秋无义战，岷江大战和
此前任何一次四川内战相同，也没什么好坏良莠之分。《大公报》一针
见血，谓之是从“群魔乱舞”变成了“群魔又舞”，反正左右都是一帮贱人
在瞎折腾。
民间的评论更是辛辣，老百姓把四川这么多年的打来打去，总结为“五
龙闹川”：刘文辉原来的防地多，钱多，称金龙；刘湘以侄犯叔，跟长
辈动手，称孽龙；邓锡侯的水晶猴子习性始终不改，称水龙；田颂尧老
在阿呆与阿瓜中间转悠，称闷龙；杨森一度靠乞讨过日子，到处乱挤，
称滚龙。
经过岷江大战，“金龙”刘文辉被撵出四川的腹心地带，军力削弱十分之
九。“孽龙”刘湘不损反增，光收编的人枪就达到四万多，最重要的是，
他打垮了川中的唯一对手，川军之中，再没有人能跟他叫板了。
真龙只有一个，接下来大家都在看“孽龙”如何处置“金龙”。
早在刘湘占据成都时，曾往访归隐的钟体乾，请其再次出山。刘湘
说：“钟先生，你一气之下便走了，你不知道我其实有不得已的苦衷，
不能不跟幺叔摊牌啊。现在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先生当谋更新之道，
重新出来辅佐我。”
经过这么多时间，钟体乾的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刘湘又登门相请，哪有
不给面子的道理，但他仍嘱咐刘湘：“你对自乾只能适可而止，不应该
太过分。”
刘湘马上接茬说：“我对幺叔，哪能有消灭他的心意，不过予以惩罚，
削弱他的力量而已。幺叔长于政治，我长于军事，我们今后还是要合作
的。”
这个时候的刘湘，外表装作谦逊，内心已是洋洋得意。他赫然以“长于
军事”自命，完全忘记荣威大战是如何败于刘文辉之手的了。
不过在跟钟体乾的谈话中，刘湘显然已经意识到，刘文辉毕竟是本家叔
父，他的长辈，亲戚之间“打破脑壳都镶得起”，必要时候他还是得给刘
文辉留一条生路和余地，这样才能多少挽回一点“以侄犯叔”的不利影
响。
岷江大战结束，刘湘达到了称霸全川的目的，当然更有理由表现得宽宏
大量一些，就好像刘备拿下西蜀，也一定会假仁假义地放刘璋一马。
刘文辉这边也尽量放低姿态，能多低就多低。他本人多次致电刘湘，表
示认罪，愿意留在西康“巩固国防”，同时由老婆出面，给刘从云叩头，
行弟子礼。
谁都明白，拜刘神仙为师，就是在彼此留下面子的同时，向刘湘俯首称
臣的一种间接表示，说得更直接一点，便是“明拜神仙，暗拜刘湘”。
刘从云在众人面前大弄玄虚，掐掐算算，说是天意已定，刘文辉还应存
在若干年。
舆论一造出来，刘湘在内部就比较好说话了。他在成都召见已卸职的冷
寅东时说：“我们幺爸（刘文辉）腰杆不能硬，腰杆一硬就要出事。我
不是要搞垮他，主要是削弱他的实力，我还会让他保留部分队伍，以后
西康正式建省，由他担任主席。”
冷寅东一听就明白了，赶紧替刘文辉请求：“自公（刘文辉）现在防区
骤小，地方苦寒，处境十分艰难。甫公（刘湘）大人大量，不如放他回
来吧。”
刘湘立即爽快点头，下令安川军撤出雅安。此时的刘湘在川军中早已是
一言九鼎，他的命令谁敢不遵？
1933年10月24日，刘文辉率残部返回雅安。
记得昆河大战前，刘文辉曾经固执地表示，他一定要打邓锡侯，哪怕那
是一碗毒药也要喝下去。没有想到他喝的果真是一碗毒药，喝完之后，
人虽然还活着，但天地全变，部队及地盘已经失去大半，他彻底沦落为
川军中的破落户，从此不再拥有如孟德一般称雄的可能和希望。对于曾
有凌云之志的刘文辉而言，这该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和辛酸，据说他就是
从此时开始吸食鸦片的。
一个人的梦破碎了，另一个人的梦实现了。
刘湘挟大胜之余威，在成都召开军政会议，他身边坐着刘从云、钟体
乾、张斯可，后排立着潘文华、唐式遵、王缵绪，称得上是谋臣似雨，
猛将如云，一时间，大有睥睨群雄，气吞全川之概。
由诸侯转变而成的“部属”们不仅唯命是从，恭恭敬敬仰承意旨，而且争
相拜在刘神仙门下，以求生存。在刘湘这条真龙面前，什么金龙、水
龙、闷龙、滚龙，都不过是现出原形的小泥鳅罢了。
“滚龙”杨森那是多自傲自恋的一个人，连他也不得不拜刘神仙为师。拜
师就要叩头，杨森可怜巴巴地说：“我妈死了我都没叩头，对刘老师我
行三鞠躬礼不行吗？”
直到拜师这一天，杨森还在为难，邓锡侯和李家钰不由分说，将他硬拉
了过去。只见“刘老师”坐在太师椅上，各路大小诸侯一齐下跪，叩头拜
师，众目睽睽之下，杨森没法再站着，只好也跟着叩头。
仪式结束，邓锡侯幸灾乐祸地问杨森：“今天有何感想？”
杨森又羞又恼，气急败坏，说：“今天是我最大的耻辱，我这个头不是
为我自己叩的，是为我的部下叩的，我心里把它当成是给我的部下祈
福！”
回到防区后，杨森的心情犹不能平复，集合军官讲了这件事，告诫众人
一定要发奋图强，以雪当日之辱。
像杨森这么顶真的人，当然只是极少数，而且就算是他，也叩了头，拜
了师，等于承认了刘湘的“四川王”地位。
除了对刘湘这个王者不得不敬，其他人私下倒还是亲亲热热，无拘无
束。
四川军人有一个突出特点，打仗的时候可以玩儿命，白刀子进红刀子
出，打完仗，照样也可以你好我好，搂肩搭背。
有一次，刘文辉来成都开会，邓锡侯设宴迎接。邓锡侯方面负责接待的
副官又紧张又好奇，不知道这两个战场上的生死冤家会如何见面打招
呼，会不会发生尴尬甚至意外之事。
刘文辉来了，他身着黑袍马褂，举止彬彬有礼，并向早已等候在客厅的
邓锡侯微笑点头。邓锡侯则像见到了久别的亲友，快步上前，拉着刘文
辉的手连声说：“老幺，对不起，对不起。”
刘文辉满不在乎：“误会！误会！误会！”
邓锡侯笑着忙答：“好说，好说，请！”
两人礼让一番，才进入客厅就宴。笑谈之中，一切过往，早已云淡风
轻。
出来混，总得经历风雨，只要是汉子，你就得扛得起、站得住，然后继
续雄起。正如川军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梁山泊兄弟，那是打出来的！
四川军阀割据，混乱不堪，大小军阀常年内战，争权夺利，最后杀出重
围的只有两个人——刘湘和刘文辉。二刘大战，最后刘湘逆转局面，击
败刘文辉，统一了四川军阀，成为蜀中之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四川军民无不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川军兵将
更是立誓“拼将热血，溅我山河，抗战到底，誓不生还”。刘湘积极响应
号召，大举出兵，保卫国家。川军第一次由内战转变为对外战争，爱国
之情势不可挡。
偶像的破灭
田颂尧：绰号“冬瓜”，生于四川省简阳市。时任第二十九军军长，为对
付入川红军，被蒋介石委任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
徐向前：生于山西五台永安村。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过讨伐陈
炯明的第一次东征。红四方面军入川时，出任总指挥。
王铭章：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
兵科。与红军作战时，担任第二十九军第四师师长。
杨森：生于四川省广安市龙台镇。时任第二十军军长兼任第四路军总指
挥，其人骁勇善战，被称为川中第一战将。
刘存厚：生于四川省简阳市。任第二十三军军长，他是川军“武备系”的
核心人物，但在红军入川时，其部已衰弱不堪。
刘湘：字甫澄，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在历次四川内战中取胜，逐
渐统一四川。时任第二十一军军长兼四川“剿匪”总司令。
刘从云：生于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刘湘的军师，“孔孟道”教主，帮助
刘湘实现了“以神治军”。
王陵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刘湘帐下的首席大将，时任四川“剿匪总
部”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长于军事，其战绩可与杨森相媲美。
范绍增：绰号“范哈儿”，生于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袍哥出身，有上山
为匪的经历。在刘湘手下任旅长，曾出川攻打贺龙的红三军，之后又参
加了对红四方面军的围追堵截。
唐式遵：绰号“唐二瘟”，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与潘文华同为刘湘
最亲信的战将，但军事指挥能力并不出众，且被指缺乏阳刚气质。
邓锡侯：字晋康，绰号“水晶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时任第二
十八军（后番号改为第四十五军）军长兼第一路军总指挥，他为人圆
滑，因此方方面面都吃得开。
李家钰：字其相，绰号李矮子，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当时依附于
刘湘，并被刘湘任命为第三路军总指挥，他作战勇猛，不惜气力，在二
线川将中可排第一位。
刘湘率诸侯联军与刘文辉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场好戏的始作俑者田
颂尧却不见了。
不是冬瓜不爱热闹，而是不得不缺席。
我们熟知的第四次反“围剿”，以蒋介石碰得头破血流而告终，不过这个
失败指的仅仅是进攻中央红军失败。在打击另外一支红军，即红四方面
军时，他得手了。
在发起第四次“围剿”后，蒋介石即亲自督师武汉，集重兵围攻红四方面
军所在的鄂豫皖苏区，其麾下悍将卫立煌率先攻陷了安徽金寨。
如今的金寨，只是大别山里的一座偏远小县，但当时的地位非常显要，
乃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甚至被作为安徽的临时省会。卫立煌攻克此
地，对击破鄂豫皖苏区具有先声夺人的效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离开大别山，溯
汉江西上。
那时节，田颂尧正调兵遣将，当着刘文辉的面拿板砖拍自个儿的胸脯
呢。他听到风声，说红军已到了陕南，陕南与他的川北防区离得很近，
这让冬瓜心里立刻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起来。
直到有一个人给田颂尧来了封信，读完这封信，他才松了口气。
来信的人叫邝继勋，原为邓锡侯手下的一名旅长，现为红四方面军的军
长。邝继勋在信中对田颂尧非常客气，口口声声称他为前辈，说要借路
经过川北防区，请他高抬贵手。
冬瓜是个没多少脑子的人，他把红军当成了跟他思维差不多的四川诸
侯，当下便信以为真，放心大胆地将主力从防区抽到了成都。
可是随后传来的情报却渐渐不妙起来，说是在防区内发现了红军便衣的
踪迹。这些便衣化装成磨刀匠，一边走街串巷，喊着“磨剪子哩戗菜
刀”，一边绘制地图，其所绘地图都非常精细。
不是说路过吗，这是在干什么？
还没等田颂尧回过神来，红军突然对川北防区发起闪电进攻，且兵锋直
指巴中三县。
田颂尧在巴中三县原驻有大量部队，但抽调后仅留了一个团，平摊下
来，每座县城仅能分到一个营。如此微弱的兵力，自然顶不住红军的猛
攻，一时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来。
田颂尧这个后悔啊，然而再悔再恨也来不及了，因为成都巷战已经开
始，他被刘文辉逼到城内的一角，自己都快完蛋了，哪有余力再去援
救。
所幸邓锡侯的居中调停又把他从深水里给捞了出来。与刘文辉达成协议
后，田颂尧就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川北。
此时他的巴中三县早已落入红军的掌握，田颂尧所能做的，也不过是竭
力防止红军继续推进而已。
成都巷战，已经把田颂尧给打惨了。
当年川中诸侯曾有多种实力榜单，除了耳熟能详的“七雄四强”外，早一
点的还有“春秋五霸”，分别为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和田颂尧。
这些榜单里面，田颂尧虽然排名都不靠前，但每一次都少不了他，分量
之重可见一斑。
在田颂尧的鼎盛时期，他拥有四万多人马，防区囊括川北二十六县，这
也是他敢跟刘文辉叫板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还想学着
刘湘建空军，并且正经八百地成立了“航空筹备处”，连机场都已经修了
个样子出来。
经过成都巷战，冬瓜虽然还不至于像那幅时事漫画上所描述的，“摔到
稀烂”，但已颓象毕现。明眼人都能看出，其时的田颂尧已渐成一蹶不
振之势。
就在他既紧张又惶恐的时候，蒋介石送来了委任状，将他由军长升
为“督办”。
蒋介石的乌纱帽当然不是随随便便奉送的，田颂尧的这个督办有专用名
称，叫做“剿匪督办”。也就是说，给你升官，是为了让你在跟红军作战
时能更起劲一些。
假如红军“造访”的是别人的防区，田颂尧也许会觉得乌纱帽有些烫手。
现在被夺去的本来就是他自己的防区，就算不升官也得干呀。再想想，
刘湘爬到那么高的位置，不过也是个“督办”，田颂尧真有一种无功受
禄、喜从天降的感觉，马上兴高采烈地宣布就职。
田颂尧实力不济，蒋介石也看到了。随乌纱帽一道奉送的，有近百万发
子弹和二十万军费，同时蒋介石还派人告知田颂尧：“胡宗南驻军陕甘
边区，要是你觉得吃力，可以让胡宗南派两个旅进川协同作战。”
胡宗南的部队号称“天下第一军”，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战斗力自然是
没得说。可田颂尧又怕胡宗南来了之后赖着不走，所谓“送走者行孙，
又来孙行者”——一样不好对付。
于是田颂尧只派一个参谋前往甘肃，见了见胡宗南，却没有表示欢迎对
方入川的意思，等于什么都没说，不过是敷衍一下蒋介石而已。
田颂尧这边刚刚办喜事，红军那边也张灯结彩地在巴中创立了川陕苏
区。
很明显这是要建房上梁，做长居打算了。
田颂尧再也无法安之若素。
论军政才能，冬瓜属于比较平庸的类型，他打仗主要靠孙震。孙震名为
其手下的副军长，但实际权力很大，田颂尧的二十六县，他本人不过才
直管五县，孙震却能直管十三县，事实上已经成了诸侯下面的小诸侯。
长此以往，自有功高盖主之嫌。平日不打仗时，将帅之间难免会生出各
种猜疑和冲突，孙震一气之下便托病去了上海。
要打仗了，田颂尧又想起这位必不可缺的悍将，成都巷战前便将其紧急
召回。耍大牌归耍大牌，孙震也明白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道理，指挥
作战时不敢稍有大意，能使的解数几乎都使了出来。
成都巷战惨败归惨败，但丝毫不影响田颂尧对孙震的倚重。他自己刚刚
官拜“剿匪督办”，就力保孙震为“剿匪总指挥”，再度将指挥权全部交到
了对方手上。
红军入川后有如秋风扫落叶，田颂尧和孙震知道不容易对付，所以最初
在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上，都十分审慎小心。
两人经过商议，决定分左中右，对红军实行“三路围攻”，出动部队占去
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超过已入川红军的两倍以上。
三分之二上去后，果然大不一样，基本上是川军有进无退，红军有退无
进。尽管一进一退之间，过程都极其缓慢，但起码得说，川军打的是胜
仗，不是败仗。
两个多月之后，田颂尧得以收复巴中三县。
田颂尧蒙了，是那种随时都想喜极而泣的蒙。成都巷战后，连他自己都
一度有种不祥之感，觉得自己的军队可能要沦落为不能打仗的垃圾了，
没想到小子们如此争气长脸。
知道对手是谁吗，是蒋介石也要惧其三分的红军啊，你们就算真是垃
圾，也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成功的道路是坎坷的，经历太多坎坷的“成功人士”，其表现也往往会有
些反常。
田颂尧给人的印象，一向都比较平庸拘谨，不然也不会被人叫做冬瓜
了，可就是这么个老实孩子，一下子变得出奇的高调。在各种文告上，
田颂尧使用的头衔都是“督办兼军长”，就唯恐别人不知道他已经升了
官，成了督办。
田颂尧一再“告捷”，每次都能得到蒋介石的回电嘉奖，称赞他“迭克名
城”。并且还提出，要田颂尧把他“取得节节胜利的战略战术”总结一
下，以便上报交流经验。
这抬举得，几乎就把田颂尧当成了川中名将，让冬瓜想不飘飘然都不可
能，但冬瓜在忘乎所以的情况下，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诱敌之计师长王铭章在占领巴中三县里的通江县城后，曾发电报给田颂
尧，说通江城的各条大街都被红军改了名，改成了已故红军战将的名
字。
举例来说，某街的名字就叫“恽代英街”……王铭章的意思是，红军这么
做，自有道理，不如我们也跟着学，比如川军里面谁谁谁战死了，就可
以用他的名字来换掉“恽代英”。
田颂尧同意，并把电报交给了幕僚办理。
这个世上，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田颂尧已经够冬瓜了，他的幕僚
还要冬瓜。拿了电报看见有恽代英的名字，马上跑去报告田颂尧：“我
见过这个叫恽代英的人名，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现在肯定是被我们打
死了。这是大功一件，应该专案上报。”
田颂尧一听大喜：我还以为恽代英是红军里面的小军官呢，原来是大人
物，当然不可错过。
当下便上报蒋介石，说他的部队把“红军高级将领恽代英”给打死了。
蒋介石接到战报又惊又疑。
恽代英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对于有黄埔军校校长背景的蒋介石来
说，不可能不熟悉。让他感到格外吃惊的是，早在两年前，恽代英已经
在南京被处决，处决令还是他亲自下达的，怎么又在四川出现了？而且
还被重新打死了一次？
可田颂尧在报告上说得有鼻子有眼，活脱脱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
“死而复生”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直接原因就是被处决者身份没查清
楚，也或者名气太大，有人冒名顶替。蒋介石便回了封电报，让田颂尧
把情况说详细一些：这“恽代英”究竟是何时何地被何人打死的。
正因为“重要”，蒋介石就问得极其具体，包括死时的情况，尸体的下
落，证件证物，一个都没放过。
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田颂尧不敢怠慢，随即转问王铭章。
王铭章的回复是：就看到通江城里有恽代英的街名，不知详情如何——
敢情王师长更不知恽代英是何方神圣。
田颂尧急得满头大汗，说你再仔细查查看，说不准是基层部队干的呢？
王铭章领命分别致电各部，自然全都石沉大海，谁都说与此无关。
不是没人想冒功，可像这种蒋介石亲自过问，细到连证件证物都要追查
的，又有谁活腻歪了，敢碰这个霉头？
田颂尧这才明白，“川军打死恽代英”纯属子虚乌有。偏偏蒋介石对此事
还很关心，一再来电追问，田颂尧无奈之下，只好红着脸，原原本本地
报告了实情。
“恽代英”让田颂尧很是尴尬，但有一点，大家都不能否认，那就是川军
攻城略地总没有掺假，起码巴中三县已经收过来了。
不仅是田颂尧，就连孙震的自我感觉也是如此良好：“红军的确厉害，
可是他们跑到四川，遇到川军，就不行了。”
如今的川中诸侯，都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军”，他们对此倒是拎得很清，
知道自己还是老川军那棵藤上结的果，跟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军”不是一
码事。
比如说田颂尧，他最初就属于刘存厚的嫡系，四川新军才算是他的老祖
宗，虽然从辛亥起义到护国讨袁，没有一个不参加，却也不过是随波逐
流而已。
田颂尧首先接触到的革命军，是熊克武的蜀军和新老第五师，即新川
军。后来中共在四川也策动了几次武装起义，并拉起了队伍，但无论是
新川军还是这些中共地方武装，在老川军的重兵围攻下，最后都以溃散
而告终。
革命军又不是没见过，想那熊克武何等了得，而今安在哉？
按照田颂尧的评估，红军甚至还不如熊克武，毕竟要单打独斗的话，他
没在熊克武和新川军身上占到过多少便宜。
红军，可能也就比中共的地方武装强一些吧，“是经不住正规川军打
的”。
现在的问题是，红军已退至通江北面的山区，那还要不要穷追呢？
从战场形势来看，红军仍在后退，川军仍在前进，似乎没有理由不追。
但还是有部将提出怀疑：“红军只退不进，会不会在施诱敌深入之计
啊，应该提防，不能轻进。”
蒋介石派来的特使也提醒田颂尧，说红军可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不信
的话，你知道第一次“围剿”时，张辉瓒是怎么完蛋的，不就是中了红军
的诱敌之计吗？
听到这里，田颂尧心虚了。张辉瓒是陆士生，湘军干才，生前位列中
将，连他都栽了进去，看来大意不得。
田颂尧赶快发电报给刘湘，借来了一架小飞机。
他想通过飞机侦查一下，看现在红军究竟有多少兵力，如果兵力突然增
多，就说明其中有诈。
负责随机侦查的是田颂尧的幕僚长。这家伙身体很差，坐飞机都头晕，
可又不能不去，登机后，他拿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比画比
画，让飞行员开过去。
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应该说是比较精确了，无奈此君早已头昏眼花，哪
里能真正用得起来，不过是信马由缰地随手一指罢了。飞行员水平也是
一般，你那么一指，我也就那么一开，结果根本没有找到红军所在的中
心区域。
得完成任务啊，幕僚长举一个望远镜，胆战心惊地朝地面胡乱观察了一
通，就草草了事，打道回府。
回来之后，他告诉田颂尧，没发现红军大部队，只看到险隘地方有小股
红军在活动。
田颂尧和孙震听后都喜不自胜。
不过是“小股”，又是缩聚在一块小地方，不正是围而歼之的好时机吗？
田颂尧知道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是徐向前，他连徐帅都一并瞧不起了，
对别人说：“徐向前的队伍，是一支流寇，眼下已成强弩之末，我们的
胜利不过是指顾之间的事。”
话音刚落，川军即奉命围歼通江以北的“流寇”。
田颂尧坐着飞机也侦察不到徐向前的实情，徐向前却对他的上下左右看
得一清二楚。
红军有一个非常严密的情报网络。早在入川之前，中共四川省委就在田
颂尧的军部发展了地下军事小组，田颂尧的许多幕僚甚至他的机要秘书
长、随行秘书都是地下党员，试问田颂尧和孙震还有何秘密可言？
川军大到作战计划、兵力部署，小到内部番号、通讯联络信号，徐向前
无不知之甚详。他从情报中获悉，川军虽夺巴中三县，但实力损耗严
重，有的主力团成建制被歼灭，显然，这个时候川军需要休整，而不是
继续出击。
田颂尧前期能收回巴中三县，缘于当时红军入川才一两个月，兵力较
少，又无险可恃，等退至通江北面，大部队其实早已到达。在这种情况
下，徐向前还要摆出弱兵姿态，一退再退，除了准备诱他入笼外，也没
有其他解释了。
诸侯经验川北地势，南低而北高，愈是向北，山势愈是陡险，至通江以
北，更是山高路险，易守难攻，若论防守阵地，再找不到比这更好的
了。在一些险隘之处，红军只需摆上几个连，就能顶住川军整团整旅的
进攻。
徐向前要在这里把田颂尧从“损耗严重”磨到“精疲力竭”。
果然，田颂尧的所有前线部队都被阻在山区，一步不得前进。两三天
后，见川军士气逐渐陷于沮丧，徐向前一声令下，发起了大反攻。川军
猝不及防，全线崩溃。
川军被外界称为“川老鼠”，就是说他们跑得比较快，无论进攻还是溃
退。依照诸侯混战时的惯例，孙震又把枪支弹药、辎重财物沿路丢弃，
让对方捡拾，以便争取时间跑路。
殊不知红军不是川军，徐向前下令，各部队一律不准打扫战场，只管猛
打狠追。
在红军系列中，红四方面军一向以猛和狠著称。身为总指挥的徐向前亲
自加入追逐赛，一口气追过一座四十里的大山。大概是跑得太快了，体
力透支严重，下山后，徐帅头疼欲裂，两手抱着脑袋，很长时间都说不
出话来。
这样凶猛的追击战术，川军从来没有见识过，那个狼狈就别提了。不仅
前线大部队全面崩溃，就连原先布置在较后地区的少数预备队，也被顺
势打垮。
田颂尧大惊失色，他本人驻于阆中，但包括阆中在内，后方都是一片空
虚——他此前早就把部队全摆到了一线，根本没留下做总预备队的足够
兵力。
更令人悲哀的是，直到此时，田颂尧和孙震也没搞清楚红四方面军的真
实情况，不知道对方究竟掌握多少兵力，最终要打到哪里。
越糊涂越惊慌，越惊慌越没辙，除了逃命，两人全都没有一点招。
阆中城外是嘉陵江，孙震传令架起浮桥，供各部撤退。可人倒霉的时
候，连天都不帮忙，忽然下起大雨，河水暴涨，渡河效率也大受影响，
岸边的溃兵越积越多，而且大家都抢着渡河，没有人肯留下来做掩护。
王铭章见势不好，当场召集所有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希望谁能发扬发扬
风格当后卫。然而军心已溃，哪里还能找出这样的活菩萨，反而会上闹
到不可开交。王铭章无计可施，竟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部下们磕起
了头。
磕头也没用，大家仍是各自乱跑，跟老窝被端掉的野蜂没什么两样。
田颂尧那极其短暂的几个月“黄金时代”就这样结束了。他遭到了命运齿
轮的无情报复，不仅再度丢掉巴中三县，而且继成都巷战后主力再受重
创，出来三分之二的兵力，起码损失了三分之一，战后连一个稍完整些
的团或连都找不到了。
冬瓜这下真的摔烂了，田颂尧别说进攻，连退而自保都觉得困难，只好
致电蒋介石，请求辞去“剿匪督办”之职。
川军是第一次跟红军照面，蒋介石可是不知道打了多少次交道，真实的
红军有多凶猛，他比谁都有数。
你先前得意，那是超常发挥了，现在一败涂地，反倒在我意料之中。
蒋介石没有同意田颂尧的辞请，他属意刘湘前去“征剿”，并委任其
为“四川剿匪总司令”。
刘湘自有主意，他提出“先安川后剿赤”：让我打红军不是不可以，但得
等我干趴幺叔，把四川盟主的位置坐稳当再说。
岷江一战，刘湘大获全胜，也相应具备了统领各路诸侯的威望。
1933年10月4日，刘湘当着诸侯部属们的面，在成都正式宣誓就职“四川
剿匪总司令”。之后，便发布了六路“征剿令”，准备向红军发动进攻。
出征之前，刘湘公开宣称“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苏区的红军”。
这并非完全大语，而是有一定的实力依据。
时间到了“战国末期”，六强皆有定数，所谓六路，实际上也就是“六
强”。除刘湘自统一路外，其余五路依次为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
杨森、刘存厚，交椅排法完全按照“水泊梁山标准”，武功与资历综合，
但以武功为先，然后谁大谁坐前。
六路集中了当时所能集中的大部分川军精锐，共计一百多个团，二十万
人马。反观红四方面军，尽管打垮田颂尧后立即进行了扩充，但也只发
展到五万余人，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新兵。
兵力占有绝对优势，自然是王道。可自古以来，战场又都是一个时时能
诞生奇迹的地方，这回创造奇迹的是徐向前。
早在刘湘宣誓就职之前，徐帅就预先破掉了“六路”中的两路：杨森和刘
存厚。
杨森和刘存厚的防区也都在川北，与田颂尧毗邻，田颂尧兵败，如同在
他们头顶上响了个炸雷，让二人吃惊不已，有朝不保夕之感。
依照杨森以往的脾气，那是非要斗一下不可的，但他如今地盘很小，部
队也少，全部加起来不过才两万，仅是田颂尧“三路围攻”所用兵力的三
分之一。再说了，蒋介石好歹还给了田颂尧一个“剿匪督办”呢，杨森什
么都没捞着，干嘛非要去太岁爷头上动土？
杨森另辟蹊径，他与红军进行秘密谈判，提出“互相支援，互不侵犯”。
双方达成协议后，他率先给红军送去地图和药品，以示诚意。
这些当然都得瞒过蒋介石的耳目，所以还得演戏。
先是红军那边假装杀过来，然后杨森这边派一个连虚张声势地大
喊：“红军又过来啰！”
喊完就乱放枪，放完枪冲锋，双方以冲锋为掩护，顺势完成所有物件的
交接。红军拿到东西后，就撤走了。
仗打得蹊跷，连当地老百姓都觉得奇怪：“这次红军怎么撤得这么快？”
杨森跟田颂尧最初一样，他的那套经验还是诸侯经验，不知道红军并非
诸侯，可不会跟他玩梁山泊兄弟那一套。事实上，杨森的前哨据点直接
伸入巴中，极大地限制和影响着红军的行动，红军是一定要拔掉他这颗
钉子的，这是战略高度，没得商量。
几天之后，徐向前一声令下，红军乘着雨夜发起隐蔽大突袭。杨森猝不
及防，被打得晕头转向，于是也不得不退守嘉陵江西岸，成了“田颂尧
第二”。
接下来就轮到刘存厚了。
刘存厚的防区也在川北。“六强”里面，数刘存厚的资历最老，邓锡侯、
田颂尧全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媒体也都称他为“老将军”。他能挤进“六
强”，很大程度上卖的就是一张老脸。
刘存厚的一生之中，最为得意的当然还是北洋时代，也始终对此念念不
忘。虽然他早已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的头衔，但所用军
旗仍是北洋的五色旗，而不是其他诸侯通用的“青天白日旗”。他给中学
题写匾额，落款时竟然还是北洋赐给的爵位：“勋一位，一等文虎章，
一等宝禾章，崇威上将军”。
在北洋政府业已灰飞烟灭的情形下，别人避之尚恐不及，刘存厚此举亦
属难得。盘点刘存厚这一辈子，他前半生之所以大业难成，还是缘于没
存下一个“厚”字，倒是临到晚年，总算“厚”了一把。
刘存厚不但在形式和精神上完全继承北洋，他的部队似乎也留在了那个
时代，无论军事训练还是枪炮器械。徐向前初来乍到，但他对刘存厚的
评价和印象也只有两个字：老朽。
打田颂尧和杨森，尚需智谋，打老朽，所有这些都不需要。
“乩仙”的预言红军出击之后，刘存厚只有赔钱的本事，哪有赚钱的能
耐。他向刘湘求援，发去的求援电报不亚于雪片飞舞，但即便到这般地
步，此翁还死要面子，一边频频告急，一边信誓旦旦地说要“誓死坚
守”。
刘湘知道刘存厚是打肿脸充胖子，所以派援的同时，也很坦白地对他
说，你如果守得住，固然很好，万一守不住，就不要硬撑了，只要记
住，走之前务必把运不走的武器销毁掉。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刘存厚反而不好意思马上遁形了。他找人在府中
扶乩，想算算看自己能不能撑到援兵到达。不料算命结果还没出来，城
内就已响起了枪声，红军先头部队冲进了城。
刘存厚带上家眷卫兵仓皇而逃，自然也顾不上什么销毁武器，用报上的
说法就是，“老将军”不仅面子没保住，还给红军“厚赠了一笔礼物”。
到刘湘正式组织六路“征剿”，实际已提前垮了三路。不过刘湘一开始也
并不拿其余五路当回事，他在意的是自己这一路，即第五路。
和其他川中诸侯不同，刘湘并不是第一次和红军打交道，早在他和刘文
辉发生惊天冲突之前，就在湖北和红军结结实实地干过一架。
当时蒋介石在武汉发起第四次“围剿”，除用“中央军”重点攻击鄂豫皖的
红四方面军外，还向刘湘发出命令，要求川军协同鄂军，对鄂西洪湖的
红三军展开围攻。
川军极少出省，往前追溯，真正重大的出川作战也就一次，即熊克武和
刘湘共同策动的“援鄂之战”，打那以后，川军几乎足不出户。
例外也有，比如蒋桂战争时，刘湘曾派一个师出川“拥蒋讨桂”，又如中
原大战时，鄂北红军声势浩大，刘湘也应蒋介石要求，派部出川援鄂，
但当时刘湘的注意力并不在外部，以致于每次部队出川时，他都要反复
叮嘱带兵官：我的策略是“内重于外”，你们出去后意思一下就行了，千
万别傻乎乎地奉命作战啊。
结果便是形式大于内容，川军相当于出省旅行了一趟，除了来回赶路，
基本上什么都没做。
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刘湘本想和过去一样，派一支部队出去招摇招
摇，摆摆造型，闹闹声势，之后就打道回府。但考虑到此时的蒋介石并
非“蒋桂战争”或中原大战时可比，行事太夸张的话，不仅交不了差，而
且可能失去蒋介石的支持，因此他一度觉得十分为难。
他认为人判断或决定不了的事，还是得问神仙。
在近代中国，皇帝其实从未消失，他们不过换了几身衣服罢了。刘湘迫
于时势，早已断了做皇帝的念头，能在川中和刘备一样三分天下，就阿
弥陀佛了。倒是刘从云出道以来，一路坦途，从没灰过心。
皇帝只有一个，既然你刘湘不做，我做！
某天，刘从云和刘湘、邓锡侯“两个弟子”在一起，他突然大发豪兴，很
得意地说：“我左手抱着晋康（邓锡侯的字），右手提着浦澄（刘湘的
字），何愁天下不定？”
刘从云还曾当着刘湘的面说过：“我扶了乩，乩仙说我将来要当皇帝，
如果真的当了皇帝，一定把皇位传给您。”
要是别人听了这些话肯定会生气，但刘湘却一点都不介意，甚至还很高
兴：没准刘神仙真能把蒋介石这类“伪天子”给挤掉呢，到时候我还能白
落个“皇帝”当当哩。
在“出川远图”这一点上，刘从云和刘文辉算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刘湘
犹豫，他毫不犹豫。
当然，这话不能他说，得让“乩仙”说。
刘从云做了整整七天水陆道场，然后扶乩请神，“乩仙”很快就来了指
示：“湖北荆沙（荆州和沙市）一带，也都是刘家的天下，理应收复。”
刘湘看了之后怦然心动，不仅欣然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而且决定这回要
动点真格的，以便“收复湖北荆沙”。
蒋介石随后任命刘湘为“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刘湘作为“主公”自然不
能再亲自跃马上阵，他让王陵基代理此职，率三旅川军前往鄂西。
这都是“九一八”以后的事，自从日本人打进东北，诸侯们外出打仗又多
了一个极其时髦的口号，叫做“抗日”。
王陵基扛着“抗日”旗号出川东入湖北，在宜昌停留了三个月后，才正式
下达作战命令，并进占沙市。
红三军系由贺龙指挥，在发现川军动向后，贺龙即亲率主力星夜赶回洪
湖，向范绍增率领的前卫部队发起反攻。
双方相持了一个多月，伤亡都很大。范绍增虽拼了老命，但他只有一个
旅，红军有一个师，再怎么折腾也折腾不过。最后“哈儿”被打得落荒而
逃，乘骑和行李都成了红军的战利品，右手也在突围中负伤骨折。
范绍增吃了败仗，然而这只是战术上的失败。
王陵基老谋深算，他坐拥三个旅，一前两后，范绍增落败之后，他第一
时间便对败退下来的那个旅进行整补，随后又向沙市增援了一个旅，使
得沙市防守大大增强。
贺龙击溃范绍增后，继续向沙市发起攻击，但面对两旅川军防守的城
池，打了近半个月都没打下来。
这个时候，王陵基将他手中的第三个旅置于红军侧背，尽管没有主动出
击，可是威胁之大不言而喻。鄂军则乘隙从后方攻击洪湖中心区域，等
于是川军主防，吸引红军主力后，支起架子来让鄂军攻。
贺龙和红三军所面对的局面变得异常被动，至1932年9月，洪湖根据地
已经大部失陷，红三军也由一万人锐减到三千多人，最终只能像红四方
面军那样，退出洪湖，转入湘鄂边境打游击。
赶走红军，刘湘和刘从云喜不自禁，都以为“乩仙”的预言就要实现了，
不料他们机关算尽，算来算去，却还是算不过蒋介石。
“围剿”洪湖战役结束不到两个月，老蒋就用“中央军”接管防务，打发鄂
川军全部上船，输送回川，到头来，荆沙并非刘家的天下，还是他蒋家
花了大半天工夫，竟然是损兵折将，毫无所得，这下惹得川军内部怨声
载道，许多军官都对刘从云的“神机妙算”产生怀疑，说刘神仙的话，真
是靠不住。
相对而言，刘湘倒是能看得开：不就是损失了一些人马，而且没占到地
盘吗，你们这些小军官只有那么高，就看不到更长远的——蒋介石用了
我的兵，但没给我地盘，那就相当于欠了我人情，他不得还吗？
到了二刘争夺“川中王”时，蒋介石站的位置，确实是刘湘这边。
如果说对那次出川作战，刘湘尚能抱可有可无、得失不介于怀的态度，
这次不同，红军打到四川来了，双方有了直接的利害冲突。于川军而
言，一旦打不好，已不是得不得地盘的问题，而是要失去地盘了。
刘湘决定任命王陵基为第五路总指挥，再次指挥与红军作战。
在任命王陵基之前，刘湘斟酌再三，犹豫了又犹豫，因为他对“王老
师”早有疑忌之心。
除了刘从云因与王陵基不和，经常在身边进些关于王陵基的“谗言”外，
在刘湘眼中，王陵基自身也确实有了离心倾向。比如擅自在万县招编人
马、扩充部队之类，那不就是要独闯天下、拉旗杆做小诸侯了吗？
刘湘和邓锡侯不同，刘湘是表面宽厚，他绝不会像邓锡侯那样，容许部
下越出自己划定的圈子。对灵官的一举一动，他貌似不置可否，可内心
哪里会真的不在乎。有一段时间，他盯着万县的那副神情，就好像盯着
颗定时炸弹。
可他仍然要用王陵基，而且要重用。
刘从云曾指王陵基是魏延。魏延有没有“反骨”可以另说，但文长兄绝对
是个出众的将才，此君不仅骁勇善战，而且深具奇谋，他献给诸葛亮
的“出子午谷奇袭长安”一策，为后世许多兵家所叹赏。
魏延的计策再高明，终究没能付诸实施，王陵基在“下川东之战”、“出
征洪湖”中的表现却是有目共睹。尤其是王陵基有过跟红军作战且战而
胜之的经验，这在当时的川中诸将里无人可及，就凭这一点，也不能把
他拉下去。
退一步说，魏延造反，终究还是到刘备和孔明都不在世之时，刘湘自信
也能镇住灵官，就算对方是个定时炸弹，那定时装置也是在自己手里，
还不致于马上走火失控。
王陵基刚刚拜印，还没出发，徐向前就已击溃刘存厚，占领绥定、宣汉
两县，红四方面军也顺势扩充到了八万余人。
1933年11月1日，王陵基领兵五万，向绥、宣发起“进剿”，刚好与继续
向前推进的红军狭路相逢。
徐向前原计划占领绥、宣后，便长驱直入，南下进攻万县，以扼四川咽
喉。但跟王灵官打过一个照面之后，就知道遇上了川军主力，急忙退至
宣汉河北岸。在这一带，红军工事坚固，又有河道挡路，双方形成了对
峙格局。
绥、宣既破，重庆和万县北面都亮出了空档，全川为之震动。刘湘压力
很大，他急于稳定人心，乃向王陵基发出严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立
即发动第一期总攻，以收复绥、宣。
渡河作战向来是个极其危险的买卖，王陵基即便被压得再紧，也不敢贸
然行事，他在寻找一个机会。
起雾了。
1933年12月15日，拂晓，宣汉河上雾气蒙蒙，能见度极差，这边看不到
那边，那边也看不到这边。
川军以浓雾为掩护，成功实施了强渡。北岸红军发觉后，急忙组织反
攻，要把已渡河的川军赶下河。
王陵基指挥作战，极有章法。攻击时有主攻，有佯攻，有预备队，分得
清清楚楚，防守时则配备重火力，一般为三线配置：重机枪阵地两线，
迫击炮阵地一线。这使得双方的攻守战相当激烈残酷，伤亡也都很惨
重，红军战死将领很快达到了师长一级，徐向前事后对此的描述是“杀
声震天，山河尽染”。
1933年12月17日，川军收复绥、宣两城，红军退守马渡关。
马渡关山高林密，路险涧深，乃川北重要的交通枢纽，徐向前十分重
视，不仅将自己的指挥所设在这里，而且调精锐部队严密布防。
王陵基也是一样，他只有将此地夺过来，才能反过来扼制红军南下。
1934年1月24日，王陵基调动两个主力团向马渡关发起进攻，在伤亡一
千多人后，红军阵地仍岿然不动。
负责把守关口的是许世友许和尚，那是徐向前部下第一勇将，素以能打
苦仗恶仗著称，他的防线岂是那么容易被突破的？
王陵基一向岸然自高，连刘湘见他都得尊称“王老师”，从来也是个吃软
不吃硬的主儿，当下大叫一声：“我不信红军是三头六臂，这马渡关就
打不下来！”
红军虽然没有三头六臂，但川军连攻四天，连续激战，就是拿不下一个
马渡关。
1934年1月28日，王陵基亲临前方督阵，随其前往的还有两个手枪大队
和独立团。
手枪队是刘湘成名前后的必杀技，队中人手一支盒子炮，近战时火力甚
是威猛，过去刘湘每遇过不去的坎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调手枪队出
阵。独立团则拥有机枪营、炮兵营这些重火力，可掩护步兵进攻。
依靠这些生力军，王陵基当晚终于如愿以偿地攻下了马渡关。
至此，川军境况逐步趋于好转，刘湘也高兴起来。他用兵向来谨慎小
心，生怕王陵基像田颂尧那样，中了红军的诱敌之计，正好又临近春
节，便连电王陵基，让他固守原有防线，不得再纵兵深入。
见前方没有新的军事行动，王陵基便乘飞机回万县过春节去了。
你要快快乐乐过春节，红军可没这打算。
红军在田颂尧处设有地下军事小组，有了这一情报来源，徐向前对“六
路”的动态全都了如指掌，王陵基要过春节，他偏不让“王老师”过舒
1934年2月12日，农历是腊月二十八，这一天之后就是小除夕。红军突
然发起夜袭，在击溃川军前哨阵地后，直趋王陵基的第五路军总指挥
部。
川中诸侯作战，自有它的一套路子和规矩，像春节这样的节假日都是各
归各家，完全想不到会遭袭。现场顿时一片混乱，官兵伤亡近千人，被
红军缴获的武器弹药和预备过节用的鱼肉食品，更是数不胜数。
王陵基闻讯很是惊慌，急忙赶回前线，但川军士气已受到沉重打击，他
的主力部队之一，许绍宗旅被红军三面围困。
红军夜袭成功，除了出其不意外，与担任副总指挥的范绍增援救不力也
有很大关系。
刘湘对王陵基“用而不信”，就需要有人替他在旁边进行监控和牵制。但
王陵基在川军中资格老，潘文华、唐式遵等人见了都得喊他老师，让他
们做“监军”，情面难却。范绍增则不同，他是绿林袍哥出身，才不管这
一套呢，于是“哈儿”就成了王陵基的“固定副手”。
对刘湘来说，“王范配”更有利之处还在于，这两人以前就不对付。“出
征洪湖”时，范绍增受王陵基之命，率先向红军出击，结果大受损失，
他认为自己是吃了王陵基的暗亏，从此便多了个心眼，防王灵官跟防贼
似的。
等到红军发起夜袭，范绍增也装聋作哑，“哈儿”似的对战况不闻不问。
王陵基回防后，给范绍增的部下发了封电报，指桑骂槐地说了一通，中
有“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等字眼。
那位部下颇有范绍增的风格，平时不显山露水，关键时候吵起架来却毫
不示弱，他也反唇相讥，说王陵基是“温柔难舍，姗姗其行”——知道红
军为什么会趁这个时候偷袭吗，还不是您老人家要窝在家里老婆孩子热
炕头，前线无人指挥的缘故！
王陵基无言以对，这两封骂战电报遂在川军中被引为笑谈。
除了红军，大家春节过得都不开心，王陵基如此，刘湘亦如此。红军夜
袭，使得第一期总攻变得虎头蛇尾，所谓“三个月全部肃清红军”的承诺
也沦为吹牛皮，噗地一声就破了。
这是一个导火索，刘湘与王陵基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眼看就要爆发
关于灵官的罪状，除了过去那些，刘湘桌上新近又积了好大一摞，当然
里面最刺刘湘眼睛的，还是集中在“有反骨”这一条。
王陵基的部队有一个团长职位空缺，刘湘要派员接替，但遭到王陵基的
拒绝，王陵基以“前线不能易将”为由，自行升任了一位营长。
按理说，王陵基的做法也没什么错，一个前线总指挥，如果在团长任免
上都没有职权，那他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而且王陵基以前就在这事上吃够了刘湘的苦头。
从万县整军开始，刘湘对部下就控制得很紧，在王陵基的部队中，所有
旅团长均系刘湘委派，而且他们经过刘湘的精心调配，即都是从师旅长
整编下来做旅团长，有这两个背景，王陵基很难驾驭他们。
王陵基在万县招兵买马，不是外界想象的那样，急不可耐地要立山头单
干了，而是他拿这些神人一样的“御派旅团长”没办法，不得不另建一些
用起来得心应手的亲兵部队，比如在马渡关攻守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手枪
大队和独立团，就是王陵基自己组编的。
可刘湘不会这么想，他对此非常痛恨，在王陵基任命团长后，他马上派
王缵绪前往，名为襄助，实为监视，后又加派唐式遵为后备总指挥，以
便随时替换王陵基。
一般的人对此都会有所警觉，唯有王陵基一向眼高过头，尤其在多次取
胜的情况下，更是得意忘形，完全不知道自己已身处敏感之境，必须适
当收敛或低调一下了。
收复绥、宣后，他收容了刘存厚的残部，并将刘存厚的无能无为写成材
料，在蒋介石面前告了一状，蒋介石对刘存厚之类的“老朽”本来就看不
顺眼，便顺势撤销了刘存厚的军长职务。
刘存厚下了课，王陵基当仁不让，在蒋介石面前推荐自己继任第二十三
军军长。
蒋介石予以批准，但光老蒋任命还不行，王陵基是刘湘的部将，需经刘
湘本人同意，但刘湘当然坚决不同意，此议只得搁浅。
经过这件事，刘湘认为王陵基胆子越来越大：你竟然都能越过我，让蒋
介石来升你做军长了，你究竟想干什么？
一个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魏延”可能要反！
最早判定王陵基属于“魏延”的那位也没歇着，刘从云站出来了。
原先的神仙斗法倒是早已结束。有一段时间，王陵基对请来的那个本家
王神仙深信不疑，尤其着迷于此人所谓的“点石成金”之术，想想看，石
头都能变金子，这年头谁不想啊？
可王神仙说，仙人有仙规，仙规里面规定，“点石成金”是绝不能轻授
的，如果违反了规定，就算是神仙本人，也得像《封神榜》里那样，被
押上斩仙台去问斩哩。
王神仙说有办法，可以先炼丹砂，把丹砂炼成黄金，那也是一样。
王陵基信以为真，便在万县的公馆里立起了炉子，以供王神仙“点丹成
金”。
不料到了开炉的前一天，王神仙忽然失踪，哪儿都找不到了，连随身衣
物也片甲不留。王陵基这才明白上了当，所谓“点丹成金”，不过是为了
拖延时间而已，“神仙”早就找机会溜了。
王陵基空欢喜一场，对外还不能承认，只能说成“神仙”从他的公馆飞升
神仙斗法，刘从云不战而胜，王陵基似乎已有足够理由拜倒在他脚下，
可老王仍然整天高昂着脑袋，横竖不认“刘老师”，这让刘从云大为光
王陵基率部“进剿”后，刘从云耐不住寂寞，又在后面指手画脚，并拟定
了作战计划，要王陵基执行。
刘从云的所谓作战计划，是他闭门造车，一个人鼓捣出来的玩意儿。按
照他的计划，部队出发不但要排好良辰吉日，还要指定“行军大吉”的方
向和路线。
你说用这个来鼓舞军心，起点精神作用，倒还有些依据，但真要拿它来
用兵，却是漏洞百出。在武备出身的王陵基看来，更是毫无军事和实用
价值，属于十足的瞎胡闹——大概是刘从云对川北地形不太熟，不知道
那里地形复杂，他所制定的某些路线，居然很多是朝着悬崖绝壁去的，
完全无法通行。
刘湘也是一路打仗打过来的，当然不会真的认为刘从云那些计划有多少
科学性，但科学不科学是一码事，你肯不肯服从命令是另外一码事。
你就算是应一声，但实际并不照做，都没关系，可偏偏王陵基连应一声
也不愿意。
王陵基越是这样，刘湘和刘从云就越认为他是心怀鬼胎，于是又连发了
十几封电报。
十几封电报，也就相当于十几道金牌，但王陵基每次都回电否决。
刘湘急了，随即发过去一道训令。
军队之中，极少使用训令这样的命令，那就等于死命令了。
王陵基除了“王灵官”、“王老方”这些绰号外，还被人称为“酱黄瓜”。酱
黄瓜是四川的一种家常咸菜，酱者，犟也。刘湘下达的死命令，把王陵
基那老牛一样的犟脾气一下子全都招引出来，竟然不顾任何忌讳礼貌，
回复道：“钧座之命绝对服从，刘妖之命誓死反对！”
“刘妖”指的当然不是刘湘，而是刘从云。平时或许有仇家在背后这样痛
骂刘从云，可白纸黑字地写在电文上，还是第一次。
不仅刘从云被大大激怒，连刘湘也感觉很是难堪，遂下决心对王陵基采
取行动。
到了如此程度，可叹王陵基还是毫无知觉。因为许绍宗旅仍处于被红军
围困的状态，他计划在对军队进行补充后，继续向红军发起进攻，以解
许旅之围，因此一再请求刘湘赶快把军饷和枪弹运来。
刘湘的电令总是：不可妄动。
以前不要动，是要过春节了，现在春节早过了，正是用兵之时啊，王陵
基不明所以，发电报去问。
刘湘回复：“川情复杂，电报里说不清楚，王老师不如来成都当面商量
吧。”
王陵基傻乎乎地不知是计，还以为其中真有什么讲究。他急于当面说服
刘湘，便依言乘飞机飞回了省城。
一落地，王陵基便被撤去本兼各职，并被软禁于寓所，连出入成都的自
由都没有了。
早在召回王陵基之前，刘湘便在权衡，如何对这位川军元老进行处置。
恰逢刘航琛从上海返回成都，刘湘便把他召了过去。在说明情况后，刘
湘说：“我已电令王先生（指王陵基）即日飞蓉，来了之后，你先同他
谈，然后我再请他吃饭。”
刘航琛系王陵基最早识拔，两人关系非常好，刘湘这番话自然别有用
意。刘航琛心领神会，当他在刘湘的督办署会见王陵基时，首先问起了
他“不遵命令”的事。
王陵基正气到暴跳如雷，见刘航琛发问，马上叫道：“都是刘神仙在捣
鬼！甫公（指刘湘）不听我的报告，后来居然还来了训令，若果真照刘
神仙指定的路线行军，我的部队打光了也上不去啊，怎么能从命呢？”
刘航琛点点头：“你说得在理。不过既然你知道是被刘神仙所陷害，那
你就一定要准备吃点亏了。”
王陵基还要分辩，刘航琛干脆开门见山：“甫公让我先同你谈，是知道
你我的交情。我想他的意思是，希望你少同他争辩，你是军人，服从命
令是天职。事已至此，你应该学会逆来顺受才是。”
王陵基目瞪口呆，在弄明白事情的严重程度之后，再也不敢乱叫乱嚷
刘航琛又婉转地说：“甫公能这样做，尚有几分人情味在内，你如果善
为应付，以后还可以共事。你听我的没错，退一步，亦可为将来留下余
地。”
王陵基是个读过书的人，历朝历代的那些臣子，只要被君王认为可能谋
反，最后有几个是得到善终的？
不比较不知道，一比较，刘湘真够厚道。王陵基先前气焰冲天，是他一
直处于高位，没看清脚下的危险，如今看清了，那颗心啊，差点就从胸
腔里蹦出来了。
王陵基对刘航琛这个时候尚能顾及老友，十分感动，说：“你的好意，
我很感谢，你放心，我一定审慎应付。”
刘航琛一走，刘湘来了。他首先把“川情复杂”解释了一通，包括各路军
队行动不统一，他的命令得不到贯彻执行，以及经费万分困难，等等。
有了跟刘航琛的沟通，王陵基识时务者为俊杰，点头跟鸡啄米似的，刘
湘说什么，他就应什么，完全没了“王老师”那副派头。
刘湘对此很满意，临走说：“王老师收复绥、宣，已经劳苦功高，今后
还是在省城休养吧，不用再到前线去了。”
当晚，刘湘又请王陵基吃饭，席间由刘航琛、张斯可作陪，气氛还很是
融洽。
可是正所谓墙倒众人推，王陵基得意之时也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见王
灵官事败，便要乘机报复。
刘湘下面几个与王陵基素不相能的旅长，发密函给刘湘，主张一不作二
不休，除掉王陵基，让他人头落地。
刘航琛因为与王陵基的特殊关系，无法置喙，幸得张斯可极力疏通，刘
湘才没有再为难王陵基，只是解除军权，任其自去。
眼看“省城休养”也没戏了，王陵基被迫离开成都，前往乐山。
刘湘撤换王陵基已有预案。
1934年3月4日，刘湘电告前线，称王陵基因病请假，现“在省休养”，改
派唐式遵继任第五路军总指挥，负责执行第二期总攻令。
由于要整治王陵基，导致川军一直按兵不动，许绍宗旅已被围困达二十
多天，所以唐式遵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给许绍宗解围。
这件事，唐式遵做成了，而他能做成的，也就这一件。
第二期总攻效果不佳，刘湘没有怪唐式遵，因为他仅向前方增援了一个
旅，进展不大，可能是兵力不足的缘故。
接着又策动了第三期总攻。
这次刘湘一口气拿出了约二十个团，使前线兵力从五万增加到八万，号
称十万，目标是夺取万源，将红军压出川北。
唐式遵交出的答卷是，除了不断伤亡，一无所获，更别说接近万源了。
川军蹒跚不前，不仅刘湘本人懊丧不已，蒋介石也看不下去，他不断发
来电报，催促刘湘督军急攻，并说：“‘我’迁移一日，‘匪’即巩固一
日。”
“匪”指的是红军。刘湘心里明白，不是他故意迁移，而是想进也进不
与王陵基相比，唐式遵不像将军，倒活脱脱是个唯命是从的公务人员。
刘湘说什么他就照做什么，完全不敢越雷池半步。
刘湘要他防守，他便蹲着不动，不知道战机已经从身边悄然溜走了。刘
湘要他出击，他也依言扑出去进攻，可又缺乏王陵基那种不达目的誓不
罢休的狠劲和韧劲，一旦觉得不行，马上又退了回来。
刘湘这时候才知道王陵基的好处。
灵官的脾气的确又臭又犟，可瞬息万变的战场，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
刘湘埋怨“二瘟”不给力，作为军师的刘从云也对唐式遵一肚子意见，说
唐式遵打败仗，是因为没有按他的计划行事。
其实恰恰相反，唐式遵对刘从云的计划完全照办不误，在灵活机变方
面，他甚至还不如荣威大战时的那个川江舰队司令蒋逵。据说，有的部
队依照“刘神仙路线”行军，真的因此走上了悬崖峭壁，被当地传为笑
柄。
唐式遵毫无疑问需要敲打，与此同时，刘湘对其他诸侯的表现也非常不
满。
六路“征剿”，实际分成了两个战场，刘湘的第五路与刘存厚的第六路负
责东线战场，为主战场，其余四路负责西线战场，为次战场。
刘存厚的部队早已名存实亡，东线战场就靠刘湘单打独斗。在王陵基收
复绥、宣的时候，西线战场如何，他也不太放在心上，认为只要主战场
打顺了，次战场推进慢一些也无关紧要。
现在主战场停滞，再看次战场，竟然好像没怎么动过！
原来一直以来，都是我一个人在出汗卖力，把刘湘给气的。
“四路”之中，以田颂尧最早吃亏，如今只剩下了一点嫡系部队，根本就
不舍得再拿出去消耗。在“征剿”时，他把进攻任务全都交给收编的非嫡
系部队，嫡系各师则控制在自己手里，轻易不敢出击。
田颂尧既败于前，没有多少进攻的勇气和实力，这个还可以理解，问题
是“四路”中的老大邓锡侯也不肯多花力气。
自刘湘发布六路“征剿令”起，水晶猴就有了不满情绪，认为如此安排，
等于把他看成了刘湘的部下——当然实际就是这么一回事，可你不得给
人留点面子么？
更让邓锡侯感到无语的，还是李家钰自成一路。这李家钰虽已独立，但
在名义上仍属他的部下，现在平起平坐，连“老长官”这三个字都捞不到
邓锡侯气愤地对自己的参谋长说：“刘甫澄（刘湘）打压我，把我同我
的部属（李家钰）和他的部属（王陵基）对等看待，未免也太渺视我
邓锡侯未战便对刘湘的指挥投了不信任票，说：“看他摆开六路，不过
是做个挨打的样子，中间我们还要受刘神仙的节制，打起仗来胜败就难
说了。”
有了情绪之后，打仗自然就提不起精神了。邓锡侯把他的军队一分为
二，一半“进剿”，一半“整训”，实行按时间轮流参战，反正是做个样子
就行了。
“四路”里面真正肯使劲的只有两路，李家钰和罗泽洲便是其中一路。
这两人原来并非刘湘的部下，甚至还打过刘湘，但刘湘不计前嫌，一直
对他俩进行扶植，这次又让他们分任第三路正副总指挥，得到与邓锡
侯“同殿称臣”、并驾齐驱的地位，可谓是重用了。
哥俩都因此对刘湘感恩戴德，尤其罗泽洲，为人躁动，最爱打仗，只抽
了两个团留守后方，其余都被他派到前方作战去了。
另一路是杨森。虽然他也曾被红军打到晕晕乎乎，但毕竟还是“川中吕
布”，不管如何落魄不堪，战场上始终像条汉子。
除了这两路，其余川军可以说根本没有和红军接战，偶尔交火，也不过
是敲敲边鼓或和境内少数游击队接触接触罢了。
说实在点儿，西战场不是有没有进展的问题，能这么维持着，不致崩溃
已经算是个奇迹了。
要谢，还得谢红军。
徐向前掌握着“六路”的准确情报，他亲自在东线进行指挥，红四方面军
的大部分主力也被投诸东线，西线兵力不多，这才使得那哥几个还可以
优哉游哉地原地转圈。
四路形式上还是诸侯，不是王陵基那样的部将，刘湘没法直接把他们给
撤下来，那就得用另一种办法了。
“神仙军师”再次受命扶乩。扶乩这东西有个特点，即每次跑来胡说八道
一通的所谓“乩仙”都会不一样，比如红楼梦里的妙玉扶乩，被她“请”出
来的就是“拐仙”，也就是八仙中的铁拐李。
铁拐李的身份，只能诌一些诸如“青埂峰下倚古松”之类的闲散小调，说
到用兵，还是“武圣”更权威。
刘从云“请”的便是关公关云长。关公说：“要打垮红军，非刘从云莫
属。”
扶乩结束，刘从云当即向刘湘表示：“红军属火，你五行属水，打败红
军是没有问题的，但你又是主帅，主帅不可亲征，那么只有我这个军师
代你前往了。”
对前景，刘从云的样子相当有把握：“我能运用北方壬癸之水，以水克
火，去扑灭它。”
“乩仙”关公不过是个木偶，在后面提着线的自然还是刘湘和刘从云。他
们的这种配合其实早有先例，而且是成功的先例，那就是岷江大战。
在刘湘派王陵基“出征洪湖”但寸土未得后，川军内部曾对刘从云产生过
怀疑和不满的情绪，认为他的话也靠不住。不过这主要指的是岷江大战
之前，岷江大战之后，刘神仙不仅是靠得住，而且还升到了无人可以超
越的地步，俨然成了四川军人的偶像。
某天晚上，刘从云和军官们一道开会，忽然心血来潮，随占一卦，
说“城外某方位有乱象”，不一会儿，他所说的那个方位果然枪声大作。
众人听后脸色大变，刘从云却不慌不忙，又占一卦，说：“不要紧，乱
象就要平息了。”
话音刚落，果然寂静无声。一众军官佩服到五体投地。
枪声忽起忽落当然是有缘由的，后来罗泽洲对人说：“那个乱象，是刘
老师关照一个连长，按时朝天放了二三十枪，以震煞气。”
罗泽洲知道是怎么回事，可就连他也不敢说“刘老师”是在装神弄鬼。
这样全能型的偶像，诸侯们的“老师”，若让他来指挥群雄，不是比刘湘
甚至是蒋介石的一纸命令都灵验吗？
在造出声势后，刘湘发布了两道最新任命，第一道是发布潘文华为预备
军总指挥。这是做给唐式遵看的：你再不拿点本事出来，下一个要换的
就是你。
第一道尚是大家能预料到的，但第二道几乎把所有人都给惊倒了。
刘湘宣布，原“督办署高级顾问”刘从云出任“四川剿总”军委会委员长，
代他指挥六路兵马。
刘从云虽在岷江大战中掌过帅印，但并无正式名义，套在头上的始终还
是一个“高级顾问”，如今骤升到如此高位，不是反常，是超级反常。
可是谁都不敢公开说三道四，因为刘神仙不仅“神机妙算，算无遗策”，
而且所有诸侯，从邓锡侯、田颂尧开始，包括刘湘的一众嫡系部下，都
是他的门徒，让“刘老师”掌印，乃天经地义的事。
刘从云受命之后，即驻节南充，遥控六部。
此时正是刘从云最显赫之时，他在南充，出入均乘一顶气派的八抬大
轿，这位老兄坐在轿中，穿一身八卦衣，头戴道冠，手执一柄雕翎扇
子，除胡子短了些外，所有装扮和戏台上的诸葛亮一模一样。
刘从云的大旗也别出心裁，称得上是汇合古今的杰作，上面既有他的头
衔“委员长”，又有“天下兵马都将军”等让现代人看了摸不着头脑的名
称，中间还要再绣一个斗大的“刘”字，怎么看，都像是三国人物的一次
成功穿越。
但刘湘要的效果达到了，或至少是部分达到了。
刘从云在南充说神道鬼，放出话来，要“三十六天内”消灭红军。在他的
压力下，西线的“邓、田、李、杨”四路不能不打点精神，尽量往前挪。
最早感受到这一明显变化的是徐向前。随着川军在西线战场的不断推
进，根据地范围越来越小，困难也与日俱增。本来要收割的麦田来不及
收割，兵员、粮食、弹药甚至是必不可缺的盐巴更是有耗无补，难以为
继。
徐向前对此极为焦虑，决定从西线发起反攻，哪里失去的，再从哪里收
回来。
让徐帅始料不及的是，两次反攻均告失败。分析原因，除了西线兵力不
够集中，缺乏足够的后继力量外，“四路”开始合力拒守，总体兵力比红
军更占优势，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1934年6月22日，刘湘发布第四期总攻令，以东线为重点，向万源至通
江一线发起猛攻。
西线川军风生水起，作为“川中盟主”的刘湘当然不能落于下风。这次他
翻箱倒柜，拿出了全部精锐，其兵力的五分之四，约十多万人被投入东
线战场。
潘文华的任命一经发布，唐式遵就知道是冲着他来的，哪里还敢
再“瘟”下去，于是一下子又由老实人变成了“白脸张飞”，攻势十分凶
猛，很快便攻到了万源城南。
至此，红军已退到了川陕苏区的后方，他们所能扼守的区域，纵横不过
一两百里，假如万源再失守，四川是无论如何也保不住了。
自入川以来，红军第一次面对如此危险的处境。
关键时刻，徐向前决定改变策略。在他的调度下，西线红军放弃了通
江，除留下少数兵力继续在西线防御外，大部人马全部移到东线，进入
万源固守。
一夜之间，四路川军倒有三路同时进入通江县城，给蒋介石发电报时，
都说是自己收复了通江，弄得蒋介石也不知道究竟应该把功劳算在谁头
上，只得发电报让刘湘查查清楚。
刘从云名为节制六路，实际并无掌控全局、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他
每天能做的，不过是算算命，卜卜卦罢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要么几
天没动静，一个电话也不打到前方，要么是一天连发几道命令，比如某
时某刻向某地进攻之类，就连这些命令，其实也不是依据敌情，而是从
八卦上推算出来的。
刘从云本人在南充，不在前线，隔这么远，靠一套八卦工具，一张平面
地图，如此推算出来的“作战命令”自然会有不少错误和漏洞。
“四路”本来就不是真的听他使唤，攻占通江后，争功还来不及，哪里还
肯再卖力向前进攻，于是也有意夸张了“刘老师”颁下的命令，说你要是
认真执行的话，不是碰到悬崖峭壁，就是扑个空，连一个红军也找不
到。
最后结论是，干脆守在通江吧，哪儿也不要去。
徐向前舍弃了一个通江，但换来的是西线基本无战事，只需适当招架招
架，他就可以腾出手来攻略东线了。
刘湘把刘从云搬出来，是为了让西线川军能够既出工又出力，对性命攸
关的东线战场，他可不敢完全靠八卦来打仗。
1934年7月中旬，唐式遵向万源发起进攻。刘湘专门为此发布奖惩条
例，规定若能攻取万源一带的红军主阵地，则给予奖金三万，擅自放弃
阵地者要予以处死，各师旅三分之二的兵力投入战斗，而所属师旅长不
亲临现场指挥的，亦处死刑。
在唐式遵的指挥下，川军向万源发起了波浪式的密集冲锋，一个团攻不
动，就投入两个、三个、四个。很多川军官兵光着膀子冲锋，被曾亲临
一线的徐向前评价为“相当厉害”。
前沿阵地的红军也杀红了眼，他们每天要应付五六次以上的冲锋，从天
亮一直打到天黑，阵前尸体一堆又一堆——这是关系川陕苏区生死存亡
的血战，彼此都拼了命。
双方谁也不肯相让，都达到了勇的状态，但勇与勇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唐式遵的勇，是被逼急了的张飞式蛮勇，徐向前的勇，却是深具战略战
术眼光的智勇。
他之所以要暂时放弃西线，集中力量于东线，是因为西线山脉多南北走
向，利于川军抵抗，不利红军反攻，相比之下，东线战场的地形南低北
高，红军完全可以居高临下进行阻击。
在每个作战方向，红军均依照山势，自下而上筑成了几道乃至十几道堑
壕盖沟，设有层层竹篱、鹿柴，并配有大量滚木雷石。依靠这种“一夫
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再加上红四方面军那种出了名的悍勇，徐向
前实际只需要部署少量兵力于一线，就可以守住一块阵地。
红军主力一直都没露面，他们在二线休整训练，待命反攻。
战局最吃紧时，红军收缩阵地已达极限，一线部队也十分疲劳，形势异
常艰险。有人主张动用二线兵力，以缓解前线压力。
徐向前坚决不同意，“不见兔子不撒鹰”，不熬到总反攻的最后一刻，二
线主力一个也不能动用。
经过二十多天的相持，红军在万源一线连续挫败川军的五次大规模进
攻，川军死伤万余人，但未获任何进展。
时值酷暑季节，天气炎热，疾病流行，川军官兵不堪其苦，士气一落千
丈。四川报纸报道说：“前线士兵，形同乞丐。有开回者，令人视之，
惊为僵尸。”
刘湘情急之下，又抬出刘神仙，而刘从云能够用的还是那几招，无非是
选定“黄道吉日”，然后是预言川军必胜，结果自然又是撞到南墙。反复
几次“失灵”，让川军怨声盈野，大骂刘神仙是“骗人妖道”。
刘湘的精锐之师被熬垮之际，正是徐向前放鹰之时。
1934年8月9日，徐向前对青龙观发起夜袭。青龙观系刘存厚残部所镇
守，是东线战场最险要的地方，却也是最薄弱的环节。
红军攀岩而上，一举占领青龙观，吹响了大反攻的号角。
二线主力自青龙观如潮涌入，川军的防御阵线随即被一劈两半，面临着
被迂回包围的噩运。
按照徐向前当时的想法，红军大部队在突破后应向左旋，这样可以包住
尚滞留于万源的刘湘主力。但张国焘来电话，主张右旋，徐向前听从了
张国焘的意见，使得一个大围歼的机会与其失之交臂，否则的话，刘湘
这辈子怕是爬不起来了。
往右旋，抓住的只能是一只小鱼，也就是范绍增的部队。范绍增与红军
处于平行位置，他在湖北和红军作战时差点没被抓住，对此特别敏感，
一听到风吹草动，此君跑起来“比兔子还快”，还没等徐向前旋下去，他
就嗖地一下没影了。
右旋不成，徐向前再掉转身来左旋，然而已经迟了，只追着屁股打掉了
一部分川军。
纵使如此，唐式遵也被吓得不轻，曾一度失踪，三军失去首脑后，更是
混乱不堪。这一战因唐式遵用兵无方，导致川军子弟损失惨重，四川民
间立即给他送上了一句诗：“多少冤魂怨二瘟”。
徐向前东线得手，迅速将重兵调回西线进行大反攻。
得知东线崩溃，西线的四路诸侯早已心胆俱寒，没打几下，便争相溃
退。徐向前从容横扫四路，他这回吸取东线教训，在追击时实施了大纵
深迂回战略，一战便歼灭川军四千余人，俘虏万余。
诸侯们一个赛一个的狼狈，直到退至嘉陵江西岸才得以喘息。川人给他
们编了首打油诗，谓：羊子（杨森）蹦索索，冬瓜（田颂尧）遍地滚，
猴子（邓锡侯）摸脑壳，矮子（李家钰）遭鞭打。
邓锡侯又羞又恼，在整顿部队时对官兵们训话说：“你们进攻时，几个
月才打到通江，现在逃跑，几天就跑回来了。我给你们算了一下，你们
这趟一共跑了七百多里，真是跑得快哟。说起责任，我不怪士兵，但要
问一问你们这几个指挥官究竟在干什么？”
邓锡侯的几个旅长在下面听到后面红耳赤，默默无言。
前方战败的消息传来，刘从云惶恐万分，身上已全无一点诸葛孔明的镇
静自若，坐着飞机便从南充逃回了成都。刘湘害怕动摇军心，派人前去
阻止，但还是晚了一步。
接着刘湘又听到了唐式遵失踪、全军覆灭的消息，想到自己二十多年来
苦心筹建的部队，赖以称雄巴蜀的资本，一夜之间便毁于一旦，顿时有
一种连心带肺被撕碎的感觉。
由于难以接受这一现实，刘湘瞬间精神失常，整个人变得迷迷糊糊。后
来听说，唐式遵又现身了，他的主力也得以保存，并未被红军全歼，这
才清醒过来。
到底经过风浪，清醒之后的刘湘很快又恢复到了镇定的指挥状态，他一
边让王缵绪在成都修筑防御工事，做好打“成都保卫战”的准备，一边电
令已分别退至绥、宣和嘉陵江的川军各部，要求不得再退。
在他的命令下，督战队和潘文华的总预备军同时启动，一个收容残部，
一个兼程增援，这才稍稍稳住了前方的战局。
可是遭此惨败，屁股下面刚刚坐热的“盟主”宝座已经晃荡个不停了。
诸侯们都将溃败的责任，归咎于刘湘的第五路军防守不严，以致东线率
先崩溃，连累西线也无法固守。
第一个被拎出来开刀的是刘从云，川军将领再也顾不得什么“刘老
师”不“刘老师”了，他们众口一辞，都对这位过去的川中偶像表示反
对，有人甚至请杀刘从云，以偿败军之罪。
刘从云被迫通电辞职，并由刘湘礼送其离开川境，以息众怒。
失去刘从云，意味着刘湘从此失去了“以神治军”的法宝，对各路诸侯更
难做到统一指挥，除此之外，前线早已兵无斗志，军心一蹶不振，后方
则完全炸了窝，有点钱的人家纷纷将存款兑往京沪，或携眷逃离川境，
粮饷的筹措也变得极其困难。
这是在内部，外部蒋介石也来电相责，处于这种内外交困、财竭兵溃的
境地，刘湘一筹莫展，无计可施。
1934年8月23日，他以“川军‘剿匪’军事困难”为由，致电蒋介石，呈请辞
去四川“剿总”及第二十一军军长职务，随后便坐汽车离开成都，前往重
这一路上好不凄凉，当下车渡河时，刘湘甚至曾绝望到想投河自尽。
即便这样，还免不了有冷言冷语。
在电报中，刘湘称自己是“微服东下”。有嘴皮子痒的，看后不依不饶，
说：“这不是自认畏敌潜逃吗？不是潜逃，为啥要微服呢？”
刘湘捂住耳朵，装没听见。
你们行，让你们自己去折腾吧！
主帅一走，周围人等逐渐回过味来，并且陷入了新的恐慌。
若在平时，老大就是出个差，众人也会把嘴巴笑到有拳头那么大，没人
管束了嘛，可以各行其是了，于是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
可这是什么时候，红军虎视眈眈，随时会再撞门而入，这种时候，怎么
能没人掌局呢？
要不就换新老大。
环视诸侯，刘文辉早在岷江大战时被打成了“破落户”，因远在西康，这
次“六部进剿”都没能来，其余“邓、田、李、杨”皆已丧魂落魄，没一个
能让人心服，至于刘湘的那些部将就更不用提了。
最后大家都想到了王陵基。
王陵基资格最老，又能打仗，迄今为止，如果要说谁在与红军交战的过
程中有过胜绩，也就他了，就连现在赖以据守的绥、宣防线都是灵官收
复的哩。
功利时代，纯以成败论英雄。因为败，曾经万人仰望的刘从云从偶像的
云端跌落，摔到粉碎。同样因为有过胜，曾经遭人嫉恨的王陵基又被抬
到了云端，甚至有人说，要是老王不被那个“唐二瘟”给换掉，哪里会吃
败仗。
商议下来，一致拥护王陵基继位。
王陵基还在乐山，听完来意，说了一句：“我不能接受任何名义。”
接着，他便再也不发一言，只提笔写了一张纸条：“副官处即购赴沪机
票一张。”
第二天一早，王陵基坐飞机去了上海。
在传言王陵基要被“黄袍加身”的时候，外界众说纷纭，刘湘却一笑置
之。
他知道王陵基不是那种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人，果然如此。
王陵基不愿出面主持，刘湘又成了大家眼里能骑扫帚飞的“老年版哈利
波特”，诸侯、谋士、部将，轮番过来劝说，要他振作精神、收拾残
局，这些话套用现代语言可归结如下：
“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你也将错过星星！”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拿一手好牌，而在于打好一手坏牌！”
……这么多天过去，刘湘那憋在心里的伤心和委屈也挥霍得差不多了，
像他这样的人，又哪里肯真的退隐。
窗前明月光，我看闲得慌。既然还有如此多的人拥戴，刘湘早就想复出
了，实际上，自九月份开始，他已经以“在野之身”在重整部队了。
检点“六路征剿”落败之因，与各诸侯不卖力不齐心当然大有关系，但是
打铁还需自身硬，唐式遵负责的东线战场先是进展不大，继而率先垮
掉，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荣威大战时，通过与刘文辉的较量，刘湘对自己军队战法的落伍已
有认识，只是后来岷江大战致胜，一俊遮百丑，便没继续进行改进。若
论战略战术之灵动高效，红军尚在鼎盛时期的刘文辉之上，跟这样的强
敌交手，怎么会不吃败仗呢？
刘湘深刻地感受到一种切肤之痛：打仗也是玩艺术，除了煞气和匠气，
还得有点灵气啊。
“六路征剿”结束没多久，他就决定让杨吉辉来给川军添点“灵气”。
杨吉辉毕业于武备学堂炮兵科，后做过速成学堂教官，与刘湘有师生关
系。此人曾赴国外考察过军事，对最新的军事潮流颇晓一二，针对川军
在训练和作战上出现的问题，他提出了“新战法”的构想。
所谓“新战法”，具体来说，就是进攻时要注意疏散，以减少伤亡，防御
时，要编织火网，设置警戒阵地、前进阵地以及纵深配备。
杨吉辉组织了一支五百人的教导队，从连排开始演练“新战法”。刘湘观
摩后，认为值得向全军推广，但一些师旅长蛮打硬干惯了，反而觉
得“新战法”用起来别扭。
有人看过杨吉辉的防御阵地后，不屑一顾，说：“这种阵地设了一层又
一层，不是更疏散薄弱了吗？若是我的队伍，一冲就过去了。”
刘湘不同意这种说法，要求在训练中强制推行，自此，川军的军事训练
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当年秋天，刘湘组织秋季大检阅，各师以旅为单位进行对抗演习，双方
各攻一次，防一次。
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次刘湘和裁判人员不看表演，不看行军，只看部队
如何攻防。
演习结束，刘湘喟然长叹：“从前我看演习，总是看见派完尖兵和侦探
后，就是大部队行军。一群又一群人走来走去，走个没完，结果还没看
到攻防，一天就过去了。”
刘湘比喻成是曹操的八十三万大军下江南，看上去浩浩荡荡，能不能打
却全不知晓，相比之下，他对这几次的演习评价很高，说：“能真正解
由于“新战法”的推广，刘湘的第二十一军相比于其他川军，在战斗力上
有了提高，战略战术也从呆板僵硬趋向于灵活多变，大致能做到进退有
序，攻防有法。
军队有进步，靠枪杆子起家的刘湘也有了些底气，但一想到正式复出后
仍粮饷两缺，又觉得难以为继。
他不愿意再错过星星，可是手里的这副牌已不是坏，简直都快烂透了。
是关还是开
曾扩情：生于四川省威远县。毕业于黄埔第一期，复兴社的发起人之
一。奉蒋介石之命出使四川，与刘湘等人联系，后出任四川省党部主任
委员。
邓汉祥：字鸣阶，生于贵州盘县。职业幕僚，先后辅佐陈宦、段祺瑞，
在入幕于刘湘后，成为刘湘帐下必不可少的重要谋士。
潘文华：绰号潘鹞子，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刘湘后期最信任的将
领之一，时任模范师师长兼四川南岸“剿匪总部”总指挥。
郭勋祺：绰号熊猫，生于四川省双流县。时任模范师第三旅旅长，在川
军新生代将领中最为突出，尤其土城战役让其一举成名。
刘兆藜：生于四川省南部县。时任四川南岸“剿匪总部”直辖第一师三旅
旅长。在新生代将领中，与郭勋祺齐名。
刘元塘：生于四川省大邑县。他是刘文辉的侄子，当时在刘文辉的第二
十四军任师长。因会理一战被蒋介石晋升为陆军中将。
刘伯承：原名刘明昭，字伯承，生于重庆市开县。曾留学苏联，毕业于
伏龙芝军事学院，长征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刘文辉：字自乾，生于成都市大邑县。败给刘湘后，困居雅安。时任第
二十四军军长。
林彪：生于湖北省黄冈县。毕业于黄埔第四期。长征时，在红一军团任
军团长，是中央红军的主力战将。
孙震：生于四川省绵竹市。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一期步兵科。在田颂尧的
第二十九军任副军长，田颂尧被撤职查办后，他升任军长，并将部队番
号改为第四十一军。
胡宗南：生于浙江省安吉县。毕业于黄埔第一期。他以练兵和指挥见
长，在黄埔学生中，是第一个升任军长且跨入将军行列的人。
张国焘：生于江西省萍乡市。毕业于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
一。时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
能出手解救刘湘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正忙于在江西指挥“第五次围剿”，分身无术，急需有人在四川主
持军事，而且川中诸侯一遍看下来，他也挑不出比刘湘更好的，不支持
刘湘还能支持谁，因此连电慰留。
1934年10月17日，江西苏区“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
迫离开根据地突围西进，开始了著名的长征。蒋介石更加重视刘湘的作
用，承诺只要他复出，可尽力提供军火和粮饷方面的援助。
有了蒋介石的支持和承诺，刘湘顿时感觉有了信心和底气，这才由重庆
返回成都。
1934年10月22日，刘湘通电复职。蒋介石立即践诺，发给川军炮弹五百
发，枪弹两百万发，同时邀请刘湘面谈。
刘湘随即召集属下谋士和部将，在重庆，而不是成都，开了一次会。
这次会议的特别之处，还在于是在刘湘家里开的，可谓一次别开生面
的“家庭会议”，因为它将决定四川这扇门究竟是关还是开。
三把钥匙过去刘湘和刘文辉的一个重大分歧，便是四川的“闭关自守”问
题。说是有分歧，但其实他们叔侄间并无本质不同，刘文辉打开门，也
不是要放别人进来，他是要出去开人家的门。若放到现在的“破落户”地
位，刘文辉估计也只会强调“闭关自守”——没办法，你的心胸再广大，
可身躯的宽度不够，还是一样白搭。
此一时彼一时，从红四方面军入川起，四川的门就已经被踢开了，想关
也关不上。另一方面，面对惨淡局势，若继续将蒋介石拒之门外，不等
红军进攻，川军便可能先行崩溃。
在“家庭会议”上，众人都认为，指挥不统一的状况必须得到改变。诸侯
们在四川内战中与刘湘或敌或友，地位相当，刘湘在对第二十一军进行
奖惩时，可以绝对做主，令行禁止，面对他们就比较困难了，这样当然
就起不到指臂相连的作用了。
那么，为什么不“挟天子以令诸侯”呢，只要说是奉“中央”之令，谁敢不
从？
这么做，也就用不着再顾及双方的面子，而且理由冠冕堂皇：与红军作
战是全国性的，不是四川一省之事，自应和“中央”连成一片。
开完“家庭会议”，刘湘初步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实施“门户开放”。
虽然“门户开放”在川军内部已得到共识，但四川舆论对此并不苟同。长
达多年的滇黔军“侵川”历史，使川人对任何外省势力的渗入都分外敏
感，就算是蒋介石的“中央”也不例外。
刘湘因此未出发前就受到多方责难，而作为他自己，其实也不无心病。
早在曾扩情首次入川时，蒋介石就曾通过他邀请刘湘在武汉见面。当时
刘湘答应得很爽快，所乘轮船和随行人员都指定好了，行李也搬上了
船，谁知临行前夕，他却派人告知曾扩情，说是得了重病，生死未卜，
没法起程。
曾扩情前去慰问，见刘湘在床上呻吟不已，迷迷糊糊地好像不认识他一
样，但脸上却看不出有什么病容，情知对方是在托故装病。
刘湘装病，是因为他对蒋介石尚存疑虑，便请刘从云卜了一卦。刘从云
卜完卦，说武汉之行对他有百害而无一利，好一点是给个虚衔，强留于
南京，坏一点是予以软禁，像熊克武那样不见天日。反正不管好坏，都
没有再回重庆的希望了。
刘湘闻言大惊，已经答应要去武汉，公然谢绝自然不好，也就只有装病
一招了。
曾几何时，南京对刘湘来说，就是畏途一条。
时隔数年，终于轮到自己要巴巴地跑去南京了，刘湘无限感慨，
说：“从前人家（指蒋介石）请我坐上座，我硬不去，今天自己上门，
提着蒲团辕门求见，真是大大不同了。”
后悔药是找不到了，刘湘深感前路难测，不知此行蒋介石给他的到底是
上座还是冷板凳，因此当他到汉口坐船时，决定要约一位谋士同行，顺
便再商量一下行止。
刘湘身边谋士众多，除刘从云外，钟体乾、张斯可均以协理内政为主，
只有这位谋士常年在外，替刘湘打各种交道，他的名字叫邓汉祥。
邓汉祥乃贵州人氏，最初入幕于陈宦。护国运动期间，在陈宦面前力主
反对帝制的，便是此君。
陈宦倒台后，邓汉祥赋闲了一段时间，不过能干的职业幕僚总不愁没有
好主顾，不久之后，皖系的段祺瑞来聘，邓汉祥便做了段府的幕僚长。
有一段时间，刘湘为了与杨森争锋，曾竭力附皖拥段，段祺瑞却因刘
湘“能容不能断”而犹豫不决，邓汉祥恰于此时进言，终使老段下定决心
扶助刘湘。
刘湘对邓汉祥感恩戴德，拟把自己防区内的四个县腾出来，私下“赠
与”邓汉祥，具体方式是由邓汉祥派亲信出任四县的县长和征收局长，
等于是送了邓汉祥四座金矿。
诱惑大到让你无法拒绝，而且似乎也用不着拒绝，既然帮了忙，出了
力，就是该拿该得的，但邓汉祥竟然婉拒了送上门来的“金矿”。
邓汉祥婉拒的理由很具职业风范——他所侍从的“主公”是段祺瑞，所
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无论是否建议扶助刘湘，其出发点都是要帮
段而不是帮刘，所以绝不能额外收受好处。
邓汉祥的这一举动，颇让刘湘感佩，也给他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为
人幕僚者，当如是！
后来“能断”的段祺瑞也败了，二人告别时，老段总结了自己的成败得
失，赠言邓汉祥，要他注意，以后千万不要参加任何党派，以免受到牵
制。
邓汉祥深以为然，终身都保持着自由人的身份，这果然为他日后在政坛
上便宜行事创造了条件。
邓汉祥盛名在外，蒋介石亦有心招纳。邓汉祥本已应召前去，但当他在
旅馆读报时，一则头条新闻忽然使他改变了主意。
这是国民党中央发布的一条通缉令，通缉包括段祺瑞在内的皖系首要十
人。看完之后，邓汉祥顿觉不安：自己曾与这十人共事，现在他们被蒋
介石通缉，我反侧身求进，这种令人齿冷的事万万做不得。
邓汉祥遂以还乡为名辞去，动身返回贵州。听说邓汉祥路过重庆，刘湘
赶紧挽留，一见面首先就说：“这下你该给我帮忙了。”
刘湘想委任邓汉祥为他的参谋长，邓汉祥回答：“既蒙不弃，当尽绵薄
之力，但我与你的部队一无历史渊源，参谋长一职实难从命。”
见邓汉祥答应入幕，刘湘已经喜不自禁，正在考虑其他可以借重的职
位，邓汉祥忽然冒出一句：“敢问今后志趣何在？”
那个时候的刘湘，和鼎盛时期的刘文辉差不多，西装革履之下都藏着一
颗闷骚的心，他毫不犹豫地答道：“统一四川，问鼎中原，固所愿也。”
邓汉祥略一沉吟，便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公既具此雄心壮志，应宜采
用远交近攻的策略。近攻之事，君自权衡，远交方面，我愿略效微
劳。”
君臣一拍即合，此后邓汉祥便受命驻外，成为刘湘在京沪两地的“驻外
使节”。
邓汉祥虽未成为蒋介石的谋士，但凭着非党派身份和在幕僚界的清誉，
他与蒋介石座下的主要谋士杨永泰、张群，以及大将何应钦，均素有深
交，这三人在蒋介石面前又都是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重臣，因此也被
称为邓汉祥的三把“钥匙”。
有了这三把钥匙，加上游幕经历丰富，邓汉祥基本可以做到“使于四
方，不辱使命”。
到了中原大战，别说是刘湘叔侄，就连蒋介石都难以预测自己的命运成
败，因为角力的双方势均力敌，就看东北的张学良肯支持哪一方。
张群衔蒋之命，去沈阳拉拢张学良，可是张学良却吞吞吐吐，词语暧
昧，始终不表示明确态度，把个张群急得团团乱转。
正好邓汉祥也代表刘湘来沈阳打探内情。在段祺瑞幕中时，邓汉祥曾数
次赴东北，与张学良有旧，当他以“与楚抑或与汉”相询时，张学良明确
答复：助蒋。
张群转而询问邓汉祥，邓汉祥要为张学良保密，不便明言，只说：“看
来你的使命一定是能够完成的。”
张群心领神会，急电蒋介石，谓已大功告成。这边邓汉祥也在第一时间
给刘湘发去电报，使得刘湘没有像他的叔叔刘文辉那样一步失算，走出
大败招。
为确保刘蒋会谈取得成功，邓汉祥已代表刘湘谒见蒋介石，并与张群、
杨永泰多次协商，给刘湘铺足了路，现在见“主公”相召，他又急忙从上
海赶到汉口。
刘湘问邓汉祥：“你看蒋介石这回约我去，要谈些什么问题？”
邓汉祥已知端倪，他一语道破天机：“蒋会提高你的地位，利用你来阻
止中央红军北上，但同时也免不了要以防堵红军为由，派重兵入川。”
早知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过邓汉祥的实话实说，还是使刘湘愈加
忐忑不安，可他又不甘心就此放弃，只得解缆行船，边走边想。
到了武穴，刘湘终于想通了，他对邓汉祥说：“我主意已定，阻止中央
红军北上，防其入川，本来就是我们需要的，只是不能放蒋介石派兵进
来。”
刘湘分析，假使红军只是路过，那就是虚惊一场，大家井水犯不了河
水。退一步说，如果中央红军的目的真是要拿下四川，川军出于保卫桑
梓之情，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
反之，若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川，固然可以增强对抗红军的实力，可
那样的话，胜败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到最后，收局的将是老蒋，而不
是他刘湘。
1934年11月13日，刘湘乘船到南京。
南京方面的接待规格很是隆重，除蒋介石外，其他文武大臣均至下关恭
稍事休息之后，刘湘便由杨永泰陪同，前去面见蒋介石。
进“宫”之后，刘湘忽然变得笨拙起来，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蒋介石颇为
诧异，以为刘湘是奔波劳苦所致，只好让他先下去休息。
下来后，杨永泰笑着对邓汉祥说：“你这位伙计是个刘璋，怎么担得起
重任？”
虽是劝谑之词，二人私下又是老友，但邓汉祥听到之后，仍立刻板起
脸，正色道：“你不要把人认错了。”
刘湘不过装傻而已，他是害怕蒋介石提出派兵入川，无法当面回绝。蒋
介石没有谈成，只得临时安排杨永泰等人与邓汉祥进行磋商。
南京方面开出的价码，是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以下
简称剿总），授权打破防区，统一军政，今后川军军费和军火全部由南
京政府负责发放。除此之外，四川可独立发行巨额公债，以偿还近年来
所积债务，缓和财政困境。
这些都是预期好的，接下来才是最关键最棘手的。
鉴于举国红军都将涌往四川，以四川一省之力来抗衡红军，恐难有把
握，因此蒋介石的意思是，拟派十个师的“中央军”从川东和川北两路入
川，以协助作战。
邓汉祥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先是客套几句，表示这种布置很周密，接
着话锋一转：“不过我们还应特别考虑四川军民的心理。”
邓汉祥开宗明义：“我是贵州人，我深知过去因滇黔及北洋军几次入
川，蹂躏地方，四川人对客军的印象历来就很坏。”
此话一说，对面几位马上不乐意了。
“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怎么能跟滇军、黔军、北洋军相提并论呢？”
邓汉祥点点头：“中央军固然跟他们不同，但一般川民不会这么看这么
想，他们还会认为你们是客军。”
邓汉祥又说：“四川全省军队尚有五十万，不难和红军一拼，如果因为
这十个师入川，而使五十万川军生出主客利害不同的心理，反而不肯努
力作战，刘甫澄（刘湘）个人纵然肯负责，亦恐无济于事。”
杨永泰等人都听出来了，不就是不想让“中央军”入川吗，还找出这么多
似是而非的理由。双方各为其主，免不了又是一场口舌之争。
邓汉祥回去跟刘湘一汇报，刘湘便在第二轮会谈时拿出了杀手锏：“中
央军”一定要入川，我就不当这个“剿总”了！
几番往返，蒋介石摸到了刘湘的底线，便打消了派兵入川之意，另外建
立“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以下简称参谋团）进驻四川。
在性质上，参谋团属于“行营”派出的临时性幕僚机构，并不具备统辖军
事和民政的权力，参谋团主任又是刘湘的速成同学贺国光，这些都让刘
湘难以回绝，当下就点头应允了下来。
1934年12月8日，刘湘谒蒋辞行，搭轮回川，贺国光随行身边。
刚刚回到重庆，刘湘就得知，长征的中央红军已从湖南分三路进入贵
州，他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一定会北上四川，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
军会合。
这就意味着，川军将处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处境，在与贺国光等人商量
后，刘湘决定采取“北守南攻”的策略，即在川北取守势，通过修筑防御
工事和堡垒群，来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而在长江以南，则取攻势，沿
着中央红军可能的入川路线发起攻击。
知道中央红军必入四川，然而川黔边境这么长，究竟从哪个方向进来，
谁也搞不清。加上中央红军里还有刘湘的熟人，比如朱德、刘伯承，此
二人皆为四川土生土长出来的宿将，又长期在这一带鏖战，对本地地形
和川军特点都了然于胸，这就使谜底变得更加难解了。
刘湘与贺国光一起绞尽脑汁，该想到的都想了，一共替中央红军设计了
五条入川路线。
问题随之而来，红四方面军在川北随时可能发起新攻势，刘湘不敢把那
里的川军主力调过来，但要在长江以南的五条路上都守着，他又哪里派
得出这么多兵。
聪明的办法，是在川黔边境上设置一支机动部队，随时作出应变。
刘湘最后采取的正是这一办法，担纲机动的是模范师所属的郭勋祺旅，
刘湘同时任命潘文华为长江南岸总指挥，以监控南岸红军动向。
1935年1月21日，坐镇泸州的潘文华发现红一军团在击溃黔军后，正向
泸州方向移动。
假如中央红军占领泸州，接下来的必是从泸州横渡长江。
刘湘现在非常怕红军进川，他说，过去在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作战，实在
太被动了，今后对中央红军，务必采取攻势，以便在中央红军未入川境
之前，就把他给堵住，并且一定要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按照“规
则”，蒋介石的“中央军”虽不能空降四川，却可以尾随红军而至。
得到潘文华的报告，刘湘急派郭勋祺前去堵截。
郭勋祺出身行伍，从一个普通士兵逐步擢升旅长，不是靠玩弄平衡术，
或是当时盛行的拖队伍、反戈一击等手段，靠的就是身上那一块块伤
疤，因此在川军少壮派将领中向以胆识过人著称。
郭勋祺所率部队不过一旅，在没有其他部队支援且单独行动的情况下，
被歼的几率非常之大，郭勋祺深知这一点，他对部下说：“此次作战非
比往常，只许胜，不许败！”
若照原线路行军，必须沿一条弓背大道，有三百余里的路程，为了抢时
间，郭勋祺选择了抄近路，即从中间较为险峻的一些“弓弦”走。
第二天傍晚，郭勋祺提前赶到了预定地点，但还是迟了一步，中央红军
的先头部队已经过去了。
郭勋祺颇为懊恼，他对部下说：“我们的任务是堵截，今既不能堵，又
不能截，何以完成任务？”
郭勋祺人称郭莽子，和年轻时的刘湘“刘莽子”一样，在战场上很猛，当
下他也不管过去的中央红军有多少，便自做主张，下令部队改堵截为尾
追。
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进占黔北的土城，随后中央纵队及红三、五
军团也陆续抵达此处。
土城距离泸州仅一百多公里，从泸州渡江的意图更加明显，潘文华赶紧
组织兵力进行阻击。
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当天，郭勋祺的前卫与断后的红五军团发生交
火。经一个小时的激战，红军经梯次掩护后撤离。
之后，郭勋祺仍紧咬住红军死死不放。
要说郭莽子幸运就幸运在，刘湘在第二十一军中推广了“新战法”，尽管
郭勋祺追得异常生猛，连续三天都不舍不弃，但进击不再像以往那样毛
毛躁躁，一路过去，都有部队担任掩护和搜索。
1935年1月27日，在徒步搜索到一处叫风筝坝的地方时，有人捡到了一
张油印文件，这张文件四寸宽，被捏得皱皱巴巴，显然已在很多人手中
传递过了。
郭勋祺将文件展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这是红军制定的一份秘密军事
计划。按照这一计划，红军将在土城附近张开口袋，将他的旅全部歼
灭。
联想起红军近日都是稍事抵抗便即行退却，郭勋祺感到计划可能属实，
于是马上传令前卫团停止追击。
油印文件如何会失落，现在已无从查考，但它的内容却千真万确。
当时遵义会议已经结束，曾经靠边站的毛泽东再次走上了军事指挥的舞
台，突然从屁股后面冒出来的川军引起了他的注意和重视。
通过情报，得知郭勋祺率领的不过是一支川军孤旅，仅三个团，六千之
众。毛泽东大感意外，说红军有数万之众，他敢于以六千人不知死活地
猛追，真是一个自寻死路的莽子。
毛泽东在江西不知击败了多少敌军，连张辉瓒都中了他的诱敌之计，一
个尚名不见经传的川军小将哪被他放在眼里，不过是桌上的一味下酒菜
潘文华加强防御后，红军往北受阻，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采取“北守
南攻”的策略，先集中力量消灭从后追击的郭勋祺。
就在郭勋祺捡到油印文件的前一天，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通报全
军：“吸引敌人（郭勋祺部）于土城之东，准备会合三、五军团共同歼
敌。”
土城战役是毛泽东复出后指挥的第一仗，对打好这一仗，从他本人到整
个中央红军高层都相当重视也极有信心。
1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专门抽出半天时间，到土城后山再次观察了战
场地形，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则对部下说：“你们准备啊，准备接待
俘虏”。
一张小小的油印文件，把郭勋祺从覆灭边缘拉了回来，否则他就是“张
辉瓒第二”了。郭勋祺惊出一头冷汗，他找了几个当地人，结合地图，
对土城附近的地形重新作了一番研究。
风筝坝距离土城仅十五公里，一出坝就是关子门大山，翻过大山，便是
深谷。这座深谷长达五公里，四周都是犬牙交错的各种小山头，只有中
间一条可供单人行进的小道。从捡获的文件上看，此处山谷也正是红军
要施行三面夹击的预设阵地。
郭勋祺询问当地人，得知关子门其实是绕远了，如果直走，应为狮子岭
大山。
狮子岭距土城仅十二公里，就是说比关子门要近三公里，但来往行人都
甘愿多走三公里，而不翻狮子岭。原因是狮子岭山如其名，此地形势险
峻，杂草丛生，常有毒蛇猛兽出没，而且无路可通。
一查地图，上面确实只标示了关子门这一条路。
眼前不是“鬼门关”，就是“狮子国”，似乎横竖都过不去，郭勋祺颇不甘
心，便问当地人：难道就从来没有人翻过狮子岭？
回答说，也有，不过不是行人，而是那些打柴割草的。
郭勋祺眼前一亮：“如果有打柴割草的人来往，部队当然就可以攀登上
去。”
他随即抽出一营翻越狮子岭，直插通往土城的道路，同时派兵增援关子
门方向的前卫团。
前卫团沿途都没发现红军，还以为红军早就逃得没影了，等到郭勋祺的
传令兵赶到，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赶紧遵令先占据山谷内的有利地形。
伏击不成，毛泽东转而组织三、五两军团，向控制着猫猫岩、青杠坡、
凤凰嘴等高地的川军发起进攻。
红三军团以彭德怀彭大将军领衔，红五军团号称“铁后卫”，都是中央红
军响当当的主力，即便不预先设伏，打一个团也没问题。
一开始川军的前卫团确实摇摇欲坠，但在郭勋祺派出近一个团的援兵
后，很快就稳住了阵脚。
郭勋祺旅属于刘湘手下最精锐的部队之一，此前一直在成都担任警备。
该旅不仅兵员比普通旅多，而且武器较好，配有轻重迫击炮和机关枪，
出发前，每个士兵携带子弹都超过一百五十发。
中央红军此时的兵员数量和战斗力则远不如江西时期，军团论编制应为
一个军，但长征时，红三军团只剩下四个团，红五军团三个团，每人只
能配发二十发子弹，战斗打响后，又处于仰攻状态，歼灭战变成了攻坚
战，作战之难度可想而知。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向三个高地发起的进攻均未能成功，毛泽
东等红军高层都十分意外。
感到格外庆幸的是郭勋祺。
趁着傍晚双方休战的间歇，他来到关子门，亲眼见识了山谷中那条单人
小道，小道仅一米多宽，骡马不能并行，比想象中还要狭窄，周围除了
陡峻高山，就是悬崖深谷。
郭勋祺长叹一声：“此处真是天险，我们幸而拾得红军的计划，未走小
道，天险也各占一半，不然真要全军覆没了。”
未能如愿歼灭郭勋祺，使毛泽东对尾追川军的数量和实力产生了怀疑，
遂要求军委二局尽快侦听和破译川军的无线电码。
军委二局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机构，里面云集着一批红色谍报高手，专门
负责破译电报。毛泽东后来说，军委二局是“走夜路的灯笼”，如果没有
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电码捕捉到了，但一时破译不出，原因是刘湘使用的密码系其自编，要
破译的话，难度很大。
没有“灯笼”，也得先摸黑“走夜路”。当晚八九点钟，红军再次发起攻
击，枪声浓密，战况较之白天也更加激烈，机关枪和迫击炮声震撼山
谷。
郭勋祺深知土城一战不仅决定着他这个旅的生死存亡，而且关系到全局
的成败，因此一面急调最后一个团参战，一面向刘湘发报，催促各部尽
快向土城会师。
红军夜战仍未能奏效，土城道路两边已躺满伤兵，谁都知道战役绝不能
再拖延下去了。
毛泽东决定从次日凌晨开始总反攻，力争在两到三个小时内结束战斗，
解决郭勋祺，同时调红二师前来参战。
1935年1日28日，拂晓。
红军的总反攻尚未打响，偷越狮子岭的川军突然出现。相对于关子门，
狮子岭对土城的威胁更大，红军立刻投入重兵阻击。
郭勋祺既要顾及关子门，又不能放弃狮子岭，鉴于兵员不足，他想了个
办法，就是把营拆成连，每次前方觉得顶不住了，就增援一个连。
这不是普通的步兵连，而是手枪连，除人手一支盒子炮外，还有八挺手
提式机枪，有的甚至配备了机枪班，当年刘湘就靠它起家，火力很是生
猛。
川军逐渐从守势转向攻势，红军方面本来预料两到三个小时结束战斗。
但战至中午，非但没能扩大战果，从狮子岭冒出来的川军还一度逼近了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所在的前敌指挥所。
毛泽东当时在土城后山观战，从后山可以看到前敌指挥所，前方险情令
他吃惊不已，而此时红二师尚未到达，只能让陈赓率军委干部团临时救
急。
军委干部团成员皆为连排以上干部，每人头上一顶德式钢盔，配有手提
式机枪和马刀，其威猛程度又超过了川军的手枪连。
经过一番短兵相接的搏杀，干部团不仅将川军击退，还俘虏了几名受伤
的官兵。
正在后山观察战局的毛泽东当即称赞道：“陈赓，可以当军长！”
发现“戴钢盔的红军”冲上了狮子岭的山顶，郭勋祺急忙再抽一个营用于
增援。这个营的营长叫韦斌，外号韦驮，他正要出发，郭勋祺喊住他，
对他说：“韦驮是护法神，诸邪看见都要回避，希望你把法术和威力都
拿出来，使邪魔鬼怪逃之夭夭，以保护本旅平安得胜。”
众人听后一齐大笑。
郭勋祺作战，每个团都要派参谋人员督战，随时向他进行报告。这个时
候他还要插科打诨开玩笑，是因为他已经知道战场开始对他不利，所以
得设法调节一下气氛，以免部属过于紧张。
午后果然是一个转折点，红二师赶到了。
若以战斗力而论，中央红军中，红一军团是王牌，而红二师又是王牌中
的王牌。他们的到来，带动了红军在关子门一线的反攻，红军开始像潮
水一般猛袭而来。
川军接连失去关子门山谷内的几个山头，各部弹药即将耗尽，躺在山脚
下无法送出的伤员则越聚越多，已达数百人。
部下见战局不利，便请示郭勋祺，再调援兵或从狮子岭抽一个营来助
郭勋祺已经把近乎整旅都压了上去，身边只剩下最后一个手枪连，哪还
有什么多余的援兵。而狮子岭能吸引红军干部团出马，说明其重要性非
同寻常，所以也抽不得。
郭勋祺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让前线硬撑，同时再次致电刘湘，催促各部
速赴土城。
郭勋祺一个人在土城唱戏，都快唱岔气了。他对这些“友军”的行军速度
多少都有些意见——走得也太慢了，说不定还没等你们赶上来，我就要
被人打烂了。真应了那句话，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就在这天下午，军委二局破译出了川军的密电码，从中得知，川军正在
向土城合围，由此判断，对面的敌军可能不止一旅。
正好军委干部团抓到了俘虏，其中有一个叫王清泉的手枪连连长，被认
为有很高的情报价值。在彭德怀和朱德都见过此人之后，毛泽东决定亲
自讯问。
当问到兵力多寡时，王清泉唯恐讲少了，红军攻得更猛，便信口胡吹，
供称除自己属郭勋祺旅外，又说潘佐旅在风筝坝作总预备队，廖海涛旅
在后面跟踪而来，其余各旅正向土城推进，远的六七十里，近的只有三
四十里。
在王清泉说这番话的时候，潘佐旅离土城还很远，更不可能在风筝坝作
什么总预备队。但土城一役中郭勋祺旅所表现出的战斗力，却使毛泽东
对王清泉的话确信无疑：对面川军不是一个旅，而是两个旅，此外尚有
八九个旅将加入战团。
毛泽东还从王清泉口中了解到，刘湘共派了十二三万部队在长江南岸布
防——当然这也是在吹牛，不过显然对毛泽东随后的决策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
当天下午的战况似乎在验证王清泉的话，不管红军如何占据优势，都未
能从根本上动摇郭勋祺的阵地。
红军高层开始进行紧张的探讨，到傍晚，终于达成了共识，即迅速撤出
土城，西渡赤水河，实际上就是放弃了从泸州北渡的计划。
1935年1月29日，上午。
前方向郭勋祺报告，弹药快打光了，如果还不补充，只好束手待毙。郭
勋祺无计可施，只得跑去前线，当着官兵们的面，把刘湘、潘文华给他
的电报读了一遍，无非是“各旅正兼程向土城合击而来”，不过是画饼充
饥地给众人打打气罢了。
一番抑扬顿挫之后，他忽然发现有哪里不对劲。
怎么没枪声呢？
旁边的参谋很是机灵，赶紧来了一句：“可能是敌人侦悉我大军前来包
围，先行逃跑了吧。”
要真是这样就好了，怕就怕不是啊，一个小时后，各处纷纷来报：“红
军撤走了。”
其实红军在天亮之前就已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着手进行撤离。
毛泽东传令，必须轻装前进，那些从江西瑞金一路抬到赤水河边的辎
重，包括x光机、山炮、迫击炮、重机枪，全被拆成零件，扔进了赤水
河。
前方指挥官跟统帅部的感觉并不完全相同，彭德怀接到撤退命令时还觉
得很奇怪，问这是在干什么，传达命令的干部说：“准备渡河，还不
过，想当俘虏啊！”
为了不被川军发现，朱德负责组织了两次佯攻，直到掩护主力渡过赤
水，才悄悄撤离，这就是“四渡赤水”中的“一渡赤水”。
郭勋祺算是大难不死。
当他进入土城时，有人向他恭喜：“旅长的洪福大到齐天啊。”
郭勋祺撇了撇嘴：“什么洪福齐天，如果再打半天，子弹一完，管叫你
们饮弹入地。”
除了那张捡到的油印文件救了他一命外，还得感谢那个“大话王”王清
泉。
红军撤退前，王清泉被予以释放。听完王清泉的汇报，郭勋祺瞪着眼
说：“你把我军实情告诉敌人，是犯了泄漏军机的大罪，按照军法，应
该枪毙。”
王清泉却有他的解释：“我们单单一个旅，与数倍之敌大战两昼夜，伤
亡很大，预备队已经用完，子弹也所剩无几，要等那些援兵来救，恐怕
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大话王”一语惊人：“我这是在故意夸大其词，把敌人吓退啊！”
不管王清泉被讯问时是不是真的在用“退兵之计”，至少他这个解释还算
合理，郭勋祺有点明白红军为什么会突然撤离了，他顿时转怒为
喜：“妙计，你不愧上过军官学校，我奖你一百元，等你养好伤，再升
你为营长。”
土城战役前，正是川军士气普遍低落之时，急需“攻克土城”这样的消息
提提精神，刘湘闻讯，立即晋升郭勋祺为模范师师长，同时在四川报纸
上大肆宣扬，称之为“土城大捷”。
一个“土城大捷”，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中央红军北上的决心。毛泽东撤离
土城，只是为了寻找新的渡口。
从军委二局截获和破译的情报上分析，赤水河以西的叙永、古蔺一带原
本兵力就极为空虚，自土城战役开始后，原拟增防叙永的刘兆藜旅已前
往土城，目前这两座县城的兵力一共才一旅一团，正是乘虚而入的绝佳
时机。
“一渡赤水”为的就是攻下叙永，从而为从宜宾北渡赢得先机。
在判断出红军这一战略意图后，刘湘又着急了起来，他赶紧让刘兆藜赶
赴古蔺阻截，然而还是迟了一步，红军早已穿过古蔺，直奔叙永而去。
1935年2月2日，中央红军开始攻打叙永。执行攻城任务的是红二师，担
任前敌指挥的则是红一军军团长林彪。
这是当时中央红军可以排出的最豪华阵容，从部队到指挥官。但是战斗
并不顺利，整整一天都没能破城，而城中守军只有川军的一团二连，此
外还有五个民团性质的“义勇大队”。
叙永最初为黔军所镇守。黔军从武器装备到战斗力都很差劲，中央红军
长征到达黔北后，对着黔军便是一顿横扫，黔军早已被赶得无影无踪，
此城这才由川军接防。
“六路围攻”和万源战役的失败，对于刘湘来说，可谓刻骨铭心。自那以
后，他不仅推广“新战法”，而且有针对性地研究了红军的突袭和游击战
术，试图从中找出破解之法。
第二十一军从连排军官开始，就训练如何筑城建壕，如何构建散兵壕、
交通壕、机枪掩体以及碉堡，这在川军军官中已成为基本功。
叙永川军就是受益于刘湘的这一变革，他们在防御上显得颇有章法。红
军攻城困难，首先就受制于城外修筑的碉堡群：城外有八座碉堡，小山
上有两座石碉，尤其后者，可俯瞰全城，是防御中的主要支撑点。
入夜之后，林彪改变战术，重点盯住石碉，采用爆破器材和优势兵力，
方将石碉拔除。
再攻城，还是攻不上去。
川军同样加强了夜间攻防战的演练，刘湘甚至说：“只要我们能在夜间
跟红军打个平手，就可稳操胜券。”
除了能与城墙形成掎角之势的八座碉堡外，城外还有护城壕，设置了鹿
砦和防备红军夜袭的照明坑。
这一天是红军攻势的顶点，到了次日，双方已处于对峙状态，红军虽也
时有来攻，但明显不如第一天猛烈，连守城川军都意识到，红军再无能
力进行持久攻坚了。
因为援兵赶到了。
刘兆藜在叙永附近与担任警戒的红一师前卫部队交火，因大雾弥漫，难
以辨识方向，作战红军一度与总部失去了联系。
当天晚上，红军高层作出决定，撤出叙永，前往云南。
1935年2月16日，中央军委向红四方面军发出电报，表示已放弃了拟从
泸州上游渡江北上的计划。
早在土城战役之前，红四方面军即接到中央命令，要求他们西渡嘉陵
江，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
接到中央来电后，红四方面军内部展开讨论，有人提出，是不是干脆以
主力南下，直接打到长江边与中央红军会合。大部分人都觉得没有把
握，此议只好作罢。
俗话说得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经过将近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也由八万锐减至六万。同时，川陕苏区元气大伤，战役结束
后，徐向前从前线回到后方，沿途所见，“良田久荒，十室半毁，哀鸿
遍野，令人触目惊心”。
张国焘一次在与徐向前闲谈时，曾问：“你看将来该怎么办？现在根据
地物力、财力都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
言下之意，已对民尽财穷的川陕苏区失去信心。
也就是说，即便中央不来这份电报，红四方面军也在考虑向其他方向发
展，西渡嘉陵江遂成为头等大事。
从1935年2月初起，徐向前发起陕南战役，兵出汉中打击杨虎城，但这
只是虚晃一枪，为的是吸引嘉陵江沿线的川军北向，以便从嘉陵江中段
实现突破。
到中央红军宣布放弃北上计划时，红四方面军已是箭在弦上，非渡江不
可了。
强渡嘉陵江，徐帅选定的目标又是那个倒霉的冬瓜。
川中诸侯，以田颂尧第一个与红军交手，也就等于第一个遭殃。此后就
留下了心理阴影，不仅军心涣散，而且官兵无不畏红军如虎。偏偏分摊
给田颂尧的防线还特别长，全长七八百里，三十多个团铺上去，平均二
十多里地才一个团，根本无法全部顾及，只能是守点看线。
咬不完的牙，着不完的急，田颂尧只好自己骗自己，先在江边转了一
圈，看看筑的碉堡，想想红军若要强渡的话，必然要暴露于碉堡群的火
力覆盖之下，红军应该不会出此下策吧？
接着又扫视了一下江面，似乎觉得更有把握，因为他已经把江中所有的
船只都弄到西岸和下游去了，没有渡船工具，嘉陵江又不能徒涉，红军
难道能飞过来？
虽然有了这些垫底，毕竟还是有些心虚。
让田颂尧及其部下感到格外恼火的是，他们得不到嘉陵江东岸红军的一
点真实情况，派去侦探，带回来的情报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
由于不知红军虚实，田颂尧的部下何瞻如便求上了神仙。
何瞻如在关帝庙设了个神坛，找两个道士扶乩，把什么关公、观音、玉
皇大帝一股脑全召了来，请这些“神仙上级”发指示。
每个“神仙上级”都来了一趟，乩笔上都说：“红军要失败，要消灭，不
会来。”
何瞻如高兴了起来，他准备春节回成都娶姨太太，走之前，又去扶了一
把乩。这次不仅关公亲自登坛赏光，而且还破例赐了何瞻如一首诗，说
的是：“跨骑赤兔下南天，嘉陵江边好清闲，将军各自放心去，红罗帐
内戏婵娟。”
何瞻如乐得哈哈大笑，一颗心完全落了地，他立即打电报给田颂尧请了
假，经过批准，这哥们放心大胆地去成都“戏婵娟”了。
嘉陵江边却并不清闲。
何瞻如呼呼地走了，正好红军飕飕地来。田颂尧不知道，徐向前已在离
嘉陵江几十里远的地方大量造船，在发起强渡之前，这些船只都被抬到
江边，只是做了伪装隐蔽，看不出来罢了。
1935年3月28日，一个风雨之夜，由徐向前和张国焘直接指挥，红四方
面军分三路强渡嘉陵江，其突破区域正是何瞻如防守的正面。
突破之后，川军乱得一塌糊涂，电话打来打去，乱喊乱叫，负责侦听的
红军通讯队听得清清楚楚。
那边川军不知要点已失，还打来电话问：“红军到哪里了？你们怎么样
呀？”
有人回答得很干脆：“老子是红军，你们完蛋啦!”
