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未终结——在新加坡漫谈中国崛起
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5
　　　近日来，由于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呼吁美国继续参与亚洲事务以平衡中国，把国内许多兄弟鼻子气歪了，上网狂喷，呵呵。其实我们中国，现在也算是一个不太富的超级大国了，没有必要事事冲动。美国是老大，世界上天天有人游行烧他国旗，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世界上烧五星红旗的家伙肯定会越来越多的。我们要有大国心态，看淡一点，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只要把自己决定的事情办好就很无敌啦。
　　　作为一个因工作关系长驻新加坡的人，对这个国家进行过深入的观察，谈谈我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吧。
　　　首先，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小国有小国的心态和生存之道。你要理解他。小国都是靠着大国吃饭的。不同的是，有出息的小国，靠着大国挣饭吃。没有出息的小国，靠着大国要饭吃。新加坡属于前者。
　　　当然也有第三类小国，靠着大国要饭吃，还反咬大国一口，真不知道它是属于有出息还是没有出息的，比如辽宁隔壁的二胖他们家。
扯远了，还说新加坡吧。
　　　首先要破除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你不要认为华人国家一定亲华。实际上，华人国家和华人地区最反华。台湾不说了，香港也不怎么样。 当然，这也不光是他们的错。以我们当年文革十年的表现，确实没人 愿意跟我们混。
　　　新加坡是东南亚一个积极反华国家。许多时候跳得挺高。尤其是 1979 年之前。在国际列强当中，新加坡的亲娘是英国。新加坡最可依赖的大哥是美国。这个是新加坡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中国是新加坡手里的一张好牌，是一个可以比较容易地挣钱的地方。
　　　新加坡为什么会这样呢？可气吗？一点都不可气。我们来回顾一下新加坡的历史，再看一下新加坡的现实，你就会理解它的行为了。
　　　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要冲，是华人下南洋的落脚地。历史不说了，总之，明清时代，来了不少人，许多南洋的地方就成为了华人区，比如新加坡岛啦、马六甲城啦、马来亚的槟榔屿啦、印尼的廖内群岛啦，基本上是华人天下。后来，在清代，就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英国统治时期，新加坡华人为主，原住民马来人是少数，还有英属印度迁来的移民和英国移民。这样就构成了现代新加坡四大族群的祖先（华马印英）
　　　在英国的统治下，新加坡人过着还算幸福的生活。除了对北美印第安人外，英国的殖民地很少出现类似日本、俄国、比利时之类的种族灭绝的屠杀行为，英国人玩文明的，重在挣钱，把人干掉了谁给他挣钱呢。所以，华人日子过得还行。
　　　1940 年代，日本人打过来，占了两三年，像太平洋上的每年的台风一样，来得快，走得快，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新加坡现在恢复历史，想找一点日据时期的遗迹，还挺难的。据说日本人也知道自己不受欢
迎，所以在战败前把自己建的神社拆了，公墓迁了，免掉被人砸了怪没有面子的。
　　　多说几句，虽然日本人在南洋统治了这几年，也有过杀人和抢东西的纪录，但是南洋各国并不是太恨日本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南洋各国都是殖民地，菲律宾是美国的，印尼是荷兰的，新马是英国的，越柬是法国的，他们从被甲占领到被乙占领，这和中国人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中国民国起码形式独立）被灭掉，感受是很不同的。
　　　二战中，美国光复了新加坡，然后英国很快又回来了。（当时英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军被日本的南云大将消灭光了，只剩下印度的陆军与中国远征军并肩守着。）
　　　1946 年 4 月 1 日，新加坡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不再是马来的一部分，这为以后独立建国创造了条件。
　　　二战后，世界的解放和独立浪潮已不可避免，连非洲那些完全不具备建国条件的部族和部落地区都独立了，所以新马也不能免俗哈。
1959 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1962 年 9 月 1 日举行全民公决。
71%的人支持加入马来亚联邦。1963 年，新加坡与马来亚、砂越、沙巴共同组成了马来西亚联邦，完全脱离英国的统治。
新加坡在马来西亚联邦里混了两年，直到 1965 年被轰出来。为什么新加坡要加入马来联邦？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说白了，因为新加坡太小了，没有立国的资源。这个国家只有 600
平方公里（经过不懈努力的填海现在达到 700 平方公里了）。这个国家没有任何资源，甚至没有淡水！！！
　　　有兄弟奇怪这个国家在热带雨林气候，为何没有淡水，对了，因为他的国家面积太小，没有像样的河流和湖泊，虽然有 2000 多毫米的年降水量，但雨水直接入海，留不住。所以，新加坡每年要从马来西亚用管子进口淡水，就像香港从广东进口淡水一样。
　　　国土太小了，人口又太多，喝的一口水都要进口，想把面积搞大一点，填海的沙子也要从印尼进口。国内的华人主要是搞农业和商业，穷得一塌糊涂。
　　　看看历史照片，60 年代的新加坡，跟广东省的农村没有两样，就是国内活不出来的人，才会下南洋。现在新加坡市区的高楼大厦，60年代是养猪场。许多新加坡人没有鞋穿！
　　　而马来西亚有 30 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当时不到 1000 万，有森林，有锡矿，有淡水，还有许许多多的橡胶园，所以新加坡人打死不想离开这个联邦。
他们全民公决以压倒多数决定加入马来！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5
　　　补充一句，到今天新加坡都是国际上最缺水国家。人均水资源量全世界倒数第二，就以色列好一点点，因为至少还下雨。
　　　新加坡加入马来，还因为马来也有许多华人，人口比例现在是 30%左右，当时还没有出现排华，应当在 40%以上。比较亲啊。
但是，在马来联邦的新加坡活得很不如意。
为什么呢？
原因我不多说了。多说了有人封贴。
　　　简单说，原因有两个，其一是马来人排华。这个是规律性的。只要是MSL 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异教人士日子一般不好过。但是客观上说，马来华人比印尼华人还是幸福多了。
　　　其二原因，是我国的政策问题。马来华人政治上偏左，有 GCD 和游击队，要把绿旗世界搞成赤旗世界，北京不支持还好，一支持，华人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马来联邦政府出台了许多排华限华政策，新加坡作为联邦主体，是以华人为主的地区，肯定不能同意，双方矛盾越来越激烈，最后联邦政府说，你不服，你走！1965 年，马来西亚议会决定，开除新加坡！！！
新加坡的故事即将拉开序幕。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5新加坡的独立是一个极为少见的事情。
　　　从马来西亚来看，把不听话的加盟地区开除出去，这个做法在世界上很少见的。我们通常的作法是，你不听话，想搞分裂，没有门！美国南方奴隶州想公投独立，打！车臣共和国想独立出俄罗斯联邦，打！亚齐地区想独立出印尼，打！打着打了海啸来了，水太大，双方才决定休战几年。
　　　马来这个决定，我认为有几个原因，一是马来亚自身的华人就多，如果再加上新加坡的华人，几乎达到半数了，马来国家性质要变了，
不如把他们轰走。二是马来亚的政府能力比较弱，到今天都是一个弱势的政府，不要看马哈地尔叫得凶，办事能力不强，所以当时如果要武力解决，也有心无力。
　　　新加坡的表现就更少见了。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独立出去，大家会欢呼，游行，开 PARTY！
　　　新加坡却不然，他对自己前途没有信心。李光耀是马来西亚的议员，开除新加坡的时候，他当时也在场。他的基本意见是，你们排华议案老子不同意，你们叫我走，老子也不同意。
　　　决定还是多数票通过了。这个仁兄当场痛苦流涕。拿出手巾擦擦擦！这个场景被录了下来，成为新加坡独立的最为经典的画面。
　　　今天，中国电视台一说起独立，就放老毛在天安门城楼那气壮山河的一嗓子，新加坡电视节目一说起独立，就放老李当年在吉隆坡一把鼻子一把泪的那个镜头！许多人还要跟着老李一起哭。
　　　十几年以后，邓小平说了一句“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句话用到 1965 年的新加坡也同样合适。
绝地反击！新加坡，你已经无路可退。
　　　李光耀说，他最佩服的人是邓小平。我相信这句话他是真心的。因为李光耀的性格决定了新加坡的性格，这个性格就是实用主义。
　　　李光耀的政府，不管什么文化，不管什么血缘，不管什么主义，不管什么办法，只要对新加坡有好处，就用，只要对新加坡没有好处，就扔；只要对新加坡有害，就反。李和他的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主
要华人社会的工人团体的支持，这些人是倾向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李一上台，认为这个搞法不太行，就断然拒绝，走向市场导向。
这是典型的猫论。
　　　比如反华问题。（刚才有网友说，要把政府与人民区分开来，唉，这些问题，我不讨论，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吧。我说得肯定有许多不准确不对的地方，大家都有脑袋，有批判地看着玩就行了）。
　　　比如反华这个问题，新加坡在东南亚国家里冲到前头。多次在国际上批评中国政府。原因，一个是他们对当时中国的阶段斗争等一些作法不认同；二个也是为了维护与美英的关系。的确，以我们当时的国力，没有那么强的军事投放能力，他就是亲华，出了事我们也罩不住。三个也是外交策略上的考虑。东南亚国家都把新加坡视为中国在南洋的桥头堡，是潜在的前锋纵队，一反华就反到新加坡头上。所以李叫得凶一些，也有与中国撇清关系的考量。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5他就是剪贴来的，看看，沙发第一行：
　　　息的小国，靠着大国挣饭吃。没有出息的小国，靠着大国要饭吃。新加坡属于前者。
——————————————————
我在WORD 里写的，剪过来时煎掉了一句。呵呵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5
　　　新加坡建国以后，与周边国家关系一直不好。南有印尼，北有马来，都是仇华的主。两个国家对新加坡虎视丹丹。所以，抱美国的大
腿，就是新加坡的必然选择。新加坡的空军力量，主要来自美国。据说，论战力和技术水平是东南亚各国最高的。但是没有用的，一个只有几百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国，没有战略纵深，没有办法抵抗外来入侵，所以新加坡军队的目标就是，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一直坚持挺到有大国来干涉为止。呵呵。好像台湾现在也是这个建军目标。
　　　总之，新加坡的国家导向，就是实用主义。好听点，叫务实的政策；不好听点，叫有奶就是娘。如果骂中国有好处，他就会骂。如果出买中国有好处，他也会这样做的。
　　　有一次，我跟一个新加坡朋友吃饭，我谈到这一点，他也承认。我心里很不喜欢他们这个国家态度，就打趣说：好吧，反正我们也帮助不了你们什么更多的，如果骂骂我们，你们就可以日子好过一些，那就骂吧，反正在这个世界上骂中国的人多了去了，又不只你们一家！
他笑得挺尴尬。
　　　新加坡的另一个罪状是“亲台”。李显龙当了总理，立即先跑到台湾去了，把我们气得够呛。后来新加坡又来修补关系。其实老李是每年都要跑去，今年好象又去跟少马爷吃饭去了。
　　　客观上说，新加坡和台湾有历史渊源。客观上说，在改革开放之前，新加坡想与大陆打交道确实有点难办。一是大陆当时左，有点不好说话，二是冷战时期美国不会容忍的。所以，台湾就成了新加坡的亲戚。
新加坡对台湾有现实需要。新加坡需要训练军队。而自己这 600
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最长直径四五十公里，根本施展不开。空军的战斗机就最没有办法了。因为领空是与领土上下垂直的，所以新加坡的领空是一个柱状体。我常对朋友们开玩笑说，如果不侵犯马来和印尼的领空，你们的战斗机一起飞就要转弯，然后打着圈飞上飞下，像是啤酒瓶里的苍蝇的飞法。
　　　所以，至今新加坡的军队都在台湾训练。相对新加坡来说了，台湾领土大了去了，简直是个泱泱大国。前几年两国闹了一次矛盾，台湾政客公然说新加坡是一个“鼻屎大的国家”。呵呵。
　　　所以，亲台也并不一定是跟我们对着干，形势使然，实用主义而已。
新加坡的实用主义，在文化领域表现的最为抢眼和明显。
　　　新加坡的人口四分之三是华人。但是，新加坡并不提倡华语。新加坡的国语是马来语，新加坡的教育语言和社会通用语言是英语，再下来，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有四种英语、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
　　　看看吧，华语就是与印度的泰米尔语并列的四种所谓官方语言之一。实际上，新加坡的任何正式场合，任何正规教育机构都是英语，华人孩子必须用英语听课。华人如果唱国歌，在正式场合必须使用马来语唱。
　　　这些政策，除了经济发展要与国际接轨的考量外，还有安抚国内 25%的少数族裔的考虑。也是为了让马来西亚无话可说，免得他们利用马来人待遇问题发难。
　　　我认识的许多华人，华语水平很差。很多年轻人不懂汉字。只会说。我的一个华人朋友，今天上午还在一起呢，他英语挺好，华语只会对话，汉字只能认识四分之一不到。
　　　李光耀还强行关封了华侨创办的以华语教学的南洋著名高等学府——南洋大学。
　　　即使在马来西亚，汉字的招牌、路牌到处都是，现在韩国都有汉字的路标，但在新加坡禁止使用，新加坡的公共场合全部用英语路标。
　　　这个政策，使新加坡成为所谓东西交汇的世界城市。但是，越来越多的华人放弃了母语。李光耀也发起过所谓的华人说华语运动，但是没有制度支撑，从 1965 年代以后一直至 1995 年的 30 年中，华语地位不断下降。
　　　华语也有自身的难处。一，在中国全面崛起之前，学习华语对于新加坡人来说，无论是移民还是做生意，意义都不如英语。二、新加坡华人多半是南方人，他们日常说的华语是闽南语、客家语和广东话，与华语的普通话差异比较大，相互之间也有差异。
　　　不过，与台湾、香港不同，新加坡的法定的华语标准是汉语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体汉字。因为李光耀认为，新加坡不能自创一套，中国当然代表了华语的发展主流，所以新加坡华语的文法与北京保持一致。新加坡也有人抱怨中国大陆的字体和用法太混乱，让他们无可适从。
　　　（下面几节我还要说一下近年来由于中国崛起新加坡重新强调华语的事情，还是实用主义）
　　　我本人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热爱者，一直深深庆幸自己能够掌握博大精深的汉字，并从中得到智慧和乐趣。走在新加坡的大街上，看到迎面走来的漂亮女孩，与杭州广州并无二致，然而那一口英语，真的让我有点感慨。我不知道该为他们高兴，还是为他们悲伤。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5 作者：未来世界 SK 样子回复日期：2011-08-25
　　　亲台是罪状？？？难道要亲共？？？去你妈的吧。你就别在这扯淡了。
————————————————————
杜绝谩骂，不然不写了哈。
吃饭去了，回来再写，都下午 3 点了，饿晕了。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5
　　　所以，至今新加坡的军队都在台湾训练。相对新加坡来说了，台湾领土大了去了，简直是个泱泱大国。前几年两国闹了一次矛盾，台湾政客公然说新加坡是一个“鼻屎大的国家”。呵呵。——————
——————————————————两国楼主台湾是国家？你是那里人啊公然要台湾独立。。。
———————————————————————————
—————
这位兄弟批评得对，我承认，我错了，笔误。
　　　我申明：我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请您对我的立场表示赞赏。
新加坡经济方面的东西挺多，只说个产业升级的印象吧。
　　　新加坡的产业，60 年代起步时，也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成衣呀，鞋子呀，什么都干。等积累了一些钱，他们就开始搞机械、电器等等。再有了一些钱，他们又转向电子、炼油（能力东南亚第一）、金融、会展、生物制药等等。这五十年，新加坡基本上是 15 年左右一个台阶，进行产业升级换代。而且选得很精很准。也难怪，他们是船小好调头，（新加坡在“四小龙”之中面积、人口都是最小的）。这个中国可以借鉴他们产业升级的思路，但是中国的升级必须是全面的升级，中国太大了，必须要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不可能像新加坡这样找准几个挣钱的产业猛搞一气就行。他们毕竟只有 400 多万人口
（另有流动人口 100 多万），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地级市。换句话说，地级市到新加坡学一学治国经验，然后回去治市，比较合适。
　　　顺便说一句：新加坡产业升级，尤其是近几年的新兴产业，靠的基本上是中国的技术人才。我到他们的新技术园区一看，靠，净是中国人。他们国家太小，虽然有两所世界排名靠前的大学，但培养出来的人才有限。中国真的不缺人才，我们缺的是有效的体制。深化改革，中国有希望。
新加坡实用主义的国策在经济领域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里面有太多东西了，我只讲几个方面让大家领略一个什么叫做 “有奶就是娘”的风采吧：
　　　赌场。赌场这个产业是老李深恶而痛绝的，据说他多次否决办赌场的决定，而且据说还放过话，说……大概那个意思吧，就是你们要办成这个事，要我死掉还差不多……之类的话。结果便宜了澳门。
　　　2007 年以后，东南亚经济危机，新加坡顶不住了，感到有赌场会带动人气！而且，这个时候，东亚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赌客来源，这个巨大的国家，人巨多，钱巨多，出手大方，不心痛，据说这些钱不是他本人的。澳门挣翻了，连缅甸北面都挣翻了。
　　　新加坡坐不住了。他断然决定开赌场，而且一开就是两个。新加坡政府制定了许多规定，限制本国公民去赌。比如，新加坡人进赌场要出示身份证。如果你的老婆不想让你赌博，她有权拿着你们结婚方面的有效证明，到赌场去给你登个记，这样，你进赌场时，一出示身份证就会被拒入。——很显然，新加坡办赌场，只是为了挣某大国的钱。
　　　已经退休的老李，为此还专门发表讲话，为儿子的政府开脱，大讲自己为什么转变观念，收回自己当年毒誓一样的狠话。
　　　新加坡实用主义的国策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淋漓尽致。再举一个例子。
　　　911 事件震动了世界。新加坡这个美国武器保护下的小可爱，在想什么呢？你可能想不到，他以飞快的速度计算着这个事件对于国际
关系的影响，以及自己在这个影响中的得失，并且开始趋利避害地行动了——他挖了老美金融墙角。
　　　新加坡的经济定位是要当东南亚乃至全亚洲的金融中心，要与东京上海香港死磕。但是，钱如果不往他那儿跑，该怎么办呢？911 以后，新加坡的高官们开始往中东石油富国跑，具体负责联系那块的应该是他们的退休老领导吴作栋。
　　　新加坡人对爱包头巾的兄弟们说：看看吧，你们的钱都放在美国，一，美国不安全，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被飞机吻了，二，你们的钱不安全，要知道，劫机的人绝大部分来自沙特（10 个？），如果美国认定你的政府与之有关联，认为你们支持了恐怖主义，你们的钱还能拿回来吗？不能全存在美国，要分散风险啊！
　　　结果是，大笔的石油美元从美国跑到了新加坡。考虑到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正是用钱之际，以及后来的金融危机，这个做法……我只能说，实用主义到家了。
　　　到新加坡的中国人，来学习的是一拔接一拔，但是真的学到东西的人实在不多，公款旅游的比较多。
　　　我最为看不惯的是，中国人到这里，每当一开座谈会，开口就是：此行收获很多！新加坡许多方面值得我们中国学习……。这个话纯属于扯旦。我待在这里这么久，个人感受是，新加坡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确实有中国要学的地方，但是也不致于“很多方面”，这个国家这么小，哪有那么多方面啊！
　　　新加坡的实用主义，我们不用学了，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的基本思路都是这样的。具体做法上，我认为新加坡除了刚才提到了产业升级外，还有几个方面比较突出，我们应该学一学：
　　　一是城市管理。新加坡不适合省长来学，适合市长或者先进地区的县长来学。这个城市管理得真的不错，到处红花绿叶一尘不染。路一点都不宽，不比我们东部沿海地区的县城路宽多少，但是不算太堵车，基本上畅通，高峰期走得慢一些。据说新加坡政府在限车上采取了一套办法，可以研究研究。
　　　二是水务。前文书我们讲过，新加坡严重缺水，要命的是，他们与马来西来的关系不好，后者动不动就要掐水管子，大有普京掐天然气的风采。大陆给香港的水，几个大管子哗哗的，就是 90 年代跟彭定康闹僵时，也没有想到过掐水呀。一家人就是不一样。所以，新加坡人很恼火，就玩命发展水务。结果，新加坡和以色列，这两个缺水国家，双双成为了全世界水务巨头。人的潜能是逼出来的，一点不假。新加坡的污水处理技术相当高，冲马桶的水处理完，可以直接循环进行自来水系统。要知道，新加坡的自来水是直接可饮的。我每当痛饮自来水时，心就想，这水前几天不知道冲过谁家的马桶，呃！！！。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5关于水务，有必要多说几句。
　　　新加坡现在是四条腿走路，力争做到水务自给，以后不再要进口的水。
一、继续从马来亚进口水。这个价格最便宜了。
二、循环利用，就是把冲马桶的水弄干净了再给你送回来。
　　　三、海水淡化。这个技术据说也挺成熟，新加坡公司还在海湾地区搞了不少项目，挣了大笔石油美元。
　　　四、集雨工程。把全国的大街小巷的排水沟全部修成一个系统，在低洼地区修水库，或者直接把几个海湾堵起来，改做淡水库，这样下雨时，把雨水全收集到水库里存起来。
　　　据新加坡人说，如果哪天跟马来人翻了脸，后三个办法基本可以保障用水。当然，经济价格有点贵。
　　　我认为中国的水务思路有问题。现在动不动就跨区域调水，劳民伤财不说，还影响生态环境，还要移民。其实，你天津、你山西、你甘肃再缺水，能有以色列和新加坡缺水吗？人家能解决，你为什么不能解决。我们常说开源节流，实际上，现在全国真的没有什么“源”可以开了，连长江都缺水。节流才是关键。现在，北方一些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增加地税，在干旱地区大上特上耗水项目，这能不缺水吗？其实调水的钱用来搞节水工程，都绰绰有余了。南水北调上千亿呀。
　　　有人说，在北方搞节水工程，会造成水价上扬，水会很贵。不错，贵就贵吧，物价本来就应该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样才会有市场杠杆自发调节，迫使耗水的工业向南方丰水地区转移，才能实现全国产业布局的合理优化调整。北方水价高了，国家只需要对贫困群众进行一些水价补贴就是了。
扯远了，回到新加坡。
　　　交通，我以前看的文章说，新加坡的车要上路，是要购买通行证的，限制越少的通行证越贵，以此约束大家坐公交。是真的吗
——————————————————-
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廉政的问题下文中会涉及到。
　　　新加坡买车要先买一个拥有汽车的车证，车证现在好像相当于人民币 20 万以上。所以许多人宁愿使用公交系统。车证的价格也在不断变化。据说前几年经济不景气时为了刺激消费，车证价格挺低的，这几年又涨上去了。他们的公交车和地铁是一卡通，而且不贵。
　　　另外，你的汽车如果要到市中心去，路上会被收钱。具体的办法是，马路上有一种类似于拱门的东西，汽车上都安了磁卡或者芯片什么的，从拱门底下通过一下，就会被收一笔钱（好像相当于人民币 5
至 10 块，记不清了）。这样，许多私家车尽可能不去闹市中心。对分流车辆有好处。
在新加坡拥有一辆车是相当的贵啊！
　　　我不赞成中国完全学习新加坡。因为在对权力没有充分监督的情况下，我担心这样限车，最后又变成了腐败。最后把小老百姓限了，有钱的、有权的、有关系的不花钱照样搞到车证。我倒宁愿和权贵们一起公平地堵在路上。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5讲到哪里了？水务。好的，继续。
除了城市管理和水务，我觉得新加坡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参考，
就是廉政建设。我为什么不用“值得我们学习”呢，是因为我一直在思考，新加坡的廉政是怎么来的，是由于李光耀的个人努力吗？还是真的由于高薪养廉吗？是制度吗，还是偶然？
　　　我想不清楚。我只把我的感受讲几点，供朋友们参考。我没有结论！
　　　新加坡的廉政是一个谜。说实话，华人扎堆的地方，不腐败真的比较难。但新加坡真的比较廉洁。
　　　第一个感受，新加坡的清廉，首先应该得益于李光耀的个人坚持。在英国殖民时期和独立之初，新加坡的腐败是比较严重的。书上还讲过一个警匪勾结的典型大案，具体内容记不清了，总之，当时新加坡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并无二致。
　　　李光耀是一个铁腕强调清廉的人。人民行动党的“党服”是一身雪白。他们开大会时中国人看见还以为是在办丧事。他们说白衣向征廉洁。李光耀打击腐败不留情面，前几年，一个政府部长因为被反腐局调查，向李求援，李拒不见面，结果这个部长自杀了。看来他是真的有点经济问题。
　　　第二个感受，是新加坡比较小，反腐半径小，比较容易控制局面。新加坡就是中国一个县大小，人口相当于一个市。我们在国内生活的人都知道，在一个市或者一个县的范围内，基本上是熟人社会，每个人的德性如何，干了什么，家里情况怎样，甚至老婆穿什么、孩子常吃什么，大家圈子里都清清楚楚。我们设想，如果一个市长或者县长，被赋于至高无尚的生杀大权，他个人又极力追求廉洁，那么，在这样
小的圈子里面，想出现大面积腐败是很难很难的。因为反腐败的工作半径很小，信息很畅通。
　　　在新加坡，李光耀上午布署搞卫生，下午可以实地检查新加坡一半的街道。如果没有制度保障的话，李光耀再清廉，放到中国很没有办法。他向东管到朝阳区，管不到通县。行政层级一多，信息层层上报，蒙骗就出来了。
　　　马来西亚－别说成马来。马来是马来族的名称。马来有许多华人，逻辑上说不通。用词要准确。也不是马来联邦，是马来西亚联邦；完全不同的概念。还是多了解吧，一知半解要不得。
——————————————————————————
　　　了解，随手打的，没有那么严谨，不是论文，你不是也看懂了嘛，呵呵
　　　我对于新加坡廉政问题的第三个感受是：高薪养廉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全部。
新加坡的官员，如果是部长一级的，年薪相当于人民币 500 万以
上。你想想看，他的职权实际上也就是一个 400 万人口地区的某个部门首长。我问一个国内的朋友，他是某西部省区地级市的环保局长：如果一年给你 500 万，你为了保住位置，平稳退休，会不会拒收所有的礼金？他想了想说：如果没有任何监督，当然越多越好；如果有一定的监督，我只要一年有 50 万元，就愿意拒收一切礼金和礼物。
　　　新加坡也出现过不少腐败的案例，说明高薪不一定必然养廉，但是，高薪毕竟能够让官员完全依靠合法收入已经活得很体面了，再加上有老李的铁腕威吓，所以一般人不愿再去冒风险了。
　　　但是，新加坡腐败反弹的风险一直是存在的。老李退休以后，吴作栋上来，老吴和蔼得一塌糊涂，然后是李显龙上来，权威明显不如其父，在这种情况下，近几年新加坡还是出现了几起严重的腐败案，这是发现了处理了的，可能还有没有发现的。
　　　我认识的几个新加坡朋友，都比较老实，或者说比较迂腐，照章办事，下班回家。应该是不错的公职人员。在新加坡，我们一起开会，不管多么重大，一般都是开完会吃便餐，就是会议室门口大厅里安排自助餐，没有桌椅，一人一个盘子站着吃，部长和外宾都也一样。但是，这些新加坡人如果到中国出差，他们就知道人情事故，如果我们也这样接待他们，他们会认为我们失礼而不高兴。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接待标准，也欣然接受你的公款高标准。他们很享受这种腐败，和我们没有一点不同。他们还会要求我们接待他们介绍来的朋友，当然不用明言，是用公款。
　　　有朋友会问：从你的几点体会里面，是不是可以判断，新加坡的廉洁是因为人治，而且恰好这个国家很小，正好在李光耀人治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加上高薪创造了不受贿的经济条件，于是就廉洁了呢？
也不完全是。
　　　我不赞成把新加坡的廉政完全讲成人治。我觉得人治的成份很大，但是制度也在起作用。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薪水，已经说了。
　　　二是规范的公务员制度。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远远比我们规范，公务员中“政务官”、“事务官”截然分开，政务官要竟选和任命，事务官则通过考试录取，事务官的最高职务是高级政务秘书，相当于副部长级。如果他想当部长，只有辞职脱离公务员队伍，加入到党派阵营去参加竞选。这不像我国，一个部长可能是系统产生的，连门口看门的老头都有 20 年交情，裙带关系、本位主义和部门利益格局很容易产生出来。新加坡也有这些东西，但比我们要弱得多，因为从制度上讲没有提供多少“土壤”。
　　　三是相对独立的媒体。本土媒体相对独立，没有焦国标教授的炮轰对象。外国媒体也相对自由一些。当然，比西方国家的限制还是要多一些，所以西方国家总骂新加坡。
　　　四是普遍选举。虽说新加坡一党独大，但是选举的形式是存在的，而且反对党得票越来越多。从理论上讲，人民行动党可能下台的。而且，今年的大选人民行动党得票只有 60%，创历史新低，把他们吓得不轻，采取了许多新办法，比如，年轻选民不喜欢老李天天坐在议会里指手划脚退而不休，小李就劝了一通，让老李把资政的职务给辞掉了。新加坡有选举在，人民对执政党就有一个终极的硬约束，他不能腐败得太过份了。当然了，我不认为中国马上这样搞就一定是好处多于坏处。中国现在发展形势总体不错，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政治
体制改革必须慎之又慎，一旦搞出乱子，倒霉的总是老百姓。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5
更正下楼主错误：
李显龙跑去台湾，是当总理之前，那时总理还是吴作栋
新加坡决定开赌场不是 2007 年，和经济危机没有联系。决定的
时候是 05 年左右
——————————————————————
　　　我没有查任何资料，全凭记忆，相当于聊天摆龙门阵，欢迎各位兄弟大力更正。
　　　上面的贴子里，我讲了新加坡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产业升级、城市管理、水务、廉政。
　　　下一步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他的民族宗教政策。新加坡华人占四分之三左右，其余是马来族、印度族和白人。白人少得看不见，所谓登记的白人，绝大多数是混血人种。印度族人比较好办，因为他们人数不算太大，而且自认是外来移民，他们多数信仰印度教（也叫兴都教）。
　　　真正需要新加坡重视的是马来族人。马来人是新加坡第二大民族，占 14%左右，定居于此早于华人，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民。而且，马来 人作为南洋的一个庞大族群，构成了印尼、马来、文莱、菲律宾等国 家的居民主体，这个族群在世界范围讲也属于大民族了，三个多亿。马来人信仰回教，人口增长相当快，远远高于华人，而且新加坡历史
上与马来、印尼关系不好。所以处理民族关系，是个很考验政治手艺的问题。
　　　应当说，虽然我不喜欢李光耀这个实用主义者，我不得不佩服，这个仁兄处理民族问题，还是相当不错的。他的手段远远高于斯大林和铁托。中国真的该学一学。
　　　在民族平等上，他是做到了。我说过了，四种语言，全部是官方语言。也就是说，虽然印度的泰米尔语很少人用，但是议会里永远都有泰米尔同声传译，政府重要文件永远都有泰米尔语版，这家伙，让人民行动党抓稳了印度移民的选票。把马来语定为国语，国歌必须用马来语唱，体现了对原住民的尊重。至于英语取代华语成为教育语言和政府通用工作语言，一方面是国际化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让少数民族心里比较舒服，毕竟如果是华语而不是英语，那么马来人和印度人还要学华语，肯定他们会难受。
　　　对于基督教、回教、佛教、印度教、道教，一视同仁，政教分离。老李以铁腕控制，让各大宗教谁也不许跟政府对着干，谁也不许相互对着干。我研究过新加坡种族冲突史，通过查阅资料我惊奇地发现，新加坡建国前后第一次发生的大规模种族冲突，竟然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马来人与华人冲突，而是福建籍兄弟和广东籍兄弟打起来了。几十年来，新加坡种族冲突的烈度是很小很小的。对于印度、印尼、菲律宾、泰国等邻居，几乎可以不计。
除了平等和政教分离，老李还在社会结构上加强控制。新加坡改
善居民住房的作法在世界上挺有名（下文专门论述新加坡“组屋”政策）。老李在组屋安排上也动了脑筋。组屋，用中国话说，就是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当一个老社会的居民搬进组屋时，新加坡政府全力推行种族和睦的混居政策，就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白人不能聚居，全部打散了分散到各个组屋里去。原来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一拆迁就消失了，再也拢不起来。这个政策其实很利害。说是全部分散，但是对于 75%的华人说，怎么分法才叫“散”呢？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把少数民族都散开了。民族问题多半出现在聚居区，人口聚则矛盾聚，新加坡的组屋分配政策，在解决民众住房的同时，解决了民族和族群问题，这一招是相当高。反观中国，长期维持甚至人为制造少数民族聚居区，认为是保存其传统文化，实际造成了不少矛盾和社会隐患。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是苏联的舶来品，苏联、南斯拉夫、捷克已经用自身的惨裂行动证明了这套政策的实际效果，中国还在坚持，近几年西部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些，中央高层不可不查。
　　　在新加坡，我发现华人的地位相当高。这与我前面讲的华语的地位相当低并不矛盾。
　　　老李的民族平等是真正贯彻了的，对少数民族没有任何歧视，然 而大家可以想像，如果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在完全平等条件下竞争， 竞争上几十年，结果会怎么样？当然是华人胜出。在马来西亚、印尼， 华人在被受歧视打压甚至屠杀的情况下，都能取得经济上的辉煌成就，
何况是平等竞争的情况下呢？所以，在新加坡，华人真正地站直腰杆做了一等公民。这一点上，新加坡华人真要感谢老李，虽然再次申明我不太喜欢这个老家伙。
　　　在新加坡，虽然政府、议会都有固定的硬性的少数民族名额，但是华人牢牢地掌握着主导权。许多部门的高管都是华人，而从事低级岗位的多是少数民族。新加坡的外劳来自马来和印度。清洁工作多半是黑黑的印度人。我打听了一下，月薪是 1000 至 1200 新币，相当于
6000 元人民币左右。这个工资还是可以的，其实从中国招聘劳工也是可以招得到。不过新加坡没有用多少中国人，见过几个，不多。估计可能是因为华人在新加坡是一等公民，如果突然招来一大帮华人扫地，本地华人面子上实在过不去。呵呵。
　　　一方面是一等公民，政治经济地位很高；另一方面，都转说英语，自身的华人文化越来越少。这也许是“新加坡人”的成功，是“华人”的失败。
　　　顺便说一句：在新加坡的中国人以经商、旅游、学习和置业为主。中国人是新加坡商业房产的第一号大买家。
　　　在民族问题上，我还要补充一点：新加坡政府一个作法，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是不许马来人当兵。
　　　新加坡这个国家太小，没有全球利益，一万年也不会同加拿大开战的。如果可能发生战争，只可能是两个邻居：印尼、马来西亚。而这两个国家都是马来人，而是都是 MSL。我对 MSL 没有什么偏见，我
有几个哥们都是，而且我经常开他们的玩笑。但是必须承认，这个宗教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有的人忠于宗教往往高于忠于国家。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发生战争时，面对自己同族同种同教的敌人，士兵会怎么取舍？？？
　　　新加坡政府的过人之处，就是干脆挑明了告诉马来同胞，你们不要当兵了，我们不是信不过你们的公民忠诚，是怕你们打仗时下不了手。你们这样纠结，这样为难，不如干脆不去。
　　　其实，许多国家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有的国家，要么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减少招兵，招了兵还要防着，要么在打仗前突击把可能叛变的士兵缴械甚至“解决掉”，还真不如像新加坡这样，丑话说在明处，利利索索，坦坦荡荡。其实这样做，兄弟民族的关系可能更好处一些，不必相互猜疑。
　　　写完这一节之后，我怀疑自己的记忆是否准确，就查了一下网上，没有找到确切的记载，请知情的网友证实或者证伪。是不许当兵，还是不许当空军飞行员等关键岗位。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5吃饭去也。晚上接着写哈。
　　　各位的好回贴我都拜读了哈。各有各的观点，赞成也罢，反对也罢，不同观点并存才是正确的状态。只是不要攻击就行了。
　　　我在天涯里潜水多年，发现天涯的许多网友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极端的 JY 和FF 都是少数。这气氛挺好的。中国被非左即右的极端倾
向害得够惨了。对任何事情冷静观察，以中国自己的长远利益做出合理判断就行了。
　　　本来想写一写新加坡的经适房建设，就是组屋政策，但是，近年中国在力推这个东西，所以记者一轰而来，把新加坡的经验写得太多，臭了大街。大家去搜着看吧，我就不多说了。总之，政府应该在“居者有其屋”方面大有作为。不要说中国土地不够，你土地有新加坡紧张？新加坡都能为老百姓提供低价住房，我们当然可以办到！
　　　不过，我去实地考察了新加坡的组屋，就是二居、三居、四居的， 100 来平方米，跟国内差不多，很多屋子户型远没有国内的合理，采光也一般。而且全国的楼型和风格一样，千楼一面，搞得我在新加坡老是迷路。组屋的优点：一是几乎结了婚的公民人人都可以搞到一套，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二是小区配套设施和环境相当不错。
下面我直接进入下一个主题：新加坡与中国崛起。（待续）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5
1979—新加坡与中国改革开放。
　　　新加坡 1965 年立国，中国 1966 年开始文化革命。一开始关系肯定不好，双方互骂互扁了几年。
　　　尼克松访华以后，两国关系开始调整。实用主义嘛。新加坡在 1971 年恢复中国联合国席位时投了支持票，还声称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两国没有建交。李决定等印尼和马来西亚同中国建交以合再建交，以免引起邻国敌意和误会。结果一等，等了九年，相当有耐性。1980 年正式建交。实用呀实用，李光耀这斯！
其实在建交之前，两国就开始走动了。李于 1976 年访华，见了
毛，当时毛正准备动身去见马克思；邓小平 1978 年 11 月访问了新加坡。
　　　我非常感兴趣的，就是邓小平这次访新。78 年正式改革开放的思路形成之即，这次访问对中国是十分重要的。许多新加坡人也了解这次访问，因为李老是把这件事挂在嘴边上。通过这件事，李把中国的后来的改革开放说成了是中国学习新加坡的结果。我一直在想，这个访问对中国有多大影响？？？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5
当时的新加坡，立国已经 13 年，因为它立国之初就执行了市场
导向的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到 1978 年劳动密集型产业已成规模，正在酝酿第一次产业升级。邓小平看到的新加坡的市容和经济面貌，大体相当于 1990 年代初期中国深圳那个样子。
　　　现在的中国人，看了新加坡没有什么感触，可以邓小平当时看了，可能触动比较大。因为老邓 1920 年去法国留学时，在这里下船住了两天。看到这么一个破烂小岛竟然翻天覆地，他肯定很有想法。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他当时对邓说的话，我不去查原著了，有兴趣的兄弟到网上下载 E 书自己看。意思大概是：我们新加坡人，都是下南洋谋生的贫苦农民，而中国人都是文人学士，所以新加坡能做到，中国肯定能办到。
　　　我一直认为李光耀这句话是外交辞令。后来发现不是。他不光对邓小平，对新加坡人也多次讲过这一类的话。总的意思就是，有文化
有水平的都留在中国了，新加坡人是农民文盲的后代，是低等华人，不知道这个理论是他怎么想出来的？新加坡的一些文化精英对李光耀这个论调是相当的不满意。我的一个新加坡朋友，一见到我就调侃地打招呼说：“喂，文人学士！”我回击说：“有什么事啊，贫穷农民的后代？”
李光耀回忆录称：邓小平听了他这个话，沉默了，没有回话。我想老邓肯定知道，李光耀这个中国人才优势论不成立。因为通
过解放后的历次运动，我们已经成功地把“文人学士”全部劳动改造成“贫苦农民”了。
　　　李光耀的回忆录又称，邓小平在 1992 年南巡讲话时称，广东等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若干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李认为，这是邓小平在 14 年后对自己的当年的挑战的回应。中国正式决定要与四小龙比试比试了。
呵呵，看来李的自我感觉相当良好，看把他美的。
　　　不过，总的来说，新加坡的发展对邓小平的改革实践是有触动的。在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多次出国，其中，美国之行（戴牛仔帽那次）、日本之行（坐新干线那次）以及新加坡之行，这三次肯定是最有收获的。不过说新加坡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多么大的决定意义，我看也不一定，因为毕竟两个国家的国情差距太大了，可借鉴的东西不多，邓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
　　　中国的官员出国费用惊人，多次流于旅游和例行公事。老邓这三次出国的费用肯定是物超所值，花得相当值。（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5 1980 年正式建交。实用呀实用，李光耀这斯！
===================================
我记得中新好像是 90 年代才建交的？80 年，应该没那么早。
没错，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后一个和中国建交的国家
　　　是的，我记错了，1980 年互设代表处，90 年建交。李光耀相当能等哈。（楼主）
　　　中新在 80 年、90 年代的关系发展，总的来说可以用一句波澜不惊形容。
　　　经济上，新加坡实现产业升级以后，向中国转移了一些产业，特别是在苏州搞了一个工业园区。
　　　政治上，两国来往不断，新加坡与台北的来往也不断，但是只要不出格，中国也不去抗议。只是有一次，在 1988 年的第二年的夏天，新加坡狠狠谴责了中国一顿，当时中国没有空儿理它。同时，新加坡继续以高于对中国百倍的激情与美国来往着。
　　　文化上，名为支持中国教育，实则网罗中国人才，两国合作培养留学人才，新加坡提供学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留洋，但毕业后要留新工作 6 年。实际上，大学毕业 6 年人都 30 岁了，生理只要正常的都已结婚了，哪里还能再回国。我有三个大学时代兄弟，上大一时就被
新加坡国立大学挖走，其中有两个最后留在了新加坡，据说收入丰厚。我到新加坡以后，急欲痛宰之，然多年音信不通，所留号码已成文物，遂在中国同学录上发出通辑令，至今未见任何回音，我每过高档海鲜饭店，无不扼腕，不亦悲愤哉！
　　　娱乐上，中国的巩俐到新加坡入了国籍。新加坡的孙燕姿到中国挣了不少钱。中国选不进国家队的乓兵球选手到新加坡组成了一个国家队。
　　　2000 年以后，中国做了一件很对不起大家事情——没有像东南亚各国殷切希望的那样崩溃或者瘫掉，中国崛起了。整个世界都在震动，新加坡实用主义者们又该如何调整呢？
　　　在火红的 90 年代里，中国人忙着看苏联倒掉、学南巡讲话、圈地搞开发区然后改养山羊、炒股票、谈论高校收费、搞经济软着陆、收回香港、送别小平、看朱总理记者招待会、房改、国企三年脱困、抗洪抢险（同志们洪水就要来了，我在中南海等你们的好消息）、抗议炸大使馆、西部大开发、和金二胖玩猜猜猜、收拾轮子等等，忙得不亦乐乎。
同时，新加坡的政治也发生了变化。
　　　1990 年至 2004 年，新加坡总理是吴作栋，这个仁兄身高 190，相对于新加坡的国土而言相当浪费面积。但，吴是一个性格温和人。 2004 年，吴引退，新加坡的当政者换成了李光耀的公子：李显龙。
新加坡的政治变化就是：他的大选越来越有真事儿了。越来越激
烈而且走向多党竞争。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在 90 年代不断加速。
其原因，一是李光耀执政已 20 多年，需要领导人轮替，二是新
加坡在 90 年代基本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到了一个经济发展之后需要政治发展相适应的历史阶段。
　　　我想，如果要对新加坡的政治进行研究，90 年代以来是最有意思的，无论人们怎么说吴作栋时期李光耀是幕后指挥，但毕竟新加坡的政治正在逐步成熟和向前进。
　　　很遗憾，我没有深入研究过 90 年代。也没有亲历。但以我亲身经历今年的大选，下面说说我观战的小体会
　　　哦，对不起兄弟们，我看了一下刚才发的贴子，我又跑偏了。新加坡大选的事晚一会再说吧，先讲讲新加坡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出了国才感受到，中国崛起真是一个他妈的很不得了的大事情！大国对于世界的影响太大了。想想吧，中国这 60 年的发展，看看吧，我们身边有形的世界和无形的世界，美国和苏联对我们的影响有多么的大。中国现在就正在成为这样的大国。在东南亚，几乎每个国家，目前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以 5 年前还是日本和美国。连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都被中国改造成了初级原料出口国，更不要说印尼、马来、菲律宾等等了。新加坡没有什么原料可以出口给中国，但是他是马六甲海峡的咽候。中国目前 50%的原油要进口，除了委内瑞拉的油船以外，其余的中东原油和非洲原油都走马六甲。
有一次，我在新加坡军港附近看见中国、日本、美国的三只军舰
都停在那里，相距还挺近的。
新加坡对各大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新加坡和东南亚各国眼里的中国崛起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感受是，大家都希望中国能平稳发展，继续当个脓包老好人，最好能发展成印度那个熊样。为什么呢？我说过了，超级大国崛起是件不得了的事情，他会改变世界的“气候”。
　　　打个比方说吧，现在的世界气候和环境，我们的物种和农业都适应了，如果说要来一个环境剧变，会不会有人同意呢？当然，可能在这次剧变以后，撒哈拉沙漠会变成雨林，西伯利亚可以种植大米和椰树。许多地区会受益，这样，会不会有人同意呢？我想没有。因为每个地方，不管当前的气候条件是好也罢，是恶劣也罢（比如冰岛），人和生物圈都已经适应了，如果贸易改变，有太多太多的不确定因素，谁也不知道是福是祸。即使西伯利亚会变暖，俄罗斯人也会欢迎剧变的，因为还有太多的不可控、不可知的因素在里面，他怕呀。
　　　既成的生态圈，依赖着既成的气候。国际环境也一样。我发现，不管是东南亚在现行国际环境下受益者，比如新加坡，还是在现行国际环境下的受害者，比如印尼和泰国（它们在 97 年金融危机中几乎输掉了最后的内裤），还是现行国际环境的迟到者，比如越南，他们全都不欢迎改变现有的可知可控的国际环境。
　　　在他们看来，如果中国只是一个平稳发展的参与者，他们是欢迎的。但中国显然不是，中国自己想是也不可能是，中国的块头太大了，
中国只要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 1/5，就会实现总量超越，从而颠覆他们业已习惯了的国际经济环境。
　　　欢迎改变国际环境的，只有北朝鲜和几个非洲国家，因为他们已经穷得一无所有，输无可输，他们是最为彻底的革命者，在国际环境的剧变中，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了天知道是什么，最坏最坏最坏的结果，不过也就是换戴一根新锁链。他们怕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困境。
　　　中国——我最热爱的祖国呀！虽然你有这样的那样的不对和不好，我仍然这样的热爱你。这样发自内心地为你骄傲。站在海外回首远眺，你是这样的伟大，这样的拉风，像黑暗中的荧火虫，想藏也藏不住。但王者，命中注定，永远会万里独行，无论前面是胜利还是失败。没 有正常的理智的国家会选择与你同路。肯与你同路的，又根本不配与 你同路。
他妈的，怎么办呀。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5俄罗斯人也不会欢迎剧变的，
————这句话把关键的字掉了，对不起，打得太快了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5
天晚了，改天再写吧。各位晚安！楼主。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5
楼主讲的几个新加坡可以学习的地方，我认为都不可能。
1、水务，首先新加坡也是在跨区域调水，并没有断了和马来西
亚的水务联系，像楼主说的，如果不调水，水价会很高，中国广大内陆地区学不了这个，就是舆论也接受不了。
　　　2、廉政，高薪养廉？地级干部一年 500 万？动车事故赔偿 91.5万元，一年五条人命，这还是赔偿高的，一句话，舆论接受不了。
　　　3、民族问题，说实话，新加坡的民族、宗教政策让我震惊了，中国的高考加分、想生几个生几个已经让我等汉人怨声载道。汉语第三？用英文上课？马来语唱国歌？还是那句话，舆论接受不了！
我不是让中国学习这些东西，呵呵，知已知彼，参考吧。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6
　　　楼主回来了……睡了一会儿，睡不着。头痛。还是继续写我的贴子吧。本潜水员难得有这个雅兴。
　　　继续说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看法。我认为我看这些家伙还是看得比较透的。东亚和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欢迎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无法预知的因素太多。不确定时，人心则求稳当。所以，他们齐齐地转向了美国。
　　　许多国家并不喜欢美国，甚至很讨厌美国，但是除了美国，还有谁能制衡中国呢。
　　　这几天李光耀访美，说要求美国介入亚洲平衡中国的影响，就是这个意思。这不光是老李在说，几乎所有的其它国家都在这样说，所以我们不必太在意老李的话。谁让我们这么有实力呢。
说到这里，我想跟兄弟们多聊几句。其实，中国如果真的能够给
大家勾勒一个美好蓝图，让小国们各自回家关起门来研究研究，中国这个蓝图、这个新环境靠不靠谱，如果还基本可行，也许有人会支持中国崛起，站在中国一边。但是，问题在于，中国自己也不知道未来自己如果成为超级大国以后造成的国际环境是什么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中国崛起造成的环境改变以及带来的后果，无论是对美国、对中国、对东南亚小国，其实潜在的危险都是一样的。中国并不比别人安全，甚至比别人风险更大，因为我们在旋涡的中心。
　　　这个困境，在改革之初就注定了。因为中国的改革，其价值导向就是猫论，或者说是实用主义，“三个有利于”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口号；其方法途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摸着走，走一步是一步，路在哪里？眼前本无路，勇敢向前趟，路永远在老子屁股后头，供越南同志免费参考学习。这个也不怪邓小平，他是世界少有的大战略家，眼光长远是他的突出特点，但是他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有史以来，英法德的崛起时 1000 万人口国家的规模，美苏日的崛起时
有 1 亿人国家规模，这已经把世界两次打得稀烂，中国这种 13 亿人国家的整体崛起，无人可以预测会崛成个什么样子。
　　　所以，小平爷爷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价值观两只猫咪，方法论一河石头。
　　　这就是中国的不可预测性。美国则不然。没有人想到美国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如果在几年前，我们假设美国会出现一个这么严重的金融危机，大家基本上可以估计出来：美国社会大体会如何反应，大体会弄成一个什么样子。但中国不行。
　　　有个笑话，说世界上最恐怖的导弹是朝鲜导弹，因为美苏中的导弹再好，都可以算出弹道进行拦截，唯有朝鲜导弹，点了火会不会飞，朝哪飞，飞多远，连朝鲜人自己都不知道，别人往哪儿算去。有招必有解，无招则无解，面对中国迷踪拳式的崛起，全世界无可适从。
新加坡选择了脚踩两只船。但身体的重心放在美国。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6
　　　当年李光耀一哭，激发了小小岛国杀出一条血路来。只要有用的，都无所不用其极。据一个知情的朋友讲，当年与李并肩作战的老部长，有几个出身寒门，上学前没有穿过鞋，是典型的草根英雄。今天的新加坡，已经不复当年的锐气。他有钱，求稳怕变。虽然他在极力塑造 “创新中心”的锐气形象。
新加坡依然是实用主义。他把一只脚放在了中国这只船上。
　　　一是双方的贸易和合作不断加深。新加坡正在中国大搞水务。他 利用自己的水资源利用方面的优势，在天津滨海新区搞了一个开发区，正在制造一个新城。新加坡人极力向中国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像台湾、香港式的地区，只能转移落后生产逼得员工连连跳，而是一个像德国、美国的主，有大把大把的先进技术可以转让给中国。
　　　二是到处打中国牌。在西方，李光耀是中国问题专家。李光耀跑到欧美，很多时候都在讲中国问题、中国人事、中国前景，因为他是华人背景，又是亲西方的老资格，所以西方相信他的判断。如果他讲新加坡的问题，倒可能没有几个听众。从维基解密文件来看，美国对中国以后的人事安排以及新人个人能力性格问题，都要请教老李。随
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无论在国内还是跑到海外，老李越来越向张召忠少将的方向发展，很多时候说话太着调，给小李总理制造了不少麻烦和被动，不得不澄清“我爸不代表我”。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6
　　　上贴我讲的第一点，还要补充一句。我的意思并不是贬低新加坡，我想我对一个友好国家说话是不是太刻薄了。新加坡有一些技术是相当不错的。比如水务，比中国要强两三个档次。中国必须博天下之长，为我所用。任何国家哪怕有一丁点好的东西，都必须是我们的老师。我的意思是说，新加坡有一些好东西，但好东西不是太多。与德国、日本甚至韩国都是很难相比的。
　　　第三点，就是大力引进中国的人才。新加坡自身的人材十分匮乏。他们的教育是不错的，孩子也勤奋，但某些方面的人才，总需要一定基数的人口，才有概率有可能冒出来，400 万的人口里能冒出多少人才呢？我去新加坡的工业园，发现这里几乎成了普通话的天下。至于贸易、旅游、服务业、会展、金融，越来越大的比例是围绕中国开展，所以“以华制华”，也引进了大量中国人才，占一半以上？我猜的，没有统计过。在教育上，大量中国博士硕士也都跑到新加坡来了。新加坡靠什么推动？基本上在靠外来流入的资金、外来流入的人才在推动，面向的是外部的市场和外部需求。
　　　今天，新加坡人均 GDP 已经达到 2010 年的 43000 美金，世界第十五，亚洲排第三，仅次于中东的两个卖油翁。这些产值越来越多地不是来自制造业，而是来自金融、服务、证券等行业。新加坡的孩子，
是亚洲最幸福的孩子，无论是华人、印人、马来人，街上一走，看得出来生活富裕。昨天我在街上碰到了两个穿军装的士兵，军靴尖亮，个个身高 180 左右，挺帅气，还有扑鼻的香味（香水或者摩斯）。我不知道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新加坡人，能不能吃苦创业。
　　　高端的技术人才来自中国、印度，低端的劳务工人也来自亚洲邻国，新加坡人呢？他们正大发其火呢。今年 5 月的大选，执政党被批评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引进外来移民过多，影响了新加坡本地人的就业。一个离了“外”无法生存的国家，竟出现了排外倾向，这个脱变不得不让人思考。
　　　工作岗位是竞争得来的，不是关上门自己私分的，如果你把人才关到门外，他们会加盟香港、深圳的同行公司，把你在市场竞争中打垮。你不敢同他在人才岗位市场上竞争，你就必须同他在行业市场上竞争。
　　　第四点，新加坡不断加强同美国的联系，其力度远远超过了中国。是到第四点了吧？是。
　　　我一直怀疑，除了马六甲的地理位置，新加坡还有什么本钱，能让美国如此看重？就说地理位置吧，它也不算独占，与巴拿马苏伊士的位置是两个概念。马六甲海峡地方大了去了，美国不光可以靠新加坡，也可以靠马来西亚和印尼，甚至靠印度的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新加坡到底凭什么呢？我认为，它得到美国的青眯，是凭华人国家的特殊地位，他是世界上唯一的华人国家（湾湾不算）。他是联系
中国的一个纽带。他是美国人了解华人、了解中国的一个渠道。美国也可以通过台湾了解中国人，但台湾人分析大陆，估计美国不敢信，因为带着强烈的情绪研究问题的结果一般不太客观。
呵呵，如果我太高看中国自己了，请新加坡的老李不要生气。新加坡是一个聪明的小国，他在大国之间窜来窜去，到中国打美
国牌，到美国打中国牌，跟东南亚的邻居打中美两副牌，把智商不是太高的邻居们打得一愣一愣的。
　　　前天，我读到一篇印尼报纸的译文，印尼的评论家悲观地认为，生在中美这两头大象中间是倒了大霉，无论两象是做爱还是打架，都会把脚下的耗子给踩死。
　　　看来，新加坡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眼里，大象做爱打架都是机遇，关键在于你如何把握。
　　　我一直怀疑，除了马六甲的地理位置，新加坡还有什么本钱，能让美国如此看重？就说地理位置吧，它也不算独占，与巴拿马苏伊士的位置是两个概念。马六甲海峡地方大了去了，美国不光可以靠新加坡，也可以靠马来西亚和印尼，甚至靠印度的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新加坡到底凭什么呢？我认为，它得到美国的青眯，是凭华人国家的特殊地位，他是世界上唯一的华人国家（湾湾不算）。他是联系中国的一个纽带。他是美国人了解华人、了解中国的一个渠道。美国
也可以通过台湾了解中国人，但台湾人分析大陆，估计美国不敢信，因为带着强烈的情绪研究问题的结果一般不太客观。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6这个聪明的小国还挺有尊严的。
　　　他们的聪明，在于对大国关系收放有度，知道哪些该坚持，哪些该妥协，能在维系大国关系的同时，尽可能地少丧失或者多挣取自己的权益。
　　　最鲜的例子是美国那个鞭刑的案子。一个美国青年在新加坡犯了法，大概是用涂料在路边的一些汽车上进行了一些抽象主义的艺术创作活动。按新加坡法律要打鞭刑。美国人一直认为这玩艺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向征，群情激奋，结果连克林顿总统都出面说情。新加坡就是不让，给了克大总统一点面子，少打了两鞭。一场轰动世界的外交事件才算结束。
　　　新加坡很聪明。他们知道，这个事情是小事，美国断然不会因为 一个少年的屁屁肿了就废掉同盟国关系；同时这个事情的影响又巨大，坚持执法可以在全球树立新加坡尊严和主权的良好形象，让人知道小 国不可侵。其实，港口要不要美军使用，要不要中国也使用，这些问 题才是大国关注的大问题。这些问题上，新加坡不可侵犯主权意识可 一点找不到了。他跟美国的同盟关系亲得很。
　　　可以断言，在现阶段，如果中美开战，新加坡铁定是站在美国一边，管你中国死活。如果我说得不对，我愿意跳马六甲。
　　　在事情很小而影响很大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上，高调地把国家主权坚持到明处；在事情巨大、关系到国运兴衰的问题上，该让就让，根本不通过什么讨论和听取群众意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抱定世界上最粗最粗的那根大腿，这就是新加坡实用主义的国家安全战略。他玩得那是相当艺术！
　　　相比那个日本国，冲绳少女被美军轮奸，全国人民抗议，政府连屁都不敢放。颜面扫地，国家的主权何存？日本政府在世界上抬不起头来，是军事实力的问题，更是执政水平的问题。国与国的执政水平的差距还是挺大地！
　　　各位兄弟，本楼主说了这么多，认为自己已经把中新关系说清楚说透了吧。
总结一下，就是实用主义。
在新加坡的利益盘子里面，中国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他
妈妈的重要——仅次于美国！美国能决定新加坡的生死，中国能决定新加坡的穷富。在确保活下去的情况下，尽可能活得富一些，这就是新加坡的战略导向。
　　　虽然，他也有可能在今后不可预知的形势变化和发展中，把重心移向中国甚至完全倒向中国，但那仅仅是可能，至少目前他的战略是如此。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责怪老李不够意思。毕竟，共同的华人身份不能当饭吃。
　　　多年以前，我看过一个郭达的小品，这老兄甩着陕西腔，对着境头高呼：“鄂不要死！鄂——要——活——”。挺搞笑的。其实，新加坡立国 40 多年，就是这么一句话，想活下去。这个小国家很不容易，
60 年代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这种国家能活下去。马来西亚人断言，新加坡用不了几年就会自己爬着回来。但新加坡做到了。新加坡的人
（我不用华人）的所作所为，无论亲华、反华，都不是因为他们爱华或者恨华，他们只是为了“鄂——要——活”！
　　　周末无事的时候，我喜欢站在新加坡河岸边。我见过这条河边 70年代时的照片，——你想像一个湖南或者四川的乡镇，如果附近再修两家小化肥厂和一家养鸡厂努力地污染一下，就是这么一个样子。而现在，这里比任何世界中心城市都不逊色。
　　　我端详着这个能让侵略者一炮没打着、两炮打过了的小国家。我没有理由爱新加坡，它并不值得我爱；我也没有理由恨新加坡，它并不值得我恨。我是我，新加坡是新加坡，仅此而已。
　　　回到前面断掉的那个话题，讲一讲新加坡的政治民主问题和今年的大选趣闻。
李家庄是独裁还是民主呢？众说纷纭。
　　　有个欧洲记者仁兄，他认为新加坡是独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文章评击了老李三万五千八百次。后来老李到欧洲接受了他的当面采访。
　　　老李后来说：“他拿出了录音机，我也拿出了我的录音机”——看来两人都怕对方胡说八道死无对证。
　　　老李后来说，他一通 blablablablabla，说那厮哑口无言，从此 再也不写批评文章。我本人极其希望能够找到那两台录音机中的一个，可惜没有找到，也没有找到那个哑口无言家伙发表的采访文章，深以 为憾！
　　　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他其实代表了两个事实：就是以前欧洲和美国人普遍认为新加坡是独裁专制，这是事实；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欧美人不再把新加坡视为专制，也是事实。有网友兄弟回贴说李专制，其实呢，他现在已经基本上把自己洗得半白半黑的了。
　　　欧美这个变化原因有二，一个是交流和了解，消除误会，二个是新加坡自己在变化。
　　　本人见证认为，新加坡民主基本还是货真价实的。他的多党制已经成形。反对党的成长，还没有达到欧美的程度，但成长看得见，本次大选反对党搞到了 40%的选票。从理论上讲，反对党上台和政党轮替已经没有任何制度上和现实上的障碍。反对党成长慢，是老李搞一
党独大的历史后遗症，人民行动党这棵树太大了，下面的“土”就这么多，反对党实在没有多少社会基础可以争取了。
　　　我认为，现在的反对党的正确策略，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然后等着人民行动党自己犯错误。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6讲一个有趣的案例吧。
　　　阿育尼区的选举，堪称今年新加坡大选的神来之笔、经典之战！我了解故事的大概，不去查阅英文资料了，人名、党名全都忘光了，我就讲故事的大概，肯定有许多小出入，欢迎知情的兄弟找篇专述性的好文章贴上来，呵呵。
　　　阿育尼是一个集选区。什么是集选区呢？是这样的，新加坡全国分成许多选区，每个选区有一个议员名额。各政党就会派出自己的干将，分别出战，分到各选区去与其它政党派来的人 PK。这样，每个选区选民投出来一个议员，共同组成议会。
　　　但这样有个问题，就是少数民族的人、年轻的人可能永远选不上。所以，新加坡有一部分选区合并，例如 N 个选区合并成一个大选区，叫集选区。这样，集选区名额就多了，每个政党都派出一个由 N 人组成的竞选团队，各竞选团队之间 PK。如果团队中有一个大政治家，比如李光耀，其它几个人就算是刚出校门的学生或者无名印度阿三，这个团队也肯定胜，等于老人把新人带进了议会。好明白吧。
　　　阿育尼选区是四个选区合并而成的。一输一赢就是四个，是重中之重，人民行动党不敢怠慢，他们推出的阿育尼区竞选团队，竟然包
括了两个政府部长，堪称重兵把守，志在必取。
　　　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谁呢？是一个著名的反对派领袖。党名和人名忘球了。这个仁兄也有趣，他以前在另一个选区参选，每次都高票当选，那个选区是他的根据地，忠诚度极高，人民行动党根本打不进去。所以，人民行动党认为他还会在那个选区搞到议会入场券。有人甚至私下称，他是多少年龟缩在自己的根据地，他不敢出来，换个选区肯定被灭掉。
　　　结果，这个仁兄这回突然杀出来了，他认为自己的根据地忠实度没有问题了，就让一个党友留守竞选，他自己组织了一支竞选团队，杀进了执政党重兵把守的阿育尼区。双方短兵相接。
　　　回答网友：我不认为多党制目前适用于中国。下文我会专门论述的。我讲这些，主要是向大家说明，新加坡的选举至少目前已经是真的了，不是所谓李氏家族的专制社会。虽然李家很强。
　　　仅管选战激烈，执政党依然强大。赢估计没有问题，就是赢多少的问题。
　　　不过这个时候，老李坐不住了，他出来对新闻界发表了一些观点。我没有看新闻的原话，听同事们说，他的大意就是，如果阿育尼区的选民投了反对党，这个区成了反对党议员代表的区，执政党可能会减少市政投入和公共福利什么的。他要选民们仔细考虑考虑。
此言一出，帮了倒忙。这是明显的威胁选民嘛。许多人忿忿不平。
仅管李显龙做了一些补救工作，但是结果仍然让人吃惊，选民们坚持投了反对党的票。人民行动党的参选部长在电视里哭了，他宣布从此退出政坛。估计精神打击太大了，受不了。由此可见，新加坡的选举还真有点真事儿，呵呵。
　　　当然，各国国情不同，不一定要照搬。……我写到这里吧。我困死了，明天下午再聊吧。
　　　感谢兄弟们的支持和鼓励，看了这么多的回贴，发现大家都很理性的。其实我有时感到，网上言论非左即右，很容易走极端，现在发现不是这样的。我不是左派也不右派，我也甚至也不认为自己属于中间派。我愿意做一个实事求是派，对抽象问题不感兴趣，对具体问题就事论事地进行分析判断。
　　　现在国观挺火的，其余国际关系网站也是贴子满天飞。资讯发达真的是很幸福。记得二十年前，我上学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什么最新国际资讯，新闻联播只有 5 分钟国际新闻。我几乎把参考消息的每个报缝都看完了，还是觉得有一堆问号。
　　　当然，资讯发达的今天，我们的问号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现在世界上国际关系，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民族、思想观念等诸多因素交叉作用的复杂大系统，牵一动百，顾此及彼，非常难弄。许多世界问题，不是一因多果，也不是多因一果，是 X 因 Y 果。系统论里有一个黑箱论，就是你输入一个指令，箱子会给出一个结果，但箱里面怎么弄的，你很难搞清。现在的中国面临国际环境
就有点这个味道。比如让人民币升值 5%，在若干段时间内会出现国内国外一堆结果。至于这些结果具体是哪些因素交互作用出来的，只有鬼才知道。（当然，无数的砖家不断发表文章说他们全都知道，不然他们吃什么呀）。
　　　这个黑箱创造的最经典的一个案例是中国加入 WTO。全世界和中国的专家给出了 10 万种以上的可能性，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今天的结果，超过了最乐观的可能预想。比如汽车行业，几乎每个专家都预测一入世中国汽车必完，至少有一个相当长的适应期，结果大家看到了。我 2004 年在国内某省会购房时，小区车位是平均两户配一个，结果
90%的车位无人租用，只好租给商家当仓库用。但四年以后的 2008 年，
全部车位抢光，还有一大群租不到的车主在骂娘，看来一户要 1.5 个车位才够用。恐怖啊，你如果研究一下西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史，就知道中国的发展速度有多么的恐怖。如果中国汽车业能再多产生几个自主品牌，那么就是一个完美神话了。
　　　中国也罢，美国也罢，都是在不能掌握全部信息的情况下，根据已有不完整的信息被迫作出许多判断。习总上周会见美国副总统的谈话大家看了吧，我记住了他有一句话十分重要：加强交流沟通、增强互信之类的，最后要“避免误判”。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因为实际上中美政府都非常害怕“误判”。中国虽然比美国弱，但是我们从来不惧怕对抗，就怕双方互掐了一个鸡飞狗跳，损失惨重，最后发现原来是一场误会，这就太无厘头了，对不起世界人民，也对不起本国人民。当年美苏就多次因为误判差点擦枪走火。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新
加坡这个小国的信息被美国人重视的原因。
　　　网友的评价都很中肯，我就不一一回复了。我写贴子时懒得去查阅资料，一查资料把思路打断了，就没有感觉了。所以我只对观点负责，不对事实负责……呵呵，肯定会有不少出入和缪误，请大家一起纠正吧。
只回复两个网友问题吧。我的观点不一定对，与大家交流一下。一是有人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它的地位位置。我觉得位
置有作用，但国家政策导向还是主要的。巴拿马位置比新加坡好，国际环境也不错，土地还大一些，人口差不多，但是发展得不太如意。埃及的运河，也没有对埃及的经济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只在政治上捞了些好处。另外，海峡和运河不一样的，国际海峡不用支付通行费，只要你不停靠他的港。事实上，马六甲海峡两岸三国的港口存在竞争关系。所以，不能否认新加坡政府在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二是“很多反华反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反的是代表目前……”这个贴子，大家回复 N 多。这个有点政治敏感，大家别讨论过头了让这个贴子删了哈……呵呵。
　　　我的理解是，国际反华实际有三个层次：一，微观层次：是因为华人移民挤压当地人的生存发展空间（至少当地人这么认为），反对华人群体；再微观一点，比如现在的新加坡，有人反华是因为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抢了人家的饭碗，还有一些中国的美女移民抢走了人家的老公。二，中观层面，因为意识形态或者国际阵营或者价值观念的差
异，外国的政府或者外国民间，反对我国的政府；三，宏观层面。现 行的国际秩序，是在 1992 年苏联死掉以后大家英雄排座次敲定的。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发展都从中受益。现在因为中国国力发展、市场开拓以及资源需求，冲击了现行国际秩序，因为他们反对中国这 个整体。
　　　这三种情况都是存在的，在一个具体问题上，情况又有不同。就政府而言，坦率地讲，1979 年以前做得不算好。当然如果做得好，矛盾仍然会有，但某些矛盾不会搞这么糟。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极左思想，外交关系以意识形态划线，对华侨问题处理失当。1979 年以后，总体而言还可以，当然也还有问题。李光耀回忆录中，说 1978 年邓小平访新，曾问计于他，他建议中国停止对马共等组织的支持，以改善国际环境，邓接受了他的意见。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也有许多网友把矛头全部指向政府，是有失偏颇的。比如美国反苏联政府，从来不反苏联人民，但俄罗斯搞了西式选举民主，俄美关系还是不好。再比如，非洲有一个国家叫扎伊尔，现在叫刚果金，该国以前有个统治者叫蒙博托，真是独裁腐败血腥到家了，有兴趣的兄弟可以搜搜他的光辉事迹。可他是美国人的铁杆好朋友，因为他坚决反共，所以冷战时期被美国极力支持。
　　　国际关系很现实，我说新加坡是实用主义者，其实各国政府从根本上讲都是实用主义者。所以我感到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是带有长期性、根本性的原因，是无法回避也很难解决的问题。中国整体利益与世界各国既有利益格局的碰撞，决定了反华思想和行动将长期存在，
我们必须正视，必须面对。
　　　很想写一点关于新加坡政治的见闻。不知道会不会犯忌讳？简单地说几句吧。
　　　人在新加坡住着，并回看中国，有挺多的感想。深夜里，在上网浏览劲爆美女图片之余，我时常对世界政治体制问题进行严肃而深入的思考。
　　　其实共同的思考者很多。上周有一个美国著名学者，名字老长忘了，又在唱衰中国，他说中国经济可能在 2013 年之后出现问题。这类让人可笑的论调一直挺很多的。因为此君没有明确指出，中国到底将在 2013 年以后的一百亿年中的具体哪一年出现问题，所以他的话
唯一确定的内容应该是，他很有信心地断言中国经济在 2013 年之前的两年不会出现问题。原来他是来挺中国的。同志对不起，刚才乡亲们把你当鬼子了。
　　　其实，政治经济是一体的。经济都会出现周期波动，甚至较长时 间的不景气。相对于经济的周期波动，政治就必须保持稳定了。如果 像非洲国家那样把兵变政变当成日子过，那经济工作没法搞了。其实 中国人自己，不是担心经济波动，因为波谷后面必然会有波峰的，我 们现在家底厚了，困难几年也饿不着。我们担心政治出问题造成社会 动荡。毕竟黄培炎和毛主席关于中国历史治乱循环的那个著名的对话，道出了每个人最关心的问题。
我曾经注意到，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一个悲观的和一个乐观的。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6悲观一方的人很多。
　　　我挑个带头人，叫章家敦。此君这两年不知道在那里敦着去了，貌似好久没有见到他的大作了。网上绝大多数兄弟都熟悉，老章代表作《中国即将崩溃》，集世界唱衰中国论调之大成。
　　　其实还有一个仁兄，虽然没有直接唱衰中国，也可以与之同道，此君叫福山，是个日裔美国人，他的代表作《历史的终结》，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基础上，他分析断言，人类最后的历史是自由民主的历史。换句话说，他认为欧美现行政治制度是人类的终极制度，不可能有更好制度或者同样好的其它制度。如果用他的理论对中国进行推导——中国必改，不改必亡。
　　　据说福山最近对中国政治的观点有一些积极变化，有兴趣的兄弟自己去搜哈。
乐观的一方也很多。国观里已经发表了很多。
　　　其实，国内的官方主流媒体一直在宣传这种乐观论。但是，我们的宣传方式，从根本上说，还停留在 60 年代那首红歌的唱法上：“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嗨嗨！就是好呀就是好！”形式太落后和宣传太过度，引发了公众逆反心理，最后说实话都没人信了。到头来，“被禁”成了一本书最好的宣传和最高的肯定。这个情况实在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学者张维为批评说：中国没有把中国崛起的故事讲好。
这么多年，真正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的乐观派有两个，一个是
2002 年出现在西西河的陈经的几个长贴。二个是近年出现的张维为的那本书《中国震撼》。
　　　其实共同的思考者很多。上周有一个美国著名学者，名字老长忘了，又在唱衰中国，他说中国经济可能在 2013 年之后出现问题。这类让人可笑的论调一直挺很多的。因为此君没有明确指出，中国到底将...........
　　　哥们，劝你一句，关于看美女图片就忍忍吧。新加坡对这个罚的很严，几年前就有个新闻，说一个新加坡男子上网看 A 片，被警察抓起来啦。
谢谢提醒，我坚持看不漏点的孙燕姿写真！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6
　　　陈经的贴子里，对中国官办经济这种世界最为怪异的经济进行了解读。他认为中国这种经济形态，加上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以及其它一些原因，造就了中国的强劲崛起。贴子很长，大家搜
着看吧。前两天国观里还有呢。
　　　陈经的许多思考，其实也代表了我们许多 2000 年的时候还算年轻的人的思考。我们认为，世界上一个最实在最朴素的道理就是，一件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肯定是有导致其发生的充足原因在里面。如果没有充足的原因，它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存在即合理，人要尊重现实。就中国呢，这么多人说他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也确实不好，但连续 30 年高速发展，是铁的事实，中国没有在老章指定的时间段崩溃掉，也是铁的事实，既然如此，事实背后必有充足的原因。那么，这个充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思考。
　　　中国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展之不同，实际上是中国的发展中掺杂了大量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干预的主要方式有四个，
一个是政策和金融杠杆的调控，这个西方也有；
　　　二个是政府对几项最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的控制力，比如土地。精 英们关于土地私有化已经吼了多年，地方政府仍然靠着土地财政自肥。
　　　三是国有企业相当多，国有企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基本上是“二政府”。
　　　四是许多社会事业机构和中介组织的行政化。比如中国的中国机械工业协会，与外国的协会有本质的区别，体现了极多的国家行政干预。因为他是国家机械工业部撤部改成的。
　　　中国这个情况到底好不好？多数人认为是行政化过度了。但是中国发展铁的事实又表明，行政干预市场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我用跨国公司作为例子，来解释这个问题。顺便报告
大家，我的大学专业和现在的职业都是研究搞企业的，所以以前的话都是业余的，只有这一段是半专业的，呵呵。
　　　大家知道，当今世界，富可敌国的强大的跨国公司是代表着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利益。所以，中国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归根结底还是猫论，“耗子”就是必须发展出中国的跨国巨头，代表中国，到国际市场上去与美日欧的跨国公司进行利益角逐。
　　　对不起，与本来要论述的新加坡政治问题越来越远了，裤腿又跑偏了。我就信心由缰地跑偏下去吧。跟贴子标题新加坡没有关系，兄弟们不会介意吧。
　　　其实陈经在这方面有一些论述，大家可以参考。我认为他论述的不够，没有把问题真正说透。
　　　西方有这样一个理论，那就是自由主义市场理论，他们认为：跨国公司是市场自由竞争的产物，只有市场自由竞争中拼出来的跨国公司，才是真正有竞争力、有生存力的。
　　　他们还认为，行政手段捏合的所谓跨国公司大而不强，内部行政 化严重，反应麻木，决策白痴，成本高企，还要贪污，一经市场竞争， 就会死啦死啦地。1990 年代初我读大学时，百年梦醒国门开，欧风美 雨过洋来，小平南巡一言定乾坤，中国市场经济自此发韧。当时，我 的老师就是这样讲的，我也是这个自由市场主义理论的忠实的小信徒。
　　　但是 20 年来，我通过对世界各国企业的来龙去脉的了解和观察以后，发现这不是事实的全部。
我举一例子。如果有一个院子 100 平方米。
　　　第一个人要在这个院子里种一棵树，容易的很，他在任意一个地方刨个坑，种上树??就不用管了。这个树??有充足的空间，它可以轻松长成大树。
　　　第二个人呢，也来种树，他就要考虑一下，虽然空间是有的，但是必须人为地认真选择个地方了，因为靠第一棵近了会被遮到。他在远离第一棵树的地方挖了个坑，栽了一棵树??，这个??虽然可能受了大树的影响，但仍然有充足的空间，所以它也长大了。
　　　第三个人也来种树了，他面对两棵大树，他所要做的，不光是要想方设法寻代一块有阳光挡不着的地方，而且他必须在树??成长的过程当中，时时前来帮忙，比如把大树遮挡在小树??上面的树枝折断，不然呀，这第三棵树很难长大了，长大也会长歪、长斜，长成不了材。所以，这时，人力的干预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光靠自然力量第三棵树不可能长成材的。
　　　当三棵树把 100 平方米的小院子挤满的时候，第四个人来种树了。这时，光靠自然力量，第四棵树??根本无法存活。前三个人跑来对第四个人说呀：树的成长是自然的过程，人力不能干预，相马不如赛马，建议让四棵树自由地公平竞争阳光和水份——那纯属他妈的阴谋。第四人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种树，永远不可能拥有一棵树，二是抡起大斧，把前三棵树的枝条各砍掉一部分（如果不能砍光的话），为小树??腾出生存的空间。舍此无他！
这个故事可以代表了世界跨国公司的发展历程。具体来说：
第一个人是英国法国。他们的跨国公司基本上是自然成长过程。
（虽然也有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国家企业，但这不是市场竞争问题。严格地说，东印度公司不是企业，是武力殖民组织。）
　　　第二个人是美国和德国。他们来晚了一些，但国际市场够大，企业成长空间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政府多少要帮忙才行，美国采用的办法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门罗主义”等等。德国采用的办法是大炮去轰。
　　　第三个人，是日本。各位兄弟，你们如果搜一搜三井、三菱这些大财阀就怎么起家的，就知道日本政府对企业多少的关照，特别是明治维新时期和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日本政府对企业不遗余力的支持，财政上的、订单上的、政策上的。
　　　第四个人是亚洲四小龙。他们来的时候，国际市场这个小院子里已经挤得密不透风了。“四小”国家像样的跨国公司，基本上政府的产物。很简单，他们的选择就是，要么不要拥有跨国公司，要么使用行政力量。韩国的大宇、现代和三星，在兼并做大的过程中，都是韩国政府直接下令合并或者直接间接影响银行的斥资。新加坡就不用说了，你们看看新加坡的淡马锡集团，国有投资平台呀，公司老总是李显龙总理的夫人！你们再看看新加坡政府对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支持力度，把新航打造成新加坡的国家形象、国际品牌，这是公开的政府工作战略目标！
　　　我所说的，是大而言之的，当然，兄弟们硬要举出一两个企业做为反例，可能不难的，但大势如此。
　　　2000 年左右，20 年的改革开放物质积累，推动中国崛起进入了发力期。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凭着这种无心插柳、歪打正着、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认为是劣势的突出优势，挥刀杀进了这个已经挤满了四棵大树的小院子！
　　　我继续从四个方面论述上一个贴子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就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国际市场已经企满为患的形势下，要么不要跨国公司，要么使用行政手段，舍此别无出路。谢天谢地的是，这是中国的长项，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世界第一。
第一个方面的论述，是行政手段不等于否定市场规律去拔??助长。这方面，客观地说，非常考验执政能力，艺术性相当强。我继续
用刚才那个例子。如果第四个人不去为树??砍出一片生存空间，让树
??在大树阴影里自生自灭，就犯了教条的自由市场主义的错误，对完全自由市场的问题，罗斯福和凯思斯们早就批过了，许多中国人还没睡醒呢。另一方面，如果他在砍出空间、种下树??以后，不尊重、不承认树??应该按照自然规律成长，他人为地拔了一下，结果不旦没有让树??长高，还把根拔断了，树??也活不了。
　　　砍出空间——这就是行政手段；尊重树??的自然生长规律——这就是市场手段。党中央文件上其实说的相当清楚了：中国的经济管理，就是要“综合运用市场和行政两种手段。”应该说，中国的执政党还是相当厉害的。当然，也存在一些具体的执行官员水平不高的问题。前几年有一个国企在走向国际后倒掉，背后就存在执政水平问题——
没有人出手为它砍出空间，它自己苦苦寻求空间时，又不幸被人拔了几下。这个企业的确是相当的悲催。
　　　这里有必要插一句，前一段我们提到，自由市场主义者有指责国有企业或者行政捏合企业的弊端种种，事实上都是有的。比如韩国三大跨国企业的腐败问题，还是比较触目惊心，甚至卷入了总统腐败案里。由于自身的弊端，韩国巨头们在 1997 年金融危机时差点死光。现在改了不少了。中国国企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改革的，而且在实践中必然有一些企业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但面对现实，事实求是，这是中国在短时间内拥有足够多的跨国企业的唯一出路，利弊是不难计算的。有人举吉利汽车的例子作为反证，反例总是有的，中国这么大，世界这么大，但是我还是强调主流和大势。
　　　由于自身弊端的存在，也由于市场竞争存活概率在起作用，中国的国企走向国际市场以后肯定有生有死。中国国企那么多，有 1/4 能成功地发展成国际巨头，中国就满够用了。如果国企都成功了，世界其他国家怎么活？
第二个方面的论述：发展中国家的例证。（待续，晚上见吧）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6
　　　回来了。先回复一条网友的留言。“我觉得中国对待新加坡还是要萝卜大棒一起上”这条的兄弟。
　　　对待新加坡呢，是要讲策略，有恩无威肯定不行。不过平心而论，在世界上，新加坡算是跟中国关系最好的若干国家之一了。它把中国放在第二重要的位置上，也算不容易。现在，中国大棒的急需用途实
在太多太多了，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内，我估计新加坡排不上号。其实，我在马六甲一带转悠，我发现中国要收拾新加坡还挺容易
的。新加坡旁边就是印尼、马来，有许多地方可以建设良港。中国如果来修个港口，新加坡的国运就倒掉一半了。
　　　为什么印尼、马来也在马六甲海峡，却只有几个小烂港，发展不出像新加坡这样的世界大港呢？
　　　我认为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新加坡位置在正中心，发展又最早，这是天时和地理占全，但这个不是主要原因。
　　　二个原因，是印尼、马来缺钱，缺钱当然可以借，但没有人投资，为什么呢，因为新加坡占了货源，印尼马来靠自己的手里掌握的货运量，根本填不满一个大型港口。投资会赔的。
　　　三个原因是物流管理水平和能力问题。这两个国家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现在他们自己的港口货运吞吐量很小，竟然还吃不下来，有的船在马来西亚的港口等很多天，等毛了，调头跑到新加坡来卸货，再用火车拉到马来西亚去，结果还又省时又省钱。所以新加坡的成功也有一个原因——用郭德纲的话说，不是我们水平高，是同行衬托的。
　　　中国在马六甲有这么多的货物通过量，货源的量也不小，印尼地 大物博，初级产品出口增长极快。修个港口用于中转和落脚完全可以 考虑，这个港口甚至可以作为将来昆明直通中南半岛铁路的南端终点。如果某些大国警惕性高，港口可以不作任何军事用途，只做商用。中 国有货运市场、有资金、有世界第一流的港口管理水平，马来或者印 尼出土地，股份一家一半。这个事情好像做起来不算太难。呵呵，对
不起，我太邪恶了。这个事情对新加坡太重大，两国如果不是彻底陷入敌对中国不可能这么干。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6第二个方面的论述：发展中国家的例证。
　　　在四棵树已经长满的小院子里，是不是如果国家不使用行政力量，一定发展不出大型跨国公司呢？兄弟们一起考证一下，我缺乏这方面 的全面资料，大家补充，证实或证伪都可以哈。
　　　这个院子的形成时间呢，是在四小龙基本完成崛起之后，我们把时间定在苏东剧变的 1991 年吧。这个时间是他们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间，不是他们成为发达国家行列的时间，成为公认的发达国家是十年以后的事情。（发达国家或者发达地区，好险，又差点被人揪住政治小辨子）
　　　据我目前手头的资源，后发国家的企业，不通过政府行政力量而跻身大型跨国公司行列的，几乎没有成功的。一些小国家想利用行政扶持培育跨国公司，失败的倒是比比皆是。因为小国弱国没有这个力量去扶持。你靠什么扶持，无非是两个，一个是直接给钱，二个是给市场。小国弱国的政府两者都没有。
我想到了几种跨国公司，分类来说：
　　　一是资源型跨国公司。比如巴西淡水河谷、中东的一些石油公司。我不知道这些在自己家的地里挖挖挖的公司，算不算跨国公司。如果算的话，他们也是政府支持的结果，政府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给了矿，相当于给了钱。某些公司获得矿是通过招标的形式，但那根本
不是市场手段，如果真是市场手段，肯定是中国人中标。事实上外国公司有时连入场资格都没有。
　　　二是俄罗斯的公司。这些公司是不是在跨国？反正没有跨出多少影响来。我行走江湖这些年，给我留下些印象的俄罗斯企业，只有卖武器的。听说过的还有石油天然气公司。俄罗斯公司，无论是公是私，都是前苏联的行政手段制造的产物。国有公司是解体以后没有给私吞掉的。这些公司在我看来，没有哪家是市场形成的。
　　　三是印度的公司。兄弟们不要说印度没有公司，印度的公司连不小呢。比如世界第一大钢铁公司米塔尔，（米塔尔那哥们移民英国以后，这个算是英国公司还是印度公司？），还有印度的汽车公司也不小。不过，我以前读过不少这方面的资料，我就不去再查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研究。印度的大公司基本上也是行政力量密不可分的结果。有论者甚提出，中国是政府控制公司，帮助公司挣钱；印度则是公司控制政府，操纵政府帮助公司挣钱。
待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6作者：胡伯伯 2011 回复日期：2011-08-26
谢谢！好文学习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6作者：能看清楚换一张回复日期：2011-08-26
谢谢！受教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6第二个方面的论述还没有完。
　　　我所见到和想到的最后一种跨国公司，是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企业。华人企业小企业多，但也有很大的。比如印尼华人林绍良的公司。国 内一些哥们可能会想，华人在印尼受排挤，所以华人企业做大，肯定 是纯在市场打拼的结果。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华人企业中，小企业 基本上是靠市场，大企业就不一定了，而能够跻身跨国公司的大企业，无一例外是靠了政府的行政支持。由于东南亚腐败问题比较严重，说 得难听一点呢，就是官商勾结。林绍良的一些传记中，把这个老兄和 中国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相提并论，称他是东南亚第一红顶。他和苏哈 托的钢铁般的私人友谊，在东南亚人人皆知。
　　　我的结论是，也许二百年前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真有企业是自发形成的，我说是也许，因为才疏学浅没有考证过。但近 20 年来，后发国家和地区，若不靠国家行政力量的支持，仅通过企业参加国际市场竞争形成跨国公司，成功率几乎为零。
　　　我的进一步结论是，中国国有企业模式虽然有缺点，有问题，但 在现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如果中国希望拥有自己的跨国公司，这是必 选之路，几乎也是唯一出路。当然，中国有国有企业，不一定必然就 将拥有一大群跨国公司。从国有企业走向跨国公司，从大者走向强者，需要一系列的努力、胆识和运气。这不仅需要企业掌门人的水平能力，更需要国家高层经济管理者的水平能力，这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
　　　我要论述的第三个方面，是从美国政府行为看国家对跨国公司的扶持。
　　　也许有兄弟会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政府对企业干预最少的地方。美国的跨国公司，是自然形成的。这里，我认为有必要从几个方面向兄弟们聊一下两个问题，1、美国跨国公司与众不同的特殊。2、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上，不可否认，美国是这个世界上独立无二的国家，真他妈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美国的能力在于创新。如果说我们在努力在一个栽满了树的小院子里砍空种树，美国则总有能力不断开辟新的院子。
　　　80 年代，当别的国家在高端制造业的院子里打架时，美国的计算机产业冒了出来，形成了英特尔、戴尔、苹果、微软、惠普、康柏、 IBM 等一系列软件硬件世界巨头。由于新院子是老美开辟的，等别的国家跑过来，他都把树栽满了。
　　　90 年代，别的国家都在想办法挤那个计算机的院子的时候，美国不声不响地开辟了因特网的新院子。鬼才会想到，把个人计算机联在一起，就会创造一个虚拟人类社会，形成一个世界万亿级超级大产业！等其它国家再跑过去，美国又把树栽了一个五满六满，这些树包括：亚马逊、网景、谷歌、雅虎……我不想罗列了，我实在太痛苦了。
　　　如果说日本、欧洲和中国是制造型国家，美国就是创造型国家。美国社会一系列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的制度和政策，是最、最、最值
得中国研究的。现在中国人总是在盯着美国人又创造了什么，想把它学会。实际上，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美国人是怎么创造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去创造。这个倒被我们忽视了。
　　　所以说，我们虽然是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我们任重道远，超赶美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他的“打法”跟中国等其它国家完全不在一个水平层次上。
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充足的心理准备。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6
　　　我说了美国有开辟新院子的能力，为其它国家所没有，我们就可以深入地分析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关系，顺道我还可以分析一下美国与中国知识产权纠纷的实质和根源是什么。
　　　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关系，论者很多，观点不同，相互争议，有人举例指出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自由竞争主义政府，有人举例指出美国干预企业力度相当严重，为什么美国政府会有不同面目呢？他精神分裂吗？他自相矛盾吗？一言以蔽之，这种困惑来源于我们没有认清美国存在两种院子，老院子和新院子，他在两种院子里面有两种不同的行为，但两种行为目标是一样的——就是确保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和发展。
　　　先看新院子：在美国自己开辟的新院子里，由于其它国家没有任何竞争能力，他们还没有摸到院子们呢，这种情况下，市场自由竞争肯定能够产生出最好最强的企业来。美国政府当然会鼓励市场竞争。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微软的拆分案。前几年，微软险此被美国政
府强令肢解掉，因为他违反了美国的反垄断法，害得比尔盖次多次出庭自辨，搞得全世界沸沸扬扬。因为微软的市场比重太大了，其它美国企业发展受到了抑制，而外国公司对美国公司不构成竞争威胁，至少没有大的威胁，在这个情况下，美国政府考虑肢解微软，以促进全国软件行业更健康发展，让美国更强大。
再看旧院子。美国人在制度业等旧院子里，表现就完全不同啦。
（现在应该说计算机也算旧院子了，30 岁了）。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波音、麦道合并案。大家知道，美国的飞机制造公司很多，通过七七八八的合并，到 90 年代生产民用大飞机的企业就剩下两家了，波音和麦道。波音世界第一，麦道世界第三，中间哪个，是欧洲的空客。1996年，波音收购麦道，美国的大型客机就只有一家了。这起收购案，如果你说没有政府的力量，鬼才相信呢。合并，是为了共同跟空客去死掐。这才是美国的整体利益。
　　　大家看看，微软在美国有几百家同行，但美国政府要肢解他，因为说他垄断；飞机公司全国就只有两家，还要合并他，这难道不垄断啊？
　　　说白了，这就是行政力量在起作用，唯一的目的，就是确保美国的全球利益！什么垄断不垄断？垄断对美国好就搞垄断，竞争对美国好就搞竞争，美国人跟新加坡人一样一样的，就是实用主义万岁。
　　　中国的教条主义者们！左的教条主义者们，民主自由人权的教条主义者们，醒醒吧！去学学小平的两只猫咪理论吧。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的路线是真理啊，同志们。
　　　今天晚上的最后一贴：跟本来的跨国公司主题没有关系，但既然讲到这里了，就随手写下来了：美国与中国知识产权纠纷的原因。
　　　其实看了上面这些贴子，兄弟们就知道了美国优势和软肋。美国的优势是他的创造能力。他如果想要扬长避短，通过创造获得财富和成就，就必须保护创造，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总统走到哪里都要强调保护知识产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入世时美国一直拿知识产权保护卡我们。知识产权乃是美国最大的财富。
　　　知识产权是一个昂贵的东西，有时为了创造发明，需要耗费的成本是不可估量的，知识产权又是一个脆弱的东西，他太容易被侵犯。
　　　随着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知识产权出现了两个令美国人生气的趋势，成本越来越高，侵犯他却越来越容易。比如一部投资 1 亿美元的
大片，侵权者只需要 2 元钱就可以刻成一张光盘。比如说微软公司耗资 20 亿美元开发的办公新平台，你一个 U 盘就可以考贝，不用花费 1 分钱的成本。这就造成了美国的知识产权越来越娇嫩。
　　　美国人真的挺怕中国人的。他们是创造者，总能搞一些颠覆性的事情。比如，发明了鼠标，以替代键盘指令，是完全是操作模式质的飞跃。但是，中国商人来了，他们在鼠标上刻上花，美观；把鼠标作成动物的形状，可爱；在鼠标上安两个小突起，可以按摩手掌，保健；对卖鼠标的人送货上门，还可以通过发票抽奖……结果中国人一举把美国人的鼠标厂打垮了。
我个人深刻地感受到，美国人有创造一个世界的天斌，中国人有
挤垮整个世界的天斌。所以，在中国人面前，只有知识产权能保护那帮可怜的美国佬，呵呵。
　　　有兄弟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扬长避短、大力仿冒、痛击其软肋、灭资本之威风、长穷人之志气呢？
　　　不可以，因为违法。不可否认，知识产权现在在中国保护得不是太好，老被美国骂。不过，在人均 GDP5000 美元以下的阶段，正是处于学习仿制求发展的阶段，日本、韩国也是这么走过来的。这倒是现在发展阶段上的一个正常的现象。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突破 1万美元之后，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会迅速下降。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不能容忍违法行为。政府治理侵权的力度会越来越狠。同时，近几年，中国已经悄然崛起为世界知识产权大国，专利申请量已居世界前三。中国正在由侵权者逐步转变成被侵权者。此外，从人类长远发展来看，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会打击创造发明活动，损失全世界所有人的利益。
　　　读书时曾忆得美国一个总统的名言，哪个总统忘了，准确的句子也忘了，但这个话相当的好，值得咱们中国人记下来——专利保护，就是把财富之油浇到智慧之火上。
再见，晚安！
　　　楼主这里在认识上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把其他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促进本国企业发展等同于中国的国有企业，这个思想是非常错误的。
　　　我赞同你的观点。我的观点是，政府用行政力量支持中国企业做大，应当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地支持。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7
感谢版主的顶置，太给面子了，我明晚一定好好写，呵呵。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7
作者：砖砸魍慝回复日期：2011-08-26
————————————————————————
　　　华为我不太清楚，没有太多的了解，虽然我有两个哥们在那里工作。
　　　近年来，我一直十分关注非洲。我知道华为在那里干了很多大事，把一些国家的电信网项目全盘给拿下来了，给中国人长脸。我真的很敬佩这样的公司。如果中国多几个华为就好了。如果华为的确是靠市场打拼闯出来的，那真是一个特例，那就更值得我们敬佩。
　　　但是华为发展到这个规模层面上，实际上离了政府也很难办事了。因为他要办的事都在大事。真希望中央政府，还有省市政府，全力支 持华为公司。
　　　好了，跨国公司问题说得差不多了。说了这么多，目的还是要回 到上上上上上上上一个贴子的主旨，哎，天涯的楼怎么没有楼层号啊？
——就是“回复日期：2011-08-26 在试图从一个方面为例子，来解释为什么中国连续 30 年这么快发展的原因。当然一个方面难以解释全部，所以我认为我的解释并不成功，只是对大家互相启发讨论的一个
抛砖引玉行为，毕竟，公民的独立思考对一个国家是极重要的。
　　　回到那个贴子的内容接茌说，陈经对于中国的解读，有很多独到的地方，但是，我对这个哥们最赞赏的地方，不是他的见识而是他的精神，就是面对现实、承认现实、研究现实而不是陷在精典的教条理论里面的精神。至于他研究现实的水平，大家可以有各种评价，但是这个精神值得所有中国人学习。
　　　回顾我们的历史，中共第一次陷入教条主义，差点灭在了江西，老毛写了一篇旷世雄文《反对本本主义》，使全党认识到教条主义比 狗屎还臭，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保了 20 多年的胜利前进。第二 次陷入教条主义，十年动乱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结果老 邓提倡了“实事求是”，老邓显然太恨教条了，所以他反复强调，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就是这么四个字！把 100 多年的所有 经典理论压缩成四个字，老邓简化问题的水平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既是因为老邓的水平太高，也是因为有些中国人水平太低，老邓不 得不用最简单的话给这些木头脑袋的同志们讲清楚——所有经典理 论不是告诉你该怎么做，而是告诉你怎样才能正确地自己作出决定怎 么做。
　　　中国会不会第三次陷入某种教条主义？我们总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急迫性。不错，我也知道很重要，我也是一个这样的强调者。由于曾经在体制内工作过多年，我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许多直观而深刻的认识。某些方面的问题远远比老百姓想像的还要严重。但是，我相信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如何处理好发展与改革的关系？
　　　这个方面，其实中国一直处于悖论之中。一方面是连续 30 年的世界罕见的飞速增长，一方面是对制度的强烈质疑。无论是中国的专家，还是外国的学者，多数人一致认定，在这个经济增长率 10%的国家，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急需改革；他们同时一致认为，欧美那些经济增长率 1%甚至连续负增长的国家，生产关系非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用改革甚至已经实现《历史的终结》了。长期以来，多数人甚至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两个结论并有什么别扭。
　　　我不是反对者和评判者，我是一个思考者和思考后的迷惑者。我真不知道这个问题上，专家们到底该怎么解释、怎么理解、怎么看待。每天解大便的时候，我常常幸福地瞳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都能达到 10%，等我们改革改得适应了，那得多快啊，估计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陈经的许多观点和理论不一定经得住推敲和反证。但他的可贵就是面对现实试图做出解释，在这一点上，我愿引为同道，共同去研究这个现实。我们的解释无论多么幼稚和荒唐，但它对中国的发展有益而无害。百年以来，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为了救亡图存、为了过上更宽裕更像个人样的生活，走了太多太多的弯路、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代价，所以我们每个人更应该百倍去呵护这个来之不易的高速发展的局面，中国太难了。我不否认许多网友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我们做过的事
——对的经验或者错的教训，我们都要总结且不是忽视。陈经们所做的，就是不要放弃和丢掉我们的宝贵的经验——如果有经验的话。废话一堆，转入正题，中国乐观者的第二个代表张维为。
张维为的《中国震撼》网上有许多电子版和书摘。大家可以看。由于成书时间比陈经的贴子晚了八、九年，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发
展老快了，所以张的作品比陈有更多的乐观情绪。如果说陈是从“官办经济”的优劣来就事论事地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张则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肯定。如果说陈的文中，更多是技术性讨论而不是制度性讨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成功具有某些歪打正着的偶然性因素，张则倾向于在中国现行的社会制度当中寻找中国崛起的必然性。说老实话，大部分中国同胞读张的书肯定会读得高潮一波接一波。
　　　张久居国外，对国内的情况了解多停留在资料数据和旅游访问。坦率地讲，虽然我非常、非常希望历史最终证明他是正确的，但我不得不说我认为他太乐观了。我们的问题其实和成绩一样多。我们努力在为成绩寻找制度性解释，但迄今为止一直不算成功；相反，许多困难和问题倒是比较容易找到制度性解释，令我们很郁闷。张维为对中国制度优越性的论述，缺乏深刻的具有说服力的硬东西，又基本上回避了制度上存在的弊端，所以读了他的书，大家对中国还是不放心。
　　　对张的书不想多加议论，见仁见智吧。但我严重地同意张维为的一句话：中国没有把中国崛起的事故讲好。我考虑到中国还没有成功地崛起，这句话应该改成：中国没有把中国 30 年高速发展的故事讲好。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肯定，30 年高速发展的事实背后肯定是有
某种原因的。而且原因不只一个，是多种原因交互作用。但是，至今这个原因体系对我们而言仍然是一个黑箱，我们只看到黑箱里源源不断地冒出来“10%”、“9%”，却不知道它里面怎么工作的。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 30 年，经济领域的突飞猛进，必须要求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上的改革相应跟进。然而，在进行下一步改革时，我们不得不犯嘀咕，将要被我们革掉的某个东西，会不会恰好是黑箱里头的一个重点甚至关键的零件？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毕竟经济是基础，经济发展了其它领域不见得一定好，但经济不发展的话其它领域一定比较糟。
　　　那能不能不改革或者放慢一些呢？也不行。社会公众不答应，客观上形势不允许。由于公众权力不彰，对政府部门和社会利益集团缺乏必要的制约，一些问题诸如环境、食品安全、生产安全、职业健康、药品安全、城管执法等已经到了不容我们再这样拖下去的地步。
　　　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中国的故事讲好，不是为了给别人听，而是为了给我们自己每个人听，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楼主，还是谈点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吧。比如，牛车水的娱乐项目等，至少给想去旅游的人一点提示。
　　　另外，新加坡的剩女很多，以前他们的移民法有一条：“凡娶新加坡籍的女大学生的男大学生，可以立刻获得新加坡国籍”。这一条现在还有吗？
　　　对不起，我不是太喜欢玩，所以对牛车水没有什么感觉。感到吃得很一般，卖的东西档次也不高，其实牛车水是因为是老华人区而出名，倒不是因为娱乐什么的。我总感到国人想到新加坡来吃或者玩，多数人可能会失望。
结婚入籍的规定我没有听说过……
　　　说实话，中国的故事，我也讲不太好。大家一起慢慢讲吧。我想从社会文化、宏观经济两个方面慢慢展开，往下讲这个中国故事，最后在政治方面有几个假设。完成这个任务可能需要很多贴子，我这两天摊上一点事儿，请大家耐心不要骂，呵呵。
先讲中国的社会和文化。
　　　因为刚才有网友贴子里谈到了这一点，比如那个“种族论”的哥们儿。我认为，社会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实际上可能隐藏着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我们现在转回到新加坡去，还从那个小岛子讲起，以便对得起这个贴子的名字。
　　　根据老李的定义，新加坡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汇之地，多元乃是新加坡社会文化之特点。新加坡是东西互望互通的窗口。（他有没有考虑到，万一东西互扁时这个窗口会多么的悲摧）
　　　从表面上看，新加坡确实体现了这个社会文化窗口的风貌。你走在街上，华人、马来、印度三大种族差参交互，由于三族体貌迥异，可以一眼看出来。虽然新加坡也提倡融合，但是由于宗教和文化，融合真的不容易。例如华人和马来人，几乎难以通婚（反例当然是有的，
不要举例打我啦）。马来人信回教，仅管打散了居住，但仍然保持着风俗和习惯。街上的马来女孩，总是把自己身体全部包得严严实实，再拿块头巾把脑袋一包，只留前面一面露出脸。
　　　我曾经多次感慨，在这个高温湿热的赤道岛国，穿这身行头确实需要信仰和勇气。他们这个文化和宗教真不得了。换我五分钟内准中暑送医院抢救。我这个言论被一个新加坡兄弟痛批：他认为这个言论典型地代表了中国读书人千年一贯的虚伪嘴脸——明明想看女孩的大腿，却非要摆出一副关注人类前途的情怀，上升到历史文化批判的高度。我顿足捶胸并指着鱼尾狮发誓说，这一次我的出发点真的是主观利人客观利己的。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7再说印度族。
　　　新加坡的印度族人占总人口的 8%。这个比例不算高。当然，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壮族，所占比例还不到 1.5%。相对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来说，新加坡的少数民族算是够强大了。
　　　在新加坡，印度族人数少于马来族人，但经济和社会地位明显高于马来人，这可能跟印度族人的教育程度有关系。毕竟，在当今世界上，如果让中学生上考场去单挑，除了中国天下无敌，可能就要属印度了。
　　　印度族实际上不是一个严格的族，因为印度本国有几百个民族和部族，所以新加坡的印度族指印度各族之后裔。但中间主要是泰米尔族。泰米尔是印度次大陆东南角上的一个邦，在印度的相对位置大致
相当于福建省在中国的地理位置。我怀疑是不是住在这个地理位置上的居民都喜欢移民。
　　　泰米尔人是个世界性民族。有不少泰米尔移民到了斯里兰卡，然后跟当地僧加罗人打了几十年仗，还成立了名震南亚的泰米尔猛虎组织，还干掉了拉吉夫甘地。不过他们在新加坡的表现非常平和，安居乐业，这足以证明老李处理民族问题的小手腕还是比较高明的。现任新加坡总统纳丹就是印度族人，虽然内阁制共和国里面的总统基本上属于花瓶，但毕竟是名义上的国家最高元首。印度族有什么问题和不满，老李小李请国家最高元首出面，现场办公去处理一下，还能处理不下来吗？
　　　华人有“牛车水”，印度人有“小印度”，那是原来的印度人聚居区，现在是一个旅游点，有印度馆子和印度产品。许多国内的女旅游者跑去买纱丽，不过我认为那些纱丽大多质地较差，不建议购买。一次我去吃印度饭，本人的英语水平是国内高校普通六级水平，如果印度人把菜单弄成完形填空或者四项选择的书面形式，就会知道我的英语水平有多么的高。但是很可惜，阿三需要我口头点菜。这是一场中国学校考试专用英语和印度南部某县地方特色英语的巅峰对话，我连说带比划了三遍，阿三连一句都没有听懂。最后阿三忍无可忍，用汉语对我说：“先生，我们还是说华语吧！”原来他会汉语！老子狂晕。
　　　虽然前文讲过，新加坡的华语地位不怎么高，但是毕竟有 75%的华人。更重要的是，2000 年以后，中国人已经成为新加坡的主要客源，中国也是新加坡经济的主要依靠，所以兄弟们到新加坡，如果英
语水平不明显在楼主之上，在旅游点和服务场合，不要管对方肤色讲汉语就是，多数都懂，不懂的话他自己会扭头找个懂的。
　　　新加坡的第四大民族是欧裔。这个群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统计数据上是百分之一点多。但我没有看见。我看见的白人都是外国游客。也许这些白人主要是混血人种，看不出来了。
　　　这个民族是殖民地的产物。英国殖民史是新加坡的一段重要历史。中国人有时候很难理解别的国家的思想行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别国 历史不了解。我们中国人不太喜欢去深入研读别人的历史，因为二十 四史就够读死人的了。但是，任何国家和民族的行为，都是在他们特 定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大国，必须与几乎所有 的国家打交道，这个问题就越来越突出。比如我们多数中国人对美国 的认识，往往仅限于五月花号运来一船人、来克星顿打响第一枪、制 宪会议决定建国、华盛顿两届后自动回家种地、爱迪生发明灯泡、林 肯打了一仗解放黑人、望厦条约和八国联军、上甘岭和尼克松、克林 顿被一个女的告了、大楼被两架飞机撞了。仅此而已。其实美国三四 百年的历史，虽不如我们的长，但内容也是浩如烟海、博大精深，这 个国家走到今天相当不容易而且相当复杂，我们不了解这些，就非常 容易简单地作出战略误判。当然，这个批评对于美国认识中国一样适 用。
靠，我怎么扯到这么远去了。
中国、韩国、越南等把殖民史（或半殖民地史）看成血泪史、屈
辱史、痛苦史，因为这些国家原来独立好好的，被人一顿暴打变成了 殖民地。新加坡则不然，它原来不存在国家，因为殖民才形成政治实 体，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讲，许多新加坡之类的国家都把殖民史看成历 史遗产——如果不叫历史财富的话。英国前殖民地俱乐部——英联邦，除了斐济共和国在前年的时候因为拖欠会费被开除掉了，还剩 53 国，真是济济一堂哈。新加坡也是成员之一。
　　　我刚才说了这么多话，其实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我认为，欧裔这个所谓四大民族之一，在新加坡与其说是一种社会存在，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存在。新加坡需要这种一个民族还证明，自己是东西的“交汇点”和东西方的“窗口”。于是老李就把祖先和英国有染的兄弟们都归纳进了这个民族。——希望这个民族的兄弟看了贴子不要来找我打架。
　　　我可以打一顿饭的赌，赌楼主你从来没有穿过阿拉伯长袍。阿拉伯长袍的特点是宽大，能遮住全身，外界的风吹入袍内，迅速蹿遍上下，起着一种“烟囱效应”，将身体上散发的湿气一扫而去。与此同时，由于人体皮肤都被宽大的长袍遮住，阻挡了日光对体表的直接照射，而灌满长袍内的空气又起到良好的隔热作用，因而使人感到凉爽、舒适。沙特阿拉伯的服装设计研究专家认为，阿拉伯长袍的设计对创造长袍内舒适的微小气候起着很好的调节作用。
———————
　　　受教！谢谢！这个我第一次听说，真没有想到阿拉伯裁缝还精通空气动力学和热传导学。我有机会一定要去穿穿。
　　　本来是要分析中国的社会文化的，从新加坡讲起，结果困在岛上出不来了。呵呵。那讲就讲个够吧，从南洋逐步向中国讲，从华人文化的边缘逐步向文化中心讲过去。
几个少数民族讲完了，最后是：新加坡的华人。
　　　新加坡华人分为两类，一是老华人，就是改革开放前到新加坡的人；二是新华人，就是其后来的人。
　　　新加坡的老华人，从该国公开的统计资料上看，依次是福建人、潮汕人、广府人、客家人。他们一直这么公布，其实这几个概念听上去是有交叉的，比如客家人很多是福建人。我的理解是，他们是根据语言统计的，因为老移民喜欢按语言和籍贯聚居分类，甚至从事什么行业都有按方言分了工。这样理解是：讲闽南语的、讲广州话（粤语）的、讲潮州话的、讲客家话的。
　　　据我观察，岭南四大方言在中老年当中仍有很大市场，年轻人都去讲英语，年轻人之间流行英语交谈，有些年轻人也学习普通话，不过年轻人还是能听懂他们父辈的方言话。因为我的英语过于差和中文过于好，上街一碰到两个华人男女操着流利英语说说笑笑的，我就很生气，希望他们失足摔下扶梯。
　　　新加坡的新华人，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移民出来的这帮兄弟姐妹，是新加坡的新生力量，在人口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在技术领
域。他们有的入了籍，也有的持有长期留居准证，保留了中国籍。由于移民条件较高，新移民群体上平均素质比老移民要强，也造成了一些矛盾和怨言，叫嚷中国人太多了。我没有查到详细的资料，但新加坡全国常住人口 500 万，其中本国公民 380 万，这一减就出来了，
120 万人中国人至少占一半有吧。新加坡政府称（朋友讲的我没有找
到出处），新加坡人口容量设计是在 700 至 800 万。那么除了自己生，
他们至少还有 100 万人的移民容量。有想移民的兄弟可以留心打听打听，反正老子打死都不移民新加坡。
　　　关于新移民，我还要多说几句。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对外移民的量相当大，现在全世界的华侨社会——从美国到英法，从东南亚到非洲，从加勒比海岛国到澳大利亚——都正在发生一次重大变革，就是新移民取代老移民，成为华社的主流。
在世界各国，新老华人截然不同。
　　　老华人许多是劳工后裔，文化水平较差，工作以商业和饭馆为主，老华人多半讲粤闽一带方言，许多人已被基本同化讲外语，老华人多半信佛教或者道教，有的改信当地主流宗教。老华人与国内联系较少。
　　　新华人多数是经商、留学、通婚等出国的，文化水平较高，工作范围相当广，语言以普通话为主，兼通外语，许多人根本不信教，属于四六全不怕的主，天塌下来当被盖。新华人与国内联系紧密，你政府移民政策只要一松，他就会再从国内引一群中国人过来。
　　　海外华人群体实际上是值得研究和利用的，也是需要关怀和保护的。可惜我们的政府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外交使馆还没有转变作风，
衙门气太重，只管签证收费。希望有关人士能够重视。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7
　　　民族和社会讲完了，那么新加坡是什么文化？多元文化吗？还是多元融合形成的一种新加坡文化？
　　　多元文化社会的祖师爷美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一种是鸡尾酒理论，或者叫融炉理论，认为美国社会是统一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由多个文化元素融合和发展而成的。另一种是色拉钵理论，认为这些文化元素各是各，只是被装在一个叫做美利坚的钵子里罢了。
　　　我观察的结果是：新加坡是典型的色拉钵文化，四个民族的文化并没有融合，更不可能在融合的基础上发展出全新的文化。在这四个文化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并决定了新加坡文化性质的，恰恰是那个占 1%比例的民族所代表的文化——西方文化。
　　　研读新加坡建国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管理等政策，从多个方面角度进行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新加坡的发展目标，就是致力于建设一个英美式的西方发达国家。虽然西方国家经常骂他是东方专制，但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动摇过。这是实用主义的新加坡为了活下去的必然选择，前文已经说了，不再多说。虽然中国影响日深，但新加坡生死存亡取决于美国的基本现实，决定了新加坡必须把西方文化作为国家的头号文化。
　　　那么华人文化呢？套用前面贴子里曾用过的句式，在新加坡政府眼里，华人文化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仅次于西方文化。那么处于西方文化之下的华人文化是一个什么生存状态呢？新加坡
华人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7作者：天上的小小鸟回复日期：2011-08-27
受教，谢谢兄弟。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7作者：jinwei1949 回复日期：2011-08-27
　　　照你这么说，日本侵华也不可气了，只要我们回顾一下日本的历史，再看一下日本的现实和地缘形势，你就会理解他的行为了对吧？不好意思，我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问题，但目的是为了我自己和我的祖国能够获取更多，而不是去理解和接收别国的行为！！
新加坡的历史和现实是他们自己的，而不是中国的！！！
　　　要跟我们对着干，好的，我们慢慢来。而楼主，请你滚到一边，你如果爱上那个国家了，可以入了新加坡籍嘛，没关系，我们不会阻拦你
　　　呵呵，有爱国激情，赞一个。可能是我的行文的口气有点问题，让兄弟们误会了。
爱国不是清华招生，没有名额限制，大家一起爱吧。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7
楼主坐坐 169167980 就知道马来人当不当兵了	有朋
友当兵上司就是马来人
—
　　　哦，谢谢指教！因为我是信马由缰随手写的，凭记忆，没有去查资料，如果提供了错误信息，向兄弟们倒个歉哈。
　　　新加坡的华人文化，从根本上讲，就是中国文化边缘上的支流文化。台湾文化、香港文化、澳门文化、各国华侨文化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把新加坡文化放到整个中国文化的大盘子里，一并观察研究，探讨促成中国 30 年惊天大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
欧耶，我终于从小岛上绕回中国大陆了。
　　　世界国家很多，但是实际上文化不多。由于文化是个好东西，所 以大家都想有。这个可以有。但是，如果某个国家硬说自己有多少舍 我其谁的独门文化，那就比较扯旦了。世界上的文化，大而言之也就 那么几个。韩国人自从攒了点钱以后，就想当一个有影响力的世界大 国。于是乎，一时间，在韩国，连辣白菜的缸里都滋滋地冒文化。这 他妈的根本不是文化现象，而是披着文化外衣的经济现象和政治现象。
　　　放眼世界，世界级的大文化有四家，然后又各有一些小分支。篇幅有限，我只列出来，不作论述和评价。
　　　第一，西方文化或者称基督教文化，这是当前人类社会最强势的一个文化，从大航海开始，已经称霸 500 年了。其分支有三：一是以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新教文化。二是以法国、巴西、意大利、西班牙为代表的天主教文化，或者称拉丁文化。三是以俄罗
斯和东欧巴尔干国家为代表的东正教文化，也有人叫他斯拉夫文化。第二，伊斯兰文化。这个文化也很有特点和个性，亨廷顿《文明
的冲突》有深入论述。其分支有五。一是阿拉伯文化，包括阿拉伯十几个国家。二是波斯文化，就是伊朗，考虑到阿富汗和塔吉克也是波斯语系的，可以算进去。三是突厥文化，土耳其是老大，小弟有前苏联中亚四国（土乌吉哈），加阿塞百疆。四是马来文化。印尼、马来这些马来族系的国家。五是印度的伊斯兰文化。巴铁和孟加拉。
　　　第三，印度文化。南亚国家，印、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少，人多。印度文化是核心是印度教，也有少数佛教徒。
第四，中华文化。后祥。
　　　四大文化的边缘，有许多可此可彼的交叉地带。比如东南亚是中 印伊三大文化的交汇点。巴基斯坦实际上是印度和伊斯兰文化的交集。四大文化边缘，也可能存在个别独立的小文化。比如日本文化、犹太 文化、黑人文化，这些小文化受到大文明的深刻影响，所以也有人争 论其是否具有独立性，坚决否定他们的独立存在。比如，犹太文化除 了犹太教就是彻头彻尾的西方文化。
大背景交待清楚了，我们就来仔细看看我们最亲爱的中华文化吧。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7
谢谢兄弟们的回贴，我就不一一复贴了，休息吧，明天继续！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7
　　　我想向楼主请教一个问题：新加坡那么小的一个国家，他的行政区域是怎样划分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省、市（县）、乡、村、街道...
———
　　　新加坡有“区”的划分。但是感到和北京市的朝阳区海淀区不一样，不是一级政权，是便于社会管理和选举。
我认为新加坡是只有一级政府，没有地方政府。
　　　不知道对不对。有知情的兄弟告诉一下。真把我问住了，住了这么久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个重大问题。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8
　　　问下楼主:去新加坡务工怎么样？新加坡生活习惯各方面我们能适应吗？大专学历过去的话能干啥岗位啊？一月可以拿多少新币？希望楼主回答下，不胜感激。
　　　大专学历的话，如果这边没有熟人做内应，找工作估计比较痛苦的。这个国家限制条件还挺多。
　　　各位网友兄弟们，真的感谢大家回了这么多贴子哈。我晚上会继续的，白天的事情实在太他妈的多了，真的没时间整，对不起了。
唉，这年头混碗饭吃容易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8同志们好，同志们掐架辛苦了！
没有想到一回来看到这么多个贴子，真是太给面子了，害得我都
找不到我的前一个贴子不知道从哪儿接着说了。不过兄弟们不要互扁，大家都是希望中国能好！你们这一掐，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像一个 好心请客的人，发现客人们在自家的客厅里发生了一场群殴，也拿不 准自己是不是也该负些责任。
　　　讲到中国文化了吧。大家发现没有，世界的四大文化，体量基本上差不多，都是十几亿的人口（伊斯兰接近十亿）。但是五百年来天下大事，就是一个揍三个。结果又揍成两个群体，揍人的西方文化和被揍的东方文化（远东两个、中东一个）。
　　　新加坡这个岛屿很有意思，就是他的四个民族恰好来自世界四大文明。虽然华人居多，但老李内心不想以被揍文明自居，他的文明取向当然就是那个那个那个那。
　　　刚才有个兄弟的贴子里有提到关于中国小姐在新加坡的事，我其实昨天就想写，又怕大家好奇我自己是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所以就没有敢写。今天写到文化，后面我会提到这个方面的事情的。
嗯，文化。
　　　这个方面，坦率地说，我几乎绝望地认为，一个有点起码规模的民族，几乎永远不可能摆脱自己的文化，无论他自己怎么想摆脱。如果你来个反证说，今天日本与 200 年前截然不同，判若两日。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个不同不是一种摆脱，而且文化自身的历史演进。即，不是横向由A 到 B，而是纵向由 A 到 A+。他还是他，别以为换个马甲别人就认不出来了。作家史铁生在地坛看到一个小孩子，这哥们神刀刀地思考说：“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在中国当
作家容易走火入魔，大家入市需谨慎）。今天的中国文化，难道无关秦关汉月吗？所以我绝望地认为，民族文化几乎不可能摆脱。不过，我庆幸自己所属的文化还挺不错。
　　　即然无法摆脱，中国文化就必然伴随中国崛起，也必然在新加坡等华人地区长存，虽然靠边站。
　　　因为文化几乎不可能摆脱，所以“脱亚入欧”不现实。因为文化的演进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所以指望演进到西化，几乎不可能，退一步说就算有可能，估计我们最近几辈是看不见。有人还提出中国现在已经很西化了，我说呢，这是中国文化对外部环境的正常反应，是自身的演进。任何一个活文化而不是考古意义上的文化，不可能不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何况人强我弱，人揍我痛，可供吸收的东西相当多。所以，主张西化者可以关闭此贴了，我不会讲到那里去。
　　　文化特征影响着国家性格和行为。中国的文化特征，自古以来表现为一种自在，而不是一种自觉。这是因为特征是对比出来的。对比则需要找到等量齐观的文明。中国人去越南、韩国，他们是中国的子文化，所以怎么比怎么像中国。（虽然这两小儿现在非常希望自己长得像邻居）。这么比，找不出来什么文化特征。
　　　但是，如果有一个等量齐观的文化出现，情况就会根本不同。想一想当年（东汉是吧），白马驮经，佛祖西来，给中国造成了很么大的文化冲击！从“南朝四百八十寺”到三次惊天动地的灭佛运动，中印文化的撞击影响之大，值得有兴趣的兄弟去研究。东汉末角的“五
斗米道”兴起，标志着道家学说变成了道教，这是中国文化被外来佛教激发之后的直接反映和向前演进。然而，中国地理位置实在太偏，海陆交通条件实在太差，所以，两千年来，除了上述一点管窥外，我们几乎没有碰到什么像样的文化对手，三教慢慢就同流合了污，共同构成我们的文化基石。
　　　中国文化自觉一直就拖到了 1894 年。大炮一响，鸦片万两。大炮再响，园子点了。这一次不同以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在文化意义上等量齐观的文明，不幸的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上，已经完全不能齐观。中国文化是被揍醒的，眼睁开时已经是个乌眼，这个世界，已完全超出了中国人的文化理解能力。同时，历史又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文化理解的时间。
　　　让我带兄弟们一起回顾一下中国文化反应吧。虽然我们很心痛，但这是历史。
上个贴中的 1894 年写错了，应是 1840 年。对不起。
　　　上贴说了，要回顾近代史上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反应，对不起这个题目太大了，讲清楚恐怕要一千万字，我发现实在吃不下来。随便聊几个故事，大家可以去管窥一下和感受一下。
　　　——“英吉利距内地水程？据称七万里，所经过者几国？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
这是 1842 年 5 月道光皇帝要求部下去给他搞清楚的问题之一。
（引自北大茅海建《的崩溃》，此书大好，网上有电子版推荐！）鸦片战争是 1840 年 6 月开打的，此时已经昏天黑地的打了两年。中国的最高战争决策者，竟还没搞清对手哪儿来的，基本是个什么情况。其实，这是因为一败再败才问的，如果打赢，道光永远不会问。从深层次上讲，华夏不悄了解夷情，在文化上相当的自我。
　　　时间到了 1905 年，朝廷已经病得带上呼吸机插了一身管子，为了救局，才派了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虽然之前李鸿章也出过国，但到一拔老兄，才算从国家行为上“正视”西方社会制度。
　　　这时，距道光爷当年亲切关怀英国女王他老公，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这就是中国文化做为一个原发性的大文化，无论是兴是衰，一旦进入历史通道，其惯性或者说隋性，实在太大了。
　　　应该说，中国百年屈辱史，在文化上考察，是有许多必然因素的。总有人说，如果道光不撤林则徐的职，会如何，如果林秀清们不搞内讧，会如何，如果方伯谦不临阵逃跑而去学学邓世昌，会如何，如果袁世凯倒向了谭四同，又会如何。他们认为如果上面任何一个偶然事件发生了，也许 1937 年发生的，就是东京大屠杀而不是南京大屠杀了。其实这是历史唯心主义。
待续吃饭去了，晚上见
　　　今天中国人的眼睛，已经随着中国文化一起向前演进了，所以，我们不能替我们的祖先思考。在他们的眼里，世界是不一样的。
他们看见英国女王，会想到武则天或者吕后，那是女人干政；看
见英国首相，会想到吕不韦，这是宰相专权。再一联系，女人干政就是错的，因为女人根本没有执政能力，结果呢，大权旁落到宰相手里了。前因后果，很符合逻辑，加十分！耶！！又看到了议会，那是群臣交哄。这样一弄国家不乱吗？这对谁有利？哦，首相会希望看到这样，如果群臣一致了，他还能专权吗？所以虽然这个小子表面很中立很公平，咱们祖先已经由表及里，精确洞察出挑唆群臣交哄的幕后黑手。
政治乃是文化之果。这就是当时我们祖先眼里的西方政治。
　　　究其根本，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当时几乎没有交集。甚至连西方与伊斯兰之间的十字军东征和新月旗西征这种交集都没有。朋友相互认识。仇人不好，但仇人至少相互认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认识！
　　　在西方，曾经有人以为有交集。他们听说了，在中国，基督教这 几年发展形势喜人，还整出一场宗教战争，占领之地，三教全废，六 流禁光，只许拜上帝，那是相当的牛逼。于是基督教会派教士到了天 京，见到了洪教主。他被告知，上帝除了耶酥还有儿子。我敢说，对 一个教士来说，中国人这个新发现绝对比哥伦布当年的发现还要震憾。
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就是！
　　　然后还有更震撼的。洪秀全一指，这是老三、这是老四……哎，秀清啊，老五今天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缺席外事活动不跟我请假？
我没有看到后来西方站在文化高度上的有关评价。只知道后来英
国人和美国人组织了洋枪队。
待续这回真的要吃饭去了，我九点回来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8
　　　在晚清思想史上，体用之争是一个重大的文化命题。其实呢，虽然洋务派用卖力气，而且阻力那是相当的大。鲁迅指出，中国是一个连移动一张桌子都需要流血的国家。可见当时中国保守到什么程度，现在的中国人是根本无法想像的。
　　　所以，在这里，我谨代表我自己以及陪同我在海外相依为命的几条新加坡籍小金鱼，向晚清致力于改革图存的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以及他们的家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四大名臣造就了“同光中兴”，使我国从表面上看，似乎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并驾齐驱。然而，如果我们从最最具有根本性的文化层面上观察，就会发现两者有根本的不同。日本的学习，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科学技术的全面学习。当时日本甚至有人提出，引进西方人口来改良人种。而中国的学习，主要仅仅限于科技、军事两个方面。
　　　虽然不可否认文化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必须指出，在不同的领域，文化的含量是不同的。或者说，不同领域的文化承载量不同。政治制度，毫无疑问是文化的最为重要载体，其次是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而技术、军事两个领域，偏偏是文化承载量实在太少的，可能还不如西餐呐。所以中国虽然引进了不少技术，我们拥有了江南造船、汉阳制铁、开平煤矿、北洋舰队，但是在文化意义上说，实际上，通
过洋务运动，中国文化还是根本不认识西方文化！
　　　干脆直接讲明了我的结论，那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直接认识的努力始终没有成功。或者说根本没有主观努力过。西学为体，排斥在前，盯住军事和科技领域就是接下来的必然选择了。1894 年，甲午战败，举国震惊。从 1894 年至 1911 年的 15 年间，中国留学生蜂拥而去日本。用鲁迅印课本里话说：上野的樱花下总不少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
　　　也就是在这十五年间，中国文化，在日本这个介绍人无意的帮助下，认识了西方文化。
这个贴子应该发在前一个贴子上面的，怎么给我删掉了
　　　作为一个虔城的基督徒，我想那个教士哥们一定是在精神崩溃的状态下离开中国的。然而他万万不会想到，如果他肯在天京多住几天，他甚至可以有幸与上帝本人亲切会晤——当时上帝经常会下凡到中国，附在杨秀清身上安排布置下一步的革命工作。
　　　我这里没有要贬低太平天国的意思（当然，更没有捧它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从这个故事，咂摸一下当时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望的情景。
雾中看花水中望月，没有人给你一双慧眼。
　　　一番折腾，大家终于干掉了太平军。这时，云南、陕西和甘肃又乱腾了。与后来被大书特书到神话的太平军不同，这个乱腾后来史书中往往讳谟如深，一笔带过，建国以后尤其是如。其实这个事件不比
太平天国小。建国前叫同光回乱，建国后叫回民起义，我言从后者吧。起义军领袖，西北白彦虎、西南杜文秀。篇幅有限，感兴趣的兄弟们自己去深入研究吧。
　　　对于那个时代，我所思考的问题与历史书上的课后题不同。二十年前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世界上另外两个大文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时以起义军的形式在中国发难。就差阿三没来中国发动起义了。
　　　当时我想，这也许就是中国在 1840 年以后出现的文化危机或者文明危机的表现。通过后来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我又认为此事似乎与基督教没有多少关联。洪秀全的基督教知识似乎远在本人之下。那就是普通的中国农民起义？也有点不像。因为中国农民的特点是，只要 12 点饿不死，11 点半绝不会起义。而太平天国是在大家日子基本还过得去的情况下，突如其来的一场大动荡。当时中国人虽然贫穷，但没有出现以往赤地千里、流民遍天下的问题。它既不像为信仰而战，又不像为生存而战，难点仅仅是那个科举落榜的广东愤青为了拍砖而战吗？
在此存疑，有兴趣的兄弟共同思考。
　　　又一番折腾，大家终于干掉了回民起义军。有识之士说，清朝这样下去不球行。于是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
　　　为了防止删贴造成混乱，我从这个贴子开始编号。另外向版主致歉，我一定注意用词适当。
　　　通过同光中兴 20 余年治理，中国表面上还行，技术层面的进步，掩盖了文化上的固步。1894 年，甲午战败，引发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命题。这个命题，从此伴随着中国一代代仁人志士，至今仍然围绕着我们挥之不去，甚至在我们这个贴子的回贴里面，也常常闪现着它的身影。
　　　这个命题就是，每当中国遇到了一个巨大挫折以后，一派说，这是由于学习西方不够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继续学习，另一派说，这就是他妈的因为学习西方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回归中国传统。
　　　这个命题的另一种形式是，每当中国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绩以后，一派说，这是学习西方的成果，我们应该继续学习，另一派说，这是 中国文化中固有因素在发挥作用的结果，我们应该发扬国粹。
　　　我把这个命题叫做甲午命题，这个命题只有在中国真正崛起、我们真正胜利的那一天，当我们中国人共同回首，才会发现他全部答案。
　　　围绕甲午命题，甲午战争以后的十来年，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激烈 地、像蹦极一样地大幅摇摆。忽左忽右。先是摆向右，一个百日维新， 然后急剧向左，一个义和国。就这么一折腾，中国几乎到了亡国边缘。 八国联军驻扎北京，皇帝太后跑到西安，南方大员搞“东南互保”， 甚至私下准备万一两宫不测，就推举李鸿章为中国总统出来支撑危局。
关于义和团，有必要认真地说一下。
（二）
　　　现在的教科书把义和国称为伟大的爱国运动。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义和团的负面作用也很大，甚至认为足以抵销其正面作用。这个是见 仁见智的事。具体史实，我们不再细讲，刚才有个兄弟都批评了，呵 呵，所以，我们只讲讲史实和历史教科书史观之外的个人看法。
　　　义和团从本质上讲，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所产生的、本能的、带有某种正义性的、同时又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特征的一次 反作用力过程。
　　　义和团这种现象，不独中国有。它是当一个文化处于弱势地位、进入发展的下行通道以后的表现。任何一种文化处于这种情态下，都会产生类似的反应。例如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的伊斯兰世界，产生了原教旨主义思想和组织。印度教也有极端组织，而且相当活跃。
　　　义和团在发展为暴力行动以后，陷入非理性，大量屠杀中国基督教平民，甚至后来扩展到所有与西方有丝毫瓜葛的中国人，比如家里搜出一支进口的铅笔的人。从这些特征上看，也可以把它称为中国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者。
　　　有人看电视上有什么地方又爆炸了，就指责伊斯兰教狭隘，当然就事论事来说这个炸弹本身应该否定，但是伊斯兰是一种文化，而且与其它文化一样，文化是一个发展过程。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就是体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这个炸弹体现的是他这个文化的阶段性特征的一个方面，你不能否定这个文化。
在中华文化的强盛时期，具有极其开放的胸怀。我们在唐朝长安
万国云集。唐朝妇女酷爱胡服。唐朝宫庭乐曲有六首（记忆），只有一首中国音乐，其余全部是胡乐。后代史家评论说：唐人有胡气。这种并吞八荒的胸怀在清代是看不见的。同样是在清代，处在上升期的康熙朝与晚清的气象又不一样。文化的包容性，来源于文化的自信，而自信又来源于文化的强大。
　　　同样，伊斯兰文明也曾经有这个胸怀。当欧洲中世纪处于基督教黑暗神权统治的时候，是阿拉伯帝国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包容了大部分犹太人，他们的生活和待遇比欧洲犹太人好得多。当然也有网友否认他们的胸怀，因为在他们强盛时，也曾经用武力和圣战推广信仰。见仁见智吧，我不建议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回贴争论。因为根本扯不清楚，还是让美国人去扯吧。
（三）
　　　这一贴把历史部分结了吧，好转入直接对现代中国文化的评价和分析。
　　　进入民国，中国文化经日本的介绍，已经和西方文化认识了。那么，接上头以后，两家蹬开日本进入了直接交流。大凡风景，往往在你首次到过的地方。汪国真诗云：到远方去，到远方去，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初次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文化精英，我想他们的眼里的风景肯定与我们见的不一样。所以中华民国那几十年的时候，国家危亡但大家倒是辈出。而且学贯中西的老兄还挺多的。避难躲乱东奔西跑之余，学者们居然整出不少好东西来。反观当今，所谓学者们都怎么
了。我看到钱文忠教授张口闭口以季羡林关门弟子自居，过年时，这个仁兄竟然带人杠着摄相机，跑到北大的病房，去给季老师磕响头，然后带到电视台去放。这种学者真让人无语。你自己长志气整出一点东西来把别人镇住好不好？
又扯到哪里去了。
　　　民国时期虽然兵荒马乱，但文化意义不小。在西方知识体系引入中国的同时，中西文化比较作为一门显学，在各个领域均有建树。我向兄弟推荐一本《中国文化要义》，作者是北大教授梁漱溟。
　　　民国初年，北大的王国维跳湖，是个重大文化事件。梁漱溟的老爹梁济，是个学者，也跳了湖。他们都殉了那个他们喜爱到赖以为生，依以为命，但又似乎到了穷途未路无可解救的中国文化。
　　　但梁漱溟不相信中国文化就此完旦，后来他在四十多岁的学术盛年，推出了一本《中国文化要义》。我想，只有他这种人，才有这个大气魄，用一本小书，来论这个问题。题目起得也很牛逼。可能是他太想打倒那个跟他有杀父之仇的错误观点了。
　　　这本书里，梁对中国文化的特点、优劣、发展源流、发展阶段、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许多剖析。而且他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看法，与马列主义提出了原奴封资社共的六步完全不同。他这个思想体系也决定了，解放后与毛的论点冲突，又不肯老实接受改造，结果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唯一敢于在大会上公开向伟人拍桌叫板的学者。
　　　梁和其它许多学者，也包括那个叫什么来着，学术怪杰辜鸿铭，都从文化的不同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了阐释，目的就是一个，都想说
明，中国有希望。虽然有人是说中国文化有希望，有人是说中国文化演进有希望，有人是说把中国文化进行某些西式改造有希望。
　　　辜鸿铭许多人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五四的守旧派，但此兄文化水平了得，据说英语水平高到让英国人都感到自己简直不算懂英语，考虑到我的英语水平，这我太佩服这个老儿了。当时欧美国际流行黄祸论，从人种上、文化上全面丑化我们，否定黄种人尤其是中国人的东方文化。不少日本人奋起反击，中国却几乎没有动静，也不知道都忙什么去了。只有老辜出来系统、全面、还比较凶狠地反击了一通。由于他拿英文写给英报，这个功劳到他死都没几个中国人知道。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8快 12 点了，睡了兄弟们，明天再见！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9
（四）
　　　从现在开始，我们结束历史回顾，开始直接面对那个亲爱的、伟大的、无处不在、让人爱又让人恨的、曾被捧上天扁入地的——中国文化。
前面有兄弟批评说，我只敢在前朝兜圈子，不敢讲 49 年以后的
文化问题。现在就讲。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文化，就是 49 年以后一步
步演化而成的，而且还在急速演进当中，所以这 60 年历史与当前的现实是合而为一体的，你很难讲哪是历史，哪是现实，我们周围的现实就是活着的历史，所以没有办法分开来先讲，我们一并来聊吧。
说历史还好办，说到现实，争论就很多。许多朋友可能会非常乐
意奉送我一些新型环保建材以资建房置业之用，比如板砖之类的。所以我要申明，本贴是自娱自乐，纯属王麻子闭门照镜子——个人观点。所以不足一拍。但欢迎发表不同的观点。
　　　我一直认为真理不是一个什么定义之类的东东，它始终坚定地存在于不同观点的相生互长之中。
　　　前文说过，一个文化的自觉，需要找到等量齐观的文化相互对照。这个方面，我现在正据有地利。江湖上谁不知道新加坡李庄主的码头上四大高手到齐，中华、西方、印度、伊斯兰四大文化住在一个组屋里。没有事，可以对照对照。当然，我的观点也不全是在新加坡对照出来的，一部分是一部分不是。
　　　我把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突出特点总结成五个方面：辨证性、通用性、整体性、模糊性、形式性。下面一个一个地说吧。
（五）
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的特征，一是辨证性。
　　　当年，老子关于福祸相依的那两句话，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哪一天笔记本电脑丢了之后的一句自我安慰，但不管怎么样吧，我们中国人把这句话一直记在心里，成为我们面对任何成败的精神慰籍和信心之源。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你丫不气馁，坏事会可以变成好事。
　　　但西方人，不是说全部，而是主流的西方社会，并不认同中国这种观点。虽然西方科学和哲学从来不否认为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
比如根据西方人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我和奥巴马家里的鞋柜都是有 联系的，如果给出双方的质量值，还可以算出引力具体有多少牛顿。西方也有蝴蝶慢慢飞张张嘴会造成大洋对岸刮台风的理论。仅管如此，西方仍然坚定地认为，联系不是等号。
　　　比如中国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西方人认为，不能因为你在泡这 个妞充分考虑到了上次被踹的惨痛教训，就可以把两次滥情混为一谈。这种联系性，根本不能证明失败与成功之间存在某种直系血缘关系。
　　　按照他们的看法，事物一是一，二是二。成功就是成功，失败就是失败。成功就要肯定，失败必须否定。中国人观点属于东方式的诡辨论或者一种自慰文化的具体体现。
虽然无所谓必然的对错，但这就是客观差异。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的特征，二是整体性。
　　　中国人总说，舍小家，顾大家。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没水小河干。中国人还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新中国以来，“大局意识”就被提到更高了，可不得了。中国人处理问题，总喜欢把任何扯得上边的事情统一考虑，即使对于事情没有什么实际帮助，至少可以让领导们感到这小伙子考虑问题比较全面。西方人，虽然如前所言，不否认事物的联系性，但强调一是一、二是二，研究的方面太多了让人感到头晕。
　　　然而，从文化或者说哲学的角度，到底什么是整体，什么是局部，尤其是如何处理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是什么，中国人内部也有争议和斗争的。回顾 60 年来的历史，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是有许多可以说道的
地方。
（六）
　　　建国以来，站的哲学角度对整体性问题思考最深的政治人物，是毛爷爷。邓是一个关注现实问题的人，虽然他的执政艺术和治国理念体现了同样高深的哲理，甚至给人以思想上的美，但是我相信，邓爷爷他自己根本没有兴趣从哲学那么大老远的地方起步，来思考各种火烧屁股的现实问题。
　　　但是除了领袖，还有人在研究整体性的问题，他就是中央党校的 校长杨献珍。这个湖北佬是个牛人。只要稍对政治历史感兴趣的人就 会注意到他。因为他与毛进行了一场哲学争论，就是“一分为二”和 “合二而一”之争。虽然建国以后我国的各种争论是很多的，但我觉 得这场关于整体性的哲学争论实际上是站得最高的，它实际上深刻地 影响和决定了新中国文化的演进方式。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的许多现象，秘密就在这里头。
　　　关于这场争论，现在已经早就不是什么禁区了，各种各样的文章都出来了，评论多得很，所以请版主不用警惕我。
　　　我自己没有深入地研究各种资料，我只说说我的个人的一点理解。我强调，我认为自己的理解不是不一定对，是一定不对，只供你参考 一下罢了。
　　　这个事情的内容基本上是，毛曾强调过“一分为二”，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后来出了一篇文章，认为“合二而一”同样重要。结果，
从哲学观点分歧后来变成了思想批判，这个湖北佬没少被修理。这是一个关于事物整体性的命题。两种观点肯定都认为，一个事物是存在两个方面的。然而，前者不否认一，但落脚点于二，后者不否认二，但落脚点是一，我们姑且称为二论和一论。
这不一样吗？不一样。
　　　如果我们的思想认同一分之二，那么，一个事物是有两个方面的，两个方面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有一定独立性的，那么说，坏的方面就是可以去除的。比如，具体到文化上，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呢？把它分成两个方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我们必然的政策取向。一分为二，就是这个政策取向的哲学基石。
　　　合二为一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认同合二为一，就会更加倾向于接受这样一个思想：那就是事物只有一个，两个方面不具有独立性，甚至两个方面都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任何方面只是统一事物的一面，如果你接受这个事物，你就必须接受他的两面，你可以去从两个方面更深刻地认识一个事物，但是你不可能把某个方面完全剥离出来。
　　　具体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例子，那么就应该是，精华和糟粕都是存 在于统一体中，我们如果不是想完全拒绝传统文化（实际上也不可能），就必须接受两个方面的统一存在。我们不太可能把传统文化像晒场的 苞谷一扒成两堆，然后把不喜欢的那一堆挑去沤粪。当然了，我们可 以在历史发展和演进中逐步去消除这些糟粕，事物总要发展变化的。
楼彻底歪了，真对不起兄弟们。可能误导人了。但回新加坡难了，
他就那么点事，讲得基本差不多。要不我们就重开个楼什么，好把楼名起正。
（七）
继续聊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特点。
　　　从上一贴我们发现，文化是一个老大老大的问题，但文化的根在哲学。所谓哲学决定文化，文化再决定政治。在西方，法国文化为什么那么牛逼，就是因为哲学家多呀，根哲学家比起来，拿破仑算老几。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等，有很多只。德国哲学家也他妈相当厉害，大师多得让我简直感到绝望。
　　　不发感慨了，回到刚才那个一和二的话题。如果普通中国人看到 大领导们争论这么玄乎的哲学问题，可以认为是因为其三餐过于丰盛。其实，这个哲学问题太重要了，甚至不光是影响到文化政策，还有许 多其他领域的政策，比如我们如何认识和如何对待把农村划分成地富 反坏右和贫下中农的问题。所以看似学术玄谈，实则现实搏杀，水深 了去了。
　　　中国高人下棋，都是提前很多步洞悉来者意图，然后在外围见招拆招，结果围观者看到的好像都是废棋。哪像我啊，连车带炮地压过去围着人家光杆老帅，一步一将，连将 20 下。其实我狂抡王八拳不是为了寻找快感，而是因为我一松口对方就会围住我的光杆老帅连将 40 下。
高手下棋不将军。
　　　几十年来，虽然我们中国文化具有一个极重整体性的性格，但仍然经历了许多大风大浪、大破大立。不然大革命前面怎么要冠上文化两个字呢。中国文化的破与立的问题，我在以后贴子里会专门探讨。
　　　另外向兄弟们倒个歉，因为我的贴子里错字太多了。我随写随发，不想倒过去检查。我是个超级懒人，如果让我回头去检查，一折腾连写下去的情绪都没了。曾经有一回，手头紧张，跟一个搞出版的兄弟商量，联合编本书挣一票，列出了题纲，找到了可供抄袭的大量资料，结果弄了两章，我再也没有耐性而放弃了，被骂惨。所以请大家谅解我，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他妈的难能可贵了哈。
继续，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第三个特征，通用性。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9 @rugged2011-08-29
来个直接的，请问楼主现当代中国文化是什么？有哪些文化符号？
楼主请回答。谢谢！
对不起兄弟，我也不知道。给我几天想想好吗？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9
（八）
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第三个特点，通用性。
　　　有一次，我到宜家超市去转悠。我发现一个很新鲜的玩艺。就是六七根镀铬的金属丝，稀稀拉拉地围成一个球型，然后加上一个木柄
把。我想破脑袋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能干什么用。叫来他们的人一问，原来，你煎鸡蛋的时候，先把几个鸡蛋打到碗里以后，可以用这个专用工具把蛋清蛋黄扰均匀。额底神啊！真感谢改革开放基本国策，要不然我们中国人估计再发展两万年，也不会有人想到要发明这么一个专用工具出来。
中国文化在各个领域都不太注重专用性。
　　　中国人发明的很多东西都具有老少通吃型的特点。在厨房里，西方至少需要二十种工具的活路，中国厨子一把菜刀搞定。（当然我们也有其它工具的）。在餐桌上，西方刀叉勺一摆，那个气质！但中国人认为这种气质应该用在医院手术室里去，许多中国人吃一顿饭只需要两根小棍就可以搞定了，连个勺子都不用。有次我到上海，被请去腐败，一看见他们精密的“蟹八件”，就很怀疑这是不是上海开埠以后西方理念中国化的具体成果。如果这个东西是原创的，那无疑说明上海文化很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性格，难怪阿拉们的经济发展那么好。
　　　哪个圣贤说的来着，君子不器。就是说人才也要通才，专才们不算君子。小到餐具，大到汉字的理念、政府的组织，中国人都能体现通用通吃的气质。
　　　比如政府机构吧。外国的“市”，行政范围就是指市区那一块，市长是管理市政建设和市容管理的。市区之外的乡野，都属于另外一个行政区划的政府在管了。比如有县政府或区政府什么的。这样，西方政府之间专业分工挺强。虽然外国也有一些城市，把郊区甚至更远的地皮划了进来，学名叫广域市，但他们这个“广域”还是很小很狭
窄，跟中国的市比（尤其是那个重庆），那是两个概念。中国的绝大部分市是典型的城乡合治型，市政府总会有一个排名比较靠前的副市长分管抓农业。中国的市什么都要管，虽然“有限政府”的概念已经提了N 年，还是不见变化。你不管也不行，出了问题老百姓骂娘第一句就是“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来管一管？”外国的市长来访问，中国的市长出面介绍情况，辟头第一句就是，“我市是山东省农业大市，全国重要的大蒜种植基地！”外国市长直接蒙掉。
　　　多插一句，虽然日本、台湾、韩国都采用了城乡分治的西式区划， 但我认为城乡合治型政府目前阶段还是比较适应中国的国情，不赞成 有的专家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中国这几年城市化太快，今天的麦地 明天就变成了高楼，要是城乡分治，过几年就要进行区划调整，民政 部地名区划司的兄弟们要忙死。还是等到中国基本实现城市化再说吧。
　　　作为一个中国人，本人深得中国文化之精髓。什么东西能顶就顶能替就替。比如香皂用完了，我就用透明皂洗脸。透明皂又用完了，我就挤一点洗发香波。只要能去油去汗就行了。还真的有一次什么都用完了，我随手抓了一把洗衣粉，把自己洗得人五人六出门开会去了。懒人啊！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29楼主讲的太大了--把不住了好像。
　　　中国怎么样--要有对比才能更加看清自己。楼主得吃透中国和西方两大文明体系才行，楼主有料吗？
否则建议从细节入手，讲些所见，所闻。权当写《见闻录》就好。
否则理论化空洞化，可读性将大大下降。
　　　就是就是！我也是这个意思。我就想写个人的社会见闻、读书偶得、个人感想。如果哪句话口气太大了造成了误解，我收回。其实我一开始就把梁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丢出来了，把大问题丢给大专家去解决吧。
　　　我胡说说，大家胡看看。古人云啦，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这一会新加坡真雨了哈。
晚餐后见！
（九）
中国文化与西方不同的第四个特点是模糊性。
　　　虽然许多人把这个特点称之为中国文化最大的缺点之一，他们而且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没有发展起来的元凶之一。但是，我还是用中性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和老外交道越来越多，如何对待文化差异是个普遍问题。我觉得文化差异这个东西，跟科技差异不一样，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必然优劣。好比南方种稻北方种麦的差别，是客观的，也是中性的。
　　　我记得当年大学毕业时，要写篇毕业论文才能混到那个证书。我的导师，那个哥们，在炒股办班挣外快之余，抽空给我辅导了一通当代国际经济研究方法，直接把我讲得入定了。按照 1992 年以后在中
国大行其道的西方经济学，最时髦的经济论文，一开篇总是先整上几个模型和公式，陈列一堆统计数字，利用这个数字搞个线性回归分析，画出 N 条线线，然后在线线旁边加注一堆阿拉伯、英文和希腊字母。如果到这个时候你还能保持头脑基本清醒，好了，他就可以用人话跟你讨论一下经济问题了。
　　　这就体现了西方人的思维特点。我丝毫没有贬低人家的意思。精准、严谨、量化、标准化、用数据说话。在定量的基础上，再来讨论定性的问题。人家这个搞科学的态度相当赞。据说，有个美国学者，为了弄一篇不长的论文，整整搞了 20 年社会调查，用海量数据证明自己的观点，让你觉得如果你不同意他的观点就没有人性。现在，如果我把这个贴子发到美国论坛上去，就凭我这种每发一贴三个观点的德行，肯定会被美国哥们拍死，回贴估计都在质问我：你依据什么数据和哪些事实得出这个观点的？而中国哥们一般不会这么问，因为文化特点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中国哥们的回贴一般是，“你这个观点纯属扯旦，听着，老子的观点是……”
　　　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由于九十年代实现了一次由政治经济学主导向西方经济学主导的大转变，量化分析、数理统计、运筹学、博奕论如日中天大行其道，就苦了我们这一帮数学成绩太差喜欢坐而论道的学生。中国经济学界的金饭碗，基本上被以杨小凯教授为代表的原来数学专业的同志们雀占鸠巢，许多九十年代中国培养的经济管理类学生被迫改行，有的人甚至流落到新加坡。
我同意，西方注重精确的文化性格促进了科学技术比我们更快地
发展。但也不完全是这样。科技发展还有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重要原因。这个方面，研究明清史学的各位专家几乎成果如山，我就不再乱讲了。
模糊，而不是精确和标准化的特点，渗透到了我们中国各个方面。我们的中医，一味药可能有数百种不同的生物成份，反正有效，
你吃就是了。致于哪几种成份起作用，各起什么作用，到现在没搞清楚。如果再把几十味中药合成一个复方药，那成份就更复杂，把企图研究明白的搞药学专业的哥们难死。
　　　我国的白酒，镇厂之宝不是酒库，也不是保险柜，而是酒池里的泥。我以前到贵州一家酒厂跑业务，发现他们的宝贝窖池重兵把守，生怕我偷泥。因为泥里包含数百上千种微生物，是这个池子连续几百年不断酿酒的产物，决定了酒的品质。所以，在中国，五粮液味道不同于老窖，茅台味道不同于红花郎。至于这几百上千种微生物的含量和工作机制，中国人到现在也搞不清楚。所以不可复制的名酒们会继续名贵下去，投资股票市场的兄弟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的中餐，一百个川菜馆子会做出一百种回锅肉来。可能还不止一百种——如果一个饭店有不同师傅掌勺的话。所以，标准化的麦当劳可以在全球复制。中餐呢，现在已经大行世界，无处不在，但其经营模式却跟麦当劳根本不同，而且永远不可能相同。
（十）
我回来了。我们的文化第五个特点是很形式性。
　　　形式主义害死人，这个东西大家都批臭了。但是呢，还在无处不在。我在自己呆过的每个单位，几乎都是深受其害。估计兄弟们也有这个体会，你想一想，你最近手头忙的事儿，对社会有实际意义吗？对自己有实际好处吗？如果发现没有的话，不干了行吗？不行，那这就是形式主义了。
　　　中国式形式主义的典型表现是面子文化。我们整天家给别人面子，也在被别人给面子。比如兄弟们顶贴子就是。但是面子到底是一个什 么东东，恐怕我们身在其中，心照不宣，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没有 人认真思考过。但是外国人是思考过的，因为他发现了中国人身上有 这么一个突出特点，回国去以后就很想向自己的同胞描述描述，而他 的同胞们没有心照不宣的能力，所以他就有必要深入思考面子的内涵 和外延。所以前面我说，文化特征都是对照出来的。
　　　有个美国人叫明恩溥的，清末住在中国山东恩县，二十年如一日地传教。他整天观察中国人，后来在美国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人的书，其中《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的乡村》最值得一读。我是不是有书商的广告贴之嫌，以后不推荐了。
　　　这哥们对面子有个定义，不同的译本上还不大一样，大致是：一个中国人，你必须在特定地方做某种特定的事情或者说某些特定话，你就给了另一个中国人面子。至于这些特定的事情或特定的话是不是有用处、是不是符合事实、是不是你的真实想法，都无关紧要。
这是我见过的面子定义里面比较靠谱和比较经得住推敲的一个。以面子为核心的形式主义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我们。比如省上发了
文件，下面各市要开贯彻会，紧急一点的，要开电视电话会，主要领导出席，要指出，要强调，要布署，然后弄一个报告，叫做我市关于认真落实某某精神的情况报告，及时整上去，你就算给了省上面子。省上呢，收到一堆下级的贯彻报告，其实内容都基本差不多。去年有个市不是在抄袭时把别的市名都给抄上去了吗。上级心里有谱的，关系一般的打个圈就存档，关系好的下级，就要给个批示：“某某市的做法很好，转发全省各部门学习。”这就又给了下级面子。懂行的哥们研究一下领导一年的批示记录和被批示记录，就大体把他的人脉摸个差不多。
　　　但一个文化注重形式并不一定全是坏的方面。写得累死我了，待续。
（十一）
　　　我在新加坡，有一次去参加一个不太重要的公司测验。一个新加坡哥们监考，那个郑重劲的，西装领带，我那年结婚时好像也没有这么郑重过。他们规定交卷后要统一离场，咱中国人哪有这个自觉啊，交了卷，又没有什么做弊的可能了，走得慢就赶不上停靠在巴楼的二路汽车了。几个兄弟拔脚就走，现场就乱了。那个监考的一声怒吼：不许动！！！把大家给吓的，看他怒目相向，面如猴臀，只好老老实实又静下来。
　　　后来，我发现新加坡人对考试极有敬重感，规矩和程序一丝不苟。而且，他们学校里的考试更不得了。我考察感到，这应该与中华传统
有某些关联。古代中国人实际上极重考试，赶考是人生大事，科场做弊要杀头。这种视考试为某种神圣的传统，在海外仍有遗存。我们现在倒很少了。除了高考还基本正规，其余的那个那个啊。
　　　程序是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体现敬重与威严。有时候形式和内容不能一分为二，需要合二为一。内容是很虚的东西，需要形式来体现。所以，重形式的传统应该不能完全和形式主义划等号。
　　　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形式性，包括面子，源头上应该追溯到周礼那儿去。商重巫，周重礼。礼这个玩艺对生产生活基本没有实质意义，病了饿了找他没用。但礼这个形式，又规范着社会等级秩序和诸侯关系。你按礼的要求，在特定时间地点，干点特定的事儿，说点特定的话，等于表明你尊重现行的秩序，也是以行动告诫别人要尊重这个秩序。所以，天下无礼则乱。孔子对周礼崇拜得稀里哗啦。后来，诸候强而天主弱，而诸侯不管再强，都还要继续守礼——这就纯粹是给天子面子了。真像明恩溥教士的定义一样，这些特定的话是不是诸候们的真实想法，都无关紧要。但你必须要说，不说就是礼崩乐坏。
　　　文化五个特点说完了，其实这远远不能完全覆盖我们的文化特点，只是我自己的突出感受罢了。比如有人就认为，抹杀个人的独立性是 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还是那句话，见仁见智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30
（十二）
　　　被人拉出去喝夜啤酒，二半夜才回来，睡不着，写几个贴子发了吧。近期要出长差，可能会耽误一段。
　　　衷心感谢网友“夜风吹草如浪”的贴子，受教了。因为我的知识有限，而且发贴不是做论文，所以想到哪里写到哪里，逻辑不严密，错字挺多，事实上也没考订。连引用名人的话都是凭记忆写大意。所以，除了你指出的以外，问题肯定还很多。希望你能更多地指出来，特别是事实性的错误，免得把别人误导了，再次感谢兄弟！
　　　网友 suiguofang 关心提醒说题目越来越大了，会把握不住的，谢谢！嗯，这样的，你们也看到了，从一开始呢，我就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心态。我是个超级懒人，以前没发过贴，这回偶尔看到有几个兄弟正围殴李光耀，就发了几句议论。写了几行发了，就去了趟卫生间，回来惊奇地发现还有回贴的人呐。就这么着，在大家的起哄下，写到这里来了。
　　　应我建议，版主已把楼名改了，成了“漫谈”新加坡和中国崛起。这样“楼歪歪”问题解决了。既然是漫谈，就没打算把握什么东西，所以应该不会出现“把握不住”的问题。但是才疏学浅，写着写着精尽人亡倒是很有可能。我在这里先声明啊，兄弟们不要以为我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这些贴子到最后会从方方面面共同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性的东西，那样会失望的。我没有结论，也没想要把握什么。这个声明，也是先给自己减压了。
　　　以前不仅很少发贴，而且很少在公共场合和会议上发言。鲁迅是个文风肃杀的酷哥，他一次去给人演讲，铁着脸第一句话是：“我不觉得我的话能让诸位感到有用或者有趣，既然推托得太久了，所以不得不过来讲几句。”（没查原著，大意如此）。他太有范儿了。但我不
认为他是在装酷，这可能是实话。我在很多时候，在会上走神，或者 在贴中潜水，是因为真诚地认为既然说话不能让别人感到有用或有趣，最好保持沉默。
　　　我想，这个贴子肯定不会像长江那样能见天见海，而是像塔里木河，最后消失在茫茫沙漠。即使如此，如有兴趣，一起顺流而下看看胡杨也是好的。虽然沉默是最好的人生状态，既然有幸开贴，就继续漫无目的聊吧。
（十三）
　　　我曾经是一个文化狂热者，可以在一处残墙断碑前站上一天。我痛恨破坏文化的人。一听到别人指着说，这个地方有个什么古迹，可惜毁于抗日战争，我就扼腕。又听到别人说，原来有一屋子什么藏书，文革时给烧了，我又顿足。一直到 30 岁出头的时候，我都是这个德行，可能属于文化愤青一类。当时我的心因为热爱文化而受的伤，好像比文化自己受的伤还多。
　　　当人渐渐长大，心态就开始平和。也要感谢中国的崛起，使我们的整体文化心态更有自信，能够客观看待许多问题。从 1949 到 1979
年的 30 年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剧烈演进期。可能有兄弟不同意我说演进，他们认为如果不说演退，最多也就是个演变。但我还是认为，中国的文化始终在演进。虽然我们道路坎坷栽过跟头。虽然我们想要减负前进却丢掉了一些不该丢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以后，按照“取其精华、易除糟粕”的思路，逐步对
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张国荣电影《霸王别姬》，穷形入微地表现了那个时代京剧名家的困惑冲突和进退失据。（当然这部史诗般电影的主旨不止于此）。郭德纲相声《中国相声五十年之现状》也有对那个时代的解读，把十年泪水都付之一笑。在那个时代里，众多文化名人被迫害致死，文化被限制和摧残，这个认识大家没有什么异议，文革结束后中央已有结论，就是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
　　　从这个角度看到的历史，兄弟们都是很熟悉的，我不再多说了。但是，从文化演进角度全面观察，1949 年以来这段历史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扫除文盲、妇女权益、婚姻自由、废除农奴、废除土司、打击会道门、宗教改革、汉字改革等等。历史就是这个样子，错误的、正确的、出发点正确但矫枉过正的、出发点错误但歪打正着的，是各种各样的作用力，共同塑造了今天中国的现实。
就说说妇女权益吧。
　　　我们进入近代以后，世界四个大文明里面，只有西方主要是欧美国家，妇女地位相对较高。中国、伊斯兰、印度三个文明仍处在传统社会，妇女地位相当低下。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就是那个时代真实的社会存在。1950 年新中国颁布第一部法律《婚姻法》，明令废除包办婚姻和一夫多妻，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权益等基本原则。
　　　今天的中国青年，可能有人从来不会感受到这部法律以及此后一系列政府努力的影响。但是，对照今天的伊斯兰世界，一夫多妻仍然存在，妇女教育、妇女就业仍然是广有争议的大问题。在今天的印度，
妇女地位仍然低下，相当一部分女童仍然难以上学，包办婚姻仍然盛行，甚至有的印度留学生要从欧美回国去奉命成婚。
　　　有人说，中国当然要比他们强，跟这些国家对比，太没有出息。其实不然。
（十四）
　　　1950 年的中国，在各个方面，并不比印度、伊斯兰两个文明更有优势。
　　　我们的人均 GDP 低于印度和多数阿拉伯地区，我们的文盲率跟他们不相上下。我们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家底比印度要差得远。（这可能就是印度人看不起中国而冒然发动边境战争的原因）。1950 年的中国现实是，中国妇女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城乡的富人甚至小康之家纳妾现象比较普遍，包办婚姻是社会主流，父母作主的思想根深地固。新中国成立伊始的中国，仍然是一个鲁迅说的“移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保守国家。我们的改革难度，一点不比印度和伊斯兰世界小。
　　　应该说，当时这个《婚姻法》，相对于社会现实，是相当激进、相当生猛甚至有些不切实际的。这个法律在一般国家是很难执行甚至根本无法出台的。但当时的中国政府，是一个刚刚革命成功、靠枪杆子建立起来的强势激进政权，他敢于直接挑战中国的社会传统现实。请不要拍砖，我不否认这种挑战精神也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但现在我是在就事论事地讲婚姻改革这个问题。
婚姻改革的重点难点在农村，我认为中国农村改革是人类社会最
难的问题之一。一些外国观察家的专著曾这样分析旧中国的农村：
　　　——中国的农村是稳定的一谭死水，任何国家政治变动和试图影响农村的努力，都像风一样掠过水面，水下依然平静。
　　　——即使改朝换代造成百万、千万人的死亡，以中国农村的隐忍和麻木，几十年后社会就会自我修复成原来的样子。当年血流成河的战场上如今麦浪滚滚，看不出任何改变。
　　　——中国社会是一个正立方体，被推翻后他会用完全相同的另一面着地，看上去跟没有推翻过一样。
　　　这些话都不是作者原话了，也不是一本书上的，我凭记忆说个大概意思。我还记得小时候看李哲人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死水微澜》，主题歌是：川西坝子小中华，千年死水一盘散沙，一条辫子蛇缠颈，三寸金莲脚戴枷。
　　　这就是传统的中国农村。从本质上讲，除了偶然引进几种新的农产品以外，中国农村从秦汉以来就没有本质性改变过。
　　　面对这种农村，党和政府有决心改革，但有没有能力改革呢？碰巧有。是因为当时中共在农村建立了一套完整组织。由于战争洗礼和土改锻炼，这个组织工作相当有效率。我说“碰巧有”，而因为当时任何其他国家不具备这个条件，今天的中国也不具备这个条件。随着国家机器的无情运转，婚姻法的宣传工作与土改运动一起，暴风骤雨一样席卷了整个中国农村。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30 (十五)
　　　新加坡这个“东西交汇的窗口”倒是真不假。刚才下楼去吃早餐，老子一边滋滋喝着稀饭，一边好奇地观摩对座那个哥们用刀和叉熟练地吃了两个煮鸡旦。人和人的差别怎么就这么大捏？
　　　我要出差了，所以这两天少睡觉，抓紧多整几个贴子。立国伊始那些年，中国政府信心爆棚，敢想敢干，还曾经试图把汉字改成拼音文字，幸亏没有搞成功。应该说，那个时代的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状态。正常情况下不敢想的事，中国都想去试试。由于当时党政组织的社会控制力极强，结果真把一些不可想象的难事干成了。当然也干砸了很多事。那些干成的事，也多多少少留了些后遗症，或者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人。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承认，有些事是给干成了。
　　　前面讲到了婚姻改革。在极短时间内在全国范围推行开来。阻力并不明显。中国人尤其是农民这个群体，虽然执固保守，但在千百年生存斗争中积累了不少知识，比如识时务地顺应强权。如果干涉女儿恋爱可能会被拉去批斗，那……就由你去吧，以后过不好可不要赖我和你娘！
　　　电影《刘巧儿》是那个时代的写照，思想性很进步，艺术性也很 赞。有个网友建议我去大学干两年，如果真有机会去讲社会学，我会 建议我的学生去看看这个电影，它可以视作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之一。
　　　网络时代的中国孩子不会知道，在没有电视和网络的时代，电影曾经多么强烈地反映时代风貌、影响时代进程。你可以想像，深处偏远的保守的山村，露天播放电影时万人空巷。对于祖祖辈辈羞于言情
甚至耻于言情的农民来说，一个女孩子火辣辣地一句接一句地高唱， “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前几天劳模会我爱上了人一个”，“从那天看见他我心里就放不下呀”、“但盼这个年轻的人哪他也把我爱呀”，这在当时是多么的惊世骇俗，对农村年轻人有多么强烈的思想震撼和观念冲击。
　　　在海外，有的人说，如果你碰到一个华人女士，讲三句话就猜到 她来自大陆还是台湾。因为人的精神面貌和说话口气完全不一样。大 陆人的声音要高要硬一些，台湾人则要柔软得多。有人批评说，这就 是大陆抛弃传统文化的恶果，把贤妻良母变得男不男女不女。我不这 样认为。由于建国后在妇女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中国妇女地位不仅完 全远远超过了伊斯兰和印度文明的国家，甚至许多方面也超过了日本、韩国和台湾。中国妇女的精神面貌是自立和自信的产物。有人总想把 她们与文革的女红卫兵联系起来，这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虽然婚姻法的落实也不是一步到位，比如一夫一妻容易马上落实，男女平等就不太容易马上落实，所以至今仍有不少问题。但我们不能 否认，妇女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成绩。
社会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人的解放和发展。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30
（十六）
　　　回顾人类历史，虽然中国文化有充分的理由自我肯定，事实上我们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实际上中国文化只是世界一员，别人也差不到哪里去。在西方奴役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时代基本结束时，即
二战以后，这三个文明大致是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我看不出当时中国文明有什么明显的优势，能够决定我们会理所应当跑到人家前头去。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中国台湾和香港、韩国、新加坡等地取得了某种发展上的领先，那是自己干出来的，决不是命中注定的。
　　　我们都干了什么？干对了什么又干错了什么？由于人的生物反应特点，对不舒适的感觉反应更甚，所以我们比较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干错了什么，而把干对的当成了理所应当。这是正常的，冯巩说过不拉车不知拉车的苦、不坐车不知坐车的甜嘛。但是，这种忽略也使我们可能错过总结经验的机会，甚至可能把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当成废品丢掉。所以，我认为自己有这个必要冒被拍砖的风险说这么一堆话。
　　　前贴中所提到的中国建国后扫除文盲、废除农奴、废除土司、打击会道门、宗教改革、汉字简化等等，知识所限，我就不再一一论述了。大家共同思考去吧，我继续逮着电影和戏曲瞎摆活。
　　　中国成立后，民间曲艺进入了空前发展期。建国前，虽然少数几个剧种已被社会接受，有几个顶尖艺人比较有钱，能给抗美援朝捐架飞机，但就总体来说，中国戏曲仍然处在上街卖艺的发展阶段，刮风减半下雨全完。建国后大力扶持曲艺的原因，一方面是阶级感情，中共队伍多数是草根阶层来的；另一方面是现实需要，中国人多数是农民，农民多数是文盲，你上网发贴再好他也不跟，要宣传就必须寻找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所以曲艺宣传的工作模式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形成了。
许多民间曲艺因此登堂入室，一些草根出身的艺人开始构筑属于
自己的艺术理论体系，成为一门艺术的开山祖。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惊人天赋，也许就是人被“解放”伊始的某种形式的潜质爆发。
　　　今天的中国人拥有 600 多种地方戏，绝大部分来自于建国以后从民间的发掘、整理和再创造。其它曲艺形式我手头还没有确切的数字。虽然中国曲艺命运多舛，建国初是宣传工作导向的束缚，文革中是肉体迫害，改革初期是经济效益的诱惑和困窘，然后又是欧美港台日韩文化的惨烈挤压——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可爱的文化财富沿续至今，而且正在越来越受到地方政府重视，成为各地的文化名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它们正在被白先勇、魏明伦、郭德纲、赵本山、李玉刚、周立波、李伯清等艺人用自己不同的方式向前推动，虽然咱们有权巨喜欢或者巨恶心他们。
（十七）
　　　新凤霞是苏州人，童年时被人贩子贩到天津去，学习当时流传于冀东的唐山落子。虽然建国时她已小有名气（22 岁），但主要还是在建国以后，新凤霞和评剧一起获得空前发展。她创作和演出了许多经典剧目和电影，开创了行云流水嘎崩脆的“新派唱腔”，当上了国家评剧院的艺委会主任，还找了一个大作家当老公。然后十年动乱中，她被禁止登台，惨遭迫害，家庭离散难团圆。当政治风暴终于结束的时候，她已经离不开轮椅。此后 20 多年，她笔耕不缀，出版了很多书，其中有篇《傻二哥》进了我的中学语文课本。1998 年，71 岁，这个戏曲天才与世长辞。
　　　为什么逮着一个人猛说？因为我认为，每个人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最鲜活最生动的微缩的社会史。张艺谋的《活着》虽然讲的是最卑微的中国小人物，却被视为史诗电影（一半功劳要归余华）。许多抡圆了夯大钱的献礼大片，虽然调了几个军开着装甲车来给它当群众演员，却没人认为它是史诗。原因就是在后者中，我们看不见“人”。所以，我吸取了献礼片的教训，呵呵。
　　　通过看人物命运来看历史。这样比几个数字、几个文件更生动直观，而且有助于理解，能启发思考。比如，我们肯定会对建国以后的文化历程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甚至会激烈互拍，但难道你不认为当事者比你更有发言权和说服力吗？新凤霞的回忆著作，时间贯穿了解放前后，我也没看全，但我认为有必要听一听当事人对历史文化怎么看怎么想。如果哪个兄弟非说别人都是被整怕了，根本不敢说真的，天底下只有他自己才说真的，那就没有办法了。
　　　我喜欢用看历史书的眼光，去欣赏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人物和文化作品。比如建国初期各个文艺领域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开创性人物。比如文革时期的“样板戏”。比如崔健的几张专辑和最近的几首网络歌曲。比如把陈佩斯与赵本山的小品比较着看一下。比如张晓刚和岳敏君之类的风格怪异的画（其复印品在新加坡地摊上竟然有卖的）。
　　　怎么扯这么球远。从新凤霞的人生，我对新中国文化的个人看法就是：也有巨大的发展，也有巨大的破坏，但最后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有价值东西。反正我就是这么个看法，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了，呵呵不要骂啊。
　　　鉴于新凤霞对本贴的帮助，如果你想去缅怀一下，可以搜搜《花为媒》里的那段《这才是窈窕淑女君子好求》（也叫闯洞房），去领略她在巅峰状态下那种行云流水余音绕梁的风采吧。
（十八）
　　　很惭愧，我大致就是这么一个认识水平了——从一个个体看历史，然后再通过其他的两个、三个……个体去证实或者证伪自己的看法。从其他的文化人甚至文化圈以外的人士身上，我也大致是那种感觉。
（就是前贴：也有巨大的发展，也有巨大的破坏，但最后还是给我们 留下了不少有价值东西。）因为我没有手段、更没有能力对中国文化 进行全面系统分析。所以如果有兄弟觉得我搞取样化验纯属投机取巧，我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就是文化对照。技止此耳。
　　　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当时出国的人，估计没有哪个不郁闷地回来（如果他没有留在海外的话）。他们私下里在说：差距太大了，中国还有希望吗？开放造成这么大的震撼，盖其原因有四：一是中国本来就比西方落后太多，就是正常发展的话当时也撵不上；二是何况没有正常发展；三是改革前太封闭，缺乏民间交流和了解；四是又关起门来把自己吹得太高，把欧美贬得水深火热。总之，本来现实落差就够大的了，人为造成的心理落差比现实落差还他妈大，出国前又缺乏心理准备，出去一看不要紧，民族自信心从高空坠落摔成了饼状物。
（所以朝鲜不敢搞开放）。
　　　虽然中国人最后挺住了，但当时的情况，还真没有人敢保证绝对不抽。当时，虽然没有出国的中国农民刚刚包干，一片喜气洋洋，但知识文化界在经历了正反摘帽的短暂喜悦之后，立马陷入了痛苦、思索、旁徨。为什么崔健的《一无所有》可以代表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精神状态？中国人真的是这么想的。在种精神状态下，当时冒出一部名字有关于黄河的纪录片就不难理解了。
　　　由于中国人的自我要求很高，所以我们很有出息，一直在拿自己跟西方文化对照（美国的、苏联的）。但必须指出，80 年代的中国，如果能把自己同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放在一起凑桌麻将，以最近的 100 年世界历史的尺度去系统地、全面地比较一下，也许会
得出一个相对更客观的自我认识，或许就可以在近 30 年的发展中少犯一些错误。
　　　直到大概 1998 年左右，余秋雨出版了一本书叫《千年一叹》。这本书我一直当宝贝珍藏着。因为它是余教授继推出《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两大精品之后，转而致力于生产文化泡沫、文化快餐和文化垃圾的第一部开山力作。从社会转轨文化学的角度来讲，很有收藏和研究价值。虽然该书许多章节类似于中学生暑假日记，但是最后几篇
《我拒绝为你喝彩》等章节的水平明显在中学生之上，值得一读。这几篇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印度文化面临的困境——这是一种不能发展的文化困境，与中国在发展之中的文化困境截然不同。
待续，吃饭去了，很晚才回来哈。
（十九）
　　　对于世界 95%的国家来说，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拿自己去同美国或者苏联去比较比较。但我们中国人从来都是非常自觉地把自己当个干部。国家领导比较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民间则是逮着什么比什么。总的来说，比出来结果非常不给力。当时连小平都说了，再不发展中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了。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前二十年当中，我们在文化领域的发展演进一言难尽，万言也难尽。因为前文说了，当时我们并没有全面认识自己，甚至有的人认为是“一无所有”，所以，政策也罢，政府行为也罢，民间行为也罢，个人行为也罢，显得没有章法甚至一片茫然。在经济领域，大家摸着石头过河还算好办，因为经济发展问题，可以比较准确和直观地用增长数据和效益数据来说话、来评价。对于文化这种形而上的东东，人类搞不出个计算评价体系来，无法确定去年我国文化发展率是 8%还是 10%。
　　　所以，结果就是，发展得比较乱套。对外，该引进的也引进了，不该引进的也引进了，该排斥的也排斥了，不该排斥的也排斥了。对内，该坚持的也坚持了，不该坚持的也坚持了，该抛弃的也抛弃了，不抛弃的也抛弃了。如果不具体到哪个具体领域，我们简直很难系统全面地写一个工作总结。
　　　有个诗人总结说，八十年代，中国诗坛把西方 100 年诗坛流变重新过了一道。听他这个话的意思，相当于慈禧吃满汉全席，一道菜来了一筷子。
　　　现实没有这个爽。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前期，各种文化方面的争论很激烈。人们觉得这个争论相当重要，也许正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但没有多久这个争论就成了历史，人们又围着另外的问题争论去了。就这样争论来，争论去，很多年以后大家才发现，当年争论的任何问题都他妈的不重要，只有争论本身才最重要，因为社会的发展前进，正是需要活跃的思想、流畅的信息和广泛的交流。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的文化环境优于改革前的主要原因。
　　　所以，虽然比较乱套，我还是认为我们的文化正在很乱套地前进，而不是倒退。
　　　这里需要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文 G 的文化反思问题。因为这个革命所指的对象，点名道姓就是文化。文化如果无动于衷不作任何反思，那这个文化也未免太没心没肺了。
　　　七十年代末出现的是伤痕文学。时间太久了，可能网友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没有读过。由于我心老人不老，所以读了几篇，没有什么感觉。据说当时的人们可都读得泪人似的。伤痕文学总的来说比较浅，虽然作家们也想要深入反思（这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秉性），但当时历史还没有得到充分沉淀，他们的反思显得力所不逮。这些小说，相当于一个人捂着血葫芦似的脑袋报告大家：我被人砍了。至于为什么会被砍、以后怎样才能不被砍、怎样才能让凶手不能砍不敢砍和不想砍，这些问题则统统没有得到解决。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30狂写中
（二十）
　　　当然，对文 G 反思不够也不能全怪到文化人头上。这里也有个政治导向问题。
　　　十年浩劫结束后，有些人希望清算一下历史问题。这个要求应该 说是正当的，而且至少从理论上讲，搞清楚问题对以后的发展会有好 处。但是，老邓的脑袋很不糊涂，他非常清醒而且准确地判断出当时 的实际情况——由于文G 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和太多的恩怨，再加上中 国人在历次运动中培养的斗争意识，搞反思搞清算估计十年也扯不完，等于又发动一场新的文 G。那中国还他妈的要不要发展啦？
　　　各位可能从前贴中能够看出来，我对老邓相当的赞（其实我对毛也相当的赞）。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左和右是一个辨证关系，两个极端是最远的，同时又是最近的。比如，大家认为右倾投降主义者去投敌是很符合逻辑的，而不理解为什么极左路级的张国焘跑到蒋委员长那去了。其实这很好理解。比如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如果你开得又正又稳，即使刮到护栏也是小擦挂。但如果你向左猛打盘子，就会狠狠地撞到左护栏上。你向左冲得越猛，碰壁后的反作用力就越大，你就越容易掉头再向右边猛冲，结果又撞到右边护栏上去了。
　　　这就是两极相通的道理。老邓的英明在于，中国这个大车在以史无前例的力量向左边撞了一下以后，他作为司机，能够一边把车向右扳到中间来，一边又克服反作用力，让大车不要偏到右边去。这不仅需要政治眼光，更需要政治手段和驾驭大局面的能力。考虑到他本人和家庭也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这就更难能可贵，还需要有个政治胸
怀。我经常想，如果当时不是他在执政，中国可能会整成个什么样子。所以，当时的中国文化，更包括政治和经济，主要的问题是向前
走，快向前发展，而不是回头去扯问题。所以，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题目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决定了中国的方向。对于实在无法回避的问题，老邓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公开发给了全国和全世界。这相当于拿筷子在碗口上一划，把找麻烦的面条搞断了。有人还在提意见，说还有些问题没说清楚！老邓又说了一句名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于是大伙就这么办了。
　　　中国人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领导犯错误的时候不说话，不反对，甚至还帮闲。等领导倒台了该清算的时候，他一把鼻子一把泪地控诉，成了受害者。文 G 结束以后，许多人有机会就宽衣解带，把身上和心上伤痕给人看，谁敢比我惨哪！大家全都是受害者。巴金是一个勇敢的人。他晚年的《随想录》中，坦率地告诉国人，我受了害，但我也害过人，我对那个时代的错误有责任，我后悔啊！这种自我解剖的精神，值得咱们每一个同胞学习。
　　　百岁巴金已于 2005 年离开了我们。岷山苍苍，蜀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31
（二十一）
　　　巴金曾建议，建一个文 G 博物馆。这事没有得到高层支持。这个事情在文化界有不少讨论。从上个贴我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出，其实
双方都没有错，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才是大局。一直到南巡讲话，老邓都在强调“不争论”。把一个大博物馆楚在那里很容易引起争论。
　　　但不建博物馆不等于忽视历史。实际上，官方和民间都在收集和保存文G 的各种资料。历史教训是一笔用血换来的财富，中国人有责任、有义务把它留给子孙后代。
　　　2000 年以后，随着国力发展，中国人的文化心态越来越平和，越来越自信。我们对兄弟文化的态度也越来越平等务实。记得九十年代，我去吃个宴会，席间有两个哥们，一聊发现都去过法国，就聊起年份葡萄酒的问题，那个自我感觉，那个文化品位，太球高雅了。两个家伙聊得满脸跑眉毛，把我这个红酒兑雪碧的老帽窥得如同无物。今天的中国人，绝大多数兄弟，已经没有这种文化仰视心态了。我们学会了在尊重别人的同时坚持自我，喝咖啡就大蒜，秋水共长天一色。
　　　近 30 年来，中国主要目标就是向前赶路，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很少回头去全面研究建国以来的文化史。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文化自信的建立，我们渐渐有条件、有能力去回首研究那些尘封已久的问题。这应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我相信，这个研究应该放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如果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身上，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于国无益的。
　　　我以前呆过的那个单位当一把手的那哥们，推行过一次市场业绩考核，搞得鸡飞狗跳，最后失败走人。一走不要紧，大家都成了受害者，争着向新领导展示伤痕。开会时，我没有控制住，就发了个言。
我指出，问题虽然主要决策上，但大家都参加了，有人还极力推动过呢。当时刚踢完世界杯，我就引用了一句时髦话：“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此言一出，单位上下一致认定，前任一把手真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至少可以确定是两个人。额的神啊！老子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记得看一本纪实书，写的 1959 年的故事。某地开大会批判彭张黄周。两个农民一边振臂高呼，一边相互打听：彭德怀是哪个村的啊，怎么犯下这么大的一个错误啊！他爹怎么没有管住他？我想，也许这两个农民很快就要面临粮食问题了。彭德怀比较抽象，但厨房非常现实。其实中国的许多历史问题，在偶然中存在着某种历史夙命。许多历史的悲剧，最根本的病因，不在风云变幻的国家上层，也不在穷凶极恶的美帝苏修，而恰恰隐藏十三亿中国人——你、我、他中间。
　　　中国文化正在拥有自信，但是它还不够多，不够强，不够正，有时还有些盲目。一个民族的强大，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教育之制度种种，说到底是制度背后的文化力量的强大。最强大的文化力量的表现，是勇于面对一切现实，亲手去剖开自己的灵魂。巴金勇于自我解剖，把良知放在名利之上。但这种人还太少，“谁敢比我惨”的家伙还太多。
我尊敬巴金，我更崇拜鲁迅。
　　　鲁迅这位爷真的牛。由于官方夸得太多，有些年轻兄弟夸出逆反 心理，转而去崇拜梁实秋之流了。同时代的文人中，也许除了胡适，没有哪个人曾经企及鲁迅的文化高度和思想深度，甚至不能望其项背。
由于一骑绝尘，所以鲁迅看起来很孤僻，不讨人喜欢。但，他是我们的民族之魂。
　　　我认为鲁迅文章最好的有两种。一种是让你感到看懂了，很多年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懂。另一种是讳涩到让你永远看不懂，但能在心灵上感受他的思想。《墓志铭》就属于后者。我都看了两万多遍了，都还没看懂呐，但却分明地感觉到，鲁迅先生正在顶贴讨论同一个问题。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贴子写到这里，不觉已是泪流满面。
（文化部分完）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8-31兄弟姐妹们好：
　　　在很早的贴子里说过的，想从文化、经济两个方面闲聊对中国崛起的感受。我要出差了，可能需要半个月以上。疯狂写了一天，就是要把文化部分结束。等以后有时间再聊经济。因为经济是我的大学专业，所以我在经济方面的观点肯定比文化方面的观点更加昏庸——当局者迷嘛，这就是咱们中国辨证法，呵呵。
　　　把贴子往回看了一下，不好意思。写东西讲究自圆其说。阿 Q 把圆圈画成瓜子型，至少也是个闭合回路。而我的贴子，很多地方逻辑上没合上缝，相当于跟头镖一扔出去不知道转到哪去了，没看见回来。
补救也难。反正是胡聊，大家胡乱看看就行了。别跟我细抠啊，我抠不过你。
　　　有的兄弟专门注册留言，谢谢了，一时没有时间回复，请见谅。不用到这里等我。我回来以后自己会把贴子顶起来的。再次感谢兄弟们的鼓励，让我这个超级懒人竟然一口气写了这么多的东西。
爱中国，爱你们！晚安。
你们的朋友核平
2011 年 8 月 31 日凌时于新加坡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08
（二十二）
　　　兄弟们好。出差中，事情忙，偶尔上网，发现这贴子竟然还没沉呐，呵呵，谢谢。出差前突击狂写了一天一夜，把文化写完了。其实仔细一看，还漏了不少东西。在进入经济部分之前，请允许我继续就文化问题再多发几个贴子。都是纯粹个人看法，在旅途中边走、边想、边写、边发。属于闲聊。但是时间太紧张了，很难像以前那样一天八贴十贴地狂发。
　　　前面的贴子里，我写了一些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由于随手写的，所以观点很散漫，不集中，为了使大家看起来更方便，我总结如下：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很自我地发展，直到 1840 年以后被西方揍醒，然
后在 1900 年前后经由日本“介绍”与西方文化认识。此后，民国时期、1949 年至 1979 年、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三个阶段中，虽然历史迭
宕起伏，但是中国文化总体而言在不断向前演进。2000 年以后，中国文化的自信心正在逐步恢复。
　　　可能有兄弟持反对意见。比如：有人不赞同 1949 年至 1979 年间 中国文化有所发展；有人不赞同建国前后的中国文化发展具有延续性，而是认为前后存在断层。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断层不是出现在建国 前后，而是出现在十年文革。这些看法都是有道理的。但我坚持自己 的观点。我认为，不同观点存在是正常的，争鸣的社会价值，不是为 了统一异见，也不是为了相互说服，而是为了相互完善和相互启发。
　　　在我在眼中，中国文化一直在不断向前演进。虽然中间出现过停滞和曲折，但仍然不断顽强向前，而且成果斐然。我前面提到过，在扫除文盲、移风易俗、妇女解放、少数民族地区改革等方面，在非常时期，以非常手段，取得了非常之功。做成了外国无法办到、今天的我们也无法办到的事情。同时，在一些领域也遭到了重大挫折，付出了非常代价。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并没有充足的自信心。我们不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在向前演进，而是自认为处于歧路或者倒退状态。我们并没有将中国文化放到四大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自我审视，对自己存在的问题认识比较到位，而对取得的进展和相对优势认识不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解除了文化上的自我封闭之后，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我们似乎有太多的理由感到自卑。
　　　有一次，一个兄弟从日本回来，对我感慨说：他在日本看到了和服，这就是中国唐代服装的变种。中国的许多唐文化元素保留在了日
本，而中国本土倒把这些东西丢得一干二净了，真是太不应该了。这个朋友的看法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我在许多书刊和网络上读到
过类似的观点。有的作者还是著名的专家和学者。我严重不同意这种看法。
　　　在贵州，有许多屯堡。所谓屯堡，实际上是明代的屯兵营演化成的村寨。明初平定西南以后，从南京附近各府县大量移民随军屯驻??疆，后来就形成了屯堡式的村寨。今天这些屯堡成了旅游点。屯堡中的女村民的青布衣裤和头钸，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明初江南汉族服装的特色。
　　　同样是中国古文化在服装方面的民间遗存，为什么中国人到了日本就感到自惭形秽，自认为是丢了传统文化，到了贵州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人自责，认为是丢了传统文化呢？一句话说白了，不就是因为日本人的手里有钱嘛！
前面的贴子里，我写了一些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由于随手写的，
所以观点很散漫，不集中，为了使大家看起来更方便，我总结如下：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很自我地发展，直到 1840 年以后被西方揍醒，然
后在 1900 年前后经由日本“介绍”与西方文化认识。此后，民国时期、1949 年至 1979 年、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三个阶段中，虽然历史迭宕起伏，但是中国文化总体而言在不断向前演进。2000 年以后，中国文化的自信心正在逐步恢复。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并没有充足的自信心。我们不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在向前演进，而是自认为处于歧路或者倒退状态。我们并没有将中国文化放到四大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自我审视，对自己存在的问题认识比较到位，而对取得的进展和相对优势认识不足。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后，在解除了文化上的自我封闭之后，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我们似乎有太多的理由感到自卑。
　　　有一次，一个兄弟从日本回来，对我感慨说：他在日本看到了和服，这就是中国唐代服装的变种。中国的许多唐文化元素保留在了日本，而中国本土倒把这些东西丢得一干二净了，真是太不应该了。
　　　这个朋友的看法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我在许多书刊和网络上读到过类似的观点。有的作者还是著名的专家和学者。
我严重不同意这种看法。
（二十三）
　　　文化的演进规律，有一条就是旋涡型理论，这个名字是我起的，也不知道学名是怎么表述的。其意思就是说，一个文化的覆盖区域，分为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像旋涡一样，中心转得快，边缘转得慢。
中心地区的文化成果，会逐步向边缘地区传播和扩散。中心地区的文化演进速度要远远快于边缘地区。这样，就出现了中心地区业已消失的一些历史文化元素在边缘地区继续保留的现象。这个现象，在世界各大文化中都存在着。
　　　虽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文化通过向西方学习，取得了对中国文化的优势，但即使日本人也承认，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千年历史中，日本文化一直是受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日本、朝鲜、越南以及中国国内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自古都处在中国文化的边缘，保留一部分中国古文化的元素就不足为奇了。比如云南丽江的纳西古乐，被认为是宋代宫庭音乐的民间遗存。比如在文革结束二十年之后，四川偏远山区的村庄，青年还流行穿绿色军装。
　　　现在有人说，唐在日本，汉在韩国，明清在台湾。其实这种看法的所谓依据，不过是某种古文化元素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民间遗存。我不认为一些文化元素就可以代表整个文化的全部，就可以据此认为唐文化在日本，这是极其荒唐的。我们有理由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才是汉唐文化的真正继承人。如果中国今天的文化与汉唐大相径庭，是因为无论汉唐文化也好，还是今天的中国文化也好，都是发展变化中的活文化，而不是文化标本。中国文化在各个历史演进阶段中一脉相承，千古不绝，而且还将与时俱进，继续发展变化。
　　　这个观点也可以解释许多新加坡、香港、台湾的文化现象。比如，新加坡华人葬俗仍然延续了许多中国传统葬俗的特点。也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华优良传统的延续。我倾向于认为，这是边缘地区所残存的
历史文化元素。中国土葬制度延续数千年，有极为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群众基础。建国以后，中国政府进行了激进的殡葬制度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至今在广大农村地区仍然存在不少抵触和斗争。专家学者对殡葬制度改革利弊的争议很多，火葬也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认为，对于中国这种人多地少的国家来讲，当年的殡葬改革还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几十年来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的，不能说周边地区保留土葬习俗就一定更先进、更科学。
（二十四）
　　　看到日本的和装，中国人就会自惭形秽，看到新加坡保留了一些华人生活习俗，又有一些文化精英在那里大发省世恒言。这些现象从根本上讲，是因为我们存在深深的文化自卑感。
　　　一次，我的房子要装修了，我就去家装市场选购建材，我发现橱卫用品啦、瓷砖啦之类的品牌，有 80%都是洋名。一问，发现没有哪家是外国投资的，都是广东、福建的产品，最多也就是有点港资背景。我进一步了解，发现此类产品的生产企业，大都是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起步的乡镇企业。当时中国人很流行洋名，好像一个产品起个洋名就会有大好的销路。但是，中国人起的洋名又显得很幼稚。比如瓷砖的牌子，牌子太多，时间长了记不清了，比较出名的好像有罗马瓷砖、蒙娜丽莎瓷砖、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等等。你设想一下，如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家乡镇私营企业老板，只有初中以下文化，又很想给产品起个洋名，那么上述这些洋名，基本上是他脑
子里的所有外国词汇了。
　　　这只是一个例子。如果兄弟们留心就会发现，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的演变，可以从许多有趣的社会现象来看。
　　　我并不否认日本、新加坡的文化具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如果他们所保留的中国古代文化元素真的有价值，我不反对把这些文化元素再取回来。但是，我们必须保持一个不卑不亢的平和的文化心态，怎样才能做到冷静地审视他们，客观地评价他们，大大方方地学习他们。如果文化自卑心理太重，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弄不好就把狗屎当宝贝拣了回来。
　　　在前面的贴子里我已经聊到，中国人在开放之初，自信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改革开放前 20 年，一直在这种纠结中与外国人打交道。
直到 2000 年以后，文化心态才逐步平和、自信，但目前仍然不够。一方面是还不够平和自信，另一方面是少数人又纠枉过正，变得盲目自大起来了。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
（二十五）
　　　聊完中国文化的“自视”，再聊聊中国文化的“他视”问题，即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我认为总体来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社会，西方文化对于我们的看法，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但依然充满了傲慢与偏见。
　　　我举一个例子，许多美国杂志一提到了中国人和韩国人，经常会把我们与吃狗肉联系在一起。美国人如果提到“吃狗肉者”，基本就
是指的中国人或韩国人。
　　　关于狗肉的问题，我倒是考察过。山东有句谚语：要吃飞禽，鸽子鹌鹑；要吃走兽，驴肉狗肉。可见这四样东西比较好吃。贵州人则说：花江狗肉滚三滚，庙里菩萨坐不稳。狗肉之香连菩萨都动心了。虽然民间有此一说，但据我了解，实际上真正吃过狗肉的中国人是很少的，吃过的人许多年也就是吃一两次。真正爱吃狗肉的人少之又少。
　　　即使吃狗肉这件事确有其事，也犯不着在文化上上纲上线。但美国人坚决以自己为中心。在他们的眼里，狗与猫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天底下竟然还有吃狗肉的人，这实在太不可理喻了，这还有人性吗？其实，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在印度文化里，牛是神灵，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牛在印度可以幸福地活到死。
　　　美国人酷爱吃牛排。他们天天大嚼大啖着印度人的神灵，认为这 是天经地义的，却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竟会吃掉他们的朋友。
　　　美国人喜欢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庞大芜杂的文化用一个符号进行简化。比如中国人吃狗肉——冷酷没有爱心的家伙；新加坡人使用鞭刑——东方式的专制主义；日本人的相扑——新奇而怪异的异族风情，这么小的国家偏偏要搞巨人的运动，也许日本人的心理正像相扑运动员的身体一样变态；印度的玩蛇艺人——小笛子竟然可以让眼镜蛇跳舞，不可理解的东方神秘主义，颇有一点原始的危险刺激。
写累了，明天还有事，改天聊！
（二十六）
　　　上贴说到，虽然中西方文化已经相互“认识”，但总的来说由于西强而中弱，造成了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有许多仰视所带来的偏差，而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则有许多由于俯视所带来的偏差。
　　　在某些中国人眼里，西方什么都好，特别是八十年代有句说法，叫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而在西方人看来，除了中餐味道不错（但是不符合健康标准），其余的中国东西似乎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中国人是潜意识的文化主义者，特别希望别人崇尚中国文化，但是不要以为西方人对中国感兴趣就证明他仰慕中国文化。我楼下小区的影碟，反映南美食人族的片子被借得最多，并不代表中国人崇尚南美的野人文化。人类对异质文化充满了好奇心理，但猎奇不等于喜爱，即使喜爱也不能于崇尚。
　　　由于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再加上实质的利益冲突，使得我们中国人做什么事情，在西方看来都不对，都要批评。美国华人林良多最近发表的诗作《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有一定代表性。这哥们很冒火地质问：“当我们的人口超过十亿时，你们说我们摧毁地球；当我们限制人口增长时，你们又说我们践踏人权。当我们一贫如洗时，你们视我们低贱如狗；当我们借钱给你们时，你们又埋怨使你们国债累累。……”原诗很长，大家有兴趣去搜。诗里涉及的不全是文化问题，但根源在文化上。
　　　在被西方的傲慢和偏见损害多年之后，2008 年 4 月，中国新一代青年终于忍无可忍，他们在世界各地走了街头，事后还出现了四月青年（反 CNN）的网站。这是件大好事。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西方
文化的优势心理是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我们很难通过几年的努力转化其偏见。我们不必过于愤怒，你气死也没有用，每天把自己手头的一份工作干好，让中国一步步继续强大起来才是王道。
　　　近年来中国崛起已势不可挡，许多西方人从实利角度出发，开始重视中国。我打过交道的几个西欧人，他们都是大学教授或者经济界人士，他们的子女里都有学习中文的孩子。他们真心的认为中国是西方之外最重要的国家，下一代人如果学习中文的话，职业道路定会宽阔一倍。但是，遗憾的是，西方从文化上或者说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偏见似乎有增无减，而且中国崛起以后，这种文化偏见甚至进而变成了文化敌视，至少一部分西方人眼里是这样的。
　　　例如诺贝尔奖就是一个典型。除了西方人士之外，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些年的非自然科学类奖项都授给了那些人。基本上都是西方看着不顺眼的国家的反对人士。我给兄弟们介绍一个得诺贝尔奖的窍门，你要是得了就把奖金分给我一半。那就是，你写文章抡圆了大骂中国的政府。不管中国干什么，你都上纲上线地写文章论证其谬误，对坏事，你就论证必然性，对好事，你就论证这是政治工程，是损害多数人利益的，是损害环境的。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骂下去，如果运气好，你很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你不幸是一个文盲或者像楼主一样的懒隋，不会或不想写文章，那也没有关系。你就坐飞机到欧美各国去，下了飞机到处走走，看到人多的地方，就坐在地上脱了鞋破口大骂中国。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骂下去，如果运气好，你很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这两年，某个实行西式民主制度的穷国，出了一个所谓穷人银行家，给农村妇女放了几笔代款，就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仔细调阅了资料，我认为，他这个弄法基本上是流于面子的，实际上对于改变当地农村几乎令人绝望的贫困现实，作用是九牛一毛。相当于一个人痛得要死了，你去给他按按肚子，再说几句安慰的话。要说对农村的贡献，中国的农村改革才是真正惊天动地、触及根本的改革，中国这三十年的农民脱贫致富才是全世界扶贫最大的成绩。然而，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奖，在那些评委的意识形态的眼里，中国的成绩永远一文不值。
　　　我常想，中国不需要这些奖项。因为我们的发展成绩不需要用这种已沦为无厘头的奖项来证明或者评定。他们有什么资格评价我们！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09
（二十七）
感谢兄弟们的回贴，感到有必要回复几句话。
　　　我不是现有秩序的维护者。我只是想对中国三十年的发展进行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解释。有兄弟指出我回避中国的社会问题，那倒不是。有关社会的负面问题，我的贴子里已涉及到，今后谈论经济问题时一定会涉及更多，有的观点会很尖锐。中国的问题是有的，成绩也是有的。我们不能否认发展成绩。中国崛起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福祉，这一点，身在海外的人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
　　　至于中国存在的问题，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分析。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兄弟们，我的思想曾经相当偏激过。因为工作原因，我对
中国负面的东西看得太多，比一般人要多、要深。我就是下岗职工的儿子。参加工作以后，因为工作关系，我多次现场目睹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的闹事。我专题调查过患职业病的农民工群体。我在吃不起饭的城市贫民家里听他们哭诉，和他们一起哭。我近距离了解过一些腐败案。我在农村的亲友因为没有病保，临死都在计算着医药花费。
　　　所以，在 2006 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思想相当悲观。例如，如何看待中国发展的问题上，章家敦认为中国即将崩溃，我比他还偏激，我当时认为不是“即将”的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讲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早已彻底失败。直到 2006 年以后，特别是 2008 年以后，我的思想才开始逐步转变，开始更平和、更全面、更客观地看待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原因有很多的，一言难尽。我认为，全面客观的看问题，不是向社会丑恶现象妥协，而是为了更有力的批判和解决问题。
　　　也正是由于这个心路历程，我基本能够理解不同观点，对于本楼中回贴骂人的哥们也可以理解。我有个朋友，堪称精英中的精英，那是逢中必批，认为只有用西方先进思想撤底改造中国人，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俩很容易争论，就索性见面只谈论天气和相互推荐馆子。但是大家仍然维持朋友关系，我虽然不同意他的很多观点，但承认他是一个有公德心、工作认真负责的好公民，至少他能不随地吐痰和经常献血，这令我很汗颜。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文 G 的问题。文 G 对于打破中国农村千年一贯的一潭死水、一盘散沙式的局面，应该说有一定作用，但是我们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所以，我没有为它翻案的意思。这个问题中央已有
历史结论，应该说这个结论基本上符合事实。
　　　我认为文G 是中国的一个悲剧。什么叫悲剧呢？我念大学时突然对文艺产生了兴趣，就突击研究了一顿，还整了篇论文，结果论文被校刊编辑很英明地枪毙掉了。记得在这篇论文里，我给悲喜剧下过一个定义：“好人办了坏事，就是悲剧。坏人办了好事，就是喜剧。至于好人办好事、坏人办坏事，无论结果多么好或者多么坏，都算不上喜剧或者悲剧，都只能算是正剧。”文 G 就是这样一场悲剧。从上到下，绝大部分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最后办了一件大坏事。究其原因，他们是想破旧立新。但是，他们认为的“新”实际上根本不算新，或者说没有什么可立性，立不起来。结果就是，大家用封建的方式去反封建，用孔子的思维去反思孔子，用孔子的语言去批判孔子，旧的东西打着稀烂，而新立起来的东西基本上属于老黄瓜刷绿漆，最后造成了短时期的文化困境。
（二十八）
　　　既然说到文 G，顺便就聊聊文化的延续性的问题。近年来，关于中国文化有没有出现断裂的问题，有许多评论和文章。有论者认为建国前后出现了文化断裂，有论者认为文革前后出现了文化断裂。
我的看法是，中国文化没有那么容易就断裂。
　　　从中国文化两千年发展的大脉络来看，它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一路走来，比文 G 更大的风雨有的是，如果真的那么容易断裂，早就断裂一百回了。无论是建国也罢，文 G 也罢，对中国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
响（正面或者负面），但是中国文化是世界最大的原发性文化之一，它深植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不是你想灭就能灭的。只要 13 亿中国人在，中国文化定会生生不息，顽强地适应环境向前演进。
　　　要具体来说，我还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举个例子吧。文物古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从古迹的兴废，也可以通过一个侧面看看文化发展脉络。许多人指责，文 G 破坏了大量古迹和文物，这个指责不错。事实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把中国古迹损失全算在文 G 头上，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喜欢收集网上的老照片。从老照片来看，实际上在清末，中国各地的古迹已经是破败不堪了，一些古迹已经完全毁掉。我再结合一些历史材料分析，总的判断是：中国古迹在明末清初战争中遭到严重损毁，在康、雍、乾三朝时期得到了大量恢复和新建，达到鼎盛。道光年间是清朝转衰的转折点，也是文物走向衰败的转折点。从 1840 年至 1911 年，经六十多年的内战外战的破坏，再加上政府无力维护，到民国初年中国古迹文物已经是破烂不堪。接下来，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和日本入侵，进一步加剧了文物古迹的破坏。例如，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掩映在湖光山色之中”（鲁迅语），最后倒掉了。又例如，梁思成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民国时期的古迹照片，可以生动地看到当年的破败情况。有兴趣的兄弟可以读读梁思成写的《中国建筑史》，专业性不算强，很容易懂，有趣。同时，中国文物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大量外流，现在欧美博物馆里汗牛充栋的中国文物，大都是那个时期流失的。我
一参观就郁闷。比如唐太宗墓前的浮雕昭陵六骏，我巨喜欢，那它当电脑桌面。可惜其中有两组浮雕在民国初年被盗卖给美国人了，现在在美国宾州博物馆藏着呢。有台湾人说，大陆政府把古迹破坏光了，这不符合事实，我们是有责任，但当年中华民国时期的责任也不小。
　　　总体来说，中国古迹文物的全面灾难期是 1840 年至 1949 年的一百年间。建国以后，国内古迹特别是著名古迹得到了保护和修复。文物珍品一百多年的大量外流的局面得到了有力的扼制。中间也出现了反复：一是建国以后的建设当中，由于重视不够，部分古迹被拆除，例如北京城墙。二是文革破四旧运动破坏了大量文物古迹，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但总体来说，建国以后中国的文物古迹在逐步向好。特别是 1979 年之后局面的改变是带有根本性的。
（二十九）
　　　我有个朋友在某县当副县长。前年在一起吃饭时，他提到，他们县有一个历史名胜古迹。可惜这个古迹在文 G 中毁掉了。一些人大代表提议希望原址重建。但是也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认为制造“假古迹”是劳民伤财，他为此比较纠结。
　　　我给他从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个问题。一是假古迹的问题，二是劳民伤财的问题。
　　　关于假古迹的问题，我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现存的大量古迹，大半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古迹的一个特点就是，乱世毁坏，盛世重建。比如，现存的许多古迹都是明末毁于战乱、清代康乾年间
复建的，我们因而得以拥有这些古迹，文化得以薪火相传。大规模修复文化古迹，是中国历代步入盛世的一个明显标志。因此，我认为不存在什么“假古迹”问题。你现在修好了是新的，留给子孙，再过几代就是古迹了。康乾年间复建的许多古迹当时都是新的，油漆味比较重，看上去是个“假古迹”，但今天它们已经成了所在城市的无价之宝和文化遗产。但我建议他多咨询专家的意见，慎重一些，把古迹修好，别给整成一个不伦不类的商业建筑。
　　　二是劳民伤财问题。我认为，从文化的角度来讲，重复古迹是有必要的，也是我们对文 G 错误的弥补，让我们的子孙幸福地拥有这些名胜古迹。但是，目前中国还不富裕，倒是有必要统筹考虑，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如果县上的教育、医疗、社会救济缺钱，不防先把这些钱用到老百姓身上要紧，等宽裕了再重建古迹也不迟。我还打趣地对他说：把钱用来重修古迹是一个中策——不如用到教育医疗上，但是也比被你们这些当官的吃了喝了要好。
　　　一年以后，朋友告诉我，古迹重建开始了，但政府没投钱。他们叫一个房地产商负责重修工作，交换条件是给予他优惠的配套商业设施的开发权。这可能也是个办法吧。希望他能把事情办好。
　　　总体来说，如果说 1840 年至 1949 年是“下行通道”，在 1979 年之后文物古迹保护则进入了“上行通道”。全国的重要古迹都列入了全国和省级保护单位。特别是近几年的几批国保单位，覆盖面急剧扩大。大量已毁弃无存的文化古迹得以重建，重放光彩。例如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鹳雀楼等著名楼阁都是建国后重建的。
　　　我认为，新中国 60 年来，对中国文物古迹的保护、继承和发展，远远大于破坏。而且，中国正在以空前的力度创造大批新的名胜，像三峡大坝，像鸟巢，不胜枚举。我日夜忙碌工作的这个时代，能够创造大量物质和文化财富留诸子孙，本人深以为荣。
困了，改天再继续聊文化的延续性问题。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10
（三十）
　　　兄弟姐妹们好，接受批评，从此改全称呼。这两个死忙，没时间更新贴子，打开一看还在头一页上呢，很感动哈，谢谢支持。看到有兄弟姐妹在讨论“没有正常的理智的国家会选择与你同路”一句的意思。这个问题，我本来想在从经济角度分析中国崛起的部分里要详细论述，但是大家既然提到了，我就先插一个贴子，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吧。
我的总的看法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朋友。
　　　这个困境不是因为中国那件事做得不好，而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的追赶者的困境，其实也是任何一个在“世界第二”位置上国家的困境。
　　　中国目前从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都已经跻身为世界第二。从军事角度上讲，目前正在急速赶超俄国。我有一个哥们在军工集团工作，他是学电子机械类的，他曾与俄国专家谈判过。他认为，目前，俄国除在少数军事技术领域领先外，多数领域对中国的优势已经不明显，或者出现了中国反超现象。他认为，中国在军事技术领域全面超过俄
国只需再要 15 年左右。军事进步归根到底，是拼的国家经济家底，俄国这二十年主要是在吃老本。我不知道他这个判断准不准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目前处于世界军事老三的位置，距第二的距离正在快速拉近。再加上政治、外交等方面，把各方面综合起来总体看，中国目前的世界第二的位置是可以确定的。
　　　中国这个世界第二的位置，不是一个已经稳定的结构，不是英雄排座次的最终结果。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排名，因为中国正在快速地追赶世界老大。这就使中美之间存在许多不可回避的利益矛盾。中国只要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就现实了总量超越。而美国一旦失去了全球 GDP 第一的位置，则世界格局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变化。而这个变化将到底最后变化成一个什么样子，美国不知道，中国也不知道。这种不确定性，就会引发各国担忧，担忧则会引发抵触，这个问题我在前文中曾以气候变化为比喻论述过，就不再多讲了。
　　　中国为什么不会有朋友？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假定一个单位，一把手是局长，二把手是年轻的副局长，如果这两个人发生了矛盾，单位里面的人会怎么办呢？很显然，一个在既定格局中处于既定的中心位置的一把手，在斗争中肯定处于优势，他掌握更多的权力资源，他有更大的胜算，仅管他年轻较大可能会先于副局长退休，但是他完全有在退休前打垮副局长的能力，致少他有能力不放副局长接班。单位上的绝大多数人会站在局长一边。一些人至少会选择中立。正常的、理智的人一般不会选择与副局长联手与一把手对抗的。谁会成为副局长的同党呢？那就是与局长有仇的人。他们因为某事得罪了局长，反
正没有好日过，所以才会站在副局长一边。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没有朋友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谁处在中国 的位置上，都会面临这个困境。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苏对抗的时 候，如果论当时的中国自由人权状况，比现在可差得远了，但美国依 然决定与中国结盟，尼克松不远万里去访问一个没有建交的敌对国家。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中国不是老二，甚至说连老三、老四也算不上
（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所以，美国要拉拢我们。军迷的兄弟都知道，八十年代，中国需要军用直升机，美国毫不犹豫地把最先进的黑鹰卖给了我们几十架，这些飞机现在还是陆航的王牌。但是当苏联解体以后，中国成为老二，再想买几个飞机零件都难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中国所处的国际位置，是当年的苏联的位置；今天的印度如鱼得水，得到美欧的狂捧和慷慨军售，是因为他处在了中国七八十年代那个被人拉拢和利用的位置上。如果哪天中国真的崩溃了，印度变成了老二，那他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肯定会被美国收拾。这个与意识形态无关，这是现实利益。当然意识形态可能加剧或减缓冲突，但无法改变利益冲突的实质。
　　　话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指出一点：副局长的同盟军是不稳固的。大家不要以为朝鲜、巴铁、缅甸、伊朗是我国的钢铁同盟，他们今天跟着中国，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跟美国，而是因为由于历史恩怨无法去跟美国，美国不要他们。朝鲜咋咋乎乎的，挣弄出一些危险悬乎的事情来，他是想迫使美国与他签定和平协定，承认金氏政权并保证他的安全。什么叫保证安全？说白了就是不打他。因为现在朝鲜半岛仍然
没有签订和平协定，是处于停战状态，也就是朝鲜战争还没有正式打完呐。朝鲜不是不想跟美国，是美国的条件他无法接受。美国说要谈也可以，但你先要这样那样。如果朝鲜不这样那样，美国又实在无法收这个小弟，国内舆论不答应，另一个小弟韩国要跳的。这就如同局长副局长那个例子。副局长想从局长的阵营里面拉个人，是非常困难的，真要拉成功往往要出血本。而局长想拉副局长阵营里的人，很太容易了。局长出面，把他叫到办公室，给他泡杯茶，亲切地谈谈话，对他说，以前的冲突都是误会，一切都过去了，你小伙子条件不错，好好干，我保证一年内提拔你当个处长。大家说说看，这个人会不会反水？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是我们的中国关系好的国家，随时可能背叛我们倒向美国，这不是主观感情问题，这是客观现实和客观利益问题。
　　　总而言之，这就是世界第二的追赶者的困境。这是客观现实。中国如果放弃竞争、自废武功、甘于平庸，那么可以马上摆脱这个困境，但是中国不会这样做，不能这样做，历史也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子孙后代也不会原谅我们这样做。那么，我们怎么摆脱这个困境？很简易，一句话，当我们成了世界第一的那一天，我们就彻底摆脱这个困境了！
　　　我不否认，在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老大”当中，美国这个老大当得相对来说还算最不错的。美国对中国，虽然双方矛盾冲突很多，客观上说总体也还算是不错。至今为止，美国没有用当年对付苏联的那一套冷战手段来对待中国。当然这也不是因为美国仁慈，美国这个选择在经济上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而且中国也没有像苏联那样在国际
上横行霸道，所以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很难下决心对中国发动冷战。他当时也没有料到中国会发展那么快。我对美国没有恶意，但世界第一只有一个，中国人不会放弃追赶和超越的。以后我在从经济角度探讨中国崛起时，还会从各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总之，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崩溃的危险随时会存在。就想负重爬山一样，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但是勇者不会放弃不前，因为——无限风光在险峰。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10这两个死忙改正为这两天死忙
很太容易了。改正真太容易了
　　　发完贴看了一下，晕啊，写得太快，写完就发了，错字太多了，对不起！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10
（三十一）
　　　记得 1980 年代初，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和爸妈一起住在单位家属院里。当时这个红砖平房院子是全城最新的房子。我们的家俱都是新的，是我爸用木头自己打出来的。我当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回到我爷爷家。因为爷爷家住在旧城区的老街上，家里有许多旧抽屉和包着铜皮的旧箱子，落满了灰尘，但是我总能从里面翻出一些古老的好玩的东西。
　　　如今，我安家在一个距父母很遥远的城市。我买了一套三居的房子，买了自己喜欢的新家俱。每年过春节的时候，我带着老婆孩子回
到父母身边。我突然发现，原来记忆中又新又大的家俱，变得又破又小。里面放着我在 20 年前用过的课本，都已经落满了灰尘。我的三岁的儿子，正忙着从这些老抽屉老柜子里面寻找他喜欢的宝贝。时光如梦，一时我很恍惚，突然间仿佛是第一次发觉，自己早已奔四，父母已经是头发花白的老人，而最疼爱我的爷爷早已在 1992 年永远离我而去。
新和旧，总是相互更替的。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则是明天的历史。
　　　世界文明古国中，埃及、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兴起，要远远早于中国（这个必须承认）。四千多年前，无数金字塔耸立在尼罗河边的时候，中国尚且处于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当时的社会形态是原始部落联盟。而当埃及、巴比伦文明逐步沉寂，隐入茫茫黄沙之际，新起的中国商周文明开始勃兴，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时间转到明清，当北京、西安、成都、洛阳等中国城市以斗拱飞檐展示两千年文化沉淀的无比厚重的时候，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财富正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积聚，创造出崭新的、生机无限的城市。如今，当年工业革命时期的新建筑已经变成了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迹。当我们漫步在伦敦、柏林、巴黎街头，一眼望不到边的古色古香的建筑群令人惊叹，雍荣华贵而又暮气沉沉。此时，中国城市却处处散发着崭新的时代风采，一日千里地创造着新的历史。
　　　我在前面的贴子里说过，我曾经是一个听说某处古迹被毁就遗憾不已的文化愤青。然而，在进入而立之年以后，我对文化演进有了新
的认识和更为平和的心态。虽然我支持一个当副县长的朋友修复毁弃的古迹，但我更加倾向于认为，虽然我们必须继承历史，但中国文化是一个活的发展过程，努力开创属于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新文化，远远比回顾和捡拾过去的历史更为重要。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11
（三十二）
　　　在中国远古时候，人们把龟壳作为神圣的祭品。但庄子老先生对别人说，如果他是一只乌龟的话，他宁可在温暖在太阳底下，拖着尾巴在泥坑里打滚，也不愿给人拿去做祭品。
　　　我热爱中国文化，我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个伟大而灿烂的文化倍感荣幸。但我要说，我是一个眼睛向前的文化主义者。我认为，如果要牺牲发展去保护文化，最终会让中国文化变成一个神圣而没有生命的祭品。我更愿意拥有一个生机无限又泥沙俱下的中国文化。仍然是小平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就说说拆迁这个例子吧。
　　　虽然很可能有兄弟有不同意见要拍砖，我还是要对近二十年的中国城市拆建唱唱赞歌。不错的，由于国家现行的土地政策，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进行绝对垄断，造成了政府在拆迁中搞到了巨额土地转让收益，而且引发了官商勾结。房价高，根本问题是地价高，地价高，根本问题是政府土地转让利益格局，甚至已经形成了积重难返的土地财政。所以指望各地方政府去降房价，无异于与虎谋皮。今年中央关于经适房、廉租房的强制性政策，执行结果还有待观望。总之，房市
的社会博奕肯定会要你死我活地进行下去。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我不想回避问题。但是，从整体而言，我仍然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近年来的中国城市建设成就。
　　　我老家在北方一个中型城市。我爷爷奶奶的家在老城区。那里是元代以后沿京杭运河形成的一片老城区，低低的砖房一座连一座，小巷子很曲折，多如迷宫，机动车进不去。那里有我美好的童年。但是，住在这个老城区也相当痛苦。民房之间的宅基争端特多，几乎家家都有，我家还跟邻居打过一场硬仗。住宅很老旧，都是 10 至 50 年历史的砖房和土房。一下雨，水就滔滔不绝往家里灌，于是全家就用脸盆抗洪抢险。没有办法，就把院墙用土垫高，结果你垫我垫大家垫，越垫越高，都想以邻为壑。有的人家院子比屋里的地面高一尺，踩空了要摔个鼻青脸肿。下完雨，房顶又漏了，我老爸爬上房顶去修，我提心吊胆怕他滑下来。家家是打压水井，压水井经常坏，一修就弄个一身泥。冬天冻住了，我要先往里面灌开水。各家的煤球炉子那个烟就更是不用说了。2000 年，这片城区拆掉了，我家老房 150 平方米补了 25 万。应该说不算多。但当时房价便宜。我们可以按 2000 元一平
方米的价格回购新房。盖起 6 层楼的居民小区以后，由于爷爷已去
世，只剩奶奶一人，就回购了 70 平方米的一套二居，暖气、煤气、自来水一应俱全，老人生活大大方便了，生活质量也大大提高了。应该说，90%的老百姓都很满意的。
　　　我对现在活跃的那些古城保护专家持有慎重的理解态度。说慎重，是因为我认为保护有一个度的问题。而且我发现这些专家自己基本上
都住在现代化的小区里面，没有哪个住在老城区的大杂院里。是的，旧城是文化传统的根，旧城区必须保留有代表性的部分地区。是的，旧城显得有文化感，文化界精英们去进行艺术创造会很有灵感，如果能再找几个裸模去拍照，青春的身体和斑驳的老墙形成鲜明的对照，那真是太他妈有文化了。但是，你文化完以后，就开车回高尚小区坐电梯上楼洗洗睡了。但有的人要永远住在潮湿酷热的平房里，半夜再有条大蜈蚣掉在枕头上！
　　　搞科学研究是好的。但是以“被人研究”的地位参与科研工作就不太妙了。文化是好的，但是把别人的落后状态作为文化进行保护，然后去欣赏和消费就不太妙了。这简单是个道德问题。总之，我认为，虽然文化有种种，但是生机勃勃发展中的活文化才是最可爱、最感动人的。
（三十三）
　　　文化的延续问题，我想，延续这个词本身就说清楚了。延是对历史的继承，续则是对未来的开拓。如果没有续，就无所谓延。尚书说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原文是这样吗？呵呵）
　　　对于传统文化，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过度开发的问题，另一个是过度保护的问题。中国建国前主要是对文化过度保护的问题，虽然民国时期西风东渐，但主要影响还是在大城市和少数知识分子中间，广大民间仍然具有相当强的保守势力。在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区的众多国家，今天仍然处于这种过度保护的保守状态。建国以后，政府
本着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剔其糟 粕的思路，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强力的、甚至是激进的改革。特别是文 革中不分青红皂白的大破四旧，使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改革 开放以后，事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些拆迁项目将传统历史文化区 域进行了过分改造，因此我们存在的主要问题应该是过度开发问题，但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也有过度保护的倾向。这两个问题都应当警惕、纠正。
　　　这两个问题，不独中国有，世界各国都有。英国现在是一个“古老国家”了。到英伦大地走一走，从大城市到乡村小镇，从国家面貌上讲，英国再也不是十七、十八世纪那种英姿勃发的新兴国家形象，倒是很有一些老气横秋的感觉。英国人对每一栋老房子都精心保护，导游总喜欢对外国游客说，这片街区建于十八世纪中叶……。许多中国人到了英国，惭愧得恨不能立马抽自己两个耳光：看看人家的历史文化保护！但我在英国就没有这个感觉。英国的老式房子总体很美，但采光不是太好，门洞阴森森的，不如住在新式连排小区里舒适。反正我只愿意下午没事在这种老房子里喝一杯红茶，打死我都不愿安家住在这里！我认为这种房子留一些有代表性的街区就足够了，可以进行适当的改建和开发，没有必要全国范围大保护。伦敦的交通情况很不好，许多世界知名建筑前的街道窄得车辆只能单行，估计明年奥运会的时候够他们喝一壶的。其实只要拆除一面的临街房屋，就可以把单行道直接改成双向八车道。当然不是全都拆，在一些关键的路段和卡脖子路段应该考虑这样做。喜欢英伦风情的兄弟们可以拍砖，但我
个人真的就是这个想法。我认为文化首先是让人享受而不是让人难受，一个国家应该首先是一个舒适的家园而不是一个大号的博物馆。
　　　在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区，情况比英国又不知严重多少倍。人们不能做的事情实在太多。这个问题，我看最近国观的贴子这方面的话题挺多的，我就不再论述了。其实在中国国内，传统文化力量过于强大的地区，也存在过度保护的问题。例如藏传佛教信众较多的地区，我的一个朋友满心希望地去投资开发矿山，结果回来叹气说这事不好干，那里的人倒是挺好，但到处都是神山、神水、神湖、寺庙、经幡、尼玛堆，多得一塌糊涂，挖什么一不小心就犯了讳，要这样下去经济不好发展。
　　　王朔当了作家以后，连居委会大妈都说全北京的流氓都转业当作家了，但我还是比较同意朔爷的一句粗话：当作家你就要搞文学而不是被文学搞了！
（三十四）
　　　我读过的书里面，至少有几百句名言曾让我深深折服。但是，有一句名言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它彻底改造了我这个文化愤青。这句话帮助我就事论事该咋咋地的过着每一天，淡定如归地度过人生。这句话很简单，很朴素，但它对于中国左边右边的教条主义者、甚至世界其它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者们，绝对能够振聋发聩。这是老子在两千年前说的一句话：
——无成则无毁，有成必有毁。
　　　是的，人们曾经多少次真诚地自认为找到了永恒的真理，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而已。花开花落，月圆月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一个新的事物诞生之日，我们无法对它的将来做出任何预测，只有一点绝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必然有一天会消亡。天安门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象征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它已有六百年历史，但是在它诞生之前，雄汉盛唐的中国没有天安门，但那时中国人依然精彩。我现在虽然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拆除天安门，但我知道，总有一天它会从中国消失。这就是老子告诉我们的根本规律。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文化，就更容易理解和支持让中国文化向前发展，而不是抱残守缺。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任何一种制度和体制，都有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发展过程，怎么可能用一种制度来宣告《历史的终结》呢？一种制度的消亡，不是历史的结束，而是历史新阶段的开始，新的发展中就包含了历史的元素。
　　　网上有一个贴子叫做《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里面讲到的西方文明的阴暗面都是事实，但是，西方文明是一个伟大的现实存在，它真的不是扯淡扯出来的。海外台独分子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吃人史，把历代“人相食”的史实收集起来，企图丑化中国文化已实现其政治目的。这本书中讲到的中国文化的阴暗面都是事实，但是，中国文明也是一个伟大的现实存在，不是几个小丑就可以一言抹杀的。这两个例子的共同点是以偏盖全。做为延续几千年的巨大的文明，不可能没有阴暗面，但同时也有光辉灿烂的一面。如果你只找出一面的例子就企图对这么大的一个文明做定性，显而易见是站不住脚的。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我所钟爱的中国文化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许在遥远的未来，在天下大同之时，中国文化会走到自己的历史尽头，消融在一种全新的人类文化当中。但是，今天，我们的任务仍然是眼睛向前，坚定地去发展中国文化。
　　　我小时候背诵过贺敬之的长诗，有这样的一句：举红旗，天地开，史书万卷脚下踩。虽然这首政治口号诗的本身不足称道，但今天的中国人确实需要这种精神。
（三十五）
　　　有西方论者认为，人类的国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民族国家，另一类是文明国家。前者是基于一个民族，而后者是基于一个文化。人类正是沿着部落——部族（或者称部落联盟）——民族国家——文明国家的路线在向前发展着。
　　　奇怪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超越了民族国家而直接形成了文明国家。这个特征是解释汉民族之所以能够成其大的根本原因。在先秦时代，周天子分封诸候，天下有华夷之分。与西方民族观念不同的是，我们的祖先，始终以文化而非血缘来区分华夷。也就是说，东夷南蛮西羌北胡，只要是接受了周文化，遵守向征着周文化的礼制，它即被视为华夏；而周室宗亲所建的邦国，如果不守周礼，它即被视为狄夷。这样，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因接受华夏文化而融入中国，南方的楚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再加上汉字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可以在不同语言的人群中通用（日本朝鲜越南使用汉字直到近代），使华夏文明远
播四方。公元前 221 年，秦灭六国，车同轨、书同文；汉并天下，废百家，尊儒术。从此，中国这个巨大的文化统一体再也不可分割，中国文明在东方崛起，闪亮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
　　　——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国以其巨大的体量，在世界诸国之中鹤立鸡群，遗世独立。中国与罗马帝国、孔雀帝国、贵霜帝国、阿拉伯帝国、波斯帝国、莫卧尔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蒙古帝国、沙皇俄国、大英帝国有着明显的不同。那些帝国都是以武力征服而立国，而中国则是以文化征服而立国。在这些帝国当年庞大的辖区之内，至今仍然存在着许多个民族，这些民族拥有不同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而在古代中国势力范围之内，一个人不论他是什么种族，只要他使用汉字并尊崇汉文化，就被无条件地接受为华夏一员，绝不会因为血缘而受到任何排斥。今天的汉族之所以能够成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第一大民族，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今天的汉族，实际上流淌着中华大地诸多古老民族的血液，但是中华文化把大家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深深自豪。中国文化与涵盖欧、北美、南美、大洋洲的西方文化几乎是等量齐观，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百国之和。在中国文化的内部，京派文化、海派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河洛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江汉、湖湘）、吴越文化、岭南文化、徽文化、闽文化、滇文化、陇右文化，争齐斗妍，各有千秋，但又是高度的统一体。一个山东人或者河北人，虽然他几乎听不懂广东话和湖南话，但他绝对认为自己和孙中山、毛泽东同属于一个民族。这就
是中国文化的力量，让如此广阔的土地、如此众多的人口拥有如此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在中国文化的凝聚下，我们祖先迸发出惊人的力量。汉代的中国人，有人持节北海，有人凿空西域，有人封狼居胥，有人勒功燕然，有人唯愿马革裹尸还。唐代的中国人，不用多说，就凭李白信口一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华夏气度，空前绝后。明代是中国人最硬气的一代，洪武永乐两朝，北出大漠，千里寻仇，永乐帝驾崩在北征途中。我同意《明朝那些事儿》的看法：“大明，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御国门，君王死社稷，为子孙后代所景仰。”清代，中国皇帝是汉化的满族人，康雍乾三朝，从爷爷到孙子接力抡圆了暴打称雄中亚的准噶尔汗国，拓地万里，恢复汉唐故土。清朝后期割地赔款，但是由于前期狂赚了大堆筹码，虽然连输几把腰包仍然比较殷实。
　　　我们要感谢汉唐明清的中华祖先们。在那个奉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古代，在每一次民族危亡无情降临的时候，在无休无止你死我活的民族生存竞争中，是他们，抛妻别子，高歌出塞，横槊千里，碧血黄沙，先后彻底撂翻了人类历史上最强悍的三个马上民族：匈奴、突厥、蒙古，给我们这些小孙孙留下了今天的万里河山，让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一遇到危险时可以抱头鼠窜回家。
　　　今天，我们不能光在摇滚乐中唱着梦中回到唐朝。虽然中国问题是如此之多，许多问题甚至严重到了可能会催毁我们的程度。虽然我们内部有着这样那样的争议，但是，我们这一代人要有这个决心，开
创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华盛世，让子孙后代像我们回望汉唐一样地回望我们。虽然每向前走一步都可能是失败，但是历史已到路口，我们别无选择！
天佑中华。
（文化部分，想说的终于全部说完）
　　　一口气写完就发了，回头一看忘了一句，中华民族包括五十六个民族，大家都是中国文化的一员。中国的历史也是大家共同缔造的。不要引起误会哈，呵呵。
困了，休息！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12
（三十六）
兄弟姐妹们，中秋好！
　　　我仍在出差旅途中，不能回国过年了。每逢佳节倍思亲。能在楼里收到这么多问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回贴中多有高见，我已受教了，不能逐一回复，请原谅。回贴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比如中国人口问题、人民币问题、苏联经济问题等等，都是重大的经济命题，以后的贴子里将会谈这些问题。由于写得挺嗨，有些词可能用过头了，兄弟批评的都对。只有一个问题我想正色声明：本人不想加入外籍，不想拿绿卡，也不想久居国外，明年任务一完成立马回家抱儿子去。我自认为不是那种站在国外说国内、站着说话不腰痛的闲人。
贴子现在进入“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崛起”了。今天，坐在飞机上，
我看着满天的云，心思和云一样乱。一个超级懒人，偶尔发个贴，发现竟然有人跟贴，一时受宠若惊，就一路写下来。如果说文化是无所不在的、蕴含于一切领域的，经济则同样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就是这个意思。但经济还有一样与文化极为不同，就是文化是形而上的，经济则是实打实的。写诗是好是坏，大家可以争议；做生意是赔是赚，连傻子都一眼便知。所以，说文化可以瞎摆划，“谈空说有夜不眠”，而说经济则很难这样去蒙。我是一个喜欢思考的懒人，在以往的日子里，偶然思有所得，又懒于提笔记录，那想法就如长河浪花，一闪而逝，现在打破脑袋也想不起来了，空对逝水，比较茫然。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完成这个贴子。
　　　好在这是“漫谈”，不需要严密的理论体系。我将继承和发扬前面 8 万多字的没边没沿胡说八道的优秀品质，欢迎兄弟姐妹们积极理性地拍砖和证伪，以免我遗害网民。
　　　记得前面的一个贴子当中，我曾谈到过，今天的经济学论文都变 成了数学论文了，还很讽剌了人家几句。其实，这主要是我自己心理 阴暗的原因。应该说基于大量计量数据的经济学研究，使传统经济学 走向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面对大量的圈圈线线加方程式的经济著作，我如果抡圆了往死里看，估计也能看明白。但问题在于我很懒。当年 读书的时候，我一直用哪个哲人说的“世界上的真理都是简单的”这 句话自我解套，一口认定那些复杂的东东都不是真理，于是心安理得 不去攻读。做毕业论文时，虽有名师指点，却连一个什么模型都建不
起来，索性写了一篇先秦诸子著作中的管理伦理学思想研究，才把证书混到手。
　　　所以，下面的贴子里，我还是漫聊闲摆，绝不用我最头疼的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兄弟姐妹若能回贴赐教交流，我更高兴。大家能有一见之得，能有一言相互启发，也算是没有白给电信交上网费啊。
　　　总之还是那句话，我胡说，您胡听！劝君莫笑荒唐语，只当秋坟听鬼唱。这一句把楼里的姐妹吓跑了，哈哈。
这个贴子算是闲话，我们进入经济部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12 @秋雨笛风 2011-09-12
　　　另外感觉中国社会近年感觉越来越乱，每天门户网站总有那么多令人发指又无奈的丑陋或者悲惨的事情，关注多了难免悲观。还有近两年的愈演愈烈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以及国家的强力维稳，似乎社会矛盾以及激化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然后就是贫富分化问题。希望楼主能在以后的帖子里谈及对这方面事情的看法。也许是由于我涉世未深或者阅历尚浅，总觉得这样的发展难以为继。楼主却很乐观，也许是应该乐观点。
　　　谢谢你的支持。我会在谈经济问题时有所涉及的。目前的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都有深层次的经济原因。经济原因的根子在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奕，各方的起点和权利都存在严重不对等。这就使弱势群体无法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再往深里挖，根子就是平等问题
和民主问题。
　　　我在前面一篇贴子里谈到，我曾经是一个极为悲观的人。可能比你悲观。但是，我觉得悲观无趣，悲观无益，悲观无用。我们应该看四个方面，一是近年来的巨大进步；二是仍然存在的严重问题；三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条件和现实可能；四是解决问题中存在的顽固阻力。这些问题的主要方面还是经济利益问题，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
　　　不多聊了，下面的贴子里我会知无不言的，但水平有限，请你多多批评指正。再次感谢兄弟了（或姐妹）！
（三十七）
　　　对于任何一个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而言，第一次接触经济学知识应该是在初中和高中的思想政治课上，有专门的一大部分内容叫做政治经济学。如果上到大学，也有类似课程，内容更深。考研也要考这个内容。
　　　很不幸，我高中时就因为这个课，令我的老师很郁闷。情况是这样的。老师讲政治经济学那段时间，正值九十年代初小平南巡以后，中国经济过热，我们校门口的烧饼价格，从两角钱一个涨到了一块钱三个，严重抬高了我的早餐开支。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思考的好学生，于是乎就对商品价格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老师这样教导我：商品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由于劳动者干活速度有快的也有慢的，所以
价值由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决定。这就是一头斧子换两只羊的道理所在。
　　　我去问：为什么同样的斧子和羊，平时是一比二，当缺肉时会变成二比一呢？老师告诉我：价格虽然由价值决定，但它会受市场供需影响而上下波动，这个波动以价值为中心，不会偏离太远。
我又问：假如生产一口水缸需要 2 个小时，那么现在我再给它追
加 1 小时的无差别人类劳动——我花一个钟头把它砸在许多小片，那么为什么水缸价格为什么增加，反而没有价了呢？老师告诉我，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你把人家的使用价值砸没了嘛。
　　　我又问：校长和校办主任的工资差 30%，他们两个的无差别人类 劳动是怎样在工资中体现的呢？为什么是 30%，而不是 40%或 20%呢？ 花 10 年发明一个专利可以值 100 万元，若研究 9 年便放弃了，这 9 年的人类劳动是不是没有价值了呢？自然天成的风景没有凝结任何 无差别人类劳动，为什么要收门票呢？门票是商品价格吗？为什么刘 德华打广告可以挣 100 元港币，而我倒贴钱人家都不要我呢？如果劳 动力存在差异，那么我和刘德华两人的劳动力价值和价格是怎样决定、怎样衡量、怎样换算的呢？老师想了半天回答道：你这不是想跟我抬 杠吗？
总之，我就是这样一头雾水地开始了对经济现象的观察。
　　　等我上了大学以后，正值九十年代中期。那时，小平南巡已经过了几年了，中国已经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导向。既然实现经济转轨，经济学教育就要跟上。可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学教材主
要政治经济学，这个东西是跟计划经济联系比较紧密。于是中国教授们一通黑忙，很快整出了不少西方经济学的教材。政经和西经都是经济学，为了区别才加了个定语。这两种经济学有很多东西是矛盾的。但是并行不悖，我们都要学。而且必须把观点背下来，考哪门课就答哪一门，如果你用西经的观点去解答政经的考题，那恭喜你死定了。这种弄法看似不合理，却也很合理，就是把各种观点都介绍给学生，让你自己去辨析和思考。也就是这个时期，我开始关注中国的经济。后来挺火的《财经》杂志、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中国经营报，当时都还没有呢。当时我们比较喜欢刚创立的《中国经营报》以及南方周末的经济类文章。
　　　在那个时期，我比较信仰西方经济学。例如价格问题，相对于政经的价值决定论，西经则主张市场供求决定论。也就是说，不管你这个商品是用一百年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制造出来的，还是天然形成被你拣来的，反正只要有人需要它，你们双方谈好愿打愿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市场就把价格决定了。用市场供需决定价格的理论去解释当年我跟老师抬杠的一大堆难题，看起来一切迎刃而解。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13
　　　更正：上一贴中“后来挺火的《财经》杂志、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中国经营报，当时都还没有呢。”中国经营报应为经济观察报。写错了对不起哈。太马虎，改不了。
（三十八）
上一贴中，我讲到了市场价格的两种认识：劳动价值决定论和市
场供求决定论。这就涉及到经济的核心问题了。我不知道不是学经济搞经济的兄弟看得累不累？因为我是一个半吊子，高深理论一句也讲不出来，所以我想你们应该能够轻松理解的。
我接着胡讲。
　　　两种价格决定理论，本来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由于涉及到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立，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于是，本来不太困难的问题，就增加了不少讨论难度，到现在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还有所顾忌呢。唉，我觉得这实在没有什么必要。
　　　在冷战时期，这两种价格决定论的背后，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大经济体系模式的对立。我以后贴子里提到的“计划经济”，是指传统计划经济，也就是以计划生产、公有制和计划分配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模式。与改革之后对经济的计划管理不同。请兄弟们注意。
　　　经济这个词儿，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当时主要是指“经营”、“运作”的意思，比如你家搞了一个小店铺，多年“辛苦经济”。我还记得《金瓶梅》里有个淫棍名叫陈经济，所以大学时经济专业的几个陈姓同学，都被我慷慨授予了这个光荣称号。现代“经济”的范畴，古代没有专门的词儿对应，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写经济方面的那一篇叫《货殖列传》。同时代的大经济学家桑弘羊的名著叫《盐铁论》。但货殖、盐铁、生计之类的词儿，很难涵盖现代经济的含义。直到民国时期，中国才从日本引进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一词。（所以我说日本是中西文化的中间介绍人嘛）
国内有一个著名经济类高校，把校名里头的“经济”两字解释为
“经世济民”，作为自己的校训。这个解释倒是无所谓对错，但是我们从它这个解释里，能看出许多东西。所以某天当我恰好走过该校训的牌子时，曾经驻足想了很久。
　　　世界各国经济学家都同意，经济活动的起源是原始社会中的剩余产品交换。比如我打了头鹿吃不了，就把多余的肉背到碰巧没打到鹿的同学家里，换他的一部随身听。换言之，经济起源于一种社会自发行为。但是，当经济自发起源之后，是否让它继续“自发”下去，人们的意见就开始出现分歧了。
　　　第一种观点，有那么一大群人，也就是人类古代时期的绝大多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是需要政府来主导和管理的。虽然当时基本上处在自然经济状态，可供采用的经济管理和调节手段很少也很弱，但是这帮精英们管理经济的兴趣却非常浓厚。
　　　中国、西方、伊斯兰和印度四大文化区基本如此。中国尤其如此。儒家要求，一个人要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最后总的目的，是要去治国和平天下。治国平天下，本身就包涵了经济内容。中国古代的政府，对能挣钱的手工业尽可能实行专营，或者至少要搞搞专卖什么的。兵器和铸币就不用说了，盐业、冶铁、酿酒、晒烟、冶铜、陶瓷甚至丝绸茶叶都曾被全部或者部分列入了国家控制范围，为此还逼反了不少私盐贩子，比如黄巢先生。刚才讲到了西汉大经济学家桑弘羊先生，他一看到酿酒有赚头，马上宣布国家专卖。国家专卖店叫做 “酒榷”。估计此令一出，司马相如、卓文君夫妇在四川临邛开办的民营小酒吧就直接 OVER 掉了。
　　　所以，某高校把经济解释为“经世济民”，具有明显的居高临下的味道。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中国人的传统经济观念，即政府的精英分子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理应当然的管理。你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西方的舶来品，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成功以后，会自然而然地选择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这不仅仅是因为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当中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观念的根源。计划经济与中国延续千年的儒家治国理念的耦合之处，要比市场经济多得多，有些地方简直天衣无缝，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这种选择也不能排除执政阶层的自身利益考量。）
　　　但是，世界上还有另一部分人，不同意上述这种对经济的理解。他们认为，经济管理不应该是居高临下、自上而下的。他们认为，经济这个玩艺，是在市场自发调节下，社会成员的逐利互动行为之和，基本上应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东东。这种思想认识，就是后来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源头。
（三十九）
　　　市场自古就有。而市场经济形态，则是形成于近代的西方。无古不成今啊，在古代问题上多说几句，以后再谈到中国近现代经济问题时，大家就会对许多问题和大趋势理解得更透、更深。如果我现在用百度搜资料，肯定能凑成五六个贴子，但那没有什么意思。我继续凭着记忆写吧，知无不言，不知道就不说。有兴趣的兄弟姐妹可以根据我提供的线索，自己去搜索和研究。
在古代，传统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以及对人们的种种封建限制
（例如人口迁移、征收等），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中学教科书上有这么一章，叫做明清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当时，中国的许多产业都是世界级的，尤其是纺织、茶叶和陶瓷行销世界。比如纺织业，苏杭松湖等城市就不用说了，仅是盛泽、震泽、南浔、乌镇等江南名镇，就敢号称衣被天下。看当时那个阵势，前景似乎与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业很有一拼。然而，后来中国没有发展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从而错过了近代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机遇，美洲和澳洲共 50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成为西方文明的生存发展空间。
　　　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在欧洲能够成长，而中国不能？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专家论述观点是很多的，不赘述了。
　　　我的基本看法是，这是中国与欧洲当时的社会结构决定的。中国是大一统的专制帝国，而欧洲是马赛克一样的封建小国，各国共尊罗马教皇。法国、英国基本上还算是有个样子，德国、意大利连个国样儿都没有。普鲁士为了统一德意志费了八辈子的洋劲。至今欧洲还有摩纳哥、安道尔、列支敦士登、卢森堡等一批超级小国，这都算是古封建制的生动遗迹。
　　　我如果说得再直观一点，就是，欧洲进入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基本上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那个样子。有趣的是，日本在进入资本主义的时候，即明治维新之前，也是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的那个样子，全国藩邦林立，几大强藩联合倒幕，逐步统一全国，从而开启了脱亚入欧的维新运动。
　　　如果仔细检查一下人类历史上的庞大帝国，基本上都出现在中国、伊斯兰和印度三个文化区域。而在东方这三个文明当中，中国的帝国 形态又与印度、伊斯兰存在根本区别。中国从秦至清的 2100 年的那 种大一统的专制帝国的社会形态，在印度、伊斯兰没有出现过。
　　　双方差异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最为明显的差异就在于：伊斯兰和印度的帝国，是地地道道的封建帝国。中国的帝国，前期还算是封建帝国，后期却逐步演化成了“封而不建”的帝国。古代中国与欧洲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不再多说。下面，我要详细论述一下中国古帝国与伊斯兰文化区、印度文化区的帝国的区别。
（四十）
　　　封建这个词，从字面上讲，就是因封而建、先封后建、上封下建。谁来封呢？皇帝来封。谁来建呢？国王来建。这句话连起来说，就是皇帝在名义上拥有天下，它把土地封给部下，部下在自己封地上建立王国。许多兄弟搞不清楚王国和帝国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这里。
　　　我下面的理解不一定对，兄弟们可以批评讨论。我的理解是：帝国是“天下”概念，皇帝是天下共主；王国则是一国之君。中国儒家提倡“治国平天下”理想，明确把国与天下区别成两个层次。
　　　如果我们再深一步理解，大致可以理解为：帝国之“天下”，是世界大文明或者大文化区的概念；王国则是民族国家或者部族国家的概念。如果按照这个概念，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类的历史那么长，古国那么多，而真正被全世界所公认的帝国，仅仅就是那么少数
几个，它们都是出现在中国、印度、西方和伊斯兰四大文化区中的主要核心国家。
　　　所以，帝国人人都想建，但不是人人能建，建了也不一定有人承认你。当年埃塞俄比亚帝国虽然被国际承认，但大家是承认他的主权国家地位，不一定认为它真的有资格称帝国。法国殖民地中非共和国独立时，戴高乐总统决定安排在法国军队服役多年的中非人博卡萨上校回国执政，临走还接见他，向他哼哼教导了一通民主自由的大道理。博上校啪啪地拍胸点头，结果回国一当上总统，大搞恐怖独载，还公开吃人肉。法国人想，也许博上校有他的难处，等几年看看也许他会实行自由民主的。又等了几年，那小子称帝了！“中非帝国”撑了两年，被人推翻，成了国际笑话。
　　　欧洲情况有点特殊。虽然小国林立，但是他们上面有一个特殊的宗教性质的帝国形式，就是罗马教皇。各国国王登极，必须教皇认可。英国虽然因为教皇不同意英王打离婚的事跟教皇闹崩了，但仍然一直很谦虚地自称王国。之所以后来有“大英帝国”这个说法，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英国占有了能让太阳不落山的广大殖民地，有帝国之实；二是因为印度。大家知道印度是一个大文化区，整个印度是一个“天下”概念，印度北部的莫卧尔帝国也是大家公认的。英国打下印度以后，为了统治需要，在英属印度殖民地内部，保留了许许多多的小国和土邦。比如有名的克什米尔王国。这些小国后来就逐步合并演化成今天的印度各邦。当时，英国人一看，哎呀印度有这么一大群的国王，英国女王自己也仅仅是个国王，肯定镇不住这帮孙子。所以决定让女
王称帝。印度独立前，英国女王的名片上印的职务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国王兼印度皇帝”。
　　　我绕这么远，目的还是要最后绕回到经济上，分析中国古代经济。但是目前还没绕完，得继续绕。在印度、伊斯兰文化区各个帝国内部，始终保留着林立的小国。印度的情况我刚才提到了，伊斯兰地区也是一样。虽然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曾经雄霸五海三洲，但帝国内部仍然保留着许多封建小国。我记得他们的皇帝曾经叫过哈里发，封建小国的头儿叫酋长。大家现在在海湾地区还可以找到许多历史遗迹式的小国家，比如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阿联酋要比它们大一点儿，有 7 万平方公里左右，它是由七个小国组成的。
总之，世界的封建帝国基本都是那么个样子，唯独咱们中国不是。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13
（四十一）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种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啪！！！对不起，我把你新买的手机错当成醒木了……呵呵，开个玩笑哈。
　　　前面谈到西方、伊斯兰、印度三个文化区的古帝国结构。现在说中国。中国在先秦时代，与外国没有什么不同。当时周天子虽然没有皇帝之名，但有天下共主之实。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列土而立，那是不折不扣的封建制。
　　　情况在秦朝发生了变化。秦始皇好不容易灭了六国，就有人劝他赶紧分封家族和功臣。秦始皇一想，春秋战国打了三百年，年年“流
血漂橹”，好不容易打完开个总结表彰会，我再封？那跟周天子当年分封有什么区别？封完了大家接着开打？要是这样，那老子还费那么大劲去统一六国干什么啊？于是他决定废分封，置郡县，派流官，天下归于大一统。
　　　应该说，封建制广泛存在于世界古代社会，是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的。在古代交通、通讯条件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政权的有效管理半径是很小的。国家地域越广阔，管理成本越高，管理效果越差，搞中央集权往往出力不讨好。所以，一般情况下，当权者普遍地会想到天子与诸侯分权共治的办法。但是，世界上有普遍，就必然会有特例。中国就是这样的极少数的特例。秦朝很短，只有十几年，但秦始皇抓紧时间，办了很多大事，废分封、设郡县、统一文字钱币度量衡、焚书坑儒、修筑驰道、修筑长城等，不管是好是坏，都强力塑造了此后 2000 年的中国面貌。所以毛泽东说：“百代都行秦政制”。
　　　大一统帝国不是一步搞定的，而是用 700 年才搞定的。刘邦立汉以后，开了一个总结表彰会。有人总结认为，强秦二世而亡，原因就是没搞分封。刘邦真听进去了，封了一堆异姓王。很快有些王爷不老实，被刘邦平叛后干掉，后来杀红了眼，也冤杀了一些犯罪嫌疑王，比如韩信之类。接着，刘邦又大封刘家的同姓王。他死了没多久，同姓王国就坐大了。汉文帝执政水平不太高，一削藩不要紧，同姓王掀起了“七国之乱”。总之，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太积极进取了，总是不满足于当个国王，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这样一直弄到隋唐之前，分封制与大一统制交替并存，引发了无数的血腥斗争。
　　　隋唐以后，大一统制最终确立。从此以后，皇帝儿子被封为王的现象仍然是一直存在，但除了极个别例外情况，王已不能再建立自己的王国了。中国历代对于王的管理不同，有的朝代限制其参政，有的朝代如明朝，由于永乐大帝朱棣怕别人学习自己，就直接限制其人身自由，王在自己的封地城市里居住，无故不能出城，锦衣玉食形同高级囚犯。清代，咸丰时期的六阿哥恭亲王弈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紧急关头支撑危局，但是也只能是重臣而已，不可能封疆立国，局势一缓即被雪藏。总之，在这一段时期，大一统制是中国的政治主流，封建制只在少数民族土司地区有所残留，而且被“改土归流”不断打压，一直压进了深山老林，解放后才全部废掉。另外，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附属国的朝贡体系，可以看作古代封建制的一个变种的发明。
　　　我概括一下：大一统帝国这种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始于秦代。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七百年，不断出现反复，是封建制度与大一统帝国制度拉锯的时期。隋唐以后彻底确立。明清时期，这种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达到了其历史顶点，同时也碰到了西方的挑战。
　　　可能许多兄弟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世界主要的面积大国和人口大国当中，绝大多数实行联邦制，比如俄国、美国、英国、德国、印度、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等。没有采用联邦制的世界大国只有中国、日本、法国。而日本、法国地方政府也高度自治，权力明显大于中国地方政府。这种差异，就是源于古代各大文明区的封建制和大一统制的影响。
我个人观点认为，大一统的帝国制度是古代中国区别于世界的最
为鲜明的两个特征之一。另一个特征是伦理型社会而不是宗教型社会，我将在以后的有关贴子中加以介绍。
　　　这个大一统的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今天的中国政治和经济，是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的重要背景。今天的中国，虽然帝制已被推翻一百年，但千年以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这个现实有很深的历史根源，不是哪个人或哪个政党的主观决定那么简单就可以解释的。这个现实，也是理解中国当前的成就与失误、优势和劣势、力量和困难、以及中国崛起中诸多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连续用这么长的几个贴子加以阐明。
中秋月明夜未央，室友鼻息已雷鸣。写到这里吧，累死我也！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15
看了许多网友的回复，受教了，十分感谢！
　　　有些兄弟要求我直接回答一些具体问题。这样的，我发这个贴子是自说自话，想把自己的真实思考写出来，思考有结果的，不管对错写个结果，没有结果的就提出我的疑惑。前面的贴子里，有许多的问题我直言自己没有答案。所以，我不谋求在任何问题上说服任何人。至于一些具体问题，当然有必要探讨。但是，一句话就讲不清楚，一直讲下去就把楼讲歪了，把我的思路也打乱了。看这样好不好，你可以另开一贴，把自己的观点和论据写清楚，然后到这里发个网址，我和其它感兴趣的兄弟去跟贴讨论，好吧呵呵。另外，很多具体经济问题，我以后讲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历程时，会涉及到的。
有个一个兄弟的回贴，就是“欧美经济增长率 1%与中国的经济
增加 10%有可比性吗？一个有存款 1 万元的草民挣了 1 千元，和一个
百万富翁挣了 1 万元，你算算谁的经济成长更高，这是一个简单不过的基数问题。”这种观点在网上比较典型，我想探讨一下。
　　　第一，我认为基数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以前经济基数小这是事实，无论你谁上台，都要面临这么一个基本现实。
　　　第二，因为基数小，更需要增长快才行。我们不能因为基数小就否定 10%。如果基数小又只增长 1%那岂不更糟？
　　　第三，“基数小”已经是老黄历了，中国以汇率计算的 GDP 已经居世界第二了，如果这个基数还算小，那请问哪个国家基数算大呢？在这个基数上增长 10%或者 9%，是相当不容易的。
　　　第四，站在旁边看着指出别人的问题，这是中国最容易的事；真正办成一点点实事，这是中国最难的事。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办？这才是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你就是中国总理，人家基数大，咱们基数小，人家是“百万富翁”，咱们是“草民”，现在人家增长了 1%，你为了让自己能不被自己批评，你准备增长百分之几？
话可能直接了一点，请多谅解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15
（四十三）
　　　是不是只有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分析又是个大活儿，可以写本书。为了偷懒起见，我继续举例说明。
插一句闲话，“举例”这个做法，上网发贴子闲聊可以，真搞论
文不行。在前面的许多贴子里，我也是不断“举例”的。看上去有举重若轻之势，想起来有藏拙摆巧之嫌，实际上有以偏盖全之失，我的本意则是收到抛砖引玉之效。呵呵，兄弟们一起思考吧！
例如，契约精神。
　　　契约就是合同，这个东西在经济上黑重要黑重要的。当然，在社 会管理领域也黑重要。资本主义启蒙运动名著之一就是《社会契约论》嘛。围脖认为，契约精神是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得以形成的重 要基石之一。基督教新教伦理中，有关于人神契约等内容，这些教义 植根于社会意识深处，使基督教的社会公众比东方人更具有契约精神。
　　　这个说法听起来是比较靠谱的。起码就目前现状而言，西方人的契约精神远远高于中国人。我们现在整天评比“重合同守信用单位”，原因就是不重合同、不守信用的单位实在太多。被评上的单位也不一定真守信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抓了多年，坑蒙拐骗现象倒是花样翻新，连吃的喝的东西都不放心了。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会发现，现代契约精神的产生，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伦理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源头。伊斯兰教对于人的诚实、信用和忠诚，也有一大堆教义和规范。真正虔诚的穆斯林是相当有定力的，你买东西不必担心他缺斤少两。儒学的仁义礼智信也包含了社会诚信观念，君子一诺千金，“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语）。总之，我看不出基督教义中关于契约诚信精神的“种子”比其它文化更多或者更强有力。
另一方面，围脖认为伊斯兰、儒家等教义和伦理精神有抑制工商
业发展的成份，其实在基督教中同样也有。儒家社会的确存在重耕战、轻工商的顽固倾向，但是儒教文化下的中国人丝毫不缺少经商意识和能力。国内有晋徽等著名商帮，国外有华侨商人在世界各地辉煌创业。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印度商人自古就是非常有名的，他们的实力曾比欧洲商人大得多。所以，东方文明并不缺乏重商传统。即使中国政府不重商，民间也有强烈的重商逐利的传统。
　　　而且，如果考察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那种没有契约精神的坑蒙拐骗现象，在包括基督教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在特定发展阶段上都曾经出现过。这似乎是一个不好避免的阶段性问题，各国只是在严重程度有所差异，与客观历史条件和政府治理水平有关。当各国市场经济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后，这种现象又无一例外地逐步下降。
　　　契约精神只是一例，我们还可以从其它许多方面去思考和论证。总之，我感觉仅仅凭基督教新教伦理，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会在西方首先兴起的问题。
　　　再多说一句，由于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所以我总是觉得，把基督教与新兴的资本主义说到一块儿，客观上有点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味道，仅管围脖先生的主观出发点不是这样。在近代的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优越感无比强烈。再加上有人把达尔文的学说推而广之到社会领域，形成了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再加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生产增长引发打仗，多打死几个以后大伙就宽松了。这样一套又一套的理论出来以后，西方国家更有理由瓜分世界，想不打两次世界大战都难。
　　　扯远了。我们继续探讨资本主义经济是如何在西方四分五裂的小国中破土萌发的。
（四十四）
　　　在欧洲，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空间要强于世界其它地区，最终成为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其中的原因，有诸多解释。围脖从基督教新教伦理的角度进行了阐述。我试图从欧洲四分五裂的国家格局中寻求解释。把伟大的马克思韦伯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上，我是不是太把自己当根葱了？呵呵。
　　　由于随手在写，我没查资料，所以许多史料没有写上明确的时间，有兴趣的兄弟自己去细查吧。在中世纪的欧洲，小国家多如牛毛。虽然上面有一个罗马教皇，教皇基本相当于战国的周天子，实际政权都在各国国王手上。英国、法国、西班牙当时算是相当大的泱泱大国。德意志和意大利境内以及巴尔干半岛上，有数不清的小邦小国。德意两国要等到十九世纪晚期才完成统一。由于国家太多，分合错综，所以看欧洲历史是一件累死人的事情，我草草看了一遍就束之高阁了。
　　　欧洲各小国之间经常打仗。为了土地，为了继承权，反正为了什么名目。由于通婚关系复杂，各国王室间多少都沾亲带故，所以打起仗来还有人帮忙，很容易发展成一场群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国王们为了打仗，就要筹款。当然，为了建王宫、办婚礼、建城堡、修教堂、搞面子工程等等事项，也需要筹款。在中国，筹款比较简易，
加税加捐就是了。中国老百姓说，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就是这个意思。实在不行，中国官府还可以强行征收富户的财产充公，或者纵兵抢劫以充实军饷。元末明末的官军都是这么干的。当年国民党也这么干过，所以汤恩伯将军光荣地与水灾、旱灾和蝗虫一起被河南人民誉为“四害”。
　　　从我接触到的一些正面或侧面历史资料来看，欧洲国王也没少干这种破事，但是他们要比中国自我克制得多。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更有良心，但是因为形势不一样。由于欧洲四分五裂，小国林立，许多相邻小国仅有百里之遥，而且同文同种，居民都沾亲带故，所以欧洲工商业者特别是商人可以比较容易地挪个窝。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和幼年时期，封建王权专制是各国的普遍特征。但是，国王手里有权，商人肚子底下有腿，如果国王搜刮过狠，无异于杀鸡取卵，工商业者会跑掉，甚至跑到敌对国家去创造税收和就业。各国之间激烈的生存和发展竞争，使国王和贵族们不得不有所顾忌。相反，他们对于那些依赖于土地、迁移难度较大的农民，搜刮要狠得多，结果经常把农民逼得破产和饿死，引发了农民暴动。
　　　缺钱用，又不好明抢，怎么办呢？一些国王和贵族的办法是向商人们借钱。这一条，中国皇帝恐怕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些商人也主动向国王和贵族提供支持，以换取更大的经营权力。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借了钱总要对债主好一点。总之，欧洲工商业者的处境要好于其它地区。
在中世纪的欧洲，意大利、法国等地的商人阶层甚至通过和平赎
买的形式，从封建王国那里搞到了城市自治“特许状”，使许多城市享有司法、行政等方面的自治权。这些城市里，居民自己决定采用什么样的选举办法和自治管理办法，结果是五花八门怎么干的都有，现代许多政治经济制度，都能从当年那些自治城市找到一些渊源。这些自治城市后来虽然消亡了，但是它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4试发一下。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4
　　　楼主能用以前的帐号更新吗？你换号更新让我们只看楼主手机党情何以堪？
发自天涯iPhone 客户端-百读不倦
　　　哦，用别的账号更新你会看不见吗？呵呵，要不是大家提醒，我还没有发现以前的帐号能用了呢。那么，我把小用号的发的内容再重发一下吧。好像整理贴也是只跟着以前的帐号走的。
重发的内容有（重发）的标志哈
（四十二）
　　　我记得以前学习世界革命史时，有一个著名论断，大体意思是说，新生事物往往会在旧势力最薄弱的地区（链条中最薄弱一环）率先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个观点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是成立的。
按照前贴中的观点，在人类四个主要文明（或者文化）中，封建
帝国的统治势力的强弱顺序，应该是中国大一统的帝国最强；印度和伊斯兰的帝国（内部存在诸多封建王国、土邦和酋长国）次强；只有名义帝国（罗马教皇）、实际各小国四分五裂的欧洲最弱。
　　　在封建帝国和王国内部，封建势力对于工商业的控制，培养了大量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反过来不断巩固自身利益，进一步加强控制，最后把工商业者搜刮得无以为继，官逼民反。梁山好汉里面，就有不少人原来是从事工商业和服务业的。比如民营酒店业主的孙二娘女士。从她的所作所为看，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正义感、创业精神和经营能力的好公民。按说，她原本应该凭借自己超强的公关能力，开拓市场，增加投入，扩大就业，评星级、搞连锁，上市筹资，最后打造成国际著名品牌“十字坡”，和希尔顿、喜来登、凯宾斯基等巨头去角逐国际市场。但是，由于政治昏暗和官匪横行，使她无法正常经营，最后逼上了黑道，先开黑店卖人肉包子，然后拉杆子上梁山。中国的治乱周期，基本上就是这么给弄出来的。
　　　总之，在中国这样大一统帝国的内部，工商业者想要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实现维护健康发展的权力，难度是极大的。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经济尤其是城市工商业，就像建在沙滩上的塔楼一样，随着王朝更替毁而复兴，兴而复毁，始终无法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阶段。关于中国封建帝国的自然经济和手工业从繁荣到崩溃的周期现象及根源，著名学者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两本书说得又生动又深透，曾多次让我拍案叫绝。
为什么是欧洲的西方国家而不是其它国家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欧洲人也有自己的思考和解释。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马克思韦伯。欧洲有两个马克思，两人拥有同样的学术盛名。除了我们中国人崇拜的大胡子马克思以外，另外一个就是马克思韦伯。为了方便好记易于区别，我们叫他围脖吧。围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基督教伦理的角度，论述了西方文化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关系，指出基督教伦理才是西方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因。围脖还对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对资本主义的抑制进行了分析。这本书在世界上的影响大得一塌糊涂。如果你去读当代中国学者撰写的市场经济价值理念方面的论文，就会发现围脖的话在被反复引用。围脖的主要代表作在网上都有电子版，有兴趣的兄弟们抽空钻研吧。
　　　我不同意围脖的观点。我的观点是：西方能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中国不能，主要原因不在于基督教和儒教的差别，而在于“马赛克”式的林立王国和大一统帝国的差别。下面来具体分析。
　　　插一句闲话，“举例”这个做法，上网发贴子闲聊可以，真搞论文不行。在前面的许多贴子里，我也是不断“举例”的。看上去有举重若轻之势，想起来有藏拙摆巧之嫌，实际上有以偏盖全之失，我的本意则是收到抛砖引玉之效。呵呵，兄弟们一起思考吧！
　　　另一方面，围脖认为伊斯兰、儒家等教义和伦理精神有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成份，其实在基督教中同样也有。儒家社会的确存在重耕战、轻工商的顽固倾向，但是儒教文化下的中国人丝毫不缺少经商意识和能力。国内有晋徽等著名商帮，国外有华侨商人在世界各地辉煌创业。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印度商人自古就是非常有名的，他们的实力
曾比欧洲商人大得多。所以，东方文明并不缺乏重商传统。即使中国政府不重商，民间也有强烈的重商逐利的传统。
　　　再多说一句，由于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所以我总是觉得，把基督教与新兴的资本主义说到一块儿，客观上有点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味道，仅管围脖先生的主观出发点不是这样。在近代的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优越感无比强烈。再加上有人把达尔文的学说推而广之到社会领域，形成了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再加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生产增长引发打仗，多打死几个以后大伙就宽松了。这样一套又一套的理论出来以后，西方国家疯狂瓜分世界，想不打两次世界大战都难。
　　　欧洲各小国之间经常打仗。为了土地，为了继承权，反正为了什么名目。由于通婚关系复杂，各国王室间多少都沾亲带故，所以打起仗来还有人帮忙，很容易发展成一场群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国王们为了打仗，就要筹款。当然，为了建王宫、办婚礼、建城堡、修教堂、搞面子工程等等事项，也需要筹款。在中国，筹款比较简易，加税加捐就是了。中国老百姓说，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就是这个意思。实在不行，中国官府还可以强行征收富户的财产充公，或者纵兵抢劫以充实军饷。元末明末的官军都是这么干的。当年国民党也这么干过，所以汤恩伯将军光荣地与水灾、旱灾和蝗虫一起被河南人民誉为“四害”。
　　　在中世纪的欧洲，意大利、法国等地的商人阶层甚至通过和平赎买的形式，从封建王国那里搞到了城市自治“特许状”，使许多城市享有司法、行政等方面的自治权。这些城市里，居民自己决定采用什么样的选举办法和自治管理办法，结果是五花八门怎么干的都有，现代许多政治经济制度，都能从当年那些自治城市找到一些渊源。这些自治城市后来虽然消亡了，但是它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产生了
深远影响。
（四十五）
　　　封建时代欧洲四分五裂小国林立的状况，促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兴起。第一个原因，是工商业者通过“用脚投票”获得到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第二个原因，是小国林立使一些发展快的国家成为“鲇鱼”，刺激了各国的竞争和追赶。
　　　管理学上有一个鲇鱼效应，大体意思是说，沙丁鱼不爱运动，长途运输时会缺氧而死。解决的办法，是在沙丁鱼群中放进一条爱动的鲇鱼，扰得大家上窜下跳，这样就不会缺氧死掉了。
　　　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肯定比封建自然经济更能促进国家富强。但是，这样需要牺牲封建领主和贵族的政治权力，他们肯定是不会愿 意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内部，很难有什么客观因素 能迫使皇帝、贵族和官僚自动放权。而在欧洲，则具备这样一个客观 因素，就是国际竞争。
　　　欧洲有那么多的小国，虽然在中世纪基本上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总有某种例外。比如，某个小国有某种客观历史原因，或者出现了政治观点新锐的政治家，或者商人阶层通过偶然的机遇获得干政的机会，等等，就可能为新制度发展打开一扇天窗。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发展经济方面具有极强能力，一旦获得发展机会，就会很快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国力的增强，从而使这个国家获得竞争优势。这个国家就成了一条鲇鱼，对其它国家形成了压力：你要么改革图强，要么在竞争中被干掉。
　　　从十五世纪开始，大航海时代打开了欧洲人追逐财富的大门。葡萄牙一马当先，荷兰、西班牙、英国一个接一个地崛起，真是欧洲后浪推前浪，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这些国家的兴起有诸多原因，央视七集纪录片《大国崛起》都分析了，但我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是促进其国内革命的重要外因。如果当时整个欧洲是一个皇帝统治下的大帝国，那么这些进步就很难实现。
　　　反观我们中国，其实在分裂时期，也有许多国家竞争的生动例子。比如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各国纷纷求贤图强，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诞生了影响中国的先秦诸子。而后来大一统帝国时期，这种思想自由的时代气息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究其根本原因，是知识分子的处境不同。前者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让你后悔死；后者是此处不留爷，明天爷饿死，不得不去为五斗米折腰。人才如此，小民亦然。孟子对梁王说过“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意思是，不能用国界来限制人民。换句话说，你这个国王当得不好，人家老百姓可以用脚投票，跑到别的国家里去申请绿卡，你派兵守着国界也拦不住的。
　　　在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有个割据国家叫南汉，国土是今天的两广。这个小国继承了唐代广州外贸传统，控制了中国南海贸易，使广州继续成为世界贸易大港，因而富得流油。可惜南汉皇帝不争气，光吃喝玩乐，最后被北宋灭掉了。如果五代十国能够延续更长时间，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南汉（或者吴越等其它国家）的某个君主，可能会善待外商发展贸易，将税金用于军备，从而取得武力上的相对优势。
而那些被打得鼻血长流的邻国，可能会开一个会总结教训，然后改善 投资环境招商引资，好多收点税招兵卖马去报仇。这种国家竞争将可 能使工商业者取得更大权力，逐步刺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的发展。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实际上，由于大一统的帝国制度，中国工商业者从来没有像欧洲人那样获得与官府讨价还价的任何本钱。他们虽然富裕，但并没有任何政治权力，而且随时可能被宰割，就像曹雨村笔下的那个葫芦案里的小财主冯渊一样。中国民谚“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生动地表明了这种关系。直到今天，民营企业家们有时仍然会面临这样的窘境。中国的古代城市，除了极少数纯工商业城市（如佛山汉口景德镇）外，基本上是行政中心，因行政而兴，如果行政单位一撤销，这个城市就会迅速衰落，甚至不留一砖一瓦，因为他没有独立于行政资源之外的经济活力。建国后，山东、河南一些古老的县被撤并，今天这些失去了行政资源支撑的老县城基本上都沦为很普通的乡镇，有的甚至沦为小村落。
　　　写到这里顺便说一句，我上述分析，只是想探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世纪的封建王国中产生。绝不是宣扬中国分裂有理的意思。在以后的贴子中，我还将专门分析中国大一统制度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局限性。
（重发）
（四十六）
人类社会的经济，怎样才能加快发展呢？如果我们通盘看一下历
史，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能创造更繁荣经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制造财富与拥有财富两者相关程度更高的社会。换一句话说，人类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实质上就是社会财富的制造者逐步取得越来越多的财富占有和支配权的过程。
　　　在奴隶制经济中，奴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被强制劳动，除了获得一点保证自己不冻死不饿死的衣食外，他创造的所有财富都归了别人。干活时任务全都是他的，分钱分粮时他倒变成了打酱油的，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们没有任何生产的热情，也没有任何发明创造的热情。如果有创造，也是怎么去偷懒，比如巧妙而不露痕迹地破坏生产工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是这么个情况，难怪奴隶社会一个王朝延续四五百年也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进步。
　　　到了封建社会和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农民虽然依附于土地，但毕竟有了相当大的人身自由，所产农产品，除了交租纳赋剩余归己。无论是“三十税一”“十五税一”的比例租金制，还是一亩五十斤的固定租金制，农民只要多生产，做大了基数，自己所得的份额肯定是会增加。这个时代的城市工商业者，除了纳税以外其余的收入能够自己支配。相对于奴隶制，劳动者对自己制造的财富的占有和支配权大大增加，因而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在中国的几个帝国的黄金时代，出现了租谷山积、国库钱币绳腐的兴旺景象。
　　　但封建社会的问题在哪里？我在上学时，曾经自己写了一个小话剧，叫做《爱迪生在中国》。因为爱迪生疯狂发明的年代，正是中国清末洋务运动的年代。假如天公真的在中国人的劝说下“重抖擞”，