徐向前灵机一动，让通讯队伪装川军对答，更加剧了川军的混乱。
通过嘉陵江一役，红军全盘接收田颂尧的沿江防线，为继续西进打开了
通道。
蒋介石闻讯后大为震怒，明令将田颂尧撤职查办，由孙震接替指挥，
以“戴罪立功”。
此前，田颂尧已知前景不妙，曾急电自己驻重庆的代表向刘湘求救。从
早上到中午，求见三次，都被门卫婉言谢绝。
这个代表知道“主公”已危在旦夕，最后怒形于色地说：“今天见也要
见，不见也要见，非见不可。”随即将名片摔在了地上。
名片摔得很没有出处，因为刘湘也深恨冬瓜不争气，早就不想保他了，
可是见田颂尧的代表赖着不肯走，也不得不出面敷衍。
刘湘说：“我已将你们的意思转达给贺元靖（贺国光的字），他表示只
能听候委座（蒋介石）处理，似无折中余地啊。”
田颂尧的代表当然知道“听候委座处理”是什么后果，因此一再坚
持：“甫公何不马上就以总司令的命令处理。”
田颂尧希望打两下屁股就算，但蒋介石和刘湘却是准备开除冬瓜的学
籍，代表拼命恳求，也只是让蒋介石的命令延迟发布两天而已。
1935年4月4日，孙震召集军官开会，宣布：“军长这两天有病，命令我
暂时代理他。”说完之后，他就离开了，但却在桌上丢下一张纸，众人
面面相觑之后，捡起一看，才知道是对田颂尧的撤职查办令。
一朝天子一朝臣，整个军部立刻被愁云惨雾所笼罩。
有亲信前去田颂尧公馆探视，见那里竟然连个警卫侍从人员都没有了，
田颂尧正患腹泻，可怜兮兮地躺在床上，二人相对黯然，不觉泪下。
孙震倒也真做得出来，和田颂尧交接之后，便来了个大清洗，军部原有
官佐除个别留用外，全部停职遣散，让他们另谋生路。
距离成都巷战三年后，田颂尧的“事业”还是彻底完蛋了，一只好端端的
大冬瓜摔得粉碎。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虽然基本放弃了川陕苏区，但通过连克涪江
流域的九座县城，部队又迅速扩充到了八万，加上从川陕苏区撤出的其
他人员，总计不下十万之众。
蒋介石、刘湘自然不会让红军这么悠闲自在，紧接着便从各个方向调兵
合围，连胡宗南也率部进入了四川境内。
无论北面的红四方面军，还是南面的中央红军，此时都在急切地寻找着
新的会合地点，西康逐渐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却说刘文辉退到西康后，经济极为困难，早已是穷途末路。他的部队仅
能够勉强果腹，士兵衣不蔽体，跟叫花子差不多，虽然旧部中陆续来投
的军官很多，但都只能暂时收容，连工资都发不出。
为了能向刘湘多要一点粮饷，刘文辉经常进行内部编制调整，一会扩团
为旅，一会扩旅为师，可是扩来扩去，实际兵力尚不足两万。也就是
说，现在的刘文辉比落魄时期的杨森还要可怜。
因为天高皇帝远，刘文辉没能参加“六部围攻”，这倒让他避免了损失，
内心颇感庆幸。然而很快，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并且一直盘旋于黔
西北，大有杀入西康的模样，这让刘文辉又心惊肉跳了起来。
我都躲到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了，还有人惦记，这真是不让人活了。
此时的刘文辉两手空空，那什么诸葛的脑子，哪吒的风火轮，菩萨的法
力，还有关二爷的青龙偃月刀，他都恨不得有人能借给它，那样就不怕
红军了，可惜全没有。
刘文辉已退无可退，但也不可能兵来将挡水来走先，一遁了事。他能做
的，至多是掩耳盗铃，严密封锁消息，以免动摇军心。
其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一度回师贵州，作进攻贵阳之势，刘文辉
及其部下又产生了幻想：红军应该不会再来跟我们挤这么个不毛之地了
吧？
一番揣测推敲之后，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红军要入西康，必经金沙江至
大渡河。那是半个多世纪前石达开所走的线路，沿途山路崎岖，人烟稀
少，并不利于大兵团运动，石达开的兵败覆灭，即与此地理相关，红军
哪里会再钻这个牛角尖。
可红军的出现，就是要改写历史，趁滇军开赴贵州救急，毛泽东突然一
个回马枪，又杀回了云南。
“四渡赤水”被毛泽东本人认为是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应该说不是笔
笔都那么顺利，但最后调开滇军这一笔，确实很漂亮。
接下来，他要重走石达开的老路，不是走向覆灭，而是走向胜利。
除了认为红军不敢走“石达开线路”外，刘文辉先前抱有侥幸心理的另外
一个原因，是薛岳的“中央军”一直紧紧跟在红军后面。
他也对此做过预案，即假如红军真的奔西康来了，他得堵，当然能否保
住他的地盘，并不取决于此——中央红军的力量尽管不如长征前强大，
可要扫平西康这点部队，还是游刃有余的。
刘文辉全部的希望，其实都寄托于两点，即红军在“石达开线路”上自生
自灭，以及薛岳早点赶到。
替刘文辉驻守金沙江的，是他的侄子、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
说是要守金沙江，刘元璋却一反常态，他在金沙江沿岸只布置了两个
团，其余兵力都设于后面的会理、德昌、西昌等三线。
刘元璋的分析倒也不是没有道理，他说金沙江的江防线和嘉陵江一样漫
长，不易防守，若被红军突破一点，便会全线崩溃。因此，守江不如守
城，守面不如守点。
刘元璋的出发点跟刘文辉差不多，就是将兵力全部集中于县城，只要守
住几天，等薛岳一到，红军自然就离去。
此外，三线分配的兵力也不同，基本表现为前轻后重，前面兵力少，越
往后面兵力越多。
刘元璋对此自鸣得意，他的参谋长告诉别人，这是为了“麻”内行：红军
打仗内行，通过这种摆法，可以给红军造成一种城内守军越来越强的印
象，那样红军就不会拼命攻城了。
从后往前数，刘元璋亲率两个旅驻于西昌；德昌有一团一营；到了会
理，就仅有一个团；再到金沙江沿线，总共就两个团，却承包了所有江
岸。
如此排兵布阵，最痛苦的莫过于一线将领，即刘文辉的另一个侄子刘元
塘。
区区两个团，怎么分都不够摊，只能重点设防。有的地方认为红军必
过，就多放点兵，有的地方一看就知道红军不会光顾，便少放点兵，或
干脆用其他代替。
哪里是红军必不会考虑的呢？
刘元塘得出的结论是，通安渡口。
通安渡口是川滇两省的正道，云南入四川，或者四川进云南，都是从通
安渡金沙江。按常理，通安才是守军设防重点，但刘元塘偏偏不这样
想。
红军擅长避实击虚，绝不会碰硬钉子，而且既是正道，薛岳也一准会奔
此而来。两两相加，说明红军反而不会把通安选作强渡地点。
岷江大战时，刘元塘曾嚷嚷过要扮演“川南红军总司令”，如今他又站在
红军的角度来了个逆向思维。
得出这个结论之后，他都有些佩服自个儿了：川军战将要都有我这么聪
明，那能避免多少悲剧啊！
于是，通安就成了刘元塘最节省兵力的地方，他一个兵都没放，只是将
此地防务交由通安的江防大队负责。
这是刘元塘另一个自认为精巧的构思：江防大队从大队长到队丁，全都
是通安人，在通安闭着眼睛都能走路。一旦觉察到江岸对面有任何风吹
草动，他们便可向离通安十几里外的一个营报告，到时该营紧急赶来通
安堵截，也完全来得及。
像刘元塘这样的粗人，能考虑得如此周密，也实在不容易。可惜的是，
人生无剧本，它往往就像打发乞丐一样，你要钱，它偏给你饭，你要
饭，他偏给你钱。
刘元塘想要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江防大队长，最后得到的，却是
一个很二的角色——岂止是二，还是二的平方。此君不知道红军有多厉
害，接到命令，说要封锁渡口并检查行人，还以为捡到了发财机会，那
个乐啊。
他把南岸所有渡船都拉到北岸，只留下一条船在南岸，干什么？做生
有人要渡江，每位收费一元，客商则要加收半元，连抬滑竿的轿夫和邮
差都照收不误。
到了“四渡赤水”后期，刘文辉、刘元塘等人惶惶不可终日，江防大队长
却是数钱数到手软：在战争的压力下，过境民众剧增，生意火爆。
摆渡生意好，寄宿生意也水涨船高，通安的客店、茶馆乃至于烟馆里都
住满了人。
这些寄宿客人，除了商人、行人、路人，还有红军！
刘元塘以为红军不会强渡通安，然而人家看中的，恰恰就是通安，而且
用不着强渡，巧渡即可。
红军一人付了一元，坐着江防大队的渡船就过来了。
1935年5月3日，在刘伯承的指挥下，先期潜入的红军侦察组发起突袭，
江防大队不战而溃，利用搜得的七艘渡船，干部团率先渡江。
与干部团交手后，那个协防的营被打到伤亡过半，只得退往通安后方。
刘元塘在会理接到电话，他预料江上渡船不多，红军大部队不可能一下
子全渡过来，已渡江的必然只是少数先遣部队，因此立即率会理城内所
有的部队驰援，想把红军迫回南岸。
可惜他不知道干部团是什么威力。在通安以北，双方连续激战数个小
时，川军崩溃，随刘元塘逃回会理的仅四百残兵而已。
如果红军奋起直追，不需后续部队，只消一个干部团，攻下会理都没问
题。但恰恰在这个时候，红军没有继续穷追下去，原因是红军高层没有
把攻占会理放到首要位置，当时考虑的是大家能否顺利过江。
1935年5月5日，中央纵队过江。毛泽东过江之后盛赞刘伯承指挥有方，
避免了中央红军走上绝路：“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江水怎会挡得住
龙呢？我早知道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
中央纵队安全脱险，但后面还有各大军团。金沙江江宽水急，无法搭建
浮桥，人多船少，渡江并非易事。
1935年5月7日，红三军团全数过江，而红一军团还未上船。
正是因为关注渡江，毛泽东迟迟没有下达攻占会理城的命令，使刘元塘
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耳闻不如见面，一交手就挨了揍，曾让刘元塘惊惶万状。
红军的先遣部队就这么难搞，看来会理很难守住。可是不守吧，又要受
军法制裁。在这上面跌了大跟斗的，前有守嘉陵江的田颂尧，后有号
称“贵州王”的王家烈。
田、王都是军长一级的大佬，尚遭严厉处分，刘元塘不过是只小虾米，
轻轻一捏就完了。
惨事不能想，越想越绝望。刘元塘本一介粗人，自以为从来天不怕地不
怕，连扮红军总司令这种要“满门抄斩”的话都敢说，但到了此种地步，
也不禁急得哇哇大哭起来。
当时川军中流传着一种谣言，说红军对于俘虏，士兵留做苦役，军官一
律残杀，家眷还要编为慰劳队，用以犒劳有功人员。
刘元塘既畏军法，又不甘于“被杀”，坐守待援似乎也是死路一条，人都
快被逼疯了。
横竖都是死，他最终选择了死守。
刘元塘的俩老婆本来已被他送走，分别之前刘元塘一人“赠”一包毒药，
嘱咐她们如果被红军抓住，就赶紧服毒自杀，以免被扔进“慰劳队”，现
在又赶紧派人给追回来，准备着要死死一起。
刘元塘将退下的残兵和城内的留守人员编成作战部队，在城外高地构筑
防守工事，同时一边向刘元璋告急求援，一边分头飞调担负江防的两个
团撤回会理集中。
刘元璋答应派一个团增援，但他对守会理更无把握，在电话中就吩咐刘
元塘，实在不行就放弃会理算了。
事到如今，刘元塘岂能说弃就弃：你不过是舍不得你那个团，我可是身
家性命全在这里了。
刘元塘怕刘元璋收回成命，索性派副官快马北上，非把增援部队接来不
可，你想来得来，不想来也得来！
1935年5月7日，在红三军团迫近后，刘元塘自知不敌，被迫将城外部队
全部撤回城内。
第二天，红一军团渡江，红军两大军团的先头部队先后进至会理近郊，
毛泽东正式下达了攻占会理的命令。
这是城内人心最为慌乱的时候，援兵尚未到达，城下红军却已如潮涌
刘元塘站在城头，迎来了一批被红军释放的俘虏，这是通安作战时受伤
被俘的十几个官兵。其中有个排长，他说：“红军不但不杀人，对我们
还很客气。他们官兵服装一样，都在一起吃饭，营长、连长都不拿架
子。如不告诉我们，根本就分不清哪个是官。”
守城士兵大感惊奇，都围上来问这问那，听到没有传说中的“留做苦役
或被残杀”，人的心理状态明显就不一样了。
这时城内又传出一副对联，上联是“红军中，官、兵、夫，起居饮食一
样”，下联是“白军内，将、校、尉，阶段薪饷不同”。白军系由苏联引
入的名词，这里指的是与红军作战的军队，包括川军。
对刘元塘来说，俘虏带回的信息和那幅对联，简直比“四面楚歌”还可
怕。置身于重重压力之下，他就像一只被拉伸到极限的弹簧，困兽犹斗
之下，整个人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刘元塘红着眼睛，提起马刀，亲手杀死了释放回来的所有俘虏。然后又
追查对联的来源，最后追查到两个来历不明的道士，刘元塘连他们也杀
刘元塘双手沾满鲜血，成了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但总算震慑住了军
心，没人再敢说动摇二字。
援兵终于来了。
刘元璋派出增援的聂团从西昌出发后，沿途便听到风声，说红军势大，
去会理无异于白送卿卿性命，早就魂不守舍。
当刘元塘派出的副官赶到时，聂团正要打道回府。来人亮出刘元塘的命
令：星夜赶来会理，如敢延误，军法处置！
跟红军作战固然危险，可听听“刘魔王”的口气，返回西昌的话更危险，
两险择其轻，聂团只得硬着头皮往罗网里钻。
红军急于合拢包围圈，自然要把援兵挡在城外。刘元塘在城头看得真
切，赶紧带上两个连冲出北门，一番交战后，将聂团接入城内。
过了一会，西门外又枪声密集，刘元塘判断，可能是江岸部队撤回，为
红军所阻。
这时包围圈已越来越紧，刘元塘把心一横，tuō_guāng上衣，只穿一条
短裤，腰上拴一红肚兜，手舞马刀，领着三个上了刺刀的步兵连出城接
应。
“刘魔王”变为“红孩儿”，左右都是妖怪，不过好歹把人接进了城内。
一看不是两个团，只有一个团。原来，在接到刘元塘回防的命令后，其
中一个团以为回防会理必无生路，已直接逃往西昌去了。
刘元塘恨得牙痒痒，但既然已有两个团，先守着再说。
除留下两个营作为预备队外，他将所有部队都派上了城头防守，平均每
个垛口分两个兵。
晚上，刘元塘又将浸透煤油的棉花团作为引火物，抛到城外民居之上，
将其烧毁，既防止红军利用民居接近城垣，又借以扫清射界。
1935年5月9日，包围圈完全合拢，由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向会理发起猛
攻。
起初，川军没有守城经验，喜欢伸出头向下查看，因此常被红军击中头
部。以后学乖了，官兵纷纷用城砖或铁板遮着脑袋，才减少了中招的几
率。
刘元塘在每个垛口都摆了瓦罐，里面装满石灰，当红军用云梯或钩锁登
城时，守军便立即投掷石灰罐，红军眼睛被石灰刺伤，导致无法前进。
红三军团伤亡很大，一名团参谋长战死，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素以能打硬
仗著称，但面对刘元塘的固守，也感到难以速战速决，遂建议放弃攻城
计划。
当天晚上，在金沙江南岸担任掩护的“铁后卫”红五军团渡江，中央红军
全部过江入川。船只则被一个不留地予以烧毁，使得追到南岸的薛岳暂
时只能隔河兴叹。
红军高层据此向彭德怀发出指示，要求继续攻打会理，如强攻不成，应
加紧进行坑道作业。
在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要想短时间内攻克城池，所用办法无非这两
种，彭德怀于是传令用步枪对垛口进行密集射击，用以掩护坑道作业。
枪声很密，却再无人架梯攻城，刘元塘又不傻，很快便发现不对劲，红
军恐怕是要施展“土行孙”的绝活了。
刘元璋派来增援的那个聂团长很有些头脑，紧急状况下，他向刘元塘献
计，说可以采用“瓮听法”来对付。
无论是红军的坑道作业，还是川军的“瓮听法”，其实都并不新鲜。早在
清末，太平军即采用“穴地攻城法”，也就是在城下挖掘地道，然后用炸
药进行爆破，利用这一方法，太平军曾经屡试不爽，最后一直攻到了南
京城下。
“瓮听法”系清末名将江忠源首次广泛采用，自这一防守战术问世
后，“穴地攻城法”才遇到了克星。
刘元塘依计在城墙下到处挖掘一米半深的土坑，把空罐子放下去，用以
查探红军挖坑道的位置。其后，果然听到西北城角有挖土的声音，刘元
塘除挖沟灌水外，又集中兵力在西北角防堵。
1935年5月10日，半夜时分，忽然天崩地裂一声巨响，西北城墙被炸塌
一角，红军冲上城墙。
刘元塘提刀上阵，一面堵缺，一面交战，交战过程中，这疯子受了伤，
满脸是血，但仍立于阵前督战。
由于土湿泥陷，红军无法沿塌陷的坑道跟进，加上川军有了防备，红三
军团发起的首次坑道突袭遭到失败，已入城的少数红军悉数战死。
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川军上下已心有余悸：如果红军再来两次坑道作
业，怎么堵得住？
于守城而言，最怕军心动摇，军心一动摇，便什么都完了。刘元塘赶紧
再想新的主意。
第二天，一个消息在城内盛传开来，人们交头接耳：“昨晚很多人在城
墙上看到了关公！”
据说，这个“关公”全身披挂，手握大刀，坐在城墙之上，光身子便有三
米多高哩。大家都相信，昨晚红军攻城失败，实乃“关公”护城之故，于
是接连几天，都有人拿着香到关帝庙敬神。
与天、地、神相比，人实在是太脆弱了，有了“关公”护佑，守军都安下
心来，这个道理，跟义和团念了符咒，便相信自己刀枪不入其实是一模
一样的。
1935年5月12日，红军在会理近郊召开会议，很多将领都对会理攻坚战
提出质疑，认为红军在撤出土城时，已将仅有的迫击炮和山炮抛弃在赤
水河中，之后便没能攻入叙永，这次打会理不下，再次证明以红军现有
的火力配置，无法完成攻坚任务。
红三军团大将黄克诚直言不讳：“我军可以绕过会理直接北上，不必攻
打会理，决定强攻会理是一个失策。”
林彪干脆提出让彭德怀站出来指挥，毛泽东当即反击：“你是娃娃，你
懂得什么？”
坑道作业继续。
1935年5月14日夜，红军从东城墙实施爆破，再次对会理发起攻击。在
此之前，刘元塘已通过“瓮听法”侦察到了方位，并照上次的经验做了安
排，城墙刚刚崩塌，川军便用手榴弹和石灰罐，甚至是迫击炮弹向红军
大量投掷。
一个小时后，红军攻城失利。经过七天七夜的攻坚战，红三军团蒙受了
重大伤亡，但仍没能撼动会理城防。
这是最后一次尝试，经过这次尝试，毛泽东也终于认识到攻克会理之
难，他随即下令撤围会理，绕道北上。
因会理一战，刘元塘被蒋介石晋升为陆军中将，并通令全国。
自会理之后，红军便力避攻城战，同时用政略代替兵略。
身为川人的刘伯承被任命为先遣队司令，承担给大部队开道的任务。早
在川军时期，刘帅便与德昌守将相识，他派人送了封信过去，告知对方
红军只是假道西康，不想争城夺地，双方可以互不侵犯。
这德昌守将阅信后，觉得很有道理，人家经过而已，何必与之拼命呢，
于是只象征性地打了一下，实际上是不战而弃德昌。
会理、德昌之后，便是西昌。驻守西昌的刘元璋虽比三国的刘璋多出一
个字，但打仗的水平不见得更高，三线布兵，说要“麻”红军，其实大半
是为了“麻”他自己：西昌的兵最多，可赖以壮胆。
他把刘元塘的一套搬了过来，也烧掉城外民房，做出“城存与存，城亡
与亡”的架势。
红军进德昌，是因为不用打仗，既然西昌跟会理学，便不再逗留，而是
绕道直插大渡河。
早在红军围攻会理时，其进军路线就已非常明朗，就是奔着大渡河去
的，这让雅安的刘文辉如坐针毡。
原本困扰刘文辉的，不过是穷，这倒也罢了，生活嘛，无非就是凑合着
生，凑合着活，咬一咬牙便能挺过去。但当他看出红军的矛头所向，就
觉得挺不过去了。
大渡河是刘文辉的第二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红军冲过这道防线，
他在西康的大本营雅安便会无险可守，而雅安一旦被攻破，刘文辉也就
彻底完了，他只能像田颂尧那样，给自己的毕生事业画句号。
这比让他死还难过。
大渡河一战，毫无疑问关系到刘文辉的生死存亡。如果他还处在全盛时
期，根本眉头都不会皱一下，那个时候，若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他啃
不动的，无非两样：鹅卵石、牛犄角。
眼下，他早没了这副好牙口，部队士气低落，装备低劣，要跟红军硬碰
硬，无异于以卵击石。尽管刘元塘守住会理这件事给他挣了面子、捞了
声誉，但刘文辉心里十分清楚，特例是无法复制的。
在与部将、幕僚反复商讨后，刘文辉决定将驻守雅安的第五旅调往大渡
第五旅守于大渡河北岸，南岸叫做安顺场，往西十里，就是石达开当年
兵败之所：“紫打地”。
安顺场由地方官员负责管理。安顺场的这个地方官跟通安江防大队长类
似，都是没见过世面、一脑子豆腐渣的土财主。在第五旅到达后，他本
应带着地方部队撤到北岸，可却迟迟不肯挪窝。
倒不是这厮还不知红军的厉害，而是舍不得立即离开。
红楼梦中描写秦可卿办丧礼，用了王爷的“樯木”（实际应为楠木）棺
材，此棺木号称万年不坏，细看时，“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槟榔，味若
檀麝，以手扣之，玎珰如金玉”。
要论做棺材的上等材料，楠木以下，即为杉木。
安顺场一带就有沉埋于地下几千年的香杉木，雨季一到便会被冲刷而
出，这些杉木经过水土侵蚀，已变成坚硬木质，永不腐坏，当地称
为“建板”，价格很是不菲。
这些香杉不管在安顺场的哪个区域被发现，都属“政府所有”，当地居民
必须报缴，并且在运走之前，还有看守责任，损坏了还要赔。
安顺场的地方官就靠香杉发财，如今雨季将到，一想到收不成杉木，做
不了生意，心里就油煎火烧似的。
条条道路通罗马，红军也不一定就会来安顺场吧？要是不来，那就亏大
了。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地方官就跟北岸守军讲好：由他率地方部队留
在安顺场，待红军到时再过河，这样南岸消息还不至断绝。
北岸提出了一个问题，说红军进军神速，要是你到时候来不及过河怎么
办？
地方官的回答是，他已在通往安顺场的道路上设了十余座哨所，红军不
是本地人，路径必然不熟，只要远远看见红军，哨兵便会抄近路向他飞
报，他就算是慢慢收拾再过河，也来得及。
既然布置得这么妥当，北岸便同意了。
地方官没有忽悠，他确实设了哨所，可是他说红军不识路径，那就错
红军不是本地人，给红军带路的却是本地人。
红军绕道西昌，要经过三百里彝区（即彝海）。这里曾是汉族军队的畏
途，当年石达开来到大渡河，就是因为前有清军拦截，后有彝民围攻，
才落到全军覆灭的。
最了解四川民情的是刘伯承。他在新川军中任职十几年，耳闻目睹，对
彝区的情况很清楚。
在彝族聚居区内，有好几个彝族部落，彼此械斗不息。刘文辉治理彝区
的办法是将各部落的一些头人抓起来，哪个部落敢闹事，就拿哪个部落
的头人开刀。
刘伯承到彝区后，首先把头人都释放出来，以此与彝民取得好感，然后
重点和其中一个部落的头人小叶丹接洽。
对小叶丹而言，刘文辉是敌人，红军打刘文辉，是敌人的敌人，当然就
是朋友了。同时他也有借红军力量打败其他部落的念头，因此主动提出
愿与红军结盟。
刘伯承遂与小叶丹在池塘边对天盟誓，结为兄弟，这便是有名的“彝海
结盟”。结盟之后，小叶丹随即派人做向导，在三天内护送红军通过了
彝区。
“彝海结盟”使红军有条件超越过去的历史，刘伯承后来回忆说：“如果
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红
军）就有可能是石达开的下场。”
红军高层欢欣鼓舞，毛泽东对刘伯承说：“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把
孟获说服了，你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把小叶丹说服了呢？”
有了彝民向导，红军犹如装备了卫星导航。战后曾有人在路边拾得中央
红军的行军路线图，沿途大小路径，里程远近，村落所在，居民多少，
全都标注得异常精准，好像他们没来大渡河之前，就派人实地勘查过一
样。
十余座哨所皆被一晃而过，哨兵别说抄小路报告了，红军什么时候过去
的，他们都糊里糊涂，根本弄不清楚。
1935年5月25日，红军在拂晓前到达安顺场，将守军予以缴械。那个地
方官从梦中惊醒后，赶紧翻墙逃走，匆忙中把脚都给摔伤了，由卫士背
着，才在彝区躲藏起来。
南岸靠着两只船，是当初约定划往北岸用的，如今正好给红军使。
这两只船都是日常摆渡的小木船，每只仅容得下十人，刘伯承便挑选出
十七名官兵，组成突击队，坐船过河。
对红军占领安顺场，北岸守军还毫不知情，等看到船只划来，刘伯承已
在南岸建立了掩护阵地。
大渡河两岸地势，南岸比北岸高，在红军火力打击下，川军连头都抬不
起来，更别提阻击了，“十七勇士”很快到达了对岸。
登陆的地点有一个营，但北岸均为横断山脉，沿河仅有一条羊肠小道，
兵力铺展不开，人再多，也不如十七个精兵管用，滩头阵地遂被红军牢
牢掌握在手。
到第二天上午，红军一个团全部过河，川军第五旅直到此时才得以收拢
兵力反攻过来。
刘文辉部队的落魄程度，在红军抢渡大渡河一战中毕现无遗。双方隔山
对射，射程上，红军能打到川军，川军却够不着红军，结果刘伯承一个
两翼包抄，就把第五旅给打垮了。
打仗无所谓，着急的是过河速度。
大渡河水流湍急，河底全是乱石，形成无数漩涡，当地人称为“竹筒
水”。由于流速太快，无法架设浮桥，就连渡船，也要呈斜线才能冲到
对岸，一共才两只小船，刘伯承算了一下，红军要靠渡船全部过江的
话，得一个多月，这怎么行啊？
“石达开阴影”再次袭上心头，红军高层紧急磋商，决定兵分两路，即已
过大渡河的为右纵队，未过大渡河的为左纵队，夹河而上，向上游的泸
定桥挺进。
红军抢渡大渡河成功的消息传到雅安，刘文辉十分震惊。他也知道泸定
桥是除渡船之外，大渡河上唯一的交通枢纽，因此赶紧将第四旅派往泸
定桥，这也是他能拿出的最后一点本钱。
1935年5月27日，刘文辉亲赴大渡河背后的汉源城，构筑工事，积极布
防。
刘文辉到汉源，主要为的是守雅安，在他到达之前，汉源城内只能用地
方保安队来守城。这些保安队都没有枪，有人拿一把马刀，有人持一杆
长矛，随刘文辉前来的警备旅成了守城主力。
不过从红军动向上判断，刘文辉认为其直攻汉源的可能性已经不大，最
让他担心的还是泸定桥。
第四旅虽是奔泸定桥而去，但因为第五旅已溃退下来，它的侧翼和后方
都受到了威胁，不得不分兵阻击，所以能派往目的地的仅为一团。
1935年5月28日，一个川军排最早赶到泸定桥，到时已是黄昏，他们就
把所带的全团旗帜遍插泸定桥城中，以安定人心。
川军要守的就是那座著名的铁索桥，有人或许会提出疑问，为什么此桥
当时没有遭到彻底的破坏？
据说在蒋刘通话过程中，蒋介石就曾让刘文辉将泸定桥砍断，但刘文辉
说不行，砍不得。
泸定桥建于康熙年间，距民国已近两百多年历史，桥上还有康熙御笔题
写的桥名，因此刘文辉坚持不能毁坏。
蒋介石听后，沉默不语，刘文辉便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泸定桥上
的木板拆掉。
那个黄昏，川军排要干的就是这个活。
因下着雨，又是长途跋涉，士兵疲困不堪，使得拆除桥板的进度极其缓
慢，等天亮之后整团到达时，对岸红军左纵队的先遣部队也几乎同时到
达，当然也就没法再拆桥板了。
隔河对射一天，守军顶不住了，于是在电话里向第四旅旅长请援，表示
泸定桥已很难守住。
第四旅的其余部队也正遭红军右纵队攻击，情况混乱不堪，旅长才顾得
上答一句：“我们这里也很紧张。”电话便中断了。
晚饭后，红军左纵队大部队赶到，火力更猛，桥头守军伤亡惨重，在无
援可恃的情况下，这些人便决定乘夜色撤退，只留下一个班守桥断后。
守桥的班要放火烧桥，红军发现后才正式展开夺桥行动，将其全部歼
灭，从而完成了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壮举。
1935年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经泸定桥通过大渡河。过河后，左右两纵
队合兵一处，向川军第四旅发起进攻，该旅伤亡过半，退往汉源。
经过大渡河一役，刘文辉所属的第四、第五两旅都被打残了，原先每旅
有三团，现在缩成两团还编不满。若不是红军自会理后不再随意攻城，
加上薛岳和其他川军在后面紧追，汉源城中的刘文辉几乎要陷入绝境。
中央红军未入汉源至雅安这一线，他们避实就虚，从雅安旁边一擦而
过，翻越夹金山，向川西北方向开去，刘文辉这才长吁了一口气。
几乎在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同时，红四方面军就撤出了涪江，一路西
进，沿途虽有阻挡，但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哪里放在眼里，因此他们
到达川西北的时间，要比中央红军早很多。
1935年6月16日，两大红军主力在川西北实现完全会师。
尽管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建立政府，但这里地广人稀，往往走上百里
山路，都见不到一座村寨，并不适合大兵团久驻，因此会师之后，大家
便考虑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最初决定向陕甘一带北进，不过那里有只拦路虎：胡宗南。
胡宗南很有战略眼光，他入川后别的地方都没去，就卡住一个松潘县
城。松潘是从川西北通往甘南的咽喉要道，要去陕甘，非攻下它不可。
红四方面军刚进入川西北时，就曾打过松潘，只是拿不下来，此次旧事
重提。1935年7月，以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红军再次攻向松潘。
胡宗南与徐向前同为黄埔一期，无论练兵还是战术，两个黄埔同学都难
分伯仲，徐向前或而正面突击，或而迂回包抄，胡宗南则凭碉固守，以
静制动，红军多次攻击均未奏效。
因为无法进入松潘，红军只能从侧背的松潘草地穿行北上，艰苦卓绝的
过草地开始了。
这是军事史上罕见的一次艰苦行军，到处都是水草和沼泽，找不到一点
食物。能收集到的粮食，包括青稞都快吃光了，眼看着高原上已是寒气
逼人，但官兵身上仍穿着单衣。
黄克诚回忆，在草地行军时，走在后面的人都用不着向导，只要顺着地
上络绎不绝的尸体，便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红军内部就在这时发生了严重分歧。张国焘认为“茫茫草地，前进不
能，坐待自毙”，要求停止北进，挥师南下，毛泽东及中央则仍坚持北
上。
其实自两大红军会师后，问题就已经冒了出来，那就是听谁的？
没有会师前，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红四方面军的宣传口号是“欢
迎三十万中央红军”，对中央红军的敬畏之心不言而喻。
可现实是残酷的，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长征时，尚有八万六千之众，到
达川西北时，只剩两万余人，且人困马乏，装备不整，人人身上破衣烂
衫。反观红四方面军，仅主力部队就有八万，“兵强马壮枪多”。
除了实力发生巨大变化，大家对南下风险的判断也不尽相同，确切些
说，就是对川军这一对手的评估存在较大的差异。
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后，先是击败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接着攻破刘湘亲
自发动的“六路围攻”，最后强渡嘉陵江，可以说是鲜尝败绩，打遍川中
无敌手，有绝对的理由不把川军放在眼里。
中央红军就不一样了。土城第一战便吃了亏，后面的叙永、会理也都打
得不理想。朱德曾为此叹息道，中央红军“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
身的肉都掉光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在攻打会理之前，中央红军其实已疲惫不堪，亟需用一场胜利来鼓舞士
气和补充给养，但整整围攻七天七夜，连挖地道炸城墙都用上了，仍无
法获胜。
此后红军在大渡河、泸定桥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靠刘伯承这条“川
龙”发挥作用，要不然极有可能重蹈石达开的覆辙。
毛泽东对南下的认识，一言蔽之，是“绝路”。
1935年9月8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再次明确态度，一方面说北上“将成
无止境的运动战”，另一方面认为“川敌弱”。他的想法是南下抢占以成
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在那里建立根据地，这样在粮食供给、兵员补充
以及战略进退上，都较北上有优势，当天晚上，毛泽东亲自来到徐向前
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他：“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
半恐怕不好。”
毛泽东再没说别的，遂告辞而去。
1935年9月10日深夜，毛泽东和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团及一些直属分队
秘密北上，与张国焘分道扬镳。
一个月后，张国焘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把中央红军的北上判定为“逃
跑”和“分裂”，同时宣布另立中央。
北上红军人数不多，仅八千余人，因此后来被命名为“北上先遣支队”。
其余红军南下二过草地，最后重新集结于川西北的共有八万多人，除红
四方面军外，还包括原属中央红军的红五、红九军团。
1935年10月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作战令。
欲入川西，必经河谷走廊。在中央红军北上后，薛岳已奉命跟了过去，
同样追踪红军的杨森和刘文辉，一人在走廊上占一边。他们都没想到红
军还会再杀回来，因此战备极其松弛，营以上军官甚至昼夜赌博，连对
红军的警戒和侦察都不做了。
南下红军两过草地，苦不堪言，通过作战以获得补给之心非常迫切，人
人犹如出笼之虎，开战之后，瞬间就把川军给打得歇了菜。
在击溃川军之后，徐向前又像“反六路围攻”后期那样，继续向杨森、刘
文辉发起闪电式的快速追击。
杨森所部从夹金山一路退却。夹金山是座雪山，几个月前，中央红军曾
从这里翻越北上，它也是长征中红军爬的第一座雪山，不过那时还是夏
季，加上所携带食物尚充裕，所以中央红军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几个月后，天气更为严寒，天上大雪纷飞，地下积雪甚厚。川军冻饿交
加，疲惫不堪，特别是在夜间，只能在雪山上集体露营，官兵们都没穿
棉衣，通宵达旦只听见“妈呀、妈呀”的呻吟声。
杨森所部在雪山冻死饿死的极多，杨森用三天时间才将军队收容完毕，
之后退到雅安以南重新整编。
杨森早就没了防区，可以到处流浪。刘文辉不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
庙，西康是他发展“事业”的唯一地盘，守不住的话，就得下课了。
知道什么叫下课吗，下课就是走出教室，没事可干了，那你还不如直接
拿把刀把刘某给杀了。
刘文辉将剩余的所有正规部队都收缩到汉源、雅安两城，其中汉源交给
以守会理闻名的刘元塘，雅安则由他本人亲自坐镇。
按照原计划，红军并不打算留在西康，所以他们对两城断粮断水，未发
动大的进攻。但就在这时，张国焘本人忽然改变了主意，认为出兵成都
过于冒险，应在西康立足。
如果刘文辉在旁边听到这句话，他的头发得吓到根根直竖。
红四方面军的攻坚能力和火力配置，要大大超过中央红军，只要有足够
时间和愿望，绝对有把握攻破两城，取下西康，这一点刘文辉毫不怀
疑。
不过，这次“将”却没有听“帅”的。
徐向前正打得手顺，岂是上面一句话就能拦回去的，他说：“现在早已
不是山大王的时代了，我能往，寇亦能往，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僻处一
方，优哉游哉的。”
张国焘也知道在西康发展，补充不易，你想刘文辉都活得那么饥寒交迫
的样，还能挤出多少油水。
他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徐向前留下少部分兵力，对两城围而不攻，大部队继续向东席卷。
眼看四川腹地受到威胁，刘湘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他亲自赶到成都以
西的邛崃县督师，同时急调作为第二十一军主力的模范师（郭勋祺师）
沿路防堵。
郭勋祺在土城一役中一举成名，便以为红军没什么了不得，他把强势之
中的红四方面军当成了弱势之下的中央红军，大言不惭地要与红军在名
山县进行正面决战。
进入名山之后，郭勋祺见到刘文辉的部队仍在争相逃命，拦都拦不住，
便下令用机枪向溃兵扫射，还说：“把这些杂色部队清除掉，我们好去
打红军。”
等到双方交手，郭勋祺才发现“杂色部队”的对手确实非同小可。尽管川
军占据了有利地形，用重机枪、手榴弹和炮弹进行压制，给红军造成了
很大的伤亡，但红军却毫不动摇，中间只是稍停一下，又立即冲锋，而
且一浪高过一浪。
郭勋祺智穷力竭，被迫弃名山而去。与此同时，已供刘湘直接调遣的另
两路川军也被红军打得左摇右晃，南面的李家钰丢掉了战略重镇百丈
关，北面的“常败将军”邓锡侯则干脆找不着北了。
刘湘为此急到吐血，说：“打了二十多年仗，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硬
手。”此时刘湘与蒋介石的矛盾已日趋尖锐，刘湘最忌“中央军”入川，
但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也只能向蒋介石紧急呼救，请其派兵增援。
蒋介石根据中央红军北上的路线，已将兵力调往陕西，当时的部队都靠
两条腿行军，谁也不是飞行侠，哪里是你喊一声就能立马赶过来的。
百丈关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有“获百丈者，必得成都”之说。再
打下去，就将进入丰饶的川西平原，红四方面军欢欣鼓舞，要“打到成
都吃大米”。
1935年11月17日，红军乘胜攻向郭勋祺所退居的黑竹关。
黑竹关距离刘湘所在的邛崃总指挥部，已不足六十里，但这里地形险
要，并且有早就修筑好的碉堡群。
蒋介石在江西与中央红军斗法时，使用最多的便是碉堡战术，他一再向
川军推荐这一法宝，因此早在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时，川军便开始沿
江修筑碉堡。
同是碉堡，还有一个如何修筑以及布置火力的问题。张国焘曾与徐向前
一起指挥渡江战役，那个时候的川军碉堡，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
印象。
参谋团入川后，提出的口号就是“勤修碉，广筑堡”。贺国光发给各路川
军的电文，每电必提碉堡，所以川军私下都称贺国光为“贺碉堡”。
上有参谋团的飞机作空中检查，下有军部来人的就地监督，而且均非常
认真，最后逼得旅长都不得不去搬木动土。这些碉堡阵地也让张国焘发
出感慨，直呼“威力较前大有进步”。
郭勋祺凭借黑竹关的碉堡阵地固守，场面与名山的那一幕大体相仿：川
军用重机枪对攻上来的红军进行猛射，红军前仆后继，前方不断倒下，
后方不断补充，一眼看过去，依旧遍地都是红军，且势如潮涌，杀声震
天。
这是典型的红四方面军风格，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狠。除非你在阵前
立马咬死我，你咬不死我，我一定咬死你！
郭勋祺下令迫击炮和小炮开火，仍然无济于事，似乎怎么都挡不住红军
那坚不可摧的进攻意志。
经过长时间的密集冲锋，红军先头部队已接近碉堡，川军官兵无不心惊
胆战，大有崩溃之势。
郭勋祺本以为有击败中央红军的经验，此时也恐惧起来，可他后面就是
邛崃总指挥部，再无可退之地，换句话说，碉堡能守得守，不能守也得
守。
情急之下，他赶紧派出手枪队增援碉堡，并把所有手榴弹、掷弹筒、机
步枪都集中起来进行射击，在最后一刻，才把红军击退。
连续两天未能得手，第三天徐向前改变战术，他用小股部队正面攻击，
以吸引碉堡火力，大部队直指川军的衔合部位。
战术很漂亮，可惜使用过迟，刘湘已经给郭勋祺输送了大量援兵及弹
药，加强其预备队，红军攻击再次受挫。
就在红军后撤的同时，空军来了，不是刘湘的空军，而是蒋介石的空
刘湘虽早就拥有自己的空军，但基本没派用场，大多数时间只能打打酱
油。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四川空军的水平比较烂，“中央军”的陈诚就直
言不讳地说：“有些人花钱买了几架外国烂飞机，也叫空军，连送封信
也不敢。”
“有些人”指的自然就是刘湘。
除此之外，川军将领大多对陆空协同战术讳莫如深，一天一地，都不知
如何跟对方配合。空军不投弹便罢，一投炸的全是自家军队，那还不如
在家里乖乖待着不动了。
蒋介石的“中央军”尾追中央红军入川，与陆军一道来的，还有“中央空
军”，空中优势被最大程度地利用起来。
地面川军见飞机从邛崃方向飞来，立即发出对空联络信号，“中央空
军”向红军投弹，撤退红军为之阵脚大乱。郭勋祺乘机下令预备队追
击，从而得以反败为胜。
其后，“中央空军”便长时间往返于百丈和黑竹两关之间，一边在空中盘
旋侦查，一边做地毯式轰炸，给红军造成很大损伤，以致于大部队在白
天都必须分散隐蔽。
在南下战场上，有一次战后检点损失，三百几十名红军官兵伤亡，其中
有近三百人竟是被飞机炸死的！
由于伤亡过大，弹药也消耗殆尽，徐向前只得临时变更作战计划，下令
放弃黑竹，撤回百丈。
郭勋祺也够呛，尽管下有碉堡护身，上有飞机助阵，可他那个模范师同
样伤亡惨重，一个主力旅里面，就战死两个营长，连排长死伤十八人。
红军前脚刚撤，郭勋祺就赶紧撤往邛崃后方进行短暂休整和补充。
与此同时，刘湘已任命潘文华为前敌总指挥，所有嫡系部队全部调至邛
崃。由于后方兵力用尽，刘湘甚至没有一兵一卒可守卫成都，必须由当
地民团代替。
1935年11月19日，刘湘令旗挥动，邓锡侯从北，李家钰从南，潘文华从
东，总计十几个川军旅自三面向红军占领的百丈发起进攻，从而拉开了
百丈决战的序幕。
当天黎明时分，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川军整营整团地发起冲锋，从黑
竹关到百丈关，十多里路的战线上，到处都是子弹、鲜血和呐喊。
徐向前久经战阵，深知成败在此一举，因此亲自骑马赶到一线进行观察
和指挥。
胜者的思维往往具有定势，即便徐帅也不例外，在他的印象里，新对手
也许难说，但若说到川军这个老对手兼手下败将，他自认还“有点把
握”。
从“反六路围攻”一直到强渡嘉陵江，川军都是一副被红军打怕了的熊
样，历次作战往往一触即溃、闻风而逃。别说徐向前，就算是红四方面
军的一般官兵，也早就从心里把这些“灰边边”给看扁了。
川军在战场上的凶猛表现，被徐向前解释为“狗急跳墙、孤注一掷”，他
据此作出的判断是：只要顶住川军的这一波攻势，灭其一部，就有可能
转入反攻。
川军实不足虑，要复制第二个“反六路围攻”的辉煌，也仍有可能。唯一
让他在意的，是“中央空军”——百丈一带地势开阔，多为树丛、深沟、
水田，红军运动起来极其不便。
不过这并不是决定战役成败的关键，特别是两军胶着之时，飞机也不敢
贸然轰炸或扫射，所以徐向前只是感到“很伤脑筋”和“太讨厌”而已。
徐向前显然过于乐观了。如今的红四方面军，早已不是刚入川西北时的
模样。当时官兵“身体矫健，精神饱满”，每个士兵都背有百颗左右的子
弹，机关枪齐全，还有用驴马拖运的成箱机关枪子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迫
击炮。
在经历二过草地的磨难后，长期得不到补充和休整的红四方面军渐显疲
态，从河谷走廊到黑竹关，他们都是在急于进入成都，相当于望梅止渴
的心理驱使下，使自身状态得到了超水平的发挥。
然而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危机已悄悄地一路尾随而来。
在“反六路围攻”中，徐向前“不见兔子不撒鹰”，在万源挫掉川军锐气，
实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可造化就是如此弄人，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一年之后，红军的锐气也在黑竹被磨掉大半，情形终于有
些不妙了。
相反，他的对手却站到了当年他所处的位置。
刘湘曾被徐向前打入十八层地狱，他非常清楚，百丈决战将决定他未来
的命运，若再输的话，等待着他的已不仅仅是地狱，而是万劫不复。
刘湘不能不拼了，他摆出铁面，不惜向已归他直接指挥的邓锡侯、李家
钰发出手令，约法三章：这次若再作战不利，一律军前正法。
嫡系部队，同样是一人脑袋上面系一宝剑，实行层层问责：倘若排长违
令，连长可立即枪决排长，接下来，营长枪决连长……以此类推，如果
潘文华临阵退缩或谎报军情，他刘湘作为总司令，一样会摘下潘某的项
上人头！
川军要通过稻田向百丈发起轮番冲锋，在红军几十挺机枪的扫射下，整
营整连被击毙在水田里，就像是收割后的稻把，横七竖八地躺倒了一大
可是冲锋并没有停止。
川军的重整，颇有些当年勾践卧薪尝胆的味道。刘湘专门成立的军官教
育团以及蒋介石开办的峨嵋军训团，不仅配备“急学急用”、“吹糠见
米”的技战术课程，而且增加了精神训练。经过训练之后的川军表现得
比以往都要凶猛得多，其狠劲一如红军攻击黑竹关时那样：旅团长端着
机枪督阵，营连长挥舞马刀带头冲锋，士兵们死多少上多少，川流不
息。
这一天，是整个百丈决战中打得最激烈最残酷的一天，双方都拼尽了全
张国焘自己是北大学生领袖出身，却最看不得知识分子，认为“知识越
多越反动”，他只推崇工农型干部。在红四方面军内部，你就算是戴副
眼镜也能因此遭到“肃反”，经过上上下下地不断清理，最后中下层军官
中，就连能写篇讲话稿的人都找不到了。
这样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是像许世友这样的勇战派将领多，所以才有红
四方面军的“狠”，另一方面，则是懂点文化、会些谋略的智战派将领奇
缺，战场上没有章法，缺少机变。
从鄂豫皖苏区到川北，红四方面军打的主要是山地战、隘路战，对那一
套战法他们已经熟如家珍，除了正面的猛攻死防，无非是夜摸、奇袭和
小部队大胆迂回穿插等几种，基本上是脑子不动就可以使出来的，而且
因为一直打得很顺，也相应遮掩了战术上的缺点。
百丈一带几乎全是平地、水田和村落，基层军官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办
才好了。有的人不会看地图，在找不到明显参照物的情况下，连东西南
北都分辨不清，官兵们拥挤在一条条狭窄的田埂上，成了地面和空中火
力打击的有效目标。
作为主帅的徐向前尽管腹有韬略，毕竟无分身之术。按照既定步骤，
是“顶住攻势”在前，“灭其一部”在后，但眼瞅着战事一步步趋向不利，
他只能命令在百丈后方待命的预备队提前介入。
一个师的预备队到达百丈，川军纷纷退却，就在徐向前即将扭转乾坤的
关键时刻，川军援兵杀到，挡住了红军的攻势。
至此，徐向前用尽棋子，手中空空如也，可是川军的援兵还在源源不断
到达，胜负天平将移向何方，已是不言自明的事了。
1935年11月22日，经三昼夜厮杀，川军突入百丈，两军展开激烈巷战。
徐向前亲临巷战现场督战，见到有些房屋已经着火，红四方面军狠劲仍
在：有人子弹打光，就白刃格斗，有人身负重伤，便拉响手榴弹，与对
手同归于尽。
可对战局而言，这种“狠”实在无关紧要，因为在子弹打光和同归于尽之
后，百丈后方已无预备队可以补充。
“中央空军”随即杀到，飞机低空盘旋，对红军进行轰炸和扫射，乘红军
四散隐蔽，川军冲到近前，双方大打白刃战。
白刃格斗曾是以狠勇著称的红四方面军的拿手绝活，但在又饥又疲且士
气转趋低落的情况下，即便刺刀对刺刀，也已占不到任何优势。
自黑竹关攻守战打响，据徐向前估算，已打死打伤川军一万五千余人，
不过他也承认，红军自身伤亡“亦近万人”。更重要的是，红军已无多余
力量可用，而川军才投入了三分之二的兵力。
紧接着，蒋介石在接到刘湘的呼救之后，也已调整到位，其用兵重点从
陕北移向川西，薛岳率“中央军”大举压来。
1935年11月下旬，徐向前和张国焘均知取胜无望，只得下令完全退出百
丈，往西康方向转移。
百丈决战是红四方面军从进攻转入防御的转折点。此前张国焘曾拥有多
种选择，这一战之后他的大多数选择都即将被清零：在川军和“中央
军”的筑碉逼围下，红四方面军已无东出或南下的可能，若继续留驻西
康的话，因实力大损和条件恶劣，也很难存活。
西康本来贫瘠，偏偏那年冬天的天气又特别反常，下了十多年未遇的大
雪，红军所占据的夹金山附近漫山皆白，真是要人无人，要粮无粮，要
衣无衣。包括张国焘自己在内，心里都非常清楚，长此以往，即便对手
不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他们也会被困死在这里。
恰在这时，北方“意外”地传来了好消息：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并在
那里站住了脚。
说意外，是因为在中央红军开赴陕北之前，大家都不知道陕北还有这么
一块根据地，即便毛泽东也是如此，他北上的最初动机是“以外蒙古为
靠北”。
百丈决战之后，陕北便发来电报，报称中央红军开门见喜，打了个大胜
仗，这便是直罗镇大捷。直罗镇一役，中央红军全歼东北军一个师，东
北军气势汹汹而去，等于是给人家送装备的。
中央红军的绝处逢生，除了有陕北苏区作为依托外，应该说，红四方面
军的迅猛南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否则的话，蒋介石已准备在西北
组织“围剿”，薛岳亦不会移兵它处，中央红军要揍的就不光是东北军这
样外强中干的鱼腩部队了。
不过这都是后人的推断，当时是，中央红军的北上取胜与红四方面军的
南下碰壁，形成了鲜明对比。张国焘所说的“北上”是绝路，“（毛泽
东）率孤军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得了
陕北”之类的话，已不攻自破。
红四方面军官兵都在下面窃窃私议：“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
下没有出路”，“我们也该北上才对”。
接到直罗镇大捷的电报，张国焘起初态度冷淡，说：“消灭敌人一个师
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
酸葡萄心理固然可以理解，但对解决现实困境并无任何助益。之后，随
着陕北中央与张学良建立秘密联盟，即便张国焘本人也不得不承认，
他“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北上已成唯一之选。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贺龙等人的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两军离
开四川，前往陕北。
强敌的离去，并不表明风平浪静，刘湘此时的心腹之患，也早就不是红
军了。
无声的战争
晏阳初：生于四川省巴中市。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他所推行的平
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在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
康泽：生于四川省安岳县。复兴社创始人兼头目之一，时任“委员长行
营参谋团”政训处处长、“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
杨永泰：生于广东省茂名市。蒋介石首席智囊，新政学系巨擘。
张澜：生于四川省西充县。著名教育家和民主人士，在四川朝野拥有较
高声望。
傅常：生于四川省潼南县。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任第二十一军
参谋长，为刘湘的重要幕僚。
乔毅夫：生于四川省绵竹市。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刘湘的驻省外
代表及重要幕僚。
熊式辉：生于江西省安义县。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二期、日本陆军大
学中国班，系新政学系三巨头之一。
陈济棠：客家人，曾长时间主政广东，有“南天王”之称，为两广事变的
主要发起人。
贺国光：生于湖北省蒲圻市。蒋介石的重要幕僚，先后任“委员长行营
参谋团”主任、重庆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
冯玉祥：字焕章，生于安徽巢县。西北军的创始人。
时间推回到1935年2月10日，刘湘在重庆正式成立四川省政府。
在此之前，刘湘通过组织土城、叙永二战，成功地将中央红军阻于四川
境外，个人威信也迅速回升。
省府一成立，刘湘马上通电川中各大诸侯，要他们立即交出防区，
以“赞助四川统一”。至于防区部队的军饷，改由刘湘发放，不足之数，
再由南京政府拨给。
这是以蒋介石的宝剑在号令群雄，也就是所谓的“挟天下以令诸侯”。三
天之后，邓锡侯识时务者为俊杰，首先复电赞成，其他诸侯见搪不过
去，也只得陆续跟进，先后将防区全部交出。
虽然收回了防区，但因防区的县长、征收局长系由原诸侯委用，所以仍
有藕断丝连之虞。刘湘一不作二不休，以“川政统一”为号召，引入互调
方式，即将甲防区的公务员调到乙防区，乙防区调到丙防区，使其逐渐
脱离旧的附庸关系。
对防区公务员，刘湘也不全部留用，而是秉持用人公开的原则，在省府
内设置公务员资格审查委员会，通过这一独立机构进行资历审查，有真
材实料的才颁发聘用证书，不合格的一律淘汰。
这是刘湘在川政中使用最妙的手法之一。防区时代，诸侯们任用官员，
或者漫不经心，或者用人唯亲，那些县长和征收局长，往往不是家族子
弟，便是裙带关系，再不然也是保荐的亲信，导致巴蜀大地贪污横行、
民不聊生，刘湘这一刀，可算是砍中了七寸。
当然接下来还有难题。
需要解决的难题，仍然是人。
一方面空出来的岗位需要新手接替，否则不敷使用，另一方面争相举荐
的各种关系户也纷至沓来，刘湘应付起来颇感头疼，于是他决定将“新
政”继续推向深入，以此揭开了“七训”的序幕。
“七训”中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开办县训、财训，具体来说就是筹办县政人
员、财政人员训练班，对社会青年实行公开招收，集中训练，以此广纳
人才。
接着刘湘又将全川划分为十八个督察专员区，以督察专员来分区监督各
县政务。
统一四川，结束为祸甚烈的防区制，是刘湘一生中最为川人称道的业绩
之一。从此四川不仅告别诸侯混战，而且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逐渐走向
规范有序。
在防区时代，由各个诸侯自行征收田赋，这些人拨到碗里就是菜，征一
年田赋不多见，大多要征到六七年至八九年，也就是把几年后的田赋都
给提前预支了。冬瓜田颂尧因为地少兵多，竟然已预征到了30年以后。
刘湘改为一年四征，尽管田赋总额仍大大高于前清，但总算把野马脖子
上的缰绳给拉住了。
防区时代的另一大弊端是关卡林立，诸侯们拿商民当唐僧肉，想割就
割，想割几块就割几块，这些都被刘湘采取的一税制所替代。
至此，刘湘在川中的声誉达到了顶点。
人心情一好，谈什么都有兴致。有一天，刘湘主动跟谋士邓汉祥摆起龙
门阵，聊起了三国。
聊的还是煮酒论英雄那段，曹操拍着刘备的肩膀：“天下英雄，唯使君
与操耳。”
刘湘兴高采烈地说：“现在就四川而言，讲句不客气的话，还就我和幺
叔这二刘可称英雄了。”
虽然刘湘早就以现代刘备自许，但在外人面前，他从来都保持着谦卑和
低调，极少讲“不客气的话”。而他这人一旦不谦虚，就表明心情特别愉
悦，将对着真人吐真言了。
二刘孰优孰劣，刘湘的分析是：“刘自乾（刘文辉的字）感觉敏锐，遇
事可以立刻决定办法，缺点是容易动摇，不能贯彻到底。”
刘湘对自己的优缺点也看得很清楚：“我比他迟钝，但凡事经考虑决定
后，绝不中途变更。”
生活永远是那么神秘，那么难懂，好像一本厚厚的无字金书，不过在历
经磨难之后，反而会越读越有味道。隐隐然，刘湘又有了类似于重
庆“新野崛起”时代的那股气势和希望。
他说：“今后我要对桑梓有所贡献，造就理想四川，必须延揽人才。”
“七训”只是培养本地人才，刘湘开始从外省引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晏
阳初。
刘湘专门划出一个县作为实验区，供晏阳初等人从事农村建设和平民教
育，在当时颇有影响。
就在刘湘意气飞扬之际，他的世界却忽然被外来者给搅乱了。
想当初宣布门户开放时，刘湘曾遭受到四川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许多
人说他是在“引狼入室”，这使他一度颇为担心。
不过这种担心很快便被证明为多余的。
参谋团到重庆初期，给人的印象是“临时派遣”、“编制简单”、“权力不
大”。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为人低调，最不喜欢抛头露面，他的身份可相
当于钦差大臣，但从不以此炫耀，无论听汇报还是下指示，都以“客
位”自居。
川中百姓过去见惯了滇黔军和北洋军的飞扬跋扈，觉得很是新鲜，对外
来者的看法也逐渐发生改变。
1935年3月1日，蒋介石首次乘专机抵达重庆。除刘湘亲自到机场迎接
外，街道两侧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手持书写标语的小旗，高呼
欢迎口号，对“中央”已不是抵制，而是欢迎。
老百姓的愿望说穿了，其实非常简单，甭管你们谁称帝，谁当王，能保
证每个人都有饭吃，能过上太平日子，就阿弥陀佛了。当时四川饱经战
乱，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川军又连吃败仗，民心为之惶惶不安。大家
朝思暮想，都期冀着四川能在“中央”的扶助下，趋向稳定和好转。在这
种情形下，再没什么人提“引狼入室”，对刘湘开放门户的争议也随之烟
消云散。
刘湘不用为别人担心了，他需要担心的是他自己。
蒋介石初到重庆时，还比较注意克制，处处尊重刘湘，除指挥军事行动
外，一般不直接插手四川的地方事务。即便军事方面双方也泾渭分明：
蒋介石用行营的名义调度滇黔军及“中央军”，刘湘则通过剿总，向川军
发号施令。
可是好景不长。
蒋介石在重庆的公开讲话不再客客气气，而是经常夹棒带刺，批评这
个，数落那个，首先成为枪靶子的便是川军将领的排场。
川将外出，像刘从云那样乘八抬大轿，掌“天下兵马都将军”旗的固然不
多，但热闹是一定的，经常是随行卫队前呼后拥，呼啦啦地跟一大群。
老蒋的批评视角倒也独特，他不是说川将不能有卫队，他说卫队不像
话：小汽车门外的踏板上非要站一带枪卫兵，有什么必要？人家要伏击
你，不是正好一枪一个吗，太落后了。还有，卫兵既佩手枪又背马刀，
刀柄上系一红绿绸巾，以为你们还在清代？野蛮！
蒋介石对川将的观感，归结起来就是四个字：“野蛮落后”。说的是川
将，但作为川将盟主的刘湘，脸面又往哪里搁？
四川积弊既久，让老蒋看不惯的东西自然不在少数，“卫队问题”不过算
是鸡蛋里挑骨头，诸如抽鸦片之类，更是事实俱在，想赖都赖不掉。
微博骂人一向都是件很吸粉的事。蒋介石在台上扮老愤青，慷慨激昂，
滔滔不绝，台下则掌声雷动，一片叫好，只有刘湘一个人阴着脸坐在那
里一动不动。
其实这只是迟早的事，因为蒋介石与刘湘不同，他的人生规划是奔着另
外一个方向去的，狐狸尾巴夹得再紧，该露还是要露出来。
以后随着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西康，蒋介石相应也移驾成都，成
都由他带来的宪兵驻守，其公开讲话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听众也越来越
广。
据说同为川人，成都人与重庆人的性格还有所差异，重庆人较火爆一
些，成都人相对闲适淡泊，喜欢三三两两地在小茶馆摆龙门阵或推麻
将，因此集会时人数一般不多。
有蒋介石出席的成都集会，每周举办一次，一次就能召集千人以上，这
些人均为成都各界代表，显然是件颇不寻常的事。
1935年7月15日，成都召开“新生活运动”扩大宣传大会，参加人数达两
万余人，达到参谋团入川以来，蒋介石公开出席政治活动的最高潮。
至此，四川人大多知道了“救国救民的蒋委员长”，刘湘的角色被越来越
边缘化。
在舆论上占得优势后，蒋介石更加不把刘湘当一回事，理由很简单：既
然找到了拉面馆的师傅，自然不用再老吃方便面了。
蒋介石以下，贺国光为人低调，和刘湘又是速成同学，因此两人冲突较
少，但另外一个四川人就不一样了。
这个四川人叫康泽，他的正式身份是参谋团政训处处长，若从参谋团这
条线而论，贺国光是他的领导，自然应服从贺国光，然而实际情形却
是，康泽可以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贺国光无权对其过问。
因为康泽还拥有另外几个更为神秘也更为显赫的头衔：复兴社（也即蓝
衣社）创始人兼头目、“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
这是一个可以“上达天听”的人物。据说当时能不经过侍从室登记，而直
接谒见蒋介石的，一共就两人，除了戴笠，就是康泽，国民党内称
为“康戴二公”。
自第五次“围剿”起，蒋介石便开始采用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
策，以康泽的别动队渗入江西，从政治和特工情报上对苏区进行瓦解。
效果很令他满意，因此在向四川派出参谋团的同时，他也把这一模式套
用了过来。
康泽动用别动队，在四川各县修建碉堡、编练保甲，并经常干预地方事
务，有时甚至越俎代庖，喧宾夺主。各地督察专员和县长不堪其扰，过
后纷纷向刘湘告状。
别动队是“锦衣卫”，别说刘湘，贺国光也拿他们没办法。刘湘能做的，
只能是呈四十五度角望向天空。
是你先有求于人，所以无论是桌上骂，还是桌下踩，都得姑且忍上一
忍。
可是这就像植物大战僵尸，如果你光忍而不做防御，那些脑残的僵尸还
会继续蜂拥而至。
蒋介石又举办了峨嵋军训团。指令一下，奉调受训的各路川军将领人人
争先恐后，一副恐怕“后至获诛”的样子。
蒋介石作为军训团团长，也抽空来作所谓的“精神讲话”。他说：“我从
成都乘车来峨嵋，途中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旁边经过，竟然仰卧着身
子，神情倨傲，毫无军人仪态，形象也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
峨嵋道旁遇到的“某些军官”，不是川军还会是谁，座下学员们坐立不
安，私下便把这种精神讲话称之为“神经讲话”。
喜好“神经讲话”的除了蒋介石，还有军训团的实际负责人陈诚。陈诚不
用站在老蒋那么高的位置，自然讲话就更为露骨，也更令川军将领们皱
眉。
除了那个著名的“烂飞机论”外，陈诚有一次兴致来了，还脱口而出，说
地方军队都是“天不知好高、地不知好厚”的“土匪式集团”。
此语一出，全场哑然，连蒋介石都觉得有些过分，为此曾纠正陈诚，要
他把话放和缓些。
刘湘名义上是军训团的副团长，其实也就是集体挨训而已。蒋氏君臣在
台上搞大批判，受打击最大的就是他，因此每次出场都表现得沮丧忧
郁、闷闷不乐。自陈诚放出“烂飞机论”后，他更是垂头丧气，经常托病
不肯与会。
偶尔几次，刘湘也被请上台讲话，讲特种战术。他避当时流行的反游击
战和碉堡战术而不谈，专门讲如何打游击，如何以弱胜强，如何以软对
硬。
问刘湘针对的假想敌是谁，他说是日本人，明眼人却能马上听出，他所
说的“强”是谁，“弱”又是谁。
陈诚见刘湘已经露出被逼急了的味道，赶紧叫停，不再让他发言了。
对刘湘来说，没面子尚在其次，更怕的还是被挖墙脚。
按照规定，川军营长以上都要到峨眉山受训，军训团便通过各种渠道进
行拉拢，恨不得让每个军官都“中央化”。
比如你是旅长，但军衔只是上校，现在有军政部的“同班同学”，就可以
把你提为少将，同理，师长也可以提为中将。
众人皆大欢喜，都认为自己入了“国家系统”，地位从此有了保障，潜移
默化中，便有了向“中央”靠拢的意识。
邓锡侯、刘文辉自然是早就与刘湘面和心不和的；孙震、杨森也相继倒
向蒋介石；尤其杨森，向来崇拜强人，他佩服能压住刘湘的蒋介石，就
学着老外，把自己养的一条爱犬取名为“介石”。之后，蒋介石让他到哪
就到哪，刘湘完全使唤不动了。
在军训团的暗中许愿下，刘湘的一些嫡系大将也开始变心。
刘湘在川军中实施“新战法”后，郭勋祺、刘兆藜这些少壮派风头正劲，
反而范绍增等人落了伍，因为在对红军作战中表现不力，范绍增还被刘
湘拟以“撤职查办”论处。
范绍增不服。江湖中人，武艺高不高不重要，重要的是忠心和义气。范
绍增自觉对刘湘够忠心够义气，从前刘文辉出那么多钱收买，也没背叛
老大，之后更是出生入死，数数身上替老大挡下的子弹伤疤都有好几
处，现在突然翻脸无情，竟然要没收股份加扫地出门了，世上哪有这种
道理，这不是过河拆桥吗？
可是再不服也没用，因为刘湘早已不是那个光凭义气混饭吃的江湖老大
了，而且他对下属有绝对的生杀予夺之权。
哈儿正准备自认晦气，意外出现了——蒋介石不同意。
刘湘的所有奖惩令，都必须报经蒋介石批复，原先不过是形式主义，履
行一下程序，但老蒋越来越不满足于形式，接到刘湘的报告，他随手批
复：“撤职留任”。
“查办”变成了“留任”，劫后余生的范绍增对蒋介石感激涕零，反过来，
对刘湘自然就横生怨怼。
昔日的“关张赵”，唐式遵和王缵绪都有些动摇不定，只有潘文华一人还
像关云长的样儿，对刘湘依旧很忠心。
自蒋介石开始贴身紧逼，刘湘可谓事事不顺，就连“新政”的推行也变得
困难重重。
他颁布命令，要在成都征收房捐。像所有触及利益得失的新政策一样，
命令一出台，便遭到房东们的激烈反对。
一般老百姓比较好应付，让刘湘备感头疼的是还有一些特殊房东，比如
尹昌衡、胡景伊、刘存厚等“武备三老”。
川军诸派系中，数武备系资格最老，混得却最惨，远远落后于速成和保
定，从心理上来说，就一直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见民众对房捐不满，
武备系便借机闹事，由“武备三老”率领部分武备生，牵头进行联合抵
制，并以游行罢市相要挟。
眼看“新政”即将夭折，刘湘本人和四川省政府的威信也面临着巨大的挑
战，情急之下，刘湘不得不使出狠招。他双管齐下，一面派兵把尹、
胡、刘的住宅包围起来，请“尹都督、胡都督、刘将军不要出去”，理由
是外界谣言太多，会发生危险，实际上是软禁了三老，一面又逮捕了几
个带头闹事的武备生。
就在事态即将得到控制的节骨眼上，老蒋突然横插一杠子，他给刘湘下
达命令，要求立刻撤去包围三老住宅的军队，同时释放被扣押的诸人。
刘湘顿时压力山大，有一种拿着话筒要唱歌，中途却被别人切了歌的感
觉。
蒋介石此举不过是要借机收揽人心罢了，就像他将范绍增的“查办”改
成“留任”，这一点，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来。可是你要扮好人，做包
公，我就只能演坏人，当奸臣了，以后可怎么个混法，还让不让人有点
气质了？
刘湘拒不从命，蒋介石没了面子，也十分不满。原先矛盾还藏在彼此心
里，这时候就从肚皮里爬出来，露到了脸上。
试探气球自蒋介石入川以来，仅仅半年不到，刘、蒋二人已形同陌路。
他们眼里的对方，看着明明都是在身边，实际上却远得像在天边了。
1935年夏天，刘湘在重庆宴请蒋介石，试图弥合裂痕。对于此次“温情
外交”，他可算是费尽心机，不仅设宴于家，还提出要借用蒋介石的“御
厨”，以便做出的菜肴能符合老蒋的胃口。
邓汉祥奉命找杨永泰，杨永泰请示蒋介石后说：“就用刘甫澄（刘湘）
自己的厨子好了，不必在馆子里叫菜，也不要另约外客，只是参与机要
的几个人作陪就行。”
双方经过商讨，决定以邓汉祥、杨永泰等少数几个人在席间作陪。
蒋介石到刘宅后，先跟邓汉祥聊了一会儿，当蒋介石问起，邓汉祥身为
外省人，如何会来四川做事时，邓汉祥便把昔年随陈宦入川的经历讲了
一遍。
邓汉祥注意到，在他讲到与冯玉祥的那段过往时，蒋介石似乎很感兴
趣。
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历史恩怨也十分复杂，这大概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蒋
介石会感兴趣，然而邓汉祥很快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正式入席后，蒋介石举止矜持，每上一菜，他一定要等别人先吃，然后
才动筷子。轮到喝酒时，他也是举而不饮，显露出很不放心的样子。
蒋介石拧巴，弄得大家都拧巴，这顿饭吃得很是费劲。
你可以说这是蒋介石在展示他的修养，但在这个敏感时刻，特别是联想
到吃饭前的谈话，刘湘君臣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当一致：老蒋不是嫌川菜
不好吃，是怕酒菜里有毒！
当年，邓汉祥曾给陈宦献计，让他给冯玉祥摆一桌“鸿门宴”，蒋介石很
可能把这场家宴也视为了“鸿门宴”。
喝酒不辩论，辩论不喝酒，看来光靠吃饭还是难以打开僵局，刘湘决定
再作最后一次尝试。
他求见蒋介石，当着面说：“我患上了胃溃疡，现在病势沉重，自知有
生命危险，已来日无多。之所以还在勉强主持四川军政，一是要报委员
长（蒋介石）知遇之恩，二是想以善政来回报地方父老多年的栽培。”
一个重症病人关于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表述，无异于一颗重磅催
泪弹，换别人，早就被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可蒋介石似乎不为所
动，他一脸淡然，看不出表情上的任何明显变化。
刘湘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说下去：“四川是国家后防重地，委员长要加强
国防，尽可放手为之。至于四川军政措施，也请明示，我唯命是从，但
希望大家能够通力合作，以收指臂之效。”
言下之意，他不仅不敢跟蒋争夺天下，还愿意对其俯首帖耳，条件不过
是容他在四川当个诸侯王。
从“问鼎中原”，再到“三分天下”，直至甘为蒋介石治下的小小诸侯，对
刘湘而言，真是已经退让到了极致。他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曾经的理想
和事业，是怎样从一轮光彩照人的明月，蜕变成了一只微不足道的萤火
虫。
刘湘一边说一边流泪，这是真情流露，并非刻意做作。
刘湘的眼泪，终于让蒋介石不能不有所表示：“甫澄兄，你的意思很
好。你安心好好养病，以后有事，就叫秘书长、参谋长来见我。”
寥寥数语，听在刘湘耳朵里，不过是端茶送客的意思。他的“披沥肝
胆”和“垂涕而道”并无任何实效，对方回赠的仍只是敷衍和敌意。
在回公馆的路上，刘湘心凉如冰。他终于明白，老蒋根本不认为他们之
间存在任何合作关系。
如今的刘湘，就相当于四川内战时期的小诸侯，邓锡侯、田颂尧一类，
蒋介石则俨然是当年志在统一全川的刘湘或刘文辉的翻版。
明明是我的款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别人的，这让人情何以堪啊？
让刘湘特别难以接受的是，即便他委曲求全，像邓锡侯、田颂尧那样，
只图做个地方上的小小诸侯，蒋介石也不答应，这还让人活吗？
仿佛一千多年前发生的那个著名故事，南唐后主李煜向赵匡胤求和，又
是赔礼又是致歉，啰里啰嗦，眼泪鼻涕一大把，赵匡胤一句话便把他踹
到了九霄云外：“毋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
可许他人鼾睡？”
李后主流泪了，刘湘也流泪了，都是在看似无法战胜的超级大鳄面前。
但在遭到拒绝之后，他们本质的不同也就显现出来了。后主只会继续哭
着写词，感叹“小楼昨夜又东风”；而刘湘未等泪干，就发起犀利的反
击，而且不死不休。
眼泪不过是武器中的一种，如果你把它看成是软弱和投降，那你就错
了，大错特错！
与蒋介石一样，在刘湘的内心深处，同样有着一颗经过千锤百炼的强大
内心。
回府之后，他立刻召来邓汉祥，将前后经过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一遍，完
了作出结论：“蒋介石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事实上，在与蒋介石摊牌之前，刘湘早已左右盘算，把所有成败得失都
想清楚想透彻了。
刘湘过去被段祺瑞评为“能容不能断”，这也确实曾是他的致命弱点和软
肋，在与熊克武、杨森等人周旋的过程中，他多次受累折戟于此。但是
随着岁月的磨炼，在成熟期的刘湘身上，已看不到这一明显缺陷了。
正如刘湘在“煮酒论英雄”中所分析的，二刘都是川中英雄，而最后他之
所以能超越刘文辉，后来者居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比刘文辉更
能“断”。
一旦决定要跟蒋介石抗衡下去，刘湘便不会再犹豫动摇。
1935年8月，四川各界在成都举行大会，追悼空军阵亡将士。蒋介石未
参加，由顾祝同代为主持，顾祝同发言后，便按例请刘湘讲话。
都以为这只是个形式和礼仪，追悼会很快就能结束了，大概顾祝同也是
这么认为。不料刘湘一开口，几乎把所有人都给惊倒了。
他大讲特讲建设空军的重要意义，以及对空军的重视，言辞之间毫不谦
逊，让人感觉，仿佛“中央空军”都是他一手创立起来的。
庄严肃穆的气氛没有了，就看到刘湘在主席台上雄论滔滔，连下面的普
通听众都能听出来，这是某个人在向社会和公众显示他作为四川首脑的
地位及身份。
此后，刘湘一发不可收，凡是重大集会场合，只要有机会让他出声的，
他就绝不放过，必会发表一番宏论才肯罢休，俨然麦霸一个。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会议组织者事先做了安排，限定由蒋介石一
人讲话。
蒋介石对此当然也有所觉察。
不久之后，重庆、成都同时传出流言，称蒋介石要把刘湘与河南省主席
刘峙进行对调。
刘湘闻言大为紧张。
政治流言往往不都是空穴来风，很多时候，它其实就是有人特意放出
的“试探气球”。
入川以来，蒋介石虽无陈诚之刻薄，却也差不多把刘湘看成了民国版的
刘璋，恨不得一夜之间取而代之。只是刘湘毕竟已在四川经营二十余
年，势力盘根错节，就像老树一样，不是那么容易拔掉的。
再者，“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显著
特点。四川情况向来复杂，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
身，以致影响全国局势，以蒋氏之老到，必然要反复权衡。
显然，这个气球要试探的，是刘湘的虚实和四川的民意。如果施放者认
为得到的反应尚在可控范围之内，那么它就很可能不再是流言，而是事
实了。
刘湘紧张，就紧张在这个地方。
尽管出了身冷汗，但刘湘的阵脚并未慌乱。
你会传流言，我也会造舆论。刘湘及他的班子针锋相对，提出一个著名
的口号：“川人治川”。
四川应由四川人来治理，刘峙虽然也姓刘，可他不是川籍！
“川人治川”一提出，就遭到一些名流的质疑，刘湘随即聘请张澜为最高
决策顾问，用笔杆子进行还击。
张澜不仅著文反驳质疑者，还索性把“二刘对调”的传言摊到了明面上，
实际就是向蒋介石直接喊话。
张澜旁征博引，论述了一番撤换刘湘的不当，同时从旁观者的身份，呼
吁蒋介石信任刘湘，以安川局。
给张澜这么一嚷嚷，蒋刘矛盾便被完全公开化了，蒋介石能做的，也只
有赶紧站出来，把传言宣布为谣言。
在闪身躲过对手的重拳后，刘湘对己方阵营也做了进一步调整。
刘湘有自己的一套情报网络，王缵绪、范绍增等人的自大和不满，都没
能逃过他的耳目，这些曾经的嫡系部将也让他甚为失望。
刘从云在的时候，刘湘一直怀疑王陵基是脑后生着反骨的魏延。但事实
并非如此，王陵基离开四川前辞“黄袍”而不受的表现，让刘湘感动不
原来，“王老师”不是魏延，他应该是黄忠才对。倒是王缵绪没经得住时
间的考验，成了李鬼，那个绿林出身的范绍增就更不用说了。
时隔多年，刘湘重新召回王陵基，任命他为保安处处长。
川军原有五十万，蒋介石和刘湘初次会晤时，便建议他进行裁撤，刘湘
百废待举，也知道四川经济凋敝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军队规模过于庞
大，因此同意将军队进行缩编。
要缩的话，大家都得缩，在诸侯军队整编的同时，第二十一军也缩编了
二十几个团。不过刘湘留了个心眼，他在各专区设立保安团，各县设保
安队，这二十几个团就被隐藏在保安团和保安队中，相当于刘湘秘不示
人的预备部队。
让王陵基主管预备部队，足见王陵基在刘湘心中又逐渐有了位置。
潘文华能用以压阵，王陵基可备不时之需，唐式遵尽管不太让人放心，
但此君胆子不大，给几句狠话便会服软，这使刘湘对军队又有了些底，
他把重心移向了政治。
在对蒋介石的真情告白中，刘湘关于自己病情的描述也并非完全夸大其
词，他的胃溃疡确实很严重，不得不到大邑老家静养，办公时间因此被
迫减少，即便是省务会议，也常常无法出席。
刘湘与蒋介石的争斗，是为了在夹缝里求生存。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中，
两人既在拼毅力，也在拼体力，面对新的“政治战”，刘湘常有不堪重负
之感，他急需找到一个可靠的政治搭档和助手。
刘湘身边谋士如云，可是能胜任这一角色的却非常之少。
不是谋士们不行，是刘湘提出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这个人必须聪明睿智，既娴熟于内政，又擅长于外交，而且必须绝对忠
诚可靠。
“神仙军师”刘从云早已名誉扫地，且不去说他，钟体乾、张斯可等人都
是内政强于外交，难以独当一面。
有一段时间，刘湘曾看好“财神爷”刘航琛。刘航琛的理财能力没得说，
人聪明，年纪又轻，做官做久了，内政方面不过是一通百通。更重要的
是，他经常去京沪两地出差，见过大世面，交际对他而言并非难事。
可也许正因为做官的时间太长，在刘湘眼中，刘航琛的个人形象开始变
味了。
刘湘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刘航琛从禁烟款里提了六十万现金，私底
下拿出来送给他。
刘湘自奉俭约，也很注重部下的个人操守。刘航琛刚出道时公私分明，
所有采购中得到的佣金都如数交账，曾因此获得刘湘的赞许和欣赏，他
想不到刘航琛会如此做法，甚觉意外，当即严词拒绝。
刘航琛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急忙改口说：“这笔钱不是送军长个人
的，而是拿来作团体基金的。”
既然如此，刘湘就没再说什么，他把所有钱款都交由刘航琛管理。
过了一段时间，刘湘调查到，那六十万现金跟团体基金并无关系，它先
是被刘航琛拿去开办银行，之后就干脆进了刘航琛的个人腰包。
刘湘愤恨不已，他给刘航琛的评价是“华而不实，心术不正”。在组织省
府班子时，他最初都不愿意让刘航琛出任财政厅长，只是南京方面也知
道刘航琛是不可多得的理财专家，一再坚持，加上又无其他合适的替代
人选，刘湘才勉强松了口。
刘湘的用人原则，与三国时的刘备十分类似和接近，也就是都很重德。
一个人能德才兼备固然好，可如果二者不能兼得，那么“德”就一定得排
在“才”前面，为此，哪怕弃“才”而不用。
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所得到的必然经验——
无“德”之人一般很难做到忠诚可靠，被敌方阵营收买的几率也相应变高
了。换句话说，他的“才”越高，给你造成的潜在危险反而会越大。
非常时期，刘湘尤其重“德”，这个所谓的“德”，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
对他的忠诚程度。
所有谋士客卿都筛过一遍，符合要求的只有邓汉祥一人。
刘湘起初看重邓汉祥，即源于对方的个人操守。入幕刘湘后，邓汉祥长
期驻于京沪，与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所受到的诱惑也就特别多，但从
未有人能攻破他的防线。
刘文辉派驻沪代表私下相送一万元现金。邓汉祥不愿接受，并在电报中
告知刘湘，刘湘回电：“朋友所赠，受之有何不可。”
邓汉祥依言收下了钱，不过转手就存入了银行——那个驻沪代表所创办
的银行。用意很明显，就是为日后交涉提供便利。
当初范绍增也把刘文辉的贿赂上交“组织”，而且同样被刘湘奖励。但对
于奖金的分配，范绍增是用来给自己买了新房，邓汉祥却仍用于公事，
仅此一点，便足以让刘湘对其刮目相看。
刘湘日益信赖邓汉祥，有些追随刘湘多年的部下僚属不服气，认为邓汉
祥入幕时间不长，又整天在外面与蒋介石的人结交，谁能保证他会一直
忠心耿耿呢。
还有人说邓汉祥与刘文辉经常互通信息，怀疑邓汉祥暗中早就与刘文辉
有了一腿。
刘湘不以为然，一笑置之。某次，他的侦察电台截获一封密电，那是刘
文辉的驻外代表发给刘文辉的，上面说邓汉祥一心为刘湘效命，对其他
人包括刘文辉在内都是意存敷衍，因此千万不可过分信任。
刘湘将这封电报遍示左右，才解除了众人的疑惑。
四川省政府一成立，刘湘就任命邓汉祥为秘书长，替他筹划内外事务。
邓汉祥也应命直接站到前台，与杨永泰和康泽等人展开“政治战”的较
量。
蒋介石不断接到关于刘湘“桀骜不驯”的报告，他势必也要进行内部调
整，以便加大对刘湘的压力。
1935年10月，蒋介石在重庆设立行营（重庆行营），以顾祝同为行营主
任，杨永泰为秘书长。
两个月后，参谋团奉令撤销，人员被并入行营，贺国光改任行营副主任
兼参谋长。
从表面上看，重庆行营主管川滇黔三省军政，但实际重点都在四川。行
营的三名首要人物，顾祝同只是挂个头衔，并不具体理事，贺国光则属
于场面上的好好先生，唯有杨永泰锋芒毕露，是个寸厘不肯相让的厉害
角色。甫一到任，他就通过种种办法，安插亲信担任督察专员，同时以
合办的名义，派专人控制“县政人员训练班”。
康泽在重庆行营内并无席位，但他属于蒋介石直接指挥和调遣，与杨永
泰一上一下，等于一个是师爷，一个是打手。
康泽以复兴社为骨干，重点推行“政训战略”：在各专区设立政训室，各
县设置政训员，同时利用已建立起来的保甲制度，对各县联保主任、保
长、甲长进行调训。
杨永泰和康泽展示给刘湘看的，是一幅可怕的图景。
几个督察专员的位置倒还没有什么，反正没有一世的专员，到了一定时
候就可以撤换或调任。但你想想，如果未来的县长、区长，一直到现在
的保长、甲长，全都是对方训练出来的，那就撤无可撤，换无可换了，
而正是这些人，决定着今后四川地方究竟听谁的。
邓汉祥奉命拍马上前。
谋士对阵，与武将不同，表面上，你闻不到一丝一毫的硝烟味，甚至
邓、杨之间还会惺惺相惜、互致殷勤。
邓汉祥知道杨永泰是广东人，而且对美食很是在行，便在四川有名的酒
家订制粤菜，派人按日送到杨永泰公馆，极尽周到之能事。
另一方面，杨永泰也向邓汉祥频抛绣球。
此前，张群接任湖北省主席，曾有意邀请邓汉祥去做行政督察专员，被
邓汉祥一口婉拒，但杨永泰仍不死心，仍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对邓汉
祥进行劝诱。
他经常说的是：“我看准了，你那个伙计（指刘湘）就是个刘璋，与之
共事，能有啥前途！你还是到我们这边来，先当个次长，我保证两年以
后能当上部长。”
其实这也是一种战术，叫做攻心战。尽管大家都知根知底，出击之前就
预料到要打动对方难如登天，但该出的招还是得出。
化骨绵掌之后，便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小动作。
杨永泰派人控制“县政人员训练班”，邓汉祥就亲自主抓县政训练。
县训期间，他每天过问训练班的授课和办学情况，每周一定要给学员作
两个小时的“精神讲话”。针对学员全都是清一色的四川人这一特点，他
在讲话时极力灌输“川人治川”的理念，告诉学员绝对不要走“中央”的路
子，否则四川就难以搞好云云。
在这些学员中，也许不乏慷慨请命、指点江山的理想主义者，不过大部
分人的共同愿望，还是希望能借此谋个好饭碗。邓汉祥明确地告诉众
人：“县长、区长都是由省府委派的，行营虽然可以管省府，但绝对不
能委任县长、区长！”
他就差对着学员们喊出来了：记着，你们只要拥护刘湘，跟着省政府
走，我就一定能给你们好的前程！
邓汉祥所说也并非虚言。刘湘不是一个紧握所有权柄，死也不肯放手的
人，早在重庆崛起的时代，他就曾把财权交给了刘航琛，以便对方便宜
行事。自从判定刘航琛“心术不正”后，他又把这部分权力包括大部分用
人权，又移交给了邓汉祥。
除省政府的厅处长以及专员，须刘湘本人亲自裁决外，其他诸如县长、
区长，皆由邓汉祥一人定夺，甚至于刘湘下手令委任的县长，如果邓汉
祥以为不妥，刘湘亦会马上收回成命。
县训班一结束，邓汉祥便运用手中权力，对毕业学员予以重用。当然这
是有附加条件的，那就是要对刘湘忠贞不二。
在邓汉祥的大力拔擢下，全川一百多个县，过半的县长为县训学员，五
百多个区的区长，全部由县训学员充任，至于各县政府的秘书、科长，
也几为县训学员所包干。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培养重用，比空口许诺“你们就是明天的希望”之类要
实际得多，也因此引起了各方面的不少指责，以为学员毕竟都是些乳臭
未干的年轻人，怎能一下子提拔到如此高位呢？
邓汉祥不予理睬，依然我行我素，他说：“这些年轻人都是四川人，又
属考试录取，他们年富力强，正是大有可为之时，为什么不可以量才使
见邓汉祥冲到了第一线，杨永泰又岂是省油的灯，正当两人相持不下之
际，蒋介石忽传命令，要抽调杨永泰前去湖北。
湖北原由张群主政，但这时中日两国频频发生摩擦，日本在外交上又步
步紧逼，蒋介石便决定让张群前去周旋，所留下的空缺，由杨永泰填
补。
1935年12月，杨永泰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离开了四川。邓汉祥乘势而
进，完全占领了“县训”这块在他看来举足轻重的阵地。
刘湘主政期间，邓汉祥共主持了三期县训，培训学员一千多人，这些学
员皆尊邓汉祥为师。一时间，邓汉祥的门生遍布全川。
为了继续团结和约束这些门生故吏，邓汉祥又组织了县训同学会，专门
考察毕业学员的思想言行，一旦发现有投向“中央”或偏于其他派系的言
行，立刻就会被罢免或剔出局外。
随着杨永泰的暂时离去，两个强硬对手变成了一个，邓汉祥只需向康泽
一人开战。
他以县训学员为骨干，在各县设立保甲人员指导室，以县长、区长来对
甲长、保长实施“消毒训练”，同时实行省政统一，使专、县、区都被掌
握在省政府之下，从而大大限制和削弱了复兴社的政训活动。
要论政治才能和谋略，康泽还远不如杨永泰，邓汉祥这一着棋过去，差
一点就把他给将死了，以致于康泽手忙脚乱，全无应招之策。
刘湘和邓汉祥初战告捷，但这对君臣并没能因此高枕无忧。
自从有过把他调到河南的传言之后，刘湘就特别注重相关情报，唯恐漏
掉蒋介石对他伺机下手的任何一点动静。
他在省府建有情报机构，大量搜集与蒋系阵营有关的情报。除此之外，
他还从侦察电台抽调了两名破译密电的高手，专门负责截获和破译重庆
行营、康泽同蒋介石来往的密电。
每天晚上，刘湘都会认真研究这些情报、密电，发现几乎全都是针对他
的攻略，内容从“挖墙脚”到“政治战”，无所不有。最让刘湘感到寒心和
后怕的是，他发现蒋介石在四川有一个“五运”计划，即用“军运、匪
运、团运、学运、民运”，来对刘湘阵营进行全面瓦解。
看来要是不彻底整倒我，老蒋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是刘湘经过研究
后得出的最终结论。
和熊克武、杨森、刘文辉不一样，蒋介石就是一只难以匹敌的超级大
鳄，只要他下了狠心，什么“川人治川”、县训同学会，不过都是浮云，
人家立马可以将其全部摧毁。
一想到前期所有的努力，到头来都可能沦为一场春梦，刘湘便感到不寒
而栗。
他必须寻找新的对策。
这一次，刘湘把蒋介石当成了师傅。蒋介石曾告诉他，与红军作战，最
好的办法不是以军事对军事，而是要“三分政治，七分军事”。
刘湘来了个以毒攻毒，把这套方略运用到了蒋介石自己身上，名称也变
了，叫做“表面敷衍，暗中防范”。
“表面敷衍”暗合“三分政治”，就是给蒋介石打马虎眼，用笑脸将他哄
住。“暗中防范”则与“七分军事”接近，是要联络全国各地的反蒋派别，
像战国时那样，以“天下之士合纵而攻秦”。
一人饰不了两角，刘湘把扮笑脸的活交给邓汉祥，今后与蒋介石的所有
接洽和函电，也全部由邓汉祥负责办理。
恶人甚至是敌人的角色，则由刘湘亲自扮演和统筹。考虑到“暗中防
范”的风声传出后，可能会影响邓汉祥取信于南京政府，在公开场合，
他都有意让邓汉祥采取回避态度，只由钟体乾、张斯可等其他谋士参与
其中。
刘湘首先想到的是联络南方诸侯，除了区域接近，当时的南方诸侯也确
实声势很大，其中陈济棠在广东，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龙云在云
南，皆能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
此前，刘湘为了表示向蒋介石一边倒，已将派往各省接洽的代表一律撤
回。这时便又以张斯可等人为代表，偷偷前往两广和云南进行联络。
两广和云南所面临的威胁，跟刘湘没有什么两样，双方很快就情投意
合，走到了一起。
有了这么多反蒋派别撑腰，刘湘的底气一下子壮了起来。
过去连上个街都跟逃犯似的，凭什么啊，难道我就不能表现出一点腔调
来？
1936年6月1日，爆发两广事变，陈济棠以抗日为名通电反蒋，李宗仁、
白崇禧也摩拳擦掌，南京政府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蒋介石给四川省
府发来电报，要刘湘通电指责陈济棠“据地称兵，破坏统一”。
邓汉祥接到电文，深感此事非同小可，立即赶去大邑，面见正在养病的
刘湘，与之会商办法。
刘湘一听就乐了。
原来他老蒋的光脑袋上也会被人扣屎盆子啊，这时候才想起我的好处，
要我跟他站一边儿了，那早干什么去了？
刘湘的两只眼睛光芒四射，他对邓汉祥说：“四川输赢吃糖的机会到
了，这回老蒋同两广打的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无论谁打胜，都非得
拉拢四川不可。”
话虽这么说，可刘湘毕竟不同于水晶猴，他内心是有情感倾向的。当邓
汉祥主张响应蒋介石、冠冕堂皇地发一个通电以坐观成败时，刘湘极不
赞同。
“我们应响应两广、壮其声势，若不然，两广先败，四川更无法对付老
蒋了。”
依照刘湘的吩咐，邓汉祥回成都后便以一百字为限，复电陈、李、白，
同时将原文通电全国。
这份电文显然是帮两广说话的，其中没有提到一句有关“据地称兵，破
坏统一”的罪状。不过因为有邓汉祥的提醒，所以又不无敷衍南京政府
之词，比如劝两广应服从“中央”之大计，切勿操之过急等等。
通电发出后，刘湘紧接着也来到成都，并秘召高层官员商讨此事。
会上，参谋长傅常主张，不仅在电文上响应两广，实际上也要行动起
刘湘的幕僚群最初以张斯可、傅常、乔毅夫为核心，钟体乾作为他们在
速成学堂的老师，是后来才加入的，在刘湘营内，这四人始终都身居要
位。
傅常与乔毅夫都是同盟会员出身，傅常还曾追随过熊克武，后经人介
绍，才以速成同学的身份投奔刘湘。因为这层关系，傅常的很多观点都
较为激进，是一个有着武将气质的文臣。
当时成都设立了中央军分校（即黄埔军校），它和重庆行营一道构成了
蒋介石控制四川的某种象征。傅常提议，应该先出兵包围成都分校及重
庆行营，占领并接收过来。
傅常话音刚落，潘文华等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
会议达成一致，刘湘发现邓汉祥从头至尾都保持沉默，便问他意下如
何。
邓汉祥这才说：“我原则上同意大家的意见，但采取的具体步骤应该慎
重。”
邓汉祥虽未像张斯可等人那样出使外省，但他对外界形势却能做到洞若
观火。在他看来，两广的一致反蒋，并不表明其内部已铁板一块，事实
上广东和广西在很多方面尚有分歧，这就给蒋介石造成了各个击破的可
能。
蒋介石就像当年的刘文辉，最擅长用挖墙脚的办法来对付各省诸侯，邓
汉祥怀疑，陈济棠手下也许已有人被挖了墙脚，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
极有可能出现连锁反应：先是广东阵营大乱，然后广西望而生畏，最后
树倒猢狲散。
邓汉祥据此认为，四川方面发一个倾向两广的通电，可能已惹得蒋介石
不高兴了，不过毕竟还不会带来危险。但要是马上出兵，万一两广招架
不住，蒋介石的矛头必然转向四川，由此就可能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他主张先作暗中准备，等两广战事到达重要关头，再采取行动。
刘湘听完邓汉祥的分析，觉得这样确实比较稳妥，当即表示同意。可散
会之后，又觉得怎么都不甘心。
刘湘和蒋介石现在的关系，若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句话来形容，
一点都不为过。很多时候，当想到蒋介石、陈诚挖苦他的那些言语，看
到蒋介石暗中捣鬼的情报和密电时，他都有一种立即把蒋介石揪出来一
把掐死的冲动。
这是与蒋介石的共同斗争，倘若缺了川军，导致功亏一篑，那岂不是会
留下终生之憾？
在傅常、潘文华等人的撺掇下，刘湘仍旧瞒着邓汉祥，密令所部乘夜向
成都、重庆两地集结。
刘湘调兵遣将、静候两广传来佳音，却完全没想到会风云突变。
1936年7月14日，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发出反陈通电，广东空军也跟着
哗变，蒋介石一枪未放便将陈济棠放倒在地。
邓汉祥的顾虑转眼成为事实，正要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刘湘，一不小心就
扭到了腰。他赶紧偃旗息鼓，悄悄收兵，但仍然紧张万分。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会不会走漏了点风声呢？如果蒋介石知晓内情，会
不会马上引兵西向？
所有这些都不是嘻嘻哈哈就能糊弄过去的，刘湘急到几乎一夜白头，他
亲自赶到邓汉祥家里，要邓汉祥代表他到江西庐山去谒见蒋介石，以便
摸底。
邓汉祥跌足长叹：“我早就说过，不能轻举妄动。这个时候再去，还有
什么用呢？”
刘湘一听脸都白了，双手拉住邓汉祥不放：“现在不是有没有用的问
题，而是非去不可。我们必须弄清楚，蒋介石究竟是否知道动兵这件
事，如果知道了又是什么态度，这样才好定下应付之方。”
明知棘手，可眼看着“主公”已经山穷水尽，邓汉祥别无选择。
直接找蒋介石，多半要吃闭门羹，邓汉祥决定先飞汉口拜访杨永泰。
一见面，邓汉祥还未开口，杨永泰就说：“你这位大军师，认为陈济棠
造反，就是倒蒋的机会到了，怂恿刘甫澄连夜调动军队，准备围攻重庆
行营及成都军校，以为我们都不知道？”
邓汉祥心里咯噔一下，看来纸终究包不住火，到底还是露馅了。
施过下马威之后，杨永泰又道：“我过去听信你的话，拼命帮助刘甫
澄，康泽因此造了我不少谣言，甚至说我受过刘甫澄六十万元的贿赂。
蒋先生（蒋介石）固然不会相信这些谣言，但他为何不把我调回身边，
而要我远离他，在湖北任主席？不能不说，都是受了这些攻击的影
响。”
杨永泰确实曾在蒋介石面前替刘湘说过话，并且不止一次。当然其出发
点绝不是如他所言，是“听信”了邓汉祥的一面之词，而是出于策略需
要，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罢了。
康泽造杨永泰的谣也是真的。杨永泰、张群等人被外界称为新政学系，
长袖善舞是拿手好戏。而康泽的复兴社以黄埔军人为核心，包括康泽本
人在内，擅长的都是打打杀杀或谍战暗杀，他们对政客伎俩完全是雾里
看花。
既然弄不懂，便会自然而然地编出另一种解释，比如“杨永泰受贿论”，
然后康泽便以“嫡亲儿子”的身份，三天两头地在蒋介石面前拿这个打杨
永泰的小报告。
杨永泰出任湖北省主席，是不是受了康泽的“陷害”，邓汉祥并不完全清
楚其中内幕。他只从这番含着骨头还露着肉的说辞中，听出杨永泰是在
以攻为守，以免再趟浑水。
杨永泰上下嘴皮合不住，来了之后，就听他一个人在说，接下来也该邓
汉祥来两句了。
邓汉祥认为杨永泰说得不错：“四川情形极其复杂，重庆行营及复兴社
的一些人，天天挑拨离间，就唯恐四川不乱。而且在收回防区之后，原
有防区内的各军头对刘甫澄也不服气，在这种情况下，谣言满天飞，乃
是意料中事。”
说到此处，邓汉祥突然话锋一转：“你接受贿赂是谣言，其实川军调动
也是谣言，刘甫澄何曾有过调兵遣将的事呢？”
事到如今，大家都得把脸皮撕下来放到裤兜里，不能认的打死也不能
认。
可杨永泰是何等精明的角色，对邓汉祥的话他完全不信，认为这是在揣
着明白装糊涂。
如果连杨永泰这道后门都迈不进去，谒见蒋介石岂不是成了镜花水月。
邓汉祥又气又急，他很愤慨地对杨永泰说：“如果连你都相信刘甫澄会
调兵，那还说什么呢？我明天就飞回成都，静候蒋先生派兵去打四川好
说是明天就要回去，邓汉祥却根本就没挪步。
这是他能使用的最后一招，为的就是用激将法打开对方的心理防线，邓
汉祥相信，杨永泰一定还有余地和底牌，他必须逼杨永泰把它们全亮出
杨永泰听后果然神色缓和下来，尽管该守的仍是一着不让：“据我所
知，刘甫澄调动军队确有其事，或者是他瞒着，没让你知道，所以你还
蒙在鼓里。刘甫澄既然已派你到庐山，如果中途折回，岂不又加上了一
道裂痕？”
杨永泰不会让邓汉祥回去，因为他的底牌是不主张对四川用兵，说得更
准确一些，是不主张现阶段对四川用兵。
此前杨永泰也曾力主以两广事变为由，彻底解决广西的新桂系。但恰在
此时，传来了伪蒙军要进攻绥远的情报，这意味着绥远战役即将打响，
加上张学良、杨虎城在陕北久而无功（实际已与红军秘密结盟），南京
政府不能不将重点由南移北。
邓汉祥还没来武汉，杨永泰就已经认识到，让南方诸侯逐个缴械的时机
已经擦肩而过，“剿”只能让位于“抚”。不过一方面他需要通过敲打，来
试探四川方面所拥有的底线，另一方面，因复兴社屡进谗言，他也不便
再出面向蒋介石进言。
尽管利益和目的完全不同，邓汉祥和杨永泰却已坐进了同一节车厢，他
们探讨的话题也相当一致：如何劝住蒋介石。
杨永泰没法陪邓汉祥同去庐山，他预计邓汉祥要是一个人径自去谒见的
话，不仅不会有结果，而且肯定会碰大钉子，因为蒋介石对刘湘调兵的
事非常气愤。
怎么办呢，杨永泰沉吟片刻，想到了一个人：“你可以找熊式辉，他就
在庐山。”
杨永泰、张群、熊式辉，被称为新政学系的三巨头，三个人在政见上比
较接近，关系也很融洽。杨永泰对邓汉祥说：“我可以给熊式辉发电
报，要他帮助你。你如果有不便直接跟蒋先生说的话，可以托熊式辉转
达。”
于是邓汉祥前往庐山，并首先造访了熊式辉。
在熊式辉面前，杨永泰把文章主要做在复兴社上面，尽量渲染康泽在四
川如何仇视刘湘，甚至把谣言的源头全都栽赃在以康泽为首的复兴社身
上：“他们无中生有地诬蔑刘甫澄，说他勾结陈济棠造反，弄得刘甫澄
很没有安全感。”
熊式辉早已接到杨永泰的电报，他笑了笑：“以我同委员长（蒋介石）
的关系，他们尚且挑拨离间，何况刘甫澄。不要紧，我先把你的意思转
告委员长，委员长有什么回话，我再告诉你。”
有了这么个中介，邓汉祥感觉踏实多了，但他不知道蒋介石能否相信自
己编的那套话，所以心里依旧忐忑不安。
熊式辉回来时，仅带回老蒋的一句话：“四川的事不简单，告知邓汉祥
马上来见我。”
邓汉祥喜忧参半，喜的是下半句，蒋介石既已同意接见，说明事情有了
初步转机，忧的是上半句，“不简单”便是复杂，看来蒋介石对他的话仍
存有怀疑。
果然，当邓汉祥求见时，蒋介石怒容满面，连必要的寒暄都没有，就狠
狠地掷出一句：“刘甫澄要造反！”
邓汉祥连忙申辩，力言绝无此事，是“复兴社捏造的谣言”。
蒋介石二话不说，喊副官拿来地图，把川军的调动情况指点得清清楚
楚，比如这里调集多少部队，那里又调集多少部队。
他一边指给邓汉祥看，一边嘴里恨恨连声：“刘甫澄不仅出动了军队，
还是深夜行动，这些都瞒不了我，我已经很清楚。请问，你们这不是在
附和陈济棠、反抗中央，又是干什么？”
邓汉祥猛然发现，蒋介石所搜集情报之周详，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计。
室内的气压一时低到了骇人，几个闪电从邓汉祥脑海里刷刷蹿过：“委
员长一定弄错了，不可能有调兵的事，即便有部队移动，也不是为了附
和陈济棠，而是为了剿匪！”
蒋介石瞪大眼睛看着邓汉祥。邓汉祥解释说，四川的土匪跟别处不同，
他们同社会上的袍哥向来互通声气，剿匪部队倘若白天行动的活，很可
能泄密，因此一定要在夜晚出没，才能打土匪一个猝不及防。
“这是在绥靖地方，委员长千万不可听信谣言啊！”邓汉祥七拐八拐，又
回到了“谣言”这个起点。
蒋介石见邓汉祥说得有鼻子有眼，倒也有些信了，邓汉祥趁热打铁，当
着蒋介石的面论证起刘湘造反的不可能来。
“刘主席（刘湘）拥护委员长十年如一日，当宁汉分裂，大局未定时，
他没有反；当中原大战，胜利难分时，他没有反；今天下已定，谁都能
看清局势，刘主席再无知识，又何至于此！”
真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邓汉祥洋洋洒洒一通发挥，把蒋介石讲得无
话可驳。
联想到刘湘维护自己的一些往事，蒋介石的火气也随之消了大半，他这
才顺梯而下：“是啊，所以我还是相信甫澄的，四川的事，仍望他多负
责任。”
在促使蒋介石转变态度后，邓汉祥又在会谈结束前，请蒋介石写封回
信，以便复命。蒋介石慨然应允，第二天请邓汉祥吃饭时，便将亲笔信
交给了他。
展开一看，满纸都是如何信赖和倚重刘湘，甭管多言不由衷，至少表明
短期内不会与刘湘摊牌。
当夜回到旅室，邓汉祥立即将蒋介石的信件用密码电告刘湘。刘湘正如
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邓汉祥要是再不来信息，他差不多要抹脖子上
吊了，接到电文，这才稍稍心安。
邓汉祥乘机返回成都，刘湘派员从机场将其接来，详细地询问了一遍经
过，确认无误后才送邓汉祥回府。
此后，刘湘不仅对邓汉祥言听计从，而且幕前幕后的大部分事务都交由
他全权处理和运作，使这位幕僚长成了事实上的“川中宰相”。
俗话说得好，树大招风，邓汉祥地位跃升如此之快，不可能不引起其
他“有功之臣”的嫉妒，这些人背后嘀嘀咕咕，扬言：“天下是我们打出
来的，邓某何功何德，竟尔坐享其成！”
流言传到邓汉祥耳朵里，让他深感痛心，曾说：“他们会打，当蒋介石
要以雷霆万钧之力压下来的时候，不都是叫我一个人出面去抵挡吗？他
们怎么不敢去打呢？”
刘湘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不管周围如何叫喳喳，在这样的多事之秋，
幕中真能胜任折冲重任者，唯邓汉祥一人。舍他其谁？
极少冒险的刘湘没有被险情所吞噬，而两广事变的第一个挑起者、有南
霸天之称的陈济棠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被迫下野，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广
东。
陈济棠的遭遇，就是刘湘的噩梦。有了这次经历，他对自己与大鳄之间
的悬殊差距看得更清楚了，几乎每时每刻，他都在捉摸和思考，如何才
能增加安全系数。
自然界的食物链总是一环套一环，诸侯们都怕了蒋介石，可蒋介石也不
是没有比他更强大的对手，比方说日本人。
诸侯们是“内”，倭国在国门之外，就是“外”，蒋介石的口号是“攘外必
先安内”，先把国内摆平了再跟日本人计较。诸侯们则针锋相对，提
出“攘外才能安内”，或者“攘外即是安内”、“攘外内自安”。除了御外抗
侮的民族情感之外，不得不说，牵制蒋介石，以保全自己，是其中必不
可少的考虑因素。
在两广事变中，无论广东还是广西，都以抗日为名，以反蒋为实。广西
的新桂系更好，竟然可以前脚接受日本武器和教官，后脚就“北上抗
日”，敢情一样都不耽误。
刘湘并不例外，但他的所作所为显然又比两广要磊落得多。或者可以这
样说，从“万县惨案”时杨森与英军对阵开始，四川人对洋鬼子还真没怎
么含糊过。
日本在成都原本设有领事馆，不过“九一八”事变后就关门大吉了，日本
侨民也撤回了国，此后日本外务省又不断向南京外交部施加压力，要求
恢复领事馆。
外交部长张群征询刘湘的意见。邓汉祥以刘湘的名义复电表示，成都既
非商埠，又无日侨，要设立领事馆的话，也没有条约上的根据。当然最
重要的是，自东北沦陷之后，川人仇恨日本的情绪甚为激烈，因此请外
交部予以慎重考虑。
张群于是向日本外务省发出照会，予以拒绝。
日本人不管不顾，仍计划派人潜入成都，横竖一定要设领事馆。
刘湘便与邓汉祥计议，密令全川各地舟车、旅店不许接待日本人，同时
派出密探队，跟踪监视所有入川来蓉的日本人。
1936年8月，日本派出四人先遣队，利用各种关系住进了四川的一家大
饭店。
刘湘派人规劝未果，就策动了成都各界示威游行，以压迫日本人出境。
按照他的要求，示威游行时，军警只能维持秩序，不得对游行队伍进行
干涉。
很快游行就出现了失控现象，四个日本人被一顿胖揍，两死两伤。
死了人，便成了异常棘手的外交事件，这就是“成都事件”（又称“蓉
案”）。在外交上已饱受日本逼压的蒋介石得知后，很是恼火，专门来
电相责，说刘湘事前既未防范，事后又不缉凶，对蓉案应负全责。
不料这次刘湘有高人相助，游行前邓汉祥特地通过民间抗日团体，出面
邀请了成都的复兴社指导游行。
复兴社成员大多为黄埔军人，在蒋介石内部属于抗日主战的激进派系，
与新政学系的相对低调保守完全不同。接到邀请，他们欣然同意参与其
中，甚至没有向蒋介石进行报告。
游行过程中，邓汉祥安排专人，用手提照相机将复兴社成员沿途活动的
情形全都拍了下来。现在蒋介石要追究责任，刘湘就按照邓汉祥的建
议，把当天拍得的照片函送南京，同时复电说，蓉案系由成都中央人员
（复兴社）领导和发动，又是爱国行为，因此，“事前未便阻止，事后
无法缉凶”。
本来要打别人板子，没想到闯祸的却是嫡亲儿子，只得放弃追责，改由
南京外交部直接与日交涉。
这也是暗斗，而且同样惊心动魄，刘湘差点因此翻船。在赤裸裸的事实
面前，那些口头和文字上的“信任”、“倚重”全被击得粉碎，刘蒋矛盾也
继续与日俱增，毫无调和的余地。
1936年秋，四川举行“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临时国大）代表
的选举。两大阵营对此都非常重视，康泽把复兴社和别动队都动员起
来，深入全川各县，扶助反刘拥蒋的人员参加竞选。
刘湘也亲自拟定各县候选人名单，邓汉祥将名单秘密发给各专员和县
长，责成按名单选出候选人，同时还派出视察员，分赴各地监视选举。
邓汉祥暗示那些专员和县长：如果你们不照名单选人，不管专员还是县
长，过后一律撤职！
中国近代的所谓选举，实在是个怪胎。从袁世凯时期的逼人投票，到曹
锟的贿选买票，再到四川的“监视投票”，可谓光怪陆离，但它又实在是
最快捷最有效的，这么做的一方通常都会大获全胜。
临时国大的选举结果，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当选者，皆来自于刘湘拟定
的那份名单。
康泽落败，无法向蒋介石作出交代，便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以前有个杨永泰，现在杨永泰走了，贺国光便倒了霉。康泽公然向贺国
光开火，说贺国光以刘湘的同学自居，平时依仗川军自重，一个劲儿敷
衍，乃是此次选举失败的罪魁祸首。
作为重庆行营的实际负责人，贺国光担任的其实是个两头受气的角色，
他既要怀柔刘湘，又要承受康泽和复兴社的攻击，实在难受。
贺国光思考了一番，决定去拜访刘湘。他非常恳切地对刘湘说：“我为
甫公借箸一筹，你和蒋委员长如能彼此推诚相见，则于国于川，两皆有
利。如果相互对立，那大家都无好处。”
邓汉祥此时也在座，未等刘湘回答，他便抢先说道：“刘主席原是拥护
委员长的，委员长需衣，刘主席可以解衣，委员长需食，刘主席可以推
食，但今天委员长要剥刘主席的皮，人而无皮，又如何可存呢？”
贺国光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怏怏而归。
四川就是刘湘的“皮”，刘湘绝不会容许蒋介石来剥他的皮，这是关乎生
存的斗争。
蒋介石暂时欲“剥”而力不能及，缘于北方麻烦不断，刘湘也因此把视线
移向了那里，开始寻找新的同盟者。
在曾经的北方诸侯中，刘湘对冯玉祥最为推崇。倒不是因为冯玉祥与四
川有过那么一段因缘，而是他在练兵和军纪上着实有一套，所训练出来
的西北军堪称超强军团，这让同为军人出身的刘湘羡慕不已。
刘湘视冯玉祥为偶像，可老冯却并不把他的粉丝放在眼里。不光刘湘，
在冯玉祥飞黄腾达之际，凡四川代表及其代表的主人，他一个都瞧不
起。常驻冯玉祥处的四川代表，如果要拍发电报，都必须向冯玉祥交出
密电本，或是经他派人审阅签署后才能过关，有一段时间，冯玉祥甚至
还检查乃至扣留代表们与四川的来往信件。
不过那都是中原大战前的事，之后西北军被打到分崩离析，冯玉祥也退
隐泰山，连小诸侯都当不成了。
偶像一不小心落到了地面，但刘湘对冯玉祥和西北军始终还是敬畏有
加。某次，他在重庆与冯玉祥的谋士高兴亚偶遇，便请对方以第三人的
身份，比较一下成都之兵与重庆之兵，双方孰优孰劣。
成都之兵，是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的军队，重庆之兵，是刘湘的军
队。那个时候，刘湘正准备与刘文辉对决，他认为自己的军队起码在军
纪上要比前面三位好得多，因此才有此问。
刘、邓、田三家分掌成都，三军同驻一地，彼此不能管辖，秩序当然很
糟，甚至常有凶杀案发生却不知道该谁管，成都被称为“三不管”。
高兴亚据实告诉刘湘：“你的军队在纪律上比那三不管的地方要好些，
可我见到你的兵还是害怕，没有安全感。”
这已经是隐晦的讲法，就是说刘湘的兵与纪律严明之类还差着十万八千
刘湘闻言甚为尴尬，尽管如此，他还是很谦虚地问高兴亚，可不可以将
自己的军队训练到以前西北军的那种程度。
冯玉祥尽管落魄，架子还在，尤其是由于正在筹组“抗日同盟军”，随时
可以东山再起，因此代表的口吻也俨然像个高高在上的贵族。
听刘湘说要把川军训练成西北军，高兴亚断然回答：“不可能！”
罗马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复制”西北军？你肺活量究竟有多少，能把
牛皮吹得这么大。
高兴亚列举了几条练兵的标准，认为川军根本就难以做到，说得刘湘面
红耳赤、沉默无言。
冯玉祥以为自己依旧很牛，可命运这东西，是最会捉弄人的刽子
手，“抗日同盟军”的台子虽然搭了出来，但没多久就散了。
老冯又成了孤家寡人，没了枪杆子，就只能耍耍嘴皮子，以“在野抗日
领袖”的身份混迹朝野。
这时候，张斯可奉刘湘之命找上了门，冯玉祥成为刘湘需在北方借重的
第一人。
刘湘对冯玉祥的练兵法始终念念不忘。虽然他已经实施了“新战法”，但
还是觉得川军作风不够硬朗，若真和蒋介石刀兵相见，必处下风。
你说标准高不可攀，那我就往下，因陋就简一点行不行，就算练不出正
宗的西北军，能端出个“准西北军”也可以啊。
老冯早就今非昔比了，刘湘一抛来橄榄枝，他立马接了过来，并答应派
人入川帮刘湘训练军队。
刘湘话语谦卑，表示完全拥护冯玉祥的抗日主张，并希望冯玉祥在这方
面把自己当成他的直属部下。
冯玉祥的现状是他没有部下。尽管华北的宋哲元和山东的韩复榘都是他
在西北军的部属，如今也发展得不错，可冯玉祥对他们的影响力很有
限。尤其韩复榘，和冯玉祥不像是老上司和老下级，倒像是几世仇家。
这时候有人口口声声要投至麾下，还是“四川王”，老冯那个高兴啊，认
为自己今后又有了实力拥趸，跟蒋介石讨价还价也不再愁没有筹码了。
刘湘当然不是真心要给冯玉祥做小弟，否则他又何至于跟蒋介石闹到剑
拔弩张，你死我活？
除了要引进冯氏练兵法外，冯玉祥能够吸引刘湘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
是刘湘可以通过冯玉祥这个桥梁，与宋哲元和韩复榘建立联系，以作唇
齿相依。
冯玉祥不仅一一应允，还授刘湘以计：同共产党交朋友！
刘湘和谁联盟都可以，唯独对此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他说：“我跟红
军打过仗，现在要化敌为友，如何让我的部下同意，这是一个大问题。
再说交朋友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要双方同意才行，共产党肯和我交朋友
吗？”
冯玉祥于是向自己的驻川代表高兴亚传达指示，让他以聊天的方式给刘
湘“作对比”。
高兴亚依言告诉刘湘：“冯先生说，你是军人，你的军队质量和数量，
与他在极盛时期相比，何如？”
冯玉祥的极盛时期，也就是西北军的极盛时期，当时拥有若干方面军，
三十二个军，八十一个师，而且全部训练有素、战力凶猛，乃名副其实
的中原第一军团，哪里是川军能够比得上的。
刘湘连忙答道：“万万不如！”
高兴亚又问：“冯先生的将领都是多年由行伍训练提拔起来的。他本人
当旅长有八九年没有升迁，长期扎根于一个旅，与部下有长时间的感情
培养，因此这些部下都对冯先生非常尊敬。你与你的将领关系比冯先生
又如何？”
刘湘回答：“我的部属军官，多数是半途来归的，不如多矣！”
确实，刘湘的一些嫡系将领，像王缵绪、范绍增，都是从敌方营垒过来
的，不是亲儿子，就难免隔着肚皮，这也成为刘湘的一块心病。
高兴亚引用了“冯先生”的话：“中原大战时，蒋介石以五百万元收买了
韩复榘，三百万元收买了石友三，一下子拉走十来万部队。要是蒋介石
来挖你的墙脚，恐怕还用不着五百万、三百万这样的代价吧？”
刘湘老实承认：“很对。”
高兴亚继续发挥：“冯先生与蒋介石是把兄弟，一块磕过头换过帖的，
表面上他对冯先生非常推崇，即便决裂之后，还称冯先生为大哥。你同
蒋介石有这种关系吗？”
刘湘回答没有。
不仅如此，高兴亚还提到了冯玉祥对蒋介石的“恩”：“知道蒋介石第一
次下野，后来又是怎么上台的吗？”
随后他自问自答：“那一次，他是被新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逼下台
的。之后，冯先生认为白崇禧指挥无方，于是约阎锡山联名通电，请蒋
介石复出担任总司令，统一军权。这虽然是战事危机下的无奈之举，但
事实上蒋介石就是赖此才得以重新上台的。可以说，冯先生对蒋介石个
人有着莫大的恩惠。你对蒋介石有这样的恩惠吗？”
刘湘只能回答：“当然没有。”
按照冯玉祥和高兴亚的说法，冯玉祥对蒋介石这个把兄弟称得上是恩重
如山，可蒋介石却恩将仇报，不择手段地收买冯玉祥的部下，把冯玉祥
给整得好惨。
高兴亚问刘湘：“蒋介石对有恩于他的把兄弟都是如此，对你，难道还
会有所顾忌，不好意思下手吗？”
这些话，差点就将刘湘予以当场秒杀了。照你这么说，我不是注定要完
蛋了吗？
高兴亚滔滔不绝，当然不只是为了恐吓刘湘。
冯玉祥以己及彼，对南北诸侯的心理都摸得很透。在高兴亚奉命入川之
前，他就特意关照高兴亚，对着刘湘绝不要多谈革命的大道理，因为诸
侯也好，军阀也罢，个人利害都是占第一位的，此辈就算嘴里也谈革
命，其实不过是打官腔、说空话。
要谈，就谈个人存亡，并让刘湘在既怕“蒋”又惧“共”之间做出选择，不
是多项选择，而是单项选择。
在做足铺垫之后，高兴亚终于进入了正题：“冯先生跟蒋介石打交道，
吃够了亏，但是他跟共产党交朋友，就从没吃过亏。”
冯玉祥所说的这些皆有出处。比如他与张作霖、吴佩孚在南口大战时，
曾经惨败到几乎溃不成军，后来在苏联的帮助下才得以重整旗鼓，
而“抗日同盟军”更是直接得到了延安方面的支持。
高兴亚转述了冯玉祥的原话：“就以浅薄的眼光来看，共产党是与蒋介
石争天下，不是与你刘甫澄争天下。现在蒋介石的刀已插进你的心脏，
为什么对与共产党交朋友还心存顾虑呢？你是不是怕共产党比怕蒋介石
还厉害，你看看我的情况，就知道不会吃亏！”
在中国当时的国情之下，这哪里是浅薄，简直都是一条条活生生的真
理，所谓革命云云，倒真是“打官腔、说空话”。
刘湘听完这些话，顿时茅塞顿开、兴奋异常，他用手在茶几上一
拍：“冯先生真乃知我爱我者。我决定与共产党交朋友。”
经过冯玉祥的说服，刘湘一改出道以来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仇视态度，一
面答应释放管辖范围内的政治犯，一面与延安方面建立了直接联系。
刘湘的代表自延安返回后，向刘湘汇报了毛泽东的话：“只有坚持抗日
和民主，才能制蒋，譬如牵只老虎给他（蒋介石）骑在背上。骑上，他
就不能有所作为，下来，就要被老虎吃掉。”
刘湘大为叹服，从此将这句话引为圭臬。
延安也向四川派出代表，四川地下党的领导人罗世文即于此时入川，他
们与冯玉祥的驻川代表（部分也是地下党员）一起，被刘湘聘请为高级
幕僚。
刘湘虽然并没能如他所愿，训练出“准西北军”，但在地下党的建议和帮
助下，却得以建立起一个神秘组织——“武德励进会”。
“武德励进会”的前身为“武德学友会”。学友会与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很
是相似，虽然人数众多，但其内部结构极为松散，有的人交过会费，却
从没去过会址，更有甚者，还不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学友会就相当于现在高校的同乡会。要做能做的
事无非两样，一是联络感情，大家空下来打打扑克、推推麻将，或者吹
吹牛聊聊天。二是办一本会刊杂志，也无非是证明尚有这个组织存在而
刘湘新办的励进会与学友会并非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二者并存，学友
会属于外围组织，完全公开，励进会属于核心组织，对外始终保密。
励进会的入会手续很严格，必须由两个老会员介绍，并经刘湘亲自批
准，才能成为正式会员。
入会之初，会员要宣誓，首要一条便是拥护“会长”，也就是刘湘。毒誓
由每个会员自己填写，申明如有违反，须受的各种惩罚：有人填“枪
毙”，有人填“杀头”，有人填“家破人亡，断子绝孙”……念完毒誓，还
要按手印，整个程序弄得跟加入黑社会差不多。
刘湘最初发展的会员，都是营长以上的实职军官，后来逐渐推广到王陵
基的保安队，最后连县政、财政训练班也被纳入其中。
参加过蒋介石峨嵋军训团的军官，被刘湘认定为有“中毒”嫌疑，这些人
是不能马上介绍入会的，必须先要到他举办的军官教育团回炉再造。军
官教育团名义上是上军事课，但主要仍是“精神讲话”，不过是跟军训团
反着来，而且由刘湘亲自主讲，这叫“消毒”。
只有消过“毒”的人员，再经逐个考察，才能拥有加入励进会的资格和机
在嫡系将领中，潘文华、王陵基得以被批准入会，成为刘湘暂时能信得
过的“自己人”，唐式遵、王缵绪、范绍增则受到励进会的严密侦察和监
视，因刘湘怀疑王缵绪加入了复兴社，每天负责在其身前身后盯梢的竟
达二十人之多。
继“以神治军”过时之后，依靠励进会，刘湘成功地从“以神治军”过渡
为“以会治军”。最盛时，励进会员多达八百人，形成了以刘湘为中心的
所谓“甫系”。
在刘湘的护持下，地下党逐渐进入励进会的核心决策部门，并在刘湘与
蒋介石的暗斗中扮演起重要角色。
康泽的复兴社无孔不入，到处搜集情报，地下党就在励进会中设立情报
训练组，专门训练反蒋特工人员。
别动队持有武器，并受过军事训练，一般人不敢惹，励进会便也相应成
立了特务队，对别动队进行打击。
曾有几次，特务队在深夜向别动队员发起暗袭，用麻袋罩住，捆绑后丢
入沟内淹死。
别动队在明处，特务队在暗处，四川地方又大，以致于别动队吃了亏
后，都不知道该找谁算账。康泽气急败坏，找到刘湘大发雷霆，质问是
怎么一回事。刘湘推说他会慢慢调查，就把这个不可一世的锦衣卫头目
给打发掉了。
除发起情报和特工战外，地下党的舆论宣传也很有力量。小说《红岩》
中除罗世文外的另一个地下党著名领导人车耀先，当时就在刘湘手下担
任杂志主编，进行抗战宣传。
蒋介石发现要打入刘湘的军队，变得越来越困难。
参谋团成员去看望一位老友，此人便是加入励进会的少壮军官，他直言
不讳地说：“中央入川帮助打红军，我们竭诚欢迎，但如果要征服四
川，那将受到抵制。”
用“征服”二字，等于把“中央”等同到了异族或者外敌，其敌意可见一
在励进会的明争暗攻下，一贯叫得最凶的康泽率先支持不住，政训活动
被迫停顿，并于年底自行撤销，他自己也被调去“禁烟缉私”。至此，除
少数隐藏得较深的复兴社骨干外，重庆行营、成都军校以及宪兵团、别
动队都偃旗息鼓，躲到了一边，蒋介石的势力在四川遭到了极大的削
弱。
刘湘能够“联共”，并不是真的对共产党和红军起了好感，说到底还是利
害关系使然，但他却着实从中尝到了甜头。
“七七事变”以前，延安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据说毛泽东曾亲自致信刘
湘，说延安想办一个图书馆，可是缺乏图书资料，希望刘湘能予以帮
众人议定送一万元，在没有通货膨胀之前，一万元不少了。上报刘湘，
刘湘说：“一万元未免太小气了，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既然合作就得
出点力。”
随手一批，便是五万。
在“联共”的基础上，刘湘再派张斯可赴广西南宁，那里也驻有延安代
表，三方代表共同签订了“红（军）、桂、川军事协定”，商定要联合反
蒋。
刘湘还希望将省外的这盘棋摆得更大一些。
1936年9月，他召集励进会骨干成员，在成都公馆举行秘密会议。刘湘
亲自出席会议并讲话，就如何交结更多的“朋友”，让众人支招。大家一
番讨论，所提交的“朋友”名单中有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还有陕西
的张学良、杨虎城。
最后刘湘选定联络陕西。因为根据情报，蒋介石要调张学良及其东北军
去福建，调杨虎城及其第17路军（又称小西北军或后西北军）去甘肃，
另由胡宗南进驻西安，取代张、杨。
陕西是杨虎城的地盘，张学良则是继“九一八”、长城抗战后便居无定
所，只能在陕西寄食以存，蒋介石动了他们的窝，那二位能不跳起来
吗？显然，现在联络张、杨反蒋，恰在其时，反倒是韩复榘和阎锡山，
小日子一直过得不错，很难下决心“造反”。
经过物色，刘湘决定派黄慕颜完成这一使命。黄慕颜首先去广西，与李
宗仁谈定了“川、桂、陕”合作反蒋的事宜，接着再由成都乘机去西安，
对外则宣称前往洽谈川陕联防事宜，以避人耳目。
黄慕颜的大舅子在西安绥靖公署任交际处长，为杨虎城的得力助手之
一。通过这一关系，黄慕颜顺利地见到了杨虎城，并交付对方一份关
于“川、桂、陕”联合反蒋的电稿。
杨虎城说他和刘湘在见解和想法上“完全吻合”，但他要黄慕颜稍等几
天，待他和张学良研究之后再行答复。
实际情况是，张、杨正在酝酿一起惊天大行动。
1936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张、杨在华清池捉住了蒋介石。黄慕
颜得知详情后，立即电告刘湘，并建议刘湘解决在川的“中央”势力，以
响应西安。
西安事变发生时，刘湘正在大邑养病。闻知消息后，急忙赶回成都进行
处置。在接到黄慕颜的电报，确证消息属实后，刘湘君臣又惊又喜。
惊的是，这张、杨也太牛了，我们撑破天，也只敢打打擦边球，玩玩合
纵连横，他们竟能给老蒋来个瓮中捉鳖，瞧瞧人家这胆识，惭愧啊。喜
的是，不用自己费吹灰之力，嚣张一时的老蒋已经束手就擒，眼看着连
小命都要保不住了，真应了那句话，什么圈到最后都是花圈，什么坛到
最后都是祭坛。
当天，四川发出两封通电，一封出自于国民党四川党部，一封出自于刘
湘，前者声讨张、杨，后者看似态度模糊，实质是寓支持于模糊之中。
刘湘举止暧昧，弄得贺国光惶惶不安，一再找刘湘和邓汉祥探问，并竭
力劝说刘湘拥护南京政府，但收效甚微。
刘湘尚保留着一丝模糊，是受邓汉祥之谏，采取观望态度，多看几天再
说。
先看南京。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要举兵讨伐张、杨。早已倾向
于蒋介石的孙震闻讯，立即附和，并要开拔入陕，刘湘电令其撤回川
境，不准擅自行动。其他如邓锡侯、李家钰、刘文辉，一看事情这么复
杂，马上都不动了。
再看西安。“讨逆军”已攻入潼关，并拟派飞机轰炸西安。刘湘一合计，
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张、杨恐怕不会再留着蒋介石做人质了，只会将
其咔嚓了事。就算“讨逆军”暂时攻不进西安，飞机炸，也得把老蒋给炸
死。
那还等什么，动手吧。
正要下达进攻令，有幕僚劝止：“西安那边激战正酣，如此做法，会
把“讨逆军”的注意力转移到四川来的，那样四川就要吃苦头了，何必
呢。如果能确定蒋介石真完蛋了，到时再动手也不迟。”
刘湘认为有理，于是决定：先布置包围，然后再动手。
刘湘随即以潘文华为总指挥，傅常为副总指挥，将成都军校和重庆行营
完全包围起来。
蒋介石在川的主要武装力量就是成都军校，另外还有宪兵团和别动队。
发现自己被包围后，他们当然不甘于坐以待毙，所有大小官员全都自动
自发地出来抢筑工事，昼夜和衣不睡，且不论文武，全部持枪在手，欲
作困兽之斗。
成都市区由此一片肃杀，街上连行人都看不到几个。
刘湘等着老蒋毙命，便好下达进攻令，但黄慕颜那边又迟无消息。
1936年12月16日，刘湘召集高层会议，以便敲定最终立场。会上，傅
常、潘文华主张立即响应张、杨，对成都军校和重庆行营发起进攻。
听完傅、潘之言，刘湘问邓汉祥以为如何。
邓汉祥说：“策之上者，莫若静观其变。蒋败，不过是瓮中之鳖，万一
事有反复，则我未轻举妄动，大可免遭嫉恨。”
邓汉祥不同意此时发动进攻：“如果张学良杀了蒋介石，军校、行营就
能搬得走吗？南京政府必不会善罢甘休。又假设张学良放了蒋介石，到
时候我们怎么下台？”
有了“两广事变”时的教训，刘湘已不敢再随便头脑发热，他认为邓汉祥
分析有理，遂力排众议，采纳了其建议。
邓汉祥立即出面安慰贺国光及其他在蓉人员，刘湘对外也换上了一副新
面孔，宣布就任川康绥靖主任，领着邓锡侯等人，口口声声要“营救领
袖（蒋介石）”。
这当然都是做给人看的表面文章，如果是真心“营救领袖”，他也犯不着
把孙震给硬拉回来。
最好是张、杨把蒋介石给杀了，那得省多少事啊!
可惜天不遂人愿，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调解下，西安事变得
以和平解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陪送其回到南京。
刘湘既失落又诧异，但也无可奈何，只得下令对重庆行营和军校全部撤
兵解围。
邓汉祥说的是对的，依靠他的远见卓识，刘、蒋的关系才未达到公开破
裂的程度，继“两广事变”后，刘湘又躲过了一次莫测的风险。
可另一方面，刘湘却没有办法将他兴兵包围的事也都一概抹去，相关报
告早就飞到了蒋介石的案头，双方原有的梁子不仅没有解开，反而越结
越深。
暗斗仍将继续，只是进入了一个更为激烈而微妙的阶段。
1937年2月，社会上谣言纷传，一边说蒋介石要下手搞刘湘，一边又说
刘湘也将有所行动，驻川“中央军”与川军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双方都
忙于构筑工事，以备不测。
已升任代行营主任的贺国光急忙下令将工事全部铲除，刘湘也通过讲话
辟谣，事态方告平息。
所谓“谣言”都不是没来由的。蒋介石给刘湘发来电报，让他派全权代表
到南京商议要事。
刘湘敏感地意识到，蒋介石要下手“搞”他了。跟蒋介石打交道，环顾幕
中，唯邓汉祥能胜此任。在送邓汉祥出发时，他把自己想好的策略告诉
对方：“无论蒋介石出什么题目，我们都要抱一个拖字来应付，拖一天
有一天的机会，以避免和他打仗为上策。”
1937年3月18日，邓汉祥由贺国光陪同，乘专机飞至南京。
一下飞机，邓汉祥就感觉到了压力，因为当地舆论都在纷传，说四川企
图“造反”。
在这种舆论包围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了。
果然，蒋介石第一时间召见，一开口就来了一句：“四川的军队太多
怎么个多呢，蒋介石的说法是，“四川一省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哪里
要这么多兵，你们都在防谁啊？
蒋介石给出的处方是：“应该缩编！”
传说中的铁砂掌来了，好在邓汉祥已有心理准备，不慌不忙，以刘湘所
传的“拖”字诀应之：“如果四川各军都按照一个标准同时进行，自属必
要……”
蒋介石同样已荷枪实弹，铁掌刚出，飞剑又至。
“甫澄身体多病，兼管军民两政，一直深恐他力有不逮。所以这次我准
备派能够同他合作的人去担任省主席，让甫澄专负绥靖地方的责任，这
样也便于他休养，对地方和他个人都是有利的。”
这不但是飞剑，还是穿心剑，一通乱七八糟的台词，眼瞅着直奔对手的
胸口致命袭来。
邓汉祥既不能退，也不能闪，更不能拖，只能硬生生地接招。当然他不
能说刘湘不肯退位分权，得说军民分治尚不合“川情”。
“四川在防区时代混乱多年，人民深受其苦。自省政府成立，防区制取
消后，关于地方治安及用人、用钱方面，始稍有眉目。现在截然划分军
政、民政，由两人负责，恐难收辅车相依之效，反而会转增中央西顾之
忧。”
蒋介石气势如此之盛，是因为“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与“两广事变”时相比
大为不同。在国内声誉上，蒋介石一下子到达顶点，看上去已正正经经
像个全国领袖，国内没有任何人能撼动得了他的地位，因此不管邓汉祥
当着面如何巧舌如簧，他始终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
眼见相持下去甚为不利，邓汉祥想了想说：“委员长日理万机，不便多
来麻烦。可否指定一位负责人从长研讨，使汉祥多有陈述机会。”
蒋介石料想邓汉祥也耍不出什么特别的花招，便点头应允，并指定军政
部长何应钦与其商榷。
邓汉祥反复权衡，在蒋介石势大，又不能打仗的前提下，要想缩着脑袋
一刀都不挨是不可能了，按照刘湘“拖一天是一天”的策略，他选择了舍
卒保帅。
邓汉祥对何应钦说：“缩编军队和军民分治两件事，如果同时进行，逼
得过紧，恐难免滋生事端，何不分两个步骤办理？”
邓汉祥提出，可以先缩编军队，过一些时候再搞军民分治，“同样可以
达到中央的愿望”。
通过何应钦的转述，蒋介石合计下来，左一刀右一刀，反正都是一刀，
排着队砍也未尝不可。于是在第二次接见邓汉祥时，蒋不再提及军民分
治，只决定于7月1日在重庆召开整军会议，并派何应钦为代表到渝主
持。
邓汉祥返回成都，将前后情形跟刘湘一说，刘湘也意识到此番不同往
日，蒋介石是专门针对四川而来的。
假如当初没听邓汉祥之言，直接向行营和军校发起进攻，不管攻得下攻
不下，有一点可以确定：蒋介石绝不会跟你这么啰里啰嗦，早已率兵打
到四川了。
现在还能分步骤来，那真是给足了面子，再不学乖点，就太没智商了。
刘湘立即致电蒋介石和何应钦，表示拥护整军会议。
1937年4月16日，刘湘再作让步，声明接受南京政府提出的“川军国军
化，政治中央化”。第二天，川军腾出位置，由“中央军”正式进驻重
这是刘湘备受煎熬的一段日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曾像金钟罩、铁
布衫那样的合纵之术正在式微，面对蒋介石在军政两面的凌厉攻势，南
北诸侯均噤若寒蝉，没一个敢上台过招。
1937年4月30日，西安事变的发起者之一杨虎城被蒋介石革职。而事实
上，在此之前，他的“小西北军”就已经瓦解，握枪杆子的人一旦失去枪
杆子，你怎么摆布都没问题。
当天，刘湘便离开成都市区，移居金花桥别墅。
金花桥别墅是一座乡村别墅，坐落于成都至双流的公路附近，有专用汽
车道与公路连接，在紧张情况下随时可以沿公路逃生。
过去刘湘养病都是去大邑老家，这次破例住进金花桥别墅，实在是被杨
虎城的先例给吓得不轻。
四天之后，见周围尚无异样，他这才返回成都，一回来即将蓉、渝两市
的警察局长予以撤换。
他还是安全的，至少在整军会议之前。
尽管害怕，但一天天过去，那个日子还是在不断逼近。何应钦即将飞抵
重庆，同时电告刘湘如期参加整军会议。
刘湘的嫡系部下闻讯，大多劝止刘湘赴渝。刘兆藜等三个旅长更是跪在
地上痛哭，说去重庆凶多吉少，万一被扣，一切就都完了。
尽管刘湘答应与会，其实心里也一点底都没有。彼时蒋介石正在庐山，
邓锡侯、刘文辉、杨森在山上都驻有代表，他们发回的电报，无一例外
都说蒋介石欲借整军会议来收拾刘湘。
这些电报当然不是给刘湘看的，但刘湘有办法偷看，他那个侦察电台可
不是吃干饭的。
看完电报，刘湘更有顾虑了，就担心何应钦邀他不是开会，而是去看硫
酸雨。
谋士和武将数不胜数，到头来能抓住的救命稻草却还是只有一个，那就
是邓汉祥。
刘湘问邓汉祥，我究竟是去好还是不去好。
邓汉祥说：“假如是我替蒋介石策划，就绝不会采取扣留你的办法，光
扣你有什么呢，你的几十万军队仍然会成问题。”
那蒋介石会用什么办法呢，“不如用绳子勒！”
刘湘被吓一跳，但邓汉祥并非那些不上档次的暗杀特工，他所说
的“勒”是指政治策略。
“蒋介石可以先缩编你的军队，再逼你实行军民分治，最后再调你到中
央当个部长，岂不省事得多？”
谁都能听出“勒”法之巧妙，若不是蒋介石的首席幕僚杨永泰早已被刺身
亡，没准他献给蒋介石的就是此计。
刘湘当然不愿意被活活“勒死”，不过这起码给了他拖延的时间，比直接
扣留要好很多。
一切都是推测，毕竟邓汉祥不是蒋介石的幕僚，所以他又给刘湘想出了
一个最稳当的办法。
按照邓汉祥的布置，他和刘湘同时出发，只是所乘交通工具不同，刘湘
坐汽车，邓汉祥坐的是飞机，这样邓汉祥便提前到达了重庆，而刘湘则
一路慢行，最后停于璧山。
邓汉祥与刘湘约定，由邓汉祥先同何应钦密谈，摸清底细后再到璧山与
刘湘会合。假如整军方案危及川局，刘湘无法接受，便马上以旧疾复发
为借口，中途折回重庆；倘若开出的条件平易，尚不难接受，那么自然
就可以大大方方地进重庆。
邓汉祥在重庆机场接得何应钦，寒暄已毕，首先就说：“你不知道，这
里的谣言很多。”
何应钦忙问是什么谣言。邓汉祥便告诉他：“不外整军就是在整刘甫
澄。”
何应钦不听则可，一听赶紧“辟谣”，并且信誓旦旦地对邓汉祥保
证：“我带来的是一张白纸，刘甫澄想要如何写就如何写。”
这正是邓汉祥想得到的答案。他和刘湘怕就怕蒋介石利用整军会议，或
直接扣人，或卸其兵权。
为了进一步加以确证，邓汉祥故意说：“蒋先生的把戏很多，谣言也不
能认为毫无根据，特别是我不知道你给我讲的到底是不是真心话。”
何应钦急了：“我是贵州人，川滇黔向称一家，而且我对甫澄素无恶
感，如果委员长真要收拾他，我肯来当刽子手，同四川人结不解之仇
杨永泰、张群、何应钦，合称为邓汉祥的三把“钥匙”，大家平时私交不
错，同时，邓汉祥与何应钦还是同学同乡，彼此之间很了解对方的性格
脾性。何应钦究竟说没说假话，邓汉祥是能觉察出来的，他注意到，何
应钦在说话的时候，态度很自然，没有一丝一毫装出来的表情，因此判
断何应钦没有欺骗他。
当夜邓汉祥赶到璧山，将经过详告刘湘，刘湘这才决定去重庆。
1937年7月1日，整军会议在重庆开幕。
何应钦先代表蒋介石讲了一通会议的意义，刘湘、邓锡侯等人赶紧假惺
惺地表示拥护，接着便进入了实质话题。
何应钦定了个调子：“川康军队，从数量来上讲，报中央备案的就有一
百七十多个团，竟然比日本常备部队的两倍半还多。以四川一省来供养
这么庞大的军队，无怪乎质量难以提高，所以四川军队急需整理。”
说一千道一万，不过还是要缩编。握枪杆子的有哪一个舍得朝自己身上
砍这一刀。会场上立即鸦雀无声，谁都不表态，刘湘也缄口不言。
会议形成僵局，何应钦着急万分，他虽然带来的是一张白纸，但总得往
上面填点啥，否则如何交差。
无奈之下，何应钦便通过顾祝同去说服范绍增，要他在会上带个头，主
动裁减军队，条件是将来另外成立一个军，由范绍增出任军长。
范绍增早就跟刘湘离心离德，觉得这个买卖不错，于是一拍胸脯，应承
了下来。
再次开会，范绍增第一个开口：“服从中央，裁减我师！”
范绍增的表态，一下子打开了裁减川军的缺口，会议随后完全被何应钦
一人所掌控，由着他哗啦哗啦地把价码往上抬：川军缩减十分之二、川
军团长以上军官以后由“中央”直接委派、川军军饷每月由南京军政部派
员点名发放……何应钦从南京带来的确实只是一张白纸，可是转瞬之
间，纸上已经密密麻麻，刘湘不仅要裁军，而且眼看着连军队的用人权
和财权都保不住了。
刘湘和各军头领皆瞠目结舌，有一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味道。
尤其刘湘，心里面真是恨死了窝里反的范哈儿。
正在刘湘大伤脑袋之际，何应钦突然宣布中止会议，并紧急起程返回南
京。
会议无疾而终，决议自然也就无法落实。包括刘湘在内，川军将领们犹
如上晚自习遇到断电的学生，那个喜出望外和欢呼雀跃，真是难以形
容。
何应钦中途离场的原因很简单，“七七事变”爆发了！
正如很多人所议论的，是“七七事变”救了刘湘。刘湘也再次认识到，只
有以抗日为旗号，才能继续与蒋介石对抗，也只有出川抗日，才能保住
川军不被裁减。
刘湘遂主动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同时又通电各省，号召全国总动
员。
1937年8月7日，应蒋介石电召，刘湘偕邓汉祥等人，由成都飞赴南京。
去之前，他对外发表谈话，表示将把四川的人力物力都拿出来贡献国
家。
到达南京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就约见了刘湘，对刘湘说：“知道你今天
要来，因此决定今晚召开国防会议，请甫澄兄回去休息一下，务必准时
参加。其余事情，另约时间再谈。”
如此举足轻重的国防会议，居然是要等他刘湘来了才开。如此礼遇，不
由得刘湘不激动。要知道与会者除南京的文武群臣外，还有南北各地诸
侯，要论彼此实力，四川也就排个中等而已。
开会了，蒋介石先作报告，接着阎锡山发言，再接着，就轮到了刘湘。
刘湘说：“四川的人力物力，可作抗战的有力后盾，目前就能出兵三十
万，今后还可出壮丁五百万及大量粮食物资，以供抗战之用……”
外界印象中的刘湘，从来是一副木木讷讷，不擅言辞的样。没想到这回
他精神饱满，侃侃而谈，一讲就是十分钟，俨然已成为主战派的活标
本，全场空气也都逐渐趋向于对日作战。
凑巧的是，蒋介石给刘湘安排的居住地，乃张学良旧年在紫金山麓的自
建别墅。这是一座中西风格合璧的建筑，外型美观，内部陈设也非常华
丽，只是因坐落于郊外无人区，得多加警卫。
有客前来拜访刘湘，都忍不住啧啧称赞，说别墅真漂亮。刘湘那几天心
情特好，连说话都像个顽童，他提出疑问：“张汉卿（张学良）真怪，
怎么想到跑这里来修别墅的？”
俄顷，他又大发感慨，认为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京却因而被囚，很不值
当：“张汉卿也太天真了，让他（蒋介石）走路，也就够了嘛，还要亲
自送上门来。”
让刘湘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其实也差点“自投罗网”。
何应钦约请邓汉祥，并转给他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大意是说要贯彻整
军会议的决议案云云。
邓汉祥大吃一惊，原来“另约时间再谈”的就是这个，还有完没完了？
他对何应钦说：“现在既决定抗战，何必还要执行决议案呢？刘甫澄个
人对此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川军官兵必然会由此产生误会，认为中央不
相信川军，减少他们出川抗战的勇气。”
正说着，刘湘串门子来了。
邓汉祥无法回避，只得把信件交给刘湘看。刘湘一看，恰如被迎头浇了
一盆冷水，顿时就沉不住气，脸色刷地变了。
邓汉祥夸口刘湘没有问题，其实最有问题。何应钦见势不对，赶紧起身
打圆场：“这件事还在商量，甫澄兄不要着急。”
何应钦重新给蒋介石作了汇报，返回时两手一摊：“蒋先生对整军案，
认为必须贯彻执行，意甚坚决。”
如此粗暴而决绝的回应，让刘湘的脸色更难看了，他以低沉的语调对邓
汉祥说：“你把四川的情况找何部长谈谈吧。”
邓汉祥对何应钦说：“目前急于抗战，若要各军整军，就调不出军队
来，怎么办呢？”
何应钦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答应再去找老蒋。
何应钦前脚刚走，刘湘就对邓汉祥说：“要不我们还是先想法子溜回四
川再说吧。”
关键时候，邓汉祥比他的“主公”要冷静和理智得多：“就算要溜，也不
要露出马脚，不然就恐怕走不成了。”
两度碰壁，使蒋介石不能不亲自出马，他约邓汉祥前去谈话，见面就
问：“你们这几天商量得怎么样？”
邓汉祥说：“出兵的事已经商量好了。至于执行整军会议案，刘主席向
来服从命令，也没有什么意见。不过——”
抬头看了看蒋介石，邓汉祥才小心翼翼地继续说道：“不过我替委员长
设想，当此抗战用人之际，整军会议案可否暂缓执行？”
话没说完，蒋介石就来了气。
吞吞吐吐半天，不就是想拖着不办吗，告诉你，这个“藩”我是削定了。
他说：“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军政不统一，那个国家还有办法么？”
话一挑明，就都无法再藏着掖着了。邓汉祥急不择言，鼓起勇气反驳
道：“云南、广西、山西，军政都还依然如旧，也不仅四川一省特殊，
何必独责四川？”
蒋介石出身军人，口舌之辩并非所长，何况对面坐着的是邓汉祥这样伶
牙俐齿的谋士。
越口拙越生气，越生气越口拙，蒋介石最后变得怒不可遏，抓狂不已。
邓汉祥也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可既然已经触了“龙须”，那就只好硬着
头皮触到底了。
“如果一定要贯彻整军会议案，万一因此影响川军抗战，一时无法调出
四川，那怎么办？！”
话一出口，连邓汉祥自己都吓了一大跳，这话可以私下说，可以对着何
应钦说，但直接跟蒋介石说，这不变成以抗战来“胁迫领袖”了吗？
然而恰恰是这句话，把蒋介石给镇住了。他很快冷静下来，表示可暂缓
执行整军会议案，不过“暂时可以，永久则不行”。
邓汉祥立即答复：“抗战结束后，全国军政统一，四川自然不会例外。”
要的就是“暂时”，“永久”以后再说吧。
邓汉祥回到居所，将经过告诉刘湘，刘湘仍然犹疑不定：“蒋介石的话
靠不住，我们还是设法溜走为妙。”
不管邓汉祥怎样劝说，刘湘总是坚持：“应付应付，混回去再说。”
两人正在窃窃私语，侍从跑来报告：“蒋委员长来了。”
刘湘急忙跑到门口迎接“御驾”，握手之后，蒋介石便说：“甫澄兄，我
们两兄弟，自北伐以来，你对国家和我个人的维护，我是不会忘记的。
现在要抗战，四川对国家的关系更重要了，以后希望你多负责任，整军
案可以等抗战结束后再说。”
蒋介石还跟刘湘共享了他的从政经验：“过去我总认为事必躬亲，才放
得下心，必须与我有关系的人，才是人才，才肯重用，这一念之差，几
乎把国家误了。我现在则不然，只给部下提供一个方针，至于他如何安
排，如何去做，我绝不过问，所用之人，也有许多是素昧平生的。”
说到这里，几乎已是推心置腹：“过去我的这些短处，甫澄兄或多或少
亦不免有相同之处。四川地方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欧洲的大国，希
望甫澄兄在军政方面提纲挈领，多延揽人才，自然会收事半功倍之
效。”
显然，蒋介石已经完全换了一种态度，现在他对刘湘既“放得下心”，也
肯“重用”。整个谈话过程中，蒋介石语气亲切，待刘湘真跟自家兄弟一
蒋介石交了真心，刘湘也动了真情，当面表示愿为国家效忠，为抗战尽
蒋介石走后，刘湘异常高兴地对邓汉祥说：“这回蒋介石算是说了几句
知心话。”
邓汉祥一语中的：“恐怕还是‘川军调不出来怎么办’起了作用。”
邓汉祥说得没错，蒋介石再无心思顾及“削藩”，因为“八一三”淞沪抗战
已经打响了。
1937年8月13日，刘湘被南京政府任命为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第二
天，刘湘即与随行人员赶回成都，为出川抗战作准备。
跟其他省的诸侯相比，川军颇有地方特色，比如他们彼此打仗的时候可
以打到你死我活，仗打完了，同样也会没事人一样，你哥子我老弟地把
酒言欢。
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川军喜“内战”，不喜“外战”，也就是尽在本省之内
混战不休，极少向外省扩张地盘，以致于四五百场大小战役打下来，都
是在家里摔桌子打板凳。
久而久之，外界都看清了川军的这个“软肋”。岷江大战爆发时，川省旅
外同乡会纷纷来函相责，其中一封电文直斥川中诸侯“有野心而不务远
略”：你们就知道屋里横，一味关起门来厮杀，有种的，到外省去争个
输赢啊！
谁会去外省呢，都不愿意去。
民国时期的四川，称得上是近代中国的缩影。这个“天府之国”，历来以
地广人多、物质生活条件优越而著称。诸侯们在这里既有财源，又有兵
源，不愁吃、不愁喝、也不愁玩，不到万不得已，没人肯背井离乡——
你就说刘存厚吧，被人家赶出去那么多次，他不还是厚着脸皮哭爹喊娘
地要回来吗？
其他省份可不是都这样，比如云南滇军和贵州黔军就乐于出省作战，甚
至长期“赖”在四川不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滇黔两省相对贫瘠
落后，要养活军队颇不容易。
当然不是说川中诸侯们都无远略，其中拔尖的也曾跃跃欲试。
蒋桂战争时，刘湘曾派一个师出川“拥蒋讨桂”，但那一次纯粹是形式大
于内容，相当于出省旅行了一趟，除了来回赶路，什么都没做。
川军仅有的几次省外之战大多集中在湖北。比如，刘湘和熊克武共同策
动过“援鄂之战”，杨森在“宁汉分裂”时，也曾站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一
边，举兵“讨伐”武汉政府，然而两次都以惨败而告终。
杨森在兵败之后沮丧不已，说：“我这次率数万之众出川，是为四川人
争省格，外省人常骂我们四川人是川耗子，不出夔门一步，只有关起门
来打内战的本事。我总想这次能为四川人争口气，哪知道全军崩溃，真
使我痛心万分。”
唯一说不上败的一次，是王陵基领兵与贺龙在洪湖作战，可就那一次，
实际上也是寸地未得，一点好处都没捞到，等于白辛苦了。
以后川军基本上是足不出省，就算是偶尔出川，刘湘也要反复叮嘱带兵
官：我的策略是“内重于外”，你们出去后意思一下就行了，千万别傻乎
乎地去拼命啊。
就算是省外作战，其实也是内战，不过是更大范围的内战而已。现在川
军不仅要出省，还要进行“国战”，以抗敌御侮，川人的民族自豪感一下
子全被调动和激发出来了。
刘湘回川动员时，四川正处于沸腾之中。游行队伍天天在街上示威请
愿，成都多次举办有十万人参加的抗战动员大会。“五老七贤”中的尹钟
锡诙谐地对人说：“现在要实行总动员，可惜我老了，已经动不得了，
不然也想上前线哩。”
民众踊跃，大部分川军官兵一谈到要出川打日本，全都是笑逐颜开、精
神百倍。
在川军出川誓师大会上，唐式遵推开麦克风，走到前台慷慨陈词，且声
若洪钟，响彻全场。他还当众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
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
山。”
会后唐式遵说到做到，将自己的一处房产捐作抗战经费。过去“二瘟”最
受人诟病之处，便是说他缺少阳刚气质和铁血精神，现在如此给力，自
然受到舆论的一致称道。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激昂。
唐式遵的诗，细细听来，其实也有一股荆轲易水送别的味道。川军虽有
二十余年战史，积累了四五百次作战经验，但活动范围很小，交战对象
也有限，除杨森所部外，从未与外国军真正对阵过。此次川军远征千
里，一去就要与现代化装备的日军开打，这日本兵听说有的是大炮、飞
机、坦克，这些东西连见都没见过，一打起来，十有八九是真要埋骨他
乡了。
人总是怕死的，这是自然规律，像杨森那样天生刚猛的毕竟不多，而临
时焕发出来的激情也不可能永远持久。于是，有关系的便请假调职，或
者以闲散名义留守后方，甚至不要名义，也情愿缩居成都、重庆当寓
公。没有关系的中下级军官和职员，只好自叹命不如人，狠着心肠在驻
地与娇妻爱儿话别。
营连以上的高级带兵官一般跑不掉，硬着头皮到战场上“走一阵”是他们
的唯一选择，因此大多“预立遗嘱，处分家产”，表示自己将以“有死之
心”出川抗战，实质上为数不少的人都心情阴郁，预感到此番将“无生之
望”。
刘湘本人也甚为忐忑，他忐忑不是怕死，是希望能旗开得胜，来改变川
军连年打内战的“恶名声”，提高他和川军在全国的声誉地位。
这时候，他又想起了久违的“刘神仙”。
早在半年前，刘湘就将刘从云接回了成都，他也不时走访，过从甚密。
刘从云的信徒都以为刘湘将再度重用刘从云，因此纷传：“刘恩师落难
两三年，现在又可以东山再起，重整旗鼓了。”
刘从云的信徒哪懂政治，就算刘湘想用刘从云，在四川“门户开放”的情
况下也根本做不到了——那样的话，刘湘恐怕一辈子也摆脱不了“迷信
落后”的帽子了。
有时候，迷信就是一味镇定剂，可以让你在六神无主的时候得到一点安
慰。出川前，刘湘不光找刘从云卜卦，也曾将那个不取酬的“民间相
师”王篾匠请来成都给他看相。
王篾匠怎么说，现在已经无人知晓，但刘从云的卜卦清清楚楚，因为后
来川军出师的“良辰吉日”就是由刘从云掐指算出来的。
在算好“良辰吉日”后，刘湘又专门配备了精兵良将。除他自己派出六个
师外，一道请缨出征的邓锡侯、孙震、李家钰也都各出兵两个师，全部
加起来有十四万之众。这些部队的战斗力都较强，属于川军中最基本最
精锐的部队，尤其是刘湘所部，无论装备、训练还是实战能力，在川军
中都数一数二。
邓锡侯、孙震、李家钰都是亲自统兵，刘湘虽未即刻亲征，但受命出发
的潘文华、唐式遵，向为刘湘座下的哼哈二将，全都有组织和指挥大战
役的经验。他们以下，则囊括郭勋祺、刘兆藜等新生代川将，可以说所
有能征惯战的兵将基本都调出去了。
如此配置，在刘湘看来，不说大获全胜，打几个漂亮仗扬扬威总是可以
办到的。
蒋介石分派给川军的活，是在河南担任一个方面的作战任务。刘湘考虑
仅由长江水路出川的话，一者容易贻误战机，二者这么多部队挤一起，
沿途给养和交通工具也很成问题，因此决定分成两路纵队行军。
北路纵队包括邓、孙、李三部，由邓锡侯、孙震率领，从陆路步行，出
剑阁向西安集中，东路纵队即刘湘所部，由唐式遵、潘文华率领，自水
路乘船，出夔门向武汉集中。
刘湘的计划是，待两路纵队到达指定地点后，再令他们分别从西安、武
汉出发，以便北渡黄河作战。
1937年9月1日，东路纵队率先坐船东向，接着是北路纵队。
川军陆续踏向了光照他们一生的戎马征程。
刀光如雪月如霜
林森：生于福建省闽侯县。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主席。
沈鸿烈：生于湖北省天门市。东北海军的缔造者，有能将之称，时任青
岛市市长。
韩复榘：生于河北省霸县。原西北军著名战将，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向文彬：生于四川省广安市。毕业于四川讲武堂，为杨森帐下勇将，当
时在第二十军任团长。
林相侯：生于四川省泸州市。毕业于四川讲武堂，曾任杨森的警卫员，
当时在第二十军任团长。他是川军在抗战中以身殉国的第一位团长，也
是第二十军在淞沪战场上损失的最高级别军官。
李介立：生于四川省犍为县。毕业于四川讲武堂，为杨森帐下勇将，时
任团长。
郭汝栋：生于四川省铜梁县。曾为杨森部下，后与范绍增等人组织“四
部倒杨”，与杨森争抢第二十军军长头衔。“四部倒杨”失败后，出川投
奔蒋介石，部队也改称第四十三军，任军长。
刘雨卿：生于四川省三台县。时任第四十三军第二十六师师长。
在东路纵队出发的同一天，有一支川军也正起程向前线开去，不过其出
发地并非四川，而是贵州。
贵州是个民情非常复杂的省份，尤其黔西南一带，尽为崇山峻岭，乃苗
彝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苗彝都各自拥有武器，且不服政府管束，非常
难于治理。
清末名将胡林翼最早就是在贵州获得了“平乱专家”之名，可想而知此地
混乱的程度，到了民国还是这样，即便王家烈统治贵州，其政令也无法
在这些地方推行。
当时蒋介石已视杨森为自己的可靠力量，便派他带整训后的第二十军前
去摆平。
杨森用了一年多时间在黔西南进行“清乡”，光搜缴的民间枪支就达万
支，其部队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恢复了元气并得到发展。“清乡”结束，
他按照南京政府的整军要求，老老实实地在贵州进行了缩编。
原有的三师缩成了两师，但由于汰弱留强，部队剩下的全是体力较好、
技战术过硬的兵员，军官多出来后，杨森又在各级增设副职，使指挥系
统也得以充实，因此第二十军的战斗力反而得以提高。
当淞沪会战的消息传来，听说前线战事剧烈，急需增援部队，杨森立即
向蒋介石请战，遂使第二十军成为川军中第一支参加抗战的部队。
第二十军开拔前，蒋介石致电杨森，让他乘机先来南京。
到南京后，杨森住在第二十军办事处。有人劝他移居中央饭店，杨森回
答说，中央饭店固然舒适，但战争期间，还是与随行将校住一起比较方
当时南京经常遭遇空袭，杨森倒也不惧，他住在办事处，始终镇定如
常，并随时掌握着部队行军的进展情况。
第一个接待杨森的南京大员，不是蒋介石，而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林
森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问第二十军现在到了何处，杨森现在作何打
算。
杨森就第二十军行止作了汇报，至于个人打算，他也早有想法，那就是
趁部队尚未到达，对南北战场作一考察。
打仗算是杨森一生的功课，在这方面他从来都一丝不苟。既然未来的敌
人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强敌，与以往内战中所有的对手都大为不同，那
么打仗之前，多少得做到心中有数才行。
林森是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时期同样打打杀杀，如今虽改而从政，对
军事却并不陌生，可谓知人亦知兵。他对杨森的计划表示赞同，并拨给
一万元旅费。
第二十军穷得叮当响，没这笔旅费，杨森还真的没法动身，当下他就启
程前往上海。
淞沪会战正在激烈进行当中，黄浦江上日舰排列如山，贴着红膏药的日
机每天轮番轰炸，中日两军在街巷中对峙，这座东方大都市面临着血与
火的考验。
不过这里还不是最前沿，杨森更想了解的，是上海的郊外战场，也就是
第二十军到达后的作战区域。
跟接待的部队长一说，对方说去也可以，但为了安全，必须晚上去。
晚上，杨森终于来到了前沿战场。他在中方阵地上看到了高昂的士气，
然而同时也见识了日军飞机大炮的厉害。
战场及其附近上空已经全部为日机所控制，前方的部队调动，只能在黑
夜中进行。前线官兵白天受伤后，也只好先躺在战壕里，到晚上运至后
方救治，否则的话，几颗飞机炸弹扔下来，伤者还没等运到目的地，半
途之中就可能被炸光了。由于都要等晚上，所以一到那个时候，公路上
就会变得特别拥挤不堪。
这是以平面战对立体战，以血肉之躯对钢铁打击，尽管事前杨森已有心
理准备，但真正到了现场，还是大受震撼。
后来杨森巧遇一位空军中尉，还特地问他：“我们空军现在究竟有多少
战斗机？”
对方的回答是：“我们没有买战斗机，只是航空学校在意大利买了几架
教练机，作教学训练之用。”
杨森的一位部下插话说：“我在军校受训时，参加过为蒋委员长举办的
献机祝寿典礼，不是见到有几十架飞机，在机翼下面漆有四川号、云南
号、广东号，然后在空中排成中正两字吗？”
空军中尉说：“这个情况我是知道的，献机祝寿典礼的钱并没有用来购
买飞机，只是把两广事变中脱离陈济棠的那些广东飞机，重新油漆了一
下，涂上各省名字来进行表演罢了。”
这位空军中尉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所说的并非全是实情。比如抗
战前其实购买了一些美国战斗机，包括为蒋介石献机祝寿时同样有购
进，这些飞机也成为淞沪空战的主力。关键是当时中国自身无独立制造
飞机的能力，抗战开始后又无法再向国外采购，战斗机自然是打掉一架
少一架，而且其性能也难以与日本最新式战斗机相抗衡。
杨森自己的第二十军是个破家底，没有任何重武器，让他想不到的是，
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包括“中央军”在内，火力配备上与日军相比，也
是如此悬殊。
杨森匆匆忙忙乘火车赶回南京，他要向蒋介石汇报这个问题。在他看
来，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不予以解决的话，这仗没法打啊。
路上，杨森看到一批批撤下的伤兵在往南京运，然后又有更多的后续部
队前往上海参战。队伍倒还整齐，但同样也是重武器配备不足，这使他
更加感到不安。
直到谒见蒋介石之前，杨森才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纯属个人的。
在川军之中，第二十军最为穷困潦倒。以前杨森就实行“饥军政策”，之
后虽归顺了老蒋，但因没有固定防区，部队生活还是很苦，杨森本人的
军服好久都没换过，再加上去了一趟战场，看上去已经又破又旧。
蒋介石很重视军人的仪表，你搞得跟个叫花子一般，如何进得了门？情
急之下，杨森跑到南京的旧货摊，买了一套呢制军装，佩上陆军中将的
领章，才赶去蒋介石官邸进谒。
蒋介石跟杨森谈了一个小时，杨森把他在淞沪战场的所见所闻，自己的
感想看法，都毫无保留地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其实对这些情况，蒋介石
哪能不清楚呢，可仗打到这个份上，他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凭
恃“同仇敌忾的决心”了。
反正第二十军仍未抵达，蒋介石便鼓励杨森仍按预守计划进行，以便多
方面了解各战线情形。
中午蒋氏夫妇邀杨森一同进餐。蒋介石生活简朴，加上席间拘束，据说
多数受邀者很少有吃得饱的，但能受邀于这种场合，说穿了谁也不为
吃，更多的是接受礼遇。
杨森于是继续自己的考察进程，这次是到北战场，首先去的是青岛。在
青岛市长沈鸿烈的陪同下，杨森参观考察了防御部署，给他留下特别深
刻印象的是青岛炮台及其大炮。
杨森看到，炮台上两门塞炮的口径极大，炮弹得用机器才能推上炮膛，
非人力所能填装，可以想见发射后火力之强之猛。炮台设计也非常合
理，炮口正对胶州湾出口处，使敌舰无法轻易接近胶州湾。
这些都是过去德国人在青岛所建，塞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产
品，好多年过去了，守青岛竟然还得依赖它们，杨森为之唏嘘不已。
沈鸿烈曾是东北海军的创建者，有“能将”之誉，他与杨森一见如故，彼
此很谈得来。
从军事战略，而不是“同仇敌忾的决心”出发，两人对淞沪会战的前景都
不乐观：沿海一带，便于日军机舰活动，要想守住困难太大。
沈鸿烈已经预见淞沪会战要失利，青岛也无法据守，如今他着急的，是
怎样把青岛纱厂的机器抢运到开封去。
在抗战的态度上，两人也趋向一致，都主张坚持打下去。沈鸿烈说，日
军打过来，总是要亡国了，与其不战而亡，何不战后而亡？
亡国是最可怕的后果，在此之前，还有一次挽救的机会，那就是在山峦
起伏、河流纵横的华中，寻求与日军决战，以便形成相持局面。
由于跟沈鸿烈谈得很是投机，杨森便在青岛多住了两晚，随后再折返济
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亲自接待，十分热情，还几度和杨森长谈，可杨
森对他的印象却糟糕透顶。
韩复榘曾经是西北军名将，但被岁月的杀猪刀这么左右一砍，已经蜕变
成了一个抱残守缺的旧式军人。尤其是督鲁之后，因醉心于在山东做所
谓的“韩青天”，大部分精力已投入民政，对外界的军事动态及其变化显
得非常隔膜。杨森跟他一提抗战，一提日本人，他就只会吹胡子瞪眼地
来一句：“我非要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拼是可以的，主要是怎么个拼法，韩复榘把他的鲁军和武器着实夸大了
一番，仿佛是“东方不败”，可杨森已经见识过日本人的兵力和武器，不
由啼笑皆非。
韩复榘太落伍了，完全是个无脑之辈。跟他谈，自然是什么道理都谈不
在济南毫无所得，杨森接着又经徐州、郑州到汉口，一方面是考察沿途
情形，一方面正好与第二十军会合。
偌大一个圈子兜下来，杨森最大的收获，就是感到民心可用。无论城市
还是乡镇，民众都在举行示威和演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标语随处
可见。杨森是一个很感性的人，置身于这种氛围之下，让他情不自禁也
激动了起来。
杨森平生服膺的军人，除了蒋介石，就是吴佩孚。当年他第一次在洛阳
拜见吴佩孚，吴佩孚就对他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丧权辱国、割土
失地，不知吃了列强多少苦头，如今应该奋发了。
吴佩孚对中国战败于甲午尤其念念不忘，认为是军人之耻，曾作诗
云：“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
想着吴佩孚说过的这些话，杨森精神一振：东方睡狮已醒，现在就要率
部跟日本人决一死战了！
这边“睡狮已醒”，那边第二十军早待命汉口，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与从四川本土出发的川军相比，第二十军的行军路线更曲折也更难走。
他们要先徒步行军，一直走到湖南辰溪才能换乘木船到长沙，沿途每天
都要翻山越岭走一百多里山路，晚上宿营还不能马上睡觉，因为草鞋已
经磨掉了，必须连夜打草鞋，以备第二天行军时穿用。
在艰苦的条件下，官兵士气却极为旺盛，军中听不到任何怨言。有人
说：“四个轮的汽车，开久了也要上油。我们两只脚的人，怎能完全不
休息呢？不过大家为了杀日本鬼子，吃点苦也就算了。”
还有人说：“为了抗战，我们吃苦是愿意的。如果是内战，哼，对不
起，老子早就不干了！”
时光荏苒，这些从内战中打拼出来的人，终于拥有了新的信念，而展现
在他们眼前的，也已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南京军委会本来预计第二十军到达长沙至少需五十九天，杨森当着林森
的面，保守估计也得四十天。但该部日夜兼程，仅用了二十四天便走完
了全程，堪称神行太保，为此受到了军委会的特别嘉奖。
不怕死，不后退到达长沙，第二十军又冒着大雨换乘铁篷列车到武昌。
从武昌一下车，为避敌机空袭，全军连夜渡江至汉口，中间只住宿了一
个晚上，几乎是马不停蹄。
自长沙起，凡经过的车站码头上，都有老百姓自发为官兵打洗脸水，倒
开水送茶，因为人们认为川军能出来抗战，是一件很值得钦佩的事。特
别是在汉口车站，上车和出发时，还专门拍摄了电影，这进一步激发了
第二十军官兵的卫国荣誉感和抗战斗志。
在汉口与全军会合后，杨森对官兵训话，说：“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
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战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乃我们
军人应尽的天职。”
第二十军的计划，最初是先到安庆休整一下，但随着淞沪战事越来越紧
张激烈，遂奉命乘轮直驶上海。
在轮船上的那些天，杨森分批召集官兵，把考察见闻及自己总结出来的
作战要点，不厌其烦地一遍遍予以重复，以免将士上阵吃亏。
部下也都很替他争气。船到南京上岸，杨森传令给部队补发军饷。许多
士兵当即拿着钱去买了胶鞋和卤肉，带兵官问他们：“刚刚才发饷，你
们就急着买鞋买肉，为什么不等到上海去慢慢花呢？”
士兵的回答是：“淞沪战场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大家抱定决心，
吃好穿好，与敌人拼命，没想过还可以活着慢慢花。”
上海乃十里洋场，极尽繁华之地。在此之前，第二十军的官兵绝大多数
足不出四川，眼下近在咫尺，难免有所羡慕和向住。但他们一到上海，
便要立刻投入战场，以致于许多人直到战死沙场，都不知道这个全国第
一大都会究竟热闹成什么样子。
杨森感慨万端、激情澎湃，当即赋诗两首，其中一首道：“指点三军杀
敌处，刀光如雪月如霜。”
1937年10月9日晚，除一个旅因桥梁炸断无法到达外，第二十军陆续投
入最前沿的大场一线。
因考虑第二十军初到战场，不明敌情地形，战区决定将第二十军暂时予
以分割使用，由先到战场的高一级将领指挥。
第二十军开往前线时，淞沪战事正进入中期阶段，也可以说是最激烈最
残酷的阶段。日本统帅部已第三次向淞沪战场增兵，成建制的野战师团
达到五个，随后便发动了第四次总攻。
这次总攻以日本甲种师团金泽第9师团为核心，声势浩大，攻击力极其
惊人。守卫大场顿悟寺的友军一师被击溃，阵地失守，友军指挥官情急
之下，从战区拿到命令，让第二十军派出一团乘夜反攻，以图夺回阵
第二十军内部层层挑选，最后选中了向文彬团。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虽然向文彬团在全军编制最小，只有两个
营，但士兵素质优良，比别的团更为活跃能战。
向文彬毕业于四川讲武堂，这是杨森自办的一所学校。杨森非常注重军
官的梯级化培养，他以“本军系统化”为号召，曾在四川兴办了许多小有
名气的军校，其中四川讲武堂可排于第二。
四川讲武堂的管理极其严格，有些类似于云南讲武堂，采取的是所
谓“黑暗专制，无理服从”，体罚和禁闭是家常便饭，学员经常在烈日风
雨下进行训练，夜间还要进行紧急集合。
这种模式跟杨森倡导的尚武精神很合拍。讲武堂结业时，学员要全副武
装，由杨森亲自带队进行拉练，最后登上灌县青城山，接受杨森的摆宴
犒劳。
作为讲武堂培养出来的尖子生，向文彬熟练掌握了包括战术、兵器、筑
城、地形在内的“四大教程”，尤长于劈刺和射击，这些技术都被他手把
手地传授给了士兵。与此同时，向文彬也很关心士兵生活、士兵精神面
貌上佳、求战意识和欲望强烈。
向文彬率部进入准备位置，入夜后即向日军阵地实施攻击，战斗十分激
烈。
所有川军里面，如果说要逐一挂标签，第二十军的标签就是六个字：不
怕死，不后退。当然，在四川内战中，这个标签也时不时地会掉下来，
对外御侮的战役就另当别论了。
向文彬团一往无前，反复冲杀，枪林弹雨中，没有一个怯懦退缩，成
为“不怕死，不后退”的真实写照。
军队里有一句谚语，叫做“新兵怕大炮，老兵怕机关枪”，第二十军的士
兵连机关枪都不怕。他们原先最大的缺憾就是武器陈旧低劣，步枪大部
分是四川兵工厂所造，少数来自汉阳兵工厂，机枪一类的重武器则特别
稀罕，就算这些武器也已使用过久，在武汉时虽然补充了一些武器弹
药，但仍不够分配。
一到淞沪战场，看到日本兵手里有自己从来没见过的好武器，这些川军
子弟滋生出的第一个念头，不是如何躲闪，而是赶快抢过来。因此在向
文彬团出现了别的部队里没有的奇观：若干人一拥而上，前仆后继，用
刺刀和枪托，又扎又打，硬是把日本人的歪把子机枪和三八式倒拽回自
家战壕。
激战中，向文彬腿部中弹，行动困难，但他拒绝去后方治疗，坐着担架
或由士兵扶着，继续组织全团官兵向顿悟寺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
让第二十军凭借一团兵力，单独出击恢复阵地，连颁发此项命令的人都
没有成功把握，只是战局紧张，不得不姑且一试。在向文彬团出击后，
各上级指挥部都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守候该团战报。
向文彬传来的是捷报：成功收复顿悟寺！
第二十军周围，几乎全都是“中央军”的嫡系部队，见川军如此勇猛，竟
能从日本人嘴里虎口夺食，无不肃然起敬。
战报层层上复，统帅部立即对向文彬予以特别嘉奖，先是将其由中校升
为上校，接着蒋介石亲自打来电话：“向文彬升少将，奖金六千元。”
一天三小时之内，向文彬连升sān_jí，这在大军云集的淞沪战场亦绝无
仅有。
收复顿悟寺后，向文彬清点全团人数，营长只剩一人，连长非死即伤，
无一幸免，排长只剩四人，士兵为一百二十人。
在援军到达之前，向文彬将这一百多个残余官兵编成了一个连，乘夜修
复工事，继续作战。
部队第一战就打得如此出彩，让随后赶来指挥全军的杨森扬眉吐气、喜
不自胜。
他对各团讲话时说：“我们第二十军是川军中的铁军，是全国闻名的勇
猛部队，所以才会被调到上海来对日作战。如果上海这一仗顶不住，就
要亡国，我们一定要把第二十军的全部战力都发挥出来，即便为国牺
牲，也是最光荣的！”
不久，友军位于陈家行的阵地又遭日军突破。有了向文彬团的成功例
子，上级命令杨森派队反攻，恢复阵地，杨森立即派去了一个旅。
沿途全是棉花地，正好可用来隐蔽，反攻部队便分成左右两翼，以散开
队形前进。前进过程中，能听到陈家行方向枪声密集，接着友军溃退而
都是以棉花地为掩护，一个向前进，一个往后逃，通常情况下，很影响
士气，但第二十军并不受其干扰，命令下达，一点折扣不打地坚决执
行，且脸上毫无迟疑与惧色。许多士兵挺胸急进，边走边说：“我们这
次是打国战，牺牲都值得！”
此种此景，令第二十军的带兵军官们也很感慨，因为这种高昂士气，是
四川内战时期从没见到过的。
友军溃部的背后就是紧追不放的日军，第二十军的先头部队越过友军，
端起机步枪，把各种家伙迎头送了过去。
日军正追得起劲呢，想不到半途中会忽然杀出程咬金，顿时就愣在了那
里，处于脸绿跌停状态。
酒这东西，向来是越喝越亲，川军跟这帮鬼子算是冤家看对眼了，缠住
就打，双方在棉花地里搅成了一团。
第二十军是生力军，因为有的部队尚在路上，杨森还把其他团叠加了上
去，前面的越战越勇，后面的源源不断，遂很快占了上风。激战一小时
后，日军不支溃退，第二十军顺势收复陈家行，并且缴获了一批枪支弹
友军指挥官见第二十军击溃了日军，又跑了回来，表示要进行交防。
交防是说把阵地完完整整地交到接替者手里，可阵地实际上是第二十军
收复的，但第二十军并未计较，同意办理防务交接。
淞沪会战是一场杀到天崩地裂、日月无光，让所有参与者事后都会闻兵
色变的恶战，守并不比攻容易。第二十军所守防线，全是原来友军失守
的区域，为日军锥形攻击的顶点，承压非常之重。
日军占有火力优势，且能形成有效的地空配合。每天拂晓以后，日军即
在战场上空升起气球，气球内设置观察站，以观察中国军队的动静以及
其炮兵弹着点。
除了气球外，日机也分批轮番出动，在战场上空盘旋侦查，除对守军阵
地直接进行轰炸扫射，还为炮兵指示目标，从早到晚，忙个不停。
一天上午，一架日机在前线指挥所所在的竹林上空盘旋，不时侧着机身
飞行，实际上是在进行地面观察。在日机的指引下，日军炮兵连续向竹
林发射了十余发炮弹，所幸指挥所设置比较隐蔽，才未被炮弹击中。
蕴藻滨河上有一座横跨桥，联系部队前后方，为了监视桥梁，第二十军
在桥的一端挖有战壕，藏有一个班的士兵。日机发现后，指示炮兵射
击，两颗炮弹不偏不倚地射入壕内，士兵全部被炸死，步枪轻机枪也被
炸断，飞出战壕很远。
后方指挥所都是如此，前线境遇可想而知。杨森传令下去，白天阵地上
不允许冒烟，以免暴露目标。
不能冒烟，就意味着不能生火做饭，官兵只能天不亮就吃早饭，天黑才
吃晚饭，每日仅进两餐，但全军士气依然旺盛，斗志高昂，战壕和阵地
上到处响彻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
在日军的火力威胁下，最棘手的就是白天无法向前线增兵。有时因前线
官兵伤亡过大，不能不增援时，增援部队就利用棉花地作掩护，逐步匍
匐前进。看到日机朝这边飞来，马上停止运动，等敌机掉头返回时，再
继续前进。
日军利用这一时间差，在川军前后部队交接防之际，发起了一次突袭式
日军对这次进攻把握很大，以为最低限度可以迫使第二十军放弃防线，
向后方撤退。不料第二十军的后续部队得知后，立刻加快速度，向阵地
飞奔而来。
缩编后的第二十军为清一色的老兵，短小精悍，动作灵活。反过来，日
军因装备多、负担重，训练动作过于呆板，反应和速度上还不及川军。
跑在前面的川军士兵一到阵地，二话不说便跳入战壕，举枪就射，没有
一点拖泥带水。后继的干脆从战壕上一跃而过，迎着冲来的日军便刀砍
枪挑，近身肉搏。这么一来，实际构成了两道防线，同时随着接防部队
一波一波地向前涌去，倒给日军阵地制造了压力。
经过交锋，第二十军不仅守住了自家阵地，还夺取了日军的一道阵地。
不倒长城日军偷鸡不成蚀把米，自然是恼羞成怒。在退居第二道防线
后，即借助枪炮优势，向第二十军猛烈开火，其火力之强达到了白热化
的程度。阵前硝烟弥漫，弹道如织，许多川军官兵被爆炸的巨响震聋了
耳朵。
日军冲锋，川军反冲锋，如此往复，战场上尸积如山，两军都来不及进
行掩埋，便索性将尸体堆在前面做胸墙，然后托枪继续射击。
除了互射，就是肉搏。
劈刺术训练是第二十军士兵的基本功，尤其是那些从杨森自办军校里毕
业的军官，几乎个个都是此间高手。有一个叫姚炯的连长尤其厉害，他
还擅长武术，是个练家子，马刀、刺刀、手榴弹都被他来回使了个遍，
使来使去还是觉得刀好。
他给师长打了个电话，在电话中说：“日本鬼子怕大刀，据我们抓到的
日俘供认，日本人最迷信，认为被大刀斩首，便两世不能为人，请收集
直属队大刀给我使用。”
姚炯所说的直属队，是指师部手枪连，这个连除每人佩戴一把盒子炮
外，还有一柄马刀。
师长照准，把直属队的大刀全部送到前沿。姚炯收到大刀时，高兴地
说：“又可以杀更多的鬼子了。”
第二天，姚炯所在营的营长负了伤，他就挥舞大刀，代替营长率部冲
杀，最后血染征袍，战死沙场。
在第二十军据守的阵地上，到处是“刀光如雪月如霜”。川军将士皆抱死
战决心，连长高俊在战前就把自己的家庭通信地址报告给上级，随后果
真像姚炯那样实现了自己的志愿。
一级级上去，很快就到达了团长。
林相侯团负责防守蕴藻滨阵地。这块阵地处于一片开阔的棉花地中，基
本无险可据，只能靠不断的冲锋和反冲锋来守住阵地。
林相侯同样毕业于四川讲武堂，作战非常勇猛。当天天色已近黄昏，炊
事兵穿越火线，给前线官兵送来饭菜。前线官兵尚未顾得上吃，日军突
然发起冲锋，时机选得真好啊，林相侯放下碗筷，立即率部反击，把日
军给打了回去。
为巩固阵地，他又接着命令司号员吹冲锋号，组织敢死队向日军发起反
冲锋。这种反冲锋非常危险，林相侯决定把副团长留下，由自己亲自带
队。他对副团长说：“我已经点过大蜡烛（意思是已经结婚），你还年
轻，尚未结婚，所以我上。不过你记住，无论如何，阵地绝不能丢。”
说完之后，林相侯率先跳出战壕，指挥官兵向日军阵地扑去。眼看就要
冲到阵前，突然被机枪子弹击中了头部。
部卒将他扶起一看，已经满脸是血，说不出话来。让卫兵拿白药过来，
林相侯摆了摆手，又往前一指，意思是不要管他，继续冲锋，随后便头
一歪，不省人事。
林相侯被用木板抬往后方，旅长见了声泪俱下，冒着日军轰炸的危险，
亲自往师部护送，但在半途中便停止了呼吸。
这是川军在抗战中以身殉国的第一位团长，也是第二十军在淞沪战场上
损失的最高级别军官。
林相侯曾是杨森的警卫员，结婚时，还是杨森当的证婚人。接到林相侯
战死的报告，杨森受到极大震动，以致于好半天都没能将电话搁回原
林相侯战死后，他所在的团只剩两百余人，编成一营又继续作战。
这样残缺的团营越来越多，后面又增援不及，导致局势岌岌可危，其中
一道阵地已经失守。
大场的所有阵地都犬牙交错，相互依赖，哪一座阵地被打开缺口，就可
能给其他阵地带来巨大的后顾之忧，因此必须马上予以夺回。
杨森在电话里急命师长到前线指挥，不料师长刚至中途，就被手榴弹炸
伤，间不容发之际，杨森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
当杨森带着预备队，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时，前线已呈不支之状。得知主
帅亲征，官兵欢声雷动，增加了收复阵地以及固守原有阵地的信心。
要在白天夺回阵地，光靠血肉和刺刀，没有攻坚火力相配合是无济于事
的。而第二十军除了机步枪，就是大刀，火炮一门也没有。在此情况
下，杨森与战区炮兵总部取得了联系。
在第二十军后方阵地的棉花地内，一直隐蔽着少数炮兵阵地，但为了避
免轰炸和炮击，白天都用伪装掩盖着，基本不起作用。只有在晚上才向
日军阵地偶尔射击一下，如此使用炮兵，当然难以发挥其最大效能，对
日军阵地的破坏亦很有限，犹如是在挠痒痒，所以日军甚至都不予以还
这次炮兵总部破了一次例，从下午一点开始，集中百门重炮，对日军阵
地进行炮击，日军炮兵也立即还击。对射过后，阵地及附近烟火弥漫，
白天几乎变成了黑夜，为中方进攻提供了掩护。
杨森乘势组织部队发起猛攻。战场上横尸遍野，受伤未死者仍在血泊中
辗转呻吟，川军官兵山呼海啸，踏着血迹前进，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
后，终于夺回了失去的阵地。
炮兵支援仅此一次，接下来又轮到日军使用钢铁攻势，不停顿地对第二
十军阵地实施炮击。因第二十军弹药消耗量过大，其后方来不及补充，
到最后不得不把每日的炮弹使用量限定在基数的十分之二。
但是这次第二十军再未后退一步，俨然是一座不倒的长城。
杨森的预备队兵员也接近枯竭，只剩下一个营，增援上去后，前线仍然
频频告急，其中陈家行阵地仅剩一名营长指挥数名士兵在硬撑。
杨森索性把师部直属手枪连也派去陈家行。手枪连是杨森等军师长最后
的防卫依赖，阵地指挥官说：“我们怎么好使用这个部队呢？”
随手枪连前来的总部人员替他做了个打算：“手枪兵只能在敌军密集接
近时才能发挥最大效能，你们暂时留着不用也可以，以备万一吧。”
在“万一”即将到来之际，战区派桂军前来接替第二十军防线。第二十军
打仗老实，他们认认真真地把顿悟寺、陈家行、蕴藻滨等阵地画图移
交，并由对方签字为凭，以证明交付之前阵地并未失守。
日军乘两军移交之际，突然发动攻势，桂军刚到阵地，立足未稳，阵地
转眼又丢了。杨森见状，急忙集中残余部队，由团长李介立指挥，转身
进行反击，将阵地收复巩固后再次交到桂军手上。
李介立亦是四川讲武堂学员，战斗中受伤被送至后方医院进行治疗，军
委会传令嘉奖，授其陆海空甲种一等勋章，并由中校提升为上校。
这次反击，给第二十军带来了更大的伤亡，一个旅撤下来后，能收容到
的士兵仅剩四十人左右。
第二十军在淞沪战场激战七昼夜，伤亡士兵七千余人，连排长以上两百
多人，除因故未能参战的那个旅外，余者仅能勉强编成一个旅，其中还
有很多是轻伤未离队的。
中方在淞沪战场的布局，取自于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的建议。
上海郊外河川纵横的地形既限制了日军机械化重装备的运动，同时也增
大了防守密度，诸如第二十军防守的顿悟寺一线，其防守正面都在千米
左右，这样就使得中国军队可以采取类似于车轮接力赛的办法，一支一
支地上，要不然可能早就支持不住了。
第二十军撤防后，另一支川军接力，这支川军同样来自于贵州，而且他
们以前也叫第二十军。
当年杨森统兵万县时，郭汝栋是其手下的一名师长，曾与范绍增等人一
道组织“四部倒杨”，跟杨森争抢第二十军军长头衔，演出双黄蛋奇观
的，也正是此君。“四部倒杨”失败后，郭汝栋自知难以立足，便早早出
川投奔了蒋介石。
这以后，郭汝栋改了番号，成立了第四十三军，但这个军其实下辖仅第
二十六师一师，师长是刘雨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支川军都同处贵州一省，杨森在黔西南，郭汝栋
在黔南。郭汝栋出征比杨森还早，8月初就出来了，而且直奔上海，是
川军中起程最早的一支部队。
可是走得早，不等于到得早，沿路负责领军的刘雨卿系文书出身，办事
过于细致，与杨森那种大刀阔斧的作风迥然不同，倒跟“二瘟”唐式遵很
像。这样一来，行军速度就拖慢了，以致于杨森的第二十军都在前线构
筑工事了，第二十六师才呼哧呼哧地刚刚赶到。
此时正值蕴藻浜战场另一侧的大场吃紧，薛岳便令刘雨卿前去接防，对
于这个命令，很多人觉得悬。
装备条件上，二十六师和二十军相仿，都是脚穿草鞋，身着土布夏装，
手持川造或汉阳造步枪，一样寒酸可怜，但给外界的印象却大为不同。
杨森早已名声在外，只要在军界混的，无人不知他能打仗，就连一贯对
川军不屑的陈诚，都对杨森另眼相看，将他与叶挺并称为“全国知名的
将领”。反过来，郭汝栋的名气就要小多了，出了四川，就没几个人知
道，更何况刘雨卿这样的初出茅庐之辈。
除了第二十军，先后防守大场的还有宋希濂师、税警总团，这些部队不
是“中央军”精锐，就是当时知名的美械军团，然而无一不损失惨重。它
们都不行，换“草鞋军团”上场，能守得住吗，别半天就给丢了吧？
战区方面也心中无底，只是手中能使用的资源已接近耗尽，就算是稻草
人都只得先拿去摆上一摆。
刘雨卿的表现，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他还是那副不慌不忙的样子，上阵后，一边誓言“有敌无我，有我无
敌”，一边从容部署，哪些团突前防守，哪些团坐镇大场，哪些团留作
预备队，全都布置得井井有条。
第二十六师上阵时，第二十军尚未完全撤防，两支川军一左一右，形成
默契，相互进行火力支援，从而有效地阻击了日军的进攻。
原先从上级同僚到部下，都认为刘雨卿有些“瘟”，没想到他还是个温柔
杀手，不由得大家不对其刮目相看。
第二十军撤下后，第二十六师在防守上更加艰难。守到第六天，其掩体
和战壕大部分被敌摧毁，部队伤亡剧增，能集合起来的战斗兵，多数是
缠着绷带的轻伤员，预备队也早就用光了。
温柔杀手的定义是，看似很平常，其实是一道很猛的菜。刘雨卿一咬
牙，把师部所有的卫兵和勤杂人员组织起来，甚至连到阵地上送饭的炊
事兵也留下，全部编入战斗行列，然后自己亲自领兵，以机枪为掩护，
乘着夜色全体出击，主动向敌阵发起冲锋。
日军未想到对手已经摇摇欲坠的时候，还能突然荷尔蒙大爆发，当下被
川军抓住衣领纠在一处，想脱身都脱不了。一场肉搏战之后，第二十六
师连夺两个前进阵地，借此又撑了一天，直到友军接防。
两支川军在淞沪战场上都没给川人丢脸，这一点，只要与接防友军进行
对比就可以看出来：接防刘雨卿第二十六师的是湖南湘军，交防第二
天，大场便遭日军攻陷，且再未能予以收复，成为导致中方淞沪兵败的
直接起因之一。
在拼尽全力的同时，两支川军的损失也都非常惨重，伤亡率均达百分之
七十，第二十六师的团长解固基以身殉职，战死后连遗体都未能找到，
被誉为“裹革无尸，沉沙有铁”。
乖不乖，各人猜
刘湘：字甫澄，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
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邓锡侯：字晋康，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时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
令兼第四十五军军长。
黄绍竑：字季宽，生于广西容县。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步兵科，他是
新桂系三巨头之一，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他在政治谋略方面的才
能要强于军事。
陈诚：生于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他以第
十八军为骨干建立了土木系，在国民党军队系统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时
任淞沪战区前敌总指挥。
郭勋祺：生于四川省双流县。时任由模范师改编的第一四四师师长，为
刘湘和潘文华的心腹爱将。他在夹浦一战中表现出色。
刘兆藜：生于四川省南部县。时任第一四六师师长，在泗安等战役中风
采不输郭勋祺，其战术指挥得到陈诚的夸奖。
唐式遵：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时任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
二十一军军长。
潘文华：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时任第二十三军军长。他是刘湘的
亲信嫡系，在抗战中也秉承刘湘的旨意，一度观望犹豫，坐失战机。
饶国华：生于四川省资阳县。时任第一四五师师长，为刘湘和潘文华的
亲信将领。
省外川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下面该轮到省内川军了。
因前线战事不断发生剧烈变化，蒋介石重新划分战区，改任刘湘为第七
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
令，原纵队编制也分别由集团军所替代。
某个相声段子说：人这种东西，干了好事总想让鬼神知道，干了坏事总
不想让鬼神知道，这也太让鬼神为难了。
对邓锡侯、孙震、李家钰而言，刘湘就是那个让鬼神为难的“人”。蒋介
石入川，一个劲儿地挤兑刘湘，刘湘感觉无法忍受，但与此同时，在四
川神气十足地“压迫”着邓、孙、李的，也正是刘湘。
三人之中，李家钰曾受过刘湘的恩惠，一度对其感恩戴德。到了后来，
也几乎与刘湘翻脸，以致于重庆整军会议召开时，他还想乘机告刘湘
的“御状”，说上次他正在前方跟红军作战，刘湘却在后方收编他的军
队，他实在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
何应钦见状不妙，立即制止：“我们这个会议有一定的范围，李军长
（李家钰）的话是横生枝节，超出范围了。”
主持人不让说，李家钰才没有再说下去。
邓锡侯也是“被压迫者”之一。在刘湘统一四川之前，水路被刘湘紧紧掐
住，邓锡侯无法从省外进口武器。统一之后，刘湘在继续实行禁运的同
时，又收回防区，限制经费，弄得邓锡侯只能靠起家时的那点破铜烂铁
混日子，“事业”越来越窘迫。
蒋介石举办峨嵋军训团，邓锡侯被任命为军训团团附，看着“副团长”刘
湘当众挨老蒋和陈诚的讽刺挖苦，尽管他有时也不无兔死狐悲之感，但
更多的却是一种别人帮着报了仇的兴奋。陈诚请他上台讲话，其讲话调
门和口气也与刘湘完全不同，加上邓锡侯讲话比较通俗诙谐，尽用四川
口头语，因此还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学员欢迎并不顶用，四川说穿了，不是刘家的，就是蒋家的，跟他姓邓
的依旧一点关系都没有，猴子还是很郁闷。
抗战军兴，大家都认为可一举两得，刘湘是要借此抵御老蒋的“入侵”，
邓锡侯则巴不得早一日摆脱刘湘的“魔掌”，好到外面去呼吸呼吸新鲜空
气，顺便还能置换多少年未置换过的装备。
就要出发了，底下有个师“闹饷”，扬言“不发清所欠薪饷不出发”。
这都是防区取消前就欠下的军饷，数目不小，邓锡侯哪有钱发，而且欠
饷的责任其实也不在于他。
防区制时代，邓锡侯与其他人不同，实行的是“无为而治”，各师军费完
全独立，均在各自驻防区内筹款。于是，他在召集官兵训话时便理直气
壮：“你们的欠饷是应该发清，可是过去军部没有收到过你们的分文税
款，军部没有经费，比你们的师还穷哩，大家是知道的。”
欠饷跟邓锡侯无关，却跟“闹饷”的自己有关。
邓锡侯说：“你们都背着枪，拿起碗在吃饭，为何过去别人来夺你们的
饭碗，你就让他拿走呢？你有一支枪还保不住饭碗，又怪谁？”
邓锡侯并不是故意要翻防区制时代诸侯争雄的老账，他是要以彼及此，
把官兵的士气和斗志给激发出来：“从现在出川抗战起，我要按时发
饷，如不兑现，你们来找我。欠饷也不是不发清，只是前线情况急如星
火，怎么能说要发清欠饷才出发呢？”
闹的人都低下了头。见火候已到，邓锡侯大声发问：“你们是等发欠饷
还是马上出发？”
台下齐声响应：“愿立即出发杀敌！”
出川首先要解决的是武器，而不是欠饷。在邓锡侯的部队，本来质量就
不算好的枪支因使用太久，很多已不堪使用，打一两枪就扳不开枪机。
此外，除为数不多的重机枪和迫击炮外，攻坚所必需的山野炮一门也没
有，堪称家徒四壁，是急着要换换家当了。
当时军中对补充武器传得神乎其神，都说：“蒋委员长准备抗日多年，
在外国买了很多武器，秘密存在几个战略仓库。”
按照此类传说，在宝鸡就有一个这样的战略大仓库，川军到了那里之后
将一律更换新家伙，还要照“中央军”那样装备起来，“不然，我们这些
破铜烂铁怎么能去打日本人呢？”
大家都对此深信不疑。个别旅团长竟偷偷地将部队中能用的枪支提留起
来，以便作为失败后“重起炉灶”的资本。更有甚者，以废枪换好枪，换
出来的好枪私运回家，以致于一连之中，竟然只有一两支枪能打得响。
出川时秋季将尽，冬季即将来临，传闻北方已是冰天雪地，但官兵们仍
是单衣短裤，最多再加一件棉背心。
不是不怕冷，而是认为北上后可以更换冬季被服——说起来，都是穷字
惹的祸，邓锡侯连欠饷都无法发清，还不是能省一点是一点。
1937年10月中旬，第二十二集团军到达宝鸡。
目的地是西安，可不是有说宝鸡有军火大仓库吗，应该就在这里换枪换
衣了吧？
停了一天，换的是火车，枪和衣都无影无踪。
官兵们在火车上还相互打听：“枪呢？补充呢？”
有人答道：“枪吗？在西安！到西安就换了。”
于是传说中的军火仓库又移到了西安，哪知等待他们的仍是一场空。
川军是靠双腿从成都走到宝鸡的，中间耗去了三十天，再转乘火车到西
安，又是好几天，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前方战情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
化，尤其是晋东娘子关一线异常吃紧，急需兵力增援。
蒋介石下令，临时改变北上川军的指挥系统。晚来的李家钰赴河南，归
程潜第一战区节制，在中条山区域作战。早到的邓锡侯、孙震划入阎锡
山第二战区序列，直接驰援娘子关。
补充来不及了，邓锡侯、孙震率川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沿途老百姓见这些四川兵皆单衣短裤，赤足草鞋，莫不为之骇然。纷纷
以家存鞋袜相赠，还告诉他们：“我们山西高寒，不比你们四川。像这
样的寒冬，如果冬天不穿棉鞋，我们的脚也会烂掉，不穿棉裤，就会变
成‘老寒腿’，你们千万保重才是啊。”
除了衣，当然还有枪。邓锡侯心急如焚，给南京军令部长白崇禧通电
话，答复是：“在太原由战区负责配发。”
1937年10月30日深夜，邓锡侯、孙震抵达太原。第二天一早，两人就赶
去谒见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问补充装备的事。
阎锡山推得一干二净，说太原所有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都已运过黄
河，储存于黄河附近，实在没办法给你们补充了，“还要找南京解决”。
皮球从南京踢到太原，再从太原踢回南京，原先允诺的补充宣告彻底泡
汤。因川军先头部队已经陆续投入了娘子关战场，阎锡山才抠抠搜搜地
拿出了二十挺晋造机枪，作为礼物送给川军。
邓、孙还不甘心，又在太原住了两三天，想找阎锡山多少再要些补充，
或调换少数武器，但始终没有下文。
川军以前打仗，多数是摸着石头过河，从军部到师部全都缺乏通信器
材，邓、孙也没法跟前线取得联系。
不知道部队在哪里，至少得弄清楚娘子关一带的地形吧，问阎锡山要地
图，阎锡山支支吾吾，连这个都舍不得给。还是孙震手下的高级参谋，
凭借与阎锡山的参谋处长是陆大同学，才以私人关系弄到了两张晋东地
图。
翻着地图，听着战报，邓、孙都坐不住了。
开赴晋东前线的川军，现在全归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指挥。不是自己
的娃不心疼，这黄绍竑不会把我们的“政治资本”一股脑儿全都给输光
太原待下去也不可能再弄到一支枪，邓、孙起身向阎锡山告辞，急急赶
往晋东，以便切实掌握各自的部队。
1937年11月1日，邓锡侯、孙震率一众幕僚乘火车到达前线，见到了黄
绍竑。
一问，黄绍竑竟然说，他也不知道川军都在哪里。
由于日军迂回部队已威胁后方，黄绍竑被迫采用了填坑式战法。川军一
下车，不管一团还是一营，都先调去抵挡一番，因为是逐次零星使用，
加上川军师旅团严重缺乏通讯器材，黄绍竑早就失去了对川军的掌握，
他自己还盼着邓、孙能早一点把“失踪”的部队给找出来呢。
这算怎么一回事，邓、孙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当下便驱车继续前行。
终于看到士兵了，全都是从娘子关败退下来的兵，已成“兵流”，情形非
常狼狈，川军也在里面。邓、孙这才得以与部队取得了联系，也大略知
道了战场的一些情况。
短短几天时间，川军各部都打了败仗。
一个没几支枪能打响的部队，要想取胜，那真是一件艰巨无比的任务。
上阵后，能让川军发挥出一点战斗力的，还是背上的一把大砍刀，有的
士兵既无砍刀又无刺刀，短兵相接时，竟然只能抡起枪托与敌肉搏。
填坑式战法，把川军填进去不少，其余部队已无招架之功，不得不逐一
撤离。
日军野战部队之所以强悍，除官兵训练有素外，其标准化的作战配置也
不容忽视。从娘子关方向进击的日军，为原驻朝鲜汉城龙山的第20师
团，这是一个老师团，兵种从步兵、骑兵、工兵、炮兵无所不有，后勤
分工也非常细致，除辎重队外，尚有通讯队、卫生队、野战医院，甚至
连军马都有专门配备的兽医服务。
可怜川军一无所有，更谈不上什么医药救护。负轻伤的，血淋淋地自己
往后方走，重伤的大多遗弃在阵地，无人过问。重伤员们痛呼：“弟兄
们，我们都是四川人呀，出来都是打鬼子的呀，打鬼子负了重伤就没有
人管了吗？天啊，打国战就是这样打的吗？”
一些伤员为免受辱被杀，便先行自尽，其状甚惨。即便是仓皇撤退中的
官兵，也大多丧魂落魄，有人边走边哭，有人愤慨绝望，军心士气一落
千丈。
这可都是邓、孙的基本部队，看到这种样子，二人不免既失落又心痛。
好在彼此取得了联系，已是不幸中之大幸，只得赶快予以收容和掌握。
1937年11月3日，在晋东和晋北相继失守的情况下，阎锡山决定集中兵
力固守太原，川军被列为总预备队，要求限时集结于太原以南的北营。
邓、孙奉命率川军昼夜兼程，争分夺秒地赶往北营。在四川时，像他们
这样的高级指挥官及其幕僚，出行一般不是骑马就是乘坐滑竿，但因为
要抢时间，等不及载运乘马的列车到来，众人就与普通士兵一起徒步向
南行军。
1937年11月6日，川军总部及少数先头部队到达太原南郊，但距离北营
尚有一段距离。这时马也送过来了，邓锡侯便想抢先一步赶到一座叫南
盘村的村庄，以便侦察一下北营的地形。
走着走着，士兵在路边捡到了一只纸盒子，上面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前
方，旁边还用铅笔标注着外国文字。邓锡侯及其幕僚没一人懂外国字，
邓锡侯看了下也没看懂，就把盒子扔了继续前行。
行至距南盘村不远时有士兵报告：“前面发现敌人。”
邓锡侯不相信，太原城里还有晋绥军守着，南郊怎么可能出现日军呢，
当下便笑着说：“军人不能连常识都没有，太原还在那边，敌人从哪来
的？一定是汉奸扰乱，不要怕。”
一直走到南盘村村口，才发现村内已用苞谷杆堆成工事，隐约还有人影
晃动。邓锡侯到这时仍以为村里驻扎的是友军，还叫卫士不要轻易射
幕僚眼尖，一眼看到了一个将脑袋从土屋里探出来的日本兵，赶紧指着
说：“看，日本兵！”
邓锡侯方才猛然清醒过来，大喊一声：“集合！”
话音刚落，村里便枪炮声大作。幕僚翻身下马，朝邓锡侯所骑战马的屁
股上猛抽一鞭，助其先驰向小道。
由于事出突然，人忙马慌，在越过一座壕沟时，突然马失前蹄，邓锡侯
被掀翻跌入泥沼。沼深过腹，他的一条大腿也摔伤了，一时之间难以自
拔，而后面的追兵却越来越近，情形真是万分危急，眼看着就要悲催
在三国演义之中，刘备乘马陷身檀溪，想来也是这样一番惊心动魄的场
面，多亏了他座下之马非同凡响，竟能奇迹般地凌空跃起，从而帮助主
人脱离了险境。
邓锡侯没有这么厉害的马，不过他有一个忠心的副官，副官跟随在后，
冒死将他扶出了泥沼，又一路背着狂奔。
一个人跑还不一定能跑得掉，何况还背着一个，正在惶急之中，忽见路
边趴着一个当地老乡。老乡认识路径，经他指点，二人才得以摆脱追
脱险后，邓锡侯藏身于北营的一座村庄。村里残垣破瓦，空无一人，显
然遭受过敌机轰炸。时已深夜，邓锡侯不敢再往别的地方去，又找不到
吃的，只得忍冻挨饿，在民房土坑上蹲了一夜。
天亮后，殿后的孙震也带着大部队到达西营，在村子里找到邓锡侯，众
人一阵欷歔。
按照阎锡山固守太原的军事计划，由傅作义守太原，其余部队则“依城
野战”。但各军都知道败局已定，除傅作义属晋军体系，不能不遵命守
城外，其他人全都心猿意马，以致于太原周围并未能形成严密防线，从
而给日军的小股尖兵创造了乘隙钻入的机会。
邓锡侯派兵侦察得知，进据南盘村的正是日军尖兵部队。他在路边捡到
那只纸盒子，乃日军的联络标志，“外国文字”就是日文，可惜无人识得
日文，不然也可以多留个心眼。
当天南盘村的日军尖兵有四百多人，配置数十挺机枪和数门迫击炮。他
们先用机枪向邓锡侯等人射击，后来还派了骑兵出村追赶，而邓锡侯的
随身卫士很少，加上突遇意外，如此险境下尚能保住性命，真可谓是大
难不死。
邓锡侯自己也感叹，说：“当日虽不死，险矣！”自此以后，他把11月6
日作为抗日遇险日，每年到了这一天都要纪念一下。
日军在进攻方面有个分工，从晋北南下的一路负责攻打太原城，从晋东
而来的另一路则进袭城外乃至城南的中国军队，南盘村的日军尖兵即属
晋东一路。
南盘村遇险，意味着日军的大部队随时会追踪而至。太原攻守战尚未正
式打响，城外已经看不到任何中国军队的踪影了。
此时阎锡山已经离开太原，与邓锡侯失去了联系，邓锡侯也就得以“便
宜行事”。他与孙震一商量，城外的都跑光了，我们城南的也得跑啊，
不然难道坐以待毙，把部队全赔进去不成？
为避免被阎锡山套上“擅自行动”之罪名，从而受到军法处分，邓锡侯发
挥了他水晶猴子的聪明劲，留了一个旅在原地，其余大部队悄悄向南撤
离。
半途之中，因太原失守，阎锡山终于发来了撤退命令，于是邓锡侯乘势
把“放线”的那个旅也给收回，全部急行撤入晋南山地。
从北上川军被改变指挥系统起，坐镇四川的刘湘就陷入了极度焦虑和不
安之中。
尽管抗战已成主旋律，但以刘湘为首，川军各头领仍对南京政府保持着
一种根深蒂固的疑惧，最怕老蒋乘势而入或拉走他们的军队。除李家钰
所部倾巢而出外，其余各军都在四川留下了看守部队，以防不测，同时
刘湘还再三强调，所有部队出川后都必须归他统一节制。
邓锡侯、孙震动身前，刘湘在成都为二人饯行，又特别叮咛：“川军出
去，一定不能分割建制。北上后，必待全集团军集中才能渡过黄河，然
后所有川军集中才能参加作战。”
邓、孙当时都深以为然，唯唯受命，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不单是蒋介
石有严令，变化万端的形势也逼得北上川军根本做不到集中了再如何如
关于是否提前渡河，邓锡侯曾从西安打电话请示刘湘，情况一讲，刘湘
同样无话可说，只能让邓、孙按照军令执行。
第二十二集团军就像放出去的风筝，刘湘已毫无办法，飞就飞了吧，横
竖也不是自个儿嫡系。第二十三集团军就不一样了，那是十代单传的亲
儿子，若再有个闪失，则前途尽毁。
从四川到武汉的船只既少又小，光等船就需要花去很长时间，因此第二
十三集团军东进的速度一直很慢，至1937年11月初，其前卫部队才刚刚
到达武汉。
刘湘认为一切还来得及，他必须亲自出川，把嫡系部队掌握在自己手
少数服从多数所有高级幕僚都被刘湘召集起来开会。众谋臣各抒己见，
但口头上都不主张刘湘出川。
一种看法是蒋介石这个人极不可信，刘湘出川恐被其挟制，陷于被动。
钟体乾更直言不讳地说：“川军精锐都调出去了，如果老帅（刘湘）再
出去，那就变成腾空交价，以后再无任何筹码了。”
另一种看法是前线不同于后方，刘湘的胃溃疡又一直没好过，连每天结
鞋带都弯不下腰，需侍卫帮忙，以如此病号之体来承受重荷，累垮了怎
么办？
邓汉祥劝刘湘还是以养病为重，不必躬亲赴敌，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
派一得力亲信将领去前线代劳，以照料前方部队，自己则继续坐镇后
防，调度军政要务。
刘湘后期的个性，正如他得意之时跟邓汉祥透露过的，遇到事情开始也
许会犹犹豫豫，一旦考虑决定后，便有一种撞了南墙也不轻易回头的牛
脾气。
事实上，除了担心嫡系部队会遭到分割乃至吞并外，他始终有个想法，
即要在国人面前展示一个真实的刘湘。
长期以来，刘湘等地方诸侯以抗日为号召，与蒋介石展开明争暗斗。由
于口号用得过多过滥，有人便出语讥讽，说他们只会坐地冲锋、高呼抗
日，其实不过都是内战专家而已。
别人可能无所谓，刘湘听到这些话却很不是滋味。现在见众人都反对他
出川，不由当场动了气。
“我过去打了几十年内战，都报不出账来，脸面上甚不光彩。今天大敌
当前，好不容易有了枪口对外、一致抗战的机会，正好尽力报效国家，
昭信于国人，从而洗刷自身污垢。”
说到这里，刘湘质问他的谋臣：“战幕已经拉开，难道我刘湘反而退缩
不前，在后方苟安？这岂不是要贻讥于后世，坐实了不实之词？”
大家关在屋子里商量事情，本来都是胳膊肘往里拐，所有利益得失，全
以刘湘和川军为第一出发点。未料到刘湘突然出言豪迈，说出了一番大
道理，而且看样子说的还不是假话，便有些动摇起来。
刘湘又说：“这次我调出去的部队，占川军全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且
都是我多年辛苦训练出来的精锐，我若不出去亲自指挥，可能不到半年
就会被蒋介石给整光。再说，我虽出去，还有你们在家看着，这个时候
我看他（指蒋介石）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张斯可、傅常、乔毅夫平时出谋划策，就喜欢出奇制胜，风格上与钟体
乾、邓汉祥的老成持重大为不同。听了刘湘的分析，张斯可、乔毅夫均
认为出川未尝不可。
“这是一个与蒋介石争夺天下人心的大好机会，事关抗战大局，又有我
们在后方扩大武装力量，互为声援，蒋介石想下毒手也难，因此出去一
趟就回来，应该问题不大。”
刘湘出川，傅常作为参谋长自要跟随左右，因此他以众人意见为准，算
是投了中立票。
五个核心谋臣，两个反对，两个支持，一个中立，而刘湘又去意甚坚，
少数服从多数，出川一事便由此敲定下来。
刘湘随后交代了他走后的军政安排：省政府主席由邓汉祥代行，川康绥
靖主任由钟体乾代行，省保安司令由王陵基代行。
明知无可挽回，邓汉祥私下仍竭力劝说刘湘，请他再考虑一下。刘湘说
不用再考虑了，“人生不过数十寒暑，在历史上争点儿个人的篇幅，这
是很好的机会。将来的后人，才知道我刘湘是个什么样的人。”
1937年11月9日，刘湘携同傅常一行，从成都乘飞机到达汉口。第二
天，他即向已到达汉口的前卫部队下达命令，指示其乘平汉路火车，赶
赴河南集中待命。
集中地点的改变，也说明刘湘已意识到，他无法完全按原计划行事了。
1937年11月12日，应蒋介石之邀，刘湘到达南京。蒋介石匆匆忙忙地跟
他见了个面，便消失了。不仅是蒋介石，刘湘连何应钦也见不到，整天
跟他打交道的全是孔祥熙、张群这样的文臣。
军人已经无法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了，因为上海就在这一天完全失守，历
时几个月的淞沪会战以中方失败而告终。
这还没有完，日军正向溃退中的中国军队进行疯狂追击，形势危如弹
卵。
再开国防会议，刘湘就有话说了。他在发言中认为，如果能够早点将邓
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归还第七战区序列，由集中起来的川军赴沪参战，
淞沪会战将是另一个局面。
在别人听来，刘湘的话也许纯属事后诸葛亮，甚至还有点自吹自擂的味
道。淞沪战场上的那些军队，哪一个又比川军弱，而以邓锡侯在山西的
作战表现，真的难以想象他在上海就会有大作为。
可是这时候将要现身的川军，在蒋介石眼里的地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不是指邓锡侯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是指刘湘嫡系的第二十三集团
经淞沪一战，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也就是“中央军”主力，几乎都被消耗
一空。即便他引以为傲、显赫一时的德械部队，也已损失大半，不说普
通士兵，仅基层军官就伤亡过万，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
要命的是他还得守国都南京，可是手中却空空如也。换句话说，你可以
看不起川军，但绝对不能是这个时候。
既然刘湘说川军行，蒋介石就别无选择了，便当面托以卫戍南京的重
任，刘湘不甘示弱，立即允诺下来。
蒋介石防卫南京的总体部署，分内外两层：以唐生智守南京城内，以刘
湘守南京城外围。
唐生智指挥的部队不到三个军，均非其基本部队，而且大部分为淞沪战
场上退下来的残破之师，相比之下，外围的川军就被寄予了更多的期
望。
1937年11月13日，已到达河南的川军前卫部队接到刘湘发去的电令，立
即转乘火车南下。
两天后，第二十三集团军陆续到达南京。蒋介石大喜过望，对各师师长
一一接见，安排他们住最好的首都饭店，还向每个师长赠送了一万元。
江南自来繁盛，所谓“南京看石头，苏州看丫头，无锡啃骨头，杭州看
潮头”。在战火尚未完全延伸过来时，石头城仍能引起极少出川的师长
们的极大兴趣。
有些人尚知前线紧急，需要枕戈待旦，所以颇能注意节制约束，也有些
人却忘乎所以，拿到钱就在城里尽情玩乐，其中一个师的师长竟然玩到
连部队出发都不知道。
大家都高兴，只有刘湘不高兴。
刘湘不高兴，是因为他向蒋介石拍胸脯时，要求的是将整个川军都调
来，其中也包括邓、孙、李三部。可是这三部早已分别划归第一、第二
战区，那边军情同样紧急，当然也需要人，所以并没有能一道调来。
刘湘对此十分不满，又不好直接向蒋介石开火，便朝替他誊发电稿的傅
常等人大发雷霆，实际傅常不过遵命办事而已。
既然你不管我的死活，那对不起，我也就管不了你的死活，刘湘决定自
己给自己做主。
南京外围主要包括江苏溧水、溧阳等地，川军已奉命前往布阵，但到达
后又突然接到刘湘的命令，让他们移兵浙皖两省。
与以前所有电稿都由傅常负责誊写不同，这封电稿乃刘湘亲笔所拟，川
军各部不敢怠慢，赶紧又跨省前往。
川军一下子全部撤出南京外围，令蒋介石大吃一惊，连忙询问刘湘。刘
湘装糊涂：“队伍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等我马上去弄清楚，再来回话。”
知道刘湘是在打太极，蒋介石再给川军下达命令，也是毫无作用。
川军田冠五独立旅本应驻守溧阳，在下达命令的同时，蒋介石又派高级
参谋去做说服工作，田冠五的回复是恕难从命，因为他只听从刘湘一个
刘湘临时撂挑子，并不完全是与蒋介石怄气之下的一时头脑发热，而是
他与幕僚部下们反复商讨后得出的策略。
虽曾在蒋介石面前大拍胸脯，但刘湘随后就感觉到了接过的山芋有多么
烫手。日军是奔着南京来的，其主力也都沿着溧水、溧阳这一方向奔
袭，若川军据此防守，难免损兵折将，最后被“整光”。
部属中有一种典型说法是：“中央军尚抵挡不住，我们这些地方军在武
器装备上不及他们，打起仗来，咋个得行嘛！”
不是那张脸，就不要冒那个险。相反，如果能移往浙皖，不仅可减少损
失，还能以皖南的黄山和浙江的天目山为中心建立第七战区，作为今后
在江南发展的根据地。
刘湘当即决定改变原有作战部署，放弃护卫南京外围的任务，在浙皖重
开一个局面。
刘湘君臣思虑长远，已经设想到了抗战胜利：新的防守区域处于京沪杭
之后方，到将来收复失地时，便能抢在他人之前率先占领这几个重要城
市。
在调兵之后，刘湘便设第七战区长官部于芜湖，主力则重点部署于广德
和泗安。
当蒋介石拿到刘湘的修改方案时，川军一方的部署早就是铁板钉钉，无
可奈何之下，只得同意刘湘作出的改变。
1937年11月23日，郭勋祺奉命率第144师（模范师）由溧阳移往广德和
泗安，在经过江浙交界的长兴附近时，遇到了一个人。
此人是过去峨嵋军训团的教育长陈诚。郭勋祺曾在军训团受训，论起来
两人还是师生关系。
尽管刘湘事后大加“消毒”，但有些东西却是很难消除的。加上郭勋祺本
人年纪轻，比较容易接受新思维和不同意见，所以他对峨嵋军训并没有
那么大的抵触情绪。甚至于，当年同在峨嵋军训团，川籍和“中央军”学
员常有争论，在很多观点上，郭勋祺都能跳出原有的狭隘圈子，哪怕是
暗地里站在“中央军”一方。
陈诚时任淞沪战区前敌总指挥，他正组织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部队向芜
湖转移。
军队还有很多，但大多已成残破之师，必须先到芜湖进行休整，缓过气
来后，才能有望逐渐恢复作战能力，这是军事常识。
在他们背后，则是日军从各个方向发动的闪电式追击，其计划就是要截
断上海至芜湖的救命通道。陈诚已尽力组织力量，以太湖为轴，在太湖
北岸组织拦阻。他所顾虑的是，日军还会从太湖南岸或直接渡过太湖，
实施超前迂回，以截杀撤退中的中国军队。
陈诚知道郭勋祺要去哪里，但他希望郭勋祺能留在长兴，承担起这两路
的阻击任务。
陈诚还表示：“我会在宜兴指挥你们川军作战，坚决与日寇鏖战到底。”
陈诚的话不是命令，即便是命令，对郭勋祺也无硬性约束力。郭勋祺是
刘湘最倚重的模范师师长，他当然更有必要唯刘湘之命是从。
不过郭勋祺并没有像田冠五那样拔脚就走，因为他自己就想留下来好好
打上一仗。
出川前，朋友为郭勋祺饯行，郭勋祺在席间对朋友感慨道：“我做了二
十多年军人，参加过的战争不下数十次之多。除了十七岁应招当兵那
年，随尹昌衡西征，平定受英国人操纵和挑唆的川边叛乱之外，其他都
是阋墙之争。作为军人，不能保家卫国，御敌于国门之外，却热衷于打
内战，实在令人痛心，也深感愧疚。”
郭勋祺脸色凝重，停了片刻，他提高嗓门：“勋祺绝不是贪生怕死之
人，此次出川抗战，不赶走日本强盗，誓不回川。请大家放心。”
说完，他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宋朝大词人李清照有两句诗，‘生当做
人杰，死亦为鬼雄。’我愿以此自勉！”
说过要做鬼雄，不做狗熊，郭勋祺朝思暮想都要“与日寇鏖战到底”，他
之所以左右为难，还是担心刘湘那里通不过。
知道郭勋祺为难，陈诚又赶往广德，面见并竭力说服郭勋祺的顶头上
司、川军前敌总指挥唐式遵，让唐式遵对原有部署进行微调。
若在平时，唐式遵也不敢擅自做主，但这时一个意外的变故，让他在前
方拥有了独立裁断的机会。
这个变故恰恰发生在刘湘身上。
刘湘从汉口到南京，坐的是轮船，途中船泊芜湖港，看到岸上有当地有
名的阳澄湖大闸蟹在贩卖，只只看上去肥大味美。
刘湘在吃穿上并不讲究，但平素最喜欢吃两样食品，即炒沙葫豆和螃
蟹，前者不易消化，后者为凉性，刘湘自患有胃溃疡后，都遵医嘱避而
远之。
跟戒烟一样，也是憋得久了，反正旁边无人监控，刘湘一时馋虫上脑，
便让人买来大吃了一顿。
抵达南京，四川驻京办事处特别叮咛厨房别买螃蟹。谁知刘湘在芜湖吃
螃蟹还吃上了瘾，又偷偷让副官去买了螃蟹，拿到房间大快朵颐。
这正是便宜了舌头苦了胃，之后，见邓、孙、李三部没能调到南京给他
指挥，刘湘觉得上了当，又为此动怒发火。用中医的说法就是内外交
感，由此种下了病因。
改变计划，将川军撤离南京外围，很自然地把刘湘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
尖。蒋介石和何应钦等人脸色难看不用说，唐生智也指责刘湘私心太
重，半途掉链子，使固守南京变得更加困难。
1937年11月24日上午，刘湘参加高层军事会议，回办事处时情绪显得很
是低落。他告诉身边幕僚，会上有些人说川军在“梭边边”，他很生气。
“梭边边”是重庆话，意思是偷奸耍滑，一开始高调，关键时候却打退堂
鼓，乃至一走了之，有道是“吃饭垒尖尖,打架梭边边”。对军人而言，这
些闲话都极具杀伤力，于是刘湘为此又憋了一肚子气。
下午，张群宴请刘湘。刘湘来者不拒，饭桌上管不住自个的嘴，多吃了
一碗甜银耳，而银耳也属凉性，对患有胃溃疡的人来说，都是需要忌口
的食物。
当天晚上，刘湘已得到前方汇报，他当然不同意陈诚作出的调整。因此
顾不得休息，便让人作纪录，要向部队直述调令，当口述到第五条命令
时，突然昏倒。办事处忙请来医生诊治，诊断结果为胃溃疡和糖尿病并
发症。
经过打针吃药，一顿忙碌，刘湘很快清醒过来。他的高级幕僚包括傅常
等人闻讯都赶来，见刘湘健康状况不佳，均劝他还是返回四川养病为
好。
幕僚们纯粹是为刘湘的身体着想，可刘湘的思维却还停留在兵力部署上
面：“你们可能求战心切，但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现在还不能
和敌人硬打，只能慢慢来、慢慢拖。据我看来，大概要拖到宜昌、沙市
一线，战事才稳定得下来，敌人那时也会被拖疲了，我们就可以挥师反
攻……”
刘湘又说，在一个时期内，他绝不能回四川，而应坐镇前方，这样才能
顶住南京方面的压力，控制住部队，以免川军被“整光”。
大概是白天被刺激深了，当着自家幕僚，刘湘滔滔不绝，兴奋异常，接
下来连觉都没睡好。
第二天上午，又昏了过去。
这次比上次严重，一直昏迷不醒。张群到办事处来看望，守了半个小时
刘湘也没能醒。临走时，张群关照众人：“看情况敌机要大肆轰炸南
京，你们赶快撤走。”
幕僚们一商议，非得让刘湘离开南京不可了。
由于医生嘱咐昏迷中不能移动，办事处一直等到很晚，才等到刘湘从昏
迷中醒来。
醒过之后，刘湘也觉得无法再硬撑下去，便答应先去武汉治疗。当天深
夜，乘刘湘处于熟睡状态，办事处人员将其用汽车送上轮船，连夜护送
至武汉。
在陷于昏迷和转送的过程中，刘湘暂时放松了监控，自主权又回到了前
线将帅手中。
唐式遵没有问题，他不仅按照陈诚的要求，同意郭勋祺第144师沿太湖
西岸布防，还命令刘兆藜第146师布防于太湖南岸，与郭勋祺协同建立
了一个三角形防守阵地。
纵然如此，唐式遵批准还只是个形式。
唐式遵和潘文华各有嫡系，刘兆藜听唐式遵，郭勋祺跟潘文华。换句话
说，尽管在前敌指挥的位次上，唐式遵居首，但郭勋祺那边仍需潘文华
点头通过才行。
郭勋祺对潘文华说：“敌人沿太湖进兵，势头很猖狂，只有予以迎头痛
击，使日军遭受重创，才能振奋人心，之后也才能逐步退却。若不战而
退，敌势嚣张，我们想退也无法退了。”
潘文华出川时亦有“胜则生，败则死”的豪言，给郭勋祺一激，遂放权郭
勋祺：话不多说，自己掌握。
陈诚出身保定，是个既具备较高军事素养，又富有实战经验的高层指挥
官。他让郭勋祺设防的长兴，位于太湖西南，既能抵御南岸尾追之敌，
又能拦阻横渡太湖的日军，更重要的是，这里多为山地，尽管山不高，
但毕竟可作依托，另外还有森林作为隐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日军飞
机大炮的威胁。
1937年11月26日，日军前卫部队追到长兴，随即在太湖西岸的夹浦与郭
勋祺第144师展开激战。
战前，郭勋祺从撤往南京的“中央军”那里借到两个连的山炮，他充分利
用山地森林为掩护，采取隐伏战术，对日军实施突袭，山炮和机步枪齐
开，从而一举击退日军，守住了夹浦。
由于没能抓到俘虏，郭勋祺对日军番号以及主官姓名尚不清楚。相比之
下，日军的战场情报则较为精准，知道对手是川军，后面还有括号：草
鞋兵，装备差。他们想不到的是“草鞋军团”内竟然藏有这么多山炮，导
致挨了顿打还摸不着头脑。
从川军构筑的三角形防御阵地来看，郭勋祺防守的北面临近太湖，且地
形有利，日军单纯从陆路进攻比较被动。在判明形势后，日军第二天便
转向南面，沿公路进攻，以便发挥其机械化的优势。
刘兆藜同样是个能打仗的，而且和郭勋祺一样，也借到了“中央军”的山
炮。他诱敌深入，用山炮对坦克战车进行射击，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吃
了大亏。
陈诚曾预计日军会直接横渡太湖，当天下午，日本海军陆战队果然攻占
太湖内的东西洞庭两山，控制了太湖。从傍晚开始，陆战队即动用大批
汽艇，运送从华北战场上抽调而来的第9旅团（国崎支队），配备轻重
机枪，在夹浦后侧实施抢滩登陆。
战况紧急，郭勋祺亲自赶到太湖岸边进行阻击。期间，他的左腿被日军
开枪射中，卫士忙给他裹好伤，要抬往南京医院，他死活不肯去，硬要
坐在担架上继续督战。
郭勋祺一边指挥，一边号令官兵：“我们师是长胜师，谁要是擅失阵
地，不论职级大小，一律枪毙！”
尽管第144师在川军中的后勤配置算是好的，每个团都有十到二十副担
架，但仍不够用。同时药品也极度缺乏，部属担心时间耽搁下去，郭勋
祺会因伤致残，一齐苦劝，加上当晚已击退日军的沿湖进攻，他才答应
去后方治伤。
郭勋祺走后，第144师每天通过电报，将前线战况逐一上报，但竟然未
获得任何回电，弹药和给养也无补充，这对官兵情绪造成很大影响，有
的团开始不服指挥，嚷嚷着要调往广德、泗安一线。
无奈之下，代理指挥官只得向坐镇宜兴的“中央军”告急，由对方抽兵接
防，随后正式撤出了长兴。
满打满算，第144师在长兴一共只守了两天，不过已经非常不错了，假
如没有这两天，无论是陈诚还是上官云相，要在短时间内找到如此整齐
且具备足够战斗力的防守部队，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自川军放弃守卫南京外围后，南京政府对川军本已无过高期望，但长兴
一战，“草鞋军团”却对主力部队的安全撤离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事
后郭勋祺、刘兆藜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第144师的撤离，并非偶然。
川军作战的情况，刘湘在武汉也接到了报告。郭勋祺、刘兆藜杀敌立
功，当然是脸上有光的事，但按照陈诚的命令作战，则违反了他的初
衷。
刘湘一贯喜用双头将，即让唐式遵居前，潘文华押后，一个指挥前敌部
队，一个督率预备军，这种设计的妙处就是一不高兴就可以随时走马换
将。
于是，刘湘通过越省电话，传令下去，将唐、潘对调，潘文华率部到广
德布防，唐式遵则被调到广德后方的誓节渡。
对郭勋祺在长兴扬威，潘文华一方面既得意又高兴，说：“翼之（郭勋
祺的字）带伤作战，真是家常便饭，他太勇敢了。”
另一方面，他又不舍得自己的嫡系主力在其他地方被消耗掉，因此对长
兴之战，开始抱消极态度，除不给予弹药补给外，又给第144师直接发
去命令，限期撤回广德。
应刘湘之命，潘文华重新作出部署，派饶国华率第145师推进至泗安，
准备在那里建立一线作战阵地。
饶国华毕业于刘湘所办的军校，乃其得意门生，同时也是武德励进会的
主要骨干之一。在编制上，他直辖于唐式遵，但因为这层关系，他内心
里对唐式遵极为鄙视，反倒更愿意接受潘文华的调遣。
潘文华、饶国华皆为刘湘心腹，不过到了前线，两人也都遇到了他们难
以解决的问题。
潘文华的问题在于他自己。他和唐式遵可以说是一进一退，唐式遵进
了，处事变得果敢，与以前人们印象中的“唐二瘟”相比，判若两人，潘
文华却是退了，身上“潘鹞子”的影子越来越少。
潘文华的变化，是从他“战而优则仕”开始的。在出川抗战前，潘文华已
兼任重庆市市长达八年之久。应该说，他任上取得了很多政绩，也证明
其颇有治政之才，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潘文华的家族企业也借势得到了
发展，号称西南财阀，其经济实力甚至在刘航琛之上。
潘文华是不是从中营私舞弊，很难说清，能说得清的是，潘文华有钱
了，并俨然已成大款。
成为大款之后的潘文华不像军人，更像政客。刘湘召开幕僚会议时，经
常见到他与傅常等谋臣一起说这个论那个，基层官兵眼中的潘文华则
是“长期生活奢靡，打仗亦有些松弛”。
傅作义曾有一句名言：“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套用到军官身
上，则是“军官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打不好仗。”虽不能太绝对，但命中
率也不低。
潘文华选择泗安为作战阵地，此处并非有利的防守地形：地势上十分平
坦，且又位于芜湖至杭州的公路之上，在来不及对公路进行破坏的情况
下，日军可以把他们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果然，饶国华第145师一上阵就傻了眼。日军坦克战车大批涌来，官兵
们从来没见识过这么多刀枪不入的铁家伙，纷纷往两侧后退。
第145师既无大炮，也没有任何可以抵御坦克的武器，定下神后只能向
坦克投掷手榴弹，然而坦克战车岂是川造手榴弹就能伤得了的，照旧前
行不误。
看到田里有不少稻草，官兵们又抱来稻草，堆在路上进行阻挡。坦克的
回应很简单：绕道或直接辗过。
还是不行，众人便选择了一段夹道，铺满稻草，并从位于泗安的广德飞
机场运来汽油，泼在上面，以火引燃，这才算暂时拖了一下。
泗安是座镇，分为上泗安、中泗安、下泗安，饶国华左遮右挡，仅能勉
强守住上泗安，中、下泗安都丢掉了。
见战事危急，潘文华的头脑更显迟钝乏力，他既没有在第一时间主动调
整布局，增强兵力，也未到前方督阵，而是打长途电话向刘湘报
告：“第145师怕支持不住了。”
刘湘远在武汉，身体还不好，又如何能代替潘文华切实调度，于是指挥
责任又交到了唐式遵手里。
1937年11月28日，在唐式遵的指挥下，刘兆藜第146师向泗安日军发起
反攻，先用手榴弹炸，继而用马刀肉搏，将中下泗安予以全部收复。在
反攻过程中，该师还首开纪录，用将集束手榴弹塞入坦克瞭望孔的办
法，炸毁了两辆敌军坦克。
饶国华刚到泗安布阵时，他的第145师只有先头部队上阵，到刘兆藜协
助其收复中、下泗安时，师主力已全部集结于泗安，因此当天战斗结束
后，刘兆藜便撤回了原防地。
1937年11月29日，日军再度猛攻泗安，第145师抵敌不住，把整个泗安
都丢掉了，只得退至广德前方五里的界牌。
与潘文华相比，饶国华的问题既有将的关系，也有军的关系。
出川之前，刘湘为了控制住军队，真可谓是绞尽脑汁。除编制上不肯让
人拆开分割，以及让唐式遵、潘文华互为牵制外，还实行师、旅、团长
混调，以防止基层军官们拉走自己的部队。
因个性有所差异，每个人治军带兵的方法都会不一样，有人凶神恶煞，
几天之内就能镇得住手下的兵，有人则需要时间慢慢打磨，方能得心应
手。
饶国华毫无疑问属于后者，他待属下宽厚，人称“饶菩萨”，带部队靠的
是以情动人。第145师并非他的老部队，官兵与师长之间还缺乏了解，
双方感情也不深，以致多次出现指挥不灵的情况。
饶国华自感力不从心，当晚便坐车前去誓节渡总部，面见唐式遵，请其
派兵增援。
听到泗安又丢了，唐式遵气不打一处来。
按照出川时划定的建制，归唐式遵直辖的是饶国华第145师、刘兆藜第
146师，归潘文华直辖的是郭勋祺第144师、杨国桢第147师。
长兴之战后，潘文华令第144师后撤，却又保存实力，不让这个“长胜
师”参与广德战役，而是绕城而过，去了郎溪。第147师更好笑，在南京
城里玩得连部队什么时候出发，到了哪里都不知道的，便是该师师长杨
国桢和他的参谋长。两个活宝找不到部队，在六神无主的情况下，竟然
又跑回了汉口，试想，指挥官都缺了席，第147师的作战状态又会好到
哪儿去呢。
刘湘曾将田冠五独立旅临时配属给唐式遵指挥。田冠五与唐式遵不和，
就像饶国华一样，不肯听从唐式遵指挥，执意让刘湘改变其配属。刘湘
听后不怒反喜，说：“不用顾虑，必要时我亲自在电话上指挥你好了。”
事实上，唐式遵虽移前指挥，但他真正能调动且管用的主力部队，不过
一个刘兆藜师。
唐式遵自然有理由感到气愤：哦，平时你心比天高，连我都瞧不上，也
不服从指挥，到打仗了，却命比纸薄，哭着喊着叫别人替你担责任，怎
么想的啊你？
饶国华分辩说是部属不听约束，唐式遵的回复是：人不行，不要怪路不
打仗不是念佛，你心不狠，怎能站得稳？你是上级，谁不听话，难道不
会杀他的头？
唐式遵最后声色俱厉地给饶国华撂下狠话：“广德作战关系重大，你应
决心与城共存亡，否则提头来见。”
饶国华碰了一鼻子灰，只得返回前线督师再战，并下令刘汝斋团投入反
攻。他以为刘汝斋团尚未投入战斗，但其实这个团早就打过仗了，只是
打得七零八落、无法收拾而已。
听饶国华说还要让自己反攻，刘汝斋扭头就跑，当晚饶国华又丢了界
牌。
这个时候，刘湘对将领的评估，不是看他能不能打仗，而是看他究竟是
否“忠心”。乖不乖，各人猜，所有人滤下来，饶国华无疑是最乖的之
一，因此他在听到汇报后，不仅未责怪饶国华，同时还下达严令，让田
冠五与刘兆藜包围泗安，以解饶国华之困。
刘兆藜接到命令后，一时还弄不清楚广德是否沦陷，他决定先增援广
德，并且采取了比较保险也甚为聪明的做法，即将第146师的两个旅分
开来，从两个方向平行行军。
第438旅沿公路向广德前方穿插，在到达界牌时，忽然听到从广德方向
传来机车的声音，而且越来越近。
听声音以为是坦克战车，官兵们又惊又疑，因为这显然意味着广德已被
日军占领。这个旅的人都跟他们师长一样，打仗猴精猴精的，当下不管
三七二十一，先散向公路两旁隐蔽埋伏。
离得近了，才发现是一辆辆满载军用物资的大卡车，于是立即进行伏
击。这一仗意外地打掉了日军的一个辎重车队，缴获大批物资，仅黄呢
军大衣就有600余件，军毯800多条。
第437旅由刘兆藜亲自率领，沿山间小路直接开往广德。行至广德以南
的芦村，没想到竟然进入了日军后方。
双方都吓了一大跳，二话不说便开打起来。经过三小时激战，刘兆藜击
退日军，并夺得了两门野炮。
川军没有炮兵，当然也不会用炮，而且日军在退却时，已将这两门野炮
上的重要零件卸走，所以后来只好将野炮扔在原处。
除了野炮，还有其他军用品。先前川军一直搞不清对面日军的番号，通
过翻译缴获的文件，才知道是第18师团，师团长为牛岛贞雄中将。
这两战当时合称“广德大捷”，成为川军在江南战场上取得的重要战绩之
一。后来陈诚在给川军将领进行讲评时，认为刘兆藜在调动兵力和战术
运用上都极其灵活，是值得各部学习效仿的经典范例。
“大捷”背后，却是广德的全面失守，是在刘兆藜增援之前。要不然日军
怎么会把后方阵地设于广德以南呢。
1937年11月30日，自感回天无力的饶国华在广德城外的十字铺拔枪自
杀，他信奉佛教，自杀前还从容沐浴净身、焚香祷告。
饶国华给刘湘留下一封遗书。因不满刘湘将他调离老部队，以致兵败，
饶国华在信的末尾说：“甫公误我，我误国家！”
饶国华的遗书是在他死后好些天，才辗转送到刘湘手里的，当刘湘在汉
口病榻读到时，一度伤心不已。
饶国华溃败以及广德的失守，顿时让川军陷入了极度的被动。刘兆藜虽
勇不可当，但孤掌难鸣，唐式遵急得直跳脚，说：“如果第144师能从郎
溪开来十字铺，那我想还能与日寇再打一仗，可我手里已无部队
了……”
到了这步境地，潘文华就算是肯把第144师再拉回来，也来不及了。一
时之间，全军上下均惶惶不安、不知所从。
出师未捷身先死
张斯可：原名张再，斯可是字，生于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刘湘的重要
幕僚和驻外代表。
钟体乾：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刘湘的重要幕僚，刘湘出川后，由他代行
川康绥靖主任一职。
邓汉祥：字鸣阶，生于贵州盘县。曾是刘湘帐下必不可少的重要谋士，
刘湘出川后，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由他代行。不过刘湘对他采用了“疑
而重用”的态度，是五个核心谋臣中唯一受到监视的人。
宋哲元：字明轩，生于山东乐陵市。原西北军宿将，第二十九军的领导
者，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张群：生于四川省华阳县。新政学系中仅次于杨永泰的核心人物。入川
前，历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军委会秘书长，擅长外
交谈判和政治斡旋。
顾祝同：字墨三，生于江苏省涟水县。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步科，为
人通达，关心士卒，有军中圣人之誉。
王缵绪：字治易，生于四川省西充县。刘湘的部将，曾受到刘湘的怀疑
和监视。刘湘死后，他积极进行活动，一心想继承刘湘的军政职务。
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给刘湘推荐了一位救火队长。
不是别人，正是陈诚。
刘湘对陈诚不仅久有戒心，还向无好感。但这个时候前线新败，一片纷
乱，自己又鞭长莫及，确实希望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帮他收拾整理。
在赴武汉治病之前，刘湘曾寄望于设在芜湖的第七战区长官部代劳。可
惜被他派去组织长官部的人实在太过窝囊，见广德丢失，日军又在继续
推进，一时丧魂落魄，连芜湖也不敢待，就坐船跑去了武汉，被外界笑
话成“刘长官病了，长官部也病了”。
刘湘的手下逃到武汉，陈诚却始终坐镇芜湖，为将胆略一看便知。在这
种情况下，刘湘只得同意陈诚出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以便先将川军
从险境中捞出来要紧。
陈诚做事雷厉风行，上任后即审时度势，撤销了合围泗安的命令，并以
刘兆藜第146师为后卫掩护，将川军全部撤往淮南。
脱离危险之后，他亲自主持会议，对参战将领逐个进行奖惩。
郭勋祺、刘兆藜自然是记功升职，就连田冠五，因在奉刘湘之命合围泗
安时作战勇猛，也得到了“记名师长，遇缺先升”的嘉奖。
有奖必有罚。潘文华首当其冲，以“作战不力”被停职，第147师师长杨
国桢、在广德失守上负有责任的刘汝斋等人都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
陈诚赏罚令一出，在川军中大得人心。
大部分川军军官跟着刘湘排斥“外来势力”，说一千道一万，不过是攀龙
附凤，借以求个好前程罢了。现在好了，只要你肯在战场上出力流血，
就能往上升，反之则降，对于职业军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受欢迎的了。
对此最感不安的自然非刘湘莫属了，因为这意味着他对川军的掌握和维
系将越来越弱。
事实也是如此，在撤到淮南后，第二十三集团军就接受了江防和阻击芜
湖之敌的任务，而这些任务的授予人并非他刘湘。
与刘湘一样沮丧的尚大有人在，比如北方的邓锡侯、孙震、李家钰。
邓锡侯和孙震的军队长期驻扎于曾经“三不管”的成都，军纪原本就不
好，出川抗战后，因一边想着“打日本，要纪律好”，一边以为可得到充
裕补给，所以沿途行军时比较自觉，也很注意维护川军的形象。
川军在北方没有配属兵站，第二战区便给邓锡侯发放了一笔兵站费，另
外还有一批胶轮车和大车，成为他在粮草不继时的心理依赖。
可是后来川军奉命从晋南山地撤往晋西，途中行军匆忙，兵荒马乱，军
需“怀款潜逃”，溜掉了，而用于运送粮草的车辆也难免损失不少，问题
就开始慢慢暴露出来了。
从晋南到晋西，中间长途跋涉，需徒步行军达一周有余，对官兵们的体
力提出了极大考验。别的东西尚能姑且忍受，比如没有棉衣穿，咬咬
牙、挺一挺也就过去了，唯独奔波一天，无粮入口很要命。有一个团级
军官事后追忆说：“我在转移途中硬是饿得住，曾经抢购了三块冷豆腐
吃，后来却连冷豆腐都没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日不餐饿得慌。在连餐不得食，口袋里又没钱的情
况下，官兵们看到有吃的眼睛就发绿，军纪已经完全谈不上了。
直到抵达洪洞县，得以收容整理，秩序才算初步稳定下来，邓锡侯也想
要振奋一下士气。
按川军规矩，打仗都要发“作战费”，实际上相当于给各部队发奖金。邓
锡侯向来信奉财散人聚，兵站费报了“阵亡”，他便又设法把军部的一点
费用挤出来，当成“作战费”发给师长，再由师长逐级分予下面的团营连
长。
不发还好，一发就打起架来。因为“作战费”系按编制人数发放，作战后
编制不满，就会产生所谓的“吃空缺”现象，师长拿了足额的钱，给旅长
的却大打折扣，旅长当然不满，于是有脾气火爆一些的就会当面去向师
长讨要。
师部与军部同在一个大院，这些师旅长吵架时连邓锡侯、孙震也不避，
且全是大嗓门，搞得声震屋瓦、鸡犬不宁。
养儿不要金银，只要触景生情。邓锡侯想不到自己如此够意思，下级们
竟然用这种方式来回报他，气得待在屋子里不愿出来，只让参谋长出去
劝解拦架。
让邓锡侯最为郁闷的，倒还不是这个，而是一直不受顶头上司阎锡山的
待见。
“阎老西”好像出了娘胎就没受过苦一样，在先后丢失晋北、晋东、太原
后，他不怪自己嫡系的“老晋军”不管用，却恨蒋介石给他派来的非晋军
不给力。
在这些增援山西的非晋军里面，川军最弱，阎锡山便一股脑地把所有责
任，包括晋北之失、晋东之败，乃至于太原的不守而溃，都给扣到了川
军头上。三天两头拿川军开涮，猛刮邓锡侯和孙震的鼻子，今天一个电
责川军“作战不力”，明天一个电骂川军“军纪太坏”，整个把川军当成了
二战区的坏典型。
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啊，想当初川军刚到西安时，是谁催着求着让尽速
增援山西的？一眨眼的工夫，救星就沦落成了灾星，听阎老西那口气，
好像山西抗战，还是因为有了川军才崩溃下来的。
邓、孙咽不下这口气，看来不打个胜仗什么的，在山西是难以立足了。
要打胜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当时太原已被日军占据，川军本身又是这
种状况，双方强弱分明，哪有多少便宜可占。
其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正驻节临汾，邓锡侯决定去谒见卫立
煌，以便不测时还可得其相助。
主意已定，邓、孙带上几个高级幕僚，坐压道车到达临汾车站。临汾车
站离卫立煌总部尚有几里路程，邓锡侯在南盘遇险时又摔伤了大腿，至
今尚未痊愈，无法行走。最后还是央请一位赶着牛车入城的老农，将邓
锡侯扶上牛车，其他人则随侍车后，亦步亦趋，其凄惶可怜之状，犹如
是戏剧“重耳逃国”的现实版本
在与卫立煌接洽，得到保证后，邓锡侯才派王铭章率一个师四处搜索侦
察，结果发现平遥虽被日军占据，但敌人数量很少，于是乘势杀入，之
后给阎锡山发去电报：“经过激战，收复平遥。”
本以为不说提高地位，多少也会夸上两句，孰料阎锡山对他们的态度仍
是老样子，丝毫未变。
费了半天劲，敢情马屁拍到马腿上了。
邓锡侯想不通阎锡山有什么理由这样对待自己：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
睛，难道你只会用它来翻白眼？
再检点军队，自参加娘子关战役以来，川军伤亡及失踪人员已达三千余
人，大部分师旅损失都在三分之一以上。
邓锡侯越点越伤心，越点越生气。后来他在召集连以上军官训话时
说：“阎锡山说我们武器不好，作战不力。武器不好，我承认，是事
实，可那是你不肯给我们配备新武器啊！作战不力，就不是事实，我集
团军官兵伤亡了三千多人，连我本人在南盘村都几乎送命，还能说作战
不力吗？请问，究竟要怎么个出力才算有力？他这是对川军的污蔑！”
万箭穿心，习惯就好，邓锡侯常常觉得万箭穿心，可他总是难以习惯。
人在不同的处境下都会有不同的想法。过去在四川，邓锡侯老觉得刘湘
不是东西，就知道变着法“压迫”他，现在回过头来看，一切都有了新的
诠释和感受。
因心中闷闷不乐，邓锡侯请假到陕西临潼华清池休息了两天，离开前专
门致电刘湘驻西安军事联络组的两位负责人，邀请对方前去恳谈。
在华清池，大家边吃边聊，邓锡侯对他们说：“川军出川以后好像没有
娘的娃儿，被人东支西使，弄得东一块西一块，实在不是个办法。”
邓锡侯言语恳切沉痛，一扫水晶猴的滑头形象，他请两位负责人辛苦一
趟，去武汉把情报汇报给刘湘，“请他向蒋委员长力争，无论如何要把
川军集中起来使用。”
说到此处，邓锡侯几乎声泪俱下：“川军出了川才感到格外亲热，死，
我们都愿死在一起……”
邓、孙在山西难以自处，困窘万分，适值日军从津浦铁路南北两面向徐
州推进，战局紧张，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需人手，所以肯接纳川
军，“阎锡山不要，我们要！”
邓、孙求之不得，便自愿调离山西，前往山东。
与邓锡侯在华清池谈话的那个军事联络组，其主要任务就是联系第二十
二集团军，也包括延安和八路军。这次会面结束，联络组移驻郑州，李
家钰及其参谋长、邓锡侯的参谋长都来到郑州，再次催促联络组致意刘
湘：“愿归还第七战区建制，由甫公统一指挥。”
1937年12月25日，联络组负责人一行乘火车到达汉口，在万国医院病房
内向刘湘进行了报告。
刘湘听后低下了头，眼睛看着地板，沉思半晌才说：“你们代我向他们
问候，就说他们的情况和苦衷我都清楚，希望他们各自保重，掌控好自
己的部队。集中使用问题是大家的心愿，我已经请求过了，还要继续请
求……”
对于刘湘来说，把北方川军收回第七战区只能是第二步，第一步还是如
何确保自己的老巢不被攻破。
早在南京沦陷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就已迁至重庆，蒋介石及其军委会虽
尚在武汉，但入川也是迟早的事，从刘湘到他的幕僚都有了一种“鸠占
鹊巢”的危机感。
在德国医生的诊治下，刘湘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回川的心情也变得急
切起来，他电告成都，让派飞机来接他回去。
这可不是“烂飞机”，是让李宗仁、白崇禧代购的一架新式飞机，名
叫“飞速号”，机如其名，在川军所拥有的飞机中速度最快。
可惜的是，“飞速号”从重庆起飞后，突然爆炸坠毁了。
不能坐飞机，只好坐轮船，可这样时间就延长了，还没走到四川，就免
不了引起舆论的关注。
刘湘就怕舆论的关注。
想当初川军出川时，何等的雄赳赳气昂昂，那是非得在国人面前打上一
场大胜仗不可的。但结果是先在南京保卫战中退却，再失利于广德泗
安，直至退缩淮南，这个样子回去，若让媒体盯住，实在是很没面子。
当然还有前线川军，刘湘也始终放心不下，他都恨不得亲自跑去淮南进
行掌控呢。基于这些顾虑，此后探病时，只要有人劝他回川养病，刘湘
便立刻截住不让说下去。
钟体乾等人追随刘湘多年，哪能猜不透其中缘故。经过商议，他们在成
都定下一计，并派乔毅夫飞至汉口与刘湘具体协商。
乔毅夫刚到汉口不久，就传来了一个令刘湘君臣大吃一惊的消息。
1938年元旦，军委会武昌行营发出命令，将原由刘湘兼的“第二十三集
团军总司令”一职正式授予唐式遵。
刘湘阵营事前对此一无所知。刘湘的一位幕僚闻讯当场暴跳如雷：“咋
咯，蒋介石要动手啦，唐二瘟这个家伙想做啥？”
刘湘自己也惊骇不已。握枪杆子的人，最怕别人在军队里挖他的墙脚，
何况是唐式遵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想不到“二瘟”还真的经不住“诱
惑”，做出了“卖主求荣”的事，顿时刘湘的玻璃心碎了一地。
他很难过地说：“子晋（唐式遵的字）要干，说一声嘛，由我们报上去
多好。”
傅常还有些不相信：“恐怕这未必出于子晋的本意吧。”
乔毅夫则在一旁嘿嘿冷笑：“其实甫公兼不兼总司令都是那么回事，没
什么了不得。我们一个命令过去，他唐式遵不动下面照样动，有啥关
系。”
乔毅夫所说的，正是钟体乾所定之计，或可名之为“釜底抽薪”。
在乔毅夫向刘湘备述“釜底抽薪”的各个步骤后，刘湘点点头：“哦，总
要有个办法”。
釜底抽薪，是要抽锅底下的柴火，但如果能直接把柴火上面的那口锅给
端掉，岂不是更省事？
傅常是主张直接端锅的，刘湘便写了一封密令交给他，让他以慰劳唐部
为名前去淮南，见机行事，将唐式遵予以撤换。
傅常素来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喜欢放大炮的是他，胆小
畏难的也是他。到前线后，一看唐式遵那气势，早非昔日“二瘟”可比，
他便害怕起来：一旦我宣布密令，唐式遵不接受事小，会不会大发雷
霆，要了我的脑袋啊？
越想越怕，傅常当下连密令都不敢留在身边，深夜拿出来焚毁了事，然
后一溜烟跑回了汉口。
傅常碰了壁，刘湘才决定采用“釜底抽薪”。
他任命战区参谋处长周从化为集团军代理参谋长，表面上是说怕唐式遵
指挥能力薄弱，让周从化予以协助，其实是一面监视唐式遵，一面暗中
执行“釜底抽薪”计划。
周从化负责在前线穿针引线，他联系了被认为最可靠的几个师旅长，见
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愿不愿意甫公回川养病？”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周从化就要求对方像加入武德励进会那样，赌咒发
誓，写下誓约交给刘湘。
这实际上是在撤换唐式遵不得的前提下，利用部属架空唐式遵，以便逼
他执行刘湘的命令和指示。
一旦这个步骤能得以顺利实施，他们便要在汉口选择一个能在部队中代
表刘湘的人，也在刘湘面前盟誓，由他充任“钦差大臣”，监督唐式遵下
令，并到前线具体指挥军事。
饶国华自杀后师长尚有遗缺，所以刘湘曾打算派副参谋长余中英去接
替，顺便担任“钦差”这个角色。但余中英过去效命于刘文辉，在刘湘部
队中资历较浅，他担心官兵不听调遣，以致重蹈饶国华之覆辙，因此余
中英坚辞不就。
幕僚怯阵，刘湘就找部队里下来的。潘文华、杨国桢、郭勋祺当时都在
汉口医院养伤，也全是刘湘的亲信心腹。其中，潘文华、杨国桢并没有
受伤，他们窝在医院是被削了职后无处可去，先找个地方遮遮脸，自然
暂时难以派上用场。
郭勋祺是真受伤，而且仍担任着主力师第144师的师长。在刘湘的“自己
人”网络中，潘文华属于刘湘的绝对亲信，郭勋祺又是潘文华的绝对亲
信，虽然一时还不能出院去当“钦差大臣”，但可遥控指挥前线部队。
假如前两个步骤实施顺利，便可转入第三个步骤：反攻芜湖。
按照计划的要求，这次反攻行动务必倾注前方部队的全力，在短期内拼
死夺回芜湖，为此哪怕牺牲惨重，也在所不惜——打完了还可以回川再
重组部队嘛。
说白了，反攻芜湖不仅是军事仗，更是政治仗，为的是呼应四川。
四川方面由钟体乾等人张罗，准备一接到攻克芜湖的报捷电，便在成渝
两地举行盛大的军民祝捷大会，在会上高呼口号：“请刘司令回川养
病！”
与此同时，刘湘的那两艘水军炮舰“巴渝”、“长江”将载军民代表至汉口
迎接刘湘，并派留川部队在宜昌以下沿岸警戒，如果蒋介石出手阻拦，
不让刘湘回川，便不惜一拼。
因此发生事端，责任问题可以请全国公论：有攻克芜湖之功在前，何惧
舆论不偏向四川。
整个计划看上去缜密有序，可谓环环相扣，而且前期推进也相当顺利。
1938年1月上旬，唐式遵果然给尚在医院的郭勋祺下达了进攻芜湖的命
令，理由是要牵制津浦线日军。
郭勋祺当即给副师长下令，要求代他指挥，必须打下芜湖。其间又一而
再，再而三地给前线发去电报督促。
其时包括川军在内，中国军队并无足够的反攻能力，日军在芜湖又建立
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激战一周之后，川军不仅未能攻下芜湖，还伤亡了
五百多生力军。
自始至终，郭勋祺的参谋长都非常不解。原因是芜湖这里打得如火如
荼，津浦线上的其他友军却动都没有动过，这样牵制，究竟有何意义？
很多人都被蒙在鼓里，只有刘湘和一部分亲信知道内幕。
除带来“釜底抽薪”的舞台脚本外，乔毅夫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即商
讨在刘湘入川之后，如何对付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刘湘倒也干脆，蒋介石要挤他，他就反过来挤刘文辉。
在刘湘看来，刘文辉据有的西康，迟早要统一过来，才能运用自如。而
且刘文辉部队不多，缺乏战斗力，跟过去的刘存厚一样，已呈老朽之
状，完全有把握迅速解决。
至于亲情，在刘湘自身都难保的情况下，也就顾不上了。怪只能怪刘文
辉自己不行，谁让你“老”了呢，老了就有疲态，疲态了就要被淘汰，这
是自然规律。
解决刘文辉之后，刘湘便准备将四川省政府和川康绥靖总署全都迁到西
康，以免被蒋介石“吞并”成为真正的地方机关。
实力才是争霸的最终决定因素，有二十多年川战经验的刘湘对此再清楚
不过了。
前线部队抽不回来，还有留守部队和保安团、保安队，可以用库存和从
外国买来的武器弹药进行再装备，立刻就能编成几个健全师，然后用他
们来控制全川。
蒋介石要刘湘交出成渝两地的兵工厂以及钢铁厂，没问题，交就是了，
但是在此之前，可以把原有设备全部分散到各个修械所，军火还是照造
不误。加上外购武器，刘湘的计划是每年都能装备出一个健全师。
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在政治上与国民政府抗衡，例如要求在国防
部长和参谋总长中占上一席，还可以推荐一人任内政部长。
见万事俱备，刘湘也病体渐愈，乔毅夫着急回去与钟体乾一道筹备，便
向刘湘辞行，临走时他高兴地对刘湘说：“我要回去了，你就放心好好
养病吧，希望你早点回来。”
刘湘两眼盯着乔毅夫：“唔，事情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要多辛苦一点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你们”并不包括“留守宰相”邓汉祥。从“釜底抽
薪”到回川安排，刘湘都不让邓汉祥知晓或参与，他把前方交给傅常，
后方则托于钟体乾、张斯可、乔毅夫。
过去让邓汉祥回避，是担心影响他取信于蒋系阵营，现在却不是这个概
念了，因为在刘湘心目中，邓汉祥很可能就是后方的唐式遵！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刘湘的监控名单上，就有了邓汉祥的名字，只不过
级别比王缵绪略低一些：刘湘派二十人监视王缵绪，派十人监视邓汉
祥。
有人对此非常不解，说你疑心王缵绪已经加入复兴社，随时可能投入蒋
介石的怀抱，所以才对他监视侦察，这完全可以理解。邓鸣阶（邓汉祥
的字）与之不同，而且你还在重用他，古人云用人不疑，你为什么要这
么做呢？
刘湘的回答是：“我不是用人而疑，而是疑而重用。”
依刘湘看来，邓汉祥长袖善舞，能跟蒋系阵营打交道，搞好关系，这是
其他所有谋臣都不具备的，必须重用，但与此同时，也正因为邓汉祥长
期跟蒋系阵营接触，就难保不“染上毒”了。
刘湘还打了个比方，称邓汉祥就像章鱼一样，会伸出多少触角，与方方
面面交接。万一哪一天这条“章鱼”突然心怀不轨，将自己暗中反蒋，甚
至是“同共产党交朋友”这些事报告给蒋介石，那可怎么办？此人不侦察
不监视行吗？
这只是刘湘对外所作的一个解释，当然不代表真相的全部。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从隆中请出诸葛亮，直至赤壁之战，刘备对诸葛亮
的信任应该是百分百，那称得上是他们的蜜月期。可是用心的读者也许
会发现，后期这对君臣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微妙起来。
刘备分配给诸葛亮的角色，不再是运筹帷幄的帐前军师，而一度成了征
调钱粮的后勤部长，其地位明显被法正等人所超越。
诸葛亮自己也深有感触。刘备兵败夷陵后，他说：“法孝直（法正的
字）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在出兵与否这些大事上，刘备会听从法正，却不
会听从他诸葛亮。
说白了，其实就是已经不信任，或至少是不完全信任了。
进入蜀中后，诸葛亮也没有四处串门子，更没有中魏吴两国之“毒”的可
能，怎么刘备就会不信任他了呢？
不得不说，是诸葛亮自己太聪明，太有思想了。刘备临终时对诸葛亮说
了一大通话，真心的不过就一句：“君才十倍曹丕……”
试问，才能高过魏主曹丕十倍的，那还是谋臣吗？他还甘于只做一个谋
臣吗？
“隆中对”确实深谋远虑、高屋建瓴，不过这样伟大的战略构想，最好还
是由刘备、曹操、孙权级别的霸主本人提出为好。
到入主巴蜀，逐渐坐稳江山，刘备尝到了“隆中对”的甜头，见证了它的
实现，但也注定会越想越不是滋味，加之诸葛亮的风头也越来越劲，有
意识地予以监控和压低，就成了所有“主公”的必然之选。
邓汉祥吃的差不多是同一个苦头。
按照刘湘的说法，邓汉祥这个人“思想很顽固”，他连孙中山的“起而革
命”都反对，更别提南北诸侯那一套“造反”理论了。尽管他站在刘湘和
四川政坛的立场，也从政治策略上对蒋介石的过分举动予以积极抵制，
但对刘湘的酝酿“造反”或联合“造反”却始终抱有微词。
这是政治方略的区别，也表明你对“主公”不是“一贯紧跟”。所以刘湘经
常说，敷衍蒋介石的使命可以全部交给邓汉祥，至于如何在外面给蒋介
石设绊子那些事，则万万不能让邓汉祥知道。
此前假如不是惹祸，需要邓汉祥出来擦屁股，邓汉祥对这些事确实只会
被蒙在鼓里，一丝风声也听不到。
隔着千百年时空的两个“川中宰相”，处境与命运又何其相似。要说邓汉
祥比彼时的诸葛亮强，也许只强在一点：在与蒋系阵营交往方面，他无
人可以替代。
刘湘“疑而重用”，不过是无奈之举。
刘湘真正信任的，是傅常、乔毅夫、张斯可这些谋臣，他们也许眼光会
短浅一些，也许会给你捅出各种各样的篓子，可他们会以你为中心，会
根据你的喜好来献计献策，用起来既舒服又放心。
直至刘湘出川抗战，在留守人事安排上，虽然已决定让邓汉祥代行省政
府主席，却仍留下了一个包袱，即保持内部联合办公制度。
所谓联合办公，是由傅常、乔毅夫、张斯可、钟体乾、邓汉祥等人共同
议事，讨论大计。傅常要随刘湘出川，他另外找了一个代表代其出席。
临走时，傅常特意交代这位代表，告之：“你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邓汉
祥。”
协助二字，是要打引号的，其实就是监视和牵制邓汉祥。因为最终决定
川政方针的，不是邓汉祥，而是这个圆桌会议式的联合办公，也就是所
谓的集体领导。为此，邓汉祥在联合办公时，曾多次与傅常的这位代表
争吵，双方相处得很不融洽。
幕后布置这一切的，正是刘湘自己。
自从发现唐式遵“叛离”后，刘湘愈加疑神疑鬼，整天防前防后，防你防
他。
邓汉祥既代省主席，自然要跟已迁至重庆的“中央”官员们人情往来，相
与周旋。被那些犯红眼病的同僚们一渲染，再汇报到刘湘这里，就变成
了邓汉祥在吃“两头望”。
两头望是成都街上的一种小吃，特别便宜，主要都是穷人们赏光。那些
有文化的“长衫客”有时经过，鼻子一嗅，也会被香味儿掐拧得没了魂，
可又怕被熟人撞见，失了身份，于是吃的时候就要左瞧一眼，右看一
下，确定没人认识，才会迅速把食物放进口中，因此有人就把这种小吃
取名为“两头望”。
说邓汉祥在吃“两头望”，其实就是说他在耍两面派，一面做着刘湘的
官，一面又跟“中央”勾肩搭背，互抹口红，随时都准备脚踏两只船。
这不就是政坛的唐式遵吗？
唐式遵有兵权，邓汉祥有政权，让刘湘特别忌讳的，是邓汉祥的县训学
生遍布全川，这些县训学生不是县长便是区长，都是邓汉祥所树党羽
在汉口住院期间，刘湘与傅常计议，想套用更换唐式遵之法撤换邓汉
祥，以傅常继之。
傅常嘴上勇气百倍，却迟迟不动身。原因是那次换唐式遵不成，给他留
下了心理阴影——虽然邓汉祥不可能像唐式遵那样取他项上人头，但一
想到此人政坛经验的老练，以及“党羽”的众多，又让傅常不由自主地退
缩起来。
说到底，他这种类型的幕僚，也就是躲在“主公”身后煽煽风、点点火而
已，真要干大事，是派不上多少用处的。
刘湘放心不下，他曾问乔毅夫：“邓汉祥造得起反吗？”
乔毅夫轻蔑一笑：“我们在后方尚有军队十余万，邓那几个学生敢造反
吗？如发现他真有异图，我们就把他请到绥靖总署，予以优待（即软
禁），不就完事了吗！”
说到底，政客毕竟没有枪杆子，比军人要好对付多了。
听到这句话，刘湘方才默然不语。
乔毅夫的到来，给刘湘带来了新的希望，那颗勃勃的雄心又欢腾起来，
精神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每天或在病房外间唱唱很多年前的老军歌，这
是他上军校时的最大爱好；或到病房外面的小花园里散散步，人不知不
觉胖了起来，引得随侍幕僚跟他开玩笑：“甫公，你这个病害不得啊，
再害就要害成胖子了。”
刘湘有时也写写字、练练书法，某天在桌上兴笔写了两句诗：“思亲泪
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
幕僚一边拿去裱册页，一边恭维他说：“甫公，你快成书法家了。”近身
超能
刘湘思乡心切，他也许没有想到，无意中写下的那两句古诗有多么不吉
利。
望帝者，蜀之古君也，死后思念故国，遂化为杜鹃，一迭声地呼唤：不
如归去，不如归去。
它在预示着什么？
自从住进万国医院后，刘湘就拥有了一个不可为外人道的秘密。与“釜
底抽薪”相比，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更少，但是一说出来却绝对要惊煞他
七七事变前，通过冯玉祥的关系，刘湘得以结识了宋哲元和韩复榘，不
过只是初步接触，并未像与广西的李宗仁那样制定军事协定。即使要建
立联盟，其旗号也不出乎“抗日反蒋”。
到了抗战，刘湘、宋哲元、韩复榘的处境都一样狼狈。当然三人还有区
别，刘湘是生了病没法指挥部队，宋哲元是吃了败仗，不得不退，韩复
榘则是放弃山东，不战而退。
人在被逼急的时候，最容易误入歧途，刘湘便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获悉
蒋介石即将带兵入川，他又想到了联络宋、韩，以便建立起三角联盟。
只不过建立这个联盟的目的和出发点，不是联合抗战，竟然是反着来
的。整个方案为：刘湘命川军封闭入川之路，不让蒋介石及其部队进
川；韩复榘率鲁军占据南阳、襄樊、汉中；宋哲元负责据守潼关以西。
三角联盟其实与刘湘自定的回川规划并不矛盾。联盟是要阻止“中央
军”大批入川，规划是要在“中央军”不可能大批入川的前提下，与光杆
的国民政府斗，要不然川军再怎么武装，又岂是“中央军”的对手？
刘湘先派代表拿着方案和韩复榘联系，韩复榘早有此意，一拍即合，随
后韩复榘再派人去串通宋哲元。
宋哲元虽然过去也和蒋介石明争暗斗，甚至做过“以日制蒋”的事，但在
大是大非问题上，却明显要比这两人有见识得多。他当下便把参谋长叫
到自己房间，交代经过后问：“你看这事做得做不得？”
参谋长不知宋哲元内心态度究竟如何，遂反问了一句：“总司令（宋哲
元）以为如何？”
宋哲元斩钉截铁：“不能做，做了要遗臭万年的。”
参谋同意，说：“对。”
宋哲元特地关照：“要严守秘密。”随后他一面敷衍韩复榘的代表，一面
用特密电，也就是只有蒋介石和宋哲元能亲译的密电码，向蒋介石进行
了报告。
蒋介石接到密报，在深感震惊的同时，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在没有确
凿证据，或有了证据一时也不便下手的情况下，暂时不宜打草惊蛇。
蒋介石采取了一个相对审慎的态度和做法。宋哲元密报有功，自然要嘉
许，对韩复榘要严密防范，除布下“卧底”外，还在鲁军周围设置兵力，
随时防其异动。
对住院的刘湘，则是另外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蒋介石下令有特工王之
称的戴笠负责派人监视，同时作出三条规定：“有病养；死了葬；逃走
杀。”
“飞速号”爆炸不是设备原因，而是纯属人为：戴笠事前侦获情报后，派
特工在重庆对飞机进行了破坏。
戴笠截获了刘湘和韩复榘的来往电报，但破译不出，为此又亲邀范绍增
协助监视。
对范绍增而言，最后悔的一件事，便是在何应钦主持的重庆整军会议上
发了一次大傻，真成了如假包换的“范哈儿”，尤其那句“服从中央，裁
减我师”，令他成了刘湘的眼中钉、肉中刺。
整军会议半途夭折之后，刘湘仿佛是赴鸿门宴的汉高祖，一俟转危为
安，首先就是“立诛杀曹无伤”，下令免去了范绍增的师长职务——你不
是喜欢裁吗，我现在把你也一并裁掉。
要再找一个撤职的理由不容易，而且报到老蒋那里，可能又是一个“撤
职留任”，刘湘转换手法，明升暗降，将范绍增提升为副军长，但同时
又不让他实际到任，从而间接达到了撤职的目的。
范绍增因一时冲动而丢了部队，成为光杆，也知道待不下去了，便主动
向刘湘请求到上海休养。刘湘求之不得，当即设宴为范绍增饯行，将他
给打发走了。
范绍增恩怨分明，绝不会因为一顿饭就原谅刘湘，也不打算原谅，戴笠
之邀可谓正中下怀。
为了抓刘湘的“现行”，混社会的范哈儿三十六计齐上，无所不用其极，
然而始终未能掌握刘湘的核心密码。
一个偶然的机会，某团长从前线退到汉口，去医院看望旧交，后者担任
刘湘的军务处长，当时正在草拟一份电令，而这份电令又恰巧被该团长
偷看到了。
电令的内容是命令王缵绪率两个师的守川部队，驻扎宜昌、沙市，并与
韩复榘派去襄阳、樊城的部队取得联系，以便拒蒋入川。
某团长是原范绍增师的老团长，又与范绍增是同一个堂口的袍哥，他回
去便把电报内容告诉了范绍增。
范绍增听后眼睛一亮，若电文为真，这刘湘的骨头都不知要被拆到哪里
敲鼓去呢，还愁大仇不报吗？
戴笠闻报，在再三确认后，立即将截获的刘、韩往来电文送交军统局电
讯总台，参照范绍增所说的电报内容，终于顺藤摸瓜，破译出了相关的
所有电报。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集韩复榘、宋哲元与会，会后将韩复
榘予以扣押。宋哲元为其求情，蒋介石不予理会，当即将其押解汉口，
不久予以枪决。
事发时，刘湘尚不知情。他还对三角联盟有所期待，还以为不过是在重
复“那些年，我们玩过的把戏”，完全没想到时过境迁，这种自编自导的
演出将会给他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
1938年1月13日上午，冯玉祥来医院看望刘湘。自从两人建立联系后，
尽管表面上并无特殊关系，但实际上往来很是亲密，冯玉祥也一直视刘
湘为自己的支持者和未来的“知心部下”。
刘湘是病人，本不能谈话太久，可那天刘湘精神极佳，心致颇高，一下
子竟谈了两个多小时，谈的时候声音很大，连外面都听得见。
当然外面能听得见的就不会是什么秘密，无非是团结抗战、建设四川这
些，也足见二人对前景的共同憧憬。
下午一点以后，一位不速之客飘然而至，他是何应钦。
这次又谈了一个多小时，内容不详。不过据说一贯温文尔雅的何应钦口
气很重，在质问刘湘时，还当场叭地一声，把刘湘给韩复榘的密电稿甩
在了桌上，说：“你看这是什么！”
何应钦走后不久，身体本已渐渐康复的刘湘突然病情逆转，吐了很多
血，并很快昏迷过去，醒来后也不会说话，只能以摇头或点头示意。
随侍和医院全都慌了手脚，拿不出任何有效的抢救办法。
1938年1月17日，院方准备给刘湘输血，才发现他的血管已经收缩，输
不进去了。
眼见无法挽救，幕僚就替刘湘起草了一份遗嘱，读给刘湘听，可惜他此
时连头都不能点了。
1938年1月20日下午8时，刘湘气绝于汉口万国医院，临死前没留下任何
只言片语，那份有“敌军一日不退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生还”的遗嘱，
实际为幕僚所代写。
众人只在整理遗物时，在抽柜中发现一张纸条，上有刘湘亲笔写的两行
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亦不知为何时所写，但陪侍刘湘的人都视其为刘湘的真正遗嘱，后将其
带回了四川。
刘湘一生行事，最值得称颂的共有两条：其一是统一四川，川中百废得
兴，使抗战得到了一个坚实而稳定的大后方；其二是力主抗战，誓师出
征的川军及其不断补充前线的壮丁，都成为抗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
如果……没有如果，所以这个世界每天都在诞生各种各样的遗憾和悲
剧。
刘湘的死讯传到四川，对当地官场而言，不啻一声晴天霹雳，文武官员
个个惊骇万状，邓汉祥更是痛不欲生。
他留守川中，本以为能从白帝城迎来凯旋而归的英雄，不料等到的却是
一具出师未捷，带着无限痛悔的冰冷躯体。
作为一个职业幕僚，在效力于刘湘之前，邓汉祥还曾先后在陈宦、段祺
瑞门下供职。陈宦太过腹黑，对他是“疑而不用”，段祺瑞倒是信任他，
只可惜那时老段已走下坡路，他始终得不到一个让自己才能充分施展的
机会。
刘湘是第一个“三顾茅庐”，并且曾对他付以足够信任和重用的人，尤其
是在统一四川后的这三年里，邓汉祥如鱼得水，几乎释放出了平生的所