给清王朝不拘一格地降下了这么个人才，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某省某府某县，爱迪生发明了他的第一项发明：自动收报机。他去官府请求专利。因为发明家尤其是一文不名的草根发明家，必须依靠专利费才能生活和继续工作。但县令收下了他的申请书，请他回家等审批。因为没有关系也没有送礼，这个专利等了两年才批下来。而他准备出售专利挣钱时，竟然没有人卖——因为市场上已经有这种产品了。他一调查，发现生产的人是县令的侄子！他去状告这种侵权行为，结果县令与法官是老同学，案子一审两年毫无结果。他终于忍不住到省城拦轿告状，巡抚大人热情地接待了他，真诚表示同情和义愤，请他回家等着依法办，但状纸很快又被转回到县里。
　　　几经折腾，爱迪生负债累累，孩子失学了，老婆也跟人跑了。他发疯一样抽着自己的耳光，痛哭流涕说：“让你发明！让你发明！！”经过一番痛苦的心路历程，他虔诚地拿起了四书五经。……十年后，一个发明者把专利申请书递到了爱迪生县令的案头。爱县令漫不经心地问：“这人有关系吗？没有？那先放两年再说吧。”
　　　这个小话剧其实一下子解决了两个问题；就是封建经济的问题在哪里、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先进性在哪里。如果合并成一个问题，那就是两者的根本差异在哪里。在许多兄弟眼里，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从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从生产关系角度的经典分析，两者似乎就像一个苹果和一头牛的差别一样大。比如：前者是土地封建所有制，后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前者是分散小农的自然经济，后者是社会化大生产经济；前者劳动力依附于土地，后者劳动
者获得完全人身自由，但只有被这个或那个资本家剥削的选择权，没有不被剥削的自由，等等等等。
我认为上面这些都不是两者最根本的差异。
（四十七）
　　　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一下中国明清两代的社会经济，再研究一下英法等国当时的社会经济，你会发现，在许多方面中国实际上走得相当快。如果把明清的中国界定于封建经济，把英法界定于资本主义经济，仅从表面上，似乎很难看出两者的区别。
　　　举一个例子，在中国的江南，特别是江苏省的江南五府：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和江宁，纺织业相当的发达，许多织场的雇工量达到数百人，明代据估计苏州地区有数十万以纺织为业的工人。无论从工商业城市的规模上，还是从产业工人队伍的规模上，中国都优于或者至少不差于当时的英法。明史上还计载过许多类似于工潮的斗争情况，现代也有许多历史学者专门研究这些课题，发表了许多论文。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的金融业在明清两代也比较发达。中国最早的银行票号集中在山西平遥、祁县一带。据《平遥票号史》等文献记载，平遥票号在清代就出现了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以及“银股”“身股”等做法。这些做法放在今天的中国，也是相当先进有价值的。因为有钱人不一定会经营，老爸会经营儿子不一定会经营，所以在平遥，票号的股东（通常是三个人），叫做财东或者东家，通常找一个极善经营的“大掌柜”（即职业经理人），许以巨薪。按照当时的规矩，大掌柜具有完全独立的经营权，除了年底报账，东家在平时不能随意过
问生意，有的甚至不能进入票号。
　　　后来，以了防止“大掌柜”不负责任或者被竞争对手高薪挖走，山西票号又出现了给予大掌柜干股的作法，谓之“身股”，后来，为了稳定职工队伍，“身股”又应用于工作多年的熟练伙计们。东家的 “银股”和伙伴的“身股”，实质上就是现代企业的以资金入股和以人力资源入股。“银股”可以转让和继承。“身股”不能转让，人在股在，人走股消。两种股同样分红。“身股”由大掌柜扩大到伙计，实际上是通过员工持股来稳定员工队伍的产权制度安排。
　　　这种制度安排在当时（清代中后期）是相当先进的。我涉猎的西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企业微观管理制度方面的知识不多，所以没发现同时代西方企业出现过这种产权安排。如果有知道的兄弟欢迎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当时，中国金融体系方面还没有落后于西方。到 1990 年代，我国国企改革从承包租赁阶段转入股权改革阶段以后，并涌现出许多股权改革创新的典型，包括了争议很大的经营层持股和全员持股等作法，其实这些创新两百年前就已经在汾河岸边大行其道了。
　　　如果继续举下去，例子还很多。比如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种植园经济和自耕农经济规模都很大，尤其是美国和法国。我举这些例子都是想说明，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些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差异，实际上并不是他们的根本差异。
　　　再回到上一贴那句话：人类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实质上就是社会财富的制造者逐步取得越来越多的财富占有和支配权的过程。
再联系上贴我讲到的爱迪生小话剧，我认为，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 济的最根本的差异，并不在于分配份额或者分配形式之类的东东，而 是在于社会财富制造者保卫自己财富的能力不同。换句话说，封建经 济中，社会财富制造者无法有效保护自己制造的财富，也无力抵制皇 权、贵族和官僚等阶层规模以及胃口的无限膨胀，而进入资本主义时 代以后，其经济制度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四十八）
　　　上贴的最后一段，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封与资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是社会财富制造者保卫自己财富的能力不同。
　　　刚才有位兄弟回贴说，“经济与政治制度、体制的优越性与否，要体现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财产的合理分配上”。这句话说的很对，但是我认为，我的表述可能更到位，因为我强调不是体制，而是维护自己利益的能力。能力是原因，体制是结果。只有社会成员拥有这种能力，才能形成相互制衡；只有真正的制衡，才能形成非暴力博弈和平等协商；平等协商最终相互妥协的结果，就是合理的制度和体制。
　　　反过来说，如果社会成员没有这个能力，就无法形成制衡和平等协商，强势一方单方面出台的制度，势必有损弱势一方利益。即使从国外引进合理的制度和体制，由于社会成员没有能力制衡，无法形成有效监督，制度会很容易走形。
我举个例子：股市。
　　　全世界都承认，股市是人类的伟大发明。股市出现以后，使社会分散资金有效集中起来，投入拉动社会发展的项目上，使人类社会表
现出前所未有的排山倒海的力量。比如，十九世纪下半期一直到二十世纪初，铁道股票是美国股市最抢手、最稳定的龙头股。全美方方面面的钱，通过铁路股票投到铁路建设上，高峰期每年建成铁路 1 万公
里以上。我记得以前曾看过一个资料，说美国最多时候拥有铁路 30
多万公里，一些铁路修了又没有运量，所以后来又拆掉 10 万公里，
形成了今天 20 多万公里的规模。要知道，咱们中国苦心发展了这么
多年，到今天铁路还不到 10 万公里呢。可见股市集中社会资金的威力。
　　　股市应该有资格算是一种“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了吧？但是，如果社会成员没有足够的维护自己财富的能力，没有办法对利益集团进行有效的制衡，那么股市制度就可能走形沦为圈钱的工具。这样就会造成两个问题，一是圈来的钱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而受损失的投资者无可奈何；二是公众可能不再相信股市，以后“入市需谨慎”，或者干脆不入市。这样，这个先进制度就不能完全发挥出先进作用来了。
　　　如果再进一步说，有价证券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投资渠道。如果有价证券公信力降低，社会资金不敢大胆进入，势必引起储蓄率居高，而且可能迫使社会资金转入其它领域，如转入房市推高房价。而银行储蓄、房地产又是以保值为主要目的的投资方向，不可能像股市那样直接把钱引到扩大社会再生产的项目上。这种情况就是社会资金浪费了、有钱没放对地方。这些问题，以后我在探讨中国经济 30 年发展时还会比较详细地涉及到。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财富生产者的自保能力，我认为还有还必要进一步讨探一下。
（四十九）
　　　在明代，藩禄问题，即藩王俸禄的问题，是一个特大号的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明代根本上讲不是亡于李闯王或者八旗兵，而是被藩禄压垮的。当然了这只是一家之言。通过藩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财富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和工商业者）没有制衡能力，不劳而获者是如何疯狂扩张最终把繁荣的经济彻底压垮的。我们来具体说一说。
　　　明朝的时候，皇帝的儿子如果不幸没竞争上皇帝，就要封为藩王。我在前面贴子里说过，隋唐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大一统专制帝国，内 部的王国基本是不存在的，是“封而不建”。明代也是如此。由于第 三任皇帝朱棣自己是从燕王打升级打上来的，所以生怕再被别人偷菜。对藩王管得更严。
　　　首先，藩王没有就业机会，国家强制养起来，不许从事“仕农工商兵”五业。其次，没有自由。如果被封到哪个府，那么他就要常年住在王府里面。最多到街上转转，无故不能出城，出城就算造反了。要知道，古代城墙以里的面积只有巴掌大。省城一般有几十、十几平方公里，府城一般只有几平方公里，州县城墙以内一般只有几百亩地。总之，很小很小。例如“江北大都会”运河名城东昌府（今聊城），
城里只有 1 平方公里大。广西永宁州古城，城里只有一百来亩，还没个中学大呢，有兴趣的兄弟自己看看去，离桂林不远。
　　　你想想，古人没电视，又不能打网游，又不许就业，又不许出城，大活人成天呆在巴掌大的地方，总得干点什么吧？碰巧藩王都有一大堆妻妾。于是，这些哥们真没白姓朱，生孩子生得飞匝匝地快。有的藩王不到 50 岁竟有二三十个孩子。数初的几十个藩王，到明灭亡时连同府丁家眷，需要社会供养的人口竟达数百万人！具体数字不好估计，反正很多。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学者发表的关于“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的论文，他估计明初建立的山西三大藩王府，到明末广义人口近一百万。如果是真的就太吓人了。山西省财政养不起他们（就是今天的山西省也够呛），所以宗藩要钱，省政府不给，双方找皇帝打了不少笔墨官司，还发生了暴力冲突。
　　　宗藩只是一个方面。明代的皇室、官府的膨胀也相当厉害。而生产物资财富的老百姓，负担越来越重，却无可奈何，又不能像欧洲那样用脚投票迁走。所以，但凡有点想法的人，都是让儿子苦读四书五经，争取跻身白吃一族。山西平遥古城精英的院落，来自晋商的经商收入；福建的宏伟土楼，据专家考证建设经费可能来自当地烤烟收入
（光靠闽西那点梯田那能盖起这种大楼）。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些古建筑的楹联门楣上，看到的都是有关读书进仕的话，却看不见一句关于经商挣钱的话。这种现象，可以隐隐看出当年工、农、商这些创造社会财富行业的精英们尽可能从被搜刮的地位上逃离的心态。
白吃的人缺乏自控能力，被吃的人又没有制衡能力，结果历朝历
代到最后，都是官多民少，十羊九牧，平时还可以，一遇到了灾荒，收成剧减，但是白吃的人的需求是刚性的，结果必然是官逼民反，天下大乱，中国经济推倒重来。
（五十）
　　　由于外来因素打破，清朝没有像前朝那样亡于农民起义。但是从清代经济发展轨迹来看，如果让其自行发展，它也将很难逃出历史的治乱循环。有必要对清朝多说几句。
　　　国家人口是最重要的经济因素。清朝人口问题比较奇怪。中国这片土地上，历朝历代，人口总是在大致一个水平上波动，就是在全盛期人口在 5000 万至 1 亿之间，战乱期降至 5000 万左右甚至更少。有
学者认为明代人口可能突破了 1 亿。姑且认为他有道理，那也不会比
1 亿再多出许多了。但是清朝就不一样，1640 年清兵入关时（也不知
道这个时间记得对不对），全国人口应在 1 亿以下，四川损失尤其严
重。而到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人口达到了惊人的 4 亿，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我们真是芸芸众生哈，很适合打群架。
　　　同一时期，西方世界也出现了人口快速增长，但这是西方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生产力和医学技术明显提高的产物，很好解释。而中国仍然处于传统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工具较前朝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人口增长呢？中外专家提出了诸多论点，比如清朝有近 200 年的国内和平（不含边疆地区），比如对中国人发明了预防天花的种牛痘技术，比如雍正时期取消人头税，比如气候周期的影响。我更倾向于认为，人口增长的主因是由于明代后期玉米和红薯的引进。
　　　这两种作物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刘备、李世民、苏东坡和朱元璋却不认识它们。它们原产南美洲，是印第安人培养出来的。西班牙殖民南美，获得了它们。碰巧菲律宾也是西班牙殖民地，它们就被带到了吕宋岛。然后，大约明代万历前后吧，华侨们把它们带到了老家。黄河流域原来主打小米，产量低死人，到今天也没弄上去。南方主打稻米。后来从西亚又传入小麦。这三样东西产量不是很高对生活条件的要求倒是挺高，山地、丘地、坡地、沙地种不好，而中国偏偏山多平地少。玉米、红薯就不同了，产量高，到处种，病害少，明代一推广，清代席卷全国一发而不可收。这两样东西在历次灾荒时救了不少人命。我的同学里面，就有好几个兄弟是吃玉米红薯长大的，这辈子吃伤了，一看见红薯就胃酸直冒。
　　　不管怎么样，清代中西方人口增长不同点在于，一，中国基数大， 欧洲基数小，所以虽然都增长快，但中国绝对数很吓人。二，欧洲人 通过政府行为，往北美、南美、澳洲、南非和新西兰不断移民，化解 人口压力；中国虽然有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主要是国 内消化，出国比例微乎其微，而且除了“填四川”都是民间行为。三， 欧洲人口增长伴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飞跃，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人口增长则没有相应社会财富增长，是以降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 为代价的低水平增长。
（51）
　　　从乾隆时期开始，中国人口几乎饱和，普通农民生活水平不升反降。中国社会，从整体上呈现出普遍城乡贫困化现象，而且越来越严
重，与国外的差距越来越大。随着人口资源矛盾的加剧，中国人的社 会人际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因小事而搏斗，因口角而杀人或者自杀的 现象层出不穷。这些现象，在清代人笔记中有反映，但在外国传教士 和旅游者出版的书中反映的更为明晰。前面我推荐过两本明恩溥的书，其实还有很多，今年来都翻译出版了，大家可以去搜搜。
　　　同光时期，一个外国传教士考察华北农民后评价说，一个中国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绝对比不上一个欧洲的乞丐。我还在一则外国人回忆录中见过这样的记载：清代后期北京城全城没有下水道，垃圾污水倒在当街上，臭不可闻。北京胡同没有公厕，许多人在胡同口当众大便，来往街坊与蹲者打招呼，不以为怪。这则记载让我惊讶，文化古都竟是这个样子，实在不可思议。时间太久了，我记不清是在什么资料看到的了。所以无法复查，但内容我记得很清。如果兄弟们谁知道，欢迎实证，或者实伪也行。
　　　写了这么多我是想强调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与西方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在清代中期就开始严重出现了，而不是有些人主观上认为的清末、民国甚至文革期间。
　　　生活水平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体现。被官僚和贵族严重盘剥的中国工商业，技术进步乏力，始终无法发展为社会化大生产，更谈不上吸收农村劳动力。人多地少的农村，沉在贫困落后中无法自拔。中国经济总量虽大，但人均经济产量以及竞争力被西方越甩越远。大约在清代后期洋务运动时期吧（记忆），英属印度在茶叶产量和出口量全面超越中国，朝野震动。茶叶原产中国，是传统优势出口产品。18
世纪英国人将茶种带往印度，19 世纪才开始大规模种植，几十年时间就轻松超越，大吉岭红茶逐步开始享誉世界。清代后期，陶瓷、丝绸等产品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欧洲陶瓷、纺织工业已经全面发展起来。
　　　据一些历史论文考证，当时的清政府也研究了一些对策，但是无力回天，因为这个超越，近代规模农业和大机器工业对传统自然农业和作坊式工业的超越。要想与之竞争，必须有待中国日后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
（五十二）
　　　前贴写到，中国社会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问题，在清代的康乾盛世后期就已经拉开了。
　　　如果我把这个时间暂时确定在 1770 年（乾隆三十五年），那么我个人认为，此后 200 年间，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生活水平差距一直在扩
大，直到 1979 年改革开放。清末和民国时期，这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产力不发展或发展慢，同时内外战乱频仍，对社会破坏严重；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虽然人民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但与西方差异仍然在扩大，主要原因是生产力虽然发展但偏重于重工业，计划经济下社会积累率过高，同时人口相对增长过快。
　　　记得 1990 年代时候，我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一则关于苏联解体以后人民生活悲惨的新闻。一个莫斯科老妇哭着对记者说到，她的小孙
子已经两周没有喝到新鲜牛奶了。我当时就骂奶奶的，这算什么生活困难，本人三岁以前都没有见过麦乳精！
话头接着往前说。
　　　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欧洲一如概往地四分五裂，纷争不已。地理大发现正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演。这个半岛分属西班牙和葡萄牙，所以你可以称它为二牙子半岛。1490 年代里，西班牙的哥伦布和葡萄牙的达伽马分别桴海远航，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和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商业航线，大航海时代，或者称殖民时代开始了。
　　　分析欧洲历史进程你可以发现，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一是商人阶层相对自由（用脚投票），二是国家之间的残酷竞争。二者的背后，则是全社会从上到下的强烈的逐利发财之渴望。当时，二牙子在海上争得不亦乐乎，都想当老大，谁搞一船香料回来，或者谁在海外发现个新岛，都会把别人刺激得八个晚上睡不着觉。
　　　当时，他们对东方的认识来源于《马可波罗》游记，此书与本贴 子倒有些神似之处，基本属于回忆加呼悠的类型。该书把东方讲得遍 地黄金珠宝，好像只要到了东方最大的风险就是被天下掉下来的金块 砸死似的。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挖呢，所以东方贸易被阿拉伯商人垄 断牢牢的，他们跟欧洲做生意的派头像中石油。二牙子就玩命寻找通 向印度的航线。达伽马终于发现，向南、向南、再向东北使劲绕，就 可以绕过去。哥伦布不幸走错了路，意外地跑到美洲去了。他打死都 不认错，坚决认定老子发现的就是印度。结果谬种流传，直到今天中 美洲的群岛仍然被叫作西印度群岛，美洲原住民仍然被叫作印第安人。
　　　印度有欧洲人喜欢的珠宝、香料、丝织品等。据网上资料说，达 伽马船队每次印度之行的利益，是成本的 50 倍。考虑到马克思所讲 的“有 10%的利润时资本就会蠢蠢欲动”，这个利润率如果是真的，那 足以让整个欧洲的疯掉。我们必须看到，欧洲伟大的航海先驱，几乎 没有一个是善类。估计当时欧洲能混得好点的体面人也不去冒那个险。哥伦布残忍劫掠和屠杀印第安人，达伽马为了控制印度商业利益，甚 至袭击阿拉伯商船屠杀平民，他们的实际行为与海盗无异。
　　　仅管行径可鄙，但是客观上，这些人成为近代经济崛起的先驱者。正是由于欧洲小国的相互竞争压力，人的逐利冲动得以释放，为了发财，一波又一波的人身赴怒海。相对于清代中国人普遍存在的重土安迁、死守故园的懦弱保守心态，这种勇于冒险的生命传奇更为可贵。当年的航海和通信技术都不比今天，一去几年没有音讯，海上遇到什么危险只能自己克服，踏上异国还有许多风险和疾病。无数的商人和水手永远没有回来，而他们的妻子儿女，却仍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守望在海边，等待那艘能够给他们带来富裕生活的归帆。正如电影哥伦布主题曲《sailing》那种沙哑苍凉：
Canyouhearme Canyouhearme Throughdarknight faraway Iamdying Forevercrying
Tobewithyou Whocansay
　　　如果再套用中国一句古诗——可怜天涯海底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所以大家不要在天涯里继续潜水了哈。
（五十三）
　　　主观上是贪婪，客观上是勇敢，总之，欧洲人对未知之地的开拓得到了历史的慷慨回报。南美、北美、澳洲三大殖民地再加上沙俄哥萨克骑兵对西伯利亚的开拓，共有近 60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无数宝藏成为现代西方人新的生存空间。而郑和船队的巨大帆影，在达伽马到达印度之前五十年，就已经消逝在印度洋的落日余晖里。
　　　如果历史可以重来，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带领一支船队，纠集一 帮已经穷到不怕死的好兄弟，远涉重洋去上演中国人的生命传奇，在 自己大把搂钱的同时也为子孙后代开疆拓土。那样今天的世界地图上，也许不仅仅有新西兰、新约克、新奥尔良、新南威尔士，还会标上新 苏州、新重庆、新长沙、新五台山。但是历史不能玩穿越，地理大发 现的时代早已尘埃落定。
　　　我发贴子就这么两句话，就让资本主义经济从四分五裂的封建小国的缝隙里冒出来了。其实，从十五世界末的地理大发现，到十七世界英国革命和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后就用了二百多年。这还算快的，许多欧洲国家的封建皇权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总之，历史是漫长的，道路是曲折的，利益是现实的，斗争是必然的，旧势力是不打就不死的，你打了他他是要反扑的，流血是难免的，开倒车是正常的，
现在回头看是很清的，当时向前看是很蒙的。
　　　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逐步崛起。欧洲人踮着脚尖向东一瞧，呀嗬，东方三大文明由近而远，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莫卧尔帝国、中国大明（清）帝国在北半球上一字排开，那是何其的壮观。如果论国家规模，欧洲国家与三大帝国相比，真是蚂蚁对大象。欧洲国家，面积，小国几万平方公里，大国几十万，人口，小国几百万，大国一千来万。而东方国家就大了去了。中国自己不用说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疆域跨越三大洲，面积达 600 万平方公里，人口几千万。莫卧尔帝国虽然只统治了印度次大陆北部地区，但人口密集，有学者估计最高时人口达 1 亿以上，不亚当时的大明帝国。
　　　但是，从贸易到交手，西方小国逐步得手，以蛇吞象。十八世纪中叶，莫卧尔王朝沦为英属东印度公司的附庸。此后英国通过战争中击败法国，开始独占印度，逐一征服印度次大陆各小国，还向东吞并了中国的附属国缅甸。鸦片战争以后，（时间记不清了），英国废掉了莫卧尔傀儡皇帝，英国女王自称印度皇帝。
　　　在中东地区，奥斯曼帝国由于保守势力的绝对控制，阻碍进步，在工业和军事上的巨大技术优势被欧洲逐步超过，与中国清代的情况如出一辙。到了十九世纪，奥斯曼帝国一败再败，一退再退，被称为 “欧亚病夫”。终于，在 1910 年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错了队（当时中国站对了），成了战败国，惨遭英法肢解瓜分。这个立国六百年基业，历史上曾经吞并拜占庭、围攻维也纳、火烧莫斯科、全歼欧洲联军的超级大国，被分割成十几块殖民地和小国家，就是今天的北非、
西亚、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前身。要不是凯未尔领导群众闹革命，按照欧洲战胜国当时的协议，土耳其现在的这点儿国土都保不住。
　　　由于中国离欧洲最远，所以是最后一个才被打到。具体情况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说了。
（五十四）
　　　大家可能发现，这两天我发贴挺多，因为大前天时我已经返回炎热的神嘎炮共和国了。手头工作太多，金秋业务最忙的时段已经开始了，只忙到十月底，所以只有利用周末多写一点了。平时如果更新慢了，兄弟们不要骂哈。
　　　经济问题千头万绪。虽然朋友凑在一起喝啤酒时，聊得唾沫星横飞，但提笔来写，真是老虎吃天，没地儿下嘴。继续信马由缰吧。我在前面挂一漏万地聊了经济概念，以及古代经济发展的脉络。再往后呢，我们聊一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形态的形成、演变、优缺点与最终合流，最后再细细地聊中国经济崛起。
　　　但是，从古代转入现代之间，我想再插入几个贴子，进一步探讨一下，我们中国古代，为什么会在自然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一统专制帝国，这种形式又有哪些历史功绩和历史局限性。我前面已经有至少两次提到过，我认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而不建的帝国，是中国有别于世界的最突出的两个特征之一。把这个问题讲透，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和其它社会问题。这不是纯经济范畴的问题，我本想在前面文化部分里讲，但它也不是纯文化
问题，与经济的联系倒更直观一点，所以就放在这儿算了。
　　　我说过，中国的封建帝国是封而不建，有贵族封王封侯，但没有在帝国内部建立王侯国家，帝国内部是采用了行政区划制度。先是郡县制，后来是州郡县制，再后来是道州县制，再后来是路州县制，再后来是省府县制，到现在是省市县乡制。同时，中国发展出了一套世界延续时间最长、体系最完善的文官考试选拔制度，即科举制。前面有个兄弟的跟贴，已经论到了这一点。
　　　流官制和科举制这两个制度加起来，再配上儒家有关家国天下的伦理体系，使中央政府得以任期制的委任流官来统治庞大的面积和人口。皇权通过委任状，委托给流官来行使。儒家的精英思想在古中国造就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执政集团，在宋明时代，实际上是仕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在元清时代，虽然天子相对强大，文官集团在执行中实际上仍有相当大自由裁量权。
　　　民国以前，中国的基层政权是县。“皇权不下县，县下靠宗族”。这种以家族为核心的乡民自治形式，在微观层面上规范社会日常行为，族权的下面是一个个家庭。皇权、族权、家权一脉相承，在运行基本 原则上完全一致，只是块头的大小不一样而已。
　　　这就是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实质：一个脾气不太好的强势家长领导下的超大号家庭。
（五十五）
　　　君临天下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是人人想要的。只要有条件能够独揽大权，我相信西方、伊斯兰、印度的皇帝苏丹们绝不会摆出高风亮
节。可是，在同样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在同样的生产力水平下，为什 么只有中国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皇帝当上了实权实职的家长；而其余文明的大帝国内部仍然是邦国林立，皇帝和苏丹只能当个指导 和联系各家各户的居委会干部呢？
　　　这个问题其实困惑着许多学者。方方面面不同角度的论文很多，有的论文长到够出一本书了。由于本贴不准备拿到学术期刊去发表，我就不按格式撰写国内外文献综述了。有兴趣的兄弟自己去搜着研究吧。我同意方方面面的原因都或多或少沾边。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民族结构上。古代的中国，主体民族在人数上长期占据绝对优势。这一特点，在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大帝国中独一无二。
　　　大家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先是无数的分散的小部落。后来发展成部落联盟，以便于联合起来开展内部婚介和对外群殴工作。后来，部落联盟内部混熟了，就可以称为部族，中国五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时代，大致就是这么个样子。现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内部，基本上仍处在部族这个发展阶段上。（以后如果谈到中国经济和非洲的关系时再详细探讨吧）。部族再向前发展融合，就形成了民族。两者之本质差异，在于部族是基于血缘的一致性，而民族是基于语言文化的一致性。所以一般来说，民族比部族的人口数量要多得多。
　　　在全球范围内，古代曾经出现过的民族数量相当多，虽然这方面的考证论文读起来好玩，偶很稀饭，但是去专门研究古民族是一个掉光头发的工作，建议兄弟们非万不得已不要去从事。一方面，古民族通过打仗或者通婚，不断融合壮大，另一方面，有的民族由于分散迁
移，各部渐行渐远，分化出许多民族，后来相互完全都不认识了。所以古代民族发展不是滚雪球，不是一定会越变越大。
　　　汉族的发展非常特别。突出的特别之处，就是人口特别多。我们同胞所到之处，那是黑压压一片，出国旅游不论人论车。欧美的街道本来就窄，中国游客一下车直接给站满，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我扯远了。在古代中国，大体也是这么个情况。秦汉时代形成这个民族以后，就一直占据着绝对数量优势，即使五胡乱华时期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过。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优势越来越明显。唐代时，吐蕃还是一个外国（元代以后成为中国一部分），当时吐蕃人口大约在 1000 万左右。而唐帝国境内人口最多时候大约 5000 至 6000万。双方人口比率是 6 比 1。考虑到游牧民族的社会征兵和机动能力远远高于农耕民族，所以吐蕃在军事上完全不落下风，几次把大唐打得大败，晚唐时还直接占领了长安。然而今天汉藏人口比例大致变成了 230 比 1 的样子。
　　　按道理说，平原地区的民族容易交流，所以融合较快；生活在大山深处的民族不容易交流，所以难以融合。所以，世界性的大民族恰好形成于四大文化区的中国东部、印度北部、欧洲大部以及中东北非地区。而世界民族呈现“小而多”的地区，基本上都是深山区，比如外高加索地区和俄国内高加索地区，比如中国西南的横断山地区。
　　　但是，这个地理决定论仍然不能完全解释通汉族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平原面积虽然不算小，但是比欧洲（东欧、中欧、西欧）、印度，
相对要小得多。在欧洲和印度，平原上彼此相连的不同民族很多，如 法国德国俄国。又如印度北部大平原地区没有任何交流障碍的印第人、旁遮普人、锡克人、拉贾斯坦人、比哈尔人、孟加拉人、奥里萨人等。 他们生活在与中国东部差不多的地理条件上，共同信仰印度教（后来 旁孟两族有部分人改信伊斯兰），但他们并没有融合发展成一个民族。到今天，印度最大民族印第人只占人口总数的 40%，所以印度国语印 第语无法在全国通用，只好在全国通用英语。一个原发型（而非美洲 那种移民型）的世界级大文化区，被迫使用西方的英语，从几十年或 一百年的短期来看，也许有利于开放和国际对接，但是从更长远眼光 来看，其负面影响是深远和难以估量的。
　　　直接亮出的我的观点吧：中国古代大一统帝国形成，在于占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而汉族形成的秘密，在于目前世界所有大语种中唯一的非拼音化的表意文字——汉字。
下面我们来进一步探讨。
（五十六）
　　　着重声明一点，我这个贴子不是想宣扬文化优越论，世界各民族都有精彩的历史文化，各有千秋。现在探讨一个具体问题：汉字。又从经济问题跑偏到文化上去了，真没办法，讲完就回去。
　　　因为我不是语言专家，所以这个问题我讲起来，优点是不会很艰涩，缺点是不会很正确。兄弟们姑妄听之吧。
　　　民族的发展壮大的途径，不外乎使用生化武器。呵呵，大家先不要害怕，生，就是出生，化，就是同化。一生二化，发展壮大。但这
个不是只有中国人才知道，全地球人都知道。历史上，有一些民族经常把刀架在别人的脖子上推行同化政策。古代中国虽然也发生过征服战争，但是相对来说，历代的民族政策都是比较温和的。在“生”上没有突出优势，在“化”上又没有强硬手段，却发展出一个拥有十几亿成员而且自我认同感极强的民族，这个真有点不可思议。
　　　大家知道，现在主流的文字有两种，一种是拼音文字，一种是表意文字。大家一看便知，不用我来解释定义吧。拼音文字也叫表音文字，就是你先创造一套字母系统，然后通过声母和韵母的拼合，来拼出你语言的读音。（以下用英文做代表）。表意文字则是从远古象形字演化而来的，一般来说，他的字音字义都需要有个老师来教你，从字面上不能直接拼写读音。
　　　当然这种分类法也不是完全绝对化的。拼音文字的构词法里也有表意的成份，比如英语的词根和词缀。表意文字的构词法里也有表音的成份，比如占汉字总数 80%的形声字的声部偏旁。但是从主流来看，汉字仍是表意字，所以你不懂就查字典，一般不要乱猜，比如去盛赞哪个兄弟“风流周党”。
　　　由于象形文字是人类上古时代普遍采用过的古文字，它在古印度、古埃及、古两河、古中国都出现过，但后来中国以外地区的象形文字 让位于拼音文字了。所以西方现代文字理论普遍认为，表意文字是低 级发展阶段，而拼音文字是高级发展阶段。民国时期，许多学者有感 于农村扫盲之难，纷纷把中国落后的罪魁归结到方块字上，当时冒出 了许多的改造方案。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中，也出现过很多汉字拉丁
化方案，并在一些地区搞了试点，还出现了拼音报纸。拉丁化的路子最终没有走通，结果有一种拉丁化方案演变成了现在的汉语拼音，意外地变成了初级汉语教育和电脑输入的解决方案。
　　　新中国最终为汉字选择的发展路径是简化。五十年代，中国公布 了第一批简化字。简化字改革在中国争议很大，我认为虽然有个别的 字简化不当，但第一批简化字总体来讲是非常成功的。繁体字确实让 人很头痛，书写笔划太多。第一批简化字的成功之处在于，他遵循了 文字发展因便就简、约定俗成的原则，这批字生造出来的很少，大部 分字都是人们生活中已有的简便的非正式写法，有的字是行草书法中 的简化写法，在唐宋字贴中已经都有了。而且这批字中形声字，绝大 多数仍然遵循了形声字构字法。简化字一经公布，就在新中国扫盲运 动和普及教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时识字人口不足两亿，今天中国的识字人口高达 12 亿以上，堪称巨大文化成就，简化字功 不可没。
　　　在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出台了第二批简化字（50 年代推出的几批简化字统称第一批）。但由于过度简化，破坏了汉字的形体美和构字法，遭到多方批评，没有完全推开，80 年代全面废除。我这个年纪的人，都不知道还有过这样一批汉字。后来我偶然看到一张“二简”地图，回头一查资料才知道有这个事。例如青藏高原四个字，地图上是这样印的：青字下面的“月”变成了瓜子，这个字实际上就是专字多了一横；藏字草头下面变成“上”字；高字的口不见了；原字的写法是“厂”加“元”。简单倒是真简单，但看上去比较怪异。幸亏把
它们废掉了。
　　　又扯远了。我们来探讨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在民族形成中的作用吧。
（五十七）
在世界文字海洋中，汉字形孤影单。
　　　世界使用人口在前 20 位的文字中，只有汉字是表意文字。如果一定要找个同类，日文算是半个表意文字。日文中夹杂在汉字中间的大量勾勾和圈圈，就是日本拼音“片假名”。一个日本人，如果写文章使用许多汉字，证明他比较有文化功底。但如果他不想用汉字，也完全可以只使用“片假名”来完成文章。以前使用汉字的韩国越南，十九世纪未以后都转向拼音文字了。我个人估计汉字可能会在日本逐步消失，最终让位于“片假名”。
　　　如果只从扫盲和文化传播角度来看，拼音文字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个英国文盲，只要他花几周时间，学会了 26 个字母和英文构词的基本语法，就至少可以结结巴巴地拼出报纸上的话。而他本身是会说英语的，所以只要把话音给拼出来，他就基本搞懂是什么意思了。当然他要想当作家那得再学 N 年。而汉字就很难学了。小学三年级学生，想看懂中文报纸是比较困难的。我这个大学毕业生经常是错字连篇。有人甚至认为，想达到同样的阅写能力，中国人要比英国人多学习两到三年。
但是，如果我们跳出急功近利的扫盲需求，拉通千年历史来看，
两种文字还可以有这样一种比较。我仍然以大家熟悉的中国历史打比方。
　　　实际上，由于拼音文字和读音完全结合在一起，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是一件好事。政府搞教育，可以把推广文字和推广官话这两件工作一并给办了。在实行拼音文字的国家里，一般不会出现像毛主席那样文字功夫极高但说话让人听不懂的领袖。直到现在，不会讲普通话的中国作家也不少。但是，在国家陷入分裂以后（或者根本没有统一过的情况下），事情就很麻烦了。
　　　打比方说：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那三百年，只有西晋短暂统一了几十年，其余时间都在分裂。这也是秦始皇以后最长的一个分裂时期。假如中国不是方块字而是拼音字，那么，当国家分裂时，除了地盘正好在陕西的那个割据政权会继续使用长安官话，其余国家则很有可能
（或者说必然会）使用其首都所在地的方言做为本国官话。
　　　大家知道，中国各地的方言差异是极大的，尤其是在南方地区。所以，原来以长安话为标准的拼音文字单词，肯定不适用于这些国家的官话。分裂时间一长，这些国家会理所当然地用字母去拼读本国官话，逐步形成以长沙话、成都话、扬州话、太原话、南京话、福州话、广州话等为标准音的一套拼音文字。这些拼音文字通过长期的教育在人口中达到一定普及率以后，当国家再度统一时，会发现文字无法统一了。因为各地人使用的拼音文字，正好符合他们自己的说话发音，很有亲和力和适用性。你如果废掉，强令他改用拼音去拼写一种他几乎听不懂的读音，那会遇到空前阻力，甚至可能引发反叛。
　　　面对这种局面，聪明的统治者一般会保留各地文字，让各地自行其是，只要指定一种做为官方语文就行了。实际上欧洲、印度、伊斯兰地区的帝国就是这么做的。长此以往，拼音文字将各地方言的读音进一步固化，这样不同语言、不同文字的地区渐行渐远，发展成为不同的民族。只要去过欧洲的朋友留心一下，就会发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语等拉丁语言之间，英国、德国等日耳曼语言之间，俄国和东欧国家的斯拉夫语言之间，其实上差异是不大的。他们之间差异要比山东话和广东话之间的差异小多了。然而，汉族成为一个跨越北、湘、闽、吴、赣、浙、粤、客八大方言的统一民族，欧洲人却分道扬标形成了这么多个民族。
　　　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做法只可能出现在使用方块字的中国。因为中国字不是拼音文字，没有因各地语言差异带来的改革阻力，最多只有各地人书写习惯带来的阻力，这个阻力很小的。中国人可以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奇迹——在长达三百年大分裂以后，重新统一的隋唐帝国，在全国竟然没有遇到任何分裂留下的文化障碍，反而迅速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大唐诗坛。
（五十八）
　　　有人认为儒学是促成中国大一统的根本原因。但是西方、印度、伊斯兰文化区内的诸国拥有约束力更强的共同宗教，它们不但没有统一，教派战争倒是打得不亦乐乎。总结前两贴内容，我认为，汉字这种比儒学潜伏在更深层的文化秘码，才是中国大一统集权帝国和主体民族形成的根本原因。
　　　表意文字的汉字，使方言巨大差异的中国各地居民共同获得了一种与读音不挂钩的文字。汉字构成的正式文体，碰巧又是与全国各地的口语都不挂钩的文言文。所以，在大一统时期，中国官话几经演变。从宋代的开封官话，到明代的南京官话，清代的北京官话。如果是拼音文字极可能随之出现大的变动，而汉字纹丝不动。在分裂时期，各国官话差异很大，比关陇和岭南的割据王朝的官话几乎不通，如果是拼音文字极可能演化为不同文字，而汉字通行天下，继续纹丝不动。难怪古人记载说，当年仓颉造字，成功之时，“天雨粟，鬼夜哭”。说明这个新生事物是相当厉害啊！
　　　从 1910 至 1950 年代的半个世纪中，汉字差点就被误判了个死刑，直到中央确定了简化字的方向，才算告免。从目前形势来看，以后中国人再给汉字判死刑的可能性是不会有了。但是，在世界语言发展的激烈竞争中，这个硕果仅存的表意文字会不会落败呢？
　　　在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汉字直接面临着又一个生存危机。当时信息化浪潮兴起，电脑的广泛应用成为时代方向。英文只有 26 个字母，其他语言的字母也多不到哪里去，所以用键盘敲单词很方便。而汉字的常用字有四千多，字型太复杂。汉字与计算机不能兼容，势 必在信息时代撤底出局。这个时候，中国出现了文化英雄“二王”。 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是中国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划时代的革命。王选也因此被誉为“当代毕升”。前年他去世，开追悼会，胡总率领 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到八宝山去给他三鞠躬，可见他对中国贡献之大。另一个英雄是王永民。我正用这个老兄发明的五笔字型写这个贴子呢。
　　　我认为“二王”的共同点，就是从汉字的构成即汉字笔划入手解 决问题，用汉字笔划特征与计算机信息挂钩。举个例子，拼音输入法 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输入法，但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汉字直接输入问题。它的工作原理的实质，是先在人脑里把汉字转成拼音文字，把拼音文 字通过键盘输进去，在电脑字库中调出这个读音的汉字，由于重音字 太多，就会冒出一个菜单来让你选，你一选，又把拼音文字在电脑里 转回汉字了。由于这么转了两道，输入速度受到影响，我上学时的打 字比赛，拼音选手总被五笔选手干掉。也不知现在情况扭转了没有。
　　　这个例子是一个反例，我懒得从正面论述“二王”是怎样使汉字与计算机妙巧联姻的了，有兴趣的兄弟自己搜着看吧。探讨汉字的贴子越写越长，太长了，我们再用一个贴子结束它，胡乱展望一下汉字的未来。
（五十九）
　　　有一段时间，我狂热喜欢上了古代地理学。我发现，由于中国古地名的专用名是单字，加上音调问题，直接译成英文以后重名多得一塌糊涂。比如，河北有一个冀州，英文可直接译为“Jizhou”。但距它不远就还有一个蓟州（现在叫蓟县），东边邻省山东还有一个济州
（现在叫济宁），南边邻省河南还有一个汲州（现在叫汲县），南方的江西还有一个吉州（现在叫吉安），译成英文完全一样！如果再找找发音基本相拟的地方，那就更多，比如辽宁锦州、辽宁金州、河北晋州、河北景州、湖北荆州、湖南靖州……真让外国汉学家晕死。
上面这个例子，生动说明了英文与中文的差别。有的网友总想把
两者比较一下。中文有三四千个常用汉字。如果把汉字与 26 个字母比，汉字就太多了，如果把汉字与几十万（一说几百万）英文单词比，汉字又太少了。实际上，由于这两个文字体系完全不同，这两种比法都不是太有可比性。一定要比，就把汉语词汇与英文词汇比，还算基本对等。考虑到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汉语单音节，所以如果非得要在英文中找一个和汉字对等的东西，大概就是英文的单音节。比如英文单词“black”就是由 b、la、ck 三个单音节构成的。与之相对应的中文词汇“黑色”是由黑、色两个单音节构成的。我是外行，不知道构成英文单词的单音节总量是多少，有研究的兄弟赐教一下哈。
　　　前几年，网上已经有一个热贴指出过，表达相同含义时，一般情况下中文使用的音节比英文使用的音节要少。也就是说，中文更简洁。
　　　我仔细对照了一下，这个现象倒是客观存在。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英文没有四个声调的问题。你用四个声调去跟人家喊“hello”，都是那个意思，最多是别人批评你发音不标准，怀疑是从伦敦郊区来的。可是汉语不一样，“包子”发平声，声调一改成了“豹子”，意思就全变了，就不是你吃它而是它吃你的问题了。由于中文有四个声调，英语一个声音在汉语里当四个用，所以汉语相比简短，英语则必需增加几个音节以表达同样的意思。这就好比 200 这个数目，用二进制写出来是一长串，要比用十进制写出来长得多。
　　　例如，汉语中的牛肉、羊肉、猪肉，是在牛、羊、猪加个肉字就行了。英文单词叫 Beef、mutton、pork，但这些单词与英文中的牛、羊、猪（cattle、sheep、pig）没有字面上的直观联系，增加了学习
和背记的难度。其实，英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也知道怎么造词方便。比如麻雀肉，英文也叫 SparrowMeat，和中文一样。英文在牛肉、羊肉、猪肉上那样去另造新词，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简短。因为这三个词比麻雀肉可要常用的多，如果整天说 cattlemeat、sheepmeat、 pigmeat，实在是太冗长。所以，在这个方面，中文由于拥有四个声调和几千个常用汉字，组词时会比较沾光；而英文似乎在“好记”和 “好读”两个目标上不易兼顾。在信息量和知识量爆炸的今天，词汇量也在爆炸式增长，这个困难可能会越发明显。
　　　上面，我简单把以前见过的网上观点叙述了一下。我认为这些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我感觉，仅凭这些，还不足以证明汉字一定会比英文优越。其实汉字也同样存在一些劣势。比如四个发音的存在，对语言使用者的发音要求会更高，出现误会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呵呵。
　　　最后，我对汉字的评价和展望是：在古代，汉字对国家和民族凝聚形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今天，汉字已经彻底解决了与信息化时代兼容的问题。汉字本身与世界其他主要文字相比并没有根本的优劣之分，它是人类文字大家族中既与众不同、又与众不异的平等一员。在未来，汉字的世界地位取决于中国的世界地位。如果说以前汉字成就了中国，未来则有待于中国去成就汉字。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4 (重发)
（六十）
这个贴子不住前走。回头聊几个网友提到的问题。因为可能是我
没有把事情说清楚才引起争论的，所以我有责任再说几句，呵呵。一，关于明代藩府人口的问题。
　　　关于明代藩府人口，网友们有争议，所举的数字相差百倍。更有 网友把我随口提到的一篇论文的原文和作者都找出来了，厉害啊，网 上有高人啊。其实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可以讨论，没有必要拿到定论。 以前，中国有些学人总想把自己的论文写成历史事件的追悼会主持词，起到盖棺定论之效，既不必要，也不可能。
　　　但有一点我个人坚信，就是明代后期，需要农民和工商业者（财富生产者）供养的白吃阶层的数量是很大的。这个阶层既包括皇室和藩府人口，也包括庞大的官僚阶层，以及依附于官府的编外人员。至于究竟有多少人坐而享受，可以讨论研究。但是，“十羊九牧”是明末的基本历史事实。其实，类似的问题今天在一些部门、一些地区仍然是存在的。
二，关于汉字的拼音输入法的问题。
　　　我分析了拼音、五笔两种输入法的工作思路的差异，我并没有判断两种方法谁好、谁不好，所以拼音党的兄弟不用生气。由于拼音输入法不需要专门学习和练习，所以使用者要多于五笔。这几年，拼音输入法的改进速度要快得多，比如联想式的词组输入，我试过，很好用。其实从理论上讲，这两种输入法的改进的空间，同样都很大。拼音输入法改进更快，主要原因可能是它的使用者更多，市场需求更大。以前我上学时，打字和开车之类的东东，都属于专业技术，所以还有人组织比赛。现在这些技术都是社会生存必备的技能了，也没有人再
有兴趣搞比赛了，所以我在前面贴子里也加了一句，不知道两种输入法如果现在比赛一下结果会如何。
三，关于“五胡乱华”这种提法是否含有沙文主义的问题。
　　　有兄弟认为，同化、五胡乱华这种提法本身有沙文主义。我思考了一下。同化这个词呢，本身倒没有什么方向性的特指，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现象都是存在的。但这个词用到探讨汉族形成的文章里，就暗含了同化的方向性，所以我接受这个批评，以后改用“融合”这种更中性的词，看这样好不好？
　　　至于五胡乱华，我认为这个词应该没有什么沙文主义。虽然历史上没有国际法，众林法则盛行，打打杀杀常见，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历史事件上，总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是非曲直的。比如五胡乱华，是指南北朝时期，生活在长城以北、陇原以西的游牧民族，大举侵入中原农耕区，对汉族进行掠夺和屠杀。虽然汉族在后来反击中，也曾出现过攻击移民中的平民的现象，但总的来说，这段历史是谁侵犯谁，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所以五胡乱华这个说法应该没有问题。同理，我们不能因为女真人也是中国古民族之一，就否定岳飞抗金的正义性，就认为《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也是沙文主义的。
　　　另外，在字面上五胡乱华里这个“胡”字是不是存在歧视？我认为也不存在。因为北胡、西羌这种一类的词，是古代对域外民族的泛指，比较中性。胡乐、胡服骑射、胡萝卜、胡椒，看不出贬意。今天中国仍有一个民族叫羌族。建国以后政府改掉了许多可能含有歧视的民族称谓，如果这种称呼有歧视早就会改了。
　　　不一定正确，胡乱探讨哈。下面，我们总结一下中国特有的大一统现象的历史功过。
（六十一）
　　　以前的贴子里，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原因，与其文化区内四分五裂的小国林立局面有关，而东方则存在对外无竞争、对内控制力强的大型帝国。我又认为，在东方，中国古代帝国又与伊斯兰和印度的帝国不同，隋唐以后基本上是封而不建，帝国之下以郡县制实行一元化统治。我又认为，形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存在占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而形成主体民族的根本原因是汉字。现在我认为，这个问题基本说得差不多啦，该全面总结一下，来结束对“大一统”的探讨了。
　　　前面强调过，探讨“大一统”里不能诞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要宣扬国家分裂有理。如果从世界两千年历史来看，中国特有的 “大一统”具有明显的优点和缺点。
　　　我认为“大一统”最大的功绩，是集中天下之力，打赢了几场事关民族生存的恶仗，保卫了民族生存空间。其实我们的运气不是太好，在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几个的强悍游牧民族，都跟我们是邻居，院墙就是万里长城。先是匈奴，从战国打到东汉；再是突厥，从北朝打到唐末；然后是蒙古，从南宋打到清朝。其实还有一个强悍民族就是女真，后来叫满洲，从北宋打到明末，在清一代完全融合成了一家子，所以没有把他列进来。
有人可能主观认为，游牧民族人口少，社会发展程度低，所以打
赢他们不足为奇。错了。人类历史在进入近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最强悍的民族恰是游牧民族。如果在操场上双方列队，每 20
个汉人围住 1 个匈奴，围好以后吹哨开打，这就比较好办了。但实际战争不是这个打法。当两个国家进行对抗时，不是比拼双方的家里都有些什么家当，而是比拼双方的家当里面有哪些可以拿出来有效地参与对抗。换句话，就是国家的军事动员能力和经济动员能力。如果不能有效动员，人多是不顶用的。
　　　冷兵器时代，骑兵战斗力远远高于步兵。而游牧民族恰恰是人人自幼精熟骑射，马又是整个国家（部落）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和财产。再加上游牧部落之间打打杀杀的煅练，整个民族就是一支部队。农耕民族就不一样。首先是缺马。也不是没有马，问题是数量少、质量差。农耕社会中，马的作用不如牛，牛不仅能拉车（就是慢点），还能犁田。所以要专门想办法弄马。为什么古代中国把云南四川砖茶列为战略物质？因为通过茶马交易可以搞到战马。其次是中国农民不善骑马。能不掉下来摔死就很不错了，更不要说边跑边射箭。等长大了参军再现学，比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敌人差得太远。
　　　农耕社会一般比游牧社会拥有更多经济财富。但这些财富在打仗时用不上。比如军需物质供应。游牧民族在长期游牧生活中训练了机动中的自给能力（有兴趣的兄弟看看蒙古骑兵研究的文章）。而且他们一般是入侵者，可以在农耕区就地补给。而农耕民族的士兵不能自己解决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年诸葛亮发明木马流牛，军粮仍然供应不上。如果主动出击去到草原大漠，后勤就更困难。
　　　骑兵和供给只是两个方面。国家动员能力包括动员的速度、动员 的数量、动员的质量等多方面。绝大多数方面，农耕民族都不占优势。 所以，不光中国人头痛，西方、伊斯兰和印度的农耕文明国家，在游 牧民族面前都被动挨打。被汉朝击败的匈奴西迁到欧洲以后，盘踞在 匈牙利一带，四出侵略，所向无敌，被称为“上帝之鞭”，打得罗马 帝国最后崩溃。西突厥人征服了整个中亚和西亚，建立了塞尔柱帝国 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这两个突厥帝国是世界史上相当重要的国家，留下了今天的伊斯兰文化区的众多突厥语系国家（土耳其、阿塞拜疆、土库曼、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蒙古骑兵把世界四大文化 区的主要国家打遍了，让全地球都知道了成吉思汗。
　　　游牧民族当年给中国人造成的生存危胁是相当严重的。可能要远远大于近代的日本鬼子。相对而言，古代中国人面对游牧民族的反击是卓有成效、可圈可点的，特别是相对于其它三个农耕文明而言，是相当出色的。
（六十二）
　　　终日奔波苦，只为稻粮谋。真对不起兄弟们，更新太慢了，没有办法。建议对本贴有兴趣的兄弟每周看一次就可以了，呵呵。
　　　面对强悍的游牧民族，世界四大文化区的农耕国家都相当头痛。相对而言，中国由于“大一统”，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更有优势，组织起来的反击的力度相对要更大。历史不是数学，不能用等式和不等式进行推算。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汉朝打跑了匈奴，一百多年以后匈奴又整垮了罗马帝国，就想当然地得出汉朝强于罗马帝国的结论。因
为各个国家的历史时点和阶段不一样。就像我现在去把一个 95 岁的拳王打趴下，并不能证明我的拳术比他更高明。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历史战果是非常明显的。
　　　必须指出，历史上几次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定性反击，比如西汉时期卫青、霍去病、李广北伐匈奴，东汉时期窦固、窦宪北伐匈奴，唐代李靖等北伐突厥以及清代平定准噶尔，都是处在大一统王朝的鼎盛时期。我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大一统局面，如果是小国林立的状态，以分散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是很难集中调动如此之大的物质力量组织反击战争的。
上面两段内容是我昨天写的。
　　　今天，我本来想对大一统的优劣问题继续长篇论述，但看了前面的一些网友回复以后，决定就此打住。因为，有些网友意见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的思考，很多是对历史事件的感性认识，并没有进一步对自己的结论进行细致论证。例如，有一个回复提到，中国分裂时期，如春秋战国，几个诸侯国对外也有不错的战绩。我之所以没有把这些战绩列为决定性胜利，是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游牧部落比较小。比如，比如春秋时期，秦国消灭许多游牧部落，“遂霸西戎”。但它吃掉那么多个小国以后的面积，也只有陕西大部和甘肃东南部这么大，你说那些小国还能有多大呢？其中，灭圭戎、冀戎后，以其地置圭县、冀县，这两个古县在天水市西部，县域可考，方圆大约只有几千平方公里的样子。如果再考虑到古代游牧民族（或者半农半牧民族）的人口密度很小，这个面积上承载的人口量肯定很少，我估计一个部落不会超过
1 万人的。春秋战国时期较大的少数民族，比如山戎、义渠、楼烦等，从《中国历史地理图集》来看，势力范围也不大。然而，汉代时匈奴人控制的范围，至少应在 300 万平方公里以上（汉代北伐时的几次重要战役相距数千公里）。我据此认为春秋战国那些游牧民族与匈奴不在一个级别上。不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关于这些古代民族人口和兵力的相关数据，所以感到无法让大家信服。
　　　经过思考，我决定不对大一统的优劣性进一步展开论述了。只把我的看法提出来，留下空间供大家一起思考。我认为，一，“大一统”集中全国之力，打赢了几场决定民族命运的重要战争。二，“大一统”形成了国内统一市场，促进了经济技术的交流和发展。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曾经长期在世界上居于较为领先的位置，清代中期才开始明显落后。三、“大一统”使中国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国内保持了稳定和平的社会局面，对百姓有正面作用。
　　　其主要弊端是，“大一统”皇权和官僚势力过于强大，极为缺乏制衡。国家缺乏外部竞争压力，精英阶层（知识份子、工商业者、技术人员等）缺乏在不同国家之间选择和周展的空间，限制了思想自由和民权伸张，所以在明代以后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另外，由于“大一统”国家过于庞大和牢固，一旦出现崩溃，对社会经济和人口的破坏性实在是太大。
（六十三）
　　　其实前面十来个贴子我们绕了个弯，就是，在谈到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方产生的原因时，同时也谈了在中国没有产生的原因，然后对大一统的现象进行了分析。现在我们绕回来。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在反封建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发展初期，它基本上属于无序自发状态。当时的英国资本家可不绅士，比山西黑砖窑的老板还黑。再加上市场规则不健全，暴露出许多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后不久，另一种经济思想即计划经济思想也产生了。
　　　从上面这个逻辑来讲，资本主义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封建经济反思，而计划经济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又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反思。这么一反再一反，计划经济思想看上去倒跟封建经济在某些方面有点相似了，比如国家对经济资源的直接占有，以及官僚阶层对重要行业的控制和管理。但实际上，至少从制度设计者的初衷而言，两者并不一样。
　　　请允许我再重复一次，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后来有大量相互借鉴，正如小平所言：“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为了分析问题方便，本贴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词，指的是传统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而不是以后混了血的东东。
　　　市场经济的原理，基本的要点大概就是，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所以市场的供需情况，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传递给生产者知道。然后生产者再根据这个信息，来决定下一步生产多少。另一个重要原理就是靠市场竞争决出输赢，胜者通吃，负者去跳楼。而计划经济的
原理，基本的要点大概就是，市场需求是可以通过统计调查和计算出来，然后，由政府计划部门下达生产指令和产品调备指令，以实现最大程度的无浪费最有效的生产。由于近计划指令实行按需生产，所以理论上应该不存在过度生产问题，没有过度生产，自然也就没有市场竞争。那么价格如何形成呢？一头斧子换两头羊嘛。
　　　从思路上分析，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思路，强调经济活动主体的自发性和自主性。计划经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思路，强调经济管理的自觉性。这两种经济模式在冷战时期对立多年。双方都认为自己很行，对方不球行。所以他们先从理论上分析然后举例说明，不断指出对方的弊端。抄一遍需要十个贴子，我不想去抄书，有兴趣的兄弟自己看，我只写自己的理解。
　　　计划经济批评市场经济：“你不知道！”——一个生产者，并不知道别的生产者在干什么。所以看到牛奶涨价有钱挣，就去生产了，其实还有一百万个生产者都跟他一样想的，结果牛奶多了，倒到阴沟里去了。桔子多了，倒到大海里去了。DVD 生产多了，朱总理也感到很无奈。用一句标准的话说，就是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与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的矛盾。再往深里挖，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
　　　而市场经济反问计划经济：“你真的知道？”——理论上的按需生产，实际上出发点就是为了防止倒牛奶。但是，实际上社会需求千变万化，社会产品千种万类，计划委员会千头万绪，作出的决策千差万错，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多就是少，而且绝大多数是少。
（六十四）
　　　昨天，在经济上已经病得随时可能驾崩的欧盟，指望着中国去购其债救其币，但仍然是瘦驴拉硬屎，坚决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认为中国政府对经济控制太多。这就意味着许多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壁垒会继续存在下去。恐怕这几天，中国和欧盟的专家们为了“中国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这个问题又得开始新一轮论战。
　　　什么是市场经济呢？前贴谈到，标志其实就是一句话，以市场决定产品价格、以竞争决定企业生死。但是具体细抠起来，值得扯皮的地方就太多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有不少人推崇纯粹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但实际上，这个纯粹是不存在的。只要有政府在那里，他必然有相应的管理，只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那么政府到底要干预多少、如何干预、何时干预，才算合理干预，从而不会影响到市场经济的性质呢？大家扯吧。
　　　有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认为政府这个机构本身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浑帐，主张无政府主义。许多中国人可能会认为，无政府主义就是像李逵一样目无官府，拎斧上街打砸抢，这是个误解。其实无政府主义还算是一套挺有思想和内涵的政治理论体系。它提倡社会成员完全自由和平等，在自愿互助基础上，通过协商进行社会自我管理。早年曾有人为了践行这个主义，搭帮结伙跑到荒山上去建立社区。这个主义虽然在国家层面上不具可行性，但对西方社会还是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比如居民自治、非政府机构等。前两年成龙随口说过一句 “感到中国人还是要有人管”，结果在网上被骂个半死。实际上这句
话虽不全对，但还是反应了一定的客观事实。中国人的自我管理意识确实不如西方，比如看到小区里垃圾成堆，美国居民可能会自己约在一起开个会商讨商讨，中国居民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来管一管啊？”这个差别，可能就是源于中国长期的强势政府局面，几乎没有出现过类似思潮。
　　　扯远了。在资本主义早期，许多资本家和小业主由于受够了封建贵族的恶气，现在他们掌权了。当时许多政治家都认为个人要先于国家，特别强调社会成员的财产和自由，主张政府在经济上要“无为”而治，尽可能让权于市场和个人。所以早期的市场经济比较“纯”，不会像现在的奥巴马政府夯几万亿美元去救市。不管是经济方面，在思想、宗教、社会管理等方面，他们也是这么个态度。这种思潮被称为自由主义。刚才提到了无政府主义，可以看成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极端形式。自由主义者警告政府少管为妙，无政府主义者极端到连政府都给踹飞了。
　　　在那个时代，市场规则不健全，坑蒙拐骗问题严重（有人出售科莱登大学文凭），劳动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美国西部铁路“每根枕木下都有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体”），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完善（失学的小女孩去卖火柴）。市场供求刺激出来的过度生产，最终酿成周期性经济危机，在社保不健全有人饿饭的情况下，经济萧条引发了工人起义。但是，那边人家都起义了，自由主义的一些信徒们仍然坚信，一切问题可以通过市场自我调节和社会自我调节来解决，政府不用出手。终于有人绷不住了，觉得这些事儿政府多少还是得去管管吧？要
不收那么多税干什么。这些人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即积极主张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
（六十五）
　　　传统计划经济是人类的一种气魄宏大的制度设计。通过计划生产，目标是避免以往经济模式的社会资源浪费，真正实现按需生产，从按 劳分配逐步向按需分配过渡。一个怀有“经世济民”报负的政治理论 家，基于种种社会不公进行深入思考时，很有可能会想到这一步。
　　　但不幸的是，这种旨在使“物资极大丰富”的制度设计一经实行， 不管这个社会原来有多么富庶，最多几年时间就会变得什么东西都缺。从前苏联、中国（改革开放前）、古巴、越南到朝鲜，光辉理想，惨 淡现实，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
　　　计划经济中，生产是依照计划来定的，而计划则是依照对于社会需求的统计和计算而来的。从理论上讲，很容易讲通。但是实行起来就很难办。因为我们对于各类社会产品的近期、中期和远期需求掌握得不是很准，或者说很是不准。古巴、东德之类的小国还好办一些，特别是中国、苏联这类超大型国家，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就更不好统计。
　　　记得以前看过一篇论文，是对建国初期福建一些县接到的统计上报任务的研究。比如全县已怀孕的母猪数量，这个还好办；而接下来要全县明年可能会怀孕的母猪数量，这个很难办了。这种强制要求各种数据的作法，在当时十分盛行，而今天仍然有所遗存。官场潜规则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县政府办公室，接到一个加急文件，要求上报一
个根本不可能统计出来的数据（比如可能怀孕的母猪数量），或者在给定的时限内根本不可能统计出来的数据（比如今天下班前上报全县前五年所有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年度销售额）。这时你可以有两个选择。一，如果你很有担当，可以根据以往经验，或者没有经验直接拍脑袋，编个数据报上去。二，如果你经验更老辣，你可以如法炮制一个紧急通知，发给各乡镇政府，命令他们上报数据，由你来汇总。你别忘了，一定要在通知上注明，要求各乡镇安排专人，认真负责，确保统计准确不遗漏，由主要负责人签发，加盖公章上报。这样以后即使出了事儿，起码你自己会比汰渍加酶洗过的都干净。
　　　因为经济形势和社会需求是随时变化的，即使我们用完全准确的数据去搞预测，都很难搞准，何况数据还大有问题。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决策效果就可想而知了。有一个苏联笑话，说是当年红场阅兵，拿出了最最可怕的先进武器炫示一下，前面是坦克，然后是火箭炮，再后面跟着原子弹，队伍的最后却走着几个戴眼镜夹皮包的人。据介绍这几个是计委的。看来，计委的破坏力比原子弹都厉害。
（六十六）
　　　兄弟们在学校肯定都学过，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之一，是“生产盲目扩大与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而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时按老师的要求背下来，倒没有觉得怎么样。现在突然回
想起来，不觉笑出声来：这意思不就是他们东西多的卖不出去，我们东西少得买不着嘛！也真难为理论家们，把大家都知道的问题，讲得大家都感到高深费解。眼下，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生产制造能力大得吓人，不知道课本上这个“主要矛盾”的提法与时俱进了没？
　　　上学时，我光从计划经济操作层面分析，脑袋里当时冒出一个疑问。如果说这种体制靠经济计划组织生产，而计划又面临着信息不全
（不可能全）的问题，所以计划肯定不能与实际需要吻合，那么在理论上，生产多了与生产少了的概率是一样的，所以，社会应该是有的产品太多，有的产品太少。可实际情况却是，计划经济几乎是全面的短缺经济，所以江湖人称排队经济，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引出了计划经济另一个更要命的问题。就是社会激励问题。如果说生产计划的科学性问题还有改进的余地，那么社会激励问题则是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问题，很难解决。我也不列提纲了，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吧，计划经济的激励问题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表现是收入问题。我小的时候，经常跟着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我喜欢吃炖排骨，奶奶经常拉着我去买排骨。我记得当时，猪肉店是国营的，好像叫什么副食品公司第几商店。这个商店在京杭运河边的小街上，门口有棵大槐树。他们 8 点上班，7 点半以后窗口就会有人排起队来。要到 8 点过，才见售票员小董骑着自行车叼着烟卷慢慢悠悠而来，锁好车踱进后台，然后很久才换好行头，然后又要很久才把今天的肉解开，一点都没有疱丁解牛的效率哈。由于我奶奶认识那个小董，所以我总能吃到挂肉比较多的排骨。肉店的邻居是一家理
发店，是街道集体所有制的单位，同样有几个慢悠悠的同志守着，他们总在报怨没有肉店的国营身份职工待遇好，所以积极性更差，所以总有人在坐在长椅上排队。当时有的笑话说，理发刚一半到下班时间了，叫顾客明天再来。这个情况我倒没有亲见过，我只亲见过理发师看快要下班了，一个头肯定理不完了，直接拒绝服务叫你明天再来吧。
　　　……三十年后，我生活在南方都市里。由于工作太忙，经常加班 到深夜一点才回家。我总喜欢在宿舍楼下的烧烤摊上吃几串，然后喝 瓶啤酒。烧烤摊烟气腾腾的，反正只要有人吃，他绝不走。由于像我 这样的顾客太多，所以他们一般要靠到三四点，所以这种小摊被我们 称为“夜不收”。我吃着烧烤，看着夜色如水，看着旁边的水果店里 的水果西施。这个美女老板一般会在晚上一点开始收拾关门，她一边 收拾还一边东张西望，希望发现一个半夜一觉睡醒突然想吃西瓜的主。
　　　恍然三十年啊，中国社会变化还是挺大滴，以前场景都让人觉得不真实了。
（六十七）
　　　上个贴子，我沉浸在小市民的回忆中。总之就是那么个意思吧，收入不能与绩效直接挂钩，员工身份又相对稳定（铁饭碗），基本相当于终身雇佣。这种情况下，从企业法人和职工个人，都没有生产积极性，社会生产效率普遍低下，财富创造能力不能发挥出来，这是造成产品短缺最重要的原因。
　　　很快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改革。不仅中国有，其余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也或多或少地搞了改革。其实，上世纪 80 年代
以后，许多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其国有部门和企业这方面问题也很突出，例如撒切尔夫人就对英国铁路等国有部门的这种作风深恶痛绝，大举改革，甚至一卖了之。这说明这是个经济体制问题，跟民族宗教以及是否实行了普选民主等关系不大。
　　　实际上，从工资入手进行改革，效果并不理想。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已经上中学了，工资改革也很搞了几轮，国有和集体企业仍然是那个老样子。我妈妈当时在国营工厂工作，我每天放学经过厂门。工人们在下班前半小时，就聚集在厂门口等着走了，由于厂长发话不许早退，厂门口地上有条白线，几百人就站在白线以内聊天，像一群准备比赛的马拉松选手。
　　　有些企业勇敢地破除平均工资，反而惹了大祸，引发了更大的矛 盾。我观察，情况是这样的，工资与绩效挂钩当然是对的，但是，绩 效如何评定？如果对产品数量或者单位盈利进行考核，就比较好办；而单位内部的管理绩效就很不好评定了。比如，副厂长是该比工人多 拿钱，前提是他必须是一个合格的、让人信服的副厂长。可实际情况 是，当时许多干部是靠裙带或者走后门上去的。副厂长是经委主任的 小舅子，无德也无能，还经常要揩公家的油。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的 工资再猛涨成工人的十倍，那更会激起众怒，所以客观地说，这种情 况下维持大锅饭倒是比较公平的。不合理的政策应用于不合理的现实，反而得到了一个基本合理的结果。总之，计划经济形成国有企业体系，想要搞活，绝不是仅仅是工资与绩效挂钩那么简单的。这些内容，等 写到中国改革时再细聊吧。
　　　刚才聊了收入原因。计划经济之所以造成短缺，第二个原因是物价原因。当时，物价是算出来的，就是根据原材料、能源消耗、运费和人工，由政府来确定一个物价，然后长期执行。改革前，黑龙江和海南岛的酱油都是一个价。这种计划定价，可能高也可能低，但考虑到国有企业的低工资情况，定价偏低的可能性更大。在正常情况下，随着社会发展，物价应该会逐年有所上升。但是，国家很难及时去调整，有时甚至十几二十几年不调整，这样物价会进一步偏低。所以世界上的计划经济国家，一旦进行经济转轨，必然是物价飞涨，还没有一个国家出现物价飞跌的。
　　　即使没有读过经济类教科书的兄弟也清醒，物价可以调节生产和需求。在纯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按指令生产，所以物价对生产的调节作用不大，但对需求的调节作用仍然存在。如果物价偏低，则需求相应会大大增加，本来就短缺，这样会显得更加不够。
　　　更为麻烦的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许多产品是直接配给的，或者说是没有价的，比如住房。那么根据经济学家的解释，消费者会抡圆了去消费那些免费商品，直到消费行为的边际收益为零。我每次去坐飞机，捆好安全带，赶紧跟旁边坐的兄弟交待一句：“不管空姐发什么我可都要啊！”兄弟点头：“好的，我替你收着！”我才歪头安然地睡去。飞机上的食品、小吃、饮料或者其他东西，其实已经强制性地包含在机票的票价当中了。对于已经付了机票款的我而言，再去消费这些东西相当于免费的，所以我当然要来者不拒，吃不了兜着走。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配给的产品和服务是比较多的，人们对这种免费
的东西的需求自然极大。这也是促成短缺的重要原因。
（六十八）
　　　我小时候读过一篇短篇小说，小说的主题思想是反映极左思想对孩子的毒害。内容大概是，老师在课堂上出了一个谜底是猫的谜语： “大大的脑袋，长长的胡子，长长的尾巴，是什么？”一个孩子说： “是我爷爷！”“呵呵，你爷爷有尾巴吗？”“有哇！他们都说有！”结果引出了一个往事，老农在自己院里种几根黄瓜到集上卖了，就被反复揪斗来割资本主义“尾巴”。这篇小说产生于文革结束不久，创作思路和创作水平都不见得很高明，但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曾经的无奈现实。
　　　前面两个贴子谈到了计划经济造成供应短缺的两个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国家对私人经营的人为限制、国家投资“重生产、轻生活”的取向，也是造成短缺的重要原因。
　　　但是，计划经济毕竟是人们曾经崇信并大规模实施的一个经济模式。如果它一无是处，肯定不会达到这个影响。计划经济也是有其所长的。刚才有兄弟批评这几个贴子太平淡了，没办法，我感到这个问题关联着我后面的许多观点，绕不过去。我们简单探讨一下计划经济的优势。
　　　——“团长，我们被敌人包围在山头上了！”“马上电告师部请求增援！哦对了，赶紧把全团每个人身上的弹药、水和粮食收集起来，交给政委负责统一管理分配，尽可能坚守待援！”这是我们在电影或电视剧中经常看到的场面。实际上，对有限资源进行统一的计划和分
配，是一个团队在紧急情况下的最佳和最有效的选择。国家也一样。许多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体制的，在战时往往采取类似于计划经济的办法，以最为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因为这个关头，所有社会资源的首要目的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的基本转运和国家的生存，社会的目标不再多元化，社会成员的多样化需求也被压缩服从于国家目标的需要。
　　　除了对付战时和应急状态以外，计划经济的第二个优越性是适用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创建和追赶阶段。特别是在苏联和中国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建立初期，这个制度是显示了极为神勇的作用的。人类不是傻子，如果没有这么个巨大成果显在那里，五十年代以后根本不会有那么多国家去追随这个制度。
　　　我这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大家知道，工业化体系包括了轻工业和重工业，创造税收和吸纳就业主要在轻工业，而比拼国家实力则主要在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和军事工业。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来考察，如果不是人为地去计划和构建，而是让通过市场自发去形成，那么一个成熟的工业化体系的逐步形成需要极长过程。英国大概是用了两个世纪的时间，才从纺织等轻工业发韧，逐步通过产业关联拉动，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迈进，逐步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先发国家可以从容地用两个世纪，通过市场来完善自己的工业体系。后来国家则不行。俄国是资本国家体系中比较落后的国家，用列宁的话说，“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中最为薄弱的一环”。中国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对于苏联、中国这种后发国家而言，不可能从轻工业起步去逐步发展重工业，主观上等不及，客观上条件也不允许，通过人
为计划对经济结构进行直接构建，就成了必然选择。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4
（六十九）
　　　我用这样一个比喻，不知道是不是恰当：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好比是一块森林，大树呀，小草呀，蔓藤呀，地衣苔藓呀，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而后发国家呢，好比就是一块空地，现在也需要形成一个生态体系。如果不去人为干预，也许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以后，这块空地上也会自然形成自己的一套生态态统。当然，更大的可能性是被其它地块上的生态态统直接蔓延过来给占据了。现在我们采用另一个办法，就是通过人们已有的关于生态系统的知识，根据地块特点和气候条件，来设计这个地块上应当有什么乔木、什么灌木、什么地衣厥类植物，设计一个生态系统然后去配套种植。就像现代化楼盘的绿地一样，工人能在一夜之间，把一块空地搞得树草婆娑，参差错落，甚有野趣。
　　　当然，这个比喻也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计划经济的问题，就是人为设计的植物种类和数量，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情况需要。在人为设计构建完成以后，还需要灵活的后期管理。即给予植物足够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成长和相互适应，然后因势利导地进行调整，补种或者淘汰。如果在后续管理上太过于机械的话，那么这个速成的生态系统肯定是有毛病的，甚至可能无法长期生存下去。
人们的需求是多样性的。在没有国家覆亡的直接压力的情况下，
许多普通百姓更关心自己的柴米油盐，这是轻工业和商贸的范畴。而在国家层面上，则更关心尽快建立起国家的实力，这主要体现在重工业体系。这个矛盾的解决，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路径。现在回头看来，不同的路径都各有走通的实例，也各有走不通实例，因为主客观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很难直接断言哪个路径绝对正确。中国、苏联选择了国家主导、提高社会积累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子。不同的是，中国由于农民比例极高（建国时农村人口占 80%以上），所以还采取了通过工农业产品定价的“剪刀差”，以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路子。在以后的贴子中，我们还将详细探讨。
　　　1959 年，美苏领导人共同参加一个工业品展览。在橱房用品展 台前，赫鲁晓夫和尼克松展开了辨论。他俩鼻子对鼻子，一边辨论，一边用手指又捅又点对方的胸口，这个录像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新闻。我觉得把他们的话抄下来，比我说多少话都更能体现两种经济体制的 设计差异。
　　　赫鲁晓夫说：你以为这种设备能让我大吃一惊？事实上所有新建的苏联住宅都将有这种设备。在美国，想要住这种房屋要有钱才行，而在我们这里，你只要生为苏联的公民就行了。而如果美国公民没有钱，那就只有权在人行道睡觉了！尼克松回敬说：对我们来说，多样化和选择权更为重要。我们有成千上百不同的营造商，这些就是生活的情趣。我们不愿由政府官员在最上头作出决定说我们只要一种式样的房屋。这就是差别！
辩论时，两个还年轻，对自己的信仰满怀坚定。1971 年，已经下
台的赫鲁晓夫郁闷而终，当时的苏联计划经济已经是毛病多多。1994年退休的尼克松被宣布死于中风，此时苏联和计划经济已成为历史，赫鲁晓夫的女儿已移民美国。名人已矣，言行犹存。就用这两个名人的拌嘴来结束我们对于计划经济的探讨吧，好多兄弟都看得犯困了，呵呵，我们现在就来聊聊中国经济！
（七十）
1911 年，百病缠身的大清帝国终于一命呜呼。此后中华正朔传
到了中华民国的手里，历时 38 年，直到 1949 年南京政府逃台和新中国成立。
　　　辛亥革命的成功实际上比较意外。孙中山先生是一个意志坚定、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他发起了许多起义都没有搞成功。有的时候，他 纠集百把人、搞到几百支手枪就敢直接宣布起义了（比如镇南关起义）。真是敢想敢干，难怪江湖人称孙大炮。由于起义失败，中山先生当时 跑到美国科罗拉多州筹款去了。结果这时候辛亥革命成功，大家急得 到处找他。革命后两个多月他才赶回到中国。
　　　由于中国“大一统”的传统皇权和官僚势力极为强大，如果不是先在经济上山穷水尽，是不会轻易死掉的。我认为，满清覆亡，政治、外交、军事等原因固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一个前提是，它在经济上已彻底无路可走了。
　　　晚清时期，为了挽救危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盛宣怀、胡雪岩等人发起了洋务运动。我们曾经在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中提到过。实际上，这个运动的主观目的，既不是文化的，更不是政
治的，甚至不完全是经济的，而是停留在如何才能打赢列强以自保的军事技术层面上。造船厂和军械厂就不用说了，一些民用的项目比如煤矿和铁厂，也是为了军事项目配套服务的。所有制性质上，全部是官办官营。其实，官办官营企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两千年，比如故宫弄坏的那件瓷器的生产企业哥窑，就是宋代的一家官窑。所以，洋务运动中产生的企业，在本质上与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办工厂没有区别，只是技术来源于国外而已。单凭这些企业不可能全面振兴中国经济。随着甲午战败以及四大名臣相继辞世，许多企业人亡政息。
清朝末年，中国又经历了 1894 年和 1900 年的两次惨败。马关条
约的 2.3 亿两赔款（外加赎辽银 3000 万两）和辛丑条约的 4.5 亿两
赔款（由于实行 39 年按揭，所以本息接近了 10 亿两）。和这两次赔
款比起来，当年南京条约的 1600 万两赔款简直是毛毛雨啦。这些巨额赔款使国家财政基本破产，主要财政来源关税和盐税作为抵押，被列强控制殆尽。
　　　不吃不喝，也要十几二十年的财政收入才能支付赔款。可这时，清朝却不能不吃不喝。客观地说，为了防止白吃一族无限膨胀压垮社会经济，清朝吸收了明朝教训，在皇族规模控制上做得比较好，爵位只能享受两世，再往下的子孙还想封爵，那需要自己去努力混才行。皇帝亲准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只有当年入关打江山的那么几个而已。这方面清朝做得比前面王朝都好。但是，大一统无挑战的绝对权力蕴育了绝对腐败，像历朝历代一样，清末各级官僚机构和超编附属人员膨胀得厉害，再加上八旗军这些世袭“铁杆庄稼”，丧失战争力
彻底沦为白吃一族，清朝末期基本又重现了前朝“十羊九牧”的局面。由于清朝距今历史不长，文献极为丰富，这方面研究成果很多。大家如果图轻松不想看论文，就看看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中对清朝官僚体系的分析研究。
　　　庞大的官僚体系，巨额的对外赔款，促使各级政府加倍地搜刮社会。通过归国华侨和开明仕绅推动，中国近代私营企业虽然已经开始发萌，被始终被官僚阶层盘剥搜刮，再加上关税控制在外国之手，外国工业品长驱直入，强势打压，所以清末中国私营企业在夹缝中求生存，难以发展壮大。这种情况使政府税源萎缩不前，只有进一步加强搜刮力度，社会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无法自拔。正如侯宝林在一段相声中对于“宣统”的解释：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年号叫“悬捅”，本来它就很悬，你再一捅，它掉下来了。
中国经济在千疮百孔、内忧外患之中，进入了民国时代。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4
呵呵，真累得我够呛。
云开日出，心情一片大好。感谢兄弟们，感谢版主哈。
　　　今天工作都排满了，什么世道呢周未都要工作，一直要忙到晚餐以后很晚才回来。为了庆祝一下，我写个通宵吧，呵呵。
核平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4呵呵，真累得我够呛。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5
（七十一）
　　　今晚饮酒过度，回家多次呕吐。酒醒已近午夜时，两杯浓茶下肚。呵呵，秋夜里让思绪自由而凌乱地飞扬。
　　　现在许多导演和编剧最喜欢拍的就是民国戏。因为民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风格界乎于古装戏与现代戏之间。在一个戏里面可以同时有议会和县衙、西装和马褂、飞机与长矛、大师与文盲、自由同居和包办婚姻。比如《让子弹飞》。在经济领域也是这样的，自然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并存，乡村自足与股市外贸同在，很复杂。我对民国经济本来就涉猎不多，讲起来感到困难。有多少聊多少，欢迎有研究的兄弟大力补充哈。
　　　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情况，大家都比较清楚的。先是袁世凯主政和称帝，袁倒台以后是旧军阀混战，然后是北伐战争打倒旧军阀，然后是新军阀混战，同时中共创建根据地，然后是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几乎没有过任何消停过。各类历史书上都是政治和军事问题，经济问题几乎没有涉及，最多给上一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好像经济问题就没有人认真搞过似的。
　　　民国经济建设的思路方面，我所见过的一部重要著作是《实业计划》，稿子不长，可能有十万字左右，是孙中山所著《建国方略》三
部曲里面的经济部分。对于中国修铁路、建港口、开矿山、开运河、移民开发边疆以及发展各种工业提出了设想规划。现在许多文章把三峡工程的构想追溯到毛主席五十年代“高峡出平湖”，其实这个构想在《实业计划》里已经提出了。由于当时正值美国铁路建设牛气冲天的时代，估计孙中山先生受到美国影响，所以书中对于铁路建设规划的部分比重极大。这部书读起来很鼓劲，也比较理想化。条件所限，很多建设项目都是他直接在地图勾画出来的，根本没有什么可行性研究。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前人。
　　　规划固然重要。但是单纯的技术性的规划，无论是让世界哪个国家来规划，看起来大体是差不多的。关键是去落实这些规划，如何融资，用什么样的所有制，再用什么样的体制去管理运营，才是更为重要的东西。
　　　毛爷爷在 49 年高调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根据这句话来推论，49 年以前的中国人民应该是趴着或者蹲着的。所以，在大陆通用的历史教科书中，把中华民国的 38 年和晚清一起列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封建”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论述过，虽然“因封而建”作为国家组织形式在隋唐以后基本不存在了，但从农村广泛存在的小农自然经济、县以下的族权统治等情况来看，“半封建”这个判断是基本说的过去的。至于“半殖民地”这个判断，我认为也说得过去。这个“半殖民地”不是指人口上的殖民，而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角度来说的。
国民党当时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政党。一方面，孙中山以及民国政
府强烈抨击各项不平等条约，要求部分乃至全部废约，另一方面，由于自身软弱，民国临时政府又时时迁就列强。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清政府和临时政府的正面军事斗争并不激烈，反而都在积极争取列强支持。为了避免列强联手干预来扼杀革命，临时政府一古脑承认了清朝与列强签定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换句话说，晚清时期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特权，到了民国依然适用。
（七十二）
　　　清末各项不平等条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领土等方面，留给国人印象最深的当属香港、外东北、外伊犁等 150 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让条款。但是我认为，这些条约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最深的，当属经济方面的那些内容，如门户开放自由通商、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内河自由航行等等内容。这些条款绝大部分被民国继承下来。
　　　我记得小时候，课本上学过叶圣陶的文章，叫《多收了三五斗》。讲的是江南农村丰收但是谷贱伤农的故事。当时读来也不觉得怎样，现在结合一些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当前世界经济问题，越回想越觉得有味道。当农民得知米价已经从 13 块跌到了“糙米五块谷三块”的低价时，丰收喜悦破灭：“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这时米店老板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们不粜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不知道兄弟们还记不记得这句话。
　　　其实，这一句话一语道破民国时代中国经济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外不平等条约中，经济方面的内容并不引人注意？就是因为 相对于赤裸裸的割地赔款而言，经济方面的内容要斯文得多。甚至看 起来不算什么不平等，比如自由通商，今天的温总理出访到处提倡贸 易自由呢。然而，这些内容杀机重重。在当时，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经济实力与列强相比，无论是经济规模、技术水平还是企业实力，都 是相当于不会走路的儿童与成年人对比。中国经济完全没有实力与西 方直接对抗。中国稚嫩的民族经济想要发展，必须依靠一定的保护性 措施。比如关税，比如汇率，比如国家金融信贷政策。
　　　然而，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中国市场没有保护地直接对外开放，而且关税还受到外国的控制。这种情况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的最后结局会是什么，是不难预见的，因为今天世界上至少有一半以上国家已经落进了这个结局。当时中国人口九成在农村，我们就比方说农村经济吧。叶圣陶没有明讲洋米、洋面来自何方，我估计主要来自美国，也许还有日本和法国（及其殖民地）。美国的规模化农场种植加上政府补贴，使农产品价格远远低于中国小农生产。如果不以国家力量进行限制和对内扶持，那么中国农村商品性的粮食生产可能被撤底打垮。
　　　打垮之后，跨国公司会通过投资，按照各地区域特点整合中国农业，比如江南地区可能会集中发展蚕桑，河南可能会集中发展棉花，产品通过协会和订单供应跨国公司。这样，原来农业生产的多样性会逐步让位于单一生产。这就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单一经济”。
　　　“单一经济”与我国现在提倡的突出地方优势、“一县一品”可不是一回事。这种经济形态严重受制于跨国企业和国际市场，因没有定价权而严重受损，而且被西方国家以工业品或者其它农产品的输入进行二次搜刮。今天的非洲、拉美等地区许多国家依然没有摆脱单一经济的困境。在中国人看来，从自然条件和人口密度上来看，绝大部分非洲和拉美国家都很适合建设国家商品粮基地。然而实际情况是，多数国家粮食不能自给。它们的土地全部种植咖啡、可可、剑麻、花生、长绒棉去了。
　　　其实不独叶圣陶，许多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有类似内容，如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老在文章中意味深长地写道，“洋米，洋面，外洋大轮船，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真的可以不管吗？这是他留给当时人们的思考。
（七十三）
　　　以前的贴子里，我曾提到过清末中国茶叶出口被印度超越的事。民国时期的农业情况，实际上是清末形势的延续。因为社会化生产与小农生产的对立没有改变，经济主权不完整的情况也没有改变。农业是国计民生基础产业，这个地位放到什么时候都一样。凡是世界强国和大国，农业不行肯定吃不开。民国当时的情况很不乐观。
　　　当今，虽然自由贸易是主流，但保护主义时时抬头。我认为离自由贸易最远的是农业。一些资料显示，美国对农业补贴的钱，如果直接拿到国际市场上去买回来的农产品还要更多一些。日本对农民养一
头奶牛的补贴一年达 3000 美元以上。（资料出处记不清了）。正是靠着补贴（当然也有技术和产业优势的因素），具有自然条件优势的美国、法国的农产品横扫国际市场，而日本、韩国这些自然条件不佳的国家，农业也凭借贸易壁垒和补贴得以自保。非洲本来陷入单一经济就够惨的了，单一的优势产品还被欧美的补贴产品挤垮。比如棉花。西非各国原来法国殖民者留下的棉花产业，本来具有自然条件和人力成品优势有国际竞争优势，（我估计，棉花采摘的人工投入很大，而且很难用机械替代，这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在棉花上比在粮食上更具相对优势的原因），但被政府高额补贴的美国棉花打得节节败退，最终任人宰割。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东北大豆种植业几乎是是全军覆没，这不是没有主权而是政策偏差造成的，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地方。
　　　又扯远了。民国时期虽然农业很不乐观，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有外国产品倾销和农民破产现象，但始终没有被人家整合成殖民地单一经济的状态，我想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中国是半殖民地而不纯殖民地，至少形式上是个独立国家，西方国家不可能为所欲为。二是中国内地农村的主流是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低水平自给自足，农产品商品率很低，所以受外来影响相对小。英国纺织商人曾按照中国四亿人推测中国巨大的袜子市场，但实际情况是当时中国人八成不穿袜子，二成自缝袜子。三是民国时期地方割据，全国统一市场没有形成。所以，外国人想在中国市场上打垮中国商品，如果一没市场二没商品，这事儿就很难办。
工业方面。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最快的历史阶段是 1910
年代。当时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书上笼统地说“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没有列举从哪些方面放松的，我后来也没有看过更详细的资料。我个人猜，当时情况应该是，欧洲陷于战火，生产能力受创，有限的生产能力用于保障战争需要，所以销华产品减少，为中国民族工业留出了一些国内市场空间；同时欧美也可能会从中国进口一些产品以满足战争需要，使中国得到了一些的国际市场空间。我看过当时南通、无锡等地纱厂的老照片，规模很大设备也不落后。民国时期的著名民族实业家，多数是这个时期发迹的。但是民国三十多年间，民族工业在规模和实力上始终没有明显起色，不然抗日战争也不会打得那么吃力。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内因，一是客观上不停气的内战和外战，使民国政府工业发展方略比较混乱，不成体系。二是由于各地军阀割据，自立为王，经济政策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执行。三是由于民国政府仍然是大一统集权体系的延续，缺乏外部监督，再加上新旧社会交替体制不全，很快形成严重腐败。官僚阶层利用政权大肆干预市场，打压竞争对手，甚至直接将资源据为己有。不少学者的研究描述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权力强行吞并民族资本家的产业（比如南洋兄弟烟草等），在战胜日本后对沦陷区的汉奸逆产清算中，许多接收大员鲸吞社会资产。庞大的利益集团始终控制着民国政府，雷打不动。一个有名的例子是蒋经国在上海整顿经济秩序“打老虎”运动的失败。
　　　外因，仍然是因为国家经济主权不完整，外国工业品强势入侵。不仅欧美产品在中国倾销，新兴的日本的大量工业品也倾销到中国来。
所以中国多次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一些中国商人看到反正竞争不过人家，不如与国外合作，做跨国公司的中国大区销售代理。实际上，销售代理权也不是人人都能拿的到，多数都被外国人认为有利用价值的大官僚家族的成员拿到了。
　　　后来，人们把内因里提到的那些家伙称为官僚资产阶级，外因里提到的那些家伙称为买办资产阶级。
（七十四）
　　　历史书上总结说，旧社会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从前面几个贴子来看，三座大山用到对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的分析上，基本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民国乱世之中，中国人始终在追寻强国之路。作为后进国家，我们取经的目光就在先进国家身上转悠。当时的世界范围之内，主要有两种思潮并存。我们把他们称为自由主义、集权主义。这两个思潮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的两套社会发展的解决方案。这里我们只讲经济方面。
　　　自由主义我们在前面的贴子里曾经谈到过它。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对应着市场经济的模式。美国、英国、法国是典型代表。美国是市场经济的新代表和优等生。建国后 140 多年，美国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终于在 1910 年前后（一战之前）在经济规模上超越英国，跃居世界经济首位。
这里随口插一句题外话：从美英易位的历史过程来看，美国在一
战之前在经济上超英，但英国仍是世界老大。美国又等待了 30 年，
中间出手打赢了两次世界大战，才在 1945 年完全取代英国成为半个
世界的老大（另外半个是苏联的）。然后又苦斗 40 多年拖垮苏联才在
1992 年成为无人挑战的世界老大。所以咱们中国人必须有长期心理准备，即使有一天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距离取代美国的老大地位还差得很远呢。
　　　集权主义在当时，则是既古老又年轻的一种模式。说他古老，是 因为在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之前，西方和东方各个文明区内的国家，无 论是王国或者帝国，实质上都是集权主义的体现。而说他年轻，是因 为他以历史批判者的身份出现，强调国家权力强势干预经济运行，以 推动经济发展达到国家事先设定的目标。苏联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典型。苏联在建国后，在不断击退叛乱和外国干预的同时，在短时期内奇迹 般地恢复了经济，建立起了强大的工农业，特别是军事性的重工业。苏联建国不到十几年，国力已远远超过了沙俄时期。
　　　当时集权主义的经济模式还有另一个典型，就是纳粹德国。德国在纳粹上台以后，用军事化手段管理国民经济，政府全面干预经济，成立了各种行业的经济管理局，扩大投资规模，用行政手段推动国家垄断企业和私人垄断企业做大做强，在 1930 年代创下了国民经济五年翻一番的成绩，在一战的废墟上再次崛起为世界强国。许多人只记得希特勒今天闪击这个，明天闪击那个，其实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如果兜里没有马克，除了自己的腰他谁也闪不着。这段经济史在网上有许多资料，有兴趣的兄弟可以研究一下。
　　　当时的中国人，是怎样看待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这两种经济发展思路的呢？我没有系统深入地研究过。我的判断是，集权主义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无疑更为吸引力。从实用的角度来看，集权主义属于“起效快”的那一种。苏联和德国，都是在十几年时间里迅速崛起。考虑到他们的工业基础和人民素质，中国实在比不上，那么我们慢一点，花三十年基本建成一个现代国家总可以了吧。当时的中国，面临着日本步步紧逼、伪满独立、边疆不稳的严重威胁。当时的时代主题救亡图存，是解决怎么活下去的问题，没有工夫研究怎么活得好些。在短期内，即使发展不成世界强国，至少也得能跟日本比划比划才行。如果像美国那样用 100 多年慢牵牛式的发展才能成为世界强国，估计在肌肉发达之前已经被别人打死 N 次了。
（七十五）
　　　民国时期的中国人更倾向于集权主义的经济发展思路这个判断，至少还有三个方面可以佐证：一是孙中山晚年也对苏联模式很感兴趣，他提出了“联俄联共”的主张。二是蒋介石曾经一度对苏联、德国发 展非常推崇。南京政府曾派人到德国学习。蒋经国等人曾留学苏联。三，也是最能证明这个倾向的，就是历史事实是，新中国建立后决定 采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
　　　如果从深层次来分析，这种选择有历史惯性和文化因素在里头。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帝国惯性，使中国的政治精英更加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目光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更加倾向于推动经济发展而不是让经济
自己发展。更加倾向于构建经济格局而不是让经济在自我发展中逐步形成某种格局。特别是在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想让政府仅仅去做一个“守夜人”的角色是不现实的。即使政府有此心，广大民众也很难接受。
　　　如果从更深一步的层次来分析，这种选择则是一种保守心理和超越心理的神奇对接。十九世纪封建王朝没落之后，集权式的社会和经济管理模式似乎已经宣告无路可走。但是，废旧立新永远是人类社会最难最难的功课。不管是传统思维的惯性也罢，不管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触也罢，反正变革阻力是很大的，阵痛是难免的。然而你想不落伍，你想活下去，就必须这样做。正在进退维谷之间，突然发现，原来集权模式同样可以打造世界强国，而且还可以更快、更有效地打造世界强国。这就像一个生性酷爱喝酒的人，正在为了健康原因被迫戒酒时，突然被告知，根据专家最新研究结果，喝酒不仅不用戒而且还有利于身体健康。
　　　不光是中国。上面的两个深层次分析也适用于伊斯兰和印度文化区。许多国家也选择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思路。比如印度，尼赫鲁提倡的所谓印度式的社会主义，就是欧美式的选举民主加上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当然他的计划经济在实施中没有苏联那么绝对化）。埃及的纳赛尔也有一套经济政策，大同小异。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也门、伊拉克等等众多伊斯兰国家，在国家经济管理中也使用了计划经济的手段。（我了解的不多，其实在六七十年代世界上这种国家很多）。
其实，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两种经济发展思路，如果合在一起构
建一个模式，就是政府管理和干预下的市场经济。传统的计划经济和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处在这个模型的左右两个端点上，实际上这两个极端情况都是不可能百分之百达到的。大家的分歧所在，就是政府对市场如何干预、干预哪些、干预多少的问题。到 1990 年代以后，这个问题逐步清晰，人们去探讨是尺度问题，而不会再有人就两个端点孰优孰劣的问题开展争吵了。然而，在当年，我们的曾祖父和祖父那辈人，在经过了民国乱世的长期求索之后最终做出决策时，恰逢冷战两大阵营对立，两种思路非此即彼，我们选择了计划经济，或者说，历史选择了计划经济。
　　　胡适是极力鼓吹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也可以说是民国时期传播、翻介、阐发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把这个主义像一棵心爱的兰花草一样种在中国，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注定了在那个年代里，这个主义不可能真正被中国人理解和采纳。胡适也不得不发出了深深的喟叹：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
　　　写着写着，天快亮了。写得高兴，倒也不觉累。由于自己学识有限，对于纷纭如麻的民国时期，我就这样几贴带过了，算是明智藏拙
吧。
　　　休息了！经济上的话题，总是历史越近越熟悉，可聊的东西越多。下周，让我们进入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吧！一起聊一聊中国现代经济的起步、挫折、突围、发力和崛起。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6
（七十六）
　　　随着话题进入新中国经济，这个贴子也应该进入收官阶段了哈。但是不用急着说再见，因为这一部分内容可能会比较长。由于经济涉及面广，所以也可能会掺加大量社会发展的非经济内容。仍然没有框架，我继续信马由缰地胡吹吧。
　　　兄弟们知道澳大利亚去年人均 GDP 是多少吗？54000 美元。高居世界第六，比老美还高了 7000 美元。澳大利亚国内市场狭小，由于国内工资太高造成产品国际竞争力也不算强，在欧美国家经济一片哀鸿之时，他凭什么一枝独秀？靠的就是中国采购，尤其是价格飞涨的矿石等原料类产品的采购合同。至于中国采购对澳大利亚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的具体数据，比重很大，我见过，没记住。哪个兄弟有兴趣自己查吧。
　　　经济关系密切到这个地步，中国打个喷嚏，澳大利亚经济就会发高烧。按说，澳大利亚应该对中国好感多多。偏巧前两年陆克文上台，这哥们又能甩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于是许多中国人认为，澳大利亚应该是个亲华的国家了。然而事实是残酷的。该国政府几次干预（或明
的或暗的）搞黄了中国的跨国收购，这就不说了。维机解密还暴出了一篇陆克文与希拉里的早餐谈话，建议老美考虑在必要时对华动武。为了解除美国对于中澳经济关系密切的疑虑，陆克文又自称为“无情的现实主义者”。换句话说，挣的是中国的钱，对中国没有任何感情，必要时还打算要中国的命。
　　　其实这种现象是个普遍现象。我说过，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会有真正的朋友。算计中国的人倒是乌乌央央，一抓一大把。今晚央视二套播了一个关于欧债的对话节目，嘉宾是意大利前总理。与欧美政客一样，这位仁兄对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避而不谈。身为欧猪五国之一员，他开篇先去指责希腊政府不诚实，隐瞒债务，听他那意思，就好像意大利自己没事似的。被观众直接问到下一个倒掉是不是意大利，他一口否定，还指出，中国应该出于经济或政治原因购买意大利国债。他还暗示，意大利如果出问题欧洲就不能幸免，欧洲出问题中国也难以完身。至于欧洲将会用什么方式让中国受损，人家没说，让中国人自己去琢磨吧。我看欧洲政客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快跟二胖有得一比了。
　　　中国与西方的隔阂是天然的。有一次跟几个兄弟去美国一家有名的油画馆去参观。里面的油画主要是反应西方文化内容，许多来自圣经之类。展馆很大，我感觉，那天我的主要收获是连续走路一个小时，脑门和后背都出汗了，比较到位地煅练了一下。由于旁边挂着些画，所以不像在跑步机上那么枯燥，我很希望有机会再去煅练。究其原因，不是那画不好，也不是本人没有文化，而是因为本人不是在西方社会
出生和长大的，对这些油画的内容基本没概念（虽然我的西方社会文化知识量还略高于中国同胞的平均量）。
　　　同理，我们假定在中国杨柳青的年画展馆。展品都是反映中国的社会文化常识性内容，比如三打白骨精、桃园三结义、武松打虎和包公刀铡陈世美之类。那么，中国文盲都会一眼便懂而且有滋有味，而美国大学教授来了，只要他不是专门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都会云里雾里——估计他也把主要精力放在煅炼上去了。
　　　实际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已经五个世纪的西方文化区，各国之间虽然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教义上有分歧，但大家的社会文化基础是一样的。即使有差别，这个差别相比于东西方的差别，是很小的。他们之间的沟通和互信程度，要远远高于同中国、伊斯兰和印度文化区的国家的程度。陆克文跟希拉里吃早餐，那个感觉与跟中国人吃早餐是不一样的，不经意的一取刀、一放叉之间，那种默契就在里面了。在聊当代中国经济之前，我之所以讲这么多话，是想表明这样一
个意思，就是当代中国经济的困局。由于中国不同于外国，东方不同于西方，所以在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和认识层面，对于中国的不信任、误读、歪曲、歧视、打压是相当严重的。这是一个“他视”的问题。而更麻烦的是“自视”问题。由于中国是后发国家，所以我们一直在引进和学习西方。（当然这是正确的和必须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中国在研究和理解自己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用别人的话语来解释自己，用别人的标准来评判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的自我审视既算不上主观，
也算不上客观，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概括这么别扭的状态。
　　　记得我以前读过几篇关于中国的资料，这些资料据说是清末官方文件，被英国人译成英语文件保存在海外。很久以后，中国国内的原文件已经不存，有中国学者在海外发现了这些英文文件，又把他们译回中文出版。由于这么译了两道，再加上两道的译者的理解水平有些偏差，这个资料虽然是中文的，但看起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极其的别扭。当代中国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西方眼睛去看中国经济问题，所造成的别扭感觉，比较像我看文件的那种感觉。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自视”真正问题能解决，“他视”问题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爱咋咋地就行了。我想，虽然自己的水平很低，但能不能自我要求一下，在这个胡乱聊天的贴子里，尽可能地去克服这种问题。
灵山虽远，心路更长。
（七十七）
　　　因工作的关系，我在二十来岁时，曾有几年把主要精力放在关注经济问题上，所以感触颇多。中国现代经济以 1979 年为界分为两段，前三十年（1949 年至 1979 年）和改革开放时期（1979 年至今）。探讨当代经济，首先应深入探讨一下前三十年。
　　　这三十年间，由于国家选择“政治挂帅”路线，中国的政治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所以一般中国人的眼睛里看到的，主要是政治方面。而经济方面，主要就是几个粗浅概念的串珠，包括土改、公私合作、
十年建设成就、苏联撤专家、大跃进、“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牛胰岛素、万吨水压机、三门峡电站、文革工宣队以及“民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呵呵，然后改革号吹响了。
　　　前三十年经济问题多多，争议很大，栽了不少跟头，比如大跃进。但是所有人也都承认一个事实，就是 1979 年的中国与 1949 年的中国是很不一样的。这三十年间中国的变化，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基础和前提。这里我不称“进步”而称“变化”。变化是一个中性客观的词汇，无论是好的、坏的或者好坏兼有的变化都在其中。对前三十年的评价和认识，在网上争议很大。有争议是很正常的。但我认为，我们在争议时应该排除功利性，去探求历史的客观真相，而不是强迫历史来给你端茶倒水。
　　　对前三十年的经济，以前（特别是 2000 年以前）我们的批评是很多的。以前我在探讨文化问题时曾经分析过，经济方面其实也是一样一样的。我们的参照系，从远的讲，主要是参照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从近的讲，主要是参照四小龙这种身边国家。按照这个参照系，前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很明显的。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内宣传侧重于揭露发达国家的阴暗面。我记得八十年代初中时政课本的彩页插图，是一个睡在地下废气出口铁盖儿上的美国穷人，背景是曼哈顿的楼群。这个毛病，我们现在仍然没有完全改掉，但西方媒体现在似乎也得了这个毛病，而且病得更重一点。
参照系加上宣传因素，使国人对西方的主观认知与现实落差很大。
有人真以为人家水深火热。一个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写信给国内，头一句话是“美国垃圾堆里真有冰箱！”我上高中时，看过姜文演的
《北京人在纽约》。主角是一个体制内的音乐家，辞职跟着夫人出国陪读，在美国刷盘子。时间真他妈快啊，转眼十七八年了。但姜文挤跑黑人从垃圾堆里抢到电视机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
　　　总之，我认为，中国人对前三十年的认识不太全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头一次一样，是列强为争夺世界“狗咬狗”开始的，但结果却根本不同，渐渐打成了一场世界解放战争。战后，中国、伊斯兰和印度三个被殖民被压迫的文化大区，国家独立浪潮势不可挡。后来甚至连处于部落社会的许多非洲国家也独立了。中、印、伊三个文化区，当时基本上处于同一历史起跑线上，大家面临的课题是一样的：既要摆脱西方又要学习西方，既要摆脱传统又要继承传统。合起来就是，既要战胜敌人又要战胜自己，难哪！如果，我们把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放在包括中西伊印四个文明区的大背景下来看，放在中国社会结构嬗变的大背景下来看，也许会有一些新的感触。
　　　让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1949 年，站在历史起跑线上的中国经济，以及与经济密不可分的中国社会，大体是个什么样子的。
（七十八）
　　　话头讲到这里，引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第二个突出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大一统，前面已经探讨了，有几个兄弟今天还在探讨争论呢，我忙着往下写贴就不奉陪啦。我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第二个特征，
是伦理型社会而非宗教型社会。当代许多经济问题，都具有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原因。中国社会的这个特征，是我们解释和思考经济问题的重要出发点。所以我把这个非经济的问题留到这里来讲。
　　　十几年前，我出差到嘉陵江边的一个小城。周边无所事事，搭三轮车跑到城边的一个古寺去闲逛。花五块钱进了门，边走边看。收费打卦、花钱进香、佛堂小吃、旅游纪念品，我都不感兴趣，就跑到钟楼上去看江景。楼上门楣上有副对联，下联记不住了，上联是“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旁边又竖了块纸牌：“敲钟一次，收费两元！”我不禁哈哈大笑，赶紧用相机拍了下来。现在我还收藏着这张经典照片，有时候一边看着它，一边琢磨着中国人与宗教的暖昧关系。
　　　在人类传统社会中，无论是西方、伊斯兰或者印度文化区，都可称之为宗教社会。我对宗教社会的界定是，要么政教合一；要么全民信教而且宗教组织对社会有强大支配能力（甚至高于政府）。西方世界曾长期陷于宗教社会，即漫长黑暗的“中世纪”，迫害了哥白尼，烧死了布鲁诺。直到后来，通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才逐步摆脱了宗教控制，并通过磨合斗争，逐步实现了宗教与社会制度的结合与互补。在伊斯兰和印度文化区，绝大多数国家今天仍然是宗教社会。而且近几十年来，还多次出现了世俗政权向宗教政权的回归现象，如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和阿富汗的塔利班运动。
　　　中国是世界古代史中独一无二的例外，不是宗教社会，而是以儒 学为基础的伦理型社会。当然中国也有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但 它们没有取得对中国人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性地位。（藏区佛教除外）。
　　　按说，宗教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的东东。但是在中国，宗教的味道却不太对劲，基本靠走下三路来务实发展，让人感觉不到“形而上”的味道。如果兄弟们不好理解，我又想起个例子来。
　　　十年前我去逛五台山。山下有一个庙，具体名字记不清了，庙里的主持是个高僧。我觉得这个高僧才是真正的搞宗教工作的人。当时，山上别的寺庙都收门票，唯独这个寺庙不收门票。当时有些游客喜欢胡乱敲人家的钟，别的寺庙贴的告示是“乱敲法器，罚款五十”，而我在这个寺庙看到贴着纸条：“乱敲法器有过”。当时，我看到“有过”两个字，感到心头好像被重重地点击了一下。“有过”是自我认知的精神层面问题；而“罚款五十”是外在的物质层面问题。境界高下，判若云泥。据我观察，这里虽不罚款，但游人老实的多，谁也不想在佛前“有过”。
　　　但是，能把宗教搞出这么点“形而上”味道的寺庙太少了。就在那次旅游中，我又转到了另一个更宏大的寺庙，发现大殿里佛祖面前供着几十个易拉罐的可乐和雪碧，明晃晃地垒成金字塔形。我正站在那里发呆，满脑子里胡琢磨着，要是如来佛享受供品，“啪”地拉开一罐，再“滋”地呷上一口，该有多酷啊。这时突然响起了“跑马溜溜的山上”，只见念经的师傅从迦沙里掏出个手机：“喂，你来了？工程的事基本定了。中午一起吃饭再聊。不不不，你不用管，我来安排，老地方。要不要派车接你啊？噢你有车啊，那十二点吧。”
　　　郭德纲在相声里挖苦出家人：“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不烧香进来看看也是好的！”其实，中国许多寺庙还真是这样。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6周边无所事事，
————————————————
应为“周未”，马虎，呜呜。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7
（七十九）
　　　在上一贴中，我举了几个亲历的小例子，是想说明，中国社会不是宗教社会，而且中国的宗教也没有“形而上”的味道。我的看法是，这在中国、印度、伊斯兰和西方四大文化区的古代传统社会中，只有中国是独一无二的非宗教主导的伦理型社会。
　　　这比较奇特。因为人类社会在那个低水平发展阶段上，是很容易被宗教力量控制的。而在中国，不是社会生活被宗教化了，而是宗教被社会生活化了。可能有的兄弟会提出这样一个质疑：我举的小例子都是当代的现象，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经过文革冲击以后才形成的，不能代表中国古代的普遍现象。
　　　我研究过这个问题。古代社会的中国人，当然肯定比现代人对宗教虔诚得多，但是这并不足以改变古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它仍然而不是一个宗教社会。许多兄弟都或多或少地看过元代剧本和明清小说，这些文学作品里描述生活场景，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里面有许多关于人们搞宗教活动的描写，以及对宗教界人物的描写。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观察：一，从描写的内容来看，古代中国人虽然宗教活动颇多，但宗教并不能控制社会生活。比如小市民为了争地皮跟和尚打
官司，比如道士和尚为了挣钱给人当媒人，比如道士祈雨不灵被村民暴打一顿后轰走。二，这些作品本身就是一个证明。当时的作家，可以毫无顾忌地把儒生、和尚、道士描写成为骗子、大盗、淫棍、狐狸精等等，这在当时的西方、印度和伊斯兰世界是很难想象的。西方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这方面才开始放宽，比如雨果《巴黎圣母院》中那个被推下钟楼的邪恶的大主教。而在印度和印斯兰世界，宗教方面的文学创作禁忌至今仍然很多。
　　　中国伦理型社会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长期历史发展逐步形成的。我认为，中国古代伦理型社会“源于周，成于汉，定于宋”。这九个字是我个人一拍脑门想出来的。我没有去检索过，也不知道国家的学术界是怎么看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哈，真不是抄的。
下面，来具体探讨一下我这个看法。
　　　一是“源于周”的问题。各个文明或者各个国家，肯定会有许多不同。这些不同的出现，有其历史根源。而这些历史根源的出现，则有很大的偶然性，可能是碰巧。有人认为中国社会文化性格源于上古三代，即夏商周。我认为实际上是源于周。周的文化性格决定和影响着后来三千年的中国社会。
　　　夏朝目前还是一个传说时期，虽有诸如二里头之类的考古发现，但还不足以完全证明这个文明国家（而不仅仅是部落而部族）的真实存在。这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留给我们的遗憾。关于这个耗资巨大的国字号文化工程，争议文章很多，骂的人也是一大片。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成果的。已经出了好几本书，很有趣的，有兴趣的兄弟们看
看哈。证明不了伟大的夏朝，这不是专家的问题，而是目前考古证据的问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既然如此，我们当然就更无从考察夏朝社会生活和宗教问题了。
　　　商朝目前的考古证据比较多，《史记》所载的商王世系表也得到了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的佐证。我们至少可以对商代后期（建都于殷的时期）的社会生活考察考察。出土文物表明，当时的殷商社会，是一个极重巫术的社会。原始巫术，其实是许多古代宗教特别是多神宗教的源头。商王凡事都要占卜，所以给咱们这些后代留下了一堆又一堆、一坑又一坑的工作记录。我认为，如果中国按照商朝这个作风继续走下去，后来是极有可能发展成宗教社会的。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7文明国家（而不仅仅是部落而部族）
应为部落或部族
（八十）
　　　商人为将中国弄成宗教社会而不懈努力，无数的大乌龟为此牺牲。然而，这个进程被牧野的战火给烧光了。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
《夏商周年表》，周武王与商纣王在新乡市附近决一死战的时间是公元前 1046 年。
　　　商重巫，周重礼。周王不信巫术。他们在部落家长制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宗法制度，即“周礼”。它的特点，是通过繁琐至极的形
式主义，来体现奴隶主阶层的社会等级秩序。周礼几乎涵盖了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祭祀、结婚、出兵、盖房、种地、来客、出行、发丧都有严格礼数，办不到还要追究法律责任。如果你去试试肯定会累死。总之，还不如像商朝那样直接算一卦省事。我也不知道周人是不是喜欢这些东西，反正孔子极其拥护，高呼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句话还给中国小孩留下了两个很有意义的可选名字“郁文”和“从周”。我估计，中国乌龟会比孔子更拥护周礼。
　　　周代是中国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形成期。商末，中国各地的部族应该是很多的，而且许多部族都很强大。例如巴人、庸人，从其活动范围来看，应当不比周人小。但历史偏偏选择了周。周重礼法的特点，使中国向伦理型社会逐步发展。东周春秋时孔子儒家思想的诞生，正是这种社会氛围的产物。有人认为，是儒学促成了中国伦理型社会。这个观点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早在孔子出生之前的几百年，中国社会已经呈现出浓厚的伦理型社会（宗法社会）氛围。所以儒学能够产生于周，而决不会产生于商。这个伟大东方学说产生后，又反过来推动了伦理型社会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
　　　“成于汉”，这个好解释。先秦诸子的学说之中，秦始皇虽然给一把火都给烧了，但他实际上接受了法家。而汉代初期尊崇黄老，无为而治。到汉武帝时期，最终决定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孝治天下。这个国策，就是要建立一个伦理主导的社会。这是在各类学说的比较中做出的一个取舍决定。所以，周是自发的，而汉是自觉的。
但是，“成于汉”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成而不立、立而不久的可
能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很大的。东汉佛教传入了中国，洛阳白马寺建立；汉末时张陵又在四川鹤鸣山正在创立了道教（时称五斗米道）。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任何宗教发展成熟以后，就会本能地努力扩大信众规模，开拓发展空间。张陵建立道教后没几年，他的孙子张鲁就在汉中建立了割据政权，政教合一，以教治民。他让每个人交上五斗米入教，遇到天灾可以得到一系列救助措施，我想，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以个人缴纳和政府统筹为手段的社会保障制度。张鲁统治了三十多年，直到被曹操端了。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迅速发展到鼎盛，许多分裂政权极度崇佛，“南朝四百八十寺”是也。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接近了以佛教为主导的宗教社会，或者说已经形成了不算稳固的宗教社会。同时，由于佛教势力与世俗政权的利益冲突，以及佛教与儒学、道教的冲突，从汉代以后到北宋之前这段历史上，中国出现了北朝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时期周世宗共四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
　　　这四次灭佛都是皇帝发动的政治运动，由国家政权力量直接推动，那是相当的惨烈。一经行动，全国寺庙几乎拆毁殆尽，如果留到现在 能挣多少门票啊。我去山西佛光寺参观，其大殿是唐代建筑的正版货，绝无山寨。梁思成和林徽音发现它时轰动了海内外建筑界。那雄浑的 挑檐，粗旷的斗拱，朴拙的房梁、以及让人眼花的隼接，真让我崇敬 得五体投地。我在那个小山村呆了大半天，一直看到颈椎劳损，天快 黑了才走，再不走就坐不到车了。然而，这个大殿其实不是正殿，它
只是在唐武帝灭佛时残存下来的一个配殿而已，可以想像当时的佛教有多么兴盛。
（八十一）
　　　汉代之后到宋代之前，大约是一千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有很多次，中国社会走到了宗教社会边缘，但又掉头跑回来，就这样摆来摆去的。中国“大一统”帝国是到隋唐基本定型，而伦理型社会是一直拖到宋代才定型。所以我说“定于宋”。
　　　——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等大儒创立了程朱理学，将儒家学说推向了第二个黄金发展期，进一步巩固了在中国主流文化里的核心地位。同时，陆九渊也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他的思想在明代被王阳明继承，开创了另一个儒家巨派：陆王心学。朱熹编定的四书五经，成为此后千年间中国学校的标准教材和伦理型社会的坚实基础。宋真宗同志还亲自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国认真做好儒家经典的宣贯工作。他指出：“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他最后强调说：“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佛教禅宗经过由汉至唐的“六祖”衣钵相传，唐代的第六祖惠能（就是吟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那位师傅）将其推向极盛。晚唐时，禅宗占据了汉传佛教的主流，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完成。宋代时，禅宗开枝散叶，形成什么五宗七派之类，阵容相当壮观。我没有逐一研读过，就不胡乱发挥了。
　　　——张鲁降曹以后，道教虽然传播很广，但长期隐而不显。道士们在山沟里搞了不少科研项目。仙丹吃死了不少名人，炼丹过程中还多次出现炉膛爆炸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后来认真总结教训，发现除了有一次是孙悟空的人为破坏，其余的事故都是配方问题，结果中国人意外发明了火药。终于挨到了唐朝，李皇帝与老子认了亲，道教迎来了发展机遇，涌现出陈抟老祖、吕洞宾等著名道士。你不要以为吕洞宾只是个四肢发达的海上漂流选手，他理论水平高得很，还有著作传世。宋代道教进一步发展，著名的茅山派兴起，极大地带动了后来的香港鬼片电影创作。到了宋末，王重阳创建了全真道，他的徒弟丘处机当上了成吉思汗的国师，百忙之中还抽空去教给郭靖武功。
　　　总之，到了宋代，儒道佛经过千年碰撞，像三块尖石头碰成了三块鹅卵石，终于和睦相处了。其实质，是三教在长期博弈中，逐步找准了自己的社会位置，这个自我定位又得到了社会认同，因此得以共同发展繁荣。儒学成为正统文化主流，但它不是一个宗教，而是国家教育内容，儒生通过“读圣贤书、做帝王师”来影响政治。佛道两教则基本上放弃了以教干政甚至控制政权的想法，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这种和睦，不仅仅是在社会中和睦，更主要的是在中国人心中的和睦。宋代的许多文人名士都兼敬三教，比如东坡先生。中国的文人把儒和道作为一进一退的两个思想根据，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混成个什么样都能想的通，都不至于去跳楼。再加上佛教的轮回观，使人们的心灵对未来有了永久不灭的寄托，摆脱了对自身灭失的
恐惧。这样三教合流共同构筑起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伦理型社会这个内容，是我们从新中国经济的话题上拐出来的，为了不偏题太远，我对伦理型社会形成的原因就不展开探讨了，点到为止吧。一，刚才有个兄弟回贴从“大一统”强势政权的角度做了分析，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二，儒学的存在以及自身不断完善，是另一个重要原因。三，佛教和道教也有其自身问题，特别是在传教行为方面，相比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积极传播的态度，和尚们认为有缘跑不掉、无缘莫空忙；道士们则清静无为，对信众不去积极争取，还说什么“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原因。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8
（八十二）
　　　综合前面四个贴子的结论是，在新中国建立之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已经开始走出传统、但主体部分仍然处于传统之中的伦理型的农民社会。这就是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起点”。我认为这才是我们的根本国情。至于当时具体的经济社会数据，比如工农业产值、人均 GDP、平均寿命、城市化率、钢铁产量等，只是重要国情，而算不上根本国情。
　　　其实从明代开始，中国儒教就越来越僵化，到清代后期时已经完全从思想方法沦为教条。佛教和道教也逐步没落，整个思想意识领域暮气沉沉。民国时期，虽然西风东渐，但新风气新思想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大中城市。占人口九成的广大农村，除了剪掉头上的辫子，实质上改变不多。所以，当时中国是个没落的伦理型社会，
而不再是历史上曾经的充满活力的伦理型社会。
　　　我认为，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这个“起点”，既是相当棘手的，具有很顽固、很保守的一面；与同时代的印度、伊斯兰文化区国家相比，又具有相对通融灵活的一面。下面来具体分析一下。
　　　伦理社会的没落，突出表现在社会伦理的没落，而社会伦理的没落不是指伦理关系混乱，而是指伦理观念僵化、教条化。我举个例子：孟子强调伦常，同时也强调权变。虽然男女授受不亲，但孟子认为，如果有女孩落水你就该伸手去救，这就是权变。（我琢磨，如果她呛晕了，救上来后该不该再来点人工呼吸？这个孟先生没有谈到。）后来，到了宋代的朱熹就不同了。朱先生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其实宋代社会远没有他说的那么僵化，市井生活丰富开放，还发展出一段“西门大官人和金莲儿很真挚的爱情”。朱先生自己喊的挺凶，在实际执行中倒比较灵活。所以他的反对者们很乐意揭他的短，举例路边社新闻来证明对朱先生的评价：禽兽也。不幸的是，中国人的权变能力越来越差。到了明清，儒家伦理格言越来越有约束力，对违反者越来越有杀伤力。有牌坊专家研究指出，中国明代之前的牌坊中，科名、军功、慈善、忠孝等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清代以后的牌坊，绝大部分都是贞节牌坊。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谓的“礼教吃人”。这些条条和框框，是严重约束中国社会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的桎梏，农村尤甚。
　　　佛教和道教也没落了。明代以后，禅宗基本上沦为念经打坐，能对宇宙天地和社会人生进行深度思辨的高僧少之又少。更多的人把出
家当和尚当成了谋生的职业和谋财的事业。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们仍能看到下班开车接孩子的和尚、“副处级和尚”之类的人 物。
　　　道教也是越来越“俗”。按说，道教宣扬的是宇宙中唯一的“大道”，把道视为超自然力量，相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跟上帝七天创造世界有点神似。我个人觉得，按照这个思路，道教似乎应该发展成类似于基督教的一神教。然而它偏偏相信“神多力量大”，发展成了多神教。我曾经专门查过资料，最后也没有搞清楚道教究竟有多少个神。道教除了三清、四御、老君、关公之类的大神外，小神仙不计其数。山有山神，土有土地，河有河伯，海有龙王，星有星官，气候有风神雷公，灾害有火神瘟神之类。总之，道教众神体系，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官僚体系的翻版。众神尊卑有序，等级分明，条块分割，各管一摊。比如土地爷管农业用地，而城隍爷管非农业用地。老君、关公是中央干部，能管全国；而土地山神只管巴掌大的一隅。中国的古人，可以行走千里随处拜关庙，但一般不会随地去拜土地爷。除非你想在该土地爷的地皮上经营或者置业，才有必要去拜个码头，就像你想开家砖厂先得请书记乡长吃顿饭一样。
（八十三）
　　　我认为，1949 年，在占人口九成的中国农村，虽然村村有庙，人人拜神，但实质上是有迷信而无宗教。人们事神如事官，把三教众神当成了另外一套官僚体系来敬奉。表面上是敬奉，实质上是奉而不敬。
这个奉，则是因为有求有畏而奉。
　　　我姥姥一辈子都生活在北方农村，每年她都要把灶王爷贴在灶台边的墙上。按照民间信仰，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来的督查专员，来了解你一家的善恶，年底要上天去汇报，由玉帝决定奖罚，就是所谓的 “上天言好事，下界送平安”。每到年底送灶王爷上天，我姥姥总要拿几颗水果糖上供。用她的话说，把灶王爷的嘴给抹成甜的，上天就光会说好话了。
　　　呵呵，我们中国人把神仙也当成了干部。通过行贿基层干部来蒙上级领导，通过行贿基层神仙来蒙天上的神仙。玉皇大帝耗费了大量神力物力，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组织上亿名灶王爷深入基层，进家入户，建立了纵向到底的神仙工作体系，努力实现了工作重心下移、监督关口前移。可怜这片苦心，被我姥姥用几颗水果糖就给轻松摆平了。难怪“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问题屡禁不止，病根子很深啊。
　　　我姥姥是个慈祥善良的老太太，一辈子从没做过亏心事。按说，她应该可以不行贿。可问题在于，一，这个做法在北方是一种民俗。人家都上供你不上供，灶王爷不高兴怎么办。二，你没有做坏事，但是嘴长在灶王爷身上，他上天胡说怎么办。所以，还是上供吧。在我老姥姥眼里，灶王爷的道德水准其实跟本村生产队长差不多，都是比较可畏但不太可信的。
　　　这只是一例，还有很多这种例子。所以我感到，当时的佛教、道教在中国农村，实质上已经沦为一种功利性的迷信，而不是宗教信仰。
人们采取功利态度，管你佛也罢、道也罢，基督耶酥也罢，见庙就磕头，礼多神不怪，反正磕头又不掉肉。至于实质性的金钱付出，一般情况下是不肯的，只有遭了难生了病，才跑去“急来报佛脚”。中国人对神仙的许愿和还愿，和社会现实如出一辙。如果你许了愿，灵验了，不去还愿，或者没有按时足额去还愿，那么神仙可能会降灾。当神仙当到这个份儿上，也和黑社会差不多了：给你小子办了事你还想不掏钱，真反了你了，今天非断你一手一脚不可，坏了规矩老子以后怎么在道上混！
　　　可能有宗教界的兄弟会反驳说：纯属污篾，任何宗教典籍上都找不到这类果报的书面依据。是的，这只是民间说法。但我认为，宗教界人士要对这种说法承担主要责任。实际上，还愿带来的经济利益是许多寺庙道观的重要收入来源。对于不还愿者，也没有什么强制手段，就只好宣扬一点果报，给他制造一点精神压力。这倒也无可厚非，但做得过了头会使宗教庸俗化，不利于健康发展。
　　　实际上，中国儒道佛三教，尤其是道教和佛教，都具有明显的迎合社会的倾向。比如关公很受中国老百姓的欢迎，所以儒道佛三教都把他拉去奉为神灵，活像一个知名学者名片上印着的一堆头街。我还听说近年来佛教也推出了自己的财神爷。虽然宗教有必要迎合社会，但它毕竟是一种精神层面“形而上”的东西，应该在“引导社会”和 “迎合社会”之间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不能完全像企业那样办事。
　　　上面探讨得差不多了，我的结论是，中国传统伦理型社会发展到 1949 年，虽然很保守、很迷信，但是与同时代的印度、伊斯兰的传统
宗教社会相比，还是要易于改造、易于发展得多。所以 1949 年以后的中国，也包括中国周边的亚洲四小龙，现代经济的起动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地区。
　　　这个优势表现在：一，是宗教对于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比较小。建国以来，中国在许多大的建设工程和改革内容上，基本上不需要考 虑儒道佛的影响因素。这在印度文化区和伊斯兰文化区是很难做到的。二，宗教对于社会管理的影响较小。前几年，我代表单位跟别人打官 司，去参加开庭，结果去早了，正赶上前面一个庭审。是一个著名寺 庙的和尚跟一个女施主好上了，为了能还俗当夫妻，他们合伙把女施 主的老公给干掉了，这个和尚被判了死刑。当时方丈带来几十个师兄 弟来听庭审，平静地听完，平静地离开。我感到，在当代中国，宗教 因素对国家行政、司法的影响是很小的，“以教干政”问题在中国不 可能发生。三、中国这种讲究伦理的世俗社会，人民普遍务实重利务， 不拘泥于宗教，对发展现代经济有利。
　　　一个问题总有两面，劣势当然也不小。除了顽固保守的旧观念之外，深层次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伦理社会的宗法体系，本质上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中国严重地缺乏法治传统。即使有人提倡法治，往往也是在人治的前提之下，上级依法来治理下级，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有的领导在立法时根本没有打算自己也去遵守。二是人们在道德上缺乏自我约束力和终极敬畏感。这个问题历朝历代都存在，以前，家里好呆还有个灶王爷，举头三尺有神明，但传统伦理体系在文革中被打破之后，来不及新建或者重建，紧接着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改革时代，出现了价值观念混乱、社会道德沦丧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将在以后谈到改革开放具体问题时再进一步探讨。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8人民普遍务实重利务，
后面多了一个“务”字。改正。对不起。打字太快了。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8
各位兄弟姐妹：
　　　国庆期间我回到国内了。这段时间走亲、访友、喝酒、陪孩子，恐怕写稿时间不多了。我会见缝插针尽力而为，大家多谅解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9
（八十四）
　　　醒得早，等着处理一个急件。那边敖夜打初稿的兄弟一直没有传给我，估计不好弄吧。等着也是等着，写几行吧。前面，我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突出特点“伦理型社会”讲完了，其优势和劣势也简单点到了。
　　　1949 年以后，中国政府对农村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改造。这是个大话题。前三十年，是土改、人民公社以及历次政治运动；1979 年以后，是大包干、发展乡镇企业、农民工外流、农业产业化、城市化。我的总体感觉是，前三十年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改造社会结构，1979 年以后则是在开展各项具体工作时，客观上冲击了农村社会结构。由于
面太广不好一起说，按照经济发展脉络碰上哪桩说哪桩吧。
　　　由于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九成，土地改革无疑是建国初期涉及面最广的运动。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社会。历代最终得能天下者，根本原因是他比对手更了解农民，更善于发动和利用农民。今天我们城市化率虽然达到 45%以上，但上溯三代，绝大部分人都是农民。所以，中国现在这个市民社会是一个头上的高梁花子还没有掉干净的市民社会，有许多问题，你如果把市民当成农民去研究解决，可能会更靠谱。
　　　前一段时间，网上广泛流传的江苏贪官给儿子的信，我无法考证其真假，但是许多观点那是相当的深刻。其中有一条写道：“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
我又扯远跑题了。
　　　新中国的土改是解放前土改的延续。根据公布的资料，土改涉及人口规模大致是解放前 1.5 亿，解放后 4 亿，基本覆盖了大陆的农村。由于农民是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又是农民的中心问题，所以土改路线至关重要。我们学中学历史时，都背过土改路线，我记不准确了，大体意思是，秋收起义以后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抗日战争期间出于团结抗日的需要，改为地主减租减
息，农民交租交息；解放战争期间改为没收地主土地，耕者有其田；解放后立法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从土改路线可以看出，老毛相当的务实。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内涵丰富。虽说农民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但打土豪可能是会掉脑袋的，人家凭什么跟着你打土豪？关键是能分田地。所以，从革命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分田地是为了打土豪；而从革命参与者的角度来看，打土豪是为了分田地。双方的目的和手段是不一致的。老毛能够在湖南江西干得风生水起，就是因为他精准地判断了两点：一是革命最需要农民，二是农民最需要土地。从这两个基准点再往下推论，那就是：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给农民带来土地才行。
　　　有论者认为，老毛在解放前的几十年，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每一步棋都像电脑计算外加激光测距那样精准，几乎没有破绽，所以最终胜出。实际上，我更欣赏他的务实性和灵活性。比如，自 1927 年秋收起义以后，土地路线一直是党的工作大方针之一，大方向从来没有变过。但到了抗战期间，出于团结抗日需要，暂停了分田地的工作，改为“双交双减”。抗战一结束立即恢复，而且收没地主土地的力度更大，以争取民众投入解放战争。
　　　网上有人认为，解放后毛和邓主持期间的政策大相径庭，何谈“继承”？实际上，毛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他了解国情，灵活务实，不拘于任何教条。四人帮的“誓死悍卫”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恰恰背离了这点，可以说是得其皮毛，而小平则是得其精髓。后来，十七大总结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精髓就是“事实求
是”。这个话是总结到了点子上的。
（八十五）
我在网上检索了一下，前贴中，解放后的土改人口应为 3 亿，不
是 4 亿。记错了报歉。
　　　再多说一句，我们通过学习领会“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背后的利益诉求，还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任何改革（或者革命）都是一场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势必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必有阻力；同时也势必维护和发展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必有动力。改革家就是通过调整政策来调整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我们再用这个观点，就可以理解土改的燎原之势、人民公社的惨淡收场、大包干的如火如荼。我们还可以理解 2000 年以后中国面临的“改革缺乏动力”难题的根源—
—当改革深入到教育、住房、医疗等社会领域之后，到底维护了多少人和哪些人的利益，又损害了多少人和哪些人的利益呢？
　　　由于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乱世，新中国建立时农村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从当时的城市规模和工业规模来看，中国第二、第三产业不可能吸收消化大量无地农民。他们无论是留在农村还是漂在城市，都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不利。实际上，当时中国、印度、伊斯兰文化区的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传统的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问题。仅在东亚地区，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台湾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尽可能实现耕者有其田。
所以，我认为，建国后继续推行土改是一个正确和必要的决策，
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对解放和发展中国生产力具有正面作用。土改具体情况以及历史功绩，历史书上已有介绍，网上也有资料，我就不去猛抄了。
当年的土改也存在问题，我认为比较突出的是：
　　　一，速度过急。这场涉及 3 亿人的改革，到 1952 年就基本上打完收工了。当时，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虽然比较紧张（比如我们与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上互殴），但比当年革命根据地面临的形势要好得多了。党已完全掌握全国政权，并不需要像根据地时期那样，急于通过土改发动群众以求生存。当时如果工作推进慢一些，会更从容、更细致。
　　　二，手段过于激进。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国的土改措施比较接近于苏联，以没收再分配为主，并对地主进行了严酷的斗争清算。相应的赎卖手段、补偿手段不多。地主被迫交出房产，还必须打扫得干干净净才行，当时人称“扫地出门”。我同意在实际工作中“纠枉难免过正”，但我认为过多过少还是不一样的，许多问题应该可以避免。
　　　三，没有长期稳定住。到 1950 年代末全国又掀起了合作化运动，农民分到手的地又归了人民公社。这样，土改后农户真正拥有土地的时间，短的地方只有五年，长的地方不过十来年，就去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
（八十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还发生了一件被大家忽略了的重大事件，就是乡镇作为一级政权机构的最终确立。这个事情，政治学家和历史 学家注意的不多，只有地理历史学领域的行政区划专家偶而提一下。我认为，它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演化，是 一件很大的事。
　　　乡，大家不陌生。这个词先秦就出现了。秦朝县下设乡，乡下设亭。此后历朝，县以下都有这种区划存在，只是名字上有区别，有时候叫乡，有时候叫别的名字，比如里、都。但是，在 1930 年代之前的两千年中，中国基层政权始终是县，所以唐县令是七品芝麻官。乡真正在法律上成为一级政权，始于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民国政府的一系列法令。但当时军阀割据，战乱不止，所以各地的乡公所有的没建立，有的不健全。真正全面建成是在新中国时代。
　　　那么当时的乡是个什么东东呢？两千多年的事情一句话也说不清楚，我概括起来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宗族和乡绅的自治组织，搞点社会公益事业，搞定社会矛盾调解，同时还义务性地承担一点县衙派的公干。第二种，工作情况跟第一种完全一样，不同之外是有几个人从县衙拿薪水，所以这几个人可以看成县政府机构的延伸。我们现在有“驻村干部”，当时这些人相当于“驻乡干部”。总之，古代，乡要么是自治组织（大一统集权体系中的有限自治），要么是半自治组织，而不是一级政府。
　　　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体制，在高层，是皇帝的“家天下”、官僚的“父母官”；在基层，是家族联合的“乡治”、家族的“村治”、家
庭的“家治”。我在前面的某个贴子里讲过，中国古代“国权不下县，县下靠宗族”。县以下的宗族这个基本单位，实质上是古代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石。
　　　话题探讨到这里，许多兄弟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县和乡中间，就是中国传统政权和族权的分界线，而乡级政权的建立，实质上是国家政府权力突破了两千年以来的传统分界线，打压和侵占了宗族势力的生存空间。
　　　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基层政权包括省、县、乡三级（地级市至今没有解决法律地位问题）。党是靠农村武装斗争起家的，不但具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做后盾，而且对农村情况了如指掌（这一点国民党很弱）。再加上建国初期强硬的镇反、土改、剿匪、打击会道门等运动，所以，宗族势力完全没有抗拒和还手之力，乡级政权和村级党支部迅速取代了乡村的宗族势力。
　　　如果我们从农村社会结构这个角度去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建国以后特别是前三十年的历次改革和运动，政府会有表现出如此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种动员能力，深刻影响和改造了中国农村社会，特别是体现在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妇女地位、农田水利建设、扫除文盲、清除黑社会、农村教育和医疗、计划生育等方面，同时，在决策失误时也酿成了巨大的灾难。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个问题：就是乡级政权的建立，是社会趋势和各国普遍做法。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政府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大量增加，如传统社会中一个县建一所“县学”即可，乡
下全靠私塾，而现代社会政府必须向城乡居民提供普遍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从理论上讲，乡级政权与居民自治并行不悖。目前我国居民自治问题比较多，解决途径可以探讨，但我认为不能因此否定乡镇。
　　　改革开放后乡镇面临问题极多。一是财政自给问题。二是设置太滥问题。有的山区大县拥有 160 多个乡镇，随着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必须撤并。三是冗员太多问题。四是有责无权问题。不少乡镇干部穷于任务，“催粮催款，刮宫引产”。这些问题，逼得湖北乡镇干部李昌平九十年代多次上书朱容基总理。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贴子中探讨。
（八十七）
　　　好了，那边农村的事情先放一放。让我们回到五十年代到处都是小平房的中国城市和工厂。
　　　如果按 15%的城市化率计算，解放时全国城市人口是 7000 万，而今天是 6 亿多，还不包括上亿的流动打工人口。所以当时中国城市
很小。我的家乡，一个北方的地级市，现在市区人口 40 万，而 1947
年底被刘邓大军解放时（解放比较早哈），城关居民不足 1 万人，他
们还拥有 2 万多亩耕地呐！
　　　当时，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体系极不完备。我上学时，教科书上一般会列举出钢产量来，平均每人一把菜刀。当然，这个数据是“8 加 3”战争破坏之后的数据，民国好点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惨，但工业极度落后是事实。不然印度阿三当时怎么会看不起我们，以致
于战略误判呢。
　　　我爸七十年代到东北去当兵，当时东北地区有一句歇后语，“小丰满拉闸——全完”。可见当时松花江上的丰满水电站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小时候整天听老爸说丰满水电站可了不起，后来上学时专门查了资料。这个电站是三十年代鬼子帮助伪满洲国修的，当时装机 17
万千瓦。解放后苏联专家指导扩建到 50 多万千瓦，就这 50 万千瓦，还是许多小型机组拼凑起来的。五六十年代，丰满是中国头号水电站，李鹏总理当时在那儿当副厂长和总工程师，真是很牛的工作岗位哈。
　　　直到七十年代，黄河上的刘家峡电站建成，我们才算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百万千瓦大型水电站。5 台机组，总量 120 万千瓦。八十年代末，我上初中，地理图册上关于国际能源那一张图，用一个绿色圆点表示一个百万千瓦水电站。我一看，靠！美国和苏联，每条河流像一串绿葡萄，而我们只有刘家峡、葛洲坝那么稀稀拉拉的几个小点，真是自卑死我了。所以，美国反坝专家指责中国建水电站的鬼话，兄弟们千万别信他们。他们自己修得电站比谁都多，他们在北美大陆破坏河流生物多样性比谁都凶，他们的科罗拉多河等大河基本上变成了钢筋水泥的下水道，还他妈有脸去指责别人！哦，我扯远了，以后谈到环境问题时再细聊吧。如今，我们的三峡水电站的 32 台机组，每一
台单机都是 70 万千瓦。与丰满一比，这差距就看出来了，当时中国工业确实相当相当的薄弱。
　　　前面我在分析计划经济时提到，一套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如果依靠市场自发推动，需要漫长的过程。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通过
集权体制和人为顶层设计，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构建工业体系框架，是一种比较自然的选择。当时印度尼赫鲁也想这么干。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因素，以计划经济发展现代工业成为中国的自然选择。
　　　1953 年，国内土地改革基本完工，对外朝鲜战争即将结束，承载着中国人强国之梦的“一五计划”拉开了大幕。
（八十八）
　　　在探讨“一五计划”的具体内容之前，我们先把眼光放在计划之外看看。
　　　“一五”时期，全国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即“公私合营”也进入了全面的推进期。较之农村的土改，对城市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要理性得多。主要通过和平赎买的办法，前期“四马分肥”（国家、企业、职工、资本家），后期给定息股利，到六十年代完成赎买。
　　　我们经常可以在历史资料上到看，民族资本家如荣毅仁，披着大红花笑逐颜开地庆祝公私合营，但实际上，绝大部分民族资本家和工商业者是不愿公私合营的。自愿去要求，那是没办法，形势比人强。你不要求，或者要求不，最后横竖还是会被改造掉的。
　　　我对于农村土改是基本肯定的态度，但对城市公私合营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当时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以轻工业、服务业和手工业为主。估计上海的纱厂、船厂就最算是大的了。没有多少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实际上，新中国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要害企业，基本上都是建国以后国家投资新建的。很多被改造的工商业就是小作坊、小店
铺。这些行业和企业，公有制（国有和集体）没有太多优势，它们很 适于个体和私营。比如我前面贴子里回忆到的国营肉店和集体理发店，公有化反倒窒息了它们的活力。
　　　我的看法是，当时除了没收“四大家族”等官僚买办阶层的企业外，政府应该大力保护和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以计划经济方式建立现代工业体系，两者其实并不矛盾。
　　　有人认为，私营企业有构成与公有制的竞争，其实现在河北唐山、邯郸的私营钢铁厂有几千万吨的生产能力，并没有威胁到国有钢铁厂的生存。
　　　有人认为，只有公私合营，政府才能集中财力去发展重工业，其实大量活跃的私营企业所创造的税收，可以更好更有力地支持政府财力，比如今天的浙江政府和广东政府。
　　　有人认为，私人钱多了国家钱就少了，其实大量私营工商业者及其创造的就业机会，会使社会百姓腰包殷实，国家可以通过公债、股市、银行来获得建设资金。
　　　我认为，像轻工业、服务业、短途运输业、手工业这些领域，国家当初就不应该进入。即使是一些当年私人无力投资、必须由国家出面来投资发展的领域，比如大型化工、钢铁等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社会有实力来拥有、管理和运营这些产业时，政府都应该考虑退出的问题。唉算了，我事后指手划脚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在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意识形态冷战的情况下，历史就是这么发生了。
1979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从贩鸡蛋、炒瓜子开始，逐步允许个
体和私营业者进入越来越多的领域。其间有多次风波，许多改革先行者和弄潮儿都死在沙滩上。小平两次保护“傻子瓜子”，成为改革中的经典故事。1979 年，按照小平的意思，荣毅仁先生重出江湖，出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时，他已经从公私合营时 30 多岁的青年才俊，变成了一个花甲老人。
　　　又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2001 年，朱容基总理终于千辛万苦地趟过地雷阵，绕过万丈深渊，完成了“国企三年脱困”任务。这个时候，五十年代公私合营时所涉及的绝大部分行业和领域，都实现了国有资本的全部退出，呵呵，真是来也不易去也难啊。第二年，《福布斯》评选的中国富豪榜上，荣毅仁之子、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名列榜首。此时，他也步入了花甲之年。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09-29今天写到这里吧，真累死我了哈！核平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1
（八十九）
　　　首先，让我们一起热列庆祝天宫一号顺利升空！继续我们的话题，探讨一下“一五计划”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苏联援建的 156 个重大项目，是“一五”的重中之重。这些项目，受援于苏联，但并没有受制于苏联；起步于“一五”，但并没有局限于“一五”。这些项目本身以及续建、改建、扩建、分拆迁建、技术改造等后续项目，延续几十年，深刻影响了今天的中国经济，许多企
业至今仍然是中国国力的象征。
　　　据网上资料称，156 个项目名单是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来的。如果是真的是这样，我不得不佩服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战略眼光。这些项目当中，有许多项目本身根本不是一般的国家所必要的。我认为提出这些项目的指导思想，就是把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来定位的。这些项目主要集中于装备制造业、能源、冶金等行业。也有化工、纺织、制药、电子、航天、交通等领域的项目。
　　　从名单里面随手摘几个吧：鞍钢、武钢、包钢、本钢（扩）、沈阳一机床、大连造船、武汉造船、中国一汽、中国一重、中国一拖、沈飞、西飞、吉化、兰炼、哈电三大厂（哈电、哈汽、哈锅）、中国铀承三大厂中的两家（哈尔滨和洛阳）、三门峡、乐凯、长虹、华北制药、武汉长江大桥等，以及大量的电厂和煤矿。
　　　在些项目中，一个突出特点是，重大装备制造业及其配套产业占了极大比重。可能有兄弟问，当时为什么国家把重装放在这么突出的位置上呢？呵呵，因为重装行业太、太、太重要了！可以这样说，重装行业是世界强国的经济脊梁。前几年，温总理还亲自主持研究制定了中国重装业的振兴计划。任何一个国家，你想当世界强国，你就必须有某某某某这些企业，拿着名单一比，如果少了哪种制造能力，对不起，你就不算世界强国！中国能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离不开建国之初建立的这些重装企业。
　　　大家知道，轻工业是向社会提供生活资料的，重工业是向社会提 供生产资料的，重装行业则是为所有行业特别重工业提供生产设备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比如，火力发电成套设备、大型合成氨成套设备、石化和炼油的成套设备、钢铁冶炼加工大型成套设备，每套都是十几亿、几十亿元的价值。中国如果没有能力自己造出来，就会受制于人。
　　　受制到什么程度呢？我的一个朋友十年前参与采购钢铁大型连铸连轧设备的工作。他对我说，当时，他们开始想依靠德国和日本几家厂商，但对方报出的价格特高；后来，中国一家央企站出来表示能够承担制造这种设备，包括制造关键设备和系统集成。结果，听到这个新加入的竞争者的消息以后，老外报价很快下调了一半多。
　　　试想，如果发电、炼油、合成氨、炼钢等设备不能自产，完全依赖外国厂商，你每上一套设备，你的总投资就可能上涨十几亿甚至几十亿。更糟的是，此后的维修养护和部件更换仍然要依靠老外。许多跨国公司的战略就是让利卖设备套住你，然后通过维修养护来剪你的羊毛。这些巨额成本，将进入下游的钢铁、电、气油、柴油、化肥这些基础性商品。现在我们出口的成千上万种“中国制造”，哪样能离得了这些东西？这样，“中国制造”的整体成本将抬升，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将削弱。而且，化肥、柴油还会抬高粮价，从而增加中国人的生活成本和劳动力价格。
　　　这就是重装行业的力量。不难理解，美国通用电气、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日本三菱为什么会那么牛 B。
（九十）
　　　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不是五年能建成的。但必须承认“一五”开了个好头，就像大合唱的第一声起调，这个调子起得又正、又高。中国后来能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一五”功不可没。
　　　其实，印度也在苏联帮助下，也上马了不少重点项目。但是很奇怪，阿三并没有因此而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大装备制造业上与中国差距很大。至今，许多装备尤其是军用装备无力自产，只有花钱采购或者与俄国合作生产。巴西的工业体系就更不用说了，该国发射运载火箭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基本都爆炸。
　　　我一直纳闷，中印两国在独立之初，印度工业体系虽然也是以轻工业为主，但比中国完整得多。英国还留下了远超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和铁路交通体系。为什么在同样的苏联援助下，印度的装备制造业没有搞起来？个人瞎猜，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一是，虽然同样接受外援，但中国从一开始指导思想就很明确，即独立自主、引进消化吸收。二是，新中国实际上仍然继承了大一统的传统，能够强有力地集中全国技术力量攻关；三是，中国很快与苏联交恶，专家撤走，而印度一直有外国专家可供依赖。虽然中国当时有项目停滞和下马，但从长远看，坏事变成了好事。所以中国造出原子弹以后，老毛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同志发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扯远了，接着前一贴往下说。重装行业对中国的作用体现在：一，我们的产品能在市场竞争中把老外干掉当然更好；二，我们的产品即使在某些方面不如老外，只要能造，就能打破他的垄断，他敢不卖给我们或者狮子大张口，我们自己造一套也能顶上去用。
　　　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东西，各行业是相辅相承的。以前有个笑话，某钢厂生产的钢质量不合格，就去找上级部门告状，指责上游的重装 厂提供的炼钢设备质量不好！重装厂指责说，生产设备所需要的零件 质量不好！零件厂指责说，制造零件所用的车床质量不好！车床厂指 责说，制造车床所用的钢质量不好！转了一圈，又骂回去了。所以，在一个工业体系内部，各行业的发展水平是相互促进、相互牵制的。在一个不完整的工业体系里，想造出高质量的复杂产品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美俄很放心地把先进武器卖给许多国家，比如印度，而不敢卖 给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顾忌到中国完整工业体系所具备的 制造能力。
　　　老外现在非常清楚，如果低估中国的学习能力和制造能力，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三峡水轮机的制造。三峡电站安装了 32 台巨型水轮机。每一个水轮机都是单机 70 万千瓦，是世界最大型号，一个水轮机相当于一个大型发电站。当时，中国不具备制造这种水轮机的能力。外国公司都想拿到这个巨大的蛋糕。中国政府当时的策略是以市场换技术。我们先拿出十几台机组招标，外国公司想拿订单，我们的条约是，中标以后必须与中国公司合作制造，最后要转让技术。这个条件比较苛刻，老外强烈不同意。碰巧，当时中国的决策者李鹏总理自己是搞水电出身的，在行，判断形势准确，所以中国政府寸步不让。
　　　老外当时纠结：一，蛋糕太大，实在想吃。二，美法德日不是铁板一块，你不干，有人干。三，心存饶幸，认为即使转让了技术，中
国在短期内也消化不了。所以，老外最终接受了中国条件。美国通用 电气和法国阿尔斯通中标，各自拿到了几台。企图跟中国叫板的西门 子出局，悔青了肠子。按照标书要求，中标的两个外国公司分别跟哈 尔滨电汽和东方电汽合作生产。长话短说，中国公司学习、消化、吸 收、创新速度令世界震惊。几年后，第二批十几台机组又搞招标，中 外公司同台竞标，两个中国徒弟打死外国师傅，拿到了全部订单。我 想，中国公司中标肯定有业主倾向的因素，但是三峡是中国天字号工 程，如果中国公司的制造能力和产品水平不过硬（至少不亚于老外的），谁敢拿三峡来开玩笑？
　　　三峡之后，中国掀起了水电建设狂潮。仅是云南金沙江上的溪洛渡水电站，装机就是 1200 万千瓦，世界第三。仅次于三峡和巴西伊泰普。这些电站所用水轮机的巨额订单，几乎全部落入了中国哈电和中国东电之手。如果没有当年三峡以市场换技术，如果没有自己的装备制造生产能力而完全受制于老外，那今天局面简直不可想像！
同时，也有一个不好的后果，老外对中国的学习能力和制造能力
（有时是山寨能力呵呵）深有体会，我们现在引进技术难度越来越大。中国人现在是西方技术防守最严的对象。前一段有个德国工程师就因为娶了个中国老婆，都被公司开除了。中国人到国外公司参观，稍有技术含量的地方根本不敢让你去，生怕看到眼里抠不出来。
（九十一）
既然聊到了重装行业，我就顺着这个话题继续向前多聊几句。
　　　前面我聊到，中国的重装行业在“一五”时期诞生，而且是有计划、有体系、有配套地诞生。此后，这个行业经历了苏联专家撤走的考验，经历了“三线建设”时期内迁的考验，经历了文革冲击的考验，都挺过来了。但是兄弟们可能想不到，对重装行业真正严峻的生死考验，竟是改革开放的前 20 年（1980 年至 2000 年间）。其中有一些命不好的企业，最后硬是没有挺过一关，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大家知道，一个国家工业发展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都是在来料加工、服装鞋帽、日用产品等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起步。第二阶段，进入资本密集的工业化中期，即所谓的重化工阶段，我们中国现在就处在这个阶段上。第三阶段，进入智力和技术密集的高级工业化阶段。这是一个基本规律。如果通过市场自发地发展，重装行业的大发展应该是出现在第二阶段，因为只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重工业企业大量出现，才会产生对重大装备的市场需求。
　　　而在中国，许多重装企业是五十年代建立的，当时中国还处于自然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可以说，这些企业是国家超前布局的产物，它们必须靠国家计划经济的订单才能生存。而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开始转轨，国家订单大量减少，同时市场本身还没有发展到产生订单的那个阶段。这时，青黄不接，重大装备制造行业就比较痛苦了，而生产轻工装备的一些企业，比如缝纫机厂什么的，当时倒是红红火火，赶订单忙得不亦乐乎。
　　　我认为，当时，国家应该想办法帮助企业度过难关，有一些生产制造能力即使暂时用不上，从国家战略安全和长远发展来考虑，就是
养也要把它养起来。但是，也可能是有关部门当时考虑不周，也可能是对未来预测不清，也可能是国家财力确实太紧张，总之，当时政策有问题。
　　　一是投入太少，体制僵化，比如专业人才的收入上，“造导弹的 不如卖茶叶蛋的”，造成人才流失，没流失的人积极性也不高。二是 没有保住一些重大项目。其中最令我痛心的是大飞机。1980 年中国 自行研制的大型喷气式客机“运十”试飞成功，后来制造出两架样机。 可惜这个项目因财政部否决了 3000 万元研制费用而于 1985 年夭折。当时下马的主要原因，据说是因为没市场。实际上，当时确实没市场， 但运十下马不到十年，中国航空市场就开始大爆发。这些年来，波音、 空客从中国赚了多少钱！如果国家每年拿出几千万元来维持这个项目，使团队不散，科研不断，配套企业不转不垮，这支力量挺到九十年代 就会迎来春天。那么，很可能今天世界飞机制造业和航空业的格局会 大不一样。2008 年，我国重启大飞机项目，公司注册资金 190 亿， 无语。
　　　九十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初，重装企业的情况比八十年代更糟糕，有的企业吃不上饭，有的企业转产或倒闭。当时，我有个朋友毕业分 配到中国二重，这个企业在四川德阳，他听说是个央企又离成都不远，就去了，去了以后大呼命惨。我出差去看望他，发现当时他只发三百 来元生活费，车间外青草老高。我告诉他，我有个亲戚卖黑山羊良种， 可以赊给他几只在厂区里搞点副业。
我出门爱宰朋友，不因路远而不宰，不因友穷而不宰，所以三次
去过那个工厂。这个厂全名叫中国第二重型机械厂（大概），是目前 40 来家央企之一。严格地论论血统，它也算是“一五”的 156 个项
目之列。因为这 156 个项目中有个中国一重，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市。后来中苏一交恶，中央领导一想，一重离苏修那么近，打起来容易被人端掉，就把工厂分了一半迁到大后方四川盆地，于是有了二重。到了 2000 年前后，正是国企改革脱困最痛苦的时候，二重穷得吃不上饭，据说为了两千万块钱写信向总理喊救命，他们比大飞机项目幸运点，这笔钱总算要到了。
　　　即使身处困境，吃不上饭，重装企业还是充当着国家脊梁的角色。当时，二重正准备生产三峡水轮机的叶片。前面贴子里提到了哈电和东电，当时和外国公司合作生产三峡水轮机，其中叶片这种零部件，又要包给上游的重机厂制造。我没见过三峡那么大号的叶片，但在小型水电站见过，和电风扇叶片差不多，是个弧形铁片。三峡叶片中国以前没有造过，浇铸几米见方的特殊弧形的钢体结构，据说难度很大。当时，几家外国公司志在必得，连韩国的斗山重工都很嚣张。
　　　二重想去竞标，但他没有生产前例，要先试制一件有资格竞标，这需要投钱，而二重连吃饭钱都没有，把仅有的钱全押上，失败了怎么办？很多人反对这样赌命，主张放弃算了。厂领导讨论了几天，最后一咬牙一跺脚豁出去了！当时二重人的口号是：就算是失败，也要当一回中国谈判砍价的筹码！后来他们成功了，但研制过程很艰苦，很悲壮，有一个核心岗位的高工，身患癌症，拿着基本生活费，始终守在车间第一线，就在试产胜利的前夕，他离去了。本人的缺点是向
来感情不够发达，但那次去宰朋友时，听到他们真实的故事，我哭了。那天我连饮了三大杯，向有脾气、有血性的中国重装人致敬！
　　　2000 年以后，中国终于发展到了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一飞冲天。钢铁、电力、铁路、化工等项目多如牛毛，国务院因为控制不住而头痛之极。这些项目的滚滚订单，使中国重装行业终于摆脱了青黄不接的生存危机，迎来了辉煌的时代。作为国有企业，它们始终有许多毛病，比如官僚作风、人浮于事、干部腐败，这些问题在企业经营顺利时会更加严重。仅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我们应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去看待和对待这些企业，包括成绩，包括问题。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1又写了一夜，累了要休息了。