有才华和智慧，也达到了一个幕僚所能达到的事业最高峰。
自古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纵使也有猜疑、有羁绊、有隔阂，但
他终究让你飞了起来。
现在伯乐永远地去了，在这沉沉黑夜，世界也瞬间变得如此寒冷寂寞。
当邓汉祥召集省府职员，当众宣布噩耗时，已是神色惨然、泣不成声。
他手书撰联寄托哀思，其中的下联是：“我具竭愚忠酬知己之志，业犹
未竟，上为苍生痛，下以哭其私。”
观者谓，邓汉祥之哀刘湘，实亦顾影自哀也。
刘湘如此结局，应了蒋介石所作规定的第二条“死了葬”。刘湘去世的当
天晚上，蒋介石就在武昌召集紧急会议，第二天一早明令撤销第七战
区，第二十三集团军划入第三战区。
第七战区从成立到撤销，前后不到五个月的时间，称得上是昙花一
现。“釜底抽薪”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川军自始至终也未能攻下芜湖，随
后便撤回了淮南。
1938年1月22日，蒋介石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同时撤销川康绥靖公
署，从军政两方面为“后刘湘时代”做好了准备。
张群本人籍贯成都，熊克武任四川督军时，曾受邀出任警察厅厅长，对
川情川事并不陌生。而且他与刘湘和邓汉祥的私人关系都不错，又是中
央大员空降地方，由他来接替刘湘，主持川政，在蒋介石看来，应该是
最理想的人选。
张群任职令传到四川时，身为代理省主席的邓汉祥对此积极促成，不仅
拟出欢迎电文，还找省府各厅长在电文上联名签字。
大多数省府厅长都签了名，只有一个人拒签，此君便是王陵基。
王陵基的公开身份是四川保安处长兼代理保安司令，但他的另一个身份
更为重要——励进会代理会长。
励进会会长原由刘湘自兼，刘湘一死，励进会失去核心，一些师旅级的
主要会员便开了个紧急会议，公推王陵基出来主持。
王陵基以代理会长的身份发号施令，其中有一条赫然是“没有武德励进
会的命令，所有部队不准调动”。号令发出，所有留川部队果然一动不
动，足见励进会的权威和影响力。
张群的任命一到成都，便遭到励进会的强烈抵制。认为刘湘新故，尸骨
未寒，这个时候蒋介石既不派人来成都慰唁，也不与四川商洽，就宣布
由张群主川，实属趁火打劫，意图宰割。
当然这只是冠冕堂皇的公开理由，更主要的原因是，第七战区和绥靖公
署的撤销，已经让相当一部分人面临丢饭碗的威胁。而张群一旦上任，
眼瞅着还要继续洗牌，四川军政人员自然是人人自危，其中尤以军人为
甚，哗然而起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听闻邓汉祥竟欢迎张群，励进会内部顿时群情激奋，连将邓汉祥予
以“搁平”（即打死）的提议都出来了，经有人及时劝解，方才罢休。
王陵基于是约请钟体乾、张斯可等人到文庙，大家一致决定要给蒋介石
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知道四川人可不是好惹的。
当天成都全城贴出标语，全是反对张群入川的内容，同时辅以全城游行
示威。在此基础上，由川军师长彭焕章领衔，留守四川的十七名旅长联
名致电蒋介石，以张群主川不洽舆情，请收回成命。
为增加胜算，经人提议，王陵基又把邓汉祥请来，让这位以善于筹谋著
称的人物给支支招。
邓汉祥并非励进会成员，原先也曾欢迎张群入川，但这时亦觉得“中
央”做事，确实太过薄情寡义：你们是不是以为，死个人就像开自来水
管一样简单？自然无痛，除了不能开开心心出去玩，其他都很舒服？
人一走，茶就凉，问题是现在人还没入土呢。都不知道是哪个货给老蒋
出了这么个馊主意，这该需要多大勇气来面对他那可怜的智慧？
邓汉祥不仅站到地方一边，而且提出，光是成都这里闹腾还不够，应该
联络邓锡侯、刘文辉一起行动，给蒋介石制造更大的压力，因为邓锡侯
亦有留川部队，刘文辉一兵未动，要是能与刘湘的留川部队联合起来，
团结一致，坚持到底，“中央”很难对付。
邓汉祥断言，在前方战事紧张的情况下，蒋介石绝对无法分兵来攻四
川，非收回成命不可。
会上众人都非常赞同，以为此计甚妙。
说干就干，在川军师长许绍宗的领衔下，留守四川的六个师长、五个独
立旅旅长，再次联名致蒋，请以贺国光、邓锡侯、刘文辉、王缵绪四人
分掌全川军民两政，看那样子，似乎压根没收到或不知道张群要主川的
事，实际上就是公开对张群表示不欢迎。
蒋介石和幕僚们措手不及，备感棘手。就在焦头烂额之际，又一个将令
他们头疼不已的姑奶奶驾到：刘湘的夫人周氏。
与一些喜欢找一大堆漂亮老婆、时髦姨太太的川军将领不同，刘湘志在
天下，真的跟后主一样，在个人生活上十分检点，可以说比普通人还普
通。
他的夫人周氏是个农村妇女，出生于打草鞋为生的贫苦农家，没有文化
知识，后来跟着刘湘才认了些字，刘湘也给他改了名，叫刘周书，补上
了一个“书”字。
在迎刘湘回川的问题上，钟体乾等人曾经有过一个方案，即由刘湘唯一
的女参议官秦德君陪同，以眷属要求的名义，让刘周书亲自到汉口把刘
湘给接回来。
已经打点好行程，可是刘周书却因为与小叔子，也就是刘湘的弟弟闹纠
纷而推迟了行期。
在别人看来，这纠纷实在不算纠纷，竟然是为了谷子、麦子，究竟你多
分一点还是我多分一点，争到了不可开交。
刘湘身为川中的第一把手，平时迎来送往，家用开支不小，他本人又很
自律，不肯从公家账上轻取一文，因此常常弄到入不敷出，刘湘不当家
不过问，女主人就为难了。
刘周书私下里曾去找邓汉祥，请他予以补助，邓汉祥回答一切费用都有
预算开支，实在无能为力，不过如确有急需，可由刘湘本人批示，他会
立即拨付。
知夫莫若妻，刘周书知道刘湘的脾气，只得作罢，日常生活中就只能不
停地抠，以致于跟小叔子也要斤斤计较。
现在刘湘死了，众人不敢再耽搁，急忙催促刘周书尽快去汉口。临行
前，没人敢告诉刘周书关于刘湘的噩耗。
飞机降临汉口，在机场上迎接刘周书的人，全都佩戴一朵小白花。刘周
书多在乡下务农，很少跟刘湘经历大场面，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戴白花是
什么意思，直到随接待者步入刘湘的治丧处，才渐渐发觉情形不妙。
从门口到礼堂，不是花圈就是挽联，还有棺材。小白花不懂，花圈挽联
棺材什么意思，还能不懂吗。再进屋内，只见床上的铺盖卷，不见丈
夫，刘周书的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连忙问旁人：“甫公呢？”
有人怯生生地指了指礼堂中央停放的棺材：“在那儿。”
不祥的预感终于得到证实，可怜的女人立即泪如泉涌。她哽咽着问陪同
前来的秦德君：“你知道么？是不是真的？”
秦德君点头：“知道，是死了。”
刘周书一边擦眼泪一边埋怨：“你为什么不先给我说呢？”
秦德君解释道：“我怎么说得出来呢，说出来我怕你跳飞机呀！”
刘周书流泪不止，沉默了好一阵，她对秦德君说：“甫公没有妹妹，你
就来做甫公的妹妹吧，从现在起，你要和我一起披麻戴孝！”
刘周书叫来刘湘的副官，让副官量尺寸，给她和秦德君做孝衣。
一切交代清楚，刘周书才向刘湘的棺材走去。相隔一丈远，她就猛扑过
去，然后号啕痛哭。这是刘湘家乡大邑的风俗，叫做“碰棺”，只有到这
时才允许遗孀大放悲声。
其时，武汉雨雪纷飞，室外茫茫一片，真是天愁地惨人哀。
“碰棺”之后，刘周书要求启棺告别。一打开棺材，就见刘湘遗体的鼻孔
和口角，都留有血痕。尽管医院医生及刘湘身边的医药顾问都解释说，
依照刘湘的病情和死亡症状，这是正常现象，但刘周书立刻起了疑心，
坚持认为丈夫死得蹊跷，定是被暗害致死，任何解释都听不进去，并开
始大闹灵堂。
灵堂里面的人，除了秦德君外，她扯住就打，扯不到人，便砸东西，桌
上的茶碗、笔筒、墨盒、烟缸，抓到什么砸什么。
众人哪里还敢再待下去，都跑开躲得远远的。
没人理会，刘周书转而又大哭起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甫公在
时，一呼百应，而今甫公不在了，就没有人理我了！”
秦德君劝刘周书：“不是他们不来看你，他们是怕挨你的打，只要你不
打他们，我就去喊他们来。”
刘周书也知道没人看更没劲，因此点头答应：“我不打就是了。”
说是不打，人才来了，而且是蒋介石亲自登临。
刘周书一见蒋介石，便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连叩几个响头，接着大哭
不止。老蒋让人搀扶，她也不肯起来，弄得蒋介石头上直冒汗珠，说话
也结结巴巴。
等到刘周书哭累了，蒋介石忙命侍从扶起，并再三保证：“嫂子，对于
甫澄兄的后事及子女问题，兄弟负全权责任，保证对得起嫂子全家。”
走出灵堂，还没把汗擦干，蒋介石就得知，王陵基、钟体乾、张斯可、
乔毅夫等数十人已经发出联名通电，严词拒绝张群入川。
紧张气氛再度升级，成都军校和留守川军各自都设置了警戒线，俨然又
回到了西安事变后的那种状况。
蒋介石这才发现他的确失于计算。
刘湘去世，在他看来，多少有点咎由自取的味道，何况又不是死于他
手，所以一系列决定，才会显得那么匆忙和草率，完全没料到四川地方
的反弹力会如此之大。至于周氏之悍，那更是原先想都没想到的。
他能动手吗？不能。正如邓汉祥所说，四川已成抗战的大后方，别说分
兵攻打，就算是动荡不安，都会让“中央”无立足之地。
如今之计，必须缓和再缓和，降温再降温，无论是对川军前方还是后
方，甚至包括刘湘的那个遗孀，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怠慢。
1938年1月25日，蒋介石下令撤销了对潘文华的撤职处分，改为“撤职留
任”，以示对川军将领的宽待。次日，又特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表他在
汉口为刘湘主持公祭。
何应钦一到，刘周书就哭哭啼啼地从灵堂后面冲了出来，并且破口大
骂：“何应钦你这个汉奸，把我的丈夫害死了，老娘今天要同你拼命！”
众人七手八脚拉住，但是好说歹说，刘周书始终不肯罢手，最后还是秦
德君的几句话起了作用。
秦德君和杨森的崇拜者胡兰畦一样，皆为不甘寂寞的所谓川中名媛。她
早年加入过共产党，因与明末四川女将秦良玉是同乡同族，时常以秦良
玉第二自许。
秦德君对刘周书说：“你快回四川挂帅，好率领甫公的军队打江山！”
刘周书不懂：“啥子叫挂帅？”
秦德君说：“挂帅就是带队伍，古代秦良玉以夫人的身份挂帅勤王，你
就学秦良玉吧。”
刘周书一听高兴了，这才答应不在汉口闹事，而是早日回川。
1938年1月26日，刘湘的灵柩从汉口运回四川。在启灵到江边的路上，
根据安排，由何应钦“执绋”，也就是拿着牵引灵柩的绳子前导，刘周书
和秦德君这对“姑嫂”则穿着孝服紧跟。
刘周书沿路哭号：“亲日派成功，逼死我的抗日英雄。”翻来覆去，都是
这两句话，让何应钦如芒刺在背，只得一再吩咐两边的人：“快劝！快
劝！”
刘周书不听任何人的劝，一直哭到上船为止。
能把“虎婆”哄上船，已是一个不小的胜利，那边蒋介石还得不断向四川
地方示好。
1938年1月28日，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赶到成都，向各路军政人员宣
布“中央”的善后措施，见众人都能接受，才赶回重庆，原先两方对垒的
紧张局势亦因此缓解。
紧接着，蒋介石又致电邓汉祥，提出在张群到任之前，由他负责省政，
钟体乾、王陵基也各守各的窝，暂时都不动。
1938年2月4日，刘湘灵柩运抵重庆，从第二天起，由何应钦主持公祭。
公祭期间，四川名流云集，刘湘生前的部下好友尽皆到场，刘从云也在
应邀之列。见到曾声名显赫的“刘神仙”，刘周书一迭声责问：“你给我
公婆选择墓地时，不是说甫澄有九五之尊吗？如今怎么又将他给犯死了
刘从云无言以对，只得胡乱作答：“可能是……地脉龙神召他去有别的
差遣了吧。”
刘周书哪里还肯信这一套，祭文还没念完，她就举起哭丧棒，劈头盖脸
地朝他们打去。
刘从云虽号神仙，却无地遁之术，躲闪之际，哗啦一声撞翻了供桌，祭
品撒得满地，连灵牌也差点倒掉。一旁的范绍增、王陵基等人还没回过
神来，身上已经挨了几棒，有人连军帽都丢掉了，范绍增的呢子也被扯
出了一条小口。
灵堂前多站一会没事，可不能把命搭进去啊。一干人等被吓得四散奔
逃，刘周书则披散着头发，边追边打，直把肃穆的会场变成了打闹场，
而一本正经、衣冠楚楚的达官贵人们全都现出原形，个个狼狈不堪。
刘周书嘴里还在骂：“挨炮火的，砍脑壳不死的，你们咋个搞的嘛，他
们把人给我活活整死了，你们咋个不管嘛，你们就光顾升官发财了！”
接着又哭：“我的天啦，丢下老娘一屋人，孤儿寡母的咋个办嘛……”
公祭难以进行，何应钦气得脸色铁青，赶紧上前制止。可他才冒出一
句，就被愤怒的遗孀给打断了。
“部长唉，你们还是要讲点天理良心的嘛，我的人好端端的，咋个一下
子就死了嘛？哼，天晓的，地晓的，你们晓得，我们晓得！”
何应钦涨红着脸，正要分辨，刘周书不由分说：“这些那些都不说了，
我现在提三件事，你一定要给出个名堂。”
听刘周书絮叨完她的三件事，部长着实给惊住了。
哪三件事？
除了要在成都给刘湘修一座“中山陵那么大的墓园”，以及办一所“甫澄
大学”外，还要让刘湘的儿子顶替刘湘做省主席。
前面两件再难也不难，后面一件不是难不难的问题，而是定然会贻笑大
方。
何应钦苦着脸对刘周书说：“唉，刘夫人，你的要求也太过分了，我们
是民国嘛，儿子咋能顶替老子呢？”
刘周书听了，一屁股躺倒地上，一边满地打滚一边哭闹：“我的哥（刘
湘）唉，你死得好惨呀。你一走了事，可让我们母子咋个办嘛。”
何应钦无法可想，唯有口头上先应承一下：“我向委员长报告就是了，
他一定会答应你的要求。”
其他官员为了平息事端，也乘势上前解劝，甚至拍胸口担保，说将联名
向蒋介石请愿，争取满足刘周书的全部愿望，公祭这才勉强搞完。
经过这么一闹，虽然蒋介石不可能真的让刘湘儿子“子承父业”，但还是
尽力提高了规格，刘湘的葬礼也由此升为了国葬。
四年之后，刘湘墓园在成都落成。该墓园与武侯祠相邻，占地一百多
亩，有皇陵规格。抗战期间，民力凋敝，能修成这样子已着实不易。
大学打了折扣，改成了中学。据说刘湘的小儿子也在这所学校就读，听
到一些学生在背后议论，说他老汉儿（刘湘）是军阀。
听得多了，刘湘的儿子就回家朝母亲告了一状。刘周书当即找来中学校
长，说她要给学生训话。
没有刘周书，就没有这所中学，校长不敢回绝，赶紧把学生全都召集到
操场。
当着全体学生的面，刘周书气呼呼地说：“我晓得你们有人说我娃儿他
爸是啥子‘军爬’、‘军爬’的。未必他爸爬了你的哪个幺妹儿？还是你家
的房子票子？记住，这个学校是我开的，再有哪个敢乱说话，就把这学
校关你妈的！散会！”
刘周书不愧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虎婆”，从大小官员到中学学生，全能通
杀了个遍，而且她也没忘记要做“现代秦良玉”。她的弟弟以及刘湘的侄
儿，当时都在川军中担任师长，刘周书带着他们以及一群荷枪实弹的卫
士，成天口口声声地要挂帅统率川军。
刘周书再泼再凶，不过是借着丈夫的名头，其实在四川军政内部并无根
基。随着公祭、国葬结束，其政治资本将会越来越弱，蒋介石对这一点
毫不怀疑，他真正在意的还是那些政客和军人。
尽管四川地方已没有那么大的敌意，但蒋介石仍不敢贸然让张群上任，
就怕这位仁兄给人毫不留情地轰出来。
必须要找人疏通。
人已经找好了，他们分别是傅常、刘航琛、卢作孚。
三人之中，卢作孚为四川船运大王，刘航琛是工商界“木匠”，两人从政
都是半路出家，且早已不受刘湘重用，现在既然人都死了，投入蒋系阵
营也没错。独有这个傅常，让人有吃了苍蝇的感觉，要知道，他过去可
是刘湘最可靠的心腹啊。刘湘出川，谁都不带，就带着一个傅常，那是
真把这位兄弟当法正、庞统看待了。
可惜看错了。
刘湘一死，傅常就变得举止反常起来。在刘湘去世的第二天一早，他把
刘湘的印章予以封存，对众人说：“我是甫澄的朋友。甫澄死了，我帮
助他的任务也就完了。”
傅常将所有善后工作扔给别人，独自住进了汉口的一家饭店，来个闭门
谢客。因为很多事只有他知道，同事免不了还要上门请示，傅常一概不
予作答，令大家十分不满。
都以为傅常要从此归隐，不料几天之后，此君就被蒋介石任命为重庆行
营参谋长，正式投靠了蒋系阵营，让外界大跌眼镜。
傅常一行来到成都，自然要先到灵堂祭奠刘湘。不料川中文武早把他和
唐式遵视为投靠蒋介石的“叛徒”，刘周书更是咬牙切齿、怒不可遏，立
即将傅常扣押起来，要枪毙于刘湘灵前。
钟体乾、乔毅夫正负责操办丧礼，见势不妙，急忙上前竭力劝阻，傅常
才得以逃出灵堂。
灵堂祭拜之类都是做做样子，政客自有政客的正事。傅常等三人先找王
陵基，见面直接报出了老蒋的新提议：川康绥靖公署可以保留，所有原
来的委员、厅处长一律不动，只派张群单独一人来川，条件便是同意张
群出任省主席。
这是给四川地方的，王陵基另有好处。傅常等人暗示，事成之后可升王
陵基为集团军总司令。
蒋介石已经认定，王陵基才是阻碍张群入川的最大阻碍，所以该花的血
本一点不带含糊的。
王陵基有些动心了。
刘湘死后，谁都想继承老大之衣钵，当然也没几个人会榆木脑袋到给刘
周书“黄袍加身”，他们不过都在利用这个女人罢了。就在刘周书今天要
杀这个不忠之人，明天要斩那个叛徒奸细的时候，这些人还偷偷地溜进
灵堂，希望说服刘周书，指定自己为刘湘的唯一继承人。
王陵基不屑为之。他是励进会和甫系内当然的“太上老师爷”，论忠心、
论资历、论声望，谁能跟他比，谁敢跟他比？那是志在必得，舍我其
谁！可以说，他完全用不着抱任何人的大腿和小腿，继承人席位非他莫
属，省主席一职也理所当然不可能花落它家。
可结果却是张群。王陵基大失所望，一股怒气全都发泄到了发布这一任
命的老蒋身上：对你这样没眼力的人，如果我再把你当人，我就不是人
王陵基绰号“酱黄瓜”，犟脾气一上来便无可遏制，加上他也借此博取在
川军人的支持，所以才会表现得那么慷慨激昂。
直到蒋介石派傅常送上乌纱帽，王陵基终于有了心花怒放的感觉。
老天还是公道的啊，如我这样的高手，就像针尖麦芒，一口布袋子怎么
可能藏得住呢，那些无论如何钻不出去的，不过是麦糠罢了！
在军队系统，集团军总司令差不多就是省主席一样的级别，这要拒绝了
岂不是暴殄天物？王陵基又得意又眼馋，心里面早就默认了新提议，问
题是，他前面已经把狠话放出去了，现在一个人再悄没声息地收回来，
恐遭众怒。
灵官思量着得找个人来附和一下，这人不能是普通人，必须是重量级
这就想到了邓汉祥，他原先不是欢迎张群入川最积极最起劲的吗。以邓
汉祥在四川政坛的地位，若是举手赞成，那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王陵基给邓汉祥和各师师长发出请柬，请他们来家里吃饭。邓汉祥一进
门，傅常就迎了上去：“我们刚刚到成都，来不及看你，以后四川的
事，还要请你多费心。”
邓汉祥立即意识到傅常话里有话：“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傅常见对方单刀直入，只好一五一十地把新提议重复了一遍。
对于傅常，邓汉祥最乏好感。当初这厮没少在刘湘面前进谗言，无非是
说他邓汉祥如何阴险诡诈，如何想做省主席，如何暗通“中央”，是个潜
伏的“奸臣”云云，不料转来转去，第一个急着做“奸臣”的，原来还是他
自己！
让傅常做邓汉祥的说客，实在是找错了对象。
邓汉祥毫不客气地说：“这个办法，别人的意见怎么样我不管，我是不
赞成的。张群早来我早走，晚来我晚走，反正他要来，我就走。”
傅常尴尬不已，还要劝说，邓汉祥撂下一句：“好在我是贵州人，我的
去留，不会对各方产生任何关系和影响。”
说完就再不理会傅常。
川军各师师长亦视傅常为朝三暮四的“叛徒”，见邓汉祥都这样说，也都
对新提议表示反对。
王陵基的这顿饭算是白请了，一点效果没有。吃完饭，他决定在励进会
内部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商议，如果中层军官能给以支持，事情仍有
望柳暗花明。
王陵基的家就在励进会址对面，他让傅常等人在家里坐等消息，自己去
召集会议。
不料中层的态度比高层还要来得激烈。开会时，有人说刘湘是被蒋介石
给毒死的，而毒药就是由傅常拿去的，应该将傅常杀掉，又有人说傅
常、刘航琛、卢作孚全是汉奸，除取傅常项上人头外，另外两人也不能
放走。
会场气氛越来越紧张，众人大有冲将出去活捉傅常等三人的架势。王陵
基一看不妙，急忙进行解释，并以身家性命担保此三人只是传话信使，
绝无危害四川地方的意图和举动，会场这才安静下来。
会议结果，一致反对新提议，也就是拒绝张群入川。
傅常等人仓皇出奔，飞回汉口向蒋介石汇报时，都说是邓汉祥一人从中
作祟。
在蒋介石原先的印象中，邓汉祥是最接近“中央”的，且与张qún_jiāo情
不错，连他都站出来阻止，可想而知，张群入川是再不可能了。
只好换人，张群换成了顾祝同。
在蒋系阵营，顾祝同是个特殊军人，或者说是个极有政治和交际手腕的
军人。他明白，在留守川军高度团结的情况下，他这个“外人”要是贸然
入川，其下场和境遇可能比张群还惨。
顾祝同想到了参加淞沪会战的四十三军军长郭汝栋，不如借用一下他的
人脉。
郭汝栋过去混迹川中，与潘文华私交很深，他奉顾祝同之命与潘文华见
面密谈。
潘文华自从在前线被予以撤职处分后，感到大丢脸面，情绪一度十分消
沉。蒋介石虽已将他的处分令改为“撤职留任”，但与已跃升为集团军总
司令的唐式遵比较，还是抬不起头。因此潘文华一直未去部队，而是躲
在汉口闭门不出，夜夜“孤灯萤然”，瞻望未来，除了彷徨还是彷徨。
郭汝栋来的正是时候。他在密谈中告诉潘文华，说顾祝同很信任你，你
的“撤职留任”也会很快撤销，并将内定你为集团军总司令。
潘文华了解了一下，对方无非想让他陪着一道去成都上任，然后加以支
持，这个买卖划算啊，为什么不做？
潘文华反应热烈，蒋介石和顾祝同便知道事情有了转机，“撤职留任”果
然很快就撤销了。之后，除蒋介石出面宴请外，顾祝同又亲自找潘文华
商谈，表示他本人主持川政只是过渡性质，将来还是要全力扶植潘文
华。
一切妥当，顾祝同这才放心地同潘文华、郭汝栋三人乘专机飞往重庆，
先由潘文华给成都的王陵基通长途电话。
电话通了，王陵基一听便火了。
省主席是张群还是顾祝同，都无所谓，关键是把他给甩在了一边，什么
好处没有，这算怎么一回事。
灵官当即在电话中对潘文华说：“如果顾祝同敢飞成都，我就用机枪大
炮在机场上迎接他！”
顾祝同听得此言，便知道成都去不得了，只得叮嘱潘文华先行赴蓉。
潘文华到成都后，首先与钟体乾、乔毅夫接洽。他起先对四川地方如此
反对张群还不甚了了，以为真的是张群个人不受欢迎，几轮谈下来，才
弄清楚，原来反张群就是反蒋介石，把张群换成顾祝同，还是一样，只
要是蒋系阵营派出来的，一律抵制。
事情很明白了，如果他潘文华帮着顾祝同说话，就是站在蒋系阵营说
话，毫无疑问也会沦落为唐式遵、傅常一样的“叛徒”，被人人喊打。
好险，差点上了蒋介石和顾祝同的当，那个集团军总司令的承诺不是香
甜可人的大饼，而是能让你掉坑里的诱饵。
潘文华立即决定改弦更张，抛掉顾祝同，与留川军人站在同一个立场。
潘文华回川，没能让顾祝同当上省主席，却为“后刘湘时代”的继承人之
争增添了一个新的人选。
要知道谁是刘湘事业的衣钵传人，首先要看他是不是励进会的继任会
当时的留川将领，大部分都是励进会的重要骨干，保安团和保安队的团
长、大队长，也大多是励进会会员，说这个组织控制着留守川军的命
脉，也未尝不可。由于励进会会址位于成都文庙后街，当时社会上纷
传：“四川的政治中心在文庙街。”
在潘文华入局之前，一堆人记挂着上位，不过最有信心从死去的老大手
里接过绿玉杖的就俩，王陵基和王缵绪，可称“二王”。
王陵基身为代理会长，以为光凭老资格就能降服众人。王缵绪则是矮子
里面拔高个，在部分留川军官中有一定影响力，尤其是励进会的一些旅
级中层军官都看好他，愿推其为首领。
“二王”皆视对方为唯一竞争对手，他们几乎没有考虑潘文华。原因是潘
文华系光杆回川，回来后又杜门谢客，不问时事，看上去既无实力也无
yù_wàng参与竞争。
可实际上，与“二王”相比，潘文华更像一个老练的政客。长达八年的重
庆市长经历，以及与钟体乾等谋臣相对密切的关系，都为他占到了先
机。
“二王”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不把钟体乾等人放在眼里，相反，潘文华更
清楚谋臣在政坛上纵横捭阖的手段，因此对钟体乾等人言听计从。
潘文华的部属于此时在幕后大力造势，说刘湘临死前，已确定潘文华为
自己的继承人，并召其前去，执手相看泪眼，还呜咽着唤其“仲三”（潘
文华的字）等等。
这种说法实在可疑，因刘湘死前早就不能言动，连遗嘱都无法口述，又
怎么能把场面搞得如此生动呢？
再有疑点，对需要它的人来说，也会变成真实故事。
甫系原有“三老”之说，即钟体乾、张斯可、乔毅夫，但蒋介石在汉口
向“甫系三老”宣召，张斯可不顾钟、乔二老的反对，执意要去会蒋，于
是睡诸葛亦与钟、乔反目。
这个时候，太需要“忠臣”了。钟体乾把刘湘的“临终托付”拿出来作为凭
据，又将几个候选人比较了一番：王陵基“粗暴”，王缵绪“老乱”，唐式
遵“瘟症”，结果是潘文华较为忠厚，就选他了。
“老干部”的作用从来不容低估。在现实政坛中，哪怕这些老头子退了
休，都可能对人事产生关键影响，更不用说尚在其位了。经过钟体乾等
人的暗中运作，绝大部分甫系人马都开始倒向潘文华。
得到钟体乾的支持，潘文华趁热打铁。他腰缠万贯，有的是钱，回川后
就把重庆原属自己的大片土地，转送给刘周书。刘周书是个农村妇女，
跟着刘湘也没享到过多少福，现在丈夫死了，原来的部下还对自己这么
好，一下子既感动又激动，当下也不想再做挂帅出征的“现代秦良
玉”了，转而把潘文华指定为刘湘的继承人，使潘文华更成为了众望所
归的最佳人选。
“二王”全被蒙在鼓里，一直到励进会召开大会，选举正式会长，两个家
伙还笃定得很，以为自己当选，乃是坛子里面捉乌龟，手到擒来的事。
当天钟体乾先发言。他说：“甫公死后，这个班子还需要有人继续领
导。我个人的意见，是选一个平素甫公最信得过的人，来继承他的事
业，从而使他放心于地下。”
钟体乾语毕，立即有人响应：“推潘文华继任本会会长！”
“二王”还没回过神来，会场上已掌声四起。有人起而补充：“潘文华作
领导，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如果有人反对，定是川奸，我们将共去
之。”
又是掌声，又是呼应。
“二王”面红耳赤，跟着拍了几下巴掌，便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潘文华当选励进会会长，前线如刘兆藜，后方如彭焕章，一众将领皆示
臣服，使得潘文华在川根基逐渐稳定了下来。
落选的王缵绪先是瞧不上潘文华，看到潘文华真的有望继刘湘之后成为
新的帮主，便马上调整情绪，与潘文华谈起了合作。
“二王”的官场性格完全不同，灵官成天一副宁折不弯的样子，王缵绪向
来都很灵活。说到底，搞政治嘛，没有气节，只有节气，适当转个弯是
必要的。
合作得有资本。王缵绪的资本是他在留川部队中拥有一定实力，而潘文
华回川时还是一无所有，光杆一个，所以生意才谈得起来。
王缵绪早就设想好了双方的合作模式：由他出任省主席，潘文华出任绥
靖公署副主任；三个月后，王缵绪率部出川抗战，潘文华兼理省主席。
三个月，就三个月，你让我过一下主持川政的瘾，然后就什么都是你的
潘文华欣然同意。当钟体乾及励进会高层表示异议时，他不以为然，认
为自己不过是在施计利用王缵绪罢了。
“王缵绪诡计多端，对第二十一军的内幕知道得最清楚，如果不把他拉
住，他必然倒向蒋系阵营，不如先把省主席职位给他，使他站在我们这
边，可以减少很多麻烦。”
在潘文华看来，他已经拿到了“绿玉杖”的一半，另一半也迟早是他的，
不用过于着急，同时，也可以借此向外界显示他的谦让大度，看起来会
更像刘湘的衣钵传人。
顾祝同在重庆望眼欲穿，巴巴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败兴消息，只得匆
匆返回汉口向蒋介石汇报。
两大阵营内部自此都展开了紧张的磋商，不过要讨论的已不是张群还是
顾祝同，而是王缵绪还是潘文华。
蒋系阵营以张群的意见为主流，认为虽然外派的两个“节度使”暂时都无
缘于川政，但既然是要从川将中选，与那个跑上来硬抢省主席的王缵绪
相比，“川政还是仲三（潘文华）主持好”。
四川方面，不管钟体乾等人如何劝说，潘文华都不肯改变态度，执意要
先把王缵绪推上前台。
王缵绪难孚众望，潘文华又坚不就职，四川省主席总不能一直空着，蒋
介石被迫再征新的人选。
经刘航琛等人提议，贺国光浮出水面。
贺国光集张群、顾祝同优点之长，张群是川籍，他也是川籍，顾祝同乃
好好先生，贺国光与四川各方相处亦大体融洽。此外，贺国光还是速成
同学，这一背景，张、顾均不能及。
于是蒋介石把王缵绪、王陵基等人都召到汉口，会上正式提出要以贺国
光继任川省主席，并且态度异常坚决。
众人在会上都诺诺连声，表示同意，晚上回到寓所，王缵绪开始垂头丧
气，连声大呼：“贺国光主政四川，大家完了，完了！”
其实真正觉得完了的是他自己。从毛遂自荐起，王缵绪做梦都想当这个
省主席，他对别人说：“你知道杨森发动统一之战时，我为什么反对
知道这段历史的，都能想出王缵绪说过的那些话，什么厚此薄彼，不看
重他这个老前辈啦，甚至于杨森对老婆刻薄那些。
王缵绪全部予以否认：“不是的。我反对杨森的真正原因，是他不让我
当四川省长！”
统一之战时，要是杨森能捞到四川省长，他干嘛自己不当？再说了，那
时的王缵绪是个什么资历，离省长之位也太远了。
只能说王缵绪这个人，真是嘴巴两张皮，边说边在移。他那意思就是，
现在谁要是不让他当省主席，他也会像反杨森那样反他。
提议贺国光的，是刘航琛，王缵绪便把刘航琛给恨上了。刘航琛搞工商
金融出身，王缵绪暗指他贪污，侵吞公款，还准备对刘航琛实施“绑
票”，先捆起来再说。
有人提醒他：“刘航琛虽坏，如今势头也不比从前，可是百足之虫，死
而不僵，加之此人长袖善舞，要整垮他并不容易，而且这种时候，实不
应树敌过多。”
王缵绪这才默然不响，但你要他就此善罢甘休是绝对做不到的，最后他
一咬牙：既然不让我当成主席，别人也休想当成！
在武汉开会时，王缵绪曾听到一句话，说“川局好像鼎锅里的开水，不
是瓢把冷水就能扑得下去的”。
这话的原意是形容川局之复杂，王缵绪正好把它拿来作为反对贺国光的
理由，指使他人发出联名通电，把贺国光说成外来的那一瓢“冷水”。
贺国光和张群、顾祝同一样，都知道川情复杂，内心并不想来趟这浑
水，只不过难违上命，勉力为之而已。
获悉成都军界集体反对其主持川政，贺国光颇有些哭笑不得，说：“我
好比是四川嫁出去的姑娘，这次如果能回到娘家，亦不过将房内床被陈
设打扫干净，整理就绪之后就离开，哪里会久待。你们哪一个自觉适
宜，便可以回来做这个省主席，我都欢迎，也不会和谁争抢，又何必恶
语相加呢？”
第三个钦命大吏也就此歇火。
张群、顾祝同、贺国光先后被拒，潘文华再三推辞，成都军界见一个反
一个，蒋介石被这帮四川人弄得要发疯了，恨不得冲出去挨个揪住领
子，来个咆哮：那你说让谁当？！到底让谁当？！
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早就知道四川这潭水很浑，本以为刘湘去世会解决
问题，没想到不仅什么都没解决，水反而更浑了。
四川是抗战大后方，这样动荡不定怎么能行，蒋介石为此不得不抽出相
当一部分精力来关注四川动态，并通过委员长侍从室等机构，下大力气
搜集相关情报，以掌握四川方面的活动情况。
研究出真知，蒋介石很快发现，当受到外来威胁时，四川军政大员们极
易抱团，外来者很难渗透进去。但这并不表明其内部完全铁板一块，尤
其是在刘湘死后，潘文华立足未稳，在缺乏绝对核心的情况下，各方势
力又形成了新的平衡。
既然从外面钻不进去，那就只能采取一个办法：以川制川。
1938年3月16日，蒋介石推出一系列措施，将邓锡侯奉调回川，出任川
康绥靖主任，潘文华任副主任，向刘文辉作出许诺，答应在西康建省
后，由他任西康省主席。
当时日军正大量收集有关中方的情报，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分析认为，蒋
介石把邓锡侯调回四川，将四川问题的解决托付给他，如此软弱妥协的
态度过去少见。再联系蒋介石腰间缠有绷带，单独步行困难的传闻，日
军方面大感庆幸，甚至认为蒋政权的前途已经靠不住了。
他们并不知道，这只是蒋介石“以川制川”的第一步。通过这一步，不仅
从表面完备了西康人事结构，更重要的是借此挤掉了一直在幕后“兴风
作浪”的钟体乾和乔毅夫，而后面这两人还有苦说不出，称得上是一套
极其漂亮的组合拳。
接下来再敲定四川省主席。蒋介石要来了侍从室整理的调查材料，这份
材料对四川军政首脑的情况逐个进行了跟踪，在“王缵绪”这一栏上如此
记录：刘湘逝世之日，留川部队中以王缵绪资望较高，但是在“中央”让
邓锡侯回川任职后，王缵绪“极失望，怨恚颇甚”。
蒋介石反复斟酌之后，决定给这个王缵绪一点“希望”，特召其到武汉见
接到电报，王缵绪那个激动。正兴冲冲要奉召启程时，他意外得知，杨
森也将前往汉口。这让他马上着急起来，担心杨森半路抢了他的省主
席，便约杨森一道前往汉口，路上好用话语试探。
见面之后，杨森快人快语：“过去我不该与刘甫澄冲突，其实我和他就
是哥俩，他当大哥，我为二哥。如今大哥死了，就应该二哥继承，那不
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王缵绪一听脸色都变了，这不摆明来截道了吗？
孰料杨森倒是另有打算：“你和潘文华要主持四川军政，我支持，不过
第七战区不应该因刘甫澄死了便告结束，你们应该主张恢复第七战区。
我可以给你们效劳，来当这个第七战区的司令长官，这样内外维护，对
大家都有好处。”
王缵绪这才弄明白，杨森对“绿玉杖”没兴趣，对打仗和指挥川军有兴
趣。也是，杨森从来没觉得他比刘湘矮过一头，怎么肯当刘湘的“孝子
贤孙”或者是接班人呢？
发现是虚惊一场，王缵绪这才吁了口气。他根本不关心第七战区是否要
恢复，他关心的是省主席大印。
当谒见蒋介石时，王缵绪那神情真是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私下里的那
些咒骂和牢骚都不知飞到了哪个爪哇国去了。
说白了，王某就是后宫一不得宠的妃子，如今老头子翻了他的牌，眼见
着要招寝了，能不喜出望外吗？
当蒋介石问他家里有几个子女时，王缵绪一时紧张，竟然回答：“因为
多娶了几个老婆，便多生了几个儿子，我一生就做了这一件混账的
事。”
蒋介石向来不苟言笑，听到这里，也不由笑了起来。
回川之后，王缵绪还得意地向别人描述，说着说着，他也觉得有些不
妥，便自我解嘲说：“我娶了几个老婆，他老蒋还不是有过好几个老
婆，只不过跟我不同，是离了婚再娶罢了。我混账，他不是一样的混账
吗？我这是幽默，在暗讽他哩。”
1938年4月26日，蒋介石改派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邓汉祥仍任
秘书长，把省政府的一套班子装备了起来。
当一张张板凳安好，大家各就各位，蒋介石曾发现并为之头疼的那个特
点再次重复：两套班子五个人，抱起了团。
两套班子是绥靖公署和省政府，五个人分别是主持西康军政的邓锡侯、
刘文辉、潘文华，主持四川军政的王缵绪、邓汉祥。五人轮流做东，以
吃饭为名，商量如何表面拥蒋，暗中防制，以使蒋介石对川康无从下
眼看“以川制川”即将前功尽弃，全面破产，“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这一
局面。
这个“人”，就是王缵绪。
王缵绪对潘文华说，三个月后把省主席交出来，并非真心话，他不仅不
想交还，还记挂着早日转正，把头衔上的“代”字给去掉，为此，他甘愿
冒大不韪，上演一出潜伏的好戏。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王
缵绪认为自己已经是老蒋的人了，给老蒋充当探子，为其通风报信，乃
是理所当然的事，没什么好亏心的。
刘湘生前，很多人都说王缵绪早就是复兴社分子，其实并非事实。事实
是，直到王缵绪担任代理省主席之后，四川复兴社才以此为契机，试图
发展王缵绪入社。
正好那时候王缵绪急欲转正，却又找不到关系和门路，四川复兴社便通
过王缵绪的秘书，告诉王缵绪说，只有加入复兴社，得到蒋介石的信
任，那个省主席的位置才能做得牢靠。
王缵绪一听果然动了心，某天晚上，他跟着四川复兴社的人，偷偷跑进
一间会议室，填了入社表，并向蒋介石的头像行三鞠躬礼，就此加入了
复兴社。
虽然入了社，王缵绪自认还只是个小社员，所谓明知没地位，坚信有机
会，不先立点功还行？
“五人团”每天的谈话内容，都会被王缵绪暗暗记住概要，然后通过复兴
社这条线层层上报给蒋介石。
刘文辉找邓锡侯商量，认为留守川军的枪支多，子弹少，想让王缵绪少
成立两个保安团，用节省下来的薪饷密购子弹，以备将来和蒋介石抗
邓锡侯去跟潘文华一说，潘文华一拍胸脯，便去说服王缵绪。王缵绪表
面一口应承，背地里却向复兴社告了密。
1938年5月，蒋介石任命潘文华为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前去修筑大巴
山防御工事。
这其实是一条“一石二鸟”之计。抗战当然是第一需要，大巴山工事可防
止日军沿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路线入川，从而动摇抗战后方，另一方面，
潘文华的绥署由国防部指定设在阆中，与居于成都的邓锡侯、刘文辉隔
开，主管西康的“邓、潘、刘”也就不能整天在一块咬耳朵了。
可是潘文华自有他的办法。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工事告一段落，他
便称病赴蓉医治，又与邓锡侯、刘文辉凑到了一起。
随着武汉的“中央”各机关陆续全部迁往重庆，西南地方自保的yù_wàng 也越来越强烈。当时便有谣传，说云南要投降日本人，蒋介石便催促云
南军政首脑龙云前去汉口会面，以正视听。
龙云从汉口返回后，中途在成都与“五人团”闭门密谈，双方签订了一项
对抗蒋介石，巩固各自地盘的联防密约。
王缵绪和众人一齐签约，签完了，他就捉摸着，如何把谈话和条约内容
报告蒋介石。
正好这时蒋介石电约王缵绪前往汉口。王缵绪欣喜若狂，认为一定是自
己的密报起了作用，但同时还要装模作样，他把另外四人请到家里吃
饭，吃饭时出示蒋介石的电报，一脸天真地征求意见，问究竟是去还是
不去。
大家说去好了，怕什么呢，肯定是好事不是坏事。
即便是坐上飞机之后，王缵绪仍然不知道，在蒋介石发出电约之前，尚
有许多的曲折，其中的一条就是，对于他加入复兴社这件事，康泽事前
不知道，事后不同意，蒋介石更是被蒙在鼓里。
复兴社的加入规定十分严格，凡是上层将领，必须蒋介石本人亲自批准
才行，何况当时蒋介石已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代替复兴社，这
个时候根本不可能再吸收社员。
王缵绪以为他的密报会通过四川复兴社，直接报告蒋介石，其实四川复
兴社并无这一职权，那些密报都是经康泽汇报的，康泽也并没有透露过
王缵绪就是复兴社员，等于他是在为别人做嫁衣裳。
眼看事情要穿帮，四川复兴社负责人史良骑虎难下，只得先到汉口见康
泽，请康泽权宜从事。
康泽跟复兴社的大多数头目一样，缺乏新政学系那样的政治头脑和谋
略，当着史良的面大发雷霆，说他是在胡作非为，应受纪律处分，坚决
不肯让王缵绪入社。
无可奈何之下，史良找到国民党元老邵力子，请他给蒋介石进言。
经过邵力子说项，蒋介石召见史良，问明王缵绪的态度后，他点了点
头：“可以，只要你们有把握，就照这样决定。”
蒋介石立即叫来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电召王缵绪来汉。
老头子都同意了，康泽也转怒为喜，带着史良一道去机场迎接王缵绪，
并亲自领王缵绪去见蒋介石。
1938年8月1日，王缵绪在汉口正式就任四川省主席，终于如愿以偿。
联防密约是王缵绪带给蒋介石的一件礼物，蒋介石闻之勃然大怒，当即
免去邓汉祥秘书长一职，其余省府人员也全部更换，邓锡侯、刘文辉、
潘文华虽未受到处分，却也被吓到面无人色，再也不敢抱团生事。
蒋介石以一记敲山震虎，把“五人团”拆得七零八落，“后刘湘时代”川局
动荡的状况自此基本告一段落。
遍地都是焦土
孙震：生于四川省绵竹市。时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王铭章：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他是孙震的嫡系部将，时任第四十
一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一二二师师长。
汤恩伯：生于浙江省金华市。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班第十八
期。用兵特点灵活机动，是抗战时期少数为日本人所畏惧的抗日名将，
其军团对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李家钰：字其相，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时任第四十七军军长，在
邓锡侯、孙震率部转赴山东后，他是留守山西的唯一川将。
卫立煌：生于安徽省肥东县。曾指挥忻口战役，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
官。
在被召回后方之前，邓锡侯正与孙震一道，率第二十二集团军开赴鲁南
前线。
因为军纪问题，川军在山西曾饱受诟病，这次去山东，邓、孙早就听
说，山东、山西虽是一字之差，但民风区别很大，此地老百姓可以用强
悍两个字来形容。
说是有一支过境部队，路上看到一个牵着骡子的山东人。部队要征用这
头骡子，山东人抵死抗争，就是不肯给，最后部队还是没征成。
邓、孙听在了肚子里，又吸取山西的教训，就特别整顿了军纪。邓锡侯
对全军说，山东乃孔孟礼义之乡，知书达理所在，民间居室是绝对不允
许你们随便闯入的。
此时鲁南大地已是冰天雪地，川军中仍有人穿着短裤，但纪律严整，沿
途秋毫无犯，与鲁军西撤时的军纪荡然形成鲜明对比，老百姓见到后十
分惊异。
川军所过之处，家家户户都把门前的雪打扫了个干净。这有个讲究，山
东人以鲁军为耻，称山东因此得了伤寒病，必须用大黄才能医治，而川
军就是四川的大黄。山东只要一服药，立即会药到病除，门前扫雪暗含
的就是这层意思。
消息传到武汉，曾对北上川军感到失望的蒋介石也相当高兴，特电予以
嘉奖。
川军所要做的，是趁南侵的第10师团（矶谷师团）主力汇集之前，尽可
能向北延伸空间，以便进行逐次抵抗。
1938年1月14日，第二十二集团军前卫部队向最前沿的两下店日军据点
发起攻击，结果迎头就吃了个败仗。
和娘子关战役时一样，还是武器太差，参战的各步兵连竟然没有一挺轻
机关枪，更没有大炮，光靠川造步枪很难有所成就。
青春就是要撞破头，川军并不气馁，没有枪，就用刀。战场区域内恰有
需要予以破坏的津浦铁路，官兵们就地取材，把铁轨拆下来后，雇请大
批当地铁匠日夜打造马刀。
1938年2月8日，邓锡侯奉调回川，孙震就任集团军总司令，在他的命令
下，前沿部队再次做好了攻击准备。
1938年2月14日，两下店烽火又起。川军的头两次进攻依旧未能得手，
到第三次，便组织了八百人的敢死队，敢死队员把不堪使用的川造步枪
扔到一边，一人拿上一把马刀和四颗手榴弹。
当天晚上，正逢天降大雪，指挥官灵机一动，下令敢死队员将棉衣反
穿。因棉衣里层为白色，可以与漫天飞雪相混合，在偷袭中起到了极好
的隐蔽作用。在重机枪的掩护下，八百壮士冲进镇内，砍死砍伤敌人甚
多，并乘势夺取两下店据点。
日军尔后从邹县调来大批援兵，因力量悬殊，且缺乏火炮支援，两下店
得而复失。
1938年2月17日，在距离两下店十多里的郭山，双方再战，日军攻，川
军守。此役日军采用大炮轰击，经过密集炮击，连山上的野兔都给炸死
野兔不能幸免，人可以没事。炮一来，官兵就躲到山梁背后，炮停了，
又迅速回到阵地，依托重机枪阵地，屡屡击退日军进攻。
两下店和郭山两战，虽规模均为中型，孙震前前后后所用也不过一团，
但它们都是实实在在的硬仗。更重要的是，与娘子关战役时川军呼啦啦
上去了一大堆，最后却大部分糊里糊涂、窝窝囊囊地败下阵来不同，这
次他们打得既顽强又灵活，可以说首开鲁南抗战之先声。
正面攻防极少回旋余地，一般都是硬碰硬，尤其是与优势装备的敌军打
阵地战，损失大是难免的，比如两下店一战，八百壮士最后就只剩下了
两百多人。与之相比，敌后游击战要划算得多。
在洪洞休整时，川军曾与由红军改编的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相邻而
居。两军在内战时彼此为敌，因抗战中又成了友军，平行一比较，八路
军的军容军纪包括作战能力，让邓锡侯和孙震几有自惭形秽之感。
同是参加太原会战，川军在晋东娘子关损兵折将，折了个大本，八路军
却在晋北平型关巧妙伏击，赚了个过瘾。尤其是参与那一仗的林彪第
115师，很多人都穿上了缴获的黄呢大氅，骑上了东洋马，扛上了“歪把
子”轻机枪（又称牛腿机枪）、三八大盖、掷弹筒……邓锡侯和孙震看
到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相当服膺。他们把作为四
川老乡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请到军部，专门给连长以上的军官传授游击
战术。
孙震在组织两下店、郭山两战的同时，也效仿八路军，派了一个团潜入
日军已占领的邹县、曲阜之间，展开游击作战。
邹县相当于日军的前沿，曲阜是后方，二者中间的小雪村、凫村一带为
输运军火补给的交通要道，就仿佛是太原会战时的平型关，川军便在两
村附近伺机下手。
就在两下店之战打响的同一天，曲阜开出三辆小轿车，经过小雪村时被
伏击部队发现。
此前川军已破坏了公路，但因消息封锁，日军并不知道，一看无法前
进，一行人便下车察看。这时远处伏兵出其不意地从后面切断了公路桥
梁，迅速包围上来。
日本人大吃一惊，正要寻路开溜，近处伏兵呼地一声杀了出来，先猛掷
手榴弹，再用步枪密集射击，横竖非得热闹一下不可了。
遇上伏击，都是一群打你一个，累吧？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死人的！
小汽车上的鬼子全都变成了死人。
那天下午，这一幕在凫村得到复制，不过这次网到的是一辆大卡车。两
次伏击，共消灭日军四十人，内含一名翻译官级别的高级官佐，缴获三
挺歪把子及几十支步手枪，还有一批军用地图和文件资料。
尽管没有平型关大捷那样大的收获，可川军上下还是开心不已，因为损
失极小，风风火火打了一天，除上午伤亡了三人外，下午无一人损失。
川军的异军突起，引起了日本统帅部的极大重视，认为自川军进入鲁南
战场后，活动就“特别活跃”，需谨防其大规模北上。中方舆论也给予川
军以较高的评价，《大公报》专门登载了川军作战的经典战例，川军士
气为之大振。
对孙震及其川军而言，遗憾之处是因无炮兵配合，无法彻底收复失地，
只得在两下店一带与敌形成胶着状。
进入三月，孙震得到情报，矶谷师团主力已经集结，并组建濑谷支队大
举南下，形势越来越紧张。
1938年3月10日，孙震亲赴前线部署。他把滕县设为固守中心，在滕县
以北设立两道防线，其中界河为第一线，北沙河为第二线，同时任命第
122师师长王铭章为前敌总指挥，坐镇滕县指挥防守。
四天之后的拂晓，濑谷支队从两下店发起攻势。
日军在华作战，为使其行动更加高效灵活，往往都会以支队形式对出击
部队重新进行编组。濑谷支队的主干是濑谷启第33旅团，成为支队之
后，由师团配属了大量特种部队，从骑兵、工兵，再到重炮、野炮、坦
克，统统齐全。
武装到牙齿的日军主力精锐，仅武器而言，就根本不是川军所能抵御
的。川军没有大炮，只有迫击炮，其命中精度差，有时炮弹还会触地不
炸甚至于炸膛，此外，射程也很短，两千米开外就没什么杀伤力了。步
枪更要命，所有枪支，枪膛内的来复线几乎都被磨平了，子弹出膛的声
音，是嗵嗵嗵，跟土枪相仿，那叫一个难听，以致于士兵都不太愿意用
枪射击，仅准备在短兵相接时，用马刀和手榴弹解决问题。
由于感受到的威胁不大，濑谷支队在战场上跟演习一般，他们先以坦
克、骑兵搜索，再用步兵纵深跟进，有条不紊，完全是一副旁若无人的
样子。
照面之后，一个迂回，川军在界河的后方预备队便被冲散，以致指挥官
在撤往滕县时，都来不及给前线部队发去指示。
这样打法造成的后果是，尽管川军的前线主阵地还在，但日军往往已迂
回到其身后，其进展速度快到出乎想象。
孙震得报，立即乘火车赶到滕县，在视察战况后，他告诉王铭章，万不
得已，必须依城死守三天，以待汤恩伯军团来援。
1938年3月15日，日军发起攻势的第二天，北沙河防线也遭遇到了和界
河一样的窘境，对手不断从左右两侧迂回。
打到下午，涌进来的敌兵越来越多，除濑谷支队外，还加入了杂色伪
军，服装也分成三色：穿黄制服的是正宗日本兵，穿灰制服的是满洲伪
军，穿黑制服及便衣的是华北悍匪刘桂堂部。
王铭章虽从正面临时抽兵堵漏，仍不免顾此失彼，傍晚时终被日军从右
翼迂回成功，至此，两道防线都失去了屏障作用，滕县岌岌可危。
作为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滕县兵力最为空虚，基本上全是师部旅部和警
卫，没有任何野战部队。王铭章在十万火急的情况下，七拼八凑合，才
勉强凑足了三千人，而其中真正能战的尚不满两千。
1938年3月16日，濑谷支队开始攻城，首轮炮击就惊心动魄，显示出日
军对滕县志在必得。
王铭章久历沙场，从枪炮声就能判断出来敌的规模。他和几个师旅长及
幕僚一商量，认为滕县别说三天，连一天也难以守住，因此均倾向于放
弃滕县，撤往城外。
在向孙震报告时，孙震问：“你现在人在哪里？”
王铭章回答：“在城内第122师师部。”
孙震又问：“那么你的指挥所在哪里？”
指挥所却不在城内，而在城外的西关电灯厂。
孙震明白了，当即告之：“我负责催促汤军团北上，你负责死守滕县，
等待援军，所以你的指挥所应当赶快移到城内，以便亲自指挥守城。”
王铭章嗫嚅着说城内兵力不够，难以抵挡强敌，孙震并不理会：“兵力
不够，可以把城外一个军的野战部队统统调进城。你还有什么意见？”
城外部队都在与日军胶着作战，白天调不进来，只能入夜以后进行，王
铭章便提出，眼下只能依靠现有守城部队，而这些部队充其量不过一
团，派一个团长负责就可以，但也立即遭到孙震的否决。
王铭章再次提出了那个老问题：“汤军团究竟何时才能到达，究竟要我
们死守多久？”
王铭章已经讲过他连一天都守不住，孙震沉思片刻，报出了一个连他也
没有把握的数字：“四个小时吧，四个小时后援军即可到达。”
川军再不济事，不至于四个小时守不住一座城池吧。王铭章无话可说，
只好把话筒交给旁边的另一位师长：“请你再和总司令谈谈，最好还是
把几个师部放在城外。”
这位师长刚拿起电话，说了声报告，孙震就以很严厉的口气说：“你有
什么话，快说！”
师长连声音都颤抖了：“我的部队全在城外，我可不可以到城外去指
挥？”
孙震斩钉截铁：“不行！马上把你的部队调回城内，你一定要在城内坚
守。反正我的命令是这样，守不守在你们。”
说完之后，也不管师长还有没有其他话，啪地一声把电话挂了。
室内一阵沉默，都知道没有任何退路了。
王铭章随即派人将自己的指挥所搬入城内，任命张宣武为城防司令，强
调：“没有我的手令，任何人不准出城，违者就地正法！”
与此同时，他按照孙震的指示，要求前线各部紧急回援。
滕县保卫战最得力的武器是手榴弹。
在交通未被日军截断之前，后方正好运来一列军车，满载粮弹，其中手
榴弹充足，供满城守军一人一箱还有余。
濑谷支队轰击滕县，一方面是威吓，一方面是为了炸开缺口，等到步兵
端着刺刀沿缺口进入时，火炮便会延伸射击，用于掩护的轻重机枪也会
暂时停火。
川军以五十人为一单位，两个手榴弹为一捆，一俟发令，就一齐投出。
这样一次就是一百颗手榴弹，每次投出去都跟下雨一样，日本兵刚才还
摇头晃脑，转眼间就被炸到遗尸遍地了。
一轮进攻结束，在下一轮开始前，都有一个调整间歇。由于沙包用尽，
利用这个间歇，川军从城里的商店仓库搬来一两千包粮袋盐袋，全部堵
在了缺口和城头之上。
日军连续发动两轮总攻，都未能入城，在策动第三轮总攻时，特别增加
了火炮尤其是威力最强的野炮数量，不仅集中轰炸城墙，而且有针对性
地进行纵深炮击，以阻止守军的调动和增援。
炮击之后，仍得靠步兵。
前两轮总攻，采取的方式是每次一排，逐次攻击，结果每次都有来无
回。
这一轮日军也进行了调整。步兵不是一次一排，而是一次三排，每排相
距百米左右，前后重叠，形成波浪式攻击。
最前面一波自然在弹雨中灰飞烟灭，但第二波又会迅速端着刺刀冲上
来，川军的手榴弹刚好扔完，来不及再回去拿，只好进行面对面的肉搏
日军主力师团的野战步兵通常拼刺技术十分娴熟，与之进行肉搏绝对配
得上惨烈二字。为了拼掉第二波的鬼子兵，川军一连一百多人仅剩一二
十人，结果到了第三波，就怎么也防不住了。张宣武临时从预备队里拨
了一个连上去，一场拼杀，川军伤亡三分之二，四十多个日本兵竟然还
能剩下二三十个。
幸好这时天已入暮，因炮火无法支援，日军停止进攻，未再派后续援
兵。可那一小股钻进来的日本兵总是祸害，不干掉他们，你晚上都不敢
合眼。
由于兵力捉襟见肘，王铭章已将师部特务连都派上来，只留一个排警
卫，这才保证有足够可用的预备队。即便这样，经一抽再抽，预备队也
用得差不多了。
张宣武从预备队中抽出最后一个连，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能把这几
十个敌人消灭，就不要回来见我！”
这个连以逸待劳，士气正旺，扑上去后终于将剩下的日本兵消灭干净，
但这个连也损耗了一半多人。
直到这时为止，汤军团还没有现身。
孙震承诺四个小时，只是被逼得没办法才这么说，不过当天汤恩伯确实
赶到了孙震所在的临城，汤军团的先头部队也已北援，但他们都被绕到
城南的濑谷支队给堵住了。
也不强求马上到，来就好了。
王铭章将张宣武召到指挥所，一进门就握着他的手说：“想不到我们这
一点点人竟能撑持一整天，你真有办法，我要为你请功。”
接着又说：“能把今天撑过去就不要紧了，因为我们在城外的部队马上
都要调到城内来，至少可以先调进两个半团。”
王铭章的神色很是乐观：“今天我们不足一个团就能撑持一天，明天我
们将增加两三个团，还怕什么？如果再把明天撑过去，汤军团的援兵就
可以为我们解围了。”
当晚，王铭章预想中的人马果然奉调回援。到达城外时，他们集中司号
员，向城内吹奏回归的军号，城内也答以相应军号，全城为之欢腾。
除去伤亡，滕县守军增加到了三个团，但对手也相应加大了攻击力度。
1938年3月17日，日军再度进攻，其炮火之猛，比第一天高出了十倍，
全城一片火海，遍地都是焦土，几乎就是一幅焦土抗战的生动画面。
原先还需沿缺口而入，现在已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重炮轰击，城墙
直接被轰毁，几乎夷为平地，处处可以攀登，不光是人，连坦克车都可
以闯入。
战至下午，守军死伤越来越多，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大批涌入。
当天，王铭章战死城内，张宣武等人均负重伤，但滕县保卫战却远未结
束。各支失去联系的零星部队各自为战，逐街、逐屋与日军争夺，枪声
彻夜不停，一直到3月18日午后，濑谷支队才完全占领滕县。
战前，日军便知道对面之敌为川军，穿草鞋、装备差，本以为立马可
下，没料到会遭致“意外的顽强抵抗”，蒙受较大损失，他们也感到很是
惊异。
滕县失守。鲁南百姓感觉天塌下来一般，纷纷传闻：“完了，完了，王
师长（王铭章）牺牲了，士兵跟鬼子拼开了刺刀，现在死的人可多啦，
城破了！”
王铭章死时，连遗体都没能抢得出来。孙震后来派人化装混入已沦陷的
滕县，通过青帮的关系帮助寻找，最后通过一枚金质袖扣及水晶私章，
才得以确认身份。
滕县一役，包括城外作战，川军共伤亡万人，已基本失去正面堵击能
力，之后便调往徐州休整，未能参加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邓锡侯、孙震去鲁南后，留守山西的川将是李家钰。
川军北上之后，虽然原有计划完全被打乱，但邓、孙还算是直线运动，
李家钰则是绕了好几个弯。先是奉命归第一战区节制，一战区长官部在
郑州，等他率部乘车赶到河南后，突然又来一道命令，重新把他归入了
第二战区，于是再回山西。
回到山西时，太原会战已经结束，由于邓、孙在娘子关战役中表现一
般，第二战区对川军的评价不高，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也只把李家钰
的第四十七军作为二线兵团使用。
当时他预计日军攻下太原后，会从晋北南下，若把李家钰摆在晋南正
面，恐怕应付不了，因此命其守备晋东南，重点是长治和东阳关，如此
可以偏开敌锋，最多也仅需担负一些侧击任务。
谁料日军偏偏不走正面，而是继续使用了最为擅长的攻击战术：分别从
河北和河南迂回，一个击东阳，一个击长治。
二线兵团被迫扛起了一线兵团的活。因在川中内战中曾依附刘湘，李家
钰在补给方面要比邓锡侯、孙震好一些，每个步兵连均配有三挺捷克式
轻机枪，但步枪不行，大多为李家钰所在防区遂宁兵工厂的土产品。这
些“遂宁造”质量很差，打的时间稍长，子弹壳就会卡在枪膛内，再也不
能打了。
霉运这东西都是组团而来，东阳关工事为李家钰到防后才修筑，这一带
山区无法挖战壕，用石头垒的胸墙很容易倒塌，而且石头飞起来还会打
伤人。
步枪不能用，工事不可靠，川军士兵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搬起石头砸过
要是在四川内战，这种英勇精神有可能吓退对手，但在日军面前完全没
有可能。执行这次迂回的是第108师团，兵员多数为弘前第8师团的退役
兵，年岁在三十到四十左右，参加过长城战役等重大战争，具备较高的
野战技能。另外，该师团还有一个炮兵联队，这也是仅有少数迫击炮的
川军所远远不及的。
第四十七军伤亡奇重，师长李宗昉请示李家钰，要求即行撤退。李家钰
把牙一咬：“你们的任务是死守东阳关！”
东阳关实在守不住了，李宗昉被迫撤退。有一个班未接到撤退命令，一
直打到最后一名士兵，这名士兵被包围后，拉响手榴弹自杀了。
东阳一战，第四十七军仅阵亡者即在两千人以上。当地民众自发修建了
一座川军庙，每年到了东阳之战打响的那一天，都要演上一场戏，以志
纪念。
第四十七军首次参与抗战，其作战经验大多来自于四川内战时期，比如
防守东阳，就来自于那个时候的死守战术。
过去川军对川军，这样的战术颇为有效，因为大家都没什么重武器，你
任他怎么踢打，就是死活不撒手，对方通常拿你一点办法没有，然而日
军不同，日军有重炮。
武器限制战术，从滕县到东阳，川军都在重复同一个悲剧，他们别无选
择。
李家钰要在长治创造纪录，打破这个局。
在对守军李克源旅进行动员时，他说：“各县老百姓准备下许多粮食，
足够你们吃上一年。”
官兵们听后很受鼓舞，战斗前，即把老百姓全部迁出城，将城门全用砖
石和沙袋封堵，还挖了防空壕以躲避敌机。
尽管大家非常卖力，可相同的一幕还是一点不差地出现了：日军集结火
炮猛轰，在北门城墙一隅轰开了一个缺口。
川军分头封堵，向日军展开肉搏冲杀，一名连长胸口负五处刺刀伤，称
得上舍生忘死，然而仍然挡不住日军的大批涌入。
像滕县城破的那一刻一样，日军占领了城上，居高临下，守军在城墙下
无法伸展，旅长李克源亲自督战，接连发起两次反击，都无法奏效。
日军占据制高点后，即向城内扩展。川军分段巷战，有的爬上屋顶，有
的隐蔽在小屋内，枪支打坏了便用刺刀和日军硬拼，又有一名营长战
李克源见伤亡重大，城已失守，便下令撤退，同时他将幕僚和勤杂人员
集中起来，组成总预备队，亲自率领，轮番掩护，战斗至夜才得以撤出
长治城。
这一战，从李克源到他的参谋长均受重伤，川军伤亡达到千人以上。李
家钰尝试突破，但他失败了。
长治失守后，第108师团长驱直入，又拿下卫立煌所驻节的临汾，往南
一直席卷黄河渡口风陵渡。
晋南局势由此变得一片混乱，第四十七军被抛于敌后，陷入包围之中，
随时都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李家钰焦虑不安，甚至想到自己可能会步邓
锡侯在南盘村的后尘，被日军俘虏。正好当时电台也与外界失去了联
系，没人管得着他，便决定西渡黄河去陕西，以便尽早脱离险境。
都到了黄河边，一看，没有渡船，于是临时搜集门板、木料，抢制出木
排。可是这种木排经不起风浪，连着试了三次，都被急浪给打翻了。
渡不了河，继续留在岸边，怕日军追过来，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逼到河里
淹死，李家钰只好率军返回原路。
因为不明敌情，其中一支师遭到日军袭击，一下子损失两百多人，全师
崩溃。李家钰拖这个拉那个，直至退进绛县太阴山区才得以收容兵员，
一点，出川时两万人的一个军，已不足五千，整整减员了四分之三有
余。
李家钰每次召集军佐人员训话，最爱说的是：“我这人虽然个子不高、
其貌不扬，但性坚情长，如果认为我这里的塘太小，容不下你这样的大
鱼，可另谋高就。什么时候不称心了，想再回来，我照旧录用，绝不歧
视。”
对自己的这口“鱼塘”，李家钰感情深厚，现在骤然缩到这种样子，其心
情之灰黯可想而知。尽管出川前，他也没把前程描绘得有多么辉煌，但
绝想不到会如此惨淡。
人生就像愤怒的小鸟，在你落难失败的时候，极少有人出言安慰，相反
旁边总有几头猪在笑，对你横挑鼻子竖挑眼。这边李家钰已经够难过
了，那边蒋介石还来电报，骂了他一通，说他作战不力，连丢两城姑且
不论，怎么两万会打到连五千都没有了？
你问我，我问谁去，难道这是我愿意的吗？李家钰郁闷得要死。
这封电报是第一战区长官部转来的。临汾陷落后，卫立煌调到河南洛
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李家钰也随之归入了一战区序列。
李家钰当即复电长官部转蒋介石，也没扯别的，就说部队损失惨重，亟
需补充，否则他就不干了，请另派他人来接替。
一发火，境遇倒改变了。
晋南失败，当然不能全怪川军，真要处分，处分卫立煌还差不多，起码
兵力部署就不恰当，二线兵团怎么可能打得过人家正规师团？
卫立煌很清楚这一点，而且他新官上任，亟需有所建树，像李家钰这样
还能在黄河北岸坚持抗战的部队已实属难得，如果一跺脚走了，接下来
就该他郁闷了。
卫立煌赶紧把蒋介石的电报压下来，自己发电报给李家钰，摸着脑袋安
慰半天，然后又从黄河南岸运去粮食、弹械进行补充。
李家钰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既然卫立煌肯替他做主，气也就消了下
卫立煌送粮送弹，自然要有所倚重，不久李家钰就奉令由太阴山区南调
中条山西段布防。
川军到达之前，晋军王靖国部正进攻日军占据的平陆。晋军的装备不知
比川军要好上多少，但王兄很不给力，左攻右攻拿不下来，这才迫得卫
立煌走马换将。
此前，李家钰连败两阵是有原因的，试想，与第108师团单挑且能获
胜，对无论哪支国内部队而言，都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
只要肩头压的不是座大山，真实能力就能体现出来。李家钰虽难比杨
森，但亦可稳坐二线川将中的第一把交椅，打个小喽啰还不在话下。他
上阵后，只一个回合，便攻下平陆及城郊多处据点。
卫立煌见李家钰确实能战，随即传令，让他继续进攻安邑。
李家钰对这一战非常重视，特别授命团长孙介卿领兵出征。孙介卿是李
家钰的表兄弟，亦是一员难得的勇将，他上阵后以突袭战术，一天之内
就击溃守城日军，攻入县城。
能从日军手里收复失地，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不过还没等李家钰高
兴，日军便发起了反扑，孙介卿守了两天，终究守不住。安邑得而复
失，孙介卿团亦伤亡惨重。
李家钰治军严厉，东阳、长治落败后，一些团营级以上军官都因此畏罪
潜逃，孙介卿没跑，一者因为与李家钰有亲戚关系，二者也觉得自己尽
了力，即便无功也不致治罪。孰料李家钰听到战报后，一时冲动，竟然
下令将归队的孙介卿给枪毙了。
冷静下来之后，李家钰颇有悔意，他将孙介卿以在安邑殉职上报，对其
余参与守城和阻敌增援的将士，也多有奖赏。
这两仗打下来，李家钰已没多少兵了，恰逢成都送来两千壮丁，解了燃
眉之急。
抗战前，中国并无日本那样的征兵基础，缺乏正规的后备役兵员储备。
四川因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从未中断内战，所以青年壮丁大多参加
过战争。跟日本的后备兵一样，他们入伍之后就是见怪不惊的老兵，比
起黄埔军校那些刚刚走出校门，毫无作战经验的学生官都要强上很多。
从杨森到邓锡侯、孙震、李家钰，损失之后皆赖这些壮丁进行源源不断
的补充，战力恢复起来也就相对较快。一来二去，连“中央军”都知道了
这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四川壮丁只要一到汉口，还没上岸，他们就会派
川籍军官上去套近乎，然后先下手为强，把壮丁“劫”下来再说。
人暂时不是问题了，缺的还是武器，总不能让人家壮丁赤手空拳去打仗
武器，不是光川军缺，大家都缺，因为都得伸手朝上面要。可是除非你
难得地打了胜仗，让老蒋高了兴，要不然能不挨老头子骂就不错了，想
让他直接批条子给武器，基本不现实，而在整个中条山区域，既有李家
钰的川军，又有晋军、陕军、“中央军”，还有八路军，大家都在一口锅
里吃饭，都有理由得到充分补给。
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要是只会傻乎乎地张着嘴靠天吃饭，没准连毛毛
雨都等不到。
李家钰个性倔强，但在屡次碰壁之后也学乖了。他设在汉口的办事处处
长是黄埔学生，军政部长何应钦原系黄埔总教官，李家钰便让这位处长
以师生关系去找何应钦，由何应钦开条子，从而领到了一批武器。
光有条子还不行。不怕官，只怕管，如果下面具体管这事的仁兄跟你过
不去，仍然一场空。
李家钰从何应钦那里尝到甜头后，索性将“潜规则”进行到底，又花钱贿
赂管发武器的各级官员，与此同时，他自己的生活却异常俭朴，连布鞋
的后跟断了都不肯换新的，只拿一根绳子系一下就算了。
武器很快运来了，而且足以令李家钰眉开眼笑：中正式步枪、轻重机关
枪、八二迫击炮、六零炮……这是一个渠道，另外一个渠道李家钰也不
肯放过，那就是不停地朝顶头上司卫立煌要。
会叫的孩子有奶吃，卫立煌终于送来了一批俄式马克沁轻机枪。
在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即便你是只老鹰，身上也得有点
猫头鹰的精神，能走猫步，还要会干鸟事。
第四十七军人员枪械一新，士气即刻高涨起来，不过李家钰再没有贸贸
然去进攻敌军城池。
半年来的屡战屡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李家钰经常对部属
说：“如今我们的对手是装备精良的日寇，在四川打内战那一套行不通
了，要改变战术，重新学习。”
李家钰为川军确定的新战术，其实也是整个第一战区开始采取的新战
术，那就是不以扼守城镇为目的，而是在中条山上打游击。
打游击战，八路军是公认的行家。李家钰派了十几个军官去八路军总部
学习游击战术，回来后即开办干部班，组织游击战术的训练。
对八路军的群众宣传，李家钰也很欣赏。有一次他见到一个五十几岁的
老爷子和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在抬伤兵，抬得很起劲。旁人怕这一老一
小吃不消，二人回答说，如果这点事都做不了，还怎么打日本！
李家钰触景生情，觉得要是能充分宣传发动，老百姓完全可以帮着部队
抬伤兵、修工事，打起仗来就要省劲多了。因此他在开干部班时，还专
门聘请共产党员任政治教官，以向其政训人员传授宣传技巧。
川军虽未主动出击，但其保障着平陆以南的黄河渡口平津渡，中条山的
补给皆从此处出入，日军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你不攻他，他也要攻
你。
自1938年8月起，驻扎晋南的龙山第20师团，汇合少部分伪军，向川军
所据守的平陆一带一再发起“扫荡”，要夺取平津渡。
李家钰以运动战为主，辅以游击战，不仅保得平津渡不失，而且通过近
战歼敌，杀伤日伪军达七八百人。
双方鏖战时，第四十七军有一个炊事兵正挑担送饭上来，看到战壕内已
经短兵相接，拼上了刺刀。
好不容易送来饭，没人光顾，送饭的怒从心头起，他把饭桶一放，抽出
扁担，就向就近的几个日伪军劈头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揍你们
个臭死再说。
拼刺刀是个需要专心的活，没人留意到背后还有偷袭，而且用的既不是
刺刀，也不是马刀，竟然是根扁担！
扁担也能杀人，当即就有两个家伙中招倒地。周围的日伪军惊慌失措，
不知这是何方高手，全都围了上来，炊事兵杀红了眼，浑然不惧，抡起
扁担就是一顿横扫。
第四十七军本已处于劣势，一看炊事兵都如此之猛，全都激动起来，乘
机将冲上来的日伪军全部击溃。
炊事兵全身八处负伤，但完成了这么牛的一次壮举，伤痛都已无所谓，
当下他背着缴获的三支三八式，笑逐颜开地走下了战场。
炊事兵的事迹代表了第四十七军的士气。蒋介石和卫立煌都明令嘉奖，
颁予奖章，并给这位炊事兵在四川老家修了一所房子，以资奖励。
1938年11月，李家钰升任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第四十七军军长。
为理想而战
杨森：生于四川省广安市龙台镇。时任第二十军军长。
张发奎：生于广东省韶关市。北伐战争中，参加了攻占汀泗桥、武昌城
等战役，升任第四军军长，但在抗战中战绩平平。
冈村宁次：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陆军大学第二十五
期。曾参加过日俄战争，富有谋略，被称为是日本军界罕见的名将。时
任第十一军司令官。
杨汉域：生于四川省广安市。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第十九期，他是杨森的
侄子，也是“杨家将”中最先崭露头角的大将。时任第一三三师师长。
李家钰能打得好，除战术得当外，与第四十七军在武器装备方面上了档
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武器是多么重要，大家都朝思暮想，像李家钰那样为了打通关节，不
惜“走猫步做鸟事”的事例，在当时不胜枚举，几乎是个普遍现象。
不过有些人就不用这么麻烦，他们有老头子直接批的条子，比如杨森。
淞沪会战后，杨森奉命率上一个较为完整的旅，跑步前进，去防守虹桥
机场。正值晚上，大雨不期而至，一路走得很是辛苦。到了机场一看，
到处黑漆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
机场这么大，目标如此显著，兵力又这么少，杨森感到一筹莫展。
正在他为如何排兵布阵伤脑筋的时候，上级命令传来，要他立即放弃机
场，向苏州开拔。同时又特地叮嘱杨森，行军速度一定要快，否则会被
前方撤下来的部队绊住。
被撤下来的部队绊住？这该有多少撤退部队。杨森的心马上沉了下去，
凭借直觉，他知道大事不好，淞沪会战肯定失败了。
果然是如此，跑吧。
上海市郊的大河小溪星罗棋布，走一段路就要过一座桥。杨森的部队秩
序井然，行动迅速，一路有桥可过。只苦了那些行动迟缓或落在后面的
部队，好不容易赶到河溪边，桥已经被炸了——这些留守的炸桥部队为
了自身安全，往往不管后面的部队到没到，先炸了好自己跑路。
后续部队本来军心已乱，一看退路没了，立马崩溃，枪械马匹抛弃一
空，人马一哄而散，其景惨不忍睹。
杨森为之痛心疾首，但事到如今，他也只能先顾着自个了。
到了苏州，奇遇来了，那个因桥梁被炸而未能投入战场的旅，正在苏
州，而且因没有参战，还是完整的一个旅。
众人相遇之后，彼此欢呼拥抱，痛苦抑郁的心情才算有所释放和缓解。
一个完整旅，再加一个不满员的旅，第二十军的战斗力总算又部分恢复
了过来。在到达常熟郊外时，正逢日本海军陆战队从长江上登陆，准备
迂回无锡，以截断京沪铁路，消灭上海撤退部队。
第二十军凭借国防工事，在常熟城郊与陆战队激战两昼夜，完成了掩护
任务。
在几乎已看不到什么成建制部队的情形下，第二十军显得奇货可居。于
是战区又命令杨森去参加南京保卫战，任务是驻守秣陵关。
为了避免空袭，第二十军取小道昼夜急行。在经过丹阳车站附近时，看
到敌机疯狂轰炸难民，第二十军激愤不已，遂架起机步枪，对空密集射
击，一架敌机被打中后起火坠落，其余敌机扇着翅膀逃之夭夭。
杨森要去的秣陵关是一座镇，位于南京市东南，辛亥革命时期，新军曾
在这里发动起义，从而揭开了南京光复的序幕。在杨森的想象里，此处
应是兵家必争之所，不料去了一看，既无险要，更不见关隘，和虹桥机
场一样，又是一处最难守的平地。
杨森暗暗叫苦，转而一想，京沪杭一带曾建有许多国防工程，常熟城郊
有，秣陵关定然也有。管事的早跑了，杨森找来老百姓，不知道是老百
姓怕这里打仗会给当地惹来是非，还是真的不知情，反正什么都没问出
倒是杨森的部下去野外转了几圈，把工事给找着了。这些工事也不过是
些没于荒草中的简单掩体，但足以让杨森喜出望外了。
工事上都有铁将军把关，一时又找不到钥匙在哪里。杨森的办法很干
脆：直接破门而入。
防务刚刚部署好，第二天上司又来电话，让他马上回南京，然后再开赴
安庆，以担任第二线防务。
杨森赶到南京时，南京已是人心惶惶，大部分船只都已被各级机关占用
和控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杨森才搞到一艘载重五十吨的破旧木壳
船。
这么一艘船，如何去得安庆？
正不知所措，上司给他想了个办法：部队乘火车由下关先去芜湖，杨森
自己则率其军部坐木壳船走。
主意不错，就是木壳船太业余了。那真是蜗牛一般的速度，在江面上行
了两三个小时，一共只前进了二三十里。
正“爬”着，背后忽然追上一艘快艇，转瞬之间便赶了上来。
快艇上坐的是委员长侍从室的人员。蒋介石还要召见杨森，得知杨森已
离开南京，便忙令侍从人员沿途追赶。
杨森只身下艇，返回南京。
蒋介石宣布给予第二十军三万元奖金，以示慰劳，并且对杨森说：“你
的二十军这次在上海抗战中打得很好、很光荣，等第一批进口武器到
了，优先给你补充。”
这么一句话完全可以在电报或电话中说，之所以要将杨森召回当面交
代，一方面是奖励慰勉，另一方面也是表示对杨森的期许，希望他能切
实守住二线。
杨森乘着蒋介石的快艇，追上木船，然后赶到芜湖，与部队会合一处。
算一算路程，如果搭火车绕道合肥，再至安庆，较之直接乘船逆流而
上，耗时可缩短一半，问题是日机肆虐，火车恐遭空袭，白天已不能行
驶。杨森又听说，从芜湖至合肥的铁路其实已经不通了，于是只能予以
放弃。
还是得坐船。杨森派人去找芜湖当地的行政专员，请他赶紧拨船，以利
大军开拔。
兵荒马乱，要求拨船的部队和机构太多了，也助长了专员的脾气。这位
官僚把眼睛一瞪，立马予以回绝：“无船可拨。”
管你紧急不紧急，重要不重要，这个地方我最大，我说了算。
听到专员如此甩臭脸，杨森未及开言，他的幕僚长就笑了：“我有办
法。”
问有什么办法，幕僚长说：“这些当官的，你要用更大的官才能收拾得
了他。”
当下依计派兵把专员给“请”到军部，由幕僚长亲自上演好戏。
当着专员的面，幕僚长有意大打官腔：“你不赶紧拨船的事，我们军长
已经晓得了，非马上枪毙你不可！”
专员不是一般小职员，并没有马上被吓住，而是立即追问这位胆大包
天，竟敢擅自枪杀命官的军长究竟是谁？
幕僚长扯起嗓子：“你不晓得我们的军长是谁？触怒了他老人家会有什
么后果？那你不妨去打听打听，杨森军长是何许人也。我奉劝你一句，
还是多加小心为妙。”
一听是杨森，专员顿时怵了。
杨森怎么会不知道呢！那是个说一不二，没什么理智的蛮干将军，你被
他杀了等于白杀，跟捻死一只臭虫差不多。
俗话说得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过杨森“蛮干将军”的恶名倒
给他带来了便利。专员当下就哆嗦起来，答应拨船不说，还自掏腰包，
买了鸡鸭来犒劳军队。
四五天后，第二十军乘船顺利到达安庆。幕僚长很是得意，说到底还是
打官腔有效吧。
在南京保卫战打响的最后时刻，蒋介石还要用快艇将杨森接回南京，并
加以叮嘱，实在是因为杨森将处的位置太过重要。
唐生智在南京守一线，杨森在安庆守二线，南京一旦守不住，安庆势必
要承受巨大压力。当然，最主要的是杨森麾下已只剩残兵败卒。
杨森提倡军人常带三分怒，你在他面前昂首挺胸，哪怕是出言顶撞，都
要比献媚阿谀吃香得多。杨森自己说，他从懂事起，在战场上就从来没
有哭过，不管遭遇多大的打击，受多大的创伤，也不轻易掉泪。
在杨森看来，吃了亏挨了打之后，第一个反应是如何发起反击，以及如
何补救，哪有工夫去哭？
可是打完出川抗战的第一仗，他就哭了。
第二十军在淞沪会战中伤亡殆尽，杨森付出半生心血，一手训练出来的
巴蜀子弟纷纷倒在血泊之中。
杨森一边哭一边骂，说古诗中有一句话不通：什么叫“一将功成万骨
枯”？写这诗的人一定没带过兵，一个优秀的带兵官，不会只把士兵当
兵看待，而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兄弟骨肉。
当杨森真正面对“万骨枯”时，他没有功成的欣喜，只有彻骨的悲痛。
林相侯战死后，杨森想起他家境不好，特地拍发电报回广安，将自己的
一座房子和一些田地赠送给了林相侯家属，这些房田当时价值十多万银
元。
淞沪会战把第二十军打残了，也把杨森弄得无比伤心。
很多人遭到这种沉重打击之后，或者一蹶不振，从此爬不起来，或者开
始明哲保身，有意识地躲避作战，不肯再碰硬钉子，但杨森不是这种
追溯杨森的少年经历，可以窥见他这种性格养成的过程。
杨森祖籍湖南衡阳，是清末湖广填四川时的移民，世代以耕读习武为
本。杨森的父亲考中过武秀才，能百步穿杨。杨森因是家中长子，父母
对其期望很高，父亲给杨森立下的规矩是，必须习文，不许习武，以免
影响功课。
可杨氏家族本有习武传统，杨森的叔伯兄弟习武者众多，杨森在读书余
暇也就瞒着父亲，偷偷摸摸地跟着练。
到了端午节，家族组织骑射比赛，杨森就像传说中的霍元甲一样，猛不
丁地大显身手，并勇摘第一。
杨父这才知道儿子偷练武术的经过，当着面狠批一顿，但是嘴上骂着，
脸上却微露笑容。
不管习文还是练武，都是要出人头地。随着世乱迹象已显，文武兼备显
然要胜过单纯习文。
广安有一座叫龙台寺的著名古刹，寺门前雄踞两尊石狻猊，每尊都高达
六米，为整块白石雕成，作龙腾虎跃嘶吼状。寺僧们为了这两尊石雕，
伐木做滑车，用数百人推挽，尽十年之功才搬到寺前。
这个有如愚公移山的故事，让年少时的杨森深受启发，即只要不计代
价，奋斗到底，事业没有不能成功的，理想也一定能够实现。
当时八股虽废，科举未停，杨森小小年纪就前去报名应考，文武都报了
名，结果均名落孙山——文是新试题没练熟，武不是技艺不精，是嫌他
身材矮小。
杨森十分沮丧，师友如此安慰：“假使你考中了文武两秀才，只能取一
个，那你怎么选？倒不如一个都考不中了。”
杨森听了哭笑不得。
杨森不是不聪慧，《古文观止》、《八家诗选》等书都能背上百页之
多，堪称班中翘楚。老师对他期盼甚切，全班命题作文，总是让杨森负
责收卷，还告诉他：“你收卷时，一定要先闻一下，那文章条理畅通
的，一定有异香，不通的，闻了能让你吐三天！”
杨森的作文属于有异香的，可惜自从他那次落弟之后，科举很快就废除
了，于是他在中学毕业后，便去报考速成学堂。
尴尬依旧，杨森各门成绩都合格，唯独因为身高不够，体检老是过不了
关。
主考官对杨森说明了不能录取的原因。杨森霍然而起：“我年纪小，所
以才身高不够，等再过两年，一准是高大魁梧异于常人！现在怎么能因
为这个，就阻碍我从军报国的远大理想呢？”
当时的主考官是周骏，听后大为惊异，感到杨森志向不俗，立即决定录
取。
日后杨森身材魁梧，果然没成为“杨矮子”，非但如此，他那种不混出头
就绝不甘心的劲头，还得让人仰视才行。
在四川内战中，杨森算是“混”出了头，成为一线川将中的翘楚。不过那
是内战，杨森自己已经羞于提及，他要在安庆东山再起，实现自己人生
新的飞跃。
杨森原先的家当，在川军中属于最破之列，可他的第二十军照样能打
仗，不得不说，全是靠血肉硬拼出来的。
这种不计代价的血拼，终于为他带来了利好。以前第二十军的军饷很
少，一直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淞沪会战结束后，军政部开始按
照“中央军”标准发饷，再不用杨森搞什么“饥军政策”了。
蒋介石兑现诺言，给第二十军拨来大批捷克式或中正式机步枪以及进口
武器，不仅装备了步兵，而且使杨森得以增配特种部队：每营一个重机
枪连，每团一个迫击炮连，军、师、团各级，都有独立的通讯兵和工
兵，指挥上更加灵活有效。
从川军中最穷的穷人，一下子跨越到最富的富人，杨森感觉是天都亮了
一段。
接下来是兵员补充，这个很多部队都为之伤脑筋的问题，杨森解决起来
要容易得多。四川内战时期，他便以“本军系统化”为号召，在四川广开
军校，其中仅军校培养的军官就不下五万人，此外又在他的老家广安大
举练兵，广安接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兵和年轻壮丁不计其数。
别的地方无人肯应征入伍，需要拉壮丁来凑，广安完全不用，只需杨森
一个电报，招之即来，来之能战。
年轻人中也有很多像杨森这样，性格热血，就爱打仗，他们为了避免麻
烦，甚至自制军服、自垫旅费，直接跑到安庆来投奔杨森。
杨森在电报中要后方运送一万补充兵，一下子来了两三万，大部分是广
安子弟。
亲不亲，故乡人，新兵走进营房，马上就有乡音招呼，那份亲热和融
洽，也是在别的部队里很少能看到的。
兵员有余，杨森便将军中老弱者替换下来，发放遣散费，仍令其搭轮回
在安庆练兵期间，杨森重点吸取了淞沪会战的经验。
过去第二十军使用轻重机枪，和国内的大多数军队一样，有一个毛病，
就是喜欢扫射。一见阵地前有风吹草动，机枪手马上拼着命地按扳机，
结果整夹整袋的子弹一次性便打完了。
淞沪会战是与高手过招，日军机枪手通常就不会扫射，只会点射，很注
重命中率，前面不管有多少目标，他都要一个个地予以消灭，十分节省
子弹。
杨森在重新训练机枪手时，以此为戒，特别注重了点射。
此外就是有针对性地训练防空防毒，教授如何构筑隐蔽工事，这些也是
以前国内战争上的空白点。
经过重组重训，第二十军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得以恢复和提高了战斗
就在杨森忙于厉兵秣马之际，前方战报传来，日军已攻陷南京。
南京失陷后，国内舆论曾认为日军会继续乘舰溯江西犯，直达安庆，而
当时中国军队尚未完成对江面的封锁，安庆又仅有一个第二十军镇守。
眼看着安庆难保，一时谣言四起，都说：“日军明天就要进城了。”民众
草木皆兵，纷纷逃亡。
为了稳定人心，杨森每天派出军乐队和大队士兵，逢人就宣传，表示川
军绝不放弃安庆，即便日舰真的明天就到，也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看到军队都不慌不乱，人们才陆续返回，市面也逐渐恢复起来。
杨森内安人心，外部防御，他将主力布置在最前沿，安庆城内只留一个
团，战区拨来的重炮兵则被安排于长江北岸。
安庆除了第二十军，还设有新四军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与杨森协商防
区划分，并主动要求向前线推进。
安庆附近的其他友军，全都在收缩防线，尽可能离日军所占领区域远一
些，杨森不知道这支新四军主力究竟强大到什么规模，竟可以在日军眼
皮子底下活动乃至于生存，便派人前去实地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他大跌眼镜，“新四军主力”一共才七八百人，几十条枪。
随着调查的深入，新四军的生存之道逐渐浮出水面：他们白天不露面，
全是晚上行动，到达一处村庄，立刻脱下军装，化装为零，跟当地百姓
混杂一处，让人根本分不出谁是民谁是兵。
过去在四川，杨森曾经有过跟红四方面军交战的经历，那时他只知道共
产党的部队厉害，但不知道为什么厉害，现在他知道了。
杨森早年就有川中第一勇将之称，但也常常被人诟病为有勇无谋的“川
中吕布”，就算到淞沪会战之后，他和第二十军将士给人的印象，仍然
只是勇。当获知新四军的“秘密”时，杨森立刻有了一种面壁多年无法破
壁，突然被高人敲了一下脑壳，然后大彻大悟的感觉。
杨森完成了一个自我蜕变，他偷师新四军，处处加以效仿。
第二十军建立了政工队，由政工人员对官兵进行抗日救国、保土为民的
教育，同时还在各基层部队巡回教唱抗战歌曲。杨森甚至把新四军
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搬了过来，并扩大为“四大纪律、十四项注
意”，要求部队早晚点名时必须集体诵读，齐声高呼，以作为全军的行
动规范和指南。
出川抗战的川军，只要跟八路军、新四军邻近的，大多拜过师。邓锡
侯、孙震、李家钰等人在北方，拜师的时间还在杨森之前，但这些“学
生”里面，还就数杨森学得最惟妙惟肖。
除严明军纪外，杨森自己也率先垂范，经常揣摸如何跟地方和民众打交
道。
光扯着嗓子装官腔吓人不行了，那叫军阀，现在再不能搞这一套。安徽
的教育厅厅长是四川人，通过他的介绍，杨森与安徽省主席蒋作宾相识
并且关系融洽。
当时安徽省政府已迁至金寨，仅留了部分警察在安庆维持秩序，但这些
警察根本管不住“荣军”。
所谓“荣军”，是从前线撤退下来逗留于安庆的负伤士兵。因自恃抗战有
功，他们在安庆城内到处横行，进戏园子看戏不买票，搭汽车也不买
票。更有甚者，为了搭到车，晚上在马路上用桌凳设置障碍，以阻止汽
车通行，造成安庆的秩序相当紊乱，市面也极度萧条。
除了骚扰地方，到处滋事外，“荣军”还不时涌入省政府留守机关，索粮
讨钱，搞得机关人员走投无路，难以应付。
前线已经溃败，后方又是如此混乱的一番景象，杨森大受刺激，他在军
部召集全军军官训话时，当场痛哭流涕：“你们看日本把我们中国打成
什么样子了，如果再不努力，我们将要当亡国奴了，到那时我们还活得
了吗？我们要赶快进攻才行！”
杨森在部署完防务后，便在安庆城内贴出布告：伤残官兵到指定医院集
合，过境官兵尽速离开，被打散了无处可去的部队，也可以负责收容，
但必须接受整编。
有人尚肯听话，有人置若罔闻，直到三天后，发生了一件荒唐事。
有三个散兵，不听布告所宣，到处闲逛，他们把安庆公园里的鸳鸯错当
成了南京板鸭，砰砰数枪，打死了几只，然后拿到餐馆让厨师烹饪加
工，做成了美食。
这三个哥们是饱了口福，枪声却使居民陷入了恐慌。杨森派出的巡察队
跟踪前往，在餐馆里来了个人赃俱获。
杨森下令将三个散兵予以拘捕禁闭。
关个禁闭还是刹不住歪风。杨森亲自带着卫士巡街，走进公园，又看到
一个“荣军”在抓公园里饲养的野鸭子。
杨森腾地就火了，立刻让卫士上前，一枪把“荣军”给就地枪毙。
杨森发威的消息一经传出，安庆市面倏地安静下来，那些不服调遣、惹
是生非的伤兵散兵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地秩序之良好还倍于平时，
这大概就叫“乱世须用重典”。
蒋作宾感激不尽，地方与军队合作良好，有时，各级机构间出现问题，
都主动找杨森协调解决。
驻防安庆四个月后，安庆警察厅长给杨森打来电话，说桐城发生了一件
间谍案，他让桐城县长将案犯解来，可对方不理不睬。
要在以前，杨森会桌子一拍，马上派部队去把县长“请”来，但如今他就
知道先打个电话了解情况。
县长解释说，所谓案犯是当地小学教员，大家闺秀，父母又都是桐城的
绅士名流，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女间谍呢？
杨森决定亲自过问，让警察厅把证人送来。
证人到场，杨森愣住了，原来竟是两个小孩子：一个男孩，只有八岁，
一个女孩，十二三岁。
杨森诧异地问陪他们前来的警察：“两个未成年人，怎么可以作证？”
警察说有证物啊。那是一张电报纸条，是从孩子书包里搜出来的，而且
两孩子在警察厅都承认了，说系女教员派他们来安庆进行“活动”的。
杨森再看孩子，小脸全都吓到煞白，于是他便把警察支开，和颜悦色地
单独与之交谈。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两小孩是姐弟，家里有部队电台借住过，那张电报
纸条是报务员扔掉的无用电码，孩子好奇，就收集起来玩耍。他们这次
到安庆，其实系逃学出来的，准备在安庆找外婆，外婆没找到，却因为
跑来跑去、东张西望，被警察给逮住了。
警察厅是什么场所，既有书包里搜出的“物证”，又被警察拍桌子敲板凳
地一吓，两小孩就糊里糊涂地承认是某老师派他们来的。
这真是葫芦僧判了葫芦案。杨森很生气，派人把孩子送回桐城，同时又
责备了警察局长几句，让他立即结案。
“间谍案”发生后不久，杨森在安庆街上行走，忽然人群中起了一阵骚
动，许多人在喊：“抓到汉奸啦，抓到汉奸啦！”
杨森心中一动，分开人群，挤过去一看，见几个满面怒容的人正抓住一
个吓到半死的“汉奸”不放。
有了“间谍案”的经验，杨森赶紧说：“把他带过来，让我问话。”
人群中有认识杨森的，便把“汉奸”推到杨森面前。
这“汉奸”倒在地上，浑身瑟瑟发抖，吓得身体都软了，经杨森的卫士劝
慰，才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原委。
原来当天是端午节，按照安庆风俗，家家户户都要买点红布给小孩做衣
服。此人买了布后，不经意地举起来朝着太阳一照，本意是想看看布质
厚薄与否，可不凑巧的是，日机正好于此时飞过，便被误解成了给敌机
打信号。
杨森有军事经验，这事一想就能明白：飞机飞得那么高，怎么看得见那
一点点红布呢？再说了，安庆大街又不是什么军事基地，哪里用得着打
信号。
杨森做主，竭力给群众解释清楚，才帮“汉奸”洗脱冤枉，挽救了一条无
辜者的生命。
杨森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安庆的大街小巷，由此还给他带来了一件奇遇。
有一天早上，杨森骑马去安庆郊外散步，走到一处公园，发现那里聚集
着许多人。
这些人个个面容憔悴，但是衣冠楚楚，一看就知道是高级知识分子。经
杨森下马询问，了解到他们全是山东齐鲁大学的教职员工。
当年的齐鲁大学极负盛名，有“北燕京，南齐鲁”之称。学校因抗战要迁
到后方，可是由于无处寻觅交通工具，师生全都流落到安庆，自身衣食
无着，学校的图书仪器也没法运来。
杨森打听明白，立即出手相助，安排车辆进行运送。听说师生们要去四
川，他又积极鼓动齐鲁大学迁去自己曾长期驻防的万县，并把他原在万
县的司令部借给齐鲁大学做校址。
四川军人素重教育，杨森引以为豪，认为协助齐鲁大学迁校，是他在安
庆做的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此后，杨森还曾派出车船，将合肥几所学校
及安徽大学的图书仪器，全部抢运到武汉。
在很多人眼里，无论“间谍案”，还是“汉奸案”，乃至于迁校，都称不上
大事，作为一方统兵将领，杨森微服私访的举动，似乎还有不务正业之
嫌——有这空，你应该多研究研究兵法嘛。
可是，兵法有很多种，这其实也是一种兵法，而且是杨森偷师后学到的
顶尖兵法。
正是从许多看似不经意的小事上，杨森开始有意识地接近民众，了解民
众，直至组织民众，从而为他日后叱咤抗日战场打下了基础。
杨森为人颇有历史情怀，乘着驻防安庆的机会，他特地去参观了包公遗
物，瞻仰了李鸿章府邸，甚至还跑到桐城，一一凭吊了周瑜及大小乔的
墓地。
在桐城，看着夕阳西下，白杨萧萧，历史与现实瞬间融汇到了一处，杨
森默诵起苏东坡的诗句：“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
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有勇无智的吕奉先渐渐远去，杨森现在的偶像，已变成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的周公瑾。
纯战术的兵法，杨森当然也研究。
日军占领南京后，并未立即向安庆发起进攻，只是派飞机轰炸。本来按
照安庆的城市级别，还不够资格挨炸，但安庆附近有座飞机场，日机每
次炸完武汉，安庆是必经之地，如果机舱里还有剩余炸弹，一准会全部
扔进飞机场。
杨森于是找来木匠，做了几架木头飞机。日机路过安庆时，发现下面还
有一支“机队”傻乎乎地停在机场，立即胸肌澎湃，忙不迭地围过来狂轰
乱射，把“机队”打得支离破碎，木屑块飞得满地都是。
其中有一架日机或许是太投入了，一个俯冲，竟然将飞机头扎进地面，
顿时机毁人亡，倒是机枪和降落伞全都完好如新，被杨森守株待兔，乐
呵呵地捧了回去。
杨森变聪明了，或者说，变狡猾了。
兵者，诡道也，除了以硬对硬，直来直去，还可以拥有更多选择。造木
头飞机不过小技，杨森还“偷师”了更多精髓。
日军占领南京后，并未立即沿江西上，但在徐州会战进入收尾阶段后，
其战略重心逐渐向淮南转移。
淮南战场由杨森和徐源泉共同负责。杨森以安庆为中心，徐源泉以合肥
为中心，由于这一战场无“中央军”驻扎，守备上相对薄弱。
1938年5月初，第6师团从芜湖启动出发。这个臭名昭著的“野兽师团”战
斗力极强，其前卫部队短时间内便击败了徐源泉所率的鄂军，从而攻占
巢县，逼近合肥。
巢县不是杨森的防区范围，而且他自己承担的防区面积也已经够多了，
还得防两头——南面是沿江水路，北面是淮南铁路。
待在家里看人打，绝不是杨森的性格，战场上他从来就不肯安分守己，
更何况从战场态势来看，帮鄂军就是在帮自己，守合肥就是在守安庆，
如何能坐视不动？
人生就像在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怕个什么！
新四军的作战实践告诉杨森一个道理，有时后方攻袭战，要比前方硬耗
有效得多，也讨巧得多。
1938年5月13日，在杨森的指挥下，原守淮南铁路的第二十军一部架设
浮桥，突然渡河杀往巢县。
手上还有分内活，所以原计划并没有要攻占巢县，而只是想发动奇袭，
杀些鬼子，挫挫此辈的嚣张气焰。在到达巢县附近时，碰到一个当地农
民，听说川军将去巢县打日本人，农民透露了一个秘密：巢县城墙上有
一个洞，洞口还不小，扛着机枪都可以通过。
根据情报，第二十军临时决定改变计划，索性杀进城去。
这天深夜，由两个营组成的突击队悄悄地往城里摸去。巢县城下有一条
护城河，因为来不及准备，搭的浮桥还没有全部完工，但为了抢时间，
工兵直接下水，将浮桥扛在肩上，让突击队冲了过去。
那些天正赶上天气热了起来，日本兵怕热，晚上一个个地跑到街上纳
凉，此时睡得正香哩。
自南京屠城以来，这帮家伙骄横惯了，根本不相信半夜还有人敢相扰，
就算是扰的话，登上城头防御不还有的是时间吗？
城墙上那个洞口，正是将他们送往地狱的绿色通道，突击队进城后，看
到街上这么多活靶子，立即大开杀戒，一下子打死了两百多日本兵，有
的人睡梦中就被干掉了，死的时候都不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异样。
惊觉的，还来得及逃的，全都退进了城内高地。
杀得这么痛快，源于奇袭二字，面对面攻防，尤其是仰攻，难度就大
了。第二十军向高地冲锋十余次，均未能得手。
有鬼子在城内，就不能说真正占领了城池。杨森获悉后，欲邀驻合肥的
鄂军会攻，以全歼巢县的这股残敌。不料徐源泉很不济事，没怎么固
守，就率鄂军撤出了合肥。
1938年5月14日，第6师团占领合肥，随后向巢县大举增援。
这其实都是发生在一个晚上的事，所有变化和意外，均不是计划内所能
预料。
拂晓之前，第二十军边打边撤，离开了巢县。
看着满街的死鬼子，第6师团气到七窍生烟，想想占领偌大一个合肥，
也没死几个人，真恨不得马上将杨森捉住并大卸八块。其主力坂井支队
南进之后，便奉令一刻不歇，舍了命地对第二十军发起攻击。
从合肥到安庆，大、小两关是主要防守据点，大、小关有失，安庆便成
了死城，因此杨森只得将第二十军主力全部调至大、小关，与坂井支队
展开决战。
1938年6月10日，坂井支队向第二十军发起全线进攻，战线长达四十
里，投入兵力三千多人，且有山炮辅助射击，但当天并未能攻陷阵地。
第二天，一线日军增至七千，除山炮外，飞机也加入助战行列，多达九
架飞机乌鸦似地满天乱飞，进行低空扫射和轰炸。
飞机对陆军造成的伤亡其实并不比火炮更多，其恶毒之处主要在于精神
上的刺激，嗡嗡叫唤的声音足以令人崩溃。
第二十军伤亡遍野，战斗兵牺牲殆尽。前敌指挥官向杨森报告：“大关
附近激战惨烈，已无法死守。”
杨森在电话中回答：“谁退下来就枪毙谁！”
指挥官便将炊事兵、勤务兵全部补充一线，继续死守死战。
当天，杨森也亲自赶到大、小关督战。在那里，他看到第二十军已死伤
了三千多人，但是官兵至死也不肯退后一步，确实已经竭尽全力。
大、小关决战的同时，日军在水路也没闲着。杨森在江面布设的水雷、
两岸修筑的工事，皆被日本海军陆战队所打捞或摧毁。
1938年6月12日，日本台湾旅团及海军陆战队相继在安庆附近登陆，而
此时杨森在主力北调后，能用于守安庆的，不过正规军四个连，再加上
城里的守备队和警察。
安庆无论如何是守不住了。杨森下令放弃安庆，并定于晚上十二点全军
撤退。
唐生智守南京，撤的时候乱七八糟，很大的原因是守城部队皆非其亲
兵，关键时候全都不服从指挥。第二十军皆系杨森嫡系，他让怎样就得
怎样，说好十二点撤，没人敢提前一分钟走人，因此尽管在放弃大、小
关后，安庆实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但整个撤退过程仍然能做到有条不
紊。
杨森将四个连设于山上，尽力抵抗，以掩护安庆市民撤退。杨森本人在
安庆市里巡视一周，确认市民已撤离后，方才告别江城。
杨森虽撤，却不是抱头鼠窜的那种，而是且战且退，一路都很有章法。
两天后，唐式遵奉蒋介石之命，派来两个旅增援第二十军，杨森有了作
战资本，他又杀了回来。
1938年6月15日，杨森乘敌不备，率部反攻日军所占领的潜山，此役不
仅成功切断坂井支队的运输线，而且得以歼灭数百日军。
在安庆之战打响之前，中方就在潜山的皖河修筑了较系统的防御工事和
炮兵阵地，日军没料到杨森会再杀回来，自然就没想到予以破坏，而杨
森正好加以利用，以致于坂井支队主力赶到时，仍无法渡过皖河。
1937年6月16日，日军前敌指挥官坂井德太郎少将亲自赶到前线进行指
挥，采取两翼迂回包围的战术，才得以渡过皖河。
杨森仍没走远。
潜山后面还有一个潜水河，因为连日降雨，潜水河面猛涨，宽度达到三
百米，水深也有两米，乃极好的防守地形，杨森就在那里筑垒以守。
小窟窿里也能掏大螃蟹，杨森看准了就打，与很多中国军队一旦败后便
你推我挤，争相奔逃的情形大相径庭，当然也让他的对手十分作难。
日军师团虽装备齐全，有专属的工兵部队，但坂井支队过于突前，这些
家伙什么都没来得及带上，坐在岸边等吧，又觉得丢份儿。
1938年6月18日，坂井少将咬咬牙，决定不再等候工兵到来，而是在拂
晓时分组织就地强渡。
他将炮兵和轻重机枪全部集中起来，以浓密火力进行正面掩护，与此同
时，挑出会游泳的日本兵进行武装泅渡。
这种进攻方式，颇有点不把士兵性命当回事的意思，毕竟大家都是碳水
化合物，没人能装仙风道骨。泅渡过程中，许多日本兵被当场打死在潜
水河中，河水尽染。
不过总算是成了，坂井支队当天终于占领潜水西岸。杨森所部战力之强
韧，让日军大为惊叹，在广播中承认“川军顽抗力坚”。
由于连续作战时间较长，伤亡太大，杨森奉令撤往武汉，其作战位置转
由友军替代。
回到武汉点验，除了伤亡情况跟淞沪会战时有得一拼外，还失踪了一个
团。
这个团的团长叫李介立，本来奉令参加大、小关决战，但当他们赶到指
定位置时，合肥至安庆的公路已被日军截断，遂陷于日军包围之中。
杨森无法与之取得联系，到了武汉之后，又再未得到过任何消息，以为
李介立团凶多吉少，于是向蒋介石报告：“李介立团全团殉国。”
自南京保卫战后，团以上整建制覆灭的事例已不多见，后方各大报纸都
对这一消息进行了报道。
不料一个月后，李介立团竟然奇迹般地全部出现在了汉口。
杨森的兵，都跟杨森一样，生命力超级强悍。发现成为被围孤军之后，
团长李介立采取紧急措施，第一时间将部队化整为零，编成若干战斗小
组，然后钻到山沟沟里跟鬼子捉迷藏。
这实际上多多少少也来自于“偷师学艺”，新四军在敌后进行游击乃至陷
入重围时大多采取这一战术。紧跟着化整为零的，必然是化零为整，在
日军开往前沿后，李介立团即分组趁晚上往西撤退，到了汉口再集中整
队。
直到安全返回后方，李介立团才知道自己已被列入了“阵亡将士”的名
从奇袭巢县，到大、小关决战，再到反攻潜山，杨森都自认为打得不
错，事实也确实如此。可蒋介石对杨森没有得到他的命令就擅自撤出安
庆很是不满，电责其“轻弃名城，腾笑友邦”，予以革职留任。
杨森差点给气迷糊了。
都是水，何必装纯，都是人，何必装神。那种情况下，就算你老人家在
前线，又能有什么回天之术，难道我就非得死在安庆，才算没有“轻弃
名城，腾笑友邦”？
杨森的肚量本来就不大，越想越郁闷，结果出了意外。
坐在汽车上就感到腹疼如绞，随后越来越疼，疼到两脚发软，下不了汽
车。医官赶到后，诊断为急性盲肠炎。
杨森被送进医院。医院里住满伤者，没有空床位，还是请一位医院的厨
子腾出房间，才得以给杨森开刀动了手术。
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终于弄清楚，原来是先有合肥失守在前，才直接
影响和动摇了淮南战场的警戒线，最终使得杨森不得不抽兵到大、小关
决战。如果杨森不抽兵，安庆兵力不会那么空虚，也就不会被江上日军
所趁，这是一副多米诺骨牌。
杨森是英雄，不是罪人。蒋介石获悉之后，倒也很觉内疚。立刻撤掉处
分无疑是在打自己脸，他便换了个方式，又用外购的捷克式武器来补充
第二十军。
杨森发脾气，向来是点着的干柴草，烧得快，灭得更快，既被老蒋搔到
痒处，自然也就不再动怒了。
日本海军在溯江西上之前，就曾向第三国发布通告，称日军进攻武汉之
战已经开始，各国船舰必须立即退出。之后，安庆的沦陷，使中国统帅
部完全判明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意图，长江两岸均加强了防御部署。
当时最受外界期待的是马当要塞，有“东方马奇诺”之称，但因指挥官出
现失误，日军发起进攻后，这一江上第一要塞在三天之内便告失守。
十几天后，爆发九江之战，“老铁军军长”张发奎率十万重兵，竟不能抵
御日军一师一旅，致使九江在三天内便告失陷。
九江之战的日方指挥官是冈村宁次中将。在日军将帅中，冈村以富有谋
略著称，他对中日战力有一个基本的评估公式。据此推演，中日战力起
码差着两个档次，日军只要出动一个师团，即可对阵中国一个集团军
——注意，这个集团军说的还不是普通部队，而非得是蒋介石嫡系
的“中央军”才行，若是地方军，一个集团军都还嫌不够。
对中方而言，部队只能是多多益善，蒋介石排兵布阵，又想到了杨森和
他的第二十军。
杨森手术做完，才刚刚拆线，蒋介石探问病情的电报就一封封飞来，既
是关心，更是催促，希望他能早日出院。
杨森是个一遇到战场上有挑战性的事物，头发就会根根直竖，兴奋到不
能自已的人，想到又有大仗可打，他哪里还能安之若素。
医生见状，赶紧告诫他，医院有严格规定，拆线后仍须休息若干时日。
杨森统统听不进去。
大丈夫宁可马革裹尸，岂可老死在一块白布单上？他掀开被单，一跃而
起，吩咐副官备车，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长沙。
第二十军这次划入第九战区，受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在马当要塞失
守后，陈诚即将第二十军调往湘赣交界处的浏阳，以护卫长沙东面。
日军频频采用迂回战术，都被他们迂回怕了。陈诚如此布防，就是怕日
军会顺势穿过江西北部，直捣长沙，从而对武汉形成战略大包围。
到了长沙，杨森被告知，其总部设于长沙城内，部队已列阵于浏阳一
线，杨森本人可就地坐镇于长沙。
杨森岂肯安安静静地待在城里，他坐着车急急赶到浏阳前线，以便进行
掌握和指挥。
长沙城内风声鹤唳，浏阳反倒草木不惊，后来才知道冈村因急于攻下武
汉，所以没有进行战略大包围，转而代之以战略小包围。
所谓战略小包围，是沿瑞武公路直趋鄂南的阳新，以便截断粤汉路，由
南面对武汉形成包抄之势。
为了掩护瑞武公路的交通运输，冈村派兵占领了阳新公路以南的武宁，
在棺材山、罗盘山设立防线。
陈诚急调“中央军”第八军向棺材山、罗盘山发起进攻，但久攻不克，部
队伤亡很大。在此情况下，陈诚让杨森从第二十军中选派一个师到武
宁，受第八军军长李玉堂指挥，以加强进攻力量。
杨森派出的是第133师，当师长杨汉域到达武宁时，第八军已因伤亡过
重而撤退，进攻的重任遂由第133师一肩挑起。
因杨汉域突然患病，临时由旅长周翰熙代理指挥，向罗盘山发起进攻。
第一天是试探性进攻，进展还比较顺利，到第二天发动总攻时，情况的
严重性才暴露出来。
日军在罗盘山顶构筑了坚固工事，配有极其凶猛的火力，但日本人狡猾
就狡猾在，不到有效射程，他绝不还击，以节约弹药。
第133师头天的试探性进攻看上去顺利，其实就是这个原因，不是人家
不能打，是不想打。而“顺利”又让周翰熙有所麻痹，在缺乏炮兵掩护的
前提下，便组织步兵向山顶仰攻。
日军的有效射程在山腰以上，棱线以下，每次一进入这个范围，子弹便
像下雨一样泼过来，川军步兵非死即伤，割麦子一样地被一排排打倒。
一天之内，团长挂彩，三名营长阵亡，连排长幸存无几，前沿仅剩一名
营长可进行调度，全师官兵累计伤亡四千余人，这是第二十军一个师在
八年抗战中伤亡最大的一次。
日军以逸待劳，见第133师已失去进攻能力，便主动反击，一直打到了
师部指挥所附近。
周翰熙因部队伤亡过于惨重，深感内疚，已决定与师部共存亡，坚持不
愿离开阵地。他的堂弟、旅部特务排排长周汝火急忙派战士将其拖走，
自己拖后掩护，结果当场战死。
首战便告受挫，杨汉域不能不抱病亲自指挥。
第二十军在人员组成上，相当于清末的湘军，不过一个是湖南人，一个
是四川人而已，官兵一般都沾亲带故。其中有很多是前来投奔杨森的亲
属，杨汉域便是杨森的侄子，而在子侄辈中，以他跟随杨森的时间最
早，也最受信任。
杨森几度败亡，杨汉域和范绍增都誓死跟随，所以杨森特地叫他们二人
结为盟兄弟，以相依共存。
后来杨森在万县东山再起，朱德投入麾下，实际是要在第二十军拉队
伍，搞兵运。杨森察觉后，便以十万大洋将朱德礼送出境，但是他又听
到密报，说杨汉域在朱德的暗中策划下也要发动起义，不由勃然大怒，
立即将杨汉域予以逮捕关押。
其实只是谣传，并没有这么回事。范绍增等人在说情无效的情况下，便
转请一位大学校长拜会杨森。这位校长对杨森说：“汉域这娃娃，人家
十几岁就跟你打仗，负伤十几次，不过给了个师长，最后还被你关了起
杨森此时气也消了，便说：“不关就是嘛。”
杨汉域就此被释放出来。
再往后，范绍增参加“四部倒杨”，杨汉域劝阻不住，就对范绍增
说：“军长（指杨森）未开火前，你不能先发第一枪。”
范绍增跪地发誓：“我如对军长先开枪，死无葬身之地。”
真打起来，哪里还顾得上谁先开谁后开，范绍增先举反旗，杨汉域质问
范绍增：“袍哥说话不讲信义，哪里说哪里丢吗？”
范绍增无言以对。
尽管分道扬镳，各为其主，但杨汉域和范绍增都很讲江湖义气，范绍增
搭救过杨汉域，杨汉域知道杨森可能扣留范绍增，也主动进行提醒和营
杨森对杨汉域这个侄子很是赏识，不过叔侄的治军方式完全不同。杨森
平时态度严肃、不苟言笑，杨汉域则平易近人，常和官兵称兄道弟，连
普通士兵有了问题，都会直接找他谈。
杨汉域和官兵谈得高兴时，通常有说有笑，其乐融融，但如果谈话对象
是军校毕业的那些人，特别是喜欢争辩的，也会遭遇话不投机的尴尬，
这时候他最多笑骂一句：“你对我说这些，等于对牛弹琴，反正我又听
不懂！”
其实杨汉域的学历并不低，他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上过将官班，只是人
比较厚道，说话留有余地罢了。
杨汉域极少发火，但也有被激怒的时候。李玉堂有一个联络参谋在第二
十军，这个参谋以“中央军”的钦差大臣自居，在第133师受挫败北后，
他给李玉堂发了份电报，上面竟然说：“打仗的时候，杨师长（杨汉
域）带着部队薅秧呢。”
薅秧就是拔秧，意思是说第133师打仗不卖力，像拔秧一样直不愣登地
杵在那里，所以才攻不下罗盘山，其中甚至还流露出杨汉域在装病的意
思。
这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杨汉域起初还不知道，知道之后怒不可遏，指
着这名参谋的鼻子便骂：“你胡说！”
第133师将士也个个义愤填膺，联络参谋情知犯了众怒，赶紧收拾行李
灰溜溜地走人。
周翰熙兵败，杨汉域并没有拿部下出来塞责，而是挺身而出，义气大哥
的风范尽显。
第133师已经伤亡满营，正常打法已经行不通。杨汉域重新调配，他再
次指挥全师对罗盘山正面之敌发起进攻，但这只是佯攻，为的是牵制敌
真正的主攻部队是力量保存最好的陈亲民团，该团奉命从附近李玉堂第
三师的防御阵地经过。第三师是李玉堂的基本部队，往那里一扎营，日
军要上去碰一碰也得犯半天嘀咕，所以从这里经过，基本无险。
陈亲民团从第三师防地潜出，然后向罗盘山以西疾行，最后突然猛攻日
军侧背，并出其不意，重创日军。
陈亲民团成为罗盘山日军的最大威胁，日军遂集中步骑兵，在大炮掩护
下向陈亲民团发起进攻。
战斗呈现激烈状态。副团长亲临前线指挥，以身殉国。某排打到只剩下
一名负重伤的排长，当日军包围上来时，这名排长挣扎着扑向日军，拉
响手榴弹，与之同归于尽。
陈亲民团渐渐不支，一度向后撤退。杨汉域见状，立即把师部直属手枪
排增援上去，配合前线部队进行白刃冲锋。
杨汉域治军看似宽松，实际有他的一套诀窍，比如他的记忆力惊人，可
以随时随地报出全师现有多少官兵，武器弹药粮秣被服多少，而且一字
不差，比专门承办的人还清楚。
他心中有一张活地图，打仗的时候，会指出哪个阵地最为重要，然后很
干脆地告诉那里的带兵官：“你守住了阵地，我升你的官，如果把阵地
丢了，我杀你的头！”
以杨汉域的宽厚个性，不过随口说说，不会真的动刀子杀人，但目标指
定，部下也没一个敢于懈怠，陈亲民团关键时候又挺住了。
胡说八道的联络参谋已被赶走，杨汉域便派团长陈亲民去和李玉堂第三
师联系，请予协助。第三师随即出兵，两部合力，经一小时激战，终于
击退日军。
此后杨汉域采用白天固守阵地，入夜以精锐小部队分道夜袭的战术，曾
几次攻下棺材山、罗盘山。只是在缺乏必要火力支援的情况下，这些要
点都很难守住，往往晚上攻下山顶，第二天天一亮，就因经受不住日军
飞机大炮的冲击，而被迫退下山来。
不过慑于第133师在战场上的勇猛表现，日军也不敢再贸然进攻，双方
形成对峙。一周之后，杨汉域将防区完整地移交给了友军，率第133师
归还第二十军建制。
在血盆里抓饭吃
刘雨卿：生于四川省三台县。时任第二十六师师长。
李宗鉴：生于四川省大竹县。曾任杨森所属独立第三十五旅旅长，该旅
后分化出来，被编为军政部直属旅。
王陵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刘湘出川时，曾让他代行四川省保安司令
一职。刘湘死后，他曾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和声望，定可继承四川省主
席，但却在竞争中意外失利。
王缵绪：字治易，生于四川省西充县。因暗地里走复兴社的路线以及各
处许愿，在四川省主席的竞争中，如愿以偿地拔得头筹，得以代理四川
省主席。
陈鼎勋：生于四川省简阳市。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二期，长期在邓锡侯手
下任职，时任第四十五军军长。
许绍宗：生于河北省青县。时任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七军
军长，代王缵绪出川抗战。
武汉会战是各部川军最为集中的一次大战役，包括第二十军在内，前后
参战的具有独立完整编制的川军，总计有三个集团军、一个军、一个
师、一个旅。
先介绍特殊的，那个师和那个旅。
“师”是指刘雨卿第二十六师。淞沪会战后，军长郭汝栋因患喉疾，已辞
去军长一职，军部也随之撤除，第二十六师便成了一个独立师。
第二十六师负责在马当之后守湖口。这个活很悬，因为实际上，马当一
失陷，湖口就很难再守了。此外，第二十六师虽补充了新兵，但武器却
迟迟无法补充齐全，刘雨卿整天为无米下锅而愁眉苦脸。
直至三门火炮的到来，刘雨卿的眼睛才渐渐放出光亮。
这三门火炮是日造三八式野炮，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属于顶级武器，
它们的主人是从马当败退下来的炮兵。
刘雨卿起了“坏心”，想把三门炮和炮兵都截下来，可是一问，光有炮架
子，却无炮弹。再一看其他溃退人马，都只顾着逃了，手中也没有什么
武器。
刘雨卿大失所望，只得奉令通知：“凡无战斗力的部队，迅速离开战
场！”
一方面是部队战斗力很弱，一方面是缺乏马当要塞那样的高规格防御阵
地，要想守上一阵，就是拼命加动脑子。
日军要夺取湖口，就一定要通过龙潭山公路。刘雨卿率部将公路予以破
坏，设置路障和地雷，主力则布防于公路两侧的高地之上，以交叉火力
对公路进行封锁。
在飞机掩护下，日军一天之内向龙潭山阵地冲锋十余次，均被第二十六
师所击退，第二十六师为此也死伤枕藉，阵地上的机枪射手换了十余
次。
第二十六师在淞沪战场打了那么多天，才战死了一个团长，而在当天的
龙潭山之战中，就有一个团长、六个营连长阵亡，可以想见本身战斗力
的削弱以及战场的激烈程度。
在正面遇阻的情况下，日军又开始采用一贯的迂回战术，悄悄地向侧翼
派出骑兵，准备从龙潭山阵地后方进行包抄。
得到相关侦察情报，刘雨卿立即派出两个营隐蔽在山后，以监视和阻击
日军骑兵，这时整个师部都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第二十六师实际上是背水一战，因其身后就是鄱阳湖，一旦陷入包围，
就只有全军覆灭，但如果现在就撤退横渡，在日军炮火的紧逼之下，同
样难逃生天。
刘雨卿当机立断，决定沿用淞沪战场时的经验：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转
守为攻，或可出奇制胜。
拂晓时分，刘雨卿派两个连分别从左右翼实施佯攻，集中全师主力从正
面实施猛击。
第二十六师的主动进攻，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除对日军造成不小
杀伤外，该师还缴得武士道军旗、战刀数十件。
与淞沪会战时相仿，这也是第二十六师耗尽所有气力的最后一搏。趁着
日军愣神的工夫，刘雨卿指挥全师，带上伤员，用木筏横渡湖口，撤往
北岸。
此时日军骑兵尚未合拢包围圈，其炮兵阵地也未来得及前移，否则的
话，横渡时将受到日军炮火的严重威胁。
为了阻击紧咬于后的日军步兵，掩护大部队撤退，刘雨卿在龙潭山留了
一支敢死队，共有五百人，最后生还归队者仅五十多人。
再说说“旅”。该旅编号为独立第35旅，旅长李宗鉴，任务是防过半壁山
要塞。
李宗鉴独立旅原属杨森第二十军。在下川东之战中，杨森被刘湘打到四
分五裂，失去了对所属部队的掌控，李宗鉴便分化了出来，自成一部，
属于小诸侯中的小诸侯。后随形势所迫，又归顺“中央”，被编为军政部
的直属旅。
在半壁山防守战打响之前，旅长李宗鉴告诉部下：“这一仗不单关系到
部队能否继续生存，如果半壁山这道关口被日军突破，武汉、长沙也就
完蛋了。我们川军原本就是在血盆里抓饭吃的，要是再当了亡国奴那就
更惨了！”
李宗鉴旅武器简陋，基本上都靠大刀和手榴弹扛活，很多川造步枪上连
刺刀都没有。李宗鉴判断敌情后，认为如果直接在岸边阻击，将受到日
军舰炮及水上飞机的攻击，火力上根本无法抗衡，不如先隐蔽部队，将
其引上山坡，再用敢死队截其尾，进行近距离肉搏。
全旅按计而行，上来就佯装败退，诱敌深入。当日军爬到半山腰时，事
先隐蔽一旁的敢死队突然横冲过来，因双方离得太近，日军舰炮不敢开
火，李宗鉴旅横劈竖砍，打死了三十多个日本兵。日军畏惧伤亡，未敢
再继续深入。
三十多个日本兵，在第二十军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他们一次奇袭打死
的日军都不止这些，可李宗鉴旅已经竭尽所能，甚至是超水平发挥。苍
蝇腿也是肉，就别嫌弃了。
当然对李宗鉴和他的兄弟们而言，更重要的是，依赖这次战绩，独立旅
又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了。
“小泥鳅”们想想十分可怜，他们体量既小，又早已与四川军政界切断关
系，换句话说，人家有背景，他们只有背影，如果本身没有突出表现，
便毫无出路。
和刘雨卿一样，李宗鉴不求有功，他们拼死作战，除了不想当亡国奴
外，就是要为自己的部队争取生存下来的最后一线机会。
蒋介石治军的方法和态度是，对嫡系“中央军”和地方军中的“小泥鳅”都
特别严格。吃了败仗，“小泥鳅”有可能或被削除编制，或遭遇合并，
而“中央军”中的负责将领更要因过而受责，如果恰好你还是黄埔生，那
就更惨了，蒋校长的军棍很少会留有余地。马当失守后，“中央军”里既
有遭到处决的少将师长，也有革职退役（注意，不是革职留任）的中将
军长，没有任何借口可说。
相反，对于集团军以上的“大块头”们，就要宽松得多。不是蒋介石故意
要有所区别，说到底，还是背景的原因，惹不起，动不得啊。
蒋介石在遭四川军政集体抵制后，改变手法，不仅置换了川康绥靖公署
人选，还将这一策略由政界延伸到军界，宣布要成立第二十九集团军，
一方面“以川制川”，另一方面弥补前方越来越紧缺的兵力空额。
对蒋介石的命令和计划，留川诸将大多想都不想、看也不看，就会群起
抵制，唯有这一条，他们几乎是全票通过，举双手双脚赞成。
成立集团军，就意味着多出了很多把交椅，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
长、旅长、团长……大家都有机会往上升了。
职场上的常见现象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都想赶快把前浪拍死在沙滩
上。在蒋介石放出风后，四川军界便没人再顾得上“外争”，全都投
入“内斗”，以便争夺这些其实还尚未出现的交椅。
争斗最剧烈的，自非集团军总司令莫属，不过有资格参与竞争的人也最
少，一共就俩，除了王陵基就是王缵绪。而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王陵
基又要胜过王缵绪。
先谈资历。王陵基在速成学堂任职时，因当时年纪轻、资望浅，无法担
任正职教官，实际只是一名副官。但纵然如此，名分在那里，凡速成系
的，包括王缵绪自己，名义上还是王陵基的学生，见了面都得恭恭敬敬
叫一声“王老师”，连刘湘也不例外，而且为了显示尊师重教的“仁厚”形
象，他比别人叫得更多更甜。
王缵绪当着面不得不跟着做样子，背后却说：“王老方不过是个副官
嘛，什么老师，他不配！刘甫澄做得那么肉麻，这就是他的虚伪。”
不服气没问题，可人家就是比你老，这是铁的事实。
再论军功。对军人而言，这是绝对的硬指标，也是王陵基最值得自傲的
部分。从与杨森的下川东之战，到与贺龙的鄂西洪湖之役，再到与徐向
前的马渡关之战，王陵基鲜有落败，可以说在刘湘麾下的第一代战将
中，排名至少不会出前三。
在这方面，王缵绪乏善可陈，无话可说——你总不能弄几块豆腐，就把
自己的豆腐说成是钻石做的吧？
显然，要是纯比硬件，多少个王缵绪也被刷下去了。王缵绪不比这个，
他比软件。
没有作品，不还可以讲人品吗？
王缵绪大走“群众路线”，为了提高支持率，不惜四处撒网，重点培养。
他每天有事没事，必到文庙后街的励进会办公室报到，跟留川将领们逐
个“谈生意”，承诺只要自己能在军界跨上一小步，一定会拉兄弟们走一
大步。
王陵基当然知道王缵绪都在干些什么，但他不屑为之，而且认为王缵绪
不过是在枉费心机，白花力气：我看你也就那张比大地还深沉厚重的脸
皮值点钱了，以为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就能胜过
我，做梦去吧？
可事件的进展表明，做梦的还是王陵基自己。
王陵基以为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压倒王缵绪是理所当然之事，却不知
道这个世界一向都很现实。
除了封官许愿外，王缵绪还到处给王陵基抹黑，说他性情粗暴，刚愎自
用，惯于排除异己。
公众人物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塑造出来的。经过王缵绪的东涂西抹，
王陵基成了这样一个人：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
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怏然于胸中。
这是林语堂评价鲁迅的一段原话。用到鲁迅身上，是对一代文坛巨匠的
恶意攻击，给了王陵基，也同样可以把他打扮成头上长角的怪物一个。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众人都去捧王缵绪了，没人理会王陵基，让“王老
师”无形中陷入了“有资历，没人气”的尴尬处境。
在王缵绪还没有想到复兴社和康泽这条捷径之前，蒋介石对让谁当集团
军总司令，其实都无所谓，反正都不是他的人，就看四川军界的民意如
何：名额只一个，你们拥护谁，我就选谁。
悄没声息之中，王缵绪一点一点地拿走了本该属于王陵基的那份奶酪，
成功地当上了集团军总司令。
王缵绪兴致勃勃地着手组建第二十九集团军，把留川部队中的大部分打
包放在了一起。
竞争前的承诺还是要兑现的，关键是如何摆平。在这方面，王缵绪着实
动了番心思，他把属于刘湘嫡系的许绍宗提升为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67
军军长，把原属刘存厚的廖震提升为第44军军长，第二十九集团军就由
这两个军组成。以下也全部按照原有职务升级任用，真个是皆大欢喜。
第二十九集团军于1938年3月开始正式组建，一个月后，王缵绪得到了
他梦寐以求的代理省主席一职，当然不肯抛下这顶乌纱帽出川，于是便
由副总司令许绍宗代理总司令。
第二十九集团军乘轮东下后，在鄂东担任守备。
1938年7月，第6师团杀入鄂东，与之交战的桂军和川军均为集团军建
制，但即便如此，仍挡不住日军的凌厉攻势，以致太湖、宿松、黄梅、
广济等四县都先后陷于敌手。
与此同时，第6师团因伤亡过大，也暂时失去了进攻能力，只得一边在
黄梅、广济休整，一边等待后方新兵补充。
黄梅、广济之后，即是长江上第二大要塞田家镇要塞，也可以说两县是
田家镇的屏障，其作用犹如大、小关之于安庆。
鄂东属第五战区，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因患牙疾，由人称“小诸葛”的白
崇禧代替指挥。白崇禧决定趁第6师团处于休整之际，大举反攻黄梅、
广济，用以保障田家镇，这就是黄广战役。
反攻行动由川军和桂军共同承担，川军攻黄梅，桂军攻广济。
第6师团失去进攻能力，并不代表连防守能力也一并失去了。在黄梅外
围，它设置了多层铁丝网和障碍物，火力配备甚为严密，还配有野炮支
援，白天根本就接近不了。
川军遂改昼战为夜战，以“摸夜螺丝”的方式，发动奇袭，曾占领四座地
堡，但天一亮，日军骑兵一冲，就顶不住撤了下来。
为了能攻下黄梅，许绍宗把集团军直属炮兵营都拉上来进行支援。这个
炮兵营共有重迫击炮四门，算是川军最好的重型武器了，可实际上对攻
坚的作用并不大，因为每门迫击炮仅配十发炮弹，根本就舍不得用，不
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打了五天，川军依旧没有攻下黄梅，桂军也未能拿下广济，中日双方在
鄂东形成了对峙局面。
就这种以收复失地为目标的战役而言，对峙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失利，
白崇禧发起的黄广战役未能收到实际效果，第6师团则乘机进行新兵补
充，又部分恢复了进攻能力，随之而来的，便是田家镇的沦陷。
田家镇失守后，日军海军陆战队得以越过这一要塞，在第五战区背后登
陆，于是整个战区部队都面临着后路被切断的危险。
此时李宗仁已返回前线，急忙调许绍宗第二十九集团军前去阻击。
第二十九集团军奉命出发，其前卫部队893团于黄昏时分赶到登陆地点
黄柏附近，恰与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大队狭路相逢。
黄柏有一座九狼山。大家都知道制高点的重要性，二话不说便展开了对
山头的争夺，其实就是看谁先到达山顶。
四川尤其是川北多山，川军爬起山来个个飞快，一会儿便登了顶，而日
军好不容易才爬到山腰，就再也爬不动了。
拂晓以后，大家都看清楚了状况。日军还在流着哈喇子仰头往山顶望，
山上已经落下了弹雨——手榴弹雨。
川军守滕县时用的手榴弹为第五战区所发，一般情况下川军使用的都是
川造麻尾手榴弹。
这种手榴弹系刘湘的重庆兵工厂出品，因其形状好似四川的大头菜，因
此川军也就把它称为“大头菜”。“大头菜”并不像它的名字听起来那么好
吃，尤其扔出去不会马上爆炸是其一大缺陷，地面作战时，日军常常还
会捡起反掷回来。
到了山上，“大头菜”才有了销路。日军没法反掷，只能照单全收，不是
肚子被胀破，就是双腿一软，跪倒在地。
“胀破”的是指挥登陆的大队长及一众日兵，在九狼山横躺竖卧，“跪
倒”的是曹长荒木重知注等人，余部匆匆忙忙跑下山，在舰炮的掩护
下，躲军舰上歇着去了，川军共缴获武器及各式军用品五百余件。
日军曹长荒木重知注在入伍前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学过汉语，能
说两句夹生的中国话，这在关键时候救了他的命。当川军冲杀到眼前
时，他双膝跪地，一挺歪把子机枪举过头顶，连声哀求：“大大的顶
好，大大的顶好！”
战场上，这家伙孬的不行，说软话救小命，一下火线却又嚣张起来，竟
然还以歪把子机枪的主人自居，别人一碰，就乱扑乱叫：“我的，我
的，不准，不准！”
接着又嚷：“米西，米西。”
知道他饿了，要吃饭，众人就把正在吃的锣锅饭给他。谁料这哥们嘴还
特别刁，一个劲抱怨：“不卫生，不卫生，面包的好！”
中国军人，有锣锅饭吃就不错了，还有面包，谁见过那洋玩意？
后来荒木重知注被送往重庆，仍不忘告川军一状，说川军“虐待俘虏”，
不给他面包吃。那时刚刚才能抓到成批日军俘虏，对俘虏政策要求很
严，严禁虐待，报上去后，军委会也没问清楚，就给第二十九集团军记
了一个大过。
九狼山之战是第二十九集团军出川以来打得最好，也最痛快的一仗，一
个团打垮日军一个大队，即便战斗力较强的“中央军”都难以做到。此后
军长廖震又亲率一旅，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光活捉的日本兵就有十
几个，缴获战利品甚多。
这支原本处于二线的川军集团，终于出状态了。
继第二十九集团军之后，又一支集团军规模的川军出现在武汉会战的战
场，领衔者赫然就是在竞争中失利的王陵基。
职场从来是如此无情，落选之后，墙倒众人堆，曾以励进会太上老师爷
自居的王陵基已成孤家寡人，被川人再次奉送雅号：樟茶鸭子。
樟茶鸭子是一道著名的川菜，经过烹制端出来的鸭子肉质酥软，只有嘴
壳还是硬的，以此比喻王陵基光说大话，实际“色厉而内荏”，到了见真
仗的时候谁都搞不过，连王缵绪都能压他一头。
蒋介石忽然来电召王陵基去武汉面谈。
“樟茶鸭子”起初根本不敢去，追根溯源，他正是四川抵制运动的发起
人，张群和顾祝同无法入川，可以说他是主要的罪魁祸首，现在老蒋不
是要趁他落魄，来个秋后算账吧？
忐忑不安之下，王陵基托人去找张群探听内幕。张群颇有政治家风度，
未计较过往恩怨，透露他这一去，不仅绝无危险，蒋介石还将“有所借
重”。
有了底之后，王陵基才飞赴武汉，战战兢兢地去谒见蒋介石。
以为就算要“借重”，谈话中免不了还是要牵扯到一点抵制运动，王陵基
心里已准备好了能敷衍过去的理由，也准备老老实实交代情况，反正既
到如此地步，就是被骂被打，都是活该了。
不料见面之后，蒋介石对此没有提及只言片语，反而温慰有加，再三说
他对刘湘的部属会加以爱护，就像刘湘生前一样。
蒋介石甚至没有避讳和刘湘那种既有互助扶持，也有纠葛斗争的复杂历
史关系，同时强调说，“中央”有时过于迁就地方，这对国家，对抗战都
是不利的。
言下之意，希望王陵基不要像刘湘那样桀骜不驯，都到抗战阶段了，还
整天想着内部斗来斗去。
最后，蒋介石寄语王陵基，要他想办法再组织一个集团军，一心一意出
川抗战。
恍如眼前电闪雷鸣，王陵基完全惊呆了。
从张群那里得知会“有所借重”后，他也曾翻来覆去地捉摸，推测蒋介石
究竟会“借重”到一个什么程度。最高的奢望也不过是凑一个军，让他当
军长，他从来没想到蒋介石竟然会像对待王缵绪一样，提升他为集团军
总司令。
王陵基几乎都要哭了，当即誓以忠诚报答，并且还坦白说，以前因为刘
湘是他的“主公”，所以只知有刘，不知其他，乃至于做出类似于抵制运
动那样“桀犬吠尧”的事——桀的犬仅效忠于桀恶人一个，哪怕是干出朝
着尧圣人怪叫那样的事。
谒见结束，王陵基立即回川组织军队，可是回川之后，他才发现这件事
难度之大：驻川的正规川军大部分都进入了第二十九集团军，因为励进
会的关系，麾下的保安团队也与自己若即若离，哪里还有多余人马可供
编组。
大家都认为王陵基不可能再编出一个集团军，尤其是王缵绪，得知王陵
基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直接被蒋介石任命为集团军总司令，那个羡慕
嫉妒恨啊。
彼时王缵绪已获代理省主席一职，志得意满之余，表面上还得摆点姿
态，因此一再声称要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欢送王陵基出川抗战。
王陵基听了，便说：“我老了，没有钱，没有兵，一个空的集团军司令
能带多少人呢？”
王缵绪嘿嘿冷笑：知道自己不是这块材料，你还要去过那个官瘾？
一个人的荒野，常常就是另外一个人的主题公园。王陵基这么说，王缵
绪反而起哄得更起劲了。
看来即便套上省主席的西装，王缵绪还是那个王缵绪，并没有变得更知
性，他的目的，无非是要将老家伙推到阴沟里，好好地丢上一把丑而
王陵基哪能不识其中滋味，他当即拉下脸，让人责问王缵绪，认为王缵
绪是嫌他，怕他留在四川捣乱，才急着要赶他走，带来的一句话是“王
老幺（王缵绪）就这样要我走吗？叫他拿话来说！”
拿话来说，就是要钱要人的意思。王缵绪明知王陵基编不出军队，但又
要看他笑话，就爽快地以省主席名义批了一笔出川军费——钱给了，至
于人，对不起，我实在爱莫能助，只好您老自己想办法了。
王缵绪是绝不相信王陵基能搞出什么名堂的，私下里甚至扬言：“王老
方如能编成一军，我就不姓王！”
可是众人都小看了王陵基。王陵基虽然因自高自大吃过无数的亏，却并
不表明他没智商，更不是一个政治白痴，在眼前似乎已无路可走的情况
下，他突然爆发，把军事指挥上的能量全都移植到了政治场上。
即便在王陵基带头一呼，率领励进会闹事的时候，能够真正掌控励进会
的也不是他，或者说不是任何一个军人——刘湘在布局时几乎每一着棋
都经过深思熟虑，他绝不会容许军权在手的人跟他争夺励进会。
刘湘在的时候，励进会唯其一人左右，他不在了，起实质性影响的还是
刘湘的影子，也即刘湘的那些心腹谋臣，具体来说就是“甫系三老”再加
一个傅常。
傅常在四川军人眼里，已成“叛徒”，就像垃圾被放进了垃圾桶，没人再
搭理他了。剩下的便是“甫系三老”，潘文华能当励进会会长，可以说皆
赖钟体乾护佑之功。
因潘文华被蒋介石调去阆中修大巴山工事，已入幕于潘文华的钟体乾和
乔毅夫也不得不随同伴驾，离开成都，这样，睡诸葛张斯可就在励进会
拥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发言权。
王陵基单刀直入，决定去找张斯可。
在与钟体乾、乔毅夫分道扬镳后，张斯可也急需通过实际行动，以借重
于蒋系阵营，因此两人谈得很是投机。
之后，张斯可便在励进会内多方斡旋劝说，终于说动众人，率先将四川
保安团还原为正规军。
保安团还嫌不够，张斯可又通过密商，把原属绥靖公署指挥的独立旅调
了出来，一共是四个独立旅和八个保安团，终于凑足了一个集团军的编
第三十集团军能够成功编组，张斯可居功至伟，王陵基对此感激不尽，
专门任命张斯可为军长，但张斯可只是政治场上的诸葛，既没有带过
兵，也没有打过仗，因此并没有随王陵基出川，由副军长代理其进行指
因为是靠张斯可一张嘴编织起来的，第三十集团军的人心并不是很齐，
约束力也不强。王陵基任命的四个师长，只有两人随其出征，另外两人
都以患病为由请假留川，此外绥靖公署所属的两个独立旅又远在西昌，
集中缓慢，所以王陵基很晚才得以率部到达前线。
此时正是前线急需兵力的时候，陈诚来一个是一个，赶紧把王陵基派上
一打，出洋相了。
第三十集团军的兵力主要来自于保安团，其中大部分是川军缩编时退下
来的官兵，既被缩编，当然应归入“老弱”之列，在未重新进行整训的前
提下，骤然之间根本无法胜任这种大规模、高强度的战役。
各部纷纷败下阵来，仅在万家岭西南的麒麟峰阵地坚守了一段时间。麒
麟峰山势险峻，不过山上仅能部署一个营，王陵基便将主力集结于此，
采取轮换制，每天一个营，逐营替换，因伤亡过大，最后还是坚持不住
退了下来。
刚出川就打了败仗，王陵基感觉很是受不住，毕竟他和杨森一样，从前
打仗都胜多败少。
王陵基一通大吵大骂，可又不知道该朝谁发泄才好，幕僚劝慰他说，算
了，吵架也没用，赶紧把现有防线固守住，先确保再不后退，然后寻机
积极反攻才是正经。
王陵基觉得有理，遂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整理和训练，准备扳回局面。
整训需要时间，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随后的问题不是出在“小泥鳅”们
身上，说来说去，还是“大块头”惹的祸。
第三支川军集团来了。
从徐州撤出后，孙震第二十三集团军人马不整，但前方作战又急需兵
力。李宗仁便让孙震将尚能作战的部队，编成第124、第125两师，前去
参加大别山以北的信罗战役（信阳至罗山）。
第125师到达罗山县城西十里时，因不知城内虚实，师长王学姜命令部
队就地扎营，他带上一名团长，两人打马先去察看地形。
中午走的，到傍晚还不见人回来，只是听到城门方向枪声密集。经过侦
察，发现是日军正在进行迂回。
顾不得找师长，部队首先往前建立阵地，以阻击日军西进。前进过程
中，电话兵沿途看到电话线便试线、呼叫，呼来呼去，猛不丁跳出一个
声音，说话的人竟然就是“失踪”了的师长王学姜。
原来白天王学姜看完地形待要回身时，日军已经迂回上来，王师长避闪
不及，只得退入罗山县城，进去之后才知道是座空城，于是拿起电话就
打，凑巧便跟部队联系上了。
午夜过后，趁日军注意力转移，王学姜骑马出城，绕道回到了师部。
沿这一方向进攻的日军虽曾占领罗山，但一时无力分兵驻守，这才造成
了一座空城，也让王学姜多了一段大难不死、绝处逢生的佳话。
因孙震有事回川，两师系由军长陈鼎勋指挥。陈鼎勋在得到王学姜的报
告后，当晚便调整部署，将第124师推进至罗山附近的任岗，与第125师
进行衔接。
日军增加兵力后，即从他们认为有空隙的地方发起进攻，但这个空隙正
好被第124师补上，也因此第124师这一侧的战斗最为激烈。
由于一开始双方兵力都不是很足，尝试小部队进袭成为双方最为青睐的
招数。第124师派小部队袭击日军营地，日军第二天便“投桃报李”，派
先遣队迂回到川军右后背，攻下了小罗山高地。
小罗山高地下面就是第124师师部，在日军机枪的封锁下，师长曾苏元
被关在屋子里出不去。情急之下，他打烂墙壁，才得以脱离危险。
脱险之后，曾苏元便请求“中央军”的战车防御营予以支援，用十二门战
车防御炮对日军盘踞的山顶大庙进行轰击。
战车防御炮（简称战防炮）曾在台儿庄战役中建立殊勋，它专用于打坦
克，打大庙当然更无问题。在炮火攻击下，日军被迫从大庙逃出，川军
预备队乘势用轻重机枪猛烈扫射，从而一举收复了小罗山。
曾苏元其实打得很好，可是被迂回偷袭这件事，让他开始心有余悸：日
军这一次派先遣队迂回，下一次会不会改用主力？万一真是如此，突前
于任岗的那些部队可不就要被“包饺子”了？
曾苏元于是决定放弃任岗和罗山城，对军长陈鼎勋一讲，陈鼎勋当然不
同意，随即派员督战，不许弃城后退。
川军里面的人事关系非常复杂，曾苏元原归孙震部下，如果是孙震在这
里下命令，他不敢不听，就像滕县保卫战时，孙震给王铭章下达死命
令，王铭章也没有任何价好还一样。
陈鼎勋却是跟着邓锡侯的，也就是说，曾苏元并非陈鼎勋的直属部队，
他可以不听陈鼎勋的命令！
随着第124师擅自撤出罗山，第125师立显孤立，于是整个防线都被迫后
移至小罗山，兵力分摊也更为单薄。
小罗山与信阳成同一水平线，日军很容易就可以穿隙而过，对信阳和武
汉形成双重威胁。负责指挥信罗战役的胡宗南此前已将主力集结于信
阳，在意识到日军可能从小罗山实现突破后，他即刻从信阳派出一旅主
力，配属独炮团、战车防御营，在小罗山进行正面设防。
小罗山多湖，经过大规模的炮战，湖面上到处漂浮着死鱼，而在胡宗南
的强力阻击下，日军的多次进攻均告失败。
武汉会战前，中国军队很少能抓到俘虏，即便偶尔抓到，也是一副打死
都不开口的范儿。到武汉会战，抓俘虏就变得相对容易多了，这主要是
因为迭次会战打死打伤了大量日军老兵，不得不以新兵进行补充，而新
兵的武士道精神显然比不上老兵，思想也没那么顽固，特别是其中的学
生，更是舍不得浪掷小命。
川军曾抓获几名日本兵，都是日本帝国大学的学生，参军不久就来到了
中国。据其中一人招供，日军在信罗战役中的重点其实不是罗山，而是
信阳，但在对信阳进行反复侦察后，他们发现信阳建有国防工事，而且
胡宗南早就设重兵于此，既有坦克，又有大炮，并不易攻克，或纵使攻
下，也需付出较大伤亡代价。
基于这些考虑，日方便把罗山作为了突破方向，川军退至小罗山，增加
了其乘隙而入的机会。
不久之后，日军果然从川军一侧钻了过来，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胡宗
南被迫撤出信阳。
信罗战役的失败立刻使武汉外围危机四伏，基于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出
现，蒋介石最终做出了放弃武汉的决定。
武汉大撤退，本来计划得很好，确定由徐源泉集团军掩护大军撤退，然
后留守大别山。但徐源泉违抗军令，擅自后撤，从而使得撤退秩序一下
子变得混乱不堪。
1938年10月17日，在冈村的严令下，仍在等待兵员补充的第6师团提前
发动了进攻，结果轻而易举便得以快速西进，一个穿插就绕到了川桂两
军身后。
许绍宗有烟瘾，当时还在床榻上吸鸦片，听到日军已绕到背后，并接近
集团军总部，吓得把烟盒烟枪一扔，赶紧率总部及直属部队沿山间小道
后撤，与各军的无线电联系也随之中断。
前线川军失去了与总部的联系，又得知后路被截，立刻陷入惊惶之中，
各师秩序大乱，造成官不知兵，各不相顾，全都没头苍蝇一样地寻路突
围，其中两个师长甚至丢下部队，只身逃回了四川。
危急之中，参加九狼山之战的893团所属步兵旅挺身而出，就地反击，
才为撤退大军打开了一条救生的通道。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召集军事会议，对武汉会战进行检讨。
会上，军法执行总监陈调元指责川军在会战中作战不力，影响了全局。
首先批评的是许绍宗，接着焦点就集中到了王陵基身上，说他不仅吃了
败仗，后来拨两支“中央军”供其调遣，又不亲临前线指挥，以致贻误了
战机。
因为没有经验，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总部与前线相距较远，情报不
灵，“中央军”又不归他直属，所以他不是不去指挥，是没赶得上。
当然这些并不能成为免责的借口，王陵基由此惊惶不已，以为必受军法
处分。
入暮之后，许多厕所和一些过道都贴出小标语：“川军回川保卫大四
川”，会场内外的气氛极为阴沉。
晚上，陈诚求见蒋介石。
在武汉会战中，王陵基属于陈诚的第九战区序列，作为王陵基的临时上
级，陈诚颇替王陵基叫屈。据陈诚分析，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属于新
编部队，不能立即投入使用，必须给予相当的整训时间，而且从几支川
军的临场表现来看，这些西南地方部队更长于山地作战，平原阵地战并
非强项。
陈诚得出的结论是，王陵基吃败仗，是他这个战区司令长官使用不当造
成的恶果，他愿为此承担责任。
在陈诚看来，王陵基起码在及格线以上：他几乎最后一个才知道要弃守
武汉，但并没有马上溜号，而是认真部署，先将第三十集团军安排撤
走，又去向陈诚报告和请示了任务，之后才离开战场。
听了陈诚的话，蒋介石对王陵基的印象大变，第二天不但未对王陵基进
行处分，还进行了表扬和鼓励，对许绍宗也看在川省主席王缵绪的份儿
上，免予处分。
两个集团军勉强过关，然而内部检讨并没有结束。
第二年夏天，蒋介石在西安开会，又提到了武汉会战，并且一段一段进
行了细抠。
说到信罗战役的时候，马上牵涉到弃守罗山的责任该由谁负。第二十三
集团军的将领都在会场上，师长曾苏元吓得脸色惨白，再三再四地申
诉，说他放弃罗山实属迫不得已，否则全师可能遭日军迂回包围云云。
蒋介石认为这个理由不充分，仍然坚持要曾苏元作出解释。孙震见状赶
紧替部下打掩护，请求给予曾苏元戴罪立功的机会，蒋介石这才勉强答
应，但仍然给曾苏元记了两次大过，军长陈鼎勋更倒霉，因为负连带责
任，也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
第二十三集团军内部对此很不服气，其实他们真的已经很幸运了，不客
气地说，若不是体量庞大，且有“背景”，所得到的处分就完全不是记过
或留任的问题，而非得有几颗人头落地不可。
这就是战争，有离谱的精彩，更有离谱的残酷。
具代表性，全面展现了川军的英勇和爱国。
瓜熟蒂落
刘文辉：字自乾，生于成都市大邑县。西康建省后，出任西康省政府主
席。二刘之战失败的结果，让他更加工于心计，遂有多宝道人之称。
王缵绪：字治易，生于四川省西充县。时任四川省主席兼第二十九集团
军总司令。
彭焕章：生于四川省永川县。在川军中仅属三线将领，一直留守四川。
时任第一六四师师长。
邓锡侯：生于四川省营山县。时任川康绥靖主任。
潘文华：生于四川省仁寿县。刘湘死后，他被推为武德励进会会长，基
本继承了刘湘的衣钵。时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川康绥靖副主任。
张群：生于四川省华阳县。杨永泰死后，他成为政学系首脑和蒋介石的
首席幕僚，在整个抗战中，他都在蒋介石身边出谋划策。最终，通过纵
横捭阖的政治手腕和技巧，成功出任四川省主席，为四川政局的稳定起
到了关键作用。
前方战火连天，后方也正沸沸扬扬，不过全是闹事的。
刘湘病死之后，川中群龙无首，众人皆跃跃欲试。原来蜗居西康的刘文
辉因此被一些人拥护，所谓川中之位，“非自公莫属”，他由退出四川转
为插手四川。
蒋介石知道刘文辉的分量，为了安定后方，在武汉时期就把他召去汉
口，又是一起吃饭，又是一起照相，对之“慰勉有加”。刘文辉在四川军
政首脑中以擅长政治著称，他立即牢牢抓住这一机遇，回雅安之后，便
把他和蒋介石的合影放大，一个连队发一张，以扩大影响，树立形象。
随后拖延了好些年的西康建省也有了着落，刘文辉被正式任命为西康省
政府主席，当然这些都并不妨碍他和邓锡侯等人抱团抵制蒋介石。
后来蒋介石得知了他们和龙云缔结秘密协定的内幕，来了个敲山震虎，
把几个人都吓得不轻，包括刘文辉在内，还得暗中通过张群求情，以免
蒋介石暴怒起来，真开动“虎头铡”。
风头一过，得知是王缵绪告的密，众人都愤怒地跳了起来。而刘文辉除
了怒，还有取而代之的心。
王缵绪主川后，上上下下全部换了一批人，位置一共就那么多，这批人
坐上去，另一批屁股没着落的人就会跑来喊冤叫屈。王缵绪不胜其烦，
瞪着眼说：“现在天都亮了，不要乱想，你们这是到皇城里抓锅盔吃，
当心挨柁子！”
后面一句是四川当地话，意思是别想入非非了，当心挨揍。这帮跑官要
官的一听可急了：“咦，我们也抬过轿子呀，轿钱不给，还要给我们吃
手板呀？”
王缵绪理都不理。
王某现在是四川省主席兼集团军总司令，好似那泥巴里刚挖出的萝卜，
一咬倍儿甜倍儿脆，我怕你们干什么？
王缵绪认为自己能够成功上位，托的是复兴社的福，蒋介石的福，跟四
川这些人没有半毛钱关系，用不着有所倚靠，非但如此，他还要划清界
限。
在大会作报告时，王缵绪公开说刘湘对不起他：我忠心耿耿，甫公还不
信任我，派人监视我，忒不地道了。
接着又批评甫系刘、周两个师长，言辞之间毫不客气。
有人劝王缵绪：“刘湘把你提升到军长，又让你做过四川盐运使，官位
提了，肥缺给了，也算不薄，他有啥子对不起你？人都死了，何必恶语
相加？你批评的那两个师长都手握兵权，你又无力消灭他们，又何必多
惹反感？”
这哪里是好意规劝，分明是恶毒攻击啊。王缵绪反感透顶，抗战了，什
么都在涨价，就是人越来越贱
，你就不能给我闭嘴消停一会儿？
他一句话把那人踹得老远：“你清楚，还是我明白？你既然这么清楚，
为什么不当省主席呢？”
其他师长见王缵绪架势不对，便由彭焕章领着，想去找王缵绪疏通一
下。众人在省府等了一个多小时，王缵绪才姗姗而出，开口便说：“现
在不来这一套了，你们别想朝我说情！刘、周驻军的地方乃四川富庶之
地，如果他们不让开，我的政治就推不动。他们不去前方抗战，老躲在
后方干啥？”
彭焕章等人没想到王缵绪竟如此六亲不认，气得拂袖而去，从此与王缵
绪结下了梁子。
外界因此议论纷纷，不是说王缵绪“老乱”，就是评价他“望之不似人
君”。靠着王缵绪得志的那些人觉得不对劲，开始帮他多方设法，以挽
回人气。
王缵绪的一位友人是张澜的同乡兼学生，便提出应把张澜请到省府来议
事，实际是想造成一种礼贤下士的印象，借此抬高王缵绪的个人声望。
王缵绪同意了，友人提出，是否派车去接，王缵绪沉默半晌，说了一番
话，差点让友人石化。
王缵绪说：“我为啥要约他谈？我谈的他听不懂，他谈的我不愿听。我
不派车，你就跟他说，让他爬过来吧！”
王缵绪要与四川军政甚至是民间耆老们划清界限，指天打地，一会儿要
抓“大烟贩”（指刘文辉，暗指其吸鸦片），一会儿要抓“登
徒子”（指潘文华，暗指其好色），一会儿要打“躺在烟盘子上烧鹅毛扇
子的诸葛亮”（指张斯可，同样讽刺他吸鸦片），可谓是四面树敌。
此举乐坏了一个人：“大烟贩”刘文辉。
被刘湘赶到西康后，刘文辉在消沉了一段时间后，开始进行反思，思考
自己为什么会衰弱得这么快。
成都武侯祠的一副对联进入了刘文辉的视线：“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从古知兵非好战。”
自古以来，单靠武力都是不行的。领悟这个道理之后，刘文辉逐渐改变
策略，向水晶猴邓锡侯学习，广交朋友，遂得名“多宝道人”。
醒悟过来的刘文辉一眼就看出，王缵绪是在走他的老路，掉坑是必然
的，那他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
刘文辉主动参加纪念刘湘的集会，会上发表演说时，首先引用了一句古
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是要追思他同刘湘的感情，见引起了听众的共鸣，他又不失时机地讲
到和刘湘曾经的不和，再三说“君子之过如日之蚀”。
这个世上谁没有过错呢，我们叔侄不和，也许双方都有过错，关键是活
着的人要知错就改，那他还是个君子。
都与刘湘有过节，可你看看人家多宝道人这张嘴，马上就借着刘湘把自
己的形象给树了起来，这就叫做同是一把剑，耍得不一样。
刘文辉“怆然而涕下”，哭
了，王缵绪痛骂加嘲弄，笑了。一哭一笑，得到的反应完全不同。
在甫系军人看来，刘幺爸的哭，表示很成熟，王缵绪的笑，表示不牢
靠，他们自然而然地对刘文辉有了好感。
甫系将领各有归属，有的属邓锡侯旗下，有的归潘文华掌握，刘文辉趁
热打铁，与邓、潘彻夜密谋，商议如何逐王。
邓锡侯恨王缵绪对老蒋告密，险些害他马失前蹄，潘文华除了这些，还
有另外的仇隙。比如王缵绪本来说三个月之后就会将省主席还给他，眼
瞅着一年多过去了，也没见“老乱”吭个气，弄得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
不出。又比如，王缵绪任用人员，很多是复兴社成员或黄埔学生，潘文
华亲信及甫系军人因此便被撤换，这也等于是踩到了老虎尾巴。
1939年8月5日，川军留在后方的七名师长，由彭焕章领衔，发出了反对
王缵绪的联名通电，公布王缵绪十大罪状，要求蒋介石予以撤换。
所谓十大罪状，其实并无多少能抬到桌面上来讲的理由，大部分都是欲
加之罪何患无辞，其中真正有点人证物证的竟然是“侮辱出征军人家
属”。
怎么回事呢，是省府举行出征军人家属座谈会。王缵绪出席讲话，兴之
所至，对家属们说：“军人出征打仗，这是光荣的，你们在家应恪守妇
道。”
随即他指着一个穿高跟鞋的军属说：“你这个打扮就不对，穿
着高跟鞋在马路上摇摇摆摆，是不是想不守妇道呢？”
这个军属立即哭了起来。
王缵绪言辞固然不当，可也不至于上纲上线到要撤他的职。逐王的这些
人全然不管这些，反正左右是要个名义，只要目标锁定，就是躺地窖里
也得让你中枪。
电文是七师长发的，根子却出在主席台，而且就在前三排——七师长分
属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他们不过是在前台唱戏，后台导演的是前
三排的那三个政客。
王缵绪下台，就有一个省主席让谁继任的问题，三人之中，刘文辉和潘
文华都觊觎此位，但这不是想与不想的问题，而是得靠实力说话。
比大比小，潘文华最大，七师长中数他的亲信最多，里面只有一个师长
是刘文辉的部下，于是便内部拟定由潘文华出任省主席。
刘文辉起了个头，结果花却没能落到他家，心里当然不爽，可是也无话
可说。
在发出七师长通电的同时，潘、邓、刘三部也做了军事上的准备。七师
长听命行动，不在成都的往成都集结，在成都的作战时戒备，有的师长
连出门会客都改乘大卡车，车上架设机关枪，如临大敌。
四川当地顿时谣言四起，这个传某川军师长要杀进成都，那个传陈诚将
派两百架飞机轰炸成都。整个大后方人心浮动，乱成一团。
蒋介石一接到七师长电文，脸色就沉了下来，说：“这几个烂师长又闹
乱子了。”
王缵绪急不可待地要与四川地方“划清界限”，是以为只要有老蒋罩着，
便会万事大吉，他不知道老蒋也有很多摆不平的事。
武汉失陷之后，四川已完全成为指挥抗战的中心，以及兵源、粮源的主
要供给基地，前方军事又如此紧张，哪里还吃得消再来个“七师长兵
变”。
蒋介石急忙指定成都行辕主任兼重庆市长贺国光出马，由他负责找邓锡
侯、潘文华，以便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稳定川局。
1939年8月12日，贺国光从重庆飞抵成都。
在七师长电文发出之前，四川的三大政客早就借故分别溜出了成都，刘
文辉返回西康，潘文华去阆中绥署，邓锡侯到川东阅军。
贺国光给邓锡侯和潘文华连番发电，潘文华以防务要紧为借口没有回
来，只有邓锡侯飞回了成都。
闹事不是目的，仅是手段。既然已惊动老蒋，戏也就没必要演过头，邓
锡侯在成都约集众将，要他们维持地方治安，静候“中央”处理，潘文华
也向彭焕章等人发出指示，告之前方正在抗战，后方不可“打响”。
七师长于是会集成都听候消息，其中属刘文辉麾下的是刘元塘。刘元塘
自会理一战晋升中将后，便被调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三年，从陆大出
来，眼界也跟着扩大了一圈，他向刘文辉提出，要求升为军长。
刘文辉把侄子视为中了蒋介石“毒”的人，
刘元塘这么一说，更有“逼宫”之嫌，因此他回答：“你要当军长，只有
我让位了，可是你别想错了，军权我是不会交出来的。”
刘文辉没让刘元塘当军长，只在师长之上多给了一个团。
刘元塘很是沮丧，便把升职的理想放到了出川抗战上，整天闹着要出去
打仗，到成都后就不肯再加入七师长团体：我收的不过是白菜钱，干嘛
替你们去操那卖白粉的心？
倒是他的弟弟、副师长刘元琮热衷此道，替了哥哥的位置。
有人要退出，还有人要加入。王陵基出川抗战后，其四川保安处长一职
由刘兆藜接任，刘兆藜已投于潘文华帐下，但他胆子小，起初不怎么敢
闹事。后来一看，七师长发出了这么一个几乎相当于造反一样的电文，
不仅没因此得到任何处分，还抬高了他们的地位，这下再也忍不住了。
肉熟了没味，再不插上一腿可就晚了。刘兆藜也跑去跟七师长混在了一
起，大家杀雄鸡，吃血酒，结成“七加一”式的联盟。有人前来劝解，就
硬邦邦地甩下一句：“一切要王治易（王缵绪的字）先下台再说。”
官不在大，有权则灵，或者换句话说，有军权则灵，王缵绪贵为四川省
主席，可在这帮人眼里，也不过就是个即将下台的小丑罢了。
这八个带头的，再加上其他起哄的，看热闹的，总共有二三十个，每天
聚集在彭焕章的师部，或吞云吐雾，或推推麻将，或酒肉征逐，或谈古
论今，那个放松与惬意。
幸福是什么，猫吃鱼，狗吃肉。“七加一”里面，除了刘兆藜，其他人原
先在四川军政界都谈不上什么地位，现在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从四川到
国内局势都得跟着他们转，看他们脸色行事，夫复何求？
王缵绪众叛亲离，落到了比当年王陵基还要不堪的地步。邓锡侯明确宣
称：“王老幺一定下台，就看下文如何分解了。”
曾被王缵绪赐以“爬”待
遇的张澜也说：“王缵绪以为反对我，压迫四川军人，就可以博得蒋介
石的欢心，在四川便可长命富贵。可是他不知道，只要大家不同他合
作，蒋介石就必然只能牺牲他，王缵绪真愚蠢啊！”
贺国光在成都无力回天，一再悲叹：“四川情况复杂，王治易（王缵绪
的字）如何搞得好哟。我的行辕尚在成都，他们都不理会，以后只能看
委员长如何决定了。”
蒋介石如何决定，还得看王缵绪如何处置，看他能不能稳得住川局。
答案是否定的。王缵绪的嫡系人马已编入第二十九集团军出川抗战，他
在四川等于是光杆司令，只有整军会议时编为保安队的一些老部队可为
依赖，就是这些部队，还在刘兆藜名下。
当周围的川军各部陆续开拔，向成都逼近之际，王缵绪根本无力应战。
与此同时，第二十九集团军代总司令许绍宗向重庆军委会发出电文，称
他当代总司令已当了一年多，而按照相关规定，代理六个月就可以补升
许绍宗说，要么给他转正，要么他就带着自己的部队脱离第二十九集团
听到这一消息，王缵绪有种一篮子鸡蛋全要碎光的感觉，便情愿舍省主
席不当，自己出川抗战，以保住集团军总司令一职。
1939年9月7日，蒋介石电召王缵绪飞重庆。事前，他已知道王缵绪愿意
出川抗战，便安慰王缵绪说：“你到
前方把你的部队整训一下，我让人代理一段时间，你再回来。”
对蒋介石来说，现在棘手的已不是让王缵绪下台，而是新的省主席人
选。
潘文华、刘文辉都想要这个位置，蒋介石不是不知道，但他认为两人都
不称职：潘文华诚如王缵绪所说，已由昔日勇将变成了好色的登徒子，
精力很差，难以应付川省繁重的公务；刘文辉则是心怀叵测，犹如刘湘
第二，变着法都想在后面搞点事出来，蒋介石对他最不放心。
蒋介石的方案是让张群主川，这一意图甫一流露，邓、潘、刘就表示强
烈反对，并通过他人直接告诉张群：“你现在主川的时机还未成熟。”
蒋介石闻悉后，电召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来渝。见面之后，他先好
言安抚，说王缵绪不称职，我一定予以撤换，但时局艰难，还希望大家
风雨同舟、共挽危局。
接着个别沟通，其实主要是跟潘文华和刘文辉沟通。
蒋介石问潘文华：“四川人为什么不满张岳军（张群的字）？”潘文华
说：“岳军离川太久，大家不了解他，所以无感情。”
在召见刘文辉时，蒋介石便问他：“你们主张川人治川，张岳军川人
也，你们反对，说彼此没有感情。王缵绪也是川人，你们在一起多年，
为何又反对？那么你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才适合？”
刘文辉倒想说他自己最适合，但又不便直接讲出来，灵机
一动，施展出他的演说功力，洋洋洒洒地讲了一段典故。
刘文辉说，自古治蜀有名的，公推二人，一为西汉时的文翁，一为三国
时的诸葛亮，如今四川各地的很多庙用于纪念文翁，川康农民头包白
布，则沿袭于当年民间为诸葛亮挂孝。
刘文辉越说越得意：“文翁是安徽人，诸葛亮是山东人，都不是川人，
可见无论是谁，只要爱川民如子，川民便敬之如父，与出身籍贯何
关？”
多宝道人如此引经据典，是为了回应他为什么要反对王缵绪，孰不料话
一多就有了破绽。
蒋介石听后沉思片刻，过了一会忽然开口：“既然这么说，只好由我来
兼任省主席了，以贺国光任秘书长，代行职务。”
你不是说了吗，只要“爱川民如子”，可以不管出身籍贯，蒋介石是浙江
人，你敢说不符合条件？
刘文辉没想到蒋介石还有这一手，顿时呆住了。
作出这一决定后，蒋介石又单独召见潘文华，对他说：“省主席一职，
本来要借重你来担任，但是大巴山防务很重要，关系国家安危，恐怕你
难以兼顾。因此由我来兼任省主席，一俟时局稍缓，这个位置仍然留着
潘文华的反应也跟刘文辉一样，哭笑不得。冠冕堂皇的理由原本都是他
们用来对付蒋介石的武器，不料老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拿来堵
住了他们的嘴。
再复杂的表情，也难以掩盖
毫无准备的智商，潘文华手足无措，脑子里有如一团乱麻。蒋介石那里
则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国防部已经敲定，要向大巴山工程增拨十万
元工程款，你回去后要认真把工程搞好……”
川局再度得以恢复平静。王缵绪卸任离乡，临行时他向蒋介石提出，想
把保安处的那些老部队收回，随其一道出征。
蒋介石抱着多少有些亏欠王缵绪的心情，当即照准，一下子拿出四个旅
的番号，并指示四旅编成后，军官的选任可由王缵绪全权做主。
各人有各人的算盘，王缵绪能保住集团军总司令，已觉得庆幸不已，蒋
介石还能如此额外“开恩”，让他几乎感激涕零。
真的猛士，要敢于面对扯淡的人生。1939年9月16日，王缵绪在成都发
表谈话，自动辞去省主席，随后启程赶往前线。
蒋介石担任川省主席，只是在无法可想之下的权宜之计，纯属过渡性
质。有人曾对他说：“你现在已兼任行政院长，不适合再兼四川省主席
啊。”
蒋介石的回答是：“行政院长我可以不做，四川省主席不能不兼。”
事实上，蒋介石一共到省府才三次，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实际主持
川政的是秘书长贺国光。
贺国光是个老好人，正是“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的典型，到任之后
到处有人给他捣乱。
1940年10月，四川省参议会开幕，贺国光与会作报告，议员们当众进行
严词质询，有理没理都挑出来讲，让贺国光大感窘迫。
蒋介石过渡，是要为一个人做阶梯，他当然不是贺国光。
自从杨永泰去世后，张群便成为了新政学系的核心。他是那种远看青山
绿水，近看呲牙咧嘴的人，不深交的话，你也许会把他和贺国光等人混
淆，熟悉了才能领教其厉害之处：只要他认准目标，便会一点点去尝试
接近，时机一旦成熟，就会像瞬间脱离枪管的子弹，没有任何弧度地直
击靶心！
张群，正是蒋介石要扶上去的唯一人选。
张群自认与邓汉祥私交很好，以前也给过邓汉祥许多方便，但想不到抵
制他主川的，正是这位仁兄。
是个人，都会感觉很受伤害，张群曾对别人说：“鸣阶（邓汉祥的字）
与甫澄和我同是朋友，何以竟厚于彼而薄于此？”
邓汉祥听人转告后说：“这只能怪他们手艺太瘟，刘湘尸骨未寒，猫儿
哭死鼠，也要假装一下慈悲。他们不思如何吊死慰生，便迫不及待地发
布新命，为所欲为，以致群情惶急，不可终日，乃是咎由自取，跟我搭
什么界！”
邓汉祥尽管振振有词，但他后来的一系列举动都表明，他始终站在地方
利益的角度处理问题，并没有脱离大部分川康实力派的思维模式。或者
也可以这么说，刘湘去世后，职业幕僚出身的邓汉祥已把川康团体当成
了刘湘的影子，他的使命就是继续为这一团体服务，当然也为他自己的
利益服务。
后期的邓汉祥被人称为是四川政坛的“滑猴”，几可与邓锡侯水晶猴子的
外号相媲美。邓汉祥，原本智者也，然而世人不管智者愚者，说穿了都
是井底之蛙，不过是有的井口大，有的井口小，邓汉祥站在他那口井
下，就只能看到那么点天空，这实在也怪不得他。
张群要做的，不是跟邓汉祥怄气，而是要探寻一下，双方有无化敌为
友、进行合作的可能。
探寻的结果是：有！
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可以驱走王缵绪，可是如果他们要与蒋介石在
官场上单挑，谁也不是对手，特别是王缵绪揭发密约一事后，这三人整
天忧心忡忡、惴惴不安，不知道蒋介石下一步会走什么棋。
张群及时抓住这一机会，以邓汉祥牵线，
发电邀请三大政客飞赴重庆。
这是张群与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第一次见面，张群首先表态：“我
愿意同大家合作，在中央地方兼顾的原则下效力桑梓。”
场面话的背后，就是说他愿意利用其特殊身份，为邓、潘、刘提供保
护。参与签订密约的四个人都放下了心，回成都后，邓、潘、刘发表联
合谈话，说：“张岳军（张群）到渝未久，对川康军政已然明了，然而
虚怀若谷，每天必要和我们见面，见面必谈数小时……”
自此以后，邓、潘、刘对张群的态度大为改变，由坚决拒绝转向加以利
用。
蒋介石获悉密约一事后，只对邓汉祥略有惩戒，对其他人都轻轻放过，
其真实目的就是要与张群一拍一档，给张群制造机会。
经过密商，蒋介石发起组织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包括邓、潘、刘在
内，两省九十多人被列为委员，蒋介石兼任该会委员长，邓汉祥为秘书
长，实际由张群负责主持。
张群借开会之机，游走于幕后，与川康实力派打交道，大家一回生两回
熟，关系益见融洽，慢慢地从“无感情”进入“有感情”。
蒋介石见张群已经打开局面，认定瓜熟蒂落，于是致电邓、潘、刘，说
他要务繁忙，难以再兼顾川政，拟由张群继任川省主席。
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再加一个邓汉祥，聚在一起讨论，对张群究
竟是“迎”还是“拒”。
从蒋介石的强硬态度上，邓、潘、刘已知其掌控川局的决心，反正哥仨
谁也当不成省主席，与其让给与自己没有交情的人，倒不如选张群，因
此一致表示欢迎。
1940年11月15日，张群出任四川省主席，贺国光此时早已疲惫不堪，正
好借机会请辞，由邓汉祥接任秘书长。
尽管川康实力派中的首脑已经点头，一些闲着没事做的小喽啰仍不免要
跳出来搅局。对他们而言，有时候吃不是饿，只是嘴巴寂寞而已，他们
的爱好就是唱唱歌、吓吓人。
张群就职的当天深夜，成都满城张贴标语传单，全是反对张群主川的，
而且出语龌龊，竟然辱骂张群为龟儿子。张群看后脸色严峻，但他在公
开场合不露声色，只安排警察局明察暗访。
事后得知，幕后主使为前成都市长杨全宇。杨全宇先前被贺国光给撤了
职，唯恐天下不乱，属于一个十足的无聊政客。杨全宇自己的屁股也并
不干净，他在四川粮食紧张的情况下，仍大肆囤积谷物，以图谋利，被
重庆军委会给逮个正着。
张群毫不手软，他致电蒋介石，认为“不杀杨全宇则物价殊难稳定”，杨
全宇遂被处以枪决。
有人说张群“外宽内忌”，然而要都像贺国光那么老实温厚，又如何治得
住周围这么多鬼精的各式人物。在省议会的茶会上，张群公开表示，他
追随蒋介石数十年，已然决心以身殉葬。
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就是要告诉诸位：哥生下来就没想过能活着回
去，肉搏还是血拼，你们自己选！
张群主川期间，正值抗战进入极其艰难时期，前方要征集兵员，供应军
粮，后方政治环境复杂，派系竞争激烈，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川局混乱，
影响抗战，所以他肩上的责任非常之重。
张群身材不高，然而本人很注重仪表，平时不苟言笑，一看就知道是一
位饱阅时事的朝廷大员，他能成为蒋家的御用宠臣，除了严格遵循蒋介
石对下属“不用私人，不许贪污”的教条外，其政治活动的能力和手腕，
亦不在杨永泰、邓汉祥等诸人之下。
到职之后，张群在省府组成人员上进行了精心安排，给邓汉祥以施展的
空间，同时利用自身特殊地位，尽力拉拢以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为
首的川康实力派，以稳定地方。
为与潘文华交好，除由孔祥熙出面与之换帖结为兄弟外，张群也注重加
强与潘文华的私交。有一次私下交谈，张群从怀中取出一个烟盒，外表
十分精美，潘文华大加称赞，张群立即举以相赠。
三大政客之中，唯一没有出川抗战的只有刘文辉。刘文辉精明得很，他
自己不出来，也不允许别人出来。他的侄子刘元塘闹着要出川抗战，蒋
介石已给以军长名义，刘文辉以防备藏军为由拦着不放，仅让刘元塘带
走了一个团。
知道刘文辉在意的就是他那一亩三分地，张群便尽量不去触碰刘文辉，
能闭一只眼就闭一只眼，而且很给刘文辉面子。
某天，刘文辉告诉张群，说他的部将陈光藻想进来谒见，请张群预约一
个见面时间。张群马上说，不用预约，今天就好。随即邀请陈光藻共进
午餐。
久而久之，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都把张群视为自己在蒋介石跟前的
保护伞，为免遭到蒋介石的整治，不仅不同张群捣乱，还为征兵征粮出
力不少。
张群兼顾各方，对四川遗老们也不敢怠慢。某日，张群送客人去机场，
客人去后，他才闻知张澜将来成都。
当时客机很少，重庆至成都只有一架客机往返，来回需耗时两小时，张
群日理万机，但为了不失礼于张澜，仍执意站立等候，一直等到张澜下
机，两人握手言欢。
张澜感慨系之，说：“四川的事，要张群来才有办法。”
张澜的话并非过誉，仅就个人操守而言，张群就有人所不及之处。他为
官清廉，入主川政之前，在成都没有私宅，到任之后，借住的还是郭勋
祺的房子，直到省府出资购置一院作为其官邸。卸任了，张群又把官邸
交还省府。
像张群这样级别的官员，除薪俸外，都有“特别办公费”，机关越大，经
费越多，编制外人员的薪金和某些特殊支出皆从这里开支。张群在这方
面表现得十分“抠门”，“
特别办公费”每月都有节余，身边人员能得到的额外油水很少，他的秘
书和副官拿到的都是最低生活费，以致市场物价飞涨时，常有生活无法
维持之感。
在政务上，张群很是勤恳。他告诫下属说：“现在是抗战时期，国难当
头，大家要以国事为重，力求做到当日事当日毕。”
张群一方面注意倾听和吸收下属的意见，能够做到从谏如流，但遇到看
不惯的，也常常压制不住火气。
有一次开行政会议，某征收局长叼着长烟杆吸烟，正好被张群看见。他
在主席台上厉声发问：“那是谁在会场上抽烟？”
征收局长还不知道说的是自己，尚东张西望，张群见状更为愤怒，立即
用手指着说：“就是你！”
一面呵斥，一面让此君站起来，全场为之肃然。
张群认为行政会并非务虚会，必须议事决断，因此他无法容忍与会者的
漫不经心。某县长出席会议时，在座位上微闭双目，张群直接给出评
语：“朽木不可雕也！”
另有一次，也是在行政会议上，一县长忽然离席朝张群耳语，张群听完
连连摇头，此人只得退归原位。
张群在会议结束时道出了缘由，原来这位县长是想向他请假，以便参加
同乡会的宴席。
张群拍案而起，指名道姓地加以怒斥：“这真是太荒唐了！你来开行政
会议，精神就该集中于此，今天反舍此而顾他，本末倒置，像你这样糊
涂，这样不识大体，还配做一县之长吗？”
张群在与邓汉祥闲聊时，也承认自己易动肝火，这是他的短处。张群的
补救之法是，在怒气未平之前，对任何问题都绝不轻作处理，所以他因
感情用事而造成的失误较少。
张群入主川政后，四川政务趋于正轨，人心渐安，为抗战提供了稳固而
有力的支援。
生命在于折腾
张自忠：生于山东省临清市。时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兼右翼兵团总司令。
王缵绪：字治易，生于四川省西充县。丢掉四川省主席一职后，以第二
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正式出川抗战。
陈万仞：生于四川省仁寿县。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时任第二十一军军
长。在郭勋祺、刘兆藜回川后，他以马当一战，成为原刘湘旧部中最为
耀眼的战将。
范绍增：生于四川省大竹县。时任第八十八军军长。
罗君彤：生于四川省营山县。时任第八十八军副军长，他是范绍增必不
可少的智囊，在他的辅助下，第八十八军纪律严明，作战顽强，成为江
南可与新四军媲美的“英挺部队”。
张群做了川省主席，前任王缵绪选择了出川抗战。在王缵绪纵马上阵之
前，他的部队也才刚刚恢复元气。
武汉会战后期，川军中打得最难看的，非许绍宗指挥的第二十九集团军
莫属，几乎是被打散了架。
当廖震等人辗转找到集团军办事处时，这些军师长一级的高级官佐个个
状如乞丐，身上仅着一件烂汗衫和一双烂皮鞋，一个副军长摸遍全身，
只额外多出一把牙刷。
许绍宗清点残部，人马损失过半，连一个完整的营都没能保存得下来，
更悲哀的是，他当宝贝一样侍候着的那四门重迫击炮，一炮未放，全部
丢光了。
集团军驻宜昌办事处的负责人早将情况报告给了王缵绪，王缵绪听后着
实吃了一闷棍。
损失一半，就意味着集团军编制只能缩小——想不缩也可以，那你就得
像杨森那样，让老蒋追在屁股后面给捷克式。
吃了这么大一个败仗，王缵绪怎么敢跟杨森学，第二十九集团军又是他
的起家资本，王缵绪当时尚在川省主席位置上坐着，生怕缩小编制之后
影响仕途，于是决定砸锅卖铁，把自个儿的血本全拿出来。
他主动向蒋介石提出，所需补充的兵员和武器自理，只求能保住集团军
编制。
这个面子，蒋介石没有理由不给，当即批准了王缵绪的请求。
王缵绪从四川自己的防区征补壮丁，又把原来储存的备用枪都翻出来运
往前线。这些枪有的是原来打坏了修好的，有的还是手工打造的“夹板
枪”，此枪扣一下打一颗子弹，一个“夹板”（弹仓）统共三发子弹，三
发打完还得换个“夹板”。
反正是将难看进行到底，第二十九集团军渐渐有了些起色。
1939年1月底，893团沿河防守时，击落了一架日军指挥机。机上日军弃
机驾船，想从襄河逃往汉口。
893团就是在九狼山一役中靠“大头菜”成名的功勋部队，一见哪里肯
舍，紧紧追赶，终于把鬼子们全部截住干掉了。
空军的军衔一般较高，七个死鬼里面，有空军大佐及中佐各一名，机上
还缴获了武器、军刀和文件。
893团首开纪录，给整个集团军带来了喜气，此时距离武汉会战才两个
月不到。
1939年4月，战区给许绍宗直接下达命令，要求向东岸日军实施突击。
第二十九集团军渡河之后，乘夜进攻日军据点。据点没打下来，不过他
们其实也志不在此，第二天，日军派了一个中队驰援据点，一头钻入预
设的伏击圈，被四面包围。
川军激战一个小时，打死打伤日军三十多人，缴获了一批歪把子和三八
式，然后又赶紧撤回西岸。
战绩不大，没什么好夸口的，最主要的是，这只是隔着桌子打乒乓，到
需要身体碰撞的时候，到底虚不虚就看出来了。
许绍宗曾将一个师专门配置于襄河以东，面对面与日军作战，但很快就
支持不住，步步后退，经许绍宗向张自忠请示，还是乘夜撤了回来。
第二十九集团军当时归张自忠指挥。张自忠是西北军名将，以忠勇著
称，打仗时从来都是予人以安，自处危境，因此襄河东岸的激烈战事，
大多由张自忠的基本部队承担，许绍宗的重点是西岸，只是偶尔才东渡
执行任务。
1939年5月，爆发随枣（随县至枣阳）会战。襄河东岸全是日军，张自
忠配属的两个主力师被击溃，师长吉星文下落不明。张自忠十分焦虑，
在决定亲自率部东渡作战，以挽回败局的同时，他给许绍宗下达命令，
要他设法把吉星文找回。
许绍宗派集团军所属的游击支队潜入东岸，在一座山间小庙里找到了吉
星文。吉星文是“七七事变”时大力宣传的抗战英雄，但当时情形十分狼
狈，被困于山中，身边只有几个人跟随左右。
吉星文被护送回西岸后，张自忠对他说：“你这个民族英雄成狗熊了！”
人生其实就是这边到那边的距离，中间隔着一条河，河这边可能是英
雄，到了那边也可能是狗熊。
吉星文不是不想打，是打不过，若是许绍宗当时就上去，没准还不如他
一直到1939年10月，距离武汉会战将近一年过去。经过不断整顿和补
充，第二十九集团军才渐渐缓了过来。
这一期间，蒋介石组织各大战区，计划发起一场全国规模的攻击战，此
即“冬季攻势”。
攻势启动之前，893团奉命先行，去东岸活动，以破坏日军的桥梁和通
讯设施。
原计划是在襄河东岸活动两周。两周之后，攻势计划有所改动，准备延
期一月，第二>十九集团军也将整体开赴东岸的大洪山游击区，因此893
团又继续留在了敌后。
就是这一变动，差点让这个团遭受覆灭之险。
发给893团的电报，被日军截获并破译，日军立刻派出一个步兵联队和
骑兵大队，向893团所在位置包抄过来。
新四军李先念部也在这一带打游击，事先得到了情报，赶快予以通知，
才使893团提前做好准备，冲出包围后，在大洪山与集团军主力会合。
1939年12月，冬季攻势正式开始,在张自忠的指挥下，第二十九集团军
参与进攻日军所盘踞的钟祥。
防守钟祥的是第16师团，该师团曾与第6师团一道攻进南京，为老牌甲
种师团，战斗持续七天七夜，打得十分艰苦。
团长梁静珊在指挥作战时，身先士卒，遭到碉堡内日军机枪扫射，身中
七弹而亡。当时王缵绪刚到宜昌，梁静珊的尸体也运到那里，王缵绪亲
临默哀，吩咐购棺装殓，护运回乡。
到了第二年，钟祥还是打不下来，而日军援兵已经赶到，第二十九集团
军只得就地退至大洪山。
早在总结武汉会战教训时，陈诚就断言，川军更长于山地作战，大洪山
的地形为第二十九集团军提供了天造地设的绝佳环境，这一区域，高的
是山地，低的是湖泊，易守难攻。
第二十九集团军因此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作战方式，即以游击支队在大洪
山外围至钟祥一带活动，主力与集团军总部则驻于大洪山中，寻机歼
敌。
1940年4月，游击支队看准机会，在路上进行伏击，打掉了日军一个骑
兵小队，打死打伤日军骑兵数十人。战利品送到总部，总部估计日军要
报复，马上加强工事，严密防范。
来的是骑兵大队，在炮火掩护下，向大洪山某团阵地发起冲锋。守军早
有防备，集中轻重机枪火力，予以猛烈射击，打得日军人仰马翻，给他
们喂足了“枪弹饲料”。
日军见骑马在山里吃不开，便下马近战，守军又还以有口皆碑的“大头
菜”，集束手榴弹一把把地往下扔。
在将日军打得晕头转向之际，总部抽出一个营，向日军侧背进行反击，
骑兵大队扛不住了，唯有臊眉耷眼地撤回钟祥城，战死者尸体均用黄绫
相裹，以太阳旗覆盖，随队带走。
据游击支队侦察得知，骑兵大队这一战伤亡了两百多人，其中包括中队
长一名，钟祥城内焚尸达四个小时之久。
冬季攻势快结束时，王缵绪带着四个旅来到了大洪山。因许绍宗关键时
候“逼宫”，王缵绪对其极不信任，这四个旅就是他的基本部队，由担任
第44军副军长的儿子王泽浚一手掌握。
王缵绪此次亲自挂帅出征，憋足了劲，非要跟后方哄他下台的那帮人飙
一飙不可，但前线的实际状况却远不容如此乐观。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几名中国记者一起，实地采访了王缵绪。
王缵绪在一所村子外面接受采访，他对能得到这次露脸的机会感到很是
兴奋，摆着各种姿势，配合记者们拍照。
坐下来后，王缵绪对记者说，如果不是他被留在四川，前线的战事就不
会如此糟糕，而他现在的任务，便是夺回被日军占领的所有地方。
记者们面面相觑，包括史沫特莱在内，大部分国内战场跑下来了，还没
听到过哪位中国将领敢如此大言不惭地拍胸脯，打包票：以为你是战
神？
牛在天上飞，都是你给吹上去的！
史沫特莱由此对王缵绪打上了个大大的问号。在她笔下，王缵绪身体瘦
弱，面部僵硬，完全是一个说话抽风的“疯狂家伙”，甚至他那“令人难
以忍受的自吹自擂”，还让她想起了某些无脑的美国人。
王缵绪豪情万丈，完全想不到在别人眼里会沦落成另外一种形象，他告
诉记者，蒋介石已同意他在消灭前线敌人后，重新任命其为川省主席。
王缵绪以为别人不知道川局内幕，孰不知这些作者的门槛全精得很，都
知道王缵绪是被政敌赶出来的，因此个个暗中偷笑。
王缵绪是老军人，探讨起军事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显得非常聪明。
当史沫特莱问起中国伪军为什么特别多时，王缵绪分析说，这是因为伪
军没有读过儒家经典，在他看来，“每个军事人员都应该是学者”，这样
就不会误入歧途了。
记者们脸露不屑。实际上王缵绪这一点倒不是信口开河，他本人就是地
道的秀才出身。
史沫特莱有意要给王缵绪出难题，立即插嘴说，许多伪军的头头可都是
饱读经书。
跟洋人真是说不通，王缵绪遗憾地看了看史沫特莱，回答说，这些伪军
只不过是“肤浅地读过”这些书，未必真读懂读透。
记者们想看战绩，王缵绪便让人押上六名日军战俘。不押还好，一押让
记者更加对之轻视，因为他们已经看过这些战俘，在李先念的游击队
王缵绪初来乍到，哪有什么战绩，只好把友军送来的战俘拿出来临时交
差，结果反出了一个大洋相。
之后，众记者便以“最冷漠与最敬而远之的面容”，听着王缵绪继续夸夸
其谈。
直到离开时，记者还没放过可怜的川军总司令，其中一位朝着王缵绪的
背影吐了口痰，骂道：“一个典型的四川牛皮匠——呸！”
王缵绪要战绩，机会很快就来了，不过是以他最不情愿的方式。
1940年5月，枣宜（枣阳至宜昌）会战打响，这次会战的规模和惨烈程
度，远超随枣会战。交战仅仅半个月，张自忠便在南瓜店以身殉国。
日军占领枣阳后，随即回撤，王缵绪奉令衔尾追击。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在补给上出现了严重不足。一名日本兵在遭到伏
击时切腹自杀，
经过检查，这名士兵的胃里竟然只有生豆和稻草，由此可见日军所遇到
的困境。
正是这个原因，日军此后一般只能采取扫荡方式进行作战，而不能扩大
占领区。久而久之，战区便可以根据日军兵力出动的多少，来判断
其“出巢入巢”的大致时间：假如是一个大队出动，一两天必回；一个联
队可以待得长些，一周左右；一个旅团的话，也最多骚扰半个月。
战区由此制定出了相应战术，即在日军出动时，层层设伏截击，以拖延
时间，消耗粮草，等日军要打道回府，再在归途中设伏堵击。
这次从时间和日军回撤的动向上来看，都刚刚好，正是捡漏的时候。
好机会给了王缵绪，他拎起两把板斧，呀呀叫着便从大洪山上冲了下
可是这次战区的判断出现了失误，日军回撤不是要收兵，而是要继续进
兵，即西渡襄河，攻占宜昌。为了不影响其进攻宜昌的计划，日军武汉
总部决定把作为后卫的第40师团留下来，以便全歼川军，解除其后顾之
忧。
第40师团属于丙种师团，在日军师团里档次不高，可用它来对付第二十
九集团军已绰绰有余。
王缵绪本是要靠咬日军尾巴来占便宜，未料到天气预报出错，对方突然
转身，气势汹汹地径直朝他扑来，而且还是整整一个师团，心马上悬了
起来，赶紧率部往大洪山里钻。
第40师团接到的命令，就是把第二十九集团军给卸掉，出发之前，武汉
总部已经解除了配属给它的重炮兵旅团、战车团等特种部队，为的就是
轻装追击，因此跟在后面也进了山。
王缵绪叫苦不迭，暂时再没时间去想拯救地球那事了，赶紧守住要隘要
紧。
越想守，越守不住，大洪山的所有要隘渐渐全部丢失，王缵绪陷入了山
穷水尽的困境。无奈之下，他只得施展求生本能，在山里跟日军旋磨打
圈，转来转去。
这一转，倒无意中转出了感觉和味道。
川军子弟正面作战不行，但爬山越沟很在行，川耗子嘛，日军屁颠屁颠
地跟来跟去，总也撵不上。
王缵绪顿悟，原来生命在于折腾啊。
于是他胆子大了起来，连心情都放松了。川军拉开一段距离，就回头看
一眼那些二乎乎的日军，然后喊上一嗓：这是老子的地盘，给你两翅膀
还能飞过来不成，当心闪了你那破腰！
困在山里的时间一长，第40师团很快就露怯了，在后勤补给上出现严重
匮乏，完全没了先前入山时那股气势汹汹，好像要一口将川军吞掉的架
王缵绪返身观察，见日军官兵全都耷拉着个死脸，知道捡着了。
还等什么，生扑吧。
第40师团以为自己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便如何如何，其实在山里面根
本就不是川军的个儿，反而让第二十九集团军趁势包围起来。
双方激战六天六夜，日军不仅进攻受挫，而且蒙受较大伤亡，大洪山上
到处是日军的死马死尸，连师团长天谷直次郎中将都受了伤。
日军武汉总部得知第40师团陷入困境，大感意外之余，急忙派飞机支
援，向地面空投粮食弹药，同时在无机动部队予以增援的情况下，答应
第40师团的请求，准许其放弃进攻，组织突围。
第40师团付出重大伤亡代价，才得以突出大洪山重围。
经过大洪山一战，第二十九集团军自身也损失惨重。王缵绪检点余部，
参加战役的十六个团，伤亡了三分之一。他从四川带回的四个旅，虽未
参加大洪山战役，但也伤亡逃散了一半——战场是最考验人的地方，有
好几个旅长都吃不消惊吓，逃回了四川。
日方在战史中对大洪山战役印象深刻，可惜第40师团在突围时，把死人
死马都尽可能带走了，没给王缵绪留下什么可向外界夸耀的实际战果，
战俘、战利品这些统统没有。
这下子总结就不好写了。王缵绪知道蒋介石不会也没法对他进行整补，
他就想了个巧办法，请蒋介石撤销四个新编旅及其他旅的番号，将集团
军由“师旅团”制改为“师团制”，这样人少了，编制还在，他的集团军总
司令也照当不误。
王缵绪做事很少会让自己吃亏，借着自砍的这一刀，他从蒋介石手里得
到了甲种师编制的待遇，同时又用外调的办法，把许绍宗这个曾挤兑过
他的人给“挤”出了第二十九集团军。
王缵绪守大洪山，襄河防线移交给了老乡孙震。
日军在夜渡襄河时，乘坐的是机动船。这些机动船一边在河面上“爬
行”，一边发出轰隆隆巨响，在夜色一团漆黑且心慌意乱的情况下，第
二十二集团军误把它们当成了“大批水陆两用坦克”。
河防全线动摇，日军的渡河行动轻易就取得了成功，宜昌随后沦陷。
不过孙震的运气不错，就像在武汉会战时一样，打仗时他又出差开会去
了，战区另择他人担任河防指挥。所以尽管吃了败仗，板子也打不到他
屁股上来，算是逃过一劫。
大家都在折腾，只不过位置不同，王缵绪和孙震是在正面折腾，唐式遵
是在半侧面折腾。
日军以武汉、宜昌为前方战略进攻据点，通过平汉铁路和长江来抢运物
资军队，第二十三集团军驻防皖南，其常年任务就是沿这两条要道对日
军进行袭击，重点是江面。
江边芦苇丛生，唐式遵便派出川军小分队，隐蔽在江边，进行流动性游
击作战。某天黄昏时，川军小分队发现一艘日军汽艇停在江面不走了，
感到有戏，马上以芦苇为掩护，悄悄摸了过去。
艇上的日军丝毫未觉察，天黑后便高挂煤气灯，取出啤酒罐头，狂饮大
嚼，好不开心快活。
队长一声笛响，机枪、手榴弹全开，汽艇被炸沉，艇上日军不是丧命，
就是被俘，另外还逃走了几个。
小分队在江岸上连续搜索三天，把饿到前胸贴后背的几个鬼子从芦苇里
给揪了出来。
这便叫做，我请客，你埋单！
小分队对江上的日军舰艇威胁有限，最厉害的还是炮击。
官股煤炭山是临近江岸的一座孤立山冈，可俯视长江十余里。军委会先
后调来山炮团和重炮团，在煤炭山构筑要塞式炮兵掩体阵地，对日军舰
艇进行炮火拦击。
日机多次对煤炭山进行侦察轰炸，但由于山上岩穴纵横，便于隐蔽，炮
兵阵地丝毫未受其影响，照常炮击，命中率达到三分之一。三个月内，
日军运输舰和汽艇共被击沉十艘，受伤舰艇及大小木船一百多艘。
煤炭山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日军决定把这块要地夺下来。据守煤炭山的
是第146师，该师自师长刘兆藜回川出任保安处长后，作战特点不如原
先明显，被日军形成突破，几天后掩护炮兵撤出了煤炭山。
下了山，再要上山就难了。
郭勋祺此时已升为五十军军长，他把自己一手带出的王牌部队第144师
派去进行反攻。第144师采用波浪形进攻方式，连攻五天五夜，曾将对
手逼下了山，但日军随后又还以颜色，派大批兵力在炮舰掩护下从川军
背后登陆，使第144师处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郭勋祺不得不鸣金收
虽然最终未能夺回煤炭山，仗却打得不错，据从日方搜集到的情报，日
军总计伤亡约在四百人左右。军委会电令表彰，郭勋祺被晋升为集团军
副总司令兼五十军军长。
煤炭山就此成为第三战区的一块心结，到了冬季攻势的时候，战区又把
攻取煤炭山作为目标。
按照作战方案，拟定由“中央军”组成中央兵团，担任正面主攻，川军从
左右两翼进行助攻，牵制和吸引日军兵力，使日军不能增援煤炭山。
战前，第三战区需要整修道路，架设桥梁，这使日军得以预先得到情
报，加强了阵地上的火力配备。中央兵团两度攻下煤炭山，都因为日军
火力太强，而再次被迫退至山脚。
这时唐式遵便寄望于两翼的川军兵团能打开局面。
左翼兵团表现中规中矩，一直能扭住正面敌军不放，让唐式遵着急的是
郭勋祺右翼兵团。
郭勋祺开始阶段打得不错，但后半段因顾虑伤亡突然停了下来，他这一
停，日军得以抽出力量援助煤炭山守军，中央兵团伤亡惨重，第三次退
到山脚。
唐式遵想让郭勋祺继续冲，可偏偏他又指挥不动郭勋祺。
郭勋祺属潘文华的亲信，与唐式遵无深厚历史关系，一向都不太遵守其
约束，再加上此时已升任集团军副总司令，便更不把唐式遵当回事了。
唐式遵迫不得已，亲自颁布重赏令，并通过总部作战科直接给第144师
主力团团长张昌德下命令，要求务必攻克战略要点乌鱼塘。
电话接通后，作战科对张昌德说：“总司令想吃大乌鱼（指乌鱼塘），
有五千元代价。”
张昌德是郭勋祺的心腹，一向跋扈，他在电话中竟然冷笑着一口予以回
绝：“价钱太廉了。”
五千元打动不了张昌德，他来个按兵不动，而唐式遵对此毫无办法。
第三战区的冬季攻势无果而终。战后检讨时，唐式遵气不打一处来，他
说：“这次顾长官（顾祝同）指挥的中央兵团攻击之所以不成功，是郭
勋祺指挥不当！第五十军既然前进了，为什么不乘胜插到乌鱼塘，去打
敌人后方？那样的话，中央兵团就可以占领煤炭山了。”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也对郭勋祺不满，表态说：“郭勋祺这次指挥
不当，应受处分。”
郭勋祺满不在乎，说：“要处分就处分吧。”他黑着个脸，当场与唐式遵
吵了起来。
顾祝同和唐式遵均被大大激怒，处分令下，郭勋祺被撤去第五十军军长
职务，仅保留集团军副总司令一职。
郭勋祺原先以为顾祝同和唐式遵不能拿他怎样，处分云云不过是随口说
说而已，不料对方还真的下了杀手：撤去军长，就等于剥夺了军权，一
个副总司令有什么好玩的？
拿着处分令，郭勋祺沉默半晌，叹息着说：“我一片雄心，就这样被断
送了！”
郭勋祺一气之下，有意把部队拉到邻近的新四军里去，并派出联络参谋
去找新四军政委项英联系。
当时皖南事变尚未爆发，国共也未翻脸，项英说：“现在是团结抗日，
不能给国民党以口实。”因此婉拒了郭勋祺的请求。
郭勋祺走投无路，便扔下官印，愤然返回四川，从此与抗战无缘。
攻不下煤炭山，只能采用另外一种袭击方式。
军委会海军部拨了两个布雷大队交唐式遵指挥，由其派兵掩护，到江中
布雷。
这是一个异常艰险的过程。布雷队必须先将漂雷运到江边，再抬上橡皮
船拖到江中。每个漂雷重达两百公斤，需六个士兵才能抬起，而从陆地
到江边这一段，又处于日军的射击范围之内，只能利用大风、大雨、大
雪、大雾等最为恶劣的天气潜行。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因潜入
水底安装的时间过长，一下子冻死了二十多名川军士兵。
漂雷代替炮击，再次对日军舰艇造成威胁，江面上不断传来爆炸的声
音，日军的许多舰船被炸毁，乃至于轻易不敢靠南岸行驶。
第二十三集团军掌握了漂雷和布雷技术，也将其用于作战。初冬的一
天，日军分乘三辆汽车，由一辆坦克装甲车护卫，浩浩荡荡地前来“扫
荡”。
如此神气活现，不能惯了他这臭毛病，川军便在日军必经的河面上，紧
靠桥柱放了一颗漂雷。
川军挖沟设套，日军懵懵懂懂，一点也不知道低调，结果过桥时因震动
太大，触发了漂雷。只听轰的一声，桥塌了，汽车、装甲车掉下河去，
随即全都沉没，日军一下子淹死了三十多人。
一次等着报捷的“扫荡”竟然秃噜成这样，令日军指挥部七窍生烟，当下
便派出两个混合联队，对第二十三集团军进行大规模进攻。
失去郭勋祺、刘兆藜的川军，打得有气无力，战斗严重失利。日军进入
第二十三集团军的防区后，将军粮焚之一空。
战役开始时正值春耕季节，农民纷纷逃亡，以致误了农时，造成粮食极
为紧张。前线部队被迫靠挨家挨户搜“借”粮食维持，每人每天不超过半
斤米，后方部队则窘迫得要靠挖食蕨根度日。
有人走了，有人虽然还在前线，却并不比走掉强，你要不给他屁股上扎
两针，就别指望能打好仗。
顾祝同亲自赶到集团军总部，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了三天会，到最后一
天晚上，他从腰包里掏出一份命令，宣布将作战不利者全部予以撤职，
从现任第144师师长开始，副师长、旅长、团长，统共撤掉二十七人。
此举杀鸡儆猴，多少起到了些警示作用，而在郭勋祺、刘兆藜之后，也
终于有人站出来替刘湘的老部队挑起了大梁。
第二十一军军长陈万仞，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原为刘文辉部属，后投
奔刘湘，或许是被郭勋祺、刘兆藜等人的光环所掩蔽之故，此前他一直
默默无闻，直到担任江防重任。
陈万仞在战术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打仗就要像蚕子吃桑叶一
样，一口一口地吃，积小胜为大胜。那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都不
能叫胜利，只有以很小的代价，换得敌军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损失，才是
真正的胜利。
陈万仞负责的江岸防线长达五百里，每一个地方都守，很容易被日军各
个击破。陈万仞的办法是把机动兵力掌握在手中，不见兔子不撒鹰，一
撒出去必定要啄你个底儿穿。
武汉失守后，日军一直尝试要控制江岸，曾派出十六艘军舰，满载日
军，向江岸发起猛攻。
登陆前，一般都要先用兵舰大炮进行射击，以试探江岸动静。日军试来
试去没人，也就放心大胆地上来了。
陈万仞眼明手快，探得日军登陆，立即传下兵符令箭。他出兵不是一次
性全部派出去，而是保持着压力的叠加，起初是两个团，杀到酣处，再
派一个团，直至把日军逼到岸边为止。
看到日军已经力竭，陈万仞知道火候已到，最后再派出比团更多的兵
力，一攻再攻，像一头一往无前的老牛，非把日军顶下江去不可。
这一战，击沉日军大小汽艇二十余只，击毙日军上百名，俘虏二十余
人，日军浮尸于江，顺水漂流。
陈万仞仅凭此战，便足以比肩郭勋祺，只是人的名，树的影，郭勋祺成
名早，陈万仞就被盖住了。
在冬季攻势中，水准稳定的正是陈万仞所指挥的左翼兵团，即使后来第
二十三集团军全面失利，仍然没有能让他陷于沉默。
因伤亡过大，陈万仞开始也没能挡住日军对江岸的猛烈进攻。他且战且
退，诱使日军进入一个狭隘的凹地后，迅速发起围击。
一战下来，歼灭日军三百余人，俘大佐一名，战利品近三百余件。
要再看不出陈万仞是个人物，顾祝同和唐式遵的眼睛就全都瞎掉算了。
1940年10月初，顾祝同从军委会接到指示，要他于短期内切断长江，腰
击敌舰，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陈万仞。
陈万仞此前曾多次提出，他在沿江防区内只有两个迫击炮连，如果能增
设一个炮兵营，腰击敌舰就容易多了。
陈万仞还论证说，一发炮弹只需几十元，但如果击中一艘敌舰，日军就
要损失几十万，这笔账完全划得来。
可是军委会没给。接到任务后，陈万仞只能自己想办法，他把幕僚们召
集到一起，看能不能找出两全其美的办法，即既能截断长江航运，又用
不着自带重炮。
众人看着地图，都犯愁：日军为了掩护长江航运，其沿江据点皆为堡垒
式防御结构，构筑坚固，层层设障，且配备海空军火力支援，无论选定
哪里都需攻坚。仅仅一个煤炭山，当时左中右三个兵团突击，都拿不下
来，更何况区区一个军。
陈万仞埋着头，一段段找，最后他选择了马当要塞。
马当重要，所以日军想不到会遭袭，这叫避实击虚，同时马当又是长江
上最窄的所在，第二十一军虽无重炮，但有迫击炮，到时只要能予以占
领，就可以用迫击炮和要塞火炮来担任防守。
进攻之前，陈万仞吸取冬季攻势的教训，没有大张旗鼓，弄得周围全都
知晓，而是派侦察兵对日军据点进行了侦察。
日军据点与马当要塞并不在一处，双方相隔20里，据点的特征是火力
强、兵力少，要想取胜，就必须想法绕开据点的火力。
侦察的结果让陈万仞喜出望外。原来在日军据点外围有一段丘陵，上面
湖汊纵横，杂木芦苇丛生，到了秋冬季节，好几个地方都可以徒涉。
根据这一情报，陈万仞又派连营军官潜入马当，以熟悉情况，之后精挑
细选，组成六个突击中队，并进行了相应演练。
1940年10月11日，黄昏时分，陈万仞指挥部队向马当据点发动猛烈攻
击，以此作为掩护，六个突击队沿着湖汊上的秘密通道，一路匍匐前
进，顺利地绕到了据点背后。
第二天拂晓，突击队冲入据点，尚处于睡梦中的日军被击毙百人，漏网
之鱼则四散逃去。
马当要塞本身并无日军野战部队驻守，只有守护军用物资的后勤部队。
川军一拥而上，占据马当要塞，要塞上升起了中国国旗。
随步兵而来的川军炮兵用要塞内的大炮开火，将长江上停泊来去的日军
船舰击沉击伤多艘，圆满完成预定任务。
三天之后，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川军化整为零，撤出了马当。
陈万仞一战成名，攻克马当的消息传到四川后，川人皆引以为荣，并举
行了慰劳祝捷大会。贺国光以成都行辕主任的名义赠予锦旗，并分电唐
式遵、陈万仞致贺。
陈万仞这一仗妙还妙在，从川军攻占马当最高峰到川军炮兵开始射击，
攻击部队未伤一人，在抗战史上堪称奇迹，正是陈万仞最津津乐道的那
种“真正的胜利”。战后缴获的战利品甚多，陈万仞拿着东洋指挥刀到处
送人。
这一期间，第三战区好事连连，顾祝同迎来了一支新川军，也是最后一
支出川抗战的部队：范绍增第八十八军。
自从范哈儿犯了一回二，被刘湘免去师长之后，跟随他多年的那些部属
也跟着遭了殃，大多被整编丢职。
这个世上，绝大多数人都会慢慢活成盗版，只有少数人还是原创。比如
范绍增，不管是浮是沉，讲义气都是他的固定标签。范绍增自己出钱，
把多达百人的这些落魄者全都包下来，供吃供住，反正只要大哥还有一
口饭吃，就饿不着兄弟们。
刘湘死后，范绍增见时机成熟，赶紧提醒何应钦兑现当初的承诺，给予
一个军的番号，由他自己招募部队出川抗战。
何应钦转报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范绍增支持整军会议在前，揭发刘
湘“谋反”在后，功劳很大，便大笔一挥予以批准。
编余军官们这下有了出路，剩下来的是兵。何应钦打算拨两师广东兵给
范绍增，但范绍增想成立嫡系子弟兵，就以广东人说话大家听不懂为由
拒绝了。
范绍增一混社会的，别的可能缺，唯独不缺关系。他可以通过军委会兵
役总署优先搞来壮丁，也可以利用袍哥、旧部的人事关系，从社会上招
揽青年和学生参军。不到10天，人就全部凑满了。
武器方面，范绍增找孔祥熙批了一笔资金，委托重庆兵工厂造轻重机
枪，接着找顾祝同、找王缵绪，能找的都找，再把藏在家乡的一批武器
拿出来，凑足了步枪及子弹。
第八十八军只有一个师的番号。范绍增自任军长，师长便准备授予他的
好友罗君彤。
那时候军队编制越来越少，大家都盯着这块肥肉。康泽通过中介人对范
绍增说：“罗君彤是文人出身，没有军事学堂毕业的牌牌，现在出川抗
战，可比不得过去在四川打内战啰，必须找几个军事学堂毕业的得力之
士，跟着你才行。”
范绍增觉得有道理，就从康泽那里吸收了一批人。罗君彤知道后很生
气，请假离开了部队。
罗君彤向来都是范绍增身边的师爷，他这一走，让哈儿着了慌，想想左
右都是关系，哪个推荐人都得罪不起，到最后我这个军长不就被架空
范绍增急电顾祝同，请求调第八十八军去三战区参加抗战，以摆脱关系
户们的纠缠。
顾祝同和范绍增在一张桌上吃过饭，两人私交很深，当即一口答应，并
将第八十八军列为战区总预备队，驻军于战区长官部所在地上饶。
第八十八军徒步行军四千余里，费时半年多才到达上饶，途中仅因饥疲
病患，就死了五百人。
艰难仍未止步。康泽介绍来的这些人得寸进尺，自行拟了一份军官名
单，想把范绍增给挤走——谁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嘴巴才是，那是再
怎么塞都塞不住的。
幸亏还有人罩着。
名单拟定后送交顾祝同审批，顾祝同看过之后，将名单扔在一旁，冷笑
着对来人说：“范绍增这个军长我是不敢乱动的，他是校长（蒋介石）
点头同意、何应钦部长批准、孔祥熙院长支持的。再说，人家成立一个
军也不容易，他为此把师长都丢了，这个军是他自己想办法买的枪、招
的兵。所以，我劝你们，少打烂主意！”
不久之后，想阴范绍增的人中，有人私运鸦片被揭发，使得这批人相继
被逐。
风波一平息，范绍增就想到了罗君彤，没师爷还是整不下去啊。
罗君彤接到电报，得知“奸佞”已除，立即兼程赶到上饶。
范绍增做师长时，罗君彤就是他的副师长。那时川军配副职的还比较
少，士兵们不知道副师长有什么作用，范绍增就打了一个比方：“我是
师长，好比你们的爹。”
接着用手一指罗君彤：“副师长就好比是你们的妈！”
士兵哄堂大笑。范绍增一挥手：“笑什么笑，一个师就好比一家人，老
子是外当家，他就是内当家，未必你们只认老子不认妈？”
这一爸一妈，恰如慈父严母，是个极好的搭档，罗君彤虽是文人，但治
军很严，跟范绍增的嘻嘻哈哈形成鲜明对比。
罗君彤到任后，发现官兵时常聚赌，便贴出禁令。众人跟着“范袍哥”野
惯了，哪里放在眼里，范哈儿自己似乎也赌瘾难消，某天甚至把部下们
召到家里去赌。
麻将正推得热闹，卫兵突然报告，说罗副师长带人来抓赌了。范绍增听
到后，噌的一下就从后门溜掉了，其他人被破门而入的罗君彤逮个正
着，赌资全部予以没收。
赌徒们认为这是在范绍增家里，罗君彤就算吃了熊心豹胆，也得给师长
几分薄面吧，于是都去找范绍增，让他出面说话。
范绍增舌头吐得老长：“姓罗的是包公下凡，我惹不起啊，当时要不是
我跑得快，也得倒霉哩。我看算了，大家以后遵守禁令才是。”
范绍增为一师之长，竟然也怕成这样，罗君彤“罗包公”的形象马上树了
起来。
这当然是“爸妈”的联手杰作，自此以后，罗君彤再出禁令，官兵们再没
有敢逾规的。
罗君彤到上饶后，立即帮助范绍增整顿部队，按照军委会规定，部队番
号需要保密，所以第八十八军对外以“英挺”为代号，官兵臂章上均
有“英挺”二字。
江南老百姓见了第八十八军，都误以为是新四军项英、叶挺所部，亦可
见部队整肃后军纪之好。
范绍增并不甘愿一直守在二三线，他说：“我是军人，将来要拿脸去见
四川人，而不要带戏脸壳回去。”
1940年11月，第八十八军如愿开赴江苏宜兴，担负太湖西岸沿线防务。
苏南一带区域广大，中国正规野战军很少，日军守备力量也不是很强。
第八十八军尽管仅一师规模，但已经算是一只大蟹，跟守备日军小小地
掰了两下手腕，总是赢多输少，由此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很有影响力。
第二年年初，日军投入师团兵力，在苏南-开展冬季大扫荡。经过激
战，第八十八军伤亡很大，军部所在地张渚也被日军攻占。
范绍增把师爷找来商量，罗君彤认为日军兵力有限，占领张渚后看样子
就没法西进了，但现在日军已在张渚修筑工事，如果川军不在工事完成
之前予以收复，以后再想攻取，将变得十分困难。
罗君彤为范绍增制定了一个两翼包抄的作战计划。范绍增按计划行事，
他召集官兵训话说：“如果八十八军丢城失地，不把仗打好，老百姓就
要吐你们的口水了！”
范绍增打仗是袍哥风格，他提着驳壳枪亲自督战，然后弟兄们为了义气
拼命冲锋。
眼见日军防线有所动摇，范绍增把敢死队拉上来，他红着眼睛对敢死队
员们大喊：“弟兄们，我叫伙房杀了猪，打了胜仗回来打牙祭。不过丑
话说在前面，哪个龟儿子丢人现眼，畏缩不前，就别怪老子的枪子不认
人了。格老子，冲啊！”
敢死队冲上去后，与日军拼开了刺刀，终将正面日军击溃。经三天两夜
的苦战，川军以伤亡一千多人的代价，终于得以收复张渚。
“英挺部队”打胜仗的消息传出，苏南百姓振奋不已，排着长队前来慰
劳。
范绍增对官兵们说：“没有老百姓的支援，我们就打不赢。下回如果你
们不把仗打好，老百姓还是要吐你们口水的。”
拉出来遛遛
杨森：生于四川省广安市龙台镇。时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十
夏炯：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时任第二十军副军长，他想由副军长升军
长，但未能成功。
杨汉域：生于四川省广安市。曾任第一三三师师长，后升任第二十军军
薛岳：字伯陵，绰号“老虎仔”，生于广东省乐昌县。时任第九战区司令
长官。薛岳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尤其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但个性
过于刚愎自用，缺乏软性手腕。
杨干才：绰号“杨二筒”，生于四川省广安市。毕业于泸州讲武堂，时任
第一三四师师长。他是杨森的侄孙，在杨家属于第三代，也是后期“杨
家将”中最为出色的青年战将。
战争就是个大舞台，聚光灯总会把最多的焦点集中于男一号，而在抗战
中后期，川军中的男一号自非“川军中的铁军”——第二十军莫属。
武汉陷落后，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曾规定集团军总司令以后不
兼军长。杨森时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十军军长，他的集团军
跟其他川军集团有所不同，里面只有第二十军是基本部队，现在不兼
了，军长自然要挑一个可靠人选。
高级别将官中，以副军长夏炯和师长杨汉域呼声最高，两个人在能力上
旗鼓相当，让杨森一时犹疑不决，不知道挑谁合适，只好自己先兼着再
夏炯本以为自己是副军长，副军长继任军长，乃理所当然的事，没想到
半途中会杀出一个杨汉域。
心急了吃不了热豆腐，但也不能把豆腐放馊了再吃。为了跟杨汉域争夺
军长宝座，夏炯决定冒险走一走上层路线。
所谓上层，当然得比杨森再高一层。夏炯找到了薛岳，当时第九战区司
令长官陈诚另有委任，已由副司令长官薛岳代理司令长官，成了杨森的
上级。
薛岳属于粤系军人，以往跟夏炯并没有什么历史关系，但夏炯一向善观
风色，他看出了有机可乘。
出川抗战前，第二十军调驻贵州，薛岳任滇黔绥靖副主任，第二十军归
其指挥。杨森论年龄比薛岳要大上十几岁，下级的资格比上级还老，有
时就不会完全听从薛岳的调遣，双方曾为此闹过矛盾。
杨森是一个睡过觉就会把许多事忘记的人，可薛岳却一直记着这件事，
现在又重新做了杨森的上司，他很担心这个老家伙会不会又倚老卖老，
不听从他的吩咐。
夏炯主动上来套磁拉关系，薛岳便认为这是个好机会：经我的手提拔夏
炯，夏炯一定对我感激涕零，以后指挥第二十军还不是让到哪儿就到哪
儿，应用自如。
薛岳其实是一个不懂政治的职业军人，但他又常常喜欢自作聪明，当下
也不同杨森商量，便亲自出面，电保夏炯出任第二十军军长。
蒋介石以为杨森已和薛岳交割明白，当即予以批准，并另一份电报给杨
森，让他与夏炯办理交接。
杨森毫无心理准备，接到电报后立刻炸了——换谁，谁都得炸，因为在
地方军中，如此做法，就等于在挖人墙脚。
夏炯背着他来这套阴的，令杨森大为震惊。原先他还对军长人选犹疑不
决，这下倒反而下定了决心。
杨森将总部幕僚找来商量，最后给蒋介石发去一封密电。杨森在密电中
说，第133师师长杨汉域追随时间最早，劳苦功高，而且资历也在夏炯
之上，如果硬性委任夏炯为第二十军军长，恐难服众，因此希望将夏炯
调到别的军去当军长。
杨森特地关照，这封密电必须由第二十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处长亲自面
陈。
蒋介石明白个中曲折后，立刻反应过来，于是再次致电薛岳和杨
森：“夏炯与杨汉域对调。”
杨汉域升任第二十军军长，夏炯以副军长兼第133师师长。夏炯眼见军
长梦碎，也就放弃私心杂念，老老实实带兵去了。
第二十军最初的驻防地在武宁。有一天杨森散步街头，见一位鞋匠正在
为军人修补皮鞋，便又来了个访古幽思，低头问那鞋匠：“武宁有什么
名胜古迹？”
鞋匠一摊手：“什么名胜古迹也没有，武宁人就晓得赌钱。”
杨森笑了，又问：“那你赌不赌？”
鞋匠坦然作答：“武宁人人都赌，就连我们江西大名鼎鼎的李协和，他
也很喜欢参加呢。”
李协和是李烈钧的字，李烈钧乃国民党元老，也是武宁人。杨森被江西
老表的风趣和朴实逗得哈哈大笑。
杨森有理由高兴，在他的出手干预下，一场有可能导致第二十军内讧的
闹剧已化为无形。
第二十军在武宁驻军不久，又被调往平江。
平江是蒋介石亲自给杨森划定的根据地，它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
处于幕阜山区，是第九战区用以储存粮食、弹药和其他作战物资的仓
库。
作为后勤补给地，平江至关重要，蒋介石一再叮嘱杨森：“长沙失守，
你没有责任；平江失守，你负全责！”
杨森到达平江后，即向敌后派出一支侦察连，以掌握对面之敌的兵力、
番号及其部署。
侦察连探听到敌据点有一座将校俱乐部，内有日本军妓，常有日方军官
夜晚前去光顾“生意”，正是抓“舌头”（即俘虏）的良机，只是因对俱乐
部内部情况及其道路不熟悉，一时难以下手。
侦察连长任怡便把当地维持会长王海棠找来，晓以民族大义。经过说服
教育，维持会长说他的儿子王国华经常去俱乐部，给日军军官递送情报
和物品，深知俱乐部内情，可由王国华进行配合。
于是，任怡就派几个侦察兵化装成维持会人员，跟着王国华深夜潜入俱
乐部。侦察兵们在俱乐部大显神威，驳壳枪齐打，击毙数名日本卫兵
后，又生擒日军官一名。这鬼子还赖在地上不肯动弹，侦察兵绑上拖着
就走，一路过去，军官的头皮都给擦破了。
对侦察兵奇袭俱乐部，王海棠颇有顾虑，怕他如果不及时报告的话，日
军会加害他及附近的老百姓。随侦察连出击的一位师部幕僚长见他为
难，便给他出了个主意。
王海棠依此办理，侦察兵的枪一响，他就跑到田里面，滚一身稀泥，然
后跑到日本人那里报告：“不好了，大大的中国兵打进来了！”
日军追过去，侦察兵早就跑得无影无踪。再看王海棠，气喘吁吁，浑身
泥巴，显然是跑得非常急促，也就没对他产生怀疑。
“舌头”带回后，杨森立即组织突审，从俘虏的口供和搜出的证件中，得
知日军兵力的部署情况是：通城方面是第33师团，岳阳方面是第6师
师团规模的，暂时碰它不得。杨森在地图上一一扫过去，最后选定通山
作为祭旗的第一个对象。他的意图是以通山作为前进据点，这样能让平
江进可攻、退可守。
杨森还在部署中，驻通山的日军倒看他不顺眼了，率先对平江发起攻
既来之，则安之，是骡子是马，都拉出来遛遛。杨森一拳过去，正中其
面门，日军被击毙不少。有一支骑兵队，连人带马折了十余骑。
通山日军显然没想到对门的如此火辣，颇出意料之外。退却后不久，到
底不甘心，又摸着肿起的脸，倾力来攻。
这次第二十军把马刀刺刀都亮了出来：既然如此恋恋不舍，那我们只能
用一颗陪你到老的心，跟你玩到底了。
砍过杀过之后，日军发现新邻居真的不好惹，赶紧乖乖地缩了回去。
两番小胜，杨森信心大增。
现在你不找我，我要找你了，这事咱俩一定得好好掰扯掰扯。
杨森自第二十军中抽出主力团，与集团军内的其他部队混编成支队，向
通山发起攻势。
通山的日军千错万错，不该先跑出来惹是生非，部队新败，导致斗志不
坚。混编支队一举攻克通山城，打死日军一百多人，附近日军的交通和
通讯皆被切断。
收复通山，又让杨森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
通山以东有一处地方叫南林桥，它是两条公路的交汇点，其重要性还在
通山之上。
杨森马上派一个团向南林桥进击，最初推进很顺利。薛岳得知杨森收复
通山，又攻南林桥，大为兴奋，他打电话给杨森，说用一个团打南林桥
不够，必须抽调更多部队，并由师旅以上的战将亲临指挥。薛岳还给杨
森设定了期限，希望能在五天之内攻克南林桥。
杨森爽快答应，增加一团，并派副师长刘席涵负责指挥。刘席涵非无名
之辈，乃杨森麾下骁将，又有两团的生力军，如此狠打猛敲，相信前面
就是块冰都得融化了，然而连攻五天，南林桥纹丝不动。
已经到了第五天拂晓，按照薛岳和杨森的约定，必须在这天早上的九点
钟以前，将南林桥整盘端下。
刘席涵焦急万分，他知道天一亮，日军炮火只会加倍炽烈，命中率也将
更为准确，相应而来的，希望自然愈加渺茫。
正在长吁短叹，彷徨无计之时，刘席涵蓦一抬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忽
然起了大雾，重重垒垒的白色雾气已将南林桥完全覆盖，仅露出一些高
屋房顶，以及大树长竹的尖端。
这是大自然施发的烟幕弹，真是天助我也！
刘席涵喜出望外，悄悄率部逼近敌据点。在大雾弥漫的情形下，日军视
线不清，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降临。
第二十军齐声呐喊，一拥而入。雾气包围中，日军难辨东西，枪都不知
道该朝哪里放，川军又砍又刺，很快就靠近战肉搏拿下了南林桥。
杨森得到战报，一掐表，正好！
对于南林桥这样的战略要点，杨森志在必得，对手也不甘于轻易放弃，
不久日军又全力反扑。杨森料到了这一点，随即派出第134师师长杨干
才驰援南林。
杨干才是杨森的侄孙，在杨家已经是第三代了。他毕业于杨森所创办的
泸州讲武堂，泸州讲武堂的建校历史比四川讲武堂还早，是杨森自办的
第一所军校。
那还是杨森刚刚从滇军投到川军刘湘部的时候，他自告奋勇，担任了四
川联军的前锋，在龙泉山大败滇军，其善战之名显赫于当时，之后杨森
便创办了泸州讲武堂。经过统一之战等一系列大战的考验，“泸讲”（泸
州讲武堂）学员迅速崭露头角，在第二十军中，早期团长以上军官多
为“泸讲”学员，比如副军长夏炯、副师长刘席涵等人均系“泸讲”出身，
而四川讲武堂及其他军校的学员多数只能担任中下级军官。
论资历，杨干才确实弱了一点，但他年纪轻轻就能在强手如林的第二十
军内当到师长，靠的并不是宗族背景。
在别人那里，通常是下级拍上级马屁。杨干才年轻、资历浅，他反过
来，常常主动讨好部下，而且很有针对性，喜欢喝酒的他送酒，喜欢抽
烟的他送烟，喜欢喝茶的他送茶，喜欢大碗吃肉的他送火腿、腊肉。
战区物质奇缺，有钱出高价都不一定能买到这些食品，杨干才也不是常
有，那些收到东西的部下往往被感动到不知如何才好。
不过且慢，人杨干才能咽着自己的口水，把好东西拿出来孝敬你们，他
可不是白给的。
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打仗之前，你就得好好想一想，假使仗打得不
好，还有什么脸再去见那位年轻上司呢。
杨干才对胜败之将的待遇分明。打了胜仗，或是几百元奖金，或是升官
提干，或是再请吃喝，乃至于跑到连营去讲一次话，以示勉励。
对败仗，杨干才不骂不打不罚，非但如此，他还会亲自“夹道迎接”：双
手叉腰，努着个嘴，双眼鼓起，什么都不说地瞪着你。
每当这个时候，那些吃了败仗的部下比受任何处罚都难受，恨不得杨干
才立即抡圆了抽自己两大嘴巴子，心里还舒坦一些。
杨干才会吟诗作对，喜欢谈古论今，平时也自诩为一文化人，怎么能出
手体罚呢，他让你干耗着，耗到下次打胜仗为止。
拿着杨森的令箭，杨干才策马当先，几乎与日军同时到达南林桥，一顿
拳脚，打得敌人落荒而逃。
此后经过一个月的拉锯战，杨干才吃肉喝汤，把南林桥外围的日军全部
扫荡干净，让对手见识了一下什么叫谁的地盘谁做主。
小股进袭无法奏效，附近咸宁据点的日军倾巢出动。
趁来敌立足未稳，杨干才发起凶猛冲锋，短兵相接处，使日军占有优势
的火力无法完全发挥作用，双方展开了血肉相拼的肉搏战。
既为杨家孙，杨干才的武术功底不差，别看岁数不大，在四川却也有袍
哥的背景。这种拳拳到肉、刀刀见血的功夫片，他是一定要亲自参加
的，战场之上，马刀砍到手麻。
清场时一算账，第二十军折损两百余人，日军伤亡亦以百计。
日军从正面难以下嘴，便以坦克和骑兵打头，步兵随后，攻第134师之
侧翼，杨干才扎定马步，沉着应战，又将其击退。
十二天内，杨干才连挫日军七阵，引起外界极大的关注。武汉失守以
后，报章久无捷报，急需猛料，于是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湘北民心士
气均为之一振。
倒是杨森自己不放心了。他读的不光是捷报，还有战报。上面记录，第
134师伤亡不断增多，再考虑到杨干才出战后已厮杀二十多天，中间没
有任何休息时间，恐其支持不住，于是三令五申，要杨干才暂时退却，
以便休整补充。
杨干才遵命退出南林桥，但他只休息了一天，未等补充，又回师反攻，
将南林桥外围据点全部拔除。
杨森自己就以悍勇成名，一般的勇将在他眼里都不算勇，看到这里，也
不由惊叹：“杨干才真不愧为我家勇将。”
杨干才犹如青年杨森的翻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身上就像装了电
池，而且是永不耗尽的那种。两天之后，杨干才约同集团军内的友军，
兵分两路，对南林桥实施前后夹击。
日军对这个打不死、累不倒的凶神已经感到害怕了，出兵欲切断其后
路，斩其尾。
杨干才制敌以先，早就分兵堵截，你想踩他的尾巴都踩不着。这位有袍
哥背景的师长有很多鬼点子，他发现附近有座空荡荡的大房子，猜到日
军必定会入住，便提前在房子里埋下了地雷，日军一支运输队胆够大
的，不知深浅，还真进去了，结果……刘席涵五天攻下南林桥，还靠老
天相助，大雾帮忙，杨干才什么都不靠，他靠勇猛加点子，也是五天，
再次收复南林桥。
江湖上，从此多了一位高手。
杨干才一举成名天下知，在一众年轻将领中崭露头角，人人都知道杨森
有一个特能打仗的侄孙，为“杨家之干才”。
第二十军中杨家子侄的集体浮出水面，叫响了“杨家将”的名头。湖南一
家报纸天天连载“杨家将”，对杨汉域、杨干才等人进行长篇报道，后来
因读者追捧，还汇集成册，出了单行本。
到抗战中后期，总部驻于武汉的第十一军成了唯一带有进攻性质的日军
野战集团，第33师团、第6师团等均归第十一军指挥。
与中国的军或者集团军不同，第十一军某种程度上更类似于战区，所属
师团平时都处于防守状态，遇有大战，才进行临时调动和集中，以形成
局部优势。
中方部署于武汉周围的几大战区，以第九战区军力为最强，对第十一军
的威胁也最大，而“湖南是中国的心脏，长沙是湖南的要地”，在武汉失
守后也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早就计划对
第九战区发起一次大规模进攻。
第九战区包括薛岳和杨森在内，都闻到了大战即将到来的气味。杨森经
历过淞沪会战和大小关之战，对强敌的厉害之处深有体会，他知道将来
的战役，绝非通山或南林桥战役可比，必然非常难打。
大战之前，他无论如何放心不下，专程赶到长沙，向薛岳献计，提出要
以诱敌深入兼截断敌后的方式应战，并主动承担了截断敌后的任务。
薛岳也早有此意，同时让杨森防守东路，以阻止日军逼近长沙。
杨森领了一堆活返回平江，他胸有成竹。
1939年9月15日，在冈村的指挥下，第十一军向长沙席卷而来，朝向平
江这一路的正是驻于通城的第33师团。
杨森按照预定方案，将第二十军兵分两路，杨干才率一个师自南林桥北
上，攻袭敌后，杨汉域则率另外一个师扼守平江以东。
这是一个自西向东的列阵方式，基本判断是第33师团将从东向西进兵。
起先杨森显得很笃定，一师攻敌身后，一师挡在门前，另外还倚仗着集
团军内的一些其他部队，里里外外，七七八八，全都已部署停当，而来
敌第33师团不过是个新编的丙种师团，还怕它怎的。
可是战局并不如他想象得那么笃定。真等打起来，到处都是漏洞，防线
摆了跟没摆一样，第33师团的一股部队竟然鬼使神差地迂回到了杨森总
部的身后，而在此期间，第二十军主力全不在杨森身边。
杨森名义上虽能指挥一个集团军，但除了第二十军，其他部队实际上均
归薛岳指挥，而薛岳又陆续把这些部队都抽调开了，总部不过是一个赤
条条的空壳总部而已，并无多少抵御能力。
杨森纵有胆识，到这时也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
眼看迂回日军已入无人之境，无巧不成书，一支友军正好开到这一区
域，跟日军撞在了一起，无意中给杨森挡了一把。
杨森抓住这一空隙，一面将平江城内所储存的弹药粮草抢运山区藏匿，
一面急调杨汉域星夜回援。
回援需要时间，这边杨森急得如坐针毡，还好，那支跟日军撞头的友军
范儿挺正，守住阵地不动，总算救了杨森一命。
但实际上只救了半条命，1939年9月26日，第33师团主力自东北方向杀
来，一举突破包家岭阵地，直接威胁到杨森总部。
杨森大惊失色，心想完了，这下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早死晚死不如不死，危急时刻，杨汉域护驾而来。
接到杨森的特急电后，杨汉域晓谕全师，告知杨森无兵无勇，正陷入重
围，需马上回援。
第二十军官兵一听，舍命狂奔，以打冲锋的速度赶回，几度杀进杀出，
终于收复了包家岭。当天晚上，薛岳得知杨森正身处险境，也急忙
派“中央军”第七十九军前来增援，杨森这才松了口气。
在第七十九军到达之前，战局仍没有能从根本上得到好转，第34师团见
第二十军如此看重包家岭阵地，马上意识到后面一定还有大鱼，遂不断
增加兵力及攻击力度。
遭到杨汉域的死拒力抗后，当面之敌再施分兵迂回之术，从无人防守的
右侧绕道南下，于是杨森总部再次面临危机。
1939年9月27日，杨森断然作出决定，将集团军总部也由平江长寿街撤
往山区。
那天正是中秋节，杨森傍晚召集部分军官和政工队员，在山下过了一个
简单的节日。
过节的地方是坟地，不是特意选的，而是身处野外，无可奈何。
眼看着日军就要打过来了，身边还有死人做伴，众人哪有心情过什么
节。杨森却说，在这样战火纷飞的环境下过中秋节，其实最有意思。
他一面让人摆上月饼、香蕉，一面让大伙谈谈感想，并且指名让年纪最
小的先谈。
总部政工队有一名年轻作曲家，年龄最小，便由她先发言。这名作曲家
的老家在上海，她发言说：“今年中秋节杨总司令（杨森）请我们吃月
饼、香蕉，明年中秋节打回上海老家，我请总司令和各位吃更好的月
饼、香蕉。”
杨森立即站起来说：“明年中秋节一定打回上海，到你家去吃月饼、香
蕉，还要向你道谢。”
杨森能感觉到部下们的紧张情绪，他说，总部今天的撤退只是暂时的，
还要再打回去。为此，又专门讲了一个他在滇军时反败为胜的战例，用
以激励大家的士气和斗志。
总部的这次撤退减少了杨汉域的后顾之忧，而杨森的镇定自若，也使全
军在被动之中很快稳住了阵脚。
第二天，杨汉域在白沙岭一线占领阵地，继续阻击前进之敌。白沙岭是
一座高两百米的小山坡，山上光秃秃的，一棵树也没有。当前线部队正
加紧在山上构筑工事时，日军突然发动进攻。
守军居高临下，日军几度猛扑，均被击退。进入午后，日机飞来援助，
在阵地上空盘旋并投下了数枚炸弹。见防线出现松动，部分日本兵趁机
冲上了山来。
双方开始近战肉搏，喊杀之声，百米内可闻。紧急时刻，杨汉域派预备
队跑步增援，同时命令迫击炮齐射，以阻断日军后续兵力的继续涌入。
迫击炮阵地设在距离白沙岭约三四百米处的后方，事先做过伪装，所以
敌机一时发现不了，对守住白沙岭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激战过程中，杨汉域所部击毙了一名日本军官。这名日本军官倒下
后，日方立刻出动大队人马抢夺尸首，川军这边猜到奇货可居，遂也舍
命争夺，好歹将尸体给拖了过来。
死鬼子果然是个宝贝。他身上带着一个图囊，里面有一张第十一军总部
空投的作战地图。
正是这张宝贵的地图，使战局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折，因为上面指定第
33师团从北向南，迂回侧背包抄长沙。
在地图转送到杨森手里后，杨森才恍然大悟，我说怎么开战后处处被
动，被鬼子追着屁股打，原来是进攻方向判断错误，我顶你个肺呀！
重新推演沙盘，第33师团自通城南下后，杨干才本要抄袭敌后，但实际
上跟日军绞在了一起，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日军全靠杨干才给挡着，
要不然局面会更难看更危险。
接着往下，杨汉域不在日军的进兵路线上，因此一时使不上力。杨森用
尺在地图上估量了一下，其总部后防所露出的缺口，两端相距竟有120
里远，跑起来整整一天都不够。
这么大的缺口和漏洞，要想不被日军迂回得手都很难。在大兵团作战的
情况下，出现如此怪象，让杨森也觉得不可思议，只有跌足长叹的份
真是老眼昏花，太过疏忽大意。若不是杨干才在上面顶着，杨汉域从容
救主，这把老骨头也就交代出去了，自己遭殃不要紧，东线失守和平江
所储后勤物资被劫才是大事。
再进一步说，倘若第33师团主力按照冈村的要求，继续向长沙直插，长
沙守军顾此失彼，必然会提前陷入困境，这样的例子在以前遭遇失败的
各项会战中曾屡见不鲜。
打了一辈子的仗，杨森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惶恐。不过只要搞清楚状
况，就能重新放手一搏了。
杨森判断，如今第33师团主力深入到了长寿街附近，其北是杨干才，南
面是杨汉域和即将赶到的第七十九军，正好进行夹击。
杨汉域、杨干才奉命之后，随即双双启动，一个自西向东阻击，一个自
北向南压迫，经过两昼夜的奋战，逐渐缩短两师之间的南北间隔。在第
七十九军到达后，三军合力，从东、西、北三面对被压在长寿街的第33
师团形成围攻之势，战局也由此豁然开朗。
杨森闻讯，大为惊喜，连夸二杨是“吾家之千里驹”。
自己老也罢，不老也罢，哪怕战死，都不用再感到害怕了，因为仅仅后
面的两代“杨家将”就足以担当大任。
在作战方面，二杨又各有特点和长处。杨汉域处事低调，原先杨森还担
心他难以胜任军长之职，现在看来，杨汉域沉稳老练，无论顺境逆境，
用兵时都能做到镇静从容，颇具帅才。杨干才则年轻有锐气，特别勇猛
好斗，将才之中亦属难得。
若将杨汉域比作是西汉时的卫青，杨干才就是霍去病，两人身上所积蓄
的能量着实可观。杨森说在那一刻，他心里得到的安慰，绝非笔墨所能
描述。
在三军合围下，第33师团在补给上也出现了困难。由于随身粮食已尽，
平江一带又实行了坚壁清野，很多日军士兵不得不在村子里到处寻找食
物，有人甚至挖地三尺，指望掘块甘薯出来充饥，早已是兵无斗志。
杨森立即召集军师长开会，以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进行分工，部署攻击
方案。
在他的督促下，各部第二天便向日军发起猛攻。日军对幕阜山区的地形
不熟，飞机大炮难以发挥在平原战中那样的效力，步兵不断被击毙，只
得向通城撤退。
杨森下达追击令，当部队追击时，不少老百姓闻讯也从所藏匿的山区里
跑了出来，手持木棍和铁叉，跟着部队寻歼敌军，而且沿途还真抓了不
少逃散迷路后改穿便服的日本兵。
在日机和通城留守部队的接应下，第33师团余部抛弃辎重，才得以逃回
通城。第二十军尾追至通城，以后便担任通城以南的防务，与通城日军
形成对峙，原有的通山防务则移交给了友军。
侧面危机既除，长沙正面亦传来捷报，日军未至长沙，即行撤退，关麟
征等主力部队撵在后面猛追，沿途颇有斩获。
这就是第一次长沙会战。战后，杨森被提升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仍
兼集团军总司令。
对险境中转危为安，大难不死，杨森心存感恩，不仅感激救他的“杨家
将”和子弟兵，更感激老百姓。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第二十军首次整体运用了一种伪装潜伏的方法，
即当日军进攻时，部队化整为零，装扮成百姓隐蔽。等日军一通过，立
刻化零为整，出其不意地从背后加以袭击。
这其实就是杨森在安庆从新四军那里“偷师”学到的游击战术。游击战术
必须扎根民众、依靠民众，换句话说，只有平时保护民众，关键时候民
众才会掩护你。
早在安庆沦陷时，杨森就曾尽全力护卫市民撤退，并最后一个告别安
庆。经过第一次长沙会战，他的这种认识更加深刻，也由此形成了颇具
杨森特色的亲民风格。
某次，杨森从长沙回平江，因为天气太热，一路人困马乏，他就让卫士
架起行军床，临时在街边露宿。
天还没亮，一阵轰隆隆的推磨声音便把杨森吵醒了，他起床循声一看，
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门前吃力地推着石磨。
杨森很好奇：“一大清早的，你在磨什么呀？”
妇女抬头见是个军人，便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凉粉嘛，天一亮就要挑
出去卖，现在不抓紧磨怎么行。”
杨森反正也不急着赶路，就坐在地上和她聊起了天，问她家还有什么
妇女抹掉额头上的汗水，一指身边：“喏，就是这个伢子（长沙一带方
言，指未成年小孩），她爹给鬼子飞机炸死了。”
杨森一瞧，果然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使劲地帮她母亲推磨。
杨森立刻问道：“你这个小孩读书没有？你们的生活怎么过？”
妇女一脸苦笑地作答：“伢子倒是读书了，但是我一个人推不动这么大
的磨子，只好叫他起大早来帮忙。要生活，怎么办呢，只好勉强对付着
过就是了。”
杨森想了一想：“如果你把生意做大一些，钱赚多一点，就可以雇一个
人来帮忙了。”
对方听后直摇头：“生意做大？我哪来那么多本钱呵。”
杨森告诉她：“我想借点本钱给你，就是不晓得你肯不肯要。”
只听嘎的一声，石磨停了，当母亲的睁大眼睛看着杨森，眼睛里充满了
困惑，半晌才问道：“官长，你是在开玩笑？”
“我说的是真话。”怕人家以为自己是骗子，杨森索性表明了身份：“我
不会跟你开玩笑，我是杨森！”
杨森的大名，平江没几个人不知道，妇女惊讶地嚷起来：“你是杨——
总司令？！”
见杨森点了头，她这才确信不疑，搓捏着双手，满脸的恭维和感激，一
时却不知说什么才好。
杨森很认真：“你算算看，扩大生意需要多少钱？”
“有——”，妇女不安地笑着，“有个一两百块钱也就尽够了。”
这种谈话让她显得有些过于紧张，在深深吸了口气后，又问：“杨总司
令，你借钱给我，我
是不是要写张借据给你呢？”
杨森如数摸出腰包，听到这句话笑了起来：“老实说，我这两百块钱是
准备送给你的，我根本就没有要你还钱的打算。不过，如果你一定要还
钱，那就等你赚到钱后再说吧。”
母子千恩万谢，收下了钱。
隔了几个月后，杨森路过这里，特意再次造访，发现她家房子居然翻
新，而且开了一家凉粉店。
显然再不用挑担卖凉粉了。杨森一时高兴，想再照顾一下她家生意，便
把随从都带进店来吃凉粉。
上前招呼的店老板并不是原来那位，而是另一个模样相仿，年纪略小的
女人。听到随从称呼杨森的职位，她猛地一惊，立刻跑来询问是不
是“杨总司令”。
得到确切的答复后，女老板兴奋地叫起来：“啊，你是我姐姐的大恩
人，你还记得借钱给我姐姐的事吗？”
据其介绍，原来她姐姐拿钱扩充了生意，赚了钱，已经带着孩子搬到别
处去了，这个店就盘给了妹妹。临走时，姐姐特意关照妹妹，假如杨森
再来，一定要好好招待，并且归还那两百块钱。
杨森连忙推托说不记得借钱的事了，但女老板坚决不肯放他们走，杀鸡
治酒，请他们吃饭，又坚持要把钱还给杨森。
杨森再三推托，她说：“借你的钱我们才能发达，你不许我们还，岂不
是叫我们从此不得发达吗？”
听到这话，杨森才笑着把钱收下来。
在吏治方面，杨森一向开明激进。早在四川时，这位“蛮干将军”就有过
修建马路、实施新政等让遗老遗少们连呼吃不消的举措，他在反封建和
解放妇女方面，更是有如五四闯将，由于他的督促和严令，四川妇女才
真正告别了缠足的陋习。
偏偏平江这个地方陋规还不少。有一年三八妇女节，杨森骑马来到平江
县城，应邀参加庆祝大会。途中经过一座木桥，见一男子正手执竹鞭，
狠狠鞭打一个小女孩，同时像使唤牲口一样呵骂：“你去不去？去不
去？”
小女孩虽然掩面痛哭，但始终倔强地一步不移。
杨森大怒，跳下马来，从男子手中夺过竹鞭，抛进河中，然后厉声质
问：“你这是在干什么？”
男子打量了一下杨森，发现他是个高级军官，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不过
说话时仍然理直气壮：“她是我妹妹，已经嫁了人，可是一到婆家就逃
跑，三番五次。她婆家向我们要人，这个脸谁家丢得起，所以我父母让
我务必把她押送回婆家。”
小女孩仅仅十一二岁的样子，杨森大为诧异：“你妹妹才这么小，怎么
可以嫁人呢？”
再问下去，才知道这竟然还是平江本地的风俗，女孩到十一二岁就要出
嫁给“小丈夫”。
杨森实在难以理解这种奇风异俗，他问那哥哥：“你妹妹一再逃回娘
家，是不是在婆家受虐待了？”
答案也不是，说婆家待“小新娘”还不错，只是女孩年幼离不开母亲。做
哥哥的咕嘟着嘴：“嫁出门的闺女，赖在娘家不走，亲戚朋友都要说闲
话的呀。”
女孩仍在嘤嘤哭泣。杨森实在不忍，就绕远路随兄妹两人走访其父母，
又请他们去平江县城参加妇女节庆祝大会。
大会主席请杨森发言，杨森就把路上遇到的事情讲了一遍，并且说这种
风俗很不好，他一定要下决心进行改良，这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妇女工
作。
开完会，杨森直接和女孩的父母进行谈判，表示自己愿意出一千块钱，
帮助他们的女儿继续求学，条件是必须二十岁以后才可以过门到婆家。
女孩父母同意了。杨森给女孩改了个名字，叫谢平节，乃纪念平江妇女
节的意思，随后他便送谢平节上了学。
杨森亲自抓平江的妇女工作，俨然已成当地的“妇女之友”，但有一件事
始终让他感到尴尬，因为这件事显然跟妇女解放这类新事物可以说是南
辕北辙。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可能具有双重性。杨森就是如此，他在外反
封建，在家仍然很封建，老婆既多，又绝对容不得别人给他戴绿帽子。
杨森对此的辩解是：自古美女配英雄，普天之下，多妻的男子到处皆
有，在某些教派，甚至把多妻作为一种教规哩。
杨森从不把多妻归入封建陋规，他说即便在平江，老婆比他多的一定还
大有人在，他不希望外界老是围绕他的私生活炒来炒去——你们可以多
报道报道我抓妇女工作嘛！
可惜的是，读者爱看的是八卦花边，媒体也要靠这些来提高发行量，谁
关心什么妇女工作呢，于是翻开报章杂志，最热门最吸引眼球的依然还
是杨森今天明天又娶了哪位姨太太，一来二去，连平江乡下人都知道杨
森的老婆特别多。
某次杨森召集高级军官开会。开完会，他请军官们吃饭，通知上注明可
携眷参加。当天，杨森开了二十多桌酒席，集团军司令部摆不下，干脆
就移到了外面。
杨森本来有一位太太随军，照料其生活起居，但凑巧正好回了重庆，赴
席的全是军官们的太太。这些太太要出入正式场合，给丈夫挣面子，因
此个个都烫短发，穿旗袍，打扮入时。
平江风气闭塞，女人平时都是短衣长裤，哪里见过这种情景，于是轰动
起来。军官和他们的太太在吃饭的时候，老百姓就站在周围看热闹，指
手画脚，评头论足：“哎呀，不得了，总司令有二十多个太太呢，而且
全都那么时髦漂亮。”
杨森面红耳赤、啼笑皆非，可又不便出面解释，只得装傻充愣，好像什
么都没听见。
很快，卫士看到一些小孩也钻到桌底下，而且自下而上，偷看太太们的
旗袍。
卫士们又好气又好笑，把他们拖出来讯问：“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小孩也不害怕，全都振振有词地回答：“是我姆妈叫我来看的，她说杨
总司令的太太里面都不穿裤子！”
童言无忌，苛责不得。杨森和他的部下们面面相觑，困窘到不知所从。
围观者见了哄堂大笑，随即都四散跑开了。
能让老百姓开你的玩笑，也说明你已经有了接近和融入民众的可能。
杨森经常骑马从平江去长沙，沿途百姓都知道杨森，有一户人家小孩病
得很重，发着高烧，见杨森策马经过，就大声求助。
杨森不是学医的，医药官又不在身边，若抱到长沙吧，又怕抢救不及，
杨森一时也束手无策。可是那家人把杨森当成了救命菩萨，好像杨森出
现，就没有什么搞不定，这让他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充行家。
杨森先从皮包里取出几粒消炎药，给小孩服用下去，又让那家大人用热
毛巾敷在小孩胸口，看到病情缓解，才重新启程。
杨森所用办法，不过是部队中的急救法，有没有效，他对之全无把握，
可是正好长沙公务多，连住两天，方得以返回平江。
来回都是那么一条路，经过那户人家时，杨森的心情特别紧张。没想到
那家人一听到马蹄声，便跑了出来，对之千恩万谢，说总司令的医道真
高明，愣把我家没得救的小孩给医活了。
进屋之后，见小孩果然完全康复，已经能够下地行走了。一家人连声感
谢杨森的救命之恩，杨森如释重负，那个侥幸啊，犹如自己的命也让人
给救了。
有了民众基础，才可以顺理成章地进行民众组训。
杨森在平江建立了民众组织训练委员会，自兼主任，接着又办了一所保
甲长训练班，规定平江、浏阳两县大小乡镇，每镇必须选派男女中学生
各一名受训，训练期满后分发回乡担任保甲长。
学生们如期毕业，杨森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军装，先打扮起来再说。可
是这些穿着军装的学生在回乡任职时还是碰了钉子，被人家毫不留情地
赶了回来。
在湘北一带，保甲长早成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传到本人手里实在
不愿担任，还可以像送礼一样移交给亲戚朋友，稀缺资源啊，哪里肯拱
手让给外人。
接到报告后，杨森把县长们召集到一起，打了个比方，说中央政府就像
是一把伞，伞顶是一块缝合的绸布，完整美观，无懈可击，但伞的牢固
绝不是靠绸布，而是下面的十几根伞骨在支撑着，那十几根伞骨就相当
于中央政府的各部委。
再回到地方政府，杨森说连接伞柄的变成了一根根细棍子，上重下轻，
这是政令推行不下去的症结所在。
杨森的结论是：“没有老百姓的政府，正如没有部队的司令官一样，能
办成什么事呢？”
杨森发话，县长们不敢怠慢，可地方势力太强了，县长下命令也没人执
行，学生们逐保逐甲去点名，居民在原有乡镇保甲长的撺掇下，也往往
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杨森被迫再思良策。那时湘北疟疾流行，杨森想办法采购了一批奎宁，
便试着拿去让学生发给所在区域的居民，有病治病，无病备用。奎宁是
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在民间珍罕到几如灵丹仙草一般，学生一到，群众
都自发从屋里跑出来，争相前来领取。
不要急不要急，先排个队，点个名，再发药。
依靠奎宁这个开门钥匙以及大量琐碎的工作，年轻的保甲长们终于站稳
了脚跟，两年之间，平江、浏阳的保甲全部编组完成，并与军队进行了
有针对性的配合训练。
组训民众很重要，但民众毕竟不等同于军队，倘若军队本身不堪一击，
那就等于把老百姓推到战场上去白白送死，所以要打好仗，还得练出强
别人练兵主要是操典、射击和劈刺，杨森另加一项，是体育。
杨森对体育情有所钟，从小到大，乐此不疲。在他看来，就连武术也是
体育之一种，如经常操练，既能强身健体，又可娱乐自遣。上有所好，
下必效焉，杨森以后走到哪里，就把体育之风带到哪里。
“蛮干将军”时代，其实是杨森早期最辉煌的阶段。那时候，他的军队迅
速扩充，军校也遍地开花，杨森精力过剩，每天忙完公务，必定还要抽
出时间，到校场上去亲自练兵。
杨森实行的是“饥兵政策”，他发的那点军饷只够填饱肚子，训练之余，
士兵们根本没有闲钱到街头消遣娱乐，军营生活又极其单调乏味，只能
埋头睡大觉。
杨森一看，这样不行，时间长了要出事。为了调剂士兵的业余生活，防
止他们闲极生变，杨森就出钱买来了一套放电影的器材，成立了一支电
影放映队，在军中巡回放映。
士兵们大多数没有见识过这类新鲜事物，全都簇拥来看，因此刚开始很
是轰动了一下，但当时电影片源很少，杨森又舍不得花大价钱去采购新
片，全是一些陈旧的老电影，只能重复重复再重复。短暂的热闹之后，
大家又都一哄而散。
杨森急于寻找新的文娱项目，同时他又有志天下，一心要统一四川，所
以也时时在捉摸，如何才能练出更强的强兵。
两种需求汇合一处。有一天，杨森突发灵感，想到要大力提倡体育，其
对象不是周围几个人，或是某几名部下僚属，而是整支军队。
从此以后，杨森便有计划、有步骤，大张旗鼓地在军队里推广起了体
育。
军中体育普及开来，情形果然大为不同。首先它花钱少，不需要太大的
资金投入，无非是买些篮球、铅球或标枪之类，其次是玩不厌，每天打
场球，第二天还盼着再来一场。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杨森本人就兴趣浓
厚，他肯在这上面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
杨森专门在成都创办了一所体育学校，除充实教育设备外，还延揽国内
外体育专才担任教授。杨森把他部队里所有年轻力壮的军官，都分期分
批地送到这所体育学校受训，其认真程度，一如在举办军校培训班。
觉得部队体育水平上去了，杨森即以团营为单位，组织体育竞技比赛，
并利用各种机会与民间高手们进行切磋。
杨森主川两年半，共举办了两次省运会，省运会的各项冠军几乎全部为
第二十军选手所囊括。统一之战后，不管如何落魄，也不论行军何处，
驻防哪里，第二十军一定是球不离手。每到一个地方，他们也必定要和
当地运动员开展友谊赛。
抗战时期，军中体育继续成为杨森独树一帜的练兵法宝。他在平江县城
建起一座大型体育场，需要时用于集会，平常就供军队和老百姓举行各
类比赛所用。
驻军平江的第一年，杨森便举办了平江军民联合运动会，第二年广发英
雄贴，邀请湖南各学校派代表队参加。此后，平江一连举办了五次大型
运动会，使得这座小县城，俨然成为湖南省的体育中心。
在第二十军内部，体育训练逐渐与操典训练、射击劈刺并驾齐驱，成为
练兵的第三大科目，而且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
别人练兵都是时间越长越好，杨森独不以为然。他认为，一名新兵要是
认真训练，只消两个月就可以上阵打仗，时间拖得太长，不但无益，反
而有害。
这两个月，一个月用来进行精神纪律训练，也就是出操，一个月用来进
行纯军事训练，其时间分配为，每天早上射击劈刺，从下午到黄昏，就
全部是体育锻炼，在提高士兵身体素质的同时，也借以培养其斗志。
杨森的这一做法曾引起很大争议，一些部下僚属都表示反对，因为在他
们的观念里面，作战间隙的训练时间相当紧张，体育训练属于旁门左
道，业余时间玩玩还可以，放到主课上来，这不是白白耽误时间吗？
杨森正色相告：“不然，体育这一科目，比什么都要紧。”
第二十军居于平江最前线，作战相当频繁。
要打仗，自然就有伤亡，有时伤亡还很严重，这就需要尽快补之以新
兵。一般的规律是，新兵越多，部队战斗力下降越厉害，这也是很多友
军包括一些川军都畏惧作战的原因。
杨森不怕打仗。因为不管如何补充，第二十军的整体战斗力都没有太大
的下降，不但如此，随着仗越打越多，具备更多作战经验的部队，在战
斗力上反而还呈不断的上升趋势，在这其中，体育练兵当然功不可没。
笑谈渴饮倭奴血
夏炯：绰号“夏马刀”。毕业于泸州讲武堂，他在杨森帐下，属于一个优
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的战将。
木下勇：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六期、陆军大学第三十七
期。时任第十一军参谋长。
阿南惟几：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陆军大学第三十
期。时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作战以沉稳著称，但有时也不失真性情。
杨干才：第一三四师师长。作战特点是快、准、狠。
青木诚一：第四十师团师团长。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四十师团负责
进攻第二十军所在的平江地区。
今村：第四十师团参谋长。在指挥上与青木有分歧。
岛村：第十一军作战主任。战略思想上与阿南司令官南辕北辙，阿南要
第四十师团铲除第二十军的威胁，他则认为应把第四十师团调到湘北正
面作战。
神田正种：第六师团师团长。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三
期、陆军大学第三十一期。他曾以第六师团第四十五联队长的身份，参
与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其部是南京大屠杀的主凶之一。
王耀武：生于山东省泰安市。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时任第七十四军
军长。
廖龄奇：生于湖南省祁阳县。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时任第七十四军
所属第五十八师师长。战败后因“临阵脱逃”罪被捕枪决。
杨汉烈：生于四川省广安市。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六期。他是杨森的二
儿子，也是杨森唯一一个从军抗日的子女。
在发现自己指挥出现严重失误的那一瞬间，杨森曾经有过廉颇老矣式的
惶恐，但这也就是那么几分钟的事。
桥归桥，路归路，活着就得有点抗击打能力，这叫强人本色。
杨森当初攻占通山，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平江，但收复南林桥，让他有了
意外的发现，那就是打日军侧面或背后的破袭战，代价不高，收获很
军委会和第九战区总结第一次会战胜利的经验时，也提到，先前杨干才
攻克南林桥，影响了日军的运输系统，打乱了冈村的战略部署，使其不
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准备，会战由此拖延了将近半年之久。半年时
间，对于湘北的防御部署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杨森前后贯通，对破袭战、游击战、运动战与民众组训有了进一步的认
识和掌握。当然，所有战术究竟高明与否，靠的都不是纸上谈兵，而是
必须在实战中得到检验和进一步打磨。
第二十军身处抗战最前沿，机会从来不缺，这次试验的对象是通城日
杨森把副军长兼第133师师长夏炯唤上阵来。
夏炯喜欢打个人的小九九，热衷于往上爬，早年便以“泸讲”首领自居，
搞小团体，排斥其他军校的学员。除此之外，他在军中的声誉也不如杨
汉域那么好，有“威有余、德不足”以及“为威不怀德”的恶名。
从当团旅长开始，每逢战争，夏炯就派几名卫兵扛着马刀随行。这些马
刀都有用途，谁要是敢擅失阵地或临阵脱逃，夏炯就会毫不留情地砍掉
他的头。死在他刀下的连排长和士兵不在少数，当然其中也不乏冤枉
的，所以人称夏炯为“夏马刀”。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杨森认为夏炯还缺乏整合和统领第二十军的能力，
然而与此同时，夏炯又是一个优缺点都十分突出的人，你只要冷冻他一
下，让他全神贯注地去指挥作战，就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夏炯最大的缺点，恰恰就是他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威”。
在他眼里，真实的战场之上，并没有多少人性存在的余地，流行的便是
杀人不眨眼。据汤恩伯集团军的老兵回忆，有一次某连撤退时，丢失了
一支步枪和轻机枪，没法向上交差。警戒中看到友军一个排长一个连长
落伍，正好手上端的是步枪和机枪。于是该连很客气地予以接待，并留
他们住一夜再走。到了晚上，住宿的两人就被暗杀了，武器截留下来。
事后这个连偷偷上
报，上级不仅没有责备，还表扬：“有办法。”
看似不可理喻，但汤集团却以能打仗著称，连冈村都一度为之头疼不
已，其中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就这个连来说，他们杀人成性，敌人
杀，自己人也杀，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也许不适合做楷模，但只要用
到合适的地方，那就是传说中的虎狼之师。
的确，夏炯没有“德”，刀下也有许多冤死之鬼，可人家夏马刀的威风确
实是砍出来了，乃至于所到之处，无不闻风丧胆。有人甚至还借夏马刀
的威风来吓唬人，特别是在战场上，如果支持不住了，只要喊一声“夏
马刀来了”，众人立刻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定在阵地上，死也不敢再往
后退了。
夏炯奉杨森之命，率第133师与通山敌军形成对峙。通山日军大概从来
没让人这么盯着看过，很不适应，当下便气势汹汹地派出一千多人马来
冲击营寨。
夏马刀来得真好，一刀砍过去，把日军杀得大败。日军挨了揍还有些懵
懵懂懂，摇摇脑袋又来碰硬钉子，紧跟着一刀，这下砍醒了，再不敢跑
出来乱蹿。
看人不爽这件事还是烂在肚子里吧，免得出去找不是。
夏炯完全把通城当成了破袭战的试验场，他不断派部队夜袭通城日军，
并伏击其运输车队。通城与附近大沙坪的日军相互依赖，夏炯就把两地
的交通通信全部切断，省得你们眉来眼去，相互壮胆。
夏炯没来之前，通城日军的日子本来很好过，夏炯一来，日子超级难
过。
事急矣，非得大家凑份子救命不可了。
总部驻于岳阳的第6师团出面，将包括通城、大沙坪在内的周围四县日
军抽调出来，凑成四千多兵马，配备以特种部队，对第133师所属的鄂
南防区展开大扫荡。
战斗开始后，第133师所属的凤凰楼、阳台光阵地先后失守。激战至午
后，薛岳给杨森打来电话：“凤凰楼、阳台光是第九战区的门户，限当
晚24时收复两战略要地。”
又是限时，杨森将此命令转发夏炯。夏炯分配反击任务，将进攻凤凰楼
的重任交给了陈德邵。
陈德邵是行伍出身，时任第399团副团长，此人胆大心细，在战场上能
够见微知著，善于发现并牢牢抓住战机。在凤凰楼前，他很快便有了一
个让他欣喜的发现：日军主力正在搭设帐篷露营。
想想当天的天气真不错，不太冷也不太热，如此环境下露营，真是既惬
意又放松，可就有一样，早晨的营养得加强，驴肉火烧加板肠。
陈德邵主动送营养来了。他集中十门迫击炮，对着日军炮兵阵地及露营
区就是一顿猛轰。
打得正欢的时候，第二十军辎重兵团恰好送来大批迫击炮弹，于是便都
拼了命地往炮膛里塞。
露营日军的福气好到像突然掉进米缸里的老鼠，平时哪有这么多炮弹奉
送啊
。炮击前还是花好稻好，炮击后顿成残花败柳了。
炮战的同时，陈德邵挑选精干官兵，组织了三支轻装突击队，总攻即将
开始。
突击队不是现在用，是晚上用。入夜之后，他们分成三路，由小道到达
指定地点，发射信号弹后便冲入敌营。
日军白天大受刺激，正准备躺下来闭目养神呢，根本就没招架的心理准
备，突击队呼啸而过，日军前哨阵地被歼灭百余人。
见突击队得胜，主攻部队乘机猛袭，经反复冲杀，于午夜时分将日军一
举击溃。
夏炯棋先一着，已提前将第397团埋伏于凤凰楼北麓，为的是截断日军
退路并阻击其援军。
陈德邵一面继续肃清固守凤凰楼的残敌，一面指挥十门迫击炮交叉发射
照明弹、燃烧弹、榴霰弹，把个凤凰楼的山前山后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日军的一举一动皆清清楚楚。
前追后截之下，日军东奔西跑，自相践踏，蒙受重大伤亡。直到第二天
拂晓，在通城日军炮兵的掩护下，其残部才得以摆脱追击围堵，逃入通
城避险。
这时候，阳台光尚未攻下，陈德邵率部前往助战，亦迫使此处日军退
第133师经一昼夜激战，完全收复失地，并彻底粉碎第6师团组织的鄂南
大扫荡。统帅部为此传令嘉奖，给有功人员论功行赏，颁发荣誉勋章。
因第399团在反扫荡中表现出众，军委会还特派战地摄影队驻团拍摄了
关于凤凰楼反击战的纪录片。
通城日军指望组团扳本，结果是集体蚀了老本，士气由此一落千丈，躲
在通城城内犹如惊弓之鸟一般，即使第6师团增派兵力协防，仍无济于
事。
杨森与人为邻的规矩是，你不尊重我，我还尊重你，你最后还是不尊重
我，我弄死你！
他以攻为守，对通城日军袭击袭击再袭击，日军不出城便罢，一出城，
第二十军必然要以迅雷之势上去打把秋风再说。
日子要一天天过，日军在城内度日如年，渐渐失去了守城的信心和意
志。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杨森纵兵而来，从通城东西两面进行夹攻，经一夜
巷战，敲掉了守城日军的脊梁骨，通城被成功收复。
破袭战小有成就，杨森研究战术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了。
自1940年起，苏联对中国实施军援，除向地面部队出售俄式轻重机枪和
迫击炮外，还派大批军事人员到各战区充当顾问，进行战术指导。
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总部也来了一位苏联顾问，名叫车尔卡日夫。
车尔卡日夫的军衔为上校，具备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能提出许多极
有见地的建议。比如通常筑造掩体时，机关枪掩体的枪口一般是正对防
线前方，车尔卡日夫说错了，枪口不应正对前方，而应正对侧面，这样
才能以侧防火力来构成交叉火网，从而封锁敌方前进道路，敌方为此蒙
受的伤亡也将更多更大。
杨森听后，大为赞赏，认为这位苏联上校一针见血，确有水平，马上按
其建议进行改进。
车尔卡日夫在总部上课，杨森每次都亲临听讲，无论筑垒作业还是防空
作战，均让参谋及时纪录，整理后印发各级军官学习，以提高军官们的
战术意识。
苏联顾问的到来，对丰富第二十军的战术和打法很有裨益，但中日军力
差距极大，火力方面仍是日方占据优势，苏联顾问的大兵团战术并不能
完全照搬套用。接下来的冬季攻势，便好好地给杨森上了一课。
大沙坪位于鄂南崇阳至通城公路上，位置显要，是日军的前进据点，对
第九战区防线构成严重威胁，因此第九战区把攻占大沙坪作为冬季攻势
的主要目标，共组织包括第二十军在内的七八个师向大沙坪发动进攻。
自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湘北公路和桥梁被战区完全破坏，日军的机械化
特种部队固然无法南下，但自己的手脚也相应被束缚住了，各部的山炮
及辎重车辆无法推进，已全部撤至后方衡阳搁置。
大沙坪与通城、通山等据点不同，日军在这里修筑了大小碉堡群。碉堡
周围全部设置鹿砦与铁丝网。这样的攻坚战，纯步兵是无能为力的，可
是又缺乏火炮支持配合，于是只能使用迫击炮。
迫击炮打步兵和阵地还行，却对付不了碉堡，无奈之下，战区采用了人
浪战术，即每天出动一个师，作波浪式前进。
没接近碉堡之前，日军纹丝不动，一进入其有效射程，顿时拉出一道道
炽烈的火网，冲锋部队几乎就是上去送死的。
七八个师，每个师都遭受很大损失，弄得残缺不全，第二十军也不例
外，只有第133师因有守备通城任务，未去参战才保得完整。
如此大的代价，要有所收获还差不多，实际情况是日军碉堡群毫发未
伤，更不用说收复大沙坪了。
薛岳咋咋呼呼地组织攻势，到此也唯有偃旗息鼓，来个悄悄收场。"
对杨森而言，这是一个反面教训，也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死打硬
拼并非良策，适时运用破袭战等新战术，才能使自身拥有尽可能大的生
存空间。
很快，这一结论将再次得到证明。
在日方战史中，查不到第一次长沙会战，取而代之的是“湘赣会战”。名
字都并非随便乱取，而是各有用意，据冈村宁次说，他在指挥作战前就
没想到要占领长沙，不过是要消灭湘赣两省的第九战区主力而已。
冈村的“攻而不取”有其合理性，因为以日军当时的动员能力，确实还无
法对长沙做到长久占领。
事情是这么个事情，道理也是这么个道理，让人为难的是，中方并不认
可冈村的说法。
发现日军全面撤离湘北后，国民政府马上向国内外媒体发出通稿：“日
军无法攻占长沙，即日已行退却。”
随后各种庆祝胜利的活动都来了，追击有功的各部队被予以表彰，甚至
军委会还利用缴获的战利品，由一个营的参战部队重新现场演绎，拍了
一部名为《湘北大捷》的电影，搞得冈村很没面子。
冈村有苦却说不出——如果不为攻长沙，仅为消灭战区主力，那么试
问，你消灭没有？
没有，连影子都没看到，第九战区主力直到撤退追击时才现身，可那时
已不是你消灭他，而是他要揍你了。
自武汉会战以来，冈村在日本前沿将帅中一直既叫好又叫座，他走到哪
里，脚底下的闪光灯就追到哪里，刷刷的一片，那真是人见人爱，这个
风光啊。
到长沙，绊住了。
忙忙叨叨半天，还落一通恶评，这点儿背的啊。日本人的思维有时很机
械，冈村不检讨自己战略战术上是否有失误，却埋怨中方在宣传上不配
合：你们说我要占领长沙，纯属诬陷！
冈村从上到下都是一副挨骗受气的样儿，一个劲对上级嚷嚷着要再攻一
次，以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拿下长沙，或歼灭中方主力。
上级当然不会答应，组织一次大会战，所需惊人的人力物力，你以为是
小孩玩家家呢？
过了没多久，冈村调任华北，第十一军司令官易人。新任司令官园部和
一郎中将蠢蠢欲动，颇有超越前任之心，可惜他的运气更糟，一出门便
摔个大跟斗，在江西上高被打得鼻青脸肿，而踹翻他的对手正是长官部
位于长沙的第九战区。
第九战区所部按任务划分，可分成两个类别，其一是“中央军”主力兵
团，包括第十军、第七十四军等，特点是善于正面攻防。其二是地方兵
团，以杨森的第二十军为代表，惯于潜入敌后，破坏日军联络线和运输
道路。
自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后，薛岳以主力兵团发起进攻，以地方兵团进行袭
扰，行动活跃，越战越勇，已逐渐成为第十一军的最大宿敌。
1940年3月，木下勇少将接任第十一军参谋长，上任伊始，他就感觉武
汉总部的气氛“普遍沉闷”。
与中国军队不同的是，日军幕僚一般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在有的部队，
幕僚甚至能代替主官进行指挥。木下勇当时就认为，要使武汉总部的气
氛由“沉闷”变成“明朗”，必须以战养气，也就是俗话说的，哪里跌倒再
从哪里爬起来。
一个月后，园部因在上高会战中指挥不当而被免职，由阿南惟几中将接
任。阿南和木下勇的意见一致，都计划对长沙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挽回
士气。
一二把手张牙舞爪，总部的老幕僚们却都面有难色。当着阿南的面，他
们忍不住诉说起“湘赣会战”时随部队征战的情形，听完这些亲身经历者
近乎声泪俱下的讲述，阿南和木下勇才终于明白，原来冈村并不冤枉。
湘北正面虽是平原，但水域较多，在没有湖沼的地方，第九战区采取
了“化路为田”的办法，经过破坏，原有公路连痕迹都看不出来。冈村被
逼无奈，只好以坦克车代替轧路机，利用秋旱田干，把田埂铲平，才勉
强修出了临时性的简陋通道，尽管这样，后勤仍经常脱节，而且越往南
进困难越大。
到冈村决定撤退前，日军步兵所携带的干粮，最多只能再吃一个星期，
且已相当疲惫。而当时第九战区尚未使用的部队还有五个军之多，处于
以逸待劳之势，以冈村的精明，这笔账他不会算不出来。
听到这里，阿南倒吸一口冷气，但他随后说的是：“攻取长沙不成问
题！”
阿南经历显赫，先后担任过皇室侍从武官、陆军省人事局长，此前又在
华北任师团长，是一个自我期许很高的人。当然他说不成问题，并不是
真觉得没问题，而是认为只要假以时日，技术问题不难解决。
阿南指示幕僚，“高山大河何所惧”，新的长沙会战一定要打，不过从现
在开始，就应着手对各种技术和细节进行具体研究。
第十一军参谋部于是展开工作，首先对一名被捕的第九战区长官部参谋
进行审讯。这名参谋参与过湘北阵地的设计，他供认了湘北阵地的部署
情况。接着，参谋部出动飞机侦察，确认其供述与实地情况相符。
此外，多次空中侦察，也使第十一军得以大致掌握战场道路的破坏状
况。
若说这些侦察有什么空白点，那就是对山区阵地缺乏了解，基本心中无
数。比如平江幕阜山，主要是杨森自己在布防，战区长官部的幕僚对此
也不一定清楚，而复杂的山地对飞机侦察来说，同样是个盲点。
依据所获得的情报，阿南及其幕僚进行了多次兵棋演习，也就是在沙盘
上模拟对抗，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作战计划。
因为山区的情报资料不足，拟定计划时，对平江究竟使用多少兵力又成
了一个问题。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第33师团出兵平江，只是把平江作为一个障碍，
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迂回包抄长沙。不料平江没有拱开，还吃了大亏，这
次幕僚们有所重视，决定使用第6师团、第40师团合力对平江幕阜山进
行扫荡，以铲除来自侧翼的威胁。
阿南再次审查草案时，觉得如此用兵太过浪费：我一共才几个师团，怎
么能把两个师团都拖在山区呢，而且还是第6师团这样的甲种师团，你
们的脑袋是不是都被门框给夹了？
他拿起笔，刷地就把第6师团划掉，转用于湘北正面，只留下第40师团
进山作战。
大战硝烟未起，杨森已提前闻到了味道。
新墙河是当时中日两军正面对峙的最前线，在河的两岸，各有一段空
隙，即所谓的缓冲地带。休战时间久了，这里就成了两不管区域，既无
人收税，也无人约束，第三方势力趁机渗入。
第三方势力跟两军都不搭界，属于混社会的，也就是三教九流、地痞流
氓这类，他们在新墙河两岸开妓院设赌场，竟然让真空地带有了一丝畸
形繁荣的景象。
杨森看在眼里，也派出一些精明强干的侦察人员，乔装打扮后去开设赌
场，实际是以此为掩护来刺探日方情报，同时暗中进行严密监视，防止
己方情报外泄。
一旦察觉到对岸日军警戒松懈，侦察兵便趁晚上越过河岸，深入敌后进
行刺探活动。
日军前线的一举一动，都没逃过杨森的耳目。搜集到的所有情报显示日
军正在进行战前动员，杨森一边将相关情报送至战区长官部，一边加强
自身部署和防范。
第二十七集团军内部序列做了新的调整，除第二十军外，增加了滇军第
五十八军，两军同守通城、平江，其中第二十军在通城以南，第五十八
军在平江以北的幕阜山，杨森则坐镇于长寿街，进行左右调度。
阿南在正式发起会战攻势前，先派第40师团对幕阜山进行扫荡。第40师
团刚一启动，杨森即命第二十军各师进行侧击。
杨干才作战的特点是快、准、狠。第134师潜师夜行，驰近第40师团的
外围据点马鞍山，并出敌不意，在拂晓时分直登马鞍山顶，而守敌尚未
知觉。
官兵齐呼：“抓活的呀，抓活的呀！”一边喊一边打倒了两个哨兵。山顶
的日军不少，还有一门山炮，但听到外面呼声震天，不知道来了多少兵
马，连抵抗都不敢抵抗，就逃下了山。
因侧击地点并非连绵起伏的深山区，日机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这种飞机
是德国送给日本的容克式轰炸机，比日军在淞沪战场上使用的飞机还要
先进，俯冲投弹及机枪扫射的命中率很高，其凄厉的尖叫声也足以摧毁
人的神经。
有一段时间，地面部队可以用机枪或步枪齐射，将飞机给打下来。后来
日军在飞机腹部加装了一层钢板，便拿它没办法了。
第134师占领马鞍山，几乎兵不血刃，但在飞机的肆虐下，伤亡了二十
多人。为免增加更多的无谓伤亡，杨干才传令撤兵，临走前，因带不走
山炮，就用手榴弹将其炸毁。
第133师发起侧击后，吃的也是这个亏，夏炯的师部被日机轰炸，特务
连也伤亡惨重。
虽未能取得重大战果，但侧击仍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由于第二十军的骚
扰式进攻，第40师团的先头部队重松支队被迫将预备队留下应付，先单
独进入山区，随后便跟杨森所指挥的第五十八军不期而遇，撞了个满
怀。
第五十八军虽系云南地方军，却是“中央军”的甲种编制，坐拥三师十二
个团，且此前未受过大的挫折，战力正强。而从第40师团到第十一军总
部，对幕阜山的中方布局均云里雾里，重松支队竟然还以为前方一片坦
途哩。
在迫击炮和手榴弹的猛烈袭击下，日本兵纷纷倒下，重松支队所据高地
成了“凄惨的战斗场所”，眼看连联队军旗都快保不住了。重松支队想要
反击，可是因为与预备队早已分离，又反击无力，支队长重松洁大佐急
得大叫“军旗危险”，亲自拔刀督战，才没有被第五十八军给逼到家门
口。
第40师团主力闻讯前去救急，杨森发现日军各联队中间出现了相当大的
空隙，即指挥第五十八军乘隙杀入，将其分隔开来。
在山区战场上，一时出现了敌我掺杂、各自缠斗的混战局面，这当然不
是日军想要的。
第40师团长青木诚一中将在高地俯瞰战局后，无可奈何地对身边幕僚
说：“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是师团本身，也没法做得比联队更好了。”
所有这些战斗都是在晚上发生的，天一亮，等青木师团长将主力联队集
中起来，准备发动反击时，袭击他们的第五十八军早已消失了。
悲哀的是，重松支队仍在挨揍，比它还要惨的是其预备队后藤大队，因
为上山较晚，又与主力失去了联系，后藤大队遭到了第五十八军一个整
师的包围。
各种轻重迫击炮弹和手榴弹如雨般飞来，后藤大队阵地狭窄，躲都没处
躲，人死了一大堆不算，两挺重机枪也给炸飞了。
1941年9月14日，木下参谋长到岳州指挥所，得知第40师团陷入困境，
不由大吃一惊，但他仍认为第40师团能够自己单独搞定，只需解除其侧
翼威胁即可。
阿南和木下为这次会战准备了一支二线兵团，即荒木支队，木下便命令
荒木支队前去支援。
荒木支队搭乘汽车赶到前线，忙没帮上，反被第五十八军给挡得寸步难
行，只好挖掘战壕，以类似阵地战的形式往前缓慢推进。
第40师团战前有一个会战的预计伤亡数，一周之内，这个数字就超了一
半，而会战还没有正式开始。
第40师团如此苦不堪言，完全在阿南预料之外，他正琢磨如何从湘北正
面实现突破呢，却还要被侧面一堆烂事所困扰，这个恼火啊。
阿南得出的结论是，第40师团“未尽全力”，应让作战主任严加督促。
1941年9月18日，在阿南的亲自指挥下，第十一军对湘北展开全面攻
击，新墙河首当其冲。
由于经过精心准备，守军防线很快遭到突破，阿南喜不自胜，立即向师
团长打去贺电，同时“感谢上苍”。既然正面进展如此顺利，他也就不愿
花太多心思去管第40师团了。
正面凯歌高奏，第40师团在幕阜山上却仍是步履维艰。山上全是坚固的
既设阵地，第五十八军在前面阻击，第二十军在旁边侧击，那个难过
啊，就跟在地狱里行走一般。
仅仅过了一天，又被打死了一个少佐大队长，士兵的伤亡就更不用说
了，第40师团指挥高层逐渐在打法上产生了分歧，有人不干了。
师团参谋长今村中佐认为应停止深入山地，转而向第6师团所在的平地
靠拢，理由是第40师团的任务乃“掩护侧翼”——上面只要我们掩护主力
部队的侧翼就行，没让在山里干耗，咱可不能再这么二了。
青木骑虎难下，但他比幕僚长要面子，不肯认怂，还坚持要往前推，今
村越劝，他越来劲儿。
我是个把舵的，你最多就是个撑船的，我还没慌，你慌个球啊。
今村急了，猛不丁地掏出尚方宝剑，说向第6师团靠拢，正是军作战主
任岛村中佐的意思。
敢情阿南与他的作战主任在战略思想上也南辕北辙，阿南是要第40师团
铲除对方的侧翼，作战主任则不以为然，他认为有那空，还不如把第40
师团调到湘北正面，还能多一份力呢。
阿南所托非人。青木手拿旨意，也不经师团长批准，即令第40师团下
山，转向湘北正面的平地战场。
那一边，阿南倒是越打越顺，他渡过汨罗江，正准备直接攻往长沙，但
中途忽然获得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
第十一军总部有一个特情班，专门负责截获和破译中方密电。特情班通
过破译，得到了一份薛岳的完整会战计划，其中透露，薛岳已部署部分
主力兵团于汨罗江南岸，即将由东向西侧击南进日军。
没有什么情报比这个情报更重要更关键了。阿南随即派飞机侦察，证明
情报完全属实。
阿南立即放弃原方案，转而在汨罗江南岸组织会战。各师团奉命东向实
施包围，大部分师团从事正面攻击，即“主作战”，第40师团的任务仍是
迂回平江，实行“次作战”，并限定其于21日傍晚攻占平江，以合拢包围
圈。
第40师团好不容易从苦海里钻了出来，结果扑通一声又跳了回去。
鉴于第40师团初期所遇到的困难，木下参谋长和作战主任岛村全都悬着
一颗心，怕这个师团不能如期抵达平江。
第40师团果然“不孚众望”，到21日傍晚一看，离平江还远着呢。
眼看战机紧迫，阿南也急了，除派飞机助战外，又修改路线，向第40师
团下达了“立即转进梓江，向平江挺进”的命令。
其实真不能全怪第40师团，要怪，就得怪山区的路太难走了，即便从梓
江行军也是如此。
那里的山间小路只能通过一列纵队，整个师团的行军队列，据说长达五
十里，花了足足两天时间，才到达梓江，而从梓江到平江，地图上的直
线距离也得五十多里。
阿南再也等不下去了，在第40师团抵达梓江前，他就下令启动了南岸会
战，对已被包围的中方主力师团发起攻击，这里面自然不包括杨森的第
二十七集团军。
军作战主任岛村一心向着第40师团，见第40师团几乎已撞入了死胡同，
他连觉都睡不好，深更半夜地便把参谋长木下给摇醒，请求让第40师团
从事“主作战”。
折腾完木下，天亮后，岛村直接又跑到阿南的房间，重申了这一请求，
并且实话实说：第40师团迂回平江困难，或者说，根本就没那能力，不
如派第6师团替代。
有时候挺难的事，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这层窗户纸捅破了，阿南倒也
能理解，当即予以批准，随后给两个师团下达了最新命令。
第6师团一向自认为是最有实力的师团，现在阿南把第40师团无法完成
的任务交给了他们，那个得意啊，当下撸胳膊挽袖子，情绪亢奋到不
第6师团沿途凶神恶煞，行军速度也远超第40师团，其尖兵部队排成两
行纵队，信誓旦旦地要“首先进入平江”，一路都不肯停顿，直到距离平
江仅有两里路时，才就地休息。
得到日军要进兵平江的报告，杨森表现得镇定从容，没有丝毫慌乱之
色。有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验，他对这些紧急状况早就有了心理准
有杨森亲自坐镇，尽管大兵压境，整座县城的秩序仍平静如常。平江城
内的一万多民众都被动员了起来，于一昼夜间，将城区储藏的食物、弹
药及重要物资全部运往山地秘密隐藏。
杨森的第二个预案是，一旦抵御不住，就继续采用过去伪装潜伏的办
法，和日军在大山里兜圈子，当第6师团逼近平江时，他已率总部人员
先行钻进了平江南面的山区。
两里路程，如果不是因为山峦叠障，平江县城完全可以尽收眼底，但正
在坐地休息的第6师团尖兵却接到命令：“尖兵返回。”
当天早上，第6师团通信班收听到了第40师团的无线电报，上面称：“本
师团已到达平江。”
第6师团师团长神田正种中将想不到第40师团居然如此鬼祟：说去不
了，一家伙便蹿到了前面，真是亮瞎了我这双贼眼。神田急忙变更前进
目标，率部掉头去参加“主作战”，以免被这个忽然交了狗屎运的第40师
团给比下去。
如此拼命地跑来跑去，结果竟是白辛苦一场。接到回撤的命令，第6师
团的官兵就像小孩子到嘴的点心被打掉一般，个个哑然失色，目瞪口
呆。
这些沮丧不已的家伙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在不停地嘀咕：“只剩两里路
程就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第40师团当然没能占领平江，它是这么一回事：第40师团的发报员在播
发无线电报时，误把梓江打成了平江，“本师团已到达平江”，实际
是“本师团已到达梓江”。
阿南和第6师团还有纠错的机会，但另一个意外的出现，再次拯救了平
江。
汨罗江南岸会战即将结束之际，军参谋部获得最新情报，第七十四军正
向这一战场增援而来。
早在兵棋推演中，第七十四军就受到阿南及其幕僚的格外注意和重视，
视其为“最精锐中央直系部队”。上高会战日军惨遭败绩，第七十四军起
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被日本人称为“虎部队”，此后第七十四军上升为
甲种战略攻击军，无军委会命令，禁止用于作战或移动。
薛岳请示调用第七十四军，实乃无奈之举，因为在此之前，其他主力兵
团都已在汨罗江南岸被日军相继击溃，这是他手中剩下的最后杀手锏。
第十一军的计划是，结束南岸会战在前，继续向长沙推进在后，第七十
四军的突然现身，无疑给他们的计划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一众幕僚经过研究，决定调第6师团与之抗衡。岛村当晚拿着这个方案
去找阿南，请求解除第6师团占领平江的任务。
阿南答应岛村，用第6师团替代第40师团，并不是卖人情，而是他本身