　　　我在国庆假期不发贴了，想陪陪家人，欠他们太多了，国庆后再胡聊哈！
衷心感谢兄弟姐妹的鼓励。祝国庆快乐，合家安康！核平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1要先试制一件有资格竞标，
应为：要先试制一件才有资格竞标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6
几天没来都找不到了，沉到哪里去了？自己顶一下。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7
（九十二）
　　　兄弟们国庆节都过得好哇？我仍在度假中，呵呵。平均每天两场酒，其余时间陪儿子。累啊！酒醒天未明，睡也睡不着，又不想继续往下写本贴主题，胡乱写几行吧。
　　　这几天见缝插针读一套书，《朱容基讲话实录》，洋洋洒洒四卷 200 万字哈。我很佩服这个朱老板，所以慷慨采购。这书有意思。许多地方很口语化，虽没有毛选那么高屋建瓴，也没邓选那么简洁有力，但对具体问题讲得很细，可能是因为他是大管家而不是一把手的原因吧。这样很有助于我们了解 1992 至 2002 年的中国经济。
　　　朱老板是个伟人，在他执掌中国经济的十年间，（包括当总理和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当时的攻坚破难，奠定了 2002 年以后中国经济高速上升的基础。当时我尚未堕落，是个愤青，对于中国许多政策不太理解，激扬出不少文字，但被报纸编辑屡数枪毙。现在一路走来看来，在许多问题上朱老板和编辑是对的。还真要感谢那个时代。就社会体量而言，中国从来都是超级大国，所以经济政策的执行和奏效，无论好效还是恶效，都需要很长时间。郭德纲的定场诗总说“前人田地后人收”（诗作者是杨慎），中国的决策者，确实需要这种甘让后人收获的精神，不然局面会很难办。朱老板种下的“地”，我当时有深刻印象的，包括建立社保体系、加入世贸、住房制度改革、退耕还林、国企产权改制、整顿关闭农金会等，功不可没。朱老板种的有争议的“地”也不少，包括下岗分流、粮食流动体制、分税制、国有银行和股市管理等方面。担当眼前事，功过后人评吧。现在我经常在
想，2002 年以来我们又为后来者种下了哪些可供收获的东东。
　　　逛书店时，同时还买了两本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都是经典之作。很久以前读过，买来重读一下。其中费孝通这部书，是一个合订本，还包括了他早年的其他几部著作
《皇权与绅权》、《内地的农村》、《生育制度》、《乡土重建》等等，我觉得比较全（上海世纪出版的），推荐！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祖，当年，他的《江村经济》激起了我对社会学的浓厚兴趣。虽然后来为了养家糊口没干成这行，但至今兴趣不减。当前，国内社会学研究的许多所谓“前沿课题”，以及网贴中争论的所谓“热点话题”，费在半个世纪前已经研究，而且研究得很透了。比如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许多问题。兄弟们可以参考下费教授的意见哈。
　　　聊到费孝通和冯友兰的书，想起了以前拜读过的大家们。我上学时比较傻X，立志要博览群书，为了博览而博览，揣着馒头在图书馆里埋头看名著。以当时水平，真是“兴趣颇广、心得全无”（钱钟书对方鸿建博士的治学成果的评价）。多亏后来遇到一个女孩，就是现在的老婆，跑出去谈恋爱了。要不是她从图书馆拯救出我，我肯定读呆了。通过当年的刻苦学习，现在唯一的学习成果就是可以背诵大家姓名和著作名称，让别人觉得这娃读书不少。有一次，领导指派我去陪同一个重要客户，在陪吃陪游中，我谈到以前读过熊十力的书，没想到这哥们是熊十力先生的学生的学生的侄子，他马上要向我请教一二。其实我脑子里除了这三个字，其它什么都没记住，这回彻底露馅。我只好脸红说：“书以前看过，但一点都没看懂！”后来，这个客户在
我领导面前表扬说：“这个小伙子不仅很博学，而且很谦虚！”靠，狂汗啊！！！
　　　说到熊十力先生，想起以前读过的一篇关于他的传记，开篇就是他生命终结的日子：文革破四旧无数古籍被焚，街头一个半疯的八旬老人，口中喃喃自语：“中国文化亡了！……”。一代宗师，霸气而狂傲，但在政治狂飚面前，却如秋草一样无力，让人伤感。百年以来，中国文化人的命运，应了文天祥那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民国时期，中国出了不少大师，但是国家孱弱，社会凋闭。一个拥有那么多大师的校园，日本鬼子可以端着枪冲进校门，想杀就杀想奸就奸。我有时在想，在当时的中国，一个敢于当兵上战场去和鬼子拼刺刀的农民，和一个大师，哪个更有价值。
　　　而今天的中国，国家倒是强大多了，学术却不行了，有大楼而无大师。去年我打电话给一个著名高校，询问自费 MBA 价格，一听每年 19 万的学费直接吓退。然而我的手机就这样不幸被该校给记下来了，不管我去不去上学，他们就当我是学生，定时给我发短信，哪天要交钱了，哪天要上课了，在什么地方上课，哪天催交作业了，有时一天收到两三条，怎么取消也消不掉，晕啊。教育产业化就是这么搞产业化的啊？我在海外发现，海外高校的产业化程度和搞经济的气氛比中国还要浓，但他们的学术气氛同样也很浓，两者并行不悖。我觉得在教育体制方面可能还要动大手术，才能真正振兴学术。
　　　仅管如此，我仍然是乐观主义者。在我看来，文革固然愚蠢暴烈，今天固然纸醉金迷，但中国文化比农用三轮车都皮实，不会那么容易
就亡掉。我相信只要人在文化就在。而且我相信，钱是挣出来的，不是存出来的，同理，文化是发展出来的，不是保护出来的。
　　　胡扯一通，天亮了。今天大假最后一天，我再玩一天，明天开始继续这个贴子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8
（九十三）
　　　看了一些回贴，多谢兄弟们。有兄弟谈到当前中国的一些问题，受教了。本贴以后也会涉及到，但为了保持楼型，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这个贴子。
　　　综合国庆节前的贴子内容，建国以后，“大跃进”之前的这一段时间，中国在经济领域办了三件大事：一是通过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通过“一五计划”，开始着手构建现代工业框架，三是通过公私合营，对私有工业商进行产权改造。我个人的看法是，基本肯定前两件事，基本否定第三件事。随口说一句，虽然本贴把三件事当成经济问题来观察，但从当时工作出发点上来看，最高领导人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手段，无论是土改也罢，156 个项目也罢，其实都是革命时期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的延续，没有使用多少经济手段。
　　　再往下写，已经到了最不好写的阶段。小平认为这些事情不好去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这个指示正合我意。因为我知识粗浅，说细了就要露馅，所以粗而论之，信马由缰胡说吧。
1957 年，“一五”胜利结束。三件经济大事中，农村土改和一五
计划的诸多大项目立竿见影，使中国的工农业战线热气腾腾、蒸蒸日上，而第三件事情（公私合营）窒息经济活力的不良后果，要假以时日才能充分显现出来。所以，当时的经济形势，看上去，很好，“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全国全党包括普通人民群众中间，漾溢着极大的乐观情绪，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严重不足。
　　　当时的中国，上层，是一个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丰富、国民经济管理经验不足的职业革命家团队；中层，是一个主要由刚脱下军装的军人组成的、思辨力不强但执行力超强的行政体系；下层，是一个刚刚试水工业化的、文盲率极高易于盲从的农民社会。国家通过公私合营，又排斥掉了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经济决策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决策层再小心、再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也是难免要出问题的。不幸的是，此时的最高决策层，被一五期间的巨大成就所鼓舞，“全党头脑发热”（小平语）。1958 年，中国经济乘胜进入二五时期，一再提高粮食、钢铁等目标，公开提出了超英赶美口号，大跃进狂飚席卷全国，这个跟头栽大了，直到目前为止，仍然能够排在新中国经济史上最大的一个跟头（希望它永远都是！）。
　　　这里话题太多。我只想简单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农村合作化运动，就是建立人民公社；二是大炼钢铁。
　　　对于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应该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人民公社只是历史的一节而已。人类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机器，这个机器的结构很好玩，也很精密。虽然有许多政治家和社会学家都在玩命研究，到现在我们仍然不能说已经完全掌握了这台机器的全部秘密。不
然美国经济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乱子，以致格里斯潘的讲课出场费已经都一跌再跌了。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体量太大，所以中国社会可研究的东西就更多，研究的难度就更大。不幸的是，中国文化传统又是重思辨而不重调查研究的，所以，今天我们能读到的古代社会学文献少之又少。呜呜。
　　　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关键是对于农民的研究，所谓得农民者得天下。有句话已经应验了两千年。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 45%，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到达了临界点。然而我相信，即便如此，在以后的 20 年或者更长时间内，农民问题仍然会是中国头号问题的。而且，人的思想行为的变迁是一个过程，有时比较漫长，前面的贴子里我曾引用过网上流传的江苏贪官给儿子的信，他在信中说： “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所以，在当今中国，对于农民社会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可以应用于城市社会管理的许多方面。
（九十四）
　　　在世界任何地方，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印度阿三也好，伊斯兰世界也好，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其实社会结构都是大同小异的。如果让我来概括一下，大致就是：上面是一个国家，可以是封建小国也可以是大一统帝国，中间是 10%左右的市镇人口，他们主要是由手工业者、商人、宗教人员、行政人员。下面是 90%的农业人口，他们主要是地主、自耕农和雇农。我这里的“上中下”是指社
会人群，不是指贫富结构，城里也有要饭的，乡下也有刘文彩。
　　　这个社会结构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社会结构的主体是小农，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农户。拥有土地的农户，实际上自己可以决定：种什么、种多少、何时种、何时收，收获以后卖不卖、卖多少、要多少价。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农户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经济主体或者法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社会经济主体太多太多，而且社会经济主体太小太小的社会。所以，有人也把中国传统社会叫做“原子化社会”。
　　　这个角度，是从社会微观结构来说的，与宏观上的“大一统帝国”构成了很有趣的对照。如果硬要我想一个比喻，就好像把一万吨大米直接装进了一艘万吨巨轮的船仓里，是直接倒进去的，不用麻袋，也不用集装箱。如果让你直接去接收这批一丝不挂的米粒，你肯定会不知所措和比较茫然。
　　　在古代世界其它地区，无论是农业区还是牧业区，社会结构大体如此。为了方便起见，我下文中也管它叫“原子化社会”吧。这种原子化社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它的经济主体太多，社会成碎片化，造成两个成本太高，一个成本是社会管理成本，另一个成本是经济交易成本。这个不用我论述和举例了吧，你们懂的。
　　　社会管理成本太高，办法就是——不管理。具体操作上，一是自然形成的小国寡民，二是放权，通过分封，缩小管理规模。不管怎么样，就是要缩小管理半径，成本也相应降低。三是“国权不下县”。在国家政权之下实行有限自治，西方是靠教会，中国是靠宗族。
　　　经济交易成本太高，办法就是——不交易。通过自然经济，男耕女织，自种自吃，自织自穿，实现最大程度的自给。除了少量的商品需要向走街串户的货郎交易一下，其余东西都不用花钱。需要赶集去交易的，无非是铁制农具、盐、医药之类。其实，这些东西仍然可以自己想办法解决。铁制农具，极为粗笨，只要不丢，注意防锈，上辈人可以传给下辈子的人。盐，可以到盐碱地里刮白末末自己回家去熬，直到解放后许多地方农民还这么办。我妈曾经告诉我，根据她小时候的经验，墙根上风化出来的白末末，也可以刮来熬盐，这太不可思议了，我没有试过。药品，可以自采，也可以不用，直到现在在许多农村，农民仍然奉行“小病拖、大病扛，扛不过去见阎王”。我小时候常到农村小住，那个时候，一个节俭的农民家庭可以一个月时间不花一分钱。想吃西瓜自己又没种，可以拿麦子去换。总之，原子化的小农社会，经济交易是被最大限度压缩的，不是人们不想交易，而是社会交易成本太高，所以，合理状态应该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从上面可以看出，传统的原子化社会结构，实际上是与近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在根本上相互冲突的。社会由传统进入近现代，势必要求对这种传统社会结构进行改造。这是一道绕不开的问题。进入近代以后，西方也罢，中国也罢，都先后遇到了这个问题。
（九十五）
怎么才能把原子化的小农社会进行整合呢？
　　　先看欧美发达国家。首先，这个过程十分漫长，经历了几个世纪。其次，这个过程不是自动的，也不是完全自发的，而基本上是被动的，是被工业化城市化踹着屁古，驱动出来的。
　　　进程大致是这样的：A，工业化起步以后，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B，农村劳动力投入工业化以后，农村土地逐步相对集中，机械逐步得以运用；C，工业化形成的城市又带来了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农村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中，农村土地进一步集中； D，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资金开始流入农业，出现集约化农业公司；同时，当土地集中到一定程度以后，农业业主逐步联合起来，开始形成农业合作组织，比如农业协会；E，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政府财力提升，开始有可能对农业提供补贴，农业得到反哺，逐步良性循环。
　　　这个过程，是市场和政府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工业化初期，你开工厂需要雇工，而大量的小农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传统生活，他不愿跑来让你雇，所以资本家和政府就想办法把他们赶出来，比如操纵压低农产品价格让小农破产，又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
　　　总之，发展到今天，在美国欧洲发达国家，这个整合已经完成，传统的小农经济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了。也就是说，农民再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主体，而成为社会经济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农民再也离不开经济交易。比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种植小麦的农民，他会用把小麦卖出去，然后开车到沃尔玛超市买面包吃。他无需亲自去跑市场签合同，本地农业协会与公司签订收购协议，预先保
障了市场销路。公司转身又通过粮食期货来规避市场风险。农民们还可以通过与保险公司交易规避自然风险。总之，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物流的条件下，农民通过这么两次经济交易吃到的面包，远远比他自己种植、加工出来的面包质量好而且成本低。这与十八世纪时华盛顿总统亲自经营农业庄园时期的美国社会有着本质不同，虽然没有看到历史记载，我相信，华盛顿吃的东西肯定是他自己种的。
再看看我们中国吧。
　　　前几天从电视上看到一条新闻，某个地方桔子滞销了，一个领导亲自到农村调研。这逼站在桔子园里，挺着个肚子，教导一帮农民说： “你们一定要注意市场需求！要多收集市场信息！要切实转变观念，不要坐等人家收购，要去跑市场。要关注市外的、省外的甚至国外的市场！”那个官僚主义德行，我真想脱下鞋来抽他。一个只种了两亩桔子的农户，你让他怎么研究市场？卖桔子的钱够他跑一趟省外的路费吗？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举步维艰，农业协会一类的组织发育迟缓。对一家一户的生产者而言，交易收益就那么几百几千块钱，而对面复杂多变的全国甚至全球化大市场，经济交易的成本实在太高。
　　　无论是朱总理，还是温总理，都强调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增收问题是他们最头痛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根源，从最、最根本的一点来讲，是传统的、以农户为单位的、原子化的农业生产，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环境的问题。
　　　必须看到，对小农社会进行整合的历史任务，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仍然没有完成，或者说我们正处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最关键的阶段。
那么，对一百年以来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和探讨，无疑有助于我们今后能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九十六）
　　　前一个贴子提到，总理最头痛的农民增收问题，根源是以农户为单位的小农生产不适应现代经济的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认识，近年来有些学者发表文章，对人民公社、合作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重新的评价。
　　　我不赞同一些过激的观点，比如有人非得把历史结论给倒过来说，这不太客观，有哗众取宠之嫌。但是我同时也认为，随着社会不断向 前发展，中国人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在深化之中，当然有必要 对既有观点进行再审视、再思考和局部修订。
对原子化的小农社会进行整合，有自发和自觉两种。
　　　自发的进程，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在建国之前，自发的具体形式，一是城市工商业特别近代工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二是农村地主和城市富裕者向农村土地投资，收购农田。比如，刘文彩，他是四川省主席刘湘的叔叔，还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哥哥，既富且贵，家有一万多亩农田，号称地跨三省。仅管如此，这些变化对于“原子化”结构的触动几乎是微乎其微。费孝通在论文中写道：“全国拥有 100 亩农田以上的地主，据陈振汉先生推算约有 80 万人，占农业人口的千分之三。”
自觉的进程是民国开始的。当时，社会凋蔽，民不聊生，国内许
多政要和学者对中国农村提出了改造方案，有的还付诸行动。比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和陶行知的平民教育运动等。梁漱溟还在山东、河南搞了实验区。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跑到山东邹平去搞乡村建设的目的，不是整合改造传统小农社会以建立现代社会结构，而是试图振兴儒家伦理社会。也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基础，梁在建国以后不赞同毛在农村推行合作化、汲取农业剩余以发展重工业等国家政策。两个老朋友发生了激烈冲突。老毛一生气，说了一大堆尖酸刻薄的话。老梁一生气，在政协会议上当面指责毛主席没有雅量。扯远了。仅管梁主观出发点不是改造社会结构，但他的乡村建设实践内容中有创办农村信用社、合作社、治安组织等措施，这些措施本身具有整合农村社会的作用。但是中国农村社会太庞大、太复杂，在战争不断的民国时期，仅凭几个学者的力量，再加上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一笔友情赞助费，是很难有实质性的推进的。
总之，无论自发或自觉，直到 1949 年，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没
有发生什么大变化。还是用刚才那个一船大米的例子，到 1949 年，
1 万吨大米粒中，顶多也就是有几百吨被分装进了麻袋，成袋堆放，其余的仍然直接躺在船仓里。
　　　刚才有个兄弟推荐了《四千年农夫》这本书，多谢了！这是一本好书。东方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天人合一的共生观念，是我们的一笔传统财富。我打算在以后探讨中国发展的环境问题时聊这个话题。这本书和本贴不矛盾，它们讲的不是一个问题，一个是社会经济结构问题，一个是农业生产模式问题。我认为在东方国家，对传统的小农
经济进行整合以后，仍然可以继续采用精耕细作生产模式，比如日本的现代农业。
　　　我还要强调这么一个观点，对小农经济进行整合，不一定取消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也不一定非得去搞美国和苏联那样的大型联合农场。可以肯定，农户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主体，是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因为交易成本太高。但是，如果通过农业协会、专业公司、公司加农户等方式，把市场调研、生产决策、信息管理、交易销售、市场开发、市场维护等职能剥离出去，让农户不再是经济主体，而仅仅是一个手握合同的生产主体，应该是行得通的。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在探讨当前农业困局的时候再细说吧。
　　　今天写到这里吧。累哦！从古代写到现代，离我们越近，大家的争议肯定会越大，可以预料。呵呵。见仁见智吧。
　　　部分地同意“作者：yishiyiyi”的观点。三农问题的解决出路，恰在三农之外，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减少农民，势在必然。但是，三农之外的问题不能取代农业问题。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带动下，对庞大的农村社会进行改造，这个问题不可忽视。
　　　哦，对了，刚才那条关于欧洲是“农奴”而不是自耕农的回贴，我有时间去查查吧。我写东西全凭记忆，可能不准确。我觉得封建时代的欧洲应该是以地主和小农为主。英国和欧洲大陆情况不太一样。至于农奴，欧洲的农奴好像与中国西藏那种农奴的情况也不太一样。
谢谢兄弟们！核平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09
（九十七）继续！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的中国社会结构，仍然是一个农业人口占 90%、以原子化的小农生产为主的传统农业社会。
建国伊始，中国面临着两个重大的国家目标之间的冲突。
　　　第一个重大国家目标是土地改革。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主体是农民。即农村包括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了发动农民支持和参加革命，土地问题是革命的核心问题之一。换句话说，“耕者有其田”一项政治承诺，这是党对中国比重最大的社会群体所作出的承诺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所以，解放后，党和政府势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将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我们前面分析过，打破封建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当时东亚各国（地区）都搞过，只是方式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呵呵，我也是土改的受益者。我记得小时候我家有一处“老宅”。 “老宅”就在几里外的城边上，当时已经卖给别人，但院子里的几棵枣树仍是我家的，所以中秋前后我可以去打枣，这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事情之一。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城边上的老宅其实就是我家祖祖辈辈的家。而爷爷在城里的房子，是土改时分到的。这个房子当时是个两进的院子，解放时房主跑到国外了，他家后来划成地主，房子就分给了两家贫农，中间打墙隔断，南北分别开门，成了两户人家。我爷爷是个党员，发扬风格，选了北院，所以大门只好朝北开了。
　　　但是土地分配到农户以后，农村的地主和大户不见了，土地拥有者的数量进一步增加了，农业生产“原子化”程度更高了。这么一看，土改与对小农社会进行整合的任务不是背道而驰了吗？呵呵，我们继续往下分析。
　　　第二个国家目标是工业化战略。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目标，要在短期内建立工业化的完整框架，当时一个可行的出路，就是以农业的积累来发展工业。至于这个出路是不是当时唯一的出路，存在争议。但应当承认，这是最直接、最可行的出路。实际上，世界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也就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程当中，也都曾或多或少地利用了农业积累。
　　　但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利用农业积累方面，又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其不同之处有二。一是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不仅利用农业搞积累，也有其他的渠道搞原始积累，比如对外扩张和榨取殖民地；而在中国，农业是最主要的积累来源（如果不是唯一来源的话）；二是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相对较长，用几个世纪逐步完成的，而中国迫于形势，急于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工业化基本框架。这么一来，只能依靠农业来积累，而且时间紧任务重，那么，中国农业所要承受的榨取压力有很大，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谈到过，原子化的小农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管理成本高、经济交易成本高。现在，国家如果决定以农业积累来奠定工业基础，就必须对农户进行管理，与农户进行交易（比如统购统销），这才能达到汲取农业剩余的目的。面对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政府该去
怎么操作呢？
（九十八）
　　　前文提到，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造成小农数量进一步增加，而以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很难适应现代社会。这个矛盾应该如何解决呢？我在这方面研究不深，缺乏足够的资料。我把自己的看法讲出来，有资料的兄弟可以证实或证伪。
　　　我认为，无论中国也罢，其它国家地区也罢，但凡要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社会，都绕不过土地改革这一关。印度独立以后，国大党也提出过土地改革的主张，但由于中央政府太弱，利益集团太强，社会结构太复杂，基本没有推动。网上新闻说，现在世界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仍在不断呼吁阿三进行土地改革。综合中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实践，土地改革绝对不是简单的分了田去单干。传统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无疑是社会发展的障碍，所以必须改革。而改革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
　　　我认为，土地改革目标或者说它最终成功的标志，是两个，即公平与效率。一是公平，以土地这种农村最核心的经济资源，来体现社会公平原则。这种公平多数情况下体现为耕者有其田。二是效率，就是在土地改革的同时，把农民组织起来，或者引导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由于农民组织的存在，使农民以一个个组织出现，而不再是以原子化农户出现。“散装大米”变成了“袋装大米”。国家通过组织管理农民，农民通过组织参加经济交易，从而克服社会管理成本高和经济交易成
本高两个难题。
　　　实际上，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区，在土地改革的同时（或者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组织就迅速崛起了。日本农协创建于二战以后，性质应该属于农民互助合作组织。韩国农协的成立要晚于日本，大约是 60 年代（记不清了）。功能跟日本差不多，给农民争利益不遗余力，经常组织游行抗议一下美国牛肉进口什么的，还把什么蜂蜜柚子茶推销到中国来了，一小罐 45 元，我买了，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兄弟们不要再去上当了。台湾的农会也不弱，老想着利用大陆的善意往大陆推销芒果。它在台湾农民群体中影响挺大，蓝绿两党都不敢轻易得罪它。
　　　农民组织较好地克服了小农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而农户变成一个组织，市场讨价还价的能力也极大增强。下面直接摘一段网上新闻： “日本的农协是集生产、加工、销售、金融、保险等于一体的综合机构，农民生产的 80%的农副产品是由农协帮助贩卖的，农民 90%的生产资料是由农协提供的，产生的手续费是农协自身运转的主要经济来源。”
　　　中国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情况有些相同，又有些不同。相同在于，都对传统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尽力实现耕者有其田。不同在于，由于双方意识形态不同，意识形态造成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两种道路的不同。所以，中国虽然在民国时期就出现过农会，共产党解放区在土地革命期间也成立过农会（政治经济组织），但是在土改完成后，中国并没有继续通过农协、农会等方式组织农民。中国选择
的方式是——人民公社。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0
（九十九）
　　　从第九十三贴开始写到新中国的合作化运动，现在第九十九贴才谈到人民公社。呵呵，前面的六个贴子都是在探讨背景和原理了。其实，我觉得通过六个贴子基本上把该说的都说清了，具体问题倒是可以简单地带过了哈！
　　　对于人民公社，我首先想要澄清一个模糊概念。人民公社与“大跃进”是两码事。就是说，人民公社是一种农民组织形式（同时也是基层政权组织形式），而“大跃进”是一种工作措施。虽然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有效地推动了“大跃进”工作，最终酿成巨灾，但是人民公社与办公共食堂、追求亩产 30 万斤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大跃
进”结束以后，1962 年至 1982 年的 20 年间，人民公社依然存在。我对“大跃进”的看法是：初衷可以理解，方式不敢恭维，结果
不能原谅。即便是现在，我本人到了德国瑞士，看到人家山河秀美，城镇如画，也难免会产生冲动：“美英德法宁有种乎，我们中国要努力，快快快快发展，撵上这帮孙子！”所以，当时的国家领导，在受到革命胜利、“一五”一切顺利的鼓舞下，头脑发热一下，倒也算正常现象，所以可以理解。我认为放在其它国家，领导也会头脑发热的。
　　　但中国的不幸在于，无论是内部也罢，外部也罢，当时都缺乏对最高权力的有效的制衡力量。外部制衡方面，一些人士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让心里的小花骨朵小心翼翼地开放了一下，结果全国
一下子揪出 60 万右派，被“引蛇出洞、聚而歼之”了。内部制衡方面，邓子恢副总理说，农业合作化推进是否有必要搞这么快？结果被骂成“小脚女人走路”。此后彭德怀在庐山的悲惨遭遇，全地球人都知道了。
　　　与少数试图制衡者相反，多数人则是迎合者、盲从者和推波助澜者。罗家英在《大话西游》中那句“以配合我佛慈悲的大无畏精神啊”， “配合”两个字用的太精典了。在过去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抡圆了去“配合”领导的什么精神的家伙们还少吗？而我们为了“配合”，付出的代价还小吗？这种局面的形成，这些人的出现，背后有深层的文化因素和体制因素，我不再深入分析了。也正是这些因素和这些人的作用，让本来就已经严重跑偏的中央决策，到基层更跑偏了十万八千里。你敢亩产十万斤，老子就亩产二十万斤。你种的南瓜两头牛拉不动，老子种的葫芦剖开能当船过河。八十年代以后，曾出现过许多这方面题材的小说。比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然而统购统销的体制下，在粮食产量上吹牛不是闹着玩的，吹牛是要上税的，统购任务完不成是不行的。再加上大炼钢铁占用劳力，公共食堂浪费粮食，终于酿成了全国性的饥荒。前面说了，我认为结果不可原谅。小平同志提出“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也主要是针对这个结果的。
　　　大跃进是中国的一场灾难，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大跟头，几乎要把前面土地改革和一五计划的成果毁掉。现在有人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件事，但我认为，时不时地提一下，对国家大有好处，免得大家头
脑发热再搞出一场来。特别是现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政府财政丰盈，还坐拥四万亿外汇，犯类似错误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大大增加了。本人能力不行，特此拜托看到本贴子的历史专业的哥们，好好剖析一下，以警醒国人。
（第一百）
　　　“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呵呵，下面集中力量，探讨一下人民公社这种农民组织形式的前生今世、兴衰过往。
　　　前面提到，我认为土地改革要同时达到公平和效率两个目标才算成功，就是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同时组织农民，或者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按这个标准，中国在重新分配土地实现第一个目的以后，紧接着也力图组织农民，但组织方式与国外有很大不同，即人民公社。据说这个名称来源于法国巴黎公社，革命色彩浓厚哈。
　　　我曾反复思考：中国农村合作化与日韩农村合作化到底有什么不同，以致于后来命运殊异？我把这个问题丢给一个哥们。过了一段时间酒桌上又碰见他，他说，他认为，人民公社与日韩农协最大不同在于：人民公社是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的基层政权，日韩农协是经济性质的社会团体。
　　　我则摇头，我认为，他所发现的不同是“很大的不同”，但不是 “最大的不同”。如果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个，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论：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恢复了乡镇基层政府，实质上，就是把人民公社的政治功能、社会管理功能、以及一部分经济功能（比
如创办和管理乡镇企业），剥离给乡镇政府了。那么原来的人民公社， 还应该剩下另一部分经济功能，就是组织农民的功能，这时，它就跟 日韩农协就基本上接近了。那么，它应该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或者 换个名字继续存在下去，逐步发展成类似于日韩农协那样的经济组织。
　　　然而，实际情况是，1980 年代初，中国在恢复乡镇建制的同时，人民公社被撤消了，“在经济上组织农民”这个重大功能被悬空啦。怎么逐步悬空的呢？咱们具体分析一下。
在 1980 年代初期那个发展阶段上，中国还没有人对政府职能、
非政府组织职能、市场职能进行梳理和界定。确立市场经济都是 1992年以后的事儿。当时，通过联产承包，实际上农业经营权已经从公社下放到农户了。撤公社建乡镇时，乡镇把公社的功能一古脑地接了过来，其中就包括组织农民的职能。一开始，乡镇还是发挥了这个职能的，虽然很不成功。
　　　比如，乡镇进行产业规划，发展优势产业，建立专业市场帮助农民卖产品等。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乡镇干部可没少干这些事。我记得小时候看过漫画，就反映这些问题，某乡张书记到任，组织农民挖了一条致富渠。后来换李书记到任，骂声胡球的整，叫人把渠填了建成一条致富路。后来换王书记到任，又骂声胡球的整，叫人把路面挖成了一串致富鱼塘。其实，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亲见过，直到 2000 年以后仍有乡镇组织农民种桔子种梨，种了又卖不出去，引发农民闹事，把成车成车的烂桔子霉梨倒在乡政府门口。
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新闻分析，基本上把这种矛盾归结到干部素质
上去，认为乡镇干部都在那里“胡球的整”。其实，干部素质方面的原因当然有，但根本原因是政府错位的问题。基层政府干了自己不该干、而且根本不可能干好的事情。1990 年代后期，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人逐步搞明白了，开始提倡“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这是对的。但问题是，组织农民是很有必要的，既然不该你政府组织，总要有人组织才行啊。党政系统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提出农业协会、专业大户带动、公司加农户、股田制等办法，还付诸了实施，但是总体而言，这些尝试都没有达到有效组织农民的预期效果。（具体原因我们下面再探讨）
总之，到了 2000 年以后，政府完全退了，替补力量没有发展起
来，“在经济上组织农民”这个重大功能最终悬空。再加上 2006 年取消农业税以后，政府通过“三提五统”来协调农民的手段也没了，中国的合作化运动似乎转了一个圈，似乎又回到以农户为单位的“原子化”小农生产的局面。难怪新农村建设最头脑的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缺乏工作的“抓手”。
　　　在这个时候，在农村之外，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加速期了，这个局面真他妈太难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日韩式的农协？我们以后又怎么办？工与农，城与乡，市场与农户，该如何寻求最终的契合？
我们还是回到解放初期去寻觅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0难怪新农村建设最头脑的问题
应为“头痛”
（一○一）
前面一贴，我否定了朋友的看法。
　　　下面是我自己的看法：中国农村合作化与日韩农村合作化最大的不同在土地所有制上。中国实行集体所有制，而日韩（包括台湾）是土地私有制。这个不同点，也是造成后来中国农村诸多经济社会现象
（无论成绩还是问题）的主因。
　　　集体所有制这个东东，农村有，城市也有。宪法规定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有两种：一是国有，或者叫全民所有，二是集体所有。如果你在集体企业干过几年，就知道待遇跟国有差距还不小。现在网上看贴的兄弟都比较年轻化，估计没有从业经验，所以很多人根本没搞清楚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这不怪兄弟们。不是你的观察和理解能力不行，而是因为中国没把集体所有权真正落实到位。比如，农民集体开会，集体一致同意，仍然不能处置集体土地。因此在一般人眼里，国有和集体看上去长得一模一样，其共同点，都是当官的大大说了算。
　　　我虽然是学经济类专业的，其实也是不学无术，迷迷糊糊。十年前，我接触到一些企业改制案例，才发现原来国有和集体差别还大。比如一百人的小企业，想改个制，搞成全体职工持股。如果是集体企业，恭喜你，股份可以低价（甚至无偿）分配给大家了，因为从法律上来讲这个企业就是属于这帮人的。如果你是国有企业，对不起了，
想要持股必须给出足额补偿。因为资产是全民所有，全民就是包括本楼主在内的 13 亿人，理论上，这 100 个职工只占有企业产权的 1300万分之一，所以你必须出钱买啊，不然就算是国有资产流失啊。
我又扯远了，回到解放初期的农村。
　　　1952 年土改结束后，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随即开始。一开始，这个合作化是农民相互合作性质，不触及产权。1953 年，中央提出了建“初级农业合作社”，这是半社会主义性质。1955 年，提出组建高级农业合作社。到 1957 年，全国绝大部分农户都参加到高级社里。
1958 年以后，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又合并组建以“一大二公”为基本特点的人民公社。（这一段我不是凭记忆写出来的，时间实在记不清了，在书上查的。）
　　　这个过程，不到十年，让人眼花缭乱。我真佩服当时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能折腾啊。贾平凹那部小说《秦腔》里，主角是个老支书， “土改时他拿着丈尺分地，公社化他又砸着界石收地，国家一改革，他再给大家分地……”真是比伊拉克、南联盟都抗折腾啊。如果从产权上来看，土改前，是地主私有制，土改后，是农民个体私有制，而到 1957 年建成高级社，耕地（也包括其他生产资料）就不再是私有制的了，而是变成集体所有制了。所以，老解放区的农民拥有土地，长的有十多年，新解放区（占农村多数人口）的农民拥有土地，其实不过五年而已，还没有捂热，就被收回了。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推动的农村合作化，并不是建立在土改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否定土改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集体所有制
改造的基础之上。1957 年建立起来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 1979年开始的大包干中，并没有受到冲击。当时“分田单干”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应该是“包田单干”，农民并没有取得土地所有权，而只取得了使用权。
这种路径选择的原因何在呢？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0今天收工了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1这两天工作实在太忙了，向兄弟们请个假哈！
我 10 月 13 号能基本忙完，集中精力往下继续这个贴子。核平敬上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4
（一百零二）
观窗外依旧长夏，念故乡已然深秋。
　　　感谢兄弟们的鼓励。许多跟贴水平明显在我之上，请我“指正”，担当不起。一些批评也很中恳，受教育了。这个贴子本来就是闲聊的，只想灌水，不想出书，所以我不严谨地继续胡聊哈。我讲到哪里了？……土地集体所有制。
　　　土地这个玩艺，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最重要、最基础的生存资源。想想以色列与阿拉伯人寸土必争的血战，想想新加坡进口沙石去填海造地，你就会感受更明显。中国人由于数千年的农业传统，土地情结更重。现在大伙热衷于卖房产
也算是土地情结的一个表现吧。所以，土地所有权体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极为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塑造着中国社会利益格局。
　　　将土地私有产权（地主私有或者农民私有）改造为集体所有，是 新中国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这在当时没有什么争议。党内出现的争 议，无论是邓子恢的不同意见，还是彭总的万言书，都是在争议工作 方式，而不是争议工作方向。这个决策，是参照苏联搞的。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先看看苏联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好坏都是跟他们学的嘛，绕也绕不过去。
　　　兄弟们不要认为毛子的工业行、农业不行。人家的国土面积是摆在那里的。1980 年代，苏联拥有 200 多万个集体农庄，是当时仅次于美国、中国的世界第三农业大国。应该说，苏联在工农业上都辉煌过。不过要追溯历史的话，当年沙皇俄国就远不如苏联了。虽然有几个沙皇也奋发过，但直到十月革命，俄国经济结构中工业比重仍然占不到一半，属于农业国。正如列宁他老人家说的，帝国主义链条中薄弱的一环。沙俄虽然欺负中国和中亚牧民时比较神勇，但总的战绩不算很光彩，在克里米亚败给英法和土耳其，在远东败给日本，打芬兰都很吃力，还把阿拉斯加卖给了老美，售价 720 万美元，估计不卖也守不住。
　　　十月革命以后，俄共（布）就在全国搞了农业合作化，但当时是合作化，而不是集体农场。合作化搞了十来年，农民基本接受。集体农场的体制开始于 1920 年代末期，形成于 1930 年代。搞集体农场的
原因，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原因。根据斯大林的观点，小农不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集体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意。二是经济原因。就是汲取农业剩余来发展工业。从时间上来看，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发起，跟“一五计划”时间基本一致。
　　　苏联的集体化，遇到的阻力不小，或者说很大。主要原因，倒不是集体化本身不好，而是因为集体化只是个手段，它的目的是以农补工。集体化的同时，政府还配套附赠了一些政策，比如农产品的义务交售，工农产品剪刀差也很惨烈。有的资料上说，政府收购粮食的价格只相当于生产成本的 20%以下。
　　　农民冒火，反对手段有二。一是暴动，当时星星之火很多，红军给力，都摁下去了。有一部分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那里生态环境不错，但冬天不太好过，衣被不足时尤其如此。二是不种、怠工之类的小动作。这引发了 30 年代的大饥荒，饿着的还是农民自己。布哈林说，我觉得这个整法不行哦！结果他被拉出去毙了。就这样，铁腕之下，到 1930 年代后期，集体农庄系统总算是建立起来了。
　　　布哈林是苏联头号思想家，因为反对农业集体化而遇害。他遗言中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过错误……我们是第一次走向一个共同目标，走在人们未曾走过的道路上。”1988 年，苏联最高法院为布哈林平反，此时距布哈林遇难已五十年。四年后，苏联解体。
（一百零三）
　　　苏联工业体系的发展是相当神速的。在 1930 年代，通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工业产值已经远超农业产值，重工业体系已经健全，崛起为世界重要工业国。当时的苏联是个明星，世界上粉丝很多，中国的国共两党都感兴趣，蒋经国、毛岸英都到莫斯科留学。
　　　资料显示，苏联在 1930 年代的工业投资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来自农业积累。其中工业投资的 80%以上用于重工业。当时德国发展也极快，苏德实际上在赛跑。大家知道，1918 年列宁与德国签了布列斯特条约，又割地，又赔款，1939 年斯大林又和德国签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些“革命的妥协”，实际上反映了苏德之间的真正实力对比。然而，1941 年希特勒撕毁条约闪击苏联时，苏联航空、航天、军工、化工、机械、能源等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再考虑到人口、面积、资源等因素，综合国力应该超过了德国。（我猜的，没有看见这方面的数据）
　　　战争拼的就是国力。当年美国拼掉日本，苏联拼掉德国，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力。山本五十六到过美国，战前他比较悲观，他说，从美国东海岸走到西海岸，看看那些无数的工厂，就知道日本不可能赢得战争。后来的战争验了这句话，美国人一次战役损失几百架飞机，可以继续轻松奉陪，而日本人到最后飞机出战只能带单程汽油起飞，缺油啊。苏德之战也一样，德国人拼命攻打巴库，就是想抢油。苏联人干什么事情都很粗放，打仗也是损失惊人，每仗总比德国损失大，但它就是撑得住，地大物博气死对手。
网上有二战期间苏联、美国的武器装备的产量，数字记不清了，
有兴趣的兄弟去搜。战时苏联生产出来的坦克、装甲车和炮类，美国生产出来的飞机、舰船，数量真他妈惊人啊。总之，强大的生产力，保障了苏联最终赢得了对德国的战争，后来掉头又歼灭了盘踞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也算是对于我们有恩吧。（我知道有兄弟反对，因为苏军在东北也干了不少坏事。细算起来，苏军占领东北以后，除了最后撤走这件事算是好事，还真没有干其他好事。）
　　　如果苏联当年像法国那样萎掉了，成了德国附庸，世界最后会搞成什么样子？不太好说。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地球人都承认苏联的胜利很重要。这个胜利得益于 1930 年代的奠基性工业投资。1920 至 1930 年代苏联农业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这个贴子好像有点跑题了哦。算了，写了就发吧。我的大体意思就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过程比较暴力，但历史功绩也不容忽视。对于斯大林当年这个农业集体化决策，也要一分为二，客观分析，既不掩其功，也不掩其过。
　　　说实在话，我真不知道怎么评价，因为功和过都太大了，都不能忽视，也很难相互抵消。下面，我们看看中国情况吧。
（一百零四）
　　　前文书我们讲过，中国在 1950 年代很短时间里，由分田到户，到初级社，又到高级社，1958 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成了人民公社。现在基层干部有句话：“刚说学会了，又说不对了”，报怨上级政策变得太快。其实现在比五十年代差远了，那时才叫变得快呢，唰唰唰的
跟变魔术似的。
　　　中国的人民公社和苏联的集体农庄，同样都披着集体农业的马甲。但是，中苏的国情差异太大了，没有十万八千里至少也有十万七千里，所以，两种集体农业的差异也很大。两者共同点，一是土地集体所有 制，二是政治经济合一，三是汲取农业剩余。这些共同点也决定了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都不会太高。除此之外，好像都是不同点了。
　　　——苏联农业是机械化农业，与欧美相似，集体化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和生产效率。中国在集体化以后，虽然以户核算变成了以队核算，但农业耕作方式仍然是人力畜力的传统农业。（除了东北和新疆的垦区）。早上听敲钟，杠着锄头上工。集体化以后农民工作效率不升反降。
　　　——苏联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不大。中国这两个差距以前就很大，集体化以后更大，八十年代稍有缩小，九十年代再次拉大，现在据说正在缩小，我个人却感到仍在拉大。苏联到赫鲁晓夫上台时期，已经不用再从农业身上汲取剩余，工业开始反哺农业。中国则一直拖到 2000 年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反哺。
　　　——苏联集体农庄实质上是农业国有企业。种什么，何时种，领导说了算。种错了，轻则丢官，重则坐牢。由于国民素质较高，集体农场又易于管理，可以说他们的计划虽然有时荒唐，但总算是个计划。而在中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国情复杂外加干部素质不高，说实在的，如果在中央层面还勉强叫“计划”，到了下面，实在没有什么计划可言，叫“命令”更贴切。当时的农业，我个人判断，算是一种命
令之下的自然经济。记得以前见过五十年代的中央文件，明确要求全国翻地要翻多深、翻几次、施多少粪肥等等。
　　　这么看来，似乎中国的集体化没有什么好了，呵呵。我认为不应该对人民公社模式的集体农业一概否定。我知识所限，认为它至少有以下几个历史作用。
　　　一是实现了汲取积累的目的。集体化使农民丧失了土地所有权，自然也没有了要求相应收益的权力。再加上工农业价格制定的剪刀差，使农业积累最大限度地流向工业。国家不与小农交易，而与公社交易，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总之，这是人民公社制度设计的目的之一，这 个目的是基本达到了的。
　　　二是使农民实现了组织化。说人民公社以前农民没有组织，这话也不准确。比如，农村的宗法制度，也起到了社会管理的作用。但，宗法制度管理下的农村，管理水平有多高呢？我认为水平很低。我们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厚古薄今。这个毛病从孔夫子就开始了，现在还是一样。比如一提到传统农村，许多人就想到田园牧歌，想到淳朴，想到没有污染过的清清河水，想到小芳。其实，传统的中国农村，到明清民国时期，是一种穷途未路、无法发展的农村，你要去住，只有绝望。当时，宗法势力仅限于一些宗族大事，许多社会管理无力解决。清末美国传教士对山东、河北农村考察后指出，由于农村管理缺乏管理，农民又缺乏合作精神，生产生活条件极差。举例说，所见农村没有一条直的街道，往往街的尽头是一间民房或者一堵墙，却无法通开；由于雨后辗压，村道呈低于地面一尺以上的槽沟状，一下雨
就成了河，长期无法通行，但无人组织管理；水利设施更是荒废，有的地方就根本没有水利设施。在公社组织下，农民大规模开展了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项建设。
（一百零五）
　　　关于新中国粮食的历年产量，网上可以查到。我的印象是，以 1979 年为界，面前 30 年大致翻了一番，1979 年至今，大致又翻了一番。（不是具体数，大数如此）。当然了，后面那一翻肯定更牛 B 些，因为它的基数大呀。但是前面的增幅也是很了不起的。有学者认为，前面的一翻，主要增产原因是农田水利建设；后面的一翻，主要增产原因是化肥、农药和良种的使用。这个观点有道理。
　　　1949 至 1979 年，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农田水利建设时期，通过人海战术，搞了遍布全国的大小的工程，著名的有红旗渠等等。由于认识水平有限，加上极左思想，也弄出来许多问题。比如，不切实际的学大寨运动，破坏环境浪费人力。盲目的围湖造田把洞庭湖挤掉一半，朱容基郁闷赋诗：“浩浩汤汤早日现，郁郁葱葱梦难园”。三门峡水库很不成功，淤泥太多不说，尾水还经常倒灌陕西。微山湖围湖造田，湖田产权不清，惹得山东人跟江苏人老是打群架。河南的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酿成了惊天之灾（这里有自然原因，也有工程原因和管理原因）。但是总体来说，由于农民组织化，集中力量办大事，使新中国水利成就空前。具体数据见中国水利史。
象苏联集体农庄一样，人民公社注定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其中原
因，分析文章和专著有许多。但我更倾向于这样一种更为概括化的解释：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而人民公社不利于人的发展。虽然 1949 年至 1979 年间，中国农民的生活、教育、医疗水平都有显著提高，但人民公社这项制度，无论是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在社会生活上、在公民权力上，都对农民有诸多苛刻的限制。其结果，就是中国农民群体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农民群体相比，与本国城市人口相比，差距都在不断拉大，因而引发了普遍的不满。
　　　1979 年以后，人民公社解体，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开。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除了耕地集体所有制依然保留，其余东西都逐步走入历史。
　　　但是，在历史的无意之中，由于人民公社所发挥出来的汲取剩余、组织农民的两大作用，给后来的改革开放留下了三个重要遗产：一是完整的工业框架，特别是重工业能力；二是比较完备的农田水利体系，直到现在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还得益于这些水利设施；三是劳动力资源，即打破了宗族观念、接受过初级教育、经历过组织化生活训练的农民工。
　　　有印度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优势，都形成于改革开放之前。这个观点不全对，但有一定道理。如果说当年苏联通过集体农庄发展重工业，背景是苏德之间的赛跑，那么中国在 1949 年至 1979年间，实际上也在无意之中与世界各国赛跑。除了追赶对象欧美国家之外，与我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对手，有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各国、印度次大陆各国、拉美各国、伊斯兰世界各国。四小龙因为政
策对头、美国扶持、体量小、起动快，跑到了中国的前头。应该说，除四小龙之外，中国并没有实质性落后于其他国家。1980 年代，中国调整政策，迅速启动，把正准备继四小龙而起的东南亚国家挤了下去，他们真是生不逢时。
（一百零六）
　　　关于农村合作化，其实还有两个最要害的大问题没有探讨到。一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没有在农村形成类似于日本、韩国那样的农协，而是重回了原子化的小农生产？今后中国农民如何组织起来呢？二是，苏联解体以后，集体农庄逐步解体，经过几年议会上的唇枪舌剑和老拳相向，最终通过了土地私有化法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方向是什么？
　　　这两个大问题，以后在讲到改革开放阶段时再去探讨吧。请兄弟们想想，也给我点思考时间，呵呵。我们按时间顺序继续向下走。
　　　1960 年以后，中国经济领域又冒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就业问题。这个问题冒出来是必然的。前面讲到公私合营时，我就提到了，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全面否认这项工作。这项工作后果很严重，甚至比一般人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我讲过，国家控制一些重要工业，也不是不可以，有时是完全必要的，但我们五十年代初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所改造的，都是些轻工业工厂，以及大量的小作坊、小商业。真正关系国计
民生的、有必要国有化的，我不敢说绝对一个没有，但敢说几乎没有。我的观点是，这种糟糕的左倾政策，窒息了经济整体活力，严重
影响了社会就业；通过影响社会就业，又滞后了中国城市化进程，造成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从而整体影响了当代中国经济面貌和发展态势。真有这么严重吗？我们来具体探讨一下。
　　　中小企业，商业，个体私营服务业，有巨大的吸纳就业能力。在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提供了 80%的社会就业岗位。我观察过我家附近的小店，比如一家 30 平方米的连锁品牌理发店，共雇用
了 12 个理发师和服务员；另一家 20 平米不到的小吃店里，掌勺的，
跑堂的，收钱的，采购的，打杂洗碗的，切葱剥蒜的，一共有 7 个人在忙活，还忙不过来，整天挂着个招聘的牌子，但工资低点，老是招不到人。这就是社会就业。所以，有人说它们不关乎国计民生，是不对的，准确的说法是，他们直接关乎“民生”，又通过民生间接地关乎“国计”。
　　　当国家对这些小工业、小商业、小服务业一律进行公有制改造，然后“割资本主义尾巴”禁止私人经营，改由政府经营以后，这些经 济成份的活力被彻底窒息掉了。原来自主地吸纳就业，而现在必须是 政府主导。比如，市商业局根据群众反映，决定批准市农贸公司，本 着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指导思想，在城东某条街新开一家生肉店。商业局发文给市劳动局，请他们纳入计划，组织招工和分配。这种通 过国家计划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不仅少之又少，而且难之又难。到 了后期，你不靠关系、不走后门，想找个工作是相当困难的。找不到
工作，又不许你失业，因为失业只有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所以叫你待业青年。有的待业青年变成了待业中年，还没分配到工作。
　　　同时，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投资主要集中于重工业，轻工业相对很少，服务业就更少。而重工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国有工厂通过企业办社会，最后弄得人满为患，人浮于事，但仍然远远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虽然市、县、街道为了安排就业，都在设法创办企业，比如办一家街道瓶盖厂。但是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模式，仍然不能满足社会就业需求，而且多数企业体制不活，因人设岗，搞来搞去，搞垮了，人却不能辞退，成了个包袱。
　　　显然，不能就业的年轻人口，是社会稳定的隐患。于是，在全世界尤其是东亚国家加速推进城市化的情况下，在中国城市化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在农村劳动力已经严重富余急需寻求出路的情况下，在农村不断向工业输血已经地竭人贫急需工业反哺的情况下，呜乎，中国却出现了两次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逆城市化运动。一次是 60 年代初期的精简下放，另一次是文革中的上山下乡。
　　　这些东西似乎没有人感兴趣呀？那我精简一点往下说。跳过去也不好。
（一百零七）
六十年代初期的“精简下放”，原因是“大跃进”使中国经济掉
了坑里了。当时，国家、省、县的工业项目盲目上马，招工进城的人太多了，许多项目变成半拉子工程，职工消化不掉了。同时，农业被大跃进、大炼钢、办食堂折腾得半死不活的，全国粮食也不够吃的了。于是乎，中国发生了第一次“下岗”大潮。
　　　我直接摘几句吧，1961 年下发的中央《通知》是这么说的：“这次精减的主要对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以来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包括临时工、合同工、学徒和正式工），使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一九五七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职工，自愿要求回乡的也可以准许离职回乡。”
　　　到 1963 年，全国共精简下放 2600 万城镇人口，其中包括 1800万职工。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经济补偿，就把铁饭碗砸了，把城镇户口收了，让人家回乡务农。搁到现在，不跟你拼老命才怪。其实，中国社会发展太快了，国人的权利观念和维权要求不断提高。在我们看来，即使十几年前（1998 年至 2001 年）朱老板上台以后搞的下岗分流，如果搁到今天再来一次，也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一个改革成本的问题，越往后，改革成本越高，呵呵。当然，改革成本提高也是件好事，一次性妥善解决合理要求，以免遗留下社会问题。
　　　正是 2000 多万人“非转农”，使恩来，小平、富春等国务院领导制定的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得以实现。这对于中国经济爬出“大跃进”的深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当时毛主席称赞过，这么多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证明
了中国人民觉悟和社会制度优越（原话记不清了，大意如此吧），但是，由于这项工作是新中国第一次搞下岗分流，没有经验，（有经验也没用，当时的政府哪有钱去搞补偿啊），所以后遗症不少。直到今天，许多下放人员仍在申诉上访，希望解决待遇问题和社保问题。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见过的一个老头。当时虽然有下放范围，即中央文件里提到的精减对象，实际操作中并不限于这个范围。比如这个老头。他是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儿子，估计是小老婆生的，所以解放时高官丢下他们母子跑到海外去了。他当时正在省城上中学。五十年代，中国小学毕业生就算文化人，中学毕业生更金贵啊。他中学毕业后被录为一家国企的职工。精简下放时，因为出身不好，舍我其谁，直接被下放到农村去了。
　　　这位先生是个执着的人。为了恢复待遇，他从文革后期开始上访。到 2003 年我偶然认识他时，他都 70 多了，解决了大部分问题，还有
几个小事需要再接再访。据他说，这些年来，他去过 70 多次首都，
400 多次省城，1000 多次市县，发过几千封信。他简直成了专家，精通城市街头生存攻略，不花钱也吃好睡好。他的钢笔正楷也相当了得，每封信十几页，写的跟字贴一样。我当时很感慨，世态炎凉，这也算是人生啊，一辈子没干别的，除了种地都上访去了。
　　　我当时还在想，他这种人生状态，如果问题真的全部解决了，他的生命可能也就走到尽头了，因为他没有什么精神支柱了啊。几年后，我遇到在当地政府工作一个朋友，向他打听这个老头的情况。不提还好，一提起来，这个朋友就气得不行。他说，好不容易终于帮那个老
头把历史问题解决了，住房补助和社会保障落实了，结果，这家伙现在仍在上访。我问为什么？朋友愤愤说，那老头由于长期从业经验，是个信访专家，从中央到省市县，各部门、职能、人员、电话，全都门儿清。他现在帮助别人上访。景区有导游，商场有导购，他算是个导访。他不要钱，跟着别人跑事时，管吃管住管抽烟就行了。
　　　潮起潮落，人生沉浮。中国的国运，实际上就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中国人命运之总和。对于历史，我有时无话可评，只希望类似悲剧永不再发生。
（一百零八）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逆城市化”现象的第二个运动，是“上山下乡”。虽然知青这个提法出现于五十年代，但真正形成大潮，是在 1968
年至 1980 年之间，总人数估计在 1500 万人以上，其中包括了我的老爸。也有人估计的更多。
　　　六十年代，随着计划经济日益僵化，中国城镇就业问题一步一步严峻。文革以后，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经济原因造成的了，还有文革十年没有高考、中学毕业生没有出路的政治原因。红卫兵是文革急先锋，独领一时风骚。但文革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全国形势失控，文攻武斗遍地开花，人民群众厌恶之极。到 1968 年，“工宣队”进驻首都高校，毛主席还给工宣队送了几箱芒果，几个芒果定了乾坤，确立了工人作为文革主力的地位（所以后来工人代表王洪文迅速起家），小毛孩子们全面让位。
　　　这么多的经过造反煅炼的年轻人，没有工作有激情，留在城里肯定出事。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有组织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上山下乡”与“精简下放”有一个重要不同点：就是知青们后来基本上都回城了，而精简下放人员绝大部分终身成为了农民。
　　　我想，可能主要是这个原因吧，所以反映知青的文学、电影、艺术不计其数，“老三届”简直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而反映更为惨烈的“精简下放”的作品少之又少，以致许多八零后兄弟都不知道还有过这么一档子事。大家对“知青”都有了解，我就不再细说了。有兴趣的兄弟看看这些东东吧。作品有：《今夜有暴风雪》、《天浴》、
《雪城》、《中国知青部落》、《朝阳沟》等；作家有：梁晓声、邓贤、阿城、王小波等。
　　　如何评价知青呢？我十多年前读过邓贤的《中国知青梦》时，注意到封皮上有这样几句话：“凡留下开拓者足迹的地方，便注定有卓越的精神之光闪烁；纵然时代扭曲，而此精神不可亵读，纵然岁月异常，而此精神不可轻薄。”
　　　我严重不同意邓贤这个说法。1960 年代，世界发展的天平倾向了东亚，日本和四小龙迅速崛起。而在这个时候，中国最有生命力、最有创造力的人群，却放弃了教育，到深山荒原去改造地球。人的发展是最大的发展，人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上山下乡，是计划经济原因和文革政治原因共同造成的中国一代人的悲剧。
虽然知青也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开辟了一些边疆农场，但这是农
民的事儿，农村根本不缺劳动力。所以我对知青的现实意义和精神意义都评价极低。我严重不同意诸如“青春无悔”这种自欺其人的鬼话，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无悔”的青春。当然，他们是挟裹在政治洪流中的年轻人，本身也受害者，对他们没有必要责备，但更没有必要去美化。
　　　插一句题外话，我本人从来不是一个无怨无悔的人。我认为，如果出现了一个重大而糟糕的结果，总要找出原因来。如果是别人造成的，我不可能无怨；如果是自己造成的，我不可能无悔。当然，我不会沉浸在怨和悔当中，我要以直报怨，以悔自省，避免再犯同类错误，继续好好地活下去，
　　　在“广阔天地”之中，理想如烟如梦，但现实冰冷坚硬。很快，大家清醒了。为了回城，知青们不择手段，不惜代价，有人以身相许，有人以死相拼。1977 年恢复高考，救走了一部分人。但十年风雨，绝大部分知识青年实际上已经既没有知识，也不再青年，像张艺谋那样能进入高校改变命运的只是很小很小一部分。直到 1980 年，经胡耀邦提议，中央决定允许知青返城。消息传来，无数人喜极而泣。然而，他们回城面临着更大的生存挑战，大部分知青成为待业者，后来逐步成为个体经济的主力军。
“上山下乡”已成为一代人无法抹杀的记忆——千头万绪的往事，
真的真的无法忘记；
雪花飘飞的村庄模糊又清晰。
感谢那个岁月， 让我认识了你； 从此爱就迷失在，
那片那片白桦林里。
（一百零九）
　　　上大学时，我们宿舍老大喜欢写情诗，还常有佳句。我记得这鸟人当年曾作诗云：“你爱上了我，我爱上了她——这是咱仨的悲剧！”
　　　经济问题往往也是这么乱乎。经济这个东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许多因素共同作用，多因一果，错综制衡。主观的动机和客观的结果，往往驴唇不对马嘴。对于历史上重大经济问题的解释，你可以有许多说法，至于说的对不对，反正大家不可能走时光隧道来检验，所以不说白不说，尽可以大胆地去说。
　　　本人的一个观点是，当年的就业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
　　　前面我两次讲到，五十年代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已经注定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庞大的城镇待业人口的产生。这是单从经济角度讲的。如果再考虑政治因素，更加剧了待业问题。兄弟们，要知道，中国的城镇社会保障系统，是九十年代朱老板张罗着建起来的，直到今天仍然很不完备。当年，退休人员是由单位发工资的，生病人员由单位报药费的，房子也是由单位来修建和分配的，所以，如果不幸待业，不仅没收入，连基本的吃、住、医都没着落！偏偏，当时的政府劳动
部门，从法律政策角度讲，又承担着为城镇劳力安排工作的义务。所以，在当时，待业人口的上升是很要命很要命的问题。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政府要把多余劳力送到农村，也不能让他们在城里闲着。
　　　前面我也说过，在先行一步的欧美国家，工业化是在轻工业上起步，一开始就吸纳大量劳动力，从而促进城市发展，城市化形成市场需求，又带动工业化，实现“两化”的良性互动。中国这种后发国家，形势所迫，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对的。但把城市小型工商业和服务业给掐住，麻烦就大了。
　　　让我们设想，也许有这样一种可能：从 1950 年代开始，中国通过国家投资发展重工业，同时保护和鼓励城镇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城镇工商业包括小商小贩，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城市规模得以扩大。这些就业人口形成的生活资料市场需求，又带动轻工业的发展。轻工业所需要的设备和能源，又为已经建立的重工业创造了市场。这样，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同步，那么到 1979 年，中国有可能已经初步实现了重工业、轻工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良性互动。（而实际上，中国是 2000 年以后才形成这种良性互动。）
　　　大家知道，中国在计划经济年代，通过户籍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外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就业已经不堪重负，不能再让农民工竞争。实际上，这种身份歧视的思路在政府系统延续了很久。到 1998
年至 2001 年的国企改革攻坚时期，许多城市为了解决下岗再就业，悍然出台土政策，大规模清理和驱逐农民工，许多岗位明令禁止雇佣农民工。当时的有些电视台还作为“惠民措施”进行宣传，当时我看
得义愤填膺！
　　　扯远了，让我们进一步设想，若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城市就业岗位充裕，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至少不会筑那么高，城乡流动的机率会大大增加。则中国农村有可能提前 20 年开始出现劳动力转移，那么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国内市场空间将会完全不同，庞大的内需也许已经形成，而不需总理去那么发愁了。
　　　这不是凭空胡想的。实际上韩国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他的重工业虽是私人股份制，但确实是国家扶持的结果，而轻工业和城市工商业一直在同步发展，拉动就业，保障了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同步，到八十年代基本实现城市化。汉城现有规模一千多万人口，成为世界著名大城市。
　　　而我们的实际情况是，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打压了经济活力，造成城镇就业下降。这迫使 3000 万以上城镇人口（多数是青年人）流向农村，城镇化停滞不前，城镇消费市场长期不振。消费不振又使轻工业不振，对上游生产资料的需求不旺。这样，重工业又没有市场拉动，只好靠国家订单过日子。大量城镇劳动力下乡，问题不只是偷老乡几只鸡那么简单。他们把农村劳动力都堵在了乡下。中国农村本来就人满为患，现在又缺乏城市拉动，还要给工业输血，想要发展，非常困难。为了防止这种困境引发社会问题，政府又利用户籍制度建立了城乡壁垒，这种二元结构问题到今天都没有解决掉。
　　　总之，中国挨到 1979 年，情况真的很糟糕。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感到积重难返。用小平的原话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人们经常自然而然地把这个局面归咎给四人帮和文革。其实，这不是政治运动直接造成的，而是 1950 年代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造成的，问题的形成也算是个系统工程。
三十年积累的沉疴，需要一场真正的改革来破解。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4
今天写到这里吧。真饿死了，出去吃一碗肉骨茶。明天继续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5
（第 110）
　　　领导出差了，我暂时解放。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继续哈！
　　　在前面贴子里，我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城镇就业不足，以致形成 “逆城镇化”，为了避免回流，和避免农民工进城就业竞争，中国政府加强了户籍管理。有个兄弟回复说：“关于轻重工业相互作用和户口制度的形成因素，令我大明。”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补充一贴，免得误导。
　　　中国计划经济下，形成了一套严苛的户籍制度，至今仍然没有彻底改革掉。它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分析一下。
　　　我注意到，苏联的集体农庄和中国的人民公社，都存在类似制度，以限制农民自由流动。在苏联，不叫户籍制，他们好像叫什么“身份证制度”。大体上，也是通过控制供给来控制人口流动，你丫乱跑，到别的地方买不到面包。毛子的基本国情，是地广人稀，再加上战争
伤亡，全国劳动力总体不足，但它同样要限制人口流动而不是鼓励人口流动到更需要的岗位上去。我据此认为：虽然中国地方政府经常出台歧视外地人的政策来保护当地就业，但就业问题不是户籍制度的根本原因。
　　　我们前面分析到，中国和苏联当年都选择了汲取农业积累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实施这个战略，农民必然是发展成本的承担者。换句话说，他们是经济上的吃亏者。这个账，你用脚趾头都算得出来。那么，如果存在流动的可能，农民会设法逃离对自己不利的行业，把自己可爱的劳动力配置到投入产出比更高的行业中去。而政府呢，要让农民继续蹲在吃亏的地方，要么调整战略，要么就得采取措施限制流动。否则农民跑了，农业势必稳定不住，国家战略就要受影响。
　　　所以，不管劳动力富余的中国也好，劳动力不足的苏联也好，都采取了相同的政策。虽然专家从不同角度考虑，可以提出户籍制度的诸多原因，比如保甲制度的历史遗留原因。但我认为，上面这一条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记得有专家批评说，户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严重拖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后腿，他认为 1980 年代初就该先拿户籍制开刀推进改革。如果我们认识到户籍制度的根本原因，就会认识到：这个专家“马后跑”的观点不是太对。因为户籍和工业化城市化是互为因果，相互拖后腿的，不是单纯的哪个害了哪个。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只有废除农业税、实现工业反哺、并建
立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之后，户籍制度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根本性突破。也就是说，目前，户籍制度彻底瓦解的条件正在日趋成熟中，而 1980 年代中国还不具备这个改革的先决条件。
　　　户籍制度害人，户籍观念更害人。即使在户籍制度日益瓦解的今天，许多政策上，仍然可以看到户籍观念的残余，有些残余几乎是潜在的，不显山不露水。举个例子说，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人口不能随意迁徒”几乎成了中国人（特别是政府）的思维定式，“村村通”政策就是这种思维定式的反映。
　　　有的小山村，就百把号人，生活在根本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高山区，还破坏环境。你搞电网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电信村村通等，修公路、建基站、架电线，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远远不够维护运行的费用。从经济上讲，这个事情是行不通的，即使你为了政治需要和社会效益，暂时夯一笔钱搞通了，也无力长期维持下去，过几年又不通了。
　　　这种工作思路的根源就是户籍观念，先入为主，把人看成是围棋子，生在哪里就不能再动弹。为了村村通，中国可没少花冤枉钱。直到 1990 年代末，才结合退耕还林和“天保工程”，逐步推开了开发式扶贫式移民的思路。往有人的地方修路，往有路的地方搬人，两个手段并举。
（第 111）
　　　前面，我简述了 1949 年至 1979 年（以下简称前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致脉络。
　　　总体而言，前三十年，中国经济面貌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起飞打下了扎实基础。同时，我们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曾经栽过很大的跟头，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这个沉重的代价为全体中国人所共担，其中，农民承担了最为沉重的部分。在此，请允许我代表本楼的全体楼民兄弟，向无比淳朴、无比坚韧、无比伟大的中国农民敬个礼！
　　　中国有着悠久的统一史，是一个国家领土与文明边界基本重合的 “天下之国”。所以，统一，对于中国人尤为重要，无论是迫于现实的需要，还是出于文化心理的需要。
　　　上中学时，读到过美国人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当时不是现在书店里卖的这种全译本，当时只出版了后半部分，书名叫《毛泽东的后半生》。书中评价道：后代中国人会将毛泽东视为统一中国（大陆）的巨人。中国曾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在他的统治下，从黑龙江之滨到帕米尔高原，中小学校都在使用同样的教材……反正大意就是这样的吧，原文我记不准确了。
　　　做为一个民族，一求生存，二求发展。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间，中国人一直苦苦图存，虽流血漂橹，抛头无数，但“亡国灭种”的巨大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列强步步紧逼，特别是 1900 年和 1937 年，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应该说，直到 1949 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以强大的武力统一大陆，中华民族才彻底解决了生存问题。此后，虽然屡有纷争，但没有哪个国家
敢于觊觎中国。从这个视角看，对毛泽东给予怎样高的历史评价都不为过。
　　　1949 年中国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在政治和经济上彻底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个条件很重要，它使中国政府有能力制定政策，维护国家根本利益，无需看别人脸色，无需受别人干扰。这一点上，新中国政府明显优于民国政府，也明显优于现在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的政府。本贴以前探讨重工业框架时曾谈到过一些，以后在探讨贸易政策、货币政策时还会谈到中日韩三国的差别。
　　　就是从 1949 年开始，中华民族的历史主题开始从生存转向发展。这里所讲的发展是大发展，包括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社 会发展。此前由于中国忙于挣扎求存，在发展问题上没有什么经验，大量借鉴外国作法是在所难免的。当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特别 是冷战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限，前三十年间，中国主要学习苏联模式，而忽视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在许多政策和做法上都值得反思。
　　　总之，对内统一，对外独立，这是中国在 1949 年以后才拥有的两大本钱，而此前不曾拥有。在强肉强食的现实世界里，这个本钱不是别人赐给的，而是我们自己打出来的。正是凭着这两个本钱，新中国在前三十年里仅管栽了那么多的跟头，社会经济仍然在总体向前发展，而不是倒退或者停滞。到 1979 年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为数不多的几个拥有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虽然总体技术水平不高。这是我们不幸中的万幸之处。
回顾前三十年，还有许多东西可以再简要地提一提。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5吃饭去！下午继续！晚上继续！
（第 112）
　　　回顾前三十年的大事，在文化部分讲到一些，在经济部分又讲到一些。还漏了许多内容，比如大炼钢铁问题，以后探讨改革开放后重点产业发展时，再拿到一起聊吧。
　　　关于政令统一的重要性和意义，有必要多说几句。在民国时期，中国名义上统一，实际上分裂。各省军阀自立为王。东北张氏、西北马氏、山西阎氏、广西白李、云南龙卢、川康刘氏等。尤其是在三十年代，中国五个政府并立，就是重庆、延安、南京汪伪政府、长春伪满政府和“华北五省自治政府”。
　　　民国时期，虽然也有徐树铮收复外蒙等光辉一闪的事情，但总体而言国家无法统一管理，也没有统一经济政策。山西铁路轨距与别省不同，云南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不要说发展经济、经略边疆，就连基本国情都搞不清楚。比如，西北穆斯林居民人口，民国时期就没有弄清过。有资料称占全国人口六分之一。这个数据可能是参考土地面积蒙出来的。实际上没那么多。虽然建国以后少数民族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直到现在中国的穆斯林人口比重也只有 2%左右。
　　　网上有一种争论，就是如何看待抗战胜利以后的民国政府。（或者说，如果老蒋当年打赢了内战，中国历史会怎么样）。这个问题很容易引发拍砖。我不想展开论述。我的基本看法是，若让国民党经营
中国，可能不会发生大跃进和文革，但在三个要害问题上很不乐观。一是国家独立性上。国民党虽然通过抗日战争废掉了许多不平等
条约（是英美主动放弃的），但在国家独立性方面肯定不如新中国。它对列强仍有许多经济和政治依附关系。特别是官僚买办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自身利益至上，很难自我克服。
　　　二是国家统一性上。老蒋通过抗日战争，对其它军阀派系的控制力大大增强。但国家仍然没有真正统一。特别是桂系、阎系、西北等军阀仍然手握重兵。这些地方势力一直存在，直到最后被老毛消灭。我认为即使老蒋最后实现了统一，很可能是个弱中央，类似于印度政府。
　　　三是腐败问题。许多历史学家指出，国民党不是败给共产党，而是败给了自己的贪婪。老蒋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国民党跑到台湾以后大有改观，但这有许多特殊原因，我不认为可以据此推论它留在大陆也会改观。
　　　中国大陆真正意义的统一是在 1949 年。四个野战军横扫全国直抵边疆，把国家真正纳入了现代行政体系。藏区农奴制度被废除，彝区奴隶制度被废除，西北许多宗教陋习在宗教改革中被废除，川滇黔桂大大小小的土司势力被废除，会道门和黑社会势力都被一举彻底荡平。如果说清朝的统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统一，1949 年的统一则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中国的发展和建设，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
有人认为办到这些事很容易，其实很不容易。比如，黑社会问题
（或者说中国地下组织问题）。解放初，北京地区一贯道会众有几十万，几倍于共产党员。所以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说：一贯道才是北京的第一大政党呢。青帮、洪帮、哥老会遍布南方各省，其上源可以追溯到天地会等组织。上海滩黑社会横行上百年，黑帮大佬的风头不让军政要员，连老蒋都磕头纳贴入过伙。
　　　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也利用过这些组织。比如贺龙早年就曾加入哥老会，而且辈份很高，一呼百应。从外国经验来看，也有一些黑社会组织逐步演化成了合法组织。但不管怎么说，当时中国这些会道门、黑社会确实不是好东西。所以，1949 年后中国政府坚决清除黑社会，扫荡黄赌毒，这是民心所向。上海黑社会被彻底催毁，杜月笙逃港病故，黄金荣整天扫马路以求自新。黑道中人第一要讲义气，比如许文强如果被杀了，丁力一定要去报仇。所以当年陈毅在上海滩铁腕打黑以后，许多人想刺杀他，但没成功。上海黑帮外逃以后，逐步演化成为现在的港台黑社会。1997 年之前，香港黑道中人又跑到台湾和东南亚去定居，实在惹不起你共产党啊。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5作者：charm200 回复日期：2011-10-15
　　　葡萄对前三十年的论述很多，让我总结他的观点就是：前三十年的所有政策，都是在当时的限制条件下的最优解——即使以三十年后的眼光来看，可能也找不到更好的政策来解决当时的问题。
　　　“葡萄”是什么意思？是指我吗？……如果是指的我，我要申明一下哈，我不认为“前三十年的所有政策，都是在当时的限制条件下的最优解。”我认为一部分是，另一部分不是，其实还可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呵呵。
核平敬上。
（第 113）
　　　经济建设离不开国际环境。所以，这一贴，聊一聊 1949 年到 1979年间中国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应该这样说，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是在半封闭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半封闭”是一个粗略概念。这不是中国自己选择的，而是冷战形成的。你可以从这么几个角度去理解。
　　　一，“一边倒”战略。中国建国后，决定向苏联阵营“一边倒”。冷战时期，两大阵营背靠背，几乎不搞贸易。中国经济发展想借力于欧美国家，是很难的。
　　　有兄弟提出，如果中国一开始不加入苏联阵营，而是像七十年代那样搞三角平衡，是不是可以左右逢源，创造更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呢？NO！要知道，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相差了二十多年，情况完全不一样。七十年代那种三角平衡，放在五十年代根本玩不转，不会左右逢源，而会两头受气。因为，此时苏联不是彼时苏联，此时美国不是彼时美国，此时中国也不是彼时中国。
　　　篇幅所限，我们不去分析苏美，单看中国。五十年代的中国，是一穷二白的中国，没有像样的空军海军，没有石油开采和冶炼，没有
现代化铁钢厂和煤矿，连个钉子都要进口。而七十年代的中国，拥有 完整的重工业体系，能自主研制原子弹和洲际导弹，能自主制造喷气 式飞机和潜艇，石油煤炭完全自给并大量出口。所以，七十年代中国 虽然跟美苏仍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但已经具备了玩三角平衡的实力。这个实力的形成，恰恰又得益于以前“一边倒”所换来的苏联援助。
　　　二、中美关系。有兄弟提出，如果中国一开始就加入美国阵营，会不会发展的更好一些？我不知道。当时，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以后，苏联驻华大使跟着国民政府逃到广州去了，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一直没走。老毛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奚落道：“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这个说法有点情绪化。其实，客观分析起来，跟不跟国民政府撤退这么大的事，司徒雷登无权自作主张，他应该是听美国政府的意见。那么，这说明美国政府还是愿意和新中国接触的。
　　　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虽然司徒雷登没走，但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中国当时不可能加入美国阵营。中共自身的共产主义政党性质，以及美国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鼎力支持，使双方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达成这么高的互信。在中国看来，当时也没有理由抛弃苏联阵营，斯大林同意给予慷慨援助，况且百万苏军还占着东三省呢。在美国来看，即使中国来投，也是个难题，如何处理台湾？如何平衡日本？而紧接着爆发的朝鲜战争，彻底断送了中美友好往来的可能性。
　　　三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也是中国外交的大问题。有兄弟奇怪：七十年代以前，美国承认台湾支持台湾，条件那么好，那时台湾为什
么不搞台独啊？有人说，因为蒋介石爱国。其实，当时联合国承认台北，联合国席位也是他们坐着，世界上多数国家承认台北而不承认北京。直到七十年代，由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地位和中美建交，台北的“邦交国”才轰然雪崩。所以，当时两岸国际地位跟今天基本相反，老蒋哪有必要谋求独立啊。哈哈！
　　　由于极左思想，也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对海外华侨的支持保护不力，比如对外援助过于看重政治影响而轻视经济利益，比如支持了几个王八蛋白眼狼。此外，还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如果不去打朝鲜战争，如果不跟苏联彻底翻脸，国际环境是不是更有利一些？唉，历史不能假设，见仁见智吧。
　　　我的总体看法是：前三十年的中国外交大方向基本正确，该争取的国际环境基本上争取了，该利用的国际环境也基本上利用了。在当时的冷战条件下，想要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是不太现实的。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5 “葡萄”	西西河的大牛，名字叫“葡萄”
晕！我孤陋寡闻啊。有空过去拜读一下。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5况且百万苏军还占着东三省呢。
——————————————
　　　这个说法不对头，我修正一下，应为“苏军还驻扎在东北一些地区”。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5下午收工，晚上继续。
　　　今天晚上天涯出了什么问题了？刚才一直登不上去啊。国内的兄弟能登上去吗？好晚了，不继续了，明天再写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6
（第 114）
　　　向前向前向前！从这个贴子开始，我们的话题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
　　　我觉得，如果有人想研究世界经济发展问题，英美经济和中国经济最有研究价值。英美经济用 500 年发展到今天，而中国在几十年间又给压缩重放了一次。英美经济像地质考古专著，科学，全面，看着很清晰；而中国经济像地质断层的截面，直观，集中，看着很过瘾。
一切还是从头说起。
　　　1976 年，注定是一个凶年。中国老百姓相信天命。我的家乡有民谚：“闰七不闰八，闰八把头杀。”1976 年恰好是闰八月。这一年当中，天上，星陨于吉林；地上，大震于唐山；人间，开国三巨头相继辞世。当然也有好事：四人帮被囚，十年文革终于 GAMEOVER。噢对了，还有一件天大的好事——一个小男孩悄然降生，他长大以后学会了上网发贴，网名核平。应劫而生啊！
　　　当时国民经济很困难，相当困难。农村，一年到头挣公分的农民一贫如洗；城市，国有集体企业日趋臃肿和僵化，工人家庭也是不折
不扣的“无产阶级”；城镇还在新增劳动力，根本无力安置，乡下的上千万知青还在闹着回城。商业，一句话，什么都缺。那时候，你要分在县商业公司上班，可就牛 B 大发了。我在一家私人博物馆里，看到过几千种的形形色色的票证，真是大开眼界。比如有张票上印着： “月经带一条”。
　　　老百姓直接感受到的是生活资料。其实生产资料也很缺。据国家计委袁宝华回忆，当时上海的发电燃煤只够用几天。（缺煤，外加文革影响铁路运输）。如果全上海停电，玩笑就开大了。所以，办法就是，市里派人堵在长江上，发现有运煤船就强行扣下，直接往黄浦江里拉，管他谁的，用了再说。当然，用了以后还是要联系货主付钱，以昭示政府公事与打劫之显著区别。
　　　前面的贴子分析过，当时的经济困难，从表面上看，是十年文革给折腾出来的。（这方面确实有一定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讲，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单一的所有制结构造成的。所以，仅仅依靠结束文革这个办法，是不能带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
　　　当时的最高领导华国锋是个老实人，也是个好人。但以他的能力和阅历，不可能带领全国人民开创新局面。守成当然也是一种执政思路，但问题在于当时不是个守成的时候。想守成也守不住。当时，华国锋提出指导思想“两个凡是”。关于这个问题兄弟们都清楚来龙去脉，就不多论了。其实根本没有必要从马列哲学的高度来批它，打眼一看就说不通。比如王洪文是毛主席决定提拔的，你怎么把他给抓了呢？这一点就不符合“两个凡是”。
　　　把问题都推到四个坏人身上，省事倒是挺省事，但无助于解决问题。既然经济困难都是四人帮给闹出来的，那么办法就是把他们抓了，然后恢复一些文革前的做法。这样等于说，通过更拼命地、更坚持地去执行计划经济和纯之又纯的公有制，来解决当前经济困难。这个弄法实在是太麻烦了。如果一直弄下去，估计中国经济就变成朝鲜今天这个局面了。
　　　顺便说一句，其实直到现在，对于改革开放政策持不同看法的人还是不少的。我老爸就是一个。他坚持认为，如果中国按毛主席当年那套经济政策向前走，结果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可能还不会出现那么多的贪污腐败和贫富不均。后来，他退休了，在家里没事干，我就把一台旧电脑利用起来，教他学会了上网。结果上网以后，他了解到不少朝鲜的情况，观点大有改变。所以啊，中国每年给朝鲜那么多援助，就凭这一点作用，也算没白给。
　　　扯远了，回来。我们聊聊 1976 至 1979 年间，中国经济值得注意的几件事。
（第 115）
　　　兄弟们都熟悉“四个现代化”这个口号。在一般人意识里，它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口号。其实，五十年代中央就已经提出“四个现代化”了。六十年代也提过。1975 年，周恩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重提这个目标。
喊什么，说明缺什么。比如一个地方反复强调保持稳定，说明它
很不稳定。按理说，新加坡那样的一个小国，20 多年时间满够实现现代化了。但中国不一样。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总之，对现代化问题一提再提，说明这事搞得很不顺当。最后一次提起时，周总理的生命已到了灯干油尽。他把这个遗憾留给了后人。
　　　我曾在资料上见过华国锋当年的题词：“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他的字很有特色，沉稳宽厚，有点颜体风格。这个题词也反映了他的经济思路。前两句是老毛提出的，他照办；后两句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客观世界。
　　　先说农业学大寨吧。老毛曾批评过华：“你满脑子都是农业！”这说明他不善政治谋划，也说明他的本职特长是农业。但是，1976 年至 1979 年（以后简称“那三年”），中国农业几乎没新思路，还是一个 “学大寨”。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当时任国务院分管农业副总理，头顶白毛巾，专抓这项工作。
　　　我看过一些关于大寨的资料。实际上，它的作法没有任何特色，一句话就是“治山治水”，现在我们叫它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把坡、沟、梁、坎都改造成梯田，然后配套搞些水利，别让庄稼旱死。其实这个做法，在中国是个农民就知道。对这个做法怎么评价？我觉得，这个做法比较朴实，它不是没有道理，但也不能包打天下。
　　　比如，修梯田问题。直到九十年代，我国许多山区农业县的一项重要工作，仍然是“坡改梯”。因为梯田有利于保土保水。但是，有些地方，坡度实在太大，简直立起来了，一片庄稼地远远看上去像是贴在山坡上似的，我管它叫“膏药地”，朱容基管它叫“大字报田”。
在四川云南，人或者牛在耕地时，一不小心滚下山去了，这不稀罕。一味强调“坡改梯”是行不通的。后来在 1998 年以后，国务院规定
有一部分陡坡地（比如 25 度以上）用来退耕还林还草，这个思路才是对头的。当然，这里有观念原因，也有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原因，在缺粮年代是很难搞退耕的。
　　　再比如，修水利问题。有一些比较高的梯田，靠天吃饭有理，修水利没用。为什么呢？一次南方某地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旱（现在三年两遇）。我这人好奇，碰巧路过旱区，就下乡去看看。我还以为会看见一片赤地寸草不生呢，结果满眼郁郁葱葱，山下的小河哗哗啦啦。我找了半天，终于发现了旱灾：山坡上的梯田里，玉米半死不活，肯定结不成棒棒了，用当地报纸的话说：山区农作物绝收。
　　　这里不是没有水，也不是没有抽水机，也不是没有电。一问当地农民，发现问题在于，你把水抽到高处梯田去，浇活了那么几棵玉米，长出来的玉米粒还卖不出电费钱呢。相对于农业生产成本，粮食太便宜了。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说，就是产品的市场收益不足以弥补可变成本，符合市场退出的基本条件了。所以，这个情况既不是资源型缺水，也不是工程型缺水，是经济型缺水。总之修水利也有个投入产出账，不是说每块旱地都一定要修。
　　　当年，大寨经验被总结成：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这些东西跟农业没有直接沾上边。全国不分东南西北，不分平原山区，在行政命令下一哄而学大寨，平整了一些土地，修成了一些堰渠，也浪费了不少人力和资源，搞了不少没用的东东。
　　　其实，这些问题，不能怪华国锋和陈永贵。根据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的眼光，当时他们所面临的农业问题，近策，是打破公社大锅饭，来调动积极性；中策，是通过农民组织化和农业产业化，来追求规模效益；长远之策，是通过城市化工业化的带动，再造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这件事情很难，到今天也没有搞定，而且看起来还卡在什么地方了。所以我们也不用指责前人。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最有名的三大农村样板：大寨、大邱庄、华西村，实际上只有大寨这个典型算是搞农业的。其它两个都是搞工业的。到了改革时期，大寨也办起了开发公司，当年的铁姑娘郭凤莲当了老总。她带领大寨发展成为山西工业强村。
实践证明，在传统农业格局之中，农民是不可能富起来的。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6
（第 116）
　　　这三年中，相对于农业战线的平平淡淡，工业战线的动作算比较生猛了。一些思路和项目，对以后的改革开放产生了影响。
　　　我前面提到过，当时工业领域突出问题是电力、燃料以及一些重要工业原料供应不足。再加上，中央领导们也感觉到，由于文革的耽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差距正在拉大。不管是客观形势上，还是主观认识上，都有一种渴求发展的迫切感。在这种情况下，后来广有争议的“洋跃进”发生了。
　　　说实在话，1979 年以前的三千年里，中国人还真的从来没有把亚洲四小龙这些地区放在眼里过。比如韩国，一直是中国属国，论经
济总量它不行，论人均量他也不行，穷的一个丁当响。直到六十年代 它还在整天在仰望朝鲜经济。然而文革之后，我们突然发现连这个穷 小子都腊月里穿裙子——抖起来了。当时的中国领导心里肯定很着急，像一觉睡醒的兔子的那样急于奋起直追。
　　　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工作思路也没有方向性的问题。具体问题出在三个方面，一是投资计划超过了国家能力，二是各地大轰大嗡，乱上项目，造成重复建设和浪费，三是发展目标定的过高。
　　　洋跃进这个事情有很多版本。我长话短说，简而言之，就是：在 1977 年和 1978 年，我国政府决定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来建设一批国民经济急需的重点项目。两年中经过多次讨论，层层加码，项目总盘子不断扩大。所需外汇从 60 多亿美元一路长到 800 亿美元。大致就是这么一回事。
　　　外汇这个东西，现在看来太多了也是烫手的山芋。这种甜蜜的烦恼是这十年新出现的。长期以来，我们中国人都是缺外汇缺得发疯。记得我小时候路过一片果园子，看园的老头警告我，不要进入乱糟塌，这些苹果要出口换外汇呢！看他神情，显然外汇是很光荣很神圣的东西。土里抱食的农业国家，种出苹果不舍得吃，换点外汇再卖工业品，这种模式是非常弱势可怜的。
1978 年，当中央决定花 800 亿美元进口设备和技术时，我国外
汇储备只有不到 2 亿美元，可见穷到什么程度。实际上，后来整个八十年代我国外汇都只有几十亿美元。1990 年突破一百亿美元，1996年过一千亿美元，2006 年过一万亿美元，现在有 3 万亿美元。这笔
钱如果拿到 1978 年去，我们的领导人的血压肯定会集体飚升。总之，
话不多说了，结论是，以我们当时的力量，肯定无法支撑 800 亿的投资项目，多数项目最后落空。
　　　为了多赚外汇，中央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高指标。比如，70 年代发生了两次震撼世界的石油危机，每桶油价从3 美元飚到30 多美元，石油输出国就是从那时开始赚翻的。中央提出，多出口石油来换外汇。中国石油产量 1978 年是 1 亿吨左右，我们定的目标是到 1985 年提
高到 2.5 亿吨。这个实在没办法实现，因为老天爷偏爱海湾国家，中
国地质储量没那么多，再急也没有用。现在全国的石油产量也只有 2亿吨左右。
　　　总之，那三年定的工业发展目标，基本上都没有实现。一些项目成了半拉子，一些油田矿山为了完成任务蛮干，资源被破坏，产量反倒下来了。多数的分析家认为华国锋应负主要责任。也有人指出小平也有责任。胡耀邦后来说过，当时是集体决议，大家都有责任。当然，三年工业建设也留下了一些好项目，比如今天中国钢铁行业的龙头大哥：上海宝钢。
楼主对农业合作化和后口制度的文章写得很不错，能否转帖一下？
——
　　　没有关系，随便转吧。请注明出处，好让人家知道这是网上的“漫谈”，本来就不严谨。我怕误导了人家，呵呵。
谢谢你。
（第 117）
　　　介绍 1976 年至 1979 年的经济，已经用了三个贴子。我觉得这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许多书上都省略，所以有必要说一下。好吧，再写一个贴子，结束这三年内容。
　　　有兄弟论及，中国只有可能在 1979 年左右开放，提前开放是不具备条件的。这个观点很久以前就出现在网上了。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的看法是，改革开放提前十几年是完全可以的。当然，国际环境是变化的，若六十年代开始，当时确有更多不利因素，可能使改革开放的进程不同，阶段性特征也不同。
　　　比如说，有论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吸引的投资来自“四小龙”的华人，而这些华人主要是六七十年代才发家的。所以，六十年代开放，没有那么多的华人投资。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靠四小龙呢？四小龙又靠谁呢？我们这样假设：如果在六十年代，中国没有出现文革这种政治运动，全党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开始对外开放，那么，当时从欧美和日本流向四小龙的资金，大部分可能被中国沿海抢走和承接。因为中国比四小龙有更充裕的劳动力、更广阔的市场，沿海各省的交通区位也不比他们差。当然中国也有引资的弱项，就是四小龙在政治体制上与欧美日相同，而中国不同。不过，从后来中国越南的实践来看，只要你有政策有环境，能让投资者挣钱，政治体制不是引资的根本障碍。
　　　我认为中国若在六十年代开放，“四小龙”的命运可能跟泰国、马来那样，被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给堵住，无法实现快速起飞（香港和新加坡是单纯的港口城市，可能情况会好些）。若中国推迟到九十年代初才开放，那么“四小虎”的命运可能会改观，他们可能在八十年代紧随“四小龙”崛起。那么，中国在九十年代开放时，我们请来投资者就不仅是四小龙了，还会有泰国、马来西亚投资者。如果那样，我们中国今天的经济面貌可能跟现在的越南差不多。历史不能假设。中国实际上从 1979 年开始改革开放。不管早晚，这是史实。
　　　扯远了。回到对这三年的评价。因为我在探讨经济，所以从经济角度聊的。其实，这三年时间，时代主题根本不是经济上。这三年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期。在邓小平、华国锋和四人帮三种可能选项之中，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邓小平，现在回头看来，谢天谢地谢空气，这是最优解。
　　　改革开放的决策，在那三年中就进行过一些酝酿。比如 1978 年有关部门考察香港后，提出工作设想：在宝安县（今属深圳）、珠海县建立出口加工区。当时华国锋也原则上同意。华还多次派员到欧美和日本考察学习。虽然直到他淡出权力中心，也没出台具体政策，但这些前期工作不应该被抹去。他主政期间，中央还作出了结束文革、小平复出、为“四五”群众平反等决定，这些也不应被抹去。
　　　我个人有一个看法，这三年留给中国的最大财富是：社会宽容。无论是华也好，无论是邓也好，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宽松精神，令人感动。
　　　作为“最高领袖”，华国锋为人温和厚道。虽然他自己的某些观点是错的，但他对于不同意见、不同观点没有进行压制，为思想大解放创造了条件。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没有压制的能力。其实，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做为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身兼党政军最高职务，又在政治局拥有不少支持者，比如掌管部队的政治局常委汪东兴。如果华坚决要做点什么，不敢说绝对办成，但很有可能办成。但是，他选择了尊重党内多数同志的意见。
　　　邓小平同样体现了这种宽容精神。由于三起三落的独特经历，他可能是恩怨情仇最多的领袖。比如在江西苏区第一次被打倒时，他的第二任夫人跟他划界离婚，嫁给李维汉了。后来，邓与李长期共事，李在八十年代还出任中顾委副主任。说实话换了我，很难做到这点，我很可能会拾块砖去拍他。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时，许多人可能认为他不可能东山再起了，当时郭沫若在《人民日报》登诗：“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何翻案不得人心。”但小平复出后，官方仍然高度肯定郭在文化上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最可贵的政治品格是什么？是宽容。正是由于宽容，中国才能走出文攻武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重恩怨，团结一致向前看。正是由于宽容，不同思想得以争鸣，才有可能在比较中作出客观的选择。正是由于宽容，人们才敢于去大胆地闯，大胆地试，用实践检验真正，在无数字试错和纠错中，寻觅前无古人的发展道路。
1978 年岁末，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幕。75 岁高龄的邓小平成为中
国的最高决策者。他的身边，还有 82 岁的叶剑英，74 岁的陈云，70岁的李先念，64 岁的胡耀邦，60 岁的赵紫阳。
在革命英雄主义时代落幕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开始。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6
累了，改天继续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6用实践检验真正，在无数字试错和纠错中，
应为：用实践检验真理，在无数次试错和纠错中。晕，对不起。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7
（第 118）
　　　前面一个贴子的结尾，我列出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年龄。有兄弟可能以为我是专门查的吧，其实我一直在凭记忆码字。我记住这些东西，原因不好意思，是因为我以前曾攻读过一本算命书，为了验证生肖与性格命运的关系，所以随便给记住了。呵呵呵。
　　　前面有兄弟回贴，建议让我评论毛主席的时代，饶了我吧，这个本事真没有。如果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倒有一些零星的观点，前面写了那么多贴子，都在里边了。有时候，我感到，许多事情很难以评说，已发生的偶然就成了必然，只能说是命吧。
　　　既然说到这里了，我顺便娱乐八卦一下：老毛属蛇。蛇者，有龙之形体，兼有长牙，所谓欲成大事者，无毒不丈夫，这是最强、最硬
的属相。文坛盟主鲁迅也是属蛇的。老邓属龙，江总属虎，胡总属马，龙腾虎跃，龙马精神，都是有王者气的好属相。朱总司令和周总理都属狗，年轮差一轮，应该说，为人臣者忠，倒也不错。华国锋属鸡，王气不足，但金鸡报晓，在大时代到来之前过渡一下，可以理解。孙中山属虎，袁世凯属羊，蒋介石属猪。你们想知道习总是属什么的吗？蛇！
　　　再这样八卦下去，我良好的理性的形象全毁了，还是讲正经的吧。先约定俗成一下：改革开放始于 1979 年，到现在 32 年了。为了方便起见，我笼而统之地称为“近三十年来”。以后贴子里凡是提到“近三十年来”，就是指 1979 年到今天。
　　　其实，从一周前开始，我就在思考，如何讲述和评论改革开放的故事。前面有个兄弟回贴说，近三十年来的事情，每个人都是亲历亲见者，都有切身体会，都有自己的看法，很多论题都可能会争议不休，砖块横飞，所以他建议大家要理性讨论。谢谢这个兄弟，他道出了我的忧虑。如果发现我的观点比较荒谬，请大家发扬可贵的宽容精神哈。
　　　第二个发愁的事，就是如何来讲。相比于历史问题，我对于当代问题的第一手资料更多，千头万绪，不知该怎么展开。我今天上午做了个决定，决定以后，不再像前面一部分那样按时间向前推，而是信马由缰、颠三倒四、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这样，可能会更放得开一些。前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内有许多影视和书刊来纪念之。这
些作品把三十年故事讲了几遍，该挖的都挖得差不多了。通过历史课和政治课，通过看这些作品，近三十年的大致框架，大家都基本清楚，
所以也没必要再来罗列。我给大家推荐两个作品，一个是吴晓波的书
《激荡三十年》，一个是上海拍的纪录片《激荡 1978—2008》。两个作品都是按时间来的，特别是后者，绝对的编年体，30 集讲 30 年，一集讲一年。有兴趣的兄弟们自己去看吧。
　　　但必须指出，我个人认为，这两部作品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看着不过瘾。究其原因，我认为是他们的写作角度问题。这些大历史的作品，实际上都受到了美国同类作品的影响。美国的经济类纪录片，讲经济问题时，我感到有个特点，他们喜欢把市场和公司作为主线。因为在美国，经济史简直就是一部公司史（或企业家史）。而在中国，我认为至于在前三十年里，由于国情所致，经济史的主角不是公司，而是政府和个人。以公司（或企业家）为主角，是典型的中观视角，上不接天，下不着地，所以让人感到不过瘾。以政府和个人为主角，则是宏观视角加上微观视角，也许效果会好一些。比如凌志军和马立诚所写的几本从政治角度讲述改革史的书，就是这个思路。当然他们也借鉴了外国作家的经验。
　　　我也想用宏观视角加微观视角来继续这个贴子。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贴子会比人家更好更过瘾，我没这个水平，我只是认为，应朝这个方向努力。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7而在中国，我认为至于在前三十年里，
应该是“至少”，对不起。
（第 119）
好，咱们做个拉皮、拍个黄瓜、烫一壶酒，开始颠三倒四地胡聊！要对近三十年的发展概而括之，很难很难。探讨中国的发展，首
先有两个问题摆在那里。一是，中国如何发展？二是，中国发展向何方？其中，第二个问题更重要，因为它强烈影响着第一个问题。
　　　有人说了，第二个问题很好回答，就是“四个现代化”。这也算是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不到位。因为“四个现代化”是一种技术性的发展指标衡量体系，它不包含道德和价值的取向。比如 1930 年代罗斯福领导的美国和希特勒领导的德国，从技术角度讲都是现代化工业国，但两国迥然不同。
　　　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外国人不放心，他们想找中国问问，你到底想要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找来找去，在河边上找到了。他一问，中国说：“嘘，不要打扰我，你没看见我正忙着摸吗？……啊哟螃蟹夹手了！”总之，我们中国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策略，决定了也很难给人家一个满意的答案。中国没有办法明确告放别人自己崛起会怎样改变世界格局，因为自己心里根本没谱。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稳住美国，赢得时间继续摸石头。
　　　这个方面的观点，记得我在很早的贴子中已谈到过了。就是“用气候改变”打比方的那几个贴子。
　　　当改革开放进行到 20 年时，也就是 2000 年以后，中国已经无法继续避而不答了。因为我们成长得太大了，已经成为世界无法忽视的
力量。如果再不回答，让人家猜忌，国际环境于我们不利。所以到了 2003 年底，中国终于被憋出来一个说法，就是“和平崛起”的有关理论。
　　　和平崛起这个提法，最早是政治理论家郑必坚在博鳌论坛上提出来的。后来，国家领导人也在一些公开讲话中也使用了这个提法。
　　　和平崛起的含义是什么呢？按照郑必坚的说法，就是，世界历史证明了，大国崛起往往打破原有国际格局，引发战争和动荡。原因就是他们搞侵略，搞扩张。大家放心好了，我们中国不想这么办，也不会这么办。那我们怎么做呢？有办法。一是继续推进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二是吸收外国文明，弘扬中华文明。三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这三个方面，为“和平崛起”提供了制度上、文化上和环境上的三个保障。
　　　我上小学时候，老家过春节，大门上的对联都贴着：“中华崛起，巨龙腾飞”。在国内来说，崛起不是什么新提法，中国人自己从一百年前就憋着劲想崛起了。中国崛起作为一种“最新”提法，目的不是对内提，而是对外提的，是讲给老外们听的。特别是要在博鳌先讲给那帮提心吊胆的东南亚国家听。
　　　当然了，说给老外听，绝不仅仅只是要通知人家一声：“亲，我们可要崛起了哦！”我们想表达的内在意思很丰富。这个内在的意思，不是郑必坚教授在桌面讲到的那三条，而是潜而不宣，请人家意会意会。咱们来挖掘分析一下：
和平崛起的实质，就是回答：中国崛起以后，国际格局会是一个
什么样子。那么，我们先看看中国与国际格局的历史关系。
　　　大家知道，现代世界以 1992 年为界，划分为两段。前一段是冷战时期，两个世界秩序体系对立。后一段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国情况比较复杂。前一段，我们先加入了苏联一方。后来跟老大哥闹崩了，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中国成为游离于两个体系之外的孤家寡人。但是在政治和经济的特征上，当时中国仍然是苏联阵营的那种特征，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1970 年代末期到 1989 年，中国政治特征不变，而在经济上逐步向美国阵营靠拢。
　　　1989 年至 1992 年停下来犹豫了三年。1992 年苏联倒台、小平南巡、十二大召开，中国才痛定决心，逆风而上，孤注一掷，以“天塌下来当被盖”的精神，毅然加入了全球化格局。下这个决心很难。周立波评价说，小平怕后人把打开的门再给关上，所以这回把门板和门套都拆掉了。2011 年，中国加入世贸，标志着中国投身全球化迈出了最关键的决定性的一步。
（第 120）
毫无疑问，近三十年来，中国和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两个赢家。
（以后具体探讨入世问题时再细聊）。当年入世，有人担心得要死，但我比最乐观的专家还要乐观，没想到后来现实比我的预测还要更乐观。这也带来一个难题：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中捞了好处，那么你坐大以后，将如何改变这个格局呢？
呵呵，我个人认为，中国到现在也不知道答案。“和平崛起”这
个理论，实际上是中国在必须回答而又不知答案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一个缓兵之计。它是说给世界各国听的，当然是主要是说给美国听的。不管专家从中解读出多少伟大思想，反正我从中只解读出三句话。
　　　中国的第一句话是：中国承认现行的国际秩序，也就是中国承认以美国为首的、多极并存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的一套国际秩序。 30 年来，中国虽然受了不少鸟气，但总体来说，在这个秩序中还是得到了大发展。中国的第二句话是，中国表示，会继续遵守这个秩序。中国的第三句话是，中国诚诺，即使自己将来强大了，也不准备颠覆和破坏这个秩序。总之，老美，你就放心吧！
　　　我从这个角度理解，“和平崛起”这个提法，不是一个示威的提法，而是一个示好的提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在向美国装熊，希望国际社会不要对中国的崛起过度猜忌。
　　　我这个观点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中国在 2003 年先提出“和平崛起”，后来该提法又改成“和平发展”。大家可以注意到，现在我们的领导人没人会提“崛起”二字。有兄弟会问，为什么要改？是不是体现了我们的战略思想的什么变化？我认为，这个提法的改变，背后没有任何战略思想变化。主要原因，是中国反复推敲，感到“崛起”两字还是太硬梆梆了，担心老外不能准确理解，误会了我们的一片苦心。
　　　但是很可惜，八年过去了，这个提法没有消解国际上的警惕和敌意。美国，周边各国，基本都不相信中国真会和平崛起。为了让大家看着不累，便于理解，下面，我以美国和中国为主角，导演一部香港
帮会电影。
　　　电影场景是：深夜里，在一片废弃的工地上，两个穿风衣戴墨镜的男人——中国和美国见面了。
美国：老二，这么晚约我出来，到底有什么事？
　　　中国：大哥，闲话不多说，你也知道，这几年我在道上磕磕碰碰。别人就罢了，连你都不相信我！所以我约你出来说几句心里话。一，我华某行走江湖这么多年，谁不知道我是个最讲规矩的人；二，我以后还要在码头上混，我怎么会去坏了规矩？三，以后就算兄弟真的发达了，大哥还是大哥，道上的辈份不会乱的！
　　　美国：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就算你这么想，环境比人强！人心会变的。你也看见了，苏东帮跟我斗了那么多年，他们内讧散伙的时候，我没有去趁机赶尽杀绝，也算仁至义尽。可是怎么样呢？毛子干了两票石油生意，兜里有了几个钱，还不是一样狗改不了吃屎！
中国：但是，大哥，我……
　　　美国：不要说了！就算我信你，一帮小弟也不放心。这几年你翅膀越来越硬，小日、棒子、巴子、小菲他们几个一看见你就吓得尿裤！弄得帮里人心不稳。算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另外，欠你的钱我会还的，你不用担心。我们两个面子上要过得去，不要让弯月会、咖喱党的人看笑话。
中国：那，好吧。
　　　美国：噢对了，你要管教一下二胖子。我一直给你面子，但你的马仔这么没规矩，让我这个大哥很不好做！
　　　电影演完。中国崛起面临的情况，基本就是这样的。所以，和平崛起这套理论应用于国外，基本上还是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延续，但目前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7累到了，出去逛逛超市，晚上再写吧。
（第 121）
　　　前面的这两个贴子，我是想说明，中国正努力回答“中国如何发展”、“中国发展向何方”两大问题。应该说，这 30 年来，我们通过不断参考猫咪和石头的意见，通过自己摔跤和观看别人摔跤，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正在由感性向理性、由片面向系统大步迈进。
　　　第一个问题，即“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我认为基本上解决得差不多了。这三十年来，中国通过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基本上搭建起了一个思想框架。这些理论再加到一块，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兄弟们请注意，2007 年以前的官方提法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样提法也不错，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越来越长，很考验肺活量。以后要是再有几代领导提出新理论，那么这个单子就一口气念不下来了。所以，2007年十七大上进行了梳理，党的理论体系被概括为三大部分，一是老祖宗的理论，即马列主义。二是革命理论，即毛泽东思想。三是建设理论，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江胡三代的理论成果全部装
进第三部分。以后如果再有新成果，也可以装进去。这样一整理，就比较清楚了，胡总报告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小平是改革的开山祖，他的理论是解决为什么要改革、怎么看待改革、怎么搞改革、改革的奋斗目标的问题。江泽民面临国际上苏东解体，国内社会阶层分化的复杂局面，他的理论是回答执政依靠谁、发展为了谁的问题。胡总上台时，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这是国际公认的社会矛盾高发期，也叫中等收入陷阱，他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理论，内容是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虽然有些内容还有待实践进一步检验，有些内容还比较糊涂，有待进一步细化，但是总体来说，这些理论加到一块，已经能够回答第一个问题了。（这些理论都很有料，以后涉及具体问题时再聊吧。）
　　　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发展向何方”的问题，确实没有解。这个解，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解，而不是一般的解。你说“和平崛起”，你说“战略三步走”，你说“全面小康社会”，你说“和谐社会”，这些都不错，但都不能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不是理论水平的问题，而是实践水平的问题。因为对于世界和中国而言，13 亿人的全面崛起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变，不可预知因素实在太多了。在中国崛起以后，已主导世界几百年的西方文化的地位将如何？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如何调整？人类使用能源的模式如何改变？亚太安全体系如何重建？中华文明如何处理同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关系？目前这些问题都无解。
　　　如果从更深层次来看，一个文明若能崛起，必有一个坚实的文化价值体系支撑。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仁义礼智和伦理纲常，苏联的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还是西方现代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些价值的凝聚力、感召力、说服力，构成了一个文明崛起过程中无坚不摧的核心力量。我相信，中国如果崛起，肯定是有价值、有信仰的崛起，而不会是一种缺德的崛起。
　　　中国崛起背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明确了，其它问题也许就容易解决一些了。有的中国学者希望复兴传统价值体系，有的西方政治家希望中国能接受西方价值观念。其实，两者都不容易。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从中央到民间，都在努力构建属于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但这确实需要时间。
　　　价值体系这个东西，并不是想建就建的。人类发展了几千年，成套的价值体系也就只有那么几个而已。文化价值体系的演进是个漫长过程。例如，宋代程朱理学兴起，带来了儒学第二次大发展，从而确立了三教之首的地位。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对于外来佛教的系统回应。我同意这个看法。但是，宋朝，距离佛教传入的汉朝，已经一千年了。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在 1840 年受到严重挑战后，一直处在自我调整之中。什么时候才能调整到位呢？不知道。总之，我没有结论。留给大家去思考吧。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我在佛前苦苦等了一千年。
今天不发贴啦，明天下午继续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8
（第 122）
　　　十年前，北京，黑夜，寒冬腊月，冷。当时，我缩着脖子，一溜小跑，穿过一个大杂院。院里有两棵国槐，树之间横绑着一根竹竿，晾着几双长筒袜。袜子从竿上垂下来，冻得梆梆硬。我一头撞了上去，血当时就冒了出来。……多年以后，每当遇到逆境，我就摸着脑袋自我勉励：他妈妈的，只要被环境逼到那个份上，连袜子都能产生战斗力，更何况人乎？
　　　昨天发了四个贴子（第 118 至 121），我是想要说明，中国近三十年发展，摸着石头过河，摸出了一套理论体系，把“怎么发展”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最终发展成什么样子”的问题仍然无解。这是我们以后探讨问题的一个大背景。接下来，我想探讨的问题是，中国改革的动力是什么？这是我们以后探讨问题的另一个大背景。
　　　我个人的观点是：近三十年的中国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改革。换一句话说，是救火式的改革，是逼上梁山式的改革，是被问题踹着屁古往前走的改革，是再不改革就要出乱子的改革。我认为把这个问题讲透，有助于我们理解以前和现在的许多社会现象，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一些走势进行预判。
可能有兄弟不同意这个观点，下面，我展开论述。
　　　在邓的时代，改革肯定是逼出来的，这个不用论证。整体上，“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开除球籍的危险”；农业上，小岗村的农民
分地单干，那是立了生死状的；工业上，引进外资搞开发，“杀出一条血路来”，等等。
　　　到了江的时代，改革仍是逼出来的。不仅是国内在逼，更主要的是国际上在逼我们。十三年间，中国最大的改革莫过于融入全球化体系，这个前面我们提到了。其实这个决定很难很难。中国犹豫了三年。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比如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两口子被毙了。这对于中国决策层的冲击是很大的。
　　　当时，无数的外国专家和名人，都在热心地帮中国读秒：“一、二、三，崩溃！一、二、三，崩溃！！”（这不是他们的原话，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在许多头脑清醒的中国人看来，当然改革搞了十来年，确实进退两难，关起门退回去肯定等死，继续改下去很有可能找死。所以当年小平南巡，是很震撼的，有点像武侠电影里面的场面：几个兄弟被一大群敌人包围在破庙里，眼看敌人就要攻进来了，索性拔刀踹开门杀了出去。这个勇气可嘉。2002 年，当时的发改委主任曾培炎评价了一句：“此前十三年堪称盛世。”这也算是迎难而上的历史回报吧，富贵险中求，繁荣和发展也要险中求啊。
　　　近年来，主要是 2000 年以后，许多专家整天在强调说，现在到了深水区啊，现在可摸不着石头啊，要整体推进啊，要“顶层设计”啊。但是，很遗憾，据我观察，一部分改革工作内容有所谋划的，但在主流上，仍然处在问题驱动的这么一个状态。
　　　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两大理论的提出，实际上也是客观形势逼出来的。“和谐社会”的提法最早见于高层讲话，是在 2004 年。科学发
展的提法出现得要更早一些。这些理论产生的背景，是一系列震惊国内外的负面事件。集中在国企下岗、征地拆迁、工程移民、环境污染、生产事故、食品安全等方面。这些年，国内报纸天天都有，央视也在不断曝光，最近全国还在围剿地沟油呢，我就不再多说了。
　　　近日出版的《朱容基讲话实录》第四卷，朱老板对当时的群体性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到的大庆油田因分流富余人员而引发的上访事件。大家知道，大庆是中国工业的一面旗帜，大庆工人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所以，当时这类事件势必引起上层的高度重视和反思。后来，在和谐社会理论中，围绕谁来承担改革成本、谁来享受改革成果的内容，明确提出让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分享改革与发展成果，这是中央对于这些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回答。
　　　中国人有一个突出优点，就是被逼到份上以后，智力和能力都是超级厉害，让全世界惊叹不已。同时咱们也有一个突出缺点，就是有些时候（当然也不是全部时候），理论上可以避免被逼的，可偏要让自己落到被逼，然后再去创造奇迹，华丽丽地纵身跳过墙头。
　　　十年前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愤青，当时我对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意见大了去了。当时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时间，应该是 92 年以后的那几年。那几年里，思想理论上，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导向；现实中，国内许多行业的市场还处在卖方市场，竞争并不激烈，企业日子还比较好过。如果当时开始推行产权改制，许多国企的资产，变
现以后足以妥善解决职工的安置。
　　　然而政府就是不改。只要能不出事儿，只要还有口饭吃，就回避矛盾，先拖着。这么拖、拖、拖，一直拖到 1998 年朱老板当了总理，他发现这时候不改真的不行了。因为大家吃不上饭了。可是，这时候已经错过了改革的最好时机。国际上闹金融危机，国内市场竞争激烈，企业改了制也不一定能活出来。更糟的是，这时企业资产已经被搞光了，不管是亏损掉的也好，吃喝掉的也好，为发工资变卖掉的也好，被贪污掉的也好，总之反正是资产没有了。有的企业资产还是负的，因为资不抵债，就搞债转股。银行叫苦不迭，放贷放成股东了，只好盼着国家来剥离。但是，能挤进债转股盘子的幸运企业能有几个？多数企业活不出来，又死不掉，安置职工，钱从何来呀？
　　　不改不行，改又没法改，这真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国企脱困那几年，全国各地，被职工包围频率最高的领导，就是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我有一个朋友，当时就在县上干这个夯活，成天给上访职工解释政策，被啐在脸上，就跑到卫生间洗洗，再跑出来接着解释。当时干部中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前世做了孽，今世管工业！”一些经济人士也报怨改晚了，有人还报怨说，要是老朱早当五年总理就好了。
　　　但是，这十多年来，我根据亲身经历，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中国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如果提前推开，也许根本改不动。
在 90 年代初期，实际上国内也有过产权改革，特别是山东诸城
的“陈卖光”。但是，从全国整体而言，把竞争领域的国企（主要是地方国企）卖了，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极大。虽说这个时候卖掉，卖出来的钱可以安置职工，对职工更有好处，但职工并不买账。因为只要还有饭吃，只要没有山穷水尽，许多职工根本不愿意接受改革，特别是不愿失去国企职工身份。他们势必产生强烈反弹。
　　　这是一个极为无奈的事实：企业条件越好的，越能开出较高补偿条件的，反而越改不动。企业条件越差的，越不能给出任何补偿的，反而越容易改。《朱容基讲话实录》中说，2002 年石油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费用，是 16 万元。结果改出了乱子。相反，我在西部某地曾目睹过一次县属企业的散伙。当时，这个企业因为经营不散，已经停产多年，职工没有领到过任何生活费。最终县里研究决定，为他们解决以前拖欠的养老保险，之后的要自己续交，另外每人补偿三四千元，就撤底了断。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当时的场景：没有太多的话，开了会，领了钱，大家一起到街上吃了顿面条，男人在抽烟，有的女人在抹泪，吃完各自走人。长期停产本身最有说服力，人们已经不报希望，知道这是必然的结局。
　　　前面提到的那个管工业的朋友，有一次我们争论改革的问题。他突然问我：“如果绳子上的死疙瘩解不开，你怎么办？”我说：“用剪刀！”他摇头：“你用剪刀，把绳子弄断了，你能负责吗？上面谁敢批准你用剪刀？”我说：“哪怎么办？”他说：“你可以不去管它，过几年绳子沤烂了，疙瘩自然就不存在了。”
　　　中国的改革很复杂。许多问题，理论上是一回事，实践上另一回事。让时间来解决问题，肯定不是最优解，但有的时候它是唯一的可行解。所以，问题驱动式的改革模式，我不喜欢，因为它肯定不是最优解，但在操作层面上，有时候它也许是唯一的可行解。
这是一种无奈的现实。
　　　我这个人平时说话，总喜欢用“中国”、“人类”、“世界”、“文化”、 “社会”等名词为主语进行造句。有个哥们警告我说，你站得太高小 心容易遭雷击！我告诉他，我认为，遭雷击的表面原因是站得太高，根本原因是站得还不够高——你站在所有云层之上，永远不会遭雷击！他当场被我的诡辩给雷闷了哈。
　　　这几个贴子，我试图在站在云层之上，对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进行某种总体性概括。然后再以此为背景，探讨方方面面的具体的内容。
　　　问题驱动式的改革，不仅是在国企方面，在许多领域都是一样的。对这个模式，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
　　　在许多时候，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我们多数人不可能深谋远虑，大家求稳怕变。不碰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戴孝帽子不哭爹。一步步走向无路可走的过程，就是一步步统一思想的过程，到了最后一步，不用理论家来教育，也不用书记去做思想工作，大家会一致说：此路不通，掉头！
这种问题驱动式改革，看似没有前瞻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
际上却包含着某种政治智慧。在中国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国际环境险恶，国内稳定压倒一切的背景下，政府会更倾向于做出这种选择，见招拆招而不是主动出击。这种方式，提高到改革措施的针对性，同时降低了改革的社会风险。但是，它也给中国造成了许多问题。
　　　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改革的违规性。一个是改革的短期性。这两个问题都好理解，我就简单说说。
　　　所谓违规性，它的发生原理是：既然我们的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那么，在问题很严重之前，我们是不会提前主动去解决问题的。问题是怎么来的呢？是不合理的体制、法规、政策造成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提前主动去触动问题背后的这些东东。所以，当问题严重了，必须要解决了，“该出手时就出手”了，这个时候，造成问题的体制、法规、政策仍然存在，而且仍然有效。所以，改革措施本身，往往是违法违规的。
　　　通过改革，改革措施得到认可，成为新的政策法规。但政策法规都是自颁布之日起生效的，你不可能往前倒追。所以，当年的改革措施，永远都是违法违规的。这就造成了改革者身上的“原罪”。再加上改革本身就是一场利益调整，不可能不得罪人，这麻烦就大了。改革者外有仇人，内有“原罪”，小辫挺多，所以死得很惨。大家可以看看，30 年历史上，中国有多少改革先行者被“拍死在沙滩上”？这是改革自身模式造成的。这也使得一些人不愿改革、不敢改革。
接着说改革的短期性。
有一次，我跟一个老乡喝酒，他在省委政策研究机构工作。我向
他摆出了我的思考：改革的对象是什么？是旧体制、旧政策。那么，今天我们改革的对象，有几条是 1979 年以前的？几乎没有！今天我
们的改革对象，是 80 年代、90 年代出台的东西，甚至是 2000 年以后才出台的东西。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改革本身又是改革的对象，改革同时又为下一步改革制造对象？如此循环往复，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中国要改到哪一天为止？如果一定要给这场改革设定一个期限，你是不是希望是一万年？
　　　这就是短期性的问题。这也好理解。问题驱动式的改革，都是问题临头了，火烧眉毛了，这时改革往往集中于解决眼前问题，而忽略了政策的长期性、全局性、普适性。所以，我们的政策变化太快，政策的连续性太差。今天“有水快流”鼓励发展，县长来给私营小煤矿剪彩；明天调整产业结构，关井压产，县长又带着一帮人来炸封井口。这个弄法，人家不骂政府才怪。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8收工！休息！明天再写！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8 (113)和(114)应该是(123)和(124)
谢谢！声明更正一下！我把序号写错了。核平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9
（第 125）
今天跟老家通电话，北方正交取暖费呢，可新加坡依然是 30 多
度，热得我头晕脑涨，都不想写贴了。唉，如果仅考虑气候，我觉得驻俄罗斯都比驻新加坡好受一些！
　　　前面，关于中国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观点，不知道兄弟们同意否？（准确地说，我认为，改革总体而言是问题驱动式，也不是每条改革都是被问题驱动出来的。）
　　　前面提到了这个模式存在的两个问题。其实，那两个问题还不是最要命的问题。最要命的问题是——“问题”是什么？我不是在搞文字游戏。我的意思是，既然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就需要我们来认定：那些问题才是最严重的，需要尽快改革。凭什么标准来认定呢？没有明文规定。一个常用标准就是，再不改革会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就要优先改革。
　　　讲到这里，许多兄弟已经看出问题所在了。一个问题，它实际上的严重性，与人们感觉到严重性，有时并不一致。
　　　近年来，在征地拆迁中，有人总结出一条斗争经验：“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就是典型的问题驱动式工作思路的弊端。社会群体反映问题的能力是不一样的。那些叫得响、吼得凶、闹得大的行业、集团、阶层和个人，往往能够引起更多的重视，从而优先享受到改革的好处。特别是在法律法规不规范的情况下，更加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不管中国外国，改革都是社会各阶层、各集团之间的一场利益变化，如果有规矩，就是利益调整，如果没规矩，就是利益群殴。中国呢，说是利益群殴可能太刻薄了一点，我们姑且说是利益调整吧。随
着改革进入而立之年，越来越多的社会集团都累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比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巨头，动不动就给你来个供气供油不足，
让加油站排队排出几里地。司机和市民怨声载道，媒体聚焦报道，中央领导多次批示。好了，“严重问题”形成了，大家快解决吧，请国家发展委下一个通知：涨价。又比如，早已经过时的国家食盐专营体制，早就该改革了，但这帮家伙硬是拼命强调碘缺乏症问题的严重性，把这场改革往后拖了十来年，把食盐生产企业害得够呛。
　　　近年来，金融、证券、保险、电力、房地产等行业，借题发挥呼悠国务院的水平不断见长，他们必要时还能请来几个外援配合配合。
　　　中国改革最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是什么？是九亿农民问题。然而，他们偏偏又是沉默的大多数，各自为政，一盘散沙。改革开放三十年，如果一定要找出最大的工作偏差在哪里，我个人认为，就是对农民关注不足。我说这几句话，估计国务院几任总理听了比豆娥都冤，都要拿砖拍我。
　　　不错，中央一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总理为此睡不着觉。有几年的开年一号文件都是说农业的。但是，无论历史经验也好，改革以来的实践也好，都证明了一个钢铁般的定律：利益是自己争的，不是别人给的。在问题驱动式的改革盘子里，不管中央怎么喊农民重要，当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在各级政府的政策和操作中，农民利益往往要给别人让路。
　　　在云层之上的总体观点讲的差不多了。我们就顺势进入一个个具体领域吧：大包干的辉煌与困局。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9
（第 126）
关于前面那个贴子，有必要补充一句。
　　　前面我说，某些利益集团在呼悠国务院。其实，在美国，在欧洲，利益集团呼悠国会和政府的水平更高。他们叫“政治游说”。呵呵。前面我的主要意思，不是想批评那些呼悠者，是想强调：要真正落实胡总的“统筹兼顾”，各阶层需要拥有平等的呼悠权力和呼悠能力。而农民缺这个。
　　　前面，把近三十年的发展概览了一下。中国按照猫论和摸论，A，基本解决了发展思路；B，大方向明确，但拿不准最终发展成什么样子；C，问题驱动式改革。这算是大背景吧。
下面探讨具体领域。我们这样探讨：比如说到农业，就把 1979
年到 2011 年的情况拉通了，一下子说完。大家都清楚的历史过程不
多讲，只探讨问题。我统计了一下底稿，没想到这个贴子竟然写了 21
万字，靠，我都佩服自己了。我争取在 5 万字以内结束，不能又臭又长的。
　　　中国改革，起于农村，安徽小岗村开始大包干，是让穷给逼出来的。官方报纸文章说，当时，省委书记万里下乡，看见一个农民家庭，三个女人，没裤子穿，不敢出门。万里说，我们对不起农民！
　　　皖北，历史上是凤阳、颍州、泗州的地盘，人多地少，外加黄河夺淮，“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成了丐帮兄弟的故乡。其实，皖北矿产丰富，水路很便利，新中国建设了淮南、淮北两个工
业基地，又靠河运和铁路崛起了一个重镇蚌埠。我觉得，与华北平原的其他农业区相比，皖北在建国后的发展算是快的，也不至于穷到那个程度啊！直到现在，虽然牛群去挂职扶贫，那里农村还是没有富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了解的兄弟帮助分析下。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是什么样的？前面许多贴子从各个角度分析了。是没落的伦理型社会；被强力改造但不太成功；人民公社组织；土地集体所有；以农补工造成普遍贫困；户籍制栓人。等等。我根据自己体验，认为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当时的中国农村，是一个物质欲望已被充分激发、但又无法满足的社会。
　　　人的物质欲望这个东西，始终客观存在。它一旦被激发，就像原子能一样，如果在反应堆控制下有序释放，就能造福社会，如果在武器中无控制释放，就能催毁社会。激发程度不一样，控制程度不一样，所以人和人不一样，贫穷和“贫穷感”是两码事。有人住在小山村： “白馍蘸红糖，毛主席当年就吃这个，咱还想个啥？”也有人开着奔驰、住着别墅：“都快四十的人了，连个游艇都买不起，不好意思见朋友，这两周没敢去高尔夫……”
　　　不知兄弟们有没有读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等小说？茅盾文学奖哈。路遥就是陕西农村出来的，他的小说完全写实。我觉得他的小说再现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欲望。当时的农村，通过政治运动，通过普及初等教育，通过收音机和电影，通过现代交通体系，通过上学当兵，已不再封闭。即使在最落后的小县，县级两级基层政权、县属学校医院等事业机构、国有和集体企业，也为农民子弟提供了不少
改变命运的岗位。路遥小说中的高加林、孙少平等，代表了当时农村青年真实的想法。当时的农村，至少在年轻人中，满足于白馍蘸红糖的人越来越少，人们盼着走出去，盼着富起来，盼着过上更幸福生活。
　　　正是这种物质欲望，催生了大包干、乡镇企业、民工潮。同时，欲望决堤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问题。就在离小岗村不远的阜阳，近年就冒出一连串负面新闻，比如劣质奶粉之类，搞的阜阳的兄弟们出门都不好意思了。
　　　我感到，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才是推动中国崛起的力量之源。当年，老毛正视了农民“打土豪是为了分田地”，才赢得了革命胜利。当年，以集体觉悟去替代利益需求，才造成了人民公社的式微。改革年代，对于社会物质欲望，怎么去顺应而不是压制，管理而不是放纵，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执政课题。
　　　2002 年，十六大，江总做工作报告。以前这种重要的报告，最后一句都是“为某某主义而奋斗”、“为某某目标而努力”之类的话，再加几个感叹号。这次，即将离任的老江，最后一句喊出了“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这句话真把我感动到了。是啊，老百姓跟着你共产党，就是想过上好日子，如果老婆孩子吃不饱，什么主义都是放狗屁。能把“幸福生活”放在这个地方喊出来，改革有希望。
扯远了，回到农村。
（第 127）
要论近三十年来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我认为可以划为成三个不
同时期。为了方便论述，本贴子给它们取名为 A 阶段、B 阶段、C 阶段吧。我来简单描述一下，把这 30 年的风雨一笔带过，以后就不再细讲历史过程了。
A 阶段：1979 年至 1992 年。
标志：大包干、乡镇企业、大邱庄、万元户。
　　　对于集体化，争议很大。有人说它释放了生产力，战天斗地，干成了无数前人干不成的事。有人说它阻碍了生产力，还破坏了生态环境。听说要集体化，农民砍掉自家的林子，卖钱花光，杀了还没长成的小猪，一顿吃光。人人都想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把自己改造成真正的无产阶级，好去共别人的产。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但是到了后期，人民公社确实积弊丛生，主要体现为阻碍生产力了。“大包干”是对的。
　　　我的一个领导生于甘肃，十七岁上大学之前一直吃玉米饼子。我们现在搞宴会或接待客人，只要他参加，那就不能点“粗粮拼盘”之类的菜。他一看到就生气，这辈子实在吃够了，认为我们在虐待他。 “大包干”解决了困挠中国人两千年的吃饭问题，这个功绩，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大包干也使农民流动成为可能。人们不用挣工分了，自己的田，一个劳力能种了，另外的劳力就可以外出打工了。实际情况是，农村 “半劳力”即老人成了种田主力，青壮年大量外流。虽然 80 年代城市仍然用粮票，但对自由市场不再严格控制，只要有钱就不愁没粮吃。
当时，外资企业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四个特区，雇人有限。私
营企业还处于家庭作坊阶段，用马克思的话说叫“自雇劳动”，雇佣有限。城市服务业还处于个体户、跑单帮的阶段，倒爷们亲自扛包挤火车，也雇不了几个人。所以，农民流动主要就近，到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政府不愿管理太多流动人口，流来流去的看着眼晕，所以也大力提倡这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近打工。
　　　总之，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用大邱庄的禹作敏的评价说：毛主席折腾农民，邓小平让农民自己去折腾。
　　　当时的人们认为，农业繁荣是大包干释放生产力的效应。这个观点不错，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当时处于短缺经济。直到 90 年代瓜瓜果果都卖不出去了，大家才意识到这个原因的存在。在 A 阶段，农产品基本不愁销路。中国多次暴发震动国务院的 “棉花大战”、“蚕茧大战”、“烤烟大战”等。各级各地企业以及大群的合法贩子和非法贩子，下乡收购，抬高物价，争抢原料。有些省市县为了保护本地企业，一到收销季节，就沿路设卡，重兵以待，堵截外来收购车辆。为了抢到货，有的贩子连鸟枪和砍刀都用上了，引发了许多惊心动魄、血肉横飞的事件。有的乡镇领导，守土不力，本乡
农产品竟被外地企业拉跑了，结果被批评处理。
　　　总而言之，A 阶段，中国农民过着相对幸福的生活。卖方市场为农民带来了收入。城乡差距在穷缩小。“万元户”让城里人都羡慕极了。当时报上登过“大学生嫁给万元户”的佳话。同样由于卖方市场，许多乡镇和村社办的小厂活得有滋有味，虽然产品质量低劣。这样又为农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到九十年代中国进入买方市场后，这
些小厂中的绝大部分——也许 98%以上，倒在了市场无情的车轮之下。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9
城乡差距在穷缩小。
——————————
多打了一个“穷”字
（第 128）继续！
B 阶段：1992 年至 2002 年。
标志：民工潮、华西村、李昌平、退耕还林。
　　　往下面，我写了一千字，自己又删掉了，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的事，没必要罗索。概括来说，1992 年，中国全面进入市场化。1990 年代中期，全国已经基本形成买方市场。这十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最难的十年。农产品卖不出去，乡镇和村办企业又倒掉，碰巧这时广东、浙江和江苏的出口加工企业起飞。一个推力，一个拉力，农民大潮形成了。
　　　记得 1999 年，一个朋友对我说，中国可能要乱！我忙问其故，他说，从历代治乱循环特点看，乱之前的三大征兆：一是捐税太重，种田亏本，农田大量抛荒。二是流民遍天下。三是基层政权瓦解。当官僚贵族队伍太大，社会财力不足以养时，就会出现分化，当然先从基层开刀。比如，李自成就是体制内的基层邮递员，因为财政紧张，被下岗分流。这第三个征兆很重要，因为流民再多，也是乌合之众，
总要有人领导才行。基层政权一瓦解，为他们配强了领导班子。
　　　这家伙说得头头是道，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反正后来，我在吴思的《潜规则》看到过类似观点。当时，虽然章家敦的大作还没问世，但国际上一直有中国崩溃论。所以朋友这个话还真把我吓了一跳。我一想，还真像是这么回事。我们来与现实一一对照一下。
　　　第一，土地抛荒。当时，一方面农产品卖难，粮贱伤农，另一方面“三提五统”一直存在，还常有额外的集资摊派，农民不堪重负。种田赔本，抛荒现象自然严重。我曾下乡出差，发现有的生产条件不好的山村，当时有一半的地撂荒了。
　　　第二，流民。对于流动人口数量，咱们中国从来就没搞清楚。我见过很多版本的数据，中间能相差一个英国的人口。本贴采用一个笼统数字吧：1992 年至 2002 年，在 5000 万至 1 亿人之间；2002 年以
后，在 1 亿至 2 亿人之间。
　　　第三，基层政权。当时，财政分灶吃饭。乡镇企业垮台、农金会清算以后，乡镇政府除了农业税，基本没收入。还要先保证教师工资。在内陆地区，乡镇普遍负债累累。有的乡镇，按当时收入，不吃不喝，五十年都还不清。有的乡镇，工资拖欠两三年不发。书记和乡长还好点，毕竟有一点公款消费和灰色收入。一般干部可挺不住啊，人家指望工资养家糊口啊。没有收入，看不到希望，还经常受债主鸟气，有些人一怒之下，挂冠而去，跑到广东打工去了。
我思考了好几天，又给那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要宽心，中国乱
不了。理由是，当时和历史有两个不同。第一，历史上，是因为缺粮而抛荒流民，（因为天灾生产不出来，或者因为苛捐不够交纳），而现在是因为缺钱而抛荒流动。农民并不缺粮，只是卖不起价而已。二是古代流民没有足够的社会岗位吸纳，现在流动人口都在打工，基本有岗位。所以，我的结论是，无论留在农村，还是流入城市，农民至少都不存在挨饿的问题。所以乱不了。
　　　平心而论，当时的农村，虽然还远远不致于出大乱子，但确实很困难，用“水深火热”形容不为过。李昌平给朱容基总理的信中疾呼： “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了一个时代的名言。
　　　朱容基总理做出了回应。其办法，一个是农村税费改革，二是退耕还林，三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四是在清理“农金会”等大事中努力保护农民利益。他老人家也算尽力了。当时中国财力很有限，而且正在进行国企脱困的三年攻艰，这些事也很花钱。工人阶级有力量，在问题驱动式的改革中，更倾向于优先解决国企问题。直到 2002 年以后，国家财力喷发式增长，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税费问题才成为可能。
累了，今天休息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9作者：ddtiger5 回复日期：2011-10-19
夹带不少私货。
看贴的还是独自思考，少受骗。
错。这个话是本末倒置了。声明哈：本贴全部内容都是个人私货。
若私货中不慎夹带了其它东西，纯属楼主不慎所致。呵呵呵！核平敬上。
（第 129）继续三农！
C 阶段：2002 年至今。
标志：民工荒、废除农业税、新农村建设。
　　　如果要说 2000 年以后这 11 年间，中国有什么大事件最让我惊喜，那就是“民工荒”。加入世贸、超过英法德日、办奥运会，这些喜事都在预料之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民工荒真出乎我的预料。
　　　记得我参加过一个课题组，调研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情况。当时跑了北京、上海、重庆、山东、四川。我发现，在包吃包住的情况下，一月 500 元左右这种工资水平，从 80 年代开始，一直被天量的劳动
力供给压着不动，一直延续到了 2000 年左右。中间这是一代人的时间啊。所以，重庆民工中流传着一句话：“老子五百儿五百”。新一代民工出来打工，工资跟他爹当年一样，你说可悲不可悲。
当时，我总结了两个经济奇观：一是经济高速增长 20 年，工资
却在 500 元上纹丝不动；二是经济连续 8%以上高增长，股市却在 2000点上纹丝不动。（所谓七年熊市啊，以后有机会再评论神奇的中国股市）。这他妈的绝对堪称世界经济史的一大奇观！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中国产业升级乏力。当时，是个经济学家都看出问题来了。产业升级这个东西吧，必须得靠形势来逼。要是哪个
国家宣称，产业升级是靠政府英明规划出来的（比如新加坡的老李），纯属扯秧子。我认为，虽然政府的产业政策非常重要，但产业升级 90%以上的原因和动力，来自劳动力、土地、能源、原材料、利率、汇率的压力。
　　　美国、日本、四小龙，当年都是这个路子。虽然有个别企业很有长远眼光，但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升级风险很大，只要能继续赚钱，谁去找死。只有当不升级的死亡概率超过了升级的风险，大量企业才会想办法去升级。各国都一样。而中国的大麻烦在于，人太多。要是劳动力无限供给，不仅直接影响升级，还会对其他要素产生替代。比如机器长价，我就少用机器多用人，这样一弄，产业还降级了。
　　　我当时绝望地认为，有 9 亿农民的中国，初级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应，一时半会的看不到头！真的，没有想到啊，没两年，民工荒竟然暴发了！靠！！！这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用脚说话，通过市场调节不合理价格啊。历史再次证明：第一，中国农民了不起！第二，谁也指望不上，农民的利益说到底还得靠自己去捍卫。看着广州火车站、杭州火车站举着涨工资的牌子的老板们，我很欣慰啊，你们也有今天啊。我还以为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了呢！
　　　虽然一些地方领导愁得不行，如临大敌，（他到底代表谁的根本利益啊），虽然有个记者断言“民工荒只值五百块”，也就是说涨点工资人就来了。但我坚信，“民工荒”的意义不止于此。它和近十年来出现的土地涨价、原油价格波动、原料紧张、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一起，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代。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在此先
打住。以后我会用几个贴子，专门探讨产业升级问题。
　　　在 C 阶段，除了民工荒以外，中国三农还有几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吃饭去了，晚上接着探讨！
（第 130）
目前，国内普通民工月工资 2000 至 3000 元。有一定技术的人，
比如熟练木工、熟练瓦匠，一个月可以挣 4000 至 5000 元。“民工荒
只值 500 元”的论调已经彻底破产了！我长驻新加坡，所以国内的家
里雇了个保姆，每月 2000 元。加上管吃管住，用工成本大约 2600 元，相当于我自己收入的一半。仅管压力不小，我仍然高兴看到打工者的收入增加。我坚信，对九亿人有好处的事，就是中国的喜事。
继续讲C 时代。
　　　2000 年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鉴于农民负担过重，中国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收革。当时我就不看好这个改革。历史证明多次，这个弄法不球行。农村有句话，叫“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
（前面贴子的什么地方好像已引用过）。这里的一税是指正常税收，二税三税是指杂七杂八的东西，古代叫“捐”之类，现在叫乱收费、乱集资。
　　　自古以来，农村税费改革原理，大致总结如下：首先，要承认，税外的那些东西，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所以，先甄别，把不合理的废掉。然后，把合理的纳入正常税收的范围之内。最后，公布新税制。同时，还要严重声明，新税已把该收的都包括了，税外严禁再收
费了，哪个再敢收费，插他老木、泼他硫酸、死他全家、踢他小底迪！但是，实践证明，过不了多少年，新税之外又冒出了无数的形形
色色的捐和费。于是，再搞一次税费改革，再承认，再甄别，再纳入，再公布，再声明，再严禁，再踢他小底迪。如此循环，负担越来越重，最后农民承受不住了，“霹雳一声暴动”。明朝张居正同志的“一条鞭法”，就是失败的典型案例。
　　　在 C 时期，国家财力突然崛起。其原因，往小里说，得益于此前五年朱老板攻坚破难，一系列改革效益释放出来了。往大里说，则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积累起来的国家力量，此时进入发力期。全国财政收入，2003 年突破二万亿，到 2010 年突破八万亿，只用了短短八年。此时，曾经是国家财政重中之重的农业税，在全国财政总盘子里的比重，下降到了 1%左右（具体数字记不清了）。2006 年第一天，《农业税条例》废止！延续两千年的农业税时代宣告终结。
　　　废除农业税，也挽救了不太可能成功的税费改革。此前进行的税费改革自然终结。像一篇没有写完的 WORD 文档，直接被另一篇更好的WORD 文档覆盖掉了。
　　　农业税的废止，宣告了新时代的开始。城市和工业再也不需要小农输血，开始全面反哺。废止农业税以来的五年，中国农民得到的实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加起来都多。“新农村建设”战略得到了大量财政资金投入。城市一体化试点全面启动。低保体系、养老体系、医保体系向农民全面扩张，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正在加速形成。种粮、种棉、化肥、农膜、良种均得到财政补贴。以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为
突破口，国家用财政补贴的形式启动农村消费。
　　　一方面，形势大好，前途光明。可是，在另一方面看，农村的问题仍然深层而尖锐，许多问题已经难以回避。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19累了，晚上不发了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0
（第 131）
　　　前面用了五个贴子。回顾了一下三十年农村经济的大致脉络。因为我们探讨经济和文化，一些政治类的大事，如基层民主选举，就没提到。
　　　前面，窥豹、苏灿等几个兄弟谈到了农村生活经历。我生于城市，没有长期在农村生活过。但我从小常常下乡，所以对南方和北方的农村都不陌生。
　　　说到农村，想到了我二姨。她 1956 年生，1997 年因癌症去世，一辈子生活在北方的农村。她从 20 来岁到去世，恰是改革 30 年。她这辈子就是一部微缩历史，我在思考农村问题的时候，经常都会想起她。
　　　她是女强人，小学文化，不怕苦，不怕事，很聪明。八十年代初，她在村上办起“代销点”，实际上就是从乡供销社进货的私营小商店。当时是村上唯一。由此她成了村上最先富起来的人。记得我下乡，村上还没通电，晚上在院里吃饭，她就把手电筒吊在枣树上照明。这可够奢侈的，相当于现在的富人专用进口矿泉水来煮饭，呵呵。
　　　好景不长，八十年代后期，村上冒出了许多商店，五步一岗，三步一哨，卖东西可难了。二姨就让姥姥守着旧店，自己跑到村头公路边又开了一家新店，好占地利。如果有应季的货，比如春耕时卖化肥，她还租车走村串乡。
　　　九十年代初，村里兴养殖。家家养鸡。生活环境很快恶劣到极点。我下乡，远看一张黑桌子，走近了，苍蝇“轰”地飞开，才发现原来是张白桌子。有人说，打个哈欠都要捂嘴，不然有苍蝇误撞进去。当时二姨也养鸡。后来，乡里规划，把鸡场迁到村外，以改善环境。大家集了资，把鸡舍统一建好，可这时鸡蛋又卖不动了，于是鸡舍改搞食用菌，菌子也卖不动，臭在村外水沟里，大家亏了不少钱。
　　　这三十年，农民对财富的渴望，或者说物质欲望，被充分激发。记得我下乡，别人给我介绍某人，一般是这样的三句：“他叫某某，在某地做生意，估计他有多少钱。”人们春节回乡聚首，满桌的人都在讲钱。到广东招工能挣钱，到江苏贩时装能挣钱，到宁夏修浮桥能挣钱，到青海修公路能挣钱，到黑龙江贩木头能挣钱，到新疆承包棉田能挣钱，到西藏卖旅游纪念品能挣钱。从初夕到十五，从午饭到晚饭，除了讲钱，还是讲钱。
　　　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他们挣钱的机会很少，由于教育落后，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的能力很弱。诚实劳动，能挣几个钱啊。不诚实发财的，倒是比比皆是。电视上尽是香车美女和高档饭店，电视里的帅哥坐在奔驰车里打着手机：“那五千万美元我马上打过来……”
　　　在市场大潮冲击下，在北方农村，乡亲观念越来越弱，道德标准越来越低。有钱才最重要，能骗才是本事，人人都想轻易发横财，种田的被看不起，老实的人娶不到媳妇。九十年代，为了竞争，二姨的商店赊出去不少货。有的人有钱也不还，有的账一拖十多年。直到她最后患了癌症，以治病名义去讨要，一些同家同姓的乡亲，一些从小长大的朋友，仍然拒不还账。一些账，永远也没有收回来。
　　　二姨去世前，“新农合”还有没铺开，当时她有两件事比较担心。一是医药费。二就是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弟。对于没权没势的中国人而言，改变命运最可靠的办法是读书。然而，这三十年中，与经济进步相比，农村教育没有明显的进步。特别是 2000 年以前，由于拖欠教师工资，有的学校教育质量下降，有的学校还垮了。
　　　学校不行，再加上二姨自己文化不高，管理不严，表弟成绩一塌 糊涂。小学没毕业，靠花钱上了技校，毕业后，托关系进了国企。几 年后，企业垮了，买断走人。虽然村里留了地，但他们这代人，完全 不会种地，根本不想种地。于是，在城里漂着。登三轮去卖小吃。挣 的钱，除了生活，续了社保，所剩无几。条件比他强的，当然不嫁他。 后来娶了一个经济条件比他还惨的。不结婚还好，一结婚日子更不好 过。这个条件怎么养活孩子？偏偏又怀上了。这个生活是长久之计吗？
　　　二姨怀着深深的不放心离开了人间。她与祖祖辈辈一起，埋在了村外黄土之中。坟头往东三十里，黄河无语，滚滚东去。
（第 132）
　　　前面我一直在回忆。由于在人的感官世界里，痛觉总是优先，所以一想，就先想到了许多不爽的事。平静下来仔细想想，也有一些好事。
　　　过去三十年，二姨所在的那个村子，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家家有粮、有肉。所有的房子都变成了红砖水泥房。2000 年以后新盖的都贴上了瓷砖，外面看不到砖块。八十年代初，我下乡时见的那些土房，已经一间都没有了。家家有彩电和冰箱，青壮年人都有手机。
　　　今年春节时，我下乡一调查，村里家家都有农用三轮或者摩托车。农用三轮车很厉害，售价七八千元，就跟一辆小卡车一样长，就是少一个轮子。能拉人，能载货，能犁田，还能带动抽水机浇地。缺点是出事太多，去年还翻车死了个人。所以交警老罚他们。
　　　如果摩托和三轮不算家用汽车，那么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估计二到三成，正式成了有车一族。比如，二手的旧长安面包车，售 价不到两万，一辆新的奇瑞旗云，也就是五六万，农户买得起。中国 的农民家家都烧汽油，你说国际上油价能不长吗？村里富人越来越多，其中就包括了村头加油站的老板。他眼光独，干得早。这几年再有人 想开加油站，不好批了。
　　　2000 年以后，村小学和乡中学都翻了新、盖了楼。近几年，教师工资由县财政直接打卡，所以教师成了县里的大热门岗位。教育水平提高很快。缺点是有一批没获转正的民办教师还在不断上访。2000 年以后，高校扩招，村里念大学的孩子每年急增。以前，村里人能扮着手指算出史上出过几个大学生，2000 年以后没人算了，算不过来了。
但是，有几个孩子毕业后，找不到固定工作，在省城漂着，一断要求家里汇钱。村民都说，现在大学生不值钱了！
　　　近几年，新农合推开，村民治病有了初步保障。虽然与城市还有差距。二姨 2007 年去世时，没有地方报销医药费。三姨今年生病，
我打电话一问，她 9 月份动手术，花了八千多元，通过农村大病统筹，报销 70%以上。
　　　算了，不回忆了。虽说一滴水能反映太阳光，但水太多了也不好，我就真成了灌水的了。我们继续，探讨一下上面这个村子反映出来的普遍性问题——新时期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农民组织化的可能路径。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0坟头往东三十里，黄河无语，滚滚东去
这个话逻辑上好像有点问题。应该是： 坟头东南三十里，黄河无语，滚滚东去。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0去工作了，晚上再发哈。
（第 133）
　　　现在，我们共同探讨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结构变迁问题。在此基础上，再探讨农民组织化问题。——呵呵，我口气好大啊。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写几十本书。我又不是专家，研究不深不透，却又
感兴趣，就算浮光掠影、点到为止吧。
　　　前贴已谈了，1911 年清王朝被撂翻以后，中国，这个没落的伦理型社会开始出现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乡镇—村支部”的基层政权体系建立（1958 年以后叫人民公社），取代了农村宗法体系。此后，基层伦理型社会急剧演变，农民被纳入了人民公社组织网络。从 1979年开始，公社逐步解体，权力被乡镇政府继承。2000 年以后乡镇政府职能转型，加上农业税废除，对农民的经济组织职能基本消失。
　　　从上述路径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不是一个组织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逆组织化过程。到 2000 年以后，基本恢复了原子化小农状态。（当然，其中也有一个组织化过程——就是上亿农民工进城，成为有组织的产业工人，这另当别论，留待城市化问题中去探讨。）
　　　从解放到 1979 年间，在农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抓得比较紧。从表面看，延续千年的宗法体制已经被完全取代。
　　　其实不然。我以前看到这样一篇论文，观点新颖。它是论自来水与农村道德滑坡之关系。据作者调查，在中国某地乡村，通了自来水的村子，人们道德滑坡比没通自来水的村子严重。究其原因，自古以来，水井是农村的舆论中心。人们到水井边洗衣、打水，容易相互碰面。于是，井边就辟有休息之地，人们可以在洗衣、打水之余谈天说地。我想所谓“市井”一词，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伦理型社会的乡村，国家政权强力很少进入。所以，伦理教化和社会舆论，是协调人们行为的主要力量。有人虐待父母、打骂老婆、懒隋、好赌，都会成为人们在水井边谈论和指责的对象。谈到久了，
族内长者们也许还要联合采取点什么行动。这样，以水井为中心，形成了农村社会舆论监督阵地。在古代，这种舆论还相当厉害，唾沫星子淹死人，甚至逼得某些人远走它乡。
　　　然而，自来水管网铺进来后，村民们再也不用水井。水井荒弃，最终填平。农村社会中失去了这样一个舆论中心，又没新的力量和新的机制填补，对于不道德行为的舆论压力减弱了，社会监督也减弱了。
　　　这个论点，不见得 100%能完全解释问题。但有一定的道理。至少他给我们提供一个视角，一种思路。
　　　这两天，广东车轧女童的事，在网上沸沸扬扬。国观上也有几个贴子，据说还是原装进口的。我认为，道德崩溃论言过其实了。若这算是崩溃，那也不是今天才崩溃的，崩了很久了。比如我前面提到的，二姨讨要欠账的问题。实际上前些年北方许多农村都是赖账成风的，这几年稍好，但还有不少。当然了，放眼中国，连政府欠账都不肯还
（特别是乡镇负债），我们又何必站在道德高度去苛求农民呢？
　　　社会行为规范，包括法律和道德两个体系。法律解决“下要保底”问题，让人不作恶；道德解决“上不封顶”问题，劝人向善。所以，道德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软约束，是导向。它的形成与稳定，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他的背后，还需要一整套形而上的思想理伦体系作为基础。可以说，道德是文明的产物。
　　　我们自 1840 年以来，就一直处于转型期，这是一个原发性巨大文明体系的自我调整过程。在调整过程之中，我们中国人，在引进西方价值观念、接受苏联式价值观念、继承发扬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三者
之间，反复摇动，前思后想，左顾右盼，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前面我刚提到过，关于中国崛起背后的价值问题，无解。）
　　　又扯远了。我先出去吃饭，然后散步一小时，回来再继续社会结构问题。
（第 134）
　　　出去上街散步，浑身汗透，洗个澡舒服呀。新加坡这个鬼地方，长年酷暑热死人，根本不适合户外运动。在新加坡，唯一不热的户外运动是游泳，推荐哈！可惜我只会狗刨，游得巨慢，占着泳道挡路。下水一游，身后总有几个高手不耐烦地漂着。所以本人享有“水上活塞”之美誉。重要的是，你可以在煅炼的同时一饱眼福。比如有一次吧……又扯远了，还是说说中国社会结构问题吧。
城市和农村放在一块说了。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分化严重，传统的“工农商学兵”概括不下了。“三个代表”理论形成。1999 年，李铁映同志指示社科院去研究研究。专家一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详情，请看陆学艺的那本《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 年出版。
　　　社科院的研究报告，我就不讲了，网上也有电子版。这里我汇报一下，我个人这几年的一点思考。
　　　这三十年，中国社会结构总体来说是向好的。这个要肯定。社会结构多元化，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比如，江苏台《非诚勿扰》征婚的那些孤男寡女，职业有什么心理咨询师、网店店主、自由
摄影师、造型顾问、个体模特、专栏撰稿人、女仆主题餐厅营业员。我妈说，这也叫工作啊？会不会吃了上顿没下顿啊？但看上去他们脸无菜色，个个活得挺滋润的。这种社会的多元结构，比“千军万马挤当官”可强多了。在农村，居民收入也在多元化，农业收入逐年下降，家住农村却五谷不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但是，中国社会结构有两个不好的倾向。这两个倾向都很宏大，又没有学名，我想了很久，就给它们起了一个名字，一个倾向是“泛行政化”，另一个倾向是“泛原子化”。下面，我来一一探讨。
什么是“泛行政化”呢？
　　　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学界，一直有关于强政府与弱政府之争。争论背后，是对市场自由和政府干预的理解不同。在苏东巨变以后，中国走向市场化，整个九十年代里，“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市场”等提法不绝于耳。这些理论当然有一定道理。但由于中国历史和现实因素，到今天也没形成小政府，仍然是强政府和大政府。这个世界，凡事都有辨证法。2000 年以后的世界局势，出现了逆转。要刺激经济，要控制金融风险，要对付恐怖主义，处处体现出强势政府的好处来。美国在不断加强政府权力，欧盟在不断加强联盟权力，日本倒是想加强政府权力，就是加强不了，所以什么事都办不成，身陷衰退，一筹莫展。所以，这几年，中国体现出不少体制优势。
　　　根据东方政治传统，根据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的发展趋势，根据现实情况，我主张中国需要强政府、大政府。但是，强政府再强，也要有制约，大政府再大，也要有边界。我所定义的“泛行政化”，不
是指政府过大过强，而是指行政力量缺乏制约和缺乏边界。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0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分化严重，传统的“工农商学兵”概括不下了。“三个代表”理论形成后，1999 年，李铁映同志指示社科院去研究研究。专家一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详情，请看陆学艺的那本《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 年出版。
　　　这三十年，中国社会结构总体来说是向好的。这个要肯定。社会结构多元化，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比如，江苏台《非诚勿扰》征婚的那些孤男寡女，职业有什么心理咨询师、网店店主、自由摄影师、造型顾问、个体模特、专栏撰稿人、女仆主题餐厅营业员。我妈说，这也叫工作啊？会不会吃了上顿没下顿啊？但看上去他们脸无菜色，个个活得挺滋润的。这种社会的多元结构，比“千军万马挤
当官”可强多了。在农村，居民收入也在多元化，农业收入逐年下降，家住农村却五谷不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根据东方政治传统，根据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的发展趋势，根据现实情况，我主张中国需要强政府、大政府。但是，强政府再强，也要有制约，大政府再大，也要有边界。我所定义的“泛行政化”，不是指政府过大过强，而是指行政力量缺乏制约和缺乏边界。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0莫名其妙啊。
（第 134）“泛行政化”之忧
从这个贴子开始，我给每个贴子起个小标题吧。
　　　当前，“泛行政化”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虽然中央和国务院不断强调，我们的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的政府，应该让社会、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行政力量正在利用各种渠道，向方方面面渗透。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先看它是怎么“纵向到底”的。
　　　大家知道，我国的基层政权是乡一级。具体而言，应该包括乡、镇和街道办事处，它们是平级。再往下，是城市的居委会和农村的村委会，这些都是属于居民自治组织的性质了，在法律上它们不是行政机构的延伸。
　　　近几年来，各地兴起了建设社区的热潮，这是完全对的。因为原来传统的居委会，仅靠几个大妈，坐在胡同口镇慑小偷还行，哪家两口子打架过去劝一下也可以，但更多的服务，她们提供不了。所以，把居委会建成现代城市的居民社区，方向完全正确。但是有一个倾向性很不妙。就是，各个政府部门的同志们，都争相掀起了“进社区”活动。有什么“治安进社区”、“社保进社区”、“卫生进社区”、等等等等进社区。我以前上网统计过，大概发现了至少有十几项。
　　　工作重心下沉服务群众当然好，问题在于，一些政府部门是工作下沉，人不往下沉，把有些事情直接丢到社区里去了。社区本身是居
民自治组织，它没有经费啊，又要承担你行政上交办的一些活儿，那么，根据公平原则，行政上总要给一点经费和人头费吧。工作和经费都到位了，这个居民自治组织就演变成半行政化的机构了。
　　　农村也是这样。许多工作，都由市县交办到乡镇。这就是所谓工作重心下沉、所谓“落实”。然而，责任要落实，权力却抓得紧紧的不落实。这叫什么落实啊。我前两年下乡去转转，发现，有的乡镇专门有一个屋子，平时锁着不让人进去，里面放着几十块牌子。什么部门的领导来视察，他们就挂什么牌子。比如管安全生产的领导来了，就挂个乡安全生产办公室的牌子，管民营经济的领导来了，就挂出一个民营经济促进领导小组之类的牌子。牌子太多，一起挂出去挂不下，也不严肃，丢了怎么办。这么多，丢几块还真是一眼两眼看不出来。所以只有锁起来。乡镇的同志们也不傻，很多工作就直接再往村里踢。但问题是村委会不是行政机构啊，它是村民自治组织啊，它承担了工作，你总得表示表示吧。所以村干部也领补贴，也拿工作经费，而且这个量越来越大。这样，村一级也有很强的行政色彩。
　　　大家知道，宪法规定，我国是省县乡三级政府。地区行署逐步演化而来的地级市，到现在还没有搞到合法身份。而实际上，省地县乡村，五级干部都在吃财政，（村级是一部分人吃）。这个行政体系，实在有点庞大。
再看“纵向到边”。
　　　由于历史原因，再加上改革中的一些问题，一些本来应该与行政脱钩的单位，实际上并没有脱钩。一些可以专家治理的单位，实际上
也是官员治理。本来该给企业服务的协会，成了依附于政府、帮助政府来管企业的组织。政府部门不好意思乱收的费，他可大大方方出面给收了，还说是企业自愿。特别是全国性的各大行业协会，本来前身就是部委，转型又不彻底，俨然就是衙门。而且现在还在代表部门行使着不少行政权力。全国范围内，真正能像温州打火机行业协会那样，跟着企业同进同退，帮助企业出头打赢海外反倾销的官司的协会，真是少之又少啊。
　　　泛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官本位的思想的影响，使现在许多事业机构都在按照衙门那一套规矩在运行。现在，学校不是围绕着老师和学生围，而是一切围绕着校长转；医院不是围绕着医生和病人转，而是一切围绕着院长转；报社不是围绕着记者和编辑传，而是一切围绕着社长转。这种情况造成了许多矛盾和问题。我们这些年这样波澜壮阔的改革时代，竟然出不了什么学术大师、名教授、名记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今年启动的全国事业单位改革，是一场很大很深的机构调整。但是，我希望这次改革不是仅仅定员定编，而是真正定责定权，解决事业单位“泛行政化”的问题，让“事业”单位真正去干事业。
我们接看看“泛原子化”的现象。
这个贴子号应是（第 135），对不起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0休息了，明天继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1
（第 136）学生会
　　　关于“泛行政化”，还有一个热点时事值得注意哈！前一段，某教授炮轰高校学生会。下面直接摘新浪新闻。
　　　——“陈伟痛心地表示，自己曾亲睹班里一位大一尚比较单纯的、有理想的学生，在当过学生会主席后，堕落成为一个失去基本道德水准、以无知无耻为荣、满口官话的学生官。而就其所了解，甚至有一些在学生会里面工作过的学生，也直接称学生会为垃圾。他认为，高校的团委、学生会，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官场丑陋生态的缩影。学生会的许多做法，是中国体制内最糟糕做法的复制。”
　　　学生会组织与事业单位不同，与正式社团不同，他更松散，属于比较不正式的社团。我估计多数高校的学生会应该有社团注册，中小学和中专的学生会一般不注册。连学生会都搞成这样，证明我所说的 “泛行政化”真的客观存在。
　　　陈教授真的没说瞎话。十多年前，我念大学，我的一个同学，大一时光荣加入学生会。当时他是“干事”，那可真的必须干事。当时学生宿舍没电脑电话，用 DOS 操作的“486”都是学校的宝贝，上网每小时一块五，进机房还得换拖鞋。所以，当然没有现在的校园网，所有的大事小事，都在食堂门口贴海报。那些干事们，天天一早就在那里贴海报。冬天浆糊上了冻，苦不堪言。他姓李，人送雅号“李贴
海”。就么混啊混，三年后，排除万难，打倒竞争者，居然混上了校会主席。我起轰“掏钱请客吧！”李贴海狠瞪我：“你知道这三年我花了多少钱！还叫我掏钱！”靠，那个表情，我至今记得。
接着说社会“原子化”倾象吧。
　　　多年以前，我记得在画册上见过一个外国雕塑作品，好像是美国的吧。题目叫“在地铁上”。一共雕了七八个人，挤在地铁上，或坐，或站，有的打盹，有的发呆，有的看表，有的读书，有的看窗外风景。人人没有表情，气氛很冷漠。作品想表现的，是现代社会的人际冷漠。中国传统伦理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在农村，不仅是熟人，还是亲
人。由于我国是大农村小城市，所以城市也跟着农村学，熟人关系大行其道。比如我从小长大的城市，若在酒桌上遇到新朋友，前三句对话都是这样的：“哪个单位的？”“市农机局的。”“噢，你们局张三是我的高中同学，李四是我姐夫的堂哥。”这样几句，大家就不是外人了，喝吧喝吧。
　　　近几年，中国城市化迅速推进，社会结构已经达到城市化的临界点附近。小城市越来越大，大城市越来越多。中国人口越来越集中，而中国人却越来越孤独。看来，外国雕塑的那个情况已经在中国形成了。富士康的十三连跳，资本家固然难逃干系，但现代社会中人心的孤独和人际的冷漠，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
　　　中国建设现代社会，就要构建现化社会结构，其必然要求是，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出于经济原因，还是出于社会管理原因或者情感原因，人们都有必要由一定的组织联系起来。我想这条路会
很长。因为中国目前的倾向，不是走向组织化，而是走向原子化。不仅农村千年以来的小农生产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在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又渐渐恢复了原样，这种原子化倾向还有向城镇蔓延的势头。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1就要构建现化社会结构，
改为：就要构建现代化社会结构
（第 137）禹作敏
　　　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这个哲学命题的含义当然很丰富。有一次，我忽然冒出一个搞笑的理解：天那么大，人那么小，怎么直接就对接上了？人是不是应该通过某种社会组织形式来跟天合一啊？ “天人合一”会不会就是造成中国两千年原子化社会的思想根源啊？呵呵呵，这个想法纯属没根据，大家别去当真。我从小就喜欢胡
思乱想，至今也没有创造出什么经济效益，头发倒是逐年精简。
　　　在关于人民公社的贴子里，我们长篇探讨了农村组织化问题，还留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改革以后，三十年间，中国没有形成类似于日韩农协那样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而是把小农生产与大市场的深刻矛盾一直甩到今天？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农村没有形成组织化，这个现象比较好解释。我认为，原因是，第一，改革之初，中国社会结构还很简单，没有相应的经验、观念，也没有政策环境。第二，从人民公
社转型的乡镇，当时继续承担着一部分经济合作职能，供销社等机构仍在发挥作用，没有新组织发展的客观空间。第三，当时是买方市场，产销矛盾并不突出，没有这方面的迫切需要。
　　　仅管如此，在那个时期，国家的组织力量毕竟是在逐步从农村退出。不是一下子全退，而是越来越小。谁来填补？确实是一个问题。到九十年代以后，这个问题更突出了。能不能重建宗法社会呢？不可能。宗法对于人的约束，主要靠威信、血缘和伦理道德，这本来就是软的。如果要来点硬的，又与现代法制有冲突。新农村建设的五句话，其中就有“乡风文明”这一条。有的学者提倡恢复一些乡村的良俗。我赞同。但是我坚信，乡风文明如果以后能实现，肯定是一靠发展二靠法治，在此基础上构建现代道德。传统的乡村良俗，只能做为现代社会秩序的辅助力量，全指望它，不太靠谱。
　　　大邱庄的禹作敏，是一个想恢复宗法的典型例子。以他的知识结构，不会在理论上这样思考。以他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会在不自觉中走上这条道路。只要他是传统的中国农民，就不太可能跳出这种思维模式。大邱庄成功后，他一言九鼎。以他为中心，基于血缘和家族关系的农村人际网络，成为大邱庄的领导力量。这种弄法，在明清那种“国权不下县、县下靠宗族”的伦理社会，应该能行得通。然而当代不是古代。结果是，1993 年他私设公堂，打出了人命，被抓起来判了二十年。
　　　禹作敏事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一句话是他自己说的：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严重的犯罪。另一句放是《人民日报》
的评论：中国决不允许出现谁也管不了的土围子和土皇帝。 1999 年，禹作敏保外就医去世，终年 69 岁。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1下午上班去了。晚上见。
（第 138）第二轮承包
　　　我们不能因为禹作敏入狱，而否定大邱庄的发展。我相信，网上兄弟中间，只要亲历过改革前农村那种彻骨贫困的人，就会承认，能带着一个穷村富起来，这本身就是无尚之功德。富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受穷是更大的问题。
　　　这个世界太奇妙了。三十年来，绝大部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然 而，此间官方确定的两大样板，一个天津大邱庄，一个江苏华西村，却都没执行分田到户，而是延续了土地的集体管理模式。这说明什么？是不是证明了某种方向性呢？
　　　有人这样论调：根据近年来小农生产的一些弊端，提出对当年的大包干进行重新评价。这种同志不是想哗众出名，就是无知者无畏。我认为，大邱庄、华西村也许代表了某种发展方向，但在改革之初，它们的情况有特殊性，它们不能证明若所有村子都不分田，都会必须像它们那样成功。
两村的共同点有两个。
　　　第一，大邱庄于 1976 年创办了轧钢厂，前两年就挣了 80 多万，这个收入在当时相当厉害。华西村起步更早，据《精彩吴仁宝》书中
说，1963 年办粮食加工厂，1969 办五金厂，1976 年工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所以，到八十年代初“大包干”兴起的时候，两个村都已经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了。
　　　第二，两村带头人的头脑清醒，眼光远大，他们都乘着八十年代市场短缺，迅速扩大规模，进行设备升级。抢在九十年代买方市场形成前，已经长齐了牙齿。而同时代的多数乡镇和村办企业，都小富即安，忙着搂钱，市场一变，一命呜呼。
　　　大家可以看出来，能同时兼具这么两个条件的村子，是很少很少的。也正是由于工业先行，使两个村子自己创造了非农就业。这样，村领导就有能力给大多数人安排一个收入更高的岗位，从而把集体土地交给少数人耕种。当时，对于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以上的村子，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今天，对于绝大部分村子，仍然不具备这个条件。
　　　综上所述，结论是：一，八十年代大包干是对的，二，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没有形成合作化也是有理由的。那么，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又是十六年了，这期间为什么农村仍然是原子化的小农呢？
　　　合作化问题当时就提出来了。前面讲合作化的贴子里，我谈到，在农村，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针对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和农产品“卖难”问题，各地都有合作化、组织化的改革试点。比如股田制、专业协会、公司加农户等等。国内的专家们，结合第二轮土地承包，对农业合作化提出过不少思路和建议。
　　　我认为，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农村土地性质仍然是集体所有的，但搞合作化的法律障碍并不存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以及随
后出台《物权法》，都充分考虑到了农业合作化的可能需要。
　　　第二轮承包期长达三十年，承包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承包期内原则不再调整。（但具体执行中没有完全封口）。根据《物权法》、《土地承包法》等，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用来转让、转包、入股应该没有法律障碍。然而，从实际情况看，农村合作化发展并不理想。一方面，农民卖难，甚至抛荒；另一方面，合作化迟迟不动，协会发展很慢。
原因何在呢？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1都会必须像它们那样成功
————————————
“必须”应为“必然” 1969 办五金厂
掉了一个“年”字 写的太快了，报歉！
（第 139）农产品供求
　　　阡陌兄厉害，呵呵，把我往下的思路都看出来了。我就是想外围包抄——指向“泛行政化”与“泛原子化”这两个社会结构问题的因果关系。想法很多，越想疏理就越乱套。也不知道怎么往下写。信马由缰，往下写吧。
　　　接着往下探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为什么农村合作组织情况不理想？我认为有客观、主观两个方面原因。
　　　客观原因，就是客观条件仍不成熟。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仍然 没有给农业合作化提供成熟的客观条件。已有的客观条件，一是乡镇 政府转型，一般情况下不再直接干预和组织；二是买方市场形成，农 民要是不合作，在市场上吃不开了，市场力量在逼农民合作。但是，有这么两个条件就够了吗？不够。我认为还缺少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城市化率和全国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
　　　我不知道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城镇化比率是多少啊？请知道的兄弟赐教。若按每年 1 个百分点增长速度，推算回去，大概应在 30%左右吧。有一次，几个朋友探讨农业问题。我指出这个问题目前无解。因为如果 8 亿农民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生产，生产什么，什么就烂市。这个烂市，一是因为产量肯定太多，国内消化不掉，二是因为生产成本没有竞争力，不可能开拓国际市场。只有等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可能有解决问题的客观条件。一个农民进入城市，中国就多了一个买菜的人，少了一个卖菜的人。随着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市场的天平才会逐步转向对供给方有利的方向。在国外，农业协会的一个重要工作，是根据市场需求预测，来调节生产。在现阶段，数亿生产者依赖农业谋生，协会即使想要调节生产，靠它的力量也很难协调下来，你让谁生产谁不生产？
　　　在这种市场条件下，农业投资回报率低于其他行业，风险倒是高于其他行业。我的一个朋友投资农业，搞有机蔬菜。我应邀去看看，
宰了他一顿农家乐，顺手牵羊一蓝菜。我的感受是，他通过土地流转，拿下几百亩或上千亩地，这个规模仍然不够，远远不够。信息、管理、交易成本仍然太高。别说农户了，就是像他这样的中小老板，面对农产品大市场，都感到没有好办法。挣钱一半靠运气。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各地政府都把农业产业化列为引资重点，实际上没有多少人真正愿意投资农业。国外有人指责，农业产业化困难是公有制（土地集体所有）造成的，其实我说了，土地承包权流转根本不存在法律障碍。其实情况是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土地抛荒，想免费请人来种，都没有人种。虽然国家有规定，两年抛荒就可以收回承包权，但集体把地收回来又干什么用呢？所以基本没人去收。有的抛荒土地里的树都长到碗口粗了。
　　　这几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 45%。考虑到这是户籍人口，实际上的城镇化率应该已超过一半了。我说过，已经达到了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的临界点上了。这几年，情况变化很明显，有许多可喜现象。比如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持续上涨，现在我到菜市场，不花几十块钱根本出不来。比如，农产品涨价又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投资进入农业领域，农业产业化的规模和档次，这几年都正在快速提高中。当然，也有不少投机者进入。有个段子说，几头大蒜狠狠地殴打一个洋葱头，一边打还一边骂：“你以为换个白马甲就可以装蒜了？”呵呵，这两年蒜太贵了。有供求关系原因，也有囤积炒作原因。
客观原因就是这样，再来探讨主观原因。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1
（第 140）权力的边界
农业合作发展不快，主观原因就是“泛行政化”。
　　　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进行深层分析，就会发现：是“泛行政化”制造和加剧了“泛原子化”。之所以“原子化”前面也要加上一个“泛”字，是因为这个现象不局限在农村和农户，在城市也相当普遍的。下面，我们城乡拉通了一起吹吧。
　　　前文书讲过，“原子化社会”问题有历史传统的原因。我讲过农村，其实中国古代城市还是一样的。“党”这个词现在是好词了，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组织形式。但是在中国古代，党可不是好词。在皇权看来，每个官员都应该以个人身份参政，组成一个统一听命于皇权的文官集团。“结党”可是重罪，你们几个人想干什么啊？要是这个罪名坐实了，运气不好的要掉脑袋。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也是一个原子化社会。城乡一样，官民一样。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强势政府，使政府对于其它社会组织有一种天然的控制欲。而 1949 年至 1979 年，中国又选择了苏式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恰是政府包打天下的制度设计。所以，无论是古为今用，还是洋为中用，从各个方面都加强了这种无所不管的强政府趋势。改革开放以后，这个趋势有所扭转，但仍然很强，问题很多。各类社团和非政府组织，要么成长得不好，要么成为有行政背景的组织，失去他们应有的功能。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政府与社会之间明确边界的问题。在外国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很发达。社会运行的大部分活动，都是
由非政府组织操作的。美国有个教授因为研究非政府组织出了大名，名字我给忘了。我认为，中国将来不可能发展成西方那个样子。国情不同，选择不同，小政府大社会也好，大政府小社会也好，选什么模式都可以。但是，不管多大、多小，政府权力总要有个明确的边界才行。否则，如果行政力量一直延伸、延伸、再延伸，最后抵到每一个人的鼻梁骨上去，这种“有政府而无社会”结构，社会管理会有很多困难。
　　　边界之作用，是为了隔开，更是为了交流。两个国家，要在边界上去做生意。两种力量，也需要在边界上交流。比如，因为有工会的存在，政府解决工人的问题，就可以找工会谈。因为有学生会的存在，学校要与学生沟通，校长就可以找学生会主席谈。因为有行业协会的存在，政府要调整产业政策，就可以找行业协会征求意见。但是，实际上，由于“泛行政化”，这个“边界”，目前在很多时候是伪边界。比如前文提到学生会。如果学生会实质上成了学校的一个行政机构，学生就不认同它，它也很难完全代表学生意见。这样，校长与学生会主席交流的实际效果就大打折扣。
　　　今年，胡总在中央党校讲课，他指出：“要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我认为，要落实这个思想，首先是各级政府必须在思想上转变认识。比如现在有的群众上访时，经常向干部反复表白：我们是完全自发的！因为他们怕被认定为“有组织有预谋”。其实，在现代社会管理中，越有组织的群体活动，越是容易管理。因为有组织者在，
他就要最终负责。如果出了问题，他自己比谁都着急。一帮子完全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才最容易发展成为打砸抢。
　　　总之，一句话，要解决“泛原子化”问题，首先必须解决“泛行政化”问题。要在政府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中，为行政力量划定一个合理边界，真正建设一个有限责任政府。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2
（第 141）边界的哲学
　　　午夜里，随手敲字。那南洋海岛的鸣虫声，那从马六甲海峡来的微风，手边是一杯从祖国带来的清茶，人生自此，夫复何求啊。
关于边量的边界，请允许我漫无边际地胡乱发挥一下。
　　　上个贴子，我们谈了行政力量边界的问题。其实，不仅是行政力量，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都必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边界。这样做，不是为了给别人留下生存空间，而是为了给自己创造生存空间。因为，你没有边界，就无所谓空间。
　　　唯有边界，才有凝聚；唯有凝聚，才有力量。一个四面出击的力量，一个不为自己划定边界的力量，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力量。《老子》有云：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房事过度小命不长。呵，后面一句是我加的。
　　　我想到了国家和文明的边界问题。我们的中华文明，西负山，东面海，北临沙漠，无形之中，地理环境为中华文明划定了一条“边界”。对这条边界的理解，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生存哲学。
纵观历史，中国对异族的反击，实质上都有“自卫反击”的性质。
国力再强，出击大漠，达到制敌之目的，即行后撤。最多，也就是在回国前登上燕然山，搞一点野外涂鸦创作什么的。汉如此，唐如此，宋明清亦如此。国内有个学者，将这个现象总结为“有限反击”，即以自卫为目的、适可而止的反击战略。
　　　这种有边界的文明观念，帮助了中华文明的延续，聚元气以自养，历千年而不衰。现代的对印战争、对越战争，仍然可以看见这种文化基因的无形作用。诚如杜甫所言：“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这诗写的太有水平了，不愧是诗圣啊。
　　　我认为，这种有边界的文明观念，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优秀基因。万里长城，就是这种基因最为直观的显在标志。当年有一个政治纪录片，把长城给贬了个一文不值，说长城代表了落后思想，代表了画地为牢和不思进取。虽然我这个人一向谦虚，但在这里，我要声明，本人自认为比这个纪录片撰稿人看历史要更深刻一些。
　　　与中国相似，近代史上美国的崛起，实际上也是这样一个有边界的战略思想。北美大陆，得天独厚，东西一片汪洋水，南北两个鱼腩邻。西进运动结束后，美国埋头搞建设。目睹欧洲各国在全世界打得热闹，他挺耐得住寂寞。长期以来奉行的，就是贸易上的自由主义、军事上的孤立主义。“门罗主义”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我们的教科书上解读为霸权主义，说他想独霸美洲。在我看来，门罗的主要想法仍是孤立主义，希望在美洲范围内关门闭户，不想过多地去干涉江湖恩怨。
二战爆发以后，美国国内争议很大，到底参加不参加世界群殴。
当时报纸有个头条文章，题目叫：“WHYME？”那意思是说：凭什么就该老子去打仗啊？当时的主流民意，还是想关门闭户，任你世界打翻天，俺在新大陆过安稳日子。但是“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以这时老美的实力，确实想藏也藏不住。所以，他不小心也管了两把，比如对日本搞禁运。但搞禁运不等于想打仗，美国一直与日本谈和平问题，结果一直被日本蒙着，一直谈到了珍珠港事件前一天。最终，汤姆大叔早上醒来，发现太平洋舰队不见了，海面上还漂着两个美国军帽。这回不能不打了，再不打会被全世界女人看不起。打着打着，美国人发现，自己开始接管全世界了。
　　　日本、德国的失败，是因为把权力边界推向了自己力量不及的地方。或者，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设定边界。心有多远，坦克大炮就走多远。德国坦克在东欧平原上向东玩命地推进，奈何苏联太大，走不到头。有德国兵自己回忆说：“每一天，眼前永远是他妈一条地平线！”。日本的势力，占了半个中国不说，向南打到了澳大利亚，向西打到了印度。这个范围，说实话，美国人要是不去打它，它自己也未必能长期挺下去。管的实在太宽了。借用一句现成话，“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此万恶之源也”。
　　　今天美国的困境，原因有很多。如果站到哲学角度分析分析，就是一个强大势力，自我膨胀，丧失边界，盛极而衰。
　　　在苏东解体以后，老美独霸世界，舍我其谁，一时寰宇之内无人可挡。这时，他恰恰忘了当年聚气自强的好传统。美国力量伸向了全世界，在五大洲无限延伸。同时，这种力量也在挥发和稀释。为了保
持这种力量格局，美国不断烧钱支撑，再加上国内高福利烧钱，最后联邦政府把钱给花冒了，债台高筑。花尔街搞的什么金融工具创新，实质上一句话，就是为了能够继续借到更多的钱。这样借来借去，最后金融危机爆发了。
　　　从这个角度说，奥巴马政府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是相当明智的。有兄弟为此欢呼，说这是美国的失败。我倒是感到不妙。我宁愿几十万美国大兵被永远拖在沙漠里才好，这样对中国崛起更有利。现在，两个正在往回收的大拳头，真有点麻烦，值得我们提高警惕小心提防。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2累死我了，休息。
　　　扯的太远了，转回去都找不到地方了，我明天有空再找找，看该从哪里继续我们的话题。
兄弟们晚安！核平。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2关于边量的边界，
应为“力量”，对不起
（第 142）关于农业的总结
各位兄弟，杜绝谩骂，杜绝谩骂。虽然中国五千年历史充满了谩
骂，但事实证明，谩骂既无助于解决国家大事，也无助于解决家庭小事，倒是搅砸了很多美事。所以，如果没有诸葛亮那种把对手骂死到马下的水平，一般情况下就不要骂了哈！呵呵。
　　　感谢阡陌、小小鸟、一叶等兄弟（有姐妹吗？）的讨论。从阡陌兄的图片来看，九十年代中期城镇化率在 30%左右，我猜准了嘛。看来大家都对三农感兴趣。我觉得有必要多说几句。
　　　前面，我们回顾了三十年三农脉络，然后又探讨了几个问题。一是，伦理社会解体及道德滑坡问题，二是，农户的困境与农业合作化问题；三是，关于泛行政化和泛原子化的问题，这个不局限于农村。
　　　对于这些问题，我的总体观点是：三十年的农业发展基本反映了历史和现实的要求。农业合作化是大方向。它之所以进程很慢，主要是客观条件不具备的原因，但也有主观原因。近几年客观条件正趋向成熟，我们在主观上克服“泛行政化”思维倾向就显得更为重要。至于道德问题，再靠宗法不行，新的农村道德体系会在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基础之上逐步形成。不要过度担忧道德沦丧，新道德肯定会形成的，但这需要个过程，因为中国正处在数千年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
　　　如果再宏观一点来说，三农问题，解决条件都在三农之外，就是必须要靠城市化和工业化来创造客观条件。2000 年以前的中国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还不足以创条这些条件。2000 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同时进入城市化加速期，这两个现象同时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当年西方也一样。
　　　进了这个阶段，中国三农真是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比如，农产品价格上扬，劳动力价格上涨，工业反哺效应显现，城市拉动效应显现，各级财政补贴猛增，户籍制度瓦解，农村社保体系建立，社会投资流入农业……条件正在成熟！我估计，再过 10 年，三农问题
将不再是一个大困挠；再过 20 年，三农问题将得到根本解决。
　　　客观条件逐步具备之时，主观问题就突显出来了。一些基层政府、一些领导干部，观念跟不上形势，老想在农村指手划脚，搞点政绩。对各类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县农业局和乡镇领导的指导太多，干预太多，完全不给别人留空间。有的领导，潜意识里总怕农民组织起来闹事。其实中国农民是全世界最怕事的一个群体，你不把他惹毛了，他为什么要来找你的事啊。
　　　我觉得，观念问题还不是大问题。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管理的几个讲话和文件，都明确提出了，要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发展。转变观念是一个时间问题，不会太难的。但我发现，大问题在于，有人表面是观念落后，实际上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观念问题的背后还有利益问题。这个比较麻烦，如果不解决，肯定会影响社会发展进步。
　　　比如目前许多城市，特别是地级市和县级市，他们的财政盘子里面，土地转让收入是最大最肥的一块。关于建设用地制度，以后再详细探讨。这么一个“土地财政”，使他们必须搞到足够土地，才能维持财政收入。近几年，随着农民维权意识的提高，征地越来越难，矛盾越来越尖锐。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村和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那事情就更难办了。所以，对于当地政府来讲，原子化的农户最好办，
有利于各个击破。就算市长是一个经济学硕士，在理论层面上深知合作化和组织化的经济意义，在实践中他会去支持吗？他也许也想走出 “土地财政”，但这谈何容易，这又涉及到了国家财税体制的改革和调整。
　　　改革的难，就难在它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统筹兼顾。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2整理贴跟进的好快啊，在此谢谢编辑！ http://www.haotie001.com/dir/25192/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2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特累！
可能昨天写的太猛了吧。 想休息休息了，请假了哈！
到别的楼上潜潜水，看看打架，然后睡一觉。 “虚拟”兄的问题，改天探讨。
　　　往下，话题该进入城市和工业经济了，我考虑考虑。大家也考虑考虑。
周末愉快。核平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2报歉，我有两句话自相矛盾了。
在（第 93）中，我提到，相信今后 20 年或者更长时间农民问题
仍然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在（第 142）中，我估计再过 10 年，三农问题将不再是一个大困挠；再过 20 年，三农问题将得到根本解决。
言从后者吧！
　　　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目前“三农问题”所指的那些具体问题，已经逐步具备了解决条件，如果我们主观上不犯错误，应该能在 20年内根本解决之。但是，即便如此，农村和农民仍然极为重要，新阶段上会有新的问题出现，这些新问题仍然会是中国社会矛盾的重中之重。
　　　我有个哥们，被我带动，写了一个类似贴子，驻巴华人谈巴基斯坦的，有兴趣的兄弟去看看吧。呵呵。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3 @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2011-10-22
　@太阳妖精 2011-10-23求连接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392204
.shtml
一个很有才的小兄弟，常年都在那边儿晃……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3
中午饮酒过度，好难受！等我醒醒，就开始胡聊！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3
（第 143）农业的一点展望
我才注意到啊：上半年公布的六普结果，截至 2010 年 11 月，全
国人口 13.7 亿，其中大陆 13.4 亿。大陆城镇化率是 49.68%，汉族比重 91.51%，文盲率是 4%。这样算，城镇居民 6.66 亿，农村居民
6.74 亿。
　　　看来，前面我在贴子里多次提到“城镇化率 45%”、“八亿农民”这些说法，都是老黄历了！中国发展快哈，可喜，可喜！
　　　关于农业，还没有总结完。前面提到过，中国当年的农村合作化，与日韩农村合作化最大的不同，在土地所有制上。当时中苏实行集体所有制，日韩（包括湾湾）是私有制。改革以后，中国照旧，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改为私有制。
　　　如何评价集体所有制呢？看法很多。有专家把它视为中国崛起的重要密码。也有很多的人称，它是三十年来的困挠中国的三农问题的总根子。
　　　综合前面分析，我认为，农业耕地集体化，在六七十年代保障了国家汲取能力。这种汲取能，对于建立国家工业框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小国，如韩国，没有采取集体主义，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实现了现代化。但大国不同于小国，不要天真地认为美
国会像对待韩国那样对待中国。我觉得，若不采取集体化，中国不可 能实现如此高强度的汲取，也不可能在内外交困中建立现代化的框架，积累世界大国的本钱。印度就是一例。
　　　但改革之后，有没有必要象俄国那样搞土地私有化呢？我认为，没有必要。俄国在改革前已是工业化社会，城市化率很高（我手头没有资料，印象中好像苏联城镇化率在 60%以上）。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民人均耕地也高，可以进行机械化作业。而中国改革之初，仍有 8亿农民，城镇化率仅 20%。我记得 80 年代，我还小，当时看大人们的书，有一张城镇化率表，辽宁省最高，是 47%。在当时社会保障（包括低保、养老、医疗）不健全情况下，耕地不仅是生产资料，还是农民群体赖以立命的基本保障。若直接把耕地分给个人，则因天灾、人祸、疾病或其它原因，势必出现耕地产权流转。失地农民真正无立锥之地，大量流入城市，形成印度式的贫民窟。现在，中国流动人口上亿，虽然收入不高，还是在农村有房有地，而且他这个财产有法律保障。这是社会赖以稳定的重要根基。
　　　所以，耕地集体所有制，对于保障中国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前面贴子分析过，近 30 年来，中国农业组织化的程度低，根本原因并不在集体所有制上，因为承包权收益、流转、入股没有法律障碍。根本原因是中国发展阶段的原因，也有政府的主观观念原因。
　　　近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史无前例，世界空前。耕地集体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建设征地难度和社会交易成本，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是像印度那样的
私有土地所有权，那么中国在建设方面，肯定会出现严重滞后和高交易成本。实际上，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竞争，就是对国际投资的竞争，也是对发展机遇的竞争。中国胜出了。这种机遇，也许是最后的机遇。
　　　当然，由于集体所有制，在征地过程中存在对农民利益的损害问题。但总体来说，是越来越到位了。特别是 2004 年以后和谐社会理论提出以后，被征地者的保障已经比较完备了。
目前，国家确定，耕地第二轮承包权 30 年不变，林地承包权更
是每轮长达 70 年或更长。可以预测，待 30 年期满以后（大约在 2020年代），国家肯定还会继续推行第三轮承包。这种承包方式近似于“永佃权”。国家废除农业税并给予补贴的情况下，这种“永佃”的佃租都是国家倒贴给农民了。因此，集体所有制下的长期承包权，农民得到了法律上的用益物权。实际上，这种体制，克服了土地私有制可能造成的农村弱势群体失地的可能，克服了土地私有制在公益性建设方面的巨大阻力，同时对农民而言，土地使用和收益方面与私有制差别不大。可以说，是去其弊、得其利的最优选择。因此，结论是，中国未来不应该也不会去实行土地私有，而会进一步完善集体所有制。
　　　关于有兄弟提出，原子化社会有什么不好？这个问题在前面的许多贴子里都提到了。不再详述。原子化的社会，从经济角度讲，交易成本过高，不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从政治角度讲，社会各群体缺乏有效利益表达渠道，平时不出小事，一出就出大事。
因此，农民组织化与农业合作化是大势所趋。如果各地农民协会
发展起来，有可能形成全国性的农民协会组织。我认为，现行的政治体制是有足够弹性接纳的。比如改革之前，私营企业被禁止。但改革后逐步出现庞大的私营经济，所以，他们的代表工商联，在各级政协中地位不断加强，现在工商联负责人一般都是政协副主席。可以预见，未来全国性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形成后，也可以在政协中找到自己参政议政的位置。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3病得不轻啊。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3已修改，请放行。
（第 144）存在即合理
　　　我一向懒隋，很少动笔，偶发此贴，立刻有兄弟盛赞“国观难得一见的好贴”，顿如腊月穿裤衩，鸡冻不已，遂狂写至今。昨天不想码字，就到别的楼上逛逛。以前只看主贴，不怎么看回贴，昨天仔细一瞧，才恍然发现，原来国观基本上都是“难得一见的好贴”啊！呵呵，不过，能有幸加入 99%也是好的。
继续！
　　　现在，我们的探讨内容进入城市经济吧。因为私有经济、国营经济、城镇企业、外资经济等几乎不可分割，而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所以就笼到一起，乱乎乎地聊吧。
为了防止板砖无意义地横飞，有必要提前打打预防针。
我上大学时，流行辨论赛。记得最早是新加坡主办的什么国际大
专辩论赛，当时复旦大学有个女生叫姜丰的出尽了风头。所以，九十年代，辩论赛在中国高校风靡一时。低年级同学搞比赛，我就被请去当评委。记得辩题叫“存在即合理”。当时，双方的一辨发言就直接厘清了这个问题。双方一致认定，如果把“理”理解为中性的客观规律的意思，这个命题就正确，如果把“理”理解为公平与正义的意思，这个命题就不正确。这样一来，双方看法达成一致了，好像不用再辩论了。当时，评委和主持人面面相觑，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局面。现在网上的许多板砖，都是无谓的浪费。关键是大家对“理”如
何理解。比如杀人案。一个社会只要存在，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杀人案。现在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一样有杀人案。所以，你如果把“理”理解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杀人案就可以说“存在即合理”。然而，杀人行为本身必须否定，而且永远否定。我想什么时候人们也不会承认杀人有理。所以，你把“理”理解为公平正义的意思，那么就不能说杀人案“存在即合理”。现在，网上许多争议，比如对腐败问题的争议，对企业用工制度的争议，对污染问题的争议，对安全事故的争议，对贫富差距的争议，对食物安全的争议，等等，许多情况下是无谓的，双方对“理”的含义理解不同。如果这方面达成同识，就不用再辩论了。
　　　又比如安全事故。前几年山西省长孟学农也因为事故下了台。历史上，无论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有个共同规律，就是在经济起飞阶段事故高发。美国当年事故频发，纽约三角衬衫厂失火一下子烧死一百多个工人。在人均 GDP1000 元至 6000 元之间，是
事故高发阶段。只要越过这个阶段，任何国家的生产安全事故就都会出现大幅度下降。这是客观规律。所以，对中国目前频繁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我们既不能漠然视之，也不能认为国将不国了，而是要采取一个客观的、积极的态度。
　　　我声明：我贴子里的所有观点，都是把“存在即合理”的“理”，理解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是中性的。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3
（第 145）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肇始于 1984 年。这一年是子鼠之年，一个新的甲子轮回的开始。这一年，我正在上小学呢，当时我的父母都在国营工厂工作，一切平静如常。小平在天安门的大阅兵，也是我长大以后才知道的。也是在这一年，我国企业的承包制开始了，始于石家庄造纸厂。
　　　改革进程始于农村，城市里要比农村晚了几年。农村大包干的成功，使当时的中国人普遍相信，在城里也是“一包就灵”。所以，八十年代，始于石家庄的国有企业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很快席卷全国。最后，实践证明，城市不同于乡间，企业不同于农田。城市经济真的要比农村经济复杂得多。“一包就灵”在城市只能是昙花一现。
　　　石家庄造纸厂改革的情况，大家都熟悉，不熟悉的人也可以检索一下，百度百科的“马胜利”词条，信息基本上客观全面。简而言之，就是：1984 年，有野心又有胆识的厂业务科长马胜利，承包了连年亏损的造纸厂，当年扭亏为营，盈利 140 万元，承包四年间利润增长了
22 倍，创造了奇迹。当时，他成为被媒体广泛宣传的改革英雄，石家庄造纸厂的经验在全国推开。
　　　从文化上讲，八十年代里，虽然波澜壮阔的革命英雄主义时代已经落幕，但中国人因为历史的惯性，仍然停留在崇尚英雄的思维之中。中国人相信，英雄可以引领世界。不像现在，八零后和九零后的兄弟姐妹，更喜欢把英雄当成调侃对象，即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现代人，更倾向挖掘英雄背后的猛料，好尽快把他拉下马摔个眼青。这是美国当年扒粪运动的余波啊。
　　　八十年代可不是这样。当时，中国提出振兴科技，就有记者从厦 门大学的楼梯间里挖出了一个陈景润，虽然他看上去傻乎乎的，刚毅 木讷，近乎仁，英雄啊。我们提出振兴体育，就对女排的五连冠疯狂 拔高，说这是中国振兴的向征，英雄啊。完全不去考虑以后输了球怎 么解释。我们提出参与国际竞争，就有了对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 战绩的疯狂追捧，英雄啊。官方甚至给老聂发了一个“棋圣”的头衔。 以致于，使我这个围棋爱好者以后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进行艰苦自 我心理调整，以适应棋圣隔三差五输给三段小儿的残酷现实。再后来，棋圣就变成了一个经济存在，中央电视台上整天放着，老聂把棋子“啪”地一拍：下棋做棋圣，喝酒古井贡！
　　　扯远了。我不是否定上述的英雄。他们确实是英雄。我的意思是说，现代社会把希望都寄托到英雄身上，那是不行滴。
　　　八十年代的企业承包制，实际上“大包干”的城市版。把该交了交了，留下就是自己的。然而，由于国有企业从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
深陷于条块分割的利益格局之中，很难像农民那么超脱。当时产品销路和原料来源，都受到价格双轨体制的影响，离了政府也不好办。而且，对职工身份并没有任何改变，仍然是主人翁，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承包者的权力很有限。仅凭这个权力，对付市场竞争是不够用的。
　　　那么，为什么承包制一开始可以尝到甜头呢？原因有三，一是，有限的改革，释放了有限的活力。二是，当时中国处于卖方市场，产品好卖，企业好活。混到像沈阳防爆器械厂那样破产的（1986 年），是极少极少的特例。三是，国企的竞争者民营和外资企业，当时还没成长起来呢。
　　　所以，一开始，一切看上去很美。马胜利根据市场需求，把原来单一大卷的卫生纸改成六种不同规格，还增加点颜色和香味，就横扫市场。这个经验，他当时可以拿去到处做报告。1988 年以后，英雄马胜利组建集团，在全国各地承包了上百个厂子，连石家庄造纸厂的工人都派出去当厂长了。
　　　然而好景不长。无情的市场，很快证明，这个弄法行不通。1990年马胜利陷入亏损。1991 年集团解散。1995 年马胜利被免职，承包制的旗帜石家庄造纸厂宣告破产。
（第 145）题目：企业承包制
（第 146）特区时代
　　　国有企业改革探索试错的同时，中国的外资经济和外资企业也开始飞速发展起来了。
　　　外资经济，始于特区。关于“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特区创业历程，不用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近些年，媒体报道成堆呀，对特区之父袁庚先生的采访也多到烂市了。我评价一下四个特区吧。包括后来的海南大特区。
　　　首先要肯定，四大特区功不可没，这个没说的。受文革极左思想的影响，社会公众对于引进外资很难接受。引进外资这个思想观念的大突破，始于四大特区，各个特区都有功焉、有荣焉。然而，其次我认为，特区自身的发展并非都是成功的。除了深圳取得了自身发展的成功，其余三个特区以及海南，发展都不算太成功。所以，特区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反思：为什么有些地区，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有得天下之先的优惠政策，却没有取得超乎寻常的发展。
　　　设立四大特区，当时没有主要指望老外，而是主要指望港澳台和海外的华侨。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思路完全正确。在九十年代之前，我们吸引到的外来投资，主要是华人的。这些投资虽然产业层次不高，但在中国经济起步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地脉和人脉上看，深圳特区主要是面对香港，珠海特区主要是面对澳门以及“江门五邑”的华侨，厦门特区主要是面对台湾，汕头特区主要是面对潮汕籍的华侨。
　　　海南特区设立较晚。海南偏居琼崖一隅，虽然历史上出过海瑞和宋庆龄，但这里始终是广东的欠发达地区。海南特区设立于 1988 年，
是一个“面”式特区，与前面四个“点”式特区不同。中央设立海南特区，就是因为它的代表性。这个海岛上，又有城市又有乡村，又有工业又有农业区，又有沿海又有深山，又有汉区又有少数民族自治县，很好很全面。海南特区的设立，我估计，当时不仅仅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但是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很多初衷没有得到实现。
　　　从理论上来讲，特区发展没有什么问题。投资者角度，不用太担心政策有变。发展之初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例如厦门特区第一家台资企业是生产地砖的。投资不太大，市场倒不小，利润有保障，万一政策变化被共了产，损失也不是太大，不致于逼到跳楼。从劳动力角度来看，大包干以后农民从土地上获得了部分解放，劳动力有了流动可能。劳动力文化素质也没有问题。特区的主要问题，是从中央到群众的观念问题，所以创业之初，特区要杀出血路，不是在经济上杀，而是在观念斗争上杀。
　　　从发展的起点来看，厦门起点最高。厦门在清末已经是东南重镇，闽南几个府州的道台驻地，清末最后几年还设了思明府。从民国到建国以后，它一直都是闽南重镇，陈嘉庚创办的华侨大学也在这儿，人才没有问题。虽然地临台海，出于战争考虑，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安排投资不多，但基础不错。汕头的起点也不低，它原属澄海县，清末发展成为粤东重镇，民国析县置市。珠海起点要差一些，它是一个建国以后才设的新县。深圳的起点是最低的，它是宝安县下属的小镇。
　　　然而，历史总是喜欢跟我们开玩笑，三十年以后，偏偏是深圳发展的最好。今天，厦门、汕头、珠海三大特区，与同是沿海地级市（或
副省级市）的兄弟比，比如与烟台、宁波、湛江、南通、温州比，特区并没有体现出更“特”的发展优势来。我这还是充分考虑了可比性，还没有拿他们跟青岛、大连去比。海南发展到现在，在经济方面，无论是人均量还是总量，与其它沿海省份相比，也不具备明显的发展优势。
　　　有人总把深圳的成就归结到客观因素上，比如它靠近香港，香港在政治上比台湾亲、在经济上又比澳门强。又比如国家在深圳设了一个股市。但是我认为，深圳的经验 90%是主观方面的。总结起来，就是：不去东想西想，不去走什么终南捷径，塌塌实实，一心一意，围绕制造业做文章。通过产业聚集，形成集群效应，吸引更多企业投资和创业，逐步发展壮大。搞到一定时候，该升级时就升级，以制造业为基础，再去搞别的。沿着产业链一步一步向上走。目前，深圳拥有华为、中兴、腾讯、万科、康佳、创维、深发展、平安保险、华侨城、海王、金地等一大批牛 B 企业。深圳和东莞连成一片，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之一。实际上，三十年来，中国能够崛起为世界工厂，就是走了一条深圳式的道路。如果把全世界比成一个中国，那中国就是世界的深圳。
　　　而其它几个特区，这三十年间多少是走了一些弯路，尤其是有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了制造业这个中心。比如厦门一度偏重于贸易，还出现了远华案，栽了跟头。汕头对经济秩序管理不严，出现了增值税发票案，栽了跟头。海南一度把很大精力用到发展房地产上去了，搞出不少烂尾楼，也栽了跟头。
　　　珠海情况有一点特殊。它依托澳门，但是澳门的经济实力与港台确实差得太远。澳门没有制造业，拿得出手的一技之长就是赌场，这个珠海又不能学。所以，珠海主要精力是搞旅游和会展业，城市规模不大，但人居环境不错。深圳像一个逮什么吃什么、长得很壮的小伙子，珠海倒像是一个东挑西拣、讲究品位、保持体型的女孩子。这在沿海城市中独树一帜，是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随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珠海模式也许能带来另一种启发。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3而是在观念斗争上杀。
————————
改为：而是在观念上和体制上杀。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3累了，休息！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4
（第 147）草根疯长
　　　中国经济体制像一片致密的水泥地，在八十年代终于裂开了大大小小的缝，憋了几十年的私营经济，如同春草，疯狂生长。
1981 年胡耀邦有一句批示：“可不要眼红啊！”这句话批在一篇
关于哈尔滨个体户的报告上。报告中说，个体户一月收入 150 元。当时国企职工月工资都在百元以下。所以胡告诫干部，不要眼红去干预人家。
应该说，八十年代并不是全体中国人创业的最佳年代，因为在体
制上、在观念上、在硬件上的问题都很多。但是，这个时期是中国草根阶层创业的最佳年代。原因，一是短缺经济下，生意很好做；二是多数人还没有转变观念呢，觉得站大街卖东西，实在丢不起这个人，所以竞争者不多。
　　　我家一个朋友，当时没有分配到工作，算个待业青年。她就去倒腾服装。跑到上海广东进货，在马路边上两棵树中间拉条绳子，挂着卖。生意好时，一天挣 200 多元，相当于机关干部两个月工资。当时，她根本不敢说，把收入当成了绝密。直到二十年后，大家一起吃饭，她才敢说。中国许多大老板，就是这样在八十年代掘到第一桶金。可惜这个朋友不懂经营，没有发展成大老板。后来，市里建设服装批发市场，她就用第一桶金换了几十个摊位，然后靠着租金过安逸日子，小富即安啊。
据我观察，八十年代，主要有几种“草根”。
　　　一是城市待业者，其中许多是回城知青。没工作，被迫下海。二是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的从业者。这些人当时脱离农业，成为工业新兵。一开始，他们不是个体私营者。后来，绝大多数乡镇和村办企业倒闭、出售、改制，这些人收购接手，或者另起炉灶，成为私营企业家。三是广东等地沿海老板。他们要么住在外资企业附近，要么就在里面打工，慢慢摸清路数，然后承接外资企业的一些业务，比如代销分销、外协生产等，逐步起家。四是直接搞家庭作坊手工业的人。这种情况不多，因为如果你在深山老林里搞个作坊，很难经营。它需要许多同业作坊和上下游作坊，形成规模和协作，并有配套市场，这样
才能活。温州、绍兴、义乌等地就是这么起家的。
　　　当时，温州商人可没有现在这么风光，可以组团出去呼悠，横扫楼市。当时他们正在创业，一分一厘地挣小钱。我印象深的，一是温州发廊，二是温州眼镜店，三是温州鞋。当时，南方小作坊生产的鞋子卖到北方，人称“礼拜鞋”，就是只穿一周就坏的那种。据说有的鞋底是牛皮纸做的。这个极端情况我没有碰到过。“礼拜鞋”还真买到过几双。
　　　私营经济起步期，本来素质就差，再加上市场双轨制，想不犯规都难。这些不规范现象，现在我们能客观认识了。但在当时，各地执政水平差异大，尺度不一。个体户常常被指为投机倒把，轻则被罚几票，重则被铐几个星期。连大名鼎鼎的“傻子瓜子”都被抓过。
　　　国家为鼓励个体私营，可没少花心思。九十年代初，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很多主角是个体户和倒爷。我还记得一个小品的台词是： “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去了一趟独联体，赔了一箱清凉油！”另一个更搞的节目是歌曲，《北京倒爷震东欧》。此歌后来被一些高尚无瑕的优秀人士痛骂，现在网上还骂声不绝，我刚才搜了一下，抄录几句：“央视春晚高唱北京倒爷震东欧，害得西方政客莫不齿冷三天。这是社会性愚昧的具体表现，更是民族文明没落的悲哀。”
　　　呵呵，春晚高呼“北京倒爷震东欧”，格调的确不高，很有“挣几个小钱就不知姓什么”之嫌。但是，像上述这种批评，也太他妈上纲上线了。哪个国家的私企起步是文明礼貌不随地吐痰的啊。中国倒爷虽然有坑蒙拐骗，至少没像当年欧洲人那样杀人放火吧。倒爷创业
也不容易，宽容一点吧。过了那个阶段，他们档次自然提高，不提高的自然会淘汰。中国总有一些只动口不动手的完美的人，混身上下没有一个眼儿，从来就不用放屁。
　　　今天，当我们回首，那个草根疯长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让我感到有点不真实。没有规则，没有路线，但是有欲望无边，有希望依稀，有雄心万丈，有失望无眠，有丧尽天良，也有正义张扬。那个时代的登峰造极之举，是 1989 年（或是 1990 年）四川商人牟其中以物易物，用八百节车皮的日用品，换回了苏联 4 架“图 154”客机。
　　　1992 年以后，下海大潮席卷大江南北，竞争开始激烈。下海者中，有机关干部、高校毕业生、国企技术员，草根们开始力不从心。不幸的是，国企改革又将更多草根——下岗工人推到了竞争场上。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个体户”再也不是让人羡慕的职业了。1999 年，牟其中因信用诈骗被捕。此时，没有文化的城乡草根们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了，而且，是永远终结了。
　　　同意“眼泪如梭”兄弟的许多思考。但是要搞“有限工业化”，靠行政力量给界定一个界限，肯定是不行的。靠市场力量，从国外发展经验看，市场也好像没有这么个功能……呵呵
（第 148）殊途同归
改革启动之初，浙江模式和江苏模式，是最广为人知两种发展模
式。实际上，我认为应该还有两种发展模式，广东模式和山东模式。四种发展模式正好造就了今天中国经济规模的第一二三四名。虽然现在趋同，但四省在八十年代起飞时，主要驱动力量不同，广东靠外资，浙江靠私营，江苏靠集体，山东靠国有。
概括来说：
　　　——江苏模式，也叫苏南模式，代表地区是苏州、无锡、常州等 地，特征是以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起家。八十年代，主 打内外两个市场，九十年代以后外向型程度逐年提高。由于这种模式，在当时看来，似乎更能代表农民自发的共同富裕道路，所以受到官方 高度赞赏和大力推崇。“乡镇企业”一度被视为中国农民继大包干之 后的又一伟大创举。在乡镇企业时代结束之后，苏南地区没有陷入困 境，而是迅速转型，其方向有三，一是乡镇和村办企业升级。典型就 是华西村。二是引进外资，就是广东路子，典型就是昆山的台资企业 群和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二是转向私营，就是浙江路子。苏南地区 自宋朝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具有极强的商业和人文传统，做什么都有板有眼。转业吸引外资以后，上海—昆山一线对台湾投资 的吸引力很快超越福建。再加上深圳—东莞也在大量吸收台资，福建 沿海地区遭到南北夹击，发展压力相当大。
　　　——浙江模式，也叫温州模式，代表地区是温州、台州、绍兴等地，特征是以私有化的家庭坊作、前店后厂式企业起家。八十年代主打内外两个市场，九十年代以后外向型程度逐年提高。由于创业之初，坑蒙拐骗现象比较多，所以争议很大，许多争议上纲上线到意识形态
上去了。对于温州“八大王”是存是留，政府犹豫了很久。浙江模式真正得到历史的公正的评价，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其他地区通过转型和改制最终转向私有以后，才发现只有浙江是一步到位的。与其他地区相比，浙江的企业最有活力，但企业制度最不规范，直到九十年代后期许多企业才逐步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广东模式，就是特区发展模式，代表地区是深圳、东莞等地，特征是以外商投资企业为拉动力量，乡镇和私营企业为之配套发展，通过“三来一补”，主打国际市场，是最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港台资金拉动沿海是可以的，但让他们去拉动全中国，不够，拉不动。所以广东模式的意义在于，一是发展了自己，二是解放思想，启发全国。
　　　——山东模式，代表地区是青岛、烟台等地，特征是政府强力主导，以国有（集体）大企业投资为拉动力量，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为之配套。起步时期以内向型经济为主，现在外向型程度仍然不算高。由于政府的力量，山东企业整合资源能力很强，在许多行业和领域都形成全国龙头甚至世界第一的巨头。青岛企业群很有名。90 年代以后上海开始起飞，2000 年以后天津起飞，实际上津沪两地发展路径，主要也是属于这种政府主导型。只不过起点远远高于山东，外向型程度也要高于山东。
　　　这个总结不太准确。四省的任何一个，都比英国或者法国的人口规模还大。所以很复杂。一省之内，同时兼具多种特征，而且以后越发展，越趋同。例如，山东也有诸城那样的全部“卖光”转向私营的
地区。广东也有佛山那样的类似浙江直接以私企起家的地区。各省内部发展也不平衡，鲁西、苏北、粤北至今都是欠发达地区。
　　　因为这些地区近些年来的发展，都实地接触过，还有很多的个人主观感受可以分享一下。
（第 149）诸侯经济
　　　中国是个原发性的文明体系，是“百国之国”。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利益所在。改革后，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央的“放权让利”，给了各地空间。大家都跟着感觉走，各搞各的。实践那是相当丰富。建议各地领导，利用这一轮修地方志的机会，深入总结总结。如果再拖二十年，当事人作了古，就没机会收资料了哈！
　　　我没有系统研究过，但亲身走过绝大部分省区，胡聊一点对各省的主观感觉吧。我觉的，八十年代的华夏诸侯，对全国观念影响最深的是广东，收到板砖最多的是浙江，被别人夸的不好意思的是江苏，被自己夸的不好意思的是山东，最失落的是辽宁，最不平的是重庆，知觉最清楚却无可奈何的是上海，知觉不清楚但自我感觉良好的是四川，知觉最多以致于反应较乱的是河南，知觉最少长期迷迷登登的是河北，送别了英雄却仍然驻足神游的是湖南，把大家叫醒了以后自己倒头又睡的是安徽。
　　　前面贴子中，我曾分析过中国五个特区，发展路径选择及结果的差异性。其实，中国各省的经济格局，也不是注定必然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比如，浙江和福建的基本情况差不多，但浙江实力明显强
于福建。又比如，广西在民国时期是响当当的模范省，建国后中央政府又把原属广东省的钦州、北海等地划给广西，使之成为沿海省区。改革开放后，广西享受了沿海开放、沿边开发、西部大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等一系列政策，但与沿海其他省份比，他的发展不算理想。又比如，七十年代辽宁省在沿海区位、资源结构、工业水平都是中国强省，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率接近一半，号称“辽老大”，而山东当时的城市化率只有 18%，是一个农业省。但三十年后再看，山东的整体发展水平明显比辽宁更成功些。
　　　我的感觉是，虽然沿海区位整体上优于内陆，但同等条件的地区发展并不均衡。今天的格局与各地政府的发展思路、策略、路径选择有很大关系。发展最快的粤、浙、苏、鲁四省，都有他们的成功之处。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也许 70%）得益于八十年代决策。九十年代以后，地区间的发展竞争、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已无比惨烈，那时候，后发者再想迎头追上，是非常困难的。别人已经抢占先机，不会束手待毙。所以，八十年代的四种模式，基本奠定大局，形成今天前四名的经济强省。
　　　当然，我这个“八十年代决定论”不能绝对化。八十年代没睡醒、但后来追赶成功的例子，全国只有两个半。一是上海，它比广东晚走十年，连小平同志自己都说后悔了。上海于 1992 年开始发力，到九
十年代末已经迎头赶上，厉害啊！另一个是天津，在 2000 年后开始
发力，目前已经基本赶上去了。最后的半个成功者，是重庆。重庆 1997年建市，目前已经苦苦追赶了十四年，成绩还不错，打入全国一线城
市应该没有悬念。但它还没有最后成功，算半个吧！
　　　这种后发追赶的成功是很难复制的。上海是中国第一经济中心，基础极为雄厚，区位无可替代。天津是清末到民国的北方经济中心，直到 1949 年解放时，工商业规模还远远在北京之上。重庆当过陪都，又是“三线建设”的核心，工业基础也很雄厚。即使如此，如果没有中央的强大支持，如果没有国家设立的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两江新区，他们的追赶也会非常艰难。我的判断是，没有中央支持，上海晚几年仍然能追到全国最前头去，天津和重庆则完全没有胜算。
　　　上海、天津、重庆以后再专门写贴子细说吧。下面，我们看看粤、苏、浙、鲁四省，在八十年代都做对了一些什么事。
（第 150）制造为王
　　　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很难。把规律性的东西抽出来，需要大量数据才行，零星看过一些，但没有收集。总结不好又会被骂。我不举数据分析，只讲主观感觉。
　　　我觉得四省成功，一个共同点，就是跟深圳一样，把工业（制造业）放在重中之重，在制造业上取得了全球优势。这是深圳道路，是强省道路，也是中国道路。
　　　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制造业集群，世界人民都知道，就不用再说了。讲讲山东吧。我大学毕业后到南方工作，十几年对北方没了解。去年偶然回去一转，大吃一惊。鲁西北一带是传统农业区，也是欠发达地区。以前财政上发工资都很困境。我走马观花看了德州皇明、聊城时
风两家企业，一家是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制造商，一家是中国最大的农用三轮制造商，由于老外好像不生产三轮，说它是世界最大的也可以。我发现，在这些传统农业区，每个市县都有几种工业品很强大。可喜的是，现在河南、河北的市县也要赶上来了（两省经济总量排在全国第五、六名哈）。许多人说，山东的发展是吹出来的。我的看法是，山东的发展首先是埋头苦干出来，成绩摆在那儿，然后，百尺竿头再吹一下，就显得更突出。
顺便说一句，由于中国平均每省人口 4300 万，相当于中等国家
（比如西班牙）的规模，没有工业的支撑，经济肯定起不来。上海市在 90 年代曾经高喊过一阵子金融、证券和商贸，后来一看不太对劲，赶快把精力转回工业，去跟江浙兄弟拼抢项目。没有大钢铁、大飞机、大重工、大造船的投资和就业拉动，光靠玩金融、玩股票，腰杆子不硬。
　　　有的省区在制造业下的力气不够。比如广西，由于它的发展条件很好，这三十年里，又忙着建设大西南最便捷的物流出海通道，又忙着在北海大搞房地产，又忙着跟越南和东盟各国大搞边贸，又忙着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区。这些做法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问题在于，光靠这些不足以支撑一个拥有 4600 万人口的经济体。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跟广东差距越拉越大。南盘江、红水河上的大电站，电力只有输往广东了。在广西内部，现在的经济强者，即不是沿海的北海钦州，也不是沿江的梧州贵港，也不是桂林，而是深居内陆的柳州。柳州的发展，就是老老实实抓制造业，发展出五菱汽车、通用五菱、上汽五
菱、柳州钢铁、柳工机械、两面针、金嗓子、柳州化工等大批著名企业。现在它的经济总量全区第二，要是南宁不是首府恐怕也打不过它。所以，我觉得除了少数特殊省区（比如北京和西藏），中国各省区都绕不过工业化这一大关。制造业发展不足的省区还得去多花点时间补课。
怎么扯的这么长。继续，长话短说。
　　　四省的第二个共同经验是，适度容忍企业发展初期的不规范现象，不要上去就一棍子打死。经济管理，千管万管，总得把企业管活才算 成功，不能把企业管死啊。内陆许多省，都在这个问题上太严厉了。特别是八十年代，那时私企都是小????，不经折腾啊。说实话，这个 很难的。当干部的人，打击假冒伪劣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正义凛然，这个容易做。真正敢于放企业一条活路，弄不好自己还掉帽子，还可 能被指为官商勾结，那何苦呢？所以，像温州之类的地方，大家要去 感谢历任书记市长，是他们当年的宽容、理解和担当，造就了今天的 经济奇迹。
　　　四省的第三个共同经验是，不能永远容忍不规范现象，条件只要一成熟，就去管理引导，促进产业升级、产品换代、品牌创建。我觉得河南、山西在这方面的工作慢了一些，使企业不规范的发展阶段过于长，在那里没完没了地搞原始累积，结果损害了整体形象。有些好事者还拿着董存瑞、刘胡兰来编故事损河南。90 年代以后，浙江终于摆脱了当砖靶的郁闷，全国的板砖都朝着河南和山西头上飞过去了。
累了。
洗个澡，泡怀茶，放点音乐，慢慢码字。明天再往下发吧。兄弟们晚安。
（第 151）政府博弈
　　　前面，我总结了东部沿海列强的三个共同经验。这三个方面，前面说得太简单了，有必要进一步说说。
　　　第一个经验是选准方向：就是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业化。一开始是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创造大量就业，有了就业才有城市化，城市规模扩大了，才有建设需求和消费需求，从而推动工业升级。工业化和城市化良性互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能拉动农业和反哺农业，形成城乡良性互动。
　　　大家知道，在创造就业岗位方面，中小企业有优势。而中小企业中，个体和私营性质的中小企业有优势。所以广东、浙江吸纳就业的能力，始终远远高于山东。山东经济总量这么老大，但始终没有形成吸纳外省农民工的能力，倒是有不少山东农民工跑到省外打工。这不能不说是经济强省的一大尴尬事。山东经济活力不足，老百姓消费能力也比广东江浙弱。这是所有制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
　　　第二个经验和第三个经验，是解决路径问题。这两个经验，是经济起飞阶段的管理艺术，就是把握尺度十分重要。我个人估计，三十年来，全国被管死的企业要远远多于被管活的企业。由于发展初期的不规范性，出问题属于“存在即合理”。一旦出问题，中央台一暴光，
上级领导一批示，对于一个地区的小企业群体往往就是灭顶之灾。我没有亲历过八十年代的整顿，但我亲历过一场 2004 年的某地
矿业秩序整顿。省上领导一批示，半年整顿，民营小矿山以及围绕它们的运输业和服务业，死掉 70%。当时，社会观念已经很开明了，法治已经比较健全了，尚且如此。此前的情况肯定更惨烈。特别是 1989
年至 1992 年期间，当时报纸电视上点名指出，个体和私营经济都是和平演变的经济基础。这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一直在想，就温州家庭作坊当年那个弄法，没有被政府出手整死，简直是个奇迹。30 年间，假如任何一任领导出手，温州模式可能就完蛋啦。假定每任领导干六年，应该有五任领导；假定每个领导出手的概率都是三分之二，不出手的概率是三分之一。那么，连续五任领导都选择不出手的概率，是三分之一的五次方：二百四十三分之一。换一句话说，温州模式生存概率应该不超过千分之四。我靠，不容易啊！
　　　我这个算法，是一个孤立假定。若真是这样，那中国经济就没有今天了。实际情况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环境确实很艰苦，但存活率没有低到这个程度。那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各地政府之间的发展搏弈，为私营企业创造了谋求生存的空间。这个，倒有点像当年资本主义在欧洲马赛克式的封建小国中间的境遇。
　　　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九十年代朱老板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前，主要体现为中央权力向地方的转移下放，所谓“放权让利”；而在分税制以后，中央通过集中财力，逐步增强自身的权力，地方力量相对下降。
“跑部钱进”越来越重要，还跑出来一大堆驻京办主任。但是，无论是分税前后，这三十年都是中央与地方利益深刻调整、各地政府之间激烈博弈的时期。
　　　多说一句，实际上在改革以前，中央与地方以及各地之间的利益也不一致。但是，当时搞完全的计划经济，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国内没有市场。私营企业不允许存在。所以大家不是不想博弈，而是博弈手段实在太少。最多是到国家计委要要项目、到财政部要要资金什么的。
　　　下面，我们来探讨：各地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反两个影响。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5
（第 152）招商大战
　　　有一次，我因为公干，求见西部某市的一个区长。约了一个月，总说实在太忙、实在对不起。碰巧我的一个浙江朋友过来考察，想找块地，想把几条低压电器的生产线从乐清柳市迁过来。我灵机一动，就帮他联系那个区长。这样我可以陪他去，他咨询地价和免税优惠，我顺便把公干说一说。结果下午四点打电话一说，晚上八点半就安排在办公室见面了。日他先人啊！我终于深刻体会到，在中国，你要是有一大笔钱去投资，你就是太上皇他二大爷。难怪有的骗子扮成投资者，骗吃骗喝几个省。
　　　八十年代开始，各地政府就出现投资饥渴症。两个办法。一，请求上级各部门投钱。二，从银行、信用社找贷款，自己上马项目。八
十年代时，政府观念还没有转，什么竞争性项目都敢上。比如旅游业，光是西游记宫、红楼梦园、三国城、微缩景观就上了无数，还发红头文件强迫干部教师们去看，最后仍然亏死。
　　　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 1992 年以后，吸引企业投资成为主流。一，外资。内陆不好吸引。二，吸引外地国企来投资。就是挖外地政府的墙角。因为本地企业跑到外地投资，市长跟老总吵架、翻脸、拍桌子的，那有很多啊！三，吸引老板投资。老板们开始登堂入室了。如果政府观念转变得再早点，也没用，再早几年老板们还没有掘到第一桶金呢。
　　　各地政府招商引资，好处多多。一，政治效益。项目就是政绩，可以让你提拔。二，直接经济效益。创造税收，咱有钱花。三，间接经济效益。拉动就业，促进繁荣，抬高房价，推高地价。四，灰色经济效益。利用权力，尽量关照关照重点项目，老板们又不傻。
　　　所以，各地官员对于投资项目，有一种由衷的偏爱。你招到商，那就是官帽，就是地税，就是过年的红包。各地招商竞争十分惨烈。招商局长是压力最大岗位。有大型项目，就在签约前的头一天晚上，投资商被外市的招商局长从宾馆里拐跑了。一般来讲，直到今天，市县一级的党政班子成员，人人都有招商任务。还有很多地方（比如前几年的河南某县），只要是吃财政的人，都要完成招商任务，连小学教师都不放过，不然扣奖金。千斤重任大家挑，人人头上有指标！全民招商！悬赏招商！谁跟投资者过不去，就是跟全县人民过不去！谁赶跑了投资者，就是某某县的千古罪人！谁影响县里发展一阵子，我
们就影响他的一辈子！
　　　好家伙，你们说说，这么个搞法，世界哪个国家能跟中国抢投资啊？而老板们，正是利用了各地政府之间的竞争，在经济体制转轨不规范情况下，在各种治理整顿险象环生的情况下，在腐败势力无时不想吃拿卡要的情况下，实现了自我保护，提高了谈判能力，扩大了生存空间，在政府竞争的夹缝中玩命地发展。
　　　在这场招商大战中，由于投资短缺，所以投资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处于主动地位。是政府求投资商。所以传说中的“JQK”现象，即招商时“勾进来、圈起来、砍死你”，这种现象实际上不多。我曾认真研究过十几起媒体报导的“JQK”事件，实际上都是有客观原因的。
　　　政府没有搞“JQK”的必要。领导只要关照企业，老板一般都明白，不用明抢。普通办事员，平时打打秋风，过年吃拿卡要，这个比较普遍。但官场有规则，一般不会太过份，不至于让企业承受不了。老板对政府也有反制手段，他又不是你的。他可以迁走。若投资损失，他可以到上级不断举报你，到处控诉你，找媒体曝光你。虽然因此落马的官员并不太多，但这样很没面子，大家完全没必要弄到这一步。
　　　据我的调查分析，这十几件“JQK”事件，没有一件是政府招商时就想好要砍人家一刀的，我觉得中国还没这种政府，非洲倒是不少。这些事件分两种情况。
　　　一是政策原因和市场原因，80%都是这个情况。就是招商时承诺的，因为国家政策变了，没有办法兑现。这些年中国发展太快，政策
一直在变。比如“五小”型企业，开始是支持发展的，后来说关就关。又比如，1998 年至 2001 年，全国电力富余，卖不出去，总理都愁得不行。许多地方政府就跟投资者签订了超低价的供电协议，引进了高耗能项目。鬼才会想到，不到三年中国缺电一塌糊涂，南方水电地区冬天大面积拉闸限电，这个协议签的实在太坑爹了，完全没有办法执行。
　　　二是人的原因。大家关系没处好、闹崩了。政府官员尤其是基层办事员，素质是差了点。贫困地区更是穷山恶水出刁民。而老板的素质，一点都不比官员强。这些年好些，前些年更糟。可以理解，在那么不规范的环境下能挣钱发大财的，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所以，双方都有一些不守规则的行为发生，如果做面子事的水平再低一点，像核平同学这样脾气不好，那就很容易打翻天。在现阶段，关系翻了天，在人家地盘上挣钱就很难了，结果就成了“JQK”。
　　　扯远了，对不起。下面分析各地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对中国经济的正反影响。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5很晚了，要休息了。
今天有事，恐怕没时间写稿了。改天见吧。早安！
（第 153）文化基因
　　　探讨政府博弈后果这个沉重话题之前，我们先插播一个轻松贴吧，胡聊一下各省在发展竞争中的文化基因作用。
　　　有个兄弟，今年上半年升职了，但新岗位在遥远的青海，江湖人称“惨遭提拔”。饯行时，我用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深切勉励他——兄弟，那地方“有个好姑娘”啊，而且，不是在宾馆里开房，是“走过她的帐房”，野战啊，而且，还“拿着细细的皮鞭轻轻打在”，有SM 啊，这回你小子要幸福了。他深以为然，大喜而去。两个月后，他打电话给我，说姑娘和皮鞭暂时还没找到，正在继续找，但他发现青海是个文化宝库，河湟文化悠久灿烂，但国人知道不多，所以决定用业余时间去拍个画册，让我帮忙找关系出版出版。
　　　我说这个事，主要意思是，我不认为经济发达的省很有文化、经济欠发达省没有文化。中国是文化古国，各地文化都是悠久深厚的。特别是黄河中游的晋、陕、豫三省是中华文明的摇蓝，文化积淀之厚，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不过我认为，现在经济发达的省，文化基因在一定外部条件下被充分激活，反过来发挥了促进发展的作用。经济和文化形成了良性互补，比如江苏，花大钱恢复传统艺术，招商引资谈判之余，大家一块听听昆曲，听听弹词，比请人洗个桑拿有品位多了。而在中西部省区，宝贵的文化基因还没有被充分激活，还没有发挥出来应有的作用。
　　　江浙地区（包括上海）自宋朝以降，一直全国经济中心，同时也是文化渊薮。我看过一套历代名人图谱，收录了几千张名人画像。后半部分的 80%都是江南（苏皖南部）、江西、浙江三地的人，真是“天
下文章数三江”。我还翻阅过明清科举的皇榜，第一甲基本上都是江浙才子的天下。好不容易才看到，清朝第一次开科取士，开国状元山东傅以渐（傅斯年的祖宗），而且第一甲都是北方人！老子顿时扬眉吐气。后来才发现，当时清兵入关刚两年，江南正在血战，估计是没有人来考试。而且傅以渐的祖籍也是江西的。
　　　宋代以来的千年间，广东形成了深厚的外贸文化传统。而江南，形成了深厚的手工业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不仅在中心城市，你在南浔、盛泽、周庄、乌镇、震泽、西塘等传统古镇，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初，苏南会有那么多乡镇和村庄创办企业。明清时代，山西和皖南的商业文化传统也很强大，相信随着中部崛起，这些基因会被激活的。
　　　虽然明清十大商帮里面有山东帮，但在山东（还有河北），民间商业文化很弱，而农耕文化很强。我想，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的山东发展模式与广东江浙差别那么大，应该不仅仅是政府取向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产权改革力度不够的问题，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原因。古代，山东东北部的齐文化重工商，西南部的鲁文化重农耕，但近百年来，齐鲁文化虽略有差异，但基本合流，形成了极具北方传统特点的农耕文化。华北五省中，在改革开放之前，若论重商观念，山东和河北最弱，弱于山西、河南和陕西。我没测量过，个人的感觉是这样。
　　　国人对山东发展有不少误读。除了前面提到的“成绩是吹出来的”，另外一个重要误读就是，认为山东善于“跑部钱进”，发展成绩是要 来的。其实，要论“跑步”的条件，河北“紧密团结在中央周围”，
更是近水楼台。其实这事很容易分析：现在中央这么有钱，要搞汶川重建或者支援新疆，还得去发动全国去对口支援，中央自己扛着吃力啊。像山东这种九千万人口的庞然大省，如果它自身的动力出了问题，光靠中央当年那点财力，哪能拉得动它！
　　　我觉得，山东发展，文化底蕴发挥了不小作用。农耕文化发挥作用的方式，跟工商文化不一样。我认识一个山东人，闹非典时他是副县长。全国对北京人避之唯恐不及。他听说，驴胶口服液可以增强免疫力，能防非典，就花了几万元买，装了一面包车。他的司机要去，他说：“我五十了，你才三十，你要得了病，我怎么跟你媳妇交待！”独自开车，闯进北京，呆了两天，凡关照过他们县的各部委的朋友，一家一箱送上家门。最令我钦佩的是，有的老科员退休多年，哪怕当年帮他说过一句话，他都不忘。开车一回来直接被抓，关起来隔离十天。
　　　有了这种义气，此人不用跑部，项目和资金都是上面主动给，还是坚决要给。这可能也算是农耕文化传统促进发展的一个例子吧。这种文化基因，不会直接促进下海经商，但对于建立社会诚信体系有点贡献。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这种作用可能会更明显。
（第 154）重复建设
　　　中国不同于一般国家。考虑面积和人口因素，以及财政体制因素，国内诸侯利益格局的复杂性，决非几言能尽。在一省之内，各市县之间，仍存在着激烈的发展竞争。对于这种政府博弈，如何评价呢？
先说正面评价。
　　　第一，前面已经说过了，它为个体私营经济创造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这里说“更大的”，意思是，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已经创造出这个空间，但这个空间是理论上的，实际操作中有许多问题，比如前面我胡乱推算的温州模式千分之四以下的生存概率。而政府博弈使空间变大了、变实在了。换一句话说，中央搞活个体私营经济的好政策，是通过政府博弈这个手段，才具体落到实处的。
　　　第二，是促使和迫使地方官员，想方设法推动本地发展。各地争着发展，酿成的问题当然很多，但发展成绩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你到其它亚非拉国家，看看当官的懒洋洋那个德行，看看 20 年修不成一条马路那种局面，你就会发现，其实中国官员还算比较可爱。他们肯定是为了政绩，可能还有一点个人猫腻，但那种通宵开会研究、周未不准休息、为招商“能喝半斤喝八两”、满脑袋经济增长目标的领导，确实推动了中国发展。
　　　现在国外一些人，包括国内一些人，一说起当官的，就是吃喝玩乐、祸国殃民。实际上大部分干部还是在干事情。大家可以想一想，中国的政府规模这么大、权力这么大，目前监督制约又没跟上，如果这帮子人都不干正事，那中国怎么会发展啊？三年就垮了。
　　　算了不说了，再说几句，五毛的帽子就把脖子压折了。我们重点探讨政府博弈所造成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重复建设。
中央文件来看，在高层领导眼里，最大问题就是重复建设。国务
院多次出手干预，勒令一些已开工项目下马。朱、温等几任老板都没少干这种事。这是对的。对的原因，在于这些项目不是老板投资，而是政府贷款投资。老板投资，亏了是自己的，他认赌服输。而政府投资，亏了没人负责。拍脑袋决策，亏了，拍屁古走人。这样银行贷款变成呆账，亏得挺不住了，国家只好核呆。没人负责的重复建设，就是当官的拿人民的钱来胡折腾。所以对这种项目干预是完全正确的。
仅管如此，我个人认为，重复建设不是很大的、很要命的问题。其一，重复建设不可避免。这个好理解，谁都想发展，有什么好
挣钱，谁都想搞。不仅政府在重复建设，私营老板也在重复建设。在市场经济下，想避免，很难，不可能。我们只能是通过监管和引导，尽可能地避免那些无人负责的、非理性的、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其二，消灭重复建设也没有必要。只有适度重复建设，而且必须建到供大于求，才会形成市场竞争。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同业竞争，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重复建设引发的竞争，带来了产品换代和技术进步的压力，给消费者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前些年，有些记者一看到A 地在修个什么厂，B 地也在修同样的厂，也不仔细分辨思考，立刻就撰文高呼“警惕重复建设卷土重来”，这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延续。其实，你像五十年代那样，把投资权全都收到国家计委去，肯定能有效避免重复建设，那不就得了吗，我们还搞改革干什么啊？
　　　下面我们探讨政府博弈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才真是要命的问题。我给它起个名字，叫：产业层次的“低端锁定”。或者说，是有中国特色的“低端陷阱”。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5 @奕燃 2011-10-25
跟上，真不知道有个头吗，要不消化不了。
还有十万字就结稿了。——白云《月子 2》呵呵呵。
尽快。
已写了两个月。
身体累倒没有关系，睡觉就好了。如果心疲了，就写不下去了。
平时很懒，好不容易有点状态，尽可能在心疲之前，结束此稿。算是给自己一个挑战吧。
（第 155）一盆螃蟹
　　　有人曾跟我讲，用脸盆装螃蟹，如果只有一只，它很容易爬上来，如果有许多只，倒不容易爬上来了。因为那么多蟹腿搅在一起，缠在一起，若有爬上来的，别的蟹会把它扯下去。他们又不可能一起爬上来，所以只有一起呆在盆里。
　　　我是一个很有科学精神的人。有一年中秋，买了二十多只大闸蟹，我想起这个事，就试了一下。实验结果是：装在小盆子里，蟹多蟹少都能爬上来；装在大盆子里，蟹多蟹少都爬不上来。可能我家的盆子尺寸不对吧。不管怎么说，把前面这个故事当成寓言来听，还是挺不
错的。
　　　在相互博弈十几年后，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越来越像脸盆里的一群螃蟹。
　　　三十年来，中国是全球吸引产业类投资最多的国家。仅管如此，这些投资相对于一个 960 平方公里、13 亿人口的国家，仍然是太少太少了。各地都觉得投资不够用。各地为了招商而建立的“项目储备库”，要是全部启动，我估计 20 万亿美元也不够。为了争夺投资，各地政府想尽了办法，在土地转让、税收优惠、费用减免、市场准入、原料供应、能源保障、基础设施配套（N 通N 平）等方面，不断开出优惠条件，相互比着杀价。有的商人，就是利用这种优惠求发展。加工型工业容易搬迁，不像重工业那么夯实不好搬。你税收搞“三税两免”，他就到你的工业园里干五年，用完税收减免政策，再换个地方，继续享受优惠政策。
　　　工业用地方面，一般来说都是政府倒贴。例如地级城市的商品房建设用地，拍卖价格 150 万一亩。而同样的工业用地，协议转让价只
有 10 万一亩。实际上，每亩的征地和基础设施配套费用至少 25 万。
那么，吸引一个工业项目，转让土地 600 亩，政府光土地一项就要倒
贴 9000 万。工业用地比商业用地价格低，这有道理，因为商业用地是一锤子买卖，建成住房要住几辈子。而工业用地能够每年为当地创造税收、就业和消费。所以便宜一点可以理解。但问题是由于各地竞争，价格压得实在太他妈低了！
政府又能有多少钱呢？地主家也没余粮啊。特别是中部和西部地
区政府，离了中央转移支付，他工资都发不出。但是，他们最怕掉进恶性循环：越穷，越给不出优惠，越招不到商，就越穷。这个担心也有道理。于是乎，地方政府就咬着牙、吐着血给人家优惠。但是，这需要钱呀，“此银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从哪儿来呢？羊毛出在驴身上，打老百姓的主意，尽可能压低征地补偿，更有甚者，补偿款打个白条，欠着。2003 年我亲眼见过搞的绝的，某县工业开发区征地打白条，安置房没钱修，然后又一直招不到商，开发区草长老高，失地农民在开发区墙外搭窝棚住。这麻烦了。
　　　还有更麻烦的，就是社会保障、劳工安全和环境污染三大问题。按说，这些方面，八十年代已有规定，九十年代法规已经基本健全。各省也有配套办法，就是执行不到位。你治理污染，别的地区正好抓住这个重要招商机遇，承诺宽松条件，把企业吸引走。结果，全国污染涛声依旧，你的财政倒先清洁环保了。你保护劳动者权益，强制企业给农民工上社保，有的地区却放水，这样那里的用工成本比你低两成，企业又跑了。所以，各地政府你拉我，我扯你，全国一盘乱棋。群众意见大，“友邦人士”也老拿这些事摸黑中国，就是没办法。
　　　也不能指责企业跑。比如前面这个例子，有的企业跑了，跑到了不给农民工上社保的地方，他的成本下来了，你不跑，你的成本高，你还没来得及弘扬企业文化和社会良心，就在市场竞争中被灭掉了。所以，这个问题有企业良心的因素，但它主要不是良心能解决的问题，人在市场，身不由己。
从搏弈论的角度来看，各地政府的局部最优方案之和，不一定是
整体最优方案。各地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进行理智的、互动的、连续的博弈行为，最后扭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趋于稳定的“纳什均衡”。这个状态，把中国很多产业的用工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治理成本等锁定在了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在一开始，对企业的发展、产品国际竞争力有好处，但越往后越不对劲。用工、土地、环境等成本不上去，就不能形成产业升级的压力和动力。这是中国制造升级乏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汇率和利率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种低端锁定的状态下，土地转让的财政负担太重，农民工权益保障不力，安全事故多发，环境污染引发抗议……总之，进入 2000年以后，各地政府越来越难受，但难受也要憋着，谁也不敢先动，谁先动谁先死。
　　　要打破这个发展僵局，需要等待历史机遇。2002 年以后，机遇来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5 960 平方公里
掉了一个万字，对不起，把中国变成新加坡了。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5 “三税两免”
三减两免，对不起。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6
（第 156）市场先声
　　　这个“机遇”就是：2000 年以后，中国入世投身经济全球化，“中国制造”潮涌而出，生产要素价格启动，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产业升级已是箭在弦上。
　　　这个机遇，同时也是挑战。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国力积累的结果，是量变积累即将引发质变的强烈信号。中国能不能抓住历史机遇，完成崛起和复兴？我们本来是有更多一点的时间进行准备。但 2008 年金融危机突如其来，2011 年金融形势再度恶化，提前把这场
大国豪赌推向了摊牌阶段！如果说 21 世纪前十年的三件大事是“911事件”及反恐战争、中国经济全球化、世界金融危机。那么第二个十年则更为关键。中国崛起的成败，关键就要看这十年！是个爷们就要挺住啊！
不要激动，我们先打住一下。
　　　要知道，这个牌局的形成，是几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前面贴子里，我们聊了“三农”领域和国企改革、私营经济、特区发展、省域发展的情况。另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等因素还没有聊到呢。要透彻分析当前的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回过头去，继续把各大因素近三十年的情况聊一聊，看看中国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近三十年的发展，政府虽然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市场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直接的力量。所以接下来咱们探讨：市场化。
　　　很久以前，我们聊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系的发展历程。其实，市场与计划，是经济管理手段的两个端点。各国在冷战时期各
执一端，后来逐步相互吸收。到九十年代以后，市场和计划“去意识形态化”，成为中性的管理手段了。在中国，演进大框架，用一句话概括：79 年以前是传统计划经济，79 年至 92 年是有市场的计划经济，92 年以后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现在一句话，看上去没有任何问题，当时可是要命。争议关键是，以谁为主，以谁为辅。当时还没有思想解放到今天这个程度，人们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认为，以谁为主，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性质。当时的口水，估计能装满一个什刹海了。
　　　说到八十年代的市场化改革，绕不开陈云和“鸟笼经济”论。陈云是新中国经济制度奠基人，理论水平和实践成就都很厉害。在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中，他都是核心成员之一。六十年代前期的领袖是“毛刘周朱陈林邓”，他排在林邓的前头，可见其地位。1982 年，他在全国人大讨论时，把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比喻成鸟和笼的关系。他的经济思想是：坚持计划指导，逐步扩大市场调节，既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又要防止资本主义国家那种经济危机和大起大落。
　　　鸟笼经济论，在思想出发点上，更加着重地强调了市场自发调节的危险性，强调用“笼”，即行政干预和法律监管，来克服市场自发的缺陷。哎，写到这里，我怎么突然觉得，这个思想对于目前水深火热的美国经济很有启发，有现实针对性，请速转奥巴马并希拉里同志阅处。
　　　有人认为鸟笼论是一种保守思想，我不这样认为。虽然后来确实有过某些人，利用这个理论来反对搞改革。但是，从当年陈云提出这
个思想的出发点来说，是实事求是的，高层领导从不同角度提出独立见解，对于中国平稳发展和防止出现大的偏差，是极为有利的。实际上，鸟笼理论有充分的弹性。我认为，只要人们实事求是，而不是死守教条，按照鸟笼理论仍然会逐步走到今天这条路上来。因为你只要实事求是，就会在实践中发现，有必要给鸟更多的自由，而且不会带来风险，那么你就会把笼子做大。笼子越做越大，当尺寸超过了一定的度，经济形态就会发生变化，这时你会发现，有市场的计划经济变成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了。
　　　卢梭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牢笼之中。如果我们从更大的视角来看，即使把鸟放归山林，它仍然飞不到月球和火星上去。若以天地为樊笼，则它仍在笼中。中国古人总把小木盒视为归宿。人死了如果曝尸于野，被认为是最最悲惨的事情。但庄子不觉得。他老人家指出：这个葬礼好啊，拿苍天大地当棺材，拿日月星辰当珠宝，拿人间万物当随葬，你还缺个啥？
　　　呵呵，扯远了。我东拉西扯地神游，说古论今，貌似潇洒，其实这个论调如果放到三十年间，估计立即被定为“阶级斗争调和论”，我肯定会惨，不是阴谋家就是投降派。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6实这个论调如果放到三十年间
“间”应是“前”
网络没有出问题吧？怎么不动了
（第 157）物价闯关
　　　“醋，我打了一澡盆！酱油，我打了两水缸！味精，我买了两抽屉！黄酱，我买了一被窝！……”
　　　还记得当年姜昆的春晚相声吗？还记得 1988 年全国人民疯狂大抢购吗？现在的兄弟们，偶尔还会到家乐福抢点打折货，或者抢在发改委之前开车去加油站排排队什么的，但是，我们已经很难体会当年的恐慌和不安了。
　　　什么是市场？市场的本质，是以交换为目的、基于供求关系的一个价格体系。没有价格，哪来市场？市场是在价格指挥下配置资源的。价格扭曲了，市场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然而，中国要从一个完全由政府定价的经济体系出发，迈向全面由市场定价，让适应全国酱油一个价的社会群众去适应市场，谈何容易。
　　　当时，许多商品的价格，由于长期固定，已经都成了中国人的生活常识。你如果竟然不知道酱油、醋、白糖的价格，会被人笑话的。更有甚者，价格已经成了商品名称。比如我们县的酒厂生产的地瓜干白酒，六毛二分钱打一斤，多年不变，所以全县人都把这种酒叫做“六毛二”。改革开放多年以后，价格早就变化了，老人们还固执地把所有散装白酒都叫做“六毛二”。
　　　那时我还上小学，我仍记得当时从商店排到街上的长队。还记得老师提前宣布放学，几个老师结伴去抢购的匆匆背影。太久了，要不
是因为写这个贴子，我可能永远不会回忆到这些事了。小学时的班主任老师已经去世，愿她安息！
　　　北京、上海等地当时是排队排的最凶的。我有一个长辈，是个老革命，当时已离休，住在北京朝阳门外的干部宿舍楼。我还记得他戴着老花镜，忧心忡忡地看北京晚报上的抢购新闻。其实他当时根本不用看报，看看窗户外边，就能看见街上排队的人。老头感慨地说，现在人都怎么了啊，听风就是雨的，盲目！他说完，放在报纸，以迅铃不及掩耳盗雷之势，冲下楼去，半小时后抱回来一箱红星二锅头。
　　　老头还说，刚才跟一个老外干了一架，因为他排队买酒时有个外国记者要拍照。老头挺身而出，坚决制止，严正警告老外：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内政，绝不允许你们指手划脚。老革命就是不一样啊。
　　　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对许多商品实行价格双轨制。具体作法，就是原来全是计划，现在慢慢减少计划。计划之外，你多 生产出来的货，就自己拿到市场上去随行就市。由于当时短缺经济，东西很好卖。私营个体经济刚刚起步，这些企业和作坊非常缺乏原材 料，愿意花高价买，花高价能买到就不错了。这样就出了漏子，一些 有权的人和有关系的人，可以把计划调拨的低价产品，想办法给倒腾 出来，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倒卖，大发其财。对于生产资料类商品（主 要是原材料和能源），这个问题尤其严重。
　　　十几年的“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依靠权力而暴发的为富不仁者。为了把这些倒爷跟那些自己扛包挤火车的个体倒爷区分开，人们称之为“官倒”。双轨体制本身，是一个必然滋生腐败的体制，这
不是思想境界的问题。所以只要条件一允许，必须尽可能消灭双轨。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双轨制宣告结束，绝大多数商品随行就市。但是，这些年来，双轨制总要找个机会就阴魂不散，卷土重来，比如股市“大小非解禁”，就属于价格并轨，把许多投资者害得大小便失禁。所以，人们一提起双轨，就恨得牙根痒痒。
　　　但平心而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的价格转轨算是社会成本最低的。也算是最为稳妥、最为成功的。双轨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最优解，却是最可行的办法。俄罗斯等国家没有使用双轨，一夜之间物价直接放开，通货膨胀几十倍上百倍，人民的存款财富顿时成了废纸，一夜回到解放前。而且他们的实践证明，这种休克疗法式的改革，名义上是长痛不如短痛，实际上却并没有达到抑制腐败的效果。双轨制滋生腐败，是不法官员利用制度的漏洞，进行蚕食的行为；而休克疗法滋生腐坏，是不法官员利用根本没有制度的空白，大搞鲸吞行为。所以，我对双轨制积极肯定，我认为它是渐进式改革转型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中央很清楚地看到了双轨制的毛病。所以 1988 年在北戴河决定，不能长期搞双轨制纵容腐败，决定大胆推进改革，进行“价格闯关”。此消息一出，全国人心慌慌，银行挤兑，市场大乱，商店洗白。这场惊心动魄的“价格闯关”，至少在当年宣告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于在操之过急。后来缓期执行，用了五年时间，慢慢地就闯过去了。
　　　我的脑袋不是电脑，肯定不知道数字，为了对得起看贴的兄弟，百度了一下：从 1978 年到 1993 年的 15 年间，中国由市场价收购的
农产品，从不到 8%升为 88%，由市场定价的工业品由 0%升到 81%。看看这些，当年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太他妈不容易了。
　　　仅管一时失败，我回顾历史时仍然心潮起伏。当年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价格闯关”这个重大决策上，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正义、改革勇气和责任担当，当永为后来人景仰。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6放在报纸
应为放下报纸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6休息了，今晚不发贴了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7
（第 158）大浪淘沙
　　　市场这个玩艺，说恐怖也恐怖，但扛过去了一切也是稀松平常。大约是在 2006 年左右吧，我跟一个做建设工程的朋友闲聊。他们公司当时在东南亚和巴基斯坦一带包工程。他骂道，这个世道没法混了，越南一个小型水电项目招标，开标一看，他妈的，报价最低的前七名都是中国公司！有一家欧洲公司早就预见到结果，人家开标时根本没过来看。
　　　香港搞笑电影《东成西就》有一个桥段：张国荣他们几个被怪物吓得乱跑，同时，怪物们也被他们吓得乱跑：“人？好恐怖啊！！！”中国入世前，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当时国内，有一些砖家扯着黄喉在
那里吼：末日到了！市场一开放，咱们还不够填人家跨国公司的毛肚！吓得中国经理们君肝冰凉，就差一头栽进鸳鸯锅去自行了断了。其实，当时许多外国人也怕中国，怕得不得了。
　　　实际情况是：中国入世以后，天没有塌下来，甚至连一部分塌下来的情况都没有发生。据本人观察，情况有二种：一是市场化的行业，二是没有市场化的行业，两种情况完全不一样，但是，天都没塌下来。
先说第一个情况，发生在中国已实现了市场化的领域。
　　　虽然中国历代政府经常把商人看成“五蠹”之一，都是实行轻商抑商的政策，但是不等于中国人没有商业头脑。相反，中国人相当有商业头脑。千百年来，“官轻商”与“民重利”两种现象并存。特别是在晋、徽、浙、闽、粤等地，一直存在强大的重商主义传统。改革开放后，民间重商主义被重新激活，迅速释放出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全民经商的狂潮。
　　　记得济南有一家民营学校，叫蓝翔技工学校。这个学校八十年代 初就冒出来了，也算是中国较早的那一批市场化的民营培训教育机构。那时候我是个学生，放暑假又没有网络可上，只有在家看电视。当时 电视频道也没有几个。只要一开电视，你就能感受到市场竞争的喧哗。 “您想学厨师吗？请到济南蓝翔技校！您想学电汽焊吗？请到济南蓝 翔技校！您想学汽车摩托车维修吗？请到……”当时的电视广告，又 没有美女助阵代言，只在屏幕上冒电话号码。这种一天几十遍的广告 轰炸能把你烦死。我怒而关机，出去到街上转了几圈，又回来打开电 视：“您想学美容美发吗？请……”靠，老子想学砍人！
　　　后来，我到南方去工作，有十年没遭到蓝翔技校的广告轰炸，我还以为他早就在市场竞争中嗝屁了。没想到，有一天上网一看，美国
《纽约时报》点名，指控中华人民共和国蓝翔技工学校，对谷歌等三十多家美国网站发动了黑客攻击。我惊叫起来，这个破学校什么时候变的这么有出息了？！于是登录他们的网站一看，不到 20 年，这个民营学校已经扩大到八大专业、六十多个工种，高级技术职业培训规模很吓人了。该校校长（叫什么蓝翔的）严肃指出：我们很纯洁，美国人纯属污蔑。
　　　这个学校只是一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国内市场上演了一轮又一轮惨烈的商战。市场竞争推动了市场化行业的突飞猛进。通过大浪淘沙，能胜出幸存的中国企业，竞争力那是相当强大。好像一百只狼被关在一个小屋里，任其竞争生灭。十年以后，屋门一开，发现只剩下一只狼了，其余的狼连一块骨头都没有剩下，你说这只狼要是窜出来恐怖不恐怖。
　　　比如彩电厂，一台三十几寸的大彩电，他从出厂价里只能赚几十块钱，还敢去发动价格战。中国市场练出来的这种企业，走到世界市场上，平趟，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由于中国的私有企业、乡镇企业属于从无到有，国营企业进入市场后从头学起，相当于二次创业，所以，中国企业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两百年犯的毛病都抓紧时间犯了一遍。
来一起回忆一下三十年来中国市场上发生过的悲喜故事吧。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7
（第 159）聊聊白酒
　　　中国八十年代启动市场化，1992 年后完成了并轨，90%行业走向市场化。但不彻底，有一些行业，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或者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当然其中也有一定道理）。前贴我按市场化行业、非市场化行业两种情况来探讨这些年来的市场风云。
继续，说第一种情况。
　　　市场化的行业很多，逐一说，说不完，专业性强，也说不好。选几个我熟悉而且有代表性的吧。其实，一个行业只要进入完全竞争的市场，发展的轨迹都差不多。先说说这三十年的中国酒业吧。我很喜欢喝酒，对酒尤其关注。国庆节回国发现茅台、五粮液和青花郎又涨价了，令人蛋痛啊。
　　　酒业分为白酒、啤酒、葡萄酒三大市场，其余的黄酒、果酒之类所占市场比重是很小的。碘酒不算哈。白酒和啤酒两大市场，基本演绎了一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他们都从完全竞争市场起步，白酒目前已经发展到垄断竞争阶段，啤酒更快，又从垄断竞争阶段发展到寡头阶段了。而红酒市场，则上演了一场外国专业协会势力牵头，打开中国市场的典型案例。
　　　由于酒这个产业，进入的门槛很低，而收益在轻工业行业中属于相当高的，仅次于烟草。所以，在计划经济年代，各地就建立了很多的小酒厂，八十年代以后，更是国有、集体、乡镇、个私一哄而上。酒厂多到什么程度呢？八十年代，有媒体报导，四川宜宾地区有两千家酒厂。还有媒体报道，山东阳谷县，就是武松在这里喝了酒打虎的
那个县，有 70 多家酒厂。
　　　当时我真的不敢相信，尤其不相信宜宾地区那个天文数字。直到 2001 年，我出差到四川邛崃，我才真信了。邛崃是个县级市，属成都管，古代叫临邛，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这里投资办过酒厂，所以一直盛产白酒。当时，一个县领导在大会上介绍说：经过关停整顿，全市酒厂大幅度减少，目前只剩下不到 240 家了。我靠！这还叫少啊？
　　　邛崃旁边的崇州、大邑也盛产白酒，共同构成一个产酒区，当时共有五六百家，山东秦池的原酒就是从这儿拉走的，到山东再兑。这个产酒区够厉害了吧，可是，它在四川根本排不上号！全兴（水井坊）、五粮液、剑南春、沱牌（舍得）、泸州老窖（1573）、郎酒六个川酒巨头，一个也没在这里！四川和贵州共同组成西南名酒区，与苏皖豫的淮河酒区、山东酒区、晋陕酒区对峙。你可以想想，当时中国白酒厂有多少万家！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企业又多又小，有的根本就是一个作坊，连个专业工人都没有，农民业余时间酝酿酝酿。所以根本没有好的办法监管，各地只有采取消极的定额税制，也就是国家禁止的包税。许多大酒厂气得不行，说不公平，但又没有办法。一些小厂制假售假，还几次整出了人命案。这些问题要彻底解决，需要等市场和产业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才行。具体数据，中国白酒协会年年都有公报，有兴趣的兄弟去查吧。
　　　白酒的市场竞争只能用“惨烈无比”来形容。这个词俗，但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了。我家乡那个地区当时有八个县，每个县有一个国营
酒厂，结果八个酒厂占领了地区电视台的广告，八个厂长每晚争相向全区人民报喜，都宣布得了布鲁塞尔国际金奖。天知道怎么弄来的。这八个人当时人称八大金刚，地区四大班子领导人称四大天王，都是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由于酒税对地方很重要，有的地区发红头文件，要求喝地方酒，公务接待不喝地方酒，要被纪律处份，这么一整，制造出不少奇怪的新闻。
　　　后来，酒厂相互兼并，有的直接死掉，市场竞争由县里、区里发展到省里和中央。秦池酒一掷千金，夺央视标王，震惊了全国，带动了酒业广告的升级。当时山东的孔府家酒、孔府宴酒、金贵、扳倒井；河南的宋河、张弓、宝丰；安徽的古井贡、种子酒、口子酒；江苏的洋河、双沟等等，广告轰炸，不惜血本。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厂，通过巨额广告，一夜风迷全国，但是，很快又沉寂，有的还死掉了。
　　　直到 2000 年以后，白酒业基本奠定了大格局。进入了垄断竞争时代。就是既有巨头也有大量中小企业。当时的五粮液，通过多元化品牌战略，培养出金六福、五粮神、五粮春、浏阳河等近 200 个品牌，一只虎外加一群狼，这个战术使它疯狂扩大市场，把茅台、老窖远远地甩到身后。到 2000 年左右，五粮液集团总产量 20 万吨，我记得当
时全国白酒产量能过 20 万吨的省只有十个。
　　　啤酒产业的发展历程，与白酒是一模一样的。不同的是，啤酒本身不是中国的东西，是外国传进来的，所以起步时的酒厂数量没有白酒那么多。通过竞争，整合速度远远快于白酒。经过各种正当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甚至包括促销小姐后面跟着个彪形大汉，打竞争对手的
促销小姐，总之企业越死越少。到九十年代基本形成了东有青啤、西有蓝剑、南有珠江、北有燕京、关外还有个哈尔滨这么一个格局。2000年前后，港资华润集团突然杀入酒类市场，一举拿下了沈阳雪花，接着就以资本运作的形式，通过产权收购，在全国各地飞也似地攻城拔寨。这个原来跟啤酒不沾边的企业，没几年竟然打进了中国前三甲，连四川蓝剑都被他拿掉了。华润让中国企业家们大开眼界，启发的范围还不止啤酒业，原来生意还可以这么做。
　　　哎呀，写了这么多。可能已经有兄弟们认定，我一定是国内某个名酒厂派驻新加坡的销售代表吧。呵呵，其实原因是我个人一直关注酒业，有两次我还真差点就去做这行生意了。不过没有办成，到现在还都是门外汉。
　　　2000 年前后，港资华润集团突然杀入酒类市场，一举拿下了沈阳雪花，
上网查了一下，收购雪花是 94 年，对不起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7
（第 160）红酒之问
　　　前几年，我不幸沦为“三高”人员，所以现在已经转行以喝啤酒和红酒为主了。偶尔一高兴，一时冲动，也可以整半斤白的。看来虽然是闭关疗伤，九成功力还是在的。
酒这个东西，不是生活必需品，不喝不会出人命。在塔利班的统
治区，偷喝酒被发现了才会出人命。但是，世界各地的人，古代在彼此隔离的情况下，竟然都独立地研发出了酒。这说明这个东西很不一般。它是一种文化图腾。所以我有必要继续喝下去，也有必要多写一个贴子。
　　　白酒是中国的国粹，与威士忌、伏特加并称世界三大蒸馏酒。白酒在中国拥有稳固的群众基础。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群众基础雄厚，从它手中夺取市场是一件困难的事。八十年代，中国葡萄酒市场始终发育不好。年纪稍大的兄弟们请回忆一下，当时有几个人喝这玩艺？但是九十年代后，短短十年间，这种毫无群众根基的舶来品，竟成了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红酒市场是怎么打开的呢？
　　　在九十年代，有这样几个社会舆论。（我不知道八十年代有没有，但九十年代我注意到了。）大家一起看看：
　　　第一个舆论是：白酒浪费粮食。专家、学者、官员在讲，电视、报纸、杂志在说，一下子仿佛白酒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似的。
　　　白酒生产需要小麦和稻米。大多数白酒同时也大量使用高梁、地瓜之类的杂粮。中国历来缺粮，政府高度关注粮食。毛主席说，手中有粮，心中不荒。计划经济年代有句口号：酒是粮食精，少喝为革命！在粮食短缺年代，白酒确实存在与人争粮的问题。国家出台了白酒专营体制（目前仍是），并制定了高额酒税（目前仍是），来抑制白酒消费。
　　　但是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粮食开始供大于求，特别是高梁类的杂粮，附加值低，种植没收益，许多农民不再种植。然而却有一部分
农民运气不好，土地位于山区，水土条件只有种高梁之类的杂粮。酒厂的原料采购，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生活来源。从这个角度讲，白酒厂把低附加值的农产品转化成为高附加值商品，算是不错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退一步说，就算是真的遇到粮食危机，红酒白酒哪个危害更大呢？白酒可以立刻停产，酒厂仓库的粮食，只要没进窖池，都可以拿出来 吃。红酒呢？红酒所用的葡萄可不是一般的葡萄，是特种葡萄。有农 村经验的兄弟都知道，种这个东西要开辟葡萄园，要拿好田好地，地 面要改造，打上水泥桩，拉上网。粮田搞成了葡萄园，要恢复需要很 长时间。白酒消耗杂粮，而红酒与主粮争地，而且改变耕地使用方式， 对粮食安全的影响要大得多。但这些问题，专家们竟然避而不谈！媒 体也是跟着一味指责白酒，完全不去听听那些生产高梁的农民的意见。
　　　第二个舆论就是：红酒有益健康。比如，红酒能软化血管，降血压，降血脂，防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连我老婆都在给我父母买红酒。我有个朋友，是一家著名的白酒企业的技术高管。他很认真地跟我讲过，红酒这些效用都是国内媒体和专家吹出来的。许多功效，连红酒原产地国外都没有。我不是专家，对朋友的话没有鉴别能力，请懂行的兄弟评论一下。
　　　第三个舆论，就是九十年代至今，许多地方领导和名人在公开场合大肆宣扬红酒。
　　　前几年，国内有几家白酒企业到日本山梨县参加经济活动，他们在会场上展示了中国白酒。很快组织方就找到他们，要求他们把东西
收起来。山梨县是日本一个内陆县，该县支柱产业之一就是白酒。日本白酒度数不高，喝起来很像传说中的宫庭玉液酒，就是那二锅头兑的那白开水。在日本官员看来，保护本地支柱产业天经地义，不惜拉下脸来得罪中国客人。
　　　而我们的领导们和名人们，胸怀宽广，把红酒吹上了天，对延续 千年的民族白酒倒是不理不睬。完全没有继承周总理当年的良好遗风。有一个不小的领导，去视察农村，对农民说，你们可以在房前屋后多 种葡萄，吃不了还可以酿酒。电视新闻还报出来了。他根本没有搞清， 吃的葡萄不能酿酒，酿酒的葡萄是酸的，而且房前屋后那个条件种不 了。我顺便想问一句：现在许多红酒厂是当地政府扶持的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但有多少白酒厂享受了这个待遇呢？
　　　前面提到的那个白酒企业高管朋友认为，目前这些现象背后很可能有一个严密的、长期的、大型的、整体性的市场开拓计划在支撑着，不然不会有这么多人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来鼓吹。我也认为，这些年的红酒舆论肯定是背后有推手的。但是，这个推手是谁呢？一种看法是，是国内红酒企业所为。理由是他们是受益者。目前张裕、长城和王朝三大国产厂商，占据了国内红酒市场的一半以上份额。另一种看法，是外国红酒协会组织和他们的中国买办商人所为。理由是他们也是受益者，2000 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国际最大的红酒进口市场，十年间进口增长了十倍左右。外国势力的目标是控制中国高端红酒市场，目前这个目标基本达到了。特别是像拉菲之类的红酒，近几年一直在中国市场上狂赚。
　　　我不知道真相，在此存疑，有了解的兄弟发个言哈。我的观点是： 1，必须要采取措施保护白酒产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波尔多承载的法国红酒文化世界扬名，中国要成为文化大国，不能任凭白酒被随意打压和抹黑。2，外国红酒成功开拓中国市场，靠的是行业协会，我们必须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与中国酒业巨头不同，外国红酒业是一个提供个性化产品的个性化行业。瑞士钟表业也有这个特点。小企业居多。这种行业要参与国际竞争只有靠协会力量。外国企业协会力量强大，拥有大量经费。为了开拓中国市场，经常出钱组织活动，比如邀请中国人出国，包括行业主管部门的人、专家、教授、记者等等。名义上搞经贸交流，实际上就是影响人、渗透人、拉拢人、培养代言人。
　　　中国许多行业比外国更碎片化，比如江浙大量的小商品企业，更需要协会来整体运作，走向国际。但是中国的行业协会目前水平太差了一点（我分析过他们的贵恙：泛行政化），还没有充分发挥为企业开路和服务的作用。协会的缺位，不仅使中国企业形不成合力，而且还产生了许多相互拆台的事情。比如前一贴提到的中国企业竞标越南电站的例子。中国企业现在比以往更需要团队协作和整体谋划，而且急迫地需要。
　　　前两年去东北出差，朋友们请我喝“道光二十五年”。呵呵，这种命名方式，可能是受到了法国路易十六之类的影响。受红酒文化影响，近年来白酒企业也推出了年份酒，而且还有像“1573”这样的名酒。但白酒作为中国文化独特内涵的一部分，还是应该更多地保留自
己的民族传统特色。希望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在红酒杀入中国市场的同时，白酒也能够承载着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
（第 161）烟花满天
　　　有几个兄弟要我推荐书目。其实每个人不一样。同样一本书，这个人看看丢了，那个人可能受启发一辈子。有些名著我不喜欢，看不下去，只观其大略。所以没办法推荐。只有多浏览，才能找到对胃口的书。我经常高标准严要求自己，学经济一定到达到这种效果：在谈论时能时不时地冒出几个经济术语来，在听别人谈经济时能不时微微地点头、会心地微笑，就跟很懂似的。
　　　不聊酒了。胡乱聊聊中国三十年来在市场竞争中打得昏天黑地的其他行业。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发现自己的产品与外国比，技术水平差得太他妈远了。这实在令人自卑。当时谁家里要是有一台日本家电，那可不得了。我们急切地希望研发一些比别人强的产品。但这事需要人才、需要设备、需要技术、需要投资，当时我们都没有。即使都有，还得需要时间啊，我们又等不及。八十年代，一个有趣行业异军突起，横空出世，那就是中国的保健品行业。
　　　这个行业来得很快。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后期，全国估计没有一万家也有五千家。著名的产品很多。比如马家军做广告的中华鳖精，横扫全国市场的三株口服液，广东巨人脑黄金，西安 505 神功元气袋等等等等。有的产品是发明人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跨行业整出来的。
有的产品是发明人在家里猫着钻研黄帝内经、易经和金瓶梅整出来的。有的产品是中药精华加现代科技整出来的。有的产品是根据十八代祖 传秘方整出来的。共同点是：1、研发快。2、研发投入小。3、广告 投入大。4、据说效果很神奇。
　　　八、九十年代中国人，还是一代有抱负的中国人，经常做一些“形而上”的思考。不像咱们当今这一代人，现实得不得了，现实得听不懂有深度的冷笑话，现实得未老先衰，现实得只会围绕钱包和脐下三寸展开深入思考。我强调一下，现实作派跟现实主义是两码事，现实过了头就达不到“主义”的高度了。
　　　三株创始人姓吴，此人就很有抱负。也不知道怎么就发明了这个好东西。为了把好东西卖出去，他的市场工作可谓疯狂。高峰期，营销人员几十万。人员编制是军、师、旅、团、营。每次市场行动，都称为战役，而且编有军事代号。吴很有思想，平时讲话汇成选集三卷。选集前面有他的标准照。标准照前面还有一张半透明的纸，看上去鼻朦胧耳朦胧的。我正好路过济南，被同学邀去听他的报告，会场每人获赠一套选集。我回家翻了两下，就直接拿去糊墙了，并预判了这个企业的结局。
　　　倒闭后，老吴报怨说，一个刺头消费者状告三株，全国媒体跟着进行不实报道，所以企业倒台了。这纯属胡说。许多人还真信了，一些大学的社会公关课，还把“一个小纠纷毁掉一个商业帝国”当成了案例。其实，三株的管理和产品决定了它必然垮台，与一起偶然的消费纠纷有什么关系？没这事它一样垮台。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在草根创业之后，必然地迎来了这样一个草莽英雄的时代。红极一时的行业、人物、企业、产品，非常之多。篇幅有限，我不再一一列举了。虽然中国自古英雄不问出处，但质量不高的英雄，保质期也不长。凡过了期的英雄，都会被中国人断然抛弃，史上无一例外。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的发展阶段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了这些英雄们的命运，与其说是产品的成功，不如说是市场的成功，与其说是产品的失败，不如说是市场的失败。而且绝大部分的失败具有必然性。当时中国企业的主体，是以小、多、散、乱、短、活、快等为特点的中小企业，多数很快消失。许多著名企业各领风骚两三年后，归于沉寂。只有极少数企业，由于历史机缘和领导者的超前眼光，逐步发展成中国的经济核心力量。
　　　回首那个年代的企业，宛如满天烟花，虽然绚丽万点，但转瞬即逝。当繁华落尽，一切暗淡下来之后，天幕上才渐渐显现出其真正的主宰者：一轮皓月，数点寒星。
烟花烟花满天飞，你为谁妩媚？
不过是醉眼看花花也醉！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7睡了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8
（第 162）国企夙命
　　　写着写着，又写到国有企业了。前面有一贴已经讲过一些。我从小长在国企的家属院，目睹三十年沧桑兴衰。对中国改革最有切肤之痛者，断非国企职工莫属也！
　　　过去 30 余年，中国社会阶层出现分化。外国专家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危险值，但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书指出老外算的不对。不管怎么说，贫富差距是肯定有的，连中央都承认。分化过程中，各个阶层情况不一样。而在同一个阶层内部就能享受蹦极一样的极限体验的，非国企职工莫属。你分在县棉纺厂上班的，和你分到中石油上班，一样国企员工，以后的差别怎么就那么大捏？
　　　这三十年间，国企在改革中分成两大领域，一是垄断和半垄断领域，二是市场竞争领域，两者的命运，九天九地。垄断的以后再说。我觉得在市场竞争性领域，最终的曲终人散，也许是中国国企的夙命。
　　　国企承载着无数悲喜人生。八十年代，我家在一家国营机械厂。当时企业刚搞了承包制，有一点自主权，工人经常加个班，一个月有几十块的加班费。而政府机关就没有这个额外收入。有个同志就到处找领导，走后门，成功从市税务局调到我们厂来了。还有个大学生分到电业局，但电厂要冒烟，所以都在郊外，上班太远，于是他也找领导、走后门，成功调到我们厂来了。如今，电力税务月收入上万，而这两位已下岗多年，一个在当保安，一个蹲在家里吃低保。
　　　有一些企业，出生时命运就注定了，这与企业改革不改革无关。有一次我去东北出差。上街时交通堵了。陪同的朋友说，这是国营纺织厂工人在闹待遇呢。我问，是毛纺厂还是麻纺厂啊？他说，是家棉
纺厂。东北不是棉区，怎么会冒出一家这么老大的棉纺厂呢？我一问才知道，“一五”期间这里建了钢铁和重工，职工以男的居多，个人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后来上级领导亲切关怀工人阶级，就安排投资又建了个棉纺厂，从农村陆续招了几千女工进城，城里算是阴阳平衡了。问题是，方圆一千里不出棉花，要从关内用火车拉来，成本很高。这种企业焉能不垮呢？
　　　多数国企活不出来，产业结构调整本身决定的，这也与企业改革不改革没有关系，只要搞市场经济，就注定要完。比如，改革前，我的家乡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本地汽水品牌。我小时候喝的汽水就是本县罐头厂出品的。现在呢，全国你走到哪里，饮料都是有数的那几个品牌。自主品牌全覆灭了，只有可乐、百事、乐百氏、康师傅、统一那么等几个牌子。这几个品牌背后倒下了几千家企业。这种行业整合是必然的，绝大多数企业肯定要淘汰兼并，这跟它是国企还是私企没关系。顺便说一句，这个行业的国内自主品牌死掉有点可惜了，连健力宝都没有幸免。合资的王老吉算不算中国品牌啊？
　　　除上述这些情况外，剩下的国有企业可不可能在竞争性领域活下来？理论上能，可实际上很难。
　　　九十年代，国企股份制改造中，有的企业还趁机搞了职工持股和经营者持大股，国有资本都退出了。如果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角度来看，到这一步，应该是没有什么毛病了。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只要企业不死，职工在心理上国企职工观念怎么也不灭。这支队伍还是国企做派。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办不到，让谁下、谁出，谁跟老总去拼
命。
　　　有专家说，触动产权才能真正转变观念。实际上，当时，我很绝望地发现，中国的多数国企竟然触动产权也转不了观念。客观上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但主观上这个制度在人们心中没有建立起来，在人们思想上怎么也建不起来。所以，也许命中注定，有此一劫，国企非得真死一回，让旧观念跟着企业一起涅磐。这真是没办法的事。
　　　实践是，竞争性领域的国企，除少数央属企业维持下来，绝大多数企业在市场中灰飞烟灭。七十年代，大家说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八十年代，大家说一包就灵。再后来，有人说一租就灵。九十年代以后，搞股份制改革，大家说一股就灵。但最后证明怎么都不灵，只有一死了之。倒没有人再提一死就灵，灵不灵只有鬼才知道。最苦的是国企职工，尤其是“4050”人员。当年，刘欢在电视上
高唱“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是从头再来！”唱歌容易，求生不易。对于数百万计的下岗工人来讲，上有老，下有小，年龄又大，知识又低，重头再来，谈何容易！由于我妈也是其中一员，我家也算是下岗家庭（当时她叫提前内退），所以我有许多切身体会。俱往矣，往事不多说了。这批人与农民工一起，成为中国改革成本最重要的承担者和牺牲者。但愿历史记住他们！
（第 163）垄断是非
　　　近三十年，有一些行业在社会上争议很大，就是垄断性行业和半垄断性行业。比如银行、电信、铁路、航空、电力、石油、烟草、汽
车等等。有说是的，有说非的，论者如云，长篇累牍，够扯二十年的，我懒得转述了。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这些行业利用垄断地位，汲取社会资源，取得了突飞猛进发展。八十年代还不明显，九十年代它们开始冒尖，和其它行业的待遇水平差距迅速拉开，炙手可热，人人皆向往之。十几年前，我的一个同学，大学毕业分配到中移动某省级公司。当时移动正要在海外上市，公司内部突击发钱，据说是有些名目的钱，再不发上市以后就不能发了。结果这个仁兄毕业后半年，在工资以外就发了十多万，名目连他自己都搞不清，他妈的太幸福了。考虑到当时正值国企改革攻坚，许多行业的职工连饭都吃不起，这种垄断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真的是令人无语。
　　　2001 年中国入世，对这些行业有什么影响呢？据我观察，分三种情况。
　　　1、有些行业具有天然垄断性，比如电网、电信、铁路等，加上入世时的限制条款，没有受到多少冲击。铁路现在还想去冲击冲击别国。
　　　2、有些行业利用先发优势，再加上入世以后的几年保护期，拼命布点，不给国外对方留下空间。比如银行业，四大银行及其它商业银行的布点，密集到不可理喻，有人说，现在你在街上随便砸开一家门面，不是房产中介就是银行。又比如中石油和中石化，争抢着疯狂布点，不惜血本收购加油站。这两年壳牌公司的加油站进军中国，只有到城市外环路再往外二十里的荒郊去布点。
　　　3、有些行业在入世之前，已经与外商合资，共享中国市场。这些企业是争议最大的，大有新一代买办商人之嫌，突出代表行业，就是汽车。
我重点聊聊合资企业问题。
　　　合资这个事情，本身没有问题。中国企业与外国合资建厂，这是我们提升产业水准的一个捷径，也是改革开放的应有之意。老外来跟我们合资，目的就是挣钱，挣钱途径无非是两个，1，利用中国劳动力便宜，产品出口到中国之外；2、看好中国市场，在中国生产，在中国销售。
　　　这两种方式，我们都可以接受，关键是我们实现就业、得到发展即可。比如，海尔公司以前不叫海尔，叫青岛冰箱厂，商标是琴岛。琴岛是一个海岛的名字，在青岛港外，岛上有个灯塔，清凉夏夜，柔软的灯光随着海风浪花缓缓飘荡，就是名景“琴岛飘灯”。所以冰箱叫琴岛。后来他们跟欧洲跨国公司利波海尔集团合资，引进冰箱生产技术。产品就叫“琴岛—利波海尔”。当时，这种用一个破折号把中外两个商标连起来的合资品牌，相当时髦，比如“新飞—伊莱克斯”。意大利阿里斯顿冰箱生产线被引进了七八条，所以很多种冰箱叫做 “某某—阿里斯顿”，好像是同伙似的，其实竞争得你死我活。
　　　扯远了。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为什么同样的合资，冰箱行业没有争议而汽车行业争议那么大呢？差别在于，冰箱行业是开放的竞争性行业，而汽车行业通过行业主管部门的手段（比如产品目录），长期打压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在半垄断力量的保护下，伙同老外狂歉国
人的钱。由于行业管理的打压，民族汽车品牌起步晚了十年左右，今天都没有赶上去。
我们来简单探讨一下中国汽车的是是非非。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8
（第 164）车轮滚滚
　　　八十年代以来，冰箱行业国内市场自由竞争，企业进步神速。中国企业们在经过学习后，很快就把商标破折号后面那个老外给踹了，独立开发新产品，有的还向国外出口。
　　　例如，“琴岛—利波海尔”冰箱，几年不到，全国大卖，被消费者习惯简称为海尔，他们就把海尔注册为商标。原来的那家外国公司利波海尔集团，这些年没有看到关于他冰箱业务的任何介绍了，估计已经不做冰箱了，继续从事他的优势行业挖掘机去了。在此，本人要向张瑞敏先生致敬。民族英雄啊。
　　　冰箱行业这种发展，体现了改革开放的设计初衷。如果每个行业都能这个样，那我们的改革开改就像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一样完美了。
　　　有些行业很惨痛，但社会争议也不大，有成功就有失败。比如胶卷行业和录相机行业。这些行业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人对于市场大势判断不准，没预见到新技术引发的商品替代，来得这么快。
　　　拿胶卷来说，当时，全世界造胶卷的企业，也不过柯达、富士，好像还有个柯尼卡，几家而已。中国一下子引进几条生产线搞了几个胶卷工业基地。我记得当时有一家在央视打广告的，叫福日胶卷，好像在福建。当时老外惊呼：中国人要么是决心称霸全世界，要么就是
发疯了。其实我们既不准备称霸也没有发疯，只是没经验而已。后来，全军覆没，死的只剩下老大乐凯，巨额亏损身负重伤，像是逃离桃花岛的柯镇恶。乐凯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建 156 个大项目之一，共和国长子。国务院无奈之下，批准接受了柯达的参股方案。乐凯经过艰苦谈判，虽然保住了品牌，但失去了市场抵抗能力。有人评价说，胶卷业的三国演义，柯达这次参股奠定大局，乐凯富士都是输家。
　　　汽车行业则不同，太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复杂到，这个行业明摆在你面前，你都不知道它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有人说很成功，有人说很失败。如果这一点没有基本共识，对许多具体做法的褒贬，更是没边没沿。
所以比起冰箱业和胶卷业，汽车业最值得思考。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汽车业至少同时存在三个情况。1，中国整车厂数量多，规模小。2、汽车产业政策有问题，该放开的没有放开，条条框框多，民间力量搞汽车很困难。3、上汽、一汽、二汽等骨干企业争相与外国公司合资，而产品都是打的中国市场。
　　　兄弟们不要以为中国以前缺汽车厂。计划经济留下的厂子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直到九十年代，每个省都有几家甚至几十家汽车厂。一个成都朋友跟我说过，90 年代成都一家汽车公司研制出一种汽车，车身全部用玻璃钢外壳，可惜没有打进市场。这真有想像力。汽车需要规模效益，由于条块分割，企业属于不同地区和主管部门，没有规模效益。有的企业一年只有几百辆车，这在市场上打起来肯定不行。到现在，这些企业多数 OVER 掉了，但也有一些企业在专做大客车、
中巴、工程特种汽车、农用汽车等等，效益也还不错。
　　　在许多国人看来，几大合资企业的中方，基本就是买办汉奸之流。这个要探讨一下。要探讨他们算不算汉奸，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到底什么才是汉奸。但是，很不幸，我们中国人，现在连汉奸的基本定义都搞模糊了。这几年，有人为以前的汉奸大唱赞歌。比如赞扬汪精卫的私德。确实，此人私生活极赞，不抽，不嫖，不赌，不贪，在国民党中可谓出类拔萃。有本书叫做《细节决定成败》。我的一个老领导就极不赞同此书。他认为，细节不能决定成败，大节才能决定成败。拿汪精卫来说，不管细节有多么好，降日一事足以盖棺定论。电影《色戒》更是离谱。当时，许多兄弟谈论汤唯和梁朝伟演得如何如何如何不堪。本人一向遵循孔子教诲，非礼勿视。但是为了能评判地研究他们到底不堪到什么程度，上映第一天我就去排队买票了。我看了才发现，这个电影主要问题不是堪不堪的问题，这个电影大方向好像有点问题。
扯的太远了，我们还是一起就事论事，看看汽车吧。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8
（第 165）两个神话
　　　2007 年我决定买辆汽车，使自己成为有车一族。我决定买自主品牌。因为我受到一个官员的影响，此人是个司局级干部，在中央部委任职。名字我忘了。我在北京听过他的演讲。他是现行汽车产业政策的抨击者，有机会就抡圆了抨，抨了 N 年，无济于事，只好买辆奇瑞示威。每天，北京四环路上，一片日系美系德系的车流中，孤独郁
闷地开着奇瑞上下班。
　　　我开始想过奇瑞，但本人不会开手动档，奇瑞自动档的车不多。比较之后，选了一辆刚推出上市的红旗奔腾。可能是经常看历史书，我有一点红旗情结吧。
　　　此车据说十年磨一剑，车型是聘请意大利设计的，设计费 1 亿多。买回来以后，我在使用中逐步发现，这车是和一汽马六共线生产的，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全是马六的。外面是红旗标志，里面许多零件上还印着马自达标志，唉，我说一汽啊，你搞个自主品牌，把零件上的外国商标抹掉总可以吧，这很麻烦吗？自主研发的部分，主要大概就是车壳子了，可能车肚子里面还有几个零件也算自主研发。
　　　开了这么几年，人和车也有了感情，平心而论我还是很满意，发动机性能好，提速很快，车也很稳当安全。缺点是：车壳子上的问题太多。一年之内，四个窗户玻璃的自动升降坏了三个，倒也不是大毛病，就是按纽接触不良，但不去修也不行啊。雨刮器质量太差，吱嘎吱嘎，撕心裂肺，还刮不干净。这一刮，明显不如不刮，本来我还可以透过雨点之间的玻璃瞄见一点东西的。后来，一汽估计是挨骂太多，四 S 店通知我去免费换个新雨刮，但质量还是不行。眼镜盒的盖掉了，遮阳板上的镜盖也掉了，我懒得去修。总之，除了一汽研发的车壳以外，其他东西都挺好。
三十年来，中国汽车产业有两个神话。
　　　一个神话是，造汽车这件事，相当相当相当相当难，难死诸葛亮他大舅。有个老总说了，你没有几百万辆的规模，别想自己研发汽车。
还有一个长得很帅的老总说了，中国汽车要耐住寂寞二十年！
　　　奇怪的是，对于中国人比登天都难的事情，对韩国人好像不那么难。五十年代中国长春制造出第一辆汽车。十年后韩国制造出第一辆汽车，据说还是组装的，水准不如中国。然而 2000 年，棒子们俨然以汽车强国身份来到中国，现代与北汽合资。在当地支持下，现代伊兰特曾一度称霸北京出租车市场。我不知道人家是不是也是在几百万辆的基础上才开始自主研发的。
　　　很可惜，耐得住寂寞的中国汽车业，并没有得到人家的尊重。日本一个老总公然在中国说，中国合作伙伴的贡献为零。此事引起轩然大波。这个话，说对了一半。对的一半，是中国合作伙伴确实没有什么技术贡献。不对的一半，是中国合作伙伴没有技术贡献，也有外国公司的黑手在里面。因为只要一合作，老外就垄断技术。中国的技术研究团队被以各种各样的名目瓦解。合资以后中国汽车企业的技术能力不是提高了，而是不如从前了。所以，这个日本人没有城府，太笨。他应该说，中国合作伙伴的技术力量相当强，进步相当快，中国一定是明天世界汽车业的领导者。这才叫有策略对不对。
　　　说白了，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需要得到中国行业主管部门的同意。中国则要求，进入条件是必须与中国汽车企业合作才行，挣了钱对半分，不然不许进来。所以在外国汽车商人眼里，中国那几个的所谓汽车巨头们，不过是上面派来收保护费的小马仔而已。
　　　另一个神话是，有那么一小撮中国人，耐不住二十年寂寞，决定提前搞几辆汽车。
　　　在芜湖，伊同耀带着一帮人，包括一汽合资后被老外安排退休技术员，以及同样命运的二汽的技术员，自主设计出了风云汽车，连发动机都有自主产权。当时，奇瑞连国家给的准生证都没有，被迫向上汽出让股份，以求在中国生存下去的权力。
　　　在浙江，李书福为了造汽车，跑审批时就差给人家下跪了。终于批准了，老李对记者狂言：造汽车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两排沙发加四个轮子吗？！他设计的第一个商标被丰田告了，说太像丰田。他造了一个美人豹跑车，猛一看象辆百万豪车，质量好不好先吓人一跳。他看到奔驰在车头上焊个棒棒把标志举起来。吉利几万块钱的破车也在车头上焊一个铁棒，把标志很骄傲很自信地高举起来。后来竟然收购了沃尔沃。网友有云：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发现自家的吉利变成了沃尔沃，世界的最不幸的事就是发现自家的沃尔沃变成了吉利。
　　　在深圳，连辆自行车都没有造过的王传福突然断言，比亚迪公司会成为世界汽车业老大！别人问其故。他的逻辑是：A，电动汽车是未来汽车业的老大。B，比亚迪公司是世界电池业老大。综合 A 和 B可以得出结论C：比亚迪将是世界汽车业老大。靠，这算什么逻辑？但王传福真的跑去陕西，收购了秦川汽车厂，就是生产福莱尔的那个厂。结果第二天，比亚迪公司香港股票狂跌 21%，后面几天接着狂跌。但一年以后，这个疯子真比亚迪 F3 给造出来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8这个疯子真比亚迪 F3
真后面掉了一个“把”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9
晚上睡不着，自己慢慢写，会很晚的，兄弟不用等啦！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9
（第 166）福兮祸兮
　　　社会行业，三百六十行，我没有能力一个一个说。即使说，兄弟们也没有兴趣一个一个听。所以只举几个典型，说明一下中国的发展历程。酒类，是典型的完全竞争行业。汽车，是一个有强烈行政干预的竞争性行业。
简单评价几句汽车。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和销售国。这些年来，发展成绩值得肯定。不管外资也好、民营也好，毕竟在中国国内形成了这么大生产能力。也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生产能力。税收、就业以及上游配套，都在中国。中国汽车社会正在加速形成，拉动了相关产业，促进了经济繁荣。汽车正全面塑造着新一代中国人。比如我，有一天我的汽车被朋友因急事借走了，他走的急，我的手机忘了从车上取下来。一下子少了这两样东西，我什么事都干不了，茫茫然，无所适从。其实，我 1999 年才有的手机，2007 年才有的汽车，真不知以前都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的看法是，这个行业发展不理想，这些年有较大的缺憾，主要体现在外资品牌市场比重过高，民族自主品牌发展不理想，出口量太少。造成这些问题有客观原因，也有骨干企业自身原因，但是，汽车
行业政策是主要原因。若政策更合理一些，自由汽车品牌应该能够发展得更好一些。
　　　自主品牌很重要。墨西哥也是世界汽车产量大国，但缺乏自主品牌，现在几个人知道墨西哥汽车呢？假如告诉你，一辆进口的福特车是墨西哥产的，那么，如果这辆车相当好，在你心目中得到提升的，仍然是美国国家形象，而不是墨西哥国家形象。中国这么大，确实需要自己的品牌。
　　　让我们共同祝福中国的自主汽车品牌吧：奇瑞、吉利、比亚迪、红旗、东风、长安、哈飞、长丰、长城、东南、江淮、海马、华普、力帆等等。祝愿他们好运！
　　　我还提到石油、航空、电力、铁路、银行等垄断行业 30 年来这些行业的发展，我觉得要一分为二看。
　　　一方面，这些行业确实是垄断行业。欧美也是巨头垄断的。中国既然拥有自己的行业大公司，扶持它发展是应有之意。这符合国家利益，也符合人民利益。放开市场，全国的加油站都让美孚、壳牌给控制完，更不是好事情。
　　　另一方面，对于这些企业需要加强监管。现在社会舆论那么强烈，主要是监管不力造成的。比如，这些公司挣钱时，靠红头文件，靠行政垄断，跟收税差不多；发钱时，又要和市场接轨，与国际接轨，大搞上千万的年薪，这样公众不可能不骂娘。指望政府部门监管很难，他们都是一家子，逢年过节时公司都要登门孝敬，他们根本监管不住。我觉得，鼓励媒体监督是个有效办法，从长远来看，鼓励公众通过网
络监督最为有效的办法。
　　　关于这方面，我还有一点自己的思考。就是福兮祸兮，有时候还是要辨证看。中国的崛起，本身是一次世界利益格局大调整。我说过，从其他国家历史上的崛起过程来看，要走到中国这一步，早就不知打了多少仗了。而中国改革三十年，目前仍然是和平崛起，而且在崛起过程中还跟大多数邻居解决了边境问题，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有人说是因为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水平高。
　　　这些原因都不错。但是，我觉得，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条件应该是，中国崛起能给绝大多数国家带来利益。若对一个具体国家而言，就是中国崛起给它带来的利益要大于损失。唯有如此，才能保障和平环境。若中国崛起在经济上把别的国家逼得无路可走，那摩擦就是再所难免的。
　　　三十年来，我认为汽车产业、大飞机产业是很不理想的。但是，当中美关系出现矛盾和紧张时，跑到政府和国会为中国游说的美国人，恰恰是这些行业的老板和董事。因为中美关系最牵扯他们的利益。那 些中国获得了成功，把美国打得抬不起头的产业，往往就是主张对华 强硬的声音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让跨国公司享受中国部分市场，使中美利益绑定，也许符合中国崛起的整体战略利益。这些游说者从 中国市场赚了钱，他们再帮助中国挫败几个对华反倾销之类的提案，中国又从美国市场赚回一笔。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把本国行业搞垮有理，更不是认为某些
行业的政策失误实为高层妙手的“大棋”。都不是。我们必须努力在 每个行业、每个政策争取做到最好。我的意思是认为，在地球村里，中国虽然主观努力，但客观上也不可能在任何领域和行业都成为第一。孙子说，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就是说，哪怕你仗打赢了，也要给对 手留一条生路，不要逼得他非得跟你死拼到底。
　　　三十年来，世界大型跨国公司基本都到中国开展业务。他们来，不是扶贫开发的，也不是帮助中国崛起的，而是来挣钱的。小平也说过，不怕人家挣钱，不挣钱谁来？三十年了，我们是不是该总结一下，这么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中国收益几何？付出几何？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更长远的、更全面的战略考量。我觉得我们现在缺乏这种考量，对于眼前事情的处理就容易短期化和情绪化。
　　　坦率说，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这个问题，我没有结论。兄弟们一起思考吧。我觉得，中国应该做到这样一种境界：跨国公司们贪婪地坐在中国的手心里数着钞票，中国贪婪地数着手心里的跨国公司们。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9自己顶一下，继续！
（第 167）善假于物
　　　以前爱听广播评书，记得书中讲到：某武林高手去打擂，只见那擂台高九丈，他一跃而起离地三丈，然后右脚尖一踩左脚面，又起三丈，然后左脚尖一踩右脚面，再起三丈，就蹦上去了。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这么三级跳真是太麻烦了，揪着头发自己把自己提上去岂不更省事一些？
　　　呵呵，说个笑话。前面有几个兄弟顶“中国贪婪地数着手心里的跨国公司”这句。关于这句，有必要补充几句。很显然，一个国家，尤其是经济技术处于落后的国家，要发展，要前进，不借助环境、不借助外力是不行的。荀子说：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中国曾经努力成为前面那种武林高手，后来发现行不通，转而在苦修内力的同时，广泛借力于国际，做一个“善假于物”的君子。
　　　我认为，改革之初，中国高层是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的。所以提出“改革开放”四个字，做为“两个基本点”之一。这四个字本身包含玄机，就是它突出强调了开放的重要性。什么是开放呢？开放不外乎就是去改革以前那些不够开放的法规和政策，去改革以前那些保守观念。所以，开放也是改革的一个方面的内容，改革两个字应该已经涵盖了开放。既然如此，仍要把“开放”特别地提出来，与改革并列，充分体现了中国高层对利用国际环境的战略性的重视。
　　　中国开始借到的力，只是一些小力，以港台华侨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比如地砖厂、服装鞋帽厂。九十年代，跨国公司开始进入中国。由于经验不足，有一些政策存在某些偏差，比如上汽与大众合作，几乎是救了大众一命。而我们开的价码，现在看来过高了。在行政保护下，一辆普桑当时在国内卖将近三十万，按实际购买力折算成现在，估计超过一百万了，实在有点变态。仅管如此，九十年代中国借力范围大大拓展，从港台日韩扩展到了欧美经济体。2001 年加
入世贸，使中国真正能够借力全世界，全面利用世界的资源和市场来发展自己。
　　　因为中国崛起这个事情太大了，所以不是一般性的借力。许多跨国公司依靠智囊公司，整体谋划，到中国收购企业，整合产业链，牛逼不已。一个专家就提到过，跨国公司在整合中国产业，而中国在整合全世界的跨国公司。“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站在楼上看你”，呵呵，视角不同，风景也会不同。当然，这三十年中，面对经验丰富、比猴都精的跨国公司，中国的学费也交的相当不少，有些学费交了，还没学到东西，或者只学到过时的东西。但总体而言，开放是开对了、开赚了！
　　　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个模糊认识，就是对外向型经济和内向型经济的认识。外向型经济，也叫出口替代战略，就是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出口战略。出口势必会拉动进口。进出口一上去，贸易强国就形成了。内向型经济，也叫进口替代战略。就是尽可能通过国内生产来替代进口，发展自己的制造能力。由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使许多中国人，甚至一些地区领导几乎形成一个固定看法：外向型经济一定是天经地义的优越，而且是唯一可行之路。其实这个观点是很片面的。
　　　由于这种片面观点（至少是大部分原因吧），形成了中国今天过度依赖出口的局面。中国外贸依存度现在大约 50%左右，是美国比例的一倍，而更重要的内需则被长期忽视了。就好像前面那个武林高手，没有外部支撑点，肯定蹦不起来，但如果自己内功不行，给你支撑点，你也蹦不上去。近几年中央不断调整政策，启动内需，就是在纠正这
种倾向。不过，中国太大，内需的启动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创造更多条件才行。
　　　实际上，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无论是英、法、德等欧洲列强，还是美、苏两霸，还是二战以前的日本，在国家战略上都极为强调进口替代。当时还没有世贸规则，所以各国都可以通过高关税、低配额之类办法，尽可能打击进口货，保护本国企业成长壮大。各国都搞自我保护，那么想要扩大出口，怎么办呢？当时的办法，一是到自己的殖民地去倾销，这个最方便了。二是如果有条件，也可以用武力相危胁甚至发动一场战争，迫使弱国同意开放市场和降低关税。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个典型。没有这些措施，列强们谁也成长不起来的。按照古典西方经济学的说教，搞自由市场，按比较优势实现全球分工，那纯属扯蛋。
　　　相反，像二战以后的日本、亚洲“四小龙”这样，通过来料加工、成品出口、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倒是历史发展的特例，少见。它们的成功，与二战以后美国主导的贸易体系形成有关，也与冷战期间美国对于远东这些前线国家的支持有关。有许多不可复制的因素。所以放眼全世界，在七十年代以后，艳羡和学习亚洲小四龙的国家很多，但真的靠这种模式取得最后成功的，目前还一个也没有。中国在学习四小龙实现了沿海加工制造业的起飞后，也必须寻找自己的路子。
　　　像拉美各国尤其是悲惨的阿根廷同学那样，美苏德当年依靠进口替代战略崛起时，他们大搞自由贸易，失败；四小龙当年依靠出口贸
易崛起时，他们转而关门大搞进口替代，又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任何一种战略，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没有绝对好坏之分，要看内外形势而定。诚如孙子兵法所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
（第 168）话说城市
　　　前面聊了工业化、市场化问题。下面聊聊城市化问题。这又是一个影响巨大的领域哈。
　　　城市化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楼里有的兄弟主张适度城市化，也有许多专家主张发展小城镇，我充分尊重这些意见。但是，我本人是一个坚定的城市化主义者，而且还是大城市主义者。呵呵，我会在下面几个贴子谈我的观点，欢迎探讨。
　　　住在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正好把城市问题思考思考。我对新加坡的认识，始于一部电视剧叫做《调色板》。在二十多年前吧。为可能是最早引进中国的新加坡电视连续剧了。我通过这个电视剧，才吃惊地发现，原来新加坡跟香港一样住的都是华人啊。我还发现，原来男女学生没毕业没结婚就可以睡在一起。主题歌至今还记得几句。开头一句是：“城市生活中你曾失去什么，拥有是什么？”
　　　是啊，面对风起云涌的城市化浪潮，咱们中国人失去了什么，有拥有了什么呢？
虽然中国人现在能够正视城市化问题了，上海世博会主题就是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是如果倒退十几年，中国的决策层对城市化的许多看法都是不明确、有分歧的。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城市化
率提高了接近 30 个百分点，平均一年一个百分点。2010 年 11 月，全国城镇人口比率接近 50%。
　　　古老的农业中国，正站在进入城市化社会的临界点上，这真是五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啊。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让我们一起回顾回顾吧！
　　　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农民大国，在社会居住形态上，以村庄型的居民聚落为主。但是，各朝各代的城市化率是不一样，不是有些人主观想像中那种一直向上稳步提高。一般观点认为，宋代城市化水平最高，大约在 20%至 30%之间。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南宋时期城市化率达到过 50%。而清代中国城市化水平最低，大体在 6%至 8%之间。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明代后期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引进，使中国土地的人口承载量暴增，再加上咱们中国人对于生活条件的要求不高，所以清代前期到中期，中国出现了一次人口大爆炸。中国秦汉以后历代绝大部分时间，人口都在 5000 万至 1.5 亿之间，而清代
从 1 亿多人起步，就这么生啊养啊，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时，全国
人口已经有 4 亿多了，几乎占了全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那还打输了，真没面子啊。）
　　　我们如果按照宋代人口 1 亿，城市化率 30%，清代人口 4 亿，城市化率 8%，这么一算下来，我发现，这两个朝代的城市人口规模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啊，都有 3000 万左右，只是底下的分母变化了而
已。
我个人总结，中国古代城市体系有三个很突出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稳定性。这个特点前面刚提到，两千年间，城市化率最高的时候和城市化率最低的时候，实际的城市人口总量差不多。我觉得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秦汉以后，实际上进入了一种很稳定社会格局，就是“大一统帝国——原子阶级小农”的格局。
　　　这种格局之下，一方面，国家所需要城市发挥的职能，也就是那么多。国家对城市没有更多的发展需求。比如秦汉时期中国有两千多个县，到现在还是两千多个县，当然这中间的沿革是很乱腾的，但总量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是“县”这种基层政权职能的社会需求量决定的。
　　　另一方面，城里的兄弟们不稼不穑，吃粮要靠农民。原子化小农生产，所能提供的商品粮是有限的。大家不要以为，清朝四亿农民可以提供更多的粮食。错。在生产力没有大的提高、国土面积也没有大的扩张的情况下，能支援给城市的粮食是一定的。农民太少当然不行，但农民超过了一定数量，那么人越多，提供的商品粮就越少，因为他也要吃啊。
　　　这两个方面，决定了中国城市人口总规模是历代基本稳定。直到近代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引入。
待续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9原子阶级小农
应为“原子化小农”，对不起，打字太粗心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9
（第 169）巨型古城
　　　冷如兄高见哈！如果本人身居高位，就不用再思考这些问题了，那时我认真思考一下家里的钱怎么码好才能不绊脚就行了，呵呵。
　　　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中心城市的规模巨大。汉唐长安、宋代开封、南宋杭州、元代大都、明清北京，都是世界最大城市。中国城市人口过百万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不过三万、四万人口而已。
　　　这个现象的原因也好解释。原因不是因为中国古人喜欢大城市，也不是因为汉唐政府制定了“全力打造国际化大都市”之类的发展目标。原因在于：社会需要。
　　　前贴论证过，古代中国，不同与西方、伊斯兰和印度的突出特点，就是大一统帝国。这种帝国是封而不建的一元化帝国，通过行政区划体系和文官制度进行统治，而不是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通过下面的封建小国进行统治。这样，庞大帝国的权力集中于首都和大行政区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客观上需要发挥这种统治职能，就必须有足够的机构、设施、人口来配套。
　　　而在世界其它地区，帝国的许多职能和权力，都是分流到各级封建领土头上的，因此，他们的国家和地区中心城市，承担职能不如中国这样庞大。客观上没有城市发展的需要。当然，资本主义制度和近
代工商业社会崛起以后，情况就更当别论了。
　　　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第三个特点是，城市类型基本上都属于政治型城市。我没有说这是“突出特点”，因为古代世界其它地区的城市多数是这个类型，但是，中国这个特点更明鲜。而且这个问题还一直遗留到了今天。对于我们看待今天中国城市的发展繁荣，很有现实的意义。所以有必要分析一下。
　　　城市的类型挺多的，而且现代大城市的功能都是综合型的。我个人看问题，习惯于把城市划分成政治型城市和经济型城市，这么两个大类。1、政治型城市，就是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兴的，城市里一切都围绕政治统治转。我这里的政治是宽泛的政治，下面细分还可以包括行政型城市（比如堪培拉、巴西利亚）、宗教型城市（麦加、舟山市普陀区）、军事型城市（镇南关、关岛）等等。2、非政治型城市，就是那些不是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兴的城市。当然，城市的管理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城市在兴起以后建立市政府和行政机构，那是肯定必要的。但这个城市的本身，是经济原因或其它原因而兴起的。
　　　由于现代的城市都有行政机构，没政府的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看上去有点乱，我们如何区分一个城市是政治型城市还是非政治型城市呢？
　　　很简单！给兄弟们举一个例子。在宁夏自治区的北部，以前有一个陶乐县。这个小县是 1941 年时设立的，2003 年被撤销了，土地划给了银川市和平罗县。这个县在历史上共存在了六十多年。我对行政区划变动对城市的影响很感兴趣，所以这几年盯着这个案例，收集撤
县以后的各类信息，包括新闻和网上贴子。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行政区划被取消时，因它而建的政治型城市（县城）的命运，以及这个城镇中的经济实体和从业者的命运。
　　　其实，中国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以前云南省有个地级市叫东川，后来铜矿采得差不多了，直接撤市改区，变成县级单位了。今年，安徽省的巢湖市也被撤了，变成县级单位了，这下合肥最乐了，但县级小巢湖市的城市发展前景肯定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哪个兄弟对这种课题感兴趣，建议你研究研究东川和巢湖的城市发展，可以写出许多城市经济学和社会学论文哈！
扯远了，我们回到陶乐县吧。
习惯于把城市划分成政治型城市和经济型城市，
“经济型城市”改为“非政治型城市”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9哈哈，兄弟们，
咱们一起研究问题不研究人嘛！中国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琢磨人花的时间太多，琢磨事花的时间太少，呵呵！继续！
（第 170）边城兴衰
　　　从旧版地图上看，陶乐县的版图狭长，像是一根擀面杖。在这儿，黄河流过青铜峡，滚滚北上，直奔河套。宁夏和内蒙古以黄河划界。河东是内蒙古，是美丽的鄂尔多斯高原。河西是宁夏，是盛产大米和枸杞的“塞上江南”银川平原。但是，陶乐县偏偏很奇怪地位于黄河以东，紧贴着黄河，切出了南北狭长的一条。这个县的形成很有趣。原因是，黄河不是一条老实的河，河道喜欢滚来滚去。有一年（我没去考证是哪年），黄河向西一改道不要紧，把河西原来属于宁夏的一片河滩地甩到河东去了。
　　　为了抢这块地，1929 年宁夏省设置了陶乐设治局。“设治局”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建县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河东方面当时叫绥远省，表示严重的不同意，双方就争起来了。绥远即使也设置了沃野设治局。沃野是汉武帝在这里设的古县名，后为北魏六镇之一。绥远这是引经据典、志在必得啊。两省请南京政府裁决。当时各省军阀都有军队，经常没事找事打一仗，两个省能这么有修养真不容易。估计是想到，那片河滩收的公粮还不够炮弹钱，而且没准哪天黄河再滚一下，所以双方决定整一把文明的。南京裁定：宁夏赢。1941 年，正式设立陶乐县。
　　　长话短说，这个县吧，先天不足，后天没补上。面积太小，九百平方公里，宁夏倒数第一。人口太少，解放后扶贫开发时，又从西海固移民过来些人，加起来总人口也只有 3 万，相当于外地一个乡镇。
而县财政的供养人口高达 2300 人。所以撤县有必要。当然争议很大。
如果我是 2300 人之一，我也举双手双脚反对撤县。不去争论这事了，
看看对县城的影响吧。
　　　摘录《新京报》当年的一段文章——陶乐人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从政便成为最主要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干部群体成为当地主要消费群和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买东西的是干部，吃饭的是干部，近两年发展起来的房地产，购买者绝大多数也是党政干部。干部的调离推倒了县城经济的多米诺骨牌。县城最大百货商店老板追忆撤县之前的好日子：“那时每月营业额有七八万元，现在不到两三万。”当地最大的酒楼也因客源的消失而生意萧条。县重点开发的商住楼区如今成了一座座空楼。
　　　这个县城，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型城市。当行政区划撤销后，城市完全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建国以后，河南、山东等省进行过并县。撤县之后县城，虽然都是千年历史的城市，但因失去资源而迅速衰落。现在，都只是小镇而已，倘若不是将乡镇政府设立于此，这种城镇规模都难以维持。
　　　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四川省化林县。这个县在清代设立，县城位于川藏路上，地当要冲，繁盛一时。民国时，并入泸定县，城市迅速衰落。1939 年地理学家任乃强考察此地，发现城里仍有大量古迹和寺庙。他在《泸定考察记》中写道：“余为化林行将死灭，故特搜罗其碑铭，考订其故事，记叙其景物，绘制图谱，以备他日志史者用之。”任先生的看法完全正确，这个城镇确实“行将死灭”。建国后乡政府也被撤销。最近，重走长征路的记者沿深山小道来到这里，已是几十人的小山村，除了一块石碑，昔日古迹荡然无存。
　　　总之，中国古代虽然也曾出现过佛山、盛泽、景德镇等纯工商业城镇，但 99%以上的城市是政治型城市。当其政治使命终结，随即无奈地衰落。
　　　直到清末的二十世纪初，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引入，铁路和矿山在中国出现，一种新型城市才在中国崛起，即非政治型城市。比如上海，在清代以前，上海县的县城是个行政型城市。但开埠以后上海迅速发展，成为远东工商业的中心。非行政型的城市越来越多，比如原属于河北正定县的石家庄，原属于河北临榆县的秦皇岛，原属于辽宁金县的大连，原属于山东即墨县的青岛，原属于山东福山县的烟台，原属于江苏东海县的连云港，原属于河北滦县和丰润县的唐山，原属于湖南湘潭县的株洲等等。
　　　这种非政治型城市，多数是崛起在前、设置行政机构在后。从而颠覆了历史一贯的先设立行政区划、然后选址筑城的模式。这些城市，即使行政区划调整和撤销，以其交通地位和工商业基础，仍然能够继续繁荣发展。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29累了，今晚收工休息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30
（第 171）三种命运
　　　谢谢看得起我，前面有几个兄弟提出问题，希望交流。下面应该会涉及，出于行文考虑，我还是继续往下写吧，写到再聊。可能是祖国历史太有趣，写着写着，一不小心又写回历史去了，真是“拣取花
枝屡回顾”啊！好，我们从历史上走出来，聊聊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胡总教导我们，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四个字：以人为本。所以
首先，我觉得有一点应该明确，“城市化”这个概念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其他的一切都是围绕人转的。人的城市化是什么意思？内涵有三。一是从业方式城市化。二是生活方式城市化。三是思维方式城市化。总之，城市化是在历史前进过程中，社会人主观的自我改造的过程。（对不起，这话拗口，看哲学书给害的）。
　　　前两年有一个新闻。说山东有个富翁，在北京搞房地产挣了钱，想给老家村子办点好事。他出手大方，掏了两三千万元，把村里的老房子一推，为每户乡亲盖了一栋小洋楼。全免费哈！老子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没有摊上个这样的老乡啊？有趣的是，搬进小洋楼的乡亲们意见不小。比如，猪没有地方养。如果养在老院子，又离得太远，被偷了怎么办。又比如，农用小推车、粪叉子之类，在小洋楼里找不到地方撂。总之，不习惯啊。
　　　这个事情还好办，有意见嘀咕一下，不致于闹事。有些事情就不好办了。比如某大型水库移民。这些移民，本来住在鸟不拉屎的穷山沟，年年吃救济粮。后来政府修坝，淹了他们家，把人都搬迁到富得流油的城郊，房子修好，一家分几亩田（能调济出来真他妈不容易），每家还给安排一个非农就业岗位。在外人看来，他们真是祖坟上冒绿烟了，生产生活任何方面都比原来强百倍。但是，他们隔三差五上访闹事。理由五花八门。比如夏天太热。比如不能上山去挖草药。比如一个孩子犯罪了。这跟搬迁有什么关系？他们认为大有关系，孩子在
山沟里没那么多诱惑，就不会犯法，所以此事必须政府负责。
　　　我举一堆例子是想说，城市化这个东西，虽然肯定需要环境和外力去推动，但从根本上讲，是人的主观选择和自我改造、自我适应。我们许多政策没有把“人”做为城市化的核心，弄出不少问题。一方面，从八十年代就转向工业岗位的农民工，早已完成了从业方式的城市化，但二元结构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另一方面，许多征地农民、工程移民又“被城市化”，户口农转非了，长期找不到稳定工作，形成“城中村”。
　　　如果回顾一下国外的城市化发展史，各国情况不一样，千差万别。我想，大概可以有这么两种有代表性的农民进城命运。
　　　一是好的城市化。美国、日本等国家，这种例子就比较多。第一代农民进城打工，成为企业员工。由于文化水平，肯定工资不高。政府在廉租住房、养老保险、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帮助。他的家庭进入城市，住在廉租社区里。房子很小，全家人挤在一起，生活水平不高，但享受到了城市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孩子，能在城市学校中接受教育。穷人孩子懂事早，成绩优秀。在政府助学金、奖学金帮助下，考入名校，毕业后成为白领，步入中产阶级。这时，孩子购买新房，全家搬出廉租区。经过一代人的艰苦，从第二代开始这家人融入城市。
　　　二是坏的城市化。在拉美印度这种例子比较多。第一代农民，由于农村破产，携家进城打工。政府没有廉租住房，全家住贫民窟，基础设施、教育卫生都很差。对低收入家庭子弟又没有资助。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中学没毕业就跟着一帮坏小子四处晃荡，一直没固定工作。
第一代农民退休以后，拿着微薄退休金，继续住在贫民窟。还要为孩子的事情烦心不已。而更多的农民还正从农村源源不断地挤进城市。
　　　然而，中国出现了上述两种情况之外的第三种命运：第一代农民进城打工。由于学校划片招生按户口，他的孩子无法到城市上学。中国城市廉租房是近几年才有的。此前二十多年农民工都住集体宿舍。工资很低，没有钱租房。有的警察巡夜，在公园长椅上抓到卖淫的，抓回去一问是两口子。打工都住集体宿舍，实在没办法。中国形成了大量留守儿童，不能随父母去享受城市教育。农村教育质量不高，学业无成。等第一代农民工老了，由于没有住房和社保，不能融入城市，只有回农村度晚年。此时，他的儿子——第二代农民工又打工去了。
（172）政经合一
　　　前贴提到，中国出现这种独特的城市化现象，不同于国外“好的城市化”和“坏的城市化”。这个现象，是 1949 年以来中国独特的城市发展史决定的。1949 年到 1979 年这段时期的城市化进程，因为篇幅所限，具体过程不再细说，我只做几点概括。然后谈几点思考。
这一段时期，中国城市化主要特征是三个：        1，通过计划投资和项目拉动，有一部分城市发展比较迅速，比
如东北的工矿业城市群。同时还新建了一批工矿业城市，比如甘肃的金昌、黑龙江的大庆、新疆的克拉玛依、四川的攀枝花等等，这此城市都是以前没有的。
2，由于计划经济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城市就业岗位不足，城
市社会活力不足，引发了两次逆城市化的运动，即“精简下放”和“上山下乡”，涉及到的人口高达三千万至四千万之间。
3，形成了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僵化的城乡二元结构。
　　　总的来说，这一段时期的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比较严重，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这一阶段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由于公有制和传统计划经济，使城市发展的经济型因素被完全纳入了政治的范畴，这段时期的城市，可以看成是纯之又纯的政治型城市。这既不同于前，也不同于后。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以前。
　　　前面有一个兄弟（作者：myduk）提出，中国古代，城市主要是经济型城市并非政治型城市。呵呵，观点不同是正常的。我的看法是，一个城市，特别是类似于长安、洛阳之类的当时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它的发展形成，肯定兼有政治和经济因素。但主要原因，或者说决定其性质的因素，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要探讨的。
　　　以唐代为例。唐代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显然是全国最为重要的城市。但是，唐代人当时又有另一个说法，叫做“扬一益二”，把扬州和成都推为天下伯仲。这是为什么呢？我的理解，是长安和洛阳是为政治为主。如武则天大兴土木，兴建东都，相当于依靠政府投资，以大项目促大发展，带动相关产业，拉动洛阳的 GDP。而扬州和成都，则是南方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手工业生产繁荣，并拉动了消费增长，成为全国旅游购物目的地。所以人们向望“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李白还说“洛阳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当时“南京”在成
都！）
　　　所以，我认为，古代城市发展，兼有政治经济因素，有的城市在某个阶段，经济因素还比较突出。但是，我同时认为，纵观中国城市史，在 1979 年之前，政治型城市仍然是主流，政治因素仍然是主因。
　　　一个明显的佐证就是，当某城市失去政治地位后，即会迅速衰落。例如洛阳和开封，今天仍然没有重新达到历史上曾经的规模。再以山东为例。山东在清末有十二个“地级单位”，包括十府和两个直隶州。这十二个城市在清亡以后，六个继续保留了地级单位，另外六个则降为县级单位。前六个是：济南、泰安、聊城（东昌府）、菏泽（曹州府）、临沂（沂州府）、济宁。后六个是：莱州、青州、兖州、蓬莱（登州府）、惠民（武定府）、临清。到今天一看便知，他们的城市发展水平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有人仍认为，这些城市的衰落不是政治降级的原因，而是现代交通和工业等经济原因，比如莱州的衰落是青岛崛起造成的，那么我们再举一例。明清时，川北有两个府：顺庆府和保宁府，府城分别在南充和阆中。这两个城市的发展条件几乎完全一样，都是亚热带丘陵农业区的行政中心，都是食品和丝绸工业中心，都是文化古城，在 1997 年达成铁路开通前都只有嘉陵江航运和公路交通。但是，从民国至今，南充一直是地级单位，而阆中是县级单位，现在两城规模是天壤之别。这说明，决定他们发展的主因，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若有兄弟还不信，那么还有现成的例子，安徽省巢湖市今年刚由地级调整为县级，你去跟踪研究吧。
　　　1949 年至 1979 年间，中国的政治型城市走上了一个极端，把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中含量不多的经济因素也给消灭了。原因是，纯公有制的建立和计划投资体制的建立，使私人和社会力量无力推动城市建设。而工业和建设项目的投资行为，也由一种经济行为，变成了一种政治行为。在这个历史时期，城市发展基本上是行政意志决定和左右的。
　　　这造成中国城市发展迟滞，缺乏活力，就业不足，前面已说了。同时，还造成一系列问题。比如，政治力量喜欢把经济资源集中到政治中心来，造成城市产业布局不合理。北京、太原、济南，原来都是文化教育名城，建国后把首钢、太钢、济钢等重工业企业直接楚在了城边上。这使城市的定位出现了混乱。在北京的行政力量干预下，中国北方原第一大城市天津的经济发展受到抑制，很快被北京超过。而北京建设了太多工厂，又使文化古都显得不伦不类。这种政治主导下的城市发展模式，也是造成沈大、济青、成渝等“对头城市”的深层次原因。
（第 173）城市误区
　　　城市化这个事儿，按说没什么可争议的。偏偏在中国争议很多。咱们中国人的智商，是世界最高的，但是在城市化问题上，经常可以看到反例。
　　　记得九十年代初，有篇报道，幸灾乐祸，说泰国曼谷堵车成灾，民不聊生！再配几张图，比如抱着方向盘睡着的司机，以证明盲目发
展大城市的无比危害。直到后来北京上海也堵上了，我们才发现当年咱们不堵车，并不是因为比人家先进，而是因为没人家先进。但是，有些人又滚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有位名人老兄，多次含着深情的泪为北京堵车而振臂欢呼：“中国终于发达了！”真是无知者无畏，其实不堵车的发达国家多了，新加坡交通就挺顺溜，你怎么不学学人家好的方面呢？
　　　中国城市发展的思路，八十年代体现为：严格限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城市，积极大力发展小城镇。这写进了《规划法》。这个思路毛病比较大，下面要谈。九十年代以来政策有调整，体现在三方面： 1、出现了发展城市带、发展城镇体系的提法。体现了认识水平明显提高，不再把城市看成一个一个孤立的点了。2、对大城市限制有所放松，改为合理发展大中城市。这是对的，但配套法规的跟进不是太理想。3、仍然坚持积极发展小城镇，这一点，始终没跳出八十年代的那个框框。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探讨几个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误区。虽然有些观点仍然被写在法规和文件里。
第一个问题是，城市浪费土地和资源。
　　　城市扩张，吞噬周边农田，这是事实。许多砖家认为，中国人均能源、矿产、土地、淡水，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七成或者更多的农民进城，城市对资源的需求必然超过承受能力。
　　　这个观点，心理很阴暗。它有一个没好意思明说的前提，就是：让几亿农村人继续过原始简单生活。唯有如此，农村人均资源消耗才
会低于城市。如果住在农村的人都达到城市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准，那人均资源消耗反而高于城市，城市才是节约的。
　　　长期以来，农民生活水平极低。有的农村甚至没通电。农业生产靠人力、畜力。有的农民一辈子没有出过乡镇。这种生活方式，当然很环保，很绿色，很低碳。那个说好，自己搬家去。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的本能，也是基本人权，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上千万农村青年，宁可在城市漂着，当无业游民，也不愿回去，就说明了这一点。
　　　放眼世界，美国消耗了世界大部分资源，却横加指责中国“消耗资源”，就是这种混帐心态。而我们内部，绝不能为了一部分人美好生活，让另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继续过原始而简单的生活，这种政策注定不得人心。
　　　至于土地，城市承载量也远远大于乡镇和农村。每平方公里居民量，特大城市为 2 万以上，中小城市为 1 万以上，而农村建设用地，
人口承载量约为 2000 至 3000 人。（这算高的）。换句话说，城市单位面积的居民承载量是农村的四到六倍。如果在农村人口进城后，结合新农村建设，进行土地整理和村庄归并，可以节省大量土地。
第二个问题是，城市污染环境。
　　　与上个问题一样，农村低污染，是以简单原始生活为前提的。如果中国农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制造的环境污染将远远大于城市，因为城市是点源污染，而农村是面源污染，污水垃圾的收集处理难度远远大于城市，处理成本将远远高于城市。
以生活污水为例。一座 50 万人的城市，面积约为 40 平方公里，
只要建设完善的地下管网，污水收集率很容易达到 90%以上，再建设两座中型污水处理厂即可以解决。如果这 50 万人在农村，情况会怎
样？在平原地区，他们将分布在 1000 平方公里上的 500 个村庄（1000
人/村）；在丘陵和山区，他们将分布在 3000 平方公里上的 1000 个村庄（500 人/村）。对这些分散村庄产生的污水，有效收集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达到 50%收集率，也将付出惊人成本，政府财力难以承担。事实上，中国目前绝大多数农村污水放任自流，已经造成了严重
的环境污染。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也已经是社会难题，“垃圾围村”现象比比皆是。我的观点是：在现代化生活的大背景下，环境压力客观上要求加快城市化。如果继续让 7 亿人口分散在农村走向现代化生活，才真是一场环境灾难。