就想不惜代价地占领平江，以图消灭杨森总部，然而到此也不得不放弃
这一念头。
因一字之误已经撤回的第6师团，接到阿南的电报：“不要占领平江”，
正好来个顺水推舟。
阿南发起的汨罗江南岸会战，把薛岳的作战计划搅得一片纷乱。
会战尚在进行时，日军一支先遣突击队直插长沙，薛岳误认为日军主力
已攻入城内，急忙率领幕僚撤出长沙，由于跑得过于仓促，连密电本都
给丢掉了，造成一段时间里，薛岳与军委会失去了联系。
整个战区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蒋介石赶紧致电各军，授权由战区
副司令长官杨森统一指挥节制。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阿南才意识到，不占领平江乃一大失策，顿时把肠
子都悔青了。过了一年，他还在为此做检讨，碎碎念地唠叨来唠叨去，
埋怨自己怎么如此糊涂，为什么要突然放弃占领平江。
在阿南看来，如果当时能够抓住并摧毁杨森总部，或最低限度使之陷入
混乱，中方就会丧失指挥核心，后面也不会出那么多麻烦事了。
阿南的所有麻烦，都是由杨森所引起的。
杨森遇事不怕事，平时照惹事，平江危机解除后，他一边临时调度和指
挥整个战区，一边施展自己的新战术，准备到第十一军背后去和阿南开
开玩笑。
吸取第一次长沙会战指挥失误的教训，此番杨森不敢马虎，他对日军的
进军路线和途径作了认真推敲，然后又率领高级幕僚，在前沿进行仔细
观察，最后确证日军仅由湘北正面进犯长沙，平江至通城一线勿需再重
兵警戒。
杨森点了状态正佳的夏炯为先锋，自率大军督后，朝湘北潜行而来。
空中一直有日军侦察机竟日监视，第二十军的一举一动，随时可由侦察
机电告日军总部，为防止泄密，杨森被迫让部队进行伪装，即尽量打扮
成老百姓，以免引起敌机注意。
第133师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了新墙河南岸，日军工兵部队正押着强拉
来的数千民工，在赶修从新墙镇到大荆街的公路。
日军师团从甲种、乙种到丙种，兵员、野战能力及火力配备逐次降低，
不过即便是丙种师团，也配有山炮兵、辎重兵联队，甲种就更不用说
了。在平地作战，这种特种配备往往势不可当。
预防到这一点，第九战区在战前就对新墙河南岸的道路网进行了彻底破
坏。尽管第十一军参谋部对此做过研究，但并无更好良策，这使得成建
制的坦克和重炮部队在前进途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几乎是寸步难行，
最后不得不解除配属，返回原地。
现在日军修路，只是为了向前方输送必要的后勤给养及其辎重，已经没
有余地供特种部队开进了。
前方战事越紧，对后勤需求越是迫切，所以日军工兵忙得不可开交，又
是修桥铺路，又是填沟平土，根本不知道路旁有那么多的“偷窥者”。
工兵只有几百，都不够第133师塞牙缝的，然而附近大荆街还驻扎着日
军步骑兵及后勤部队两千余人，并配有十余辆坦克，此外，新墙镇也有
大队日军，如果过早暴露位置，以至打草惊蛇，恐怕会遭到围攻，也达
不到破袭目的了。
夏炯在详查地形敌情后，当机立断，决定复制鄂南反扫荡时的战术打
法，兵分两路，一路夜袭大荆街，一路夜袭筑路日军，同时阻击新墙镇
敌援兵。
负责夜袭大荆街的仍是陈德邵，在第399团以副团长的身份代理团长。
陈德邵对夜袭战做了周密布置，组织突击队、便衣队，还从师部调来了
一个工兵排，全部轻装携带地雷。
大荆街是日军的粮弹仓库所在地。当晚午夜两点，穿插到敌后的便衣队
发射信号弹，早已准备就绪的突击大队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击溃日军
的警戒和守库部队。
紧接着，突击大队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各种易燃物品，焚烧仓库，大荆
街上空顿时黑烟冲天，弹药仓库相继起火爆炸。
守库部队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守备日军都在周围露营酣睡。夏炯集中
迫击炮向其猛射，打得敌营混乱一片，人马相互践踏，仍逃不出浓密火
网。
另一路以第398团为主，轻易便击溃了日军的工兵部队，被掳民工乘机
逃回家园。
第二天拂晓，日军整顿部卒，仅剩步骑千余人，在坦克掩护下发起反
击，此时第133师已全部进入预设主阵地。
头天晚上，工兵排已在主阵地前的地面埋下了地雷，道路两旁树上横放
了集束手榴弹，专等对手来“开荤”。
日军毫无防备，被炸得人仰马翻，血肉横飞。第133师趁机用各式武器
给火锅添油加料，让日军好好地尝了尝川菜的辣味。
激战至早上十点，日军难以招架，残部在飞机掩护下向新墙镇溃逃，大
荆街被第133师所控制。
第二十军潜入新墙河南岸，并发动破袭战，起初却并未引起阿南等人的
足够重视，他们都紧盯着第七十四军，盘算着如何拿下这条大鱼，以便
建立战功。
与第七十四军相比，第二十军不过是只偶然钻到屁股后面去的小虾米，
由他先蹦着好了，回头再慢慢收拾也不迟。
倒是木下参谋长曾起了个念头，犹豫要不要从主战场调一个旅团回去应
付，可是到头来又下不了这个决心。
因为杨森的临时执掌，第九战区在薛岳缺席的情况下，没有出现阿南所
盼望的混乱状况，薛岳得知日军主力未入长沙，又返回指挥第七十四军
作战。
第七十四军长途跋涉，从江西上高远道而来，如果停止在浏阳河构筑工
事，沿河布防，可收以逸待劳之效，但薛岳急于扳回局面，仍下令第七
十四军跑步前进，限时赶至浏阳作战。
廖龄奇师是第七十四军的先头部队，到达浏阳前方不远，即与第6师团
的骑兵联队遭遇。廖龄奇师初来乍到，既不明敌情，也不熟地形，部队
都来不及展开，官兵更是疲惫不堪，辄遇骑兵冲击，立刻溃败下来。
廖龄奇慌乱之下，扔下部队只身逃出。后续各师未得到通知，还在跑步
前进，队形也相继被骑兵冲乱，第6师团主力趁机掩杀，第七十四军一
仗未打，便全军溃败。
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成了光杆军长，见日军逼近，急忙藏于大路后面
的森林内，侥幸没有沦为俘虏。
战后，廖龄奇因“临阵脱逃”罪被捕。由于他是黄埔学生将领，蒋介石对
于如何处置，心情曾非常矛盾，在室内踱来踱去，迟疑不决，最后才下
决心予以枪决，以肃军纪。
真正指挥失误的其实是薛岳。在第七十四军被击溃后，长沙正面已无任
何主力兵团能用以御敌，薛岳不得不再度退出长沙。
危急时刻，杨森再次挺身而出，并亲自率第134师南下，寻机向日军外
围掩护部队实施攻击。
日军进出的主要道路，距离杨森的指挥部只有三千米，只是如果上去硬
碰硬，未必就是人家的对手。杨森眼睁睁地看着日军一批批地过去，再
着急也没用。
这时老百姓给部队送来了情报，报告有一支日军骑兵联队正夜宿于附
近。
民众组训的好处是能增强军情意识，老乡不仅注意观察，还会分析，据
他说，这支骑兵联队的营地旁边有一条干涸的河床，河床周围只有几个
哨兵，看情形完全可以进行一次夜袭。
杨森对湘北地形已经相当熟悉，一听老乡所说位置，就知道有成功的把
握，又听说是骑兵联队，更加兴奋不已。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马种引进和培育上取得了很大成就，随日军侵华
的东洋马不仅外表高大威猛，而且速度极快，非国产杂种马可比。在抗
战前沿，中国的高级指挥官们但凡拍照，都要骑上一匹缴获的东洋马才
显得帅。
杨森除了爱体育，也爱养马骑马，他每天不出去遛一遛马，浑身不爽，
对于好马，尤其爱不舍手。
第一次长沙会战，在追击第33师团时，第二十军也曾缴获过几匹东洋
马，但数量很少，而杨森拐马，也不是拿来拍照，他要用以成立骑兵
队，所以不是单个地拐，得成批地拐。
杨森立刻将部队悄悄拉到老乡所述地点，随后成立夜袭敢死队，并做了
相应部署。
当晚月黑风高，秋声瑟瑟，是一个用于夜袭的理想时段，敢死队潜入敌
营，在干掉哨兵后，把马牵出来，然后越河床而逃。
敌营距离长沙仅六七十里，由于前面进展过于顺利，骑兵联队的警戒意
识不强，人喊马嘶之下方才惊醒，慌忙跑出来追赶。
杨干才率第134师主力埋伏在河床对岸，迎头便是一顿痛打，把日军给
打傻了。趁天尚未亮，他们掩护盗马的敢死队迅速撤离战场。
夜晚交战，没了马的骑兵们连方向都弄不清楚，小心肝一颤一颤的，也
根本不敢深入追击，只得自认晦气。
战后，杨森把两次会战缴获的东洋马合并，组建了一支骑兵队。
一眼看过去，那几乎就是一支“日本骑兵队”：官兵骑着东洋马，身上穿
着黄呢军装，手拿马刀和三八式，从上到下，无不是战利品，甚至随队
照料马匹的兽医，也是俘虏的日本人。
有趣的是，这位兽医因杨森爱马懂马，居然视杨森为知音，经常和他研
讨有关马匹的事情。
在击溃第七十四军后，日军一度长驱直入，目中无人，经过这次夜袭，
不得不全面加强戒备。行军时先要派出骑兵，搜索所经道路的两边，如
果附近有村庄，还要进入村庄内部，仔细侦察，确定果然没有中国军队
的踪迹，才敢通知大部队继续往前推进，由此大大拖累了进军速度。
1941年9月27日，阿南向长沙城内空降几百名伞兵，第4师团进占长沙，
然而此时的长沙不过是空城一座，守军早已撤往株洲。
第3师团迟了一步，未捞到夺城之功，于是向军司令部提出：长沙既已
空虚，攻占能有多少意义呢，不如一举挺进株洲，还更靠谱一些。
谁去打株洲，第3师团一拍自家胸脯。
积极性高是好事，但由于第二十军攻占大荆街，日军弹药粮草的补给已
显困难，此前骑兵联队因遭受重大损失，连等了两三天，后方才挤牙膏
一般地重新送来马匹辎重。
木下参谋长反复考虑后予以批复：作战目的达到，准备反转（即撤
离）。
第3师团却以为军司令部必定会予以批准，申请刚递上去，不等回复，
部队已向株洲开拔。
收到木下的反转指示，第3师团再递申请，称师团已接近株洲，如果就
此停步不前的话，不仅将功亏一篑，而且有骑虎难下之势。
意思就是，这活已经像是面粉粘在手上，去都去不掉了，你不同意也得
同意了。
军参谋部很是为难，阿南将申请电报拿了过来，他看到上面有这么一句
话：“师团于夏秋之际反复进行训练，其目的正是为了今日，追击气势
不可失之一瞬。”
阿南是一个很感性的指挥官，看过之后没个不激动的，当下大笔一挥，
爽快地予以批准。
阿南豪情万丈，背后却已如同锅炉房一样沸腾了起来。
他和木下连支旅团都舍不得派回去，后方只能靠留守部队独自硬撑。为
夺回大荆街，日军出动步骑兵两千余人，迂回至关王桥附近，企图包围
第133师，但杨干才率第134师早就在旁边候着了，篱牢犬勿入，日军败
兴而归。
获悉长沙失守，第3师团又继续杀向株洲的消息，杨森挥动帅旗，调兵
遣将，先是第五十八军奉命取道长乐街南下，向西侧击日军，然后第二
十军也从长乐街分道南下，两军多次击溃日军掩护部队，并在捞刀河以
北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
日军的公路桥梁白天筑起，晚上就遭到破坏，第十一军动用非常手段：
白天飞机巡逻，晚上利用洞庭湖的海军探照灯照明，但即使这样，也无
法保障其后方通行安全无阻。
补给线被卡，导致第十一军各部粮弹奇缺，第3师团连子弹都舍不得多
用，为此还下了一个“严禁射击”的命令。
日军主力部队拼刺刀极为厉害，可偏偏退往株洲的是第七十四军残部，
经过重新收容整理，该部仍保持着一定的战斗力。
作为国内顶尖的王牌部队，第七十四军官兵均经过极为严格的劈刺术训
练，敢于进行近距离的白刃战，反倒是第3师团因极度疲劳，在这种需
要体力的肉搏格斗中难以占据上风。
于是，在第3师团眼中，沿路又变成了“凄惨战场”。
在“凄惨的激战”中，日军不断出现伤亡，先后有数名中队长战死，一名
大队长负重伤，所付出的代价委实不小。
1941年9月29日，第3师团得以伤痕累累地攻入株洲，然而除了一场虚
名，并无多少实际所得。
耍酷玩激情不是不可以，但要看时候，第3师团这一击，不过是苦了自
己连累大家——随着时间的延续，第十一军的补给线终于支持不住了。
第二十军士兵在战场上空看到一只日军军鸽飞过，抬手一枪，把这只倒
霉的鸽子给打了下来。军鸽所携带的文件上显示，前线日军因缺乏粮
弹，已被迫请求空投补给。
1941年10月1日，各师团奉命集体“反转”。
在第3师团攻占株洲的当天，阿南即正式将此次战役命名为“长沙会
战”，他认为自己已补冈村之憾：既击溃了第七十四军等战区主力兵
团，又占领了长沙，你们总不会再有什么话讲了吧？
孰料日军一撤出长沙，中方就大力宣传：“长沙未被占领”，让阿南的良
好感觉瞬间崩塌。
日军选择了利用夜间向北撤退，其撤退速度也十分快捷，但动向仍被中
方所捕捉，此时由广东战区调来增援的粤军第七十九军、暂编第二军已
经乘坐火车赶到，薛岳赶紧下令他们衔尾追击。
第二十军因处于日军后方，得以就近对日军展开阻击战，其中尤以陈德
邵的第399团最为显眼，不仅歼敌最多，而且还跟日军争抢飞机投下的
粮弹，战斗打得酣畅淋漓、毫无顾忌。
阻击之后就是猛追。
随着目标不断往前伸展，天空也在沿周边无限地展开，优秀的川中子弟
们在起飞，迎接一轮又一轮的历险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夏炯以第399团为前锋，撒开脚丫子一路狂飙，沿途不断击溃日军后卫
掩护部队，最后直抵新墙镇以南。
陈德邵请来当地保长打探敌情，正说着话，一位农民进来报告，说日军
就在他所在村庄附近宿营，帐篷搭在干田和干堰塘旁边，大概全累坏
了，都四仰八叉地睡大觉呢。
这位农民自愿带路歼敌，保长向陈德邵证明，该农民曾经当过兵，所以
胆子很大，忠诚度没有问题。
陈德邵当机立断，派第一营轻装前进，由农民引路，绕过日军警戒线，
一俟插至日军背后，便发射信号弹。
信号弹一起，正面的第二营迅速开火，对日军实行南北夹击，揍得睡梦
中的日军伤亡枕藉。
日军拼命挣扎，向第399团猛射毒气弹，试图以此阻遏对方的进攻。第
二十军经过防空防毒训练，随身都带有防毒面具，及时戴上再战，只是
进攻速度无疑就慢了下来。
陈德邵看到后，急忙集中迫击炮压制日军炮兵，同时防毒排也及时跟
上，标明毒区并及时进行消毒。
师部电话正好于此时接通，陈德邵向夏炯简单报告战况后，即询问后续
部队是否已到达。
听说第398团到了，陈德邵马上向夏炯建议：由第398团进行掩护，帮助
迫击炮部队占领镇东北高地，向日军露营区域射击。
夏炯拍案叫绝，如此一调整，迫击炮完全遏制住了日军的毒气战。
随着第397团的到达，全师合力展开围歼。激战至第二天早晨，日军向
新墙河边撤退。
陈德邵早有伏笔，他让老百姓引路，派第3营在日军背后占领阵地，提
前建立了第二层包围，给溃逃日军造成了更大伤亡。
在新墙追击战中，日军被打垮了一个联队，其东南扎营区域内，横躺着
大批被击毙的日军军马，这些马相当于刚刚宰杀，第二十军全都拿去做
了加餐庆功的食材。
除第133师全体官兵得以饱餐东洋马肉外，附近民众也都享到了口福，
可见死马数量之多。
吃肉也不能忘记送肉的人，有的士兵调侃说：“这是鬼子用马肉给我们
庆功呢。”还有的说：“咱们这是笑谈渴饮倭奴血。”
杨森与第134师位置靠后，等他们追到新墙河时，第133师已经在收拾满
地的马肉了，杨森很是满意。
让杨森不高兴的是，追击部队在新墙河边就被迫停住，原因是日军在河
岸上留了一支炮兵，为掩护撤退，正拼命用排炮阻击，炮弹像暴雨一样
飞过来。
正是追得十分起劲时，突然来这么一出，犹如兜头浇来一盆冷水，让人
好不爽快。可是不追的话又不甘心，杨森接到报告，急匆匆地带上总部
警卫排前去察看日军炮兵阵地的情形。
警卫排内部号称“特别支队”，因为排里全是排级军官，没有兵，为首者
是杨森的二儿子杨汉烈。
杨汉烈毕业于黄埔军校，毕业之前，他写信给父亲，请杨森给他指条出
杨森很干脆，说那你就到我的第二十军来吧，同时还不忘叮嘱一句，同
学之中，有那素质不错，而且交情也很好的，不妨一道带来效力。
杨汉烈果然带来了三十多位同学，全是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杨森见状大喜，连同杨汉烈在内，一律任命为排长，但因为前方一直在
打仗，来不及逐一安排，便临时留在身边担任警卫。
杨森在前沿察看之后，一时也没能想出更好的办法，于是决定返回与前
敌指挥官们再定对策。
因为心里有事，他没有注意到“特别支队”没有跟着一道回来。
几个高层正在掩体里思考着对策，忽然听到前线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与
呐喊，随之而来，竟有一种万马奔腾、地动山摇的气势。
杨森一阵愕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一个传令兵气喘吁吁地跑
了进来，汇报说杨汉烈带人把日军的大炮拖了过来，前线部队乘机发起
了冲锋。
盗枪盗马，对于第二十军来说，早习以为常，但是再怎么跳跃性思维，
杨森也想不到盗炮上去。况且他儿子年纪尚轻，刚刚军校毕业，又没打
过仗，怎么可能？
杨森认为传令兵肯定弄错了，立刻沉下脸：“哪有这样的事情？”
传令兵一听急了：“真的，总司令不相信，请您亲自去看看。”
杨森三步并作两步，走出掩体，用望远镜一看，还真的，河对岸已无日
军踪影，前线部队正忙着进行强渡。
一直到晚上，杨汉烈和“特别支队”才返回总部。这些年轻人初生牛犊不
怕虎，胆子大到能包天，他们利用地形，悄悄地摸到日军炮兵阵地的右
侧，先是猛地扑向一门放在最右边的大炮，然后三十多人一拥而上，挥
舞马刀嘁哩咔嚓，用最短的时间，把几个日本炮兵全给剁了。
这些军校同学里面有学过炮科的，当下拖转炮身，装上炮弹，就朝日军
的炮兵主阵地轰击，日军猝不及防，一阵大喊全跑了。
当天第二十军越过新墙河，长驱突进，一直打到湘鄂边界才鸣金收兵。
在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各军中，以第二十军最为出色，杨森关键时刻
代替指挥，更是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尽管薛岳在战后又是出书，又
是宣传，说会战胜利是他诱敌深入聚歼日军的结果，但心里非常明白，
若没有杨森及第二十军，这一仗就败得太难看了。
会战之前，新墙河系由粤军中的王牌、“老铁军”第四军驻守，战后，薛
岳对杨森说，像新墙河这样的防守任务，只有第四军和第二十军才能胜
任，而现在，“只有第二十军才能守得住！”
杨森最重军人荣誉，对活多活少向来不计较，他认为这话从薛岳嘴里说
出来，就是对他和第二十军的最高奖励，因此听后十分高兴，当即表示
愿意接防新墙河。
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蒋介石召开第二次南岳会议，会上对杨森和第
二十军则予以特别嘉奖，并特授杨森为陆军上将。会后，国民党中央组
织部长朱家骅还专程赶到长沙，对杨森进行了慰问。
杨森时年已近六十，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被授予军中殊勋，早在他三十多
岁出任四川善后督理时，北洋政府即授之以森武将军称号，但是在杨森
看来，二者不能等同，因为这个上将是他率部抵御外侮，历经血战才得
来的，是真正的荣耀。
距离第一次长沙会战，已历两年之久，这位沙场老将还没有能够实现当
初对女作曲家所许下的诺言，即打回上海，但是他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
了胜利的曙光。
燃烧的火焰
白崇禧：字健生，生于广西省临桂县。时任军委会参谋次长。
杨森：在会战中被任命为北方截击军总司令，负责在汨罗江南岸堵击日
二见秋三郎：第十一军副参谋长，直接分管后勤，反对进攻长沙。
丰岛房太郎：第三师团师团长。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
期、陆军大学第二十八期。
杨干才：第一三四师师长。会战前期负责在主阵地外围据守。
夏炯：第二十军副军长兼第一三三师师长。会战前期负责守住关王桥。
王超奎：生于重庆市武隆县。杨森第二十军的著名勇士，曾调第九战区
干训团校官大队受训，后升任营长，英勇战死于第三次长沙会战。战
后，国民政府将他的牺牲地点“向公岭”改为“王公岭”，新墙乡改为超奎
乡。
向文彬：生于四川省广安市。在第二十军任团长，他的部队是淞沪会战
时出名的尖子部队。
池之上贤吉：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旅团长。第九旅团原为在山西太原组成
的新编部队，后南调充当警备武汉的临时派遣部队。
山崎茂：第九旅团临时编组的集成步兵大队的大队长，奉命偷袭影珠
杨汉域：第二十军军长，指挥了影珠山之战。
李怀英：在第二十军任营长，是一个久经战阵，富有作战经验的基层指
挥官。
杨汉烈：时任骑兵连连长，在影珠山之战中大放异彩。
经过两次长沙会战，杨森及其第二十军表现出的惊人潜力，引起外界极
大的关注和兴趣。军政部专门派出一支电影摄制组，就地驻扎于第二十
军内，以官兵训练以及组织民众为素材，拍成了一部战争纪录片，并制
作许多拷贝，送各战区和部队观摩学习，以便吸取经验，普遍实施。
事实上，杨森确实已形成了一套适合第二十军特点的系统打法，基本要
领是，当日军主力出现时，便隐身一旁，等日军主力通过后，再不停地
对其后方进行袭扰，使日军防不胜防，疲于奔命，看你跟看定时炸弹一
这颗定时炸弹的完全起爆时间，即为对手的撤退时间。此时，要把积蓄
的全部力量拿出来，毫无顾忌地进行侧击、尾击、伏击。
第五战区所属的王缵绪、孙震，因掌握日军“扫荡”规律，也常常采用敌
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方法，但在最后取得的实际效果上，都无法与“杨
森战法”相提并论。
民众组训也是“杨森战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军政部拍纪
录片时，摄录了大量这类画面。
除了通过老百姓自发地刺探敌情、输送粮弹外，杨森还成立了各式各样
的群众战地组织，比如妇女慰问队、担架队、情报队、搬运队——这个
搬运队不是辎重兵那样的角色，而是帮着搬老百姓的东西，在战时它们
的作用往往不亚于正规军。
通常部队作战时，都要建立担架兵，担架兵必须是年轻力壮的士兵才
行，这无疑要分去部分战斗力，但伤兵又不能不往后方送。杨森的办法
是在民居设立紧急救护所和包扎站，由群众担架队就近抬送伤员，也就
省去了担架兵一项。
一时之间，“杨森战法”在军中相当风行。有一次杨森回重庆，军政部还
特地给他放映了这部片子。
各战区各部队的军师长、参谋长看过片子后，都学着杨森，从后方指挥
所钻出来，跑到第一线去察看地形，并且逐个分析研究如何才能对日军
展开破袭战。
大家都在研究，薛岳也在思考。
第二次长沙会战使杨森和第二十军迅速蹿红，薛岳却十分受伤。在南岳
会议上，白崇禧以军委会参谋次长的身份讲话，说：“敌军此次窜犯，
是自来自去。”
自来自去，就是来去自如的意思，实际上是否定了薛岳关于大胜仗的宣
传。
薛岳与白崇禧素来不睦，他对白崇禧的这番讲评感到很是恼火，会后连
续向蒋介石递交了几份辞职报告，并且愤恨地说：“再干，我就不是
人！”
耍了一通脾气之后，老蒋在辞职报告上批了两个字：“慰留”。
身为职业军人，或许会头脑发热，或许会死要面子，但事后都会有一个
相对较为客观的分析和检讨。薛岳也深知自己在指挥和判断上出现了重
大失误，因此在重新设计保卫长沙的方案时，推出了一个新的战术，命
名为“天炉战法”。
第一次长沙会战，薛岳将主力兵团置于长沙，到了第二次长沙会战，则
前移至汨罗江南岸，结果吃了大亏。这次薛岳又回到原点，不过他的旧
瓶里还装了新酒。
从新墙河到长沙这一段，尽管不会再组织主力兵团截击，但沿途会用二
线兵团进行不间断的侧击和包围，所谓“天炉”，就是通过侧击和包围让
日军有坠入火炉、遭烈火焚烧之感。
从“天炉战法”的创意上，多多少少可以窥见“杨森战法”的影子，而
在“天炉战法”中，驻守新墙河的第二十军也确实是其中的一大关键环
节。
杨森不敢懈怠，自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就加紧对第二十军进行整补
和训练——不先吃饱了，哪有力气减肥。
进入1941年12月中旬，湘北前线观察到日军调动频繁，接到侦察人员又
得到了一份日军向乡公所强索苦力的文件——强索苦力是为了修筑道
路，修筑道路是为了运输辎重，运输辎重是为了粮草先行。
薛岳判断日军将第三次进犯长沙，杨森也根据敌情和战区“天炉战法”的
战略战术作了相应部署。
此时属第二十七集团军序列的共有三个军，杨森令第二十军守新墙河以
南第一线，湘军第三十七军守汨罗江南岸第二线，在正面呈两线接力，
而通城至平江的第一线转由滇军第五十八军把守。
这三个军的总体任务，就是给薛岳的“天炉”点起第一把火，给日军
在“炉”内取取暖、升升温。
阿南即将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间隔第二次长沙会战仅过了两个月不
到，这在军事上显得颇为反常，要知道前两次会战整整相差了两年，阿
南曾在其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如此急急用兵，与局势变化密切相关，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阿南有些
近乎失衡的心理状态。
第二次长沙会战是阿南上任后的开山之作，从发动汨罗江南岸会战，到
击溃第七十四军，这些战绩都让他扎足了面子和台型，太有腔调了。
可惜的是，后半段都让一个叫杨森的人给搅了。
会战结束后，南京侵华日军总部的一些人背地里议论纷纷，都说“长沙
会战不打还好，一打反而给予了中国军队以反宣传的材料，很是不
利。”
阿南提交报告，说明这一趟他没白干，爱嚼舌头的那些人不屑一顾：成
绩不一定是做出来的，但一定是要总结出来的，你就吹吧。
辛辛苦苦忙了半天，原来自豪还停留在幻觉状态，阿南怒不可遏，老虎
不发威，你当我病猫！
阿南赴南京出席军司令官会议时，在会上大发牢骚，以致于会议就被他
一个人给拖到了深夜。在日军将领中，阿南以沉稳著称，如此不寻常的
举动，说明他心里已经有了浮躁之气，而这正是大战前所有指挥官都应
力避之处，也是他的同行薛岳曾掉坑的地方。
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珍珠港偷袭得手，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南进
政策”成为热点。从东京到南京，日军内部流行着这样一种想法，即中
国战场已成为次要战场。
第十一军似乎要被边缘化了，日本参谋本部一再暗示，要从第十一军调
动兵力去南洋，第6师团等绝对主力皆在此列，这让阿南如坐针毡，憋
足了劲想在调兵之前再打一场大仗，以便在挽回脸面的同时，增加自己
的发言权。
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早已蓄势待发的日本第二十三
军开始进攻香港。第九战区奉命将粤军第四军、暂编第二军调拨南下，
以策应英军守卫香港。
得知粤军南下，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向第二十三军发出照会电报，探
询是否要出兵进行牵制。
电报是白天发出的，第二十三军尚未回复，木下勇晚上怎么都睡不着
觉，脑细胞高度兴奋，最后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决定不管第二十三军高
兴不高兴，欢迎不欢迎，都一定要出兵作战。
阿南的浮躁明显影响到了他的部下，或者说相互影响。据木下勇在日记
中记述，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时，他曾“深思熟虑”，但这次只用一个小
时就作出了决定。
1941年12月13日，木下参谋长召集作战主任岛村等一众高级幕僚，大家
达成一致，拟成作战大纲向阿南进行汇报。阿南也早就按捺不住，当即
予以批准。
木下的这份作战大纲，主要针对杨森所指挥的三个军。因杨森在第二次
长沙会战中的抢眼表现，木下再不敢用第40师团这样的丙种师团去应
付，启用的是第6师团，但后来仍觉得没把握，又把第3、第40师团的主
力增加了进去，这样基本上已是一个师团对一个军。
开始都说得很好，出兵是为了配合香港攻势，牵制第九战区，但作战计
划一经上级批准，阿南和幕僚们就动了“进攻长沙”的心。
牵制作战和大会战，准备期完全不一样，只能说人心里一旦有了坑，迟
早都会把自己给套进悲剧的壳子里去。
1941年12月18日，汉口军司令部发生了一场不小的争论。别人尚可，副
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少将因直接分管后勤，对“进攻长沙”反对最烈。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二见把前线军队抬了出来：“要进攻长沙，请问
第一线的气氛是否一致，全体将士有无完成的信心？”
二见以为前线会支持他的看法，不料那些无脑武夫并不领他的情。部队
还在集结途中，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中将第二天就抽空跑到军司令
部，告诉木下参谋长：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副参谋长那是在瞎
扯，我就愿意去长沙！
士兵们好了伤疤忘了疼，第3师团已在集结地公开扬言：“我们师团这次
是开往长沙的。”
见内部有所分歧，阿南且不公开宣布“进攻长沙”，先打上一阵，看看效
果再说。
第3师团情绪最高，但集结过程中便撞到了霉星，由于粤汉铁路发生列
车事故，未能在开战的这一天完全集结到位，因此首发作战的仅为第
6、第40师团。
1941年12月24日傍晚，两师团一东一西，第6师团强渡新墙河，对阵第
133师，第40师团强渡沙港河（新墙河分支），对阵第134师，激烈的战
斗开始了。
新墙河河面宽度七十米，水深不足一米，到处皆可徒涉，加之当晚湘北
下起大雨，夜雨笼罩下，能见度非常低，为日军强渡提供了掩护，但是
第二十军的防守和作战能力仍让对手大吃一惊。
战前，杨森在防守上做了精心布置。所有便于陡涉的登岸地点，均埋有
地雷，岸边架设有伪装的层层铁丝网。河岸阵地以各村庄为据点，用交
通壕将它们连接起来，每座村庄里均建有砖石结构的厚实掩体。
第二十军以往在平江或通山作战，虽有重创第33师团等不俗战绩，但当
时的位置和角色，只与足球场上的边后卫相仿，现在提到了前锋，想射
门就射门，想秒杀就秒杀，何其过瘾，因此参战官兵斗志高昂，在强敌
面前发挥出了较高水准。
日军战史在记录当晚的强渡作战时，多次用“顽强抵抗”四个字来对守军
加以描述，这使日军在惊讶不已的同时，也感到十分棘手。第6师团长
神田在山上督战，一连几个小时不肯下来，始终紧张地关注着战况的进
展。
第二十军的顽强，当然并不能完全抵消力量对比中的弱势。
师团规模的日军一般火力极强，仅在单纯的步兵联队中，就含有多个重
机枪中队和步兵炮小队，机枪中队只要往前一压，所编织出的浓密火力
网，会让对手产生一种阵前全是机枪的感觉。
步兵炮更是进攻利器，活动起来异常灵活，可以随步兵移动而移动，并
凭借直接射击方式，定点清除第二十军的掩体和机枪阵地。
在步兵联队后面，还有重炮配合，炮弹从点到线，从线到面，落到地面
形成的弹穴密密麻麻，远远望去，就像在稻田里插秧。大炮小炮齐击之
下，第二十军辛辛苦苦构筑的据点顷刻间便被击毁，战争越是现代化，
就越得承认人力终究不是火力的对手，血肉也难以跟炮弹相抗衡。在日
军炮火的覆盖下，官兵们钻在战壕里都会感到空气的灼热，难以抬头睁
眼，连耳朵都得捂起来才行。这种情况下，即便在阵地上硬挺几个小时
都非易事，更不用说用轻武器进行对抗了。
经过连续夜袭，河岸阵地终被突破，日军于深夜强渡成功。
在“天炉战法”的整体战略中，第二十军主要起诱兵作用，按理随时可以
伺机后撤，对于新墙河防线并无死守必要。但第二十军打惯了硬仗，听
到要撤退，普遍都有一种失落和羞愧的心理，无须杨森下令，夏炯和杨
干才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继续作战。
新墙河阵地属于双层复合结构，河岸阵地为第一层，自新墙河南岸至汨
罗江北岸，还营建了纵深达十二里的据点式主阵地。
这些阵地以关王桥为中心，大多位于主要道路侧面及要点高地之上，周
围还筑有一些分散的五角碉堡，目的就是控制交通运输线。
夏炯和杨干才做了分工，夏炯负责在主阵地外围据守，杨干才负责守住
关王桥。为了节省兵力，两师都没有使用全军设防，而是采取了抽精兵
据守的方式。
夏炯抽出的是第398团所属、原为团预备队的王超奎营。王超奎的规定
任务是，以排为单位，占领九个据点，死守三天后，再到关王桥集合。
当日军进攻时，各排在据点内各自为战。日军急于攻破阵地，为扫清据
点前的鹿砦障碍，竟不惜动用燃烧弹，经两天一夜的激战，守军伤亡过
半。
第三天下午，王超奎见已完成任务，遂下令突围。副营长杨曦臣率领士
兵占据后方高地进行策应，王超奎则奋不顾身，率先跳出外壕，与日军
肉搏拼刺，以掩护部队后撤。
肉搏过程中，王超奎被日军机枪打中，受创三弹而亡。杨曦臣见状，急
忙率部冲回，连着牺牲两名排长，硬将王超奎的尸体抢了回来，然后且
战且退。入夜后撤至关王桥时，全营已仅剩一百多人。
王超奎的尸体被运至师部，夏炯听完经过，当即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王
超奎身上，抚尸恸哭，在场者无不怆然泪下。
关王桥是第二十军在新墙河防线的最后根据地，日军也清楚其重要性所
在。为稳固其后方交通线，投入一个联队，采用步、炮、工三兵种合作
的方式，连续三天，从左右翼与正面对关王桥进行立体式强攻。
杨干才用于防守关王桥的是向文彬团，淞沪会战时出名的尖子部队。三
天里，湘北天气非常恶劣，整天狂风怒吼、雨雪交加，战壕内的积水直
没膝盖，尽管作战条件和环境异常艰苦，但向文彬团日夜奋战，一步不
日军曾攻入关王桥一角，向文彬率部几次反击，又把他们给推了出去。
日军战史中承认，因遭到向文彬团的“顽强抵抗”，关王桥战斗的激烈程
度“前所未有”。
因白天伤亡太大，日军便利用晚上发动袭击，对这种不靠谱的偷袭战
术，向文彬的回应非常直接：不靠谱，就把你打成靠谱。
向文彬团始终坚守不动，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了关王桥岸。日军费尽
力气，仍毫无进展，只好绕过关王桥，径直南下。
在新墙河防线的激战中，第133师共有两名团长负伤，营连长各一人阵
亡，第134师的伤亡也很大，“天炉”也因此达到了一定的温度和烈度。
1941年12月26日，杨森将第二十军主力予以收缩，撤入关王桥以东的山
日军于24日强渡新墙河，25日驻香港的英军便提出投降要求，香港遂告
陷落。
这对阿南来说，却未必是好消息，因为牵制第九战区的意义已不存在，
按照道理，第十一军该打道回府了。
阿南想来想去，实在不甘心。
多次给自己找麻烦的第二十军被赶到了一边，部队马上就要强渡汨罗
江，长沙眼看指日可下了，这时候匆匆忙忙回去，不仅会导致前功尽
弃，而且等于又给中国人提供了免费的宣传材料。
阿南决定不收兵，继续在岳州指挥作战。他为此找到的理由竟然还
是“牵制”——香港虽已陷落，但第九战区向广东所派部队仍未撤回，在
今后几天内，还有可能发起攻势，这种时候，千万松懈不得。
这一“牵制”，就又牵制到进攻长沙的主题上去了。
阿南对前景很是乐观，他从破译的薛岳密电上看到，防守汨罗江的是湘
军第三十七军，这不过是一支二线兵团，要攻破其防线并不困难，长沙
乃至株洲“极易进入”。
作战主任岛村正在搜集和掌握第九战区后方的一些情报，他发现这次薛
岳排出的实际是一个倒金字塔阵形：前方是二线兵团，后方却已出现了
一线主力兵团的影子。
岛村感觉不对劲，便改了调门，向阿南提出，进攻长沙需要慎重。
对幕僚们的突然变卦，阿南极为不满，晚上冒着风雪跑到作战主任室，
拉着木下、岛村谈到深夜。
除了继续强调“牵制”的作用外，阿南还抛出了一句硬邦邦的话：“你们
下不了进攻长沙的决心，是对于作战之道尚未理解之故！”
打仗是怎么一回事，你们这些做幕僚的怎么能懂呢？换句话说，你们的
性感都比不上我的预感，还是站到一边，听我指挥吧。
见司令官发了火，木下、岛村赶紧附和，阿南的思想工作算是做通了。
按照阿南的要求，军参谋部将相关方案报请南京总部批准，回电让阿南
大失所望，说是要不要进攻长沙，还需根据东京批示和广东方面的实际
情况再定。
这帮官僚，决策效率真是要多慢就有多慢，全听他们的，你得上吊。阿
南在日记中记下“不必消极”，“不必消极”的意思就是照自己的一套先做
1941年12月28日，阿南重新下达攻击令。
此时因连日降雨，汨罗江的河水不断上涨，很多地方已不能徒涉，这让
阿南有些着急，派出数架飞机前去进行侦察。起先云层较厚，侦察较为
困难，到了下午，天气转睛，不下雨了，空中侦察也变得顺利起来。
阿南视为喜兆，不由得又高兴了起来。
1941年12月29日，日军三个师团以徒涉、乘坐橡皮舟、架桥等方式，先
后渡过汨罗江。对于在南岸防守的第三十七军，阿南非常轻视，把对方
当成可以手到擒来的小虫子，准备加以围歼。
对于“败走”的第二十军，其后的第三十七军，阿南已经不在意了，他眼
睛里全是长沙。
侦察机向阿南报告，残余的中国军队正在向长沙退却。特种情报已确实
证防守长沙的部队是第十军，这是一支主力兵团，但在第二次长沙会战
中受到打击，目前兵力还能保持多少，成了一个未知数。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阿南决定独断独行，不再等待南京总部请示，他
命令各师团朝长沙全力进攻。
这一天，作为“火炉底部”的长沙城也进入了紧张时刻。
从日军强渡新墙河开始，第十军便不分昼夜地加固工事，修筑地堡。通
过新墙河、汨罗江两战，薛岳已经更清楚地看到，此次日军出动的兵力
没有第二次长沙会战时大，且伤亡和疲劳比中方还大，因此也增强了一
战而胜的信心和决心。
以往日军兵临城下，战区指挥所都会出城后移，这次薛岳仅将指挥所移
往岳麓山，在长沙就近指挥守城战役。
原赴广东的第四军奉命立即回师，限时在株洲集结。包括第四军在内，
薛岳对所有赶来长沙参加会战的各兵团都有一个统一要求，即近者不得
先到，远者不得迟到。
鉴于日方强大的电报破译能力，第九战区专门建立了通信中枢，长沙以
南全部改用电话联系，这使得阿南始终无法完全掌握薛岳的兵力调动情
况，以致于形成了长沙兵力薄弱的错误印象。
对进攻长沙，日军基层部队起初并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强渡汨罗江时，
多数第一线官兵还认为：“这次作战是为了配合香港作战，到31日结
束，随后便要反转。”
渡过汨罗江后，却并没有“反转”，反而有了继续南下的迹象，各师团对
今后的行动毫无所知，普遍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直到29日傍晚，收到
阿南进攻长沙的命令，才如梦方醒。
三个师团当时的行军秩序是，第40师团拖后，第3、第6师团突前，其中
第3师团担任左迂回，以便对第三十七军形成包抄后进行围歼，这是日
军极为典型的迂回打法。
三个师团中，第3师团长丰岛与阿南的思路最为接近，阿南便把尝鲜的
机会抛给了丰岛，下令由第三师团“迅速由捷径进入长沙。”
上级的器重和垂青，犹如给第3师团上下打了一针兴奋剂，师团各部大
叫着“只有我第一个先到长沙”，马上甩下第三十七军，争先恐后地往前
突进，在从长沙以东的浏阳河徒涉后，即全部涌向长沙城南。
第3师团一撤，左边露出空隙，第三十七军这支“小昆虫”趁机突围，钻
到东面山区里去了。
眼看围歼第三十七军的大功即将告成，阿南的一纸命令让第6师团 “真有
睛天霹雳之感”，这时他们才注意到邻近的第3师团已不告而别，跑长沙
抢功去了。
第6师团长神田“异常愤慨”，气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谁都不是天生的傻子，第6师团也未尝不想第一个进长沙，可是阿南让
第6师团先守住浏阳河的渡河点，再考虑进攻长沙。
等我到渡河点，没准长沙已被第3师团给完全占领了，神田心里这个着
急和郁闷。当下他将第6师团编成两路纵队，向浏阳河一线急进。
平时行军，不管任务多么紧急，第6师团至少要在途中休息三个小时，
以便保持充沛的体力。这次神田连这个都给免了，赶着部队不眠不休地
彻夜狂奔。
1942年1月1日，第3师团主力逼近长沙城。天明雾散，日机巡回一圈，
没有发现附近有中国军队的踪迹，遂投下了象征占领长沙的膏药旗。
在几个月前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4师团曾有不战而入城的先例，第3
师团也以为自己凭空捡了个大元宝。于是一众官兵山呼万岁，对着初升
的太阳，向东方的日本皇室进行了遥拜，并约定晚上要在长沙城内庆祝
元旦。
在这一乐观气氛的影响下，野炮联队长与步兵联队长勾肩搭背，把水筒
里的酒倒出来相互举杯庆祝，炮兵祝步兵马到成功，步兵祝炮兵发发命
中，好不其乐融融。
中午时分，随着守军的外围警戒部队撤入城内，日军攻入了长沙东南郊
区。其时，木下参谋长正代表阿南乘坐飞机视察战场，观察到这一幕
后，向地面部队投下大量贺年慰问和鼓励的信件。随行的日本记者团更
是激动万分，纷纷凑到舷窗前，临空抢拍战场情况。
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点。
第十军主力的防御重点正在城南，抵抗也“极其猛烈”，他们对于每一座
地堡和建筑物都不轻言放弃，双方围绕一街一堡一屋，展开了殊死争
夺。
由于新墙河至长沙的道路被彻底破坏，日军无法运输大批辎重，只能用
马匹驮来不多的山炮和步兵炮，而在岳麓山上，薛岳部署了一个野战炮
兵旅，除有许多步兵炮外，还有四五十门重野炮、山炮及重迫击炮，加
上居高临下，火力优势上超过了日军。
第十军在城内所建地堡多为一人高，目标暴露，本来日军用步兵炮完全
可以清除，但因火力遭到压制，根本就不敢拿出来使用。
步兵攻地堡，伤亡不小，进度很慢，直到傍晚，第3师团都未能取得大
的进展。
师团长丰岛急于占领长沙，直属的加藤大队奉命冲上战场。
加藤大队是第3师团里公认的精锐部队，特别擅长夜袭，丰岛此时遣
兵，也是要发挥这支部队的长处。
只可惜第十军越战越勇，士气极其旺盛，此时只有他们灭别人，岂有别
人能碰得了他们的。
大队长加藤素一少佐玩心跳玩得出了圈，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竟然还
想靠前指挥，结果腹部被子弹打穿，随行人员也几乎全部丧命，仅剩一
名兵长死里逃生，返回指挥所进行了报告。
兵长逃回时，还不知加藤已死，师团参谋长闻听大吃一惊，连忙
说：“这可太严重啦，大队要全力以赴夺回大队长。”
加藤大队的士兵喊着“救出部队长”，接连发起数次死亡式冲锋，但都是
以死亡开始，以死亡结束，毫无效果。
战场之上，同是尸体，指挥官往往比一般士兵更重要，无论哪一方都要
拼死争夺，为此哪怕付出巨大代价，这不光是指挥官的身份问题，也因
为他们身上往往有很多不可外传的秘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加藤绝对是个宝。
从加藤随身所带的图囊中，第十军士兵搜出了各种计划和命令，由此获
知第3师团携带的弹药已经不足，且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
第3师团装青春装励志，结果却把自己逼到了装疯卖傻的程度。薛岳看
完缴获的加藤文件后，非常高兴地敲着桌子说：“虽仅一张薄纸，却比
万挺机枪还重！”
从阿南独断决策，要进攻长沙开始，第十一军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
就在29日那天晚上，副参谋长二见突然接到木下打来的电话，要他火速
赶到岳州，为进攻长沙进行后勤筹备。二见满腹牢骚，临走前，他在日
记上写道：“（进攻长沙）乃自暴自弃之作战”。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阿南一冲动就要攻长沙，后方却完全没有准
备，连子弹都没有着落，二见到岳州之后，恨不能去跳海才好。
向前方输送补给，最重要的是得有兵站路。从新墙河至长沙的原有道路
已被破坏，必须重修，而因为事先没有讲好，军工兵队中的大部分已被
派去南洋或宜昌，仅剩下两个独立工兵中队和两个筑路队，活多人少，
干起来实在不易。
那段时间湖南雨雪交加，工兵队刚刚修了一段路，又被大水冲毁淹没。
经过空中侦察，发现无法补修，只能从东部丘陵地带重新开辟道路。
工兵队对那一带的地形并不熟悉，拿着一张同样不甚准确的中国地图进
行作业时，犹如盲人摸象，反正是看到障碍就绕着走，看到树木就砍下
来，最后工兵队几乎变成了伐木队——将砍下的原木铺在地上，能保证
载重汽车勉强通过，这就算是有路了。
临时修成的兵站路凸凹不平，且路线迂回曲折，加剧了运输的困难。
与此同时，留在关王桥的向文彬团也找他们麻烦。
1942年12月30日，下着雪，第40师团所属的辎重兵第40联队往前线输送
补给，走到新墙镇东南的一座山神庙时，进庙休息。
晚上向文彬团跟踪至此，将山神庙围了起来，一时手榴弹雨点一样向庙
内飞去，日军匆忙架起机枪进行抵抗。向文彬团向火力点发起冲锋，一
连倒下三个排长，连长一跃而起，用手榴弹将机枪手炸死，夺过机枪朝
日军猛扫。
第40联队觉没睡好，还被揍得鼻血直流，联队长森川敬宇中佐及部下百
余人战死，损失骡马三百余匹。
这还只是日军未进长沙之前。
新墙河战斗结束后，杨森率第二十军主力退入东部山区。薛岳来电，让
第二十军往南昌方向开拔，以抵御该处日军可能发起的攻击。
杨森很不高兴，认为以第二十军所拥有的战斗力，应该随时进入正面主
战场，怎么反而越调越远了？
顾及薛岳的命令，第二十军往湘赣边界稍微挪了挪，但实际上没有真正
开过去。未几，薛岳再传电报：日军已进入长沙。
幸亏未搬家，否则就是无用功。
战前薛岳与杨森有过密约，即日军不进长沙便罢，一进长沙，立即停止
收发报，以防泄密，双方的情报联络改由侦察兵负责。
侦察兵跑来跑去，肯定没有电报速度快，但这时候杨森要做什么，以及
如何做，已不用薛岳交代了。
“杨森战法”取法于新四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术，其要领之一便是敌进我
退，敌退我进，被杨森比喻成是跳交谊舞。
日军原先掐着杨森的脖子，如今手一松，注意力都被长沙吸引过去，这
就轮到杨森扑上去掐他们脖子了。
第二十军在日军外围大打破袭战，毁坏道路，并不断攻击日军工兵和后
勤部队，其作战方法无所顾忌，总体原则是见人杀人，见军鸽射军鸽，
见军犬捕军犬，见骑兵先杀人后夺马。
日军一支后勤小分队开到一座村庄附近，见炊烟不起，家家上锁，以为
是一座空村，可他们又怕屋里面埋着地雷，不敢住进去，便在野外搭帐
篷露宿。"
孰不知第二十军正藏在屋里，上锁不过是迷惑日军的假相而已。到了深
夜，一行人悄悄潜出，把这支后勤小分队全给杀光了。
此事发生后，吓得日军小部队都不敢轻易出动，遑论工兵，导致道路被
破坏后，迟迟无法抢修，粮弹辎重自然就运不上去。
犹如是钻入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大圣，第二十军看上去只是小打小闹，
却足以令日军痛到呼天抢地、满地打滚。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最让前线日军怨声载道的就是缺乏弹药，他们步
枪里的子弹还是出发时所携带的那些，总共一百二十发，打完即止。
加藤的文件很无情地透露出这一事实，也难怪薛岳要欣喜若狂了。
一路顺风，半路伤风，说的是会战中的第3师团。
1942年1月2日，随着薛岳一声令下，岳麓山上的炮兵旅突然发威，所有
榴弹重炮向第3师团进行齐射。
这些重炮的口径都在100毫米至150毫米之间，射程远，火力足，要塞和
海岸阵地常使用这种类别的重炮，阻击军舰的炮，用来打步兵自然是小
菜一碟。
日本兵被炸到血肉横飞，从岳麓山上都能看见黄呢大衣碎片在空中散
落。他们平时应该很少能尝到这种猛料，但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人同命
不同，如今也该体验一下火力覆盖中“挨一日似三秋”是什么滋味了。
日军竭力用火炮还击，但效果微乎其微，连丰岛师团长进入炮兵观测所
指挥时也遭到了炮击。
岳州指挥所内，阿南还能做到泰然自若，军参谋部的幕僚们可没这么好
的心理素质，已经个个面色忧愁，那心跳到都快要爆肝了。
战事失利，军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因此成为罪魁祸首，上上下下都埋怨
他办事不力，无法为前方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弹药。不得已，二见亲自来
到位于新墙镇的兵站进行视察，但这也就是做个样子罢了，前线状况未
能得到丝毫改观。
1942年1月3日，见第3师团久而无功，阿南下令第6师团参加攻击长沙。
第6师团长神田巴不得呢，他挺直腰杆，留下一部守卫渡河点后，即率
主力向长沙城北开去。
岳麓山的炮弹有了新的买家。战后统计，炮兵旅的重炮弹共打了五百余
发，山炮弹最多，一万余发，全部不用花钱，免费赠送给两个师团。
神田兴冲冲而来，来了之后腰杆又被炮弹给打得弯了下去。
另一边，第3师团不是无功的问题，在弹药耗尽的情况下，他们已经走
向了危险的边缘。
当天，日机开始从长沙向第3师团空投弹药，但对于激烈的战斗而言，
空投的方式不过是杯水车薪，很快，这些弹药又用完了。
日本兵的枪膛里没了子弹，被迫屡屡用刺刀进行冲锋，而第十一军由于
弹药储备充足，则越打越精神，不仅毫无退却的征兆，有时发起的反冲
锋比日军还多得多。
偶像就是假相，眼看将要现形，阿南还在故作镇定，他在参谋室的黑板
上写了一句汉诗：“今更莫把惊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
幕僚们一看急了，什么时候了，不酸文假醋你会死啊。他们全都涌进军
司令部，劝阿南下令“反转”。
阿南其实早已察觉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他只不过是抹不下面子，现在幕
僚起哄，正好在半推半就中推出“反转令”。
人生就像开飞机，飞多高不是关键，关键是落地一定要稳当。这个时
候，阿南心里还很笃定，认为他虽没赚到多少，保本还是没多大问题
的，撤军一定会撤得稳稳当当，实现“软着陆”。
他没想一想，对手怎么可能答应呢？
1942年1月4日深夜，第3师团仓皇逃离长沙。第十军首先发觉这一动
向，即派小部队出城夜袭，顿时使日军队列出现混乱，大衣军毯、武器
和尸体丢得到处都是，而以往日军撤退，即便是败退，也一定会事先毁
坏武器，带走或火化尸体。
主力联队行军过程中，突然听到前面有人远远地用日语问了一
声：“谁？”
黑暗之中，彼此都分辨不清，联队军官以为是先行的辎重部队，下意识
地回答道：“我！我！”
话音未落，轻重机枪一起扫了过来——敢情这是从株洲北上的第四军一
部，一天前就在这里建立了伏击阵地，早已等候多时。至于日语问讯，
那叫脑筋急转弯，为的就是兜你这种凑上来的死鬼。
伏击部队一面发射照明弹，一面投掷手榴弹，接着从四面发起冲锋，一
度冲到了日军联队的军旗附近。
联队军旗下面就是联队部，联队长拔出战刀，围绕军旗组成圆阵，拼命
抵御第四军的进攻。一名军官事后追述说，如果对方手榴弹的投掷距离
再延长十米，人和军旗就都要被炸飞了。
伏击部队并不恋战，日军主力一增援上来，即利用夜色撤退。
不恋战，是因为沿途的友军部队多的是，他们完全可以先休息调整一
下，养足精神和力气再到新的地点设伏。
在阿南下令“反转”的同时，薛岳也向包括第二十军在内的各兵团发布了
合围令。这些兵团在数量上达到了29个师，分布在长沙的东南西北，此
前一直以隐蔽的方式逼近长沙，为的就是对日军形成包围。
第3师团途中到处遭到袭击，连师团指挥所都被围攻。一颗迫击炮弹打
过去，哨兵当场被炸飞，而师团长丰岛当时就住在隔壁房间。
第十一军司令部获悉这一情况后，大为震惊，参谋室内一片愁云惨雾。
1942年1月5日，第3师团到达浏阳河渡口点，但渡桥已被炸毁。在前有
阻击、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该师团近乎陷入绝望之中。
阿南急令第6师团主力予以增援，在第6师团的掩护下，第3师团临时架
桥，总算渡过了浏阳河。
消息传到岳州军指挥部，参谋幕僚们多少松了口气，而阿南更是小激动
了一下，为了让身边的幕僚打起精神，他还特地吹嘘了一番在华北时的
作战经历，并且总结为：打仗不怕难，苦战能过关。
阿南这个人，就其指挥能力和气质而言，应在优秀指挥官之列，他的问
题，在于过度理想化，老把自己当成励志故事的第一主角。须知，励志
故事这东西，你拿去骗骗人无妨，若信以为真，那就是把自己往沟里带
在这种要命时刻，阿南竟然还想上演琼瑶剧，他要再举行一次大决战，
以振奋士气，同时挽回战场上的不利局面。
决战地点初步选定在汨罗江南岸，第二次长沙会战时奠定其前半场胜局
的老地方，时间为1月6日。
启动这次大决战的部队是独立混成第9旅团，原任务为接应三师团北
撤，阿南翻盘的全部希望都寄托于此了。
有一个人来截道了，他叫杨森。
进入追击阶段，已无所谓保密不保密，薛岳与杨森恢复了电报联络，杨
森被任命为北方截击军总司令，负责在汨罗江南岸堵击日军。
杨森将指挥所设在影珠山后的紫泉岭上，部署第134师在左翼古华山，
第五十八军于右翼影珠山，同时急调第133师增援影珠山。
1942年1月6日，夏炯率第133师刚刚进至影珠山左侧的福临铺附近，师
谍报队就侦察到一个重要情报：独立混成第9旅团已越过汨罗江，当晚
可宿营福临铺。
独立混成第9旅团是在山西太原组成的新编部队，在华北，该旅团可不
是“混”，而是号称遇敌必攻的精锐。他们所谓的“敌”主要是山区的八路
军，即便出击，大多数情况下也只需派出小部队即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为第4师团等部队被抽往南洋作战，第9旅团便被
调来武汉作为补充。换了环境，周围全是甲种师团级别的野战主力，第
9旅团只能矮上几辈，充当警备武汉的临时派遣部队。
有时候，一个人能认识到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就算是好样的。第9旅团
也不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只是情况紧急，阿南身边没有人手，这才
赶鸭子上架似的被派了出来。
夏炯与幕僚研究后，决定先对付第9旅团，以免影珠山腹背受敌。在第9
旅团到达之前，第133师全部隐蔽于福临铺以南的山林里，专等猎物上
钩。
第9旅团急匆匆南下，他们因长期在北方作战，对南方地形很是陌生，
一路都走得跌跌撞撞，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才到达汨罗江北岸。越过汨罗
江后，天色已黑，伸手不见五指，等好不容易摸到福临铺时，已经是下
半夜了。
连跑三天，官兵全都累得快散了架，宿营令一下，立刻呼呼大睡。
夜深了，鹰来了。
“老鹰叼鸡”是“杨森战法”中很常见的偷袭战术，第397团配备手枪和手
榴弹，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福临铺大街，给睡在外沿的日军和驮马点了
一遍名。
日本兵在睡梦中就糊里糊涂地飞上了天，包括一名中队长在内，死伤百
余人，许多驮马也因此遭了殃，不是被炸死炸伤，就是惊叫着到处嘶吼
乱跑。
与第397团同时跃起的是第399团，他们要“叼”的是驻在福临铺外村庄里
的日军。当日军闻声出村时，第399团即以机步枪齐射的方式迎头痛
击，也打死打伤不少。
遭到意外袭击后，第9旅团赶紧动用山炮队的山炮进行攻击，来不及调
整炮位，也搞不清对方的位置和数量，只好先稀里糊涂地轰上几炮，给
受惊的官兵们壮壮胆再说。
老鹰叼鸡，要诀为叼了就走。在把第9旅团打得晕头转向之后，第133师
立即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因为是临时被调入湘北战场，事先未做过任何准备，第9旅团从湘北地
形到敌情、预备知识统统都不掌握，完全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挨了揍以
后，也仍然不清楚第133师的具体番号以及急袭意图，只从背影上判
断，有一部分袭击者钻进了影珠山。
直到这时，第9旅团才意识到影珠山里可能驻扎着相当数量的中国军
1942年1月8日，当阿南走进军指挥所时，他发现这里的主题仍是一个
字：愁；四个字：愁上加愁。
第9旅团不仅没能如期启动“汨罗江南岸大决战”的序幕，还遭受了不小
的损失，现在吊在福临铺那里，上不能上，下不能下。
在第九战区各兵团的前堵后追下，其他三个师团也被虐到不行，犹如过
街老鼠，惶惶不可终日。
所有幕僚，从木下到岛村，再到那个倒霉的二见，全都是一张黯淡的苦
瓜脸，已失去作战的信心和意志。唯有阿南仍不甘心，口口声声地
说：“还要坚决打一个包围歼灭战！”
阿南的这句话倒不完全是信口开河。当天早晨，除第3师团撤至福临铺
南侧外，第6师团的先头部队正向影珠山西侧的栗桥开去，第40师团因
要拖住尾追的第三十七军，耽误了时间，但也在急速跟进。
在阿南看来，第6师团仍保存着一定的攻坚能力，突破栗桥应有把握，
第40师团跟上来后，再来个迂回包围，随后加上第9旅团，三部联手，
到时完全可以将第五十八军予以歼灭。
能在顺境中取胜的指挥官已经很了不起，而能在逆境中不断争取反败为
胜的指挥官则更令人钦佩，从这一点上来说，阿南有理由得到加分。
然而战场上接连不断出现的状况，不仅把这些加分一笔勾销，而且还将
继续给阿南减分。
状况首先出在他的那些幕僚身上。
幕僚们可不像他们的主官那么有种，自“反转”开始，胆就已经被吓破
当阿南苦思如何反戈一击的时候，幕僚们还在为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而发
愁，一个劲地念叨着：“各师团在近期内摆脱敌人是困难的。”
甚至如果晚上正好是月夜晴空，这些家伙还会连明月都恨上，因为这会
有利于中国军队进行追击。
1942年1月8日傍晚，军参谋部得到情报，说第五十八军已完全占领栗
桥，同时其他多个兵团也正进入附近。
幕僚们对第6师团能否突破栗桥立刻起了担心和怀疑，他们集体找到阿
南，提出第6师团即便能够如愿通过栗桥，也还需要不少时间，而福临
铺未见有重兵设防，属于薄弱地区，所以应改道福临铺。
阿南自然不同意：你们如此娘们儿唧唧，还能指望战局有多大起色？
他提高分贝，劝导幕僚们：“大家必须相信我军，特别是皇军师团，拥
有极大的战斗力，那些扛着军旗的步兵联队，仍然可以胜任作战任
务。”
要是在“反转”前，幕僚也许会让步，那时阿南在军中毕竟是一把手，一
言九鼎，他说太阳是三角的，也没几个人敢说是圆的。可如今不同，连
吃败仗，让阿南在众人心中的威信直线下降，实际上自决定撤出长沙
起，幕僚们已经在对阿南说“不”了。
这些幕僚围着司令官，几张嘴巴哒哒哒，全像刀子似的扎过去，虽然话
里不会明讲，但那种抱怨的情绪已尽在其中，分明就是你愿意改得改，
不愿意改也得改。
阿南势单力孤，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批准了幕僚的意见。
似乎部下们一夜之间全都学会了自行其是，晚上阿南又收到了第9旅团
发来的一份报告，他不由大吃一惊。
第9旅团利用白天对影珠山的守军及其阵地设置进行了侦察，经过侦
察，确定第133师所在的影珠山东麓乃关键所在，而且第133师已依托山
地建立了有利地形，从正面攻克难度很大。
第9旅团长池之上贤吉少将随即作出决定，他要派部队夺取山顶，然后
借助高地优势，以山炮对第133师阵地进行打击。
一旦第133师动摇，第9旅团控制影珠山便成定局，第6师团顺利“转
进”自然也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现在的问题是要找一个薄弱点，影珠山防线的薄弱之处恰在第五十八军
一侧。该部新编第十师在部署上有明显破绽，其兵力多分散在谷底的森
林和民房中，只有少量警戒部队和师部指挥所驻于山顶。与第133师相
比，新编第十师的战斗力及精神状态也有很大差距。
池之上不等向阿南进行请示，即从前线部队中抽出人马，编组了一支集
成步兵大队——山崎大队，作为攻袭影珠山的主力。
第9旅团的先斩后奏，让阿南毫无心理准备，以至于当他接到报告时，
山崎大队已进入影珠山。
阿南暗暗跺脚，如果第6师团不临时改道福临铺，此时就可利用山崎大
队的奇袭效果，收夹击之效，如今却变成了山崎大队孤军深入，成功不
去说它，失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一切都已覆水难收，阿南的所有希望，都只能寄托于山崎大队好运了。
山崎大队最初的运气确实不错。当天晚上浓云密布，能见度仅在二十米
范围之内，正是夜袭的最佳时段。大队长山崎茂大尉平时性格温吞，此
刻也凶相毕露，向士兵作出训示：“军人以身许国，无需多言，大家跟
我来吧！”
新编第十师的警戒很松，山崎大队到达山腰后，仰着头才看到散立的哨
兵，由下往上看，那几个哨兵如同浮在半空中一般。
日军尖兵悄悄接近，刺杀哨兵后，迫近位于山顶庙宇中的师部指挥所，
师长鲁道源惊慌失措，只身遁逃，导致所部大乱，失去了反击的机会。
山崎大队长一边掌握部队，一边派人进行近距离搜索，经过搜索，才知
道影珠山的最高点并不是脚下的这座山顶，而是据此几百米远的559高
山崎判断，在559高地附近，一定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守军，于是又派
出一个中队，沿着山脊向559高地挺进。
1942年1月9日，凌晨四时，日军中队向559高地发起冲锋，守军不敌四
散。山崎大队胜利在望，即将为奇袭行动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句号下面添上一撇，是逗号，大戏才刚刚开始。
第二十军军部就设在559高地的背后，军长杨汉域本身又是夜袭的行
家，前面一有动静，他就知道大事不妙。
559高地一旦被日军控制，第二十军的指挥系统受到威胁还是小事，战
局完全改观才是大事。
情况危如累卵，此时随总部在一起的作战部队只有一个直属骑兵连。山
地作战，不用骑马，骑兵连全是步兵，连长是杨森的公子杨汉烈。
杨汉域当机立断，命令杨汉烈率骑兵连登山阻击。杨汉烈走后，杨汉域
不放心，又把警卫军部的手枪排加派上去，另指派一名师部参谋协助杨
汉烈进行指挥。
杨汉烈登上559高地时，守卫高地的滇军已经溃散，日军中队正在山呼
万岁庆祝呢。
杨汉烈不动声色，先悄悄地占据地形，摆好武器，从背后就是一顿猛
射。日军猝不及防，死伤一地，接着手枪排又冲了上来，最终把日军残
部赶下了高地。
在派出骑兵连加手枪排组合的同时，杨汉域与古华山上的第134师取得
联系，火速调来一营，骑兵连亦配属其指挥，任务为重新占领山顶庙
宇，从而将山崎大队驱入狭小区域进行围歼。
这个营的营长叫李怀英，是一个久经战阵，富有作战经验的基层指挥
官。他站在559高地上进行观察，发现己方虽居高临下，但因地形复
杂，山路崎岖，机步枪射击不到日军，攻击效率受到很大限制。
李怀英决定采用迂回包抄战术，他先派一个排从左翼下山，迂回到日军
身后，其余部队约定以枪声为号，进行前后夹击。鉴于日军数量较多，
他把全营三个步兵连全都用了上去，只把骑兵连撤回作预备队。
部署完之后，李怀英感到正面兵力还是不足，要稳操胜券，非得把骑兵
连压上去不可。
于是他又命副官去向杨汉烈传达命令，要求务必在入暮前全歼当面之
副官前去传令时，骑兵连正依着土埂休息，只有杨汉烈仍处于兴奋之
中，举着望远镜不停观察前面的地形。
听说要召他杀敌，杨汉烈响亮作答：“转告营长请放心，骑兵连一定能
完成任务！”
随后向部属一招手：“出发，跟我来。”带着骑兵连冲上了前沿。
副官返回营指挥所复命，李怀英听完后一句话都没说，只点了一下头，
显得心事重重。
不了解内幕的人都觉得奇怪，部下答应得如此爽利，状态如此之好，你
干嘛还耷拉一张臭脸，就不能笑一笑？
李怀英笑不出来，他和杨汉域其实有着一样的心病。
按照川军将领的传统，自己的枪杆子以后最好都要交班给儿子——如果
有这么一个儿子的话。杨森也不能免俗，他有一大堆儿女，但继承乃父
之志，从军打仗的就杨汉烈一个，那是标标准准的爱子。
杨汉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曾演出过“盗炮”的好戏，可是也正因为如
此，杨汉域更不敢轻易把杨汉烈放到前线，就唯恐有所闪失，自己担待
不起。
任命杨汉烈为骑兵连连长，与军部一起行动，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可以
说不到万不得已，杨汉域是绝对不会让这位少帮主去冒险的。
大家都对此心照不宣，李怀英今天也是被逼急了。将杨汉烈派出去后，
他心里一直在打鼓：万一伤亡了怎么办？就算杨汉烈无恙，骑兵连损失
太大的话，也不好跟军长杨汉域交代啊。
李怀英在指挥所里坐立不安，几次派人到前方询问，自己又多次离开指
挥所进行观察，求天求地，指望不要发生什么意外。
意外还是发生了，不过是往好的一面。
杨汉烈到前沿后没有一丝一毫的胆怯慌乱，他利用山上的地形地物，率
部悄无声息地接近日军所据守的山顶庙宇，而日军对此毫无察觉。
迂回的那个排开枪鸣号之后，山崎大队的注意力被完全吸引了过去，骑
兵连和其他主攻部队趁机猛冲，先用手榴弹，再用刺刀，一个对穿便将
庙宇里防守的日军全部予以秒杀！
当骑兵连撤回营指挥所时，伤亡并不算大，还是出发时整整齐齐、精神
焕发的样子，所不同的只是，每个士兵身上都披着日军的黄呢大衣，肩
上扛着的不是歪把子就是三八式。
杨汉烈简单地向李怀英汇报了一下战况，便兴冲冲地朝电话机走去。他
对电话兵说：“接军部，请军长说话。”
接通电话，杨汉烈拿起话筒：“喂，是军长吗？我是汉烈。”
说到这里，这小子已经乐得憋不住了，也不顾众人在旁，便开始跟杨汉
域没大没小：“老兄，你老弟今天打了个大胜仗，对得起你，也对得起
老头子（杨森）。你对老头子说，还要给我请个勋章……”
战场之上，既无李逵也无李刚，就算是少帮主，也得立战功、佩勋章，
才有资格进入“杨家将”的行列。
杨森得知后当然高兴，特地把杨汉烈所缴获的一把日本军刀要去，让人
在上面篆刻“汉烈刀”三字，以旌其功。
随着李怀英营发起的致命一击，影珠山之战的主动权已完全被杨森所掌
握。
山崎大队突破后，第9旅团即将山炮队派往影珠山，向第133师阵地进行
炮击，这下子可惹恼了第398团。
第398团很了不得，先前的王超奎营即出自该团，官兵们都窝着火要为
王超奎复仇，于是齐声呐喊，冲入了日军的炮兵阵地，上来就是一顿劈
砍拼刺。
一名川军士兵一人刺死六个日本兵，夺得山炮一门，自己也成了血葫
芦。当他被抬回师部时，胸前还横挎着缴获的三挺歪把子。
炮兵阵地也完结了，山崎大队招招失利，山穷水尽了。
到了总攻阶段，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均亲自督
战，两军官兵以迫击炮和机枪突前射击，封住了山崎大队的所有退路，
山崎大队被围困在影珠山中，已面临灭顶之灾。
因山林遮蔽，日机无法起到掩护作用，只能当侦察机使，时不时投下通
信筒，告知山崎大队哪里哪里又冒出了许多中国兵。
山崎大队配备的主要是轻武器，而且所携弹药有限，日机的警告对他们
来说不是废话就是屁话，因为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激烈的混战中，日本兵不断中弹倒下，在弹药即将耗近之际，草丛里到
处可以听到伤者的呻吟之声和自杀的枪声。
大队长山崎茂大尉已经负伤，满脸是血，他让斋藤军曹赶紧乘乱突围，
以便向旅团长报告战况。
斋藤目标较小，日落之后得以潜回旅团司令部，旅团长池之上大惊，他
推测山崎大队凶多吉少，但仍心存侥幸，指望能有一部生还，因此准备
于第二天进行火炮援助，同时军司令部发出紧急报告。
当山崎困于影珠山时，第6师团也一头撞进罗网之中。
1月8日那天傍晚，第6师团本已做好突破栗桥防线的准备，不料飞机突
然投下军部命令，要求改道福临铺，可对于为什么要改道，命令中并未
提及。
神田颇感困惑，但他还是遵照执行，率部于日落时分向福临铺进发。
命令需要级级传达，在师团各部已拉开距离的情况下，这一过程十分缓
慢。原来担任前卫的联队不知道要改道，还在傻乎乎地往栗桥方向靠
拢，结果第二天早上千辛万苦到了栗桥，命令才送来，又得重新折返。
回头的时候，与追兵碰个正着，那个苦啊，官兵们急得哇哇乱叫：这些
短命上司不是老天派来玩我们的吧？
他们其实还不算最惨，最惨的是由后卫改前卫的友成联队。
军参谋部的那些幕僚确实够脑残，当时尾追第3师团的各部队正沿着这
一方向加速北上，当追到福临铺南侧时，没捉住第3师团，却正好与友
成联队狭路相逢。
友成联队对面足足有6个师，接着，又跑来了3个师，9个师的兵力将友
成联队团团围住。
友成联队在高地建立机枪和步兵炮阵地，以重火力进行拦阻。追击兵团
一边以迫击炮和手榴弹还击，一边依靠人数优势，对日军阵地进行排山
倒海般的冲击。
日军的炮手、机枪手相继被打死，阵地岌岌可危，尤其让联队长友成敏
大佐感到心慌意乱的是，炮弹、机枪子弹、手榴弹全部用尽，士兵的步
枪子弹也不多了，有的部队只能完全依靠刺刀来撑场面。
谢天谢地，夜幕降临，友成趁机下令分路突围。
先前第3师团乘夜撤出长沙时，曾因回答了一个“我！我！”而倒了血
霉，友成联队的官兵这回长了记性，听到类似的日语问话，譬
如“谁”、“哪个部队的”，都闭口不言，默不作声地前进，以免露馅。可
问题是，对方竟然还是照打不误，先是机枪猛射，继之以手榴弹狂投。
你吭气，证明你是日本人，不吭气，更证明你是日本人。假如你不服，
那就是不懂什么叫天意了。
友成联队一不小心，再次踏入了一个有着十几道防线的包围圈中，一时
间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漆黑的夜晚，照明弹流星一般地纷飞，四周全是军号声、喊杀声、枪弹
声，友成联队处于他们从未经历过的“极为凄惨的气氛”中。这支除了刺
刀和有限的子弹外已经一无所有的部队，几乎可以用“惨绝人寰”来形容
他们的处境。
在野战部队的掩护下，友成率联队本部及工兵、辎重兵，乘夜冲过数十
道包围线。但天光发白后，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还在圈子里面给困着
呢，更悲哀的是，全队正好走到毫无遮蔽的水田小路上，处于伏击圈的
火力网中心！
这真是太有喜感了。
官兵被扫倒一大片，剩余人马拼着命往前方的村庄跑，跑进村庄一看，
傻了眼。
那里也是伏击圈，伏兵就在四五十米的距离范围内，手榴弹雨点一样地
飞过来，把这帮人给炸的，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地乱跳乱叫。
喜感之后就是悲情，友成联队与师团总部的联系至此完全中断，联队通
信班做好了焚烧文件的准备，影珠山垂死挣扎的山崎大队就是他们的模
板。
被重兵围困的第6师团，已被分离成了三支梯队：前卫遭包围，后卫被
缠住，一头一尾拼命扛，以便给居于中间的师团指挥所提供保护。
小肩膀总有扛不住的时候。临近中午，一股中国军队渗入进来，并在相
距仅五百米远的高地上建立了阵地，随后便向指挥所发起急袭射击。
神田忙命直属大队上前遮挡，但枪炮声仍越来越近。随师团总部在一起
的，还有许多辎重兵和伤员，紧急状态下，辎重兵全部自行改成野战
兵，连卫生队也自制竹竿枪，准备拿这个劳什子当刺刀用。
入夜之后，师团指挥所周围弹飞如雨，手榴弹的爆炸声近在咫尺，迫击
炮弹从门前跳到门后。那个晚上堪称第6师团的恐怖之夜，神田师团长
后来回忆，由于迫击炮弹击中墙壁的声音终夜不绝，他甚至一度以为墙
壁会倒塌。
最后关头，师团总部包括幕僚在内的全体人员都进入了战斗配置，由通
信队负责死守司令部。
1月9日晚，阿南先后收到两份前线战报，一份说山崎大队可能已大半覆
灭，一份说第6师团正陷入重围，阿南听后愕然失色，有一种大冬天被
扔进冰水盆里的感觉。
自下令“反转”以来，阿南人前人后始终都保持着一副不惊不诧的态度，
看见参谋幕僚表情苦闷，他还会以和蔼的态度尽量予以宽慰，俨然像个
得道高僧。
这两份战报把阿南彻底压垮了，使他瞬间由得道高僧变成了精神分裂。
苦闷中的阿南终夜心绪不宁。除了惶恐不安，他心里更多的还有悔恨，
又悔又恨。
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明了，如果1月8日晚上不听幕僚们的话，让第6师团
按原计划从栗桥北进，与第9旅团两下夹击，必能给动摇中的第五十八
军以重创，占领影珠山也将不成问题。
这是悔，阿南恨的是自己：怯懦啊，迁就啊，不得已啊，这些高级指挥
官要力避的弊病，都在那一刻出现了。
阿南深更半夜爬起来写日记，记下了这些所谓的人生教训。他得知山崎
大队仍有一部生还的可能，忍不住又双掌合十，祈愿这“一部”最终能脱
出包围。
其实早就没有“一部”。斋藤军曹走后，山崎便被迫击炮弹打中，终于伤
重身亡。大队的其他幸存者们一批批走上绝路，他们先是毁坏武器，接
着用刺刀和手榴弹进行互杀和自杀。
1942年1月10日，天亮后，第十一军出动飞机进行临空侦察，看到影珠
山战场已经一片沉寂，荒草、乱石中以及树林边，尸体横躺竖陈，损毁
的炮架丢得到处都是。
死人不再需要帮忙，于是飞机又去援助第6师团，使第6师团总部、友成
联队先后脱困，但脱困不等于脱离追击。在第6师团周围，“如同蚂蚁
般”的各路军队选择了与第6师团一同北进，就是你到哪里，我跟到哪
侦察机传来情报后，阿南及其全体幕僚既沮丧又焦急。沮丧的是山崎大
队已全军覆灭，焦急的是第6师团可能步其后尘。
山崎大队和第6师团的遭殃，让第3、第40师团交了好运，因为所有追
击、阻击兵团的注意力都被转移了过去，它们乘机穿过福临铺，先一步
走出险境。
事到如今，阿南再也不敢装酷，他赶快下令第3、第40师团抽兵南下福
临铺，以求接应第6师团。
1942年1月11日，在轰炸机的掩护下，第6师团在天明前终于甩开追兵，
到达福临铺附近。
惊魂初定之下，疲惫的官兵个个像烂泥一样瘫倒在地。友成联队长到师
团指挥所请示机宜，指挥所人员却全都在熟睡，友成只好低着头默默地
离开了指挥所。
神田师团长知道了这件事，把幕僚好一顿臭骂，埋怨为什么不叫醒自
己，这人的脾气不知不觉又长了起来。
当天黎明，第3师团所属的石井联队以急行军的方式赶到了福临铺，与
第6师团会合。得知对方是来捞自己的，神田感觉自尊心受损，脸涨得
通红，告诉石井“已脱离危机，勿需救援”。
演戏的欲望一上来，收都收不住，神田情绪激愤，他甚至向阿南发去报
告，称本师团已靠自己的力量脱离险境，救援实无必要，所以“感谢好
意”。
石井一路上跑到气喘吁吁，听了神田的话别提有多郁闷了：你这厮的灵
魂真是有点深不可测，难道我是吃饱了饭没事做，大老远跑来陪你玩儿
好心你不领，那我就喂狗吧，石井联队二话不说，掉头就走了。
第6师团前卫、本部，加上第9旅团，双双出福临铺北上，果然“勿需救
援”。
可是神田光顾他一头了，完全没考虑后面还跟着一个友成联队。
友成联队原来是前卫，现在是后卫，在他们前面的人都没事，轮到他
们，有事了。
截道的依然是杨森。
由于后卫部队屡屡被追赶击破，在往福临铺撤退的途中，第6师团不得
不白天战斗，晚上才撤退。
晚上看不见路径，搞不清方向，又找不到老百姓带路，偶尔找到一个，
不是装聋便是作哑。日军各部只得依赖地图和指北针定位，有时打开电
筒看地图，一阵枪弹就打来了，手一哆嗦，指北针掉在地上，也不敢再
拿电筒照，只好弯着腰在地上乱摸，摸半天都摸不到。
此外，在遭到沿途部队伏击或袭击时，部队也很容易发生混乱，经常发
生自相践踏的现象。到达福临铺后，神田师团长便想了个损招：大肆烧
毁民房，以作为各部夜间撤退的联络信号。
杨森在紫泉岭进行指挥，看到山下火起，马上知道第6师团到了福临
铺。
影珠山和古华山均需重兵镇守，不能抽出太多兵力，杨森便将原守关王
桥的向文彬团调至福临铺，对第6师团进行堵击。
向文彬团赶到时，正好死死堵住了友成联队。
向文彬团所属某营遭十一架日机轰炸，阵地殆危，团长向文彬不准部队
后退，并且派副官和卫士一人，在阵地监督营长指挥，只要营长敢往后
退一步，就立毙当场！
第二十军其实并不需要这种监督方式，官兵的勇猛很快就达到了令人咋
舌的程度。
日机向友成联队的阵地投送弹药，看见有弹药袋从天而降，中国士兵们
比对面的日军跳得还快，他们一拥而上，冲进日军阵地抢夺弹药袋——
反正你也组织不起火力网，我还怕你怎的？
日军眼睁睁看着弹药袋被抢走，又不敢上前硬拼，那个可怜加窝心。向
文彬团冲进敌阵地后，还搂草打兔子，顺手捎走了三十多匹军马，有了
这些军马，杨森又够成立一个骑兵排了。
见友成联队被困，阿南本想再次下令第3师团南下增援，但这时他通过
侦察发现附近有中方大部队集结，吓得又取消了这一计划。
友成联队接近弹尽粮绝，要靠自己的力量硬冲向文彬团的阵地，十之八
九要嘣没了。阿南经过情报分析，确认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所把守的东
防线乃是薄弱环节，于是指示友成联队向东突破，并用飞机给友成联队
送去地图。
1942年1月12日，友军联队在飞机掩护下，用大规模白刃冲锋的战术，
向东防线发起冲击。
联队上下都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一线生路，因此连护送伤病员的卫生队
都端起了竹竿枪，加入冲锋行列。通过“凄惨的白刃战”，友成联队最终
得以突破东防线，绕道进入汨罗江南岸。
向文彬团闻声衔尾追击，在一名被击毙的日军佐级军官身上，他们搜到
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面用红色铅笔标注影珠山系第二十军固
守，与中方所用地图几乎一模一样。可见第十一军总部即使在溃败的情
况下，对战场情报掌握得仍极其迅速与准确。
1942年1月13日，第十一军在汨罗江南岸收容部队，准备渡河北逃。
日军配属骑兵和驮马，一向有移动快速的特点，但这时已快不起来，因
为马和人一样，都跑不动了。
军粮紧缺，人尚不能果腹，又怎么可能给军马喂足料。情急之下，有的
部队甚至把伤病员担架上垫的稻草都抽出来，拿去做了马料。
正因为行军缓慢，所以收容也变得困难起来，相应给追击部队创造了机
遇。
机遇就像小偷，来时无声无息，但走时一定会让你损失惨重，所以一旦
出现，就绝不可轻易放过，杨森立即指挥第二十军下山，发力猛追。
撵追日军，差不多已成为第二十军在历次长沙会战中的保留节目。第
399团脚力最好，当他们赶到汨罗江畔时，日军正在江中架设浮桥，该
团立即集中迫击炮轰击，渡河日军被炸得血肉横飞。
当第二十军其余部队赶到时，见到的已是日军尸体，以及未死呻吟的伤
员和举手投降的溃兵。
1942年1月14日，第十一军全部到达汨罗江北岸。北岸有第三十七军的
一个师提前赶到，已破坏临时公路，并连夜构筑出防守阵地。
天刚拂晓，日军就蜂拥而来，而且越来越多，看数量要远远超过这个
守军起先难免紧张，但随后他们发觉日军虽多，拿着枪却不射，便猜到
是没子弹了。
你没子弹，我有子弹，当下便拿日本兵当靶子射，一波波日军眨眼之间
就被打得退了下去，场面好不销魂。
部队是作战机器，子弹就是这台机器的油，没了油，机器也就成了废
铁，日军以几倍的兵力都攻不下阵地。眼看追兵将至，只得放弃大道，
绕道退走。
守军冲出阵地追击，翻检一堆堆的日军尸体，竟然一粒子弹都找不到。
另外，还有十几个日本兵被俘，一问，属第6师团。这些家伙饿得连路
都走不动了，只是哀求杀他时不要动用大刀。得知对方不杀俘虏，又用
日语连说谢谢，并在地上叩头流泪。
1942年1月15日，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中国军队停止追击，打扫战
场。
日军非不得已，一般不会战场上遗弃尸体，实在不行，也会烧掉将骨灰
带走，这一次却几乎可以用尸横遍野来形容。杨森动员三县民众，将被
第二十军打死的部分日军尸体集中起来，挖了大坑予以掩埋，上面还立
了个碑，刻了“万人坑”三个字。
南京也有万人坑，那是遭到第6师团等野兽部队屠杀的无辜中国民众，
这里掩埋的很多则是当年的屠夫，虽无万人，但坑内也起码有几百死鬼
雨后的天空，架起了彩虹。
太平洋战争初期，同盟国连遭失败，第三次长沙会战首开胜利纪录。伦
敦报道：“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天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在参加淞沪会战前，杨森在青岛与沈鸿烈交谈，沈鸿烈便认为，挽救战
局的唯一机会，就是在华中与日军决战，以便形成相持局面。如今话犹
在耳，到了论断应验的时候。
距离第二十军参加淞沪会战，已经五年过去。五年里，这些川中健儿尝
千辛历万苦，从未有过片刻的彷徨和停留。现在，他们终于得到了命运
的回报，累累战果让过往所有的苦都变成了甜，它给第二十军留下的，
是一份无人可以取代的珍贵记忆。
依靠在这一战中的杰出表现，第二十军在国内的声名达到了巅峰。宋美
龄有意刺激英美，她抓住英军不久前在新加坡、香港投降的事实，亲自
在重庆发表广播讲话，说：“中国只有断头的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守长沙的王超奎就是例子。”
此后宋美龄赴美国争取外援时，仍一再拿王超奎举例，来说明中国军人
的魂：“像王超奎少校这样战至最后一弹，最后一人，在中国士兵中是
极寻常的，算不得稀罕的事情。”
喋血行军路
王陵基：时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第三十集团军的底子较为薄弱，这
使他经常处于无将可用的窘境。
韩全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任第七十二
军代军长。
刘新甫：生于四川省眉山市。第三十集团军所属第三十四师参谋长，是
一个颇有头脑和能力的幕僚长。
王缵绪：时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防守
第六战区的江湖防线。
横山勇：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一期、陆军大学第二十七
期军刀组。他接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正是该军士气低落、消极作战的
阶段。
许国璋：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时任第一五零师师长。第二十九集团军中
表现最为突出的战将，滨湖之战中，只有他守住了要地。
孙连仲：生于河北省雄县。原西北军名将，在台儿庄会战中声名显赫。
时任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
李家钰：字其相，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时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
令兼第四十七军军长。原本骁勇善战，但南渡后斗志和求战欲望大不如
前。
蒋鼎文：字铭三，生于浙江省诸暨市。曾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时
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河南会战中，他指挥失当，没有和汤恩伯形成
较好配合，是造成大溃败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四川内战时期，杨森曾经做过王陵基的手下败将，但是就抗战中的声名
和战绩而言，王陵基已经在跑道上被甩下了好几圈。
老王的辛酸史，从第一次南岳会议便已开始，在那次会议上，若没有陈
诚秉公直言，他可就悲剧了。
之后，第三十集团军得到了短时间的休整，王陵基也很想借此重整旗
鼓。代理司令长官薛岳设宴款待，他即席发言，拍着胸脯说自己出川抗
战并非为升官，也不是抗战离了他姓王的就不行，而是因为出身军人，
打了一辈子内战，若不参加这次的抗战，实在愧为军人。
王陵基还表示，他是职业军人，以绝对服从命令为天职，以后将绝对服
从薛岳的指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薛岳很是高兴，便将第八军也拨归王陵基指挥。王陵基果不食言，到达
武宁战场后，立即把前锋调上去，掩护第八军撤退。
王陵基将集团军总部设于修水、武宁一线，与日军形成对峙。日军多次
发起进攻，均被王陵基所击退。经过整训的第三十集团军，已不是人见
人欺的软蛋了。
可是差不差，还得看跟谁比，若是跟第二十军比，充其量不过是个配
角，而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第三十集团军能扮演的，也确实只是这样
的角色。
王陵基太想打一场漂亮仗翻翻身了。
以第九战区发起冬季攻势，王陵基来了精神。战前他为提高部队素养，
特地举办了战地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对军官们进行过军政训练，自
觉对取胜有了那么一点把握。
攻势发起之后，王陵基把第三十集团军整体压上，但因日军凭险据守，
一时无法取得进展。进入对峙阶段，日军增援了一个联队，向第三十集
团军反扑过来。
王陵基下令第七十二军代军长韩全朴率部迎击，结果第七十二军反被日
军三面包围，韩全朴背部受伤，一度与总部失去了联系。
王陵基得报后十分焦急，赶紧把总部直属团派出，才把第七十二军掩护
下来。
韩全朴跟随王陵基时间较早，此君有一个跟王陵基相仿的毛病，就是喜
欢满嘴跑火车，比如他既不叫蒋介石为委员长，也不称其名，而是唤
作“蒋二娃”，又说陈诚是蒋介石同母不同父的弟弟，所以才受宠信，其
实指挥部队根本不行，等等。
王陵基爱说大话爱吹牛，可他在打仗方面颇有功底，这一点却是韩全朴
远远比不上的——一个军被人家一个联队围着打，还要靠直属团去营
救，试问这指挥水准能有多高？
假如韩全朴的水平能赶上他跑火车的速度，王陵基的冬季攻势也许就不
至于以败仗收场了。
韩全朴的水平很烂，但战后王陵基仍保举他升任军长。很多人在背后窃
窃私议，认为韩全朴难负军长重任。王陵基听到后很是苦闷，他在闲谈
中说：“刘甫公生前曾告诉我，韩全朴言过其实，不可予以重用，但我
还是得重用他。他跟了我这么多年，不用他，我又能用谁呢？”
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曾包括第八军，冬季攻势结束后，第八军奉命调
走，川军独撑场面，防线也因此变得薄弱，日军乘机发起扫荡。
王陵基经过仔细研究，决定采取诱敌深入战术，他命令前卫部队作微弱
抵抗之后，便佯装溃逃，放弃了中心阵地。
日军判断第三十集团军很弱，没想到这么弱，占领中心阵地后即放松戒
备，扔下武器散坐各处。埋伏在丛林中的川军一声令下，从附近冲杀过
来，把日军杀得丢盔卸甲，落荒而逃。
王陵基正打得欢畅，军中忽然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大地震。
第九战区在长沙岳麓山办了一个干部训练团，分期轮训全战区各级军
官，第三十集团军的两名高级指挥官发电报给王陵基，要求第一批入团
受训。
王陵基认为是好事，就同意了，没想到这两人一到长沙，就径直回了四
川，走之后才打电报给王陵基，请求准予长假，返川就医。
王陵基可用的战将不多，溜号的这两人，一个是军长夏首勋，一个是副
军长兼新十三师师长刘若弼，其中刘若弼指挥过麒麟峰之战，是他较为
看好的新生代战将。
接到电报，王陵基急忙命长沙办事处拦阻，但已经来不及了。他又派人
赶到四川，多方劝慰，好话说了一箩筐，两人就是不肯回来。
王陵基气恼之下，无计可施，只能一个劲地发牢骚。
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就韩全朴这样看似不成器的，也就一棵独
苗，以后仗可怎么打？
薛岳听到后，便向王陵基推荐了一个陆军大学毕业的将官学员。此人是
贵州籍，王陵基开始还有些犹疑，他的幕僚进言说：“如果你这次推却
了，薛岳一定不高兴，以后你让其他人当军长，就可能不被他批准，倒
不如先接受下来，这样你和薛岳的气就通了。再者，这个陆大生与军政
部长何应钦是同乡，将来找何应钦要补给还可以借助这层关系。”
王陵基一想也有道理，反正多出的坑得填上，管他好赖，用了再说。
来一个是来，来再多的也一样。王陵基索性致电蒋介石，主动要了几名
陆大将官班学员，帮他整顿部队。之后，基本上是来者不拒，只要有人
介绍，他一律欢迎。
将少兵多，第三十集团军的整体战斗力还是上不去，可是当你怒其不争
的时候，它有时又能猛不丁地突然放一下光芒。
罗卓英在江西组织上高会战，王陵基奉命派新十五师增援。新十五师到
达上高后，从日军侧背发动猛击，使日军蒙受较大伤亡，战役中一名团
长英勇战死。
上高会战取得胜利后，罗卓英对新十五师大加表扬，除报请嘉奖外，还
专电军委会优先补充。
好不容易盼来表扬，指挥官却并不是自己，王陵基真不知道该笑还是该
哭。当罗卓英来电表示感谢时，他半开玩笑地来了一句：“我的部队由
别人指挥，就很卖力，看来指挥官得是生面孔才行啊。”
王陵基难得打胜仗，自然要利用这一机会进行大力宣传，以鼓舞部队士
气。他亲自为阵亡团长选择墓地和送葬，并下令从连到军，均需派代表
和他一齐送葬。
此外，他还带头发动全集团军官兵捐出三天薪饷，为阵亡将士修建了一
座忠烈祠，把阵亡、伤亡及因公死亡官兵的名字，全都立牌供在祠内。
王陵基把感动进行到底，他甚至一度迁到祠内居住，以这种看上去几乎
有些魔怔的举动，来激发官兵们“为你生为你死”的那种铁血精神。
可王陵基还是失望了。
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时，正好王陵基到重庆述职，职务由集团军参谋长
代行。当会战进入紧张阶段时，薛岳发来电令，要求将第七十二军转用
于平江附近，越快越好，以填补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出击后的空当。
参谋长转命第七十二军军长韩全朴。韩全朴接到“越快越好”的命令，一
股无名之火腾地直蹿脑门：你一个参谋长，不过临时管管家，给个面子
倒越发上脸了，我在休整，谁敢这么指派我？！
韩全朴当下朝集团军总部的参谋大骂一通，说这是在拿小鞋给他穿。参
谋们百般解释，强调这是战区长官部命令，他才勉强率部出发，但已迟
误了将近两天。
薛岳发现第七十二军迟迟未动，不由大怒，严令斥责该军行动迟缓，并
且撂下话来：“如能按时赶到平江，保持战略要点，则是此次会战功
臣，假如迟误，致使平江失守，就是罪魁！”
韩全朴在途中接到电令，大为震恐，再不敢优哉游哉，当下就挑出千人
精兵，亲自率领，星夜赶往平江。事后听说，日军一部距平江仅有二十
里之遥，听到第七十二军赶到，才改变了攻击方向，要不然韩全朴
的“罪魁”帽子想甩都甩不掉了。
在第二次南岳会议上，蒋介石没有放过这一细节，追问得特别紧。韩全
朴窘急万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王陵基恨铁不成钢，但自从夏首勋、刘若弼走后，帐下更加乏人，也只
得厚着脸皮保上一保，因此会议中间一再向薛岳使眼色。
薛岳心领神会，马上起立说：“第七十二军在此次会战中是完成任务
的，平江没有丢。”
蒋介石这才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一二不过三，第三次长沙会战成了王陵基证明自己的绝好机会。他早早
就亲率主力从修水出击，先在长沙附近对日军进行球心攻击，再超越追
击，以东方截击军总司令的身份，由东向西进行防堵，动作既麻利又漂
亮。
可是关键时候，有人失守“街亭”，打乱了他既有的全部步骤。
出征之前，王陵基给韩全朴留了一个师，让他负责看守武宁、修水。没
多久，韩全朴传来报告，说对面日伪军增加到一千多人，向他发起进
攻，他招架不住，已被迫撤出武宁，还准备再撤出修水。
王陵基一想，日军正在集中力量会攻长沙，武宁、修水一线最多是牵制
性质，不可能增加太多兵力啊。
于是他严令韩全朴立即回师反击，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日军敢自
投罗网，正好给你一个全部干掉的机会。
发令之后，王陵基又唯恐韩全朴报告属实：第三十集团军的官佐家属及
库存粮弹被服，全在修水城内呢，万一城池失守，军心必将崩溃。
为慎重起见，他不得不再抽出两个团，星夜兼程赶赴修水增援。这两个
团都是主力部队，其中就包括总部直属团，对东防线实力的影响不言而
喻。
两团到达修水后，才得知日军距离修水尚有二十到三十里，而且并没有
继续往前突进，只苦了沿途百姓，遭受到很大损失。至于韩全朴，根本
拿王陵基的反攻命令当耳旁风，还在拼着命往后逃。
虽然修水无恙，保住了一个“街亭”，但王陵基顾此失彼，另一个“街
亭”——东防线被友军联队趁机击破，导致功亏一篑。
王陵基捶胸顿足，恨死了该死的“韩马谡”。
战后，战区长官部传来的情报，让王陵基更加难堪。
情报显示，当时向武宁、修水进犯的日伪军总数不超过四五百人，不
足“大嘴”所称数量的一半！
有人辛苦赚钱，有人却在败家。王陵基当即在总部召开营长以上会议，
对战役成败进行检讨，让韩全朴仔仔细细地汇报作战经过。
汇报时，大嘴还不肯老实交代，始终闪烁其词，又想靠蒙混侥幸过关。
王陵基大为震怒，彻底失望：多难可以兴邦，多演只能穿帮，我看你连
马谡都不如！
他忍不住揭穿了对方老底：“这次失败，你以一师之众，被四五百日伪
军打得望风而逃，还不执行总部命令，致使人民遭受重大损失，几乎影
响整个战局，你让我如何下台？”
王陵基挥泪斩马谡，不过没有将韩全朴杀头，只是予以免职，将他打发
走路了事。
在川军将领中，若以自岸自傲和军事才能而论，王陵基和杨森最为接
近。影珠山作战的间隙，杨森还亲率主要幕僚，轻装来到第三十集团军
总部，和王陵基进行了会晤。
握手是握手，较劲是较劲。“王老师”虽然屡战屡败，但他心里始终藏着
一个励志哥，而且从不认为自己比杨森差到哪里去，要说差，就是部队
太差了，被这些大大小小的马谡一拖后腿，有多少力也使不上。
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一共两军四师，全是乙种军。灵官朝思暮盼，天
天做着梦都想把这两个军变成甲种军。为此，他和一班幕僚商讨来商讨
去，始终不得要领，最后决定亲自去找陈诚讨个计策。
陈诚不光做过王陵基的上司，从那以后，两人私交也不错。
枣宜会战后期，陈诚被蒋介石紧急任命为第六战区司令官，以抵挡日军
的进攻，但襄河河防被突破的速度超过了他布防的速度，未几，宜昌即
被日军攻陷。
陈诚原本在蒋系阵营乃至整个国内军界炙手可热，其大名几乎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乃至有“小委员长”之称，但因失守宜昌，声名一下子跌
落谷底。
后来陈诚去重庆，正好王陵基也在重庆述职，他就邀了刘航琛等人一起
请王陵基吃饭。席间刘航琛喝醉了，谈到宜昌失守，颇有讥讽之意，陈
诚当时感觉很是难堪，王陵基立即起身，说：“你们都不了解陈长官
（陈诚），我深知陈长官为人的伟大。他这个人勇于负责，凡是遇着险
恶局势和他人不敢承担的任务，明知必败，也要为领袖分忧担过。”
王陵基的意思是宜昌换谁都守不住，陈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应该以
此对他进行苛责。
王陵基这么说，并不完全是在拍陈诚的马屁。在前线打仗打得越久，他
对抗战的艰苦程度越有认识，这哪里是后方这些清谈之客所能想象的
陈诚在武汉会战的问题上曾谅解过王陵基，如今王陵基也很能体谅陈诚
的不易和难处。
陈诚听后极为感动，两人的友善关系由此也可见一斑。
王陵基找到陈诚，得知他的来意，陈诚态度很明确：“当前要增加编
制，事实上有困难。”
有困难，就是直接给打了回票，第三十集团军不可能升为甲种军。
没办法，军饷紧张，决定了编制也十分紧张，想升甲种军也可以，要么
你得有云南滇军那样深不见底的背景，要么就得拥有第十军、第七十四
军那样的战斗力。
王陵基苦着个脸，别提有多懊丧了：都说梦想可以照进现实，谁知还是
现实粉碎了梦想。
陈诚本身是从战场上历练出来的，对带兵很有心得。
他给王陵基分析了一下第三十集团军的状况，说你为什么指挥时老是觉
得不能得心应手呢，不全是缺乏装备，或兵力不足，主要问题还是兵多
将少。
第三十集团军的兵有四万多，将只有二十几个，用二十个将指挥四万
兵，等于一人要指挥两千人。用陈诚的话来说，“是有些不好”。
陈诚给王陵基支了一招，让他跟王缵绪学，不扩反缩，主动裁去一个
军，编成三个师的军，多下来的师由总部直辖。
陈诚说，所谓甲种军，不就是三个师的军编制嘛，你首先在编制上就符
合了甲种军的要求，这样战将也够用了。至于人员和装备，以后可以再
慢慢补充。
王陵基回去后经过反复研究，认为陈诚的这个办法可行，于是便电请蒋
介石批准，如法对第三十集团军进行了缩编。
不知道是不是借了陈诚的吉言，此后王陵基好运连连。他所在区域原来
设有湘鄂赣边区，集团军改编后不久，那个总指挥便另调它职，空出来
的职务由王陵基兼任，这样王陵基实际成了湘鄂赣边区的军政一把手。
军政一把抓自有它的好处。薛岳身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还要再兼湖南
省政府主席，他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当年曾国藩能够平定太平天国，就
由于以军事统帅而兼民政，可以收到军民合一，无往而不利的功效。
各人有各法。杨森以自己培训的学生涉入民政，不兼等于兼了，王陵基
没找到这个窍门，而原来的边区总指挥又与他不和，这就比较麻烦。自
从得以军政合一后，边区的专员、县长都纷纷来向他这个边区总指挥请
示汇报，部队的粮饷补充，不过是开个口的事，相比以前，就要容易多
边区指挥部本身负有袭击日军后方的任务，因此还配有直属武装队，其
武器比正规军还好，王陵基就利用职务之便，干脆将指挥部的所有人员
和武器都并入了他的集团军。
现在再一看，虽然没有拿到甲种军的编制，但无论粮饷还是武器兵员，
都增加不少。真是听君一席话，少转多少圈，王陵基乐得合不拢嘴，私
下对幕僚们说：“路子走对了。”
王陵基此后把精力都放在了几个师上面。先前的四个师，番号前都有
个“新”字，称“新某某师”，一听就是新编的三四流部队。王陵基很想
把“新”字去掉，换成正规编制番号，既脸上有光，得到补充也更方便一
些。
给蒋介石打了报告，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蒋复电，说正规编制番号都满
了，没有多出来的，等有机会再行更换。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发来了一个第三十四师的番号，王陵基倒为难起
僧多粥少，手心手背都是肉，给哪个师好呢？
按战功，应该给新十五师，该师参加上高会战，受过表彰。按顺序，又
应该给新十三师，哥几个，它排最前面，而且在麒麟峰战役中，这个师
是主力，比其他三个师都打得好。
平时要捡一个得力的师出来都难，等到分鱼肉了，却发现四个师都还有
些长处，番号给哪个师都会有话说。
四个师的师长眼巴巴地看着王陵基，王陵基便说，反正今后都要陆续更
换，三四五六，取其中吧，就新十四师了。
新十四师换成第三十四师。王陵基望子成龙，没想到龙却成了虫，第三
次长沙会战中“失街亭”的部队，正是韩全朴所指挥的第三十四师。
王陵基先斩“马谡”，再对第三十四师进行调整，从上面的军长，到师团
长，全部予以撤换。
集团军缩编后，第三十四师的兵员得以充实，师部的一班新人也颇有卧
薪尝胆、重整河山的劲头。
师长、参谋长召集连长以上军官开会，出台制度，严禁吃空缺。全师自
己种菜，自己养猪，自办剧团，自创工场，工场内分工齐全，有铁工、
鞍工、缝纫、印刷各组，以此减少公费开支，改善官兵生活。
不吃空缺，兵员就可以接近定额，而生活改善，官兵士气上升，在作战
训练方面就有了积极性。
王陵基从前最犯愁的是部队不济，没有第二十军那样的精兵强将，第三
十四师率先补上了这个缺。由它担任第一线守备，王陵基也用不着像以
前那样牵肠挂肚了。
1942年5月，日军向邻近的第三战区发起攻势，浙赣路一带战火纷飞。
第九战区长官部发现武汉区域的日军调动频繁，于是通告全军，认为日
军有大举进犯长沙之势，需加紧准备，随时参加会战，驻守武宁最前沿
的第三十四师也收到了类似通知。
第三十四师从师到营，都有相应情报网络，各级情报人员带回的情报也
基本一致，即日军在不断增加，只是何时增加及增加多少，还未查明。
因师长已去重庆办事，其职务临时由参谋长刘新甫代理。刘新甫是个很
有头脑的参谋长，除了加强警戒外，并没有将这些情报原封不动地报上
去，原因是他觉得其中有诈。
时值五月，正是梅雨季节，湘鄂赣边区河流较多，由于洪水暴涨，平时
可以徒涉的，现在已不可能，平时用木船四五分钟就可以渡河，此时要
两三个小时才能横渡一次。
木船大多数已由第三十四师提前控制，据刘新甫掌握到的情报，事前对
面日军也未征集木船，就是通常使用的橡皮舟，也只有四艘，载不了多
少人。
就算过了河，沿途道路已被破坏，泥泞深陷，日军行动起来也非常困
难，负重马骡更无法通行。历次长沙会战，日军都刻意避开这一季节，
就是这个原因。
刘新甫派情报人员进一步侦察，发现对面据点之敌其实并没有实质性增
加，防守力量显得捉襟见肘，哪里能投入进攻。
可是为什么先前的情报又都认为大战在即呢？
吊诡的是，各级情报人员收集情报的渠道和来源都不相同，按照道理，
内容肯定会有所差异，然而所有内容就像新闻发布会的通稿一样，有着
惊人的一致，这就太奇怪了。
刘新甫一番研判，得出结论：这是敌伪组织故意传出的假情报，为的是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进攻长沙是假，掩护和增援浙赣会战才是真。
刘新甫正要将他的判断报给王陵基，王陵基的电话已经打了过来，开口
第一句话就是：“知不知道要打仗了？”
“失街亭”已经给老王留下了心理阴影，他虽然也不太相信日军会出兵长
沙，但见第三十四师毫无动静的样子，又生怕该师恢复过去的孬种样，
话语中便有些急了。
王陵基说，集团军总部奉薛岳之命，特地在平江附近设立了指挥部，且
他已获知第三十四师当面之敌出现变化的情报，“你们为什么一点不
报？”
听刘新甫如此这般解释了一遍后，王陵基便不再追问了，但仍撂下话
来：“出了事你要负责！”
两三天后，所传敌情烟消云散，日军施的果然是烟幕弹。王陵基自此肯
定了第三十四师的侦察和独立判断能力。
第九战区情况缓和之后，也计划派兵策应第三战区。薛岳让王陵基派一
个团，王陵基就把活交给了第三十四师。
别人派一个团都不情不愿，第三十四师却是希望能全师出动。理由是，
一个团太少，折腾不出多大战绩，若是一个师开过去，指不定能抱回个
金娃娃。
第三十集团军的四个师，一个师随总部驻修水，另两个师正在后方进行
整训，因此从王陵基到薛岳，都把第三十四师的请求给驳了回去。
第三十四师即照前令办理，派出一个主力团，配属工兵营、情报队、电
台等特种部队，组成以集团军番号命令的攻击队——第三十攻击队，进
入了浙赣战场。
除第三十集团军外，其他集团军也都派出了类似的攻击队，任务是深入
敌后，对日军进行袭击，破坏、截断其后方要道，以策应第三战区作
战。问题是，每个攻击队都只有一个团，且属各自集团军总部直接指
挥，难以协调，在刘新甫看来，此番出师，难以建功，于是他忍不住又
以个人名义向战区长官部提了个建议。
刘新甫说，应以有力部队向南昌日军进行攻击，使其首尾不能兼顾，假
若日军回应不及，那就乘机收复南昌。如果它转而应战，便得到了策应
第三战区的目的，这比派攻击队挠痒痒要实际多了。
建议很有可圈可点之处，无奈薛岳从来不是一个从谏如流的人，连长官
部幕僚长的意见都很少能听得进去，更不用说基层的师参谋长了。他的
回复是，刘新甫的建议乃危险行动，不符合战区作战精神，所以不能采
打仗哪有不危险的，刘新甫的担心得到应验，第三十攻击队出击后，确
实战果不大，不久便归还建制。
经过这次经历，第三十四师给了外界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一年，经军政
部、长官部、集团军总部、军部分别点验，一致认为第三十四师成绩较
一笔写不出两个王，说起王陵基，总是要提起王缵绪。
从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起，有很长一段时间，第九战区都没有发生过大
的战事，反而周围战区战事频繁，第三战区的浙赣会战甫一结束，第六
战区的战车又隆隆开动。
这时王缵绪正好从五战区调到六战区，原先负责的大洪山防务移交给了
孙震，并被蒋介石特升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
在大洪山打游击是件公认的苦差事，在甩掉这个包袱的同时，还能升上
一级，在别人完全称得上是双喜临门，可是王缵绪却叫苦不迭。
陈诚交给他的防守区域太多了，涉及一江一湖（长江南岸及洞庭湖西
岸），第二十九集团军是个缩编成“师团制”的部队，这么一摊，兵力少
得可怜。
王缵绪不停地向陈诚抱怨，想分掉一些防务。为了说服陈诚，他还搜肠
刮肚，搬出了古兵法语录：“敌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败必
然”。
听听，“其败必然”，不是我怕苦叫累，是守不住啊。
陈诚把王缵绪召来六战区，就是要摊活儿，若是有多余人手，会把你找
来吗？
陈诚不答应，王缵绪只得硬着头皮前去布防。
王缵绪的运气真的很差，以前他在大洪山，日军三天两头去扫荡，规模
常常多到超过一个师团，现在到了六战区，这里又成了日军攻击的重
点，好像跟着来一样。
1943年2月，第十一军逼近第二十九集团军所守的江湖防线。陈诚知道
王缵绪实力不济，便给了一道命令，谓之“坚决抵抗，不准反击”。
日军出击后，仅仅几发炮弹，就把第二十九集团军位于长江南岸的指挥
要塞给打掉了，接着突然抢渡长江，攻陷了百里洲等阵地，一直到月
底，才退回长江北岸。
王缵绪自然认为是他成功收复的结果，但事实上，日军只是主动撤退而
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许多逃出战场的日军官兵出现精神失常的症
状，只能与大批伤兵一道向后方转运，相对战败而言，这种情况对日军
造成的刺激更大，曾一度令第十一军陷入低谷，直到新任司令官横山勇
到任。
横山勇有战术专家之称，他吸取前任阿南的教训，不做好充分准备绝不
轻易出击，而一出击必使出“牛刀杀鸡”战术，即用几倍于对方的兵力来
发起进攻。
日军奇袭百里洲，号称是要进攻常德，其实是为了牵制九战区部队，率
先攻占洪湖。
洪湖一役，横山勇一下子动用了五师一旅团，比几次长沙会战使用的兵
力都多！
虚实结合，以多打少，从此成为横山勇标签式的打法，也使他屡屡得
1943年3月2日，横山勇完全控制洪湖，实现了他的第一期作战计划。接
下来该王缵绪真着急了。
1943年3月8日，在经过短期休整之后，日军大举渡江，向洞庭湖西岸发
起进攻，目标直指第二十九集团军据守的石首、华容。
一周后，目标达成，横山勇仅留一个联队守备，其余部队全部奉令返回
原驻地。随着一期期计划的实现，日军士气也迅速得到恢复。
王缵绪都给打懵了。“坚决抵抗，不准反击”，说的是不要到防区以外去
反击，现在防区都丢了，再不去抢就晚了。
1943年3月16日，第二十九集团军发起全线反击，预定撤回的日军只得
延期撤退，回转身来再与川军作战。
王缵绪亲率总部直属团到达安乡，实施靠前指挥，但几番冲击，费尽九
牛二虎之力，仍不能收复失地，至多形成拉锯状态。
很快，横山勇又卷土重来。
1943年5月5日，第十一军整体出动，这次其出击规模增加到七师一旅
第二十九集团军抵敌不住，安乡等地几天之内便告失守，王缵绪也只得
跟着部下一道向后“转进”。
只有一支部队是例外。
武汉会战后期，第二十九集团军曾陷入大溃退，及至到后方整训点阅
时，大多已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许国璋旅就从那时开始脱颖而出。
在撤退过程中，许国璋始终保持着对部队的指挥和掌握，虽然全旅伤亡
人数也将近百分之三十，但由于沿途收容了许多脱离原队的散兵，补充
了缺额，使得该旅成为集团军内最完整的建制。
没有平时严明的军纪，良好的纪律教育，
以及带兵官的身先士卒，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许国璋因战功晋升为师长，旅也变成了师。在这场被称为滨湖之战的战
役中，许国璋独守津市，他亲临前线，一面指挥作战，一面严令部队掩
护居民撤退，并规定师部卫生队的担架，必须先抢救负伤居民。
有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自然安心：“许师长都在第一线，我们还怕个
啥。”不少人甚至感动得流泪。
当日军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时，许国璋挥舞马刀，号令全军：“为国捐躯
是军人的本分，今日当决一死战，敢有退后者，我必手刃之！”
滨湖之战结束，王缵绪“其败必然”的预言真的得到了应验：除津市外，
川军所驻守的洞庭湖以西几乎所有要地都先后陷落了。
滨湖各县为第六、第九战区接合部，军事上划归六战区，行政上则属湖
南，一直是第九战区的著名粮仓。一女嫁两夫，薛岳对此一直不大爽，
丢了滨湖之后，他更是气急败坏，大骂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不
力，孙连仲请他接济军粮，他就在电文上批道：“你丢了我的粮仓，我
哪里还有粮给你！”
孙连仲是指挥不力，王缵绪是作战不力，薛岳直接给王缵绪挂去电话，
说：“你那个赵师长，听见日本鬼子来了就跑，据说把帽子都跑丢了，
叫啥话！”
薛岳所说的赵师长是第149师师长赵璧光。王缵绪换了个战区，本想把
心情换成轻舞飞扬，结果却是鸡飞狗跳。羞愤之下，他只得学着王陵基
挥泪斩马谡，把赵璧光等一干责任人员全部撤职审办，第149师也干脆
改为后调师，人枪统统拿去补充了其余各师。
让王缵绪庆幸的是，横山勇在滨湖之战后并没有继续穷追，好歹放了他
一马。
不是横山勇要留下“剩勇”，而是人家有更高的目标，所谓滨湖之役亦不
过是虚晃一枪。紧接着，日军便挥师向西，往宜昌方向猛插，于是有了
石牌战役。
石牌战役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得轰轰烈烈，在抗战史
上可以浓墨重彩地书上一笔，可惜它跟王缵绪基本无关。
有关系的是五个月后的另一场会战，即常德会战，又称常桃会战（常德
至桃源）。
1943年11月2日，横山勇再施虚实结合战术，明攻石牌，暗取常德，当
孙连仲意识到这一点时，留给他部署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孙连仲采取了与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相仿的战术，即以第七十军所
属“虎贲师”守常德，以王缵绪在滨湖至常德这一段进行节节抵抗。
从孙连仲所布阵法来看，王缵绪的角色和使命毫无疑问就相当于杨森，
可惜的是杨森只有一个，第二十军也只有一支。
第二十九集团军开始打得尚可，还从日军手中缴获了三艘机帆船，但随
着日军强渡澧水，防守阵形立刻就被打乱了。
当日军迫近位于桃源的集团军司令部时，王缵绪身边已无守备部队，他
顿时手忙脚乱，赶紧下令往常德两边的山区全线后撤。
都撤到山里面去了，只有许国璋与师部被日军截击于常德附近的陬市，
并陷于三面包围之中。
1943年11月20日，激战一天后，许国璋清点身边官兵，连幕僚在内已不
足两百。
他激励部属说：“我们被三面包围，后面又是深不可测的沅江，既无渡
船，气候又冷，与其当俘虏被侮辱杀害，或落水淹死，不如为国奋战而
死。”
言罢将剩下的人分成两队，他与副师长各领一队，乘夜进行突围。许国
璋手持步枪，冲在前面，途中连中两弹，兵员也所余无几，但仍没有能
突得出去。
许国璋受伤后失血过多，引起昏迷休克，卫士以为他已阵亡，便将其抬
到一座草房里。
正在这时，有两个渔民驾着船从沅江上驶来。他们本已离开，为川军浴
血奋战的情景所感动，又临时返回接送幸存者。
许国璋的“尸体”也被送到一座农家小屋暂放，等待天明启渡。许国璋醒
来后，从卫士嘴里得知军部已全军覆灭，不由失声痛呼：“我是军人，
应该战死沙场，你们准备把我运送到对岸，是害了我呀！”
语毕又昏厥过去。再次醒来时，他乘卫士不备，拔枪自杀。
第二十九集团军提前丧失了屏障作用，虎贲师在常德孤军奋战，可惜整
个战局与长沙会战时已不能相比，最后，虎贲师整整一支主力精锐近乎
耗尽，常德失陷。
虎贲不是盖的，第十一军在常德同样遭遇了空前伤亡，横山勇无心待在
常德，随后便率军撤退。这时第六、第九战区增援部队赶到，王缵绪率
军趁势跃出，随同追击，但战果寥寥，原先丢掉的滨湖地区也一个都没
能抢回来。
从争夺川省主席开始，王缵绪和王陵基这“二王”就成了一对欢喜冤家，
往往其中一个丢了钱包，另一个马上就能捡到皮夹子，王陵基派兵杀
上次浙赣会战派了一个团，如刘新甫所料，未能有多大斩获，这次常桃
会战，薛岳和王陵基都下决心要派出有力部队。王陵基没派第三十四
师，派的是出援总能有所建树，曾在上高会战中一鸣惊人的新十五师。
人们对旅行有这样一种定义，说它是把你从自己活腻的地方移到别人活
腻的地方。新十五师的特性就是对“旅行”情有独钟，有时在家里看上去
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儿，可是一出远门就特别兴奋，活脱脱一个军中“背
包客”。
新十五师星夜兼程，到达预定战场后，出手便来了个拦腰截击。那种杀
气和不羁的眼神，分明是要将对手往活腻的方向赶。
“背包客”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日军被紧追不放，很多抢劫物资也被迫
抛弃。第十五师虽然参加常桃会战的实际时间不到三天，但获得了战区
长官部及友军的一致赞赏。王陵基十分满意，对师长以下的官兵都给予
了奖励。
王陵基笑，王缵绪快哭了。
日军此次进兵，烧杀比以往更加凶狠，桃源县城全部烧光，沿途集镇村
庄也多被焚之一炬。这一带曾是陶渊明笔下的桃源胜地，以往经历的战
争较少，居民不像其他地方那样知道早早闻风而逃，因此死伤惨重。在
常德陬市附近，中国军民的尸体已将道路阻塞。
老百姓亲眼目睹，认为驻于该战区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打得糟糕透顶。在
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当然不可能给王缵绪补充损失，王缵绪又丢掉了川
省主席的职位，也无法再从四川弄到人枪，他的处境，比以前在第五战
区时还要难过。
王缵绪是秀才，秀才能想出秀才的解决办法。
集团军注定保不住了，其中第六十七军军长又因为盗卖军粮被停职查
办，王缵绪便来了个丢卒保帅，壮士断腕。
他把集团军、第六十七军的编制全部砍掉，仅保留第四十四军，裁撤掉
的各师和多余人枪全部并入该军。
王缵绪肯这么自觉地痛下杀手，出蒋介石意料之外，当然没有不批准的
蒋介石也知道王缵绪在第六战区不得人心，所以又调他出任第九战区副
司令长官，第四十四军随同前往。
又搬家了，连搬三次，这一次应该算是最妥帖的。全国各大军区，第九
战区毫无疑问实力最强，傍着这棵大树，王缵绪认为再不会像以前那么
狼狈了。
他自己出川时的那股雄心壮志已灰了大半，所有希望都留给了儿子——
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
丢卒保帅的整个过程，犹如是一次子承父业的交接班。王缵绪在向长官
部报到后，便决定只身返回四川，以便可以腾出位置让儿子放手干事
业。
启程之前，王缵绪去向友人辞行。王缵绪虽来长沙没几天，但前清秀才
的光芒很给他挣了把脸，薛岳的参谋长赵子立闻名敬慕，特地将自己闲
来写的诗词曲文集送给王缵绪，请他指教，由此两人很谈得来，经常在
一起说说知心话。
当王缵绪向赵子立辞行时，赵子立眉头紧皱，心事重重。
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第九战区除派兵参加浙赣、常桃等战役外，本身
并没有大的战役发生，但就在最近一段时间，赵子立通过情报发现，长
江航运突然出现了运输频繁的迹象，湘北日军大量抓捕民工，且禁止中
国人通行。
赵子立作为薛岳的幕僚长，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的计划制定，他判断日
军正在向湘北集中兵力，并且这次集中的兵力，比前三次会战还要大得
多，可能要打通湘桂与越南的交通。
向薛岳报告，薛岳不信，而且态度异常执拗，说：“自第三次长沙会战
以后，敌人不敢再攻长沙了！”
赵子立为此很着急，他请王缵绪回川时务必向蒋介石进行报告，以免耽
误大事。
王缵绪连连点头，一回重庆，他就赶紧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赵子立的推断不错，日军确实在部署一次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战役，名
为“豫湘桂会战”（又称一号作战），其战场从北向南，首先与之相关的
川将是李家钰。
自邓锡侯回川，孙震南下后，李家钰便成了坚持北方抗战的唯一川将，
指挥过的典型战役是著名的“六六之战”。
时间是1939年6月6日，驻扎山西的日军分成九路，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大
扫荡，意在切除中条山这条身边的“盲肠”。
日军对中条山发起过数量频繁的扫荡，“六六之战”是最为激烈的一次。
第四十七军被包围在平陆县以北，日军从两师阵地的接合部插入，直攻
其军部，差点把李家钰的老窝都给端了。
李家钰被迫撤往山中，但昔日二线川军第一名的交椅也不是随便什么人
都可以坐的。他很快还以颜色，趁日军集中力量攻击其一个师的空隙，
派另外一个师猛攻日军侧背，予敌以重创，从而扭转了整个战局。
此后，李家钰又以连为单位，分派六支小部队乘夜绕袭敌后，搅乱了对
方阵脚，使日军天明之后不得不向后溃退。
小李飞刀，例不虚发！
“六六之战”以反扫荡取得胜利而告终，根据伪军“内线”提供的情报，日
军战后召开追悼会，仅收集的骨灰罐就有一千七百余只。
中条山抗战是李家钰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这一战结束不久，他便得以
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仍兼第四十七军军长，并奉调南渡，担任
黄河防务。
中条山是在日军眼皮子底下耍把戏，过的是刀口舔血，成天担惊受怕的
日子，河务就不一样了。第四十七军除偶尔派在八路军中受训过的游击
队北上，渡河对日军进行突袭外，四年之内，就没有打过什么大仗。
对战将而言，这并不是好事。
李家钰变了，以前他是一头冲出去就会撕咬的猎豹，现在开始安于现
状，不求发展，甚至是得过且过。
他像当时很多驻河南的部队一样，同样吃起了空缺。军委会每年要派点
验组，到部队点验部队数目，轮到第四十七军点验时，各部队都不满
额，就采用“走马灯应点法”，互借兵员，凑数应点。
点验大员不是傻子，不可能完全看不出来，但李家钰通过盛筵招待兼厚
礼相送的办法，把点验大员给打发得妥妥帖帖——反正羊毛出在羊身
上，双方皆大欢喜，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种“潜规则”，李家钰早就领会了其中诀窍，只不过以前他多少是被迫
的，为了抗战需要不得不如此，如今跟这些已全不搭界，倒更像是一个
小富即安的土财主在尽量鼓足自个儿腰包。
有一次，一位新闻记者到第四十七军访问，采访一位炊事班长，问他对
抗战的感想如何。
这位炊事班长的话听来很是让人心酸：“要是能给我们发套棉衣就好
每年冬季部队棉衣的补给，都被层层盘剥，到伙夫已经没有了，这些话
都是有感而发。
受访的炊事班长不是别人，就是在中条山抗战时，那位抡起扁担杀敌的
战斗英雄。
冬季无衣，冷的不光是身体，还有一颗颗曾经火热滚烫的心。
除了吃空缺，还有人做得更离谱。第四十七军副军长罗泽洲就利用送壮
丁的方便，私自将鸦片烟运到前线贩卖，结果被人告发，经李家钰出面
说情，才得以保释回川。
想这罗泽洲，当年也是一条好汉，其悍勇直追杨森、李家钰，最后蜕变
到这种样子，实在有些悲哀。
有人终于看不下去了。李家钰的幕僚长魏粤奎足智多谋，在山西作战
时，不但能出奇谋制胜，而且善于协调上下级关系，团结部属，第四十
七军每次失利，都是他协助李家钰收拾残局，重振士气。
魏粤奎主张积极求战，以优势兵力消灭敌军，然后积小胜为大胜，在战
争中获得发展。这是杨森走过的道路，也被证明是成功之道。
可惜李家钰听不进去，他满脑子都是满足现状、求全自保的思想，魏粤
奎的作战建议多遭冷遇。
魏粤奎规谏无效，便离开部队，回了四川。魏粤奎走后，李家钰对之念
念不忘，说：“我身不长貌不扬，然而意志坚定，钱短情长。”
李家钰想的还是情谊，他完全没有领会到幕僚长的良苦用心。
豫湘桂会战开始之前，第一战区长官部其实早就获得了日军要发动攻
势，进兵中原的情报。
1944年3月中旬，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在洛阳召开紧急会议，军长以上
将领尽皆与会。会上，有人出具了庞炳勋的一份密电。
庞炳勋曾是台儿庄会战时的英雄，他久在华北抗战，兵败后走投无路，
被迫投降了日本人，但暗地里仍不断向一战区递送情报。
庞炳勋在密电中说：“敌人已计划四月发动攻势，望早准备。”
日军要进攻河南已经确凿无疑。李家钰发表看法说：“我们的兵力虽然
强大，但在配备上没有重点，而且一切部署都要经过上级决定后才敢行
动，这样遥控部署，就失去了灵活性。”
李家钰建议，与其待敌来攻，不如先发制人，用飞机轰炸北邙山桥头
堡，并继之以佯渡，以进行牵制，这样日军被动，我方主动。
李家钰说了一通，别人也高谈阔论地比划一番，可会议最后还是开成了
一个务虚会，整个部署没有丝毫变更或加强，倒是谈到了军官眷属及笨
重行李、重要文件应该如何迅速向后方转移。
李家钰所提的轰炸桥头堡，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提这建议的当然也
不止他一个。会后，统帅部答应调派飞机，但轰炸之前必须由地面部队
搜集防空情报，可是包括李家钰在内，谁也没做这件事情。所谓轰炸云
云，只能流于清谈。
北邙山桥头堡系日军在黄河铁桥南端占领的阵地，如同中条山之于山西
日军，它同样是第一战区的一块“盲肠”。在这么长时间里，都无法将之
顺利切除，河南各军的临战状态可想而知。
当时一战区的部队分成两部分，任副司令长官的汤恩伯领一部，他这一
部全都是“中央军”，其余部队则全是所谓的地方杂牌，因害怕遭到汤恩
伯的“吞并”，都不肯隶属于汤恩伯，便由蒋鼎文负责节制。
蒋鼎文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在各军中只相当于起一个粘合剂的作用，
就好像南京保卫战时的唐生智一样。换句话说，与会的各位起劲，他才
能起劲，与会的各位不起劲，他也没法起劲。
来开会的这些人其实都不太起劲，提了一堆意见，预设的执行者也并不
是他们自己，而是汤恩伯。
李家钰曾从别人那里听到过一句话，这位兄弟也是个杂牌，而且是个自
认水平一般的杂牌，他说：“要是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如汤恩伯、胡
宗南他们，要钱要武器，不管要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们。如果是有力量
的杂牌队伍，蒋委员长怕他们捣乱，也要给他们一些好处。”
说完这番高论，此人苦笑着看了看李家钰：“只有我们这些人，既非嫡
系，又不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所以办法就很少。”
要放在以前，李家钰注定会一梗脖子，用战绩来说话，或者就像在山西
抗战那会，你不补充，我就甩乌纱帽不干了。可是他现在早已没了这个
心气，因此心有戚戚。
李家钰此后跟部下谈话，动不动就把这番话搬出来，那意思，就是认定
自己是杂牌部队，愿不愿意发钱发武器，那是你的事，我反正是甘心当
配角了。
开完洛阳会议，李家钰没有做什么大的动员，第四十七军也缺乏战前应
有的那种兴奋感和紧张感。
李家钰套用的还是主配角理论，他说：“总之，这个战事，要看汤恩伯
的戏。锣鼓打响后，看他怎样唱。他部队大，办法多，也容易建功。我
们不过是这个戏的配角而已！”
1944年4月18日夜晚，日军在中牟渡河。渡河时，河防哨兵正聚集在哨
所内赌博，连对方何时登陆上岸都不知道，结果来不及抵抗，大部分被
刺刀捅死。
日军在中牟渡河后，集结于黄河西岸。从北邙山过来的日军也随之扩
大，最后汇集一处，朝中方阵地冲杀过来，汤恩伯亦调兵遣将，与之打
成一团。
对于一战区来说，这是出击的最好时机。汤恩伯已经吸引住了日军的注
意力，其他各集团军完全可以乘日军立足未稳，或迂回，或包抄，使背
水一战的日军陷于被动。
实际情况是，李家钰等几个集团军始终坐视观望，看汤恩伯一个人在那
里演戏。李家钰派人给长官部挂了个电话，让上面派飞机来炸桥头堡，
但有关的防空情报还是提供不出，飞机当然也派不出来。
良机与中方擦肩而过，指挥河南会战的冈村宁次却弯腰捡了起来。这位
以儒雅著称的东瀛名将，在武汉会战和随枣会战中曾与汤恩伯有过多次
交锋，深知汤恩伯所部乃第一战区“精锐的中核兵团”，因此战役开始后
第一时间便着手寻找和打击汤恩伯集团军。
在确认汤集团的准确位置后，冈村出动了被称为“虎师团”的战车师团和
骑兵旅团。
这么多坦克和骑兵全从黄河铁桥上开过来。如果第一战区能早一点对黄
河铁桥采取行动，或袭阻破坏，或空军轰炸，绝不致如此。
兵法有云，不知天时地利，不可为将。冈村非常善于按照地形排兵布
阵，要知道，在基本无险可守的平原之上，坦克和战马具有天然优势，
若以集团化形式出现，更可以说是所向披靡。
冈村采取闪电战的突袭方式，利用坦克骑兵，一个晚上便截断了汤集团
的后路。汤恩伯措手不及，他的集团军还未完全部署占领阵地，就陷入
了可怕的慌乱之中。
当日军包围并进攻汤集团时，其他兵团仍然不予支援，眼睁睁地看着汤
集团主力被各个击破，然后败退伏牛山区。
除掉汤恩伯之后，日军立即向战区长官部所在的洛阳实施迂回，坐镇洛
阳的蒋鼎文这才感到震惊，赶紧组织刘勘兵团用以御敌，同时请胡宗南
紧急派兵来援，准备在洛阳与日军决战。
1944年5月7日，为免长官部被包围，蒋鼎文乘坐由洛阳开出的最后一列
火车，撤往新安县。
李家钰的集团军总部在古村，距离新安不远，他即刻赶去新安谒见蒋鼎
文，发现这位战区长官完全成了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住在新安城附近
的一座窑洞里，全天候守着一架电话，自叫自接，调度各军。
长官部的幕僚插不上手，只好对李家钰说：“请司令劝一劝蒋长官，他
太细致了。如果把电话安在我们窑内，最起码也可以帮他接一接电
话。”
人在拼命，命却在笑。蒋鼎文忙到半死不活，形势并没有丝毫好转，日
军很快又从白浪渡口实施强渡。守渡口的是河北民军，乃抗战以来在河
北募集的流亡壮丁及难童，既无正式编制，也没有一定粮饷，哪有多少
战斗力，渡口很快便遭敌突破。
蒋鼎文闻听消息，即派两个师前去堵截，打了一整天也没有能将登陆日
军驱逐出去。
白浪渡口在新安以西，可对新安形成包抄之势。蒋鼎文此时在战略指挥
上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决策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担心新安被围，他又
撤往卢氏，原来准备在洛阳附近与日军决战的各兵团也相继西撤。
随着河防的崩溃，日军仍然在从各个渡口不断包抄而来。
1944年5月11日，李家钰突然接到蒋介石从重庆直接打来的长途电话。
蒋介石在电话中告诉李家钰，新安以东还有许多部队没有撤下来，蒋鼎
文走后，需要李家钰就近照料，也就是再抵挡一下。
紧接着，蒋鼎文通过新安县府发来密码命令，要李家钰抽调主力阻击从
渑池南渡的日军。
李家钰这才蓦然发现，主角早已退场，可活还得有人扛。
友军都在溃退，这个时候军心士气最为重要。李家钰把全军师、团长召
集到古村开会，说：“我们南渡以来，吃了河南老百姓四年的饭，现在
不能见了日本人就跑。否则，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李家钰随后加重语气：“日本人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来
了，我们就同他们打，别的部队怕落在后面挨打，我不怕，我愿殿
后！”
勇气又回到了李家钰身上，他派吴长林团前去迎敌。吴长林团出发前，
李家钰手书一纸：“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渡河日军见吴长林团赶到，抢先占领了云梦山顶。
云梦山不算陡峭，但有一大段斜坡地段，日军把机炮往制高点一架，可
以控制整个战场。
李家钰知道这是一块硬骨头，便把团长吴长林叫到身边。吴长林外
号“吴茬胡”，李家钰对他说：“吴茬胡，平时你常说天不怕地不怕，今
天就要看你表演。你必须拿下云梦山，堵住日军前进，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后撤，否则拿头来见！”
吴长林领命，立即部署仰攻，李家钰则亲临前线督战。
川军以营为单位，实施波浪式进攻，伤亡很大。当他们冲进日军一线阵
地，并展开肉搏战时，一个营仅剩百余人，给日军一个反攻，就不得不
退下山来。
进攻时，吴长林睡在地上，拿着电话大声吼叫，以激励士气。在他的鼓
动下，官兵们啃了两口干巴巴的锅盔（即大饼），又继续向山上猛冲。
相似的场面再次出现，虽然攻入日军阵地，但还是站不住脚。其中一个
连伤亡殆尽，连长左臂负伤，仍与日军军官拼死肉搏，终因受伤力弱，
被一劈两半，场面惨烈之至。
到入暮时分，吴长林团仍未能攻下云梦山，而后续日军却越来越多。
李家钰所说的拿下云梦山，只是为了激励官兵。一天过去，为新安以东
的大部分部队争取到了撤退时间，任务已经完成。
他随即下令给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宗昉，允许吴团后撤。
吴团撤下来后，李宗昉让军需带着现款去慰问受伤官兵，并监发、登记
造册，还再三叮嘱，如果发现有人克扣，一定要记下来，按军纪处分。
发放抚恤金时，有个军需官跑去向李宗昉报告，说钱快发光了。李宗昉
听后大骂：“军部那么多钱，怎么发得完？又不是叫你们掏腰包，你们
心痛什么？去，按规定金额发！”
云梦山一战，吴团战死四百人，受轻重伤的也有五百。有个连长断了一
条腿，拄着根树枝走到李宗昉跟前，哭着对他说：“军长，我不要钱，
我要打日本人。不要看我腿断了，我还可以打仗，死我都要死在战场
上！”
李宗昉连忙安慰他：“好兄弟，不要紧，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后方设
有卫生所和野战医院，你下去好好养伤。”
在确证云梦山难以攻克后，李家钰已与吴团分开，率总部越过新安，这
时他突然得知孙蔚如集团军还在新安以东。
孙蔚如与李家钰曾同在中条山作战，一个是集团军司令，一个是副司
令，李家钰于是又下令给彭什复团，命其占领阵地，掩护孙蔚如集团军
安全通过。
战局继续恶化。
1944年5月13日，李家钰总部与第四十七军的电话联系忽然中断。第四
十七军军部原在新安，说明日军可能已占领了那里。
李家钰不敢停留，急忙继续往西南后撤。
豫西局面十分糟糕。陈诚后来在主持总结河南会战的败因会议时，归纳
了“四不和”，第一项便是军政不和。
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河南军政当局是个完全失败的班子，他们平
时互相攻讦，互不买账，甚至日军那边已经发动进攻，地方上还是置大
局于不顾，不仅不能主动站起来协助军队作战，反而处处掣肘，成了军
队崩溃的催化剂。
军政不和又影响到军民不和，这一情况就集中地反映在豫西。
豫西民风彪悍，有尚武好斗的传统，各个村寨皆人自为战，俨然是一座
座小的独立王国。他们对中日两军不分亲疏，一律抗拒，尤其是中国军
队在向豫西后退时，由于缺乏兵站补给，一些军队触犯军纪，更与当地
百姓形成尖锐对立。
进入豫西山地之后，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还是货物辎重，
在所必取，就是高射炮、无线电台，亦不放过，甚至发展到围击部队，
枪杀官兵。
汤恩伯先被“洗劫”了一把，连电台都被地方民团抢去，经县长出面交
涉，才予发还。接着又轮到地方集团军，李家钰先遣的部分行李也被抢
夺一空，这大大加剧了撤退的困难。
1944年5月15日，第四十七军主力部队追赶上来，与总部会合，其中彭
什复已经阵亡，吴长林团也伤痕累累，成为名副其实的残部。
天下着雨，部队淋成了落汤鸡。李家钰站在麦地旁，默默地收容部属。
他对官兵们说：“兄弟们，我们在云梦山打了一场硬仗，如果我们不打
那一仗，恐怕一战区所有部队都得当日军的俘虏，所以吴团的牺牲，是
有代价的。”
日军仍在身后紧追，李家钰命令主力部队占领阵地，就地掩护各友军后
撤。他亲自留下来进行部署，包括阵地应建在何方，机炮如何架设，掩
体怎样挖掘，都一一指点。
宝刀已钝，但李家钰仍不失大将风度，举手投足间，依稀可见当年临危
不乱、沉着善战的风貌。
参谋长张仲雷率总部先行，走到一处叫菜园的地方，迎面有一山挡路，
山上人声枪声鼎沸，有很多人朝下面喊道：“到这边来干事吧，如果不
愿意，那就把枪放下，我们放你们过去。”
换成古代，这番话的意思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欲从山前过，
留下买路财。
遇到山贼了！
这其实是流窜豫西的一股伪军，乘着第一战区溃退，跑出来招纳人马，
收缴枪支，扩充自己的势力。