（第 174）小城镇
　　　“小城镇”一直是我国城市化的热点词。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城市化政策中对大城市的观点有转变，但对小城镇一直痴情不改，逢会必讲，完全不顾现实中，小城镇建设有多么的荒唐。
　　　我曾参观过一个冷冷清清的“示范小城镇”。这个城镇的自然环境很好，但没人来经营和居住。政府因举债搞示范建设，整天被债主围堵，镇长看见建筑包工头，就像老鼠看见猫，能躲就躲，实在没有钱给他。
　　　我问当地居民：“这里为什么没有人气？”他们回答得很直接： “因为没的钱赚嘛。”这个小镇之所以存在，经济支柱有两个：第一
个支柱是商业，它是周边十几个村庄的物资集散地，农民每月有几天来此赶集，出售农产品，因此聚集了一些商户。第二个支柱是乡政府驻地，有一批公务人员和公务消费，也带动了一些商户。仅此而已。它没有更多的发展支撑条件了。
　　　可见，小城镇的繁荣是有条件的。一个孤立存在的小城镇，在交通、通讯、环保、物流、信息等各方面的成本肯定高于大城市，不具备与大城市进行投资竞争的能力，当然不可能提供商业机会和就业岗位，不具备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政府投资新建的街区和市场，不可能吸引更多的商户和居民，“示范”只是一厢情愿。
　　　八十年代，中国提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结果以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全面倒闭、农民工大潮兴起而告终。但是，有趣的是，乡镇企业破产了，小城镇建设却没有破产。每年，仍有不少地方政府，在花巨资大搞示范乡镇。结果小城镇建设举债累累，一些城镇建好的新街上，冷冷清清，人迹皆无，到处都是荒草。
　　　如果一言说破，这个思维定势，实际上根子就在前三十年，计划经济造成的城市就业困难，摧生了两次规模空间的逆城市化，使政府在骨子里有了这个一个基因：城市人口太多了，一旦就业出了问题，那家伙，很不好办。小城镇建设看上去似乎很美。看上去，它是一个进则可攻、退则可守的策略。人们离土不离乡，到离十里的小镇上去打工和生活，万一哪天闹个经济危机什么的，也没有关系，就近回家，再去种地就是了。也用不着再费劲组织什么“上山下乡”了。岂不美哉！于是，有人宣扬，小城镇能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能解决大城市
拥堵，也不存在污染的问题，可以在阳台上看星星，却无视小城镇到底靠什么来维持自身的生存。
　　　当今中国，不仅孤立的小城镇不好生存，就是孤立的小城市，都不好生存。西部许多县城，至少一半，都属于传统的政治型城市。几万人的城市内，住着几千个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这些人靠财政（转移支付）来发工资。然后，某个公务员早上出门，掏出财政发的工资，花 5 块钱吃了一碗面条，花 5 块钱理了个发。当天，买面条的人又花
5 块钱理了个发，理发匠又花 5 块钱吃了碗面条。这就是所谓的消费的乘数效应，呵呵。就这样，凭着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消费，一个城市在维持着运转。若不幸撤县，那么这个城市非完不可。
　　　有一个兄弟跟我说，他们县城的经济总结起来就是：重工业——砸石头！轻工业——弹棉花！高科技——压粉条！我对他说，你们县要是真能在这三大产业上取得优势，那也算是不错的啦！
　　　总之，我认为，在现代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孤立的小城镇，甚至孤立的小城市，虽然土地便宜一些，劳动力工资可能也低一些，但综合来说，因为缺乏凝集效应，经济活动的成本过高，没有商业竞争力。那么，一些发达国家和我国东部沿海的小城镇何以繁荣呢？大城市的真正优势又在哪里呢？我们来探讨一下。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30摧生了两次规模空间的逆城市化，
摧应为“催”
间应为“前”报歉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30买面条的人又花 5 块钱理了个发
买应为“卖”喝多了。
（第 175）聚集效应
　　　关于大城市，误区也很多。比如上海。在三十年代，上海曾号称是远东第一大城市。当时国内的富商、买办、冒险家；欧美的贸易商；日本浪人和艺伎；十月革命以后逃亡的白俄；躲避纳粹的犹太商人；出来混生活的红头阿三等等，云集大上海十里洋场。当时上海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国际化程度甚至高于东京和大阪。
　　　时光到了八十年代，当我们抡圆了去积极发展小城镇，严格限制大城市发展时，中国这些被限制发展的所谓大城市，撂到世界来看，实际上已经不算很大了。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就更不算大了。当时的国际排名，我不知道，反正发展了 30 年之后，今天上海在世界上仍然只能排在第七位左右，次于东京、大纽约、大德里、圣保罗、墨西哥城、孟买等城市，北京、广州的规模则排在十名之外。
　　　当然不是说，人口排在前面的城市一定就好。德里和孟买的城市化，毛病太多，值得吸取教训。看待大城市，往往会提到“大城市病”，
我的观点是，要厘清这么两个认识：A，这些问题是城市规模本身造成的，只要达到某个规模，某种问题就不可避免；B，这些问题不是城市规模所必然的造成的，而是规划失误、管理失误和产业发展失误造成的，是可以纠正和弥补的。我个人更倾向于B。
　　　那么，什么是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呢？我们以第三产业为例，举一个例子。比如：档次极高的高级婚纱影楼。由于他的档次很高、收费很贵，所以一般经济条件的人不会来光顾。这种婚纱影楼每年至少需要有 200 对新人来光顾，才可能维持下去。平均每 1 万居民当中，每年才会有一对顾客。若我们假定它的消费者仅限于本市居民范围。那么可以推知，在人口规模低于 200 万人的城市，这种影楼是不可能维持经营下去的，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
若同样还是这么 200 万人，他们不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城市，而
是平均分散，住在 10 个 20 万人的小城市。那么，虽然每个小城市每
年仍然会有 20 对新人，有经济支付能力，希望享受到这种高档服务，但城市无法满足他们。大城市可以提供更高质量、更多样化的服务，原因即在于此。如果城市规模很大，比如上海这种拥有 2000 万人口
的城市，那么这里的市场规模至少可以容纳 10 家这种高档影楼，这样就会形成激烈的市场竞争。通过竞争机制，服务质量会进一步提高。所以，那些追求高质量生活的时代潮人，总是从县城开车，不远千里跑到北京、上海去买东西。
我们进一步来说，假定这种影楼需要雇佣 30 人。那就，只有规
模在 2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才可能通过聚集效应，创造这 30 个就
业岗位。而低于这个规模的城市，则根本无法创造这么 30 个就业岗
位。这 30 个人挣到钱，也将在城市里消费，比如理个发吃碗面条什么的，所以他们的消费通过乘数效应，又可以为城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城市就业机会那么多。
　　　我到上海，看到小街转角处的墙凹进去一块，有不到 2 平米的面积，就有夫妻两人开了一家小店，出售热香肠和饮料。由于往来人流如织，生意兴隆。这种单位面积上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在小城市绝对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聚集效应。
　　　我以前看外国资料时，曾注意到一位专家的一句话，记忆犹新。他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城市要发展到 50 万人口规模才达到规模经济；至于城市发展到多大才会出现规模不经济，我们至今还没看到。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30靠，自己坐沙发了。
（第 176）城镇体系
　　　今天，某些砖家和某些领导认为，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逆城市化”了，人口正在从大城市向农村和小城镇转移，中国可不能再走人家的老路啦！所以，在实践中被撞得鼻青脸肿的小城镇建设工作，又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而今迈步从头越。
　　　这些砖家说的不错。从统计数据上来看，近 20 年，日本等国家的城镇化率不是在增高，而是在下降。许多城市居民开始向小城镇转移。这是为什么呢？中国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在四川成都郊区有个叫三圣乡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历史上有种花的传统，就是为城里人提供鲜花。当地领导脑袋灵光，办了一个市场，又把花田进行改造，改造成一个个供人休闲和餐饮的农家小院子。结果吸引了不少人来喝茶、吃饭、打麻将。碰巧，三圣乡兴起之时，正好中央出台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国家旅游部门要落实新农村建设的精神，结合本行业，鼓励发展乡村旅游。在全国东找西找，发现三圣乡是个不错的典型，就给评了一个国家级三 A 景区。一片普通的农田用几年功夫竟然成了三 A 景区，简直是个神话！运去黄金无色，时来铁也生辉，人家愣是赶到点子上了，挡也挡不住，别的地方气死也没用啊。
　　　全国无论是搞小城镇建设也好，还是搞新农村建设也好，许多干部被组织到这儿参观。好不热闹。参观完了回去，有人问，三圣乡的经验怎么样啊？他们先点头、再摇头：“经验很好，就是学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三圣乡的成功，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挨着一个五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开车只要半小时。别的地方，小城镇和新农村修的再漂亮，饭再好吃，花再便宜，可是没有人来吃饭喝茶打麻将，你也发展不起来啊。
　　　无论是国际，还是东部沿海，有些小城镇为什么会繁荣？三圣乡能说明这个问题。它的真实身份，既不是新农村，也不是小城镇，它的实质，乃是成都市的一片城区。它的经济没有独立性，是城市经济的一部分。它承担着成都市一部分休闲、餐饮、娱乐等城市功能。从地理上看，它与城市并不相连，只是城市街道延长了一点而已，我们
也可以把它看成市区的一小块飞地。
　　　放眼全国，一些小城镇能活的有滋有味。原因是：处在大城市的辐射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或者处于一个大规模的产业集中带上（如温州电器、绍兴纺织、义乌小商品）。在这里，大城市以及周边无数的小城镇、专业村、工业区、加工区等，通过便捷的交通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小城镇不是独立生存的，它们表面上是一个城镇，但本质上不是城镇，而是一个城区、一个社区或者一个产业的工序，是某个大城市或者城市带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让我来给这些小城镇分个类，我认为可以分为：A、飞地型城区。就是围绕大城市，承担部分城市功能。如三圣乡那种。B、团组型城区。虽然不是围绕一个核心城市，但无数小城镇形成一个集群，相互之间分工明确，实质上共同承担着一个大城市的功能。如东莞的整个区域。C、工序型城区。就是许多小城镇共同构成一个大型产业带和工业区，每个小城镇通过专业分工，承担一部分工业流程。这种情况在浙江很多。比如温州一带的低压电器制造业。有的小镇造零件，有的小镇搞电镀，有的小镇管装配，有的小镇搞批发市场。
　　　总之，在不具备产业集群，也没有核心大城市拉动的地区，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如此，孤军深入地发展小城镇是行不通的。这几年财政有钱了，这事又抬头了，希望各地老大们慎重一些，别再花冤枉钱了，这三十年已经花得不少了。应该着眼于提高区域竞争力，积极发展城市体系，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就当前而言，大中城市仍然是重中之重。因为先有了核心大城市之后，才可能辐射带动中小城
市，进而形成城市体系。
　　　像我们这种土地稀缺的人口大国，居民尽可能集中居住是十分必要的。人口集中有助于以较低成本，提供较高质量的司法、治安、教育、医疗、通讯、公共交通、文化等公共服务。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三农”等棘手问题，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中国目前城市化水平，只相当于美国 1890 年代、日本 1950 年代
或者韩国 1970 年代的水平。一些人看到上亿农民工流动，惊呼“中国城市化太快了”，但我仍然坚持认为中国城市化太慢了，需要再加速。现在就提美国式的“奔向乡村”，还为时过早。有人担心城市化带来一系列问题，很有可能。但这些问题是规划管理失误所致，而不是城市化本身固有的、必然的问题。只要政策得当，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和避免的。日本、韩国、台湾等地，与中国人口密度和资源条件基本相似，都已经实现了 70%以上的城市化率，它们的成功印证了本文的观点。
　　　香港的张五常在九十年代末，发表过一次演讲，谈到城市化问题是，他建议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要孤注一掷，既然农民想进城，就让他们进去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30今天休息了！再见！
（第 177）城市狂飚
张五常在经济学界人称疯子。虽然中国决策层不想听疯子的意见，
但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经济力量，在 2000 年以后终于喷发，中国城市化进入了发力期。这是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不管大家接受不接受，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城市化狂飚开始了。
　　　2000 年以后，我每年春节回北方老家，总遇到一个很苦恼的事情——找不到家。当时，城市突飞猛进，新城拔地而起，旧城大拆大建，到处一片瓦砾。由于两边房子一拆，街道拓宽，路就显得短了，我打车一跑就跑过头，然后再倒回来找家门。当时还有个笑话，说布什总统得到了情报，听说本拉登就藏在我们市，于是派出空军去炸。结果空军飞了一圈，满载炸弹又飞回美国去了，跟布什报告说：不用再炸了，中国那个城市看上去已经至少被人炸过几百遍了！
　　　2000 年以后城市化很快，有多快，我不举数据了，兄弟们住在各地，都看到眼里了。这中间也有许多问题，报纸这方面的负面新闻很多。我认为，成绩真是很伟大，应该肯定。在前面贴子中，我谈过所有制、就业、城市化、工业化的内在关系。这些年的城市化，也算是对于 2000 年以前这么长时期城市化过缓的一种弥补吧。“城市中国”呼之欲出，对今后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中国人的全面发展，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一个问题是户籍。2000 年以后，户籍制度开始出现瓦解的迹向，除了北京、上海目前户籍仍然严格控制外，绝大多数城市的户籍都已松动，买房即可入户。现在城乡一体的社保体系正在建立当中，若全面建成，那么，附着于户口上的待遇差别将最终消失，户籍管理被身份证管理取代，应该是可以预见的。
另一个问题是房价。日本 1990 年的经济崩溃，始于房地产市场，
至今东京一些房子，仍然没有返回 1990 年的价格水平。美国社会管理水平应是全世界最高，还是发生了经济危机，而且始于两房次贷。房地产是现代城市居民最大的一项资产，它不仅具有消费性，更有投资性。而且，许多居民都把房产做为可以信赖的投资方式。我原来以为，这是中国人农民情结的体现。现在看来，全世界都他妈的差不多。若是投资，房价就不仅仅是房地产市场本身的问题，还和整个投融资领域相关。比如利率、股市、债市、汇市等等。
　　　我对中国房市的判断是，泡沫肯定是有的，但说房市的泡沫大到了能够摧毁中国经济的程度，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不过，由于城市化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城市化与工业化严重脱节的问题折磨了我们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在 2000 年后进入了城市化加速期，若控制不好房价，会打击城市化进程，这是个问题。从目前来看，问题还越来越严重了。中国费了这么大劲，好不容易才把城乡二元结构的行政壁垒拆得差不多了，如果又从经济上冒出一个新壁垒，那他妈的实在太令人郁闷了。
　　　目前的限购令，根本不是个好办法。这个弄法长久不了。首先，这不是个市场手段，行政手段一去执行，寻租现象就不可避免。有关系或者花点钱，总能想到办法绕过去，连炒个房都得靠关系了，社会不公平感会更强。其次，限购令也很机械。比如，我老爸老妈年纪大了，想跟着我到南方来养老，他们想购一套小面积的房，就不行。因为他们没有本地户口。根据限购令，没有本地户口者要购房，必须在
本地就业，而且要有本地办理的养老保险。这就给卡住了，以后他们要是真来，看来只有租房。
　　　至于昨天建设部长同志谈到的，要搞房主个人信息系统，这个弄法阻力比较大。据说，这个信息系统是为了以后开征房产税做准备，呵呵，好像正在十个城市搞试点。因为大量投资性的购房者，除了老板，就是官员。官员们的拥房量是很大的。若搞信息系统，纪委去把他的身份证号一输，就把他名下的房产搞个一清二楚，这么一推可能会引发大面积抛房。这要看上面决心大不大，敢不敢冒这个风险。我倒是赞成这个办法，不过我认为它很可能跟个人财产申报一样，最后无疾而终。
为什么房价会这么高呢，我看法是有以下几个方面。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30
（第 178）房价的困境
　　　首先要肯定一点，这些年，房价客观上是应该上涨的。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率高达 8%到 10%，国民财富正在迅速积累，这种情况之下，房价不可能不上涨。哪个国家都是一样。我们主要关注的，不是涨不涨的问题，是涨幅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第二要肯定一点，房价有涨就有跌的。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容易，但是我感到咱们中国人现在还没有真正理解。许多人虽然知道这点，但在意识深处，仍然不相信房价竟然可以跌下去。从日本、香港经验来看，危机一来楼价跌掉 70%都不稀罕。中国股市在 90 年代刚出来的时候，上海就有股民因为股价大跌而上吊，吊死以后股价又大涨。
后来，这个有中国特色的股市大涨大跌了几轮以后，大家才算明白“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周立波现在还有心情调侃一下：鸟儿看到电子大屏，以为是一片绿色森林，飞过去一只撞死一只，飞过去一只撞死一只。
　　　我觉得，房地产主要问题，根子在供和求两个方面。供上有毛病，求上也有毛病，而且这两个方面的毛病就目前来看还真是无解。
　　　从“供”上的毛病来看，根子在土地上。长期以来，我们的土地政策，是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集体土地要先卖给国家，然后国家再来拍卖。征地环节上，各地政策有差异，反正是按有关规定，给农民若干项的补偿，一二三四加起来就那么多。通过这些年打群架、堵机关、跳楼等等，补偿费是越来越高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补偿不是市场行为，而是行政行为。除了少数情况以外，绝大多数情况下补偿费明显低于市场价。
　　　政府在供地方面，工业地产是协议转让，这个一般需要倒贴钱。商业用地基本上与市场接轨，采取招标转让的办法。通过招标，各地的地价最高纪录不断被刷新，天价的“地王”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而且还被各地领导拿来，做为成绩，证明本地“寸土寸金”。靠。由于现行的体制，通过这些年的实践，许多市县逐步形成了土地财政格局。他们对于土地收益的需求，是刚性的、硬性的，因为没有这块收益是不行的，干部是要吃饭的。
　　　由于国家对于土地进行宏观控制，各地手里的地不是太多。所以，各地需要认真琢磨一下，怎么才能把这个局做好，把土地拍出最高价
格来。供多了肯定不行，因为多了就不值钱了，而且根本最有那么多。有的城市前些年卖地太猛了，现在发现无地可供了，于是成天家跑到北京去搞跑部运动。这几年，虽然上面发文件，要求不要强迫农民“上楼”，但许多地方仍然在借新农村建设的东风，大搞土地整理，合并村庄，农民“被城市化”。我强烈怀疑，是不是要为土地财政开辟新战场。
　　　现在的一些地区，出现了小产权房，就是农民在试图绕过现行土地管理体制。更有激进的专家提出，把土地集体所有制改成私有制，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个提议目前没有操作性，风险太大了，而且私有化以后也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中国是土地极为缺乏的国家。对于土地进行严格管理，客观上也很有必要。若放开对土地的控制，让农民集体决定和操作土地的转让，有可能出现混乱。对于依靠土地财政吃饭的地方政府来讲，目前让他们放弃土地权也很难。不过，我反对清理小产权房，应选几个城市搞搞试点，看看再说。
　　　从长远来看，A，如果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向地方财力倾斜，同时地方经济发展，税收增加，使地方财力不再依靠土地收益。B，随着社会进步，农民和拆迁户维权力量增强，慢慢形成一种土地拥有者和政府共同来拍卖土地的格局。C，国家根据实际情况，放宽对于耕地红线以外的土地控制，供地量增加。D，随着现代交通体系完善，形成团组式城市和城市群，这样适于居住的区域进一步增加，供地也相应增加。
如果上述这些条件慢慢具备，也许供地方面的矛盾会逐步解决。
但这些都不是近期可解决的。现在，围绕商业开发用地，农民、政府、开发商、银行和购房者的利益格局，搅成了一团麻。对于这个问题，我曾思考了很久，我的感觉，至少目前无解。所以，从供房这个角度来讲，目前房价想大降，是比较难的。
我们再看看需求。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30而且根本最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对不起
（第 179）
对于中国房地产的市场需求，有几个概念。
　　　一个是需要和需求的问题。对房子的需要量当然很大了，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高峰期，每年新进城人口规模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但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要，才是市场需求。比如，我对于海景别墅和私人游艇的需要已形成多年，但至今都没有成功转化为市场需求。全国住房市场需求量到底有多大？我一直没见到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二个是住房需求、换房需求和炒房需求。这三种需求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
　　　A，住房需求，是农村进城者和城市无房者（刚结婚的），这个需求是刚性的，纯消费需求，房价再高也只有买，没房子，只有租房子或者挤在老人家里了。
　　　B，换房需求，是有房子，但小了或者偏了，在有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寻找更好的房子。这样再一买房，实际上他就有两套房了，至少原来那一套房子成了投资房。那么这种需求又是消费又是投资，两者兼有。换房还有另一种换法，就是钱不够，把原来那套给卖了，再添钱买新的，这样，人家没有投资行为，是纯消费，但同时他又给二手房市场增加了一套供给。
　　　C，炒房需求。完全不是想住，就是想炒。有人是炒到高价就卖了，也有人是长期持有，用来出租，寻求财产保值再加一点收益。
　　　我注意过周围人的房子问题。我不是科学调查，也没有调查的条件和必要。我个人主观的直觉是，在省会城市这么一级，ABC 三种情况，我蒙的啊，大概各占三分之一左右。我想，越往大城市走，炒房投资的比例可能会越高；越往小城市走，消费换房的比例可能会越高。
　　　近十年来，相对于供给量来说，ABC 加起来所构成的需求量始终要更大一些。这就拉动着中国房价不断上扬。看看 ABC，相当乱腾，消费行为、保值行为、投资行为、投机行为混在一起。所以，政府出台限购之类的政策，实际上是很难收到全效的，因为要保护的人跟要打击的人搅在一起，敌我难辨。
　　　为什么有这么多资金投到房地产市场上来，还有其它原因。按说，股市和基金应该是社会投资的重要领域。但是，这些年，股市的里子很黑，面子很绿，跟足球一样，让国人伤透了心。许多人痛改前非，金盆洗手，再也不炒股了。我还有几万块钱被中石油套着呢，等解了套老子也不炒了。相对于股市，国债要稳定得多，但利息又太低。古
玩、字画、黄田石、虫草、邮票、现代油画、高尔夫会员证，现在没有专业技术谁敢去炒，连专家都被骗得要跳楼。相对于中国人手里的钱，这些投资渠道的容量也太小，装不下。我们的祖宗有了钱，可以买几亩水田或者山林，现在农用地集体所有制，又不能买。听说以后要开放私人海岛了，但这些不是老百姓玩的啊。想来想去，还是买套房子比较靠谱，不管怎么说是稳定的不动产啊。（地震时除外）。
　　　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历史已表明了，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储蓄率都会非常非常的高。跟犹太人有的一拼。不幸的是，中国的投资渠道太少，仅有的几个渠道又比较黑，所以说，社会资金被逼到房地产市场上来了。所以，媒体记者一味地批判炒房者是不对的，记者自己发了稿子，领了稿费，也会跑去炒房。炒房行为本身不是打砸抢。如果有再好点的投资渠道，你求他炒房他都不炒。
　　　从上面这个分析来看，一方面，有源源不断的新进城的人员，城市化进程至少还要维持 20 年左右；另一方面，又有源源不断的走投无路的社会资金，被逼到房地产市场上来。所以，指望哪一天没人买房，迫使房价掉下去，这个难度也比较大。毕竟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都是比较坚硬的。
　　　综合对供、求两个方面的分析，“供”不可能在短期内极大地增加，“需”也很难在短期内极大地下降。而且供需的形成，都不是纯粹的市场原因，背后还有比较顽固的体制性原因。我的结论是：房价的长期趋势仍然是稳中略升。
回落的可能不是不存在。现在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都比较严峻。
由于人民币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积累，今明两年通货膨胀肯定还会继续的。如果房价增长率跑不过通胀率，实际上也相当于变相的降价了。房价以这种形式来小幅回落的可能性比较大。我想，即使经济形势使房价出现较大辐度的回落，比如回落 20%，那也不致于出现崩溃式的下跌和长期性的下跌。
　　　前几天，有个兄弟跟我探讨：目前人民币正在升值。进口商品和外国服务（旅游之类）的价格相对下降，再加上国内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大家后顾之忧逐步减少，再加上政府启动内需政策——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内需突然启动，大量钱被用于消费以及对国外投资（可能的话），从而使资金从房地产市场上大量抽离，让房价垮掉？我说，起码现在看上去有点难。中国人好像天生就不是美国那种消费者。比如，韩国、台湾、香港的储蓄率现在仍然相当高。新加坡储蓄率高居世界第一。所以，中国内需当然需要启动启动，但指望很快变成消费社会也不可能。
　　　如果一切让我来决定，虽然我买不起现在的新房，我也不希望房价轰然崩溃掉。我希望房价在数值上保持稳定，不要再胡涨了，而我们的收入快速增加，再加上一点合理的通涨，使房价变得相对便宜，这样我好换一套大点的房子。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31兄弟们好。
昨天写的太多了，竟然还睡不着，可能是脑子兴奋。
这一段发贴多，有点累。身体和大脑都不对劲，决定请三天假。
让自己静一静，再来接着写。
也确实需要静下想想了，因为这个楼快封顶了。
　　　信马由僵，写到这里，已近 30 万字。再用两贴写完城市化。还剩下国际化、金融危机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未来展望了。
呵呵，一起加油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31信马由僵，
应为“缰”。包歉。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0-31包歉
应为“抱”抱歉！晕！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1
（180）区域沿革
　　　兄弟们的高见都看了，受教受教。我这样铺天盖地的胡聊一通，涉及领域太多，知识有限，肯定有偏颇，多谢指教！
　　　记得上大学时，一个宿舍住八个学生，我的辅导员老师当时总结说，七十年代八个人一个思想，八十年代八个人有八个思想，九十年代八个人有十一个思想！呵呵，也不知道现在大学生如何了？思想多元，观点不同，乃现代社会之常态。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一文中这样描述农民喝酒聊天的情景：“中听的，喊声对！不中听，骂一顿。
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网络论坛，亦是如此。真理没有家，它一直栖身于不同思想的碰撞之中。
　　　前面，有两个兄弟提到了日本那篇《幻想的经济大国》的文章。大家知道此文为什么读起来让令人感到“鞭辟入里、击中要害”吗？因为日本当年就是这么栽的。文中所指出中国经济的毛病，在八十年代的日本比比皆是，所以他们有切肤之痛啊。若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韩和元写的那本《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一书。网上有书评，但不知有没有电子版？呵呵。我的感觉是，日本人和韩和元的话应该认真参考，中国经济确实问题很大，这些问题很有可能让中国在今后的几年里栽个大跟头，这个真保不准。不过我认为，中国不会栽出日本当年那种超级大跟头，不会像日本那样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找个枕头躺二十年。中国应该能克服问题。在以后贴子里，我们再探讨今天的中国和八十年代的日本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吧。
　　　前面，聊到城市化问题，就顺便把区域经济也聊聊。许多兄弟都谈到了自己家乡所在地区的经济情况。谁不说咱家乡好啊，但有时也真是怒其不争啊！
　　　区域经济就是基于地理区位而形成的经济单元。天涯国观里有个贴子叫《地缘看世界》，就是从地理区位角度去理解历史与实现。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就可以理解为区位因素。区位，就是各种距离组成的参照系。
　　　距离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一个城市距上海 100 公里和 1000 公里，发展条件就大不一样。记得有一次，一个哥们做沉思状，我问他
想什么呢？他说：“我刚才去买火车票，人多啊，我排队跟前面一个女的紧贴着，我的那个地方跟她的那个地方相距只有十厘米！”我说那又怎么样？他神刀刀地说：“距离这东西，太神奇了！你想想，隔十厘米，大家就是陌路人；再近十厘米，两人关系就发生质的飞跃啦！”我哭笑不得，骂道：“靠，子弹擦着你头皮飞过去你屁事没有，再偏一厘米就脑袋开花！这个距离不是更神奇吗？”
　　　不光是这哥们，许多人都在深入思考位置和距离的问题。目前，区域经济学也算是经济学领域的一门显学。其大显的原因，A，这是 一个世界潮流。北美、亚太、欧美、东盟、阿盟、南亚、非盟等等，基于区域地缘和区域文化，国际上合纵连横，拉帮结派，热闹得呼儿 嗨哟。B，中国区域发展很不均衡，这是一个严重的现实存在。C，研 究这东西有利可图。你带一帮人整天研究世界大形势，哪儿去搞经费？总不能去找潘基文吧。你研究研究某省某市地域经济，为当地发展参 谋参谋，当地财政如果有专项课题费，你就可以也去掺和掺和。
区域经济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讲究“山河形便”原则。即因山脊水系的自然分界，来划定州县边界。这个划法使一个行政区划内部，经济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基本相同，容易采取统一政策，比如说种稻都种稻，也利于文化心理认同。但到了元明清三代，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凭险而据，割裂山河，所以采用了另一个原则，即“犬牙交互”原则。例如，将原属南方的汉水流域划入陕西，形成今天的陕南地区，使陕西跨越秦岭。例如，将原属河北的彰卫怀三府划入河南，形成今天的豫北地区，
使河南跨越黄河。清康熙年间对明代南直隶省的拆分，更体现了这个原则，完全不顾东西走向的河流因素，将南直隶拆为江苏、安徽二省。由于当时黄河尚未向北改道，还是在江苏夺淮入海，所以这两个新省都是南北纵跨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河流，简直不好管理。直到今天，两省内部的南北文化仍是迥然不同。
　　　建国以后，中央将国家划成了六个“大区”，即东北区、华北区、西北区、西南区、中南区、华东区。我估计这是不是根据当时几大解放区的因素啊？有的大区很怪的，比如，传统的华北五省当中，河北、山西划属华北区，陕西划属西北区，山东划属华东区，河南划属中南区。山东与福建同属于华东，河南与广西同属于中南，无论是自然还是文化上，共同语言都很少。目前“两会”开会时仍然按这个分区来划组，但经济上的共同性确实不多。
　　　建国以后，我国因为计划经济影响，区域经济的行政分割因素很明显，严格说，这不叫区域经济，说行政经济或者叫山头经济，更合适。这种坏影响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一个公司老总回忆道，九十年代他们开发出一种新产品，当年就打进了美国市场，可是用了五年都没打进某省市场！可见，山头经济的地域壁垒，有时比老美的国际壁垒还厉害。我个人感觉，是九十年代末以后，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才逐步形成。山头经济才真正转变为区域经济。山头经济是基于行政区划，而区域经济是基于自然区位。
　　　大而言之，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迥异。1979年实行的沿海开放战略，2000 年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 实行
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2004 年实行的中部崛起战略，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色越来越明显。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1欧美
————
应为欧盟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2
（第 181）共同崛起
　　　改革开放前 20 年，我国优先发展东部沿海。2000 年至 2004 年间，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三大战略密集推出，让人眼花缭乱。再加上沿海开放战略，把全国所有地区涵盖完了。合在一块，就是全中国共同崛起的战略。
　　　这个战略是非常必要的。改革之初，小平讲过两个大局，让一部分地区先富，是大局，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也是大局。1979 年至 1999 年的二十年时间，中国经济翻天覆地，但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对这些差距问题，争议也很大。有的学者考证，与世界发达国家相同历史阶段一比，咱们这三大差距还不算很大。不过横向与世界各国对照，确实有点大。所以 2000 年以后中央采取行动兑现“第二个大局”。包括：A，通过新农村建设、新农合、废除农业税、城乡一体化试点，来解决城乡差距；B，通过《新劳动法》、低保体系、社保体系、启动内需政策、廉租房等来解决贫富差距；C，通过三大区域发展战略来解决地区差距。
　　　十年努力，有进展。凭个人感觉评价：消除区域差距，效果比较明显。消除城乡差距，措施有力，挺有希望。消除贫富差距，效果不明显，还他妈的任重道远！
　　　三大战略提出，使地域概念出现了一些模糊和交叉。比如，西部大开发战略当中，原属中部地区的内蒙古、原属沿海的广西也纳入了。东北振兴战略中，辽宁来自沿海地区，吉林和黑龙江来自中部地区。所以最后出台中部崛起时，传统的中部九省只剩六个了，这个战略属于最后班车，主要负责拣漏。我上网查了下，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已经按照上述战略，正式把全国重新分为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四大区域。
东部包括 3 市 7 省：京、津、沪、冀、苏、浙、闽、鲁、粤、琼。
中部包括 6 省：晋、皖、赣、豫、鄂、湘。
　　　西部包括 12 省市区：川、渝、云、贵、陕、甘、宁、青、新、藏、桂、内蒙古。
东北包括辽吉黑 3 省。
　　　这回不乱了。这个划法，与三大战略口径相同。我没仔细研究三大战略具体有哪些政策差异，但个人主观感觉是，从大趋势看，除了某些具体项目倾斜外，全国政策应该是趋同而不是趋异。我觉得，像沿海的广西，去跻身西部地区，从大局长远考虑，究竟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这个值得研究。我记得汶川地震以后，成都也遭了灾，它下属的都江堰市还很惨。成都虽然以灾区身份向上面要钱要项目，但在公共场合极力避免戴上“灾区”帽子，反复强调主城没受一点灾。
他们担心的就是外部印象问题，这对地方发展有无形的影响，这个影响可能比有形的项目和资金还要大。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是广西领导，我会把“沿海”做为主打名片，“沿边”这个名片放在某些特定时候用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百色革命老区”这几个名片在跟中央要钱、要项目、要政策的时候用。
　　　扯远了，回到三大战略。因为没有细做研究，我就信马由缰分享一点个人感受吧，因为这些地区大都去过的。欢迎兄弟们补充。
　　　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我只说一个字：“赞”！2000 年这个战略推出来的时候，社会质疑是非常多。主要质疑者，我概括一下，有四种。 A，质疑破坏生态。更有精英砖家，还举出了新疆建设兵团作“反面例子”。B，质疑时机。是不是太早了，会迨误东部发展。C，质疑西部的条件。有没有足够的技术、人才、资金等支撑开发。D，质疑政府主导的开发方式。举出大跃进、三线建设的教训。
　　　现在看来，这些质疑论点都破产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于未来的中国崛起，功莫大焉！
（第 182）西部大开发
　　　古老的西部，一直是中华的腹地。除了抗日战争时一批工厂内迁之外，这儿始终就没有开发过。建国以后，五十年代成渝铁路修通，西部才算有了回铁路。中国第一轮大规模的西部开发，应该是归功于五十年代成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六十年代启动的“三线建设”。
对于这两大决策，一直争议很多。现在总有许多地位层次很高的
专家名人，出来玩命地痛批。比如，认为农垦应该为罗布泊的生态灾难负责。又比如，认为三线建设浪费经济资源，产业布局也很不合理。我的观点是，虽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两项工作存在不少问题，但我坚定地认为：这两个决策乃是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作出的最高瞻远瞩、最英明伟大的决策之一。不，是之二。
　　　这两个决策很重要，可惜我在聊 1949 年至 1979 年经济时，不小心给漏掉了。要在这里用一个贴子补上。
　　　做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帝国，屯垦戍边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传统。始于秦汉，沿袭千年。乾隆帝击灭准噶尔平定新疆之后，新疆孤悬西 北，分裂的危险始终存在，所以移民屯垦当时已经开始。到晚清同治 年间，阿古柏叛据南疆，沙俄侵占伊犁。当时，天山以北挂沙俄国旗， 天山以南挂奥斯曼土耳其国旗。形势万分危急。清廷内部当时暴发了 海防与塞防之争。有学者指责，主要海防的李鸿章是卖国贼。我觉得， 当时清朝四面楚歌，八方告急，李鸿章至少在这个主张上，主观出发 点并不是要卖国，而是对孰轻孰重的个人看法不同。不过，万幸，朝 廷这回支持了主张塞防的左宗棠。左公在天下危亡之际，以六十五岁 高龄，抬棺西征，历时六年，收复天山。老子对他感佩不已！男儿此 生，当如斯也！
　　　左宗棠和刘锦棠，包括军阀盛世才，都在屯垦实边。有清代诗为证：“大将筹边犹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诗中讲的就是左宗棠和湘军屯垦的事。建设兵团不是老毛的发明，只是前面那几位力量小、规模小而已。老毛的伟大，在于
他有魄力、有能力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屯垦戍边运动，让新疆与祖国再也不可能分离。同时，也把新疆的经济发展水平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具体成绩，我就不再抄数字了。小平主政以后，1981 年亲自到新疆考察，拍板决定，恢复在文革中撤销的生产建设兵团。这也是一个极英明的决策。在开垦过程中，由于认识水平有限，对生态造成了一些破坏，这是事实。但这不是主观的，更不是专门针对新疆的，东北和云南更严重。现在通过退耕还草生态正在恢复。
　　　三线建设同样是西部发展的重要一环。我觉得，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今天的西部工业化。特别是重庆、成都、西安、宝鸡、绵阳、贵阳、攀枝花这些城市，今天的工业实力主要是三线建设时期留下来的结果。三线建设使中国有了稳固的战略后方。许多地方，你看着它是一座山，实际上里面掏空了是一个国防军工厂。我不赞同有一些所谓明白人讲的，现在美国导弹一飞，世界就不分前方后方了。美国导弹再厉害，制空权再强，炸得再凶，最后必须是把地面部队开进巴格达，这才算推翻萨达姆政权。不然，老萨在地洞蹲着，连喊带骂，抽空出来打几个飞毛腿，就是不服你。为什么以色列军队那么厉害，在战略心理上却始终处于守势？就是因为它地盘太小，没有战略后方。沙龙有句名言：以色列整个国土就是一条边境线！总之，在导弹可以准确打进高尔夫球洞的今天，我认为战略后方对于一个大国仍然至关重要。西部大开发的其中一个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前面有兄弟回贴指出：西部大开发仍在路上。我同意，当然在路上，它远没有成功。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三大战略，投资
回报最高、起效最快的，肯定是东北振兴。因为东三省是老工业基地，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国家投资回报率最低的，肯定是西部开发。许多方面，在相当长时期内只投入、不产出。但西部开发目前还是很成功的。
我的个人体会是：
　　　A，成就巨大。不知道兄弟们最近十年是不是在西部？如果你在，或者常去，你就会感到变化有多大。2000 年时西部有几条高速公路、几座水电站、几个大产业？现在呢？特别是重庆、西安、成都这些地方。十年来，西部的小县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B，政府到位。西部开发十年，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为西部发展创造条件，很到位，而没有越位去搞什么竞争性企业。对文化设施、城市设施的投资也不小，为西部吸引人才创造了条件。
　　　C，生态同步。许多反对者担心西部生态遭到破坏。实际上，他们可能不知道，2000 年时候，西部正好处在工业化的自发起步期。当时，有许多“五小”企业，污染相当严重。当时，我走过许多地方，亲眼所见，有一条河流，我沿着走了十几里，河面上全是造纸厂和化工厂排出的白沫，沫沫都满了，竟一直看不见河水！我当时很担心，西部往后会暴发一场环境灾难。通过西部大开发，各地的发展明显提速了。好的地区，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差的地区，至少也缩短了低水平这个发展阶段。我不否认，西部污染问题现在仍严重，但我个人的判断是，如果当时不实施西部大开发，任由工业在低水平上自发地发展，现在西部污染和破坏更严重的多！有人说也可以限制西部的
污染工业，但西部人也要挣钱吃饭，东部当年就没有限制住，西部又怎么可能限制得住呢？
　　　D，第四个体会是，西部大开发弥补和纠正了第一轮开发时遗留的问题。比如工业方面，许多山沟里的企业，都已搬迁出来了。三线工厂出于战备考虑，采取“山、散、洞”原则，造成布局不合理，连基础设施配套都不足。我曾实地去过一些企业，当时很困难。一些响应号召来建设三线的人，这些年在山沟里“献了青春献子孙”。西部大开发十年，许多可以搬迁的企业，都已搬迁到中心城市附近了。这也算是对那些奉献者一个迟到的补偿。当然，这个补偿还远远不够。农业方面，西部大开发前一年，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全面启动。西部林区全面禁伐，再也不许砍一棵树。这套措施从根本上保障了西部环境。就凭这一点，朱容基总理了不起！我走过许多西部林区，发现这几年生态环境改善很喜人。有人指出，盗伐问题很常见。这个倒是有的，但不是主流，而且在打击。要知道，以前的森工局，那是十几万人、二十几万人，公开地依法地有组织地用电锯砍伐呀！把这支队伍停下了，改行都去护林植树，这才是决定性的措施。偶有盗伐，跟以前的森工砍伐比，那就是毛毛雨了。所以，西部森林在快速增长。我每次出差，看着路两边郁郁葱葱的森林，很开心啊！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2睡了，明天晚上再聊。
（第 183）东北振兴
　　　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两大战略，提出相差只一年。这两个，要比西部大开发容易得多。它们的区位条件、交通条件、经济基础明显强于西部。同时，西部开发还涉及民族问题，西部 12 省区中包括了中
国全部的 5 个自治区。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则要单纯的多。
记得 2003 年，我去东北出差。当时，从重庆飞到沈阳，然后直
接从机场乘车再去锦州。重庆当时建立直辖市只有 7 年时间，城市建设还是比较差，没有现在这么牛逼。但是一到沈阳，我还是感觉到沈阳的整体发展要比重庆慢了五年以上。再一到锦州，感觉就更明显。我乘车从一条有个古塔的街道入城，进城正赶上晚六点，工厂下班，当时满街都是穿着统一工作服的人流。我看着好亲切，因为我是从国企长大的，这个场面让时光倒流了十年。
　　　这就是在振兴东北战略提出时，我的东北印象。西部的落后是全面的落后，在区位、人才、体制、工业基础、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都不行。东北的落后，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体制。如果硬要再找个原因，就是因体制而形成的观念。这个好理解。社会发展有一个普遍规律，就是在前一个阶段的最成功者，发展到后一个阶段时，肯定是最不适应者。因为以前的辉煌太值得留恋。比如，中国从大一统封建帝国想要进入资本主义，太难太难。我估计等人类社会发展到下一个新阶段，美国肯定沦为最不发达国家。哈哈哈哈！
　　　东三省也是这样，特别是辽老大，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太牛，所以老是转不弯来。1979 年，辽宁的 GDP 远远高于广东、山东。考虑到粤鲁两省的人口都是辽宁的两倍左右，你可见当时辽宁强大到什么程
度，人均产值有多高。辽宁的城市化率在七十年代末就接近 50%，是中国第一个城市化的省。城市教育质量远远高于乡村，所以辽宁的人口素质也是全国领先。以国营工厂为单位，群众文体活动发达，辽宁体育称雄全国。那时，穿着印有“辽宁某某厂”背心的企业球队，出省都能把人家的省队市队打一个稀里哗啦。
　　　可以说，整个八十年代，除了黑土地上搞了大包干以外，辽宁人几乎就没有意识到中国还有改革开放这么一回事。不管南方多么风起云涌，这边还是涛声依旧。我记得九十年代初，中国足球职业化的第二年，出了一件大事，辽足，曾经多年不可动摇的全国冠军，竟然降级无缘甲A 了。当时，广东、上海等球队职业化、市场化形成新体制，球星转会拿高额年薪，黎兵很风光哈。而辽足仍然是计划经济的老体制，球员一月几百块钱。当时，有一篇著名的评论指出：辽足的失败，是体制的失败！这件事情还真是震动了辽宁人的思想观念，对改革很有帮助。
　　　不过，这里随便多说一句啊，后来中国足球的发展告诉了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理：一个旧体制失败的结束，并不一定必然意味着一个新体制成功的开始。这句话，对于中国足球是适合的。对于苏联、南斯拉夫的改革，一样是适合的。对于今天的利比亚革命，也许也是适合的。我们静观其变吧。
　　　历史发展到九十年代，广东、江苏等在经济规模上已是遥遥领先。实际上，这时的东三省已是昨日黄花，除了大连万达和薄市长，除了赵本山，能够在全国拿得的出手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我记得有个在国
际获奖的电影叫《榴莲飘飘》，反映了东北城市生活的一个侧面。发展到九十年代末，东北的大量国有企业已经难以为继。这时，一五期间建设的一批老矿进入枯竭期，东北成了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最多的地区。再加上天然林保护政策对森林工业的影响，东三省进入了建国以来最困难、最郁闷、最失落的时期，这个状态一直延续到 2003 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提出。
　　　东北的启动要比西部容易的多。所以，许多专家早就向中央进言，从投资收益角度看，搞东北比搞西部起效快。东北优势明显：A，城市化率远远高于全国，人口素质相应也高。B，东北铁路密布，从伪满时期到现在一直远远高于全国。港口众多，交通便利。C，工农业资源丰富。虽然有的矿枯竭了，但比全国还是丰富的多。D，工业设施、学校科研条件好。E，区位好，临着朝鲜、韩国、俄国、日本很近，有众多外贸口岸。不像西部地区，背后不是沙漠就是世界屋脊。 F，更重要的是，时机好。2003 年，中国经济正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东北重化工和装备制造业有明显优势。所以，我觉得东北振兴完全没有什么悬念。如果这样都振兴不起来，东北的兄弟们可以去跳松花江了。
　　　正如预料，八年来，实际发展比较顺当。去年，我又去了辽宁，感到城市的精神面貌跟 2003 年大不一样。刚才我查了一下，辽宁人均GDP 已接近山东，比河北高出 50%左右。看来辽老大基本上醒过来了。吉林和黑龙江的人均 GDP 也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上，不错啊。
不过，我发现网上数据中，黑龙江去年的 GDP 为什么是负增长啊？
有没有搞错？？请了解情况的兄弟指教。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2多谢中条兄，失眠，干脆起来干点活！
（184）中部崛起
　　　围棋讲“势”。有时，宁舍子而得势。我想，势应该是一个区位，一个气场。围棋不像象棋那样吃子，把我的车一下子砸在你的马上，把马吃掉。围棋的一个棋子要活命，靠的是上下左右四口气。你通过自我布局、自我扩张，用自己的存在把对方的气全部挤占掉，对方就完蛋了。
　　　我喜欢像看围棋一样看地图。从地图上看，除了沿海港口之外，内陆城市凡比较大的，气脉都挺不错。像西安、成都、太原这样的城市，位居盆地平原，四周环山，依河而生，是一种聚气守成、绵绵不绝的运势，但不是积极扩张型。我觉得，看上去最为气脉开张、舒展通达的城市，都在中部，一个是郑州，地处天下之中，陇海和京广交汇，北枕黄河。另一个是武汉。京广线和长江水道交汇，又兼有汉水之利。山河交通形势真是很好。
　　　中部是一个让人有点看不懂的地方。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年，中部在发展中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但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昏招。从历史看，中部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发达区。直到改革开放前也没有明显落后。江西和安徽在宋代以后一直人文鼎盛，两湖在近代巨子如云，河南历来都是天下之中。中部民间重商主义传统很深厚，比沿海
地区还要深厚。晋商、徽州等中国最会做生意的人都在这里。汉商也很厉害，“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
　　　按照中部的交通区位、自然人文和产业资源三个条件，这儿虽然不致于像广东那样高速发展，正常情况至少应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然而，实际情况是，九十年代以来，中部塌下去了。两湖的情况尚可。河南、山西的人均 GDP 在全国居中游，也还算可以，但经济发展中冒出的负面新闻比较多。江西和安徽有点怪，离沿海那么近，就守在长三角旁边，人均 GDP 竟然低于四川了。中部崛起是中央最后一个提出来的区域发展战略。我觉得如果中部地区正常发展，到 2000年以后应该是已经开始崛起了，先于东北和西部，这个战略本来可以不用提的。
　　　究竟是什么回事？我对河南、山西比较熟悉，对其它四省不太熟。欢迎兄弟们探讨。我只聊聊我的主观感受。
　　　工业经济发展的起步，都有一段不规范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在探讨沿海省份的成功时，曾给他们总结了三点，就是：1、紧盯制造业。2、正确看待不规范问题，不要一棍子打死。3、不能永远纵容不规范，发展到一定阶段，搞完原始积累，然后必须促进企业规范。我无耻地这样设想：八十年代沿海原始积累，九十年代中部原始积累， 2000 年以后西部原始积累，每个地区不规范十年，到现在全国应该都规范了。
　　　实际的发展情况是：东部不规范期大约持续 10 年。八十年代，温州简直就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说着大舌头普通话冒充港商的广东
骗子跑全国。但九十年代这种现象越来越少，后来消失了。（绝对杜绝是不可能的）。九十年代，河南、山西、皖北等地开始不断暴出假冒伪劣事件。这个可以理解，梯次发展，沿海产业转移过来了。不过，奇怪的是，中部地区长期停留在这个阶段，一停就是二十年，现在仍然没有完全走出去，西部地区想承接产业转移搞点原始积累都难。我觉得主要责任不在群众而在政府，如果说开始时，这主要体现为发展阶段性的问题，而到了后来，这主要体现为监管和引导不力的问题。
　　　河南算是我的第二故乡。所以我对中部有切身了解。这里是中国之中，它同时集中了中国人骨子里最优秀的东西和最糟糕的东西。我的感觉是：从大方面来看，中部的主要问题，既不是东北那种顽固体制问题，也不是西部那种基础设施极为薄弱的问题。中部主要是一个社会管理的问题。包括管理思路、管理方式、管理水平问题。我前面提到的社会泛行政化问题，在中部地区尤其严重，地方政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监管作用，但对经济活动的逐利性参与又太多。
　　　有中部人自嘲：“不东不西，不是东西”。其实近年来，中部崛起亮点也不少。武汉是全国最强的几个城市之一。长株潭、郑洛汴城市群也很有模样。皖南和江西生态建设很赞。（当然不能光种树不干别的）。湖南文化产业发展很快。山西的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已见成效。特别是河南，GDP 总量高居全国第五，而且很稳固。河南比第四名浙江多出四千万人，GDP 总量已接近浙江的九成，发展速度又更快。我估计河南经济总量会在近几年超过浙江。总之，只要政府管理上不出太大的昏招，中部崛起应该是可期的，这不缺外部条件。
　　　兄弟们可以能注意到，我聊区域经济，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区域产业。原因，一是我水平有限，所知不多，二是，中国任何一个大区域，都拥有几亿人。像这么大的经济体，光靠某几个优势产业是撑不起来的，它们都是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所以想说也说不过来。
有个河北的兄弟回贴发牢骚。呵呵。
　　　其实河北也不错，总量排在全国第六，而且唐、秦、保、邯等地工业还是比较强的。前些年，河北发展迟缓，原因很多。首先是北京和天津没有发挥带动作用。计划经济条块分割，这是常态。而且，北京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政治型城市。北京的钱，主要是行政资金，而不是商业资本。商业资本注意增值谋利，对地租很敏感，发现城里地皮贵了，立即沿交通线向便宜的地方转移，所以你看广州的附近乡镇村庄，经济非常活跃。行政资金就不同，它是政府的钱，没有增值任务，在经得住审计的前提下，花掉就行。所以，北京有那么多有钱的单位，可是外环路边上的农村跟河北山西的农村差不多（十年前是这样，这几年我没去看过）。可见政治型城市的经济带动作用比较弱。天津又是长期的自身难保，所以河北发展迟缓。当时有个段子，说全国召开沿海地区工作会，开了三天，要结束了，一个领导若有所思地说：“河北沿不沿海啊？……操！咱们忘了喊河北了！”呵呵。2000 年以后，天津发展启动了，北京城市转型把工业迁往冀东，再加上环渤整体发展的战略，更主要的是河北前 20 年力量积累，河北现在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期了。唐山的起点还是比较高。我看好河北的未来发展。
（185）未来城市
　　　做为一个城市主义者，展望一下未来中国的城市吧。因为目前发展趋势已明朗，我们可以把时间定在很近的 2021 年，即十年以后。十年后，中国城市化率将是 60%左右。三个巨大的、世界级的城市带已初步成型。
　　　最大的城市带是上海城市带。核心在长三角。这个城市带，通过高铁、水运和多条高速公路，将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镇江、常州、南通、泰州、扬州、湖州、嘉兴、绍兴、宁波、芜湖、马鞍山等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向南还沿着海岸向台州和温州延伸。自宋代以后，中国经济的重心始终在长江流域，而上海正处于整个长江流域的顶点。沿海地区目前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上海正处于中国海岸线的中点。所以上海是天然的中国经济之都。洋山港建成以后，上海已跃居世界最大集装箱港，超过了新加坡。新加坡很懊恼，但确实没有办法，上海经济腹地实在太大了。上海城市带与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沙城市群和长江上游的重庆—成都城市群呼应，沿黄金水道构成繁荣的长江流域经济区。
　　　南方是广州城市带。核心在珠三角。包括广州、香港、深圳、东莞、佛山、中山、澳门、珠海、惠州、江门等城市。由于广东沿海人口密集，这个城市带沿着海岸向两边扩展，与粤西经济区（湛江）、粤东经济区（潮汕揭）、闽南经济区（泉漳厦）相连，并在经济上与台湾融合互补。广东最先开放，得风气之先，再加上香港这个世界金
融中心城市的帮助，这个城市带将成为中国经济外向度最高、最国际化的地区。广东的缺点是经济腹地不够大，珠江流域仅有两广之地。前几年广东提出“泛珠三角合作”，把珠三角一泛就泛到了四川、云南去了，就是想扩大经济腹地。应该说，随着铁路重要性提升，水陆重要性相对下降，广东与上海争夺经济腹地的可行性还是不小的。例如武广高铁开通，武汉、长沙南下广州要比东去上海容易得多。
　　　北方是北京城市带。环绕渤海，京津两市以及冀鲁辽三省的沿海城市共同构成。严格地说，城市带应该是由许多城市组成，同时，城市之间被工业化的村镇填满，从而联为一个“带”。从这个角度讲，环渤地区很难真正成带。这里的城市不小，但村镇没有不像长三角、珠三角那么密集一体。北京城市带实际上是由相对疏朗的三个城市群三足鼎立构成的。一是京津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保定等。二是胶济城市群，包括济南、淄博、潍坊、青岛、烟台、威海等。三是沈大城市群，包括沈阳、大连、鞍山、抚顺、营口、辽阳、本溪等。与长三角、珠三角本地缺乏资源不同，北京城市带上，各个城市地下都有资源，是中国重要的煤、铁、金、石油、盐生产基地，资源极为丰富，唯独缺少淡水！
　　　三个城市带的总人口将达 5 亿，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经济总量则超过全国的一半。任何一个城市带，拿到世界上去都相当于一个经济强国。除了这三个城市带之外，西安—郑州、武汉—长沙、重庆—成都、长春——哈尔滨等也会形成大型城市群。
呵呵，令人神往啊！套用一句很俗的模式来评价三大城市带，就
是：
广东率先开放，可得天时；上海扼江控海，可得地利；北京首善之区，可得人和！
（第 186）城市总结
城市化问题聊的也差不多了。
　　　现在重庆和成都，正在搞城乡一体化的区域试点。我觉得，城乡 一体化需要物质基础，首先要经济发展，才能谈得起这个问题。为什 么珠三角、长三角不搞城乡一体化试点，单单要在成渝两地搞呢？因 为沿海地区若干年前早就实现城乡一体化了。他们现在的需要解决的，是怎么让外地农民工定居下来的问题。不管本地一体也罢，外来融入 也罢，我们总得把市民和农民搞得像一点，不能走在街上就像两个民 族似的。
　　　中国这场城市化运动中，特大中心城市责任重大。重庆已经表示，准备大城市带大农村。当时建市时，版图划的也比较变态，面积比台湾和海南两个省加起来都大，而且还都是贫困山区。确实够它带的。不过勇气可嘉。祝福重庆！
　　　我记得看过一个故事，讲农民打工的。有这样一幕：秘书问老板：咱们厂排污越来越多，河都黑了，下游都是农田，会不会出事啊？老板说：没关系，农村人，扛整的很！与此同时，在黑呼呼的河边，农民正在洗菜，装成小盒净菜供给大超市。一个农民说：看这水又黑又臭，洗的菜会不会有事啊？另一个说：没关系，城里人，扛整的很！
　　　还有一个故事，是我的朋友跟我讲的，他说是个真事。一个有钱的主，去下饭店，因为一点小事，把服务员一顿臭骂。服务员都有严格的工作要求，当然不敢顶撞他，唯唯连声，赔礼道歉。但是，从包间一出来，就有办法了，每端一道菜，在电梯间里趁着没人，都往菜里唾一口。然后点头哈腰地端进去。两人目光相汇，都饱含着得意的笑。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历史形成的。但如果我们无视社会和公平与正义，长期维持不改，必然会造成社会群体的割裂，对城市人和农村人都不利。
　　　作为强者，你不要以为会永远强、会处处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弱小——随时随地都很弱小。我们正是因为相互尊重、相互关怀而变得无比强大。如果你整我，我整你，坚决要看看哪个龟孙先扛不住，那么这个社会的一切发展，都是毫无意义的。愿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顺利完成，留给后人一个城乡一体的美好家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2今天收工啦！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3
（187）关于水
　　　有兄弟聊到水的问题。我谈新加坡水务时，也谈了几句中国水务，后来有人回贴争论。顺便聊聊水吧。
　　　一个国家，除了国土，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什么呢？中国历史上曾是铜、铁、马、茶叶、盐。盐业专营近期才取消，北京大栅栏盐业
银行旧址，昭示着盐商之辉煌。外国战略资源，还有棉花、咖啡、香料（胡椒之类）、橡胶等。今天人们一致认为，是石油！引发战争无数啊。许多专家认为，未来引发战争的，将不是石油，而是淡水。当然，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例如电影《未来水世界》中，未来水太多，最宝贵的东西是一小袋泥土！呵呵。
　　　中国缺水，不言而喻。绝对量，是世界平均量的几分之一。人多，没有办法。地域分布上，不合理，东南多，西北少。时间分布上，也不合理，北方河流都是月经型的，不，年经型的。每年总有两个月很麻烦，让人坐卧不安，什么都不想干。水旱灾情，无缝对接，抗大旱表彰会就是防大汛动员会。近年来，气候不正常。干旱加剧。北方河流枯水期延长。南方河流水位屡创新低。一个兄弟老家在大巴山，他告诉我，大巴山里的河流水量只有他小时候的二分之一。
　　　有人认为，气候变旱的原因，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效应。我的看法，可能有这方面原因，但主要与地球气候周期有关。目前，地球正处在一个变干变冷的周期。人不能过于高看自己能力，天行有常，地球有自己的脾气，人类活动的影响还真的不能顶个“球”用。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历史地理学家挺多，据他们说，一遇到这种周期，游牧民族会因草场退化而出来掠夺，会暴发大战争。希望现代人不要这么干。（好像苏丹富尔达尔等传统游牧区已经在这么干了）。
　　　我的一个观点是，彻底解决水的问题，要靠社会经济发展。在水上，中国要有主见（实际也有），不能被西方忽悠。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不能为了所谓的保护水资源，连发展都牺牲了。许多西方政客、
学者，一直拿这个当阴招，给发展中国家挖坑。国内还真有专家相信，跟着鼓吹。
　　　事实是：世界上最缺水的新加坡和以色列，根本感觉不到缺水。我在新加坡，从来没有遇到过停水，自来水可以直饮。而那些最不发达国家，比如刚果金，人均拥水量居世界前三，竟然缺乏安全饮用水。因为他们的管理和处理能力不行。所以，只有发展带来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才是解决水问题的根本。
　　　真正要节水的，是西方。他们人均用水量，远远高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却拿中国说事，什么用心？用水量数字，我不去搜了。我有个观察。现在公共场合，有一种常见的水龙头，你按一下，它就流出一定量的水，然后自动停止。在出水量设定上，欧美起码是新加坡的 50 倍。有一次在英国，等我都把手烘干了要走，水龙头还在那里哗哗哗哗，我还以为它坏了呢。而新加坡节水之狠。新加坡有一种变态的水龙头，常被安在卫生间。这种龙头，不会流出欧美那种实心水柱，而是像花洒那样沥沥啦啦，而且只持续两三秒。本人也算身手敏捷，按了以后再把手伸到龙头下面，水正好停。无奈之下，只好左手按着洗右手，右手按着洗左手。独臂神尼来到新加坡一定会被气死。新加坡这种高效水务，背后是大量的钱和高技术。他没有这些年的发展，早渴死了。
第二个观点，要辨证地、综合地使用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3
（188）调水之路
　　　水的问题，要调水和节水并举，行政调节和市场调节并举，向缺水地区调水和向丰水地区调整产业布局并举。就中国而言，偏重于调水和行政手段。在节水、市场手段、调整产业布局上做得不够好。
　　　有个经典的故事，研究水务的人，人人都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真事。说是美国纽约以前准备投资，搞个引水工程。后来，他们研究发现，用搞工程的钱，把全市抽水马桶换成新型节水的，节约的水刚好相当于引水量。于是，就换马桶吧。
　　　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我倒见过一个实例。西部某省有个水库，挺大，灌溉好几个县。但水不够用。当地人大代表一开会，就群起跟省上呼吁，建议投资几十亿，修建新的引水工程。我到当时出差时，发现，当时的农田渠系，都是六七十年代搞的。近几十年，修修补补，严重老化。水库放出十方水，只能有四方流到 80 公里外的农田。换句话说，把新建引水工程的钱，拿出一半来，把渠系修复和硬化，就可以供水倍增。而且新建引水工程，还有与其它地区争水问题。还有被引水河流的生态问题。还有工程占地和移民问题。
　　　我的结论是，开源不如节流。开源，哪儿去开？现在中国都缺水。千河之国四川，这几年百年不遇的大旱，每三年遇到两次。长江中下游，洞庭湖、鄱阳湖都干了。随着地方意识不断增强，以后很难想引就引。节约挖潜是出路。
　　　我不反对大型跨流域调水。既然有水为何不用？但要通盘考虑，不能盲目调水。京津地区，是传统发展模式之下的调水例子。
天津是北方工业中心，需水量大。但海河水系首先要保首都，北
面来的水，被官厅、密云两大水库一截，先供北京。天津只能用剩下的水，不够用。天津临海，地下水质不好，而且引起沉降。所以，第一个办法是引滦。但滦河是中型河流，发源于坝上地区半干旱草原，水量本就不多，还要承担唐山用水。这使河北非常吃紧。天津引来滦河，继续发展工业，水仍不够用。接下来，是引黄。这回山东又吃紧。黄河水也缺，沿黄各地灌概矛盾本来就大。山东内部还要引黄入青。这么东一引，西一引，到九十年代后期，济南七十二泉停喷，黄河每年断流半年，济南全市驾校都把车开到黄河里去练。黄河水引来，天津继续发展工业，水还是不够。于是又上马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该工程供水范围为津冀鲁苏皖）。京津地区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给人一种“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感觉，长此以往不是办法。目前，天津滨海新区和河北曹妃甸，都在发展新型用水模式。新加坡人也去天津掺和了一个项目。希望能走出循环经济的新路。不然真没办法了。
　　　我一直为南水北调捏把汗。这个工程成本太大。东线，扬州到黄河位山穿黄隧道这段，地势向上走高，沿途要建火电站，烧煤发电，逐级提水。黄河是条悬河，像堵墙，所以要从河床下面打隧道穿过去。前几年打通了，希望千万弄结实，别让黄大爷决了口。中线工程也开工了，从丹江口调汉江水。李白有诗云：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我靠，这回真往北流了。走河南、河北而北上京津。这个工程移民太多，30 万人。有资料说，调水成本已经远远高于海水淡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能合理确定水价。我们现在发展节水产业，怎么发展？很简直，如果企业节水一吨，平均需要投资 5 元。那么，
水价在 5 元以上他就想干，水价在 5 元以下就不想干。若水价不调到
5 元以上，政府就必须出台别的鼓励措施，不然人家不干。现在，许多地方水价太低。这种情况下，节水技术和节水设备，就没有市场生存空间。如果水是高价调来的，而低价供应，那么就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鼓励浪费。政府也有难处，就是招商和发展产业的考虑。这要综合考虑，但水价必须调整，特别是北方缺水区的工业用水价格，该向上调了。
　　　关于西线调水，争议比较大。有个退休将军写了本书，叫《西藏之水救中国》。出发点很好，但这个事情光凭他对着地图琢磨不行。苏联当年搞了不少调水大工程，最后以惨痛失败而告终。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基本延续了苏联的工作思路。呵呵。
　　　实际的西线方案，不是调雅鲁藏布江的水。西线方案，目前的水源，是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先筑坝抬水，再打一系列的超级隧道，将水引入青海境内黄河上游，解决西北缺水问题。这要引走大量径流，对长江上游生态影响不小。东线和中线在中下游抽水，影响还稍微小些，但西线在源头上动手，影响肯定比较大。
　　　一个更麻烦的事情，是国家西电东送工程，已投资几千亿，在金沙江、雅砻江修建巨型电站。许多电站都修的差不多了。如果再来个南水北调，再投几千亿，在电站上游把水抽走，这算怎么回事？我曾询问一个业内专家，西电东送和南水北调两大工程，有没有相互考虑对方的因素？西线调水会对长江流域水电站包括三峡发电，造成多大影响？他说，据他个人印象，好像还没见过两大工程相互影响的评估
材料。那是 2006 年。
　　　听说西线工程在做前期准备，后来停工了。也有人说根本没有任何开工。不管如何，都要谢天谢地。这事真的要慎重。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4
（189）城市三产
　　　这两天老是失眠。躺在那里想，历史是偶然，还是夙命？如果现在，时光倒流，向前世投胎，你就是乾隆皇帝，君临天下，你怎么提前拯救中国，才能免于 1840 年后的霉运？
　　　我想，我会下诏：1，放弃以农立国，以工农商学兵五业立国。 2，在文武科举之外，增加工农商三项科举，五举取士。3，抡圆了发展军工，建立远洋海军。4，沿海三十个城市，开埠通商。5，普及教育，发展科技。每年向欧洲派 3000 名留学生，高薪引进 3000 名技术人员。6，向东北、外东北、新疆、中亚、西伯利亚、南洋移民。7，江南不去了，和珅砍了，提拔刘罗锅和纪晓岚。8，派兵占领日本，见人就剁。9，派兵把叶赫那拉部和达赖灭了。10，改年号为国观。大家觉得，这十大新政推出以后，发展到国观六十年，我退位时，中国会不会大有起色？
呵呵，开个玩笑。继续！
　　　讲城市化问题时，漏了一个事情。就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与城市化紧密相关。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经济体中，三产比重都在 70%以上。即所谓“后工业化”。中国去年，三次产业的比重为 10：47： 43。这是典型工业化阶段。从目前比值来看，若第三产业每年递增 1
个百分点，也要 30 年才能进入“后工业化”。
　　　有趣的是，中国第二产业比重在四国之中最高。第三产业比重则最低。巴西高达 67%，俄罗斯和印度也都在 50%以上。前面我说过，三产的比重与城市化息息相关，没有城市就没有发达的服务业。阿三城市化率不到 30%，三产比重竟然高达 50%以上，奇迹啊。这帮人真是搞服务业的天才啊。我很有兴趣，看看一个大国，能不能以服务业拉动GDP，跨越工业化步入现代化。也有另一种可能，三哥通过第三产业创造就业，培养消费群体和内需市场，反过来再拉动工业化。不管怎么样，如果能走通，就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俄罗斯情况特殊，与中巴印不同。它祖上曾经阔过，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工业强国。它早就工业化和城市化了，现在主要问题，是完善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这是一个再工业化的过程。别的国家在这个阶段上，应该是一个年轻化的社会，而俄罗斯早就进入老龄化和人口衰退了。这相当于一个人，早就毕业，等年纪大了，又跑回学校来补课，和一帮年轻人拼功课。难免有点精力不足。所以，俄罗斯的国内市场，无论二产三产，好像活力很不足。再加上本来就地广人稀，俄国城市看上去更显得冷冷清清。
　　　中国人历来不相信统计数据。有个说法，市长想出成绩，换个发改委主任，还不如换个统计局长起效快。中国的统计数字，也确实有不少问题。比如朱老板上台那年，发誓要“保八”，结果第二年各省数字报出来，除了新疆，都超过 8%。全国一汇总，公布增长率：7.9%。这是怎么汇出来啊？我觉得，第一和第二产业，数据基本还算靠谱。
因为工农业生产，需要用水用电，全国用电量、用煤量、铁路周转量等数字摆在那儿。工农业产品要走向市场，税收额摆在那儿。就算税收有漏洞，市场价格摆在哪儿，从价格走势也能大体看出供给量。所以，第一第二产业的数字，胡扯也不会扯得太没边。
　　　而第三产业数据，更像神仙数字，很不好琢磨。有个笑话，可能兄弟们都听过的。两个经济博士出门，看见一堆狗屎，甲对乙说，你吃了它，我给你一亿元。乙吃下去，挣了一亿。走着走着，又见一堆狗屎，乙对甲说，你吃了它，我也给你一亿元。甲也吃了，挣回一亿。突然，两人放声痛哭：一人吃了一堆狗屎，最后什么也没得到！市长得知，激动不已：同学们，你们各吃一堆狗屎，就轻轻松松地给我市增长了两亿元 GDP！
　　　呵呵，你们看看，第三产业数据就是这么出来的。我曾经向统计部门兄弟请教。他们解释了一堆，我最终也没搞明白。第三产业中，高端的，像银行股市之类，这很好办。低端的服务业，却占了社会就业的大头。现在，中国全民经商。连偏远小镇，要是沿街还有一面砖墙，肯定推倒建成门面，租出去，开成理发、小吃、百货之类。这些东西很难完全纳入统计。他们是小规模纳税人，从税上也不能准确看出实际经营情况。我真不知道数据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第 190）城市三产 2
　　　三产比重是个相对数。即使一个国家三产不增长，如果工农业都垮下去，三产比重也会上升。所以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三产比重挺高。
中国情况不错，从统计上看，改革初期三产比重约是 24%。三十年后，增长到百分之四十多。再考虑到这三十年，中国制造业是爆炸式的增长啊，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业还能把比重翻一番，应该属于相当厉害了。
　　　不少人质疑这个数字。我倒是倾向于接受这个数字。平心而论，我对统计部门有这么两句评价：一，比没有强。二，比许多国家强。现在我们去跟日本、新加坡比，那是不行。不过跟多数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相比，中国统计数字还算靠得住。有的国家几十年不搞人口统计，人口都是抽样估计的。它连本国人口都不知道，三次产业的数据是怎么搞出来的啊？对于印度、巴西的三产数据，我也有怀疑，觉得他们的统计口径可能跟中国不一样。以前我搜过资料，但没有找到确切的资料。
　　　在我国现阶段，经济统计数字要两看：有虚增，也有隐匿。我感到后者还不小。我的一个朋友，开公司，营业额每年上千万。然而，这小子通过请人做账，营业额缩水九成，而且年年显示是亏损。所以，他每年交税几万块钱了事。他还算了一下，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了。考虑到开着奥迪去领低保，实在对不起人民，决定做罢。我估计，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山东和辽宁，经济数字可能有虚增，但民营经济比重较高的浙江和广东，经济数字很可能有隐匿。两种情况相抵，全国统计数字可能基本靠谱。呵呵，实际情况只有鬼才知道啦。
　　　三产的涵盖面太大，没有办法一句话总结。如果一定要总结，就是：凡是行政力量主导的领域，问题就比较多，国际竞争力就比较差，
办事就比较黑。比如股市，银行，保险。凡是完全推向市场化的领域，问题就比较少，发展就比较充分，行事就比较象人。比如商业，餐饮，物流。到了欧美的兄弟可能有这个感觉，中国城市的宾馆和商业服务，现在比欧美城市要强得多。我总结能力有限，三产领域又太多，这么 “两个凡是”的总结也不尽然啊。
　　　有一点最值得肯定，就是三产吸纳了最多的社会就业。八十年代 初，北京回城知青没工作，就创办了“大碗茶”，当时很有名，算是 首都发展三产的一个旗帜。如果要计算单位投资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城市服务业比沿海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还厉害。比如家政公司。服务 业门槛很低，因此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跳板区。这些年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进城就业人口多数集中在第三产业。我觉得，三产对于中国发展真是功莫大焉。
　　　城市三产的管理是个大课题。多、散、小、乱，确实很不好管。有一次我开车回家，走到一个路口，看到一帮城管正在没收几个摊主的东西，他们苦苦哀求，我感到气愤不已。第二天又路过那个路口，城管没有来，路边的饭店把餐桌和凉伞都摆上了人行道，摊贩们在人行道上找不着地方练摊，于是把摊子都摆上了机动车道，引发了大堵车。不管司机怎么按喇叭，小贩占道经营，头都不抬。害得我堵车二十分钟，又感到气愤不已。城管现在是众矢之的，但目前城市经营者的素质，如果没有人管，全靠自觉，确实也难办。我觉得，分寸很重要。如果没有办法掌握分寸，那么宁可牺牲一时的城市秩序，也不要去伤害小摊小贩。他们能自己想办法就业，已经非常可贵了，至少比
欧盟的希腊人强多了。
　　　我当学生时，在夜市地摊卖过服装，可以分享一下对付城管的经验。（当时叫不叫城管？当时叫戴红箍的）。城管突然袭击，这时各位的身手高下立判。有的行云流水，潇潇洒洒，卷货而逃。有的则手忙脚乱，人脏俱获，轻则罚款，重则没收。所以练摊这事，看着容易，实际有技术含量啊。
　　　比如卖时装吧。在两棵树之间拉根绳，或者自己打桩拉根绳。每件时装，都有衣架，衣架上面有个钩。你一定要记着，挂所有衣服，钩子必须方向一样，钩口朝外都朝外，朝里都朝里。这样，当城管出现时，你把衣服从绳子一端向另一端推过去，推在一起，然后一下子摘下来，共需几秒钟，就能登着三轮开溜。如果钩子方面不一样，正挂一件反挂一件的，你就不可能把全部衣服一起摘下来。只有几件几件的摘，要花几分钟，那么恭喜你死定了。所以，平时顾客东挑西拣，一会就把勾子挂乱，你要盯着随时纠正。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啊。
　　　当然也有更强的高手，直接解下挂衣服的绳子，以绳系货，负于肩而狂窜。这样的好处，一是连绳子都不留给城管，二是富于提纲挈领的动作美感。缺点是对系绳和解绳的技术要求太高，而且解绳之后还要防止衣服滑落一地，实非吾辈所能及也。
（191）城市三产 3
　　　前面聊到地域经济，各省都没有感触，唯有河北众兄弟出来慷慨悲歌。呵呵，河北有那么惨吗？一个唐山或者一个邯郸，钢铁产量都
能超过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了。前途大有希望，不要这么悲观！
　　　顺手插一段题外话：我此生最铁的哥们，就是河北人。单身时住一间宿舍。每一想到他，我就感到无比快乐。其人特点有三：A，很有艳遇。下楼买包烟回来都说碰到美女，好像这辈子最大的风险就是被美女拖去强暴。B，很有品位。除了肉体是河北土特产，浑身上下都是世界名牌。C，很忧国忧民，没事就慷慨悲歌，这点倒是跟我一样。下面就是他的光辉往事：A，关于艳遇。我们出差去西藏某县，被盛情款待。回宾馆的车上，他还晕晕乎乎吹嘘：“刚才那个美女非要敬我酒，你看你看，真没办法……”我这才恍然大悟：“刚才掐着你脖子灌酒的那个黑大汉是女的啊？……”晕。B，关于品位。我们调来个新领导。晚宴上，他喝大了，凑过去吹捧新领导：“您这西服啊，是我平生见过最有品位的！”领导被他捧得舒服，连声道：“当然，当然，我不能给单位丢人啊，是不是？这是我去年陪省长到意大……”话没说完，他酒劲发作，扶着领导肩，对着那有品位的西服：“哇！哇哇！”杯具啊！C，关于忧国忧民。由于假老练，他被女友踹了。那段失恋的日子里，他经常彻夜不眠。有一天夜里两点，我一觉醒来，发现他还坐在他床上，关着灯默默抽烟。我顿生怜悯，过去想安慰他，又不知说什么好。他看看我，弹弹烟灰，缓缓地自言自语：“中国有八亿农民——怎样才能稳步增收呢？”我倒！！！根据他，我判断，河北人很乐观，心理素质极好，肯定是中国自杀率最低的省。
　　　呵呵，扯远了，回到城市三产。当年保守派人士说过，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乃是和平演变的经济基础。这个大帽子扣的！不过，经
济成份多元化，必然对社会观念产生影响，正面负面兼而有之，这是肯定的。第三产业中的外资成份要远低于第二产业，但是对国人观念造成的影响却远大于第二产业。比如麦当劳和美国大片，都是美国价值观的强悍物化。
　　　约七八年前，北京马兰拉面跟加州牛肉面干上了，办法就是，你在哪里开一家，我在你对面也开一家，这属于当年沈阳海狮队的踢法，专搞破裤子缠腿的贴身盯防。当时一个记者激情报道，题目是：面对面的竞争！我当时也写了一篇贴子，题目是：面对面，不仅仅为了竞争！我的意思是想说，中国的服务业较之国外，还有不小差距。在观念上、管理上，需要向别人学的东西很多。
　　　比如北京、天津、成都、南京等地，有很多名小吃，味道好极。有一次，我陪一个老外去吃某“中华名小吃”总店。不点店名了。进去，店员身上脏兮兮。服装也不统一。有的戴帽有的不戴。点菜自己到柜台，墙上菜单乱乎乎。碗端上来也不统一，有新有旧，有花有白，有的还豁了口。进货的汤圆馅，一箱箱堆在前堂，我老担心倒下来砸到顾客。吃完的桌上一片狼籍，无人收拾。地上的餐巾纸，也不及时打扫，任人踩来踩去。老外吃完离开时，两只鞋底上各沾了一团餐巾纸。难怪中华名小吃总是干不过垃圾食品洋外餐。其实该店的马路对面就是必胜客和肯德基，他就是不参考。这几年有改进，总的来说，还是太不行。我很奇怪，为中国餐馆可以做到那么厉害，连锁快餐就是不行？连台湾都出了个什么永和豆浆啊。
同样问题出现在超市行业。在允许外资大规模进入之前，中国商
业体系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和学习。超市经营应该没有太多的秘密可言。而且，中国商业是开放竞争的，行政干预极少。当年郑州亚细亚商场，率先在全国抗起了竞争大旗，“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可惜很快声迹全无。北京冒出了这客隆、那客隆之类的一堆超市，也没有克隆成功。直到入世前，全国除了专卖家电的苏宁、国美已成规模，没发展起来像样的综合性连锁超市。只有眼睁睁看着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宜家、欧尚、伊藤等称霸各大城市。连个打着美国幌子的普尔斯马特，都能风光一时。
　　　国际巨头垄断一线城市的商业以后，它的柜台就值钱了。中国商家想借宝地上柜，不仅要垫压资金，还要大幅让利。谈判地位很不利。更主要的是，老外通过全球联网的条形码信息，掌握着中国最即时的市场动向。而中国商家，包括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都不拥有这类信息。我觉得，中国是不是该通过超市协会，把超过一定规模的超市组织起来，实现渠道和信息共享。不然，以后真挺麻烦。这个情况现在怎样了？在超市高就的兄弟讲讲哈。
（192）文化产业
　　　前贴提出的快餐、超市等行业的问题，我感到，也许不是一个纯 经济问题，还有一个文化问题。也许中国文化不利于产生这一类企业？
　　　逛逛各国背景的超市，其实文化因素挺明显。美资的沃尔玛，大而包罗。日资的伊藤，有许多细节非常精致。德资的麦德龙，严谨刻板，没会员卡的人不许进门，想办会员卡，先回单位开一个介绍信，
只对单位不对个人。靠，有这么做生意的吗？更绝的是，想搞猫腻，没门，麦德龙的机打发票像一张报纸那么大，商品名称、商标、数量、 价格一字不落。法资的家乐福就不一样，它秉承了拉丁民族最不讲原 则的优良传统。开单员一脸的淫贱——“先生，您的发票想开成什么？”难怪家乐福在中国发展得比谁都快啊！
　　　聊聊文化产业吧。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经济结合的最直接形式。 1992 年以后，广东曾经玩命打造文化产业，希望能在流行娱乐文化方面，与港台三足而立。比如，广东私营公司包装推出了毛宁、杨钰莹、林依伦、李春波等明星。广东和北京共同成为“九四新生代”歌手的策源地，使 1994 年成了中国音乐市场化的“元年”。
　　　然而，这一波的文化产业大潮很快归于沉寂。究竟原因，我认为 有三。1，市场环境。社会对精神产品的需求，一般要晚于物质产品 需求，衣食足而知礼仪嘛，所以商业文化的崛起，是经济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产物。九十年代前期，外部条件还不算成熟。2，法治环境。 文化产业的全面兴盛也和法治环境有关，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当时也 不成熟。现在好点，仍然问题不少。3，国情。在现阶段国情下，北 京以外地区想发展成影响全国的文化产业中心，客观难度是比较大的。
　　　九十年代，虽然也有《宰相刘罗锅》之类的市场化的优秀文化产品，但文化产业真正全面形成，是在 2000 年以后。文化产业中心，不是上海和广东，而是北京。因为文化这个东西，必须在传播之中创造价值。所以许多公司才叫“文化传播公司”哈。北京是全国信息传播中心，这个没办法，别人抢不走。广州许多歌星，最终还是跑到北
京去买房子住了。而且，这几年，港台文化都出现了被北京吸附之势。有的港台大牌明星，平时出场费六十万八十万，但只拿千把块钱都愿意到央视去露个脸。没办法，文化传播中心才有辐射力，只有到那儿才能出名。用业内人士的话讲：上首都磨刀，下地方杀人。
　　　文化产业到底怎么发展？我觉得，归根到底，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按照文化自身的内在规律，去寻求与经济效益的结合。文化产业目前最大的问题所在，是违背了文化自身的内在规律。就好像种麦子一样，不管怎么想办法搞新技术，前提是你必须得承认它就是麦子啊。
　　　我很喜欢郭德纲的相声，我以德云社为例子分析一下文化产业的问题。
（第 193）文化产业 2
　　　相声起源于剧场。就是那种观众买票的相声专场。马三立、侯宝林靠此起家。八十年代，电视普及，马季、姜昆、冯巩通过春晚，取得极大成功。从此，电视相声，或者叫做晚会相声，成为相声的创作主流。直到 2000 年后郭德纲崛起之前，整个相声界，都在围绕电视晚会创作。
　　　而与此同时，相声每况愈下。“相声明显干不过小品，小品越来越像相声”。近几年，春晚相声已沦为鸡肋，观众不笑又不好意思，想笑又笑不出来。相声只靠几张老脸撑着，后继无人。“如果相声不能搞笑，那真是太搞笑了。”
郭德纲提出，“让相声重返剧场”。2000 年以后，德云社相声专场
逐渐出名，成为京城时尚。他也引起了同行的非议，以及某些专家的批评，认为这是叛经离道，低级庸俗。德云社还一度停业整顿。但是，郭和他的剧场相声，毕竟在全国取得了可观的市场成功，培养了大批 “钢丝”。而且，带动了北京和天津相声剧场的复兴。
　　　我们来探讨一下，晚会相声为何没落。大家知道，任何一种文艺门类，都有其发展规律和发展形式。而晚会，并不是哪种文艺门类的发展形式。晚会只是各类文艺的荟萃展示而已。有点年纪的兄弟可能记得：八十年代晚会报幕，报到相声时，总是说：“下面请听相声小段，报菜名……”。也就是说，晚会上的相声，是小段，而根本不是相声的全部。
　　　晚会上的歌曲，实质上是歌手大量专辑里的精品；晚会上的戏曲，实质上是某些著名戏曲的选段；晚会上的小品，实质上是影视和话剧 精彩段落的变种，“小品”这个词本身就是影视界的一个术语。歌手 没有因为晚会而放弃专辑创作，戏曲演员没有因为晚会而放弃折子戏，影视界也没有因为小品兴盛而放弃影视创作。赵本山还把电视剧和电 影搞得红红火火。而中国的相声界，竟然 20 年盯着几个晚会，把相 声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抛弃了。
　　　这就好比鲜花，拿到花店去卖的，肯定只是花朵。但花朵的长成，离不开根和枝叶。某位花农如果认为只有花朵值钱，就在地里直接培养花朵，连根和枝叶都统统不要了，这不是很可笑吗？这种花朵能不枯萎吗？所以，郭德纲提出让相声重返剧场，无所谓高明主张，只是一个常识而已。发人深思的是，一些所谓相声大腕，已经连这一点常
识都没有了。
　　　有许多人骂央视，靠行政地位打压同行，所以自己发展这么好。我的一个朋友想投资电视节目，我就陪他到央视考察了两天。我的体会是，央视能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当然有行政因素起作用。但光靠行政的能量，它是穿不起那么大的裤衩的。围绕央视所形成的庞大文化产业，基本是按照文化规律和市场规律在运行的，而且运行的相当成熟。
　　　那次，我考察了央视二台和十台。（通过朋友的朋友请人吃饭咨询，然后带着实地去看）。他们一个栏目组，达一百多人，其中只有一两个是正编的，整天跟大爷似的。还有六七个正聘的，据说签过合同。其余的，都是临聘！你不要小看这帮临聘，许多人都是省台、市台、县台的台柱子，不甘心终老一隅，辞职跑到北京来闯几年赌一把，那个能力，那个干劲，靠，一般电视台确实难以竞争。
　　　围绕央视，有无数私营的文化传播公司、广告公司、导演、演员、经济人、群众演员、道剧服务类公司、出版发行类公司、衍生产品搞市场推广公司，等等。市场化程度，专业分工程度，都够厉害。
　　　你如果有笔钱，想投资文化产业，可以这么投。比如你投资拍纪录片，先出钱买一个好剧本，然后委托给专业的文化传播公司，他们去物色导演，组织剧组，去拍摄。拍成了，质量过关，你把片子拿给央视播放。央视不付钱，它播一集片子给你配几分钟广告时段。你把这个时段卖给广告公司就行。他们手里有现成的广告客户。你还可以把电子产品版权卖给专业公司。总之，具体的事情只要出钱就有人做，
不难，你关键是要有眼光。你投资的东西没电视台感兴趣，就麻烦了。另外业务人脉也很重要，两眼一抹黑，操作起来比较难。
　　　正是这种文化产业化，带来的残酷竞争和专业分工，始中国电视节目制作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央视十台、四台的许多节目，拿到国外也不逊色。这样发展下去，我估计再过几年，就能赶上美国国家地理的节目质量了。
　　　当然，有成绩就有毛病。这帮文化产业中人，为了生存，为了吸引眼球，烂节目也拍了一堆。《探索发现》经常故弄玄虚。比如，走在乡村小路上，发现一只死麻雀，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如果让《探索发现》的编导发现了，好了，他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镜头由远及近，给死麻雀一个特写，然后拿腔拿调地旁白：“突然，一个不同寻常的情况，把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路边赫然出现了一只麻雀的尸体。现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这只麻雀的离奇死亡，会不会与记者要探访的种种神秘现象有关呢？如果有，那么这只麻雀会给我们指出揭开谜团的方向吗？如果没有，那又是什么原因致它于死地呢？”我一看到这种节目，如果手里有冲锋枪真想给他一梭子。满嘴废话，悠乎观众，你当全国观众都是白痴啊？
　　　记得多年以前，郝海东接受记者采访。郝董确实是一个有技术、有思想的人。可惜，足坛再无郝海东啊。他当时的原话我记不住了，大意是：今后，如果有越来越多懂足球的人来管足球了，同时有越来越多管足球的人懂足球了，中国足球就会越来越好了。言外之意，足协当时那帮领导都懂个球啊。
　　　举这些例子，是想形象地说明，文化（也包括体育）有其自身发展规律，中国要发展好文化产业，就必须研究、了解、遵循这种规律。美国好莱坞和 NBA 蓝球风靡世界，当然与美国国力有关，但我们必须承认，凡能获得成功者，必是成功地遵循和结合了文化规律和市场规律。这个，光靠行政命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也算是本人认真落实最近全会精神的一点思考吧。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4
前贴自读一遍，貌似逻辑有点乱啊。 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大家凑和着看吧。
累了，明天是周末，我继续向前推进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6
（194）关于河北
喝多了，才睡醒。恐怕后半夜又要失眠了，悲摧啊。
　　　真要谢谢兄弟的支持！参选就免了吧，即兴胡侃一通，大家看了哈哈一笑，足矣！有几个兄弟要聊聊区域经济、股市什么的。股市我研究不多，以后会稍有涉及到。
　　　具体到河北省的区域经济，我还真没有细想过，不敢胡说。目前河北的经济总量排在全国第六位，人均 GDP 接近 4000 美元，在沿海省区中高于广西和海南，也高于河南、湖北等“中部崛起”六省。我的主观感觉是，河北发展虽然不如人意，但并不是各位说的那样糟。
　　　如果具体比较，1、冀东的唐山、秦皇岛，属于有港口、有工业基础、有矿山的地区，与同等条件的辽宁盘锦、山东烟台相比，差距
不大。2、冀中的沧州，虽然是沿海地区，但没有传统港口（黄骅是后来才建的），除了晒盐也没有多少工业基础，属于传统的平原农业区。与同等条件的山东滨州相比，差距不大。3、冀中南内陆，传统平原农业区，与同等条件的鲁西、豫北传统农业区，差距也不是很大。我没有去查具体数据啊，光凭个人感觉。
　　　我想，河北在沿海各省当中发展不理想，原因可能是：1，虽然沿海，但内陆传统农业区比重很高，在沿海省中，除了津沪，它是海岸线最少的。所以，也可以看成一个有海岸的内陆省。这个区位，也使人的思想观念不像沿海，更像内陆。2、近代北京、天津相继析出，本省缺乏中心城市拉动，省会迁来迁去。在计划经济的框框下，京津两市的拉动作用又发挥不出来，反而将河北版图切成了问号型，省内资源流动受影响。3、前面我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当前经济格局，奠基于八十年代。在八十年代起跑期，河北发展条件最好的冀东沿海，又处在唐山地震后的恢复期，比兄弟地区要晚发力十年。4、省上高层的发展思想可能有些偏差。主观空想，请真有研究的兄弟现身说法吧！
　　　我觉得，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 20 年地区差距拉大。在 2000以后，区域发展差距总体正在缩小。不同区域，如十个手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发达国家当年在起飞阶段也存在严重地区差异，至今仍没有完全消弥。何况我们呢。
　　　近三十年，各地政府不管是从使命出发，从政绩出发，还是从自利出发，都极力促进发展，尤其是通过项目投资拉动增长。对于任何
发展机会的争夺，可谓不遗余力。这种强烈的以发展为导向的政府博弈，冒出了许多短期行为，酿成了许多问题，但也使中国成为全世界发展欲望最强的政府，在各国残酷的发展竞争中胜出。
　　　我想起一个真实故事。一个朋友在某县工作，他们县跟另外一个县争夺一个国家投资的大项目。他不知熬了多少夜，跑了多少腿，说了多少话，喝了多少酒，最后还是失败了。他打破脑袋也想不通输在哪里？后来他得知一个细节：评审组到那个县考察时，组长在晚宴上随口提到，年轻时曾在某地吃过一种小吃，味道很好，至今难忘。第二天早餐，他发现这种小吃已经摆在桌上了。原来是县长派人连夜驱车几百公里去买的，这位专家感动不已。我想，项目选址不一定真是因为这点。但从小事中你可看出，各地抢项目之穷凶极恶，把太子丹感动荆珂的劲都使出来了。
呵呵，先插这么个题外贴，继续我们的话题！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6
（195）人口随想 1
　　　具体问题越聊越多，陷进去了。这样不好，越具体越容易让人看出无知和破绽，所以，最好赶紧返回云层上面。最后，再聊一个实在绕不过去的具体问题：人口。
　　　我在前面的贴子里，探讨过中国古代，形成和延续了极为独特的 “大一统”帝国。大一统帝国得以稳定存在，得益于占据数量优势的主体民族的存在。所以人口的实际作用，远比我们想像的还要更大。人口太多可能引发动荡，但人口太少同样会引发动荡，人少了压不住
场子啊。
　　　民族之间的竞争，无论什么竞争，归根到底是争夺生存和发展空间的竞争。那么，怎么才算胜利？就是去用你的人口去占据这个空间。蒙古人打下了那么大的地盘，但他不算成功者。近五百年，欧洲人通过武力殖民扩张，把家园从欧洲一隅扩张到南美、北美、大洋州和西伯利亚，新家园的面积四千多万平方公里。其实，他们当时控制的面积远远不止于此。但是那些没有移民人口的地区，如非洲和亚洲殖民地，最终独立而去。
　　　从我国目前的领土争议来看，最麻烦的事，不是历史上有没有条约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双方实力对比的问题，而是人口问题。比如，香港岛在《南京条约》中白纸黑字割让给英国，我们仍然可以收回来。当然做到这一点，需要国家实力当后盾，但前提必须是几百万华人住在那里。如果香港人口全是英裔，那事情可能难办的多。即使强行收回来，以后的矛盾也少不了。藏南地区没有任何条约割让，民国时期，南京政府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以喜马拉雅山分水岭划界的方案。但是，藏南的收复难度，要远远大于香港。阿三向藏南移民一百多万，安营扎寨，就住在那里。以他们移民速度和生育速度，再过一代人时间，估计那里至少有三四百万人口。如果这样，藏南问题就基本上无药可解了。（中印问题在探讨中国崛起时再详细分析）。
　　　中国对外的领土纠纷当中，目前控制在老外手里的争议土地，基本上都没有华人居民，这是最大的难度。中国和俄国把黑瞎子岛一切两半，这算是很不容易了。那个岛原来控制在俄国手里那么多年，多
亏俄国缺人啊。如果俄国人像中国人这么充裕，向有争议的岛上移民，按每平方公里 150 人计，岛上可住 5 万人，可以成立一个县。那就麻烦大了，我估计不打仗是弄不回来的。所以，我以前上学时，曾经对人口问题这样认识——在国家和民族的竞争中，短期取胜靠拳头，长期取胜靠脑袋，永远取胜靠 JB！同学们的评价是：话虽然粗俗，但道理深刻。
　　　所以，无论是探讨中国经济问题，还是其他的任何问题，永远绕不开 13 亿人口。最新数据，截至去年 11 月，大陆 13.4 亿，港澳台还有近三千万。人来得不少啊，我很欣慰。
　　　计划生育政策，目前争议很大。反对的观点，主要是从西方国家、日本、四小龙的人口发展轨迹，来判断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出现人口拐点。而且，以中国人口巨大的惯性而言，一旦出现了负增长，也会难以扼制。目前，中国一年净增一个澳大利亚，感到各方面压力很大。但是，如果一年净减一个澳大利亚，那影响更坏，光是腾出来的房子拿到市场上去，房价就垮了，国家经济不可能不萧条。而支持者的观点，主要是从目前的社会就业量、环境承受量等指标分析，认为中国当前主要问题，仍然是人口过多而不是过少，所以，应该那样那样那样。
　　　记得小学一年级课本，学的第一批汉字，就是“人、口、手”。这个编课本的人太他妈有水平了！现在许多专家提倡，要重返老毛时代的“人手论”，反对“人口论”。就是说，要把人看成生产者，更要看到人的积极作用。这点我赞同。但是，我觉得时刻也不能忘了“口”
在“手”前，吃不饱那是不能动手干活的。
利用国外有利条件，看看国外的人口问题吧。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6
（第 196）人口随想 2
　　　有一个普遍规律，就是国家一发达，人口增长率就下来了。一种普遍观点是：多生孩子会降低生活质量，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补贴，都无法弥补养育孩子所造成的生活质量下降。所以，社会发展和生活提高，必然导致生育率下降，此事没有办法可解。也许唯一的办法是科学发达了，搞工厂化克隆，不用再麻烦各位女士了。
　　　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在国外各地，也在注意观察。我在想，经济发展，是不是必然会使人口变成低增长和负增长？有没有政策和措施，可以避免这个问题？若不可避免，则中国必须在适当时候放宽人口政策，比如放开二胎。
　　　在西方、中国、印度和伊斯兰四大文化区，目前西方世界普遍出 现了人口低增长和萎缩。中国文化区（及边缘）的日本、韩国、新加 坡等国家出现了人口低增长和萎缩。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不算快。印度 和伊斯兰世界仍然在疯狂增长。这使世界人口比重正在发生变化，特 别是伊斯兰世界人口比重增长很快。非洲人口从六十年代开始大爆炸，近年来增长势头有所减缓，不是因为经济发展了，而是因为战争和艾 滋病。看到博茨瓦纳等国家 20%以上的艾滋感染率，真不知道黑哥们 怎么生活。反正不是万不得已，我不想到这些国家旅行。
今年到欧洲出差转了一圈。感到这个大洲，现在阿拉伯人、土耳
其人和黑人完全泛滥了。强调：我这里没有种族歧视的意思。我只是描述客观情况。在英国，黑人到处都是。许多街区，整个整个地变成黑人社区了。反正你坐着车走，如果看到路边的房屋外面的草坪稀稀拉拉，疏于修剪，而且乱堆乱放的东西比较多，那基本上就是黑人社区。法国、比利时、荷兰，北非人更多，清真寺随处都是。法国人去年终于发了回狠，立法，不允许遮脸，但实际上遮脸的还是有，我在巴黎就见到过。不遮脸了，包头的穆斯林妇女仍然比比皆是。在欧洲，包括管理最好的德国和瑞士，凡是游客多的景区和购物街，窜来窜去的阿拉伯和土耳其小偷极多，成帮成伙。由于中国人带现金，是他们优先目标。这更恶化了中国游客对欧洲的印象，好象全欧洲到处都是小偷。长期定居的中国人，感觉和评价要稍好一些。
　　　我懒得去查准确数据，凭记忆啊，在德国，八千万人口中，非日耳曼人达到一千万，其中绝大多数为土耳其人。据说，两德合并以后，东德人纷纷迁往西德地区找工作，移民则填补了东德的空白，现在许多东德的城镇已经土耳其化了。在法国，六千万人口中，非裔（北非阿拉伯人、西非黑人）占了十分之一左右，那就是六百万。齐达内就是北非的柏柏尔人后裔。英国的数据没有印象，貌似比德法的移民要少一些。主要是黑人、印巴人等。但从这次伦敦的打砸抢烧来看，移民数量也不少。
　　　我对欧洲一点都不看好。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的人口老化，也许中国以后也会。也不是因为他们引进移民，其实中国人也乘机移过去不少。我不看好欧洲的原因，在于他们社会管理能力太弱了，一个最
简单的，旅游业是欧洲经济支柱之一，在你的卢浮宫、凯旋门这种景区，基本治安都维持不住，对几伙小偷都没有办法，这种政府，这种社会！你还指望这种政府能干出什么大事呢？（如果有小偷整天在天安门专偷外宾，我估计北京警方早就抡圆打击了。）一个明显的感觉是，欧洲的政治勇气和政治力量，正随着它的人口老去。在邱吉尔、戴高乐这些政治家身后，欧洲（不包括俄国）已经没有政治家了，变成了一个政客和选票的世界，老态龙钟，好逸恶劳，不负责任，回避矛盾，没有勇气和斗志。在这次欧债危机中，表现尤为明显。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欧洲想要跟美国、中国在世界上鼎足三分，我看难度比较大。他们能确保不发生大规模种族冲突就不错了。
　　　有兄弟可能不同意“在邱吉尔、戴高乐身后欧洲没有政治家”这句话。但我真是这样认为。也许撒切尔夫人算是比较优秀的一个。法国的希拉克，许多兄弟印象不坏，我觉得这人不错。但客观地说，他和萨科奇是一路货色。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沉浸在梦想中，太把法国当根葱，以追求不同来显示品位，以叫板强权来宣示自我，为了反对而去反对。不同点在于，希拉克叫板美国，萨科奇叫板中国。我估计，法国下任总统很可能亲华反美，因为他无法忍受跟前任一样，那太没品位了。中美两国其实都看不上法国这个德性，不过他是五常之一，不搭理他还不行。
扯远了，回到西方人口问题。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6
（第 197）人口随想 3
　　　漫步在欧洲的城市，老人、老房子、老街道。虽然很有品位，很有历史沧桑感，很适合留影，但缺乏活力。在过份强调保护文化的英国，尤其如此。但是，各位兄弟不要认为西方人先天不能生孩子。其实，从五百年前大航海时代开始，一直到二战后的“婴儿潮”，西方人一直是全世界最想生、最敢生、最能生的族群。不然遍布四大洲的基督教白人国家都是怎么冒出来的？
　　　但是，六七十年代以后，欧美社会迅速老去。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源源不断有新鲜血液补充，所以还保持年轻。但问题也正在形成，就是传统的美国白人（基督教新教）社会比重在不断下降，讲西班牙语的拉丁裔迅速增加，在佛罗里达、加州、新墨西哥州尤其严重。有人认为，美国将来会拉丁化。再用一至两代人，拉丁美洲的范围就要北扩了。在美国，近年来黑人、穆斯林、亚裔等人口比重也在不断提高。
　　　长期以来，都是从欧洲向外移民。但是，二战以后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后，欧洲老龄化问题严重，大量低端的工作岗位没人来干。为了继续过上安逸、体面的生活，欧洲各国从自己的前殖民地，招聘了大量移民，专来干脏活和累活。这样几十年功夫，竟然形成了庞大的欧洲穆斯林人口。欧洲人有两个没有料到：一没有料到移民人口增长这么快，二是没有料到伟大的西方文化对伊斯兰文化完全没有同化能力。欧洲人原本指望这些移民都融入西方社会的，现在悔之晚矣。
　　　从历史来看，位于西亚的阿拉伯、土耳其人一直向欧洲渗透，但始终不成功。阿拉伯人控制过伊比利亚半岛，就是西班牙那圪瘩，后
来给打出去了。奥斯曼帝国控制过巴尔干，所以现在还有几个穆斯林国家和地区：波黑、阿尔巴尼亚、科索沃。但是在中欧、东欧、西欧和北欧，历史上没有穆斯林居住区。对欧洲来说，这真乃千年未有之变局也。
　　　前几天，我浏览百度百科里的科索沃词条，看到这么一句：“科索沃人口出生率极高，因而人口增长非常快，1988 年科索沃人口增长率为 2.4%，而同年南斯拉夫全国人口增长率只有 0.62%。”科索沃地区居民 90%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人口。这说明，欧洲内部各族群的人口增长率非常不平衡。像科索沃这种农业区，当年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迅速成为当时南斯拉夫最穷的地方。贫穷往往使社会矛盾迅速酝酿和激化，从而引发了社会动荡不安。
　　　今天，在欧洲各国，由于普遍实行的高福利，使贫困化问题暂时得到缓解。但是，也使贫困对生育抑制作用消失，高福利进一步促进了移民的高生育率。目前看来，欧洲的高福利社会恐怕很难长期持续。当然这不全是因为移民负担重的问题，这个制度本身就有毛病。我觉得，对于欧洲人口形势，中国有必要高度关注。因为人口的作用比我们想像的要大得多，人口决定着政治走势。
　　　日本和韩国是另外一条道路。这两个国家，排外思想相当严重。也许是靠着中国、俄国，生存危机意识要强于欧洲国家。所以，他们是世界不多的单一民族国家，主体民族比例 99%。从目前政策上看，老龄化并没有促使日韩开放移民，反倒是越老化越要防止别人乘虚而入。日本一些劳动强度不大的服务行业，比如餐厅，大量返聘老人，
让你吃个饭觉得很不好意思。
　　　新加坡立国后，当时人口增长很快，而经济落后，就业岗位不足。老李提出“两个刚刚好”的口号，希望控制人口，不要把小岛给挤爆了。由于新加坡经济起飞很快，过了十年，就缺人了。又过了十年，人口增长率拐下来了。华人生不过印度人，印度人生不过马来穆斯林。总体来看，四大族群的生育率都在下降。政府采取了一大堆鼓励措施，出生率就是上不去，新加坡政府很郁闷。退休的老李还出面，严厉指责新加坡的高学历女性不努力生孩子。此事社会反弹很大，年轻女孩纷纷指责老李多管闲事。总之，新加坡政府虽然强势，但在这一方面，它和西方、日韩一样毫无办法。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到中国去挖人。
（198）人口随想 4
　　　谈到人口问题，常会提到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主要是指赡养比例。并不是说，越年轻的社会越有红利。因为社会成员主要是小孩子，需要抚养，社会负担也重。老人太多了也不行。目前，中国人平均年龄是 30 多岁，大量需要抚养的小孩转变为成人，同时成人还没有大量转变为老人，青壮年构成人口的主体，所以赡养比率不断下降，社会不断“轻装”。应该说，目前中国正处于最佳年龄结构。
　　　国家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红利只是一个重要经济因素，而不是决定性因素。从世界范围来看，实际上，拥有红利国家比没有红利的国家还要多。比如印度、巴基斯坦、阿拉伯国家、东南亚国家。但是，由于其它因素不匹配，人口被浪费了。搞得好的，
搞搞移民和劳务输出，比如埃及和巴基斯坦。搞得差的，只有去搞革命运动了。就中国自己来说，1840 年以后人口徘徊了一百年。建国以后，人口迅速增长。但是，五十年代小孩子比重太高，社会抚养压力较大。直到 1960 年代后期，中国人口红利才开始出现。但是，当时红利并没有带来好运，反而带来了麻烦。只有动员知青们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八十年代以后，红利才开始转化成经济优势。直到九十年代以后，红利才全面地转化为经济优势。
　　　我说这一段，意思是：人口红利固然很重要，但是过于看重、过于强调，也是不对的。有专家把人口红利看成印度超越中国的杀手锏
（之一），我倒觉得印度目前的首要工作是先克服人口包袱，然后才是发挥人口红利。我的看法是，人口红利只对于现代国家，或者向现代转型中的国家，才有意义。对于伊斯兰文化区和印度文化区的传统国家，由于其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意义不大。对于黑非洲以部族为基础、尚未形成现代意义民族的社会，人口红利的意义更不大。
　　　目前除中国之外，人口红利能够发挥作用的国家，我比较看好越南。这个国家拥有近 9000 万人口，京族占 80%多，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都不大。只要保持政治稳定，别整天跟中国犯梗，它很有可能复制中国沿海起飞历程。
　　　民国时，钱玄同奉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青年人必定强于老年人。钱玄同是个感性冲动的人，爱走极端，完全不像他的儿子钱三强那么富有科学精神。他推崇年轻人，就说：四十岁以上的都应该枪毙。胡适当即反驳说：那么，到你四十岁，我要送你一首诗，题目
叫手枪。胡适为人宽厚，只是说说而已。鲁迅却记在心里，掐着手指一直等到钱玄同年满四十，抓住时机发表了一首诗。我记得有两句是：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呵呵，先生恶毒啊！
　　　扯远了。一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国家，整个社会的活力和思想倾向都会不一样。近年来，关于“未富先老”的提法已见报端，但是这只是必要的警告，实际上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年轻国家。中国的人口红利，往后还可以再吃十几年。这十几年，恰好是中国崛起最关键的时期。这也算天助中华吧。我们必须抓住人口红利期的机遇，在拐点来临之前，即使不能在人均收入等方面超越欧美，至少也要确立经济总量优势、技术能力优势、产业结构优势。如果错失机遇，不能在这段时间确立优势，等过了这个村，赡养比率出现逆转，整个社会负重前行，再去赶追发达国家，也不是不可能，但难度会大大增加。
录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一句祝福中国：潜龙腾渊，鳞爪飞扬！
（199）人口随想 5
　　　前面有个兄弟指出：楼主太乐观了。我是先从国外讲起，还没有讲到国内呢，怎么就知道我太乐观？呵呵。
　　　人口问题是中国天字号问题。近年，为了强调某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我国喜欢对行政首长来个“一票否决”。到后来，“一票否决”的内容太多太滥，如果真要逗硬，县长市长都是九死一生。于是，国家又来个清理，许多“一票否决”被否决了。最后幸存下来的，仍有五
个方面。即：社会稳定、廉政建设、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由此可见，计划生育之重要性。
　　　八十年代推出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关键政策之一。有个官员，跑到国际会议上去发言，说中国少生几亿人，为世界做出 了重大贡献。好像中国人都是猪，生出来就是人类的负担。结果此君 被网友痛骂。他这个话的措辞，确实有点欠考虑。不过，我同意他这 个话的基本意思。那就是：对于计划生育使中国少生几亿人这个事实 的意义，我持高度肯定态度。从八十年代情况看，中国城市乡村，都 是人满为患，工作岗位严重不足，若不控制人口增长，陷入“越穷越 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看来，许多发展 中国家就是陷入了这个恶性循环。
　　　计划生育的另一个必要性是：中国生态恶化相当严重。中国不同于印度。印度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但它地处湿热季风区，地势平坦，长年无冬，雨水充沛，百草丰茂，动植物和人口一样密集，令人羡慕。而中国的干旱区、高山区占比重很大。例如，有专家认为，陕北、陇东等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承载量为每平方公里 10 人至 20 人为适宜。
而实际上，天水地区是 250 人，定西地区是 150 人。定西地区毁林开荒，黄土高坡上仅有的一点稀疏的草皮，还被铲来当作做饭燃料。一个孩子、一个筐、一个小铁铲，一天就能干掉半亩草皮。若不计划生育，农村人口再控制不住，许多地区已处在生态崩溃边缘。
　　　在美国，人们这样搞统计工作，城市周边地区被划成几公里见方的一个又一个方格子，然后统计每个格子里的居民人数，若人口密度
超过 400 人（或者 500 人，记不清了），那么这个格子就是城市化区域，被算入市区范围。靠，要是按美国的市区人口密度标准，中国东部沿海十几个省市可以算做同一个城市。在华北平原上，能开荒的地方，二百年前早都开完了，由于人口过密，村庄相互连在一起，到处黑压压一片，基本上没有“生态”二字可言。华北某市接待俄罗斯客人。老毛子在宾馆吃了几天，憋得难受，提出带块桌布出去野餐。中国主人没办法，只好打了包，开着车，出城，下乡，在棉花玉米中间转了两小时，也没找到巴掌大的一块草地。最后宾主在地头上坐下，农药味比较浓，不远处还有只死耗子。老毛子主动提议：我们还是回宾馆去吃吧！
　　　说实话，在 2000 年以前，每当我看到关于中国人口、生态的材料，我感觉就是两字：绝望。这么多的人口，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2000 年以后，拐点出现。这十年来，中国生态正在改善，南方许多山林已经密得进不去人了，狗熊、野猪成了山民头痛的事情。原来环境压力最大的陕北、陇东，生态环境也大大改善。特别是陕北延安和榆林，这几年煤气资源开发有钱了，生态投入很大，从电视上看林草恢复很好。实地去过的兄弟发个言哈。我觉得原因有三，一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二是工业化提供的税源，使政府有力量大搞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三是计划生育，人口得到控制，同时人口质量稳步提高。
　　　目前有许多专家批评计划生育政策。批评政府“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管生殖器。”批评计划生育侵犯人权。批评计划生育造成人口
老龄化。等等。我觉得这基本上属于书生之见。计划生育政策是推动中国复兴的一项伟大工程，它的历史作用，丝毫不亚于改革开放政策。当然，任何政策都要与时俱进，适时进行调整。但是必须肯定，没有三十年来的计划生育，中国就没有今天的发展成果和大好局面。
（第 200）人口随想 6
　　　我一个哥们，大学毕业以后，考上了组织部的派调生，先分配到乡镇当乡长助理煅练三年。他第一次公干，就是抓超生。据可靠线报，一个长期在外的资深超生游击队员，就是宋丹丹演的那种，回家了。乡上几个人，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从前门突然闯入，遭全家人前压拦截，孕妇赢得时间在后院逾墙而走。他追了上去，在山间小路上跟孕妇展开了一场牛拉松。这哥们在大学时也算个体育达人，没想到追了一个钟头，累了一个半死，还是被孕妇甩掉了。我们当时结论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那是九十年代的事。十年之后，我的老婆怀上了身孕，今天血糖偏高，明天胎位不正，简直动弹不得，把我整天急得要晕菜。后来，儿子出生，小家伙可爱之极。我突然发现自己增加了一份庄严的使命：这个小家伙远远比我的生命更为重要。在身为人父很久之后，我偶然想起当年哥们的那场山路牛拉松，又想起亲历的和耳闻的许多故事，突然感同身受，感受到大时代之中普通人生的无限苦涩。我这才感慨地发现，我们这个民族，为了摆脱贫困，为了寻求复兴，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
　　　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值得注意：1、从执政党理念而言，长期以来提倡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对人口不加限制，反而鼓励。当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被批得七荤八素。2、千百年来的群众观念，多子多福，根深蒂固。3、最为现实的是，城镇社保体系不健全，农村社保体系基本为零，“养儿防老”是中国人的现实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出台一胎政策，并能在全国强制执行下去，这在世界任何国家来看，都是一件绝对不可想像的事。
　　　八十年代出台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从国家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出发的正确的战略决策，但它同时也触动了全国 90%以上的人的现实利益。这个政策出台，需要政治魄力。这种政策，在政府软弱的第三世界国家，或者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根本不可能出台和实施，甚至连进入正式讨论程序都不可能。而中国做到了。虽然有人指责说，这是强权的结果。但是，在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凡是能做到最起码的客观中立的专家，都要承认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巨大的正面意义。
　　　我始终认为，中国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五十年代的男女 平等政策以及婚姻改革，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壮举。如果结 合西方国家几百年来曲折的发展进步历程，如果再结合伊斯兰文化区、印度文化区的残酷现实，我们就会更加明显地感受到其深远意义。
　　　但是，人类的任何进步和成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西方国家发展中，人口的压力可以通过战争和殖民扩张向外释放。美国人口扩张，是以印第安人的血泪为代价的。但中国的崛起，不可能复制西方的道
路。我们把当年西方向外转移的矛盾，统统消化在了中国内部。三十年来，中国人为了计划生育，付出了巨大代价，包括家庭的代价，情感的代价，甚至有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汶川大地震以后，面对倒塌的学校，人们发现，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是多么的脆弱。
　　　美国一些公司歧视胖子，胖子很难提拔为高管。他们的理论是，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体重都管理不好，还能指望他管理什么？呵呵，这个理论不见得有科学道理啊。国家亦是如此。许多国家都惊奇，中国为什么能创造发展奇迹，而其它国家不能？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中国崛起没有秘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为了摆脱贫穷，为了摆脱落后，为了重塑辉煌，进行了极为残忍的自我控制，付出了远远超出其它民族的发展代价——它不可能不赢得成功！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7
（201）人口随想 7
　　　聊到中国以后的人口政策，现在许多人建议放开多胎，至少要放开二胎，以免人口出现拐点后刹不住车。目前，政府采取了很慎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又被批评为麻木和犹豫。
　　　有人指出，计生政策难以调整，是计生系统的部门利益作怪。以前乡镇政府经费紧张，靠罚超生过日子，出现过为了创收“计生干部劝超生”的怪事。但这些年经费问题都解决了。即使计生政策调整，计生部门仍有许多工作可干，从生育入手提高人口素质，任重道远，活多着呢。我认为，部门利益不会构成阻碍计生政策调整的因素。
我认为，政府采取谨慎态度是负责任的表现。放开二胎政策如果
出台，没有太多社会阻力和工作压力。八十年代出台计划生育政策，难度系数算是 100。现在继续执行这个政策，难度系数是 50。现在放开这个政策，难度系数最高是 5。在没有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政府宁可舍易求难，这个做法应该肯定。
　　　不过，放开二胎是早晚的事。因为一个社会，妇女生育率在 2.1左右，才可以维持人口不下降。为什么不是 2，而是 2.1 呢？我请教过一个学者，他说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理论上可以保持人口稳定，实际上，这孩子长大以后有可能死于意外，有可能丁克，有可能是同性恋，所以要打出一点富余量来才行。我听说，国内一些地方已经悄悄开始二胎试点了。比如上海市和甘肃嘉峪关市。不知道我的消息可靠不可靠，有当地的兄弟现身指教？
　　　我的主张是：1、在东中西部，各找几个有代表性的地区，先试点几年。看看放开二胎以后人口增长情况，然后再做决定何时放开。 2、可以先在民族自治区放开二胎。因为在这些地方，实际上被限制的只有汉族了。大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工作和生活，这种限制造成心理不平衡，也使民族人口比例不断变化。不如干脆规定，凡是户籍在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的汉族，也允许享受少数民族生育政策，区域内政策一致。如果有计生部门的大领导不小心看到了这个贴子，那么，请您参考！
　　　人口聊的差不多了，既然讲到人口，随便再聊几句我对民族问题的思考。
民族问题，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宗教问题，是几千年来世界历史
的主线（之一）。但是，二战以后到苏联解体这段时间，也就是冷战时期，全人类的主要矛盾一下子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意识形态矛盾上升为世界头号矛盾，而民族矛盾却退居其次，一时间被掩盖住了。1992 年苏联解体之后，民族矛盾开始爆发。比较突出的是南斯拉夫两次内战，以及非洲多国内战。这时，世界民族矛盾已经很明显了。但在美国人眼里，这些麻烦只不过是冷战解体之后副产品。他们当时认为，经济利益之争才是世界主要矛盾，比如伊拉克抢科威特的油。所以，美国利用业余时间，打打地区小霸，维护大霸权益。九十年代，整个克林顿时代，美国沉浸在苏联完蛋和互联网大繁荣的幸福之中，整天守着“点 COM”乐不可支。直到某天早上世贸大楼被人家拿飞机兑了，才在思想上真正充分重视世界民族和宗教问题。
其实，从 1993 年开始，美国人亨廷顿就在那里写文章，研究冷
战后的民族暴力。到 2010 年，汇集成了一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但是，这本书的观点在“911”之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我们中国也没有重视。有中国学者指责：文明冲突是个伪命题，根本上就是美国人掠夺利益制造的矛盾，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目前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打掩护。我的观点是，不管亨氏的出发点是不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打掩护，他所描述的文明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当然，也不可否认，美国人根据自身利益出发的一通搅和，使文明冲突和利益冲突混在一起，更加激烈，更加乱乎。
总之，我认为，从 1945 年二战结束，到 2001 年“911”事件，
这半个世纪，由于世界列强把意识形态矛盾、利益矛盾看得过重，而把民族和宗教矛盾看得过轻，在政策上的出现了许多偏差，这些偏差，正是酿成今天几个重要的民族宗教热点矛盾的源头。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7累死，觉觉了，明天见。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7目前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打掩护
目前应为“目的”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7呵呵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7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7
（202）关于读书
插入一个完全是题外话的贴子。
　　　大楼开张两个月来，不断有兄弟留言和发消息，要求推荐书单。有的还专门注册账号来问。我多次回复过了，倒不是谦虚客气，而是因为人各有志，兴趣有别，我确实推荐不出来。今天仍收到短消息，本贴算是一个总回复吧，同时深深感谢兄弟姐妹们的抬举！
　　　我觉得，人生苦短，贵在适意。当学生时以读书为业，那是没有办法。走上社会，若以读书为乐，就读。若以读书为苦，就不读。没有必要勉强。我们被社会勉强的已经太多了。比如，我不喜欢麻将，
虽然我会打。有时三缺一，我就是不上桌，他们只好斗地主。我不喜欢打，平时不上心，所以麻将水平上不去。若勉强去打，输很多钱，我不高兴，赢了的人也不舒服。何苦呢。总之，除非必须，不要勉强做不喜欢的事。
　　　一个人，只要喜欢思考，不读书，通过别的事，也可以修得人间大道。自古英雄不读书嘛。红楼梦有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比如：做本职工作、逛街、打麻将、下象棋、打乒乓、下围棋、偷菜、看超级女声、品茶、喝白酒红酒、抽烟、听相声、看戏、吃四大菜系、搞家庭烹饪、当暴走一族、登山、游泳、编手机段子、腌辣白菜、养热带鱼，等等。此中皆有大道生焉。
　　　我的一个朋友，送孩子去学围棋，耽误功课也要去。他认为，他要给孩子一个幸福的人生。学好功课，上大学，以后找个好工作，是幸福人生的一部分。有业余爱好，天天自得其乐，同样也是幸福人生的一部分。工作只能伴随孩子到六十岁，但业余爱好将伴随孩子的一生，不断给他带来快乐。
　　　我严重赞同他的观点。另外，趁他没看见这个贴子，我还要补充一个原因，他自己不好意思讲的。就是，业余爱好对事业进步的帮助，有时候比专业知识还大。他本人就是经常陪单位领导下围棋，关系越下越铁，最后被提拔重用了。
扯远了，聊读书。
　　　首先，不能指望从书上得到太多。如果大家都说某书甚好，你却没读过，因此大感惭愧，这就没有必要。有一个新加坡学者，常到世
界各地开研讨会，他的心理底线是，一个会议上，如果有一句话、两句话让他感到新鲜，受到启发，机票和时间就算没白给。毛主席尚且说过，自己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我们怎么能去要求某个人、某篇文、某本书、某个贴，句句都好，句句都对，句句都有用？美国一个老太太，很关注选举，以极高政治热情，一辈子坚持参加投票。记者问她感想，她答：“不要希望太多，否则你会失望的。”我们对于书，尤其是对于名人名著，也是如此。前面提到的那个新加坡学者，今年远涉重洋，跑到美国开会，听整整两天，一句有启发的话都没听到，郁闷地飞回来了。可见，低期望都未必如愿，更何况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呢？
　　　对于书，我是拿来主义。观其大概，有兴趣的，就认真读，没有兴趣就略过去了。我喜欢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就读了至少五十遍。我不喜欢红楼梦，就一遍也没读完。对红楼梦，我只喜欢其中的诗词、对联，背下来很多，但不喜欢它的故事，只看了一些精彩的章节。我老婆大人惊奇地说：你这么喜欢中国文化，竟然没有读过红楼梦！我说：我不读红楼梦，这犯法吗？
　　　在图书馆借书时，我翻阅一本大书，只要发现有几个章节有趣，就折个角，借出来。管理员看着我，今天借一大堆，明天还一大堆，惊为天人，以为我晚上从来不睡觉。其实我只看了几页。许多世界名著，到了我这儿，都是这么个待遇。有兄弟认为，我肯定看过很多书。我承认，看倒是看过，但是多数都没看完。
　　　我最不可理解的，就是有的哥们，买书专买精装版，齐刷刷的摆满一橱子，十年不碰。偶尔看看，还要先戴个薄薄的白手套。晕啊。
反正我的书，想圈就圈，想画就画，高兴了还学毛主席在上面批几句。买的实在太多，家里放不下，把有用的页码撕下来，把书扔了。有一次，吃盒饭把手弄油了，没有纸巾，我随手把新买的一部名著的最后两页撕下来擦手。一个哥们大惊：“这是书啊！”我说：“这又不是我爹！”唉，我这个习惯不好，不值得借鉴。我的态度是，把书看成一个为我所用的工具。特别是因特网时代，我们接触到的信息量实在太大，必须猛筛，猛扔。如果不按己所需，择其一叶，你会被海量的信息淹死。
　　　具体到读书方法，我觉得读书还是要用笨办法。就是：认真读，重要的地方，背下来。这个办法使了几千年了，人类也没创造出更好的办法。现在有人主张，死记硬背过时了，你想读什么东西，网上一搜到处都是。这个话不假。但实际上，一个人的判断能力、思辨能力、创作能力，都是以大脑的“内存”为基础的，而不是以电脑的“内存”为基础的。比如，两个人比赛写诗，一个人，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另一个人，会从电脑中调阅唐诗三百首，他们写诗水平肯定不一样。记得念书时，我在老师的迫害下，在考试的压力下，不情愿地背下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至今刻在大脑里，令我终生受益。
　　　现在，对死记硬背的批评很多，这个要一分为二地看。这就好比吃饭。如果吃的太刻板，像填鸭式的喂下去，搞得人消化不良，跑肚拉稀，这肯定不好。但如果纠枉过正，把吃饭取消了，情况就更糟。填鸭式填进去，多少还可以消化吸收一点，如果胃里没有任何东西，消化吸收个屁啊？同理，知识灌输进大脑，不一定真的能理解和运用，
但知识根本就不进入大脑而停留在电脑，但就更没办法理解和运用。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知识只有内化，才能融会贯通，形成个人学识。
　　　现在的教学改革，存在许多误区。有归国精英喊：中国学生考试成绩再好，那也没有用，人家美国学生有创造力，那才牛逼。我觉得，中国教育确实有问题，但改革要慎之又慎。问题主要出在大学阶段，中小学教育没有太大问题。中小学的课业负担应该适当减轻，死记硬背的东西可以适当减少，让学生全面发展，但绝不能胡乱大改。如果把西方那种教育模式一搬，我估计结果很可能是：中国学生的创造力仍然上不去，考试成绩也是一塌糊涂。做为家长，兄弟们对这个问题应有清醒认识。
　　　至于书单，就免了吧，我写贴子时，引用的东西都尽可能列上出处，有兴趣的兄弟自己搜吧。
　　　胡扯这么多，总结一下：A，不要勉强自己读书。B，不要对书的期望过高。C，按己所需，观其大略，择其要点。D，你想把好东西据为己有，唯一办法是把它背下来。呵呵，一管之见，仅供参考！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8
（第 203）
　　　几个兄弟在聊教育问题。教育与人口息息相关。高学历女性，容易培养出高素质的孩子；低学历或文盲的女性，不利于下一步素质的提高。但各国的普遍规律是：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地位越高，生育率就越低。这也是一个悖论。新加坡这边，高学历女性的生育率
极低，低学历女性是生育主力。政府毫无办法。李光耀以个人名义呼吁：把你们的优秀基因留给新加坡，不要带进坟墓里去。（原话记不住，大意如此）。
　　　如果硬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一下，就是，妇女有权力追求幸福最大化。拥有孩子，只是幸福的内容之一。一般来说，当妇女拥有一个或两个孩子以后，就能基本满足她在这方面的幸福需求。学历和社会地位越高的妇女，生育的机会成本越大。如果再继续生育，孩子带来幸福边际收益锐减（甚至为负）。这时，政府对生育的任何鼓励和补贴政策，都不足以弥补继续生育给妇女造成的生活质量下降。所以大家决定：不生。
我们沿着第 201 贴继续向下讲。
　　　前一贴讲到，冷战时期，世界列强集中力量，大打意识形态斗争。苏联解体后，美国仍然没返过点来。直到“911”。这时，全世界才发现，原来民族问题才是千年一贯的拍砖热贴，只不过沉了半个世纪而已。意识形态问题不过是特定时期的一个特定插曲，发展到今天，中国比美国还资本主义，美国比中国还社会主义。
　　　冷战时期，由于低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留下许多问题，有些问题已有定论，有些问题还存在争议，有待历史的发展去进一步检验。对后世的影响比较深刻的，有英美支持下的犹太复国运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民族政策、英法主导的非洲独立时期的国家划界（主要按殖民地边界而不是部族传统边界）、印巴分治、欧洲吸纳穆斯林移民的政策等。这不是本楼主题，就不再具体探讨了。
　　　目前，民族问题（包括宗教问题）已成为世界头号热点。中国崛起过程中，西方国家不断利用民族问题，给中国制造麻烦。虽然他们自己也是一头包，甚至比中国还要严重。中国虽然是多民族国家，但主体民族占九成以上，民族关系大体和睦，想用民族问题放翻中国，不太可能。西方也只能找点麻烦，恶心恶心你。如果哪天西方想要放翻印度，在民族问题上开刀还是很容易的。民族问题太大，我没有能力解读。平时在国内国外走，有些见闻，有些感触，随便聊聊自己的思考吧。
　　　一提民族问题，首先让人容易想到的事，就是民族同化。我在前面贴子中提到过古代汉族的形成，立即就有网友回贴，批评我的“同化”观点。呵呵。可见，目前，“尊重文化多样性”成了普世价值，同化成了过街老鼠。这是件好事。但任何事情过了头，都会有问题。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乃是世界大趋势。今天世界上的大小民族，都是历史上的古民族融合而来的，连老美都自称“民族溶炉”。民族发展，是一个自然融合过程。人为同化，是不可取的；人为异化，同样是不可取的。目前，同化问题往往被社会批评，而异化问题却以“保护文化多样性”、“尊重少数族裔”等口号，在世界各地花样翻新地出现。其实人为的民族异化，后果比同化更严重。
　　　网上有一个说法，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大熔炉，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都保持着民族独立性，唯独在远东的一支，好像住在河南开封，已经融合无迹了。这个说法有毛病。因为，犹太人流落世界两千年，其间，主动融合和被动融合现象，一直都存在。（参见《中东国家通史以色
列卷》，此书写的不错）。虽然没有统计，但我相信，融入世界各族的犹太人，肯定不在少数。说中国是“唯一”，这站不住脚。但是，犹太人在中国和西方的历程，倒是能给我们不少启示。
　　　犹太人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试图融入所在国。特别是在近代欧洲，这种思潮还很流行，而犹太复国主义倒是没有多少市场。但是，无论犹太人怎么努力，欧洲排犹思想始终强烈。直到 1930 年代，德国纳粹党上台，犹太人融入欧洲的梦想撤底破灭。所以，犹太人能保持独立性，我觉得，一小半原因是以犹太教为核心的民族文化，一大半原因是外部延续上千年的反犹浪潮。而开封犹太人能够逐步融入当地，主客观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文化历来都不排外，如果外侨居住两代，日常使用汉语和汉字，那么中国社会几乎是没有任何排斥的接纳。
　　　一个族群的独立意识，实际上是因与外界不同而被逐步强化起来的。比如，八十年代，一个南非黑人，早上出一门，这条路不能走，因为你是黑人；那辆车不能坐，因为你是黑人；那个卫生间不能进，因为你是黑人……。这样，他每天都被一次又一次提醒：我是黑人、我是黑人、我是黑人！他的种族意识就不断得到强化。相反，在解除种族隔离之后，他虽然仍有种族意识，但至少在走路、坐车、上厕所时，不会被提醒和强化。长此以往，如果没有种族冲突之类的刺激，他的种族意识就会逐步淡漠起来。
　　　歧视会产生异化，不适当的优待和照顾，也会产生异化。比如，美国。美国歧视黑人歧视了二百年，但近几十年来了一个大转弯。对
黑人优待有加。现在，美国人讲究“政治上正确”，那比中国还要教条。谁要是敢说关于“黑人哪点不行”之类的话，哪怕半句，政治家的政治生命立马完蛋，媒体人立马解职。领导一上台，先大吼一声：我们都要尊重黑人啊！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对黑人不尊重。如果黑人真的平等自立，哪有这么弱不禁风，谁说一句好或一句坏怕什么呢？现在美国黑人，找工作，各类岗位有法定的专门必招黑人；考大学，大学都有专门比例招生名额留给黑人；提干，政府雇员有专门岗位比例留给黑人。这样，他同样每天都被一次又一次提醒：我是黑人、我是黑人、我是黑人！这种刻意优待，反而不断强化了族群意识。
　　　世界各国，这种人为的民族异化问题比较常见。小到服装。比如召开一个世界性会议，人人西装革履，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穿得像南王孟获的先生，估计就是某少数族裔的代言者。这种形式主义，有没有必要呢？大到国家政策。比如南斯拉夫，在铁托时代，以宗教信仰为基础肢解了塞尔维亚族。以宗教拆分一个同语同宗的民族，恐怕是人为进行异化的登峰造极之作。此后惨烈的波黑战乱，后果是昭然若揭的。
　　　美国有这样的论点，认为对少数族裔进行优待是必要的。比如对于黑人，他们认为，由于历史原因造成黑人发展滞后。好比一个被捆了几年的人，你给他松绑，然后让他上操场跟人赛跑，那看似公平竞赛，实际不公平。所以，美国各高校都对非洲裔、拉丁裔给予特殊照顾。而华裔和印度裔却得不到任何照顾，因为考试成绩太好。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新加坡，都对少数族裔给予某些优待。
　　　我原则上赞成这种做法。但在具体操作上，我觉得值得商榷的地方还很多。过于多的、过于细的、过于长久的、明显有失公平的民族优待，不利于民族融合和社会的长远和谐。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以及基于公平的社会良性竞争，乃是民族融合的最佳条件。
（204）
　　　前几天，胡润发表了一个研究结果，说中国富人中有一半，正在或者准备移民。此言引起轩然大波，悲叹者有之，批驳者有之。我不知道这个比例是怎么算出来的，也不知道这个比例是对是错。但有一点倒是应该承认，就是中国富人移民海外的现象比较普遍。移民是正常现象，但富人移民如此之多，用一句“正常现象”解释，那是不能服人的。
　　　我有一个朋友，在国内有一个很体面的工作，但削尖脑袋全家移民跑去了美国。因为他熟读二十四史，被历代治乱循环的惨烈历史给吓住了，觉得还是提前闪了比较保险。通过他，有助于我理解许多现象，包括富人移民和留学不归。目前，中国是海外留学人员归国比例最低的国家。虽然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欧美，但是，这些富人和归国留学生在国内享受的生活水平，丝毫不亚于海外。他们的行为，无法仅仅从经济收入的角度去解释。
　　　时代不同了，现代中国已经不同于传统中国，我没有他们那么悲观。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一点，治乱循环的危险仍然存在，今天的中国人还普遍缺乏安全感。我们这几代人，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任务，就是从制度上摆脱治乱循环的历史夙命。如果我们能让大家真心相信，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核心价值理念，能够确保天下太平，人民安康，那么，国家的归属感将会大大增强，海外人才也会大大回流。这，也是中国崛起的一个基本条件。
　　　从这一贴开始，我们探讨一下未来中国崛起的可能性。或者说，在我心目中，我亲爱的祖国应该是如何崛起，崛起以后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其实，还有几个具体领域没有探讨，但我觉得，应该放弃这些领域，直接进入最后的一个主题。
　　　本楼开贴十分偶然。其后一直信马由缰。但是，从讲完新加坡问题以后，实际上还是存在一个大方向，就是指向中国崛起这个主题。无论是文化角度，还是经济角度，都是从历史上和理论上起步，向今天的现实一步一步走来。我没有追求面面俱到，当然我也没有那个知识储备，但我所提到的方面，都是自己想到的，也就是在我心目中曾留下过较深刻印象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贴子也算是我的心路历程。我就是通过这些材料、这些故事、这些经历、这些思考，一步一步，形成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当然我的认识可能不太正确啊。
　　　在以前的贴子里，我曾探讨和论述过下列观点。这些观点都是我的主要观点和认识。有的，是从别人那里接受来的。有的，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A，要以四大文化区为背景，来认识和看待中国。而不能简单地把中国与西方比较。B，中国文化始终保持了延续性，并不断演进。C，中国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两场改革，深刻影响和改造
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D，大一统的集权帝国。E，建立在原子化小农基础上的伦理型社会。F，社会呈泛行政化、泛原子化特征。G，权力边界。H，问题驱动式的改革。等等。
下面，我运用这些观点来探讨中国崛起的本钱和难处。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8
（第 205）四种模式
　　　在探讨中国崛起之前，我想先把世界各国的社会管理模式分一个类。当然，已有的分类方式很多。至少有几十种分法。我有我的一种分法。
　　　一个国家的好与坏，说到底，就是这个社会能不能把自己管理好。人类政治几千年来的发展和演变，就是解决社会应该如何来管理的问题。再说细一点，就是社会管理权应该如何形成、如何分配、如何使用、如何监督。本贴所提到的“社会管理权”，核心是指政治权力，也包括政治之外的宗教、经济、文化方面的权力。
我们对“社会管理权”进行分析，可以有两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是：社会管理权的权力主体是一元制的，还是多元制的。一元制，这个好理解，就是在一个社会体系中，社会管理权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或者集中于一个机构。例如：中国明清的大一统帝国。多元制，就在一个社会体系有多个权力主体。具体来分，可以分为横向多元制和纵向多元制。横向多元制，在古代，典型表现为分层建国的封建制。帝国下面是王国，王国下面是候国。在现代，表现为联邦制。纵向多元制，典型表现为欧美式的多党竞选制、三权分立制。
　　　第二个角度是，社会管理权的行使，是受到有效制衡的，还是没有受到有效制衡的。这个制衡，表现为社会管理权存在稳定的权力边界，而不是随意侵入其它领域，扩大自身利益格局。由于权力边界的稳定，社会各阶层之间，能够形成稳定的利益边界。特别是被统治阶层和弱势阶层，能够基本保证其利益不会受到无休止的侵犯。如果权力不能得到有效制衡，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强权者不断扩大自身利益，挤压弱势者的生存发展空间，最终社会无法承受时，势必引发动荡，形成权力再分配的治乱循环。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多元模式，还是中国大一统帝国的一元模式，都没有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衡。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后，前后用几百年的时间，经过无数议会斗争和暴力斗争，最终形成了一个基本上能够对权力有效制衡的体制。这个体制的特点是层层分权。通过多党制、三权分立、联邦制、地方自治、社团自治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使社会管理模式出现了纵向多元化和横向多元化交织的格局。权力主体很多，权力高度分散，相互牵制，谁也不可能为所欲为。这种多元制衡的制度，社会成本很高，效率有时很低。但是，不管怎么说，权力是给管住了。所以邱吉尔说，民主不是什么好制度，不过它是最不坏的制度。
　　　按照上面这两个角度，我可以把社会管理模式可以分成四种：一元制衡、一元无制衡、多元制衡、多元无制衡。下面我们分别探讨一下。
靠，一晚上没睡！
现在上班去，改天再聊！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8作者：myduk 回复日期：2011-11-08
我的话还没说完。你再看下面的几个贴子吧。呵呵。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8
累！先睡，晚上来写哈！
（206）多元无制衡
　　　总的来说最近很累，身体累心也累。我在前面第 202《关于读书》那个贴里，写了这么一句：“毛主席尚且说过，自己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我们怎么能去要求某个人、某篇文、某本书、某个贴，句句都好，句句都对，句句都有用？”不知各位兄弟注意到没有。这也算是给自己开脱开脱吧。即使最荒谬的观点，至少证明了网络言论自由和世界的多样性。
　　　想起一件真事。前几年，国内搞撤并乡镇试点。当时上面给的政策是，乡镇撤销后，原来经费一分不减，原来人员一人不减，原来职级全部保留，钱随人走，分流到其它乡镇，然后，再给县里一笔奖励和经费。这个政策很优惠了。有个县，不点其名，估计是县领导年轻没经验，立马就搞了试点，把乡镇减掉三分之一，得到上级肯定和奖励。但不久，问题接踵而来。交通系统有“通乡油路”工程，少个乡
镇就少条路，专项投资就少上百万。教育系统有乡镇中心校建设，也是按乡镇来的，你学校再好，校址不是乡镇也不好办。卫生系统搞乡镇中心卫生院建设，商务系统搞“万村千乡”市场建设，公安系统搞乡镇派出所建设，纷纷受影响。全县怨声载道，领导后悔不及。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改革走到今天，牵一发，动全身。中国又是一个集权的超大号国家，很复杂。所以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啊。你当个县领导，真心真意办好事，这件事也是对的，你也不在乎个人得失，但是当你要不来钱的时候，看着别的县又修路又盖学校，你自己的老百姓走泥路，孩子们坐破教室，你心里是滋味吗？你不反思自己的决策吗？在中国，动动嘴是很容易的，真正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网友和专家，可以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为民请命，慷慨陈词，感叹号，刚刚的，你的话挑不出任何毛病。但实际干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像计划生育这一类基本国策，当然要与时俱进，但，必须慎之又慎，这是负责任的表现。
由感而发，扯远了。回到前贴。四种模式，我们分析一下。
　　　国家形式出现以后，最早出现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多元无制衡模式。比如，建立在部族分封基础上的奴隶制、马赛克式的封建制。由此可见，社会管理模式的选择，虽然受到人们主观意识的影响，但主要是由客观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当时生产力水平低，小国寡民，交通闭塞，信息不畅，有效管理半径很小。若半径延伸，则成本巨高，得不偿失。所以，按照分封、进贡、血缘等关系，构建一个多元管理主体的体系，松松散散，分而治之，这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也是没有办
法的选择。
　　　在多元体系的每一个“元”内部，即奴隶制、封建制的小国内部，领主具有至高无尚的生杀予夺大权。有时，因压迫过度，酿成奴隶起义或者农民暴动。有时，领主也会大权旁落，比如春秋鲁国的“三桓”当国。但是，这是夺权，而不是制衡。从历史记载来看，在正常社会秩序下，其它社会阶层从来没有对领主权力构成制度性的制衡。所以，我把这种社会管理模式归类为“多元无制衡”。
　　　倒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古希腊城邦。城邦内部处理公共事务，在奴隶主和平民男性中实行一人一票，大城邦还有代议制。在这么低的生产力水平上，能形成这种制度，很奇特，不多见。我这样看这种制度：1，希腊城邦属于小型熟人社会。除了雅典、斯巴达人口可能达 30 万，绝大多数城邦只有几百人到几千人。当时 300 多个城邦并立，平均规模可想而知。这种小型熟人社会圈中，不是三叔就是二舅，容易倾向于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同理，在中国古代农村宗法结构中，虽然族权是皇权的缩小版，但毕竟是血缘关系，乡邻熟人，在多数情况下族长不是一言九鼎，而是通过召集同族议事，协商决定大事。2、希腊城邦民主范围，限于奴隶主、少量平民。妇女和奴隶没有投票权。所以这种制度，不能制衡奴隶主阶层的权力，不能维护奴隶基本利益，发生过许多奴隶起义和集体逃亡。所以，古希腊虽然特殊，我仍把它归入多元无制衡的社会管理模式。
（207）一元无制衡
　　　在多元无制衡模式出现的同时，一元无制衡的模式也出现了。因为把“多元”拆成开来看，每个单元，都是一个一元无制衡的社会管理体系。不过，在古代，由于管理半径太小，无法在较大的范围内实行一元制。
　　　中国是较早出现的一元制的大国。始于秦代。秦始皇罢分封，列郡县，天下大一统。汉晋南北朝多次反复，最后定型于隋唐。对于中国特殊的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原因，前面曾用十几个贴子分析过。一元制的好处，是避免了小国林立、画地为牢、征战不已，在国内形成了稳定政局和统一市场，使技术和商品流通无阻，同时集中力量办大事，修长城修运河，对游牧民族组织发动大规模自卫反击。根据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认为，在中国秦汉之前，世界头号大国是古印度。在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后的 2000 年间，中国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综合国力，始终居于世界首位。中国能取得这个地位，应该有制度先进性的一份功劳。
　　　但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传统社会，维持一元统治成本很高，效率很低。比如在鸦片战争中，英军从印度赶到浙江只需一个月；而清军从皖北赶到浙江需要一个半月，从四川赶到浙江需要四个月。可见在传统社会中，坐镇北京管理这种大国，信息和政令的滞后效应很明显，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一些边远地区“天高皇帝远”，实际上处于半失控状态，靠土官土司制度维持形式上的归附。换句话说，在大一统的一元制的边缘地区，还大量存在着多元制的残余。
中国大一统帝国的致命问题在于，社会对于权力，没有有效的制
衡手段。我在前面贴子中，也多次提到过。由于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没有可靠的体制和手段，制约贵族和官僚阶层的权力，使白吃一族无限膨胀。我曾经举出明代藩禄的典型案例，也曾经分析过当今社会中存在的泛行政化的倾向。这些，都是无制衡的权力，肆意突破权力边界（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固定边界），不断以权谋利，侵蚀和挤压其它社会阶层的利益空间。最终，十羊九牧，压垮社会承受能力，形成周期性的治乱循环。
　　　通过一元无制衡的社会管理模式，取得了最为强盛的国力的例子，是前苏联。虽然苏联采取了联邦制，形式上看似横向多元，但实际运 作中，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联邦主 体并无实权。这种一元模式，有效地调动集中了全国力量，在集中发 展重点工业、战胜德国等方面，充分发挥了制度优势。苏联还第一次 把人类送入了太空。但是，这种无制衡的权力结构也造成了诸多问题。在和平发展年代，除了社会管理阶层的人之外，社会各阶层对这个社 会管理模式都不满意，导致了后来的苏联解体。
　　　有的兄弟有不同观点，这是正常的。我只负责阐述我的观点。我不认为制衡只是统治者之间的事，我所谈的制衡和无制衡，都是社会各阶层与社会管理阶层（即政府）之间的事。实际上，欧美目前实行的社会管理模式，就是一种社会各阶层对社会管理者（即政府）有效制衡的制度。当然，这套制度也有很多致命问题，比如高成本、低效率、民粹化等。这种制度也有一个适用性问题。目前看来，除西方国家之外，这种社会管理模式在中国、印度、伊斯兰三个文化区都不算
成功，在黑非洲国家尤为失败。本次经济危机中，这种模式的问题暴露得十分明显。
接下来分析产生于欧美的这种多元制衡的社会管理模式。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8
作者：myduk 回复日期：2011-11-08
　　　未来的社会架构，最优化的，应该是充分借助信息流和物流的优势，短平化反馈层级。唉，表述不清楚了，算了，不说了
完全同意。我也是这个意思。
　　　下面几个贴子，我在充分探讨西方这种多元制衡体制的原理和弊病的基础上，探讨在信息化技术条件支持下，中国能否越过西方这种模式，在现有一元体制的基础上，构建“一元制衡”的社会管理模式。
兄弟们共同思考！
（208）多元制衡
　　　《中国震撼》书中写道，张维为在瑞士开会，外国学者问他：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民主？张维为反问：你的民主指什么？对方不耐烦地说：一人一票、多党轮替、市场经济。碰巧，我在国外也多次被人问这个问题。发问的不仅有外国人，还有在海外的中国人。
　　　西方现行的这套制度，若往上追溯，可以追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但在长达一千年中世纪，这套制度连影子都看不见，所以不是延续的，
只能遥追。若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它发展了 370 年。真正形成是在二战以后的事。直到六十年代，瑞士妇女才获得选举权，马丁路德金还为了美国黑人权利而被杀死。所以，这个源远流长的“普世价值”，其实时间不长，油漆味还比较浓。某些同胞把它奉若圭臬，至高无上，这是不客观的。（当然，斥为狗屎也是不客观的。）
　　　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体制框架，中国人都了解，我就不再细述了。老美到处在推行，还有精英高呼狂吼，你想不了解都不行啊。但是，许多人都这个体制有片面认识。比如有人认为，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 数。其实不是这么简直。若我们有一个议案，把全社会 5%的富人的钱 拿来平分。如果一人一票表决，也许可以通过。但是，这个多数派决 议不代表公平，也不代表正义，只会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实际上，美国更重法治，许多法案都是用来保护少数人不受多数人意志侵害的。
　　　美国建国之初的几份重要文献，是确保这个国家两百年稳定发展的基石。我没有深入研究，只粗略看了两眼。我感觉，它主要的出发点，不是保障多数人利益，而是构建一种制度，来实现权力制衡，特别是给政府划定权力边界。有兴趣的兄弟姐妹，可以看林达写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四本）。该书的优点是可读性特强，缺点是对美国体制赞誉有余而批判不足。
　　　仅管我有愤青倾向，还是必须事实求是承认：西方这套制度安排，在历史上第一次基本实现了社会权力制衡。在西方，虽然仍存在以市场、金融等手段的强取豪夺，但是，他们毕竟成功地抑制了官府的直接掠夺和横征暴敛，抑制了政府利益集团的无限膨胀。社会各阶层各
群体拥有了相对稳固的权力边界，以保护边界以内的利益。弱势群体还可以通过投票等手段，充分表达利益诉求。正是这个原因，这个体制激发了人的创造力，推动了空前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创造了近现代文明。看看我们身边大大小小的物件和产品，基本上都是创自西方。由中国、印度、伊斯兰三个文化区原创的东西少之又少。毛主席当年讲过，中国应当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请注意，主席讲的是 “较大”，不是很大，不是重大，也不是更大。我觉得，这不是谦虚，这是实事求是。
　　　西方这套体制，为什么能够在西方各国有效运行？能不能作为 “普世”而放之四海？我认为，这套体制，是西方自身固有的历史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起码有以下必要条件。A，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B，社会结构。C，生产力水平。D，公民素质。其中，C、D 两项条件比较容易具备。B 项条件，不太容易，因为
我分析过，中国、印度、伊斯兰以及黑非洲原来的传统社会结构，改变十分困难。目前改造社会结构比较成功的，只有中国、日本和四小龙。A 项条件最难。即使在西方文化区内部，由于文化传统的差距，在东正教文化区和天主教文化区，这套制度的运行效果都大为不同。比如俄罗斯和拉美国家都实行了西式民主制度。但俄罗斯更接近于东方式的强势集权体制，所以有西方学者不承认俄罗斯是“民主国家”。拉丁美洲有民主而无法治，社会管理一塌糊涂。
　　　在西方文化区以外的国家，其文化传统对于这套体制的不适应性就更大。下面我们分析几个代表性的国家。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8今天休息了！再见。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9
（209）南桔北枳 1
　　　前贴谈到，西式制度运行的四个条件。这个贴子老是要用，我抄过来啊，免得大家再往前面去找：A，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B，社会结构。C，生产力水平。D，公民素质。
　　　在冷战时期，老美阵营为了对抗老苏，四处拉壮丁，不强求其政治体制。苏联解体后，老美独霸天下，开始强推所谓“民主”。军事上，有美军的霸权；经济上，有美元的霸权；文化上，有英语的霸权；政治上，就是奉行“普世”的霸权。倒要看看哪个小子敢不民主！这套制度在世界各地效果如何呢？来分别看一下各国的实践。
　　　除了西方文化区外，最不失败的地方，恐怕就是东亚了。代表有日本、韩国、台湾。这里，从四个条件来看，B、C、D 都没有问题。唯一有点问题的是 A。这些国家，是中华文化区传统范围（或边缘）。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二战后，在政府主导下，接受美国价值观念。冷战前沿，形势所迫，不接受也不行。日本崛起是在二十世纪初，当时日本处在军国主义集权统治之下。台湾、韩国起飞时，处于高度集权统治之下。台湾几十年一直维持戒严状态。这也说明，西方政治制度并不是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
　　　经济起飞后，日韩台植入了西方制度，这套制度些水土不服。“多元”带来的低效率、高成本比较明显，台湾岛内党争恶斗不止，日本
首相换得像走马灯。“制衡”的效果不太理想，日本政坛腐败相当严重，暴出大量丑闻，直到九十年代以后才好转。韩国离任总统不是被抓，就是被查。有一个爷们有种，直接从山头上跳下去了。阿扁就不用说了。
　　　仅管如此，跟亚洲其他“民主国家”一比，这三位还算是最不错的了。有一点要说明，就是日韩台不要妖魔化。比如台湾，虽然党争严重，但那是政客的事。整天上街挥旗喊口号的民众，也是民众中的少数。多数民众还是过自己的小日子。虽然体制的“制衡”效果不理想，特别是对高层，对阿扁全家一个也没制衡住。但政治势力的相互监督和攻击，加上媒体像狗仔一样盯防，毕竟产生了效果。就是社会各阶层拥有相对稳固的权力边界，利益一般不受侵犯和打扰。两个台湾人和一个大陆人先后对我讲过，他们的感觉是岛内普遍百姓生活比较安宁。综合观察，我认为在日韩台，西方这套体制虽然不理想，但是基本上达到了多元制衡的目的。可以打 70 分。
　　　东亚国家中，有一个“先政治、后经济”推行美式制度的，就是菲律宾。菲律宾原来是一堆小国和部落，唯一值得一提的光辉历史是打死了麦哲伦。后来，西班牙人殖民统治三百年。1898 年美国打跑西班牙，接管之。1946 年独立。政治体制上，它是亚洲最像美国的国家。二战后，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中，除了日本，就是菲律宾经济的起点最高，被视为最有希望的明星国家。到八十年代初期，它还被视为中等收入国家。九十年代中期，人均收入是中国两倍。到去年，人均收入连中国一半都不到。我估计在东盟中，菲律宾下一步发展，连
越南都干不过。在新加坡常见菲佣，这是国际品牌。菲律宾人信天主教，印尼人信回教，所以华人家庭更欢迎菲佣，虽然比印尼佣贵些。菲律宾发展失败的原因，除了南部摩洛族穆斯林分裂势力捣乱外，好像找不出其它客观原因。作为美国盟友，它的外部环境一直好得很。那只有主观原因了，就是它的制度有问题，严重水土不服。打 30 分吧。
　　　印度、伊斯兰两个文化区，历史上被西方殖民统治过。但是，他们的传统宗教文化、传统思想观念、传统社会结构，没有因殖民而得到触动和改造。本质上还是个传统社会。在这些社会中，束缚发展、束缚进步的有形无形的东西太多。篇幅有限，我就不再细说了。有的中国人跑去转转，回来感慨文革选错地方了，如果到印度或者沙特去发动就对了。在这两个文化区，A、B、D 三个条件都不对头。
　　　印度独立后，采取英式政治制度，号称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九十年代以后，经济上转向市场经济。应该说，至此政治经济都西方化了。但是，印度的权力制衡没有实现。就连西方机构给出的评估，印度腐败指数都比中国还高。这套多元制衡的社会管理模式，在印度演变成多元无制衡模式。纵向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替，横向联邦制，把印度行政权力肢解得七零八落，既无廉洁也无效率。我给印度打 55 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情况也差不多。
（210）南桔北枳 2
伊斯兰文化区具有集权专制传统。现在的伊朗、沙特，以及被“革
命”之前的伊拉克、埃及、阿富汗、利比亚，都是典型的一元无制衡模式。即使强行推进西式民主，以这些国家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也不具备形成制衡的条件。所以，我的判断是：在西方指导下，在伊拉克、阿富汗、埃及、利比亚建立的新政府，不可能形成多元制衡模式。第一种可能是，又出现强势领导人，把多党制搞得名存实亡，实际上恢复一元无制衡。第二种可能是，倒退形成多元无制衡。我分析，埃及和伊拉克位于尼罗河谷、两河平原，市民和农民居多，社会整体性较强，出现第一种可能性较大。阿富汗和利比亚原为半农半牧区，地方部落势力强大，社会整体性较差，出现第二种可能性较大。这些国家尘埃未落定，预打 50 分。
　　　伊斯兰文化区有一个国家实行西方制度，还算不错的，可打 70分。就是土耳其。土国地跨欧亚，以欧洲发达国家自居。在文化上确实与亚洲其它国家有一些不同之处。该国西方制度，始于一战以后的特殊历史背景。当时曼斯曼帝国惨遭肢解，民族危亡空前严重，凯未尔领导资产阶段革命，废除帝制。
　　　黑非洲情况最特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各国，目前仍然是部族社会。比如刚果（布），全国 350 万人，分属 170 个部族，讲 N 种语言。部族和部落联盟，是民族形成之前的社会状态。说穿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大体处于中国三皇五帝那个阶段。如果没有外来文明打扰，可能再过上千年融合成民族。殖民势力把非洲拖进了现代社会，这种融合大大加快，原来需要上千年的，现在也许只要一百年就够了。但问题是，一百年也不短，你要给人家这个时间。
　　　冷战结束后，欧美对非洲盟友翻脸不认，你不搞多党民主，我就削减援助。法国更绝，他在非洲有一大帮小弟，法国说了，不民主，一分钱不给。当时中国还没发展到狂买原料的阶段。不少非洲国家穷得扛不住，只有搞多党竞选。在现代民族尚未形成的部落社会中，这种党派竞选很容易引发冲突。冷战结束后，非洲有十几个国家陷入内战，贯穿整个九十年代，一直打到前几年才大致消停。据我认真研究认为，非洲的战火基本上不是扑灭的，而是把能烧的东西都烧光了，自己灭的。
　　　若研究西方制度在非洲的实践，谁都不用看，看利比里亚就足够了。如果说菲律宾是全亚洲最像美国的，利比里亚就是全世界最像美国的。美国废奴运动兴起后，有些黑哥们想回老家。美国政府就帮助他们到利比里亚安家。1847 年独立建国。这个国家，前身是美国殖民协会建的。宪法是美国人写的。重要政治条文是照抄美国的。政治制度是照搬美国的。前十几任总统都是从美国回来的。国旗也是星条旗，只是星条数目不同。许多地名也照搬美国，比如它也有个马里兰州。与美国关系铁得不能再铁，联合国表决从无二心。英法当年也给美国一个面子，十九世纪未列强瓜分非洲，利比里亚是硕果仅存的两个独立国家。就这么着，在美国亲切指导和大力支持下，该国发展了 160年，2010 年人均 GDP 为 226 美元，在世界 182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到第 180 名。
　　　原因也很简单，利比里亚要实行美国那套制度，ABCD 四个条件一个都不具备。我都能看出来，为什么美国看不出来？这是真傻还是
装傻？如果装傻，又为什么？利比里亚就摆在那里，可美国总统跑到非洲，仍然到处宣扬其“普世价值”，您好意思啊？
利比里亚得分，5 分。
　　　我例举这么多国家，不是要差辱西方制度。这个制度本身，是一 个创造了辉煌历史的伟大制度。但任何制度都有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我只是想客观地看一看，它在西方文化区之外的效果。以色列，除了 犹太教都是西方文化，我们把它归入西方文化区。
总体评价是，除了东亚几个国家和土耳其之外，目前都不算成功。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09
作者：蝎子跑回复日期：2011-11-09炸！感觉早了点
别炸了，这两天挺累写不动了，到真我版看看美女，就休息了哈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0
（211）普选之困 1
　　　前面贴子里，我们探讨了西方制度的适用范围问题。西方文化区以外的多数国家，由于不具备客观条件，实行这套制度以后出现了水土不服。本贴，我们进一步来探讨这套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即，探讨在西方国家、日韩台、土耳其等已经实行获得成功的地区，仍存在哪些制度性问题。
　　　可能有些罗嗦，但我还是要重复强调一遍：我分析这套制度存在的问题，目的不是要否定和批判这套制度，也不是借此证明其他制度
更好。例如，许多批判者指出，德国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程序选出了希特勒。这是事实。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他的制度和程序产生的坏蛋更多。我尽可能把西方制度的优缺点分析透，目的只是为了给下一步探讨中国问题铺路。
　　　还要澄清两点概念：A，西方这套制度，西方人自己描述，一般指“一人一票、多党轮替、市场经济”。由于市场经济在中国、印度都已实行。我这里提到的西方制度，特征仅指“一人一票、多党轮替”。 B，这套制度，西方人一般自称“民主制度”。我用“西方制度”这个称呼。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民主的实现形式有不同。目前来看，西方制度是一种很好的民主实现形式，但不是普适的（前贴已证明），应该也不是唯一的。社会不断发展，目前是最好的，也不一定永远最好。西方人把自己的制度直接跟民主划个等号，以一种制度来垄断民主，这是不客观的。
　　　西方制度的优点，是第一次现实了权力制衡，为社会各阶层划定了可靠的权力边界，监督和抑制了政府权力，使之不能对社会各阶层构成利益侵犯。此前的各种社会制度，无论是多元，或者一元，共同的根本矛盾是对权力缺乏制衡。权力失衡，导致利益失衡，最终酿成冲突和动荡。因此，西方制度能够权力制衡，是相当可贵的。实现制衡的途径，一靠分权，二靠法治。西方能称雄世界几百年，制度优点摆在明处，我不再论述了。
　　　西方制度的缺点，从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大家就在思考。马克思有至少 20 公斤的书，对其进行剖析。马列时代，西方制
度最被广为诟病的缺陷，一是贫富差距，二是经济周期。此后百年，世界大变。目前西方的贫富差距，比印度、伊斯兰和中国都要小。在苏联、中国、印度纷纷放弃传统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以后，经济周期问题似乎也为世界共有。我们很难证明经济周期和“一人一票、多党轮替”存在必然联系。
　　　就目前形势，我观察认为，西方这套制度存在以下四个缺点：A，高成本，低效率。B，责任缺失。C，决策质量难以提高。D，民粹主义和短期行为。
　　　A 项非常好理解。多元分权意味着制衡，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协调成本。议会、法院和政府之间要协调，多党之间要协调，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要协调。如果大选没有一个政党得票过半，由几个政党组成个阵线来联合执政，那协调工作就更费炭了。奥巴马政府上次提高债务上限，协调一直到最后一刻，把全世界协调得心惊肉跳。许多西方国家应急处变能力较弱，也与分权制肘有关，比如英国政府对于伦敦骚乱的处理表现。这一项最好理解，我就不用多讲了。
　　　B 项，责任缺失。有兄弟可能问，民选总统对选民负责，不负责下次不选你，这种制度最容易落实责任，何来责任缺失呢？这个看法，对了一半。民选官员，有时候确实要对选民负责，不像我们有些干部，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满意。但是，还存在另一面。随着制度历史越来越长，西方官员越来越精，不负责的另一面也越来越明显。
　　　在一些欧洲国家，发扬民主的“公决”很多。比如，烟税增加，公假缩短，哪儿修条公路，哪儿建个水库，都要公决。我认为，政客
把这些事情拿来公决，其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决策得更好，而是为了堵大家的嘴。因为政府的决策再好，也总会有人指责。拿来公决，不管多错，反正是大家投票，事后谁也不能说什么。你看看，既推掉了自己的责任，又体现了民主品格，一举两得，何乐不为？近些年，美国还算好点，欧洲是动辄全民共决，内容越来越滥，隔三差五，五花八门。前几天，希腊总理提出，就接受欧盟援助问题进行全民公决。这是典型的、只顾政党和个人利益、对国家不负责任的公决，差点使政府缺钱关门。还好，这次公决流产了。
我们再看C、D 两项。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0
（212）普选之困 2
　　　在学校时，我以善长码字而闻名。经常帮兄弟修改情书，把女孩感动得稀里哗啦。有一次，我喝多了，帮兄弟改信，有一句话是“我发誓我是无辜的”，不留神把“辜”写错了。成了“我发誓我是无睾的！”这位兄弟也不长脑子，虔诚地一笔一画腾写一遍，就寄出去了，结果……现在回想，我还觉得对不起他。
　　　扯远了。这帮子兄弟中，后来有一个人分配到人事部门工作。有次，他执笔，负责起草一个干部测评改革的课题。他又想起我，经常跑来找我帮他码字。我为此熬了不少夜，挣了不少酒。我原以为一人一票是最公平最合理的。通过那次代人捉刀，我对一人一票的决策质量问题产生了新思考。
下面，我结合这个课题，聊聊 C 项：决策质量问题。
　　　举一个例子。许多单位对干部都有年终测评。全体职工，年底在礼堂一座，一人一票，无计名，投完就可以聚餐去了。课题的调查显示，投票结果往往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有很多人是这样投票的：测评票一发下来，上面印着一排名字。你跟谁有仇，先把他找出来，划个叉叉。对其余的人，全都划满意。无怨无仇，何苦跟人过不去？于是乎，有的干部刚调来上班两天，谁都不认识，赶上年底民主测评，结果满意率高居榜首。
　　　我认为，任何一个人或岗位，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了解率”。比如，在发改委内部搞民主测评，如果你是财务处长，是综合部门，各部门都要找你支款和报账，了解率应该比较高。如果你是轻工业投资项目一处的处长，是业务部门，口子很窄，全单位的人对你的了解率相对就低一些。当然，同样岗位，也会因人而异。比如你虽然在口窄的岗位上，但你已在本单位呆了三十年，了解率也会高。
　　　所以，我在课题报告中提出改革建议是：在满意、不满意之外，再加一个“不了解”选项，提醒投票者如实填写。然后，把测评结果分两步，先看“了解率”，若正常，在了解者的范围内再看“满意率”。
　　　课题还遇到一个问题。有两项工作创新，第一项是，让被测评者定期向投票者诉职。第二项是，扩大投票者范围。把被测评者直接管理的企业代表请来，来给他投票。我哥们想把这两项创新写成一个章节，但内容风马牛，整合不起来。他又跑来找我商量。我这样分析：想要让投票的结果可靠，必须让投票者了解情况才行，什么都不了解，那不是胡乱投吗？这两项创新，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项，是让
那些既定的投票者中不了解情况的人，变得了解情况。第二项，是把那些最了解情况、但不在投票范围的人，纳入投票者范围。所以，我向哥们建议章节标题为：“让知情者投票，让投票者知情——双管齐下提高民主测评有效性”。
　　　我认为，像这样小范围的、熟人范围的民主测评，想要提高投票的质量，都这么困难，那么，在一个数百万、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社会中，要通过一人一票来决定某种问题，其决策质量不如实行代议制——如果这个代议制的制度设计比较合理的话。
　　　我曾调阅过某个欧洲国家近十年来的全民公决的议题。我个人感到，90%都是不该拿来公决的。因为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相关性又不强。比如修一个灌溉工程。应该在广泛征求相关地区群众和社会团体意见的基础上，由政府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开一个会来决策。
　　　通过一人一票的决策方式，一些知名度极高、但从政经验为零的影视体育明星，高票当选为政府首长。一些政治投机家也在利于公众心理捞取选票。特别是在那些刚刚实行多元化的国家，社会公众政治上也不成熟，这时，如果哪个政客利于民族矛盾，挑动大民族主义情绪，就很可能捞到大量选票，但这种做法明显是在玩火，对国家和谐后患无穷。
（213）普选之困 3
探讨西方制度的第四个缺点，D 项：民粹主义和短期行为。
中西方的古典政治都是精英主义。与精英主义相对的，不是粪粪
主义哈，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者高度关注群众诉求，高度强调普通大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大众福利作为重要执政目标。我觉得，这不用多费话解释，兄弟们也都能理解，一个社会，只要实行“一人一票、政党轮替”制度，通过一轮一轮的投票，不断选择和淘汰，民粹主义肯定会逐步取代精英主义，这个大方向没问题，就是时间快慢问题。
　　　我感觉，近二十年，西方民粹主义的步伐越来越快了。比如戈尔和小布什对决。美国人一看，戈尔才华横溢，满腹经纶，感到很不放心。前面有教训，克林顿就是才华横溢，绝对大精英一个，结果当了总统不务正业，整天拿着白宫当炮房。小布什就令人放心，傻乎乎的，像一个加油站的伙计。选他吧。其实，这两个候选人都是出自名门名校的精英，但许多人宁愿选小布什，因为他至少看上去更平民化一些。
　　　民粹主义导致欧美社会的福利水平不断提高。高福利之下，政府的开支越来越大。但没有人敢削，谁削福利，相当于不想在政坛上混了。还总有人嚷着增加福利来拉选票。上台再一兑现，政府的福利开支更大。麻烦的是，高福利在增加政府开支的同时，还在降低政府收入。因为人性都是好逸恶劳的，如果从摇蓝到坟墓，都由政府包管完了，人就真正没有后顾之忧了。好是好，却没有工作和创业的动力了。有人说，能到德国当难民，不到中国当乡长。你到欧洲去看看，那些人，闲得啊，只要太阳一出来，草坪上都是晒太阳的人，一片一片的人，脱了，躺着，趴着，像一大群晒太阳的海豹。当年印度洋海啸冲上泰国普吉岛，欧洲人死伤极惨，都是闲得不行了，跑到亚洲晒太阳的。
　　　就这样，福利又高，干活又少，钱不够了，去借啊。如果换了越南、朝鲜，一个子都借不到，给人磕头都借不到。但欧美不一样。美元是世界货币，欧元是仅次于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国际结算货币。欧美国家都是世界发达国家，国家信用顶瓜瓜，可大量发行债券。如果实在不行，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中，纽约和伦敦两个在欧美，他们的金融机构和人才都不缺，创新出一大堆金融衍生产品，用一套一套的金融术语和无数英文缩写，把全世界呼悠的眼直。其实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骗钱加借钱。总之，现在很风光的美债和欧债，相当大的一部分
（不是全部），就是这么弄出来的。
　　　在欧洲国家，最近三十年，除了普及了一些电子产品，整个社会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和变化。经济增长率也很低，还经常负增长一下。有人说，这是因为欧美社会已经达到极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了，人均 GDP 很高。在这个基数再向上发展，相当于总书记升官，很难了。欧美低增长是正常现象。
　　　我不这么认为。中国大一统两千年，欧洲中世纪一千年，生产力水平都是徘徊不前的，当时的人们怎么会想到，有一天人类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当西方这套制度、这套社会管理模式出现后，就带来了社会的神速发展，使人类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质的飞跃。这套制度的能量已经释放了几百年。在这几百年间，这套制度不断自我完善，不断释放出新的能量。但是，任何制度都有一个极限。它不断自我完善，到最后达到近乎完美的时候，也就释放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大能量。然后，它不可能再有更多能量了。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帝国制度，
就是这样发展演变的。
　　　西方这套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权力制衡。虽然这种国家仍然可能因外部因素、偶然因素而陷入动乱，但它毕竟从制度上避免了乱治循环的必然性。这就为社会经济提供了长期持续前进的可能性。例如美国二百多年的平稳发展。同时，权力制衡所形成的权力边界和利益边界，为个人财富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使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得到空前解放。这就是西方制度的能量所在。
　　　今天，西方制度已经向人类社会推向了一个全新高度。西方制度的自我完善也达到顶峰。以至于福山教授还作出了“历史的终结”之论断。同时，这套制度的 A、B、C、D 四个问题也在不断升级。高成本、低效率、低质量的社会决策，日益沦为政客伎俩的政治活动，假民主之名行推责之实的各种全民公决，高福利包袱的无限制地扩大，社会成员的危机意识和工作欲望不断衰减，使社会严重缺乏进一步发展的能量和活力。
　　　对于发达国家近二十年的经济低增长，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不是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规律，而是西方社会制度的束缚造成的。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0作者：oliverit 回复日期：2011-11-09
…………
　　　看了这句哥震惊了,lz 的确是驻新华人,至少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来看是有点 out 了.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我也不太赞同这个观点。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0作者：oliverit 回复日期：2011-11-10
西方民主制度的确有很多缺点,但是不可否认其优点比缺点多 lz 回避中国了当下的主要问题,越谈越空泛,真让我怀疑是不是
遇到高级网络宣传员了.
我前面专门说了几句，在 211 节：
　　　可能有些罗嗦，但我还是要重复强调一遍：我分析这套制度存在的问题，目的不是要否定和批判这套制度，也不是借此证明其他制度更好。例如，许多批判者指出，德国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程序选出了希特勒。这是事实。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他的制度和程序产生的坏蛋更多。我尽可能把西方制度的优缺点分析透，目的只是为了给下一步探讨中国问题铺路。
　　　——————呵呵，所以，不要急，请等我再用几个贴子把话说完。
（214）列国分类
　　　近年来，西方人总说自己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我问过一个明白人，啥叫“后现代”啊？他讲了半晌，大意是，“后现代”不再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是追求社会幸福指数和人的全面发展。我觉得，
如果这么解释的话，那“后现代”这个思想很对。有时候，中国人发展来发展去，忙乎得把“发展为了什么”都给忘了。不过，凡事都有个度，人的全面发展并不等于社会养懒汉。
　　　前贴提到，西方制度有 ABCD 等项缺点。这些缺点目前还不会导 致国家出大的乱子，因为多元制衡从制度上消除了乱治循环的必然性。本次金融危机，是西方制度面临的一次严重挑战，它还有多大自我完 善空间？我们试目以待。
　　　就欧美单个国家来看，是一个多元制衡的国家。但就整个世界来看，却是一个西方主导下的一元无制衡的世界。美国是绝对的超级大国，欧洲是它的战略盟友，其它国家和地区还没有足够力量对欧美形成有效制衡。因此，西方把权力边界推向世界各个角落，挤占了其它文明的生存发展空间，文明冲突在所难免。同时，在现行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中，西方国家占据有利地位，以各种方式挤占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以维持其高福利高消费的生活。
　　　比如在美国，公共机构随便一个什么秘书岗位，雇一个黑人女士，每天坐六七个小时，半天也没有一个人来办事，来办事的也就是看看 表格盖个章，她的年收入就是 5 万美元，相当于中国十个工人的年收 入。她为世界创造的财富真的相当于十个中国工人吗？美国对发展中 国家的财富挤占，跟我们国内某些阶层对农民工的财富挤占并无两样。
　　　虽然西方制度有问题，但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仍将占据世界主流。我不太看好欧洲。但美国制度的弹性要明显强于欧洲。今年拜登访华，习总对他说，中国相信美国经济的韧性和自我修复能
力。这句话不是外交辞令，是真的。胡适认为，美国社会特点是每天都在发生变革，所以不会发生破坏性的大革命。1929 年经济大危机和 1980 年代滞涨时期，世界上都出现过“美国崩溃论”，美国不但挺过来，而且越活越欢实。
　　　我认为，美国不会轻易倒掉的，这次经济危机肯定不是他的大限。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有美国这个强大对手存在，很有好处。中国人既聪明绝顶，又极具劣根。不管对手多么强大，中国总能想出办法把他撂翻。但如果没有对手，中国人则经常把自己撂翻。而且中国人信奉“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历史上，外国收拾中国再狠，都没有中国人自己对自己下手狠。孟子有句话：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有强大对手陪着，倒也不是坏事。
　　　在分析中国前，我再把前面几个贴子归纳一下。我们根据权力主体和权力运行情况，把社会管理模式分成四种。一元制衡的模式目前还没出现，我探讨了另外三种。下面，我们把世界主要国家归个类。我知识有限，了解大概情况的不到 50 个国家。所以只列出了解的国家。
　　　世界多数国家表面上都采取西方制度。同样的制度，实际运行情况千差万别。用周星驰的话讲，“从表面看它是一个电吹风，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刮胡刀。”呵呵。我们就按实际运行情况分类。说明：泰国和马来西亚采用西方制度，运行情况不理想，但是，我感到它们还没像菲律宾和印尼那样对权力完全失去制衡，暂时把它们归入多元制衡模式。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以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多元无制衡状态，
普京又使国家重返强人集权轨道，所以西方称他“普京大帝”。我把俄罗斯归入一元无制衡模式。
　　　A 多元制衡：美国、加拿大、多数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日韩台、土耳其、以色列、泰国、马来等。
　　　B 一元无制衡：俄罗斯、中国、朝鲜、越南、多数阿拉伯国家、中亚五国、伊朗、古巴、委内瑞拉等。
　　　C 多元无制衡：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缅甸、阿富汗、索马里等军阀割据国家。腐败严重的拉美国家和黑非洲国家。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
好的。下面，用几个贴子，具体探讨中国。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0
（215）逆向演进 1
　　　同意“myduk”兄看法。对于你的跟贴提到的事情，我是这样看的：
　　　A，从历史看，先有制衡能力，后有制衡体制。双方实力相当或相近，一通火拼，一头血包，谁也吃不掉谁，算了不打了，坐下来谈吧。于是制度出现。这个制度又反过来，对双方制衡能力起到稳定和固化作用。比如，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发源时，是商业势力崛起，拥有了傲视王侯的经济能力，同时，商人又利用封建小国林立的格局，拥有了资本抽逃能力。这些能力，使贵人对贵族产生了一定的制衡。反复斗争，长期演变，形成西方制度。
B，反对来，如果一个社会内部，尚未形成制衡能力，直接引入
西方制度，一般情况下，会流于形式。因为不具备制度运行的客观条件。但是，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实现制衡。第一种特殊情况，是有强大外力的作用。如，二战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美国控制和北方压力双重作用之下的韩国。第二种特殊情况，是不受制衡的强势一方能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如，美国立国之初的华盛顿，台湾转型时期的蒋经国，新加坡的李光耀。但这种情况也同时需要许多外部条件的机缘巧合，光靠主观不够。
　　　C，你例举的几个村子，说明，以部族、宗族、家族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实行一人一票决策比较困难，人们很难超越血缘关系圈。非洲各国就是这个情况。这些村子，在政府力量的主导下，给各个家族合理分配代表名额，搞代议协商，也许效果好些。
回到贴子的内容，继续！
　　　上贴中，我把中国的社会管理模式归为一元无制衡，兄弟姐妹不会有异议吧。
　　　无古不成今。中国的现实，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现在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两千年来的大一统格局在新时期的演进。1840 年以后，救亡图存是中国首要任务，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没有纳入政治精英们的工作重点。1949 年以后，我们有不少对权力制衡的探索，特别是“民主集中制”的提出。在实施中，民主集中制至今仍有问题。但是，这个思想，可贵之处在于，它力图兼顾民意表达、监督制约、决策质量、成本效率等多方面，试图兼顾和结合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我感到，这个制度设计的思路，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算是比较前卫的。
　　　但是，因为主客观因素，中国对权力进行制衡的努力，到今天都没有成功。所以，胡总在中纪委几次讲话中，多次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他还一针见血地说了一句重话：腐败得不到遏制就会亡党亡国。（参见新华社转发的讲话全文）。
我们通过例子，探讨一下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权力运行情况。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0
（216）逆向演进 2
　　　有的兄弟可能有这种认识：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各项制度是一步一步完善的，所以，我们的各项制度肯定会越来越规范，就是一个时间快慢的问题。我以前也是这样认识的。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是通过一件事情认识到这一点的。这个事情改变了我的看法。是真实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某个市，修建了一条双向六车道的公路。虽然不是全封闭的高速公路，但建设标准很高，当时设计时速是 80 公里。这条路投入使用以后，成为当地车流要道。由于路好，在车少的时段，许多司机一踩油门，开到 100 公里，结果出了几起车祸。事故引起了市领导的重视，就让交警严管。交警配了几套手提式录像机、测速仪，开始上路罚款。罚了一段时间，超速现象明显地减少了。
　　　但是通过罚款，交警部门尝到了甜头。这些罚款，按比例返还留成，改善了交警待遇。有些人就希望维持一定罚款量。实际上，当年交警经费没有保障，相当大的一块缺口，就是靠的罚款。有些地区的交警还下达年度月度罚款任务。近几年，国家财政宽裕，这个问题很
少了，但十年前全国各地很普遍。
他们的办法，是汇同有关部门，把限速从 80 公里降为 60 公里。
会开车的人都知道，在又宽又平的公路上，很容易超过 60 公里。这样，交警的“猎物”范围一下子扩大了，不用为了罚一笔款在寒风中等半天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交警又想出个更好的办法，他们以从前的车祸为例，收集材料，请媒体搞安全宣讲周，努力造势。在此基础上，作为保障安全的一系列措施之一，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条公路的十几个重要路段，包括平交道口、下坡、急弯等路段，限速改成了 30 公里。大家知道，你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速度差不多就是 30 公里。再加上，路边限速标志不明显，不提前，司机们不可能随时把速度降下来。这他妈的太考验变速箱了。此招一出，几乎所有车辆都成了交警的“猎物”，他想什么时候去罚就什么时候去，想罚哪个就罚哪个，你基本没的跑。
　　　从此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的生活。对不起，是交警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司机们怨声载道，投诉无门。许多车辆宁可绕远，走别的县。一次偶然，交警痛罚了一辆外地车，车上的人是市领导费尽心思请来的投资商。此事因此被市领导重视，迅速得到纠正。
这个事情，使我久久深思！
　　　我联系其它的许多事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权力缺乏制衡的情况下，指望通过改革逐步完善制度，是很难的。相反，制度越不合理（比如限速 30 公里），社会公众越需要求助于执法者，以寻求合理性。这样，执法者的寻租和谋利的机会就越多。中国立法机关虽然是
各级人大，但实际工作中，多数法规还是由部门来制定，有的需要人大通过，有的由部门直接下发执行即可。这样，就存在一个危险的倾向——制度的逆向演进。不是越来越合理，而是越来越荒唐。不是越来越正常，而是越来越扭曲。不是越来越促进社会发展，而是越来越影响社会发展。唯有如此，才最符合该部门的利益。
　　　可悲的是，我们有许多监督部门和措施。例如监察、纪检、信访、市长热线、媒体等，司机们也进行了反映，但没有效果，这说明，目前这套权力制衡机制，至少得说，效果不佳。更有甚者，既得利益者还在会利用机会，宣传和肯定其制度的合理性。例如，利用车祸宣传限速的必要性。
　　　那么，在不合理的制度下，既得利益圈子会怎么发展呢？我再给大家分享另一个真实的例子。
　　　某个机构，叫 A 部，承担着某个行业的行业主管职能。这个行业的机器，需要定期鉴定，以保正常运行。这个鉴定市场可以放开，只要有合法资质的公私机构，都可以开展这项业务。你鉴定结果不对，出了问题，追你的法律责任是行了。市场经济国家，都应当这样做。但是，A 部自己设立一个机构，叫 B 中心，作为自己的下级单位，来负责这项工作。A 部负责这个行业企业审批，他们把 B 中心的鉴定报告列为必需的送审材料之一。
　　　这样，企业不先通过 B 中心的鉴定，就不可能获得 A 部的审批。实质上，是 A 部把自己的政府权力转给 B 中心，通过鉴定业务收费，汲取社会财富。此事一成，市场上开展同类鉴定的私营企业，一单业
务都拿不到，全部垮死。而企业不再是顾客，不再有市场讨价权，反而要跑去请求B 中心签定，否则，你不能审批啊！
　　　这种权力利益格局的成长性如何？B 中心成立时有 5 个人，六年以后，发展到 300 多人。这些人不全是业务人员，因为 B 中心有了行政权力，可以坐而收钱，就成了“好单位”，各种关系人情纷至而来， A 部许多家属子女也安插进来，许多与业务无关的人都挤了进来。不懂业务的人比懂业务的还多。那么，这些人能干什么呢？因人设岗，工青妇群团，一应俱全，许多人坐在办公室喝茶。至此，B 中心彻底行政化了。虽然它不在国家的行政序列和事业序列之中。以后即使有人想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了死题，成了无解。因为如何都是业务人员，还可以进行企业化改造，把它推向市场，参与公平竞争。如果泛行政化，成为一个衙门，那么进行企业化改造，它也活不出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权力缺乏有效制衡，导致社会泛行政化。权力不断越过边界，侵蚀社会各阶层的现实利益。这种权力，又形成了利益格局。利益侵蚀会使改革趋于保守。不受制约的利益格局，膨胀速度比病毒还要惊人。当体制扭曲、机构膨胀、积重难返时，社会利益集团就会出现固化和世袭化倾向。这时，治乱循环就难以避免。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0因为如何都是业务人员，
如何应为如果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1有点累了，下个贴写不完了，呵呵，睡觉了！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1
（217）大道无为
　　　对“逆向演进 2”这一贴的回贴很多，谢谢各位的高见。有兄弟回贴认为，这些现象是“法制不够”所致。对此，我认为有必要再商榷几句。
　　　前面，我已经谈到这个观点：历史上，先有制衡能力，后形成制衡体制，体制反过来又加固了制衡能力。文革中砸烂了公检法，造成中国法制建设的倒退。如果说改革之初，许多问题是法制不健全所致，这还说的通。然而，经过三十年法制建设，中国目前根本就不缺法制，问题在于，对权力缺乏监督，“法制”不能真正形成“法治”。多年以前就有顺口溜：“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这个顺口溜把我的意思体现到位了。
　　　司法腐败是最致命的腐败。社会有什么不公正，人们可以救助于政府。政府有不公正，人们可以救助于司法，甚至通过行政诉讼告政府。司法乃是社会中最后一个说理的地方。前几年，短短不到一年，新闻媒体频繁报道了几起针对司法机关的恶性案件，四川、甘肃发生了有人自带凶器和炸药，到当地法院（或检察院）同归于尽的事件。好像湖南也有。上海杨佳袭警案，大家更为清楚。这说明，如果司法腐败不公，人就绝望了，没有说理的地方了。
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果权力制乏制衡，既得利益者有可能从
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把健全的法制变得不健全，合理的法制变得不合理。比如我上贴提到的，公路限速从 80 公里到 60 公里再到 30 公里。这就是“逆向演进”。这四个字是我想出来的，我可能是受了“负增长”等天才词汇的启发。逆向演进，说白了，就是社会管理中出现了倒退。说明这个问题，就是我上一贴的主旨所在。
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聊！
　　　兄弟们不要看到本段标题“大道无为”，就认为我要在历史中去为现实寻找解药。不是的。我坚信，出路在未来，而不在历史。若在历史，秦汉以来两千年，古人早就找到了，也不会拖到今天了。但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简单回溯，看看祖先对权力制衡有过哪些思考。
　　　为了制约官员权力的滥用，下药最猛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一是发现贪污大肆屠杀。“空印案”仅有贪污嫌疑而已，就屠杀地方官一千多人。二是发动群众。朱皇上规定，老百姓如果发现地方官贪污，可以把他捆送南京，就和文革中鼓励群众造反有点神似。三是使用酷刑。对贪污受贿 60 两以上者，剥皮揎草示众。想想，公务员们上班去，衙门口总挂着几副塞满稻草的人皮，有的还是以前的老同事，这确实相当考验心理素质。换我，准会辞职。朱元璋就这么狠弄，明朝仍是贪官最多的朝代之一，看来是体制问题没有解决好。
　　　中国古代有句话：“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入乱是儒家。”这句话概括了儒、道、释三家的思想，在中国治乱循环中的表现。从这句话来看，古人认为最好的治世，是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从历史事实来看，确实也有道理。汉代奠定国力，是文景的无为而治。汉武帝
在文景基础上，纵横天下，扬威立腕。但因连年征战，大兴土木，国匮民乏。所以武帝晚年下诏罪已，复归黄老。唐代，陇右李氏自认老子后裔，推崇道家之学。明万历年间，皇帝罢工，二十年不肯上朝，民间却工商兴旺，达到了市井繁荣之顶点。
　　　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对“无为而治”，我们有太多的浅解、误解和曲解。
　　　政府的强势权力，如果有三种可能性：A，做好事。B，不做事。 C，做坏事。
　　　儒家是全力追求 A。即使一时做不到，现实再残酷，儒家绝不会气馁。他们认为，问题出在社会教化不足，人们修身不足。只要努力宣贯圣人之道，最终会解决问题。所以，虽然看上去很入世，儒家实际上却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承认 B 和 C 的合理性。他们坚持追求 A，追求不缀，止于至善，哪怕“知其不可而为之”。
　　　道家则不同。道家不否定 A，但是，道家清楚地看到现实的残酷性。西方人追求自由，但也经常长叹：“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道家也有这个味道。他们认为，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你播下龙种，可能收获跳蚤。“无为而治”，就是承认自己没能力干到 A，为了防止追求A 却滑向了 C，决定放弃 A，退而保 B。所以，道家看上去出世，实际上却是最现实主义的。
　　　“无为而治”和“无为”是两码事。无为很容易，啥都别干就行了。无为而治很难。因为你不光要“无为”，而且还要“治”。前一贴我们看到，政府权力失去制约之后，不管他干什么，都打着为群众服
务的幌子。群众，多少部门和个人利益假汝名以行！利用权力挣钱，非常容易，非常实惠。让他“无为”，非常难。就像一个人正在捞金子，正捞得高兴，正捞得欲死欲仙，你冲上去按住他的手，他会拼命挣脱，甚至跟你拼命。他会大叫：“你为什么不让我继续为群众服务？你为什么不让我为社会发展做贡献？你放开我，嗷嗷嗷嗷！”所以，真正做到“无为而治”，所必须面临的冲突和斗争，比“有为而治”还要多。
　　　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年，在许多领域中，政府都是有意或无意地按照这个思路走。人们把改革开放看成改革、开放两个方面。而我有时理解为改、革、开、放四个方面。改者，改变旧的，在旧的基础上塑造新的。革者，把旧的去掉而已。开者，把原来封闭环境打开。放者，为原来被束缚的松绑。所以，这四个方面，除了“改”是政府主动创造新东西，其余三个方面，都是政府创造环境，留出空间，让经济和社会自己去发展。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那么，今天中国的发展成就，有 25%是政府有为的结果，75%是政府无为的结果，即“解放生产力”、“放活经济”是也。当然了，无为不是什么事都不干，我前面说了，无为而治比有为而治更累人，因你要按住的手太多了。
　　　这算对历史的一点简单回顾吧。有本书叫《中国反贪史》，国内几个出版社都出版过。对历史感兴趣的兄弟可以参考。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1
感谢“myduk”兄的回贴，高见受教，很有启发！ 我接着思路往下写，就不停下一一探讨了，见谅哈！
（218）准一元制衡
　　　窗外大雨正在倾泻。新加坡已进入雨季，成天轰轰隆隆，哗哗啦啦。热带那雨，一下起来，打伞不管用。这里的建筑，都有长檐和走廊相连。从高处俯看，如长藤缀瓜。居民小区内，各楼的走廊汇在一起，通向小区外的公交站和地铁口。所以，大雨之中，处处井然。
　　　去年，新加坡经济增长 14%，人均 GDP 达 4 万多美元，超过日本，是韩国和台湾的两倍还多。新加坡财政支出当中，三分之一投入军费，而同为城市社会的香港，靠着老爸，从来不用花一分钱的军费。仅管如此，新加坡的公共建设和公共管理，丝毫也不输于香港。可能有兄弟看不上这个弹丸小国，但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制度很有独到之处。
　　　通过对新加坡的长期观察，我的结论是：新加坡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准一元制衡”的模式。由于国情差异，新加坡模式的学习价值不大，但对中国很有启发。下面，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新加坡。
　　　新加坡一直被称为廉洁国家。去年国际机构的评定，它廉洁度排在第一位。好像还有个国家跟它并列。我在这个贴子最前部分，专门讲新加坡问题时曾分析过，它实现权力制衡有四个原因：A，领导人意志。B，监督和信息反馈半径。C，相关制度。包括公务员制度、高薪养廉制度、媒体制度等。D，多党选举。
　　　有人提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廉政文化。我认为，新加坡立国之前的殖民政府体系内部腐败严重，何来廉政文化之渊源？现在的廉政文化是廉政建设成功后，逐步培养起来的。虽然它在形成之后对保持
廉政很有作用，但把它列为原因，有因果倒置之嫌。
　　　新加坡的政治框架是西方制度，是一套多元制衡的制度设计。然而，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各反对党力量薄弱的现实情况。以反对党目前力量，还不足以构成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所以原因D 不是主要原因。新加坡的各项制度，都不是独有的，原因 C 也不是主要原因。我认为，A 和 B 共同构成了新加坡权力制衡的主要原因。
　　　具体而言，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领导层，具有强烈反腐决心，不顾情面，铁腕打击。同时，该国又极小，是一个小圈子的熟人社会，监督和信息反馈半径很短，哪个高层公务员被人请去喝杯咖啡，大家都看到眼里。这种情况下，大的腐败很难产生。再辅之以 C、D 两个因素，共同促成了新加坡的廉洁和规范。
　　　那为什么称“准一元制衡”呢？我加上一个“准”字，考虑有三点。一是这种一元制衡没有制度保障。它存在于多元制衡的制度框架之内。二是这种制衡是自我约束为主、外部监督为辅的。三，由于前两点，这种制衡状态不是一个稳定状态。在开国元勋纷纷引退之后，制衡失效现象有所抬头。近几年出了几起官员贪腐案件，引起了人民的不满。
　　　那么，新加坡以后会不会沦为无制衡国家呢？我认为不会。因为下面有多元制衡体制垫底，在政府失去自我约束后，通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外部约束可以填补空白。过程如下：一元制衡——政府放松自我约束，出现贪腐现象——人民不满加剧，选票流向反对党——反对
党不断壮大，实力接近人民行动党——反对党对人民行动党形成外部监督和约束——多元制衡。以新加坡目前的制度框架、社会结构、公民素质，我认为能够完成这个过程。
　　　但是，如果发生这种演变，可能就意味着新加坡国家性格的变化，由精英主义转向了民粹主义。李光耀是最典型的精英主义政治家。世界这类政治家倒是不少，但没有谁像他这样赤裸裸。老李在新加坡相当于毛邓在中国，都是开国元勋级的。在中国，有一些话，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可以说，后来的领导人就不能说，因为资历不够。新加坡也一样。老李讲过：政治家不一定要让人民喜欢，但一定要让人民尊敬。李显龙就不敢这么说。对小李总理来说，政治家首先必须让人喜欢，然后再想办法让人尊敬。如果人民不喜欢，不投你的票，你连总理都当不上，“让人尊敬”就成了一句笑话了。
　　　由于一元制衡、精英主义，老李干了很多件得罪大多数人、但有利于长远和全局的事。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三件，一是力排众议，把英语为国家工作语言和教学语言，把不会讲英语的华人给气惨。二是通过移民，大量吸收高层次人才，把本国层次不高的人才气惨。三是政府高管精英化高薪化，让薪水不够高的民众心理不平衡。这些政策至今仍广有争议，但大家也都承认，这些政策深刻地塑造了今天的新加坡。
　　　我个人对新加坡的判断是，虽然目前一元制衡模式仍然强大，但是从一元转向多元的趋势很明显，这个趋势很难扭转。原因有：1，社会越发展，公民的个人观念越强，对精英统治越逆反。2，有多元
制衡的制度，多党竞争，逐步分权，难以避免。3，最为根本的原因，是新加坡推崇西方文化。年轻一代思想观念已完全西化。在西方话语环境中，新加坡原有的一元制衡模式，一直被贬为东方专制。在今天的大选中，年轻一代把选票投向他们根本不了解的反对党。人民行动党得票率 60%左右，为历届最低。目前，中老年人是人民行动党最稳固的“票箱”，从长远来看情况不乐观。
　　　如果以后有一天，新加坡演化成多元制衡的社会管理模式，上述三个方面可能有所变动，并对新加坡社会产生影响。比如，华语地位不断提高，华人文化地位提升，对我来说这是好事，但这样可能对民族关系造成不良影响，毕竟新加坡还有将近 30%的非华人。又比如，控制和减少移民数量，提高本地人的就业量，但可能不利于新加坡公司的国际竞争能力；压低政府精英层薪水，使社会公众心理平衡，但可能不利于政府吸收高级人才、提升决策水平。
　　　李光耀说过，新加坡这种小国，经不起失误。立国 40 多年来，新加坡创造了发展奇迹，在内政、外交上几乎没有犯过重大的失误。
（从新加坡国家利益角度而言，不是从咱们国家利益角度而言）。如果将来，新加坡由准一元制衡转向多元制衡，整体国际竞争力可能下降。如果西式民主更进一步，把有些重要决策由精英决策转向全民公议，那决策水平也可能会下降。
　　　像中、美、俄这种大国，就像一辆大卡车，出了问题可以停在路边上慢慢修理，而新加坡的经济是一辆自行车，它只能前进，一停下来就会倒下。
精英意志与民众意志的碰撞——这就是新加坡的未来困境。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1
在今天的大选中，
应为“今年”
（219）何去何从
　　　前贴认为，新加坡的“准一元制衡”有四个因素：A，领导人意志。B，监督和信息反馈半径。C，相关制度。D，多党选举。其中， A、B 是主要原因。
　　　新加坡与中国同为华人社会，不存在“南桔北枳”的社会文化差异，因此，具有可比性。与它对照，中国目前仅有 A、C 两项因素。 A 是高层的决心很大。这点不用怀疑。C 是，为了搞好监督，中国相关的部门、人员、制度已经多得汗牛充栋、叠床架屋。恐怕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任何官方背景的机构都有纪检组、监察室的编制。
　　　但是，桶缺一块板就盛不住水。水低一度温就开不了锅。有时，必要因素缺一点都不行。如果不能实现权力制衡，实现有效监督，那我们面临的，就不是如何崛起的问题，而是如何不出乱子的问题。想要制衡，只有两个思路可以选择：第一种思路，如果能再加上 D 因素，与C 因素结构，也许能形成有效的外部监督，构成多元制衡。第二种思路，如果能再加上 B 因素，与 A 因素结合，也许能形成有效的自我
监督，构成一元制衡。
　　　第一种思路是被提出最多的。就是搞西方式的多元制衡。但是，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我们不具备实施条件。从历史来看，中国具有很强的大一统帝国传统。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纵向一元体制。自秦汉以后，横向的多元体制（封王建国）也被逐步取消，自隋唐以后实现了纵横完全的一元体制。有的学者提出，是不是可以扩大省权，实行类似于民国初年那种模式。当时，各省先后宣布从满清独立，然后联合建国。我觉得适度扩大地方政府自主权是可以的，但联邦制或高度自治，在中国实行不了。民国初年那个模式，在民国时期很快就被打倒了。从现实来看，现行一元体制是近代历史形成的。想要有大的改变，难度和阻力太大。硬要改变，即使成功，引发的震荡恐怕也把中国这些年的家底折腾得差不多了，再想崛起也没有本钱了。
　　　第二种思路，就是在一元体制内进行监督制衡。历朝历代，反复尝试，都失败了。李光耀，强人也，在新加坡管得住，但是把广东省给他，他未必能管得住。全中国就更不用说了。从现状来看，可以断定，目前所采取的这些措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比如，前几年，人事部门出台了措施，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公安局长等职务必须异地任职，并将其作为新经验好做法进行推广。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新经验，早在宋代就全国推广了。而且古人的措施更具体可行，你当多大的官，必须离家多远，具体里程都规定清楚了。但是历史证明，这不管用。宋代没有手机、飞机、互联网，跑远点避开社会关系，多少起点作用。现代社会，异地任职，除了增加公车油钱，涌现了一批走
读干部，廉政效果确实不明显。更为麻烦的是，监督机构自身缺乏监督，权力滥用更为严重。例如，湖南郴州纪委书记曾锦春的大案，央视等媒体报道有很多，我就不再重复了。
　　　中国地域大，人口多，监督的深度半径和广度半径都太大，纵有千手千眼，也看管不过来。一首摇滚乐唱道：“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地里你挣我抢。吃的是粮食，拉的是思想。……还有没有希望？！”这些年来，我时常想起这首歌，它是中国社会近乎绝望的吼叫，是啊，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希望？想不出头绪，苦闷啊。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管理模式的演变，其基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例如，人类古代社会，由多元无制衡向一元无制衡演进，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发展，交通改善，有效统治半径大大扩展。这样，多元无制衡的大国，逐步取消和消灭下级小国，统一为一元无制衡的大国。所以，一元制衡在历史上失败了，不一定将来也一定会失败。
　　　新加坡的成功，就是它比中国多一个条件：监督半径小。如今，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社会，人和人的距离空前拉近，世界成了一个 “地球村”。那么，中国就是最大的一个“村民小组”了。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技术手段，再加上制度设计，缩小监督半径，实现民意充分表达，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呢？若能成功，我们岂不就获得了一种比西方制度质量更高、效率更高的社会管理模式？
信息技术+制度设计=一元制衡？？？
　　　此事很重要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理不理解，信息社会已经带着诚意扑面而来。让我们一起，抡圆了去探讨一下信息社会吧！
（220）争夺物联网
　　　人人都说，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哪些关键核心技术？新技术革命怎样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新技术革命又给我们哪些哲学启发？
　　　前年，奥巴马当了美国总统。黑哥生不逢时，正赶上几十年不遇的金融风暴。他上台前，危机已经暴发，所以他和他的智囊团有大把时间思考。上台后，他宣布，美国战胜危机重塑辉煌两大主攻方向—
—新能源和物联网。此言一出，引起中国高层关注。因为，中国与美国同为世界物联网技术的标准制定国之一。半年内，温家宝、吴邦国相继视察中国物联网研究院，这个院在江苏无锡。温总多次公开宣示，中国将全力发展物联网。
　　　物联网，已经成了中美争相发展的焦点，因为双方都认为，它是未来信息社会的致高点。
　　　我注意到奥巴马的那个讲话。当时，我还根本不知道物联网是个什么东东。出于好奇，我开始研究这玩艺，看看有没有机会，也投个资捞一笔。后来，我出差到南京公干，就顺道去了趟无锡，让朋友帮忙介绍，沿着总理的足迹，跑到那个研究院去参观参观。无锡有个灵山大佛，我也去了一下。
那次无锡之行，我对人类信息社会的发展主线、演变方向有了一
个全面认识，而且对信息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变革有了新认识。真是灵山得道，不负孜孜远求啊！话头挺多，下面，我用两三个贴子慢慢的聊。
　　　举个例子，介绍一下什么是物联网。当时，我在那个研究院的展览中心，看到这样一种设备。形状就跟个啤酒瓶子差不多。里面是一个传感器、一个无线信号发射装置、以及电池等。把它埋在马路上，它可以把从它上面跑过的汽车的数量、速度、大致形号等信息，直接发给控制中心的计算机。电池可以连续工作几年。
　　　在一个中等城市，把两千个这种设备埋在各条马路上，全市交通信息就能自动汇集到控制中心的电脑。电脑通过专用软件，分析和处理这些信息，然后做出判断，自动生成指令，控制全市的交通信号灯。这样，就避免出现绿灯下早就没车，而红灯下还在排队的情况。指令发出以后，车辆得到调节，新的信息又通过埋在地下的传感器，源源不断反馈到计算机，计算机通过汇总分析，源源不断发出新指令。
　　　就这样，感觉、生成信息、传递、接收、分析、决定、指令、执行、再感觉……形成了一个不需要人的闭合工作循环。实际上，城市马路就变成了一个类生命体，它有感觉，能分析，自己做决定，再追踪看一下执行结果，再来调整。交通只是一个方面，同时，城市的电力、煤气、水务、垃圾、学校、医院等方面，都能通过传感器和互联网系统，实现自动感知、自动处理，整个城市就变成智能城市了。目前，这种啤酒瓶似的东西已经批量生产了，据说，正在搞试点。
物联网的意义不止于此。前面的贴子，我谈到，在国际发展竞争
中，美国作为创造型国家，独树一帜。他不是跟别人拼抢旧院子，而是有能力开辟新院子，从而步步领先，主导世界。七八十年代，美国开辟了计算机这个院子，九十年代，又开辟了互联网这个院子，这两个院子都发展成为万亿美元级的大产业。中美两国现在都认定，物联网产业，就是信息时代的第三个院子，而且，这个院子还包容整合了前面两个院子，其产业规模不止于万亿级。
　　　进入信息时代这三十多年，中国一直落在老美的后头受气。在第一个院子的时代，中国是后期才介入的，产生了联想、王码、方正等一批企业，总算没有被 OUT。在第二院子的时代，中国是中期介入的，产生了搜狐、网易、新浪、淘宝、阿里巴巴等一批企业。不过很幸运，第三回中国竟然没有落后，某些方面还领先。据我从一些朋友那里了解，大概是无心插柳。自动传感技术是一项国防技术，八十年代的 863计划就把它列进去了。当时的目的，不是跟老美去拼万亿产业，而是对付敌人陆军和特种兵。结果这个技术发展很顺利，产生了一堆成果。中国、美国、韩国，好像还有个欧洲国家，是国际技术标准制定国。所以，估计中国高层是下决心，这回要争取确立产业优势。如果让中国得逞了，就有可能成为“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的一个突破口。
下面，我们看一下信息社会三十年的大致脉络。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2
累！睡！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2
（221）再说“一元”
　　　兄弟们好。回复挺多，很感谢，已拜读，不逐一回复了。兄弟们从监督体系设计、司法独立、媒体等角度分析，我同意这些方面都很重要，但是我没有这么乐观。可能是反面东西看多了，我已经不再相信，在现有工作体制之下可以有效监督。
　　　上述这些设计，一个共同点，是仍然想尽办法，去让社会管理层相互制约，而全体公众参与不足。这样，名义上的制衡，往往沦为实际上的共谋。比如有兄弟提出，利用人的自利“让坏人监督坏人”。这就好比通过制度设计，促使狗咬狗。但是，如果你手中没有一根棍子，狗狗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与其相互咬来咬去都受伤，不如联合起来咬你更合算。但是，你的棍子从何而来呢？从西方实践看，就是分权的多元制衡，让你也成为手中有权的一个“元”。但这样，也带来了高成本、低效率、决策水平低、民粹化等问题，前面都分析过了。总之，一元制衡之道，必须跳出老框框。以前的一元制衡，是先
把社会分成占少数的管理层、占多数的社会公众。以前所谓“一元”指的是管理层，以前所谓“一元制衡”是指管理层内部的制度设计和相互监督，而公众参与不够。我认为，以后的一元制衡，是通过信息技术，极大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再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社会组织结构的再造、监督信息反馈模式的再造、权力边界的再造。使“一元”的范围扩展开来，将社会公众包纳进来，使整个社会变成大的“一元”。前面我曾经谈到，中国文化具有整体性、模糊性、辨证性的特征，我认为新的“一元”模式会得到社会文化的接纳和支持。
就是说，我们既想克服传统“一元”，又想超越西式“多元”，办
法是做大“一元”，使我们新的“一元”能涵盖西方“多元”的全部范围。这个思路，古代就有，近代也有，中外都有，但是由于社会发展水平不够，缺乏技术条件支撑，都失败了。我这两个贴子就是在探讨：已经到来并正在发展中的信息社会，我们有没有这个条件。
　　　同意“laaaas”兄关于辨证法的观点。我也是这样一个思想出发点。中国文化有这个优势，凡事强调度，过犹不及。我们常说砒霜有剧毒，食盐无毒，实际上它们都是无机化合物，都有安全剂量和中毒剂量。砒霜吃几毫克也没事。盐吃二斤也会毒死人。世上没有绝对的东西，任何对立的两个事物，都应该共同组成一个模型，两个对立事物构成模型两端，我们则在两端之间选取一个最合适的位置。在第 75节谈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时，我已提到。其实，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也如此；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也如此；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也如此。
打住。继续前贴，聊信息社会。
　　　有兄弟问：你为什么关注信息社会发展？我觉得：人要学习。信息时代，多少人栽在网络上！有些是被对手陷害的，这可以理解，冤有头债有主，想办法报仇就是了。可是有些人就太不应该，比如，去年有个江苏干部，手机开通微博，却不知怎么用，发短信约情人到宾馆开房，短信通过微博上网直播了。同志们，这就是不学习的后果啊！计算机出现于四十年代，当时块头很大，几间房子装不下。互联
网最早出现在六十年代，当时范围很小，还不如现在的校园网。真正能步入家庭和办公室的微型机，出现在七十年代后期，是苹果公司的
杰作。信息时代若从 1980 年算起，已 30 多年，经历了计算机时代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互联网时代（九十年代中期至今），目前正在跨入物联网时代。
A 信息收集——B 信息传输——C 信息处理——D 信息执行。
　　　现在，信息就是财富。信息这个东西，运行规律是四个阶段，如上面所示。具体而言：A，先从现实世界收集信息，输入计算机；B，信息在计算机之间传输；C，计算机处理信息；D，计算机输出处理结果，执行到现实世界。
　　　在计算机时代，技术革命发生在 C 阶段，即信息处理自动化。但，输入要靠人来码字，传输要靠人用三寸盘或五寸盘来拷，结果要人去执行。
　　　在互联网时代，技术革命发生在 B 阶段，即信息传输自动化。但信息输入和执行仍然靠人。也就是说，计算机和现实世界之间，仍然靠人来连接，它们相互够不着。
　　　在物联网时代，技术革命发生在 A、D 阶段。即信息获取自动化和信息执行自动化。A 阶段，是从现实世界到计算机，D 阶段，是从计算机到现实世界。然后，D 阶段执行的结果，又被下一轮的 A 阶段采集，自动输入计算机，构成了自动循环。人可以到一边去喝茶了。
（222）结构再造
　　　1860 年代，曾国藩他老爸到京省子，尔后返湘。过了几个月，曾国藩从信中得知，老爸从北京走到湖南只花了一个月左右。他大为意
外，在日记中赞叹：竟如此神速！当时的通信条件和交通条件，就是这个样子的。
　　　如今，从北京飞到长沙只要两小时。在国内和国外出差时，入住宾馆前我先问：房间能上网吗？若可以，则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生活的“社会信息环境”基本没变化，可以继续上网发贴。海内存网线，天涯若比邻。
　　　如果你在美国，到一家银行去办张卡。窗口的黑妹妹业务太差，胸大无脑，半小时办不好，最后还办错了。你勃然大怒，当场打热线电话投诉她。这个电话通过系统转接，打到地球那面的印度班加罗尔去了，一个棕妹妹值夜班接电话呢。你可能没意识到，你在向地球那面的人控诉眼前的人。棕妹妹会把你的意见整理好，汇总电邮给美国客户高管。
　　　在这个信息社会，由于信息成本极为低廉，而人力成本不断提高，欧美英语国家把客户服务等业务，统统转包到印度去了。这一点中国拼不过印度（我觉得也没必要去拼），他们的咖喱英语总算发挥优势派上用场了。这种低端服务外包，在印度创造了几百万就业岗位。我曾碰见一个在世界银行干过的人，我原以为银行里面坐的全是会计。据他讲，世界银行竟然没财务部，日常财务业务全打包丢给印度的财务公司了。无数的电子单据和报表，整天飞跃高山大海传来传去。
　　　这个世界正在变化，社会结构已超出了我的想像。人与人的距离，你怎么定义？我认为，99.9%的社会关系，距离的概念，实质上就是信息交流的距离。大家见面，就是为了通过语言，交流信息。如果拿
起电话就能聊，而且还可视，那么，信息技术就消除了社会上人与人的物理空间。当然也有极少数特殊情况，比如你和情人之间，信息距离就不能取代物理距离，远水解不了近渴，打电话是远远不够的。
　　　研究信息传播模式。A，在古代传统社会当中，是一种平面辐射状。处于辐射中心的，是政府、媒体、学校等等。社会公众被动地接受信息。B，近代以后，在电报、电话的帮助下，逐步演变成为平面网状结构，每个人都是网上一个结点，都可以接收和发布信息。但是，每个结点一般只跟相邻的几个结点联系，然后依次向外传播。C，进入信息社会以后，平面网状结构演变成了立体网状结构。每一个结点，都可以直接与其它的任何一个结点联系。社会信息传播复杂化了。D，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普及，国际通信资费下降，甚至免费。这个网状结构中，任何两个点之间信息距离相等了！
　　　兄弟，请你闭上眼想像一下：在立体空间中，有无数个点，任何两个点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这是一个什么样子？我想不出来。这好像不是一个三维空间。可能要用多维空间才能构建出来。
　　　中国的信息社会来得极快。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九十年代初，能拿大哥大的人都是千万富豪。而今，在工地上筛沙子的人，裤兜里都有两个手机。据说，在九十年代，信息产业部领导曾经向长虹公司表示，愿意支持长虹搞手机生产基地。但倪润峰认为手机市场短期内难以形成，没有接招。谁知不到十年，手机市场二十倍于彩电。小小的手机和大大的彩电，价格都是几千块。彩电一家只要一台，手机一人一个还不够。彩电一台要看十几年，还喊你售后维修，而手机两年就
换新的。当 TCL 都在出手机时，长虹才转向手机，但为时已晚。不可否认，经过三十年发展，中国的彩电和手机制造业已称霸世界。但是，乔布斯推出的苹果 3G“iPhone”系列，功能集成的个人信息终端的发展思路，很可怕。当年 VCD 产业一出，直接灭掉了磁带式录像机产业。看苹果这个架势，就是想出来洗地，给中国具有优势的电视、电话、手机、DVD 等电子制造产业来一个连根拔。
　　　扯远了。可以预见，类似于苹果这种个人信息终端，必将很快降价，大行于天下。这根本用不了几年。这样，一个低成本、等距离信息传播的立体网状社会结构就最终成型了。
　　　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传统的政治活动模式、经济活动模式、社会组织模式、个人生活模式，都将发生深刻的变革。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3
（223）结构再造 2
　　　近十年来，在观察和思考身边社会的演变。东西很多，水平有限，想理顺，也难。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吧。
　　　如果一个机器的内部零件变化了，它的运行模式肯定会不一样。我相信，在信息社会条件，社会管理模式肯定会发生一场变革。管理模式的变革，原因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的变革。
　　　我们来看看社会组织。政府、企业、政党、社会团体、行业协会，这些都是社会组织。正是这些纵横交错的组织，塑造了社会结构。
　　　前面我分析过，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和结构，优点是：1、伦理主导下的社会具有世俗性特点，宗教神权影响不大。（中国比伊斯兰、
印度两大文明区情况要好）。2、“大一统”传统和一元结构，使国家的汲取和动员能力很强。集中力量办大事。用王绍光的话说，这叫“国家能力”。3、建国后，农村基层宗法体系得到改造。（不太彻底）
　　　缺点是：1、权力没得到有效制衡，突破权力边界，侵犯其它社会阶层利益。2、社会组织缺乏独立性，泛行政化。3、社会公众尤其是农民，分散，无有效组织，泛原子化，缺乏有效的利益诉求渠道。我又总结重复了一遍，够罗嗦的，继续往下说。
　　　一个人，为什么要加入组织？西方的组织行为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人参加组织，他从组织得到的收益，高于他为参加组织付出的成本，那么这个人就会选择加入，否则这个人就会选择退出。换句话说，人是惴着目的参加组织的，多数情况下不是来奉献的。虽然中国在革命和建设中，也有无条件奉献的口号，但实际上是高度重视个人诉求的。比如，我前面提到过两次的“打土豪，分田地”。
　　　我如果按这个思路往下思考：一个组织，它存在的总收益，必须大于维持它存在的总成本，它才会有活力存在下去。信息社会形成以后，对社会组织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就是组织成本。
　　　举个例子，本人对历史学很感兴趣。在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下，我想找到“组织”，经常获得历史学信息，能够与同好者交流学习，办法就是：A，加入历史学会。B，订阅历史学刊物或者定期逛书店。 C，报名参加历史学年会。D，与同好者相互通信。做这些事情，信息成本都是很高的，要专门花时间花钱去做，同时，信息时效性也是很差的。
　　　如果我的兴趣很窄，我只对历史学中的某一方面感兴趣。比如：古代辽河流域的河道变迁和水文史。西汉时期的行政区划沿革。古代黄河流域的农业物候学。明清时期的天地会研究。那么，虽然全国肯定有同好者在，但是，我想找到他们，想交流，想搞搞活动，就太难太难了。搞这么一个组织，组织成本实在太高了。在传统社会条件下，这种组织无法形成，即使形成，也很难维持有效运转和有效信息沟通。
　　　但是，在网络普及的信息社会，这个非常容易。比如：利用历史论坛下面的子论坛，甚至通过一个主题贴子，世界各地的网友可以低成本找到同好者，高效率地进行即时交流。还可以建立 QQ 群之类，进行直接的视频对话。再比如：完全不相识的人，可以通过旅游网站的论坛，结成旅友，相约组团出游。再比如，商家可以在淘宝网上组织销售和大减价抢购，个人也可以在网上建立网店，你不用有多少本钱，可以通过网络来整合银行、厂商、仓储商、物流配送商的资源，来挣钱。上述这些网站，构成了社会信息交汇点。其实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组织，本质上就是一个信息交汇点。如果这些网站和论坛的用户实名注册，形成稳定会员，一个个新型社会组织就形成了。
　　　信息技术改变社会组织的能力，超乎想像，它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在传统社会中，随着技术进步，组织成本是慢慢下降的。比如，随着书信变成电报，电报又变成电话，组织成本在不断下降。而信息社会是一场颠覆式的革命。进入信息社会以后，组织成本不是进一步下降，而是一路狂降到几乎为零了。好像愚公门口那两座山，一夜之间就没有了，望望头上天外天，走走脚下一马平川，从此“无陇断焉”！
（224）结构再造 3
　　　信息社会中，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的颠覆性变革，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概括起来，其根本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是立体网状结构，而且任何两个信息结点（即人）之间距离是相等的，信息成本是极低的。
　　　这个信息传播模式，到底会怎么改变人类社会？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答案。各国都在前进中探索。许多人都在从不同的角度拼命地思考。前面有个兄弟回贴说，这些讨论“没有意义，聊当谈资”。兄弟，错啦！对社会演进的拼命思考，无论对国家，对个人，绝对是极有意义的，领先一步，幸福一生啊。我举个真实例子，请大家看看，拼命思考的家伙们是怎么赚钱的。
　　　我认识几个人，以前在搞手机短信服务。这个服务大家都应该熟悉，就是你可以订阅市场信息、体育快迅、每日股市之类，他们每天会给你手机上发上几条，每月从话费里扣几块钱信息费。这个市场，现在比较规范了，但在 2005 年以前，它是新生事物，没有什么规章，许多地方可以打擦边球。当时，他们成立信息服务公司，与电信企业合作搞短信服务。他们这么干的：发短信告诉你，我们将为您提供 3个月免费短信服务，如果您觉得好，3 个月以后开始收费，每月 3 元。如果您不想订，请发短信到某某号码退订。不发退订的话，就视同默认订阅了。
这种小服务能挣多少钱呢？呵呵。我给你算：他们一年分十次，
发给 300 万个用户。假定没有人需要这种服务。其中 70%用户按时退订，30%的用户马虎点，没留神，没有及时退订，扣钱以后才发现问题，才退订。若平均每户被他扣了两个月，就是 6 块钱。那么他们收
入是 540 万。成本是多少呢？几乎没有。群发短信、自动计费、自动扣费，都是电信企业的系统功能。系统早已建成，使用这些功能，不会增加成本。信息来源，只要雇几个在校学生，每天把人民、新华这些权威网站的消息摘抄一下，编成几十字的短信就可以了，每人每月给几百块就搞定。用户投诉怎么办？有办法。客服小姐和颜悦色，解释清楚，指出顾客没有按时退订，也有一定责任。如果顾客坚持要退钱，也可以，请你自带身份证，打印话费单，到公司来办理退钱即可。谁来啊？还不够路费钱！如果真碰到一根筋、非要大闹的顾客，那也好办，误扣了你多少钱，我上门退还你十倍！这下摆平了。这种顾客毕竟是极少数。花钱一切摆平之后，这 540 万至少 90%是纯利润。
　　　这种擦边球行为，现在已被禁止了。消费，必须主动订阅，默认即是退订。将默认即视同消费，属于一种市场欺诈行为。我举这个例子，不是提倡这种行为，我要谴责这种行为！但，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分析出信息社会的许多发展趋势和特征。
　　　在传统社会中，这种擦边球没法打。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年要呼悠 300 万人，其中呼悠成功 90 万人，每次成功的平均收入是 6 块钱。你要雇多少人出去呼悠？光路费是多少？成本太高太高，收益太低太低。在你眼前，横着一座成本大山，要干成这件事，跟愚公挖山差不多。
　　　但是，在信息社会中，信息传播成本趋零，再加上网络自动收费，你竟然可以不用花任何成本，就轻松完成了对 300 万人的一次呼悠，
收到了 540 万元钱。这些钱来自于 90 万人，每人只有 6 块。这样，原来横在你面前的那座成本大山，现在横到消费者面前去了。他们无限分散，没有组织，要单独维权的话，光是跑一趟路，时间和路费都不止 6 块钱！对他们来说，维权成本太高，维权收益太低。所以绝大
多数人取消订阅了事，不再对这 6 块钱进行追究。于是，这帮家伙赚翻了。
　　　这个例子我写得很细，是因为此事曾让我思考很多。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许多传统模式将被彻底颠覆。
　　　信息时代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前两年的虐猫视频事件。有人心理变态，喜欢看把活蹦乱跳的小猫小兔踩成肉饼。这种极品人渣在社会上人数极少。在传统社会中，他们很难找到同好者。想找，也不好意思公开问，也不能登报打广告。而在网络社会中，他们很容易在某些变态网站在集结成伙，竟然还发展出了专门拍摄和出售这种视频的团队。
　　　如果说虐猫只是心理变态，尚不足构成社会破坏，那么，近年来不断升级的短信诈骗、网络传销、网络毒品交易等等，把传统的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呈几何倍数放大了。一些国家的某某花革命之类的社会变局，也肇始于网络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信息传播模式。通过网络，本来毫无组织、毫无关联的一部分社会成员，在短期内迅速
结为一股政治力量。所以，如果想让国家社会长期稳定，社会管理层对信息社会的特点必须深入研究。
（225）结构再造 4
感谢达本牛、冷如等兄弟鼓励和关心。
　　　说到歪楼，大可不虑。本贴唯一目的，是客观表述一个人的思考和想法。既不想证明自己正确，也不想说服别人接受。史上最不怕歪的楼，就是信马由缰从根上就没正的楼——比如本楼。菩提无树，明镜非台，身斜不管影子歪。
　　　之所以天天勤写，是因为本人懒隋，若停几天，楼必太监，只好强迫不停。这也算是自我超越。记得去年，上学时的一个文友，如今已是著作等身，发短信来关心我：“吾弟文思有余，而耐力不足。建议主攻五言绝句，积年必有大成。”这不是狗眼看人低吗？我当即回复五绝一首：“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他评价：“叠字成诗，以表达作者强烈情绪，颇具新意。但全是去声，似有不合平仄之韵。”靠，我一定要写篇长的雪耻啊！
扯远了。继续探讨信息社会的结构。
　　　大家知道，传统社会组织有各种类型。大而言之，一是政治类组织，例如政党、工会。二是经济类组织，例如产销联盟、行业协会。三是文化和社会类组织，例如国模私拍组织。虽然本人对第三类的兴趣最为浓厚，但本贴主要还是探讨前两类。
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实质是什么？我认为，是有共同目的和共
同利益者，组织起来干四件事：A，交流信息，B，协调行动，C，表达诉求，D，实现利益。我们如果仔细想想，不难预见：在信息社会实现了网络全覆盖、每个公民拥有了信息终端设备（类似于苹果 3G手机那种设备）以后，这四件事的成本都将极大极大极大地降低，效率都将极大极大极大地提高。对社会组织演进来说，这是一次质的飞跃。
　　　质的飞跃在哪里？在很多地方。现在我们还不能全部预见，需要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我只聊我目前能想到的。
　　　我们先从组织运行的角度，分析一下，从封建帝国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演变过程。前者是一元无制衡模式，后者是多元制衡模式。两种模式之间是如何演化的？
　　　封建帝国的致命毛病，在于无制衡的权力。社会管理阶层不可能长期地、有效地自我约束，它必然扩张自己的利益，越过权力边界，侵犯其它社会阶层利益。由于制度上没有制衡，这种侵犯，虽遇反抗，但无法抑制。不劳而获的白吃一族，会像癌细胞一样，在社会肌体蔓延。当人数太多、无法满足时，凡是可能实现利益汲取的地方，它们都会蔓延过去。社会就表现为“泛行政化”。同时，为了防止其它社会阶层组织起来反抗，社会管理层自然会打击行政体系以外的各类组织，造成社会无组织化，即表现为“泛原子化”。最终，白吃一族的扩张，彻底将生产者压垮，治乱循环上演，天下推倒重来。
　　　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过程，原理是，社会管理阶层（国王、贵族）之外的工商业者，日益强大，逐步形成事实上的制衡力量。当资产阶
级夺权控制了国家以后，一开始，表现为新的一元无制衡状态。这个 “一元”不再是王国贵族，而是从资产阶级产生的官僚。这个“无制衡”，表现有二，一是资产阶级的暴政，既对人民进行镇压，也对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进行血腥镇压。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表现尤其突出。二是表现为行政腐败问题。实际上，西方国家相对廉洁的行政体系，形成不超过五十年。二战以前几百年，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政府腐败问题，一直比较严重。
　　　可见，西方多元制衡模式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内容太多，理论无数，我只简而言之，就是：他们通过血的教训，最终认定了，“一元”是造成暴政和腐败的根本原因。只要“一元”存在，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只有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完善，把“一元”打破了，将权力分解到多元，以多元主体，来相互监督，相互牵制，最终，才能把权力管住。其实，许多西方国家的先哲们，也意识到多元所造成的扯皮拌嘴低效率，但两弊相权取其轻，低效率也比暴政和腐败强啊，这是“民主的成本”。如果我们对美国政治进行一番考察，就会发现民主成本之高，那是相当昂贵。
　　　这种昂贵性，除了民主本身固有的制度设计原因之外，也存在人为原因。就是，在二战以后，西方逐步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对于所谓人权、少数族群权益、特殊群体权益、小社区小村落自治权益等等，纠枉过正，逐步发展进了误区。举个例子，比如同性恋权益。前一段，吕莉萍因为不当言论被骂惨了。实际上吕莉萍是不对，但是许多骂她的人更错。同性恋本身不违法，社会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男
女偶婚才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对同性恋不能歧视，但也不该宣扬。欧美社会为了彰显其民主自由人权，把同性恋提到了不合理的位置，每年大量同性恋游行，满街招摇过市。台湾人学欧美，把这些糟粕全学来了，今年台湾同性恋游行，一帮只穿内裤的男人跑到大街上，当众又抱又吻。这对社会，对少年，对儿童，是什么影响？必须指出，同性恋者要想获得社会尊重，他们必须懂得尊重社会才行。我就主张，中国在保护同性恋者合法权益的同时，政府坚决不要批准这种游行。扯远了，总之，二战以后，西方社会管理权不断地分权、分权、再分权。社会管理权碎片化，决策和协调成本不断提高。最后，有些事情多年协调不下来，政治家们没办法，只要频频去搞全民公决，一锤子买卖省事，管它结果如何。
　　　让我们再深入看一下多元制衡模式的内部结构，以及对其进行信息化改造的可能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3只要频频去搞全民公决
“只要”应为“只有”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4试贴？为什么发不出来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4无可奈何！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4
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226）结构再造 5
　　　多元制衡，这个权力怎么个分法呢？我们现在要把一个地区分成几个省，要做的工作就是确定省界。界定界定，有界则定嘛。同理，我们要把一元权力分为多元权力，要做的工作就是确定权力边界。在文件和法律上，权力边界叫做“权限”。但在本贴中，我还是继续使用“权力边界”这个提法。
　　　前面贴中提到过，多元制衡模式有两种现实形式。第一种是横向多元。各级政府之间分权，搞地方自治，或者联邦制。这种横向多元的分权，是以地域边界来划分权力边界。孔子“入国问禁、入家问忌”，就是这个道理，在人家那一亩三分地上，人家手里有权啊。第二种是纵向多元。把权力在各类组织、机构之间分配。先来一个三权分立，再来一个政党竞争。三权分立使一元权力分成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部分。司法权是大法官终身制，立法权和行政权，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制，皇帝轮流做，明日到我家。
　　　上面就是进入信息社会之前，我们人类所发明的两种权力边界。我给他们命名：A，地域型权力边界。B，组织型权力边界。
　　　A 是不是资产阶级发明的，这个权力边界源远流长。当年，非洲高原上的雄性古猿打架争夺领地时，它就开始产生了。几千年前，奴
隶制小国林立的多元无制衡模式下，这种权力边界就很成熟了，那时候的“多元”全靠它。
　　　B 虽然有一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基因，但主要是西方国家近代才发明的。为了构建和坚守这条权力边界，无数仁士志士，前赴后继，舍身求法，砍头只当风吹帽。伏尔泰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就是对权力边界的自觉坚守。
　　　在信息社会中，由于前面的那个那个那个结构，人们既不受地域时空的任何限制，也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社会团体，通过信息网络，低成本、高效率、超精确地组织在一起。各类新型社会组织的发展，正突破以上的两种权力边界。根植于信息结点的信息化社会团体，将成为社会组织的主流。传统社团的绝大部分社会活动内容，都将信息化网络化。请注意，对上面提到的这种网络社会团体，我称它们“信息化”社团，而不是“虚拟化”团体。因为，这种组织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只不过组织形式不同于传统。
　　　一种新的权力边界正在浮出水面。这种权力边界是基于信息技术，我给它命名：C，技术型权力边界。这种边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 等距离信息连接，融合了 A、B 两种权力边界而形成的。它有稳定的 技术手段做为保障，比 A、B 更客观、准确和稳定，而且它的成本更 低，效率更高，灵活性更强。
　　　我认为，如果能够有意识地去塑造技术型权力边界，在未来这二十年，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一元体制之下，做到以下几点：1、实现对
“泛原子化”社会特别是小农生产的有效整合，保障其合理的权益主张。2、实现对行政权力的全社会监督，从而稳定权力边界，保障社会各阶层的利益。3、基于普及的个人信息终端（多功能手机），建立三个公开的社会管理信息平台，即民义表达平台、社会监督平台、科学决策平台，以真实的落实代议制，实现精英决策和民义表达的有机结合。
下面，我们探讨上述愿景的可能实现途径。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4 OK,前面四个贴子就是完整的 226。
　　　前面贴中提到过，多元制衡模式有两种现实形式。第一种是横向多元。各级政府之间分权，搞地方自治，或者联邦制。这种横向多元的分权，是以地域边界来划分权力边界。孔子“入国问禁、入家问忌”，就是这个道理，在人家那一亩三分地上，人家手里有权啊。第二种是纵向多元。把权力在各类组织、机构之间分配。先来一个三权分立，再来一个政党竞争。三权分立使一元权力分成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部分。司法权是大法官终身制，立法权和行政权，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
制，皇帝轮流做，明日到我家。
　　　A 是不是资产阶级发明的，这个权力边界源远流长。当年，非洲高原上的雄性古猿打架争夺领地时，它就开始产生了。几千年前，奴隶制小国林立的多元无制衡模式下，这种权力边界就很成熟了，那时候的“多元”全靠它。
　　　一种新的权力边界正在浮出水面。这种权力边界是基于信息技术，我给它命名：C，技术型权力边界。这种边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 等距离信息连接，融合了 A、B 两种权力边界而形成的。它有稳定的
技术手段做为保障，比 A、B 更客观、准确和稳定，而且它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灵活性更强。
　　　我认为，如果能够有意识地去塑造技术型权力边界，在未来这二十年，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一元体制之下，做到以下几点：1、实现对 “泛原子化”社会特别是小农生产的有效整合，保障其合理的权益主张。2、实现对行政权力的全社会监督，从而稳定权力边界，保障社会各阶层的利益。3、基于普及的个人信息终端（多功能手机），建立三个公开的社会管理信息平台，即民义表达平台、社会监督平台、科学决策平台，以真实的落实代议制，实现精英决策和民义表达的有机结合。
下面，我们探讨上述愿景的可能实现途径。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4半夜不眠苦干啊，积极性很受打击，睡觉！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4
（227）结构再造 6
　　　近几年，一些有影响的案件，都是先在网络上引起关注，而后得到了及时调查和公正处理。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在千里之外，围观、点击、刷屏、跟贴，同样也能够推动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显示出“关注”的强大力量。是信息社会给了你这种力量，使极度分散的声音得以汇合，使极度分散的社会公众，有可能通过网络表达，对于侵犯他们利益的行为进行反制。甚至有一些官车，在高档场所门口停一停，都被群众用手机拍下来，发到网上。
　　　廉政问题是关系到国运兴衰的大问题，高层极为关注。在延安那次著名的对话中，黄培炎谈及治乱循环之忧，老毛自信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治乱循环的办法，就是发扬民主，让群众监督。建国后没有几年，问题就冒出来了。老毛斥退说情的人，坚决枪毙了天津的张子善和刘青山。但是，中国监督半径太大，纵有千手千眼，也看不过来，管不过来。建国以后，一些干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腐化堕落，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落实当年在延安谈到的群众监督呢？
　　　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尝试了一下群众监督。当时的办法，就是“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当时“群众监督”的目的，防止干部腐化的经济问题只是其一，更重要的目的是，让群众监督干部的政治问题，不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和修正主义道路。文革中的群众监督尝试，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许多同胞成了受害者。其失败的原因：其一，这是一次没有法制的“民主”。运动伊始，就把公检法给砸烂了。再往下发展，有人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连行政管理都不要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其二，群众还不具备相应素质。什么是民主监督，怎样监督，没有基本认识。在没有法制的情况下，再加上一些人鼓动，发展成了暴民政治，逼供信大兴，冤案无数。其三，目标也很含糊。什么是走资派，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腐败分子，连很多高层领导自己都没搞清楚，就被扣上了帽子。要指望群众做判断，更是无从谈起。
定论如铁，无意翻案。但是，我在看文革资料时发现，文革期间
群众监督的思路也值得研究。众所周知，我国实行的，是一元体制下的民主集中制。集中，这比较容易做到，民主，往往流于形式，很难做到。老毛当年就是苦恼于这个问题。他文革中的一些做法，背后是什么样的思考？实际上，他思考的问题，跟本贴现在探讨的问题有点接近。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就是在“一元”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对权力的制衡。
　　　我分析，他的思路是这样的：第一，让各级干部自己监督自己是不行的。这是靠不住的。第二，靠中央监督也是不行的。中国那么大，天高黄地远，实在看不过来。第三，他确定，唯一有能力进行监督的人，就是干部身边的人民群众。只有他们，身处在有效的监督半径之内，能够明察秋毫。第四，要给群众权力，要给群众手段，才能把问题公开抖出来。在当时条件下，如果通过信访、媒体或举报，信息渠道太少，信息成本太高，信息环节太长，信息效果太差。所以，他给出的办法就是，你写出来，找个最显眼的地方，贴出来，让大家都看到。谁不服，可以架起高音喇叭，搞大辩论。
　　　当时的大字报大辩论，内容主要是政治路线斗争，而不是正常的社会监督。而且大字报写了就写了，没有正常的工作机制对大字报信息进行收集处理。你说的对，也落实不了，你谤诽污蔑，也没有人去追究。由于大字报太多，贴了几分钟就被盖没了，也没法刷屏和顶贴。所以重要的大字报，都要派人守着。王小波黑色幽默地写道：“那时候，矿院的大字报层层板结，贴到一尺厚，然后轰地一声巨响，塌下一层来。许由的奶奶活了七十八岁，碰上脑后塌大字报，被这种声音
吓死了。”
　　　回顾这种曾给我们带来灾难的做法，对一元制衡模式的构建，至少有几点思路可借鉴：一，群众才是监督体制的依靠力量。二，群众不能泛泛，要具体。要考虑监督半径，让群众监督身边的行政权力。不要指望黑龙江群众监督海南岛。三，要向群众提供一种简单易行、低成本、高效率的信息渠道。当时能想到的，就是大字报之类，但从实践来看，不行。大字报等行为，后来被禁止了。现在有一些上年纪的同志，偶尔登录论坛浏览一番，评价道，这些人这么吵架法，有点像当年大字报嘛！呵呵。
　　　我认为，在信息社会条件下，实行广泛群众监督的客观条件已经基本成熟。1，个人信息终端和网络，信息发布没有任何问题。成本低、效率高。要立法建章，保障公民的信息权。2，围绕网络监督信息，对现有监督机构和工作体系进行再造。建立一套工作机制，对网络监督信息进行处理，结果公布。3，鼓励实名监督，允许匿名监督，打击恶意诽谤。人必须对自己言行负责，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网络中。 4，建立统一的、公开的社会监督信息平台。5，继续推行政务公开，信息上网。行政资金使用和公务消费全部电子化，必要时予以公开。
（228）关于廉政 1
　　　“天崖”兄的两篇回贴，意思我看明白了。即：技术革命能不能真正管住权力？这个担心有道理。我想，这也是许多兄弟姐妹思考问题。如果不能制衡权力，历史的治乱循环就难以避免，早晚会来。这
个问题，我想过很多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心路历程，都是心里话。记得，在很久以前的一个贴子里，我谈到，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
我的思想曾相当悲观和偏激。这么多年，负面东西看的太多太多。在泛行政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异化。北方社会比南
方社会更为深重。任何机构都在行政化、官僚化。我的一个兄弟，分配到一个公路收费站工作。该收费站十来个人，连个股级单位都算不上。但层级分明，官气俨然。站上只有一辆车，负责接送站长和副站长上下班。两大高官的家又分别住在两县，这个兄弟每天驱车 150 公里，分别往返接送。
　　　由于当官如此之好，饭来张口，车来落腚，所以大家都渴望这种机会。不管是经商的、教书的、搞技术的，都一门子心思，追求当官。谁谁是靠什么关系才当上官的，都在谈论，毫不避讳。在人们眼里，创造财富的人都是傻瓜，有能力分配财富的人才是大爷。但干部岗位这东西，能上不能下，40 岁上去，60 岁才退休。山川载不动太多的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所以广大干部群众都想把他拱下台。所以，你算计我，我算计你，人际关系空前的复杂。
　　　有一年，我回北方老家过春节，那年正赶上政府换届，当地的卤猪鼻子价格暴涨。因为猪用鼻子拱东西，所以当地人叫“猪拱子”，据说吃了猪拱子，有助于增强拱官的运气，结果大家都来抢购。
　　　在这种环境下，人也在发生异化。有个笑话，我以为别人在讲笑话，后来才知道这是真实故事。有一个退休的老干部，得了老年痴呆。他的家人，每天都必须想办法，找一堆废旧文件，拿给他看。他逐件
认认真真地圈阅，认认真真地做出工作批示。每天如此。否则，他就会狂躁不安，无法安抚。
　　　另一个笑谈是，有一个领导，在地方上做市领导多年，后来年纪大了，平调到省级部门改任非领导职务。调上来以后，经常开会和出差，一年时间竟丢了二十多个杯子。原因是，以前有权，总有人跟在屁股后头替他端杯子，现在没有权了，无人代劳，短时间实在难以适应。
　　　行政层级之间，关系都在异化。整体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很难落实。由于上级完全决定下级命运，所以分权分责是句空话。权力层层上收，名曰“加强监管”。责任层层下压，名曰“落实责任”。出了问题，上级有权裁定责任在上级还是在下级，所以基本都在下级。结论是，上面的好经都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坏了，歪嘴和尚遍基层。
　　　大凡一出问题，下级向上级打报告，一定要这样写：A，首先表态，上级对此事早有明确规定，三令五申。B，接着要讲，上级领导反复强调多次批示，他个人也没责任。C，自我检讨，没有深刻领会上级正确精神，以致出事。注意了：承认工作水平问题，打死不能承认工作态度问题。D，话峰一转，强调客观困难，为自己开脱，并提出工作建议与请求。注意了：上级的责任和错误，必须巧妙地融入 D部分，做到棉里藏针，使大家心知肚明，我官小，我认栽，责任我担，但你也要适可而止，不要逼人太甚。若写手高明，甚至还可以在 D 部分中不露痕迹地骂几句娘。总之，在这种格局之下，根子在上层的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正。
　　　在无制衡情况下，我们引进国外成熟经验，都被异化和变型，成了权力谋利工具。不管这些经验和工作机制多么成熟，都被“既来之，则阉之”。比如，欧洲的足球联赛机制，比如，西方高度成熟的股票市场运行机制，都伤透了国人的心。
　　　随着世界进入信息社会，其实在廉政问题在魔道相争中，技术革命也是一把双刃剑。腐败行为也会同步升级。比如当官的在中国给你办事，你可以在中美洲维京群岛的某家银行过账付一笔钱，这就很难查。信息技术使灰色操作半径延长了。
　　　上面写了这么多，就是我这些年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这些东西让我感到绝望。下面，我继续自己的心路历史，聊聊我是如何发现希望，逐步走出这种绝望的。
（229）关于廉政 2
　　　在观察社会的过程中，我通过拍脑门，创立了不少自己的歪理斜说，呵呵呵。本贴，向大家兜售三个歪理论：根雕理论、汽车理论、 “118”理论。
根雕理论，是我对社会制度形成的理解。
　　　在一个国家证明有效的好制度，是不是可以通过“顶层设计”和 “改革植入”的方式，应用于另外的国家和地区？或者，具体点说，中国可不可能成功引进西式的多元制衡的社会管理模式？
　　　我把一种制度的形成，看做一件根雕的形成。每个根雕，都是一件难以复制的工艺品。它的形成，有两个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
力量是自然力量，在自然力量之下，根在特定的环境下生长，比如在墙根下、在岩缝中生长，它被自然和环境塑造成自己的形状。第二个力量是人为力量。人根据这个根的天然形状，因势利导，进行人工加工和削切，让它能按照人的意愿体现出某种含意。
　　　同理，一个制度，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在特定的民族、宗教、社会环境下，逐步形成的。在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加入了自己的设计和理念，对它进行了人为的塑造。任何制度，都是自发与自觉的结合体，不是纯粹自然演变或者纯粹“顶层设计”的结果。像文革那样，直接“砸烂旧世界”，去建设一个“顶层设计”好的理想化的新世界，这是很难成功的。所以，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权力制衡模式，应该是基于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特征、社会现实，然后进行人为塑造的结果。
汽车理论，是我对中国廉政进程的一个判断。
　　　大家知道，在伊斯兰世界、在俄罗斯、在黑非洲、在印度、在拉丁美洲、在中国，行政腐败问题都普遍存在。但是，出了国以后，根据我的观察和思考，发现，不能把外表上都有腐败的国家简单地归为一类，各国是有很大区别的。看到这种区别，也许有助于我们正确自我认识。
我们都想拥有一辆汽车。假定一辆汽车是由 100 个零件构成的。
只有 100 个零件齐全，才能开动。那么，拥有 10 个零件的人、拥有
50 个零件的人、拥有 99 个零件的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无车可用，都要走路上班。他们可以都归入无车族。但是，他们的处境是不同的，有的人也许再搞到一两个零件，都能有车了，有的人可能
还任重道远。
　　　廉政这个问题，实际上也相当于一辆汽车。廉洁社会的形成，需要许多因素共同作用。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美人大致都一样，丑人创意无限，千奇百怪。同理，廉洁的社会中，这些因素基本都是全的。不廉洁社会中，内部因素则千差万别。在前面的贴子中，我比较了新加坡与中国，新加坡虽有多元制衡的制度框架，但目前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新加坡目前的廉政成果，仍然主要归因于政府的自控。它们只有一个因素强于中国，就是监督半径很小，就这一个因素使廉政成为可能。
　　　廉政是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体现。廉政有许多因素，如文化、观念、制度、公民素质、信息半径等等。目前，基本建成廉洁社会的国家，主要分布在基督教文化区中的新教国家和一部分南欧天主教国家。其余的世界各国中，我感到，各国所差的“零件”多少是大不一样的。我没有搞过具体的量化指标，但通过资料和个人直觉，我认为各国所缺“零件”，由少到多的大体排序是：中国文化区国家（中国、泰国、越南等）——东正教文化区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等）——天主教文化区国家（不包括南欧，指拉丁美洲）——伊斯兰文化区国家
——印度教文化区国家——黑非洲国家。
　　　我就不再具体一个一个的论了，总体感觉，中国在社会发展整体水平上，已经基本接近了建设廉政国家的条件。比如，基本完成了对传统社会的改造，具有现代意义的主体民族，民族文化深厚，公民素质较高，政府能力较强，社会管理网络健全，人民对腐败问题普遍愤
怒反对而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妥协接受，人民具有监督维权意识而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麻木不仁，等等。我感觉：我们中国缺的零件已经不多了！也许，信息社会所带来的扁平化监管结构和全民享有的低成本信息渠道，就是这最后一个零件。
118 理论，是我对社会群体行为模式的一个认识。
　　　我以前的绝望来源于，发现某些坏现象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行为。比如腐坏方面，几乎是官场通则；比如社会不文明现象，几乎是人人 都在随地吐痰。看到这么普遍的现象，有人断言，解决中国人随地吐 痰问题至少要几百年。
　　　通过观察，我发现，如果把社会某种行为列出两个端点，比如“随地吐痰——不随地吐痰”，那么，社会成员大体是“118”分布。就是说，在大家都吐的环境下，能坚持不吐的人，占 10%；在大家都不吐的环境下，仍然有这种坏习惯的人，占 10%；其余 80%的人，都是根据环境变化的。比如我就属于 80%之列，在国内随地吐痰（不好意思），跑到新加坡来，人家都不吐，我也不吐了。
　　　有一次，我跑到农村去访友。这个村子，是一个拥有三千多口的大村。当地正搞新农村建设。朋友高兴地说，真邪门了，我们只修了几条主街，美化了一下房子，结果全村人好像一夜之间变文明了。前两年还有人大白天在街上拉屎呢，现在垃圾都往垃圾筒扔，村里比城里还干净。
　　　据我观察，这就是当地社会 20 多年整体发展的结果，各项条件都具备了，比如村民文化水平、村民生活习惯、垃圾收集处理设施等
等。这些“零件”是 20 年来逐步备齐的，终于，新农村建设的一次村容整治，成了最后一个“零件”，量变积累由此产生了质变飞跃，给人“一夜之间变文明”的感觉。这种质变的原理，就是当最后一个 “零件”到位以后，从而引发了 80%的人迅速转变。
　　　腐败问题也是一样。10%的人，在廉洁的环境中也要想办法腐败； 10%的人，在腐败的环境中也能洁身自好；而 80%的人，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他们选择了适应环境者。所以虽然看上去问题很普遍，但当廉政建设的最后一个“零件”到位后，社会风气在几年内发生逆转，也不是不可能的。前贴提到的泛行政化造成的人、组织、社会的异化问题，在解决了权力制衡以后，应该能够得到扭转。（比如，改革开放以后的体制改革，促使了人的行为方式的巨变）。
　　　至于有兄弟提出的，“如何发挥信息社会监督的力量”，我在前贴中也提出了思路。光靠某些运气不好的官员误打误撞，把日记或短信搞到了网上，引起上级偶然的重视，那是不行的。我认为，应该围绕信息社会的特点，进行制度创新，同时用技术手段来保障制度的落实。我把前贴的话摘过来：要立法建章，保障公民的信息权。围绕网络监督信息，对现有监督机构和工作体系进行再造。建立一套工作机制，对网络监督信息进行处理。鼓励实名监督，允许匿名监督，打击恶意诽谤。建立统一的、公开的社会监督信息平台。等等。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5
（230）精英与民意
前面贴子中，我谈到这样一个观察，就是信息社会中，成本的戏
剧性变化。我举了某公司利用手机短信挣钱的例子。以前，横在公司面前的那座“呼悠成本”大山，在信息社会不见了，反而横到消费者面前去，成了“维权成本”大山。同理，以前，是低成本腐败、高成本监督，在监督者面前横着一座“成本大山”。监督者通过理智权横，会选择放弃。在信息社会中，随着信息网络全覆盖、个人终端全普及，如果能因势利导建章立制，这座山将会移动，转变成低成本监督、高成本腐败。
　　　前贴提到，信息社会在技术上提供了权力监督制衡的可能性，但要有相应的工作机制做为保障才行。举个简单的例子，“群众满意度”经常是个神仙概念，某些干部一路提拔，最后落马，才发现多年来一直群众意见很大、举报很多。那一路提拔时，群众满意是他妈的怎么测出来的呢？在信息社会中，这些数据可以准确采取，而且无法操弄。但它要发挥作用，需要建章立制，我已反复谈到几遍，不再重复了。
接着往下聊。
　　　一些欧洲国家，现在隔三差五搞全民公决。全民公决很花钱，也很花时间。但从技术角度分析，在信息社会中，全民公决的成本比传统社会可能下降 90%以上。比如，在全国销售的手机（即个人信息终端）上，统一安装“投票软件”。个人购买手机以后，以身份证号码实名注册。公决时，政府通过电信公司，把议案以及相关资料，群发到个人终端上，个人通过回短信进行投票。如果你在投票前，想讨论讨论，想发表发表意见，有关网站上专门辟有讨论区。在社会信息网络全面建立起来以后，在 1000 万人口的社会中组织一次这种公决，
和 1 亿人口的社会中组织，成本的差异不会太大。
　　　仅管如此，我个人还是不赞成把社会事务的决定权简单地交给一人一票。如果让我来公决一些具体事务，比如，中国该不该在长江上游再修建十个大电站。我自认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做出判断。我宁愿弃权，交给有关专家去决策。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赞成民粹主义。美国虽然实行一人一票制度，但在许多制度的设计上，都努力避免多数人暴政，避免“群氓政治”。但是，近年来，由于美国人自我意识不断提高，个人主义不断抬头，通过一人一票，对驴象两党有力制约。所以，美国以短期行为讨好选民的政策只会越来越多。
　　　回到建水电站那个例子，探讨一下民意表达和精英决策应该怎样对接。这个事情牵扯面比较广。一方面，在民意表达上，老百姓的看法很重要。最关心此事的，是该流域的居民。他们会直接受到工程影响，是直接利益相关者，有权申张自己的利益诉求。其它社会公众，情况千差万别。有关心此事的，有权力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也有不关心此事的，也没有必要非得找他表态。另一方面，在科学决策上，应把行政、水利、工程、地质、气候、生物、电力、外交、交通、国土等方面专家都请来，共同组成专家委员会，通过讨论来做出最后的决策。
　　　理论上，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但效果不好。我觉得不是制度问题，是技术问题。传统条件下，技术手段不足以支持这个制度全面落实。若要做到民意充分表达，所需时间太长，成本太高。在发展压力下，政府等不及，所以匆匆上马，造成民意表达不允分，
利益诉求不畅通，专家决策不透明。在欧洲国家，想搞一个水电站，光跟两岸居民前期协调，就十几年搞不完。欧洲发达国家近年基本没新上水电项目。
　　　我认为，信息社会条件下，民意充分表达与精英科学决策可以实现对接。通过信息网络，低成本、高效率地收集民意。这样，专家开会时，他们就能得到数据：国内普通公众有 1 亿人参加投票，支持率是多少，反对率是多少。水库淹没区和工程搬迁区群众中，支持率是多少，反对率是多少。在反对者当中，原因有 ABCDE 等选项，其中每项人数是多少。此外，从技术角度来看，通过对个人信息终端采用关键字分类，很容易对民意表达进行分类分析。比如，有 1 亿公众通过终端表达了对修建电站的看法。若按学历分类，支持率和反对率是多少；若按年龄分类，各年龄段支持率和反对率是多少；若按居住地分类，各省居民的支持率和反对率是多少，都可以用软件自动生成。这样，政府官员和专家们就很清楚地了解公众态度。在此基础上，专家讨论表决。即使决定上马，也会充分考虑反对意见，对配套政策做出调整。同时，专家身份、讨论过程、表决结果，通过网络及时对全社会公开。
　　　关于这方面，其实还有许多想写的内容，兄弟们也看烦了，就不再一条一条写了。例如，信息社会条件下落实代议制，人民与人民代表的沟通与互动机制，以及人民对人民代表的直接评价机制。又例如，行政机构扁平化，“省直管县”的改革。又例如，信息社会条件下，传统媒体转变成为网络媒体，新闻采编将出现“记者全民化”趋势，
网络媒体将通过签订供稿协议，海量发展业余通讯员和业余摄影师，同时把微博和论坛作为新闻线索的主要来源。等等。这些，都会使社会信息更加透明和直接，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管理模式的改革。
　　　总之，中国目前是一元无制衡。前面有两条路，要么通过分权，多元化，来实现制衡；要么在一元体制内，创造条件，追求制衡。综 合考虑历史现实，我倾向后者。我认为，多亏改革开放，使中国得以 与西方同步进入信息社会，目前正在从互联网时代向物联网时代迈进。这为中国越过多元制衡直接构建一元制衡社会管理模式，创造了客观 条件。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5作者：中条山下蚩尤人回复日期：2011-11-15
那，依你之见呢？呵呵。
每个人都有主张，都有观点，正常。
我们都还年轻，应该能够看到一个结果。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5
作者：中条山下蚩尤人回复日期：2011-11-15
我认为，暴力革命时代已过去了。
　　　若真的发生，则 13 亿中国人没有赢家。美国、欧洲和印度可能是真正的获利者。
呵呵。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5作者：仗屌走天崖回复日期：2011-11-15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假定A 和 B。A 有权，B 无权。A 会对 B 构成侵犯。
　　　一个解决思路：A 的权分一半给 B。这样 A、B 都有权，构成多元制衡。但是，说服 A 是很难的。即使 B 把A 的权力硬夺过来，再说服 B 分权，也是很难的。
　　　另一个解决思路：B 加入A，使 AB 合为一元，共享权力。构成一元制衡。我是这么想的。肯定许多人不赞同，这很正常。从历史看，这个思路没有成功过。但，信息社会，应该具备这个客观条件。成不成，要看咱们的运气。偶然因素有时很重要。还是那句话，天佑中华！
（231）历史的回归
　　　我们曾经谈到，传统计划经济的失败，在于两大罪状，一是计划制定者，不可能全面地、准确地掌握社会需求。瞎计划，乱指挥。二是缺乏竞争，卖方大爷化，无法刺激技术进步。而市场经济最被人诟病的罪状，是厂商为了赚钱，盲目扩大投资，产能相对过剩，扔桔子，倒牛奶，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
不管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你生产，都是为需要而产。所以，上
述罪状加在一起，实质上都是需求信息出了问题。有信息不全问题、有信息不对问题、有信息不及时问题。其他方面大家好理解，可是市场竞争为什么也要归结为信息问题呢？我是这样看的：市场竞争的具体弄法，就是大家都把产品造出来，拿到市场上去卖，是骡子是马，上市场遛遛。胜者卖出去了，失败者积压折本。其实，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都是事先客观存在的。但生产者没有前后眼。除了少数领域可以用图纸先竞争后生产，多数领域特别是消费和服务领域，市场竞争都发生在生产后，而不是生产前。当消费者作出挑选之后，生产者才能知道人家需要不需要，此时木已成舟。像当年侯宝林说的那样，把牛肉罐头再送回生产线上去，一按倒车按纽，还原出一头活牛来，那是不可能的。
　　　信息时代，这些“罪状”有望解决，计划生产和市场竞争结合，可以描述为一种“竞争前置的计划生产”。在竞争性领域，网络销售将成为商业的主流，各类专业化网店不断出现，市场竞争，将主要表现为网店上的文字、照片、视频的竞争。通过海量供需信息对接，市场竞争在生产之前完成。在网上订单和消费信息的引导下，生产计划性大大增强，生产过剩得到有效控制。胶鞋在仓库里压 20 年的情况，估计不会发生了。由于竞争前置，竞争中的失败者，也避免了产品积压造成的亏损，使市场竞争对社会的负面效应大幅降低。在非竞争性领域，通过个人终端收集的信息，使生产更为准确。比如学校生源信息、春运客流信息等。总之，在信息社会，经济领域的计划成份将大幅度上升。
现在，一个技术熟练的木匠，一天的工钱，可达 200 到 300 元。
这样，他十天的工钱就可买一台大彩电。这在 20 年前的中国，是绝对不可想象的。那时可能要攒一年两年才行。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前进，“人”的价值正在逐步体现出来，“人”贵了。这个趋势，发生在拥有 13 亿人口的经济体中，真是令人鼓舞的。
　　　这个趋势，在西方早就出现了。凡是发达经济体，只要需要用人的地方，就贼贵贼贵的。只要可以用机器搞定的地方，就很便宜。有些女白领，家里看孩子需要雇人，掐指一算，自己上班挣的薪水除了付给保姆，剩下的正好支付上下班的车费。那，干脆吧，自己辞职回家带孩子算了。这种现象越来越多，人贵。如果你不是高收入的少数精英阶层，家里雇个工人的钱跟你的工钱差不多，就相当于换工了。这种现象，开始没引起我注意。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人力成本越来越高，各类人力成本逐步接近，家里雇人，相当于换工，彼此交换劳动——这不是劳动价值论吗？
　　　在我看来，曾觉得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现实问题。比如以前贴子里，中学时我向老师提的一堆问题。九十年代，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劳动价值论名义上仍被尊重，事实上跟计划经济一起，被妖魔化了。我们曾认为，产生于十九世纪的劳动价值论，一头斧子换两只羊，这只适用于以简单体力劳动为主的经济阶段。随着社会发展，分工细化，脑力劳动大量出现，效用价值论就取而代之。然而，随着社会进步，教育机会均等，人得到普遍发展。人力做为经济资源，也受市场规律配置，在竞争流动中，使各行业的人力收益趋于均等。市场规律
曾使劳动价值论显得荒唐，但市场规律不断发生作用，又使它显得越来越不荒唐。
　　　我才意识到，劳动价值论这玩艺，不只适用于简单劳动的低级阶段。确切地说，它适用于人的发展程度比较均衡的阶段。要么普遍都低，要么普遍都高。它严重不适于最近这两百年，因为这个阶段人的发展程度严重参差不齐。我们还处在这个阶段，也许要再过一百年，才能实现人类的普遍均衡发展。这个阶段对一个人来说，很漫长。但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很短暂。它之前的普遍低水平发展阶段，已有上万年；它之后的普遍高水平发展阶段，也许还会有上万年。
　　　当然，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有两端，真理永远在其间摆动。即使在简单劳动为主的低级阶段，许多现象，仅从劳动角度仍然不好解释，比如唐伯虎的画为什么会比别人贵，一幅顶五十幅。呵呵。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效用价值论仍是经济理论的主流。即使百年之后，它也不会消失，会与劳动价值论共存和互补，构成一个体系的两端。一个人站在南极，无论向哪走都是北方。劳动价值与效用价值，计划与市场，一元结构与多元结构……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必然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叫物极必反。用马克思的话说，叫否定之否定规律。
　　　有个苏联段子，把马克思那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请原谅我！”。看来苏联人把许多问题归咎给马克思。向前人拍砖的行为，中国自古有之。盛唐时，许多人嘲笑初唐四杰。杜甫写诗痛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名
与身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老杜一生忠厚，这次却用“名与身俱灭”骂人，可见他很看不惯这帮家伙。历史总爱重复。到了中唐时，又有许多人嘲笑李白杜甫。（历史没记载具体内容，所以我到现在也没想通，李杜的创作水准到底哪点可笑啊？）韩愈又写诗痛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哪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马克思学说也是“王杨卢骆当时体”。它产生于十九世纪，他没赶上研究苏联的农场、美国的债务、北京的房价。他留下的是思想方法。那些书，那些话，只是载体而已。后来许多谬误，就是把经典当成了教条。小平说，“实事求是”才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话一言中的。作为后人，我们应该广泛汲取先人思想方法，它就蕴藏于包括孔子著作、马克思著作、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家著作在内的所有经典文献之中。
　　　一个风轻云淡、空街落黄的秋日，我来到特里尔市的马克思故居门前。这个陈列馆现在也就是指望中国游客的门票了。同行的朋友都说，不能白来一趟，咱们得给马老留个言啊。我的字练过，笔法动若惊驴。大家就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了我。我一番深思熟虑，写下了这样一句留言：
——“我认为，后来有些事不能全怪马克思。”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5
（232）崛起随想 1
前面贴子设想，在信息社会中，建立三个公开的社会管理平台，
即，民意表达平台、社会监督平台、科学决策平台，以固守权力边界、遏制泛行政化。回贴争议很多，但感到，多数争议没有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我不是说不要分权，也不是说不要监督。从目前体制来说，表面上一直是分权监督，只不过看上去很美，执行起来效果不行。问题出在哪？我认为在信息社会，我们有条件把这些事做实了。当然，这也需要配套的制度，光靠网络大字报不行。此外还需要高层决心和推动。
　　　算了，很难把意思完全表达清楚。关于中国崛起的制度路径，就胡乱聊这么多吧，见仁见智吧。如果让兄弟失望了，报歉哈，但本人看法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观点，这个正常的。但是现在这个阶段，中国人的社会分歧似乎比五四时期还要多。也许我们再发展几年，形势更明朗一些，大家共识会更多一些。
接下来，信马由缰，聊聊对中国崛起形势的观察。
　　　从新加坡第一次回中国，打车到了樟宜机场，拖着拉杆箱，到处寻找“国际出发”，走了一圈也没找到。突然感到自己很傻，这个小国家，飞机离开跑道一分钟就出国界了，哪来什么“国内出发”、“国际出发”之分！
　　　做为小国，不得不外向。新加坡连自来水都进口，外向度能不高吗？四小龙也都是如此。中国改革之初，就是走了四小龙的起飞之路。沿海地区，吸引外资，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利用劳动力价格优势，大搞出口加工贸易。沿海地区现实了起飞。
但是，我们毕竟不同于四小。中国的社会体量，相当于一个欧洲。
中国有太多的“国内出发”，经济本来不会也不应该过于外向。各国 发展史证明，凡大国崛起，没有内生动力是不行的。这个内生动力，即国内市场之需求。二战之前，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战后，美国 主导下推进贸易自由化，日本复苏和四小崛起，均得益于此。但纵观 历史，还没有一个大国是主要依靠外贸崛起的。英国是最强调贸易的，但他的贸易是商船加大炮。把一个地方打下来再搞贸易，这是外贸吗？这是内贸。日本战后是靠外贸拉动，这不假，但一些经济学家研究发 现，日本当年出口主导产业，比如家电、汽车，产业大发展比出口大 发展要早了六到八年。也就是说，出口没有启动前，内需市场已经拉 动了产业发展。所以有人认为，日本是产业发展推动出口，而不是出 口拉动产业发展。
　　　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我们的情况，内陆靠投资，沿海靠出口，消费总是不够振作。如今，统计上的外贸依存度高达 50%，高出美国或者日本一倍了。虽然中国 GDP 统计和人民币汇率有点问题，这个 50%值得探讨，但经济对出口依赖过高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主导的贸易全球化，开始于二战后，鼎盛于冷战后，持续了 60 多年。目前似乎出现了拐点。在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就有人指出全球化的负面作用。但，当时没有引起欧美重视，因为没痛在他们身上。谢天谢地，如果当时引起重视，也许中国入世以后的大发展就泡汤了。2008 年至今的金融危机，引起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反弹。有西方国家甚至提出“再工业化”。（这当然很难）。贸易全球化会不
会极盛而衰，走回头路？现在形势还不明朗，要看美国经济恢复的情况。但是，近期贸易战此起彼伏是肯定的。
　　　我们此时，正处于崛起的关键时期。遇到贸易壁垒的同时，中国又赶上了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全面涨价，以及人民币的升值。看来，对出口来说，所有能想到的不利因素凑齐了。这个情况下，中国要推动产业升级，相当于一架大型飞机迎着十级大风起飞。有人已经预言，中国经济会成为第二个日本。实际上，日本在 90 年代初在经济泡沫破裂时，早已经做了二十年发达国家，而中国目前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所以，经济如果出了大问题，中国也不可能成为第二个日本，只可能成为第二个阿根廷。
　　　我的总体感觉是，中国目前是世界经济引擎，而且还是许多国家的救世主，但是全世界没人盼着中国继续强大，都盼着中国早点出问题。哪怕失去个引擎，失去个救世主，他们也不希望你强大起来。就是这么个心态，羡慕妒忌恨，东风破，我比东风还破。下面探讨一下，中国能否逆风而上，气死全世界。
（233）崛起随想 2
　　　诚如“中条”兄所言，我们真正考验是未来十几年。中国内部正在进行一场崛起因素和崩溃因素的赛跑，正在进行一场白吃一族膨胀与制约力量成长的赛跑。这是民族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救赎。我不赞成推倒重来式的变革，国家承受不起，历史也没有下一次崛起的机会了。如果能通过制度创新、技术手段、权力边界再造，基本实现对权力的制衡，那，幸莫大焉。唉！对于这类问题的争论，恕不一一回复了。真的感到扯不出什么结果。
继续往下说。
　　　1990 年左右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从此陷入长达 20 年的低迷。虽然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但“超过美国”、“收购美国”的经济崛起之梦彻底破灭。
　　　中日同为东亚国家，社会文化中有许多相似因子，因此，今天的中国，与 1990 年崩溃前的日本，颇有诸多相似。
A，都长期经济高速增长，对美顺差和外汇储备高企。 B，都是政府主导型、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C，都是高储蓄率，引发股市和楼市泡沫。而且金融市场都不透明不健全。
　　　D、此前都有克服危机的出色表现。日本成功克服了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和“滞涨”。中国成功克服了东亚南金融危机和 98 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
两国但也有不同点：
A，中国拥有不受制于人的经济主权。日本主权不完整。  B，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城市化加速期、人口红利期。日本处
于工业化后期、城市化早已完成多年、人口早已进入老龄化阶段。 C，中国内需市场尚未全面启动。日本基本是内需、出口同步发
展。
　　　D，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社会保障等方面，远落后于 1990 年的日本。
从这四个共同点和四个不同点，我大致做出以下四个判断：
　　　一，由于共同点 ABCD 的存在，中国近几年完全有可能栽一个日本式的跟头。这个危险性始终是存在的。
　　　二，由于不同点 A 的存在，中国主动避免栽跟头的能力要强于日本。当年日本在美国强迫下不得不认栽。
　　　三、由于不同点 B、C 的存在，中国经济即使栽了跟头，复苏能力要强于日本。应该不致于出现日本那种长期停滞。
　　　四．由于不同点 D 的存在，若栽了跟头，中国引发社会动荡的危险要大于日本，这一点确实要高度重视，有所准备。换一句话说，如果中国真的栽了日本式的跟头，对经济的影响比日本小，对社会的影响比日本大。
　　　这些分析，我觉得不用多解释。大家一看就明白。对于主权问题，有必要多说几句。贸易不平衡问题，历来影响国家关系，甚至引发主权冲突。当年英国为了解决对华逆差，就向中国输入鸦片，中国一禁烟，英国就开打，在南京条约上迫使我们白纸黑字承认鸦片贸易合法。
今年在海外跟搞经济的朋友聊天，他们指出，现在世界经济的头号问题就是人民币汇率。中美是世界经济的老大和老二，这两个经济体的走向，决定着世界经济的走向。而目前，两个国家贸易不平衡的焦点就是人民币汇率。所以，中美如果爆发贸易战，肯定是从人民币汇率而起。
　　　许多人不赞成人民币升值，认为升值会蹈日本覆辙。但是，必须看到，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若有一个国家，经济形势大好，发展速度领先，贸易顺差很大，货币却在一路贬值，那才真是天下怪事。升值是对的，应该的，必须的。但是，怎么升，升多高，升多快，这大有讲究。日元当年的升值，就是因为没有经济主权，被美国强迫，按照美国的指令，在短时期内快速升值，把自己给搞垮掉了。
　　　举个例子，有一个人饿了要吃饭，他想吃馒头，吃两个正好。那么，现在时间是对的，他确实已经饿了。提供的饭是对的，确实是馒头。数量是正好的，确实是两个。什么都是对的，只不过有个人拿枪逼着他的脑袋，强迫他必须 10 秒钟吃完，结果，他噎死了。要做成一件事，有一百个方面都对，只有一个方面不对，那都会搞砸。所以说，办成一件事很难，搅黄一件事很容易啊。
　　　当然，日本当年出问题，不只是因为日元升值。还有内部问题，就是经济过热和投机过度。不过，日本人也许本来是有时间摆平这些问题的，但日元快速升值使他们措手不及。就像刚才那个人，本来胃就有点毛病，又被迫 10 秒钟吃了两个馒头，呵呵。
回到我们中国。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5睡了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6
（234）崛起随想 3
　　　中国一大堆让人欢喜让人忧的经济现实，包括人民币汇率及其背后的 3 万亿外汇储备，都是 30 年一路发展的结果。
这 30 年中，前 20 年中国的运气很一般般。
80 年代，我们把国门开了条缝，向外一侦察，情况为：日本完成
战后重建，重返发达国家。四小龙通过 20 年发展，经济已起飞，正搞第一次产业升级，把劳动密集型产能外转。此时四小龙经验已引起世界关注。泰、菲、马、印尼等四小虎正在积极学习四小龙经验，确立外向型国策，承接日本和四小龙的产业转移。总之，虎啸龙吟，很他妈的热闹。
　　　整个 80 年代里，中国一直在劳动密集领域，撅着屁股拼命跟四小虎抢食（想来心酸啊）。四小虎人均 GDP 远远高于中国。他们虽然也知道中国块头大，有核弹，不可轻侮。但是，从心里瞧不起中国。泰国、马来西亚的发展目标，都是跻身发达国家，做梦也没想过有一天同中国为伍。一直到 90 年代，中国人开始有几个钱了，马来西亚的旅行社跑到中国来打旅游广告，仍然优越感特强。我记得当时广告上一排大字：“马来西亚：一个光辉四射的国家”。下面是发达国家那样的度假海滩。
80 年代至少还有个苏联唱黑脸，中国是西方拉拢对象。美国把
先进装备很卖给中国一些，比如黑鹰。这要感谢苏联啊！就如同现在 印度受到西方拉拢，要感谢中国一样。当时我虽然年幼，但已经看出 这一点（有思想吧）。我认为苏联不错，“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但戈尔巴乔夫把这堵墙搞得悬吊吊的。我叔叔当时在一家国企当书记，我问他：“苏联会不会出问题啊？”叔叔告诉我：“苏联家大业大，在 前头挡 20 年，咱们中国就发达了。”他强调：“再挺 20 年绝对没问 题。”半年后，苏联轰然倒台。说实话，在国际乌鸦界，我叔叔跟球 王贝利是一辈的，辈份比张召忠高多了。
　　　苏联一倒，中国被拉拢的好日子结束。江湖人称共产孤儿，整天 有人给我们搞崩溃倒计时。如果拉斯韦加斯把中国崩溃做成博彩产品，赔率一定很低。当时，中国只有埋头发展，继续搞建设，搞出口。对 外就是一个字：忍。银河号，忍了。大使馆，忍了。复关谈判倍受刁 难，忍了。美国航母开到台海，也忍了。忍字头上一把刀，憋的那是 相当难受。但没有办法，不忍又能如何？老朱脾气大，没忍住，在台 湾大选前严肃地请台湾人三思，切莫一时冲动。结果台湾人在美国保 护下，直接把阿扁投上去了。想当年，李鸿章搞了一辈子外交，被骂 了一辈子，他最后总结出外交原则：“唯力是视”。——世界上哪有什 么天理公道，只看实力而已。所以，只有忍。那些年江总不容易啊。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黄天不负中国这样的发展有心人。二十年埋头发展，中国经济筋骨终于悄然强壮。终于，机会来了。1997年东南亚风云突变，金融危机不期而来，并迅速蔓延至日韩港台。这次危机的研究满网都是，不再赘述。原因大体是金融开放太快、监管
没有跟上、发展负债太多、国际游资捣乱。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能以身免，主要是发展阶段和开放程度不同，而不是监管水平比人家高多少。
　　　但从处理危机的角度看，各国能力高下立判。韩国、新加坡处理危机的动员能力最强，措施有力，恢复也快。泰国、马来西亚摔得鼻青脸肿，但也逐步调整，缓缓爬起。菲律宾、印尼几乎是一跌不起。多亏近十年来，中国疯狂进口能源和原料，拉了印尼一把。不然的话，印尼很可能要向当年的日本学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睡下了。我觉得印尼、菲律宾的糟糕表现，跟多元无制衡的社会管理模式有关。
　　　表现最好的是中国。风雨中力挺人民币不贬值。出口遇到一点短期困难，但有利于长远。经此一役，“四小虎”再也没资格与中国一争长短。无疑，中国凭借巨大体量、综合国力、政府能力，成了东南亚经济危机最大的赢家。并且，时来运转，厚积薄发，迎来了二十一世纪的黄金前十年，逐一完成了对英、法、德、日的经济总量超越。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实践证明，中国是最大赢家。2002 年“911 事件”及后来的反恐战争，实践证明，中国是最大受益者。2008 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起码直到今天，综合看来，中国仍是最大受益者。
　　　历史有时让人哭笑不得。五十年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人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到了九十年代，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九十年代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又有人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倒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中国现在是美的空调“一拖二”，一手托着社会主义，一手托着资本主义，这个英雄的
形象那是相当牛逼。但问题是，我们还能撑多久？
　　　此前几次危机，中国都逆风飞扬。但是中国经济像一辆飞驰而前的大车，由于只顾赶路，只顾抢时间，已积累了太多的问题，无论外部，还是内部，都是危机四伏。面对这些危机，我们还有没有海燕那个勇气，敢“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7
（第 235）崛起随想 4
当前的困难，千难万难汇到一点，就是产业升级。
　　　一个经济体起飞，发展若干年就会出现一次升级。大体分三个台阶：A 台阶：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个不用介绍了，老熟人。B 台阶：资本密集型产业。即进入工业化中期，轻工业地位下降，重化工崛起。 C 台阶：知识密集型产业。一般性制造环节外移，只留下开发设计、关键部件制造、系统集成。同时，第三产业不断发展，占据 GDP 主要份额。
　　　当然，同样处在某个发展阶段的国家，情况也不一样。比如两国都在B 台阶上，但产品技术含量不一样，品牌不一样，也有先进与落后、高端与低端之分。
　　　兄弟们不要认为，一个国家只能处在一个台阶上。实际上，日本和四小龙都处在 B、C 两个台阶上，正在努力提高 C 的比重。我们处在 A、B 两个台阶上。社会上有个误解，认为中国始终处于劳动密集型的血汗工厂阶段。其实 2000 年以后，中国资本密集型产业就起飞了。目前钢铁、汽车、造船、化肥、电子产品等产量均居世界第一。
如果光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哪能超越英法德日？中国目前产业格局，准确地说，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并举。由于国家太大，内部情况极为多样，在不少领域甚至已经进入了 C 台阶。比如航天和高铁。
　　　许多人不赞成推动产业升级。理由很充分：中国有上亿农民工。这么多的低端劳动力要吃饭。一个制鞋工人，打死都培训不成电脑程序员。我们的一个理想化的解决方案，是东西分工。东部加快产业升级，向 B 台阶高端和 C 台阶挺进。同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肥水不流越南田。西部农民工连火车票都省了。陈经《官办经济》中也提到过这个思路。这个思路很霸道，想把三个台阶占完，若能实现，中国真成了“通吃岛主”，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能不能搞成？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我没想清楚。我觉得值得试试。实际上有人已经在试了。比如重庆的黄奇帆市长，张罗着把台湾和沿海的电脑厂都搬来，打造世界最大的电脑制造基地。
但是，我们眼下最大的麻烦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活不下去了。马克思把生产成本分为工资、原料和地租。现在时代发展了，我
们面临全球化买方市场，出口企业的影响因素更多。列出六个：1，国际市场需求。2，汇率。3，能源原材料价格。4，劳动力价格。5，环境和减排。6，土地价格。
　　　产业升级这个东西，都是逼出来的。如果躺在原来熟悉的行业里能继续挣钱，哪个傻瓜冒险升级呢？没有压力不行。但是，要让企业化压力为动力，前提是这个压力必须是适当的。磨盘压王八，这个压
力就转化不成动力，直接压成阿扁了。以上六个因素，如果有两个启动，企业就会明显受到压力，足以促使企业考虑考虑，怎么提高产品附加值什么的。最近几年，中国出口企业运气实在太背，六个因素同时启动！形势太险恶。
　　　具体而言，1，国际市场需求。欧美闹经济危机，帐还不起，准备勒紧裤带过几年，需求下降。而且经济不景气造成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十块砖至少有九块拍向中国制造。这次夏威夷亚太峰会，巨头们一齐声称反对贸易保护。这说明贸易保护已经很严重了。2，汇率，人民币升值压力空前巨大，市场压力大，老美压力更大。3，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飞涨。市场买盘大于卖盘，就会涨。没有办法。现在许多能源和原材料来自海外，更没有办法。4、农民荒不用解释。5，环保和减排，省不下来。许多地方环境容量到极限了，再不治治就不能住人了。国际对中国的减排压力，也是一年比一年大。6，土地价格，也不可能跌。从这六条分析，企业从沿海转到内地，除了土地便宜点，其余方面与事无济。
　　　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这么背时啊？背得空前绝后。我觉得这些因素本来不该凑在一起的。比如劳动力、环保、土地成本，也许可以提前缓慢上升的，但是由于政策有问题，以及各地发展搏弈造成的“一盆螃蟹”局面，它们启动晚了。比如汇率，前些年的汇率政策也许有点保守了，若提前开始升值，有助于抑制过度出口，同时提振内需。
——都是我胡乱想的，现在想也没用了。反正各种不利因素是赶集开会，凑到一块了。
　　　中国政府很明白，这回如果控制不好，大量企业死掉，损失点 GDP和税收还是小事，几千万人失业才是一场灾难。这些人都已经是第二代农民工了，根本不会种地。政府必须要想办法替企业顶住压力，让一部分企业有时间、有机会撤退，转型升级。不然，政府就跟当年日本政府没有区别了。
　　　中国政府掂量掂量这六项，从哪一项下手呢？农民工工资不能打压。工资上涨是对二十年低工资的弥补。而且多给工人点钱，促进社会和谐，还会形成国内购买力，有助于经济良性循环。对能源原料材价格和环保成本，办法不多。对国际市场壁垒，尽可能用世贸规则去砸门，但效果有限，欧美比较腹黑。对减排目标，只承担发展中国家义务，欧美骂声再大，只装没听见。土地价格还算好办，各地政府一直给工业用地倒贴钱，但这对出口帮助很有限。
　　　最后的结论是：治本之策还是要启动内需才行。内需不是一句话就启动的了的，眼下救急，只有汇率比较好弄。好了，就是这根稻草了。我们盯上汇率了，美国人也盯上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8
（第 236）崛起随想 5
　　　赤壁之战以后，孔明对刘备说：“咱们草船借箭、借东风、借荆州，这么借来借去，早晚要暴发债务危机。必须进取益州，扩大自有资产。”刘备从其言，但打到四川，顾及刘璋乃汉室宗亲，不忍攻之，又打算向刘璋借地栖身。孔明含泪劝道：“主公，咱们千万不能继续提高债务上限了！”
开个玩笑。继续哈！
　　　在海外，跟一些搞经济和研究经济的人接触。发现，几乎是所有的人，宁愿相信陈冠希是处男，也不相信人民币汇率是不受操纵的。哈哈。时间久了，也懒得跟他们再去争论。确实，我也认为，在长期顺差、巨额顺差、天量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如果政府不干预，人民币汇率不可能长期闲庭信步。但问题是：一，汇率没有纯市场的，各国都有干预，只不过程度多少的问题而已。二，就算中国操纵汇率，也不是今天才的操纵的，这么多年美国把好处都享受完了，今天才跳出来大吼，你以前干什么去了？
　　　这么多年来，美国不是看不到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也不是他大发 善心。而是这样对他有好处。美国是一个消费社会，人民币的低汇率， 使美国人享受了大量优质低价产品，同时低汇率形成的中国美国外储，又大量流入了美国。这就相当于以优惠价吃了用了人家的东西，钱还 欠着。2000 年以后，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美国人收入增长稀松，但 是生活水准节节上升，中国很有贡献啊。
　　　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说起来也复杂，也不复杂。成因其实就是一句话：把钱花冒了。国家也好，个人也好，都把钱花冒了，只有 5
块钱却花了 10 块。从国家来讲，为迎合选民，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美国虽然不是北欧那种福利社会，但也差不多了。福利到什么程度呢？我有个朋友，在美国留学有绿卡，其父到美探亲，生了场病，也不知道找了一个什么理由，只填了一张表，一大笔钱就报了。他一面啧啧称赞美国福利，一面也感到担心，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宽大
无边的福利，长期以往，挺得住吗？911 以后美国出去打仗，也是一笔大开销。
　　　美国个人消费，更是离谱。许多金融衍生产品都偏离了金融的本质。任何一个经济行业，主观上当然是挣钱，但客观上它必须为社会创造财富，否则这个行业就不能长久存在下去。金融也一样。金融的社会作用，是优化资源配置，把钱集中起来，流入那些更勤劳的、更会管理的人手里。而美国许多所谓金融创新，让金钱流入了懒隋的、挥霍的、乱花钱的人手里。据美国报章揭露和反思，2000 年以来至金融危机之前，许多没有能力还按揭的失业者和残疾人，都在商业银行得到贷款买房。这些金融创新，短期看，剌激了消费，繁荣了经济，但很难长期维持。毕竟，借别人的钱，最终是要还的。
　　　现在出问题了，美国穷人要占领华尔街了。（注意，美国“穷人”和中国穷人可不是一个概念啊，中国穷人才是货真价实的）。这时候，政治家们跳起来，大骂人民币汇率，大骂中国。借了钱，破吃烂喝，还不上了，又把责任推给债主，当初谁让你借给我钱的？你是什么居心啊？这纯属把矛盾焦点向国外出口，给美国群众一个交待，不是国军不努力，而是共军太狡猾。
　　　近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经济秩序的维持者。然而，他的心态，不是一个“警察”心态，而是一个“抢票者”心态。春运中，一群人，你推我，我挡你，乌乌央央，冲向售票窗口。有个老兄冲在最前头，一把抓住窗口的栏杆，把有利位置占牢了，再回头大吼一声： “挤什么挤？都排队！”美国维持秩序，就是这种德性。由于他自己
占了最有利的位置，他才维持秩序。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是一个一元无制衡的世界，别人拿他没办法。秩序对老美有利，他就维持。碰到秩序对他不利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违反。他在国际上想办什么事，私下先跟另外四个常任理事国沟通沟通，若四常同意，就拿到联合国安理会走走程序，来个奉旨讨贼，名正言顺。如果四常中有不同意的，他就绕过联合国直接自己干了。如果有人一定要把美国视为世界“警察”，也是重庆文强式的警察。黑白两道通吃，如果白道走得通，当然要走白道，名声好啊，而且自己又有职权之便利。如果走不通，毫不犹豫去走黑道，反正还有一帮小弟帮着。
　　　汇率问题上，中国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人民币汇率偏低，已经造成了许多问题。从国家利益出发，必须升值。但是，目前国内产业这么困难，不幸又碰上市场、能源、原料材、劳动力等不利因素叠加。当前之计，只有继续操纵，压住汇率，使其缓慢地升值，给中国企业打掩护。这样，我们要继续忍受低汇率带来的一些损失，但综合权衡，这样最有利。有人认为，升快点，企业也能活出来，但从高层角度来考虑，现在还有回旋余地，没必要去冒那个风险。老美叫嚣，我们不理它，叫嚣的凶，就升一点表示表示。其实即使他不叫，我们也会逐步升的。一个大国最硬的本钱，就是独立自主，这个我们有，而日本没有。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8中国美国外储
应为中国美元外储
（237）崛起随想 6
　　　美国向人民币开炮，借口是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是很明显，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美国贸易逆差领域，主要是那些他不屑于去干的中端低端行业。即使人民币升值了，中国货被打压掉，美国也没有本土产品去填补空白。最后可能是越南、墨西哥的出口产品受益。所以，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背后的逻辑是：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打压中国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虽然人民币升值以后，美国逆差依旧，但他宁愿把逆差交给越南，也不给中国，不能帮助竞争对手。
　　　情况确实比较困难。据朋友反馈，江浙和广东的许多中小企业停产了。由于中国的国有银行总是倾向于国有企业，搞出口加工的中小企业几乎拿不到贷款，所以他们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和私人融资。（所以前贴六个因素干脆没有提到利率）。出口一遇到困境，资金周转不灵，一些地区的非法集资、地下钱庄等问题又冒出来了。控制不好，有可能引发更大的连锁反应。我觉得政府要支持中国出口企业，该从国有银行身上想想办法，该给民营中小企业一点国民待遇了！
　　　仅管困境，我个人的直觉是，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努力，可能会加速中国的崛起。中国人一直在说：低汇率不是长久之计，内需低迷而依赖出口也不是长久之计。（这两个问题还相互关联）。但是，说了这么多年，没有办法改变。中国体量太大，干事情惯性大，船大难
调头。美国体量更大，说不定他坏心办好事，帮助中国这条船完成调头。
　　　经济发展靠三驾马车来拉动：出口、投资、消费。但是，这三驾马车性质是不一样的。如果我对你说，你会挣到很多很多的钱，但是这些钱不能花。那你肯定毫无挣钱兴趣，这种钱不跟废纸一样吗，要它何用？从逻辑上讲：投资，是为了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一是消费，二是出口。出口东西挣的钱，一是消费，二是扩大投资。扩大投资，又是为了生产……从这个循环不难看出：出口和投资，都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手段。而消费不同，它既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手段，更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消费，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发展目的；同时，又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所以，消费拉动的发展，是经济增长与生活水平同步前进的发展，是质量高、动力足的发展。
　　　发展之初，中国一穷二白。我们只有尽可能压缩消费，尽可能省出钱来投资。八十年代，每年多买几件衣服、把黑白电视换成彩电，这都属于“高消费”，人们要发文章争论一下。现在不同了。中美州国家的香蕉好，我们把它进口来，拿给我们的孩子吃；刚果的乌木手杖好，我们把它进口来，拿给我们的老人用；意大利法国的服装好，我们把它进口来，拿给我们的美女穿。我们不能总自夸出口了多少，同时也要关注进口，这才是中国老百姓消费掉的东西。否则，生产何用？出口何用？发展何用？
　　　目前我们遇到了困境，欧美的市场垒壁，迫使中国转而求诸于内，设法启动内需。同时，在市场的压力和美国的压力下，人民币适度升
值，提高了中国人对国外商品的消费力。内需市场正在逐步启动。想 想看，中国目前的发展已经震撼世界格局了，实际上呢，三个发展引 擎中那个最强的引擎一直还处在半熄火状态。如果中国内需全面启动，后劲是不可想象的。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来源于此。
　　　启动内需是一个系统工程。总的感觉是，国内许多居民目前手里有钱，但缺乏多样化、规范化的投资渠道。消费方面，在国内现行的大众消费模式下，消费潜力被挖掘的差不多了。比如新加坡，他们人均GDP 是中国的十倍，怎么消费？中国人早餐吃两个鸡蛋，他们总不能吃 20 个。他们的消费模式不同。一个很普通的低级职员，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外快可捞，但每年都去国际旅游，暑假就带着全家到澳洲海滩上去躺着。我觉得，中国大众消费模式升级是一个趋势，现在已见端倪，不会太久了。设想，如果再过几年，专业技术较好的农民工，也可以带着全家出国度假，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会大不一样。……呵呵，关于启动内需，专家建策很多，我这个业余观察者就不再多嘴了。
　　　东方不同于西方，中国以后即使发达了，也会和日本新加坡那样，存在较高的储蓄率，不可能发展成为欧美那种消费社会。但我们肯定会是一个东方特色的消费社会。
毕竟，你挣的钱不是你的，你花的钱才是你的。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8
作者：金二两回复日期：2011-11-18
不是这个例子。我的朋友好像报了 1 万美元左右。是社保。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8
（238）崛起随想 7
　　　由于人民币汇率偏低，再加上国内消费不足、外资流入等原因，形成了 3 万亿外汇储备。这么多钱，堆在那里，确实不太安全。美国会不会通过美元贬值来“剪羊毛”？争论很多。聊这个问题，可能会引来一堆拍砖。还是聊聊吧，完全是个人看法，不一定对。
　　　我的看法是，老美不会采用贬值的办法来逃债。对他来说，这是下策。从目前处境来看，还远不至于出此下策。当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挽救金融巨头，老美需要大量的花钱。它搞量化宽松，会造成美元一定程度贬值。但其主观出发点不是逃债，应该不会造成恶性贬值。
　　　道理很简单，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给美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好处，贬值逃债，会动摇其国际货币地位，得不偿失。
　　　想想看，你印一张纸出来，就可以换到人家的东西。你在纸上多添个零，就可以多换十倍的东西。天底下还有比这再爽的事吗？现代国际贸易，跟五千年前原始贸易一样，实质仍是以物换物。只不过我们为了方便，发明货币做为一般等价物。老美跟中国做生意，你出口给他一箱袜子，他要拿美国的什么货物跟你换才行。现在，他拿出一张美元付给你。这张美元，实际上对应着美国境内的某样货物。中国现在不找美国提货（进口），把这张美元存着，就成了外汇储备。所以，中国存着三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无偿占压和使用着属于中国的
三万亿实物资产。全世界拿美元当储备，美国就占压了全世界资产。大好事啊。
　　　顺便插一句，货币这个东西，原理就是：一分钱对应一分货。如果你钱印多了，两分钱对应一分货，那就通货膨胀了。外汇储备这些钱所对应的货，不在中国而在国外。所以把外汇直接拿到国内来花是不行的。
　　　既然当国际货币这么好，可以收取全世界的铸币税，美国绝不肯轻易罢手。日本经济崛起时，日元势头不错，看样子要威胁到美元。但日元很快就被美国收拾得萎软萎软。现在，日本跟亚洲邻国做生意都用美元结算，哈哈。德国和法国是欧元的主要推动者，两国对美元地位的图谋昭然若揭。欧元成为美元之外的第二大外汇储备货币，对美元构成了严重威胁。当年金二胖一不高兴，宣布朝鲜外贸不再使用美元，全部改用欧元结算。虽然朝鲜这一丁点外贸量，对美元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至少让美国人看到，别人离了你还有路可走的。
　　　很显然，美元霸权的主要挑战者是欧元和人民币。欧元和人民币没想过取美元而代之，这个难度太大。想法是：分到一杯羹，使国际货币多元化。把国际货币的“一元无制衡”搞成“多元制衡”，如果实在制衡不住美元，搞成“多元无制衡”也好啊。问题是，美国不干，它奉行强者通吃战略。这次华尔街金融危机以后，奥巴马到处跟人保证：美元绝对没有问题，有问题您找我！今年，拜登来访华，跟中国方方面面的人至少说了六遍：“我保证美元的购买力不下降”。
下棋若贪吃一子，坐失大势，则全盘必输。就美国而言，目前金
融风雨飘摇，美元地位受到质疑，此时，他若再为了逃债而大举贬值，无异于挥刀自宫。那样把世界各国都坑一遍，各国被迫寻求外汇储备多样化。目前欧洲病得比美国还重，一时半会腾不出手来抢美元地盘。人民币必然获得崛起的机会。如果人民币被一部分国家接受，中国经济局势会为之一新。我们设想那是什么情景？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比较强大了，如果能印人民币直接到国外换原料能源，那流氓都挡不住了。
　　　美国只要能挡，肯定不会给人民币这个机会。现在，人民币国际化举步维艰。（也有内部体制原因）。我严重怀疑，最近美国和日本在亚太拉小圈子，搞 TPP，就是这个意图。中国与亚太各国的贸易量已经很大了，这种小圈子挡不住中国贸易。它的主要目的，一是通过小圈子（再加上逼人民币升值），使东南亚各国产品打进美国和日本市场，取代中国产品，在经济上牵制和平衡中国。二是阻止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经济一体化，阻止人民币扩张。这个目的更为紧要。目前 TPP没有邀请中国加入，如果邀请，估计也会条件不菲。
　　　有人问，纵然美元主观上不想狂贬，但老美的经济形势这么糟，会不会有心无力，最后控制不住呢？我觉得不至于。美国经济的韧性很强，很扛折腾。美国经济崩溃论已经出现过几次了，特别是 1930
年代的经济危机和 1970 年代末的滞涨危机，但危机以后都迎来了更大的辉煌。就像美国大片一样，人们看着施瓦辛格消失在爆炸和烈火之中，以为他完蛋了，纷纷欢呼胜利，然而，他又在雄壮的背景音乐中，放着慢镜头，趟着烈火、迈着大步、面无表情、酷毙帅呆地走出来了。有一点值得注意：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黄金财主，
占世界储备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些储备至今也没有动过。总之，老美手中的手段还多，美元崩溃还早。
　　　我曾说过一个结论，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没有朋友。面对 TPP 这种小圈子，中国想加速与邻国的经济融合，很难。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越南这帮孙子，各怀鬼胎，离心离德，都不希望看到中国强大。唉，天降大任，必多磨难，急也急不得，还是稳扎稳打，把自己的每件事情做好，等待和抓住下一个机会，先为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呵呵。
（239）崛起随想 8
　　　今天的世界，各国经济关系千丝万缕。大国之间的经济博弈，想完胜对手几乎是不可能的。古人反对“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惨胜。其实，要是真能做到这一点，现在看来都算是大胜了。我们跟老外博经济，不要怕对手挣钱，只要我们挣的更多就行；不要怕自己亏钱，只要对手亏得更多就行。打到最后，往往就是一颗子弹决定胜负。
　　　博弈各方的得失计算，一般是计算相对得失，而不是计算绝对得失。比如，我要和跟一个人去决斗。这场决斗下来，我会身中三刀，而他会挨两刀。从绝对损失来看，我多挨一刀，我吃亏了。但是，我年轻身体壮，到医院躺两个月，就恢复了。他年老体弱，扛不住这两刀，会一命呜呼。他的相对损失更大。所以我敢于接招，而他不敢。对他来说，虽然少挨一刀，仍然是不划算的。
我有时在想，如果美元真的崩溃，打击的不光是中国，还有全世
界。目前外汇储备最多的，是中国、日本、俄国、印度。中国是五年前才超过日本的。日本垂垂老矣，经济活力不足。印度经济还年幼，国内投资不足，基础设施薄弱。俄国经济结构短腿，调整多年也没效果，目前只有资源和军工优势。所以，同样比例的外汇损失，日本相当于老人损失了养老金，印度相当于孩子损失了学费，俄国相当于病人损失了医药费，中国相当于年轻小伙子损失了买房安家的储蓄款。虽然中国绝对损失最重，但日俄印的相对损失可能更重。这些国家，又是中国崛起的主要竞争者和制约者。总之，如果美元真的崩溃，我们的外汇储备亏掉一半，一是换来美国经济地位下降，二是换来一个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只是机会），三是换来日俄印的重创，这事划不划算？我觉得美国要舍得死，中国就舍得埋，谁怕谁。但是，美国世界霸主当得很滋润，他不舍得死啊，短期之内美元根本不可能崩溃。
　　　我强调哈：前面这段是没有论证的个人狂想，说说而已，不要拍砖！
　　　当前，除了汇率和贸易，西方围堵中国的另一个战场，是碳排放。宽泛一点，就是环境问题。这个问题本来不复杂，让西方一搅和，给弄复杂化了。目前，国内公众对环境的合理要求，专家对于环境的合理主张，与西方输入和贩卖的阴谋主张，掺和在一块儿了。中国目前遇到的环境问题，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遇到过的。就好像是一个人，现在得了病。有一群居心叵测的家伙，利用这个病来做文章。他们的论调有两个，A，以这个病为借口，彻底否定这个人。 B，开出一个天价药方，让这个人破产，因病返贫。
　　　我的想法是，我们要把握两件事：A，正确看待。是人都会得病。病的出现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存在即合理。既不能因为得了病，就全盘否定一个人。也不能因为要肯定这个人，就去否定病的客观存在。B，既要积极治病，又不能过度治疗。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承受能力和经济承受能力，以我为主，决定治疗方案。总之一句话：治病是为了更好地活着，而不是把人治死治残。下面来具体探讨一下。
（240）崛起随想 9
　　　有些同志，在国内时，整天指责中国人太浪费资源，出去到欧美考察学习一圈，气的吐血。欧美那才叫高耗能、狂浪费。美国那么多高速公路，上面没有几辆车，夜里通宵亮着大灯，千里如同白昼。英国的高层写字楼，虽然晚上楼里没有一个人，但整夜灯火通明。据说，这是降低社会犯罪率的有效措施。美国落选总统戈尔，帅哥一个，拍摄了一部电视片《不容忽视的真相》，宣传节能与环境保护。他还跑到世界各地去演讲，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片子我看过，拍得很好，体现了美国片的制作水准，建议兄弟们有兴趣看一下。然而，美国媒体披露说，戈尔先生自己的一套豪宅每年耗电 19 万度。
　　　反观被全世界围攻的中国，才叫节俭。国家发改委一个文件上宣布淘汰的钢铁产能，我把后面开列的名单加了一下，相当于一个中等工业国的钢铁产能。政府发文要求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有企业，夏天空调不低于 24 度（新加坡公共场合空调都是 18 度），冬天
空调不高于 18 度。我的单位还成立了节能小组，突击抽查，通报罚
钱。去年夏天，我还在国内，我的办公室遭突击检查。我怕热，平时都是把空调开到 18 度，本来是要必死无疑的。老天保佑，碰巧那天我的空调坏了，等着厂家来修，所以没开。检查组一进来，发现我的屋里热得像个锅炉房。结果，我被单位通报表扬。
　　　关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崛起过程中的环境破坏、生态灾难、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消耗能源等问题，网上都有，这些光辉业绩我就不再详细陈列了。兄弟们有兴趣或者写论文，建议可以研究以下典型事例：渡渡鸟和马斯塔尼亚袋狼等生物的灭绝。美国三角衬衫厂火灾事故、西弗吉尼亚煤矿事故（死三百多人那次）。美国小说《丛林》以及美国食品安全问题。美国黑风暴事件。伦敦黑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太晤士河和莱茵河污染治理。等等。
　　　上面都是负面的。也有些不是负面的，比如美国哥伦比亚河开发。我就不明白了，美国的河流整条整条都改造成了钢筋水泥下水道。那些反坝专家们，在美国享受着水电带来的现代化生活，却整天写文章痛批中国发展水电。请你们看看，中国人特别是西部农民，还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凭什么你们当年把地球搞得一塌糊涂，现在心安理得，中国修个电站，就被指责引发不可弥补的全球生态灾难？好在中国是独立自主啊！
　　　总之，中国目前遇到的问题，西方国家都遇到过，较之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比当年西方政府要积极、主动、认真、负责的多。当然，时代不同了，也应该如此。而且自己身上的病，当然应该关注和上心。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某些西方人，又突然高度推崇东方传统的低碳生活——“你们这个生活模式太好了，我们西方模式太差了，你们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很伟大，你们一定要继续坚持啊！”那么多的书都在嘲骂贬低东方，突然冒出一本推崇东方传统生活方式的书，好像羊群里跑出一头驴，令人措手不及。我不知道咱们中国人信没信，反正印度人看起来好像是信了。
　　　前面很多贴子，我反复提到，对于古代农业社会的乡村生活，绝不可以美化。许多人厚古薄今，都是一厢情愿、主观想像的。东方古代的乡村生活，有天人合一的积极一面，但主流是简单、贫穷、悲惨的。特别是清代中期以来，中国普通农民的生活，在西方人看来猪狗不如。西方不是有人推崇东方式的低碳社会吗？怎么没见他们真的去过这种生活呢？反而能耗越来越高。我们要有清醒认识。对于坚决怀念过去的人，可以请葛优提供《甲方乙方》“好梦一日游”业务，送他到边远山村去住一段时间。
　　　中国现代化刚上路，城市化不到一半，消费水平也不高，已经把世界原料和能源市场搅的天翻地覆。现在，中国人都想过上有房有车的好日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到位了，一辆新的长安面包，客货两用，只要 3 万块钱，普及并不困难。老外反复指出，全世界石油都不够中国人用的。中国人自己也说，全世界石油不够我们用的，我们不能再走西方老路。
　　　但是，新路怎么走呢？让西方继续走老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去另开新路，行不行？不行！因为新能源的价格，远远高于传统能
源。风力、潮汐、太阳能、生物柴油等，成本高于石油和煤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像中国这种后发国家，在某些方面更低碳、更绿化、更循环，当然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想整体地绕过西方模式，直接进入低碳经济结构，这是做梦。因为西方仍然我行我素，成本更低，你的低碳经济没有竞争力，三下五除二，在竞争中就被西方干掉了。这路是走不通的。
　　　当今地球，经济已成一体。要转向低碳社会，必须全人类共同转。但西方国家没有这个自觉性。美国人口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能源消耗却高于中国，反而每年指责中国耗能。西方整天口口声声人权至上，中国人的发展权何在？记得以前见过一个网友留言：“要么一块去死，要么一块去寻找新的生活方式。”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新兴国家唯一可行之法，就是大步沿着西方的老路前进，去争夺能源和原材料，把价格炒上天，使西方长期以来的高消费无为以继，被迫与新兴国家一道，共同寻找新的生活方式。
　　　陈毅有诗云：“你有原子弹，我有原子弹，大家都有弹，协议不放弹。”这诗文字浅白，但用意高深。坚决主张“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的陈毅，对武器的作用是看得很透的。你想“不放弹”，最有力的保障就是大家都有能力放弹。有与之同死的能力，才有与之同生的权力。能源问题也是如此。就现实条件而言，全世界确实无法共同过上西式的高消费生活，但是，全世界必须都具备了高消费能力和高消费权力，才有可能共同放弃这种模式。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对于世界能源、原材料的激烈争夺，一是发
展壮大了自己；二是为第三世界穷国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三是把价格买上去，使西方高消费社会逐步难以为继，使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成为可能。所以，中国崛起不是为害全球，而是造福人类，功莫大焉！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18各位兄弟：
接通知，明天起出差三天，特此请假！回来接着聊！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0
感谢“橙留”兄，将满腔悲愤化为无数个顶贴。请假三天，提前一天归来，开工！
（241）文明之间 1
　　　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前面九篇“随想”，主要聊了聊三个突出的问题：产业升级、货币汇率、低碳环保。下一个突出问题是，国际环境问题。
　　　世界纷繁复杂，各国都很现实。唯拳是视，唯钱是图。像中国这种体量的国家整体崛起，世界近现代史上没有前例，必然改变国际经济和政治的“气候”，不可预测性太强。所以我断言：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朋友。此事已经写几个贴，如“国际气候”贴、“副局长”贴，不再多说。国观内，有许多贴子都指责外交工作昏劣，如果兄弟们认可我关于“没有朋友”的基本判断，就会对国家外交另有评价—
—问题确实不少，但没有那么糟糕。
　　　但是，“没有朋友”不等于一定要孤身作战，就像没有老婆不等于一定要孤身睡觉一样。中国在任何一个时段、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上，总是不乏同路之人。大家因为自身利益一致，而选择站在一起。比如，世界大部分国家已废除死刑，在坚决反对废除死刑的阵营里，就有中国和日本、美国和古巴、朝鲜和韩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呵呵，很奇怪的豪华阵营啊。
　　　以前中国是政治大国、经济小国，所以相对超脱，可以经常站着说话不腰痛，呼吁各方克制，强调武力无助于任何问题的解决，人家不听，咱们就深表遗憾。此前三十年，世界外交界最“遗憾”的国家，非中国莫属。然而，今天，中国已经有了全球经济利益，文化影响也在跟进，对地球角角落落的事情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我们与美、欧、俄、日、东盟、印度、伊斯兰世界、拉丁美洲和黑非洲，都存在巨大共同利益，同时也都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以前那种以三个世界划分敌友，是不灵的；以前那种绝对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也是不灵的。试想，我们向某个国家借出那么多钱，投出那么多资，他搞个政变换个总统，就想抹嘴不认账了，那怎么行？
　　　世界有 180 个国家和地区，像游动的沙丁鱼群，纷纷扰扰，忽分忽合。中国公众的对外视野，至今仍然是一团混沌，没有与时俱进。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而巴勒斯坦人却质问中国为何不让他们的东突兄弟独立。我们同情黑非洲的贫苦人民，但黑人反华思潮正在不断酝酿之中。我们与东欧国家素无历史瓜葛，民间甚至颇有
好感，而波兰等国从来充当国际反华急先锋。（中美洲也有几个这种货色）。我们与日本一向不共戴天，而西方许多学者包括亨廷顿，却一直认为日本迟早会倒向中国而与美国为敌。中国有必要登高望远，以地理、历史、人文三个维度，对世界进行系统研究，总体把握，统筹兼顾，合纵连横，为国家崛起创造最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培养更理性、更务实、更符合实际的国民心态。
　　　这三个维度换句话来表达：地理维度即全球视野，历史维度即大历史视野，人文维度即四大文化区的视野。
　　　今天，即使在吉布提、赤道几内亚、莱索托之类的天边小国，都到处可见中国超市、中国餐厅、中国商人。我们需要对全球方方面面、根根底底更为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但是，这方面研究实在太缺乏。比如，要知道安哥拉的情况，网上勉强可以找到一些中文资料。但我想进一步了解该国每个省的地理、历史、民族、资源、气候以及主要城镇情况，中文资料就没有了。无奈，我的办法是先用谷歌翻译功能，把中文地名译成英文，然后用英文搜索。在维基百科等网站能找到这些资料。但我英文太差，再用谷歌译成机器中文，然后中英文对照，连猜加蒙，进行信息二次创造。
　　　反观日本，这方面工作就相当牛逼。我在新加坡，见过一本老地图集，收集的是日据时期日本人编绘的台湾地图。地图各种各样，异常精细详尽，比如一些城镇的市街规划、管网规划等等。如今国内许多市县对自己的研究，还赶不上当年日本鬼子对台湾下的功夫深呢。许多日本学者，对中国研究极为深入。比如我本人生在北方、长在北
方，但对北方仍有不了解之处。后来看到一篇日本学者关于“清代至民国时期河北平原村庄中的社会结构”的论文，很受启发，对中国传统伦理型社会有更深认识。
　　　没有研究和资料的支持，三个维度就难以形成。这几年，国内有些出版社出过介绍世界各国的书。比如《列国志》丛书、《中东国家通史》丛书，但资料太旧，照本宣科，面目可憎，实用性差。国家现在拥有那么多的外汇，应该拿出一点来，资助学者出国去搞这类研究。以后什么时候，国内公众能轻松查到秘鲁某个省的矿产分布及产业分析、伊拉克境内某一个少数教派的几百年详细历史、美国加州劳工政策与其他州之差异、尼泊尔西北部山区的民间音乐和舞蹈研究等等，那样，将更有利于我们形成胸怀天下的国民视野，更有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分析问题，更有利于我们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哪怕是小国的一寸之长。
（242）文明之间 2
　　　下面，我按照自己关于四个文化区的划分，聊聊我对四个文化区各国的大体看法。
　　　如果按社会发展程度来讲，可以分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中世纪及此前，四大文化区都处于传统社会之中。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加尔文等发动宗教改革，为西方现代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十七、十八世纪的英法资产阶段革命，使西方文化区率先进入了现代（近代）社会。在“一个打三个”的文明竞争中，中伊印文化区国家不同程度
地觉醒，也开始了走出传统社会的艰苦努力。总体而言，中国及周边国家，通过一个多世纪的社会改革，基本上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伊斯兰世界中，土耳其通过 1920 年代开始的世俗化革命，对宗教和社会生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
　　　印度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除土耳其），至今仍然没有走出传统社会。虽然通过殖民统治和独立以后的国际交流，这两大文化区的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些城市甚至成为 IT 产业高地，但总体而言，还处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半路上，任重而道远。伊朗的巴维列王朝，当年试图进行世俗化改革，但被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不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于对传统宗教（或伦理）的改革程度，在于人民的思想观念，在于社会结构和妇女地位，在于社会宽容程度、多元化程度和法治水平。比如，沙特是世界富国，人均 GDP 高居前列。但是，该国社会中，家族政治势力仍然占据主流，宗教教义仍然控制日常生活，妇女教育程度仍然不高，对多元化思想和多元化生活方式仍然缺乏宽容。所以，该国仍然不是一个现代社会国家。
　　　有兄弟到印度，回来发贴大讲那些贫民和贱民，麻木之极，不可理喻。其实，我们不要把印度视为异类，世界各国的传统社会，都差不多。如果我们回头去看看从清末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们比如胡适、吴稚晖等人对中国农民的描述：肮脏、懒惰、麻木、愚蠢、孱弱、浑浑噩噩、不求上进，和网贴中描述的印度贫民是一模一样！
　　　伊斯兰世界目前的许多问题，许多人归因于宗教，实际上，中世纪以前的基督教，表现更为顽固、更为极端。我认为伊斯兰国家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还处于传统社会这个发展阶段决定的。比如，受指责最多的，是宗教习俗对妇女的歧视。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东方三大文化区的传统社会中，妇女残害最重的是中国。伊斯兰国家至少还没有把全社会妇女的双脚都裹成骨折吧。不过，中国通过连续不断的社会革命，终于进入了现代社会。如果这样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是何等深刻、何等不易。
　　　印度和伊斯兰文化区，至今没有发生宗教改革。看到安贫乐道的印度贱民和贫民，有人感到不可理喻，还有人竟然赞颂这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因为手里有选票所以心情愉悦，社会矛盾自然得以化解。我靠，这种人脑袋让门挤了吧？这些贱民和贫民迟早会觉醒，就像晚清的中国农民一样。一代不醒，两代不醒，三代也会醒的。我认为，随着社会发展，伊印两个文化区的宗教改革是迟早的事情，这一关绕不过去。唯有经过深刻的社会革命，才能完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如果他们幸运，能以某种和平方式不流血地完成这场革命，当然是最好。
　　　黑非洲国家我已经探讨过，它们的社会发展阶段还处于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外。其紧迫任务是促进部落部族的融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外部国际环境和现代交流通讯技术，为他们提供了加快融合的条件。他们的部族融合，将跨越传统社会阶段，直接融合而成为现代社会。但这还需要几代人时间。六十年代，非洲独立之后，
出现过两个公开吃人肉的总统。最先进最发达的南非，现任的祖马总统，成天带着五个老婆到处跑。所以，我判断，在往后几十年，非洲的政治民主、权力制衡等问题还难以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在西方压力下搞一搞，也是流于形式。这是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少数精英有心无力。
　　　从社会发展阶段的角度来分析，不管西方媒体把“印度崛起”、 “龙象之争”炒得多凶，印度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不会构成对中国崛起的实质性竞争。中国的主要对手和主要阻力，就是西方。
西方世界也很复杂，我们具体探讨一下。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0外部国际环境和现代交流通讯技术，
交流应为“交通”
（243）文明之间 3
　　　以基督教为文化基础的西方文明，是五百年来世界的主导者。近现代文明成果，90%以上来自西方。近现代史上的国际间的战争，90%是西方国家之间打的。要是日本不挑事不掺和，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全都是西方人的内部矛盾。冷战的两大思想体系均源于西方，两大阵营的主角都是西方国家。
　　　西方世界，内部也很复杂。前面，我大体将其分为三个子文化区：以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新教文化区；以法国、意大
利、西班牙、巴西为代表的天主教文化区（拉丁文化区）；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正教文化区。新教文化区构成主流，天主教文化区和东正教文化区构成两翼。
　　　苏东剧变以后，西方文化区的绝大多数国家，除古巴之外，都实行了西方社会管理模式，即“一人一票、政党轮替、市场经济”的模式。但在实际操作中，情况大不一样。新教文化区是制度发源地，情况当然不错。
　　　东正教文化区具有权威主义传统，从沙皇到苏联，一直采用一元无制衡的模式。苏联解体以后，“一人一票”之权，没有能帮助俄罗斯人保护人民利益不受新权贵剥夺。叶利钦时代，休克疗法使俄罗斯陷入了多元无制衡的转型期，也是俄罗斯国力最为孱弱的时期。普京上台以后，俄国权力逐步重新集中，从明年普梅互换的安排来看，普京个人地位相当稳固。在多元制衡制度外衣之下，一元无制衡格局已成定局。
　　　天主教文化区国家，以拉丁国家为主。源于南欧地中海的拉丁文化，文化气质是个人至上、自由散漫、蔑视权威、不守法纪、热情奔放、不爱劳动。这种文化非常适合培养艺术天才，如达芬奇、毕加索。但这种文化使社会懒散，二战中意大利军队和德国军队，装备差不多，但战场表现判若云泥，与人的因素有关。今年欧债危机当中，“欧猪五国”除希腊为东正教国家之外，其它四头猪——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都是天主教国家，也与人的因素有关。
这种文化气质也影响到政治制度的实施效果。南欧国家由于历史
悠久、长期磨合，制度实施效果尚好。拉丁美洲国家就不行了。社会一盘散沙，政府力量极弱。政府对社会管理能力不足，自身贪腐却极为严重。一人一票制度，公众可以决定下次让谁来贪，却不能制衡其不贪。贫民窟广布，黑社会横行。社会实际上成为一种“多元无制衡”状态。亚洲因西班牙殖民而形成的天主教国家是菲律宾。大家注意到没有，菲律宾的政治表现，跟拉丁美洲国家非常的相像。
　　　综上所述，西方文化区内部，都是现代社会。但除美英等新教国家多元制衡格局，东正教文化区的主流是一元无制衡，政府太强；天主教文化区的主流是多元无制衡，政府太弱。
　　　我的判断是，拉丁美洲国家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再加上拉丁美洲地广人稀、地大物博，人们没有多大生存压力，在可以预见的历史时期内，指望拉美社会出现大的改变，是不可能的。拉美国家，包括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大国，对中国崛起不会构成实质性竞争和威胁。
　　　不过，拉丁国家倒是对美国的影响不小。因为拉丁人口增长巨快，而且拉丁人民热爱伟大的美利坚，巨喜欢移民，所以在美国的拉丁人口比重越来越高。在加州、德州、新墨西哥州都突破了 40%，逼近过半。现在全美国拉丁裔占 15%左右，再加上黑人占 12%左右，已经改变了许多地区的社会结构。下一个贴我会分析这个问题，亚非拉兄弟打入敌人内部，发展壮大自己，也许会在无意之中帮助中国实现崛起呢。
东正教文化区要厉害的多。特别是俄罗斯这个核心国家，值得中
国深入研究。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俄国与我们共同语言最多，经济互补性最强，冲突相对较少，如果能和俄国处好了，它会是一大助力。
　　　我对俄国的思考很多。许多人指出，中国现在腐坏横行权力无制衡，是因为没有引进西方模式；是因为中产阶级没有形成；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不够；是因为人民文化素质不高……等等。请看俄罗斯：它全盘引入西方体制，有一人一票制度框架；它拥有现代社会结构，完成了城市化，实现了工业化，拥有优势主体民族，实现了政教分离；它的教育水平居世界前列；它与西方同属基督教的大圈子。他还缺什么条件呢？为什么仍然腐败横行，连铁腕普京都束手无策？
　　　我前贴提到过一元制衡的设想，回贴拍砖者很多。其实，许多回贴所指出的“路径”，我在提出“一元制衡”设想之前，已经反复研究过了。对于一种方案，我的思维方式是三步。第一步，考虑该不该这样办。若该，第二步再考虑客观条件，能不能这样办。若能，第三步再考虑，这样办的代价是什么，中国人能不能承受。在排除了不该办的，又排除了该办但根本不能办到的，又排除了该办能办但代价过高不可承受的，最后我设想——也许，在一元体制之下，在人民素质普遍提高的信息化社会中，通过社会结构再造、权力边界再造，能够实现权力制衡。
　　　比如有个兄弟主张：司法独立。其实咱们说的并不矛盾。好比，我在探讨怎样才能找到饭的问题。而你批评说，这太复杂了，最重要的是——去吃饭。我赞成你的观点，但关键是怎样才能吃到？在中国，司法独立在制度层面上从来都不是问题，从来都是这么规定的，但就
是落实不好。你提出司法独立，怎么才能办到？答：靠司法改革。那么，司法改革的内容是什么？再答：是司法独立。这么转着圈说，就变成“何不食肉糜”的命题了。在现行体制下，让司法完全独立于一元之外，是不现实的。而且，司法权力也同样需要制约，“我爸是李刚”即一例。若解决不了权力制约问题，司法独立只会变成二元无制衡，更糟。我考虑，较为可行之法，仍是寻求一元之内的制衡之道。信息社会乃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请注意，我是说“可能”，成为现实，还需大量艰苦的努力。我觉得，一元制衡最可能首先在司法领域取得进展。社会公众对孙志刚、“躲猫猫”等事件的监督和推进即为实例。但，这些偶然事件还缺乏制度保障。应通过制度创新，迫使司法程序彻底公开。目前从技术角度来说，已经完全具备条件，而且成本极低。
　　　扯远了，回到俄罗斯。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叶利钦全盘引进西方体制，这符不符合有些兄弟提的“打破一元”主张？俄罗斯打破一元之后，司法独立否？权力制衡否？你说它该再怎么办？我在前面有个贴子说过“汽车理论”、“118 理论”。我把俄罗斯和中国都列为建立制衡机制的“零件”缺项最少的国家。在信息化社会条件下，俄罗斯的权力制衡走到中国前头，也未可知。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1
（244）文明之间 4
　　　中国大学的公关专业是一门新学科，九十年代才引进的，当时争议还颇大。同时，中国每年都派干部到海外搞公关培训。学习国外经
验是应该的，但把公关当成舶来品就可笑了。苏秦张仪的纵横之术，太远就不提了。就近代来说，从理论到实践，中国才是政治公关的祖师爷。毛选第一句就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公关之精髓，就是认清敌友，撇清利弊，团结一切可团结之力量，共同对付敌人和解决问题。这方面中国有整套理论，统战理论即高层公关，群众路线即基层公关。可惜某些人当官太久了，只知享福，把传家宝忘光，跑到海外学点末技回国到处兜售，还标榜这是解放思想。如此下去，堪忧啊。
　　　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全球公关的发展阶段。利益所在，不公关不行。民间出于爱国关切，有许多批评和议论。我认为，对美、欧、日、俄、印、伊、非、东盟等世界主要力量板块，国家高层和外交界、国防界早有公识和大致规划，从外交反应可见端倪。就是：稳住美国，团结俄国，镇慑周边国家，拉拢其余国家。虽然一些具体操作值得商榷，目前外交大方向没有问题。
　　　比如，今年南海之争。这个问题上，就国家心态而言，中国比较淡定，越菲比较着急。因为，只要问题没有尘埃落定，各方就一直存在对峙张力。中国发展太猛，照此下去，再过十年，中国在亚洲可能无人能制约了。这对那些存在领土争议和历史恩怨的小国来讲，心理压力极大。你把自己当成一个越南人来体会体会。今年的事端，问题并不复杂。中国没有什么出格动作，挑事者就是越南和菲律宾。其所恃的，是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而在关岛增防，意在重返亚洲。对越南、菲律宾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们希望把南海问题国
际化，最好是争取趁老美还有足够力量，能主持局面，给个说法。客观地说，南海问题将来的解决，必然是各方都作出让步。百分
之百按我们的主张办，也不现实。我们把界线推到他们海岸边了，要按这个划法，马来西亚人在海边散散步算是边境巡逻，下海游游泳还得办个签证。长远来看，各方都要表现出灵活性，才可能解决问题。但是问题越往后拖下去，对小国们越不利，他们可打的牌越来越少，就必须做出更大让步才行。
　　　双方民众表现很有趣。越南人利用周未时间，坚持几个月抗议，中国人该干嘛干嘛，只在网上有些口水和板砖。有些人批评中国公众表现麻木，这纯属胡乱批评。双方公众的表现，不是因为谁有理谁没理，也不是因为谁爱国谁不爱，根本原因是实力对比的问题。你把一只老虎和一条狗放进一个笼子里，狗的情绪反应肯定会更激烈一些，它实力有问题。
　　　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今后这段时间的体制改革、社会发展、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成败。所以，任何其它的问题，就必须服从于这个大局。就目前而言，对周边小国，应以经济上吸收、军事上震慑为主。若发生了军事冲突，是国际反华势力最最希望看到的。我们不能怒而兴师，中人圈套。一旦开打，不管战场结果如何，在大势上都是失败的。越南、菲律宾就在中国旁边，跑不了的。中国根据形势，以后若自身确有这个需要，再打他不迟。
　　　中俄相互让步，平分黑瞎子岛，彻底解决领土问题，表明双方都认清了形势。再加上建立上合组织，中俄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这对西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印度和伊斯兰文化区，不会对中国崛起构成实质性竞争，因此，他们是中国极力拉拢、借力的对象，也是西方极力拉拢、挑拨的对象。以目前中国国力，西方国家一般不会直接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但通过其它国家，搞“代理人战争”来遏制中国崛起，是完全有可能的。
　　　印度大陆从来是一盘散沙，小国林立。英国殖民时期以武力统一了印度，并把印度教文化区做为一个整体，留给了独立以后的印度，这也算是殖民者赠予的丰厚遗产。所以，东方三大文化区当中，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最激烈、最直接，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最实质、最深刻，而印度目前与西方冲突最小，感情最暖昧。西方很乐意拿阿三当枪使，来对付中国和伊斯兰。西方嘴里整天宣扬印度崛起，眼睛却盯着中国。阿三这个家伙确实让人比较无语，西方一教唆，跳得比猴都高。也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故意装傻以捞取西方的好处。
　　　本贴分析过，印度虽然有许多现代成份，但整体上仍然处在传统社会。作为传统之中的宗教，印度教不比伊斯兰教更开明。伊斯兰教宣扬社会平等，人人都是兄弟姐妹，而印度教还要划定种姓和贱民。历史上住在巴基斯坦等地的印度教徒，后来大量皈依伊斯兰教，这是原因之一。社会在向前发展，而且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印度迟早会发生宗教革命。若能和平改革当然最好，但不能排除发生动荡和分裂的可能。西方砖家们反复强调，印度发展虽慢，但它拥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能为万世开太平，所以中国可能发生动荡而印度绝对不会。这是扯蛋。我们还年轻，大家可以走着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2
（245）文明之间 5
　　　在印度问题上，我们几代领导人坚持了正确做法。就是：尽量团结，搁置争议。实在不过去了，就快打快回，让他清醒清醒就行，不把自己陷进去。
　　　有人认为，六十年代不应该弃地后撤，应该据地移民。其实，从战术上讲那块地根本守不住。后勤线太长，靠耗牛马队，靠羊肠山道，翻越喜马拉雅山送军需，而且冬天还封路不通，这种仗没法坚持长期打下去。不仅当时守不住，搁到今天也守不住。藏南问题如果想用武力解决的话，不能战术性地局部解决，必须整体解决——即对印发动全面打击，迫使其签定停战协定，认输放弃藏南。
　　　但是，中国不能这样做，条件还不具备，条件具备了也不能做。正如前贴所述，任何其他问题都必须服从于中国崛起的战略大局。试想，如果你是个美国人、日本人或者欧洲人，当你得知，中国与印度打起来了，或者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打起来了，是不是会非常高兴？我们不能让他们高兴。我们面对的敌人，有小的有大的，有远的有近的，有明的有暗的，如果一个一个地去解决，非常麻烦。我们不能落进圈套，为吃一子而失大势。其实，今天的形势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一百年来，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利过。我们完全有能力有机会，给小的大的远的近的明的暗的敌人来一个整体性的致命打击。这个打击就是——避免陷入矛盾和战争，以 8%左右速度继续高速发展 15 年到 20 年！
　　　前贴讲过，印度其实不构成对中国的实质性竞争。西方也很清楚，印度也不构成对西方的实质性竞争。对西方而言，苏联和中国是很难搞垮的，而印度很容易搞垮。印度的种族、民族、宗教、教派、阶层、种姓等矛盾交织在一起。许多地区至今还有毛派武装、分裂势力在活动，今天伏击个政府车队，明天端掉一个警察局。中国出一点小事，西方媒体炒翻天，一大堆政要腆着脸出来严厉谴责。印度成天出事，事情比中国还要严重的多，西方国家只当没看见。有人说，这是因为印度是民主国家，所以西方国家偏护它。胡扯。原因是为了用它制衡中国，利益使然。哪天要是利益发生冲突，傻逼才会顾及共同的民主制度呢。今天的印度社会，实际上一直处于半垮状态，没分裂是他命好。他要感谢中国这堵挡风的墙，如果它处在中国的位置上，早被西方大卸八块了。
　　　在印度问题上，中国具备战略眼光，姿态也要高得多。印度一直庇护达赖集团。试想，作为邦交国家，印度五十年如一日地庇护中国分裂势力，让“流亡政府”设在境内，还公开活动。这太不正常了。要说分裂势力，印度境内的分裂势力比中国多得多。比如，东部的阿萨姆邦分裂势力、比哈尔邦毛派武装等。虽然国外也有人指责中国暗中支持这些势力，但从现在披露出来的情况来看，中国确实没有对这些势力提供支持。
　　　这种高姿态，不是因为中国软弱，而是没有必要。其一，在中印较力中，中国力量强得多，支持巴基斯坦一下，就满够印度喝一壶了。不需要再去花钱拉拢这些势力。这些势力的行为也不规范，喜欢搞恐
怖活动，上不了台面。其二，把印度搞垮不符合中国利益。中国和印度都是后发国家、大文化中心国、人口大国，因此共同语言不少，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中国都需要印度支持。四大文化区中，一战以后奥斯曼帝国崩溃，伊斯兰地区已经群龙无首，如果印度再垮成十几个国家，对中国也不利。总之，对印度，震摄是手段，拉拢是目的，领土争议暂时只能搁置一下，日后再说。
（246）文明之间 6
　　　从联合早报，昨天李光耀新书《双语之路》面世。他在书中解释了为什么当年不能以华文作为工作语、为什么不能容纳华文教学的南洋大学。他也承认，自己在华文教育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如果我活得更久，我一定会把它给改过来。”其实，老李关于“犯过错误”的认识，还是出于一贯的实用主义，因为中国强大了而已。作为移民为主、高度外向的小国，新加坡使用英语，也许算是一个实用主义有利之选。新加坡社会发展部官员庄日昆的评价很实在：“双语政策正确还是错误，日后历史自有评断。但如果他当时不这样做，我们的国家肯定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
　　　但印度以英语为教学工作语言，就不能用一句实用主义可以说清楚了。由于种族民族复杂，印度最大民族印第人（印度斯坦人）不到一半。如果推行印第语，势必引起其它民族的反弹，对国家的统一很不利。以印地语、英语并列官方语言，而实际通用英语，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欧洲人如果学习外语，除英法之外，主要是汉语、西班牙
语、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印地语没有几个外国人学习。印度曾向联合国提出，印地语是除汉语之外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应列入联合国工作语言。但联合国反应冷淡，你还是自己先把它当做工作语言再说吧。像印度这种世界级的、原发性的、大文明的核心国家，以英语为通用语言，会造成哪些正面和反面的影响？这个问题恐怕不能只看几十年，要看几百年才行。这个问题，我没想清楚，所以不做结论。对于伊斯兰世界，国观网友的看法分歧较大。这种贴子也很容易
引发争议和歪楼。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我的一个观点：除土耳其（和几个前苏联地区国家）之外，广大伊斯兰国家没有经过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社会主体仍然处于传统社会，宗教也处于传统状态。这是一个基本前提，按照这个前提，理解再去看待伊斯兰世界，也许会更客观平和一些。
　　　由于地缘原因，对于西方人来说，伊斯兰文明处于近东和中东，而中国和印度处于远东。伊斯兰文明是西方文明的近邻，双方已经乒乒乓乓你来我往的打了一千多年。西方历史上的十字军，经常是大败而归，甚至是大败无归，只是在近代才占据了绝对上风。目前，伊斯兰国家仍然是东西方冲突的最前线。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去描述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边界上的冲突。
　　　如果说，印度是西方赖以制衡中国的一大力量，伊斯兰世界就是中国赖以制衡西方的一大力量。我前面提到过，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并没有用对付苏联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原因，一是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强大和霸道，而且主动改革开放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
体系；二是接纳中国对西方有经济利益；三是西方当时没有估计到中国后来的发展速度。到了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中国发展的??头越来越明朗了。美国开始意识到中国不同于印度，开始采取措施进行制衡。那五年里，相继发生了台海危机、南联盟炸馆等事件。小布什一上来，直接批评克林顿对华不够硬，把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第一年就是南海撞机事件。从当时局势来看，美国矛头已经明确转向了中国，新冷战呼之欲出。在危急关头，本拉登见义勇为，挺身一记重拳，把老美的注意力全给吸引过去了，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打了两场反恐战争，给了中国十年黄金发展期。
　　　有人说，法国德国数百年恩怨，如今都消解了。现在西方在拉拢伊斯兰国家，而且阿富汗、伊拉克、埃及和利比亚都发生了政局洗牌，亲西方势力上台，西方会不会同伊斯兰结盟呢？很难。伊斯兰世界一盘散沙，许多国家亲西方。但是，从长远来看，西方文化区与伊斯兰文化区的对抗很难消解。历史中的千年恩怨，还可以化解，但现实中的以色列问题，简直是无解。英美对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是两大文化区关系的一个死结。我认为，如果美国人预料到今天这个局面，当年是不会支持犹太人复国的。当年的西方，自以为主导着世界的命运，太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太低估了伊斯兰世界的力量，太轻视甚至太无视了阿拉伯民族的感受。
　　　中国政府长期坚定地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有人批评这个立场过于僵化和意识形态化。我个人虽然很佩服犹太民族的能力和智慧，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我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个立场，首先是一
个绝对正义的立场，其次又是一个符合中国战略利益的立场。为什么说这个立场是正义的？又如何看待阿拉伯人在反犹反西方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极端和非理性？这个问题没有发生在中国人身上，所以我们不容易理解，我举个例子你就很容易理解了。