在幕僚长这个位置上，张仲雷远不及他的前任魏粤奎，一时间应变无
策，惊惶不已。总部人员全都钻到一座壕沟内，只能坐以待毙。
有胆子大一些的，就让直属特务连先占领高地警戒，等待李家钰前来定
山上伪军不知虚实，也不敢轻举妄动，两边就这么僵持着。
一个时辰后，李家钰完成部署，坐滑竿赶到。问明情况后，他面带微笑
地说了一句：“这点小问题有什么不好解决的。”
特务连全部枪上刺刀，往山上扑去——你们不是要缴枪吗，我们连枪带
刺刀一块奉送。
山贼，草寇耳，哪里禁得起这种场面，胡乱放了阵枪，便作了鸟兽散。
李家钰前后清道。除孙蔚如尚落在后面外，他和刘勘、胡伯翰等所率的
各集团军，都涌入了一座名叫宅延的山村。
此时军队数量仍相当之多，把村子里各个角落都挤得满满当当，有的部
队插不进去，只好到村外田野露宿。
将领们聚在一起，开了个临时会议，均认为这么多部队挤在一路，争先
恐后，一旦遇到敌军，哪怕是小股部队，都会进退无方，应该选一个人
出来进行临时指挥。
与会者公推李家钰领衔。李家钰豪气顿生，承诺率军殿后，以免走时彼
此发生混乱和拥挤。
各军与蒋鼎文已失去联系，走当然要继续走，但怎么走，往哪里走，都
还是一头雾水。于是李家钰又领着众人一道确定撤退路径。
刘勘表态要率部去卢氏找蒋鼎文，愿意傍南行军，胡伯翰是所属集团军
的副司令，总司令为高树勋，他要去找高树勋。
高树勋集团军除了河北民军外，只有胡伯翰一个军，因此胡伯翰
说：“别人的总司令都是抬着走，我家的总司令得背着走，他只有这么
一点资本呀！要是我不早点回去，他睡觉都不安神，会疑心我要拖走他
的队伍呢。”
高树勋的集团军总部在北边，于是胡伯翰选了傍北走。
一南一北选完，中间的路留给了李家钰。有了这样的分工，第二天撤退
就顺畅许多了，三军分道扬镳，各奔其所。
在豫西山地，沿途村民坚壁清野，有钱也买不到一粒米，又逢天雨泥
泞，川军官兵食不果腹，跌倒摔跤的不少，人和枪炮均满身泥糊，艰苦
之状，难以言表。
自出川抗战以来，李家钰曾多次遭逢挫败，然而以这次最为狼狈。他在
与官兵谈话时忍不住痛哭流涕：“我李家钰一生身经百战，未有丢盔弃
甲之惨状，今后有何面目见蜀中父老？”
尽管人困马乏，川军仍坚忍行军，沿途无一落后者。宅延分手后的第四
天，有人给李家钰送来一份情报，情报的提供者是高树勋。
据高树勋说，日军一部已在陕县渡河。
陕县就在李家钰的前方，李家钰接信后没有犹豫，仍下令按照既定路线
前行。
1944年5月20日，李家钰到达沟南村。沟南是一座真正的山村，民居并
非平地建起，全是依山坡筑成的三四层窑洞，可是川军却有一种归家的
李家钰曾在陕县担任河防，民意基础不错，连沟南村都有与李家钰熟识
的村民，征购粮食要比其他地方容易得多，这也是李家钰虽然接到情
报，但并没有马上对路线进行更改的主要原因。
当然疑虑还是有，高树勋就在陕县附近，李家钰已派参谋前去联络，进
一步打探消息。
在李家钰离开沟南时，参谋快马返回。高树勋通过参谋告诉李家钰，日
军不仅在陕县渡河，而且已由百余人增加到千余人，刻下正在与他激
要说日军渡河，李家钰可能会信，敌情突然严重到这种程度，李家钰不
信。特别是宅延会议时，胡伯翰那番得要背着高树勋走路的话，让李家
钰都怀疑高树勋是否有那个能力和胆量，敢跟千余日军激战。
李家钰对部下说：“高健候（高树勋的字）这封信恐怕不准确，因为敌
人绝不可能如此迅速。我看，他们这样说，是为将来好报功。”
李家钰传令下去，连日行军，官兵疲劳至极，要好好休息整顿，“连着
吃两顿饱饭再走！”
不幸的是，高树勋并没有说谎。他激战不是要去报功，而是渡河日军太
多，追得太急，不战一下的话，根本脱身不得。
李家钰的轻敌，让他和川军陷入了一个更大的困境。
1944年5月21日，李家钰得到最新情报，高树勋败退，日军距他的驻营
地仅有十里之遥。
李家钰猛醒过来，决定提前开拔，其行军序列为抬轿式，即作战部队前
后护驾，李家钰率总部居中。
日军从北而来，自然要往南撤，但行不多远，日军射来数发炮弹，正打
在南行的路上。李家钰一看，又临时改变路线，将向南改为向西。
参谋长张仲雷觉得不妥，追问为什么不继续往南走，李家钰回道：“没
得路嘛！”
修改路径没有问题，问题是修改之后，既未立即飞告前卫部队，也没有
派出新的前卫搜索前进，“轿子”直挺挺地就往西面去了，所有机关人
员、军官家属、大小行李都在里面，一路浩浩荡荡，而直接担任护卫的
仅一个直属特务连。
事后李家钰的一些部下幕僚感到疑惑不解，不明白这位拥有数十年征战
经验的大将，怎么会走出如此昏着。
心里一乱，动作必然走样，也许只有用命中注定来解释了。
越过一座山坡，参谋长回头南望，发现南面山头上有一支部队，队形密
集，且全部穿着草黄色军装。
他扭转头问李家钰：“怎么，这山头上有密集部队？”
李家钰随口回答：“是蕴长的队伍。”
蕴长是李家钰的弟弟李家英的字，也就是先发的前卫部队指挥官。参谋
长颇为不解：“蕴长在行军，为什么队形如此密集？恐怕不对吧。”
他向卫士要来望远镜，说：“总司令，我们看看再走。”
李家钰很不耐烦，气冲冲地说：“不要看，不要看，凭命！”
幕僚长不得力，让事事不顺的李家钰时有孤掌难鸣之感，尤其当他想起
魏粤奎的时候，对张仲雷更是有些没好气：你的胆子也太小了，一伙山
贼都可以让你哆嗦，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上一上刺刀便可以把他们全吓
跑。
然而李家钰错了。日军不是伪军山贼那样的乌合之众，这时候，谨慎一
点绝没错。
对面山头上的，并不是李家英部，而是高钟勋的集团军，他们在山顶上
占领了阵地，准备等日军追上来时，好好地揍它一顿再走。如果李家钰
能主动上去联系一下，就能从中得到掩护。可惜他不听张仲雷的规劝，
一头撞进了罗网。
走了一会，远离了高钟勋部队，总部背后突然响起枪声，不过这显然是
追敌，有主力部队殿后，李家钰并不担心，只是紧接着前面也响起了浓
密的机枪声，表明一前一后都出现了敌情。
总部前面连一个兵都没有，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李家钰立即从警卫连调出一个尖兵班，并且告诉他们，遇到日军不要使
用手枪，因为一般野战部队很少配备大量手枪，这样会暴露目标，让日
军发现这是集团军总部。
李家钰不知道的是，日军早就盯上了他，不过跟手枪没关系。
日军情报周详，掌握中方高级指挥官的很多特征。李家钰个子矮小，身
着黄呢将军服，脚蹬长统马靴，又坐着滑竿，想不暴露都很难，哪里用
得着开手枪。
李家钰自己蒙在鼓里，不知化妆，包括张仲雷这些随行人员在内，也不
进行提醒，真是大家都在死神面前“凭命”了。
又走了一段路，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众人放下心来。于是找了个老者做
向导，着手攀爬秦家坡。
李家钰已从特务连增添了一个尖兵排上来，并由总部的一位上校参谋担
任尖兵排长。按照尖兵部队的一般规则，尖兵班应在尖兵排之前，并且
分开搜索前进，但这位上校参谋缺乏相关经验，只凭个人之勇，拿着地
图，带着尖兵们一路往前，竟忽略了必要的搜索环节。
上坡时，山腰上有几个当地老乡在喊：“你们是哪支部队的？你们来不
得，上面已经有敌人了。”
李家钰一行并不在意，仍一股劲地往上爬，队伍中甚至还有人说这是老
百姓怕军队要粮食，所以拿敌人来吓唬我们。
总部爬上一座山坪，即发现右面麦地里有人在移动，且听到有枪声，而
这时尖兵已经通过。张仲雷吩咐随行的一名谍报兵，让他侦察一下，看
移动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是老百姓，还是日本人。
谍报兵跑去一看，全是戴钢盔的日本兵，服装整齐，且做着很好的伪
装，每个人头上都插着麦子，看到他出现后，嘴里“啊啊”地乱叫。
谍报兵不看则可，一看大吃一惊，急忙跑回来报告。
李家钰这才知道大事不好，从滑竿上跳下后，一面指挥少数武装人员分
两路抢占阵地进行掩护，一面示意大家下山，自己也甩步疾走。李家钰
走路很快，张仲雷落在后面，卫士催促他快点走，张仲雷急了：“都已
经看见钢盔了，还跑得脱么？你们走得快，就快些走，不要等我！”
没走多远，歪把子机枪的声音就响了起来。此前，日军早就在秦家坡设
下了埋伏，之所以把尖兵排放过，是为了捕捉后面的大鱼。
总部是一支毫无战斗力的杂乱队伍，以无任何实战经验的机关和勤杂人
员为主，而且多数徒手，遭到伏击后，立刻惊恐万状，各自向后奔逃。
秦家坡上，子弹如雨，炮弹、手榴弹的声音撕心裂肺，响彻山谷，山下
道路也被日军机枪所封锁，逃生已无路，人们纷纷倒毙在血泊之中。
李家钰的目标无疑最为显著。日军伏兵里面有专打指挥官的狙击手，一
枪便击中了李家钰的肩膀。李家钰忍痛坐在地上，掏出钢笔和日记本，
准备写下一纸命令，让后卫部队跑步赶上迎敌，但狙击手紧接着又发一
枪，正中李家钰的头部，李家钰唉呀一声倒在地上。
李家钰阵亡之后，总部武装人员才得以抢占阵地，但他们没有重武器，
随身仅扛了一架俄式机枪。又因枪弹不在一处，这架机枪还无法发射，
只有靠几把步枪勉强还击，加上高地裸露，很快便伤亡殆尽。最后除去
被俘者，整个总部遭到全歼，上至集团军总司令，下至士兵，仅生还两
在总部之后的第四十七军特务营同样踏进了伏击圈。参加伏击的日军很
多穿着便衣，营长以为是与河北民军发生了误会，还用棍子挑起雨衣，
向日军喊话，说不要弄错了。
话音刚落，一排机枪子弹就扫了过来，他被当场打断双腿，及时滚下高
地后才得以幸免。
李宗昉督军后行，此时也已经上山，前面浓密的枪炮声起初让他不知所
以，一旦弄清状况，赶紧组织反击，但是攻不过去，在山上又无法立
足，只得退下来，先占住一道山梁再说。
那是一个死角地带，可以固守。李宗昉再次率部向秦家坡冲击，日军居
高临下，早就以机枪组成火力交叉网，把道路给完全封锁住了，即便使
用人海战术也无法奏效。
李宗昉听幸存者说，李家钰已经受伤倒地，更加着急。在多次反击失败
的情况下，悬重赏组织了一个五人敢死队。
入夜之后，敢死队以夜色为掩护，爬上秦家坡，把尸体抬了回来。
检验尸体，李家钰不仅肩部和头部中枪，其他地方也布满枪眼，连左脚
掌上都有七个机枪弹孔，说明李家钰被打死后，还遭到了机枪的疯狂连
射。
撤离战场后，李宗昉宣布了李家钰阵亡的消息。得知这一噩耗，第四十
七军官兵无不失声痛哭，尤其是那些从四川内战起，就追随李家钰一路
南征北战的老兵，更是哭得死去活来。
李家钰是中方在河南会战中战死的最高级别将领，这一战日军由豫中攻
到豫西，如入无人之境，日军的长驱直入和河南各军的大溃退形成了触
目惊心的对照。战后，蒋鼎文被撤职，汤恩伯亦受撤职留任的处分。
置之死地而后生
骆湘浦：第三十四师主力团团长。他处事机警，曾获得日军要发动第四
次长沙会战的绝密情报，在指挥作战时也很果断，第三十四师的战果主
要为他的部队所取得。
赵子立：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中央陆军大学第十四期。长期任
薛岳的幕僚，参与制定前三次长沙会战计划，并因此曾受到薛岳的赏
识，除升任参谋长外，还获颁三等云麾勋章。
王泽浚：号润泉，生于四川省西充县。他是王缵绪的第二个儿子。时任
第四十四军军长。
陈德邵：生于四川省酉阳县。时任第三九九团团长。他虽然是行伍出
身，但胆大心细，在战场上能够见微知著，善于发现并牢牢抓住战机。
方先觉：生于安徽省宿县。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曾在第三次
长沙会战中建立功勋。长衡会战时任第十军军长。
河南会战只是豫湘桂战役的第一阶段，更大规模的攻击还在后面，而且
重点就在长沙至衡阳一线，包括薛岳的参谋长赵子立在内的一些人都已
经看出了端倪，唯有薛岳本人不当回事。
从第九战区以往的经验来看，眼下确实不是一个打大仗的季节。
三次长沙会战，全是在秋冬之交。这是因为那时候稻子已经收割，水田
干涸，湘北平原成了一望无际的荒野，没有隐蔽，毫无遮挡，更适合于
步骑兵大踏步开进。
时值五月，水稻刚刚插过秧，幼苗尚未扎根。若从稻田通过，行军之难
可想而知，所以说就算是打仗，也得隔好几个月才会展开。总而言之，
从通常的规律来看，这绝对不是日军发动攻势的最佳时段。
早在浙赣会战时，刘新甫推断日军不会在初夏时节进攻长沙，这是依据
之一。当时薛岳倒是以为会爆发第四次长沙会战，为此还做了准备，结
果是虚惊一场。
狼来了的故事听久了，一定会让人神经麻痹，何况这个故事已经重复了
两年，听者耳朵里都生老茧了。
狼的身影仍在不断出现，杨森很快也搜集到情报，证实武汉第十一军确
实有所动作。
在湘鄂边境的蒲圻车站，谍报人员发现，日军正大量集中，铁路两旁，
军火粮草堆积如山。同时第二十军侦察到，日军新近在前线增设了许多
小型电台。
杨森把杨汉域及其他幕僚召集一处，经过研判，都认为日军无事不登三
宝殿，有进犯长沙的模样，因此不断将相关情报送往战区长官部。
杨汉域因公到长沙，又受托专门向薛岳面陈。薛岳不能像对待自己的参
谋长那样随便打发，便给杨汉域作了一番分析。
除了现在正是雨季，湖南的稻田、堰塘都蓄满了水，地形不利于大兵团
作战外，薛岳的另一个依据是，自从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军在中国和
太平洋地区需同时用兵，兵力必然分散，而海空军力量又十分薄弱，无
力南侵。
事实上，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依据。薛岳对日本人鱼死网破的决心还是
雾里看花。他不知道，为了发起一号作战，日本动员兵力达到五十一
万，在日本陆军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史无前例。日俄战争时期，有一
个著名的奉天会战，那一战日军也是倾其所有，但与一号作战相比，兵
员数量上仍是望尘莫及。
杨汉域前脚刚走，王陵基又派人送来情报，这次更为详尽具体。
第三十四师有一个骆湘浦团，负责守备赣鄂交界，与鄂南的日军相对
峙。团长骆湘浦经常派员深入敌后，侦察敌情，他也侦知了鄂南日军征
集民夫、运屯粮弹的情况。
为进一步摸清真相，骆湘浦特地派谍报员乔装小贩，揣着他的亲笔信潜
赴武昌，密访伪武昌县长刘立藩。
骆、刘同为日本士官生，骆是学长。王陵基在组建第三十集团军时，骆
湘浦是总部军官大队大队长，刘立藩则是总部侍从副官，两人混得很
熟。后来一起参加武汉会战，刘立藩请假到武汉去探亲，但直到武汉沦
陷仍未销假，实际上已误入歧途。
谍报员见到刘立藩后，递上骆湘浦的亲笔信，骆湘浦在信中以朋友的身
份规劝他：德意日败局已定，为个人前途着想，应该立功补过，犹未为
晚。
刘立藩读信后，很受触动，当即感谢骆湘浦的忠告，并在回信中附上一
张武汉地图，上面详细标明了日伪机关、军营、仓库、飞机场所在地，
以便中国军队派飞机轰炸，或派游击队袭击。
刘立藩证实，日军在武汉大量征集民工，近期南犯之势已成。除此之
外，他还提供了一个有关日军南犯时将进行战术调整的重要线索。
这些情况与后来发生的事实完全吻合。抗战胜利后，刘立藩被武昌法院
拘捕，本应以汉奸罪处以重刑，由于王陵基及时去函证明他有立功表
现，遂减为三年有期徒刑。
王陵基第一时间便将刘立藩获得的情报上报，可惜的是，同样未能引起
薛岳的重视。
薛岳不作为，但是挡不住前线关于日军要进犯的情报一天天增多，风声
也越来越紧，杨森发现，第十一军中竟然出现了关东军的番号，这是一
个极不寻常的信号，说明日军此次调集兵力之多，也间接显示了未来战
役的规模，而此时第二十军在力量上却有所削弱。
自从第二十军担负防守新墙河的责任之后，便有了防线过长，兵力不敷
分配的困扰。此前，第九战区曾拨来一个暂编师，但这支暂编师系游击
队编成，不光武器陈旧，兵员不足，纪律也很松散。士兵又全都是平江
人，平时携枪回家，发饷时才返回军营领饷。师长更好，索性住在长沙
办事处打牌吃喝，平时经常不在部队，所以根本谈不上训练，战斗力极
差。
有这样的部队在身边，不仅起不到作用，还可能拖后腿。军长杨汉域报
请长官部更换，薛岳将暂编师调长沙附近整训，代之以新编第20师。
事有不凑巧，军委会的新规定接踵而至——凡三个师的军须抽调一个师
回川接收新兵，第二十军正在此列。
说是抽一个师，当然不用全师都去，只需军官和少数士兵即可，其余兵
员可用以补充另外两个师。杨森为了团结新20师，便暂时撤去第134师
编制，将留下的兵员缩编为两个团，分别补充新20师和由军部直接掌
这样在编制上，第二十军仅剩下两个师外加一个辎重兵团，杨森将原本
派到敌后打游击的部队也临时撤回，以加强防御。
将官方面，同样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地震。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夏炯又去找了薛岳，而薛岳的处事方法也未有半点
改进，事先不与杨森商量，就给蒋介石发去电报，保夏炯升任第二十军
军长，原军长杨汉域则调升到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任副总司令。
杨森听到风声后，急电让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到军政部进行查询，果然确
有其事，委任状刚刚才办好，只是尚未发出。
作为第二十军的“家长”，杨森当然不容许有人破坏“家规”，搅乱秩序，
于是赶紧和军政部长何应钦商量，将委任状予以搁置不予发表。
这件事过后不久，第二十军内部发生了一件事：夏炯私自派工兵连长将
泊罗江上的粤汉铁路桥梁撤除，卖给了桂林厂商。
杨森正为夏炯两次玩阴招谋夺军职而窝火，当下查处后上报蒋介石，请
予撤职。
夏炯是薛岳未来用以更好地控制第二十军的重要人选，将夏炯打入冷
宫，等于是间接地扇了薛岳一巴掌，也由此加深了薛岳和杨森之间的矛
盾。
1944年5月27日，横山勇指挥第十一军汹涌南下。
选择这一天出击，日军志在必夺。往前倒溯三十多年，1905年的5月27
日，东乡平八郎麾下的日本海军击败了俄国舰队，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
一举奠定胜局，以此开启了日本国运。在日本人的皇历中，它绝对是个
大吉大利的数字。
三次会战，选的都是秋冬之际，然而三次都收效甚微，这使横山勇总结
出，秋冬无所谓，也不是一上来就非得坦克大炮加骑兵不可，足够数量
的步兵师团同样能达到目的，关键是要对症下药。
症结就是杨森的第二十军。
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每次进攻长沙，第二十军总是能给予日军相当大的
打击，尤其是后两次会战，日军吃的苦头最多，这次要想取胜，必须先
除去这块绊脚石。
日军渡过新墙河后，第二十军即以不变应万变，利用既有据点和阵地进
行抵抗，逐次对其进行杀伤、消耗和迟滞。
与河南会战时的军民不和不同，在地方政府的安排下，湘北民众进行了
很彻底的坚壁清野，他们挖毁公路，破坏桥梁，埋藏粮食，然后离村疏
散。
参与作战的日军部队中，第3、第40师团都经历过第三次长沙会战，眼
前的景象与当时搜遍村村寨寨、只能找出两只甘薯充饥的惨状何其相
似。
日军在湘北感受到了浓烈的抗日气氛，历次会战中的尴尬正扑面而来。
不过横山勇对此早有预料，而且已备下了“药方”，这就是刘立藩曾经提
供的那最后一条重要线索。
第十一军拥有多达8个师团的庞大兵力，可谓要罗刹有罗刹，要妖精有
妖精，这使横山勇的排兵布阵变得游刃有余。
与历次会战中的孤军深入，径直往长沙推进不同，此次横山勇采取了广
阔正面进攻的战术，他将众多二线师团部署于中央，实施纵深推进，战
斗力最强的两个骨干师团，第3、第13师团则被部署在外侧。
他摆出的新阵势自有其独到之处：二线师团形成纵深后，立即进行钳形
交叉攻势，即对每一个地区，都穿梭般地来回攻袭，尽力缩小第二十军
的活动范围和空间。
薛岳既不相信第四次长沙会战会爆发，当然也就不会去认真对待和研究
这条宝贵的线索，然而它正是横山勇用来打垮薛岳和杨森的一大法宝。
新20师据守新墙河第一线，这毕竟是一支新老混杂的部队，在日军强大
兵力的攻击下，率先支持不住，节节溃退，只得由第133师对之进行临
时收容，两师合二为一。
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起初还没有估计到敌情如此严重，只感到仗越来越
难打，其灵活快捷的特点也受到很大限制，当下决定采用压轴的最后一
招：往平江收缩。
尚未来得及抽身调头，日军突然迂回到师部所在的关王桥附近。幸亏担
任警戒的搜索连及时发现后迎头痛击，这才使得指挥系统没被端掉。
第二十军沿着撤退路线，分别占领要点，阻击后再逐步后撤，因此撤得
有条不紊。不过当接近平江时，还是被吓了一大跳。
这里的日本兵同样到处都是，并不比新墙河以南的主阵场少，军部直属
的辎重兵团正被一股日军缠住，脱身不得。
第二十军抢先以主力占据附近高山，将这股日军压迫在山谷内进行攻
击，激战至晚，终于成功将辎重兵团解救出来，并抓住了几名日军探
对探子的审讯结果，让众人不寒而栗——第二十军已经陷入了日军的包
围圈！
横山勇显然认真研究过第二十军的作战特点。他发现第二十军的活动规
律是，会先守新墙河，再守关王桥，最后退至平江，并随时保持侧击姿
态。
他之所以要将骨干师团列于外侧，就是要压制第二十军的侧击，使之在
平江无法立足，同时趁势进行包围。
在第二十军身后，是从新墙河追来的第68师团，前面，是从平江东面抄
来的第3师团，两个师团一东一西拉网，南面的汩罗江北岸还停留着一
个师团，专门负责从南向北兜底。
如果不是东西之间隔着数十里的山地，如果不是第二十军撤退中的队列
始终保持不乱，这个网早已可以将其完全罩住。
根据探子的交代，日军正在前往长寿街的方向抢修公路，以加固包围
圈，说明那里仍有隙可钻。
经过商议，第二十军决定分成三个纵队，从傍晚开始突围。当越过公路
时，恰与日军车队遭遇，第二十军便捎带着拿它当了下酒菜，共烧毁敌
汽车三辆，缴获了许多战利品。
日军增援部队闻讯赶到，随即发起攻击，结果虽然大部队越过了公路，
但第133师搜索连和野战医院被截在了后面。
第二十军各部向来都具有极其顽强的求生能力，到了第二天晚上，在搜
索连的掩护下，野战医院的伤病员们也得以转危为安。
可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跳出的只是第一层包围。
在平江以东，还有第13师团，其攻击目的地为长寿街，这相当于构成了
第二层包围圈。
一旦长寿街被日军完全控制，就意味着幕阜山区的大门将向第二十军提
前关闭，全军被包围后只有覆灭一途。
在第二十军陷于第一层包围的同时，第13师团已按联队分成左中右三
路，向长寿街齐头并进。
危急时刻，王陵基挺身而出，倾全力对日军进行侧击。他的第一反应倒
不是为了接应第二十军，而是阻止日军南下，消除对长沙的威胁。
在王陵基的指挥下，所属新13、新15师在长寿街一带层层抵抗，加上天
降大雨，使得第13师团的中路联队落到了其他两路的后面，进攻序列再
也无法维持平行状态。
第13师团长见状，把中路联队长一顿臭骂。
这哥们儿被骂急了，鼓起余勇，拼着命往前冲。
转眼杀到南楼岭，按照日本人的一般作战程序，先要进行侦察，再实施
攻击，但因为着急赶路，联队长连这个也免了，第一时间便命令山炮兵
进行轰击：叫你挡着我，这回非得让你们五步之内没有芳草，十步之内
立马消停不行。
山炮打得欢畅，山头上的“中国兵”被炸死炸伤不少。最后冲上去一看，
傻眼了，全是自己人。
原来左路联军进展较快，在与新十五师激战后，已提前占领了南楼岭，
可还没顾得上庆祝，便被中路联队轰了个稀里哗啦。
第13师团未能提前控制住长寿街，给第二十军带来了生机，但他们显然
也无法再停留在长寿街，只能继续撤往东面山区。这时他们才知道，总
部和军部都曾遭第3师团围攻，平江已经失陷。
在前两次长沙会战中，第二十军都是消耗日军后再转移到平江以东，然
后借机进行侧击，这成为薛岳在三次会战中的定海神针，现在的情况完
全变了。
换句话说，横山勇消灭第二十军的计划虽然落空，然而他还是最大程度
地解除了后防上的障碍和威胁，可以心无旁骛地进攻长沙了。
即便日军大兵压境，薛岳还固执地要复制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的那个“天
”。
参谋长赵子立婉言相劝，认为日军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吃了亏后，必然要
思考对策，若再在长沙用“死架子”打人，将难以取胜。
赵子立建议，应且战且退，让日军往长沙以南再深入一段，将其战线拉
长。这是一个拉橡皮带的原理：拉得越长，带子必然越薄弱，超过极
限，就要绷折。与此同时，守军可以争取到更为宽裕的时间和兵力，到
时战必有成。
薛岳根本听不进去。
不仅幕僚长有不同意见，薛岳的上司白崇禧也主张放弃长沙，固守衡
阳，在湘桂或广西境内与日军决战。
薛岳不仅不听，还发了火。
在日军将帅中，虽然因个人性格和各自思考角度不同，决策中也时有争
吵，可主要还是就战言战，中国国情不一样，于是这种争论往往都会超
越军事的范畴，回到最让人头疼的派系内争上去。
白崇禧属于桂系，薛岳属于粤系，而且两人素不相能，薛岳也从不把白
崇禧这个上司当上司。
白崇禧给薛岳打电话，薛岳怒容满面，放下电话嘴里还骂骂咧咧；“丢
他妈！我就不去给广西看大门，不在湖南打，把部队都拉到广西——他
家里去，可恶！”
第四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赵子立去谒见白崇禧，白崇禧不等赵子立说
完，就用手一敲桌子插言说：“当时我就很反对在长沙决战，荒谬，荒
谬！你知道，薛伯龄（薛岳的字）是不听我的话，委员长当时也没个一
定的主意。”
都说蒋介石喜欢插手前线军务，但前线打好了，他也犯不着老去指手画
脚，尤其是对薛岳这样经验极其丰富，个性又极强的大将。事实上，四
次长沙会战，蒋介石都全权交给薛岳指挥，除了要兵给兵，要将给将
外，基本未有太多干涉。
对战将的使用，很多时候只有事后才知道对不对，“小诸葛”白崇禧言之
凿凿，可是抗战中经他手指挥而能大获全胜的战例，实在是太少了，你
说老蒋究竟是该信白崇禧还是信薛岳？
赵子立不过是薛岳帐中一幕僚，他让王缵绪给蒋介石带话，说“薛岳要
误事”的报告，当然更不可能起到太大作用。
1944年6月上旬，除第二十军被隔断于山区，一时无法南返外，王陵基
等部都已应召云集于长沙周围，薛岳仍旧要用“死架子”打人，以力保长
沙。
薛岳不知变化，横山勇却已经上上下下将对手研究了个透。
战略意义上，第九战区可被一切三段，为前进阵地、主阵地和核心阵
地，横山勇将它们分别比喻成“厚皮地带”、“果肉地带”和“核心地带”。
在三段阵地上，薛岳安排的兵力呈梯形状上升，即由弱到强，横山勇由
此也拟定出了不同的战术。
“厚皮地带”的范围从汩罗江北岸到浏阳河一线。薛岳调动的兵力较少，
主力为王缵绪的公子王泽浚所领衔的第四十四军。
在这一地带，横山勇使用的战术是局部歼灭战，你弱我就一点点把你吃
打歼灭战，横山勇的前提是对方会死守到底，孰不知王泽浚哪里会死守
到底，老爸就留下这么点产业，一下子挥霍掉，那不是败家子么？
王泽浚守不住就走，各要点先后为敌所破，日军如愿攻陷浏阳，到
了“果肉地带”，渌江以北的萍乡。
薛岳的防守兵力逐渐增多，在阵地构筑、指挥体系、后勤供应等方面也
趋向于完备，也就是说盾牌骤然加厚，其中参与守卫萍乡的，是第三十
集团军所属第34师。
第三十四师如今已成为王陵基麾下的绝对主力。军委会曾组织过一次全
国陆军总校阅，校阅组在讲评中，对第34师给予很高评价，特将其由乙
种师升为了甲种师。
编制升级，待遇也跟着水涨船高。第34师不仅增加兵员，还换发部分武
器，装备了美制报话机，师增加了特种部队，包括迫击炮营、战防炮
连、防毒连等。
对第三十集团军而言，这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从师到军再到整个集团
军，都大受鼓舞，求战的热情非常之高。
1944年6月10日，第34师奉命向萍乡开拔，以阻击日军。作为前卫的骆
湘浦团率先赶到萍乡县城附近，日军也正好拍马赶到，尖兵连与之遭遇
后，双方立即交火。
团长骆湘浦登上高地观察，发现交火区域地形不佳，没有争夺的价值，
便决定以尖兵连为掩护，在大道两侧的南北高地建立阵地。
大部队刚刚展开，日军即动用山炮对高地进行射击，山炮射程一度延伸
到了团指挥所。随着炮弹纷纷落下，骆湘浦身边的副官当场被炸得血肉
横飞。
骆湘浦判断这是日军发起全线进攻的先兆，果然前线的枪炮声十分激
烈。一个小时后，守军顶住了敌人的进攻。
能顶住就是好样的。第34师师部进驻萍乡，将另一个团推往前线，在骆
湘浦团右侧占据高地，计划转守为攻。
三军士气高昂，身在一线的骆湘浦也摩拳擦掌，但是战局突然发生了一
百八十度的大反转。
你盾坚了，对手的矛也会利。横山勇在主阵地使用的是大兵团急袭战
术，来势既猛又快。薛岳将滇军第五十八军拨归王陵基指挥，旨在助其
一臂之力，不料第五十八军战斗不利后害怕被歼，急急向后撤退，日军
乘隙而入，让第34师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
第34师毫无防备，一时秩序大乱，师部在退出萍乡城时，都没顾得上给
前线的骆湘浦下达指示。
在前后受敌的困境下，骆湘浦自行率部突围，追上师部后，又奉命担任
后卫。
日军紧随而至，骆湘浦选择了一处叫梨树坳的山头作为防御阵地。
梨树坳山不高，坳口两侧荆棘丛生，这样的地形，敌我双方均难以发挥
火力，相对而言，对川军还更有利一些。
骆湘浦指挥重机枪连对准坳口正面，两侧荆棘区则埋伏了密集的步兵，
他预计日军为避免伤亡，一定会想办法穿越荆棘。
喝酒不吃菜，各人有所爱。川军擅长的是攀藤过溪以及在山上躲猫猫。
日军则是劈刺术厉害，若是空旷地带后玩拼刺，几个人往往都拼不过他
一个，因此骆湘浦要求绝不能让日军顺利穿过荆棘。
不出所料，日军从正面进不来，真的派出一股兵来钻荆棘了。
荆棘有刺，只能伏在地上爬行，川军乘机冲入，以多打少，把这股敌兵
刺得七零八落，狼狈而逃。
梨树坳是个小型阻击战，第34师所取得的有形成果并不大，但败逃之中
还能回头一击，也让王陵基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
前进阵地、主阵地先后失守，等于长沙周围的两座大门已经洞开，薛岳
看出大势不好，为此惶恐不已，坐卧不宁，然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薛岳依岳麓山建立炮兵阵地，对日军进行迎头炮
击，成为会战的一大制胜因素。
横山勇此次吸取教训，在正面攻击的同时，专门动用一个师团，渡过湘
江，迂回到岳麓山之后，向岳麓山发起猛攻。
薛岳计不及此，完全没提防到日军会从背后偷袭，山上的防守兵力配备
不足，岳麓山也很快失陷。
长沙城与岳麓山仅一水之隔，日军占领岳麓山后，对长沙形成瞰制之
势，长沙再难固守。
1944年6月18日，长沙失守，从第九战区到中国统帅部皆大为震撼。
蒋介石打算放弃粤汉路，移重兵于湘西，并调薛岳至湘西指挥，以守住
湘桂路，确保重庆的安全。
薛岳接到电报后没有动弹，说：“我不去给重庆守大门。”
薛岳身为粤系军人，自有他的一套算盘，他要屯重兵于湘南，以便不让
日军打通粤汉路，威胁到粤系军人的团体利益。
蒋介石拗不过薛岳，只得同意他移兵湘南。
现在进入了横山勇划分的第三段，即“核心地带”，其目标主要是衡阳。
横山勇预料对手将以重兵坚守衡阳，因此计划以主力发动奇袭，薛岳则
急忙调兵部署于衡阳以东，以掩护衡阳之侧背。
王泽浚第四十四军奉调茶陵，接到薛岳的命令，他起初回电说，力量不
够，不如坚守待命。
薛岳勒令必须南下，王泽浚只好率部开拔。其实他的力量还是够的，虽
然在长沙外围战中略有伤亡，但新近收容了一支从长沙溃出的贵州部
队，共有一千多人，补充到各团之后，兵员很足。
在前往茶陵的途中，王泽浚得知杨汉域率第二十军也正开赴同一目的
地，而且双方将在一条道路上汇合行进。
四川内战时期，王缵绪是杨森的部下，后在统一之战中反叛了杨森。父
辈的恩怨对王泽浚的心理颇有影响，他不太愿意与杨森的部队为伍，唯
恐遭其暗算。
王泽浚便以两军同行，会发生拥挤，乃至被敌机轰炸为由，避道而行。
这样一来，便落在了后面，薛岳随之取消原令，让他们抢占茶陵以北的
攸县。
王泽浚采用的是惯常行军方式，这里要防备，那里要警戒，瞻前顾后，
层层推进。他不知道，横山勇在“核心地带”采取的是奇袭战术，一上来
就对衡阳外围的各外围据点展开拼命争夺，兵贵神速，哪容得你这么磨
蹭来磨蹭去。
第四十四军不仅没能抢占攸县，其军部还被日军围困在茶陵与攸县之间
的丘陵地带，幸而那里地形复杂，日军行动不便，未敢大胆进攻，加上
主力部队紧急救援，王泽浚方得以脱身。
王泽浚回过神来后，日军已经占据攸县县城，再也攻不下来，只得请准
薛岳，将部队撤到茶陵以东进行整顿。
平江失陷后，杨森的总部和杨汉域的军部都到了湘南，但它们又不在一
处。第134师编制撤销时，有一个团划归军部直属，所以军部也具有一
定战斗力，一度在醴陵与日军进行激战。
不久，杨汉域与被阻隔于幕阜山区的第二十军主力取得联系，第二十军
沿军部指定的路线南下，归还建制。
杨森所在的总部丢失了无线电台，无法与薛岳取得联系，同时在后期，
两人的私人关系也出现了诸多微妙之处，所以薛岳便不再过问杨森的下
落，而直接将第二十军划归同为粤系军人的欧震指挥。
“老帮主”杨森不知死活，统领换成了欧震，从杨汉域到普通士兵，都明
白自己所处环境不佳，非拼命硬干不足以图生存，当王泽浚还在犹豫，
不知选哪条路走好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茶陵了。
杨汉域指挥经验丰富，他下令陈德邵团先行。陈德邵一面派尖兵搜索前
进，一面致信当地专员，请其预先提供百艘木船供部队渡过茶陵河，过
河后还要沿路准备菜饭，粮钱照付。
陈德邵团轻装行军，路上又有现成的交通工具和饭食供应，于是得以按
时到达茶陵，并沿公路布防于城西的黄沙铺。第二天，杨汉域率第二十
军主力陆续赶到。
即便这样，还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新20师一直是第二十军的短板，他
们负责守备城北，布防未完，日军便在茶陵河北岸进行炮轰，致使其后
卫部队未来得及破坏浮桥，日军步兵趁势过河。
为它生，为它死，不过就是想进入茶陵城，杨汉域懂得对手的心思，所
以也没怎么上前为难，很快就将日军让进了城。
进了城，比在空旷地带好打多了。官兵们在街头巷尾穿梭来去，瞅准空
子就从日军背后冒出来狠捞一把。
这是城里的游击战术，用不着死守任何固定位置和地点，杨汉域只需牢
牢守住一个地方足矣，那就是城内的军火仓库。有了军火仓库，第二十
军打起来极有底气，手榴弹和子弹一完，回头跑几步去拿一下就行了。
双方逐街逐巷展开争夺战，枪炮声和手榴弹的声音昼夜不绝于耳，入城
的日军进去一批就消失一批。
日军还没意识到中了杨汉域的诱兵之计，见久攻茶陵不下，又派一部绕
到黄沙铺，企图从西面包围茶陵城。
黄沙铺是高地，杨汉域巴不得这帮人去呢。陈德邵团早已奉命等候多
时，当即集中迫击炮猛轰，同时施以迂回攻击战术。
连战两日，日军受创溃逃。
迎客时热情，送客时也应该一样隆重，这才是真正的待客之道。陈德邵
随后猛追，趁日军渡河撤退之际，集中火力“下饺子”，被当场打死、淹
死的日本兵达到两百多人。
城西得胜之时，城东又燃战火。杨汉域见陈德邵那边已腾出空当，便调
他率两营驰援城东。
日军正在城东构筑工事，陈德邵所带的迫击炮再显神威，日军骤遭炮
击，立时逃散。
陈德邵要与杨汉域的军部建立电话联系，可是电线不够，便悬赏通信兵
去找电线。通信兵在城内一通乱找，意外地在一座仓库里发现了大批有
刺铁丝和迫击炮弹。
陈德邵喜出望外，将铁丝和迫击炮弹全部搬到城东阵地。铁丝网一拦，
炮弹又尽够用，日军再次反扑时，川军打得游刃有余。
陈德邵越战越勇，茶陵内外，俨然已没什么他摆不平的了。
欧震在茶陵河岸边设了一个警卫营，因挡不住日军的进攻，欧震就直接
抽调陈德邵团前去救援。
陈德邵如法施行，把全团的迫击炮都移过去，仍然是炮击加迂回的一
套，打得日军扭头就跑。
杨汉域在茶陵的各个区域推广“陈德邵经验”，所有防御阵地都构筑了铁
丝网，后面放上迫击炮，加之连战连捷，士气高涨，日军一筹莫展，不
得不弃城而去。
在增援衡阳的各军中，第二十军是极少数能够抢占城池还能守住的部
队，这也使得日军始终没能够从外线对衡阳形成完全合围。
第四次长沙会战和衡阳之战，一般合称为长衡会战，但是对日军造成重
大打击的还是衡阳之战。
守卫衡阳的方先觉第十军，属于能攻善守的一线兵团，第三次长沙会战
中固守长沙的即为这支劲旅。相比长沙，衡阳的防守地形也更为有利，
天然的障碍外壕，搭配预设的野战工事，有易守难攻之效。
第十军众志成城，打得十分顽强，一沟一壕，一堡一垒，皆反复争夺。
很多士兵负伤或患病后，仍坚持作战，绝不肯轻易退出阵地，即便一时
被迫退出，也会自动再冲杀上来。
中日两军的尸体盈街累巷，根本没人有时间去掩埋，事实上也掩埋不
了，导致整个城市尸臭熏天，血凝满地。抗战胜利后，从衡阳地面收集
到的将士头颅，即达万余颗。
第十军如此拼命，是因为他们相信，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能将敌人打
退，这次也一样，而且各路二线兵团正从外线涌来，衡阳里面打得越
狠，外围将包得越紧。
可这只是一厢情愿，由于薛岳此前在判断和决策上接连出现重大失误，
二线兵团早已疲惫不堪，又无生力部队继续加入，兵力完全处于劣势，
怎么还可能完成包围？
薛岳早无能力复制辉煌，他所能做的，只有竭力援救衡阳城内的第十
1944年8月上旬，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与滇军第五十八军，受薛岳之
命，合力围歼醴陵之敌。
第三十集团军可以算得上是二线兵团现状的范例。自第四次长沙会战以
来，这支部队南北转战，东奔西跑，为时两月，其间连基本的休息时间
都得不到。
时值暑夏，部队伤亡病患既大，又无法取得任何大一点的有形战果，即
如第三十四师，士气也不免受到极大挫伤。
浩浩荡荡出来一趟，总不能空着手回去，起码得把账给轧平了。王陵基
重新整顿，将部队缩掉三分之一，以充实兵员，保证实际战斗力。
在湘东转战期间，骆湘浦团救助过一个从醴陵逃出的汉剧社。这个汉剧
社原在武汉演出，武汉沦陷后，他们不甘做亡国奴，撤到醴陵等地继续
为军民演出，及至醴陵陷落，再次逃出，已是彷徨无计，面临散伙危
骆湘浦见汉剧社有三十多人，生旦净末丑俱全，便与剧社负责人商量，
愿意暂时由团部供应剧团伙食及开支，并雇民夫为剧社搬运服装道具。
剧社随后勤部队行动，有机会就为全团官兵及当地居民进行演出。
一个唱戏班子都有饿死不当亡国奴的骨气，孰论军人。接到出击命令
后，骆湘浦团十分踊跃，再次作为第34师的前卫主力进至醴陵城东，以
接替滇军第五十八军阵地，掩护该军主力对醴陵进行包围。
滇军走时没有留下人移交阵地，时将入暮，骆湘浦闻讯，亲自到前线察
看地形。
滇军有一个军，骆湘浦只有一个团，兵少阵地宽，又是夜间匆匆接防，
于是他决定抢占八里坳高地，并以固守坳口大道为主，团部及直属连队
就地驻扎在坳口后面的一座小村落里。
命令传达之后，就听到八里坳大道前传来枪声。有人提出，团部地点的
设置太靠近第一线，一旦有变，缺乏回旋余地，应后退另选地点。
骆湘浦这时也觉得团部选址有些轻率。战场之上，指挥所不宜太过靠
前，这是常理常规，但他认为，现在是夜间，枪声就是敌军窥测动静的
预警，如果指挥所突然闻声后移，极可能动摇军心。
团部虽然不移，骆湘浦仍不敢有丝毫马虎。他判断，八里坳距离醴陵城
很近，日军必然会日夜进行监控。第五十八军黄昏前撤出阵地，骆湘浦
团薄暮接防，不可能不被日军侦察得到。
打仗，你得研究对方的心理。日军攻陷长沙后，干什么都是居高临下，
他们见接防部队初来乍到，情况不明，能不想着出来捞一把？
骆湘浦指示部队：晚上日军发动夜袭的可能性很大。他还特意叮嘱，在
日军夜袭时，各部要坚守阵地，不许擅动，以免造成混乱，为敌所乘。
下半夜，日军果然发动了夜袭。守军严整以待，岿然不动，两度击退其
天光欲亮未亮之际，骆湘浦登上坳口机关枪阵地，仔细观察昨晚日军发
动夜袭的重点区域。
只见那里有一座散居型的村庄，庄前有一片平地，虽然日军已不见踪
影，但仍可看到闪烁火光，侧耳听去，间有犬吠之声。
骆湘浦的结论是，日军并未真正撤退，还躲在村庄里，并有发动拂晓攻
击的可能。
那座村庄仅零零落落的数十座农家房子，说明这股日军数量不多，兵力
对比上，己方首先占有优势。再从地形上看，日军处于平地，只能仰
射，川军居于高地，要打的话占着很多便宜。
骆湘浦做了个大胆的决策，他要全线出击，聚歼平地村落里的这股敌
之所以说是大胆，是因为自第四次长沙会战起，中国军队一路败绩，无
论大小部队，轻易都不敢再跃出阵地，发动硬碰硬的主动攻击。
不过这又是一个聪明的决策。你胆小，对方也知道你胆小，日军常胜骄
横，正可以打他个冷不防。
在拂晓到来之前，随着冲锋号响，川军突然杀出，日军在平地上无险可
恃，组织不起有效抵抗，欲掉头整理，骆湘浦已预先在其左侧背架了两
挺重机枪，满场开花，逐一点名。
当天是骆湘浦团，也是第34师打得最好的一仗，他们消灭日军接近一个
中队，打死中队长一名，俘虏也抓到了十多个。
得知第34师在八里坳小胜一场，王陵基很是高兴，经过审讯日俘，又得
知醴陵城内仅有日军的两个联队，于是便把三个主力师全部调上去，加
紧对醴陵展开围攻。
然而无论川军还是滇军，都难以胜任阵地攻坚这一超难工种，醴陵好几
天都拿不下来，攻击部队反而伤亡惨重，骆湘浦团的军官损失了三分之
二以上，有的连队已经没有军官可进行指挥了。
两军无奈之下，只得撤兵进行休整补充。
围攻醴陵，从战略意义上看，应该是通过牵制性攻势，缓解衡阳守军的
压力，可实际上收效甚微。
在长衡会战中，薛岳犯的错误真的可积成一个大箩筐。他坚持不肯去湘
西进行指挥，是为了保住粤汉路，结果把二线兵团都配置在湘东——茶
陵、攸县、醴陵，都在这一区域。
然而衡阳之战中最为激烈的战场，却在衡阳西南，实际上是南辕北辙，
你这边使再大的劲，那边也感受不到。
假如能集中二线兵团的力量，朝衡阳西南发动反攻，就会给第十军增加
一个坚强的后盾，使其没有后顾之忧。
另一方面，薛岳又让这些原本已疲惫不堪的部队跑来跑去，以致力量被
提前耗尽，等蒋介石发现情况不妙，三令五申要各军向衡阳发动反攻以
援救第十军时，已没有哪一支部队可胜任了。
打个比方，这就像是象棋对弈，中方虽然手中还有许多棋子，但在棋盘
上不能走动，完全成了死棋，而日方的“车”已杀到中方“将”的门口，加
上旁边的“炮当头”、“马来跳”，落败只不过是迟早的事。
第十军在衡阳城里打了四十多天，外线的友军却是越打越远，内线的敌
军则越打越多，越打越近。
方先觉及其部属由希望变成失望，直至日军攻入城内，第十军弹尽粮
绝，失去还手之力。
方先觉召集师长开会，愤慨地说：“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
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
1944年8月7日，黄昏，日军山炮观测员发现在守军阵地上出现了白旗，
再次观看时，白旗逐渐增多，由一面变成两面、五面。
接着，方先觉派出的特使来到日军一线阵地，表示有意投降。
日军师团长告之，需方先觉本人亲自前来洽降才行，但方先觉没有立即
露面，而且在一些阵地前方，双方的枪炮声仍不绝于耳，可见此时此
刻，方先觉与其部属的心理斗争仍十分激烈。
正在督战的军司令官横山勇听到汇报后，知道第十军已进入了崩溃边
缘，即令继续进攻，并要求野战重炮部队把备用的炮弹全部拿出来进行
射击，且天黑之前不可停止。
天黑之后，方先觉终于派使提出了正式投降的请求。
第二天早晨，横山勇接受方先觉的降书，衡阳完全沦陷，但在四十天的
血战中，日军付出了高昂的伤亡代价，第十一军的高级参谋在日记中承
认：“这是一场竭尽全力的战斗”；横山勇的参谋长则在回忆录中写
道：“攻取衡阳一战是本作战（指豫湘桂会战）至关重要的顶峰”。
衡阳失守前后，蒋介石忧心如焚，经常在重庆收听日军广播。有一天，
他忽然听到这样一则消息：“湘北战将杨森在茶陵地区被围歼中。”
尽管第二十军在茶陵战绩较好，但薛岳并未上报，以致于军委会对杨森
及第二十军的动向均一无所知。听到广播后，蒋介石按图索骥，电询前
线战况，才得知杨森并不在茶陵，部队系由欧震所指挥。
蒋介石立即派人联络杨森总部，竭力寻找杨森的下落。
杨森在哪里呢？
当平江遭到第3师团进攻时，杨森只掌握着直属总部的一个特务营，相
守七年的老根据地终告失守。
平江陷落的当天，杨森被日军包围在城外的一座小山上。晚上从山头上
仍能依稀看到被黑暗笼罩的城池，以及日军在城内点起的点点火光，杨
森自认在战场上已锤炼到铁石心肠，到了这时，也不由悲从中来，胸口
感到火辣辣的痛。
杨森明白，他能暂时得安，是借助了夜色的掩护，只要天一亮，日军必
将攻山。小山无险可守，只有乘夜冒死突围，才是唯一的生路。
天近拂晓，欲亮未亮，正是突围的最佳时段。杨森把总部人员和特务营
召集起来，作了紧急动员，然后率部冲下陡坡，一路甩手榴弹，一口气
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连跑二十里，大家才站住脚喘匀了气。日军因不知虚实，并没有马上追
来，让杨森又一次侥幸脱险，随之南撤。
一路上，总部势单力孤，经常被日军追击，停都停不下来，最后杨森决
定穿过武功山脉，退至江西莲花。
可是到了莲花还是没能钻出网去，侦察兵回来报告，莲花以上萍乡以
下，全是日军，也就是说，左右都是绝路。
到了这步田地，只有以攻为守，先戳破这张网再说。
关键是打哪一路，杨森选派一批侦察兵去打探尾追日军的动静。由于丢
失了无线电台，杨森便从通讯班选了几只军鸽，交给侦察兵随身带去，
以备联系。
侦察兵分批出发，他们走后，杨森仰首向天，眼巴巴地等待军鸽飞回，
心情焦灼之至。
几个小时过去，终于有一只鸽子出现在半空之中，盘旋数圈，忽然从天
而降。
这正是侦察兵带走的军鸽，它给杨森带来了最有价值的情报。情报上
说，萍乡以下的一股日军可能已经掌握杨森到达莲花的情况，目前正在
加紧部署，看样子，明天早上就将发动攻势。
杨森一想，总部下午才到莲花，按常规或就地宿营，或继续前行，如果
晚上对尾追日军发动逆袭，对方绝对不会想到。
杨森召集部下幕僚，对他们说：“我要趁傍晚时分全力打上去，最低限
度，也可以解除当前困境。”
薄暮时分，杨森率部掉头进发，逼近敌军营寨后，便是一个鱼跃俯冲。
官兵都知道此战性命攸关，因此人人奋勇，个个争先。
日军猝不及防，被杀得四散奔逃。解除尾追威胁后，杨森迅速掉转回
身，一头撤往宁冈，由此得以脱险。
到了宁冈，检点队伍，人员损失超过三分之一。杨森唏嘘不已，下令暂
时在宁冈进行休整。
宁冈位于赣西南，此地三面是高山，只有中间有一道袋形平原，有这样
天然的防守地形，即便日军追来也不怕了。
自从驻军湘北后，杨森已经养成了接触民间的习惯，到一个地方，但凡
能喘上口气，都要了解一下当地民情和风俗习惯。
宁冈一带的风俗很特别，男人整天游手好闲，所有家里的活都交给女人
完成，无论农田耕种，还是肩挑走贩，都是如此。部队征购粮食，挑着
担子的竟也是妇道人家，这让杨森大为惊异，问她们为什么要这么辛
苦。
回答极其简单：“向来都是这样子的嘛！”
宁冈附近就是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建立的国内第一个农村红色根据
地，日后燎原全国的星星之火，就从这里迸发。
杨森对井冈山很感兴趣，他一直想搞清楚，这座山冈被“会剿”了那么多
年，为什么仍可岿然不动。
趁着休整的空隙，他带着几名卫士上山，要看看井冈山究竟藏着什么秘
密。
上了山，杨森大吃一惊，山中只有一片不大的平地和一些简陋的房子，
附近既无良田，山势也并不怎么险要，总之是与想象中的险峻奇特完全
对不上号。
杨森是“饥军政策”的鼻祖，窘迫时真跟讨饭的一样，他知道维持队伍不
是件简单的事。在杨森看来，如此差的条件，应该养不了多少兵。
没上山觉得神秘，上了山更加糊涂，杨森无法理解，国民党在“会剿”时
动员了那么多部队，结果不仅劳而无功，朱毛红军还越来越壮大，最后
蔚成气候，直至二万五千里长征，把他们这些老川军都给惊得魂飞魄
杨森找来一些当地人打听，好歹让他有所领悟：红军平时从不固定一
处，而是不停运动，一旦集结起来，便能以大搏小，轻易斩来敌于马
这就是被很多人轻视的游击战，也就是“杨森战法”的源头，从军事角度
而言，今天杨森算是认祖归宗了。
在井冈山上住了一晚，杨森返回宁冈。他得到了好消息：总部已与蒋介
石和薛岳取得联系。
蒋介石除将第二十军的指挥权交还杨森外，还下令空军支援第二十军作
战，陆空联络班赶到杨森总部，这对杨森及所属官兵而言，是一个极大
的鼓舞和支持。
衡阳失陷后，第3师团派出步骑各一个主力联队，组成步骑支队，自安
仁公路南下，企图打通粤汉路南段。杨森即令第133师驰往安仁截击，
陈德邵团再任前锋。
还是拼速度，当陈德邵团到达安仁附近时，步骑支队的前卫正在城南平
原就地露营，呼呼大睡。
打仗自古以来就是个残酷运动，你就是有花样年华，也得拿出月样精
神，怎么能睡觉呢？
陈德邵拿出第二十军的看家绝活，组织突击队趁夜猛袭，打得酣睡日军
晕头转向。
激战至拂晓，陈德邵团即转移到山地继续作战。第二天，新20师报到，
并在公路两侧占领阵地，协同陈德邵团阻敌。
步骑支队一待会齐，便在炮兵掩护下，向第二十军所据阵地发起进攻，
其中一部攻向陈德邵团，主力则集中于新20师一侧。
经两昼夜激战，新20师蒙受较大伤亡，已力有不支，杨汉域急忙从第
133师中抽出第398团前去增援。
姜是老的辣，第398团上去后，立显峥嵘，该团采取积极防御的战术，
不仅守，还主动出击，将日军压迫到平原地区，使阵地重新得以稳固。
日军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本以为骨干师团的两个联队合力攻击，可以
无坚不摧，不想第二十军仍如此强韧，素出其意料之外。
日军总部认为可能是指挥协调不够，便指定步骑支队暂归第34师团长指
挥，任务也改为就地击溃第二十军。
新的指挥官安排这策那划，欲置第二十军于死地，但在攻势上并未能有
大的起色，而那一边，杨汉域已经扎稳马步，开始主动出拳了。
第二十军能风生水起，很大程度缘于“杨森战法”的灵活运用，这才是他
们最大的强项。
杨汉域悄悄派出两个营，绕到日军后方，乘夜袭击其后勤部队，打死军
马二十余匹，焚烧了一批作战物资，天亮后逐步撤退。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日军撵在后面狂追，不料杨汉域使的却是拖刀之
计，途中早就设下埋伏，一个惊魂夺命腿，日军追兵哪里来的，又给踹
回哪儿去。
防守安仁的第四天，杨森将陆空联络班派往安仁前线，杨汉烈担任对空
联络翻译，指示中美空军轰炸目标，协同地面部队作战。
那几天老天很是帮忙，每天上午，中美空军必要光顾安仁达二十余架
次。在杨汉烈的指引下，飞机轮番对日军阵地及其补给线进行轰炸和扫
射，其消灭日军有生力量的能力，甚至超过正规野战部队，使得第二十
军如虎添翼。
经过八个昼夜的激战，日军始终无法进入安仁公路，只得放弃了由公路
行进的计划。日军悄悄从第34师团中抽出一支部队，将步骑支队替换出
来，后者改由小道兼程南下。
杨汉域发觉之后，立即以陈德邵团及军搜索营为前卫，紧紧尾追，沿路
击溃步骑支队的掩护部队，一直追到郴县方止，这时杨森总部及特务营
也到达了郴县附近。
因在安仁阻击战中获胜，蒋介石迭电对杨森予以嘉奖，随后又令他增防
桂林，以应广西之急。
精彩地活下去
张发：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按职权规定，可掌握两广军队，但实际
真正能调动和指挥的只是粤军。
白崇禧：时任军委会参谋次长。主持了桂柳会战的作战方略。
陈牧农：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时任第九十三军
军长，他放弃坚固阵地逃跑，被予以就地枪决。
冈村宁次：时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可节制横山勇及其第十一军。
周翰熙：时任第一三三师师长。
彭泽生：第三九七团团长。战死于修仁一役，淞沪会战后，他是第二十
军第一个阵亡的团级军官。
海竞强：白崇禧的外甥，时任第一八八师师长。
进入1944年下半年，由于装备悬殊，日军在太平洋、缅甸战场上接连遭
遇惨败，日本陆军部如此记述：“以作战挽回败局已经无望，今后将逐
步陷入穷途末路。”
豫湘桂会战成为日本在舟沉前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日军大本营幻想通
过大陆交通来弥补海上交通，以此达到苟延残喘的目的，所以尽管衡阳
之战结束后，军内即有“一号作战暂停论”、“ 一号作战结束论”，或“暂
停桂柳，专心打通粤汉路”等议论，他们仍决定将豫湘桂会战继续进行
下去。
作为日军的下一期攻占目标，“桂柳”首当其冲。
“桂柳”是指广西北部的桂林和柳州，二者均为西南抗战基地，同时又都
建有美军飞机场，美军飞机可就地从这里起飞助战，战略价值极其重
要。
广西是第四战区的防区，由粤系首脑张发奎任司令长官。张发奎可调度
的人马，多半是从长沙和衡阳撤退下来的部队，加起来有近20个师8万
人，但因伤亡和减员，实际战斗力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二。
当时日军可用于攻打“桂柳”的野战部队，一为华中方面的第十一军，一
为华南的第二十三军，统共超过9个师团，在15万人左右，仅在兵员数
量上就差不多是广西守军的两倍。
一对一都打不过人家，别说少这么多了，一本账真是算到人惊心动魄，
张发奎赶快向统帅部紧急求援。
统帅部也正陷入无兵可用的窘境。长衡会战所导致的损失，并不仅仅在
于湖南这一兵略要地的丧失，更主要的是国内在南方的野战劲旅，已消
耗大半。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答应从薛岳的第九战区抽调一个集团军，转归张发
奎使用。
在第九战区调兵之前，广西的已有部队中，兵员和装备较为完整一些
的，是桂军的两个军，以及增援来的“中央军”第九十三军，其中第九十
三军最为张发奎所看重，因为它有一万多人，且号称“中央军”主力。
第九十三军刚刚由黔入桂，张发奎即调该军守卫被称为广西门户的全
广西论战区是张发奎的责任，但用薛岳的话来说，这里又确实是桂系
的“地盘”，身为桂系首脑的白崇禧不能不格外关心。
早在衡阳失陷后，白崇禧就有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以军委会参谋次长的
名义，带着军令部作战厅长、后勤总司令部参谋长等政要，亲自在桂林
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桂柳会战的作战方略。
谈到如何防守桂林，张发奎按照幕僚们的意见，提出应利用桂林的地
形，实行持久防御。
白崇禧立即反对：“我们不能守着挨打，应该沿湘桂铁路正面，在桂北
或者及桂南，集中主力与敌决战，然后各个击破。”
谁来守桂林城，白崇禧说是由第九十三军担任——等全州守不住了，再
撤到桂林来守，一点都不浪费。
桂林是桂系的老家，却要把最重的守城责任交给其他军队，白崇禧此言
一出，全场一片哑然。
张发奎的意见与白崇禧并不一致，但当场并未表示任何异议。
会议间隙，幕僚赶紧找到张发奎，对他说，白崇禧的作战计划表面上好
像很妥
当，实际上非常危险。
“以战区现有的劣势兵力，还要发动攻势作战，哪里有取胜的把握？再
说，第九十三军防守全州后，马上又要它移师桂林，部队既不熟悉地
形，又无时间准备，也不切合实际。”
幕僚建议，应沿用前议，由桂军守桂林，进行持久防御，待援兵陆续到
达，时机成熟后，再实行转移攻势，如此比较稳当。
张发奎认为幕僚说得很对，可他又说：“白崇禧对最高统帅部负责，自
有其智虑之处，我们何必另出主意，弄到将来作战失利，责任全归咎于
我。倒不如由白崇禧一手布置就是了。”
幕僚不以为然，继续进言：“你是战区司令长官，负有整个会战胜败的
责任，桂林得失，关系重大，为何不坚持你的意见？将来桂林不保，你
还是难逃罪咎。”
张发奎喟然长叹：“反正是广西的事，广西的人，我何必得罪他们，即
令桂林失守，究竟谁负责任，自有公论。”
年轻时的张发奎，能打敢拼，北伐及国内战争时期“老铁军军长”的大
号，自非浪得虚名，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宦海沉浮,张发奎变得越来越世
故圆滑，反映在战场上，就是失去了指挥官应有的果敢和责任。
自抗战以来，张发奎的战绩只能用乏善可陈四个字来形容，此前他在武
汉会战中的表现已经让人大跌眼镜，不客气地说，真的是老态毕现。
会议继续，张发奎“糊涂人办糊涂事”，不仅不反对白崇禧的计划，还随
声附和，于是白崇禧的方案得到一致通过。
白崇禧马上用电话向蒋介石进行汇报。蒋介石对攻势作战原则上表示赞
成，但是反对由第九十三军守桂林，理由与张发奎的幕僚所说差不多。
蒋介石定了调，白崇禧才不得不对方案进行修改，同意仍由桂军第三十
一军守桂林。
会后，白崇禧随张发奎等人一起去视察桂林城郊的阵地工事。按照白崇
禧的说法，“桂林将成为东方的凡尔登要塞，守上半年绝没有问题。”
接着去平乐察看地形，平乐就是白崇禧所确定的桂南会战地点。在平
东，白崇禧兴致勃勃地回忆了一段辉煌的过往，那还是中原大战时期，
蒋介石的“中央军”自广东进攻广西，在平乐遭桂军击败，“被打得落花
流水”。
距离上次击败“中央军”，屈指算来，十四年光阴过去，今天又凑巧要在
平乐再次进行决战，白崇禧认为是吉兆，“当年的战史，可能重演一
番。”
如果论到抗战时期的战绩，白崇禧与张发奎几乎是难兄难弟，都称得
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典型。在国内战争时期同样威风八面的“小
诸葛”，在抗日战场上其实一直没指挥过什么漂亮仗，别说无法与薛岳
相比，就连和李宗仁相比，还差着一截，但在这一刻，他突然又变得神
机妙算起来。
在那次军事会议上，白崇禧还提出了全省动员的策略。他打电话对蒋介
石说，广西民气刚强，且有民团基础，只要给他足够的装备和粮饷，就
可以在两周内编成两师、两纵队。将来如果后续兵团无法如期到达，这
些部队可立即投入战场。
大战将即，还能编出这么多部队？蒋介石半信半疑，但白崇禧说得如此
肯定，又是急于用兵之时，为形势所迫，就勉强点头答应了下来。
这边正在部署，湘桂边境的双方警戒部队已发生了零星的交火，张发奎
率幕僚前往全州，对第九十三军的防御部署做最后一次视察。
全州城位于盆地中央，受西北高地瞰制，且无预设工事，因此不利于
守。真正利于守的是桂湘交界处的黄沙河，此处的防御阵地乃军委会直
接定点的国防工程，以洞穴碉堡为中心，具备相当规模。衡阳会战时，
张发奎曾到黄沙河视察，当场称赞它是广西抗战的第一道防线。
按照第四战区的作战计划，第九十三军的主力须全部安排在黄沙河既设
阵地，但当张发奎前去视察时，发现第九十三军并未照做，反而来了个
前后倒置：主力被布于全州城，黄沙河方面只使用了一个团。
问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说是蒋介石给他的指示。
蒋介石并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军事统帅，仅在日军所获得的情报中就多
次披露，战前蒋介石到广西前线进行过视察，退一步讲，就算蒋介石只
看地图，也不可能不知道国防工程的位置所在。
再说了，是陈牧农守全州，不是蒋介石守全州，为将之人，完全应依据
实情做出独立判断。
陈牧农者，实庸将耳。他如此配置，讲难听点，其实就是对防守全州毫
无信心，打都没打，便想着如何跑路了。
张发奎上前质问，陈牧农说要改变部署也不难，只需由张发奎再补发一
道命令，那意思就是要张发奎承担责任。
这一将差点没把张发奎给将死。这位主帅同样庸得可以，他既没有魄力
坚持己见，又不敢担责任，竟然也以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为由，匆匆忙忙
地敷衍了过去。
临走时，张发奎还画蛇添足，关照陈牧农，要求在全州尽可能多坚持一
段时间，不得已时再向后撤退。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发奎的重点在“坚持”上，陈牧农的注意力
在“撤退”上。他认为有张发奎这句话，就有了向后逃跑的依据。
幕僚提醒他，应该再跟张发奎要一纸相关内容的书面命令。陈牧农了解
张发奎的脾性，那人最怕担责，怎么肯写这样的命令，没准改口让他死
守下去都说不定，于是赶紧说：“长官当面的指示就是命令，怎能对长
官的口头命令不相信呢？”
1944年9月14日，第13师团抢渡黄沙河。当天晚上，陈牧农就率部撤出
全州，溜之乎也。
其实当时第13师团的大部队离全州还很远，强渡黄沙河的不过是一个大
队，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真正把陈牧农吓跑的，才区区一个中队！
第13师团派战术专家考察了黄沙河阵地。专家发现这座阵地极为坚固，
忍不住慨叹“真是精心的构筑”，他感到非常迷惑不解的是，第九十三军
为什么要轻弃如此要地？
为什么？只好问陈牧农自己了。第九十三军把“中央军”的招牌砸了个稀
巴烂，两广老百姓都在骂：“中央军是豆腐军！”
据说蒋介石对陈牧农的要求是死守三个月，张发奎虽未明言，但他的期
望值也至少在半个月以上，这真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味道了。
张发奎异常震怒，连说非严办陈牧农不可，随后电告蒋介石。按照地方
军队的处分惯例，革职或监禁就是最重的了，张发奎起初也只想将陈牧
农予以撤职查办。
蒋介石的回复是就地枪决，立即执行！
临刑前，问陈牧农还有什么话要交代。陈牧农说：“张长官（张发奎）
害了我，我无话可说。”
战场之上，看似铁石心肠，冷血冷面，其实很多时候反而是对全局和部
下的负责，倒是敷衍塞责，欲说还休，反而害人害己。
方先觉及部将投降后，又都逃回重庆，蒋介石召开盛大的欢迎会，称赞
方先觉是“中国军人之模范”，授以勋章，并任命其为青年军师长。
很多人为之愤愤不平，甚至有人认为方先觉是“投降的汉奸”，怎么可以
接受如此礼遇，但是只要对比一下第十军在衡阳之战中的努力和战绩，
以及陈牧农辈的无能无力，你就可以想见老蒋的心情。
不能不说，在尚武精神上，中日两国从军队到国民，都有着相当大的差
距，而且越到抗战后期越是如此。
全州失守之前，第九战区的援兵已经赶到广西，这就是杨森的第二十
对于杨森离开湖南，薛岳极不高兴。
按理说，张发奎与薛岳同为粤系，还曾是上下级的关系，危难时刻，二
者该不遗余力地支援对方才是。可是薛岳不管这些，他只记着广西是桂
系白崇禧的“地盘”，他要保，也只会保他的粤汉路。
杨森有蒋介石的调令，薛岳无法拦阻，但他竟然先下手为强，派保安团
四处围堵，要把新20师给扣下来。新20师师长、副师长均系粤系军人，
大概在薛岳看来，这算是他的武装，以前你为他打工，所以才配给你，
如今你要跳槽，就得把房车钥匙全部交出来。
大敌当前，杨森不愿与薛岳擦枪走火，因此将新20师交给了薛岳，只将
原属第二十军的向文彬团抽回，重新编组成第133、134两师。
王泽浚第四十四军此时也在杨森所指挥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内，按规定应
随其一道南下。见薛岳的态度不对，杨森马上写了封亲笔信，派人送给
王泽浚，催促他尽快行动，并表示可由王泽浚做前锋，第二十军断后，
薛岳若有话说，他来出面应付。
王泽浚的父亲王缵绪远在重庆，这位老江湖敏感地意识到，薛岳已失去
了往日风采，儿子继续跟着他混，很难有多大前途。反过来，若是跟着
杨森，虽不一定能保证吃香喝辣，但起码可依
着遮风挡雨，不至于吃太大的亏。
川军在内战中的那些恩恩怨怨，在王泽浚这些小辈人眼里，似乎很了不
得，其实他们都是打完架就喝酒，彼此之间仍是你哥子我老弟的关系。
王缵绪当年背叛杨森，远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严重，何况早已时过境
迁。像这样的例子多了，比如郭汝栋也背叛过杨森，淞沪会战时彼此还
一样相互照应，王陵基更与杨森曾是冤家对头，但在湘北前线，双方的
配合很是默契。
都是出门在外的川军，王泽浚又低上一辈，依杨森的性格，绝不可能对
之不利。
于是王缵绪给儿子发来密电，称：“该军长（指王泽浚）应不顾一切，
率部随同杨森转移，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切勿迟疑。”
捏着信和密电，王泽浚仍然踌躇不决，他害怕薛岳出手拦截，对自己予
以制裁，老头子虽然拍了胸脯，可毕竟远在重庆，远水难救近火啊。
见王泽浚胆小怕事，时间紧迫，不容再留，杨森只好带着第二十军先行
离开。
杨森一走，第九战区驻第四十四军的督战官便将上述情况报告薛岳，薛
岳即刻派欧震指挥第四十四军，王泽浚就算想走也走不了了。王缵绪得
知后一个劲儿跺脚，责备王泽浚：“太胆小了，真误乃公大事。”
杨森欲去广西，最快捷的路径是从郴县走，但郴县已为日军重兵据守。
第四战区催得很急，第二十军便找到
日军的一处薄弱环节，然后一穿而过，翻山越岭，绕道进入广西。
白崇禧和张发奎见杨森到来，赶紧把他安排进拟议中的桂北决战。
按照原来的部署，桂北决战系由第九十三军实行正面阻击，由第二十军
进行侧击，杨森便抽出两个主力团藏于全州侧后，随时准备使出自己的
看家绝招。
然而陈牧农畏敌逃跑，使得日军瞬间从中央深入，那两个团别说侧击
了，就连自身通往桂林的退路都面临着被切断的危险，杨森只得命令它
们连夜南撤。
别看白崇禧在主持军事会议和检查工事时指点江山，夸夸其谈，其实内
心并无多少胜算，甚至当闻听敌军到来时，他都没有张发奎来得镇定。
全州防守战还没打响，白崇禧便慌慌张张地要在桂林“扫清视界”，也就
是放火烧房子。本来是烧桂林城外的房子，没想到火乘风势，风助火
威，火又蔓延到城里来了，前敌指挥官急得乱蹦乱骂：“怎么给烧进城
里来了，为什么不堵住？火路事前没有开好……”
桂林大火燃起的这一夜，来到广西不久的杨森恰好就住在白崇禧的公馆
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光冲天，名城桂林毁于一夜之间。
放完桂林大火，才发现日军的进攻方向并不在放火那一侧，所谓“扫清
视界”等于在做无用功，大后方对此议论纷纷。白崇禧狼狈不堪，又从
重庆偷偷地带了一些燃烧剂回桂林，以便作为“汉奸纵火”的证据。
等到全州失守，更乱了。
一名战地记者从前线返回桂林，看到这座曾经美丽繁华的战时大后方，
已经完全陷入火灾和抢掠之中。
只见军用汽车在大街上飞驰，相当多的部队正在一队又一队通过，由于
没有纪律约束，很多人浑水摸鱼，趁乱抢劫。大街两侧的店铺因此全都
空空荡荡，抢掠者挑肥拣瘦后随手丢弃的货物也随处可见。
目睹这番情景，记者既惊讶又悲愤，当即撰文控诉：“我们的军队遇敌
不战自溃，然而对手无寸铁的同胞却显示出无比英雄的威风和强暴！”
其实在全州之后，桂林以北尚有两城可以据守，但白崇禧已经放弃了桂
北决战的计划，这些部队是为了撤到平乐去参加桂南决战的。
让白崇禧想不到的是，由于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桂南决战也将很快沦
为纸上谈兵。
早在发起桂柳会战之前，日军大本营就感到，参与会战的第十一军和第
二十三军级别相同，必须增设一个指挥机构，以便对两军统一调度。
大本营首先征询第十一军的意见，横山勇直言不讳：“可以将第十一军
升格为方面军，以下改编成两个军。”
横山勇的潜台词是他自己想当方面军司令官，对此，第十一军内部也大
多表示拥戴，不同意的恰恰是大本营高层。
横山勇自出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以来，在指挥作战方面确实无可挑剔，称
得上是历任司令官中的佼佼者，然而其个性过于骄狂，屡屡抗命，而上
级也拿他没办法。
在高层看来，横山勇适合为将，却不是帅的最佳人选。
高层看中的是冈村宁次大将，并决定由他出任最新组建的第六方面军司
令官。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横山勇光顾着自己耍勇斗狠，不知道后方补给有多
么困难，冈村和他的幕僚班子甫一上任就对此感到分外头疼。
横山勇以急袭的方式轻取全州，军事上当然是一个胜利，可同时也给后
方带来巨大压力。当时美军飞机已逐渐掌握制空权，从衡阳到全州有四
百里路，要在飞机轰炸下，将军需品从这四百里路途中运往全州前线，
何其之难。
第十一军的军需品缺口是一万吨，第六方面军即使最大限度运用湘江水
运，一个月也仅能输送三千吨，因此自全州开战以来，除少数主力师团
外，大部分军队从未得到过像样的补给，相当于在进行“饥兵作战”。
补给的困难，决定了硬干是有限度的，冈村认为不能像横山勇那样仅仅
满足于“夺取一城一地的战斗主义”，而应利用有限的补给资源，争取在
柳州附近举行一场会战，目标不是争城夺地，而是要尽可能多地消灭中
方有生力量。
冈村决定用一个月时间，再给第十一军运去三千吨军需品，不过在此之
前，应以第二十三军的推进为主，并让第二十三军主攻柳州。
与第十一军相比，驻广州的第二十三军较弱，部队也不多，这次为配合
豫湘桂会战，日军大本营还专门将杭州的第22师团划拨第二十三军，增
强其兵力。
这样看来，似乎冈村更应该用第十一军攻柳州才是，然而这正是冈村的
头脑之处。
即便得到第九战区的援兵，张发奎也只有30个师，约12万人，不说战斗
力，仅兵员就处于劣势，无论第十一军还是第二十三军，都有绝对把握
攻下城池，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冈村用兵得法，尤其善于激励弱兵，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他实际上是
有意将攻占柳州的“立功机会”让给第二十三军，同时考虑到第二十三军
缺乏远距离追击的能力，再以第十一军突击柳州背后，从而完全截断守
军的退路。
冈村逐个问了一圈，第二十三军方面当然是求之不得，主要是探询横山
勇的态度。
横山勇是那种一肚子私心杂念，但表面上还要装正经的人，更何况补给
物资不到，他也打不了大仗，于是只好跟着诺诺点头。
1944年10月11日，冈村正式发布攻势命令，而此时第二十三军已占领了
柳州东南面的桂平，从背后对柳州形成直接威胁。
柳州是第四战区长官部所在地，乃战区中心，从兵力上看，第四战区也
无法在桂柳两面同时展开决战，白崇禧又被迫取消了桂南决战的计划。
毕竟一个是“小诸葛”，一个是“老铁军军长”，长年积累的战争经验还是
有用的。经过紧急商讨，白崇禧和张发奎决定趁第十一军尚未有大动作
之际，抢先出手，集中力量对第二十三军发起一次大反攻，在解除侧背
之忧后，再将主力转用于桂林。
如今的第四战区按部队集结区域，可分为三大集团军：桂林方面军的桂
军夏威集团军（夏集团）、西江方面的粤军邓龙光集团军（邓集团）、
荔浦方面的杨森集团军（杨集团）。
最初作战计划为张发奎所制定，确定以杨集团在北面护佑，邓集团从正
面向桂平进攻，夏集团负责渡过邕江，遮断桂平日军的后路。
白崇禧拿去一看，随手一划，把夏集团重叠配备于邓集团之后，理由是
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于正面。
张发奎的幕僚也不是省油的灯，对此极为反感：谁不知道正面第一线的
损失大，躲子弹就躲子弹，还要说漂亮话！
张发奎是老江湖了，未必不知白崇禧的肚皮算盘，但他就跟以往一样，
反正“唯上是从”，白崇禧怎么改，他就怎么做——一句话，只要不让他
担责任就好。
战场帷幕即将拉开，上前暖场的是杨集团。
除去没有来广西的第四十四军外，杨集团内还有第二十六军和第三十七
军，这两个军与第二十军一样，也都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部队，其中第
三十七军名为一军，实际只有一个人数不足五千的步兵师，这样合计起
来，整个集团军共计五个师。
进入广西后，杨森将总部设于荔浦，对整个集团军进行了整补。广西乃
抗战后方，柳州设有军火仓库，枪械弹药的储存量很大，兵员虽然没有
办法，但武器的补充相应较为便利，所以不仅步兵的战斗力有所回升，
杨森总部还得以配备了野炮特种部队。
杨森派第二十军北上攻击日军侧背，再以第二十六军在旁边遥相呼应，
很快就将平乐一线打造成了可靠的北面支撑点。
接着第三十七军奉命朝桂平的东北方向进攻，占领不是关键，重要的是
声东击西，吸引桂平日军的注意力，这一招果然奏效。
主角可以上场了。
1944年10月19日拂晓，张发奎集中战区直属炮兵，配备美式榴弹重炮一
个团及山炮一个营，对桂平的前进据点蒙圩展开猛烈轰炸。中美空军也
以柳州机场为基地，出动约五十架飞机协同作战。
这是以往在中国军队中极为罕见的立体式打击，小镇转瞬之间就被炮火
硝烟所笼罩，阵地工事也变成了黑色的。
邓集团继后冲击，日军猝不及防，阵地前沿当天就被突破，邓集团第二
天完全占领了蒙圩。
日军的前卫部队被打得晕头转向，对第四战区的反攻规模和意图，自身
就缺乏准确判断，此外由于通信队被炸，对外的有线、无线通讯亦告中
断，以致于蒙圩丢失后，第二十三军司令部并没有得到及时报告。
后续部队搞不清状况，仍按照正常情况往蒙圩推进，殊不料邓集团已占
领了蒙圩，远远看到，就用猛烈炮击给他们送来了见面礼。日军步兵为
了快速行军，全系轻装，随身未带任何工事器械，情急之下，只得用饭
盒挖出简易工事，才能勉强进行抵抗。
连续几天，第四战区像剥笋一样，一片一片往里剥，逐渐兵临桂平城
1944年10月25日，张发奎指挥炮兵集中炮击桂平市区，各个工事不用说
了，连日军架设在桂平东侧的舟桥也被炸飞，日军对此瞠目结舌，认
为“命中精度堪称优秀”。
在整个桂柳会战的过程中，桂平反攻是中方唯一能让人眼前一亮的惊艳
一击。第二十三军司令部一直以为，第四战区只会注意由湘桂路南下的
第十一军，即使反攻桂平，也不可能如此之快。正是因为这一错误判
断，让张发奎在反攻初期取得了成功。
大反攻进行到第九天，据守桂平的日军死伤过半，在伤亡统计上，出现
了联队长受伤、大队长战死的记录。此外，粮弹也已接济不上，晚上必
须用竹炮来代替枪声。
可是邓集团在进攻桂平的最后一处据点时，也卡住了，原因却与白崇禧
对作战计划的修改有关。
按照原计划，夏集团要渡过邕江，从侧翼发动攻势，日军为了防止后路
被截断，必然要分兵以守。可是修改之后，日军右侧背不受威胁，这就
使得他们可以缩小防御正面，集中力量来应付蒙圩正面的攻击，因而还
能保持桂平防线不破。
后来日本投降，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在受审时亲口供承，
如果当时能攻其侧背，桂平日军就支持不住了。
随着第二十三军主力的到达，张发奎已没有这个机会了，战场的主动权
将移交给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
田中倒是不折不扣地领悟了冈村的作战原则，即歼灭敌有生力量的意
义，要大于攻城略地，因此决定集中第二十三军主力，包围歼灭桂平以
西的中国野战军。
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并不是每个人觉悟都像他这么高，比如在横山勇
眼里，便只有攻城攻城再攻城，立功立功又立功。
1944年10月26日，在冈村下达指令后，第十一军迫不及待地从桂林以北
发起了大规模进攻，随后兵分两路，一路直接围攻桂林，一路清除桂林
外围阵地，以掩护对桂林的围攻。
横山勇侦知防守桂林外围的为杨集团。对于杨森和第二十军，横山勇并
不陌生，也不是第一天打交道，深知对方是何等角色，自然不敢以弱旅
相应，他派出的是第3师团，当下第十一军里最强的骨干师团。
1944年11月2日，第3师团进入平乐，发现此地已经彻底清野，附近空无
一物，奇怪的是，也见不到一个守军。第二天黎明，正准备在荔浦渡河
时，第二十军却猛不丁地冒了出来，在晨雾中与日军隔河作战。
杨汉域所使用的战术，与几个月前的茶陵攻防战类似，即先在荔浦西北
的丘陵地带建立控制阵地，然后边打边退，逐步将日军诱进城，一旦日
军进入城内，便来一个宰一个，来一对宰一双。
日军在茶陵吃过亏，这回不上当了。第3师团一部向左迂回，率先对丘
陵地带展开抢攻。
茶陵攻防战时，第二十军只需固守一座茶陵，现在是包括荔浦在内，各
个要点都要分兵据守。尽管杨汉域已从平乐等地收缩了兵力，但荔浦守
军仍显薄弱，在对攻战上，明显处于下风。
丘陵由此失守，这场阵地战对于荔浦的价值和作用，有如黄沙铺之与茶
陵，杨汉域被迫撤出荔浦。
荔浦之后是修仁，杨森决定以集团兵力相拒，做最后一搏。
首先出来应战的还是第二十军。第二十军将高地、小河河岸作为现成阵
地，轻机枪往上面并排一架，迎头就射，经常给沿路行军的日本兵撂点
狠的出来。
以第3师团的实力，逼退第二十军已不成问题，但第二十军后面还跟着
杨集团的其他部队，就算是每人叫一嗓子，也够他受的。
桂南山峦起伏，地形险恶，加上天气不好，雨水泥泞，日军疲于奔命，
外围警戒渐渐地就松了下来。
1944年11月4日晨，第3师团前卫部队刚刚打完一场仗，官兵们饥肠辘
辘，急匆匆地开始点火做饭。
杨森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指挥总部野炮兵，以炊烟为目标进行猛烈射
野炮是荔浦整补时配给杨集团的重武器，清一色的美制100毫米榴弹
炮，先前驻桂平的第二十三军早就已经尝过这种舶来品的滋味，对于第
3师团来说却还是第一次。
日军做饭的地方乃空旷所在，炮弹来了，躲没处躲，藏也没法藏，那个
狼狈，恨不得赶快找个人把自己给托付了才好。
做饭吃饭本来是个让人心情愉快的事，这个时候挨炸，那感觉如同生吞
了十只活苍蝇。日军气急败坏，饭也不吃了，扔下碗筷，便继续进兵。
那天早晨也怪，突然起了大雾，周围看不清楚，只能瞎摸，加上心里窝
着火，日军只顾往前乱闯乱撞，其中的中井大队不知不觉，竟然闯入了
杨集团的纵深阵地。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杨森指挥各部将中井大队夹在中
间，便是结结实实一顿胖揍。中井大队连个小暗示、小眼神都没得到，
就糊里糊涂地遭了殃，大队长中井郡次郎大尉也死于混战之中。
得知中井大队陷入重围，第3师团急忙整军压上，直到下午雾散之后，
中井大队才被捞了出来。
在第十一军发起攻势之前，横山勇及其幕僚曾有心理准备，认为纵然能
攻取桂林，仗也会打得如衡阳之战那么艰苦。
在地方军中，桂军以军事训练认真和作战顽强而闻名，抗战中，日军凡
是与广西部队作战，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同时桂林又是桂军的大本
营，所以横山勇预料桂军一定会誓死守卫桂林。
衡阳一战，第十一军开始投入兵力不足，导致战斗旷日持久，被横山勇
引为教训，此次他除以第3师团扫清外围外，在桂林一共投入了5个步兵
师团。
几天之后，通过战报及其他情报，横山勇发现事实与他最初的想象有着
相当大的出入。
桂林守军原为桂军第三十一军，这是一支相对完整，战斗力也较强的部
队，但白崇禧在对守城失去信心的情况下，以依城野战为由，把其中的
两个师从桂林城内给调了出去。
如果真的是“依城野战”也好，实际并非如此。小诸葛远不像日本军人那
么一根肠子，和桂平反攻前一样，他这么做，不过是要保存实力，那两
个师早就随着夏集团撤到桂林南面去了。
至于临时扩编的“两师两纵队”，亦是白崇禧为扩充桂军而想出的歪点
子，然而尚未组织出来，整个会战就结束了，他从蒋介石那里要来的武
器也大部为日军所有。
白崇禧一生自以为聪明，然而他掉坑也全是掉在聪明这两个字上，须
知，这个世上的聪明还有大小之分呢。
当然，面子上桂林还是要守一守，可是连横山勇也看出，区区两师，又
无外围策应，即便有桂林的石山作为依傍，也“无需特别重视”。
第十一军的参谋们都认为：“桂林已无多大问题，敌情微不足道。”
紧随而来的情报是，一直驻在柳州外围的第四战区主力不知所向，柳州
几乎已是一座空城，如能趁机奔袭柳州，将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由于第十一军和第二十三军通讯长期中断，横山勇并不知道第四战区主
力集中在桂平一带，他只觉得这个便宜不捞的话，自己得后悔一辈子。
问题是冈村已经定调，柳州这口食可是第二十三军的。
参谋们早就为之愤愤不平：都是从小穿开裆裤长大的，打个仗难道还有
亲儿子干儿子之分？这心都偏到胳肢窝里去了。
第十一军的一班中小参谋合议之后，集体向一二把手“进谏”。
参谋长中山少将嗫嚅着说：“现在方面军的命令是不管柳州，径直向柳
州西北挺进，与第二十三军共同围歼支那军队……”
下面的参谋们异口同声：“柳州西北道路崎岖难行，且第3师团已攻下平
乐，往柳州进击可谓一马平川，战机不可错过。”
中山参谋长听后也动了心，便提醒横山勇：“如不明确下定决心，中途
犹豫不定，恐有不妥。”
横山勇其实早有此意，参谋们推波助澜，可谓正中下怀，当即斩钉截铁
地说：“全部责任由我承担！”
横山勇下令，撤销第13师团攻占桂林的原定任务，与第3师团一道向柳
州进兵，同时将自己“先斩后奏”的独断决定，以紧急电报的方式上报给
方面军总部。
冈村当时正在生病，低烧不断，原本脑袋就晕得不行，横山勇的紧急电
报让他震惊不已，头更晕了。
方面军有方面军的利益和角度，冈村的幕僚全都跳了起来，方面军参谋
长宫崎周一中将大骂：“横山勇这是自私，他不过是想获得立功的机会
而已。”
副参谋长也嚷道：“又这么干了，这是横山勇的专横，对方面军统帅权
的侵犯。”
综合幕僚们的意见，冈村当场断言：“这是越权。”
冈村亲自拟定电报，要求横山勇改变部署，在电报中他用一句话简洁明
了地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余重视宜山胜于柳州！”
宜山在柳州西北，冈村的意思，就是要让第十一军抄到柳州背后，对第
四战区实行围歼，以便一网打尽。
横山勇上报他的方案，就没指望冈村会批准，不过是立个案而已，收到
冈村的电报后，他连复电都没高兴递一封回去。
听你的是情份，不听是本分，我爱怎么玩就怎么玩，要你丫管！
横山勇认为他的饭眼看快要做熟了，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再让别人把
锅抢去——所谓机子不快梭子快，先占领柳州最为要紧。
于是，下令第3、第13师团继续向柳州急进。
第十一军的大举南下，令张发奎大为震动，被迫重新调整部署，命令各
部队向柳州近郊靠拢。
张发奎不早一步收缩兵力，很可能陷入第二十三军的包围之中，到时想
撤都来不及，再进一步，倘若横山勇肯老老实实按照冈村的指示行事，
第3、第13师团从柳州西北进行包抄，第四战区就得全军覆灭了。
换句话说，其实是横山勇的冲动和“自私”救了张发奎及第四战区。
在全面回撤的同时，张发奎急令杨森回援柳州。
接到命令后，杨森将第二十军留下继续扼守修仁，自己率领集团军的其
余部队，沿着黔桂铁路，乘火车前往柳州。
由于要防空，军列必须晚上才能启运，而由于军队编制复杂，站务忙前
忙后，又屡出差错。杨森总部的那节车厢本来应排在最后面，调度了半
天，却被调到最前面去了，火车头还排在他的车厢之后。
桂林车站的负责人见出了差错，特地到总部车厢来向杨森道歉。杨森表
示自己打仗是内行，行车是外行，一切可由车站方面便宜处理。
行到半路，后半段列车因车钩没有搭牢，意外地和整列火车脱离。
火车头掉头向后，推着前半段车厢，去接应脱掉的车厢，杨森所在的这
节也被迫停了下来，脱掉的车厢虽无牵引动力，但出于惯性，还在快速
向前滑动。行车人员忙中出错，忘了这一点，黑暗中又什么都看不见，
结果两段列车撞到一处，发生了重大事故。
杨森闻讯下车前来一看，早已是车毁人亡，损失惨重。
因为天色渐亮，唯恐遭日机轰炸，杨森留下人员负责现场处理，下令前
半段列车继续往柳州开。
心痛之余，杨森一路上更添小心。当经过柳江铁桥时，他看到铁桥两旁
已遍插红旗，这是即将炸桥的信号。
还是在淞沪会战失败时，杨森在撤退途中曾亲眼目睹，奉命破坏交通的
人员往往不等部队全部开过，就先行炸桥，
弄得后面来的部队无路可走，只得四散溃逃。
杨森立即让车长停车，亲自找到负责炸桥的军官，告之后面还有无数人
马辎重，铁桥一定要在24小时以后才准破坏。
军官愁眉苦脸：“那不行啊，按规定马上就要炸桥，再说，你们一走，
我们留在这里怎么办？”
杨森大怒：“我告诉你了，后面还有大批部队！24小时后炸桥，这是我
的命令，如果你不听，我就对你军法从事。”
军官应诺从命，但杨森上车后还是觉得不放心。炸桥的军官级别不高，
若在平时，不敢不遵从集团军总司令的命令，现在兵荒马乱，又非你的
直系部下，人一走，他极可能违抗命令。
于是杨森指令副官留下进行监督。在杨森所在列车通过铁桥后，负责监
督的副官想跑到桥的另一头，查看通电爆炸的地方，才跑到桥中央，爆
破就开始了，桥身分段炸裂。
炸桥部队果然提前炸毁铁桥！
副官见势不好，匆忙之中赶紧抱住身边的一根钢柱，钢柱被炸得一飞冲
天，之后垂直下坠，颤巍巍地插在了江心。
副官战战兢兢地从钢柱上爬下来，泅水游到岸边，全身湿淋淋地跑来向
杨森报告。
杨森气愤不已，恨不得立刻把炸桥的军官绑来枪毙，但这兔崽子炸完之
后，早就跑得不知所踪。
后半段列车上的人马还没赶上来，没有铁桥，难道让他们飞渡柳江不
成？
欲速不达，杨
森只得采取紧急措施，调动工兵搭建浮桥，这才把剩余人马辎重全部接
进柳州。
张发奎早已驻节柳州，他把杨森等人叫去商讨军事。
此时柳州四面楚歌，从敌我实力对比来看，柳州难以固守，在这一点
上，大家没有异议，有异议的是柳州还要不要死守。
张发奎对桂林防守抱事不关己的态度，那是因为他认为桂林失守与否，
自己没有什么责任，责任都是白崇禧的。柳州不同，这里是第四战区的
中心，他是战区司令长官，责无旁贷，若有什么差池，推诿不到别人头
于是张发奎一下子变得特别激情起来。他滔滔不绝，说柳州是西南名
城，绝不能弃而不守，不然就等于日本人兵不血刃地占领广西全境，太
耻辱了。
张发奎梗着脖子，说他不惜牺牲一个师，也要在柳州跟敌人拼一下。
杨森在军事上，一向是个有态度的人，不会拐着弯说话，当下就表示反
对。
牺牲是要有代价的，不能光为了面子和好看去让官兵瞎牺牲。桂林城内
曾驻有美军对空联络组，他们不肯在城里死守，执意要撤离。撤离之
前，美国人还撂下一句话：“死守在城里等敌人围攻，我们美国没有这
种战术！”
杨森认为现在不是名城不名城的问题，而是这样的无谓牺牲已经没有多
少战略意义和价值。比如守桂林的那两个师，在城内兵力不足，城外又
无部队策应的情况下，桂林多守两天，少守两天，又于事何补？相反，
这样的精锐部队如能予以保存，并移用于一场有把握的战役，效果将会
更好。
杨森勇是勇，但并不蠢，而且最讨厌这种脱离军事原则的意气用事，当
年唐生智死守南京，他就认为愚不可及。
目前中方损兵折将，得力的部队不是嫌多，而是太少，因此杨森提出，
如果再无其他会战计划和意图，应以保全实力为原则，即用不着死守柳
杨森如此一说，张发奎倒来了气，对杨森说：“你要这么做，一切由你
负责！”
又来了，不过就兵言兵，何必上纲上线。杨森听了很不高兴，他自认既
是打仗，就没什么责任负不起的，但张发奎系战区司令长官，对他有指
挥之权，他也不愿被说成是怕死逃跑，因此姑且忍让下来，并表示愿意
承担防守柳州的责任，掩护主力后撤宜山。
杨森制定的防守部署，外围以第二十军防守北面，第三十七军防守南
面，内层则以第二十六军守柳州城。
杨森可不愿意被人家围在城里打，他派出工兵，在所有要道上架设桥
梁，预先为守军安排了撤退之路。与此同时，将储存于柳州的军事物
资，能后运的赶紧后运，一时难以运走的，抓紧销毁，以免资敌。
外围形势越来越紧张。
从11月4日傍晚起，第3师团在后续主力已集结到位后，就昼夜不停地向
修仁阵地发动攻击。
第二十军在通往修仁的公路隘口占领阵地，前方顽强据守，后方以野炮
猛烈轰击，使第3师团寸步难进。
第3师团长山本三男中将还不信邪，亲自到前沿察看地形，他看到隘口
地势与其他地方迥然不同，奇岩绝壁，山石耸立，不由为之一惊。
即便没有野炮支援，步兵要逾越这样的天险也够受。山本在日记中写
道：“山势险峻，难以攀登，全体将士对之目瞪口呆。”
打开局面的是随后赶到的第13师团，该师团奉命离开桂林，进占永福。
永福位于修仁侧背，第二十军顿时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与此同时，第
3师团又采取了迂回侧背的打法，隘口的地势作用遭到削弱，杨汉域决
定放弃修仁后撤，留第133师断后。
第133师在修仁城外十二里处占领阵地，师长周翰熙以第398、399两团
在前，以第3
97团为预备队。第3师团长山本倚仗自身兵多，在攻击战术上一反常
态，没有逐一推进，而是先将前面两团包围起来，再以主力向预备队发
起进攻。
周翰熙下令第399、398团立即突围，命397团进行掩护。由于众寡悬
殊，397团遭到日军三面包围，团长彭泽生亲临一线指挥作战，战斗十
分激烈，部分伤亡也非常大。
周翰熙见状，把师部工兵连、防毒连都调给彭泽生，自己也到第一线进
行指挥。
1944年11月5日，早上10点，398团已经突围，但陈德邵第399团还在包
围圈中，周翰熙干脆将距离师指挥所三十里外的搜索连也调上一线，归
彭泽生掌握。
战争是残酷的，周翰熙这时的决心，就是准备牺牲彭泽生团，给陈德邵
团打开一条生路。
11点，陈德邵团终于突围而出。
为保证师主力撤退，彭泽生当天战死于修仁前线。自淞沪会战后，第二
十军再未有团长阵亡的纪录，由此可见战斗激烈程度以及伤亡之重。
杨汉域得知后大为震惊，立即用火炮对日军进行猛烈射击，同时命令各
部以交替掩护的方式，入夜之后再从小路撤出，这才使第二十军脱离了
在攻取柳州外围后，为了向冈村有所交代，横山勇从第13师团中分出第
116联队，迂回攻击柳州西北面的柳城，企图从龙江河上游包围柳州，
截断第四战区向宜山的退路。
杨森侦知这一情报后，赶快派第二十军在龙江河设防，为主力后撤支起
篷架。
通过不断传来的前方情报，冈村也看到第四战区主力已从桂平收缩至柳
州，并不断往宜山后撤。
早就说过了，“余重视宜山胜于柳州”，横山勇要是听话，这时候大部队
往宜山一摆，第四战区插翅难逃啊。
让冈村更为着急上火的是，他与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的联系也突然中
断，这可能意味着，他即将失去一个在柳州附近围歼对手的大好时机。
因为指挥不能如意，冈村焦躁不安，苦恼万分，直到11月7日晚上，田
中发来电报，报告说第二十三军已向柳州进发，才稍有安心。
接下来的难题，仍然是让谁第一个进入柳州，虽然第十一军已经兵临城
下，但冈村仍希望横山勇能发扬风格，把攻占柳州之功让给第二十三
军，其战斗力尽量指向柳州以西，这样才能将第四战区全部围于网中。
冈村让参谋长给横山勇拟电，可横山勇就是横竖听不进去。
1944年11月9日，冈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横山勇发出了一纸罕见
的非常命令，要求直接进攻柳州城的部队，均归田中久一的第二十三军
指挥。
在此之前，方面军总部对第十一军使用的口吻都是“指导方式”，即只传
达意图，未实行硬性命令，即便是在横山勇独断专行的情况下，也是如
此。
非常命令是破天荒第一次，所谓非常命令，就是你想执行得执行，不想
执行也得执行，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横山勇再装傻充愣已不可能，但让他感到格外高兴的是，关键时候，第
二十三军那边意外地掉了链子。
从11月7日发出追击令开始，田中即率司令部及通讯队人员向柳州马不
停蹄地前进。从桂平至柳州一带的山路极为险峻难行，前面已经走惯山
路的野战部队还不觉得怎样，对于后面这些机关人员而言，着实能要了
他们的性命。
在行军过程中，运送通讯器材的驮马时不时就会滚落到丈余深的山涧里
去，只好靠人攀登岩石，再把沉重的器材给扛上来。
第二十三军通讯队原先的基地在广州，长期留守一地，不像第十一军的
特情班那样经常随军出战，突然遇到这种情况，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
行军时，因为山道狭窄，大家都得排成一列纵队，低着头小心翼翼地往
前赶路，这时候要想停下来架机发报几乎不可能。等到宿营休息，想发
报了，一看，通讯器材很多已经摔坏，在山区里又无法补充，此外，山
地地形对无线电通讯也有很大影响，电报大多既发不出去，也收不进
11月7日以后，一连七天，第二十三军与方面军、第十一军的通讯联络
几乎全部中断。冈村于11月9日同时发给第二十三军的非常命令，田中
并未收到，自然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指挥第十一军的攻城部队。
既然田中“云深不知处”，横山勇就有了新的变通办法。他告诉冈村，不
如命两师团先攻柳州，进城后再接受田中指挥，然后经柳州入宜山，未
为晚也。
冈村下发了非常命令，第3、第13师团是知道的，但这两个师团指挥层
全都不约而同地站在了横山勇一方，并且对冈村心怀不满。
我们不是一定要跟谁呛，现在连第二十三军在什么位置都不知道，电报
也无法联系，你就要让我们归其指挥，堂堂方面军司令官，莫非脑子进
水了不成？
第3师团长山本与横山勇的私交不错，当下便带头弃非常命令于不顾，
要跟着横山勇一竿子插到底。
电报联系不上田中，第二十三军又进展缓慢，迟迟看不到人影，冈村也
怕延误军机，遂不得不任由横山勇自行其是。
1944年11月9日，第3、第13师团渡过柳江，对柳州城发动了直接进攻。
在杨森的指挥下，第二十六军凭借柳州东北的蟠龙山，进行了顽强的阻
击。蟠龙山是一座独立的石头山，可俯瞰柳州，山前设置了多层美制蛇
腹形铁丝网，山上建有堡垒和许多隐蔽火力点。
这些火力点实际上都是一座座山洞，洞口用水泥加固，设有各种枪眼。
第3师团以步兵联队和野炮兵联兵协同，猛攻了一天，也未能取得任何
实质性进展。
当天从柳州以北进犯的第13师团，因遭到暗堡火力及防坦克壕的阻拦，
同样止步不前。
但这并不表明柳州就能守住。
柳州市南有一座马鞍山，杨森将炮兵调到山上，欲用野炮对日军进行打
这一招用好了，也可能起到长沙会战中岳麓山炮兵阵地那样的效果，可
是一打才发现，火炮运转不灵便，根本压制不了日军的进攻。杨森从山
上一眼看过去，进攻的日军简直是排山倒海一般的阵势，第二十六军并
不具备扭转战局的可能。
11月9日傍晚，第116联队已占领了柳城，随时将会过龙江河南下，从柳
州西撤的退路面临着被截断的危险。
杨森久经战阵，知道这种仗难以再打下去，只有越早抽身，所受到的损
失才会越小。
1944年11月10日，他断然给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打去电话，通知对方
即行撤往柳州以西山地。
丁治磐马上根据命令组织撤退，同时留下了必要的掩护部队。
经过第一天的试探，日军已总结出攻山的办法。第3师团先用野炮进行
支援射击，接着用步兵冲锋，将铁丝网拉倒。留守蟠龙山的一个团通过
隐蔽火力点进行阻击，在完成掩护主力的任务后才撤出柳州。
杨森没有完全按照张发奎的意思办，拿任何一个师去白白牺牲，最后损
失掉的是守于城中心的一个营，但这种损失背后，是大部队的安全转
移。
1944年11月10日这一天，桂林、柳州几乎同时陷落。冈村得知后却只有
焦急，因为按照他的惯常打法，此时是使用二次兵团，也就是让蓄势待
发的第二十三军上阵追击的最好时候，可他与田中仍未能取得电讯联
前期是横山勇争功心切、拒不从命，后期是第二十三军杳如黄鹤，冈村
与理想中的柳州围歼战最终失之交臂，这让他又气又急。
可是第十一军已成为追击中必须依赖的主力，这是冈村必须认清的事
实，所以他又不得不忍气吞声，以方面军司令官的名义，给横山勇发出
了机密亲启电报，表示已经理解横山勇的苦衷，过去的事就算了，“希
望今后上下一致”。
1944年11月11日，张发奎在宜山重新部署，试图建立新的防线。
退往宜山的部队在经历前期一连串的紧张战斗之后，大多疲惫不堪，战
斗力和士气也急剧下降，这时候唯有桂军夏集团和海竞强师还保存着元
气。
海竞强师是白崇禧临时从桂林守军中抽出的部队，师长海竞强乃白崇禧
的外甥，也因这层关系，事后白崇禧颇受诟病，但现在，海竞强就是张
发奎眼中的活宝贝。
张发奎曾对夏集团司令夏威说：“你和海竞强是战区现在唯一的生力
军，应该一显身手。”
可是张发奎很快就失望了，失望的人中还有杨森。
海竞强师在指挥序列上，临时拨归杨森指挥，杨森让该师驻扎于宜山附
近，任务就是对所有后撤的四战区部队进行掩护，但柳州防守战刚刚打
响，海竞强便给杨森打电话，说他的位置太突出，想往后面撤。
因为不是自己的基本部队，杨森也只好同意他向后挪位，不料这一挪之
后，便杳无音讯，不知溜到什么地方躲着去了。
按照张发奎的部署，原在杨集团内的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由杨森
指挥，先行沿黔桂公路退入贵州境内，第二十军则在宜山东北的天河设
防，以掩护宜山左侧背。
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要是还保存着战斗力，就不至于要早早脱离战
场了，本应进行后卫掩护的海竞强师又不见踪影，杨森带着这两支部
队，犹如是一手拉一个儿女在逃荒，不仅心情忐忑不安，模样也狼狈之
至。
在将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送走后，杨森自率总部前往天河，以便就
近掌控第二十军，此时护卫总部的只有一个特务营。
沿途需要走过的，全是高山峻岭间的羊肠小道，路窄坡陡，以致人困马
乏，实在走不动了，杨森只好临时找了一座小镇宿营。
他一边安营扎寨，一边派人在四周察探动静。侦察兵回来报告，说离此
不远有大批帐篷，驻有许多兵马，只是不知对方究竟是敌军还是友军。
杨森估计，海竞强师充其量不过是三天前才离开宜山，在此之前，总是
要抵挡几下的。日军行动再快，也不可能抄到近处，所以他初步判断是
友军，加上实在困得不行，便再没去管它。
天亮之后，落在总部后面的电台和卫生队还没到，杨森让再等一等，会
合了再一道出发。
一等就等出了事情，突然间枪声四起，侧耳一听，是日本兵的重机关枪
声音，杨森情知不好，急忙派特务营前去查探。这才弄清楚，原来昨晚
搭帐篷的是日军，卫生队已被俘虏，电台也被包围了。
日军并不知道跟他们在一起宿营的，竟是集团军总司令和他的总部，否
则来个夜袭，岂不完蛋。
杨森惊出一身冷汗，当即指挥特务营与日军作战，整整苦战一天，终于
把至关重要的电台给救了出来，特务营也损失很大，给杨森做过多年警
卫员的副官当场阵亡。
部队白天还撤不了，只能利用晚上。杨森走出借住的民房，准备上马出
发，左脚刚跨出房门，耳边就听到了一声尖厉的长鸣。
杨森有着老兵的灵敏直觉，当下大叫一声不好，往地上一闪一扑，就见
一颗炮弹飞下来，正落在他的脚边。
周围的卫士全吓呆了，杨森自己也只能用传统评书中的一句行话来形
容：眼睛一闭，我命休矣。
让人惊异的是，炮弹打了两个滚，躺着不动了。
那竟然是颗哑弹，没爆！
卫士们清醒过来，纷纷向杨森道贺：“到底是总司令命大福大，炮弹打
到脚边都不炸。”
又不是打游戏，有多少命能这么玩的，杨森直摇头，算了算了，我们还
是赶紧走吧。
到了天河，有第二十军在周围护佑，心情也不由得放松下来，众人躺倒
就睡。
不料追兵跟着就过来了。在第一线进行监视的陈德劭团急忙组织阻击，
与此同时，团长陈德劭派两名侦察兵将敌情连夜转送第133师部。
如此重大军情，师部按照程序要迅速向总部报告，但师参谋长也因连日
奔波过于疲劳，而在床上睡了一会，导致这一报告未能得到及时处理。
追过来的是第13师团，该师团的一个大队利用空隙插了进来，并在第二
天拂晓对杨森总部所在的村庄展开突袭。
杨森没接到报告，不知道敌人已经接近，早上一醒来，哨兵才发现日军
大队距离总部仅一里之遥。
赶紧撤退，由于走得急，他们连铺盖卷都没来得及拿，杨森和幕僚长身
上的大衣都丢了。
第二十军闻讯调兵前来，由陈德劭亲自指挥，与日军苦战一天一夜，一
千多兵员损失一半，才化解了前线的紧张形势。
日军向来视第二十军为劲敌，他们对没能消灭第二十军的指挥中枢而扼
腕不已，一位联队长在日记中写道：“杨汉域军长也可能在村庄里，感
到遗憾。”
在宜山正面，先是海竞强师溜了号，接着夏集团与日军甫一接触，各部
便相继溃败下来，夏威本人仓皇撤离宜山，宜山防线尚未组织起来就已
经支离破碎。
第二十军由掩护侧背又变成了掩护战区主力转移。杨汉域让第133、134
师轮番据守隘口阵地，对进入天河公路的日军进行顽强阻击，完成任务
后撤往贵州境内的独山。
第二十军到独山军械库领取枪械弹药，以进行补充，按计划领完之后，
官兵们一看，库里的军火还多得很，就回来报告。
当时独山的守军寥寥无几，日军一到，不是资敌就是毁坏，岂不可惜。
于是杨森亲自前去交涉，以独山地区最高军事长官的身份，希望能把军
火全部取出来。
回答却是：不行，没有得到上级许可。
杨森请示了一下，上面说可以尽量取用。再去找军械库管理人员，对方
仍是一副官腔，说他们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不合手续。
杨森气急了，当着众人大声质问：“有军火弹药，你们不肯发给部队，
敌人眼看就要打来了，你们又搬不走，那怎么办？”
管理人员以一副冷嘲热讽的态度看着这位发怒的老将军：“搬不走，我
们宁愿炸掉！”
杨森被气昏了头，愤然拂袖而去。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或者说县官不如现管，作战
在即，杨森毫无办法。
因为这些小人兼官僚的敷衍塞责，日军在追击过程中得以缴获大量武
器，甚至他们身上穿的棉衣都是从仓库里抢来的。
后来杨森回重庆，曾在蒋介石面前告了御状。蒋介石听了也非常生气，
遂下一道手令，要求今后凡在战区之内，当地的一切事宜，都须听从最
高军事长官的节制。
日军追到独山，杨森又率第二十军前去守卫黎明关。
黎明关乃贵州西南屏障，有“黔南第一关”之称。关卡用石块砌成，建有
高达三米多的石头关墙，每隔一米有一个垛口，山上还有炮位和机关枪
阵地，在关卡之下，仅有一条山间小路可以通行，两侧皆为悬崖陡壁，
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在黎明关，杨森和第二十军又碰到了他们的老对手——第3师团。即便
在修仁之战中，面对天险，第3师团还可以选择绕道而行，但黎明关两
侧皆为连绵不断的石山，无法进行迂回包围，正面突破是进攻的唯一方
式。
第二十军将重机枪和轻机枪集中使用，从各个方向对山间小路上的日军
进行纵射和背射，同时以迫击炮辅助轰击。
第3师团在黎明关遭受了惨重伤亡，仅仅一个先头大队里面，中队长便
全部负伤或被击毙，有的中队军官都被打光了，只得临时由曹长充任中
队长，黎明关前的青苔路上，横七竖八，躺满了日本兵的尸体。
第3师团在战史中承认，第二十军在黎明关的阻击“异常顽强”，战况进
展因此极为困难，由于需要往后运送的死伤者太多，连部队驮马都得不
到替换。
这时的第二十军虽仍为一军，但实际战斗力不及鼎盛期的一团，又未进
行过休整，实在是硬撑着打仗，经过三天两夜的激战，最终还是撤出了
黎明关。
杨森且战且退，苦苦支撑，天天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盼着援军到来。
在等待援军的那些天，杨森度日如年，经历了他从军生涯中最为艰难的
一段日子，他甚至已横下一条心，准备与阵地共存亡。
十天之后，孙元良军到达，这是长衡会战以来，杨森所看到的建制最为
完整的部队。
1944年12月2日，日军的一个大队穿着从仓库中缴获的军棉大衣，混入
并占领了独山。
消息传出，重庆人心动摇，英美盟国都提出了撤侨动议，中国战区参谋
长魏德迈中将也向蒋介石建议，必要时，不惜将远征军全部调回，用以
保卫陪都。
整个抗战形势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蒋介石忍不住发出慨叹：“1944
年是中国方面长期抗战最坏的一年。”
最难熬的时刻，往往却会给走向另一个方向提供支点，因为日军补给能
力已经支撑不住他们的进军速度。
冈村老谋深算，他知道迟早会遭遇这样那样的困境，所以才要在占据绝
对优势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消灭对方有生力量。
横山勇自恃勇猛，以为占据桂柳乃大功一件，他没有意识到，地盘多了
有时候就是包袱，起码你得分兵占领啊，此外，在统治尚未稳定之前，
还得消耗粮饷，除非——你能一鼓作气，把重庆拿下。
事实上，别说到重庆，单在贵州境内日军已显得力不从心。攻击黎明关
时，第3师团的一线部队连联队本部都无一粒粮食，士兵迫不得已，只
能摘果园里刚成熟的香蕉充饥，或者四处搜掠，后方的粮饷根本供应不
贵州境内全是山地作战，到处都需攀岩涉水，再吃不饱肚皮就是一个很
大的问题。攻占独山之前，横山勇要第3师团长山本提供中国守军的动
向，山本在复电中直接了当：“敌军动向无需特别介意，倒是给养问题
需要充分考虑。”
给养成了日军最大的短板，而这是冈村出兵之前就预料到的，如果没有
横山勇和他那些忠实拥泵们插一杠子，他有理由认为自己在桂柳会战中
的表现会更完美。
这一笔账一直留到了后来冈村担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横山勇被调职
当然是意料之中的事，那些紧跟横山勇、拒不服从冈村命令的人也一个
个倒了血霉，第3、第13师团的师团长、参谋长无一幸免，全被调职，
几乎是来了个大换血，其他师团虽然也有调动的例子，但没有一个做得
如此彻底。
以日军占领独山为标志，之后中方开始加大反击力度。
利用前线抵抗所争取到的时间，从桂柳会战开始就着手组织的抗击兵团
逐步成形，蒋介石将各大战区可以利用的精兵几乎全部投入到了贵州。
孙元良军只是第一个，接下来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完整兵团，计有8个
军20个师，其中还包括美械部队，而日军自占领桂柳以后，兵力分散，
已难以像会战开始时那样集结重量级部队。
自1944年12月3日起，日军发现对手很多并非第四战区的败退部队，而
是增援来的精锐，其武器装备及作战能力均属甲级水准。
让他们更为惊讶的是，其中有些部队的士兵已手持冲锋枪那样的自动火
器，原来的木柄手榴弹换成了瞬发信管的美制手榴弹，战斗动作上也表
现得非常机智敏捷。日军由此判断，这是一些经过严格训练的美械军。
这些变化很快就从战场效果上反映出来，第3师团一名大佐联队长差一
点被炸死，甩在他身边的就是一颗美制迫击炮弹。
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是狂妄自大的横山勇也知道得赶紧撤了，因此12月
3日当天就向进入贵州境内的第3、第13师团下达了“反转令”。
据说当时有一些不晓事的军官，还给师团送上申请，说是如果后方供养
断绝，他们可自行解决，反正一定要学习军司令官和师团长“独断”的英
勇行为，不惜代价往前挺进，至少占个贵阳，扬扬威风再说。
师团长们啼笑皆非，赶紧派参谋去给这些“特二军官”做说服工作，好歹
劝服才罢。
抗击兵团在兵团司令汤恩伯的指挥下，乘势发起反攻。
要么死，要么精彩地活下去，趁此机会，杨森也重整残部，一同请缨。
这次随杨森出战的是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和重庆警卫军。重庆警卫军
系刚刚成立，别看帽子很大，实际从未在一线打过仗。军长到了前线就
尿裤子，哭着对杨森说：“我不是不肯上去打，就怕一打部队会四散溃
逃，反而影响大家的士气。”
杨森从来见不得在战场上哭鼻子的怂人，于是就把警卫军调离前线，命
第二十军和第二十六军协同作战。
在反击中，杨森连下三个防区，全部交到汤恩伯手中，以实际行动证明
了他的军队从未被打垮过。
天时地利人和
王泽浚：第四十四军军长。系士兵、基层军官逐级递升，有几十年军事
经验。在马溪滩一战中，他的潜能被完全激发出来，从而完成了他自领
衔第四十四军以来，打得最为出色的一次攻防战。
萧德宣：在四十四军任团长，以指挥灵活著称，与美军配合，实施了特
种伏击战。
祝顺锟：第三十四师师长。善于激励士卒，能够在险恶环境中化险为
夷。
内山英太郎：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一期、陆军大学第三
十二期。时任第十二军司令官。炮兵军官出身，参加过日苏诺门罕炮
战，指挥炮战是其强项。
陈仕俊：第一二五师副师长兼第三七三团团长，负责在城北外围高地阻
击日军。
山路秀男：时任战车师团师团长，但战车师团在老河口之战未能发挥多
大作用。
藤田茂：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骑兵科。时任骑兵旅团旅
团长，擅长骑术，同时在练兵作战方面也有独到之处。
杉浦英吉：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时任第一一五师团师
团长。他久经战阵，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到抗战后期，这样资历和经
验并重的一线师团长已经不是很多。
村中嘉二郎：第一一五师团参谋长。曾在化学兵兵监部任职，对技术兵
种的协同配合很重视。
张昌德：生于四川省荣县。在第一四四师任团长，因未能继任师长，遂
鼓动第一四四师投降了日军。抗战胜利后被以汉奸罪在南京执行枪决。
长衡会战结束后，第九战区的剩余部队退避到湘赣边区进行整训，王泽
浚、王陵基皆在其中。
在最初参加长衡会战的川军各部里面，第四十四军的实力本来并不弱，
听起来是一个军，实际浓缩了一个集团军，但大多数仗都打得不理想，
自始至终未能攻下或守住任何要点，部队倒为此伤亡了三分之一。
王缵绪当初决定让儿子跟着杨森，很大程度上也是担心这小子越混越
差，把他的家当全给折腾没了。
因为过分犹豫，王泽浚没走成，惹得老爷子嗔怪不已，他自己也有些懊
悔。可是王泽浚不久就发现：还是不走好。
薛岳如今不比从前，战区实力薄弱，而且自身威信也有所下降，于是他
只能采取一种放养政策，即只要你肯归我指挥，怎么打随你，平时没有
硬性要求。
战区下面的各军乃至各县自卫团，便都按照各自能力，来了个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他们有的锯电线杆，有的挖毁道路，还有的干脆就打起
了游击。
在日军全力投入桂柳会战，暂时无暇顾及身后侧背的背景下，这种打法
基本上有赚无赔，等同于在免费奉送练兵兼立功机会，纵使原先完全是
残破之师，在这种氛围下也很快能得以满血复活。
想想桂柳会战中，连杨森的第二十军都拼到了不及一个团，王泽浚能不
感到庆幸吗？
第四十四军在长衡会战中打的又多为败仗，损失自然还是难以得到补
充，王泽浚被迫跟王缵绪学，也给部队动了个微创手术。
第四十四军是“师团”部队，每团原来有三个营，王泽浚就缩成了两个
营，又把军、师级的搜索队，以及卫生队、防毒排、辎重连这些杂七杂
八的特种配置，也全部拨补给各团，以此维持部队的战斗力。
虽然都是给自个儿动刀，不过比较起来，王泽浚还是比他老子要强，因
为这是抗战期间第四十四军最后一次动手术。
第四十四军所属第162师奉命驻防安仁以东，安仁城里是第40师团一
部，他们起初并不知道来了邻居，戒备很松，经常有士兵出城到乡村里
去“串门子”。
一名日军士兵躲在老百姓家烧黄豆吃，被川军士兵逮个正着，并押回了
师部。这名日本兵军装破烂，面有菜色，双手又黑又脏，他不仅偷黄
豆，还抢老百姓的叶子烟抽，浑身上下找不到一点“皇军”的神气劲。
一开始审讯，还没提问，他就将大拇指翘起，指指自己的头上，再指指
自己的心，比比划划，咕哩咕噜，意思是他的上司心特别黑，光知道逼
他们打仗，却不给东西吃。
当时第40师团的主力已前去参加桂柳会战，留守安仁的皆为二三线部
队，所有给养自然优先供给前线，也难怪这些日本兵会窘迫如同乞丐
又有一次，某团炊事班班长到距安仁两三里外的村庄去买牛肉。看到一
位老乡家门外墙边，竟然放着一支三八大盖。班长吃了一惊，赶紧上前
一步，先把枪背到自己身上，然后探头往门里面一瞧，呵呵，一个鬼子
正在烤火呢，这枪估计就是他的。
班长手里只带了一把菜刀，预备切牛肉的，见此情景，冲进去把菜刀一
举，勒令道：“不准动！举起手来，跟我走。”
烤火的日本兵戴一副眼镜，穿旧布军装，傻傻的样子，听到让他走，也
就乖乖地跟着走了。
到了师部之后一搜，搜出了一张大学毕业证书，原来是后期动员入伍的
学生。“眼镜男”自称是某日本部长的侄儿，不知是真是假，但看样子此
君也只能跟着他的“叔叔部长”做做公务员，打仗实在是勉为其难。
经历长衡会战，第四十四军的士气也很低落，若不是王泽浚进行缩编，
兵员素质同样好不到哪去，不过对比一下安仁城里的日军，已经算不错
跟菜鸟级别的日军部队做邻居，对人的自信心都是一种激励。当然了，
即便如此，第162师也无能力直接收复安仁，大家谁也吃不了谁，形成
了隔河对峙的局面。
中间地带有一座小山头，第162师原拟予以占领，但后来考虑到食宿不
便，暂时未予驻扎，结果让日军捷足先登了。
山头距第162师军营仅三里之遥，颇具威胁。驻在山上的是一个日军小
队，四十余人，这四十余人若是野战军主力，可不容易对付，但作为涌
现“乞丐男”“眼镜男”的鱼腩部队，那又另当别论。
指挥官观察了一下，山头侧面有一条路，然而因为那里日军警戒较为严
密，不易得手，于是决定通过正面的丛林进行奇袭。
总攻之前，由尖兵班突前探路。一个班长带三个兵，从荆棘里穿过去，
悄悄地爬上了山。上山之后，发现日本兵正在架枪休息，周围只有一两
个哨兵。
四个人耐不住性子，冲上去就要抓活的，日军毫无准备，炸了窝一样地
乱跑，后来一看，才四个中国兵，有的人又杀奔回来。
此时后续大部队正好赶到，不过因尖兵班经验不足，以致打草惊蛇，最
后只捉得三个俘虏，背回三支枪，战果并不大。
小打小闹只是开始阶段，随着功力的恢复，第162师开始重新拥有打大
仗的能力和本钱。
一周后，安仁日军倾巢出动，过河向第162师的阵地发起进攻。两军大
战一日，日军伤亡三百余人，溃败而去，日军伤兵在撤过木桥时，争相
拥挤，情形很是狼狈。
在第四十四军战史中，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胜仗。自此，日军就变得规
矩多了，缩在城内不再随便出击。
第162师缺乏攻坚能力，就采取截断补给线，饿对方肚子的方式进行围
困。
自从薛岳想办法将第四十四军留住后，倒也对王泽浚另眼相看，有什么
好东西都会拿出来与他分享。正好上面给第九战区派来一批美军特种
兵，薛岳就优先拨了一支给王泽浚。
这是一支工兵性质的特种兵，共有十二人，长于埋设烈性炸弹。王泽浚
从全军挑出一个叫萧德宣的团长，将特种兵配属给他，任务是打一场漂
亮的破袭战。
萧德宣的前任因战败被撤职查办，萧德宣刚刚提拔上来，以指挥灵活著
称。王泽浚对他说：“你这次出击，既要有战果，保证美国兵发挥作
用，又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萧德宣亲率所部营长及侦察兵，一行二十余人，化妆进入茶陵至安仁的
公路段，经过侦察，确定了伏击区域和范围。
日军辎重车队进入伏击区后，美军特种兵先将首尾两辆汽车轰上天，再
对中间的车辆逐一清除，把剩下的七八辆汽车也给炸了，堪称是庖丁解
牛式的作业手段。
在特种兵们炸汽车的同时，萧德宣团负责与日军掩护部队作战，确保前
后长达三个小时的特种作业圆满完成。
打靶回营，大家都兴高采烈，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大兵见到萧德宣
团长，都竖起拇指，连呼：“ok，ok！”
王泽浚也深感满意，对萧德宣说：“打得好，打得痛快！”
原先面有菜色的士兵还只是一部分，在补给屡屡遭截的情况下，“乞丐
男”越来越多，“眼镜男”又打不了仗，经过一段时间，日军终于忍受不
住，撤出安仁了事。
对于地面上的特种作战，日军尚有防御办法，也就是沿路加强警戒，但
当地面移往天空，他们就得抓狂了。
进入抗战后期，由于美国空军的加入，中美空军逐渐占据中国大陆的制
空权，日军之所以要付出巨大代价，连续占领衡阳、桂林、柳州，其目
的之一就是为了控制这三座城市的空军基地，以限制中美空军的行动。
除了衡阳和桂柳，江西的遂川、赣州等地也建有飞机场。负责指挥国内
空军作战的陈纳德便以江西基地为中心，编成华东飞行部队，配合第九
战区作战，同时利用运输机对被阻断的第三、第九战区进行补给，当时
这一作战形式被称为“要点作战”。
桂柳会战期间，只要是晴天，华东飞行部队的战斗机、轰炸机即从日出
到日落，不停地对日军的运输线路进行攻击和轰炸，范围从公路铁路上
的车辆桥梁，一直延伸至江上的运输船队，导致日军辎重部队整个白天
都得隐蔽防空，只有到拂晓前或黄昏后才敢生火做饭。
空军对前线日军的打击，更是令日军野战部队感到恐惧不安，以致于不
得不大量使用夜袭等进攻手段，以避开白天飞机的轰炸，而这在以前全
是中国军队的专利。
要点作战一出，其他所有的游击袭扰都沦为了小儿科，也就此成了日军
的心腹之患。
第3、第13师团追入贵州境内期间，正赶上日本军司令官大调整，冈村
宁次升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继之者为冈部直三郎大将。
冈部出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时，中美空军已失去桂柳基地，遂赣（遂
川、赣州）基地的活动却相应变得更为活跃，威胁也越来越大。冈部不
得不调集重兵，从地面发起攻击，以图破坏遂赣基地。
执行这项任务的是第27师团。该师团为甲种师团，曾是“七七事变”的主
力，后列入关东军编制，因参加豫湘桂会战才调到南方，不用说，属于
战斗力很强悍的那种类型。
中美空军发现日军东进，立即对其进行轰炸射击，第27师团被迫改在夜
间行军，由于山路崎岖，地图不准，加上滇军第五十八军的层层阻击，
其行动速度比较缓慢。
乘此机会，薛岳急命王陵基派兵前去增援。
和王泽浚一样，在接近于休战的那些天，王陵基也抓紧时间对第三十集
团军进行了休整补充，其中第三十四师在状态上更是得到了极大的回
升。
现在的第三十四师已成为王陵基的主打菜，一接到命令，他就把第三十
四师派去增援，并跳过军一级，由自己直接掌握。
第三十四师最初接到的指示是增援莲花，但中途得知，日军已经攻下莲
花，朝永新去了。
于是改成往永新，行至距永新二十里处，师长祝顺锟派侦察兵先去打
探，带回的消息是，永新也被第27师团所占，城西北高地上已部署日军
警戒部队。
根据侦察兵的情报，第27师团在永新只留下了少部分兵力，主力已经离
开，去了下一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就是遂川。
迂回进攻一向是日军最惯用的进攻战术。第27师团为增加胜算，也照搬
了这一战术，除用两个联队从正面进攻遂川外，还计划派第2联队穿过
茶陵，从井冈山区迂回至遂川以西。
日军在迂回战术上可谓驾轻就熟，少有不成功的例子，但这次他们一头
撞到了墙壁之上，而建造这道铁壁的正是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
同是“军二代”，与杨汉烈不同的是，王泽浚没有走军校这条路，而是高
小毕业后即在王缵绪的部队里当兵打仗，属于行伍出身。
从基层军官逐级递升，到担任军长，接王缵绪班时，王泽浚已有几十年
军事经验，也就是说，他并非战场上的菜鸟，只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
是能好好打上一仗的。
“天时”，是王泽浚已无路可退。他深知自己的防线一旦被日军穿越而
过，不仅遂川会陷落，机场上的空军和飞机都可能因来不及撤退，而被
一网打尽，所以他在这一战中下足了血本，也动足了脑筋。
“地利”，是王泽浚负责的防线位于茶陵东南，井冈山以西，全是连绵起
伏的丘陵高地，川军对这种地形比较适应，其中的马溪滩阵地，事后尤
被日军称为“天险”。
最后一个“人和”，驻守茶陵附近的是第161师，这个师在第四十四军的
地位，如同第三十四师之与第三十集团军，属于核心主力，从长衡会战
起，就一直担任主攻角色。
第2联队长樱庭子郎大佐显然对自己将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他安排一
个大队留守茶陵，带着另外两个大队，组成樱庭支队，径直往前攻去。
最初的情形看起来还不错，在半夜突破守军的警戒阵地后，樱庭支队第
二天拂晓就得以到达马溪滩。
樱庭的噩梦也就此开始了。
1945年1月20日晨，两个大队一东一西，一左一右，在炮兵部队的掩护
下，并列攻向马溪滩。
两个大队的精锐日军，攻击力相当凶猛，但王泽浚并不示弱，他亲自上
阵，指挥官兵们依托坚固且大纵深的防御工事，从多个角度对日军进行
阻击。
在马溪滩之战中，王泽浚的军事指挥潜能被完全激发了出来。坚守正面
的同时，他又派出一部，从外围涉水迂回至日军侧背，突然一斧头劈了
过去。
当迂回战术专家被人用同一招暗算时，那真是有一种乱棒打死老师傅的
感觉，樱庭支队的进攻马上就出现了变化，节奏和步伐都乱了起来。
“天时地利人和”又组团驾到，应验在了第161师身上。
这时候的天时，是真正的天时：连续小雨，云雾低迷。由于天气恶劣，
群山丘陵皆若隐若现，使得樱庭在观察和指挥上一筹莫展，他的两个大
队也无法做到协同一致，甚至有时部队还会陷入联络不上、前后脱节的
困境。
地利配上天时，本来已经很严峻的山地，下过雨之后，变得更加湿滑难
行，要攀上前面的岩石难如登天。“人和”亦达到极致——军长亲自出
马，指挥果敢敏捷，第161师群情振奋，作战的情绪非常高，让进攻的
日军碰了一次又一次壁。
1945年1月22日晨，樱庭召集手下的两个大队长进行商议，决定寻找空
隙再攻一次。
日军卷土重来，造的声势很大，王泽浚也相应把正面防线往后进行了收
缩，但是樱庭反而不敢继续深入。
马溪滩阵地的纵深极大，有着不小的回旋余地，纵使正面让开，两侧蜿
蜒相连的山地工事上仍有重兵扼守，犹如是张开的嘴巴，随时可以把疲
惫不堪、遍体鳞伤的猎物一口吞下。
1945年1月23日下午，樱庭被迫作出新的决定：趁部队尚有战斗力，及
时撤身转向，以免被钉死在马溪滩。
第二天，日军组织了一次佯攻，虚晃一枪之后，随即撤离了战场，樱庭
支队从井冈山区迂回至遂川侧背的计划完全破产。
近路不通，只好绕路了，而这与当初的算计已相去甚远。由于作战不
利，行动失败，事后联队长樱庭子郎大佐遭到了免职。
这是自王泽浚领衔第四十四军以来，打得最为出色的一次攻防战，有此
一战，王泽浚足以摆脱其父的影子，可以真正靠自己的本事在江湖上扬
名立万了。
第三十四师到达永新，已是1月30日。祝顺锟侦察到城内守兵不多，就
准备展开攻击，予以收复。
还没开打，电报来了。看完电报，祝顺锟才知道，第27师团主力当天已
攻克遂川，上级命令第三十四师立即驰援遂川。
第27师团为保证后方通畅，每攻下一座城池，即留下兵力驻守，同时通
过辎重部队沿途运送给养。祝顺锟侦察后得知，永新至遂川的公路上经
常有日军辎重兵出现，马骡和征用民工更是不绝于途。
第三十四师以主力向遂川急进，派出小部队实施袭击。第27师团左分右
分，路上没有多少辎重兵，所以第三十四师一击便中，收获颇丰，其中
有三门山炮，炮弹多达百余发。
第27师团攻下遂川，对遂川机场进行破坏后，主力已前往赣州，只留下
一小部分兵力驻守遂川机场和遂川县城。
1945年2月1日，第三十四师击溃留驻遂川机场的日军，重新占领了机
场。当时机场内还有许多储存的物资，包括通信器材、被服装备、食品
等等，日军还没来得及运走，就由第三十四师重新夺回，并就地对自身
进行了补充。
第三十四师接着对遂川城内的日军发动进攻，日军人数虽然不多，但凭
借原来的阵地工事，仍能守得一时是一时。正在祝顺锟思考如何夺城
时，一个意外情况的出现，使第三十四师立刻处于被动地位。
那个樱庭支队七弯八绕，也到达了遂川，见第三十四师要收复遂川，便
从斜刺里猛撞过来。
第三十四师猝不及防，师部首先遭到冲击，师、团直属的通讯辎重部队
以及野战医院皆不知所踪，祝顺锟也因此暂时失去了和集团军总部的联
若无有利地形和坚固阵地作为依傍，在平原上一对一，师级别的中国野
战军并非日军联队的对手。遭到袭击后，第三十四师被压迫在一个纵深
横宽都不超过二十里的狭小三角区，回旋困难，周围形势也相当紧张。
祝顺锟分析了一下，南面遂川城一时难克，西面有樱庭支队从侧背进
逼，东面是赣江，河宽水深，流速快，又无船只可渡，若往北面去，他
所得到的情报是，那里也有日军出现。
最后的决定是，乘夜往北转移，看看情况再说。
战场决策有时也要靠运气，祝顺锟这回的运气不错，一路往北，不仅没
遇到敌情，还收容了被日军冲散后隐蔽到山林中的直属部队，与总部的
联系又得以恢复。
当然，再往上去就有敌兵了，祝顺锟侦察到，樱庭支队的先头部队已经
到达高陂，挡住了第三十四师北去之路。
这无疑是想要对第三十四师形成包围，必须得冲出去。
当天下午，第三十四师前卫部队歼灭了一股日军便衣队，从便衣队员的
尸体中搜出了日军通报，这才知道对面之敌为第二十七师团。
抗战中由于特种情报等处于弱势，前线部队一般都需要通过抓俘虏、缴
获文件等方式，才能准确地掌握日军番号。祝顺锟得悉后，立刻有了主
跃升甲种师后，第三十四师打得最好的一仗，还是骆湘浦团在醴陵的那
一次，给予全师以极大信心，事后第三十四师趁势加大宣传，证明日军
主力不难对付。
从资料上看，醴陵被消灭的日军应为第四十师团，祝顺锟牵强附会成了
第二十七师团。当下他便将缴获的日军通报通示全师，顺便进行动
员：“已经查明，前面的日军为第二十七师团，曾是本师的手下败将，
这次应彻底予以消灭。”
口气大到天，但这就是激励人的一种办法。川军士兵们受挫后情绪一度
受到影响，一听马上振作起来：以为是多了不得的强敌呢，原来是被我
们打垮过的糍粑糖，好吃看得见！
在祝顺锟的指挥下，全师呐喊一声，山呼海啸般地向日军冲去，双方在
高陂以北大打出手。
尽管樱庭支队以炮火相阻，但第三十四师士气旺盛，锐不可当，接连攻
下好几座山头，战斗至黄昏，主力从内战跳到外线，反过来将樱庭支队
的小股后卫部队给消灭了。
樱庭支队此前曾击溃江西省保安部队，一举攻下被作为江西临时省会的
泰和，并留了少数兵力驻守。见第三十四师攻来，城内日军自知不敌，
赶紧坐上预先准备好的船只，逃到了赣江东岸。
省保安部队溃散后，已躲到周围山林里，这时候才钻出林子，赶来迎接
野战军大部队。第三十四师将收复的泰和城移交给保安部队，事后受到
了第三、第九战区的嘉奖。
尽管王泽浚、王陵基都尽了力，王泽浚甚至还有超水平发挥，但第九战
区相对微弱的总体实力，决定了没法从根本上阻止日军的强劲攻势，遂
川、赣州先后失守，所在空军基地也遭到破坏。
中美空军的西南基地至此已全部丧失，之后基地逐渐移往西北方面。这
一带皆指向日军大陆交通线的后方，陈纳德也就此改变战略战术，交通
破袭被提升到了仅次于航空歼灭战的优先地位。
从1945年初开始，陈纳德以华北的老河口、华中的芷江两机场为前进基
地，连续向日军所控制的交通干线展开了大规模空袭。
1945年1月，轰炸机群摧毁了日军在汉口的弹药储存库。进入2月，集中
攻击交通线上的机车和桥梁，短短一个月内，便有37座桥梁不能使用，
142辆机车损坏。日军将机车紧急送往机厂修理，轰炸机群跟踪而至，
顿时连累机厂也一道遭了殃。
汉口是第六方面军在华中的重要补给基地，打通大陆交通线则让日军为
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二者如今都接近于瘫痪，这已不光是损失大
的问题，而是在从根子上快速消耗日军的元气。
空军本应以空军来对付，但日军航空队已基本丧失攻击能力。在试图袭
击老河口飞机场的空战中，最后一批老资格飞行员也灰飞烟灭，新的飞
行员全是“眼镜男”般的菜鸟，让他们去袭击老河口，等于是让他们集体
自杀。
又得陆军来给空军擦屁股了。新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为扭转不利
局势，提出了上中两策，上策是继续进攻重庆。
当时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胜利，已形成了将在中国东部登陆的
趋势，这使得日军大本营更倾向于加强东部沿海守备，已无力在西部组
织类似于“一号作战”那样的攻势，因此上策也就只能留给冈村一个人自
娱自乐了。
得到批准的是中策，即通过局部作战的方式，占领老河口和芷江的空军
基地。
大略既定，冈村便将老河口作战的活儿分派给了华北的第十二军。
第十二军为豫湘桂会战中河南一役的原班人马，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
将曾亲身指挥过这一战役，其他诸如战车师团和骑兵旅团，也都是当年
打垮汤恩伯的夺命利器。
1945年3月22日拂晓，第十二军朝老河口所在的第五战区发起了全面攻
势，其目的除占领机场外，还准备进而控制五战区所在区域，为继续进
攻抗战大后方创造条件。
老河口位于襄河东岸，除被作为空军基地外，第五战区长官部也在这
里。在老河口攻守战开始之前，李宗仁已经调职，新任司令长官是刘
峙。得悉日军开始攻击，刘峙急忙组织长官部迁往襄河以西。
长官部在老河口驻扎日久，机关人员眷属众多，加上老河口机场还有大
量军用物资需要搬迁，导致运输困难很大，渡口一度为之堵塞，刘峙于
是命令担任卫戍任务的川军第125师在老河口据守三天，以掩护长官部
和飞机场撤离。
第125师是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的部队，一师三团，因为一个团回四川
接新兵未归，实际只有两个团可以参战。
老河口的城西、城南就是襄河，背水列阵，处于无路可退的境地，如果
是残破之师，这种地形很可能影响军心，但第125师一直在老河口整
训，实力保存较好，加之又有长官部卫戍部队的荣誉在身，两团的士气
均非常高，对固守三天也很有信心。
接到命令后，师长汪匣峰分兵为三：他亲率师部及375团守城，副师长
兼团长陈仕俊率373团在城北外围高地进行阻击，另外再抽一个营在老
河口东北的光化老城附近建立前哨阵地。
老河口城内城外事先未筑工事，城墙又是土筑的，缺口很多，第125师
又日夜赶筑工事，居民也动员起来，帮助部队堵塞城墙缺口，构筑巷道
阵地。
第十二军正一步步向老河口逼近。作为河南会战的亲历者，内山司令官
非常希望利用特种部队的速度，以便能够“出其不意”，重新给他创造类
似于河南会战那样的奇迹。
在战车师团和骑兵旅团中，内山更看重的是前者，在战前的军事会议
上，他特地关照战车师团长山路秀男中将：“发挥机动力，迅速突进。”
没想到就这么一句话，却把个山路弄得愁肠百结。
从机动化程度上来看，坦克确实应该跑在人腿、马腿前面，但还得看道
路状况如何。
根据山路的侦察，第五战区已动员地方人力，将豫西的主要道路全部予
以破坏，如果天晴，尚能硬着头皮开过去，无非是坦克手颠簸一些罢
了，但如果是下雨天就惨了，泥泞的道路和田地以及上涨的河汉，都会
让坦克寸步难行。
山路说，应该让第十二军提供报告，确认哪一天是晴天，这样战车师团
才能行动。
老河口一带系秦岭余脉，此处森林密布，水分充足，气候变化多端，一
年四季都像是小孩子的脸。第十二军的气象人员或许可以准确预测华北
气候，但在短期内哪里能知道秦岭究竟哪一天下雨，哪一天不下雨。
这是一个内山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看来奢侈品也没别的好处，就一个
字，贵！难道让坦克打个仗，还得从东京派气象专家过来服侍你不成？
内山要保持他的军司令官风度，纵然不悦，也一直忍着，偏偏山路又不
知趣，还在为此喋喋不休，问这个问那个。
一个不上路的家伙，加上一个雷人的理由，把军司令部的人全都给惹毛
了。内山的参谋长站起来，怒容满面地打断了山路裹脚布似的发
言：“军队的最高使命就是作战，至于天气如何无法肯定！”
挨了训，山路这才闭上了嘴。
内山甚为失望，于是又把头扭向骑兵旅团长藤田茂少将，问他需要几天
才能到达老河口。
藤田回答：预计七天可到。
骑兵比较低碳，能用七天到达也还可以，内山就再没说什么。
战车师团长的话虽不中听，道出的却是实情。事有凑巧，就在日军发动
攻势前的一周内，当地下起了大雨，道路极其泥泞、松软，这使得战车
师团出发后，行军速度变得极其缓慢，队形也难以保持。
好不容易，天晴了，不过这对战车师团而言，并非吉兆，因为飞机也可
以出来活动了，当然不是日机，而是中美空军。
轰炸机发现坦克后，接二连三地投下反坦克炸弹，炸得坦克到处乱蹦乱
跳。无奈之下，山路白天只好下令停止前进，将坦克分散隐藏于草堆和
树林中。
白天行军改成了晚上行军，可让山路始料不及的是，中美空军晚上也不
闲着。
坦克在黑暗中前行，必须开灯行驶，虽然是小灯光，但仍没能逃过飞行
员的眼睛，他们当即空投大量的照明弹和曳光弹，并以大口径机枪和密
集的小型反坦克弹进行攻击，结果就连战车师团的司令部都遭到轰炸，
电报密码本被炸到纸屑乱飞。
这样一来，昼夜都不得安身。战车师团曾在河南会战中发挥至关重要的
作用，号称“虎师团”，一度威风八面，到了此种地步，差不多已沦落为
犬。
见战车师团果然落伍，内山十分焦躁，不断催促其加快速度。重压之
下，山路只得抛去白天黑夜、道路好坏、空中攻击不管，不顾损失，闭
着眼睛往前赶。
纵然如此，战车师团还是落到了最后一名，一马当先的是骑兵旅团。
骑兵旅团长藤田茂毕业于士官学校的骑兵科，他本人擅长骑术，同时在
练兵作战方面也有独到之处。按照规定，骑兵中新加入的新兵要进行五
个月的训练期，藤田采用突击训练的办法，两个月就完成了训练。
山路依赖于军总部给他提供气象预报，藤田却会自己想办法，他事先挑
选了四名伪军，化装成平民，对沿途进行过侦察，尤其是关键的渡河区
域，都选定了骑兵徒涉点。
在行军中，骑兵旅团虽然也遭中美空军的攻击，部队发生较大伤亡，一
名联队长左腿都被炸断，但整个旅团仍保持了较快的速度，原本藤田预
计七天到老河口，实际只用了五天。
正在为战车师团“意外迟钝”而异常着急的内山，对骑兵旅团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心情也变得大好，因此赶紧派人给藤田提供战场情报，以利于
其发动进攻。
1945年3月26日午夜，骑兵旅团到达老河口东北约三十里处的竹林桥。
藤田原计划休息一天，顺便做一些侦察和进攻准备，这时他接到了第十
二军总部传来的情报，上面说：老河口飞机场的人员已于当天早上开始
接着，士兵又抓到二十多个从老河口逃出来的难民，藤田亲自讯问，确
证老河口飞机场已向襄河西岸搬迁。
眼瞅着煮熟的鸭子要飞，藤田认为“事不宜迟，勿失良机”，立即决定展
开攻击。
藤田给手下的两个联队下达命令后，就带着旅团总部呼呼地往前跑。跑
了一个小时，忽然遭到密集射击，慌忙停了下来。原来因为天黑看不清
路，加上这厮立功心切，跑过头了，竟然直接跑到了老河口外围阵地
藤田赶快撤身回头，呼呼地跑后方去指挥作战，这个乱。
经过长途跋涉，日军士兵们相当疲惫，在藤田改变主意之前，除警戒部
队外，大部分早已进入梦乡，结果一个命令，又被叫起来进行紧急集
两支联队兵分两路，第25联队负责由竹林桥向西，占领光化城及北关渡
河点。
到达光化城下，第25联队长古泽末俊大佐命令部队全部下马，以步兵的
战术动作发动进攻。本来是想搞个突袭什么的，谁知藤田冒冒失失地跑
来，已经暴露了目标，守光化的川军营早有准备，他们起先在城墙上据
守，之后逐渐退往城内中心据点进行抵抗。
据点很坚固，川军也很顽强，古泽束手无策，多次进攻均被击退。这
时，天也快亮了，西南方机场方向突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响，并看到火
焰猛烈升起，古泽马上猜到这是机场燃料库在爆破，显然守军正在做撤
退前的破坏。
那边已经进入了最后一道程序，这边光化城还难以突破，把个古泽给急
的。他随即调整打法，将先攻城再占渡口，改为先占渡口再攻城，除留
一个小队在光化城边监视外，联队主力攻向北关渡口并予以占领。
趁日军转向，光化城内的川军营撤进了老河口。古泽到北关后，对老河
口的北门进行了观察，发现这里树木荫蔽，城外街道房屋又接近城门，
易于进攻，因此就生了歹念。
古泽下令将一门山炮分解开来，利用城外的房屋为掩护，移至北门外约
五十米附近，天一亮，就先以机枪中队压制侧面火力点，然后用山炮轰
击城门。
城门轰开了，日军一拥而入。可是一进去，第375团就从侧面来了个大
爆发，一连击退其三次进攻，日军短时间内便被打死打伤三十多人。
古泽自以为得计，其实他能看到的破绽，对手也不是睁眼瞎。汪匣锋早
就视北门为守城的最大薄弱点，等着他钻套呢。
第25联队一共仅有三个骑兵中队，一个中队约为一百人，三十多人去
了，也就等于这个中队的三分之一没有了，而且眼看着继续进攻也没什
么把握，不过徒增伤亡而已。
古泽只好收拢部队，暂停进攻。
论疲劳程度，第26联队比第25联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差不多是从宿营地
被拎着耳朵硬拖出来的。紧急集合后，他们便开始了“悲怆的前进”——
由于是夜行军，错综复杂的地形增加了前行的难度，但就在这种情况
下，上面还要求纵马急奔，于是人马都苦不堪言，沿途不断有马匹因过
度疲劳而倒毙。
将近黎明，第26联队才赶到指定地点。藤田和他的旅团司令部已经等得
不耐烦了，他听到光化城附近传来极为密集的枪声，知道第25联队已经
动手，就催促第26联队也尽快投入进攻。
陈仕俊镇守的外围阵地，共分两层，朝里一层的叫马头山，朝外一层的
叫牛头山。第26联队长山下彦平大佐首先看到的是牛头山，正要下马作
战，襄河西岸的第五战区炮兵阵地已经提前发作，炮弹纷纷越河而下，
给了日军当头一击。
再攻山，守卫牛头山的第373团以逸待劳，打得很是给力，接着，中美
空军也飞来凑热闹，第26联队还没折腾出个青红皂白，就遭到较大伤
亡。
突袭的同时，飞机向左侧高地前方猛投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黑烟冲
天。如此大的声势，把山下及部下吓得够呛，都以为踏入了中方的包围
明知前面死路一条，但旅团司令部就在后面，山下也不敢退，唯有硬着
头皮继续往前进。
爆炸持续四十分钟后，仍不见牛头山上增加守军，山下这才弄清这是中
美空军在对机场进行破坏性轰炸，赶紧给部下们打气减压，以化解众人
的恐惧心理，但因375团抵抗极为顽强，前方仍无进展。
在山下采取从侧面横爬式攻击战术后，总算有所推进，只是在经历三个
小时苦战后，官兵们已经累得快瘫掉了，战斗处于胶着状态。
战场之上，有时候兵力多寡非常重要，不一定要多出许多，那么一点
点，就足以改变跷跷板的平衡。
古泽在光化城下绞尽脑汁，也无济于事，不是他不够聪明——事实上，
他在某些细节方面可能比山下还要机灵一些，起码听到爆炸时，第一时
间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像山下用那么多时间自己吓自己。
山下比古泽强的，就在于他的联队要多出一个骑兵中队，这个中队作为
预备队，一直未进行作战，也就是说休息了三个小时。见前方进展不
大，山下便将预备队增加到第一线，形势很快发生了较大变化。
山下趁势把机枪中队和步兵炮中队也压上去，六个中队齐上，对守军造
成极大的压力，牛头山率先失守，到中午时分，外围的最后一个据点马
头山也被日军完全占领，373团退至山下机场及其附近。
占领机场是日军发起老河口战役的第一个目标，从藤田到山下，自然都
惦记得紧。因为伤亡较大，山下对各中队进行了重新编组，弹药也重新
调剂，一吃完中饭，就向机场攻来。
经过交战，第26联队得以占领机场。鉴于重新夺回外围阵地困难较大，
城内又兵力薄弱，师长汪匣锋将373团撤入了老河口城，并由陈仕俊指
挥，在北门御敌。
第26联队虽然在城外得手，但弹药已近乎全部耗尽，整个联队剩余子弹
不过一百余发，仅够守一座马头山，部队也异常疲劳。藤田茂根据实
情，允许第26联队主力撤后休整。
第26联队算是功成暂退，第25联队还在北门忙活着。位于北门墙角隐蔽
处的第125师指挥所也挨了炮弹，通讯兵与卫士伤亡四人。
汪匣锋把师指挥所设得如此靠前，是为了便于观察和指挥。短兵相接
处，守军也受到不小的伤亡，汪匣锋发现负伤的守城士兵大多是头部负
伤，而且中的是枪伤，感到颇为诧异，于是便遁迹侦察。
一侦察，原来是古泽在城外屋顶和大树上设置了机枪手，居高临下，很
容易对士兵造成杀伤。汪匣锋赶紧选派神枪手，像打鸟一样逐个予以消
灭，才降低了守城士兵的伤亡。
古泽从下午忙到晚上，依旧是外甥打灯笼——照旧（照舅），什么头绪
都没弄得出来。
1945年3月28日晨，山下带着副官，以一种轻松的心情来到旅团司令
部，向藤田请示机宜。
藤田刚到老河口时，犹如打了鸡血一样，此时却无精打采，意气消沉得
让山下感到意外，简直如同换了个人一样。当山下问起，他才说
到：“第25联队蒙受了极大损失，全队正在苦战中。”
这就是说古泽还是没起色了，这个孬货，山下暗自得意，一边假惺惺地
表示对古泽“莫大同情”，一边宽慰自己的上级：我们占领了马头山，又
占领了机场，早就应该算完成任务了。
这种时候，藤田要听的就是这种话，当下便转忧为喜。
下午三点，山下再次被藤田召进司令部，藤田已经是神采奕奕，他向山
下出示了一份电报。
电报是古泽发来的，说是要藤田批准他从现在起进行“最后的突击”。
山下看过电报，差点没笑得喷出来：还最后的突击，你早干什么去了？
藤田给山下看电报，有要第26联队去助古泽一臂之力的意思，可是山下
没有弹药了，怎么打？
山下给藤田分析：在前期作战中，防守光化老城、老河口的支那军队受
损不大，一旦反击，弹药匮乏的骑兵旅团必将陷于被动，不如等援兵赶
到再作计较。
藤田觉得有理，遂命令第25联队先不要动，坐待援兵。
第125师已经提前等来了援兵，这就是孙震调派的第127师。在信罗战役
中，与第125师协同作战的是第124师，两师因不是出自一个系统，曾导
致指挥和配合等各方面出现问题。孙震显然对这个教训印象深刻，他这
次选派的第127师，和第125师一样，追根溯源皆出自于邓锡侯门下，目
前也同为陈鼎勋第四十五军所部，用孙震的话来说，“是姊妹师，容易
同心协力”。
第127师原驻于大洪山，在将防务移交给友军后，即向老河口星夜急
进。途中为加快行军速度，代理师长何翔迥将全师分成了前后两个梯
1945年3月28日晚，第一梯队到达老河口东南二十多里区域。何翔迥侧
耳听了听，老河口方向有稀疏的枪声，派出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老河口
城墙周围灯火通明，两下一综合，说明老河口仍处于日军包围之中，因
此未再贸然突进。
当晚，汪匣峰派在城外负责联络的人员也找到了第127师驻营地，双方
约定，第125坚守城池，第127师从次日开始，先站稳脚跟，然后进行外
围作战，以解老河口之围。
1945年3月29日晨，藤田旅团长尚不知道自己侧背来了中方援兵，他正
为一份命令犯愁。这份命令由军司令官内山亲自下达，内容是要求藤田
立即启动“入斩队”计划。
出兵之前，藤田特地预备了中国马以及中国野战骑兵所用的装备，其数
量正好够一个中队使用。藤田的算盘是编组“特别挺进入斩队”，凭借机
动快速的特点渗入中国军队的后方，以杀死高级指挥官，破坏中方的指
挥中枢。
同派伪军化装侦察一样，这都是藤田自鸣得意的诡诈战术，如果运用得
当，其破坏力确实不容小觑。
“入斩队”迟早要派，要不然备那么多道具干嘛，也不嫌累的慌，藤田犯
愁，是觉得时机未到。
按照藤田当初的设想，他是准备在两军交战时，利用战场上的混乱派
出“入斩队”，那个时候谁都顾不上辨别真伪，“入斩队”成功的可能性相
应就大。
什么时候混乱，当然得是中方完全处于劣势，甚至败退，具体到骑兵旅
团，最好是打下老河口，渡过襄河进行追击。
在藤田看来，内山的命令太过轻率，也让他十分意外——大概骑兵旅团
没能尽快攻占老河口，已经把军司令官给弄得心浮气躁起来。
虽然不满，但自己驻足不前在先，藤田也不敢不服从命令，只好咕嘟着
嘴启动了“入斩队”计划。
计划的执行者为第26联队第2中队。这个中队的相关人员事先做过编组
和训练，还实施过总体演习，演技上驾轻就熟。第2中队长樱井元彦大
尉以下三十人，皆披挂起来：将校腰佩驳壳枪，军刀改成了青龙偃月刀
的样子，背在肩上，士兵手持马步枪、手榴弹，身上穿戴的棉衣、棉
帽，所跨战马，也都是随军带来的“中国式”。
樱井大尉冒充老河口防守部队的少校参谋“李光良”，其他人也都各自起
了一个中国名字，除武器装备外，仅携带望远镜和地图。
藤田觉得不是时候，作为联队长的山下心里也七上八下，他对樱井
说：“如果发现重庆军司令部（指第五战区长官部），就进行急袭，但
绝不要深追，要活着回来。”
已经被第25联队封锁的北关渡口当然不能去，不然就露馅了。“入斩
队”从光化县城东侧取道北进，准备在光化城北渡河。
就在他们宿营并寻找渡河点时，一不小心被当地老百姓识破了真面目，
随后，令“入斩队”战栗的情景就出现了。
短时间内，从道路两旁高地上涌出密密麻麻的人群，日军称之为“土匪
军”，实际上是附近各村的农民，手中杂七杂八，各种武器都有，攻击
对象即为“入斩队”。
樱井将“入斩队”分成两队，一队进攻，一队掩护，想用这种交叉攻击掩
护的战术，将农民们吓退，但后来发现不对了，人越聚越多，据樱井事
后称，最多时，“土匪军”总数竟然达到了两千人，这下子，无论如何不
敢再孤立作战，樱井只得边战边退，途中又遭到闻声而至的中国正规军
的堵击，到退回出发地点时，“入斩队”已伤亡了一半，两名带路兼翻译
的伪军被打死，樱井本人面部也中了枪。
没斩成别人，却被别人给斩了一刀，晦气啊，当然最令藤田联队长恼火
的，可能还是这一招将从此失灵，没法再用了。
不过此时藤田显然已顾不得这些， 3月29日那天早上，刚把“入斩队”派
出去，他就得到报告，其侧背受到攻击。
上午9点，第127师一梯队的两个团分路夺取高地。第380团要占领的是
晋公庙，起初侦察时，原以为附近没有敌情，山冈上也没有哨兵，所以
有些大意，结果日军设的其实是暗哨，尖兵部队因此遭受伤亡。
第380团随后以主力进行猛攻，日军不支，退出了晋公庙。
得到报告后，藤田旅团长用望远镜进行观察，发现第380团已占据高
岗，急忙调兵反扑。
日军通过麦地向高岗袭来，第380团居高临下，迎面就赏了一顿弹雨，
日军队形没有散开，顿时就有三四十个载倒在麦田里。遭此痛击，日军
再也不敢上前。
晋公庙是第26联队的前哨阵地，所以未预先建立工事，名为塔子山的高
地就不一样了，既有工事，又组织了火力，所以另一个第397团在攻击
时就比较困难，不过也已经攻到了距敌三百米处。
第127师代师长何翔迥下令就地构筑工事，第二天拂晓再战。经过一天
的较量，他掂量出了骑兵旅团的实力，在一、二梯队会合后，对外围战
也有了一定的把握和信心。
然而入暮之后，风云突变。
日军援兵赶到了，有独立步兵大队，还有战车师团先行的战车队和骑炮
兵联队。在第127师主力背后担任警戒的工兵连受到威胁，已撤往襄河
西岸。
战场的气候向来诡异，刚刚第127师还使骑兵旅团腹背受敌，一转眼他
们自己却被夹在了中间，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何翔迥被迫放弃已占领的晋公庙，率部移往光化城西，欲以高地作依
托，与光化城内的守军进行呼应，但尚未站住脚，发现侧背也有大批日
军，这样就不得不选择在夜间突围，也渡河去了襄河以西。
防守老河口的第125师再成孤军，而骑兵旅团得到增援，又急着要立它
一功了。
1945年3月29日夜，藤田旅团长下达命令，好好地休息一天，后天拂晓
对老河口发起总攻。
大兵压境，第125师却并没有城内孤军的那种压抑和惶恐，战斗情绪仍
然很高，甚至有些兴奋。
经过与骑兵旅团的较量，第125师已得出了一个与第127师相同的结论，
那就是对面之敌不过是一支日军中的弱旅。
第125师经历过信罗战役那样的大战，见过世面，与精锐的日军野战部
队相比，骑兵旅团从火力到战斗精神都不过尔尔，说句难听的，颇
给“皇军”丢脸。
事实也是如此，就装备而言，骑兵旅团很是一般，全旅团的重武器加一
块儿，不过只有12挺重机枪和4门山炮，难以形成那种摧枯拉朽式的火
力覆盖。
至于战斗精神差，这也很容易解释。骑兵旅团大多是日本国内紧急征召
的新兵，藤田为了让他们尽快上岗，才搞了个速成。
什么都能速成，就是技术不能速成，尤其是军事技术。一方面吃的是夹
生饭，另一方面又缺乏实战经验，使得士兵们的技术动作非常生疏，战
斗不太激烈时，蹲在工事里瞄上几枪还能凑合，对方火力一强，立刻露
出马脚。
冲锋过程中，像那种机枪一扫，就倒掉一大片的，如果放在训练有素的
老兵身上，基本不可能，但骑兵旅团却是家常便饭。伤亡大了之后，他
们的胆子又给吓破了，在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下，士兵们往往只知隐
蔽，不敢前进。
此外，随便放枪、浪费弹药这种以往集中在中国军队身上的弊病，如今
也被骑兵旅团发扬光大。第26联队打了一天，就把子弹几乎打光的例
子，在骑兵旅团内不断重复。
柿子要捡软的捏，第125师认准骑兵旅团是经年难遇的“奇葩”，既然未
来的总攻还是以这支部队为主，有什么理由怕呢？
1945年3月31日拂晓，骑兵旅团组织了对老河口的总攻，也是第二次进
第25联队仍攻北门。进攻之前，骑炮兵联队集中火炮对着城墙射击，土
筑城墙很快被炸开两个大缺口，古泽指挥三个骑兵中队及机枪中队往城
里猛冲。
守卫北门的是第373团的两个步兵连，拦阻时伤亡过半，一部分日军乘
机闯入城中，情况十分紧急。
在第一次进攻中，汪匣锋就已经知道古泽对北门特别感兴趣，因此事前
就将预备队和几个师直属机枪连都交给陈仕俊，控制在北门附近。此
时，陈仕俊赶紧将这些机动部队派上去，集中火力朝被突破的缺口进行
射击，与日军围绕缺口展开了关系生死存亡的攻守大战。
第2中队长夏目秀夫大尉在组织进攻时先被打伤，送到联队本部位置，
当军医给他包扎时，正好飞来一阵手榴弹，把夏目和军医全给炸碎了。
见缺口处的争夺趋于白热化，步兵炮中队也想挤进来凑热闹，遭到重机
枪集中扫射，中队长锻冶嘉平太大尉的胸部被打成了马蜂窝，当即倒地
毙命。
这时襄河对岸的炮兵部队闻声而动，也加入了作战。火炮中有相当数量
的美制榴弹炮，射击时密度很大，犹如暴风骤雨，与城内的重机枪、迫
击炮、手榴弹构成了完美配合。
经过整整一个小时的激战，第125师成功地将城内城外的日军截为两
段，随后陈仕俊便以重机枪封锁城墙缺口，同时组织师与团的辎重兵，
与作战兵一起，用箩篓及麻袋装土，加紧堵塞城墙缺口以及修补工事。
缺口一封，就等于城内的人要完蛋了，城外的人由此心急火燎。被拦在
城外的机枪小队，不由分说就要翻墙而入，守军以迫击炮和重机枪回
敬，机枪小队的官兵不是被炮弹炸中，就是被密集的机枪子弹做成了串
烧，最后这个小队全部丧命。
陈仕俊稳住城墙防线，即把预备队调回来，围攻夹击已冲入城内的日
入城日军占据了三条街道，正与陈仕俊事先指派的巷战部队进行激战，
陈仕俊这边调派预备队，那边汪匣锋也从第375团中抽了部分兵力增
援，将日军围在了中间。
双方反复肉搏，彼此伤亡枕藉，战到午后一点，第125师夺回其中的两
条街道，将日军压迫于最后一条街道上。
残敌以两座残墙高院为据点，抢筑机枪掩体，做出了固守待援的架势。
汪匣锋和陈仕俊一合计，如果不立即消灭这股残敌，城外日军只要来一
次大规模进攻，守军就将内外受敌，不但城池不保，全军亦有覆灭危
险。
汪匣锋于是下决心把卫士、通讯兵、辎重兵全部集中起来，由陈仕俊亲
自率领，对残敌发动全面围歼。至午后三点，还剩两座砖房攻不下来，
陈仕俊下令发射燃烧弹，将余敌逼出，并用机关枪和手榴弹把他们全部
打扫干净。
当天第25联队死伤近两百人，仅被击毙的官佐就有十人之多，其中有一
个中队，连同中队长在内已不足五十人。受伤者里面，以被手榴弹碎片
击中的重伤患者居多，后来藤田不得不从第26联队中抽出军医及半数的
徒步骑兵，方将伤员移送后方。
过于惨重的伤亡，让联队长古泽大佐甚至产生了即将全军覆灭的错觉，
曾经下令译电员烧毁机要密码本。
按照藤田的部署，独立步兵大队临时归第25联队指挥，并从老河口城的
东北方向发起进攻，但两边都打得如火如荼，双方没有时间取得联络，
古泽自然也谈不上指挥。
不过步兵大队倒也没让古泽“失望”：两次攻击，两次都被击退。
藤田和他的部下或许在骑兵战术上有一腿，然而步战攻坚实非所长。不
仅第25联队和步兵大队各打各的，负责进攻南门的第26联队与他们也没
有任何联系或默契，三方面都是在独自折腾。
在攻城难度上，南门又要超过北门，这里的地形不像北门那么复杂，也
无房屋和树木可以掩护。第25联队是一开始就炸城墙，第26联队只能先
用炮火逐个轰击南城墙上的枪眼，以便能够接近南城墙。
轰过之后，觉得安全一些了，第26联队才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当到达
南门的外壕附近时，城墙上的火力突然又密集起来。
外壕宽度较宽，里面铺满树枝和干草，都已浇上汽油。日军既不能跨，
又不敢跳，要还击的话，还没子弹。
自从第一次进攻结束后，第26联队一直未能得到弹药补充，此次发动进
攻，不过是把剩余的子弹重新进行了分配，山下还一再叮嘱：“慎重使
用，不要轻易射击。”
慎重的结果，就是集体在壕前充当活靶子。中美空军飞来助战，城里可
能子弹够不着，飞机却可以酣畅淋漓地直接进行轰炸扫射，日军被炸死
打死时，遗尸仍呈散兵状分布。
从拂晓到下午，第126联队一直被阻止在外壕一线，而且因伤亡太大，
已无力向前推进。
不过是半天时间，骑兵旅团及其援兵就已经被打得没了脾气。中午时
分，藤田旅团长下令鸣金收兵，撤回原出发地点。
各人回营算账，全都算到眼泪鼻涕横流，古泽死了两个中队长，山下死
了一个，但山下比古泽更郁闷，因为古泽毕竟还进过城，他从头到尾，
连南城墙的边都没摸着，山下怒火中烧，向藤田请缨，要以夜袭的方式
扳回败局。藤田同意他的请求，并从战车队拨出一辆坦克，连同步兵大
队全部交给山下指挥。
山下气愤地嚷着要决一死战，他将联队隐蔽在老河口西南侧的森林地
带，预定要在黎明前发动奇袭。
孰不知，第125师晚上的警戒非常严密。城内守军很快发现了日军的意
图，并不时从城内发射照明弹，把老河口周围照得如同白昼一般，襄河
对岸的炮兵跟着进行炮击，使第26联队无处容身。
藤田在后方看到这一景象，知道奇袭计划已经失败，便在下半夜取消了
进攻命令。
两天后，步兵师团前来接防，骑兵旅团正式退出了这一“困难的战场”，
与骑炮兵联队一道撤了出去。此时，骑兵旅团中的有些中队已经名存实
亡，只能予以解散，人员分调到其他中队，最后索性将第25联队的四个
骑兵中队缩编成了一个临时集成中队。
骑兵旅团等于在老河口遭到了歼灭性打击。撤退时队伍哭哼声一片，哭
声来自于新兵，由于同伴被打死的太多，惊惧加上悲伤，使得泪腺想收
都收不住，哼哼的则是
那些受伤者，也是又怕又痛。
第125师击退骑兵旅团，接着便收到了孙震转来的刘峙命令。为调动部
队在襄河西岸布防，刘峙起初将固守三天改为固守七天，以后又改成两
周，固守时间被大大延长。
利用战场停顿的间隙，第125师一面将伤员转运至襄河西岸，一面加强
工事，堵塞缺口，以迎接对手更为猛烈的进攻。
接替骑兵旅团的是第115师团，先前归骑兵旅团指挥的步兵大队皆属该
师团，现在又归还建制。
在骑兵旅团对老河口展开第二次进攻时，事实上第115师团已接近老河
口，并且掌握了前方“苦战”的情况，当时他们完全可以立即加入攻击，
援助骑兵旅团。
可是骑兵旅团的“苦”把第115师团给镇住了，他们起先不知道防守老河
口的是川军，从师团长杉浦英吉中将到一般幕僚、旅团长，都理所当然
地认为守军应是“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绝不
能轻举妄动。
就这样，第115师团眼睁睁地看着骑兵旅团在自己面前垮掉了。当杉浦
与藤田交接时，面对丧魂落魄的旅团长，杉浦倒是一副带头大哥的样
儿：“把以后的攻击任务交给第115师团，请退到后方恢复战力吧。”
杉浦师团长与藤田不同，他毕业于士官学校第22期，久经战阵，具有丰
富的实战经验。到抗战后期，这样资历和经验并重的一线师团长已经不
是很多。
定下神来后，杉浦对第125师进行了资料搜集，弄清了这个师的历史以
及装备情况，同时也对老河口的战场布局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由此得
出的结论是，第125师尽管并非想象中的“中央军”，但士气高昂，又有
地空特种部队进行配合，能打垮骑兵旅团并非偶然。
第115师团系丁种师团，比丙种师团还低着一个档次，在日军级别体系
中，独立混成旅团垫底，它排第二——倒数的。这种师团不仅兵员较
少，而且基本没有特种兵配备，全是清一色的步兵，平时一般也不参加
大型战役，像第115师团，此前就一直在铁路沿线担任守备。
杉浦认为，第115师团的战斗力比骑兵旅团要强一些，但强的也有限，
若无足够火力，同样难以攻克老河口。
为此，杉浦一面请求第十二军司令部增派重炮兵，一面将进攻日期推
迟，以便等待第39师团攻占谷城的消息。
谷城位于襄河西岸，距老河口西南仅二十多里。一旦谷城沦陷，老河口
守军向西的退路将被自动切断，再攻城就要容易多了，甚至于可以做到
不战而胜。
第39师团系驻武汉的第三十四军（原称武汉防卫军）所辖师团。为了进
行长衡和桂柳会战，横山勇第十一军所属七个主力师团已全部南下，此
后日军大本营便成立了第三十四军，以填补武汉周边防御的空白。
以第39师团来策应进攻老河口，是战前南京军事会议上就敲定的。第三
十四军受命之后，从第39师团中抽出三个步兵大队，又在其他一些独立
步兵旅团和野战补充队中抽了五个步兵大队，再加上一个炮兵队，编组
成了可用于出战的“新39师团”。
对此次出击，从第三十四军到第39师团，上上下下其实都没有什么信心
和把握。
“新39师团”看上去拥有八个步兵大队，好像兵力很强，但后加的五个步
兵大队，都不是原来的整编制单位，全是这里一支，那里一支，由一个
个步兵中队或机枪中队临时凑数，有些大队长级别的军官，亦为临时指
定。此外，这些部队原先从事的是警备任务，能否胜任野战攻坚，也得
打个大大的问号。
第三十四军参谋长为此指示说：“这和军校里的图上战术不同，要考虑
对方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向我进攻，因此最主要的一点是不要分散兵力，
要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到襄河西岸。”
第39师团奉旨而行，把主要目标定位在了攻占谷城上，并在实战前，组
织了相应的夜袭和攻坚训练。
1945年4月2日，第39师团所属前卫联队首先向谷城接近。孙震派第124
师层层阻击，同时增调部队到谷城，准备和老河口一样进行坚守。
第124师占据道路两侧的高地，紧紧扼制着前往河岸的通道。战斗异常
激烈，日军每占领一座山头，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最后前卫联队只
好利用夜间潜行通过。
再往前去，中美空军又活跃起来。飞机对日军进行猛烈攻击，最多一次
出动了十六架飞机，使日军出现了不小伤亡，以致于飞机一来，前卫联
队就得赶紧停止行军，忙不迭地四处寻找隐蔽点。
好不容易到达谷城南侧，中间还隔着一条宽三百米的河。相关情况报到
师团指挥部后，师团指挥官们心里全打起了鼓。
骑兵旅团在老河口折戟已有先例，谷城是老河口的后方，老河口不撤，
谷城势必不能轻撤。这时第39师团后方已连续遭到第五战区其他部队的
袭击，师团方面担心：即使前卫联队能顺利渡河，但若短时间内取谷城
不下，而后续部队又被牵制在后方，前卫联队就可能因孤立无援而遭致
覆灭。
第39师团可不愿意为了策应别人，砍胳膊断腿，把自己也给葬送进去。
师团长及其幕僚均认为，他们能够千辛万苦地跑到谷城边上，已经将力
量用到了最大的限度，算是尽了本份，若是再要他们占领谷城，“就是
过分了”。
1945年4月3日，第39师团收回前卫联队，南返武汉。
此次第三十四军明派第39师团策应，实际暗藏着自己的小九九。因为当
时日军在补给方面相当困难，因此出发前，第三十四军参谋长就特地关
照，要第39师团在作战中，特别要注意“搜集各项生活物资”，说白了，
就是抢劫。
第39师团对此心领神会，他们打仗不坚决，抢掠民间时却甚为起劲，还
成立了一支由汉奸伪军组成的“乐园挺进队”，专项从事这一“业务”。
因军用汽车不敷使用，伪军们便编扎木筏，想利用襄河，将抢掠物资运
往日军后方。中美空军侦知后，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连续攻击，有的木筏
被炸中解体，有的则被炸弹掀起的浪头所击翻，“乐园挺进队”和抢掠品
一起进入了另一个乐园。
当后方日军来迎接物资时，他们所能见到的，只是襄河上飘浮的日伪军
尸体以及无数的木头碎片。
第39师团中途走人，让杉浦失去了一个指望，接下来，他只好在坐待重
炮支援的同时，自己进行兵力部署和调动了。
1945年初，中美空军在空中已占据绝对优势。日军航空队的活动时间被
局限在黄昏和拂晓，为防止被中美空军发现，他们即便侦察到地面情
报，也不敢以无线电方式向地面部队报告，只能空投信件。
在老河口战役中，日军战机基本无影无踪，相反，中美空军却不仅能对
第一线起到强有力的直接支援作用，还能通过空中照相和目视侦察，及
时了解日军的动态，并向城内守军通报。
1945年4月6日，侦察机向第125师发去特种情报，告知城外日军可能发
动大规模进攻。师长汪匣锋深感兵力不足，急电请求孙震派兵增援。
孙震派去了一个团，渡襄河进入老河口城内。汪匣锋重新调整部署，进
行整顿和补充。
当天，第115师团挖通了纵横交通壕，修筑出炮兵、重机枪的射击工
事，内山派来的第十二军直属野战重炮兵联队、机动炮兵联队也到达战
场，所有攻击准备就绪。
侦察机对地面观察后，预料日军可能晚上就会发起进攻，因此第125师
严阵以待，除不断向城外警戒区域发射照明弹外，还以马灯和火把对死
角地区进行照明，以防日军接近。
从晚上守到天明，攻击开始了。
1945年4月7日拂晓，位于马头山的野战重型榴弹炮，连续向老河口进行
炮击，炮弹如雨，连续不断地落在市内，特别是北门一带的守军被炮弹
压制得抬不起头来。
在重炮的掩护下，担任主攻的第26步兵大队接近北城墙，并用炸药炸开
了一个缺口，一时间硝烟弥漫天空，北门遂又成为战斗最为激烈的区
域。
陈仕俊率373团牢牢占据缺口两侧的制高点，依照上次对付骑兵第25联
队的经验，先把手榴弹成排成排地往缺口内扔去，接着用机枪进行围堵
和冲杀。
从缺口突入的第1中队遭遇了与第25联队一样的厄运，士兵被大量杀
伤，中队长小岛中尉的双眼被手榴弹碎片炸瞎，在别人搀扶下才得以退
到城外，随他一道入城的士兵已所剩无几。
在缺口的另一侧，第2中队架起梯子登城。
第125师在城墙顶部安装了铁丝网，成为登城者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时
守军再以机步枪和手榴弹伺侯，使第2中队顿时陷入火海之中，第2中队
于是也急忙后撤。
首次攻击失败后，第26步兵大队决定尝试集成攻击战术，即用炮兵协同
步兵攻击。
炮兵联队开始气势汹汹，唯一的遗憾是控制不住弹着点，无法集中打开
城墙的缺口，也不能使守军失去战斗力。
协同到最后，还是步兵演独角戏，一到城下，就被打得退回原地。
第115师团的作战参谋观战时急得直跺脚，说：“如果骑炮兵在，不至于
发生这种情况。”
骑炮兵行动灵活，能够很快在城墙上炸开缺口，这个参谋后悔让骑兵旅
团带走了骑炮兵联队。
在第26步兵大队进攻北门的同时，其他两个大队也从另外的方向攻城，
但都遭到了失败。
白天进攻毫无成效，令第115师团司令部大失所望，颇有些恨铁不成钢
的意思：都说一竹竿不能打翻一船人，可看看这三个大队，真是像极了
一堆打折促销的烂水果，挑半天都挑不出个长得养眼的。
众人皆戚戚，唯有参谋长村中嘉二郎大佐还比较振作，说自从他到任
后，早就发现了第115师团战斗力不强的毛病，这主要是平时野战、攻
坚训练太少，不过只要现场兵种协作得好，这个毛病还是可以补救的。
村中曾在化学兵兵监部任职，对技术兵种的协同配合很重视。他的言下
之意，是仗打得不好，不能全怪第115师团不得力，还是特种兵特别炮
兵配合不好的缘故。
这话杉浦爱听，不过天色已暗，谈兵种协同得明天了。见自己的话挺有
市场，村中的兴致顿时高涨起来，当下便自告奋勇，要去前沿跟指挥官
协商一下，看能不能再组织一次进攻。
村中来到旅团司令部，旅团长却表示消极，认为已进攻一天，部队很疲
劳，还是明天再打吧。
村中立即反对：“谁说疲劳的，我看不疲劳！记着，上级不会再增调部
队了，炮兵也不会有所增加，如不抓紧时间继续进攻，一旦城内增加援
兵，战事就可能形成僵局。”
村中直接抛出了自己的意见，就是晚上也不能歇工，这样如果打起来，
受到中美空军的威胁也相应小一些。
争论到最后，旅团长服从命令，于是准备夜战。
村中让部队加班加点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怕城内增加援兵，但其实城内
的援兵早就到了。
经过激烈的战斗，守军伤亡也很大，午后四点，汪匣锋即再次请求孙震
予以增援。
孙震让第127师代师长何翔迥率第380团渡河来援。襄河摆渡用的是木
船，每只木船仅能载一个排，因此移动比较慢。日将入暮时，何翔迥先
行过河入城。
为了防御日军重炮，师部指挥所已移至地下室，何翔迥在地下室见到了
汪匣锋。汪匣锋见到他很是高兴，说：“第127师来得正是时候。”
第380团立即被插到北门，而当晚日军的攻击重点正在此处。从晚上八
点到九点，第26步兵大队以第5中队为突击队，连续发起两次进攻，与
此同时，东门和南门也展开了攻势。
有强援来到，守军精神好着呢，既来之则安之，一道陪着练呗，练来练
去，又把第115师团给集体练了回去。
1945年4月8日，杉浦亲自进行检查和督战，按照村中参谋长提出的兵种
协同，做了一番精心准备。
原计划是采用步炮协同，用野炮抵近射击，却意外地发现弹药不足，于
是临时决定改用步车协同，即用战车队来掩护步兵，同时在坦克旁边配
备工兵，以清除前进路上的障碍。
十点，第115师团开始攻击，坦克当先锋。第125师有一个战防炮营，见
坦克冲来，战防炮兵立即采取短距离瞄准射击的方式，对坦克进行打
击，同时投掷集束手榴弹，以此阻遏了战车队的推进。
日军预定十一点入城，但十一点过后，第一线仍无进展。
杉浦急忙集中炮火，对战防炮阵地进行压制，击毁了四门战防炮，官兵
也蒙受了很大伤亡。
乘此机会，战车队越过手榴弹爆炸区。正午时分，第一辆坦克在城墙上
撞开缺口，其他坦克随之涌入。
下午一点，第26步兵大队的第2中队率先由缺口入城，守军立刻上前冲
杀。敌我各不相让，导致战斗十分惨烈，汪匣锋、何翔迥等指挥官战前
已下令，若排长阵亡，由连长指定士兵代理，连长阵亡，由营长指定排
长代理，因此在连排长伤亡后，守军仍锐气不减。
第2中队由此伤亡殆尽，中队长笹原中尉也被手榴弹炸死，但后续日军
不断增加，经过激烈争夺，仍未能将缺口之敌驱走。
接下来，守军不得不展开全面巷战，进行层层阻击。至下午两点，城内
街道双方各据一半。汪匣锋见形势不利，决定向襄河西岸撤退。
在通知各部后，汪匣锋派375团出城，占领东南角高地，对撤退人马进
行掩护，接着又派373团占据第二线阵地，掩护375团的撤离。与此同
时，对岸炮兵也对日军进行连续猛射，以阻遏日军的追击，而第115师
团所控制的野炮已经把弹药近乎打光，仅剩两发炮弹，无应战的余力。
由于撤离战场时，汪匣锋组织严密有序且进行了层层抵抗，因此没有发
生城池失陷时通常会有的那种大溃乱，部队损失较小，仅有五人被日军
俘虏。
第125师等部在老河口坚守了十三天，与刘峙要求的两周仅相差一天，
而且实际伤亡数小于日军，是整个老河口战役中的一大亮点。之后，第
22集团军奉命固守襄河西岸，日军最终未能达成渡过襄河进行追击的既
定目标。
日军虽然在老河口战役中破坏了老河口机场，但对中美空军的遏制作用
并不大，整个战役中，中美空军的飞机能够对日军地面部队进行大量空
袭，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明证。
1945年4月至5月，爆发了湘西芷江战役（又称雪峰山会战），这是抗战
末期中日军力的一次局部大检验。经过美械武装的中国精锐部队，从战
斗意志、战术战法以及武器装备，都让日军大为吃惊。
在这次战役中，日军不仅没能如愿占领芷江机场，而且包括第116师团
这样的甲种师团都遭遇重创，给日军阵营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同时
也鼓舞了占领区的居民。据驻扎广西的日本老兵后来回忆，日军在湘西
作战中狼狈不堪的情形，当地老百姓人尽皆知，他们对抗战前景多少有
些迷茫，很多人甚至绝望了，自此情绪便出现变化，那种眼神“令人永
不能忘”。
日军的处境越来越不妙，鉴于美军登陆冲绳以及苏联态度发生变化，日
军大本营被迫做出秘密决定：逐步将第十一军主力撤出湘桂沿线，调往
华中华北进行守备。
撤退过程中需要穿过桂柳会战时的旧战场，这令日军官兵不胜感慨，尤
其第3师团，他们曾在修仁等地与第二十军拼死搏杀，时隔半年，仍对
这支军队的顽强和善战记忆犹新。
在修仁攻守战中，作战最为激烈，日军伤亡也最多的是隘口狭路。此次
第3师团接受教训，提前就派得力部队抢占了修仁隘口。
当经过隘口时，第2大队长竹下少佐多次冒雨下马，双手合十，为战死
者致哀。修仁一战，竹下的同事、第1大队长中井大尉等一干官兵，皆
死于第二十军之手，而当年参加过这场战役的日军军官，包括竹下在
内，已不足十人。竹下用颇为感伤的笔调记述说，半年之前，这里还是
漫山红叶，半年之后，只有不知名的山花、杏花和油菜籽在风中静静摆
动了。
其实不需惦记，他的老对手即将驾临，“漫山红叶”的景象也要重新演
绎。
1945年6月，第二十军参加了桂柳大反攻。
从长衡会战到桂柳会战，第二十军在半年内转战数千里，官兵的疲劳和
部队的残缺程度，完全可以想象，但经过数月的补充训练，这支顽强的
部队又逐渐恢复了战斗力。
能恢复得这么快，杨森自身境遇的变化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桂柳会战把战火烧到了桂黔边境，应战压倒一切，但贵州省主席吴鼎昌
是个文官，难以适应这样的要求。蒋介石于是决定撤掉吴鼎昌，换武人
来守贵州。
在蒋介石眼中，杨森是一员能战之将，且川黔为邻省，由川人主黔，料
来不会导致太多非议，这样杨森便得以走马上任。
当年薛岳以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却仍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据他说，这样
做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军民合一，以民辅军，现在第二十军也得到了这
一待遇：借助于杨森主黔的便利，第二十军在后勤供应、兵员补充等方
面基本都是一路绿灯。
杨森卸去军职后，军长杨汉域升任集团军副总司令，杨干才正式出任军
长，成为第二十军的第三代掌舵者。
杨干才贯彻杨森“本军系统化”的治军传统，在贵州开办了第二十军干部
训练班（简称干训班）。第二十军自创始以来，举办过无数的军校和培
训班，干训班是后期最重要也是最后一个。
杨干才自兼班主任，配有专职教员，分别将中高层军官和基层士官抽出
进行训练，训练课程以日军为假想敌，特别注重夜袭、防空训练以及工
事构筑。尽管因紧急出征，训练班中途暂停，但它无疑推动了第二十军
的复苏，一批年轻勇猛、求战欲望强烈的骨干也随着杨干才一起站到了
前台。
第二十军参加桂柳反攻时，中方兵团已进至柳州附近。这时撤退及溃败
日军纷纷向柳州聚集，日军大本营的指示也以“秘密撤退”改为“紧急撤
退”，严令非守备部队“限三天内离开柳州”。
桂柳多独立孤山，山上有洞，为掩护其主力撤退并抢运物资，负责殿后
的第13师团以服部支队为后卫，利用岩洞构筑了坚固防御。要想突破和
攻占服部支队把守的这些岩洞，中方需要极强的攻坚能力，牺牲也必然
十分巨大。
指挥桂北反攻的是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在那一代毕业于日本士官
学校的国内名将中，汤恩伯堪称佼佼者，也是“乱棒打死老师傅”的典型
代表，指挥方面颇得日方军事学的真传，他没有让部队单纯从正面死打
硬冲，而是采取了日军最擅长使用的迂回战术。
柳州攻击战打响后，第二十军奉命“超越追击”，迂回并攻下柳州东北的
百寿。百寿既下，服部支队害怕后路被截，立陷恐慌，相应使正面部队
的反攻也变得较为顺利。
1945年6月29日，柳州得以收复。
柳州之后是桂林。第二十军继占领百寿，又紧跟溃败之敌，一直追到桂
林西门。经过几小时激烈战斗，首先入城，从而得到了汤恩伯的嘉奖。
由桂柳撤退的日军各部许多已丧失斗志，闻枪声即窜逃，过去那种疯狂
的战斗精神荡然无存。一些疲惫至极的日军到了一座县城后，马上倒头
就睡，连追兵到达身边都不知道，做着梦就当了俘虏。
第二十军沿着公路继续放开速度猛追，并抢在第13师团之前控制了界首
车站。
界首车站位于桂林至全州的铁路中段，第13师团见界首车站已被第133
师堵住，只得绕道界首车站以西的五旗岭。
五旗岭地形险要，友军第二十六军凭险设防，第二十军则沿铁路作横向
进攻，使第13师团遭到很大伤亡。这时的第13师团补充了很多入伍不久
的少年兵，看到身边同时入伍的同学同乡非死即伤，这些少年兵忍不住
悲哭不已。
第13师团急召担任后卫的服部支队。服部支队是老部队，比较能打仗。
依靠服部支队的迂回攻击，第13师团最终才得以通过五旗岭，退往全
1945年8月11日，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联袂追至全州。
第13师团已经从全州仓皇撤走，城内只留守下一师两旅团。当然要放在
过去，一师两旅团的规模应该足以抵挡，但此时日军战斗力已大大下
降，与去年同期相比，师团还不及一个联队。
桂北适逢大雨，湘桂交界的黄沙河水猛涨，日军欲从全州顺利撤往湖南
也十分不易。
1945年8月11日晨，第二十军看到城内起火，认为日军已经在作撤离前
的准备，便一鼓作气击破当面之敌，攻入了全州城。
立功心切之下，第二十军已经恨不得骑到头来追敌，心理上有所松懈轻
敌，事先未作仔细的警戒和侦察，没想到日军死到临头还会采用“倒打
一耙”的战术——放火是真，撤退是假，全州城内已布满伏兵。
第二十军毫无防备，仓促败退，日军坦克战车队乘机沿公路紧追而来。
幸亏战防炮及重机枪连赶到，封锁住了公路，才阻止日军前进，但包括
重机枪连连长在内，许多官兵在激战中阵亡。
不过这是第二十军在抗战中最后的牺牲。
1945年8月15日，驻全川的第十一军司令官获悉了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
降的消息。
就全州攻守战来看，当时日军仍有一定的抵抗能力，所以他们普遍对投
降感到十分突然。第40师团的一位补充兵记述，他随部队北撤，8月15
日那天早上，一起床就感到情况不对劲，因为周围聚集着黑压压的当地
民众，且鞭炮声齐鸣。
这一天，接到通知的日军军官召集所部士兵，当众宣读了天皇停战诏
书。士兵们如同听到晴天霹雳，以为自己在做梦：“不是说战无不克
吗，这又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必须停战投降？”
长期一边倒的宣传，导致在中国大陆征战的士兵对日军的总体情况一点
不了解，以往他们也经常
能从地面拾到中方空投的传单，不过大多以为那是政治攻势，仅一笑置
之而已。
当确证“日本军在这场大东亚战争上失败”时，士兵们全都耷拉下了脑
袋。虽然还有官兵在大叫：“日本军没有败，我们也不懂得什么叫
败。”可是谁都知道，那不过是几声绝望的嘶喊，一切已于事无补。
枪声停止了，战场平静了，第40师团补充兵看到空中出现了一架中美空
军的飞机，“机尾拖着红色的风幡，滑过晴空向西飞去”。
对坚持八年浴血奋战的川军以及所有其他抗日军队而言，就是另一种心
境，另一种飞一样的感觉——1945年9月20日，川军第22集团军总司令
孙震以第五战区受降副主官的身份，随刘峙在河南漯河参加了受降礼。
日军前来投降的代表是第十二军军团长鹰森孝中将及其幕僚长、师团
长，这些人按军衔大小排成一路纵队入场。鹰孝森在签字投降后，即脱
下军帽，连鞠九个躬，并解下佩挂的指挥刀，双手举过头顶交给了受降
主官刘峙。
其他直接接受日军投降的川军还有第26师。第26师从淞沪会战起，迭经
大战，从来没有掉价跌份的事，可以说，一路都是用战绩在为自己正
名。上高会战中，奉命参战的川军一共有俩，除了王陵基的新十五师，
就是第26师，该师凭借突出表现获颁军委会第二号武功状。拿到第一号
武功状的是著名的“虎部队”第七十四军，作为一支地方师，能够拥有这
样的荣誉，实属不易。
日军即便穷途末路，仍自视甚高，除指定的战区受降外，一般都不肯轻
易向中方任何部队投降，而第26师所属的第三战区，又向来因实力薄弱
而不受日军重视。第26师独以其善战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在向它缴械的
日军中，甚至有位列甲种师团的第27师团。
大多数川军都在抗战中为这个团队增了光，但也有极少数人曾使它蒙
羞。
自刘兆藜、郭勋祺先后回川，其所属的第144、146师都失去了昔日光
芒，尤其是“模范师”第144师，因第430团团长张昌德的从中作祟，内部
一直鸡犬不宁。
张昌德人脉深厚，在川军军官中结成了袍哥关系，从师到军再到集团
军，乃至战区长官部，都得对他另眼相看，继前任第144师师长解职
后，此君一直觊觎师长之位。
顾祝同深知张昌德为人，因此没让他如愿，而是另择人选，张昌德听到
后便联合第144师中的另外两个团长及一些川军军官，公然抗拒命令。
顾祝同派幕僚前去调停，几次解劝均无效果。
第144师已实际归张昌德一人掌控，想拉哪里就拉哪里，想打谁就打
谁。为了给顾祝同施加压力，他甚至还策划了一次伏击，迫使前来就任
的新师长逃回长官部。
张昌德不靠抗战，不靠打仗，靠飞扬跋扈震惊了整个第三战区。集团军
总司令唐式遵、第五十军军长，这些张昌德的顶头上司，都对之无能为
力，表示自己根本管不了：天天好吃好喝哄着，他还是一副受气包的样
子，我们能拿他怎样？
顾祝同骑虎难下，只得再降一个姿态，让副官充当说客，劝张昌德“给
长官部一点面子”。
张昌德耻高气扬，同意与新师长在云岭见面。所谓见面，那气氛完全像
是黑道在进行谈判。面对张昌德的咄咄逼人，新师长只好说，不是他想
当这个师长，是迫于命令，不得不从。
张昌德一拍桌子：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只要你不到任，我就每月给
你饷银多少多少……张昌德自封师长，第144师也受其摆布，好像他真
的把一切都搞定了，但上花轿的事，只要不是明媒正娶，就都是在耍流
氓，顾祝同如何可以容忍，当即下令对第144师进行整编，准备借机撤
销其番号，然后将官兵分拆到其他部队。
张昌德神通广大，在长官部也有内线，在打探到顾祝同的计划内容后，
他并不为之惊慌。
第144师所在的第五十军防线很长，张昌德估计军部抽不出太多部队来
对付他，而且大家都是川军，未必川军还会打川军不成，再说他已经牢
牢控制住了第144师，一个两个师完全可以对付。
张昌德孤注一掷，集中全师人马，依河设阵，摆出了决战的姿态。顾祝
同情知计划泄漏，赶紧派唐式遵予以武力解决。
张昌德玩得太出格了，川军固然不会打川军，可面对“叛军”，那又是另
外一码事。
唐式遵调九个师上来围攻，张昌德仓皇败走，败退到了新四军根据地。
眼见粮草没了，军饷断了，随军的一大堆家属哭哭啼啼，有如难民。
新四军有意招纳张昌德，专门送来米面肉食，但张昌德抽鸦片好女色，
不愿加入新四军，他说：“共产党的气量太小，他们那套纪律我根本受
不了。”
张昌德起草降表，投了日本人。
日军正愁防线过长，兵力不足，张昌德肯降，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马
上出动兵力，击退了尾追张昌德的第三战区部队，随后令第144师开往
铜陵接受改编。
第144师降日，只是张昌德等少数几个人的暗中策划，连其中的一个团
长都被蒙在鼓里，当这位团长知道真情后，马上表示绝不投敌，但是到
了这一步，哪里还会给你退路。张昌德一不作二不休，当着团长的面，
打死了他的一个卫士，该团长吓得脸色蜡黄，只得就范。
第144师的许多官兵亦感莫名其妙，当他们见到日本的红膏药旗时，才
意识到自己已成汉奸，顿时追悔莫及，不由得掩面痛哭。
日军有意把张昌德做成汉奸标杆，能给的甜头全部给足。张昌德被升
为“中将司令”，第144师原来的团变师，营变团，军官各升一级，这帮
人便死心塌地地做起了伪军。
由第144师改编成的伪军，人不过三千，机构臃肿，用老百姓讽刺的话
是“官比兵多，兵比枪多，太太更多”，但狐假虎威，十分嚣张。在日军
的庇护下，张昌德驻军皖南，到处捕杀抗日人士，有时一次就枪杀十来
人，对持有异议的士兵，亦以“逃兵”罪名予以处决，闹得皖南人人自
危，民不聊生。
刘湘生前倾注心力的精兵就此毁于一旦。抗战胜利后，张昌德慌慌张张
地逃到重庆，专门去拜访刘湘的夫人刘周书，希望能给自己捞到一护身
符。
刘周书假装不认识他，故意问：“你是哪一个？”
张昌德小心翼翼地答道：“夫人，我是张昌德呀！”
刘周书走上前去，不由分说，啪啪啪地连扇张昌德几个耳光，并且厉声
怒斥：“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竟然还有脸来见我？我问你，你把刘甫
公的兵到底带到哪儿去了？你啷个能甘心投降日本人做汉奸？快滚！”
遭到“虎婆”如此对待，张昌德情知在重庆立不住脚，急忙又逃往成都。
这时皖南地方也对张昌德提出了控告，社会舆论激烈，南京国防部遂派
宪兵将张昌德捉拿归案，两年后以汉奸罪在南京执行枪决。
无可奈何花落去
龙云：生于云南省昭通市。继唐继尧之后，主政云南达十八年之久，被
称为“云南王”。
刘文辉：西康省政府主席。他比龙云更有城府，一直小心翼翼地与蒋介
石周旋。
朱戒吾：曾任刘文辉幕僚长，极具眼光和判断力。在辽沈战役尚未开始
时，即预言，取胜东北的将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他的话使刘文辉
的政治态度逐渐趋于明朗。
王陵基：抗战后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被蒋介石要求接任四川省主席。
民间舆论把王陵基回川称之为“灵官扫台”。
张群：出任西南军政长官，是为了继续“经营大西南”，但实际已无法收
拾局面。
卢汉：生于云南省昭通市。在蒋介石发动“驱龙事件”，下令免去龙云本
兼各职后，他接替龙云担任云南省政府主席。
沈醉：生于湖南省湘潭市。军统少将，解放前夕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
站长，在卢汉发起起义时被扣押。
在杨森主黔之前，蒋介石曾经当面流露出想让他替换刘文辉，出任西康
省主席的意思。杨森深知西康对于刘文辉的重要性，那就是命根子，要
抢人的命根子，你得有枪杆子才行，而那时第二十军没有一兵一卒在四
川，也不可能从抗战前线调回来，所以杨森觉得这事很棘手：委任状不
发表尚可，一发表，若是刘文辉拒不受命，岂不要弄得彼此都下不来
台。
杨森经过考虑，决定以速成系对保定系的方式来探探路。他通过潘文华
的幕僚，以速成同学的名义向潘文华致意，请潘文华支持他入主西康。
潘文华对幕僚说：“川康两省只有我与刘文辉、邓锡侯合作，闭关才能
自守，如大家分化，必定同归于尽，此事万不可做。”
潘文华把态度一摆出来，杨森便知道没戏——如今的川康政局，与前刘
湘时代完全不同，派系对抗早就让位于潘、刘、邓的合作联盟。
随后正好贵州需杨森坐镇，此事遂不了了之，但蒋介石与潘、刘、邓的
矛盾也再一次暴露出来。
后刘湘时代其实是刘湘时代的延伸，不过是把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的
恩怨，置换成一个男人与另外三个男人的恩怨而已，杨森入康受拒，展
露的只是冰山一角。
抗战期间，不管蒋介石如何笼络分化，潘、刘、邓始终不为所动，他们
结成“铁三角”，明里暗里给蒋介石出了不少难题。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蒋介石感到万一长沙失守，日军全力南下，通往越
南的国际路线必将丧失，因此曾决定修筑川藏公路，以便未雨绸缪，提
前打通与印度的第二国际路线。
刘文辉到重庆谒见蒋介石，蒋介石就此相托，并且表示所有经费都可由
国民政府负责，不须西康承担。因川边和西康人口稀疏，拟采用部队合
作施工的方式，即刘文辉准备两个团、“中央军”派三个团，由刘文辉统
一指挥作业。
刘文辉一直以防备藏军为辞拒绝出川抗战，但修筑川藏公路，事关抗战
大局，他找不到合适的理由立刻回绝，当场只得诺诺以应。
第二天军委会即找刘文辉磋商细节，刘文辉勉强应付，回到成都后即找
来邓锡侯、潘文华商议。后面这两人异口同声，都说蒋介石醉翁之意不
在酒，是在施“攫康咽川”之计：“三个团的中央军入康，挟以优势装
备，再辅以政治力量，西康之势危矣！”
按照邓、潘的说法，此举“不仅危及西康，而且四川亦将陷于腹背受敌
之势，现在必须设法拒止，方为上策”。
一说到可能危及自己在西康的统治，刘文辉后悔莫及，连忙说：“蒋介
石当面指示，我思想上毫无准备，以致无法推脱，现今之计当为如
何？”
邓、潘在外战时刀都钝到不行，内斗方面却个个有如智多星一般，两个
人脑袋碰脑袋，很快合计出了“上策”。
刘文辉致电军委会，说西康的全部军力加上保安队，已有两万多人，足
以胜任工程需要，“勿劳中央军入康”。
撂下这些话，刘文辉便返回西康进行军事部署。潘文华除赠送给刘文辉
一批军火外，又密令自己所控制的驻川部队暗中警戒，以支援西康。
当时成都黄埔分校有师生官兵几千人，潘文华亦派部监视。伴之而起的
则是谣言纷传，这个说“中央军”已过内江，那个说军校学员已全副武
装，自“七师长逼宫”后，危机再次笼罩巴蜀大地。
蒋介石明知这是“铁三角”在对他进行集体抵制和示威，但前线烽火正
炽，后院绝不能起火，他只能像处理“七师长逼宫”那样，忍气吞声地给
刘文辉发去电报。
在电报中，蒋介石不仅同意“中央军”不入康，而且还言不由衷地夸奖了
刘文辉，说他在修筑川藏公路上能独任艰难，替“中央”分劳。
预想中的川藏公路以康定为起点，直达印度边境，全长四五千里，途中
高山峻岭，险滩恶水，乃一浩繁工程，以西康极为贫瘠的人力物力，若
无国民政府参与，刘文辉哪里能够独立完成，事实上他也不愿意卖这份
力气，所谓“独任艰难”云云，不过是在跟蒋介石打马虎眼，虚应故事罢
川藏公路计划随之成为空谈，而这直接影响到后来组建跨国远征军，乃
至于不得不建立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驼峰航线”，抗战为此付出了额外的
代价。
张群出任四川省主席后，蒋介石与“铁三角”的关系得到暂时缓和，张群
成为双方的润滑剂。出于大局考虑，蒋介石出台与“铁三角”相关的任何
重大政策，事先也都会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试探和摸底，以免触怒对方。
珍珠港事件后，国际形势对抗战日趋有利，蒋介石腰杆又硬了起来，他
计划裁撤川康绥靖公署，这样既可以达到削弱邓锡侯的目的，又能相应
减少机构重叠所造成的开支。
为稳妥起见，张群把邓汉祥找来征询意见。这时候的邓汉祥相当于“铁
三角”的联络人，可以直接代表“铁三角”发言。他对张群说：“蒋先生认
为川康绥署是赘瘤，川康军人却认为是他们生存的保障，现在正值抗战
的紧要关头，中央每月多花一点钱有什么关系呢？”"
见张群还在低头思忖，邓汉祥加重了语气：“假如因此而使川康军队生
出异心，再要维持两省的地方治安，至少中央要从前线添调五个师回
这可不是邓晋康（邓锡侯）个人的问题！”
听到这里，张群坐不住了，赶紧拉着何应钦一道见蒋，力陈利害，最终
蒋介石被迫打消了裁撤绥署的主意。
和杨森入康无望一样，都是“被迫”，人憋屈久了就要爆发，抗战结束，
蒋介石终于爆发了。
蒋介石下令，撤销潘文华领衔的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巴山警备司令部
也同时关张，而潘文华的长子潘清洲正是警备司令部的司令。
裁撤掉的两大机构当初都是为抗战需要所建，如今抗战胜利了，自无存
在下去的必要，微妙之处在于，潘氏父子掉了一顶乌纱帽，老蒋却并没
有赐给他们新的乌纱帽，仅潘文华保留了一个五十六军军长及川康绥靖
公署副主任的头衔。
在这份撤销令中，规定裁撤掉的所有单位人员，一律停发薪资并予以遣
散。字里行间，没有一丝温情，坊间盛传这是蒋介石在进行报复，“其
来势之迅猛，可知其衔恨之深矣”。
事情并没有结束，只是开始。
抗战时期，孔祥熙不仅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与潘文华结为兄弟，而且有
意识地投其所好，给予了潘氏家族极大实惠。
潘氏家族是个典型的“红顶财团”。潘文华利用他曾担任重庆市长的便
利，控股重庆的自来水公司等多家国企。自来水公司要调高水价，公文
往返至少也需两三个月，潘文华的弟弟潘昌猷向孔祥熙送交呈文，孔祥
熙当面批复，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星期。
此外，重庆经常遭到轰炸，自来水公司一定会诳报损失，请求政府补
助。孔祥熙是理财出身，哪能不知其中猫腻，但每次都能给予核准。
重庆银行由潘昌猷任董事长，这实际上也是潘家独资的私家银行。孔祥
熙每次来成都，必定要邀请潘昌猷同来同往，重庆银行亦由此大获其
通过这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方式，到抗战后期，潘氏家族已号称
西南第一财阀，其经济实力甚至超过四川金融巨头刘航琛。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蒋介石和他的连襟孔祥熙有意送糖给潘文华吃。
潘文华既享其利，当然就不可能事事出来作对，即便像“七师长逼宫”，
该喊停时他也会赶紧出来喊停，因为做得太绝的话，最后影响的终究还
是他自个儿的“钱途”。
糖也让你吃到了腻，抗战胜利后，四川省银行即行改组，潘昌猷下台，
过去皇亲国戚躬身弯腰，手拉着手的情景再不能复现。对潘文华而言，
这是又一个极其严重的危险信号。
长寿最简单的秘诀，就是保持呼吸不要断气。连遭打击之下，潘文华的
气已经有些透不过来了，他深知蒋介石不是没有干掉他的实力和可能，
以往不敢动手，不过是投鼠忌器罢了，现在对方已没有了这一顾忌。
怕的就是没有顾忌，潘文华大为恐慌。
穷人只担心没钱，富人既担心没钱也担心没命。潘文华情急之下完全乱
了方寸，他到处打点，请人在蒋介石面前为他说好话，态度上更是前倨
后恭，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陈诚到成都主持整编川康军队，拟定潘文华的五十六军先进行整编，然
后驻防川湘黔边区。要放在以前，潘文华一定会牵头抵制，兴风作浪，
但此次他一反常态，当即对陈诚的整军方案表示拥护和无条件服从。
既然是真的乖了，蒋介石也就没必要再苦苦相逼。于是另发新令，任命
潘文华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主任，率部驻扎边区。
潘文华的境遇表明“铁三角”已成黯然之势，哥仨很快就要谁也顾不上谁
除了潘文华，“铁三角”中最让蒋介石痛恨和不满的，得数刘文辉。刘文
辉对此心知肚明，为了增加自己的保险系数，他与云南的龙云也建立了
一种心照不宣的秘密联盟。
1945年10月2日，蒋介石突然来到西昌，接着便给刘文辉发去一份电
报，说：“西昌风景优美，我兄（指刘文辉）政通人和，不胜欣羡。”
蒋介石行踪诡秘，令刘文辉大为紧张，不知道蒋介石下面要搞什么名
堂。第二天深夜，他才从电台收到消息，得知隔壁的龙云已被蒋介石拿
龙云和蒋介石矛盾的激化，是从远征军汇集云南开始的。从那以后，这
位云南的土皇帝便有如芒在刺之感，尽管蒋介石通过授予行营主任等办
法，极尽笼络，但龙云仍制定出各种苛刻条件予以刁难：不准中央宪兵
在郊区驻扎和执行任务；“中央军”调动时不得经过和驻扎市区……到后
来，甚至发展到冒充土匪，抢劫美军军械，以致于美军一气之下，拒绝
再给远征军发放美械装备。
对龙云的飞扬跋扈，蒋介石自然切齿痛恨，然而抗战期间，出于与对
待“铁三角”一样的顾虑，他无法出手。
就在抗战即将结束的前夕，重庆参政会上人们已经议论纷纷，都说云南
特殊，龙云是土皇帝，拥兵自雄，事事擅专，战事一结束，就需解决这
个问题。云南的与会代表也听到了这种议论，急忙写信告诫龙云注意收
敛，唯龙云不以为然，照旧我行我素。
蒋介石到西昌，正是要就近指挥对龙云采取的奇袭行动。行动的结果
是，龙云的警戒部队被缴械，龙云自己也被迫乘飞机前往重庆，担任了
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职。
据说龙云事后曾破口大骂，说：“我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江山夺社稷，这
个龟儿竟用卑鄙无耻、小偷式的流氓手段对付我！”
搞政治，究竟有几个不“流氓”的？龙云上台基本靠的也是这种手段，说
起来谁也不见得比谁干净多少。刘文辉对此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蒋介
石在指挥调度的紧张时刻，为什么还给他发那么一份语意颇有些奇怪的
电报。
之前，刘文辉百思不得其解，怎么都捉摸不透，龙云一下台，他全明白
蒋介石是在警告他：“这回我不整你，以后你得当心。”
刘文辉像被人拎到了冷水盆里，浑身冰凉，对蒋介石的“流氓手段”之
高，他算是再一次领教了。
比之于龙云，刘文辉要有城府得多，晚上睡不着的事他是从来不干
的。“驱龙事件”一出，更加小心翼翼，不敢再乱说乱动。
要当心的地方还多得很，不久之后，连“铁三角”实际的核心潘文华也蔫
掉了，如何摆布，任由他人，看得刘文辉心里凉飕飕的。
知道他是吓我，我还是被吓到了。陈诚提出，要将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
缩成整编师，刘文辉半点折扣不敢打，就全部应承下来。
刘文辉后期能被称作多宝道人，并非浪得虚名，“能攻心，则反侧自
消”这句话，对他的思维决策造成了很大影响。他发现，蒋介石因为有
共产党这个大敌，已不能专心致志地对付他们这些诸侯，“驱龙事件”重
演的可能性很低，当然以蒋的实力，也不是绝对没可能，关键还要学会
应付。
如何应付，说起来难，真正做起来其实一点不难，无非是虚与委蛇，软
磨硬泡而已。
蒋介石多次传令，点名要刘文辉出兵参加内战，刘文辉也不明着硬顶，
他以西康边防重要、兵力不能分散、无法抽调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断
予以搪塞，实在搪塞不过，就无限期地拖下去，拖到对方没脾气为止。
自始至终，第二十四师一兵一卒也没有抽出去。
蒋介石拿刘文辉没有办法，便又想一策。张群奉命通过邓汉祥转告刘文
辉：“丢掉军队耍政治，丢开地方到中央”，并给出了“蒙藏委员会委员
长”的职位。
蒋介石也是计穷之下才出的烂招。“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虽是一品京官，
但和龙云的“军事参议院院长”一样，都是好看好听却不中用的虚衔，哪
有土皇帝过瘾，刘文辉又如何会上这个当。
他让邓汉祥回复张群：“把军队和地盘交出来，我很愿意，但是我在军
政界任职多年，毫无成就，不仅灰心，而且惭愧，我决定回家当老百
姓，不愿到中央去。”
“当老百姓”自然是假意，真情就是往地上一躺，我就是不去，你能拿我
怎么着？
邓汉祥劝张群：“西康乃不毛之地，刘自乾（刘文辉）又力量有限，他
还能作得起什么怪呢？”
这句话其实是说给蒋介石听的。蒋介石听后，果真放下了刘文辉——当
然他也不得不放，要不然就是有三头六臂都不够他忙的。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旧政协随即开幕，张群整日
为筹备会议而奔走，已没有多余精力放在四川，日常事务主要由邓汉祥
代理。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准备改组行政院，拟以张群出
任行政院长，这就涉及到了让谁来继任四川省主席这个问题。
有从前王缵绪的先例在，蒋介石和张群均颇费踌躇，就怕所选非人，中
途被轰下台去，潘文华、刘文辉倒是压得住阵脚，可惜老蒋又对他们不
放心。斟酌来斟酌去，最后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邓锡侯。
邓锡侯虽是“铁三角”成员，但为人和善平易，就算抵制蒋介石时，他也
不会冲在前面，不过是背后捣捣鬼罢了，所以蒋介石对他的印象尚可，
于是就决定让邓锡侯代理四川省主席。
1947年4月，张群正式就任行政院院长，随后提出辞去原职，邓锡侯也
就顺理成章地得以转正。
此时解放战争已经打了有大半年，包括第二十军在内的各路川军都被卷
入其中。
国民党部队并非真正了解自己的对手，在战略战术上显得相对笨拙，往
往会被解放军绕得团团转。另一方面，从其前线部队，到国防部决策高
层，几乎到处都有地下党员，连国防部参谋次长、作战厅长都不例外，
使得国民党的军事计划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即所谓的“自己和自己作
战”。
解放战争开始后，国民党部队基本一路败到底，多数川军都没能逃脱这
一厄运，打到最后，等待他们的结果通常就两样，不是覆灭，就是起义
或投降。
川军中，第二十军是个例外。当时有一种说法，称第二十军是“内战先
锋”，或者是“顽固的川军”，就军事论军事，在这个战场上，第二十军
属于比较强的部队，也常能打胜仗。
第二十军拥有不俗的战斗力，而且从“杨森战法”起，他们就注重研究共
产党部队的战术，相对于其他国民党部队，其行动更为灵活果断。
在国民党军队的全国大整编中，第二十军也编成了师，整编完毕后即开
往山东战场，驻扎邹县、滕县。
时隔孟良崮战役结束不久，就在这次著名的战役中，整第七十四师被华
东野战军（华野）全歼。整第七十四师的前身是第七十四军，在抗战中
为国民党部队的顶尖王牌，连日军都忌惮几分，这个师的整体覆灭，第
一次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阵营作战的信心，山东战场上的国民党部
队，无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皆噤若寒蝉，畏华野如虎。
杨干才到滕县后即开办干训班，专门用一个月时间，针对共产党部
队“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特点，进行了战
术研究、心理训练和夜间演习。
杨干才自己也每周到基层部队做一次精神讲话，给官兵打气，同时规定
受训课程必须宣传到班，并贯彻到作战行动中去。
1947年7月，华野发起攻势，以第一纵队围攻邹县，第四纵队围攻滕
县，邹县、滕县各有整二十师的一个旅驻守，其中滕县含师部直属部
解放军的纵队大致相当于军，以一个纵队攻一座城，攻了四天都没攻下
来，最后不得不将两个纵队合起来打滕县，又未奏效。
一般国民党部队在重压之下极易崩溃，杨干才在守城时，提出了“人存
阵地存，人亡阵地亡”的口号，第二十军的固守相当顽强。
杨干才又派人将城内燃料收集起来，用作夜间城墙上的照明，使攻城部
队不能隐蔽地接近城墙，从而极大地限制了解放军擅长夜袭的特点。
一、四纵队是华野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但都在邹县和滕县碰了硬钉子，
加上接下来的几仗，两纵队损失达到三分之二，实力遭到极大削弱。
日后一位参战的解放军将领总结说，还是战前过于轻敌了，“在当时的
情况下，要想以一两个纵队的兵力，一口吃掉敌人的一个整编师，根本
不可能办到。”
自1947年上半年开始，就全国战场形势而言，解放军正在由战略防御转
入战略大反攻，因滕县攻守战的挫折，华野内部一度对大反攻形势产生
了怀疑，有人甚至说：“反攻，反攻，丢掉山东。”
粟裕作为这次战役的总指挥，也承认仗没有打好，并发电向中央军委作
了检讨。
当整二十师开赴前线战场时，杨森已经被迫离开了黔省主席的宝座。
四川军人中，担任过封疆大吏且治理较有成就的，除刘湘之外，首推刘
文辉和杨森。
西康地方贫瘠，人口稀少，而民族关系又极其复杂，别说发展，就算维
持也相当不易，刘文辉自认他是用“二十余年的苦斗”，才争取到了一个
发展的局面。
尤为后人所称道的是，刘文辉对教育的一贯重视和投入。据说在当年的
西康，学校校舍大多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而县政府破烂不堪，因
为刘文辉有明令在先：“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西康所辖县府的办公房因年久失修，许多已有倒塌危险，县政府只好找
来树桩撑着，而有的县长在忙完公务后，还要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国
语，以示尊师重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省份，解放前夕的西康教育却达
到了很高的水准，形成了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
考虑到西康的实际和刘文辉本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谅解他的某些苦楚
和不得已，假使回到和平盛世，多宝道人真乃一不可多得之良吏也。
杨森治黔同样值得一说。过去杨森督理成都虽然时间不长，但所取得的
成就已令人刮目相看——你再怎么骂他是“蛮干将军”，成都最繁华街道
建成了，体育健身推行了，缠足陋习废除了……杨森出任贵州省主席
后，公开说：“我过去在川北，总共才有六县防区，还要抓紧时间搞建
设，现在掌握了一省政权，更要大干一番了。”
杨森提出了“建设新贵州”的口号，并着重在公路电讯和文化教育方面做
了拓展，应该说，这两条都牵住了贵州发展的牛鼻子。
按照杨森的要求，从区到县，从县到乡，都得修公路，通电话，并以此
对县长进行政绩考核。杨森说到做到，挨个进行检查，有一次查到一座
县里，县长叫苦不迭，说这公路我没法修。
杨森忙问究竟。原来公路要从一个人称晏二嫂的家田里通过，这晏二嫂
系国民党空军第五军区司令晏玉琮的嫂子，威风得紧，也像刘周书那样
是个“虎婆”，当地无人敢惹，她不仅几次拔掉修路的路标，还打了测量
人员，修路工程因此停了下来。
杨森听后，大为生气：“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呢，你怕这个女人干
啥，顶多不过是打仗。要是晏玉琮敢派飞机来炸你，我就算他本事
大！”
有了“蛮干将军”撑腰，县长鼓起勇气，第二天就派人把晏二嫂抓了起
来，连晏玉琮派秘书来交涉也没用，最后还是由绅士出面讲情，担
保“虎婆”不再捣乱，才予以释放。
第二年，晏玉琮回家乡，找到了这位县长。县长以为晏玉琮要上门寻
衅，不免有些慌张，晏玉琮却说：“我这次回来不是和你算账，是要向
你道谢的。过去我从贵阳回家要坐三天滑竿，现在通了公路，只坐半天
汽车就到了，公路修得好！”
杨森治黔期间，全省公路有三分之一能通汽车，三分之二可通马车，电
话通讯网络也得以构建起来。
文教中的体育还算是杨森的一个特长和爱好。反正不管到哪里，体育运
动总是一定不能忽略的。杨森亲自设计加宽路道，指点安排体育场地的
设施，每年的春秋两季都要举办一次全省运动会。
教育方面，杨森虽然不会像刘文辉那么“极端”，但也花了不少力气，基
本上做到贵州的各个县都有中学，个别有条件的区和乡也建立了简易中
学。
除此之外，杨森对文教界名人亦很推崇，想方设法请他们来贵州，这其
中，就包括小提琴家马思聪、画家关山月等人。杨森并不是单纯的附庸
风雅，他对音乐书画都有一定的鉴赏能力，也经常自己买票听音乐会或
购买画家的画作，以示对艺术家的支持。
杨森“建设新贵州”有个前提，那就是治安须稳定，否则一切白搭，什么
都搞不成。过去杨森驻军贵州，就知道要这地方待得住，首先你得镇得
住。
杨森常说的一句话是：“商人只晓得赚钱，政客靠的是一副肩膀抬两片
嘴皮，没有实力，啥子都靠嘴说。我是军人，军人就是要抓实力。”
第二十军不在贵州，实力得靠自己去抓。杨森在湘北抗战时，平江长寿
街的军火仓库属他管，后来撤退，也没忘记把剩余的枪支弹药藏好。如
今他就把这批军火找出来，成立了两个保安团，又在各区各县设立保安
队。全省保安人数加起来，比第二十军还多，维持治安足矣。
杨森在贵州的确做了不少实事，但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和当年建设成
都一样，除非你不做事，要做事，总会“誉之所至，谤亦随之”——修公
路树电杆，自然要增工增税，由此就出现了一些民间的怨言。
贵州省议会据此罗列出杨森“治黔劣迹”二十八条，并向上进行控告。迫
于舆论压力，杨森继督黔三年后，终于离开贵州，调任重庆市长。
重返巴蜀政坛，杨森发现，这里又发生了很大变化，“铁三角”早已无形
瓦解，而当初坚拒他入川的潘文华则是越混越差，差到都不敢认了。
1947年秋，南京国防部第二次整编部队，移驻川湘黔边区的潘文华正赶
上这一刀，他的第五十六军按规定要缩编成师。
缩没问题，关键是新的交椅怎么个坐法。
潘文华的儿子潘清洲自担任巴山警备司令后，就有一批少壮派军人攀龙
附凤，围拢到了他的周围，称之为“潘系”，这一派与原来拥护潘文华的
所谓老“甫系”关系十分淡漠，相互之间也常有矛盾。
潘文华眼看自己日渐式微，有意通过这个机会扶潘清洲及其“潘系”上
马。经过秘密研究，他决定将潘清洲安排为新编师的师长，其他一
些“潘系”骨干也顺势担任旅长，以便给太子爷保驾。
交椅一共就那么寥寥几个，“潘系”上来，“甫系”就得靠边站， 后者立刻
不干了。
原来的师旅长刘树成、彭光汉曾是拥潘的得力干将，且都参加过“七师
长逼宫”等一系列“造反事件”，此次一个降职，一个调任有职无权的少
将附员，两人全都气得嗷嗷叫，彭光汉更是暴跳如雷：我们鞍前马后地
服侍你们父子，现在也不缺胳膊不少腿不脑瘫，凭什么把我们打入冷
宫？这不是在卸磨杀驴吗？
成都是“甫系”旧军人的大本营，刘、彭在成都约集了刘湘旧部百余人开
会，声讨潘文华忘恩负义，“背叛甫公”。
每个人心中都可能藏着至少两副牌，然后只按需要的打。从前“甫系”把
潘文华树为忠于刘湘的标杆，是为了利，现在又将潘文华踩在脚下，视
其为最大的叛徒，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利。
这样的讨伐，声势总是越大越好。刘周书也被鼓动出来，拉着儿子赴
会，并在众人簇拥下到刘湘墓园哭墓。
一时间墓园里哭声一片，骂声一片，刘周书觉得那师长的位置应该属于
自己的儿子，潘文华这个隐藏的“大奸臣”却将它谋篡了去，一想起来就
痛心，因此在坟前哭得满地打滚。这场“哭祖庙”的闹剧顿时惹得满城风
雨，成都大街小巷，无不传为笑谈。
眼见声势已经造成，“甫系”即刻行动。刘树成到重庆，电约潘文华前来
摊牌，彭光汉则绕道直接杀奔边署，一面发出“清君侧”的电报，嚷嚷着
要清除“潘系”骨干，一面把自己的部队拉出来，摆开不惜一战的阵势，
要对潘文华实行“兵谏”。
南京方面要收拾潘文华还正愁没有借口，事端一出，即将第五十六师的
番号予以撤除，剩下的那几个光溜溜的旅则隶属边署，潘文华扶太子上
位的希望破灭了。
对潘文华和“甫系”而言，其实是两败俱伤，但彭光汉等人都是一些无脑
莽汉，见此情景，反而气焰更盛，又逼迫潘文华将“潘系”骨干赶走。
潘文华无可奈何，只得声称“新情虽厚，旧恩难忘”，完全照“甫系”的要
求办理。
潘文华的内部破绽百出，很快落入了任人宰割的境地。南京国防部东调
西调，一会儿功夫就把几个旅都调走了，连潘清洲都奉命去了石家庄。
至此，曾经自认为牢不可破的团体被肢解无余，潘文华成了光杆的边署
主任。
当初潘文华从抗战前线返回四川时，手上也没有一兵一卒，不过那时候
他不用担心，因为有刘湘这个可以充分利用和挖掘的资源，如今“甫
系”、“潘系”连同曾名噪一时的武德励进会，均成明日黄花，这时候的
潘文华才真的算是两手空空。
光杆主任有什么做头呢，潘文华报请返渝就医，蒋介石顺势调他为西南
绥靖公署副主任，一样是个有职无权的闲职。
潘文华的丧魂落魄，无疑给刘文辉等人再次敲响了警钟。刘文辉从中得
出的教训，就是在蒋介石治下，无论如何不能丢掉枪杆子，丢掉了就等
于自杀。
比这个问题更大的，还是天下的归属。
龙云下台后，说他并没有想和蒋介石争江山，夺社稷，其实就算他想，
也没这个能力。刘文辉的实力尚远不如下台前的龙云，他所能做的，只
能是早一点猜准历史所埋下的底牌，而且越早越好，以便决定自己的取
舍。
刘文辉同中共的正式接触，始于抗战后的第二年，以后彼此的联系日益
频繁和密切。他曾和周恩来多次会晤，并秘密加入了张澜领导的民主同
盟，出钱出力支持民盟的活动。
刘文辉后来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当初的想法和动机：“我的反蒋，不
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我的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
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
大家都在猜底牌，但解放战争一共才打了两年，谁都拿捏不准下面到底
是什么花色。
1947年12月，杨干才整二十师驻防河南确山。第三野战军（即华野）两
个纵队、第二野战军三个纵队，解放军以总计五个纵队的规模，对确山
展开围攻，经三昼夜激战，仍未能攻入确山，解放军最终选择了撤出战
斗。
这样的战事尽管不多，对猜牌的人而言，却大大增加了其中的技术难
度。
1947年冬，曾任刘文辉幕僚长的朱戒吾从东北返川，刘文辉闻之立即约
见。
朱戒吾到刘府时，已经是宾客满座，刘文辉避开众人，把朱戒吾领到一
间小会议室，两人私下密谈。刘文辉急切想知道的是，东北的情况和今
后的形势。
朱戒吾告诉刘文辉，东北建立的工厂企业，包括后来日本人所建部分，
已被苏军提前拆迁搬回苏联，东北经济遂因此陷入瘫痪。进入东北的国
民党部队虽占据了松花江以南的一些大城市和交通线，但实际上只是表
面强大，一旦交通线被截断，便会被孤立在几个点上。相反，共产党部
队控制着广大农村，反而拥有足够的后续力量和支援。
这位极具眼光和判断力的老幕僚长由此得出结论：取胜东北的将是共产
党，而不是国民党！
朱戒吾还说，他过去从未到过东北，对自己家乡感到很骄傲，因为这里
是天府之国。去了东北，才知道那里是另一个“国之天府”。
“如果东北被解放，以东北的资源和生产能力，配合关内诸路解放军，
若欲与国军争衡天下的话，将势不可当。”
朱戒吾断言：“东北易手之日，即天下大势已定之时。”
刘文辉听了这些话，频频点头称是，从这时候开始，他的态度逐渐趋于
明朗。
等不到东北易手，国民党阵营已是内外交困。
1948年2月，位于成都的四川大学、成华大学（现西南财经大学）两次
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要求配给平价米，从而掀起了四川历
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游行过程中，学生冲入了四川省政府，成华
大学学生甚至在省府大院盘踞达数日之久。
成渝两地的国民党情报人员全体联名给蒋介石上书，认为两次学生游
行，捣毁省府，系由共产党暗中策动，而作为省主席的邓锡侯软弱无
能，应对乏力，应另选有气魄、有担当的人员来做省主席。
解放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又把四川作为“大后方”，征粮征兵甚急，以水
晶猴为人处事的风格，自然难以应付这种需要，所以蒋介石也早就有了
换邓之心。
他为此准备的方案是：水晶猴下，王灵官上。
抗战胜利后，王陵基回到重庆。当时恰好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来渝，
蒋介石举行欢迎仪式，并且下令，只有中将以上的实职带兵官才能参加
仪式，王陵基时为中将，有幸受邀。
王陵基平时的个人风格比较独特。他眼睛深度近视，又听江湖术士说他
杀气太盛，所以就专门给自己配了一副近视墨镜，以遮挡杀气。
既然是近视，当然一年四季都不能取下来，出席仪式也是如此，而在一
众高级将领中，他这种装酷的打扮又显得十分惹眼，想不引起马歇尔的
注意都挺难。马歇尔十分好奇，于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王陵基，在看清王
陵基的领章是中将后，他就问蒋介石，这位戴墨镜的中将是谁？他为什
么如此特殊？
蒋介石一时不知作何回答，翻译比较机灵，急忙用英语向马歇尔解
释：“这是四川的一个土军官，眼睛时常有病，因为要欢迎您，所以特
批他戴墨镜与会。”
王陵基在川军将领中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在翻译口中竟变成了“眼睛有
病的土军官”，若不是他对英语一窍不通，听到了非爆不可。
与大墨镜十分相像的，是王陵基的那张超级大嘴。
王陵基曾对人吹牛，说他年轻时曾在上海滩厮混，而且经常上青楼，花
钱如流水，好不阔气，那时蒋介石不过是个瘪三，竟然也想上来跟他争
抢小姐，他就生气了，当下便把蒋介石揪住，痛打了一顿。
无人知道其中真假，王陵基却津津乐道，俨然视为生平最得意之事。
欢迎马歇尔的仪式一结束，王陵基就被晋升为陆军上将，出任江西省政
府主席。
这些当然与王陵基为抗战所做出的贡献有关，他的第三十集团军虽无法
与杨森的第二十军相比，然而在出川抗战的部队中亦属中上层次。
可是王陵基觉得这个不够牛，他吹了个更大的。
据王陵基说，武汉撤退后，蒋介石打算撤到衡山以南，不守长沙了，是
他王灵官认识到“湖广熟，天下足”，不守不行。
王陵基绘声绘色地描述道：“我一见不好，赶紧痛哭流涕地呈述，苦苦
劝他万勿轻易抛弃湖南这个粮仓。蒋介石被感动了，就采纳了我的意
见，以后的军粮、民粮全靠湖南接济。正因为我有这么大的功劳，蒋介
石才会让我做江西省主席。”
出任封疆大吏后，蒋介石曾在庐山召见王陵基，两人密谈达几个小时。
随从问他为什么谈这么久，王陵基当然不能随便吐露谈话内容，便闭着
眼睛信口乱说：“蒋介石问我怎么练内功和气功，我就把我的采补之术
传给了他。”
王陵基督赣的那一年，正值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也就是所谓
的“伪国大”。会前要举行代表选举，王陵基也想去凑凑热闹。
王陵基是四川乐山人，要成为代表，就得在乐山参加竞选，但他兴致勃
勃参选，结果却是名落孙山。正在又羞又恼之际，乐山方面告知了原
因：蒋介石另有规定，军队将领担任国大代表者，概由其亲自圈定。
蒋介石所圈定的名单中，没有漏掉王陵基，于是他欢欢喜喜地去了南
王陵基到南京的时候，另一个代表孙震也到了，当时他们在外都有抗战
名将兼元勋的声名，川籍代表很是推崇，就专门开了个会表示欢迎。王
陵基十分高兴，他拉着孙震在客厅正中坐下，并且招呼众人：“你们都
来嘛，就围在我们旁边好了。”
有人在旁边起哄：“王总司令（指王陵基），要不要喊口令，立正，敬
礼？”
王陵基更来劲了，还搔首弄姿，真的做起了检阅部队状。
这些代表里面，有对王陵基不满的，在下面悄悄地议论：“王陵基简直
把我们当成了他的俘虏，他简直是在做受降状嘛。”
正得意着呢，祸事来了。
1948年3月下旬，行政院长张群把王陵基找去，告知要他接替邓锡侯担
任省主席。王陵基一听就傻了眼。
邓锡侯下台，直接起因于学生运动，以水晶猴那么精明的一个人，都只
能滚鞍落马，可见事情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与此同时，四川政界的复
杂，人事摩擦的厉害，王陵基作为当事人又是再清楚不过的，那简直就
是一口滚烫的油锅啊。
再说了，做四川省主席虽然曾经是王陵基的梦想，但他现在已经是江西
省主席，同为封疆大吏，何必巴巴地再跑去受那份罪呢？
王陵基拼命推托，张群就让他去庐山直接跟蒋介石说。
当着蒋介石的面，王陵基诉了一堆苦，蒋介石就像完全没听见一样，末
了说：“各省的人回各省去”，并且令王陵基即刻启程。
见毫无回转余地，王陵基只得答应回川，不过他向蒋介石提出，自己在
四川没有部队，担心邓锡侯拒不从命，因此要求蒋介石设法将邓锡侯留
在南京或上海一段时间，等他回川接印后，再让邓锡侯回去。
对于这个要求，蒋介石认为合情合理，也不难做到，于是就把邓锡侯召
到南京，对他说：“四川大后方任务繁重，晋康（邓锡侯的字）兄你是
军人，不适合搞行政工作，还是在军事方面效力吧。”
邓锡侯本人虽被调虎离山，但他的部下还在成都，仍然有人反对王陵
基，而且民间舆论也毫不客气，把王陵基回川称之为“灵官扫台”。
川剧到煞角（四川话，意思是结束）时，总是要叫灵官出来扫扫台，表
示这场戏演完了。老百姓拿“灵官扫台”来比喻王陵基，当然是要晦气晦
气他。
1948年4月8日，王陵基抵达成都。一下飞机，他就问别人：“邓锡侯的
部下为什么要反对我？”
有人回答：“邓的部下认为你抢了邓的位子。”
王陵基跟窦娥一样地喊起了冤：“我在江西也是当主席，用不着抢别人
的，这完全是蒋介石的决定，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王陵基做了最糟糕的心理准备，但是他的入川之行却是出奇的顺利，川
局也出奇的平静：除了“灵官扫台”的舆论外，就是成都街头的反对标
语。
这些对王陵基来说不过是毛毛雨，伤不着他分毫。换句话说，继刘湘挂
掉之后，又有谁做四川省主席，没享受过这一“待遇”呢？每次总是有些
人要来这么一下的，权当接风吧。
川局的平静，与“铁三角”的瓦解当然有着莫大关系——邓锡侯不在四
川，想兴风作浪也难；潘文华既失权柄又失声望，没人搭理；刘文辉虚
与委蛇，不仅不公开反对，还代表地方势力亲自到机场迎接王陵基。
王陵基悬着的心放下了。他如今需要解决的，是蒋介石需要他解决的那
些事，具体来说，就是如何不让成都学生“闹事”。
1948年4月9日，王陵基在成都正式履职。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慌慌张张
地跑来告诉他，说成都学生又要来游行示威了，而且还要到省府请愿。
王陵基一听腾地就火了，大叫着说：“我刚刚就职，就给我来下马威，
我非杀人不可！”
话虽是这么说，但王陵基并不敢真的开枪杀人，因为他知道如今时势不
比从前，如果硬性镇压，火只会越燃越旺，到最后倒霉的还是他自己，
没准当天履职，第二天政府就会因舆论压力而摘了他的乌纱帽。
人通常都具有性格的多面性，王陵基私下喜欢表现、爱吹牛、人来疯，
但他在正式场合处理问题时却并不表现得如此轻佻和无脑，这也是王陵
基与另一个大嘴、他曾经的部下韩全朴的区别所在。
面对困境，王陵基想出了一招绝的。
当天，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就把警备部队开到省政府周围，并将游行队
伍包围起来。严啸虎本人全副武装，坐在吉普车上吆三喊四地进行指
学生知道军队不敢怎样，因此不但不怕，反而高声喊打。严啸虎的凶神
恶煞完全是硬装出来的，见状赶紧下车，“出言语，拿上服”，就差跪地
磕头了。
硬不好，软也不行，学生根本就不让步，把严啸虎团团围住，弄得这个
警备司令脱身不得，狼狈不堪。严啸虎转而哀求众人：“请放我进省
府，我一定把大家的意见转报王主席（指王陵基），保证有圆满的答
复。”
听到这番话，学生才让开一条路，严啸虎屁滚尿流地跑进了省府大院。
王陵基见没能吓住学生，就通过严啸虎向外告知，说请外面的游行队伍
派代表入内面谈。
学生代表一进门，尚未开口，王陵基就拍桌大骂：“你们今天是来向我
道喜的，还是来同我开玩笑的？我告诉你们，我是不容许学生捣乱
随即王陵基不由分说，将代表们全部捆绑起来。外面的学生久不见人，
更加愤怒，纷纷要往省府大院里闯，因大院的铁门已关，有一些学生就
试图爬铁门进来。
爬铁门不可能一哄而入，事前王陵基已经吩咐下去，爬进一个捆一个，
于是陆续有一百多名学生被抓。
游行队伍里面，代表是核心，敢爬大门的也往往是胆子大些的，剩下的
人再要予以驱散，相对就比较容易。
这一事件当时被称为“成都四九血案”，有人挨打受伤，没有人死亡，最
重要的是王陵基把游行队伍中的核心和骨干给关了起来，而且一关就是
十天，虽然因各方抗议，十天之后又不得不予以释放，但此时学生运动
的最高潮已经过去，王陵基有惊无险地渡过了上任以来的第一个危机。
除了政治因素外，学生运动的主要起因还是“米荒”，四川省政府供给各
大学学生的平价米，仅及需要量的三分之一。王陵基调查下来，四川不
是没有米，是许多人抢购农民运来的谷米，囤积居奇以从中牟取暴利，
结果弄得成都市民天天都买不到米，而按规定应发给学生的平价米也被
人拿去卖给了黑市。
邓锡侯在任时，省府的一些负责人跑去跟刘湘的遗孀刘周书争吵，说她
有大量的米不肯拿出来。“虎婆”毫不买账，反驳说：“你们不是和我一
样在囤积居奇吗？这样好了，你们拿多少粮食出来卖，我也拿多少！只
想叫我拿而你们不拿，还要继续抢购，我才不干呢！”
这些负责人心中有鬼，哪里敢再扯下去，事情不了了之，“米荒”也就越
来越严重。
为了缓解危机，王陵基把私交甚笃的“四川财神爷”刘航琛给请了出来。
起初是准备让刘航琛担任四川财政厅厅长，刘航琛觉得施展空间太小，
于是王陵基又改聘他为自己的顾问。
此顾问非一般的顾问，其实就是首席幕僚。王陵基对刘航琛言听计从，
送交王陵基批阅的公文，刘航琛可以代拆代行，发号施令。两人平时面
对面坐同一张办公桌办公，省主席印信就摆在办公桌上，供两人共同使
用，可以说，这种信任度超出了过去刘湘之与邓汉祥，以致于刘航琛在
和特别熟的朋友聊天时，也常笑称自己是太上省主席。
从起用刘航琛开始，从省府到县区，王陵基全部进行了换班，其中的一
个重要措施，就是大批起用由曾扩情推荐的黄埔学生和复兴社成员。
当时四川有十八个行政专员公署，曾扩情保荐了十二人出任专员，有一
百多个县，曾扩情保荐了两百多个县长，二取一。
王陵基靠刘航琛动脑子，靠这些专员和县长卖力气，在四川征兵征粮，
在1948年和1949年间，每年都要强拉几十万壮丁，征粮两千多万石，光
是征粮数额，就已是抗战时期的一倍多。
抗战胜利之后，巴蜀大地本应得到休养生息，不料更添重负，川中百姓
由此苦不堪言。
王陵基到四川时，曾听到一种说法，说中共预定用五年时间解放全国，
王陵基就此认为他还有两三年时间在四川做好准备。
谁都没有想到，国民党在大陆完全失败的速度会那么快，根本就没能维
持住两三年。
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来自于东北。1948年9月，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发
起辽沈战役，蒋介石部署在东北的精锐部队陷入包围之中，那情形正如
刘文辉幕僚长的朱戒吾所见，东北野战军用农村包围城市，城外的交通
线一被截断，国民党部队就成了瓮中之鳖。
王陵基为此惶惶不安，他所住公馆附近有个骆公祠，是清末四川总督骆
秉章的祠堂，祠内设有乩坛。王陵基几乎天天去骆公祠叩拜“乩仙”，就
巴望着“乩仙”能在沙盘上显灵，给个他期待中的预告。
到了这个时候，别说“乩仙”，抱玉皇大帝的腿都没用了。辽沈战役以东
北野战军的完胜而告终，国民党在东北的精锐军队几乎全被包了饺子。
“东北易手之日，即天下大势已定之时。”这句预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失去东北的国民党部队军心动摇，淮海战役成为他们在绝望中的最后一
1948年11月，南京国防部不得不再吃一遍回头草，把原来的整编师恢复
为军，整二十师于是又恢复到了第二十军，归白崇禧指挥。
国民党阵营最令人吃惊之处在于，马上要集体完蛋了，内部还在你争我
夺，闹得不亦乐乎。蒋介石指望依靠淮海战役挽回局面，白崇禧却坐而
望之，专等蒋介石在淮海战役中输光老本，他和桂系好登台唱戏。
白崇禧不仅自己不肯出兵参战，也拒不执行国防部的命令，不肯放第二
十军出战淮海。国防部多次交涉，直至1949年初，第二十军才到达蚌
埠，而这时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完全崩溃。
第133师师长李介立率部通过蚌埠大桥不到十里，迎面就撞见第十二兵
团副司令胡琏乘一辆牛车跑来，身上穿的不是军装，而是便衣，情形狼
狈之极。
胡琏问李介立：“你带部队到哪里去？”
听说是去参加淮海作战，胡琏大叫起来：“快让部队停下，你看我都成
什么样子啦，整个战场都完了！我是换便衣才跑下来的。”
李介立一面叫停，一面报告杨干才，杨干才赶紧将部队撤回蚌埠，才使
第二十军暂时避免了垮掉的厄运。
当然，这只是暂时。正像白崇禧所乐意预见的那样，蒋介石嫡系的“中
央军”主力在淮海战役中基本被清了个空，第二十军在蒋介石心目中也
因此变得更为重要。
杨森奉蒋介石之命，亲自到前方给第二十军打气。杨森自认是北宋名将
杨继业的后人，最后离开部队时，他特地嘱咐杨干才：“不到万不得已
时绝不投降，要效法杨继业兵败时撞死在李陵碑上的故事。”
1949年2月，第二十军开往芜湖，以防备解放军抢渡长江。杨干才在视
察防务时，看到驻军在和一个老乡争夺棺材，双方都不肯让步。
杨干才上前询问之后，才知道这口棺村是老乡为家里老人预备的寿材，
而由于没有合适的工事材料，驻军想把棺材搬去加固碉堡。
打了一辈子仗，杨干才对战局走向已然心知肚明，他制止了部下，并摇
头叹气道：“我们吃粮当兵，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就算要了这口棺材，
同样也难逃一死，还是给人家积点德吧。”
杨干才让副官拿出两块大洋送给老乡，说如果自己死在这场战争中，请
老乡把棺材留给他当葬身之所，两块光洋便是定金。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渡江战
役。芜湖的上游和下游要塞皆被突破，解放军的后续部队从第二十军的
侧翼不断渡江，当师长李介立爬到山顶观察时，他发现第二十军已经被
包围，无路可走了。
第二十军撤退不及，招致全军覆灭，企图突围的杨干才被子弹击中，从
马上掉了下来。围拢的解放军士兵要他放下武器，杨干才举起手枪，朝
自己开了一枪，当即自杀身亡。
解放军让被俘人员前去辨认，当看到杨干才的尸体时，那些征战多年的
老兵全都痛哭流涕，恳求解放军看在杨干才抗战多年的份上，予收敛安
葬。
解放军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将杨干才予以装殓，后来棺材被运回了四
解放军摧枯拉朽式的攻势，加剧了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崩溃。当时的情
形，按照一位四川参议会议员的说法，耳闻身受，到处是悲观失望和混
乱不安的状况，“恍若身坠深渊，恨不能以自拔”。
糟糕的局势下，刘航琛的那些理财手段统统失灵，没有一条办法行得
通。王陵基为此经常和刘航琛发生争执，大吵一通后，刘航琛终于选择
了拂袖而去。
合作失败的原因，刘航琛认为出在王陵基身上，说王陵基是个“黄棒”。
黄棒是四川话，意思是王陵基在理财方面乃一窍不通的门外汉，而偏偏
这个“黄棒”还是个“酱黄瓜”，性格太犟，不肯接受他的意见。
刘航琛说，一个外行一意孤行的结果，必然处处碰壁，最后被整得“瓜
兮兮”（也是四川话，意为傻乎乎）。
王陵基听到后连连摇头苦笑：“这龟儿胡说！”
刘航琛离开四川后，曾短期出任粮食部次长、经济部部长。王陵基以此
为依据，说：“刘航琛的那一套到后来哪里都耍不灵了，他到中央政府
也没有搞出啥名堂来嘛。”
让王陵基烦恼的当然还不止这些。事实上，从他主持四川省政第一天
起，天天就是在人事纠纷中过日子，这让他伤透了脑筋。
刚开始最喜欢找王陵基茬的不是邓锡侯，而是王缵绪。
抗战胜利后，王缵绪基本处于郁郁不得志的状态，他的官衔是西南绥靖
公署副主任，和潘文华一样没有实权，而当年跟他争夺川督交椅的王陵
基却如愿以偿。
王缵绪那个羡慕嫉妒恨啊，都能把他整个人的身体给点着喽。他不知从
哪里打听到，王陵基有“传授蒋介石采补之术”的八卦，就不管三七二十
一，登登登地上门找到王陵基，问是否确实。
王陵基表情尴尬，不置可否，王缵绪其实对事情的真伪毫不关心，他来
就是要给对方难堪，当下就讥诮道：“你的那些功夫，抵不过我的一杯
药酒！”
“成都四九血案”发生后，华西大学的两个外籍教授对王陵基提出了严厉
批评。王陵基以为老外不谙国情，驳外国教授比驳国内教授容易，就把
他们约到省府办公室，要进行当场辩论。
不料这两老外在四川执教多年，不仅对当地的鸡零狗碎知道得一清二
楚，而且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成都话，王陵基盛气凌人上场，却反而被对
方驳得无言以对。
两教授得胜回营，逢人便说，“犟黄瓜”是样样不行，简直是个“瘟疫”。
王缵绪知道了，高兴得一跃而起。他急忙找人引荐，前去拜访洋教授，
并把二人引为知己，经常请他们吃饭，议论川政，讥评王陵基。
这种躲在背后发发小感慨，投投小标枪的做法，王陵基早已习以为常，
倒也不惧，真正给他带来威胁的不是别人，却是张群。
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国民党阵营已呈现出树倒猢狲散的趋势，即便如陈
诚、薛岳这样从无数次胜仗败仗中爬出来的战将，也都对军事失去了信
心，不过有一点众人有着共识，那就是西南将是国民党赖以挣扎的最后
根据地。
当时国民党政府已从南京迁至广州，陈诚、薛岳，包括何应钦都认为，
守广州只能守到跳海，而西南万一支持不住，还可向缅甸、越南边境逃
窜，并继续争取国际支援。
武将们能想到的，作为蒋介石首席幕僚的张群当然没有理由想不到。早
在王陵基督川不久，他就将王陵基、杨森、刘文辉召到成都的黄埔军校
进行商谈，说：“今后我们几个人应彻底合作，切实做到四川人大团
结。”
抗战时期，张群曾在“大团结”上尝到过甜头，他最擅长的也是这一套。
以张群看来，王陵基是四川省主席，杨森是重庆市长，刘文辉是西康省
主席，要是这三个人能同舟共济，“经营大西南”就没有什么问题。
可这只是张群个人的一厢情愿，时易势移，刘文辉已经铁了心要反蒋，
即便“团结”也只是在做表面文章，而王陵基、杨森都看刘文辉不顺眼，
认为多宝道人心机太重，看不透他的心思，无法与之共事。
杨森首先打退堂鼓：“重庆一市在政治上关系很少，譬如唱戏，我只能
扛旗打伞，够不上当正角。”
王陵基说：“在四川讲团结，以张先生同蒋先生的关系，绝对不会有问
随即话锋一转：“可我们几个人就不行了，蒋先生向来最忌讳别人搞小
团体，如果要这么做，必须请张先生同蒋先生商量好再说。”
三个人中，只有刘文辉附和张群，杨森和王陵基都无异于在唱反调，尤
其王陵基的态度更是生硬，这让张群颇为不快。
会后他把情况跟邓汉祥一说，邓汉祥便趁此机会劝张群远离王陵基、杨
森，重用邓锡侯、刘文辉。
不久，驻重庆的西南绥靖公署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被任命为西
南军政长官。他对邓汉祥说：“我们有邓锡侯、刘文辉作基本，我又担
任这个职务，王陵基、杨森皆在我的管辖之下，不怕他们不就范。”
张群以为他可以凭借顶头上司的身份拿住王陵基，却不料事与愿违。
张群是四川华阳人，又当过行政院长，所以一般人都称张群为“华阳相
国”，对之尊崇有加，唯有王陵基对“华阳相国”不屑一顾，加上特有
的“犟黄瓜”脾气，使得张群几有被其架空之感。
邓锡侯这时担任了长官公署的副主任，都是被闲置一边的“老干部”，自
然是气闷得紧，因此对替换他的王陵基也很是不满，并由此和刘文辉、
邓汉祥结成了新的“铁三角”。
见张群在王、杨那里屡屡碰壁，“新铁三角”知道时机已到，就天天聚
议，想利用张群来推倒王陵基，夺取四川省政。
张群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当面提出倒王，立刻会被他看穿，因此“新铁
三角”采取迂回战术，他们请出了久违的熊克武。
熊克武以国民党元老身份，任川康渝国大代表联谊会主席。他找了三
个“国大代表”，向长官公署请愿，要求罢免王陵基。
第一次张群没有接见，第二次他例行公事地把请愿书转报上去，不过仍
未表明态度。
“新铁三角”再出绝招，串联了几百个川康渝的“国大代表”和四川参议会
议员，准备成立“民意代表联谊会”，并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以便一举
倒王。
张群也是“国大代表”，到达成都的当天晚上，他在邓锡侯家吃晚饭，除
王缵绪外，刘文辉、邓汉祥、熊克武、王缵绪等人均为座上客。
邓锡侯首先致开场白：“诸事齐备，只欠东风，请岳军兄拿话来说。”
熊克武接着发言：“王陵基太不像话了，省主席非换人不可，如果岳军
来兼任，我愿当委员。”
其他人当场也做了类似的表示。
次日一早，张群把邓汉祥约去，说如果只是反对王陵基，他根据大家的
意见，可以支持，不过撤换王陵基之后，由他兼任这句话，自己实在说
不出口。
邓汉祥不以为然：“我们当然会派代表请愿，不用你操心。”
张群急于“经营大西南”，他以过去的经验为经验，误以为邓锡侯、刘文
辉真心要跟他“团结”，邓汉祥又是多年好友，自然也是向着他的。孰不
知邓锡侯是水晶猴，邓汉祥是滑猴，加上一个多宝道人，四川军政界再
也找不出比这三个人更圆滑更精明的。三个精明人耍一个聪明人，结果
就把这个聪明人推入了被卖了还帮着数钱的可怜境地。
“新铁三角”的整个计划步骤，共分三步，倒王是水到渠成的最后一步，
第一步成立“民意代表联谊会”，第二步是建立“自卫委员会”。
张群对于建立“自卫委员会”持赞成态度，但他跟“新铁三角”的出发点完
全不同。张群是幻想用“自卫委员会”的武装来抵抗解放军入川，邓锡
侯、刘文辉却是要藉此“作为迎接新局面的准备”，也就是要用来进行起
义。
两步并成一步，召开成立大会的这一天，也把王陵基给请了过来，以进
一步试探他的态度。王陵基事先已经探听到了风声，想好了对策，等轮
到他发言时，他就站起来毫不客气地说：“成立自卫委员会侵犯了我作
为省主席的职权，于法无据，我根本就不承认。”
王陵基当场声明，他已电令各县不准成立“自卫委员会”，如果一定要
办，他就要实行全省戒严，以武力取缔。
说完这些之后，王陵基抛下众人，甩手扬长而去。
代表们都以为己方人多势众，王陵基看了就会腿颤，没有想到他会如此
强硬，且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会场立刻炸开了。
与会的一百多人十分复杂，都是各有各的算盘。有人纯属看热闹或捞便
宜，见到王陵基那凶巴巴的样子，马上就泄了气，但是以“新铁三角”为
首的一帮人不肯罢休，他们决定飞赴广州，实行双管齐下，一面请“行
政院”批准成立“自卫委员会”，一面弹劾王陵基。
要去广州，得有名义，“新铁三角”又找上了张群。张群正被王陵基弄得
极为尴尬，于是也同意用他的名义派代表去广州。
离川赴粤时，代表们誓言一定要把王陵基“打下来”，“倒王拥张”活动由
此达到了最高潮。
淮海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即遭桂系“逼宫”，被迫引退下野，幕前负责张
罗的是“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
见到四川代表，李宗仁还以为是来捧他场的，马上表示欢迎，可是听来
听去，却是反对王陵基主川，随即就变得兴味索然起来，一再声称自己
是无权的总统，没法解决这一问题。
王陵基耳朵竖得直直的，代表们一出发，他就知道将面临更大的难题，
心情变得极为紧张。
问题出给你，答案自己写。就跟打仗一样，应招不是关键，关键是找出
对手的破绽，王陵基开始显现出他老辣的一面。
“新铁三角”也跟张群犯了一样的错误。他们急于求成，事情没完全办妥
之前，就匆忙成立了“自卫委员会”，而且还发了一份宣言，宣言上只说
要保卫川康的安宁，未提及当时通行的“戡乱”字眼。
王陵基就是从这份宣言上找到了破绽，他随即飞往台北草山，前去谒见
蒋介石。
别的都不用说，一份态度暧昧的宣言，就足以让蒋介石作出判断，他立
刻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致电“行政院长”阎锡山，阎锡山一听，也感到问
题不简单，便以“不合章制，于法无据”批驳了关于成立“自卫委员会”的
申请。
蒋介石原来对张群非常信任，通过这件事，他对张群也有所怀疑，认为
他是受到了邓锡侯、刘文辉等人的利用。
“自卫委员会”无疾而终，王陵基也保住了川督的交椅，但那张椅子他实
际上已坐不了几天了。
1949年11月上旬，解放军进军四川，直抵川东。国民党阵营风雨飘
摇，“代总统”李宗仁的情绪也更为消极，干脆躲回桂林，不愿再承担责
任。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再次走向前台，由台湾飞抵重庆督战，他
在当月反省录中记载：“明知其不可为，而我不能不为也。”
蒋介石仍希望像抗战时期一样，把四川作为大后方，凭借天府之国和蜀
中天险，和共产党再周旋个一年半载，以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甚至是
臆想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可惜的是，国民党这时的军事力量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低谷。自第二十军
在芜湖覆灭后，杨森又重建了第二十军，其中除了一部分从前线逃回的
残部外，多数为杨森从江西带来的保安团所组成，此外的“中央军”、川
军也大多为打残后的新编部队，就算是这些部队，也早已军心涣散，如
此防线哪里还能再撑得下去。
1949年11月30日晨，鉴于解放军已打到重庆近郊，蒋介石乘专机逃往成
都，同时下令杨森率部撤退。
杨森督黔时，曾礼聘胡兰畦为贵州日报社社长。胡兰畦给杨汉域分析形
势，论证国民党必然垮台的道理。杨汉域说：“你给老头子（指杨森）
讲讲。”
杨森的位置站得比胡兰畦还要高得多，他哪能看不出形势走向，他给胡
兰畦的回答是：“我在湖南平江杀过共产党，虽然那是薛岳的命令，但
共产党是不会饶我的。”
当解放军逼近重庆时，担任二野司令员的刘伯承又派人策动杨森起义，
并提出了生擒蒋介石等条件。
杨森予以拒绝。来人再三相劝，要杨森下决心扣住蒋介石，作为给共产
党的献礼，免得偌大年纪还要流亡异乡。杨森老泪纵横，哭着说：“当
年吴子玉（吴佩孚的字）落魄四川来投奔我，我都没有出卖他，现在我
也不能这么做。”
离开重庆之前，杨森在市区巡视了一圈，见重庆秩序保持很好，他感慨
地说：“重庆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不能破坏。”
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但蒋介石还想在大陆保持最后一块基地，以便
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
这块基地，蒋介石设定为西昌，在此之前，他想依靠胡宗南的部队，在
成都附近打一场“漂亮的仗”，先阻止解放军的三面包围，再从容逃往西
昌。
无论是打“漂亮的仗”，还是退缩西昌，都不能没有刘文辉等人的从中配
合，这时张群也感到刘文辉、邓锡侯的真实态度难以揣测，于是特地通
过邓汉祥找刘文辉晤谈。
谈话之间，当着刘文辉的面，张群试探着向邓汉祥提出几个问题，包括
刘文辉、邓锡侯的部队如何打算。一旁的刘文辉怕露出马脚，连忙接过
来说：“我同晋康（邓锡侯的字）力量本来有限，但绝不畏难，必与共
产党拼命到底，这是我们报答国家，报答蒋先生的最后机会。”
张群明着问邓汉祥，其实就是讲给刘文辉听的，见刘文辉说得非常诚
恳，张群信以为真，很是高兴。
第二天，张群又找邓锡侯谈话，尽量用话来打动邓锡侯，邓锡侯一个不
小心，竟然说漏了嘴：“我们组织自卫委员会，就是准备拿它来作桥梁
当张群听到这句话时，其震惊和所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他一下子就从
中明白了很多他不了解的真相，而这些真相让他痛苦不已。
回去之后，张群立即打电话约邓汉祥见面。见面后，他寓有深意地问邓
汉祥；“刘文辉、邓锡侯平时和你商谈事情，有无保留？”
邓汉祥回答说没有。
张群再追问：“刚才我听邓锡侯说，你们组织自卫委员会是拿来作桥梁
的，那么这个桥梁究竟要过渡到哪儿去？”
尽管张群强忍克制，但说到这句话时，他的悲愤之情，已经溢于言表。
邓汉祥闻之愕然，好在他的反应相当之快，愣了一下急忙辩解：“邓晋
康是著名的水晶猴子，他要造反，肯同你说吗，这分明是一句开玩笑的
“滑猴”敏捷的思维让他暂时摆脱了尴尬，然而张群再也不会相信他的话
所谓日久见人心，现在别说人心，连人影都得打个问号。邓锡侯、刘文
辉与张群以前并无历史关系，张群还放得下，唯有他与邓汉祥既是老
友，又共事多年，他对对方的人品一直深信不疑，可以说，没有邓汉
祥，他不会在蒋介石面前屡屡为邓锡侯、刘文辉打包票，也不会发展到
与王陵基翻脸，以致于自己受到蒋介石的怀疑。到头来，他悲哀地发
现，自己其实不过被人利用的一个道具而已。
以张群的政治智慧，轻易不会上当，只能说国民党在大陆真的气数已
尽，无论是刘航琛还是张群，即便在他们驾熟就轻的领域，也已经周旋
不开了。
1949年12月3日，张群通过邓汉祥，要求“民意代表联谊会”的要员们将
家眷送往台湾。
送家眷，说穿了就是扣为人质，都知道这是座坑，谁也不肯往下跳。熊
克武说他自从虎门被囚后，就不负任何责任，现在却要限制他的居住自
由，因此坚决不去，说着说着还哭了。
刘文辉：我妻子有抽鸦片的嗜好，到了台湾不方便。
邓锡侯：我只有一个妾，还是个黄毛丫头，连位于成都市中心的牛市口
都没去过，把她送到台湾，你们不是开玩笑吧？
张群听后表情复杂，但又无计可施。
1949年12月5日，张群让邓汉祥把刘文辉找来，指着刘文辉说：“刘自
乾，你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刘文辉回答：“我原想同共产党拼了，打不赢就去西康做喇嘛，现在共
产党即将打到西康，要做喇嘛也不行了。”
接着他又问张群东线战场情况如何，张群的话里已全是愤怒和焦
虑：“你不要问东路西路怎么样，要问你怎么样！”
刘文辉语塞，看着两人要顶起牛来，邓汉祥急忙上前给刘文辉打圆
场：“这事很简单，请你约好胡宗南，与邓（邓锡侯）、刘（刘文辉）
商量决定作战计划，再请蒋先生下命令好了。”
通过这番对话，彼此都明白对方充满戒心。出门行到半途，邓汉祥便对
刘文辉说：“聚会地点还是放在你家里为妥，如果在别处，万一被扣，
毫无办法。”
刘文辉在成都的公馆有两个连的卫兵，刘文辉也觉得这样妥当。因此邓
汉祥就跑回去对张群说：“自乾的房屋较宽，烧菜的厨子也不错，我想
叫他准备点饭菜，今晚就在他家里会谈如何？”
张群对刘文辉和邓锡侯还有一丝希冀，何况两人都有军队，那种情况下
扣人也不现实，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下来。
晚上谈话时，有人质问刘文辉、邓锡侯，说刘部破坏大桥，邓部扼守要
道，都不让胡宗南的部队通过，这是在干什么？
刘、邓矢口否认，刘文辉还故意发牢骚：“如果我和晋康的实力不被削
弱，今天我们两人都可以担负起守卫成都的责任。现在解放军来了，我
们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胡宗南说：“刘先生不要灰心，我的部队可以交给你指挥。”
刘文辉当即把胡宗南的话顶回去：“我们都是行家，你的部队我哪里指
挥得动？换过来也一样，我的部队你也不能指挥！”
一堆人扯来扯去，谈到深夜，也没能扯出什么结果。
刘文辉的主力部队远在西康，他之所以要留在成都，一方面是出于政治
谋略，以便联系反蒋力量，另一方面他和邓锡侯虽然事先已约好共同起
义，但因邓锡侯有水晶猴的名声，他又害怕邓锡侯会临时变卦，对之不
太放心，所以邓锡侯到哪里，他都尽量跟到哪里。
经过会谈中的质问，两人反而都对对方放心了，不过也正是有了这次质
问，让他们深感气氛紧张，成都再不可久居。
1949年12月6日，刘文辉和邓锡侯密商，认为如果蒋介石再次相召，就
必须出走。
刘文辉的想法是退到成都武侯祠里去，因为那里驻他的一个营，而且还
有工事。
邓锡侯这个时候的脑子总是特别好使，他说武侯祠占据要道，乃胡宗南
的部队撤往西昌时的必经之路，“胡宗南在所必争，他只需两颗大炮
弹，一颗飞机炸弹，就能把我们解决了，还会因此连累孔明先生。”
邓锡侯主张退往成都以北的彭县，因为那里离成都市区较远，进可以会
合解放军，退可以固守山地。
刘文辉当即同意，两人相约暗中准备。
云南这时的局势也变得不明朗起来。接替龙云督滇的卢汉起初在政治态
度上持“右”，推行所谓“九九整肃”。不料龙云却在香港突然宣布：“云
南受我策动，已经解放。”卢汉措手不及，曾大骂龙云：“似此买空卖
空，形同政客，汉与一千三百万人犹在梦中。”
随着解放军向西南大举推进，卢汉的态度急转直下，又由右转左，事实
上已在暗中筹划起义。
1949年12月7日，张群奉命前往昆明察探卢汉的动静。临行之前，张群
私下问邓锡侯：“自乾将来会怎么办？”
邓锡侯当然不会说实话，就敷衍道：“我听他说，第一步是退守西康，
若不得已，便去寺里做喇嘛。”
张群又问邓锡侯会怎样。邓锡侯说：“第一条路是和胡宗南一起作战，
第二条路是退到茂县暂避一时。”
邓锡侯以为他编得天衣无缝，但水晶猴滑头归滑头，心机却没有刘文辉
和邓汉祥那么深。当时国民党不管军人政客都把逃往台湾作为唯一退
路，可是张群从始至终没有听邓锡侯说起一个字，因此他便知道邓锡
侯、刘文辉真的是另有打算了。
张群这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托邓锡侯照顾他的母亲。
邓锡侯、刘文辉究竟何去何从，张群其实已经顾不上了，以老母相托，
就是料知昆明之行凶多吉少，做最后的人生嘱托。
张群与邓汉祥相交最深，却不托邓汉祥，直接托付邓锡侯，令邓锡侯感
到非常意外，而对方那种极度悲哀与绝望的情绪，也使他心下恻然，只
得以好言安慰。
当天下午，刘文辉、邓锡侯接到通知，蒋介石要予以召见。两人大为惊
恐，担心蒋介石将采取非常手段，或把他们骗上飞机，强送台湾，或予
以软禁，于是下决心立即潜往彭县。
邓锡侯带上猎枪，坐上吉普车，佯装出城打猎。到了城外，路上有两个
认识邓锡侯的人还嘀咕：邓某好安闲好镇定啊，这种时候他竟然有空出
城打鸟。
1949年12月9日，邓锡侯、刘文辉在彭县宣布起义。潘文华这时在灌县
养病，也通电响应。
同一天，卢汉在云南宣布起义，随即扣留了张群。据说当时消息传到北
京，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吃晚饭，毛泽东当即说：“张群如果愿意和我
们一道工作，我们应好好安排他，如果不愿留下，便拿去换张学良，蒋
介石一定会同意的。”
卢汉曾劝张群“弃暗投明”，张群回答：“我一生是国民党员，我和蒋先
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把
我当俘虏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样。要是你们让我走，我
会很感激。”
面对无法阻挡的时代大势，张群已显得心灰意冷，他向卢汉表示，自己
即便能离开云南，也不会再做什么事，只想到海外去做寓公。
卢汉和张群有着很深的私交，思前想后，终究于心不忍，难以下手，所
以两天后还是把张群放了。临别时他交给张群一封信，信上说，云南大
势已去，已无孤注一掷的可能，他为了保全桑梓，只能“毅然而谋自
救”，这是公情。不过他与张群还有私谊，之所以未经中共同意，就冒
着风险私放张群，是“亦以报德”，报答张群曾经的交情。
彭县、云南的相继起义，把国民党军队退往云南的希望也给打破了，蒋
介石、杨森、孙震等人都先后驾机逃往台北，余下留守的人更加茫茫无
所依从。
这时候的起义就几乎等同于诺亚方舟，谁进谁安全。尚留在四川的川军
余部，但凡手里有点部队，或能整编到人马的，都争先恐后举行起义。
杨森走后，其子杨汉烈被推为新第二十军军长，他即以杨森有“手令”在
先为由，举行起义，只有老兵居多的第134师拒不从命，想逃往西康，
最后被解放军歼灭。
王缵绪的老部队第四十四军早被打光了，连儿子王泽浚都在淮海战场上
被俘，好在他还有一个新编的第四十四军。凭借这支部队以及临时弄来
的成都保安司令头衔，他在成都举行了起义。
到这个时候，他还没忘记王陵基，一定要先擒之而后快。
王陵基也真的是够倒霉，他本来有足够机会乘机逃往台湾，可因为蒋介
石临走时的一句“你以后与胡宗南切实联络”，他就没急着走，想随胡宗
南一道先退到西昌再说，结果在道路被解放军截断后，想逃也逃不出去
王缵绪下令全城搜捕：“赶快把王陵基逮捕了，好立下大功。”
王陵基没有三头六臂，当然也不会飞，成都解放没几天，他就在川南的
一座码头上被逮捕归案。
王陵基被捕时，周围不少人都在议论，说：“这家伙一回四川当主席，
我们就看出国民党要完蛋了，灵官扫台嘛。不过能让王灵官扫这么大一
个戏台，他也够神气的。”
从1950年到1951年，国内掀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大批国民党被俘人员
被枪决，其中就有夏炯“夏马刀”。当时社会上的谣言很多，连上海出版
的一本人名辞典上，都说杜聿明已被“镇压”，但其实像杜聿明、王陵基
这样达到战犯级别的高级军政人员，并不在其列。
王陵基开始被拘押在重庆监狱，接着转往重庆战犯管理所。战犯管理所
自成立起，即由公安部直接领导，待遇很好，每月都有十六元的集体伙
食费。当时四川物价很低，这样的伙食费，可以做到每餐一荤一素，吃
得相当不错。一些级别较低的被俘人员为之眼红不已，背后发牢骚
说：“罪大待遇好，罪小生活苦。”
战犯管理所对外称“训练班”，从外面看也完全像一个机关或单位，所有
犯人均可在管理所范围内自由活动，只要不走出就行，一般人根本不知
道他们是战犯。
看到“训练班”每天买进鸡鸭鱼肉，周围老百姓都来打听这究竟是一个什
么“训练班”，更有许多人要求“入班训练”，管理人员说你们不够条件，
他们还不服气：“要什么条件？你快说说，我们好争取。”
管理人员笑道：“你们这一辈子也争取不上了。”
王陵基等人正在院内闲谈，听到外面声音很大，也跑出来看热闹。王陵
基曾任四川省主席，人群中有见过他的，这下子终于恍然大悟：“原来
是这样的训练班呀，别说我们这辈子争取不上，就是二辈子也争取不上
啊！”
还有人明白之后说：“阿弥陀佛，和这些人一起训练，会吓死我的，请
我去我也不敢去了。”
管理所内的战犯们大多并非川籍，但平时闲谈时，却都喜欢拿川军将
领“无知可笑”的故事凑趣。曾扩情跟四川军人打交道较多，编的段子更
是活灵活现。
他说刘湘搞空军，有个师长好奇，非要上去体验一把不可。起飞后，头
晕不舒服，就大喊驾驶员停下来，他要下去。驾驶员说飞机又不是汽
车，空中停不住啊。他就命令低飞。
在飞机接近一片山地时，从空中往下看好像不高，这师长以为一跳就能
落地，就纵身跳了下去，结果……听的人笑了起来。曾扩情一看效果这
么好，来了劲，又说一段——有个川军师长，一天集合全师官兵讲话。
他手捧水烟袋，咳嗽一声说：“弟兄们给老子好好听着，昨天老子接到
一封信，打开一看，格老子原来是一个命令。按照这个命令，从明天
起，老子们便是国民革命军了。谁要是再去偷鸡摸狗，他就是龟儿
子！”
众人听了这段子，更乐。在大家眼中，仿佛川军将领就两种：不是草包
就是草莽。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曾扩情的第一个段子难以查考真伪，第二个的原型
大概是范绍增，可范绍增也就只有一个，其他能混出头的川军将领绝大
多数均为正规军校出身，像王陵基、王缵绪都有一定的旧文化功底，写
得一手好字，绝没外界想象的那么窝囊和不见世面。
放到王陵基身上，他的确有诸多“无知可笑”之处，不过跟草包草莽无
首先是个人生活方面。过去总是王陵基的姨太太或副官帮他刮胡子、挤
牙膏，现在他自己刮胡子，常把脸刮破好几道口子。一筒牙膏发到手
后，挤了一两次没挤出来，就两手捏住使劲挤，结果牙膏跑出来一尺多
长，他急忙问旁边的人：“哎，你知道有啥子方法可以收回去？”
那人正含着一口水在刷牙，听到后忍俊不禁，扑哧一笑，水喷了他一
其次便是政治上的“幼稚”。虽为阶下囚，老王仍然本性不改，大嘴依
旧，说出来的话，十有八九与周围的环境极不融洽。
当时很多犯人为了提早获得赦免，都争相表现“进步”，王陵基不仅没
有“进步”，反而还和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样，经常摇头叹气：“真是
一代不如一代！”
因为言行不合时宜，王陵基身上能抓的“辫子”特别多，周围那些为
求“进步”而左得发昏的犯人自然要揪住不放，频频对他进行批判。王陵
基有“酱黄瓜”之名，脾气特别急躁，爆竹一般一点就着，你让他改正，
他偏不改正，这样一来，又被认为是态度有问题。
在管理所内，王陵基位列上将，资格最老，却是挨批最多的人之一。他
对此牢骚满腹：“上将不好当，宁愿挨一枪。”
王陵基是一老，接受改造的川军将领还有一少，他就是王缵绪的公子、
原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
第四十四军在抗战胜利后，仅剩下残破不全的六个团，武器枪支仍然是
出川时的汉阳造或川造。全军有十二门山炮，战前一门丢失，一门打
坏，还剩下十门，却又没有炮弹，只能放在阵前做做样子。
参加淮海战役时，王泽浚本来以为靠拢黄伯韬兵团会安全一些，不料黄
伯韬把他摆在了碾庄外围，最后第四十四军败得一塌糊涂，连军指挥所
都被炮火炸垮了，王泽浚本人是被解放军从泥土里扒出来的。
王泽浚被俘后长叹一声，对解放军说：“看看我们的武器吧，恐怕缴给
贵军也不会要的。”言罢簌簌落泪，伤心不已。
解放前，王泽浚与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有过交往。那时沈醉正好到成
都办事，赶上王泽浚的新居公馆落成，王泽浚以好客著称，广发请帖，
沈醉也应邀做客。
那一次，沈醉对王公馆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公馆有很多房间，然而
所有房间的大小格式又全是一个模样，分不出主次，就跟旅馆一样。
一般人家公馆绝不会如此设计，沈醉对此甚为不解，但因为是初交，当
时也不便多问。解放后，两人都在重庆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身份也不
同了，说什么都无所谓，沈醉就用戏谑的口气问他：“你在成都的公馆
修那么多房间，是不是读了杜甫的诗，想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呢？”
王泽浚听了，一边笑一边摇头：“我没有读过‘豆腐咸鱼留女婿’的诗，那
些酸溜溜文绉绉的东西一向不爱看。”
“豆腐咸鱼留女婿”是谐音，豆腐指杜甫，咸鱼指韩愈，留女婿指刘禹
锡，这些唐朝著名诗人的名字，让王泽浚串起来用四川口音一绕，倒也
十分有趣。
王泽浚又说：“我也没有无产阶级思想，啷格会去同情什么寒士。我是
准备一些熟识的军政界朋友到成都来耍的时候，招待他们临时住住，大
家好热闹热闹。”
末了，他又冒出一句妙语：“我根本不打算当什么春生菌、秋生菌，养
一批闲人。”
“春生菌”说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名公子春申君，王泽浚的意思是他绝不
会招收门客，去做一些哗众取宠的事。
沈醉与王泽浚差不多年纪，性格上又都活泼好动，爱说爱笑，自此便在
战犯生涯中结成了好友。
1956年，王泽浚等人从重庆转送北京功德林，王泽浚和沈醉被分到缝纫
组从事生产，昔日将军也得拿起细针来绣花了。
可怜王公子哪里做过针线活，刚开始抽针时因用力过猛，竟然把针刺到
了旁边人的脖子上，险些酿成“流血事件”。后来经过总结，才知道，原
来抽针时要把针尖对着自己，才不会误伤他人。
缝纫组的组长是杜聿明，生产作业的时候，他最怕王泽浚叫“哦嗬”，因
为这就表示王泽浚一不小心又弄断了缝衣针或衣服，那时候叫做“损坏
公物”，得写检讨。
沈醉在一旁大笑，而王泽浚总是满头大汗，一边搔头皮，一边补上一
句：“格老子！”
比缝纫技术还让王泽浚挠头的是写墙报，这是学习体会和“暴露思想”中
的重要一项，每个战犯都得写。王泽浚一遇到写墙报就恼火——他写不
坐在桌子旁不行，再倒到床上苦思冥想，折腾了好半天，才勉强写上一
个标题。
有人觉得奇怪，说你不妨去看看别人写的，再综合一下，一篇墙报就出
来了，有什么难的？
王泽浚不干，理由很简单：“拿枪杆子出身的军人，不能剽窃别人的文
章！”
又有人向他传授经验，说这不过是“监狱八股”罢了：你谈形势，就
写“当前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读文件，就写“这是一篇重要的历
史文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王泽浚还是一个劲摇头。当然不管他折腾多少遍，最终熬出的墙报，还
是逃不过“监狱八股”的那两种固定套路。
王泽浚个性爽朗，私下和沈醉无话不聊，不过他也有一个禁忌，就是不
肯多谈被俘经过。沈醉好几次问他，他总是把脑袋一摇，两手一
摆：“不谈这些。一个军人打了败仗，成了俘虏，连先人的脸都丢尽
了，啷格还好意思去谈它。”
有一次管理所派王泽浚、沈醉给监狱干部修理缝纫机。因为知道他们是
犯人，干部家里的小保姆非常警惕，在他们修理时，从外面把门给扣了
这是很伤人自尊的一件事，两人相视一笑，也就磨磨蹭蹭，本来半个小
时能干完的活，足足拖了半天。王泽浚更是没心没肺地往沙发上一靠，
茶杯一端：“格老子，急他干啥子，老子们也来安逸安逸嘛。”
原路返回监狱时，看到田间有两个天真烂漫的儿童，两人走近，想去摸
一下孩子的头。正在田里劳动的母亲看到他们身上穿着囚服，赶紧冲过
来，一把将孩子拉到身边，然后睁大眼睛瞪着他们，好像生怕他们会带
来晦气似的，眼睛里充满了敌意。
在管理所，每个人都得在大会上“挖思想”。王泽浚的“挖思想”公式是骂
哭结合，即先骂国民党，再骂自己，然后嚎啕大哭，哭到后来连他自己
都莫名其妙，不知道究竟在哭什么。
但是外出的那一幕真正刺伤了王泽浚。第二天，见没有旁人，沈醉悄悄
地问他如何看待监狱外面人们的眼光，他把大腿一拍：“当强盗是抢东
西的罪，当小偷是偷窃罪，当战犯是打败仗罪……”
沈醉急忙阻止他再说下去，王泽浚还是唉声叹气，把自己所有的不幸都
归之于“打了败仗”。
当心里话一抖搂出来，两个平时有说有笑的开心果都被牵扯到了各自的
伤心处。沈醉的前妻解放前夕去了台湾，迫于生计已经改嫁，他称得上
是妻离子散。王泽浚的父亲王缵绪虽然起义，可后来又潜赴深圳，偷越
国境，更倒霉的是还被边防部队抓住了，已经跟儿子一样锒铛入狱。
沈醉轻声哼着：“妻离儿散我成囚，人世悲酸到尽头”，王泽浚一向
与“豆腐咸鱼留女婿”无缘，只会满口“格老子、龟儿子”，这时也突然念
了一句“可怜天下战犯心”。
念完之后，他两手平伸，手心向上，不停地上下摇动：“我们究竟有什
么罪啊！我们……”
王泽浚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高，沈醉见状大惊失色，连忙
用手捂住对方的嘴，不让王泽浚再说下去。这时他看到，在王泽浚两只
睁得又圆又大的眼睛里，已经悄然滚下了几颗泪珠。
1960年11月，沈醉被予以特赦，王泽浚没能于那一批获赦，同月，王缵
绪病死在成都监狱。
1964年，邓锡侯在成都病逝，加上1950年去世的潘文华，当初的新
老“铁三角”只剩下了刘文辉和邓汉祥。
1965年，战犯中军衔与资历最高的王陵基获得特赦，并且是那一批特赦
中的第一名。经过多年改造，老王学乖了很多。据说民国时，有人问王
陵基的岁数，他总是说：“和蒋委员长同庚。”解放后别人再问他高寿，
他即刻改口：“和朱总司令同岁。”其实王陵基的岁数比“蒋委员
长”、“朱总司令”都要大得多。
1966年，文革开始。王陵基和原国民党中将方靖、孔庆桂等人被红卫兵
集中在一间房间里进行盘问。
王陵基这个时候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不太搞得清楚外面的风向，他往椅
子上一坐，还大模大样地说：“你们这些娃儿要干啥子嘛。”
红卫兵小将们岂容得如此怠慢，于是啪地上去就是一皮带，然后大喝一
声：“老实点！”
见王陵基一副老年痴呆的样子，料想也问不出个子丑寅卯，红卫兵就把
矛头指向了方靖等人，他们问方靖：“你们杀过人没有？”
方靖老实回答：“杀过——不过是在战场上杀的。”
问：“杀了几个？”
方靖说：“没数过，那时一声令下，万炮齐发，炸死多少日本鬼子，真
的没数过。”
红卫兵听后大怒：“胡说！你们国民党根本不抗日！”
方靖耐心地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北京有条赵登禹路吗？他是国民党第
二十九军的师长，抗战阵亡，还有一条张自忠路，他是国民党第三十三
集团军总司令，抗战阵亡。你们知道八百壮士吗？他们都是国民党的部
队，团长叫谢晋元。”
红卫兵都愣住了：“哎呀，还有这样的事？”
方靖扳着指头告诉他们：“我们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阵亡上将8名，中
将41名，少将65名，校尉级军官1万7千余名，士兵2百余万，怎么能说
没有抗战呢？”
红卫兵们面面相觑，对这些数字他们闻所未闻，于是就让方靖等人坐
下，讲一讲他们所根本不了解的故事，而且个个听得津津有味。以后的
几天，其他红卫兵小将听到后，也参加进来，要求这些“抗战的国民
党”讲抗战故事。
因为抗战，王陵基、方靖等人免于被斗，自己也感到十分庆幸。
红卫兵之后是造反派，不过造反派并没有整这些“落水狗”的热情，也不
想听抗战故事，他们的兴趣在“外调”和夺权上。由于造反派太多，方靖
等人应接不暇，外调的人还得“排队等候”才行。
王陵基的病情越来越重，但那时政协也被造反派给夺了权，无人过问。
去问造反派头头，造反派头头哪肯管这事，就推说：“你们自己照顾吧
——不行就送医院。”
于是王陵基就由方靖、孔庆桂等人轮班护理。偏偏王陵基患了痴呆症后
还不知道领情，每次吃完饭都把手一伸：“拿帕子来！”这是解放前四川
人上饭馆吃饭的派头，意思是让跑堂的拿擦脸毛巾。
孔庆桂气得要命：“他把我们当跑堂的了。我们有什么义务侍候他！”
方靖是个好好先生，连忙劝说：“算了，人家有病，我们就原谅一下
1967年3月，王陵基在北京因病去世。
1974年1月，王泽浚病逝于战犯管理所，但实际上他只要再在管理所待
上一年，因文革而中断的特赦就又得以延续。在1975年的最后一次特赦
中，所有战犯被全部予以释放……1975年，列名于彭县起义通电中的田
颂尧在成都去世。
所有起义将领中，刘文辉的日子比较不好过，特别是在揭批“恶霸地
主”刘文彩后，他的处境更加困难。
刘文彩这个负面典型树的很是时候，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进入到饿
死人的阶段，刘文彩和他的“收租院”一下子全国知名，但其实刘文彩早
在四川解放前就死了，就算他曾经是只老虎，也是只死老虎。明眼人都
能看出，批刘文彩，实际上是在批刘文辉，以削弱他在四川的影响力。
之后刘文辉被调去北京任林业部部长，总算远离了风波中心，不过文革
期间又因此被红卫兵抄家，还被用皮带抽打。
晚年的刘文辉似乎看穿了他大半生都没能看穿的东西，对子侄们
说：“搞政治没意思”。1976年6月，他在北京逝世。
当年有川军五行：“金龙”刘文辉、“孽龙”刘湘、“水龙”邓锡侯、“闷
龙”田颂尧、“滚龙”杨森。五行之中，杨森排在最后，所以这幕戏将从
他这里收场。
杨森到台湾后，也没什么实权，不过他可以发挥他的特长，并因此担任
了台湾体育协会理事长。他此后的“事业”基本与体育挂钩，个人震动宝
岛的第一件大事，是七十岁学会了独立驾驶飞机，还能在空中翻筋斗
云，做各种惊人的表演。
杨森在台湾多了两项业余爱好，第一项是打猎。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当
时有两个有名的猎队，除了白崇禧的，就是杨森的。有一次白、杨一同
到花莲狩猎，途中火车与汽车相撞，随行人员多有死伤，白、杨侥幸安
然无恙。有了这次遭遇，白崇禧遂生心病，从此再也不敢外出，但杨森
却越挫越勇，每天天不亮，照旧坐着小汽车到山区去寻找猎物。
第二项是爬山。八十六岁时，他登上了四千米高的玉山。张大千专门给
他画了一幅画，并题诗云：“是翁矍铄八十六，投杖巍然据玉峰。”
蒋经国掌握实权后，劝杨森让贤，说：“你年纪太大，都是九十岁的人
了，当体协的名誉理事长比较合适。”
杨森只好让出这个位置，但他对蒋经国嫌他老很不服气。于是在九十岁
这一年，再次登上玉山，并在山顶题字和照相留念，此举轰动台湾，被
认为是世界奇迹。
台湾和国外记者纷至沓来，采写杨森攀登玉山的文章，还拍摄了一部关
于杨森搞体育运动的纪录片。
九十岁的杨森仍然身强体健，壮到能登高山，一时成为台湾街头巷尾的
热门话题。台北一家酒商出了一种酒，就叫做“杨森酒”，并专门开车接
杨森到酒厂参观。
杨森参观时，商家请他看摆在桌上的一排“杨森酒”和一只正在爬行的大
乌龟。杨森一低头，旁边的摄影人员赶紧抢拍。拍出来的照片随即被登
到报上做广告，说杨森就是喝了“杨森酒”，才得以健康长寿，龙精虎
猛。其实杨森很懂养生之道，他七十岁后就戒烟戒酒了。
当然了，杨森也不会白给别人做广告。在这方面，杨森从不让自己吃
亏，因为他知道在台湾像他这样的遗老太多了，上将又如何，一抓一大
把，没钱根本就混不下去——比如和他一起来台的孙震日子就十分窘
迫。
杨森晚年思乡，曾想离开台湾到香港去看看。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蒋经
国，蒋经国回答：“你出去是可以的，但安全没有保证。”杨森一听就知
道这是不准他离开台湾，只得作罢。
1977年5月，杨森老死于自己的台北别墅，终年九十六岁。他的去世，
为“川军五行”及其背后那支军队的传奇画上了句号。
最后再复述一下川军在抗战中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也许是必要的：
抗战八年，四川前后总计征兵在三百万人以上，这还不包括川军整建
制部队、知识青年从军、“中央军” 直属部队调来四川整补兵员。全国
同期实征壮丁是一千四百万，四川征兵数额占全国的五分之一还多，
遂有“无川不成军” 的说法。
参加过抗战的川军整建制部队有：六大集团军（邓锡侯孙震第二十二集
团、唐式遵潘文华第二十三集团、杨森第二十七集团、王缵绪许绍宗第
二十九集团、王陵基第三十集团、李家钰第三十六集团）、刘雨卿第二
十六师、李宗鉴独立第三十五旅等。
这些部队经历了抗战中几乎所有的主要战役，官兵伤亡总计为六十四万
余人，达到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数的十分之二，居全国之冠。
是为真正的铁血雄兵！
——全书完——
版权声明
书 名 铁血雄兵川军团
作 者 关河五十州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3年08月
制 作：雨浪飘零
版 本：
2016 3.27 v1.1 修正部分文字错误，删除无关内容，修改标题样式。
2015.10.29 v1.0 根据网络版整理制作，按照实体版排版。
本书仅供个人学习之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如果阅读后觉得好，请购
买正版书籍！
Table of Contents 铁血雄兵川军团
【第一部：巴蜀争雄】
第一章 燃烧的翅膀
第二章 乱世枭雄
第三章 鹿死谁手
第四章 这也是三国
第五章 步步相逼
第六章 竹篮打水一场空
第七章 垓下悲歌
第八章 统一之战
第九章 真命天子
第十章 战国风云
第十一章 谁主沉浮
【第二部：刀光如雪】
第一章 偶像的破灭
第二章 是关还是开
第三章 无声的战争
第四章 刀光如雪月如霜
第五章 乖不乖，各人猜
第六章 出师未捷身先死
第七章 遍地都是焦土
第八章 为理想而战
第九章 在血盆里抓饭吃
【第三部：强人本色】
第一章 瓜熟蒂落
第二章 生命在于折腾
第三章 拉出来遛遛
第四章 笑谈渴饮倭奴血
第五章 燃烧的火焰
第六章 喋血行军路
第七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第八章 精彩地活下去
第九章 天时地利人和
第十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制作信息
Document Outline
铁血雄兵川军团 内容简介
【第一部：巴蜀争雄】 内容提要
【第二部：刀光如雪】 内容提要
【第三部：强人本色】 内容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