　　　例如，土耳其与中国的关系。土耳其前总统公开宣称：“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区从亚德里亚海直到中国长城。”西方杂志也大肆宣扬，我记得看过一则美国漫画：一条龙把手伸到长城之外，抓住了新疆。土耳其人的祖宗，就是古代游牧民族突厥人。突厥人曾让我们的祖宗吃了不少苦头，特别是南北朝时期没少办坏事。直到唐朝，中国终于发威，太宗时灭东突厥，高宗时灭西突厥，突厥余部西迁到中亚地区，后来有一支迁到土耳其，建立了塞尔柱王朝和后来的奥斯曼王朝。所以，从新疆到土耳其一带有许多突厥语系民族分布，被国际上称为突厥走廊。仅管有这个历史渊源，我想，土耳其如果以此为理由想染指中国利益，每个中国人肯定火冒三丈。一个四川哥们就对该总统的言论大为愤慨：“这个胎神，开的锤子黄腔哦！龟儿子，方脑壳，瓜娃子，格老子，鸡儿你个先人哦！你个铲铲！！”
　　　突厥人迁出东亚，比犹太人迁出巴勒斯坦还晚 500 年以上。如果犹太人有理由回迁，那土耳其人是不是也可以跑回来复国呢？大家试想，如果真有一帮突厥后裔从中亚、西亚跑回来，趁着中国内乱之时，在晋北、陕北、内蒙割占一块地成立个国家。我们去攻打他，可他有超级大国支持，武装先进，我们每次都损兵折将大败而归，为世界人民所笑。在超级大国帮助下，他还加入了联合国，他还暗地里拥有了
核武器，而我们搞核武器没搞一半，核设施就被他用先进战斗机给摧毁了，我们完全拿他没折。我想，如果真的到了这一步，凡是有点脾气的中国人肯定会气疯。不管他是军是民都是侵略者，老子就要隔三差五给他安个炸弹，让侵略者过不上安稳日子。
　　　说这几句话，不是要支持恐怖主义，更不是说袭击平民滥杀无辜有理。中国一直也受恐怖主义之害，是最坚决的反恐国家。我的意思是：一，目前恐怖主义为害世界，西方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二，从这个例子，兄弟们就不难理解，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好不到哪里去，因为这个死结一时很难解开。
　　　对伊斯兰国家，目前网友中偏激的看法很多。这些看法，一方面来自西方媒体和受西方影响中国传媒，一方面来自具体事件。比如 1998 年印尼反华浪潮对中国人刺激很大，近年来新疆分裂分子的暴行激怒了全国人民，许多人都很怀念王震将军。对反分裂问题上，我本人是一个鹰派。但是，我认为中国在处理中伊关系上，必须比处理中印关系更加慎重。
　　　综合来说，四大文化区当中，较之西方和印度，伊斯兰文化区是和中国共同利益最大、相互冲突最少的一个文化区。虽然伊斯兰国家有某些人出于利益、宗教等原因，暗地或者民间给疆独分子提供支持，但伊斯兰国家全都承认中国在台湾、西藏和新疆的核心利益，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公开支持疆独。我们应该全盘考虑，对具体问题，就事论事见招拆招，对分裂分子，露头就打，打就要往死里打，绝不手软，同时，切忌上纲上线，不能把问题扩大化，不能打击一大片。西方媒
体拼命炒作这些问题，来挑唆中伊关系，目的昭然。中伊为这些具体问题搞对立，得不偿失，毫无必要。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2从联合早报应为读联合早报
印第应为印地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3
　　　对于伊、印两个文化区“仍处在传统社会”这个判断，有必要多说几句。回贴中，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但反对这个判断的兄弟倒不多。主要原因，可能是绝大部分人对于伊、印社会了解不多。其实我的了解也不深入，少量观察，主要通过新闻和资料，这个判断有很强的主观性。反正本贴又不是学术论文。如果哪个朋友是研究伊印社会的，希望听听你的高见。
　　　近代以前的欧洲、建国以前的中国以及目前的伊、印国家，都属于传统社会形态。前贴说过，西、伊、印的传统社会是宗教型社会，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伦理型社会。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必须通过文化改革（宗教改革或者伦理改革），对旧有的思想观念、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生活习俗进行一次扬弃。
　　　宗教在人的观念中的作用，最值得注意。在宗教主导的传统社会中，一个基本特征是宗教主导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宗教观念高于国家、民族和法律。当 A 国与B 国家发生战争时，若 A 国中某些少数族群的宗教信仰与 B 国的主流宗教信仰相同，则这些少数族群极有可能
倾向B 国。比如新加坡与印尼、马来西亚若发生冲突，政府对马来族新加坡人的立场就感到比较头痛。这就是传统社会当中宗教高于国家的典型特征。在已经进行过宗教改革的西方基督教国家中，这种倾向就不太明显。
　　　其实，伦理主导的传统社会也有这个问题。因为伦理纲常是社会之基，所以对伦理的强调往往高于法律，甚至高于国家。子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即，若老爸犯法，儿子应为之隐瞒，反之亦然。由家及国，推而广之，就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京戏《四郎探母》中，辽国公主被塑造成正面人物，她帮助丈夫窃令箭出关，把夫妻情份放在了国家利益之上，这也是传统伦理社会的必然价值取向。因为公主既嫁，就是杨家的人，而不再是萧太后家的人。三纲中有“夫为妻纲”，没有“母为女纲”。所以公主最关心的，不是杨四郎返宋会不会损害辽国利益，而是返宋后还回不回来。杨四郎跪地发誓：“我若探母不回转，黄沙盖脸尸骨不全。”在夫妻关系得到有力保障之后，“夫为妻纲”就继续发挥作用——“驸马后宫巧改扮，盗来令箭你好出关。”呵呵。直到今天，中国到处仍然是“人情大于法”，也算是伦理型传统社会的遗存吧。
　　　东方三大文明，中国在最东，最后一个遭到西方入侵。虽然中国文化的自觉很漫长很痛苦，前贴中曾讲过这个过程，但是相比而言，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要快于伊斯兰地区和印度。从鸦片战争到今天，历 170 年。其间，为打破传统的伦理社会观念和结构，与现代社会实现兼容，中国进行了多次自我文化反思和变革。我认为重要的有四次：
一，五四运动。全面引入西方文化，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二，马克思主义的引进。解放后的社会改革和文化改革。“剔其糟粕，取其精华”。三，文化大革命中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大破四旧”。四，改革开放后，对西方文化的二次引进，以及中国文化的全面反思。现在回头看，每次变革都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变革远远得不偿失，酿成浩劫，比如文革。但是，通过这些自我变革和洗礼，中国一步步走出传统社会，形成现代社会观念和结构。这体现出中国文化的韧性和适应性。如果与西方宗教改革史相对比，其实中国文化的适应性和可变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西方。假如西方在顽固的中世纪遇到了先进文明的入侵，它要转弯不见得像中国转这么快。
既然讲到这里，有必要对义和团再说几句。
　　　在讲中国文化演进时，有个贴子专门分析过义和团，当时我写道： “义和团从本质上讲，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所产生的、本能的、带有某种正义性的、同时又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特征的一次反作用力过程。”当时，受限于许多问题都还没有谈到，所以我对义和团只评价了一半。今天我们已有条件评价另一半了。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非洲、东南亚被瓜分殆尽。由于英国通过战争打败列强，得以独吞印度次大陆，只在沿海给法国、葡萄牙留了几块落脚的港口殖民地。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没有被西方直接瓜分掉？我认为主要原因，得益于义和团以命相拼的不屈抵抗。
有人可能拍砖说，楼主要搞清楚啊，当年是义和团违反国际法，
围攻使馆区，才引来了八国联军。不错，从具体事件上来讲，是这样的。但是，此前没有义和团，英法一样打进北京，俄国一样侵入东北，日本一样发动海战。此后没有义和团，日本一样发动 918 事变，进而要全面灭亡中国。虽然从具体事件上看，八国联军是义和团的不理智行为引来的，但从历史大势来讲，义和团是被八国联军逼出来的。当时，西方列强瓜分世界都发狂了。即使义和团不暴发，列强也会以另一种借口来瓜分中国。十几年后庞大的奥斯曼帝国惨遭瓜分，就是明证。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是把中国变成殖民地，还是继续保留清帝国？扩大殖民地，当然是好事。我分析，列强有以下几个考虑，一，中国人满为患，没有直接移民的价值。二，中国积贫积弱，保留下来也不会对西方构成威胁。（如果预料到今天，列强当年不顾血本也要把中国大卸八块。）三，列强对如何分脏各怀鬼胎，若分脏不均可能引发战争。四，直接统治中国的难度太大。义和团给西方留下了深刻印象，光着膀子，念着咒语，就敢迎着枪口冲。要统治四亿这种愚昧之极、疯狂之极的野蛮人，实在太麻烦。看阿三多么温顺，用几千英军就可以统治上亿人几百年时间。在中国进行经济殖民的收益，可能还不够支付统治成本。这种经济殖民完全可以通过控制中国政府来实现，这是最经济的选择。这样，躲在西安苟延残喘的清廷得以保留。
　　　可以想像，如果中国成为殖民地，肯定不会像印度那样得到一份丰厚的殖民遗产，命运一定跟奥斯曼帝国差不多。从当时形势来看，新疆、蒙古、东北北部沦为俄国殖民地，东北南部和福建沦为日本殖
民地，长江流域和西藏沦为英国殖民地，山东沦为德国殖民地，两广 和云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今天就不会再有统一的中国。如果幸运的话，汉族地区在独立以后能够统一建国，国土也仅有四百万平方公里左右。同时，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包括一战和二战，都会在远东各殖民地 之间打响，中国人将成为列强炮灰。
　　　一些中国的知识精英，洋墨水喝了很多，文明了、进步了、民主 了，在海外大量地阅读英文档案（当然这些文献基本是真实的），自 以为把历史看得透彻，就大肆嘲讽同胞都被洗脑，大肆嘲讽和辱骂自 己的祖宗，觉得这群愚昧可笑的疯人就该被文明国家的正义之师屠杀。不错，义和团头脑愚昧，举动野蛮，他们曾屠杀过宗教界的慈善人士， 屠杀过大量信教的中国妇孺，这些罪行不容回避。但这是当时历史和 文化的局限性所致。
　　　正是无数主观上蒙昧的“拳匪”，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客观上使中国避免了四分五裂的国运。从清末民国时期的“拳乱”，到建国以后伟大爱国主义运动，再到某些专家学者们口中的“愚民暴民”，再到一个文明的生存本能，歇斯底里的疯狂挣扎，走投无路的绝对反击。——这就是我对义和团的再认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3绝对反击
——————
应为绝地反击
同贴编号错误：（246）文明之间 6
应为：（247）文明之间 7谢谢指正。
（248）文明之间 8
　　　“文明之间”已写了七篇，不知兄弟们注意到没有，我还没有提到欧洲呢。欧洲正在推进一体化进程，现在一体化进程在经济上遇到了不小的麻烦，但出现逆转的可能性不大。各国意识到一体化的风险以后，进程会有所减慢。
　　　有人为欧洲一体化猛唱赞歌，称其代表了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我的看法是，应该充分肯定，但也不必赞扬过度。欧洲一体化是一种生存策略。英、法、西、德等都曾经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军事强国。但是二十世纪以来，美国、苏联、日本、中国相继超越欧洲列强。从发展趋势看，印度、俄国、巴西经济总量超过英法只是时间问题。欧盟如果整体作为一个国家，现在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如果不联合起来，二十年后欧洲国家在世界上就没有多少发言权了。
　　　对欧洲一体化，我说“应该充分肯定”，是指各国的意愿和能力都比较赞。连法德这样的老冤家都走到一起了，这是社会发展水平的体现。世界其他地区，比如阿拉伯、黑非洲等，也想搞一体化，但短期内很难办到，相互之间不打起来就不错了。同时，我说“不必赞扬过度”，是指没有必要拿欧洲反观中国，又自虐一番。法国、意大利
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别，比广东和山东的差别小多了。我们两千年前就成功地一体化了，他们现在才起步。被某些学者盛赞的超越国家观念的“欧洲人”整体观念，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区的“天下”观念。中国自古有之，没有必要自惭形秽。
　　　下面，再给兄弟们介绍我的一个理论：山路车队理论。呵呵，我的歪理论挺多的。这是我看待大国之间的发展和超越的观点。可能许多朋友会不同意，但我个人是这样认为。我认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竞争，好像是山路上行进的一个车队。如果按照人口体量和经济体量来说，最大的三辆车应该是美国、中国和印度。由于欧洲真正形成一个国家尚需时日，我仍然把它看成几辆中型车，而不是一辆大车。
　　　在这场竞赛中，小车中车都比较容易相互超越。因为路足够宽，车体量小，大家可以轻易错车，所以想超车或者被超都很容易。而大车之间，想相互超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两车体量加起来，远远超过了路的宽度。在正常情况下，几乎不可能超车。前面的大车如果出了问题，熄火趴窝了，后面的小车可能会从旁边缝里超过去，而大车完全没办法，最大的可能是，被挡在后面也不能前进。
　　　我不担心中国发展慢了会被印度超越。只要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还在，就会把印度堵在后面。有人说，如果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印度制造业就会抢占份额。这个可能，但这个情况是印度车跟着中国车向前开，而不是超车。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社会进步和产业升级的结果。如果中国升级失败，又有庞大的劳动力供给摆在那里，劳动力价格会跌下来，印度还是没有机会。当然，经济问题很复杂，
具体行业具体内容千差万别，个例反例很多。但从大角度来看，我认为，在车队秩序已经排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慢些，印度也没机会超越。同理，在正常情况下，中国想要整体超越美国，也很难——即使美国车开得很慢。注意，我的意思是，我们在经济总量上可以超越，因为人多，但是在产业层次上实现质的超越，很难。
　　　只有一种情况，容易实现大车之间的超越。就是前车出现大问题，不是熄火趴在路上了，而是翻到沟里去了，把路让出来。比如，像苏联那样的国家大解体、经济大崩溃。又比如，某国陷入大规模战争，生产力直接破坏。以美国现行这个体制，其特点一是鼓励创造，能不断开辟“新院子”，二是随时释放社会矛盾，每天吵吵闹闹，但大局面长期保持稳定。而中国目前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衡，建立多元制衡的阻力很大，建立一元制衡只是设想。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翻车的概率比中国还小，指望它躺到阴沟里去，近期还不可能。
　　　所以，在我个人心目中，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2050）中国崛起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实现权力制衡。像我设想的那种一元制衡，或者像有些兄弟提出的多元制衡，都行。但不管怎么说，权力必须制衡，中国才能跳出治乱循环，避免翻到沟里去。这是前提。二是谋求中美共治的 G2 格局。即，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综合国力咬紧美国，双方互有长短，一大一强，形成共同主导世界的新秩序。G2 要取得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实质性承认，不能像现在这样就是一顶高帽而已。
　　　那么，中国没机会整体超越美国吗？我觉得机会总会有的，但只有等。到本世纪中叶，世界会出现许多我们预想不到的变化。也许，
注意我是说也许，到那时，印度的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基本完成（也可能陷入分裂）。欧洲一体化应该已经完成。阿拉伯、突厥、拉美等文化区可能形成实质性联邦。俄罗斯、巴西、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家，由于人口和国土的因素，分量会大大提高。其中印尼人口可能逼近 5 亿。美国讲西班牙语的拉丁裔、黑人和亚裔人口可能达到 50%，法国、德国的伊斯兰人口可能达到 25%—30%左右。总之一句话：未来不可知太多，危险和机会并存，我们紧要的是把自己的事办好，先为不可胜，以待老美可胜之机。
（249）甲子轮回 1
　　　李白是个大名人。每次出席社会活动，一介绍，别人的嘴都变成 O 型：“噢，您就是李白啊！久仰久仰！”有一天，李白漫游江南。席间，湖州领导问他：“您是？”李白傲然答道：“我就是：李白！”说完，就等着收获一堆景仰了。没想到那斯一脸茫然状：“李白——是谁啊？”我靠！吐血啊，快拿纸笔来！——“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需问？金粟如来是后身！”写完，投笔而去，今天太他妈的伤自尊了。这首气乎乎的诗后来收入了李太白全集，名曰：《答湖州司马伽叶问白是何人》。
　　　人如此，国亦然。能像李白那样，自信地告诉别人“我是谁”，这是一种幸福的境界。近代以来，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区的各国，在不断被打的同时都在扪心自问：我是谁？从晚清开始，我们就梦寐以求“振兴中华”。这是一个动宾短语，动词“振兴”的对象
是“中华”。什么是中华？如果我们不知道中华实质为何物，那么，我们在选择发展手段时，就可能取舍失当。终于有一天我们实现了振兴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中华。那么，这个振兴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中国人只有清醒地知道“我是谁”，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有所不弃，在最顺利的时候仍有所不取。
　　　比如，我们对鸦片战争的认识，就在不断深入。百年国耻始于此役，中国为何惨败？A，传统“奸臣”论。认为如果皇帝不信奸臣，重用林则徐，中国就会胜利。B，阶级论，认为当时处于没落的封建社会，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因此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C，国家能力论。北京大学茅海建从中英双方“传统国家”与“近代国家”的制度和技术差距，论证中国根本不具备取胜的能力。D，社会功能论。学者盛洪从中英双方“天下国家”和“民族国家”之区别，论证中国不是不具备取胜能力，而是不具备取胜的国家功能。凡意见种种，不管是对是错，都是从各个方面不断深化自我认识，有助于中国更加清醒的前行。
　　　敌强我弱之际，学习西方，无可争议。最大的争议在于，中国学习西方要学到什么程度，最后要学成一个什么样子。在“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知识界喊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例如，钱玄同认为，中国文化藏污纳垢一无是处，而汉字是文化之载体，主要抛弃中国文化，必须彻底废掉汉字。鲁迅认为，两千年伦礼道德，都是“吃人”历史。当时，中国绝大多数文化精英坚持激进立场。即使最为温和的
胡适，也主张“全盘西化”。
　　　胡适的立场非常有趣。我不去查他的原话了，他的大意是这样的：他认为中国不可能全盘西化，也不应该全盘西化。他认为，中国以后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中国传统与西方体制之间的某一个点，假定是 A点。但是，中国传统具有极强的顽固性、保守性、历史惯性，如果中国以A 点为目标去搞改革，那最后肯定走不到 A 点。中国必须以全盘西化为目标，努力向西方体制走，要越过 A 点继续向前走，然后传统力量会起作用，把中国又拖回来一大截，这样正好停在 A 点上。呵呵，别人以全盘西化当目标，胡适拿全盘西化当手段。无独有偶，毛泽东在建国后，也讲过“纠枉必须过正”之类的话。
　　　现在看来，全盘西化的口号是不现实的，对“全盘西化”的担心也是不必要的。在改革之初，落后国家肯定会有社会文化阵痛期。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文化意识就会觉醒，文化因素就会复兴。当经济继续向前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第三产业崛起，文化就会成为一种产业形式，迸发出更大活力。这种活力不是复兴历史，而是在历史基础上推阵出新。比如京剧乃中国国剧，但从徽班进京算起，诞生仅二百年而已。有人认为，中国正在迅速西化，错了。如果我们到欧洲去看看西方历史，就会发现西方的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差异之大。我的看法是，中国正在吸收外部营养不断向前演进，不是西化，而是现代化。只要中国人在，五千年历史在，汉字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就会与时俱进、生生不息。
（249）甲子轮回 2
　　　在很早很早的贴子里，我提出过一个命题叫甲午命题，因为这个争论是在甲午海战失败以后冒出来的。
　　　我抄过来：“这个命题就是，每当中国遇到一个巨大挫折后，一派说，这是由于学习西方不够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继续学习，另一派说，这个挫折就是学习西方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回归传统。这个命题的另一种形式是，每当中国取得了一个巨大成绩后，一派说，这是学习西方的成果，应该继续学习，另一派说，这是中国文化中固有因素在发挥作用的结果，我们应该发扬国粹。”
　　　我通过看历史，惊奇地发现，在“甲午命题”这个困惑之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历史呈现“左——右——左”的周期性摆动。每个周期是 60 年。我给这个现象命名为：甲子轮回。
　　　第一个周期，是 1840 年到 1900 年。开始，当然是晚清闭关自守。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开始右摆。搞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甲午战败后，中国人认识到，光学习军事技术还不够，于是继续右摆，通过百日维新学习西方政治。维新失败后，中国掉头急剧左摆。1900 年义和团失败，北京城陷落。
　　　第二个周期，是 1900 年到 1960 年。义和团失败后，中国政局又开始从左向右摆。开始是五大臣出洋，预备立宪。接着，是辛亥革命，建立西式共和国。再接着，是五四运动，全面引进西方文化。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为标志，中国历史又开始左摆。在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等一系列胜利的刺激下，
中国不断继续左摆，最终在 1960 年以大跃进的惨败而告终。
　　　有兄弟指出，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不应视为“左摆”。其实，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根本原因是该理论与中国的传统极为契合。比如，一元政治与大一统政治传统的契合，计划经济与官办经济传统的契合，共产主义理想与士大夫“天下大同”理想的契合。等等。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不仅仅因为这个主义本身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生命力。
　　　1960 年以来，中国历史又沿着由左向右的路径发展。以大跃进、文革为左端，从改革开放开始，重新学习西方，向右摆。1992 年之前犹豫了三年。小平南巡以后，义无返顾融入世界。
　　　近十年来，中国获得了惊人成就，但问题也在暴露。由于中国改革是“问题驱动式”改革，越是困难，决心越大，越是顺利，改革越缺乏动力。目前许多改革口号喊得价天响，迟迟不见动静。随着权力利益扩张，权力边界不断被突破，一些市场竞争性领域出现“国进民退”。现在，我们还不能做出“左转”的判断，但某些领域确实出现了明显的保守倾向。前面贴子讲过，1977 年中国外汇储备不到 2 亿，如今是 3 万亿。目前中央财政、地方财政都是史上最强的时期。报纸上经常说，现在我们能干许多前人想都不敢想的大事。但是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财力的增长，也使我们有可能犯下前人想都不敢想的大错。
　　　回到“甲午命题”，我们再问自己一句：这些年中国的惊天大发展，是学习西方的结果，还是中国自身基因的必然？我的看法是：中
国今天的成就，是中国优秀基因和引进的西方先进基因结合的产物，两者缺一不可。但是我们的优秀基因一直都在身上，自古都有，但在西方先进基因没有引进之前（即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并没有获得大发展。综上所述，我不否定中国基因的伟大作用，但我认为，今天的成绩主要是学习西方、弥补缺项的结果。这就是我对甲午命题的问答。
我捏着一把冷汗算：如果从 1960 年开始，再算一个甲子周期，
那么期末正好是 2020 年。我们常说，今后十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成败在此一举。而实际上，每个人都认为中国肯定会成功，没有人相信会失败。我热爱中国文化，在这个长长的贴子中，我用了大量篇幅来剖析中国文化对于中国崛起的作用。所以，我专门写了上面这几段话，目的是希望不要误导别人成为国粹主义者，我们应该继续做一个坚决的改革开放支持者。用小平的话说：“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甲子轮回，就算是一句盛世危言吧，其实这也是我内心真实的忧虑。我认为唯有坚决奉行实事求是，推进改革开放，才能保障中国的崛起。我衷心希望我的祖国，凡事不会过三，打破历史夙命！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3标题应为：
（250）甲子轮回 2
（250）天佑中华
网络上总有许多争议。我认为，不同观点的对照，更有利于接近
事实真相。我还认为，对错误观念最有力的批驳，是拿出一个正确的观点来，而不是去骂人家祖宗八代。我还认为，不要看见别人站在你左边，就指人是五毛，也许是你站的太偏右了呢？反之，亦然。我还认为，在正式场合，随口颂扬是最廉价的；在非正式场合，随口批判同样是最廉价的。客观地认识现实是需要下功夫的，客观地陈述现实是需要有勇气的。
　　　九十年代，核平同学以省重点中学理科第一的成绩升入大学。当年正碰上高教改革，生活补贴取消，还收高额学费。同时生活费暴涨，使我水深火热。虽然朱容基副总理正在为物价和通涨而忙乎，但他需要时间。正当我在宿舍全体会上长篇发言问候教育部领导他全家的时候，门卫老头给我捎来一封家书：我妈下岗了。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我家开展了多种经济活动，比如养小狗、摆地摊。暑假里，我颇不负平生所学，将营销心理学应用于实践，创造了在酷暑中守摊七天成功卖出一条三角裤的光辉市场业绩。我天天盼着毕业去挣钱。当我终于扛着盖了四年的被子到单位报到时，又获悉一条重大改革喜讯：本单位已在两个月前划断，彻底取消了福利分房。
　　　仅管如此，我仍然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拥护者。我坚信，闭关自守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才是强国之路，也是富民之路。中国的发展，并不是直接去改变哪个人的命运，而是为每个人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创造了条件。十几年来，我通过努力，逐步改善生活，虽然比上不足，但我为此深感自豪。同时，我也欣喜地看到，仅管矛盾到处存在，人人都有一肚子不满，但中国社会一直在前进，我的同学们、亲
人们、朋友们，都在一步步走向幸福和宽裕。
　　　回想十几年前的大学宿舍众兄弟，真有很多辛酸。同宿舍一个老兄来自河南农村，家境贫困，吃饭只花九毛钱：一碗清汤面五毛，两个馒头四毛。先吃面，再用咸面汤就馒头。我替他总结出“九毛疗饥方”：“面条二两为引，空腹吞服。馒头两个，咸菜五钱，以面汤兑水冲服。一日三次。忌鱼、肉、蛋、奶。”这么吃下去，神仙也扛不住，于是面黄肌瘦。而如今，九毛兄已是某大学的教学骨干、青年学科带头人，还指导硕士生。其他兄弟们，从政的干到了县处级，当白领的干到了上市公司的副总，跑单帮的已拥有了自己的工厂，有的还跑到拉丁美洲去开了几家中国超市。
　　　胡适曾经呼吁“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当时正值民国，中国还处于传统社会，刀砍斧凿也不易撼动，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才行。胡适这个主张过于天真了。而今，形势不同了。中国已经形成现代社会结构，经济发展迅猛，社会建设跟进，这不正是中国人百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吗？我觉得，现在正是“多研究问题”的时候。发展才是硬道理，凡干扰发展的“主义”，至少在目前而言不是什么好 “主义”。
　　　前面有兄弟拍砖说，楼主是“统治阶层”的，当然要维护既得利益。在这里，我郑重回复：本人地位卑微，但工资确实来自体制内的财政拔款。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统治阶层，但是，我铁了心坚决支持对权力的制衡，哪怕自己裁员下岗。我觉得以个人能力，找个公司文员或者小报记者，也不难糊口。中国若能对权力制衡，彻底跳出治乱
循环，让我的孩子能永远生活在太平盛世，我们这代人付出一点牺牲，也值得！人类社会，不能完全用阶级斗争去理解。若那样，你就不能理解华盛顿、杰斐逊的行为，也不能理解李光耀、蒋经国的行为，更不能理解富农家庭的毛泽东、官宦人家的周恩来、乡绅家庭的邓小平的行为。中国，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中国，而不是属于哪一个阶层的中国。中国的崛起，符合每一个中国人利益。我虽然深怀忧虑，但深信一切会有转机，中国能跳出“甲子轮回”，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伟大复兴。
　　　我以前经常想，老子要好好埋头挣钱，让我儿子去甩人民币泡美国妞！真的没料到，突如其来的世界经济危机，把我们这一代人提前推进了中国崛起的决胜之局。中国没有真正的朋友，这不是外交失误，而是利益使然。肩上千均重，脚下万丈深，敌手多如云，我唯影相随
——这就是大国突围之路。无论成败，我们这一代人都应该倍感荣光。回想以前，在国家多难的年代，鲁迅先生提倡“韧的战斗”精神。
每次面对军阀的搜捕，先生闻风拔腿，跑的比刘翔都快。找到安全地方，稍事安顿，面无惧色，继续开骂。这种永不自弃的抗争精神，就像火锅里煮的苕粉一样辛辣而柔韧。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今天，不是一个革命的年代，而是一个建设的年代；不是一个英雄的年代，而是一个平民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若想报国，请你认真做好手头每一件工作；请你以理性和建设性的态度对进步予以支持；请你以韧的战斗精神，对社会问题进行不屈、不挠、不妥协的批评。你的一句评论、一刻关注、一下点击，都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之源。
　　　信息社会已经扑面而来，构建一个更民主、更自由、更法治、更廉洁、更高效、更富于人性化和个性化的社会管理体系，在技术上已成为可能。植根于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条件的制度创新，是对人的解放，其力量不可估量。祝福中国——通过制度创新，释放无限力量，建设一个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一元制衡、理性法治的超级大国。
泰山千秋屹立，黄河万古奔流。
　　　中国崛起，是十三亿大写的中国人的崛起。孔与孟的传薪者，汉与唐的继承人，我们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
我们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中！
——天佑吾辈！
——天佑中华！
（250）
应为（251）
（252）楼终寄语
　　　今天，本楼举行竣工典礼仪式。在此，核平跟一直追贴的兄弟姐妹们道一声——“再见”！
　　　8 月 25 日开贴，11 月 23 日结稿，历时三个月，91 天，41 万字。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让我这个懒人创下了个人码字的最高纪录。超过以前老纪录 20 倍。
　　　因开工仓促，没有搞奠基仪式，也没有请几个兄弟姐妹来剪条绸子、埋块石头什么的，引以为憾事。所以，竣工时专门写一篇贴子弥补一下。
　　　开贴时，没有料到要聊这么多，所以楼名不正。本楼里，我两次提到福山教授那本《历史的终结》。我当然不认同人类发展史以美国社会制度而告完美终结。所以，我为本楼起了一个正式楼名：《历史并未终结——在新加坡漫谈中国崛起》。
　　　有兄弟称收藏了本贴，让我颇感不安。因为本贴（特别是前半部）文法不通，错字连篇，真是对不起人。我决定用一周时间整理一下，订正错误，编排章节，在本楼重发一遍。也算是定稿的正版吧。
　　　古人云：画鬼魅易，画犬马难。如果有两篇文章让我选着写，一是论近二十年人类社会演进情况，二是论近二十年某县黄麻加工产业的发展情况，我肯定会选前者。题目越大越好蒙人。所以，本楼站在云层之上，纵论中国崛起，这不是“自不量力”，而是“量力而行”，呵呵。
　　　我听相声，听戏曲，看电影，往往想的比别人更多。郭德纲一段相声，其实笑声背后有许多人生之辛酸。一次，同事进办公室，见我泪流满面，惊问：“你怎么了？是不是国内家里出事了？”我擦泪道： “家里真的没事。我只不过听了一段相声而已。”同事惊叹：“听相声听出这种效果，你真他妈是个人物啊！”
诚如红楼梦自题：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我上网主要精力是看美女。这三个月来一心写贴，成功戒色，把
登录密码都忘了，真是“三月不知肉味”啊！完成此贴之后，我终于可以回到以前状态，多看美女，并利用视频缓冲的宝贵时间，关注国际政治经济重大问题。
　　　新加坡正值雨季。今天下午又一场大雨。雨后晚晴，从窗口眺望马六甲海峡。六百年前郑和船队由此驶入西洋；一百七十年前英国战舰由此扑向虎门；九十年前邓小平搭乘法国邮轮前往欧洲；今天，无数巨轮将非洲矿山、中东石油经此运往中国。
　　　然而，热带地区不是塞北长城，完全没有那种历史沧桑感。这里，海天一色，小岛珠列，树木披拂，百草丰茂。我不禁“兽性大发”，写了一首打油诗，题目就叫《核平同学在新加坡读书码字》，聊作终楼寄语：
窗临浅山大海旁，碧树楼头对夕阳。成败如棋多变幻，得失若梦几炎凉。偏执不理新潮事，木讷爱读古文章。信马由缰随心笔，笑任左右话短长！
（本贴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4各位兄弟过誉了，您的支持，感激不尽！
正在整理中，整理稿子比写稿子还累人啊，呵呵。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
　　　从这个贴子开始，没有新内容了，将以往的内容进行整理后重发。算是一个交待吧。
　　　我不会使用电子书制作软件，若有兄弟愿意帮助，请将整理版制成电子书上传，以方便下载，不胜感激！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
题目：《历史并未终结——在新加坡漫谈中国崛起》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天涯网友）
前言
第一章新加坡与中国第 1 节本楼奠基
第 2 节殖民岁月
第 3 节洒泪独立第 4 节小国强军第 5 节语言政策第 6 节实用主
义第 7 节治国经验第 8 节铁腕廉政第 9 节民族宗教第 10 节华人地位
第 11 节大选观感第 12 节邓小平访新第 13 节回望中国 1 第 14 节回
望中国 2 第 15 节回望中国 3 第 16 节搭顺风车第 17 节美新关系第 18
节新加坡总结第 19 节唱衰中国者第 20 节乐观派第 21 节院子理论 1
第 22 节院子理论 2 第 23 节院子理论 3 第 24 节知识产权第 25 节反
对本本主义第 26 节中国震撼第二章文化随笔第 27 节色拉钵文化第
28 节四大文化区第 29 节文化演进 1 第 30 节文化演进 2 第 31 节文化
演进 3 第 32 节文化演进 4 第 33 节文化特性 1 第 34 节文化特性 2 第
35 节文化特性 3 第 36 节文化特性 4 第 37 节文化特性 5 第 38 节新中
国文化 1 第 39 节新中国文化 2 第 40 节新中国文化 3 第 41 节新中国
文化 4 第 42 节新中国文化 5 第 43 节新中国文化 6 第 44 节文化反思
第 45 节文化自信 1 第 46 节文化自信 2 第 47 节文化自信 3 第 48 节
文化延续性 1 第 49 节文化延续性 2 第 50 节文化延续性 3 第 51 节文
化总结第三章经济随笔第 52 节经济破题第 53 节封建时代 1 第 54 节
封建时代 2 第 55 节资本萌芽 1 第 56 节资本萌芽 2 第 57 节资本萌芽
3 第 58 节帝国困境 1 第 59 节帝国困境 2 第 60 节小国远航 1 第 61 节
小国远航 2 第 62 节大一统之迷第 63 节关于汉字 1 第 64 节关于汉字
2 第 65 节几点回复 1 第 66 节大一统总结第 67 节计划经济第 68 节市
场经济第 69 节计划之失第 70 节计划之得第四章民国与计划经济时
代第 71 节大清末路第 72 节民国经济 1 第 73 节民国经济 2 第 74 节
民国经济 3 第 75 节自视与他视第 76 节前三十年第 77 节伦理型社会
1 第 78 节伦理型社会 2 第 79 节伦理型社会 3 第 80 节伦理型社会 4
第 81 节土地改革第 82 节基层政权第 83 节一五计划 1 第 84 节一五
计划 2 第 85 节公私合营第 86 节题外随笔 1 第 87 节题外随笔 2 第 88
节合作化 1 第 89 节合作化 2 第 90 节合作化 3 第 91 节大跃进第 92
节小农回归第 93 节集体所有制第 94 节苏联农庄第 95 节人民公社第
96 节就业困局第 97 节精简下放第 98 节上山下乡第 99 节就业假设第
100 节二元户籍第 101 节两大本钱第 102 节几个假设第五章改革开放
第 103 节结束文革第 104 节学大寨第 105 节洋跃进第 106 节改革起
点第 107 节和平崛起 1 第 108 节和平崛起 2 第 109 节和平崛起 3 第
110 节问题驱动 1 第 111 节问题驱动 2 第 112 节大包干第 113 节民工
大潮第 114 节农村人生第 115 节水井与道德第 116 节泛行政化第 117
节泛原子化 1 第 118 节泛原子化 2 第 119 节权力边界 1 第 120 节权
力边界 2 第 121 节农业总结 1 第 122 节农业总结 2 第 123 节存在即
合理第 124 节企业承包第 125 节特区时代第 126 节草根疯长第 127
节殊途同归第 128 节诸侯经济第 129 节制造为王第 130 节政府博弈
第 131 节招商大战第 132 节文化基因第 133 节重复建设第 134 节一
盆螃蟹第 135 节市场先声第 136 节物价闯关第 137 节大浪淘沙第 138
节酒的话题第 139 节烟花满天第 140 节国企夙命第 141 节垄断是非
第 142 节车轮滚滚第 143 节福兮祸兮第 144 节善假于物第 145 节话
说城市第 146 节三种命运第 147 节政经合一第 148 节城市误区第 149
节小城镇第 150 节聚集效应第 151 节城镇体系第 152 节城市狂飚第
153 节房价探讨第 154 节区域板块第 155 节西部大开发第 156 节振兴
东北第 157 节中部崛起第 158 节关于河北第 159 节未来城市第 160
节水务杂谈第 161 节第三产业 1 第 162 节第三产业 2 第 163 节人口
随想 1 第 164 节人口随想 2 第 165 节人口随想 3 第 166 节人口随想 4
第六章崛起之路第 167 节四种模式第 168 节多元无制衡第 169 节一
元无制衡第 170 节多元制衡第 171 节南桔北枳第 172 节普选之困第
173 节列国分类第 174 节逆向演进第 175 节大道无为第 176 节准一元
制衡第 177 节何去何从第 178 节物联网第 179 节结构再造 1 第 180
节结构再造 2 第 181 节结构再造 3 第 182 节关于廉政第 183 节精英
与民意第 184 节历史的回归第 185 节几点回复 2 第 186 节崛起随想 1
第 187 节崛起随想 2 第 188 节崛起随想 3 第 189 节崛起随想 4 第 190
节文明之间 1 第 191 节文明之间 2 第 192 节文明之间 3 第 193 节文
明之间 4 第 194 节文明之间 5 第 195 节甲子轮回第 196 节天佑中华
第 197 节楼终寄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前言
本文是我以“奉行核平外交政策”网名，在 2011 年 8 月 25 日至
11 月 23 日间，在天涯论坛“国际观察”版块发表的一个连载网贴。开贴时纯属一时兴起，信马由缰，介绍新加坡政治经济。后来在网友的鼓励下，转向漫谈中国。初名《一个长驻新加坡的中国人对新加坡的看法》，后改《驻新华人漫谈新加坡与中国的崛起》，最后定名《历史并未终结——在新加坡漫谈中国崛起》。
　　　“核平”这个网名，也是随手一起。标新立异，玩笑之意，并非表明作者好战，请勿望文生意。如果当初知道以后还要写个长贴，肯定要另起网名了。
　　　多年来，有所思，有所得，但一直散乱。这次写成东西，虽然仍旧散乱，但以前是散落一地，现在是胡乱塞入一箱，可以有效防止丢失，呵呵！胡妄言之，姑妄听之，本来不足以认真。可有兄弟回贴说收藏了部分内容，令我深感不安，感到谬误太多，对不起人。所以自己整理一下，划成 6 章 197 节，并对文字进行简单校对。但，文章先
天不足，逻辑牵强，文法多病，后天也难以弥补，还请谅解！由于水平有限，硬伤怕是难免，所举事实和引文，全凭记忆，没有核对原著，恳请您阅读时不要轻信，特别是不要在正式文章中直接引用。
　　　献上此文，目的有三。其一，如此偏颇观点，也能现于网上，其存在本身即佐证了中国的思想自由与社会宽容；其二，若能博您一笑，就算大获成功；其三，如果竟然还有一两句话能使您觉得略有启发，那么核平功德圆满矣！
　　　本人没有耐性，三个月中几次准备弃楼，多亏兄弟姐妹鼓励，最终坚持下来。恕不能一一举出网名，在此一并致谢！感谢国观“栀夏世”等各位编辑的辛苦支持，以及宽容和理解！还要感谢各网整理贴的编辑，以及往别的论坛搬贴的兄弟姐妹，涂鸦之作，承蒙抬爱，很是惶恐！
　　　两千年来，我们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近代一百多年，历史偏离了正轨。一百多年，对历史而言只是一瞬间，对人生而言却不堪漫长。所以，近代以来中国人有太多的郁闷、争议、彷徨和绝望。我辈有幸，身处中国复兴的时代，并能为之尽己微力。虽然我对本文的材料和观点都不自信，但有一点极为自信，即：爱国之心，如假包换。明年我将结束驻新生涯，返回祖国工作。愿与祝君一道，共同见证这个伟大的时代。
最后，谨祝各位兄弟姐妹事业进步，阖家安康！你们的朋友核平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一章新加坡与中国
第 1 节本楼奠基
　　　近日来，由于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呼吁美国继续参与亚洲事务，以平衡中国，把国内许多兄弟鼻子气歪了，上网狂喷，呵呵。其实我 们中国，现在也算是一个不太富的超级大国了，没有必要事事冲动。美国是老大，世界上天天有人游行，烧他国旗。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 世界上烧五星红旗的家伙肯定会越来越多的。我们要有大国心态，看 淡一点，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只要把自己决定的事情办好就很无敌 啦。
　　　新加坡曾是东南亚一个积极反华国家。许多时候跳得挺高。尤其是 1979 年之前。在国际列强当中，新加坡的亲娘是英国。新加坡最可依赖的大哥是美国。这个是新加坡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中国是新加坡手里的一张好牌，是一个可以比较容易地挣钱的地方。
　　　1940 年代，日本人打过来，占了两三年，像太平洋上的每年的台风一样，来得快，走得快，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新加坡现在恢复历史，想找一点日据时期的遗迹，还挺难的。据说日本人也知道自己不受欢迎，所以在战败前把自己建的神社拆了，公墓迁了，免掉被人砸了怪
没有面子的。
　　　1946 年 4 月 1 日，新加坡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不再是马来的一部分，这为以后独立建国创造了条件。二战后，世界的解放和独立浪潮已不可避免，连非洲那些完全不具备建国条件的部族和部落地区都独立了，所以新马也不能免俗哈。1959 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 1962 年 9 月 1 日举行全民公决。71%的人支持加入马来亚联邦。1963年，新加坡与马来亚、砂越、沙巴共同组成了马来西亚联邦，完全脱离英国的统治。
新加坡在马来西亚联邦里混了两年，直到 1965 年被轰出来。
　　　为什么新加坡要加入马来联邦？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说白了，因为新加坡太小了，没有立国的资源。这个国家只有 600 平方公里
（经过不懈努力的填海现在达到 700 平方公里了）。这个国家没有任何资源，甚至没有淡水！
有兄弟奇怪这个国家在热带雨林气候，为何没有淡水，对了，因
为他的国家面积太小，没有像样的河流和湖泊，虽然有 2000 多毫米的年降水量，但雨水直接入海，留不住。所以，新加坡每年要从马来西亚用管子进口淡水，就像香港从广东进口淡水一样。国土太小了，人口又太多，喝的一口水都要进口，想把面积搞大一点，填海的沙子也要从印尼进口。国内的华人主要是搞农业和商业，穷得一塌糊涂。
　　　看看历史照片，60 年代的新加坡，跟广东省的农村没有两样，就是国内活不出来的人，才会下南洋。现在新加坡市区的高楼大厦，60年代是养猪场。许多新加坡人没有鞋穿！而马来西亚有 30 多万平方
公里，人口当时不到 1000 万，有森林，有锡矿，有淡水，还有许许多多的橡胶园，所以新加坡人打死不想离开这个联邦。
他们全民公决以压倒多数决定加入马来！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3 节洒泪独立
　　　但是，在马来联邦的新加坡活得很不如意。为什么呢？原因我不多说了。简单说，原因有两个，其一是马来人排华。这个是规律性的。只要是 MSL 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异教人士日子一般不好过。但是客观上说，马来华人比印尼华人还是幸福多了。
其二原因，是我国的政策问题。马来华人政治上偏左，有 GCD 和
游击队，要把绿旗世界搞成赤旗世界，北京不支持还好，一支持，华人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马来联邦政府出台了许多排华限华政策，新加坡作为联邦主体，是以华人为主的地区，肯定不能同意，双方矛盾越来越激烈，最后联邦政府说，你不服，你走！1965 年，马来西亚议会决定，开除新加坡！
　　　新加坡的独立是一个极为少见的事情。从马来西亚来看，把不听话的加盟地区开除出去，这个做法在世界上很少见的。我们通常的作法是，你不听话，想搞分裂，没有门！美国南方奴隶州想公投独立，打！车臣共和国想独立出俄罗斯联邦，打！亚齐地区想独立出印尼，打！打着打了海啸来了，水太大，双方才决定休战几年。
　　　马来这个决定，我认为有几个原因，一是马来亚自身的华人就多，如果再加上新加坡的华人，几乎达到半数了，马来国家性质要变了，不如把他们轰走。二是马来亚的政府能力比较弱，到今天都是一个弱势的政府，不要看马哈地尔叫得凶，办事能力不强，所以当时如果要武力解决，也有心无力。
　　　新加坡的表现就更少见了。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独立出去，大家会欢呼，游行，开 PARTY！新加坡却不然，他对自己前途没有信心。李光耀是马来西亚的议员，开除新加坡的时候，他当时也在场。他的基本意见是，你们排华议案老子不同意，你们叫我走，老子也不同意。
　　　决定还是多数票通过了。这个仁兄当场痛苦流涕。拿出手巾擦擦擦！这个场景被录了下来，成为新加坡独立的最为经典的画面。今天，
中国电视台一说起独立，就放老毛在天安门城楼那气壮山河的一嗓子，新加坡电视节目一说起独立，就放老李当年在吉隆坡一把鼻子一把泪 的那个镜头！许多人还要跟着老李一起哭。
绝地反击！新加坡，你已经无路可退。第 4 节小国强军
　　　李光耀的政府，不管什么文化，不管什么血缘，不管什么主义，不管什么办法，只要对新加坡有好处，就用，只要对新加坡没有好处，就扔；只要对新加坡有害，就反。李和他的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主要华人社会的工人团体的支持，这些人是倾向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李一上台，认为这个搞法不太行，就断然拒绝，走向市场导向。
　　　新加坡建国以后，与周边国家关系一直不好。南有印尼，北有马来，都是仇华的主。两个国家对新加坡虎视眈眈。所以，抱美国的大腿，就是新加坡的必然选择。新加坡的空军力量，主要来自美国。据说，论战力和技术水平是东南亚各国最高的。但是没有用的，一个只有几百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国，没有战略纵深，没有办法抵抗外来入侵。所以新加坡军队的目标就是，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一直坚持挺到有大国来干涉为止。呵呵。好像台湾现在也是这个建军目标。
　　　总之，新加坡的国家导向，就是实用主义。好听点，叫务实的政策。不好听点，叫有奶就是娘。如果骂中国有好处，他就会骂。如果出买中国有好处，他也会这样做的。
　　　有一次，我跟一个新加坡朋友吃饭，我谈到这一点，他也承认。我心里很不喜欢他们这个国家态度，就打趣说：好吧，反正我们也帮助不了你们什么更多的，如果骂骂我们，你们就可以日子好过一些，那就骂吧，反正在这个世界上骂中国的人多了去了，又不只你们一家！他笑得挺尴尬。
　　　新加坡和台湾有历史渊源。客观上说，在改革开放之前，新加坡想与大陆打交道确实有点难办。一是大陆当时左，有点不好说话，二是冷战时期美国不会容忍的。所以，台湾就成了新加坡的亲戚。
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最长直径四五十公里，根本施展不开。空军的战斗机就更没有办法了。因为领空是与领土上下垂直的，所以新加坡的领空是一个柱状体。我常对朋友们开玩笑说，如果不侵犯马来和印尼的领空，你们的战斗机一起飞就要转弯，然后打着圈飞上飞下，像是啤酒瓶里的苍蝇的飞法。
　　　所以，至今新加坡的军队都在台湾训练。相对新加坡来说了，台湾领土大了去了，简直是个泱泱大“国”。前几年两国闹了一次矛盾，台湾政客公然说新加坡是一个“鼻屎大的国家”。呵呵。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5 节语言政策
　　　这些政策，除了经济发展要与国际接轨的考量外，还有安抚国内 25%的少数族裔的考虑。也是为了让马来西亚无话可说，免得他们利
用马来人待遇问题发难。
李光耀还强行关闭了华侨创办的华语教学的南洋著名高等学府
——南洋大学。
　　　这个政策，使新加坡成为所谓东西交汇的世界城市。但是越来越多的华人放弃了母语。李光耀也发起过所谓的华人说华语运动，但是没有制度支撑，从 1965 年代以后一直至 1995 年的 30 年中，华语地位不断下降。
我本人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热爱者，一直深深庆幸自己能够掌握
博大精深的汉字，并从中得到智慧和乐趣。走在新加坡的大街上，看到迎面走来的漂亮女孩，与杭州广州并无二致，然而那一口英语，真的让我有点感慨。我不知道该为他们高兴，还是为他们悲伤。
第 6 节实用主义
　　　新加坡的产业，60 年代起步时，也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成衣呀，鞋子呀，什么都干。等积累了一些钱，他们就开始搞机械、电器等。再有了一些钱，他们又转向电子、炼油（能力东南亚第一）、金融、会展、生物制药等。这五十年，新加坡基本上是 15 年左右一个台阶，进行产业升级换代。而且选得很精很准。
　　　也难怪，他们是船小好调头。新加坡在“四小龙”之中面积、人口都是最小的。这个中国可以借鉴他们产业升级的思路，但是中国的升级必须是全面的升级。中国太大了，必须要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不可能像新加坡这样找准几个挣钱的产业猛搞一气就行。他们毕竟只有 400 多万人口，另有流动人口 100 多万，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地级市。换句话说，地级市到新加坡学一学治国经验，然后回去治市，比较合适。
　　　新加坡实用主义的国策在经济领域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里面有太多东西了，我只讲几个方面让大家领略一个什么叫做“有奶就是娘”的风采吧：
　　　赌场。赌场这个产业是老李深恶而痛绝的。据说他多次否决办赌场的决定，而且据说还放过话，说……大概那个意思吧，就是你们要办成这个事，要我死掉还差不多……之类的话。结果便宜了澳门。2007年以后，东南亚经济危机，新加坡顶不住了，感到有赌场会带动人气！而且这个时候，东亚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赌客来源，这个巨大的国家，人巨多，钱巨多，出手大方，不心痛，据说这些钱不是他本人的。澳门挣翻了，连缅甸北面都挣翻了。
　　　新加坡人对爱包头巾的兄弟们说：看看吧，你们的钱都放在美国，一，美国不安全，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被飞机吻了。二，你们的钱不安全，要知道，劫机的人绝大部分来自沙特，如果美国认定你的政府与之有关联，认为你们支持了恐怖主义，你们的钱还能拿回来吗？不能全存在美国，要分散风险啊！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7 节治国经验
　　　我最为看不惯的是，中国人到这里，每当一开座谈会，开口就是：此行收获很多！新加坡许多方面值得我们中国学习……。这个话纯属于扯蛋。我待在这里这么久，个人感受是，新加坡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确实有中国要学的地方，但是也不致于“很多方面”，这
个国家这么小，哪有那么多方面啊！
　　　新加坡的实用主义，我们不用学了，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的基本思路都是这样的。具体做法上，我认为新加坡除了刚才提到了产业升级外，还有几个方面比较突出，我们应该学一学。
　　　一是城市管理。新加坡不适合省长来学，适合市长或者先进地区的县长来学。这个城市管理得真不错，到处红花绿叶一尘不染。路一点都不宽，不比我们东部沿海地区的县城路宽多少，但是不算太堵车，基本上畅通，高峰期走得慢一些。新加坡政府在限车上采取了一套办法，可以研究研究。
　　　新加坡买车要先买一个拥有汽车的车证，车证现在好像相当于人民币 20 万以上。车证的价格也在不断变化。前几年经济不景气时为了刺激消费，车证价格挺低的，这几年又涨上去了。许多人宁愿使用公交系统。他们的公交车和地铁是一卡通，而且不贵。
至 10 块，记不清了）。这样，许多私家车尽可能不去闹市中心。对分流车辆有好处。在新加坡拥有一辆车是相当的贵啊！
　　　二是水务。前文书我们讲过，新加坡严重缺水。要命的是，他们与马来西来的关系不好，后者动不动就要掐水管子，大有普京掐天然气的风采。大陆给香港的水，几个大管子哗哗的，就是 90 年代跟彭定康闹僵时，也没有想到过掐水呀。一家人就是不一样。所以，新加坡人很恼火，就玩命发展水务。结果，新加坡和以色列，这两个缺水国家，双双成为了全世界水务巨头。人的潜能是逼出来的，一点不假。新加坡的污水处理技术相当高，冲马桶的水处理完，可以直接循环进行自来水系统。要知道，新加坡的自来水是直接可饮的。我每当痛饮自来水时，心就想，这水前几天不知道冲过谁家的马桶。呃！
　　　关于水务，有必要多说几句。新加坡现在是四条腿走路，力争做到水务自给，以后不再要进口的水。Ａ，继续从马来西亚进口水。这个价格最便宜。Ｂ，循环利用，就是把冲马桶的水弄干净了再给你送回来。Ｃ，海水淡化。这个技术据说也挺成熟，新加坡公司还在海湾地区搞了不少项目，挣了大笔石油美元。Ｄ，集雨工程。把全国的大街小巷的排水沟全部修成一个系统，在低洼地区修水库，或者直接把几个海湾堵起来，改做淡水库，这样下雨时，把雨水全收集到水库里存起来。
　　　据新加坡人说，如果哪天跟马来人翻了脸，后三个办法基本可以保障用水。当然价格有点贵。
　　　三是组屋。本来想写一写新加坡的经适房建设，就是组屋政策，但是，近年中国在力推这个东西，所以记者一轰而来，把新加坡的经验写得太多，臭了大街。大家去搜着看吧，我就不多说了。我去实地
考察了新加坡的组屋，就是二居、三居、四居的，100 来平方米，跟国内差不多，很多屋子户型远没有国内的合理，采光也一般。而且全国的楼型和风格一样，千楼一面，搞得我在新加坡老是迷路。组屋的优点：一是几乎结了婚的公民人人都可以搞到一套，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二是小区配套设施和环境相当不错。
　　　总之，政府应该在“居者有其屋”方面大有作为。不要说中国土地不够，你土地有新加坡紧张？新加坡都能为老百姓提供低价住房，我们当然可以办到！
　　　四是港口。为什么印尼、马来也在马六甲海峡，却只有几个小烂港，发展不出像新加坡这样的世界大港呢？我认为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新加坡位置在正中心，发展又最早，这是天时和地理占全，但这个不是主要原因。二个原因，是印尼、马来缺钱，缺钱当然可以借，但没有人投资，为什么呢，因为新加坡占了货源，印尼马来靠自己的手里掌握的货运量，根本填不满一个大型港口。投资会赔的。三个原因是物流管理水平和能力问题。这两个国家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现在他们自己的港口货运吞吐量很小，竟然还吃不下来，有的船在马来西亚的港口等很多天，等毛了，调头跑到新加坡来卸货，再用火车拉到马来西亚去，结果还又省时又省钱。所以新加坡的成功也有一个原因—
—用郭德纲的话说，不是我们水平高，是同行衬托的。第 8 节铁腕廉政
　　　我觉得新加坡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参考，就是廉政建设。我为什么不用“值得我们学习”呢？是因为我一直在思考，新加坡的廉政
是怎么来的，是由于李光耀的个人努力吗？还是真的由于高薪养廉吗？是制度吗，还是偶然？我想不清楚。我只把我的感受讲几点，供朋友 们参考。
　　　第一个感受，新加坡的清廉，首先应该得益于李光耀的个人坚持。在英国殖民时期和独立之初，新加坡的腐败是比较严重的。书上还讲过一个警匪勾结的典型大案，具体内容记不清了。总之，当时新加坡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并无二致。
　　　李光耀是一个铁腕强调清廉的人。人民行动党的“党服”是一身雪白。他们开大会时中国人看见还以为是在办丧事。他们说，白衣向征廉洁。李光耀打击腐败不留情面。前几年，一个政府部长因为被反腐局调查，向李求援，李拒不见面，结果这个部长自杀了。看来他是真有点经济问题。
　　　第二个感受，新加坡比较小，反腐半径小，比较容易控制局面。新加坡就是中国一个县大小，人口相当于一个市。我们在国内生活的人都知道，在一个市或者一个县的范围内，基本上是熟人社会，每个人的德性如何，干了什么，家里情况怎样，甚至老婆穿什么、孩子常吃什么，大家圈子里都清清楚楚。我们设想，如果一个市长或者县长，被赋于至高无尚的生杀大权，他个人又极力追求廉洁，那么，在这样小的圈子里面，想出现大面积腐败是很难很难的。因为工作半径很小，信息很畅通。李光耀上午布署搞卫生，下午可以实地检查新加坡一半
的街道。如果没有制度保障的话，李光耀再清廉，放到中国也没有办法。他向东管到朝阳区，管不到通县。行政层级一多，信息层层上报，蒙骗就出来了。
　　　第三个感受是：高薪养廉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全部。新加坡的官员，如果是部长一级的，年薪相当于人民币 500 万以上。你想想看，
他的职权实际上也就是一个 400 万人口地区的某个部门首长。我问一
个国内的朋友，他是某地级市的环保局长：如果一年给你 500 万，你为了保住位置，平稳退休，会不会拒收所有的礼金？他想了想说：如果没有任何监督，当然越多越好；如果有一定的监督，我只要一年 50万元，就愿意拒收一切礼金和礼物。
　　　新加坡也出现过不少腐败案例，说明高薪不一定必然养廉。但是，高薪毕竟能够让官员完全依靠合法收入活得很体面，再加上有老李的铁腕威吓，所以一般人不愿再去冒风险了。
　　　但是，新加坡腐败反弹的风险一直是存在的。老李退休以后，吴作栋上来。老吴和蔼得一塌糊涂。然后是李显龙上来，权威明显不如其父，在这种情况下，近几年新加坡还是出现了几起腐败案，这是发现了处理了的，可能还有没有发现的。
　　　我认识的几个新加坡朋友，都比较老实，或者说比较迂腐，照章办事，下班回家。应该是不错的公职人员。在新加坡，我们一起开会，不管多么重大，一般都是开完会吃便餐。就是会议室门口大厅里安排自助餐，没有桌椅，一人一个盘子站着吃，部长和外宾都也一样。但是，这些新加坡人如果到中国出差，他们就知道人情事故了。如果我
们也这样接待他们，他们会认为我们失礼。他们知道中国的接待标准，也欣然接受你的公款高标准。他们很享受这种腐败，和我们没有一点不同。
　　　有朋友会问：从你的几点体会里面，是不是可以判断，新加坡的廉洁是因为人治，而且恰好这个国家很小，正好在李光耀人治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加上高薪创造了不受贿的经济条件，于是就廉洁了呢？也不完全是。
　　　二是规范的公务员制度。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远远比我们规范，公务员中“政务官”、“事务官”截然分开，政务官要竞选和任命。事务官则通过考试录取，事务官的最高职务是高级政务秘书，相当于副部长级。如果他想当部长，只有辞职，脱离公务员队伍，加入到党派阵营去参加竞选。这不像我国，一个部长可能是系统产生的，连门口看门的老头都有 20 年交情，裙带关系、本位主义和部门利益格局很容易产生出来。新加坡也有这些东西，但比我们要弱得多，因为从制度上讲没有提供多少“土壤”。
四是普遍选举。虽说新加坡一党独大，但是选举的形式是存在的，
而且反对党得票越来越多。从理论上讲，人民行动党可能下台的。而且，今年的大选人民行动党得票只有 60%，创历史新低，把他们吓得不轻，采取了许多新办法。比如，年轻选民不喜欢老李天天坐在议会里指手划脚，退而不休，小李就劝了一通，让老李把资政职务给辞掉了。新加坡有选举在，人民对执政党就有一个终极的硬约束，他不能腐败得太过份了。
　　　当然了，我不认为中国马上这样搞就一定是好处多于坏处。中国现在发展形势总体不错，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慎之又慎，一旦搞出乱子，倒霉的总是老百姓。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9 节民族宗教
　　　上面的贴子里，我讲了新加坡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产业升级、城市管理、水务、组屋、廉政。
　　　下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他的民族宗教政策。新加坡华人占四分之三，其余是马来族、印度族和白人。白人少得看不见，所谓登记的白人，绝大多数是混血人种。印度族人比较好办，因为他们人数不算太大，而且自认是外来移民，他们多数信仰印度教（也叫兴都教）。
　　　真正需要新加坡重视的是马来人。马来人是新加坡第二大民族，占 14%左右。定居于此，早于华人，他们算是这里的原住民。而且，马来人作为南洋的一个庞大族群，构成了印尼、马来、文莱、菲律宾等国家的居民主体。这个族群在世界范围讲也属于大民族了，人口有三个多亿。新加坡的马来人信仰回教，人口增长相当快，远远高于华
人。而且新加坡与马来、印尼两国关系不好。所以处理民族关系，是个棘手的问题。
　　　虽然我不喜欢李光耀这个实用主义者，但我不得不佩服，这个仁兄处理民族问题还是相当不错的。他的手段高于斯大林、铁托。中国真的该学一学。
　　　在民族平等上，他是做到了。我说过了，四种语言，全部是官方语言。也就是说，虽然印度的泰米尔语很少人用，但是议会里永远都有泰米尔同声传译，政府重要文件永远都有泰米尔语版。这家伙，让人民行动党抓稳了印度移民的选票。把马来语定为国语，国歌必须用马来语唱，体现了对原住民的尊重。至于英语取代华语成为教育语言和政府通用工作语言，一方面是国际化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让少数民族心里比较舒服。如果是华语而不是英语，那么马来人和印度人还要学华语，肯定他们会难受。
　　　对于基督教、回教、佛教、印度教、道教，一视同仁，政教分离。老李以铁腕控制，让各大宗教谁也不许跟政府对着干，谁也不许相互对着干。我研究过新加坡种族冲突史，通过查阅资料，我惊奇地发现，新加坡建国前后第一次发生的大规模种族冲突，竟然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马来人与华人冲突，而是福建籍兄弟和广东籍兄弟打起来了。几十年来，新加坡种族冲突的烈度是很小很小的。相比于印度、印尼、菲律宾、泰国等邻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除了平等和政教分离，老李还在社会结构上加强控制。新加坡改善居民住房的作法“组屋政策”在世界上都挺有名。老李在组屋安排
上也动了脑筋。组屋，用中国话说，就是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当一个老社区的居民搬进组屋时，新加坡政府全力推行种族和睦的混居政策。就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白人不能聚居，全部打散了，分散到各个组屋里去。原来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一拆迁就消失了，再也拢不起来。这个政策其实很利害。说是全部分散，但是对于 75%的华人来说，怎么分法才叫“散”呢？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把少数民族都散开了。
　　　民族问题多半出现在聚居区，人口聚则矛盾聚。新加坡的组屋分配政策，在解决民众住房的同时，解决了民族和族群问题，这一招是相当高。反观中国，长期维持甚至人为地制造少数民族聚居区，认为是保存其传统文化，实际造成了不少矛盾和社会隐患。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是苏联的舶来品。苏联、南斯拉夫、捷克已经用自身的惨烈教训证明了这套政策的实际效果。中国还在坚持。近几年西部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中央高层不可不查。
第 10 节华人地位
　　　在新加坡，华人的地位相当高。这与我前面讲的华语的地位相当低并不矛盾。老李的民族平等是真正贯彻了的，对少数民族没有任何歧视。大家可以想像，如果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在完全平等条件下竞争，竞争上几十年，结果会怎么样？当然是华人胜出。在马来西亚、印尼，华人在被受歧视受打压甚至被屠杀的情况下，都能取得经济上的辉煌成就，何况是平等竞争的情况下呢？所以，在新加坡，华人真正地站直腰杆，做了一等公民。这一点上，新加坡华人真要感谢老李。
　　　在新加坡，虽然政府、议会都有固定的、硬性的少数民族名额，但是华人牢牢地掌握着主导权。许多部门的高管都是华人，而低级岗位多是少数民族。新加坡的外劳来自马来和印度。清洁工作多半是黑黑的印度人。我打听了一下，月薪是 1000 至 1200 新币，相当于 6000元人民币左右。这个工资还是可以的，其实从中国招聘劳工也是可以招得到。不过新加坡没用多少中国劳工，见过几个，不多。估计可能是因为华人在新加坡是一等公民，如果突然招来一大帮华人扫地，本地华人面子上实在过不去。
　　　一方面，华人是一等公民，政治经济地位很高。另一方面，华人都转说英语，自身的华人文化越来越少。这也许是“新加坡人”的成功，却是“华人”的失败。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11 节大选观感
　　　在火红的 90 年代，中国人忙着看苏联倒掉、学南巡讲话、圈地搞开发区然后改养山羊、炒股票、谈论高校收费、搞经济软着陆、收回香港、送别小平、看朱总理记者招待会、房改、国企三年脱困、抗洪抢险、抗议炸大使馆、西部大开发、和二胖玩猜猜猜、收拾轮子等，忙得不亦乐乎。同时，新加坡的政治也发生了变化。1990 年至 2004年，新加坡总理是吴作栋。这个仁兄身高 190CM，相对于新加坡的国土而言，相当浪费面积。但，吴是一个性格温和人。2004 年，吴引退，新加坡的当政者换成了李光耀的公子：李显龙。
新加坡的政治变化是，他的大选越来越有真事儿了。越来越激烈
而且走向多党竞争。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在 90 年代不断加速。
其原因，一是李光耀执政已 20 多年，需要领导人轮替。二是新加坡
在 90 年代基本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到了需要政治发展相适应的历史阶段。我想，如果要对新加坡的政治进行研究，90 年代以来是最有意思的。无论人们怎么说吴作栋时期李光耀是幕后指挥，但毕竟新加坡的政治正在逐步成熟。但很遗憾，我没有深入研究过，也没有亲历。但是我亲身经历今年的大选，倒可以说说观战的小体会。
　　　“李家坡”是独裁还是民主呢？众说纷纭。有个欧洲记者仁兄，认为新加坡是独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文章抨击了老李三万五千八百次。后来老李到欧洲接受了他的当面采访。
　　　老李回忆说：“他拿出了录音机，我也拿出了我的录音机。”看来两人都怕对方胡说八道死无对证。老李说，他一通 blablabla，说的那厮哑口无言。从此再也不写批评文章。我本人极其希望找到那两台录音机中的一个，可惜没有找到，也没有找到那个哑口无言家伙发表的采访文章，深以为憾！
　　　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它代表了两个事实：以前欧洲和美国人普遍认为新加坡是独裁专制，这是事实；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欧美人不再把新加坡视为专制，也是事实。有网友兄弟回贴说李专制，其实呢，他现在已经基本上把自己洗得半白半黑了。
　　　欧美这个变化，原因有二，一是交流和了解，消除误会，二是新加坡自己在变化。
本人见证认为，新加坡西方式竞选民主，基本上还是货真价实的。
他的多党制已经成型。反对党的成长，还没有达到欧美的程度，但成 长看得见。本次大选，反对党搞到了 40%选票。从理论上讲，反对党 上台和政党轮替已经没有任何制度上和现实上的障碍。反对党成长慢，是老李搞一党独大的历史后遗症。人民行动党这棵树太大了，下面的 “土”就这么多，反对党实在没有多少社会基础可以争取了。我认为， 现在反对党的正确策略，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然后等着人民行动 党自己犯错误。
　　　讲一个有趣的案例吧。阿育尼区的选举，堪称今年新加坡大选的经典之战。我了解故事的大概，不去查阅英文资料了，人名、党名全都忘光了，我就讲故事的大概，肯定有许多出入，欢迎知情的兄弟找篇专述性的好文章贴上来。
　　　阿育尼是一个集选区。什么是集选区呢？是这样的，新加坡全国分成许多选区，每个选区有一个议员名额。各政党就会派出自己的干将，分别出战，分到各选区去与其他政党派来的人 PK。这样，每个选区选民投出来一个议员，共同组成议会。
　　　但这样有个问题，就是少数民族的人、年轻的人可能永远选不上。所以，新加坡有一部分选区合并，例如 N 个选区合并成一个大选区，叫集选区。这样，集选区名额就多了，每个政党都派出一个由 N 人组成的竞选团队，各竞选团队之间 PK。如果团队中有一个大政治家，比如李光耀，其他几个人就算是刚出校门的学生或者无名印度阿三，这个团队也肯定胜，等于老人把新人带进了议会。好明白吧。
阿育尼选区是四个选区合并而成的。一输一赢就是四个议员，重
中之重，人民行动党不敢怠慢，他们推出的阿育尼区竞选团队，竟然包括了两个政府部长，堪称重兵把守，志在必取。
　　　竞争对手是谁呢？是一个著名的反对派领袖。党名和人名忘球了。这个仁兄也有趣，他以前在另一个选区参选，每次都高票当选。那个 选区是他的根据地，忠诚度极高，人民行动党根本打不进去。所以，人民行动党认为他还会在那个选区搞到议会入场券。有人甚至私下称，他是多少年龟缩在自己的根据地，他不敢出来，换个选区肯定被灭掉。结果，这个仁兄这回竟然杀出来了，他认为自己的根据地忠实度没有 问题，就让一个党友留守，他自己组织了一支竞选团队，杀进了执政 党重兵把守的阿育尼区。
　　　仅管选战激烈，执政党依然强大。不过这个时候，老李坐不住了，他出来对新闻界发表了一些观点。我没有看新闻的原话，听同事们说，他的大意就是，如果阿育尼区的选民投了反对党，这个区成了反对党议员代表的区，选民就有 5 年时间后悔了。暗示是，比如执政党可能会减少市政投入和福利什么的。他要选民们仔细考虑考虑。
　　　此言一出，帮了倒忙。这是明显的威胁选民嘛。许多人忿忿不平。仅管李显龙做了一些补救工作，但是结果仍然让人吃惊。选民们坚持投了反对党的票。人民行动党的参选部长在电视里哭了，他宣布从此退出政坛。估计精神打击太大了，受不了。由此可见，新加坡的选举还真有点真事儿。当然，各国国情不同，不一定要照搬。写到这里吧。我困死了，明天再聊吧。
第 12 节邓小平访新
下面我直接进入下一个主题：新加坡与中国。
　　　新加坡 1965 年立国，中国 1966 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关系肯定不好，双方互骂互扁了几年。
　　　尼克松访华以后，两国关系开始调整。实用主义嘛。新加坡在 1971 年恢复中国联合国席位时投了支持票，还声称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两国没有建交。李决定等印尼和马来西亚同中国建交以合再建交，以免引起邻国敌意和误会。结果一等，等了十九年，相当有耐性。1990 年正式建交。实用呀实用，李光耀这斯！
毛，当时毛正准备动身去见马克思。邓小平 1978 年 11 月访问了新加坡。
　　　我非常感兴趣的，就是邓小平这次访新。78 年，正是改革开放的思路形成之即，这次访问对中国是十分重要的。许多新加坡人也了解这次访问，因为李老总是把这件事挂在嘴边上。通过这次访问，李把中国的后来的改革开放说成了是学习新加坡的结果。我一直在想，这次访问对中国到底有多大影响？
当时的新加坡，立国已经 13 年。因为它立国之初就执行了市场
导向的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到 1978 年劳动密集型产业已成规模，正在酝酿第一次产业升级。邓小平看到的新加坡的市容和经济面貌，大体相当于 1990 年代初期的深圳那个样子。
　　　现在的中国人，看了新加坡没有什么感触。可是邓小平当时看了，触动比较大。因为老邓 1920 年去法国留学时，在这里下船住了两天。
看到这么一个破烂小岛竟然翻天覆地，他肯定很有想法。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他当时对邓说的话。我不去查原著了，有兴趣的兄弟到网上下载 E 书自己看。意思大概是：我们新加坡人，都是下南洋谋生的贫苦农民的后代，而留在中国的都是文人学士。所以新加坡能做到，中国肯定能做到。
　　　我原以为李光耀这句话是外交辞令。后来发现不是。他不光对邓小平，对新加坡人也多次讲过这类的话。总的意思就是，有文化有水平的都留在中国了，新加坡人是农民文盲的后代，是低等华人。不知道这个理论是他怎么想出来的？新加坡的文化精英对李光耀这个论调相当不满意。我的一个新加坡朋友，一见到我就调侃地打招呼说： “喂，文人学士！”我回击说：“有什么事啊，贫穷农民的后代？”
　　　李光耀回忆录称：邓小平听了他这个话，沉默了，没有回话。我想，老邓肯定知道，李光耀这个中国人才优势论不成立。因为通过解放后的历次运动，我们已经成功地把“文人学士”全部劳动改造成“贫苦农民”了。
　　　李光耀的回忆录又称，邓小平在 1992 年南巡讲话时称，广东等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若干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李认为，这是邓在 14 年后对自己的当年挑战的回应。中国正式决定要与四小龙比试比试了。呵呵，看来李的自我感觉相当良好，看把他美的。
　　　不过，总的来说，新加坡的发展对邓小平的改革实践是有触动的。在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多次出国。其中，美国之行（戴牛仔帽那次）、日本之行（坐新干线那次）以及新加坡之行，这三次肯定是最有收获
的。不过说新加坡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多么大的决定意义，我看也不一定。因为毕竟两个国家的国情差距太大了，可借鉴的东西不多，邓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
　　　中国的官员出国费用惊人，多数流于旅游和例行公事。老邓这三次出国的费用肯定是物超所值，花得相当值。
　　　中新两国在小平访问一直到 2000 年的关系发展，总的来说，可以用一句“波澜不惊”形容。
　　　在经济上，新加坡实现产业升级以后，向中国转移了一些产业，特别是在苏州搞了一个工业园区。
　　　在政治上，两国来往不断。新加坡与台北的来往也不断，但是只要不出格，中国也不去抗议。只是有一次，在 1988 年以后第二年的夏天，新加坡狠狠谴责了中国一顿。当时中国自己一头包，没有空儿理它。同时，新加坡继续以高于对中国百倍的激情与美国来往。
　　　在文化上，名为支持中国教育，实则网罗中国人才。两国合作培养留学人才，新加坡提供学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留洋，但毕业后要留新工作 6 年。实际上，大学毕业 6 年，人都 30 岁了，生理只要正常的都结婚了，哪里还能再回国。我有三个大学时代的兄弟，上大一时就被新加坡国立大学挖走，其中有两个最后留在了新加坡，据说收入丰厚。我到新加坡以后，急欲痛宰之，然多年音信不通，所留号码已成文物，遂在中国同学录上发出通辑令，至今未见任何回音。我每过高档海鲜饭店，无不扼腕，不亦悲愤哉！
娱乐上，中国的巩俐到新加坡入了国籍。新加坡的孙燕姿到中国
挣了不少钱。中国选不进国家队的乓兵球选手们，到新加坡组成了一支国家队。
总之，就是相互来往来往，但主要是埋头忙自己的事。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
第 13 节回望中国 1
　　　2000 年以后，中国做了一件很对不起大家的事情——没有像各国殷切希望的那样崩溃或者瘫掉。中国崛起了。整个世界都在震动，新加坡实用主义者们又该如何调整呢？
　　　出了国才感受到，中国崛起真是一个他妈的很不得了的大事情。一个大国，对于世界的影响太大了。想想吧，我们身边有形的世界和无形的世界，美国和苏联对我们的影响有多么的大。中国现在正在成为这样的大国。在东南亚，几乎每个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但五年前还是日本和美国。连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都被中国改造成了初级原料出口国，更不要说印尼、马来、菲律宾了。
　　　新加坡没有什么原料可以出口给中国，但是它是马六甲海峡的咽喉。中国目前 50%的原油要进口，除了委内瑞拉的油船以外，其余的中东原油和非洲原油都走马六甲。有一次，我在新加坡军港附近看见中国、日本、美国的三只军舰都停在那里，相距还挺近。新加坡对各大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新加坡和东南亚各国眼里，中国崛起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感受是，大家都希望中国平稳发展，继续当个脓包老好人，最好能发展成印度 那个熊样。为什么呢？我说过了，超级大国崛起是件不得了的事情，
他会改变世界的“气候”。
　　　打个比方，现在的世界气候和环境，我们的物种和农业都适应了。如果说，要来一个环境剧变，会不会有人同意呢？当然，可能在这次剧变以后，撒哈拉沙漠会变成雨林，西伯利亚可以种植大米和椰树。许多地区会受益，这样会不会有人同意呢？我想没有。因为每个地方，不管当前的气候条件是好也罢，是恶劣也罢（比如冰岛），人和生物圈都已经适应了，如果贸然改变，有太多太多的不确定因素，谁也不知道是福是祸。即使西伯利亚会变暖，俄罗斯人也不会欢迎剧变的，因为还有太多的不可控、不可知的因素，他怕呀。
　　　既成的生态圈，依赖着既成的气候。国际环境也一样。在东南亚，不管是在现行国际环境的受益者，比如新加坡，还是在现行国际环境下的受害者，比如印尼和泰国（它们在 97 年金融危机中几乎输掉了最后的内裤），还是现行国际环境的迟到者，比如越南，他们全都不欢迎改变现有的、可知可控的国际环境。
　　　在他们看来，如果中国只是一个平稳发展的参与者，他们是欢迎的。但中国显然不是。中国自己想是也不可能是，中国的块头太大了，只要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 1/5，就会实现总量超越，从而颠覆他们业已习惯了的国际经济环境。
　　　欢迎改变国际环境的，只有北朝鲜和几个非洲国家。因为他们已经穷得一无所有，输无可输。他们是最为彻底的革命者，在国际环境的剧变中，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天知道是什么，最坏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换一根新的锁链。他们怕什么呢！
　　　中国——我最热爱的祖国呀！虽然你有这样的那样的不对和不好，我仍然这样的热爱你。这样发自内心地为你骄傲。站在海外回首远眺，你是这样的伟大，这样的拉风，像黑暗中的萤火虫，想藏也藏不住。但王者，命中注定，永远会万里独行，无论前面是胜利还是失败。没 有正常的理智的国家会选择与你同路。肯与你同路的，又根本不配与 你同路。
他妈的，怎么办呀。第 14 节回望中国 2
　　　继续说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看法。东亚和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欢迎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无法预知的因素太多。不确定时，人心则求稳当。所以，他们齐齐地转向了美国。许多国家并不喜欢美国，甚至很讨厌美国，但是除了美国，还有谁能制衡中国呢。
　　　近几天李光耀访美，要求美国介入亚洲平衡中国的影响，就是这个意思。不光是老李在说，几乎所有的其他国家都在这样说，所以我们不必太在意老李的话。谁让我们这么有实力呢。
　　　其实，中国如果真的能够给大家勾勒一个美好蓝图，让小国们各自回家关起门来研究研究，中国这个蓝图、这个新环境靠不靠谱，如果还基本可行，也许有人会支持中国崛起，站在中国一边。但是，问题在于，中国自己也不知道，未来自己如果成为超级大国以后造成的国际环境是什么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中国崛起造成的环境改
变以及带来的后果，无论是对美国、对中国、对东南亚小国，潜在的危险都是一样的。中国并不比别人安全，甚至比别人风险更大，因为我们在旋涡中心。
　　　这个困境，改革之初就注定了。中国的改革，其价值导向就是猫论，或者说是实用主义。“三个有利于”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口号。其方法途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摸着走，走一步是一步。路在哪里？眼前本无路，勇敢向前趟，路永远在老子屁股后头，供越南同志免费参考学习。
　　　这也不怪邓小平，他是世界少有的大战略家，眼光长远是他的突出特点。但是，他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有史以来，英法德的崛起时，是 1000 万人口的规模。美苏日崛起时，有 1 亿人口国家规模，
这样已经把世界两次打得稀烂。中国这种 13 亿人国家的整体崛起，无人可以预测会崛成个什么样子。
　　　所以，小平爷爷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价值观两只猫咪，方法论一河石头。
　　　有个笑话，说世界上最恐怖的导弹是朝鲜导弹。美苏的导弹再好，都可以算出弹道进行拦截。唯有朝鲜导弹，点了火会不会飞，朝哪飞，飞多远，连朝鲜人自己都不知道，别人往哪儿算去。有招必有解，无
招则无解。面对中国迷踪拳式的崛起，全世界无可适从。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
第 15 节回望中国 3
　　　看到有兄弟姐妹在讨论前贴中“没有正常的理智的国家会选择与你同路”一句的意思。对此，有必要多说几句。我的总的看法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朋友。
　　　中国目前从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都已经跻身为世界第二。从军事角度上讲，目前正在急速赶超俄国。我有一个哥们在军工集团工作，他是学电子机械类的，他曾与俄国专家谈判过。他认为，目前，俄国除在少数军事技术领域领先外，多数领域对中国的优势已经不明显，或者出现了中国反超现象。他认为，中国在军事技术领域全面超过俄国只需再要 15 年左右。军事进步归根到底，是拼的国家经济家底，俄国这二十年主要是在吃老本。我不知道他这个判断准不准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目前处于世界军事老三的位置，距第二的距离正在快速拉近。再加上政治、外交等方面，把各方面综合起来总体看，中国目前的世界第二的位置是可以确定的。
　　　中国这个世界第二的位置，不是一个已经稳定的结构，不是英雄排座次的最终结果。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排名，因为中国正在快速地追赶世界老大。这就使中美之间存在许多不可回避的利益矛盾。中国
只要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就现实了总量超越。而美国一旦失去了全球 GDP 第一的位置，则世界格局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变化。而这个变化将到底最后变化成一个什么样子，美国不知道，中国也不知道。这种不确定性，就会引发各国担忧，担忧则会引发抵触，这个问题我在前文中曾以气候变化为比喻论述过，就不再多讲了。
　　　中国为什么不会有朋友？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假定一个单位，一把手是局长，二把手是年轻的副局长，如果这两个人发生了矛盾，单位里面的人会怎么办呢？很显然，一个在既定格局中处于既定的中心位置的一把手，在斗争中肯定处于优势，他掌握更多的权力资源，他有更大的胜算，仅管他年轻较大可能会先于副局长退休，但是他完全有在退休前打垮副局长的能力，致少他有能力不放副局长接班。单位上的绝大多数人会站在局长一边。一些人至少会选择中立。正常的、理智的人一般不会选择与副局长联手与一把手对抗的。谁会成为副局长的同党呢？那就是与局长有仇的人。他们因为某事得罪了局长，反正没有好日过，所以才会站在副局长一边。
（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所以，美国要拉拢我们。军迷的兄弟都知道，八十年代，中国需要军用直升机，美国毫不犹豫地把最先进的黑鹰卖
给了我们几十架，这些飞机现在还是陆航的王牌。但是当苏联解体以后，中国成为老二，再想买几个飞机零件都难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中国所处的国际位置，是当年的苏联的位置；今天的印度如鱼得水，得到美欧的狂捧和慷慨军售，是因为他处在了中国七八十年代那个被人拉拢和利用的位置上。如果哪天中国真的崩溃了，印度变成了老二，那他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肯定会被美国收拾。这个与意识形态无关，这是现实利益。当然意识形态可能加剧或减缓冲突，但无法改变利益冲突的实质。
　　　话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指出一点：副局长的同盟军是不稳固的。大家不要以为朝鲜、巴铁、缅甸、伊朗是我国的钢铁同盟，他们今天跟着中国，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跟美国，而是因为由于历史恩怨无法去跟美国，美国不要他们。朝鲜咋咋乎乎的，挣弄出一些危险悬乎的事情来，他是想迫使美国与他签定和平协定，承认金氏政权并保证他的安全。什么叫保证安全？说白了就是不打他。因为现在朝鲜半岛仍然没有签订和平协定，是处于停战状态，也就是朝鲜战争还没有正式打完呐。朝鲜不是不想跟美国，是美国的条件他无法接受。美国说要谈也可以，但你先要这样那样。如果朝鲜不这样那样，美国又实在无法收这个小弟，国内舆论不答应，另一个小弟韩国要跳的。这就如同局长副局长那个例子。副局长想从局长的阵营里面拉个人，是非常困难的，真要拉成功往往要出血本。而局长想拉副局长阵营里的人，很太容易了。局长出面，把他叫到办公室，给他泡杯茶，亲切地谈谈话，对他说，以前的冲突都是误会，一切都过去了，你小伙子条件不错，
好好干，我保证一年内提拔你当个处长。大家说说看，这个人会不会反水？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是我们的中国关系好的国家，随时可能背叛我们倒向美国，这不是主观感情问题，这是客观现实和客观利益问题。
　　　我不否认，在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老大”当中，美国这个老大当得相对来说还算最不错的。美国对中国，虽然双方矛盾冲突很多，客观上说总体也还算是不错。至今为止，美国没有用当年对付苏联的那一套冷战手段来对待中国。当然这也不是因为美国仁慈，美国这个选择在经济上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而且中国也没有像苏联那样在国际上横行霸道，所以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很难下决心对中国发动冷战。他当时也没有料到中国会发展那么快。我对美国没有恶意，但世界第一只有一个，中国人不会放弃追赶和超越的。以后我在从经济角度探讨中国崛起时，还会从各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第 16 节搭顺风车
新加坡选择了脚踩两只船。但身体的重心放在美国。
　　　一是双方的贸易和合作不断加深。新加坡正在中国大搞水务。他 利用自己的水资源利用方面的优势，在天津滨海新区搞了一个开发区，正在建设一个新城。新加坡极力向中国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像台湾、香港式的地区，只能转移落后生产力，逼得员工连连跳楼。自己是一 个像德国、美国似的主，有大把大把的先进技术可以转让给中国。
　　　我的意思并不是贬低新加坡。新加坡有一些技术是相当不错的。比如水务，比中国要强两三个档次。中国必须博天下之长，为我所用。任何国家哪怕有一丁点好的东西，都必须是我们的老师。我的意思是说，新加坡有一些好东西，但好东西不是太多。与德国、日本甚至韩国都是很难相比的。
　　　二是到处打中国牌。在西方，李光耀是中国问题专家。李光耀跑到欧美，很多时候都在讲中国问题、中国人事、中国前景。他是华人背景，又是亲西方的老资格，所以西方相信他的判断。如果他讲新加坡的问题，倒可能没有几个听众。从维基解密文件来看，美国对中国以后的人事安排以及新人个人能力性格问题，都要请教老李。随着年
龄的不断增长，无论在国内还是跑到海外，老李越来越向张召忠少将的方向发展。很多时候，说话不太着调，给小李总理制造了不少麻烦和被动，不得不澄清“我爸不代表我”。
　　　第三点，就是大力引进中国人才。新加坡自身的人材十分匮乏。他们的教育是不错的，孩子也勤奋，但某些方面的人才，总需要一定基数的人口，才有概率有可能冒出来。400 万人口里能冒出多少人才呢？我去新加坡的工业园，发现这里几乎成了普通话的天下。至于贸易、旅游、服务业、会展、金融，越来越多的业务是围绕中国开展，所以“以华制华”，引进了大量中国人才。在教育上，大量中国博士硕士也都跑到新加坡来了。新加坡靠什么推动？基本上在靠外部的市场和外部需求。
　　　2010 年，新加坡人均 GDP 已达 43000 美金，世界第十五，亚洲排第三，仅次于中东的两个卖油翁。这些产值越来越多地不是来自制造业，而是来自金融、服务、证券等行业。新加坡的孩子，是亚洲最幸福的孩子，无论是华人、印人、马来人，街上一走，看得出来生活富裕。昨天我在街上碰到了两个穿军装的士兵，军靴尖亮，个个身高 180 左右，挺帅气，还有扑鼻的香味。我不知道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新加坡人，能不能吃苦创业。
　　　高端的技术人才来自中国、印度，低端的劳务工人也来自亚洲邻国，新加坡人呢？他们正大发其火呢。今年 5 月的大选，执政党被批评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引进外来移民过多，影响了新加坡本地人的就业。一个离了“外”无法生存的国家，出现了明显的排外倾向，这不
得不让人思考。工作岗位是竞争得来的，不是关上门自己私分的，如果你把人才关到门外，他们会加盟香港、深圳的同行公司，把你在市场竞争中打垮。你不敢同他在人才岗位市场上竞争，你就必须同他在行业市场上竞争。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17 节美新关系
新加坡不断加强同美国的联系，其力度远远超过了中国。
　　　我一直怀疑，除了马六甲的地理位置，新加坡还有什么本钱，能让美国如此看重？就说地理位置吧，它也不算独占，与巴拿马苏伊士的位置是两个概念。马六甲海峡地方大了去了，美国不光可以靠新加坡，也可以靠马来和印尼，甚至靠印度的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新加坡到底凭什么呢？我认为，它得到美国的青眯，是凭华人国家的特殊地位，他是世界上唯一的华人国家（湾湾不算）。他是联系中国的一个纽带。他是美国人了解华人、了解中国的一个渠道。美国也可以通过台湾了解中国人，但台湾人分析大陆，估计美国不敢信，因为带着强烈的情绪研究问题的结果一般不太客观。呵呵，如果我太高看中国了，请老李不要生气。
　　　新加坡是一个聪明的小国，他在大国之间窜来窜去，到中国打美国牌，到美国打中国牌，跟东南亚的邻居打中美两副牌，把智商不是太高的邻居们打得一愣一愣的。前天，我读到一篇印尼报纸的译文，印尼的评论家悲观地认为，生在中美这两头大象中间是倒了大霉，无论两象是做爱还是打架，都会把脚下的耗子给踩死。新加坡人并不这
样认为，他们眼里，大象做爱打架都是机遇，关键在于你如何把握。这个聪明的小国还挺有尊严的。他们的聪明，在于对大国关系收
放有度，知道哪些该坚持，哪些该妥协，能在维系大国关系的同时，尽可能地少丧失或者多挣取自己的权益。
　　　最鲜明的例子是美国那个鞭刑的案子。一个美国青年在新加坡犯了法，大概是用涂料在路边的一些汽车上进行了一些抽象主义的艺术创作活动。按新加坡法律，要打鞭刑。美国人一直认为这玩艺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向征，群情激奋，结果连克林顿总统都出面说情。新加坡就是不让，给了克大总统一点面子，少打了两鞭。一场轰动世界的外交事件才算结束。
　　　新加坡很聪明。他们知道，这个事情是小事，美国断然不会因为 一个少年的屁屁肿了就废掉同盟国关系；同时这个事情的影响又巨大，坚持执法可以在全球树立新加坡尊严和主权的良好形象，让人知道小 国不可侵。其实，港口要不要让美军使用，要不要让中国也使用，这 些问题才是大国关注的大问题。这些问题上，新加坡不可侵犯主权意 识可一点找不到了。他跟美国的同盟关系亲得很。可以断言，在现阶 段，如果中美开战，新加坡铁定是站在美国一边，管你中国死活。如 果我说得不对，我愿意跳马六甲。
　　　在事情很小而影响很大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上，高调地把国家主权坚持到明处。在事情巨大、关系到国运兴衰的问题上，该让就让，根本不通过什么讨论和听取群众意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抱定世界上最粗的那根大腿，这就是新加坡实用主义的国家安全战略。他玩得那
是相当艺术！
　　　相比那个日本国，冲绳少女被美军轮奸，全国人民抗议，政府连屁都不敢放。颜面扫地，主权何存？日本政府在世界上抬不起头来，是军事实力问题，更是执政水平的问题。国与国的执政水平的差距还是挺大的！
第 18 节新加坡总结
　　　各位兄弟，本楼主说了这么多，认为自己已经把中新关系说清楚说透了吧。总结一下，就是实用主义。
　　　在新加坡的利益盘子里面，中国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他妈妈的重要——仅次于美国！美国能决定新加坡的生死，中国能决定新加坡的穷富。在确保活下去的情况下，尽可能活得富一些，这就是新加坡的战略导向。
　　　多年以前，我看过一个郭达的小品。这老兄甩着陕西腔，对着境头高呼：“鄂不要死！鄂——要——活——”。挺搞笑的。其实，新加坡立国 40 多年，就是这么一句话，想活下去。这个小国家很不容易，
60 年代几乎没有人相信，这种国家能活下去。马来西亚人断言，新加坡用不了几年就会自己爬着回来。但新加坡做到了。新加坡人（我不用华人）的所作所为，无论亲华、反华，都不是因为他们爱华或者恨
华，他们只是为了“鄂——要——活”！
　　　有人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我觉得位置有作用，但国家实用主义的政策导向还是主要的。巴拿马位置比新加坡好，国际环境也不错，土地还大一些，人口差不多，但是发展得不太如意。埃及的运河，也没有对埃及的经济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只在政治上捞了些好处。另外，海峡和运河不一样的，国际海峡不用支付通行费，只要你不停靠他的港。事实上，马六甲海峡两岸三国的港口存在竞争关系。所以，不能否认新加坡政府在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周末无事的时候，我喜欢站在新加坡河岸边。我见过这条河边 70年代时的照片——你想像一个湖南或者四川的乡镇，如果附近再修两家小化肥厂和一家养鸡厂努力地污染一下，就是这么一个样子。而现在，这里比任何世界中心城市都不逊色。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19 节唱衰中国者
　　　人在新加坡住着，并时常回望中国，有挺多的感想。深夜里，在上网浏览劲爆美女图片之余，我时常对世界政治体制问题进行严肃而深入的思考。
其实共同的思考者很多。上周有一个美国著名学者，名字老长忘
了，又在唱衰中国，他说中国经济可能在 2013 年之后出现问题。这类让人可笑的论调一直挺很多。因为此君没有明确指出，中国到底将在 2013 年以后的一百亿年中的具体哪一年出现问题，所以他的话唯
一确定的内容应该是，他很有信心地断言中国经济在 2013 年之前的两年不会出现问题。原来他是来挺中国的。同志对不起，刚才乡亲们把你当鬼子了。
我曾经注意到，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一个悲观的和一个乐观的。悲观一方的人很多。我挑个带头人，叫章家敦。此君这两年不知
道在那里敦着去了，貌似好久没有见到他的大作了。网上绝大多数兄弟都熟悉，老章代表作《中国即将崩溃》，集世界唱衰中国论调之大成。
　　　其实还有一个仁兄，虽然没有直接唱衰中国，也可以与之同道，此君叫福山，是个日裔美国人。他的代表作《历史的终结》，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基础上，他分析断言，人类最后的历史是自由民主的历史。换句话说，他认为欧美现行政治制度是人类的终极制度，不可能有更
好制度或者同样好的其他制度。如果用他的理论对中国进行推导——中国必改，不改必亡。据说福山最近对中国政治的观点有一些积极变化，有兴趣的兄弟自己去搜哈。
　　　说到这里，顺便插一句，即，兄弟们多次提到的国际势力“反华”问题。
　　　我的理解是，国际反华实际有三个层次：一，微观层次：是因为 华人移民挤压当地人的生存发展空间（至少当地人这么认为），反对 华人群体；再微观一点，比如现在的新加坡，有人反华是因为中国的 大学毕业生抢了人家的饭碗，还有一些中国的美女移民抢走了人家的 老公。二，中观层面，因为意识形态或者国际阵营或者价值观念的差 异，外国的政府或者外国民间，反对我国的政府；三，宏观层面。现 行的国际秩序，是在 1992 年苏联死掉以后大家英雄排座次敲定的。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发展都从中受益。现在因为中国国力发展、市场开拓以及资源需求，冲击了现行国际秩序，因为他们反对中国这 个整体。
　　　这三种情况都是存在的，在一个具体问题上，情况又有不同。就政府而言，坦率地讲，1979 年以前做得不算好。当然如果做得好，矛盾仍然会有，但某些矛盾不会搞这么糟。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极左思想，外交关系以意识形态划线，对华侨问题处理失当。1979 年以后，总体而言还可以，当然也还有问题。李光耀回忆录中说，1978 年邓小平访新，曾问计于他，他建议中国停止对马共等组织的支持，以改善国际环境，邓接受了他的意见。
　　　国际关系很现实，我说新加坡是实用主义者，其实各国政府从根本上讲都是实用主义者。所以我感到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是带有长期性、根本性的原因，是无法回避也很难解决的问题。中国整体利益与世界各国既有利益格局的碰撞，决定了反华思想和行动将长期存在，我们必须正视，必须面对。
第 20 节乐观派
　　　乐观的一方也很多。其实，国内的官方主流媒体就是乐观者。一直在宣传乐观论。但是我们的宣传方式，从根本上说，还停留在 60年代那首红歌的唱法上：“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嗨嗨！就是好呀就是好！”形式太落后，宣传太过度，引发了公众逆反心理，最后说实话都没人信了。到头来，“被禁”成了一本书最好的宣传和最高的肯定。这个情况实在是相当糟糕。所以学者张维为批评说：中国没有把中国崛起的故事讲好。
　　　真正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的乐观派有两个，一个是 2002 年出现在西西河的陈经的几个长贴。二个是近年出现的张维为的那本书
《中国震撼》。
　　　陈经的贴子里，对中国官办经济这种世界最为怪异的经济进行了解读。他认为，中国这种经济形态，加上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以及其他一些原因，造就了中国的强劲崛起。贴子很长，大家搜着看吧。
　　　陈经的许多思考，其实也代表了我们许多 2000 年的时候还算年轻的人的思考。我们认为，世界上一个最实在最朴素的道理就是，一件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肯定是有导致其发生的充足原因。如果没有充足原因，它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存在即合理，人要尊重现实。就中国而言，这么多人说他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也确实不好，但连续 30年高速发展，是铁的事实，中国没有在老章指定的时间段崩溃掉，也是铁的事实，既然如此，事实背后必有充足的原因。那么，这个充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思考。
　　　中国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展之不同，是中国发展中掺杂了大量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干预的主要方式有四个。一个是政策和金融杠杆的调控，这个西方也有。二个是政府对几项最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的控制力。比如土地。精英们关于土地私有化已经吼了多年，地方政府仍然靠着土地财政自肥。三是国有企业相当多。国有企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基本上是“二政府”。四是许多社会事业机构和中介组织的行政化。比如中国机械工业协会，与外国的协会有本质的区别，体现了极多的国家行政干预。因为他是国家机械工业部撤部改成的。
　　　这个情况到底好不好？多数人认为是行政化过度。但是中国发展铁的事实又表明，行政干预市场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呢？下面我用跨国公司作为例子，来解释这个问题。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
第 21 节院子理论 1
　　　大家知道，当今世界，富可敌国的强大的跨国公司，代表着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利益。所以，中国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归根结底还是猫论，“耗子”就是必须发展出中国的跨国巨头，代表中国，到国际市场上去与美日欧的跨国公司进行利益角逐。其实陈经在这方面有一些论述，大家可以参考。我认为他论述的不够，没有把问题真正说透。
　　　西方有这样一个理论，就是自由主义市场理论。他们认为：跨国 公司是市场自由竞争的产物，只有市场自由竞争中拼出来的跨国公司，才是真正有竞争力、有生存力的。
　　　他们还认为，行政手段捏合的所谓跨国公司，大而不强，内部行政化严重，反应麻木，决策白痴，成本高企，还要贪污，一经市场竞争，就会死啦死啦地。1990 年代初我读大学时，百年梦醒国门开，欧风美雨过洋来，小平南巡一言定乾坤，中国市场经济自此发韧。当时，我的老师就是这样讲的，我也是这个自由市场主义理论的忠实的小信徒。
我举一例子。如果有一个院子，有 100 平方米。
第一个人要在这个院子里种一棵树，容易的很，他在任意一个地
方刨个坑，种上树??就不用管了。这个树??有充足的空间，可以轻松长成大树。
　　　第二个人也来种树，他就要考虑一下，虽然空间是有的，但是必须人为地认真选择个地方，因为靠第一棵近了，会被遮到。他在远离第一棵树的地方挖了个坑，栽了一棵树??，这个树??虽然可能受大树的影响，但仍然有充足的空间，所以它也长大了。
　　　第三个人也来种树了，他面对两棵大树，他所要做的，不光是要想方设法寻找一块有阳光的地方。他必须在树??成长的过程当中，时时前来帮忙。比如把大树遮挡在小树??上面的树枝折断，不然这第三棵树很难长大了，长大也会长歪、长斜，成不了材。所以这时，人力的干预就变得十分重要，光靠自然力量第三棵树不可能成材。
　　　当三棵树把小院子挤满的时候，第四个人来种树了。这时，光靠自然力量，第四棵树??根本无法存活。前三个人跑来对第四个人说：树的成长是自然过程，人力不能干预，相马不如赛马，建议让四棵树自由地、公平地竞争阳光和水份——那纯属他妈的阴谋。第四人有两个选择，一是放弃种树，永远不可能拥有一棵树。二是抡起大斧，把前三棵树的枝条各砍掉一部分（如果不能砍光的话），为小树??腾出生存的空间。舍此无他！
　　　这个故事可以代表世界跨国公司的发展历程。具体来说：第一个人是英国、法国。他们的跨国公司基本上是自然成长过程。（注：东印度公司不算企业，它是武力殖民组织。）
第二个人是美国和德国。他们来晚了一些，但国际市场够大，企
业成长空间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政府多少要帮忙才行。美国的办法是 “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门罗主义”。德国采用的办法是用大炮去轰。
　　　第三个人是日本。各位兄弟，你们如果搜一搜三井、三菱、住友 这些大财阀是怎么起家的，就知道日本政府对企业有多少关照。特别 是明治维新时期和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日本政府对企业不遗余力支持，财政上的、订单上的、政策上的。
　　　第四个人是亚洲四小龙。他们来的时候，国际市场这个小院子里已经挤得密不透风了。“四小”像样的跨国公司，基本上政府产物。很简单，他们的选择就是，要么不要拥有跨国公司，要么使用行政力量。韩国的大宇、现代和三星，在兼并做大过程中，都是韩国政府直接下令合并或者直接间接影响银行斥资。新加坡就不用说了，你们看看新加坡的淡马锡集团，国有投资平台，公司老总是李显龙总理的夫人！你们再看看新加坡政府对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支持力度，把新航打造成新加坡国家形象、国际品牌，这是公开的政府工作目标！
　　　我所说的，是大而言之的，当然兄弟们硬要举出一两个企业做为反例，可能不难，但大势如此。
　　　2000 年左右，20 年的改革开放的物质积累，推动中国崛起进入发力期。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凭着这种无心插柳、歪打正着、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认为是劣势的突出优势，杀进了这个已经挤满了四棵大树的小院子。
第 22 节院子理论 2
　　　我继续从四个方面论述上一个贴子我的观点：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国际市场已经企满为患的形势下，要么不要跨国公司，要么使用行 政手段，舍此别无出路。谢天谢地的是，这是中国的长项，中国在这 方面的能力世界第一。
　　　第一个方面的论述，是行政手段不等于否定市场规律去拔??助长。这方面，客观地说，非常考验执政能力，艺术性相当强。我继续用刚 才那个例子。如果第四个人不去为树??砍出一片生存空间，让树??在 大树阴影里自生自灭，就犯了教条的自由市场主义的错误，对完全自 由市场的问题，罗斯福和凯恩斯们早就批过了，许多中国人还没睡醒 呢。另一方面，如果他在砍出空间、种下树??以后，不尊重、不承认 树??应该按照自然规律成长，人为地拔了一下，结果不但没有让树?? 长高，还把根拔断了，树??也活不了。
　　　砍出空间——这就是行政手段；尊重树??的自然生长规律——这就是市场手段。党中央文件上其实说的相当清楚了：中国的经济管理，就是要“综合运用市场和行政两种手段。”应该说，执政党还是相当厉害的。当然，也存在一些具体执行官员水平不高的问题。前几年有一个国企在走向国际后倒掉，背后就存在执政水平问题——没有人出手为它砍出空间，它自己苦苦寻求空间时，又不幸被人拔了几下。这个企业的确是相当的悲摧。
　　　这里有必要插一句，前一段我们提到，自由市场主义者指责国有企业或者行政捏合企业的弊端种种，事实上都是有的。比如韩国三大跨国企业的腐败问题，触目惊心，甚至卷入了总统腐败案里。由于自
身的弊端，韩国巨头们在 1997 年金融危机时差点死光。现在改了不少了。中国国企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改革，而且在实践中必然有一些企业会付出生命代价。但面对现实，事实求是，这是中国在短时间内拥有足够多的跨国企业的唯一出路，利弊是不难计算的。有人举吉利汽车的例子作为反证，反例总是有的，中国这么大，世界这么大，但是我还是强调主流和大势。
第二个方面的论述：发展中国家的例证。
　　　在四棵树已经长满的小院子里，是不是国家不使用行政力量一定发展不出大型跨国公司呢？兄弟们一起考证一下，我缺乏这方面的全面资料，大家补充，证实或证伪都可以哈。
　　　这个院子的形成时间呢，是在四小龙基本完成崛起之后，我们把时间定在苏东剧变的 1991 年吧。这个时间是他们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间，不是他们成为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时间，成为公认的发达经济体是十年以后的事情。
　　　据我目前手头的资源，后发国家的企业，不通过政府行政力量而跻身大型跨国公司行列的，几乎没有成功的。一些小国家想利用行政扶持培育跨国公司，失败的倒是比比皆是。因为小国弱国没有这个力量去扶持。你靠什么扶持，无非是两个，一个是直接给钱，二个是给
市场。小国弱国的政府两者都没有。
　　　一是资源型跨国公司。比如巴西淡水河谷、中东的一些石油公司。我不知道这些在自己家的地里挖挖挖的公司，算不算跨国公司。如果算的话，他们也是政府支持的结果，政府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给了矿，相当于给了钱。某些公司获得矿是通过招标的形式，但那根本不是市场手段，如果真是市场手段，肯定是中国人中标。事实上外国公司有时连入场资格都没有。
　　　二是俄罗斯的公司。这些公司是不是在跨国？反正没有跨出多少影响来。我行走江湖这些年，给我留下些印象的俄罗斯企业，只有卖武器的。听说过的还有石油天然气公司。俄罗斯公司，无论是公是私，都是前苏联的行政手段制造的产物。国有公司就是解体以后没有给私人吞掉的。这些公司在我看来，没有哪家是市场形成的。
　　　三是印度的公司。兄弟们不要说印度没有公司，印度公司还不小呢。比如世界第一大钢铁公司米塔尔公司。（米塔尔那哥们移民英国以后，这个算是英国公司还是印度公司？）还有印度的汽车公司也不小。不过，我以前读过不少这方面的资料，我就不去再查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研究。印度的大公司也是与行政力量密不可分的。有论者甚至提出，中国是政府控制公司，帮助公司挣钱；印度则是公司控制政府，操纵政府帮助公司挣钱。
　　　我所见到和想到的最后一种跨国公司，是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企业。华人企业中小企业多，但也有很大的。比如印尼华人林绍良的公司。
国内一些哥们可能会想，华人在印尼受排挤，所以华人企业做大，肯定是纯在市场上打拼的结果。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华人企业中，小企业基本上是靠市场，大企业就不一定了，而能够跻身跨国公司的大企业，无一例外是靠了政府的行政支持。由于东南亚腐败问题比较严重，说得难听一点呢，就是官商勾结。林绍良的一些传记中，把这个老兄和中国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相提并论，称他是东南亚第一红顶。他和苏哈托的钢铁般的私人友谊，在东南亚人人皆知。
　　　我的结论是，也许二百年前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真有企业是自发形成的，我说是也许，因为才疏学浅没有考证过。但近 20 年来，后发国家和地区，若不靠国家行政力量的支持，仅通过企业参加国际市场竞争形成跨国公司，成功率几乎为零。
　　　我的进一步结论是，中国国家扶持企业的模式虽然有缺点，有问题，但在现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如果中国希望拥有自己的跨国公司，这是必选之路，几乎也是唯一出路。当然，中国有国有企业，不一定必然就将拥有一大群跨国公司。从国有企业走向跨国公司，从大者走向强者，需要一系列的努力、胆识和运气。这不仅需要企业掌门人的水平能力，更需要国家高层经济管理者的水平能力，这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
　　　补充一句：中国部分民营企业通过近三十年的发展，目前也具有了相当的实力。国家应该不分成份，对有条件的民营企业一律扶持，使之向跨国公司方向发展。民营企业由于产权明晰，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上，处变要比国企更灵活。可惜，中国目前大型和巨型民企太
少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23 节院子理论 3
　　　也许有兄弟会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政府对企业干预最少的国家，美国的跨国公司是自然形成的。这里，我认为有必要聊一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美国跨国公司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二是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上，不可否认，美国是这个世界上独立无二的国家，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美国的能力在于创新。如果说别的国家都是努力在一个栽满了树的小院子里砍空种树，美国则总是有能力不断开辟新的院子。
　　　八十年代，当别的国家在高端制造业的院子里打架时，美国的计算机产业冒了出来，形成了英特尔、戴尔、苹果、微软、惠普、康柏、 IBM 等一系列软件和硬件巨头。由于新院子是老美自己开辟的，等别的国家跑过来，他都把树栽满了。
　　　九十年代，别的国家都在想办法挤那个计算机院子的时候，美国不声不响地开辟了因特网的新院子。鬼才会想到，把个人计算机联在一起，就会创造一个虚拟人类社会，形成一个万亿级大产业！等其他国家再跑过去，美国又把树栽了一个五满六满，这些树包括：亚马逊、网景、谷歌、雅虎……我不想罗列了，实在太痛苦了。
　　　如果说日本、欧洲和中国是制造型国家，美国就是创造型国家。美国社会一系列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的制度和政策，是最、最、最值得中国研究的。现在中国人总是盯着美国人又创造了什么，想把它学会。实际上，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美国人是怎么创造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去创造。这个倒被我们忽视了。
　　　所以说，我们虽然是崛起中的超级大国，但我们任重道远，超赶美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他的“打法”跟中国等其他国家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充足的心理准备。
　　　我说了，美国有开辟新院子的能力，为其他国家所没有，我们就可以深入地分析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关系。顺道还可以分析一下美国与中国知识产权纠纷的实质和根源是什么。
　　　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关系，论者很多，观点不同，相互争议。有人举例指出，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自由竞争主义政府，而有人举例指出，美国干预企业力度相当严重。为什么美国政府会有不同面目呢？他精神分裂吗？他自相矛盾吗？一言以蔽之，这种困惑来源于我们没有认清美国存在两种院子——老院子和新院子。他在两种院子里面有两种不同行为，但两种行为目标是一样的，就是确保美国国家利益和美国跨国公司的发展。
　　　先看新院子。在美国人自己开辟的新院子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竞争能力，还没有摸到院子的门呢。这种情况下，市场自由竞争肯定能够产生出最好最强的企业来。美国政府当然会鼓励市场竞争。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微软的拆分案。前几年，微软险此被美国政府强
令肢解掉，因为他违反了美国的反垄断法，害得比尔盖茨多次出庭自辨，全世界沸沸扬扬。因为微软的市场比重太大了，其他美国企业发展受到了抑制，而外国公司对美国不构成竞争威胁，至少没有大的威胁，在这个情况下，美国政府考虑肢解微软，以促进全国软件行业更健康更全面的发展，让美国经济更强大。
再看旧院子。美国人在制造业等旧院子里，表现就完全不同啦。
（现在应该说计算机也算旧院子了，三十多岁了）。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波音、麦道合并案。大家知道，美国以前飞机制造公司很多，通过七七八八的合并，到九十年代生产民用大飞机的企业就剩下两家了，波音和麦道。波音世界第一，麦道世界第三，中间那个第二的是欧洲空客。1996 年波音收购麦道，美国的大型客机就只有一家了。这起收购案，如果你说没有政府的力量，鬼才相信。合并，是为了共同跟空客去死掐。这才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
　　　大家看，微软在美国还有几百家同行，但美国政府要肢解他，因为说他垄断；飞机公司全国就只有两家，还要合并，这难道不垄断啊？说白了，这就是行政力量在起作用，唯一的目的，就是确保美国的全球利益。什么垄断不垄断的？垄断对美国好，就搞垄断，竞争对美国好，就搞竞争，美国人跟新加坡人一样一样的，就是实用主义万岁。
　　　中国的教条主义者们！左的教条主义者们，民主自由人权的教条主义者们，醒醒吧！去学学小平的两只猫咪理论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的路线是真理啊，同志们。
第 24 节知识产权
　　　今天晚上的最后一贴，跟跨国公司主题没有关系，但既然讲到这里了，就随手写下来：美国与中国知识产权纠纷的原因。
　　　其实看了上面这些贴子，兄弟们就知道了美国优势和软肋。美国的优势是他的创造能力。他如果想要扬长避短，通过发明创造，获得财富和成就，他就必须保护创造活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总统走到哪里都要强调保护知识产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入世时美国一直拿知识产权卡我们。知识产权乃是美国最大的财富。
　　　知识产权是一个昂贵的东西，有时为了创造发明，需要耗费的成本是不可估量的。知识产权又是一个脆弱的东西，它太容易被侵犯。
　　　随着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知识产权出现了两个令美国人生气的趋势：成本越来越高，侵犯它却越来越容易。比如，一部投资 1 亿美元
的大片，侵权者只需要 2 元钱就可以刻成一张光盘。比如，微软公司耗资几十亿美元开发的办公软件，你用一个 U 盘就可以拷贝，不用花费一分钱的成本。这就造成了美国的知识产权越来越娇嫩。
　　　美国人真的挺怕中国人的。他们是创造者，总能搞出一些颠覆性的事情。比如，发明了鼠标，鼠标点击替代键盘指令，完全是电脑操作模式上质的飞跃。但是，中国商人来了。他们在鼠标上刻上花，美观；把鼠标做成动物的形状，可爱；在鼠标上安两个小突起，可以按摩手掌，保健；为买鼠标的人送货上门，还可以通过发票抽奖……结果中国人把美国人的鼠标厂打垮了。美国人有创造一个世界的天赋，中国人有挤垮整个世界的天赋。所以，在中国人面前，只有知识产权才能保护那帮可怜的美国佬，呵呵。
　　　有兄弟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扬长避短、大力仿冒、痛击其软肋、灭资本之威风、长穷人之志气呢？
　　　不可以，因为违法。不可否认，目前知识产权在中国保护得不是太好，老被美国骂。不过，在人均 GDP5000 美元以下的发展阶段，正是处于学习仿制求发展的阶段，日本、韩国也是这么走过来的。这是现在发展阶段上的一个正常现象。当一个国家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之后，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会迅速下降。
　　　读书时曾记得美国一个总统的名言，哪个总统忘了，准确的句子也忘了，但这句话相当好，值得咱们中国人记下来——专利保护，就是把财富之油浇到智慧之火上。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25 节反对本本主义
　　　好了，跨国公司问题说得差不多了。说这么多，目的还是要回到第 20 节的主旨。跨国公司是经济的一个方面，我在试图以这个方面为例，来探究为什么中国连续三十年这么快发展的原因。当然一个方面无法解释全部，所以我认为我的解释并不成功，只是对大家启发讨论的一次抛砖引玉。毕竟，公民的独立思考对一个国家是极重要的。
　　　接着第 20 节说，陈经对于中国的解读，有很多独到的地方，但是，我对这个哥们最赞赏的地方，不是他的见识而是他的精神，就是面对现实、承认现实、研究现实而不是陷在精典的教条理论里面的精神。至于他研究现实的水平，大家可以有各种评价，但是，这个精神值得所有中国人学习。
　　　回顾我们的历史，中共第一次陷入教条主义，差点灭在了江西。老毛写了一篇旷世雄文《反对本本主义》，使全党认识到教条主义比 狗屎还臭。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确保了二十多年的胜利前进。第 二次陷入教条主义，十年动乱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结果小 平提倡了“实事求是”。小平显然太恨教条了，所以他反复强调，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就是这么四个字！把 100 多年的所有 经典理论压缩成四个字，小平简化问题的水平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既是因为小平的水平太高，也是因为有些中国同志水平太低。小平 不得不用最简单的话给这些木头脑袋的同志们讲清楚——所有经典 理论不是告诉你该怎么做，而是告诉你怎样才能正确地自己作出决定 怎么做。
　　　中国会不会第三次陷入某种教条主义？我们总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急迫性。不错，我也知道很重要，我也是一个这样的强调者。由于曾经在体制内工作多年，我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许多直观而深刻的认识。某些方面的问题，远远比老百姓们想像的还要严重。但是，我相信，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如何处理好发展与改革的关系？
这个方面，其实中国一直处于悖论之中。一方面，是连续 30 年
的世界罕见的飞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对制度的强烈质疑。无论是中国的专家，还是外国的学者，多数人一致认定，在这个经济增长率 10%的国家，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急需改革；他们同时一致认为，欧美那些经济增长率 1%甚至连续负增长的国家，生产关系非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用改革甚至已经实现《历史的终结》了。长期以来，多数人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两个结论有什么别扭。
　　　我不是反对者和评判者，我是一个思考者和思考之后的迷惑者。我真不知道这个问题上，专家们到底该怎么解释、怎么理解、怎么看待。每天解大便的时候，我常常幸福地憧憬：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都能达到 10%，等我们改革改得适应了，那得多快啊，估计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百年以来，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为了救亡图存、为了过上更宽裕更像人样的生活，走了太多太多的弯路、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代价，所以我们每个人更应该百倍去呵护这个来之不易的高速发展的局面，中国太难了。我不否认许多网友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我们做过的事——对的经验或者错的教训，都要总结而不是忽视。陈经们所做的，就是不要放弃和丢掉我们的宝贵经验——如果有经验的话。
　　　陈经的许多观点和理论，不一定经得住推敲和反证。但他的可贵就是面对现实试图做出解释，在这一点上，我愿引为同道，共同去研究这个现实。我们的解释无论多么幼稚和荒唐，但它对中国的发展有益而无害。
第 26 节中国震撼
　　　废话一堆，转入正题，中国乐观者的第二个代表张维为。张维为的《中国震撼》网上有电子版和书摘。大家可以看看。
　　　由于成书时间比陈经的贴子晚了八九年，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老快了，所以张的作品比陈有更多的乐观情绪。如果说陈是从“官办经济”的优劣来就事论事地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张则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肯定。如果说陈的文章中，更多是技术性讨论而不是制度性讨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成功具有某些歪打正着的偶然性因素，张则更倾向于在中国现行的社会制度当中寻找中国崛起的必然性。说老实话，大部分中国同胞读张的书，肯定会读得高潮一波接一波。
　　　张久居国外，对国内情况了解，多是停留在资料数据和旅游访问。坦率地讲，虽然我非常非常希望历史最终证明他是正确的，但我不得不说，我认为他太乐观了。中国的问题其实和成绩一样多。我们努力在为成绩寻找制度性解释，但迄今为止一直不算成功。相反，许多困难和问题倒是比较容易找到制度性解释，这令我们很郁闷。张维为对中国制度优越性的论述，缺乏深刻而具有说服力的硬东西，又基本上回避了制度存在的弊端。所以读了他的书，大家对中国还是不放心。
　　　对张的书不想多加议论，见仁见智吧。但我严重地同意张维为的一句话：中国没有把中国崛起的故事讲好。我考虑到中国还没有成功崛起，这句话应该改成——中国没有把中国三十年高速发展的故事讲好。
现在国观论坛挺火，其他国际关系网站也是贴子满天飞。资讯发
达真的是很幸福。记得二十年前，我上中学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什么 国际资讯，新闻联播只有五分钟国际新闻。我几乎把参考消息的每个 报缝都看完了，还是觉得有一堆问号。资讯发达的今天，我们的问号 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现在世界上国际关系，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民族、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交叉作用的复杂大系 统，牵一动百，顾此及彼，非常难弄。许多世界问题，不是一因多果， 也不是多因一果，是 X 因 Y 果。系统论里有一个黑箱理论，就是你输 入一个指令，箱子会给出一个结果，但箱里面怎么弄的，很难搞清。现在中国就有点这个味道。比如让人民币升值 5%，在若干段时间内 会出现国内国外一堆结果。至于这些结果是哪些因素交互作用出来的，只有鬼才知道。当然，无数砖家不断发表文章说他们全都知道，不然 他们吃什么呀。
　　　这个黑箱创造的最经典的案例。是中国加入 WTO。全世界和中国的专家给出了一万种以上的可能性，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今天的结果，超过了最乐观的预想。比如汽车行业，几乎每个专家都预测，一入世中国汽车必完，至少有一个相当长的适应期，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我 2004 年在国内某省会城市购房时，小区车位是平均两户配一个，结
果 90%的车位无人租用，只好租给商家当仓库用。但四年以后的 2008年，车位全部抢光，还有一大群租不到车位的业主在那里骂娘。看来一户要 1.5 个车位才够用。恐怖啊，你如果研究一下西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史，就知道中国的发展速度多么恐怖。如果中国汽车业能再多产生几个自主品牌，那就是一个完美的神话了。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肯定，三十年高速发展的事实背后，肯定是有某种原因的。而且原因不只一个，是多种原因交互作用。但是，至今这个原因体系对我们而言仍然是一个黑箱，我们只看到黑箱里源源不断地冒出来“10%”、“9%”，却不知道它里面怎么工作的。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经济领域的突飞猛进，必然要求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上的改革跟进。然而，在进行下一步改革时，我们不得不犯嘀咕：将要被我们革掉的某个东西，会不会恰好是黑箱里头的一个重要甚至关键零件？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毕竟经济是基础，经济发展了其他领域不见得一定好，但经济不发展其他领域一定更糟。
　　　那，能不能不改革或者放慢一些呢？也不行。社会公众不答应，客观形势不允许。由于公众权力不彰，对政府部门和利益集团缺乏必要的制衡，一些问题诸如环境、食品安全、生产安全、职业健康、药品安全、城管执法等，已经坏到了不容我们再拖下去的地步。
　　　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中国的故事讲好，不是为了给别人听，而是为了给我们自己每个人听，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二章文化随笔
第 27 节色拉钵文化
　　　说实话，中国的故事我也讲不好。大家一起慢慢讲吧。我想从文化、经济两个方面慢慢展开，往下讲中国的故事，最后在政治方面有几个假设。完成这个任务可能需要很多贴子，我这两天摊上一点事儿，
请大家耐心不要骂。
　　　先讲中国的文化。我认为，社会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实际上可能隐藏着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我们由远及近，现在转回到新加坡去，还是从那个小岛讲起，以便对得起这个贴子的名字。
　　　根据老李的定义，新加坡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汇之地，多元乃是新加坡社会文化之特点。新加坡是东西互望互通的窗口。（他有没有考虑到，万一东西互扁时，这个窗口会多么悲摧。）
　　　从表面上看，新加坡确实体现了这个文化窗口的风貌。你走在街上，华人、马来、印度三大种族差参交互。由于三族体貌迥异，可以一眼看出来。虽然新加坡也提倡融合，但是由于宗教和文化原因，融合真的不容易。例如华人和马来人，几乎难以通婚。马来人信回教，打散了居住，仍然保持着他们的风俗和习惯。街上的马来女孩，总是把自己身体全部包得严严实实，再拿块头巾把脑袋一包，只留前面一面露出脸。
　　　我曾经多次感慨，在这个高温湿热的赤道岛国，穿这身行头确实需要信仰和勇气。他们这个文化和宗教真不得了。换了我，五分钟内准中暑送医院抢救。我这个言论被一个新加坡兄弟痛批，他认为这个言论典型地代表了中国读书人千年一贯的虚伪嘴脸——明明想看女孩的大腿，却非要摆出一副关注人类前途的情怀，上升到历史文化批判的高度。我顿足捶胸并指着鱼尾狮发誓说，这一次我的出发点真的是主观利人、客观利己的。
再说印度族。新加坡的印度族人占总人口的 8%。这个比例不算
高。当然，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壮族，所占比例还不到 1.5%。相对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来说，新加坡的少数民族算是够强大了。在新加坡，印度族人数少于马来族人，但经济和社会地位明显高于马来人，这可能跟印度族人的受教育程度有关系。毕竟，在当今世界上，如果让中学生上考场去单挑，除了中国人天下无敌，可能就要属印度人了。
　　　印度族实际上不是一个严格的族，因为印度本国有几百个民族和部族，所以新加坡的印度族指印度各族之后裔。但其中主要是泰米尔族。泰米尔纳德邦是印度次大陆东南角上的一个邦，在印度的相对位置，大致相当于福建省在中国的地理位置。我怀疑是不是住在这个地理位置上的居民都喜欢移民。
　　　泰米尔人是一个世界性民族。历史上，不少泰米尔人移民到了斯里兰卡北部，然后跟当地的僧加罗人打了几十年仗，还成立了名震南亚的泰米尔猛虎组织，还干掉了拉吉夫甘地。不过他们在新加坡的表现非常平和，安居乐业。这足以证明老李处理民族问题的小手腕还是比较高明的。现任新加坡总统纳丹就是印度族人，虽然内阁制共和国里面的总统基本属于花瓶，但毕竟是名义上的国家最高元首。印度族有什么问题和不满，老李小李请国家最高元首出面，现场办公去处理一下，还能处理不下来吗？
　　　华人有“牛车水”，印度人有“小印度”，那是原来的印度人聚居区，现在是一个旅游点，有印度馆子和印度产品。许多国内的女旅游者跑去买纱丽，不过我认为那些纱丽大多质地较差，不建议购买。一次我去吃印度饭，本人的英语水平是国内高校普通六级水平，如果印
度人把菜单弄成完形填空或者四项选择的书面形式，再提供一支 2B铅笔，就会发现我的英语水平是多么的高。但是很可惜，阿三需要我口头点菜。这是一场中国学校考试专用英语和印度南部某县地方特色英语的巅峰对话，我连说带比划了三遍，阿三连一句都没有听懂。最后阿三忍无可忍，用汉语对我说：“先生，我们还是说华语吧！”原来他会汉语！老子狂晕。
　　　虽然前文讲过，新加坡的华语地位不怎么高，但是毕竟有 75%的华人。更重要的是，2000 年以后中国人已经成为新加坡的主要旅游客源，所以兄弟们到新加坡，如果英语水平不明显在楼主之上，在旅游点和服务场合，不要管对方肤色，讲汉语就行，多数人都懂，不懂的话他自己会扭头找个懂的来。
　　　新加坡的第四大民族是欧裔。这个群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统计数据上是百分之一点多。但我没有看见过。我看见的白人都是外国游客。也许这些欧裔主要是混血人种，已经看不出来了。
　　　这个民族是殖民历史的产物。英国殖民史是新加坡的一段重要历史。中国人有时候很难理解别的国家的思想行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别国历史不了解。我们中国人不太喜欢去深入研读别人的历史，因为二十四史就够读死人的了。但是，任何国家和民族的行为，都是在他们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大国，必须和几乎所有的国家打交道，这个问题就越来越突出。
　　　比如，多数中国人对于美国的认识，仅限于：五月花号运来一船人、来克星顿打响第一枪、制宪会议决定建国、华盛顿两届以后自觉
回家种地、爱迪生发明电灯泡、林肯打仗解放黑人、望厦条约和八国联军、上甘岭和尼克松、克林顿被一个女的告了、大楼被两架飞机撞了。仅此而已。其实美国三百年历史，虽不如我们历史长，但内容也是浩如烟海、博大精深。这个国家走到今天相当不容易，而且相当复杂，我们不了解这些，就非常容易简单地作出战略误判。当然，这个批评对于美国认识中国一样适用。
　　　中国、韩国、越南等国家，把殖民史（或半殖民史）看成血泪史、屈辱史、痛苦史，因为这些国家原来独立的好好的，被人一顿暴打变成了殖民地。新加坡则不然。它原来不存在国家，因为殖民才形成政治实体，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讲，许多新加坡之类的国家都把殖民史看成历史遗产——如果不叫历史财富的话。英国前殖民地俱乐部——英联邦，除了斐济共和国在前年因为拖欠会费被开除了，还剩 53 国，真是济济一堂哈。新加坡也是成员之一。
　　　我说这么多话，其实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我认为，欧裔这个所谓四大民族之一，在新加坡与其说是一种社会存在，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存在。新加坡需要这样一个民族来证明，自己是东西的“交汇点”和东西方的“窗口”。所以，把祖先与老外有染的人都算成欧裔了。这就是我对这个民族的看法，希望这个民族的兄弟看到了不要找我打架。
　　　几个少数民族讲完，最后是新加坡的华人。新加坡华人分为两类，一是老华人，就是改革开放前到新加坡的人；二是新华人。
　　　新加坡的老华人，从该国公开的统计资料上看，依次是福建人、潮汕人、广府人、客家人。他们一直这么公布，其实这几个概念听上去是有交叉的，比如客家人很多也是福建人。我的理解是，他们是根据语言统计的，因为老移民喜欢按语言聚居，甚至从事什么行业都是按方言分工。如果这样理解就是：讲闽南语的、讲广州话（粤语）的、讲潮州话的、讲客家话的。据我观察，岭南四大方言在中老年华人中仍有很大市场，年轻人都去讲英语，年轻人之间流行英语交谈，有些年轻人也学习普通话。不过年轻人还是能听懂他们父辈的方言。
　　　新加坡的新华人，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移民出来的这帮兄弟姐妹，是新加坡的新生力量，在人口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在技术领域。他们有的入了籍，也有的持有长期留居准证，保留中国籍。由于移民条件较高，新移民平均素质比老移民要强，也造成了一些矛盾和怨言。有人叫嚷中国人太多了。我没有查到详细的资料，但新加坡全国常住人口 500 万，其中本国公民 380 万，这一减就出来了，120 万人当中，中国人至少占一半以上吧。新加坡政府称，新加坡人口容量设计是在 700 至 800 万。那么除了自己生，他们至少还有 100 万人的移民容量。想移民的兄弟可以留心打听，反正老子打死都不移民新加坡。
　　　关于新移民，我还要多说几句。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对外移民量相当大，现在全世界的华侨社会——从美国到英法，从东南亚到非洲，从加勒比岛国到澳大利亚——都正在发生一次重大变革，就是新移民取代老移民成为华社主流。
　　　在世界各国，新老华人截然不同。老华人许多是劳工后裔，文化水平较差，工作以商业和饭馆为主，老华人多半讲粤闽一带方言，许多人已被基本同化讲外语，老华人多半信佛教或者道教，有的改信当地主流宗教。老华人与国内联系较少。
　　　新华侨多数是经商、留学、通婚而出国的，文化水平较高，工作范围相当广，语言以普通话为主，兼通外语，许多人根本不信教，属于四六全不怕的主，天塌下来当被盖。新华人与国内联系紧密，你政府移民政策只要一松，他就会再从国内引一群中国人过来。
　　　海外华人群体，是值得研究和利用的，也是需要关怀和保护的。可惜中国政府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外交使馆还没有转变作风，衙门气太重，只管签证收费。希望有关人士能够重视。
第 28 节四大文化区
　　　民族和社会讲完了，那么，新加坡是什么文化？多元文化吗？还是多元融合形成的一种新加坡文化？
　　　在多元文化社会的祖师爷美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一种是 鸡尾酒理论，或者叫融炉理论，认为美国社会是统一的一种文化，这 种文化是由多个文化元素融合发展而成的。另一种是色拉钵理论，认 为这些文化元素各是各的，只是被装在一个叫做美利坚的钵子里罢了。
　　　我观察的结果是：新加坡是典型的色拉钵文化。四个民族的文化并没有融合，更不可能在融合的基础上发展出全新的文化。在这四个文化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并决定了新加坡文化性质的，恰恰是那个占 1%比例的民族所代表的文化——西方文化。
　　　研读新加坡建国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管理等政策，从多个角度进行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新加坡的发展目标，就是致力于建设一个英美式的西方发达国家。虽然西方国家经常骂他是东方专制，但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动摇过。这是实用主义的新加坡为了活下去的必然选择，前文已经说了，不再多说。虽然中国影响日深，但新加坡生死存亡取决于美国的基本现实，决定了新加坡必须把西方文化作为国家的头号文化。
　　　那么华人文化呢？套用前面贴子里曾用过的句式，在新加坡眼里，华人文化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仅次于西方文化。那么， 处于西方文化之下的华人文化是一个什么生存状态呢？新加坡的华 人文化，从根本上讲就是中国文化边缘上的支流文化。台湾文化、香 港文化、澳门文化、各国华侨文化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有必要把 新加坡文化放到整个中国文化的大盘子里，一并观察研究，探讨促成 中国三十年大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
　　　世界国家很多，但是实际上文化不多。由于文化是个好东西，所以大家都想有。这个可以有。但是，如果某个国家硬说自己有多少舍我其谁的独门文化，那就比较扯蛋了。世界上的文化，大而言之也就那么几个。韩国人自从攒了点钱以后，就想当一个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于是乎，一时间，在韩国，连辣白菜的缸里都滋滋地冒文化。这根本不是文化现象，而是披着文化外衣的经济现象和政治现象。
放眼世界，世界级的大文化有四家，然后又各有一些小的分支。
篇幅有限，我只列出来，不作论述和评价。
　　　第一，西方文化，或者称基督教文化。这是当前人类社会最强势的一个文化，从大航海开始已经称霸五百年了。其分支有三：一是以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新教文化。二是以法国、巴西、意大利、西班牙为代表的天主教文化，或者称为拉丁文化。三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正教文化，也叫斯拉夫文化。
　　　第二，伊斯兰文化。这个文化也很有特点和个性，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有深入论述。其分支有四。一是阿拉伯文化。包括阿拉伯人为主体的十几个中东和北非国家。二是波斯文化。就是伊朗。考虑到阿富汗和塔吉克也是波斯语系，可以算进去。三是突厥文化。土耳其是老大，小弟有前苏联中亚四国（土库曼、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哈萨克），再加上阿塞拜疆。四是马来文化。包括东南亚地区印尼、马来西亚、文莱这些马来族系的伊斯兰国家。
　　　第三，印度文化。包括位于南次大陆的各国。印度是核心。印度文化是核心是印度教，也有少数伊斯兰教、佛教。近几百年，伊斯兰教的范围不断东扩，印度北部、恒河三角洲地区的居民皈依了伊斯兰教，即今天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地区。我们可以把这些地区视为印度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交集。
第四，中国文化。
　　　四大文化边缘，有许多可此可彼的交叉地带。比如，中南半岛和东南亚地区，就是中、印、伊三大文化的交汇点。四大文化边缘也存在个别独立的小文化。比如日本文化、犹太文化、黑人文化。这些小
文化受到大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有人争论其是否具有独立性。比如犹太文化，除了犹太教以外，就是彻头彻尾的西方文化了。
大背景交待清楚了，我们就来仔细看看我们的中国文化吧。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
第 31 节文化演进 3
　　　在晚清思想史上，体用之争是一个重大命题。虽然洋务派很卖力气，但改革的阻力始终相当大。鲁迅曾经指出，旧中国是一个连“移动一张桌子都需要流血”的国家。可见当时保守到什么程度。现代人是根本无法想像的。所以，在这里，我要代表我自己以及相依为命的几条新加坡小金鱼，向致力于改革图存的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以及他们的家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四大名臣的努力，造就了“同光中兴”，使中国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并驾齐驱。然而，如果我们从最最具有根本性的文化层面上观察，就会发现两者有根本的不同。日本的学习，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科学技术的全面学习。当时日本甚至有人提出，引进西方人来改良人种。而中国的学习，仅仅限于科技、军事两个方面。
　　　虽然文化是无处不在的，但在不同领域，文化的含量是不同的。或者说，不同领域的文化承载量不同。政治制度，毫无疑问是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其次是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而技术、军事两个领域，偏偏是文化承载量最少的，可能还不如西餐呢。所以，中国虽然引进了不少技术，拥有了江南造船、汉阳制铁、开平煤矿、北洋舰
队，但在文化意义上说，通过洋务运动，中国文化还是根本不认识西方文化！
　　　干脆直接讲明了我的结论，那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直接认识的努力，始终没有获得成功。或者说中国文化根本没有主观努力过。中学为体，排斥在前，盯住军事和科技领域就是接下来的必然选择。 1894 年甲午战败，举国震惊。从 1894 年至 1911 年的十五年，中国留学生蜂拥东渡日本。用鲁迅的话说：上野的樱花下，总也不少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也就是在这十五年间，在日本这个介绍人无意的帮助下，中国文化认识了西方文化。
　　　甲午战败还引出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命题。这个命题从此伴随着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至今仍然挥之不去，甚至在我们这个贴子的回贴里面，也常常闪现它的身影。这个命题就是：每当中国遇到了一个巨大挫折以后，一派说，这是由于学习西方不够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继续学习；另一派说，这个失败就是他妈的因为学习西方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回归中国传统。
　　　这个命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每当中国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绩以后，一派说，这是我们学习西方的成果，我们应该继续学习；另一派说，这是中国文化中固有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我们应该努力发扬国粹。
　　　我把这个命题叫做“甲午命题”。这个命题只有在中国真正崛起、我们真正胜利的那一天，当我们共同回首，才会发现它全部答案。
围绕“甲午命题”，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激烈地、
像蹦极一样地大幅度摇摆。先是摆向右，一个百日维新，顶壁；然后急剧向左摆，一个义和团，再顶壁。这么一下折腾，中国几乎到了亡国边缘。八国联军驻扎在北京，皇帝太后跑到了西安，南方大员们搞 “东南互保”，甚至私下准备万一两宫不测，就推举李鸿章为中国总统，出来支撑危局。
关于义和团，有必要说一下。
　　　现在的教科书，把义和团称为“伟大的爱国运动”。也有学者认 为，义和团的负面作用很大，甚至足以抵消其正面作用。这是见仁见 智的事情。具体史实，不再细讲，只讲讲个人看法。我认为，义和团 从本质上讲，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引发的，中国文化本能的、具有正义性的、同时又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特征的一次反作用力过程。
　　　义和团这种现象，不独中国有。它是当一个文化处于弱势地位、进入发展下行通道以后的典型表现。任何一种文化，处于这种历史情况下，都会产生类似反应。例如，面对西方文化强势入侵的伊斯兰世界，产生了原教旨主义思想和组织。印度教也有极端组织，而且相当活跃。义和团在发展成暴力行动以后，陷入了非理性，大量屠杀中国基督教平民，后来扩展到所有与西方有丝毫瓜葛的人，比如家里搜出一支进口铅笔的人。从这些特征看，也可以把义和团称为中国文化的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
　　　现在，有人看电视上有什么地方又爆炸了，就指责伊斯兰教狭隘。当然，就事论事来说，这个炸弹本身应该否定。但是，伊斯兰是一种文化，而且与其他文化一样，伊斯兰文化是一个发展过程。不同的发
展阶段上，体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这个炸弹体现的，就是他这个文化目前阶段性特征的某个方面。不能因此全盘否定这个文化。
　　　在中华文化的强盛时期，具有极其开放的胸怀。唐朝长安，万国云集。唐朝妇女酷爱胡服，贵族妇女以胡服骑马，招摇过市。唐朝宫庭乐曲有六首（记得好像是），只有一首中国本土音乐，其余全是胡乐。后代史家评论说：“唐人有胡气”。有人认为这是陇西李氏有匈奴血统的原因。我认为这个看法不对。这种气象是实力自信的表现。这种并吞八荒的胸怀，在清代是看不见的。同样在清代，处于上升期的康熙朝，与晚清气象又不一样。文化的包容性，来源于文化的自信，而自信心又来源于国力强大。
　　　同样，伊斯兰文明也曾经有这种胸怀。当欧洲中世纪处于基督教黑暗神权统治的时候，是阿拉伯帝国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包容了大量犹太人，他们的生活和待遇比欧洲犹太人好得多。当然有网友否认他们的胸怀，指出他们强盛时曾经用武力和圣战推广信仰。见仁见智吧。
第 32 节文化演进 4
　　　进入民国以后，中国文化经日本介绍，已经和西方文化认识了。接上头以后，两家蹬开日本，进入了直接交流。汪国真有诗云：“到远方去，到远方去，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所以大凡风景，往往在你首次到过的地方。我想，初次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精英，他们眼里的风景肯定与我们今天所见的不一样。所以，民国那几十年的时间，国家危亡，社会混乱，倒是文化名家辈出，学贯中西的仁兄还挺多。
避难躲乱、东奔西跑之余，学者们居然写出不少好东西。
　　　反观当今，所谓的学者都怎么了。电视上，钱文忠教授张口闭口以季羡林关门弟子自居，过春节时，这个仁兄竟然带人杠着摄相机，跑到北大病房去给季老师磕响头，然后在电视台播放。这种学者真让人无语，你自己长志气写出点东西把别人镇住，好不好？又扯到哪里去了，回来。
　　　民国时期，虽然兵荒马乱，但文化意义不小。西方知识体系引入中国，中西文化比较学作为一门显学，在各个领域均有建树。我向兄弟们推荐一本好书《中国文化要义》，作者是北大教授梁漱溟。
　　　民国初年，王国维跳湖，是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当时，梁漱溟的老爹梁济，也是个学者，也跳了湖。王国维跳昆明湖，梁济跳什刹海。他们都殉了那个他们喜爱到赖以为生、依以为命、但又似乎到了穷途未路无可解救的中国文化。但梁漱溟不相信中国文化就此完蛋。丧父三十年后，他在四十多岁的学术盛年，推出了一本《中国文化要义》。我想，只有他这种狂人，才有这个气魄，用一本小书来论这个问题。可能是他太想打倒那个有杀父之仇的错误观点了。
　　　这本书里，梁对中国文化的特点、优劣、源流、发展阶段、与西方文化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他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看法，与马列主义提出了“原奴封资社共”的六步完全不同。他这个思想体系，直接导致了他在解放后与毛的观点冲突，又不肯老实接受改造，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唯一敢于在全国大会上公开向伟人拍桌叫板的学者。
梁和其他许多学者，包括学术怪杰辜鸿铭，都从文化的不同角度
对中国文化进行了阐释，目的就是一个，都想说明中国有希望。不同的是，有人是说中国文化有希望，有人是说中国文化演进有希望，有人是说把中国文化进行某些西式改造有希望。
　　　辜鸿铭，许多人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五四的守旧派。但此兄文化水平了得，据说英语水平高到令英国人都感到自己不懂英语，这一点让我太佩服了。当时欧美流行黄祸论，从人种上、文化上全面丑化我们。不少日本人奋起反击，中国几乎没有动静，也不知道都忙什么去了。只有老辜出来系统、全面、凶狠地反击了一通。由于他拿英文写给英文报，这个功劳到他死都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33 节文化特性 1
　　　从现在开始，我们结束历史回顾，开始直接面对那个亲爱的、伟大的、无处不在、让人爱又让人恨的、被捧上天扁入地的——中国文化。现在的中国文化是从历史一步步演化而来的，而且还在急速演进当中，很难讲哪是历史，哪是现实。我们周围的现实，就是活着的历史。
　　　说历史还好办，说到现实，争论就很多。许多朋友可能会非常乐意奉送我一些新型环保建材，以资建房之用，比如板砖之类。所以我要声明，本贴是自娱自乐，纯属王麻子关门照镜子——个人观点。所以不足一拍，但是欢迎发表不同观点。我一直认为真理不是什么定义之类的东东，它始终坚定地存在于不同观点的相生互长之中。
前文说过，一个文化的自觉，需要找到等量齐观的文化相互对照。
这方面，我现在据有地利。江湖上谁不知道，新加坡李庄主的码头上四大高手到齐，中国、西方、印度、伊斯兰四大文化住在一个组屋里面。没有事可以对照对照。当然，我的观点也不全是在新加坡对照出来的，一部分是，一部分不是。
　　　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突出特点，我总结成五个方面：辨证性、通用性、整体性、模糊性、形式性。下面一个一个地说。
一是辨证性。
　　　当年，老子关于福祸相依的那两句话，说不定是他哪天笔记本电脑丢了之后的一句自我安慰，但不管怎么样，中国人把这句话一直记在心里，成了面对任何成败的精神慰籍和信心之源。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你丫不气馁，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但西方人，不是说全部，而是主流的西方社会，并不认同中国这种观点。西方科学和哲学从来不否认为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比如根据西方人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我和奥巴马家里的鞋柜都是有联系的，如果给出双方的质量值，还可以计算出引力具体有多少个牛顿。西方也有蝴蝶拍拍翅膀会造成大洋对岸刮台风的理论。仅管如此，西方仍然坚定认为，联系不是等号。
　　　比如，中国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而西方人认为，不能因为你在泡这个妞时充分吸收了被上一个妞踹的惨痛教训，就可以把两次滥情混为一谈。这种联系性，不能证明失败与成功之间存在某种直系血缘关系。按照西方人的看法，事物一是一，二是二。成功就是成功，失败就是失败。成功就要肯定，失败必须否定。中国人的观点属于东方
式的诡辨论，或者一种自慰文化的体现。虽然无所谓必然的对错，但这就是客观差异。
二是整体性。
　　　中国人总说，舍小家，顾大家。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中国人还说，牵一发，动全身。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局意识”就被提得更高了，可不得了。中国人处理问题，总喜欢把任何扯得上边的事情统一考虑考虑，即使对事情没有什么实际帮助，至少可以让领导们感到这小伙子考虑问题比较全面。西方人，虽然如前所言，不否认事物的联系性，但更强调一是一、二是二，研究方面太多了让人感到头晕。
　　　从文化或者哲学的角度，到底什么是整体，什么是局部，尤其是如何处理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中国人内部也有争议和斗争的。回顾历史，对这个问题还是有许多可以说道的地方。
第 34 节文化特性 2
　　　建国以来，站的哲学高度对整体性问题思考最深的人物，是毛爷爷。小平是一个关注现实问题的人，虽然他的执政艺术和治国理念体现了同样高深的哲理，甚至给人以思想上的美感，但是我相信，他自己根本没有兴趣从哲学那么老远的地方起步，来思考各种火烧屁股的现实问题。
　　　除了领袖，还有人也在研究整体性问题，他就是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这个湖北佬是个牛人。只要稍对政治历史感兴趣的人就会注意到他。因为他与毛进行了一场哲学争论，就是“一分为二”和“合二
而一”之争。虽然建国以后我国的各种争论很多，但我觉得这场关于整体性的哲学争论实际上是站得最高的，它深刻地影响和决定了新中国文化的演进方式。当今中国文化的许多现象，秘密就在这里头。
　　　关于这场争论，现在已经不是禁区了，各种各样的文章多得很。我自己没有深入研究各种资料，只说说个人的一点理解。我强调，我认为自己的理解不是不一定对，而是一定不对，只供各位参考罢了。
　　　事情的基本内容是，毛曾强调过“一分为二”，杨献珍后来出了一篇文章，认为“合二而一”同样重要。结果，从哲学观点分歧后来变成了思想批判，杨仁兄没少被修理。这是一个关于事物整体性的命题。两种观点都认为，一个事物存在两个方面。然而，前者不否认一，但落脚于二，后者不否认二，但落脚是一。这不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如果我们认同一分为二，那么，一个事物是有两个方面的，两个
方面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是有一定独立性的，那么说，坏的方面就是可以去除的。比如，具体到文化上，应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呢？把它分成两个方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我们必然的政策取向。一分为二，就是这个政策取向的哲学基础。
　　　合二为一就不一样。如果我们认同合二为一，就更加倾向于接受 这样一个思想：那就是事物只有一个，两个方面不具有独立性，甚至 两个方面都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任何方面只是统一事物的一面，如果你接受这个事物，你就必须同时接受他的两面，你可以去从两个 方面更深刻地认识一个事物，但是你不可能把某个方面完全剥离出来。
具体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例子，那么就应该是，精华和糟粕都是存
在于统一体中，我们如果不是想完全拒绝传统文化（实际上也不可能），就必须接受两个方面的存在。我们不可能把传统文化像晒场上的苞谷 一样，扒成两堆，然后把不喜欢的那一堆挑去沤粪。当然了，我们可 以在历史发展和演进中逐步去消除这些糟粕，事物总要发展变化的。
　　　文化是一个老大的问题，但文化的根在哲学。所谓哲学决定文化，文化再决定政治。在西方，法国文化为什么那么牛逼，就是因为哲学家多呀。跟哲学家比起来，拿破仑算老几。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有很多只。德国哲学家也相当厉害，大师多得让人简直感到绝望。
　　　不发感慨了，回到刚才那个一和二的话题。如果普通中国人看到 大领导们争论这么玄乎的哲学问题，可以认为是因为其三餐过于丰盛。其实，这个哲学问题太重要了，不光是影响文化政策，还有许多其他 领域的政策，比如我们如何认识和如何对待把农村划分成地富反坏右 和贫下中农的问题。所以看似学术玄谈，实则现实搏杀，水深了去了。
　　　高人下棋，都是提前很多步洞悉来者意图，然后在外围见招拆招，结果围观者看到的好像都是废棋。哪像我，连车带炮地压过去，围着人家光杆老帅，一步一将，连将二十下。其实我狂抡王八拳不是为了寻找快感，因为我一松口对方就会围住我的光杆老帅连将四十下。高手下棋不将军啊。
　　　几十年来，虽然中国文化具有极重整体性的性格，但仍然经历了许多大风大浪、大破大立。不然大革命前面怎么要冠上“文化”两个字呢。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35 节文化特性 3
　　　有一次，我到宜家超市去转悠。我发现一个很新鲜的玩艺。就是六七根镀铬的金属丝，稀稀拉拉地围成一个球型，然后加上一个木柄。我想破脑袋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能干什么用。叫来他们的人一问，原来，你煎鸡蛋的时候，先把几个鸡蛋打到碗里，可以用这个专用工具把蛋清蛋黄扰匀。额底神啊！感谢改革开放，要不然我们中国人估计再发展两万年，也不会有人想到要发明这么一个专用工具出来。
　　　中国文化在各个领域都不太注重专用性。中国人发明的很多东西都具有老少通吃的特点。在厨房里，西方至少需要二十种工具的活路，中国厨子一把菜刀就搞定。在餐桌上，西餐刀叉勺一摆，那个气质！但中国人认为这种气质应该用在手术室里，中国人吃饭只要两根小棍就搞定了，连勺子都不用。有次我到上海，被请去腐败，一看见他们精密的“蟹八件”，就很怀疑这是不是上海开埠以后西方理念中国化的具体成果。如果这个东西是原创的，那说明上海文化很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性格，难怪阿拉的经济发展那么好。
　　　比如政府机构吧。外国的“市”，行政范围就是指市区那一块，市长是管理市政建设和市容的。市区之外的乡野，都属于另外一个行
政区划的政府在管了，比如县政府什么的。这样，西方政府之间专业分工挺强。虽然外国也有一些城市把郊区甚至更远的地皮划进来，学名叫广域市，但他们这个“广域”还是很狭窄，跟中国的市比（尤其是重庆），那是两个概念。中国的绝大部分市是典型的城乡合治型，市政府总会有一个排名比较靠前的副市长分管农业。中国的市什么都要管，虽然“有限政府”的概念已经提了 N 年，还是不见变化。你不管也不行，出了问题老百姓骂娘第一句就是“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来管一管？”外国市长来访问，中国市长出面介绍情况，劈头第一句就是， “我市是山东省农业大市，全国重要大蒜种植基地！”外国市长直接蒙掉。
　　　多插一句，虽然日本、台湾、韩国都采用了城乡分治的西式区划，我认为城乡合治型政府在目前阶段还是比较适应中国国情，不赞成有专家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中国这几年城市化太快，今天的麦地，明天就变成了高楼，要是城乡分治，过几年就要进行区划调整，民政部地名区划司的兄弟要忙死。还是等到基本完成城市化再说吧。
　　　作为一个中国人，本人深得中国文化之精髓。什么东西能顶就顶，能替就替。比如香皂用完了，我就用透明皂洗脸。透明皂又用完了，我就挤一点洗发香波。只要能去油去汗就行。还真的有一次什么都用完了，我随手抓了一把洗衣粉，把自己洗得人五人六出门开会去了。懒人啊！
第 36 节文化特性 4
中国文化与西方不同的第四个特点，是模糊性。
　　　许多人把这个特点称为中国文化最大缺点之一，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没有发展起来的元凶。但是，我还是用中性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和老外交道越来越多，如何对待文化差异是一个普遍问题。我觉得文化差异这个东西，跟科技差异不一样，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必然优劣。好比南方种稻、北方种麦的差别，是客观的也是中性的。
　　　记得我当年大学毕业时，要写篇论文才能混到那个证书。我的导师，那个哥们，在炒股办班挣外快之余，抽空给我辅导了一通当代国际经济研究方法，直接把我讲得入定了。按照 1992 年以后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西方经济学，最时髦的经济论文，一开篇总是先整上几个模型和公式，陈列一堆统计数字，利用这个数字搞个线性回归分析，画出N 条线线，然后在线线旁边加注一堆阿拉伯、英文和希腊字母。如果到这个时候你还能保持头脑基本清醒，好了，他就可以用人话跟你讨论一下经济问题了。
　　　这就体现了西方人的思维特点。我丝毫没有贬低人家的意思。精准、严谨、量化、标准化、用数据说话。在定量的基础上，再来讨论定性的问题。人家这个搞科学的态度相当赞。据说，有个美国学者，为了弄一篇不长的论文，整整搞了二十年社会调查，用海量数据证明自己的观点，让你觉得如果不同意他的观点就没有人性。现在，如果我把这个贴子发到美国论坛上去，就凭我这种每贴三个观点的德行，肯定会被美国哥们拍死，回贴估计都在质问我：你依据什么数据和哪些事实得出这个观点的？而中国哥们一般不会这么问，因为文化特点
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中国哥们的回贴一般是：“你这个观点纯属扯蛋，听着，老子的观点是……”
　　　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由于九十年代实现了一次由政治经济学主导向西方经济学主导的大转变，量化分析、数理统计、运筹学、博奕论，如日中天，大行其道，就苦了我们这一帮数学成绩太差喜欢坐而论道的学生。中国经济学的金饭碗，基本上被以杨小凯教授为代表的原来数学专业的同志们雀占鸠巢，许多九十年代中国培养的经济管理类学生被迫改行，有人甚至流落到了新加坡。
　　　我同意，西方注重精确的文化性格，促进了科学技术比我们更快发展。但也不完全是这样。科技发展还有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这个方面，研究明清史学的专家们成果如山，我就不再乱讲了。
模糊而不是精确和标准化的特点，渗透到了中国各个方面。
　　　我们的中医，一味药包括有数百种不同的生物成份，反正有效，你吃就是了。致于哪几种成份在起作用，各起什么作用，到现在没搞清楚。如果再把几十味中药合成一个复方，成份就更复杂，把企图研究明白的药学专业的哥们都难死。
　　　我国的白酒，镇厂之宝不是酒库，也不是保险柜，而是酒池里的泥。我到贵州一家酒厂跑业务，发现他们的宝贝窖池重兵把守，生怕我偷泥。因为泥里包含几百上千种微生物，是这个池子连续几百年不断酿酒的产物，决定了酒的品质。所以，在中国，五粮液味道不同于老窖，茅台味道不同于红花郎。至于这几百上千种微生物的含量和工
作机制，到现在也搞不清楚。所以不可复制的名酒会继续名贵下去，投资股票的兄弟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的中餐，一百个川菜馆子会做出一百种回锅肉。可能还不止一百种，如果一个饭店有不同师傅掌勺的话。所以，标准化的麦当劳可以在全球复制。中餐呢，现在已经大行世界，无处不在，但其经营模式却跟麦当劳根本不同，而且永远不可能相同。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37 节文化特性 5
我们文化的第五个特点是形式性。
　　　形式主义害死人，这个东西大家都批臭了。但是，还在无处不在。我在呆过的每个单位，几乎都深受其害。估计兄弟们也有这个体会。你想一想，你最近手头忙的事儿，对社会有实际意义吗？对自己有实际好处吗？如果没有的话，不干行吗？不行，那这就是形式主义了。
　　　中国式形式主义的典型表现是面子文化。我们整天给别人面子，也在被别人给面子。比如有兄弟帮我顶贴子就是。但是，面子到底是一个什么东东，我们身在其中，心照不宣，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没有人认真思考过。但是外国人是思考过的。他发现了中国人身上有这么一个突出特点，回国以后就很想向自己的同胞描述描述，而他的同胞们没有心照不宣的能力，所以他就有必要深入思考面子的内涵和外延。所以前面我说过，文化特征都是对照出来的嘛。
　　　有个美国人叫明恩溥，清末住在山东恩县。这个县现在没有了，在德州一带。他二十年如一日地传教，整天观察中国人。后来在美国
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人的书，其中《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的乡村》值得一读。
　　　这哥们对面子有个定义，不同译本上还不一样，大致是：一个中国人，你必须在特定地方做某种特定事情或者说某些特定话，你就给了另一个中国人面子。至于这些特定事情或特定的话是不是有用处、是不是符合事实、是不是你的真实想法，那都无关紧要。这是我见过的面子定义里面比较靠谱和比较经得住推敲的一个。
　　　以面子为核心的形式主义，至今仍深刻影响我们。比如省上发了文件，下面各市要开贯彻会，紧急一点的，要开电视电话会，主要领导出席，要指出，要强调，要布署，然后弄一个报告，叫做我市关于认真落实某某精神的情况报告，及时整上去，你就算给了省上面子。省上呢，收到一堆下级的贯彻报告，其实内容都差不多。去年河南省有个市不是在抄袭时把别的市名都给抄上去了吗。上级心里有谱，关系一般的打个圈就存档，关系好的下级，就要给个批示：“某某市的做法很好，转发全省各部门学习。”这又给了下级面子。懂行的哥们研究一下领导一年的批示记录和被批示记录，就大体把他的人脉摸个差不多。
　　　注重形式并不一定全是坏的。我在新加坡，有一次去参加一个不太重要的公司测验。一个新加坡哥们监考，那个郑重劲的，西装领带，我结婚时好像也没有这么郑重过。他们规定，交卷后要统一离场，咱中国人哪有这个自觉啊，交了卷，又没有什么作弊的可能性了，走得慢就赶不上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了。几个兄弟拔脚就走，现场就乱
了。那个监考的一声狂吼：都不许动！把大家给吓的，看他怒目相向，面如猴臀，只好老老实实又静下来。
　　　后来，我发现新加坡人对考试极有敬重感，规矩和程序一丝不苟。我感到这与中华传统文化有某些关联。古代中国人极重考试，赶考是人生大事，考试要沐浴更衣，做弊要杀头。这种视考试为某种神圣仪式的传统，在海外仍有遗存。我们国内现在倒是很少了。除了高考还基本正规，其余的考试都是作弊替考大行其道。
　　　程序是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体现敬重与威严。有时候，形式和内容不能一分为二，需要合二为一。内容是很虚的东西，需要形式来体现。所以，重形式的传统不能完全和形式主义划等号。
　　　中国文化的形式性，包括面子，源头上可以追溯到周礼那儿去。商重巫，周重礼。礼这个玩艺，对生产生活基本没有实质意义，病了饿了找他没用。但礼这个形式，又规范着社会等级秩序和诸侯关系。你按礼的要求，在特定时间地点，干点特定的事儿，说点特定的话，等于表明你尊重现行秩序，也是以行动告诫别人要尊重这个秩序。所以，天下无礼则乱。孔子对周礼崇拜得稀里哗啦。后来，诸侯强而天主弱，诸侯再强都要继续守礼——这就纯粹是给天子面子了。真像明恩溥的定义一样，这些特定的话是不是诸候们的真实想法，都无关紧要。但你必须要说，不说就是礼崩乐坏。
　　　文化五个特点说完了，其实这远远不能覆盖我们的文化特点，只是我自己的突出感受罢了。比如有人就认为，抹杀个人的独立性是中国文化最大特点。还是那句话，见仁见智吧。
第 38 节新中国文化 1
　　　有网友提醒说题目越来越大了，会把握不住的。谢谢！嗯，这样的，你们也看到了，从一开始呢，我就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心态。我是个超级懒人，以前没发过贴，这回偶尔看到有几个兄弟正在围殴李光耀，就发了几句议论。写了几行一发，自己就去了趟卫生间，回来惊奇地发现还有人回贴呐！就这么着，在大家的起哄下，写到这里来了。
　　　应我建议，版主已把楼名改了，成了“漫谈新加坡和中国崛起”。既然是漫谈，就没打算把握什么东西，所以不会出现“把握不住”的问题。但是才疏学浅，写着写着精尽人亡倒是很有可能。我在这里先声明，兄弟们不要以为我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这些贴子到最后会从方方面面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性的东西，那样会失望的。我没有结论，也没想把握什么。这个声明，也先给自己减压了。
　　　我以前不仅很少发贴，而且很少在公共场合发言。鲁迅是个文风肃杀的酷哥，他一次去给人演讲，铁着脸第一句话是：“我不觉得我的话能让诸位感到有用或者有趣，既然推托得太久了，所以不得不过来讲几句。”（没查原著，大意如此）。他太有范儿了。但我不认为他是在装酷，这可能是实话。我在很多时候，在会上走神，或者在贴中潜水，是因为真诚地认为既然说话不能让别人感到有用或有趣，最好保持沉默。我想，这个贴子肯定不会像长江那样见天见海，而是像塔里木河，最后消失在茫茫沙漠。即使如此，如有兴趣，一起顺流而下看看胡杨也是好的。虽然沉默是最好的人生状态，既然有幸开贴，就
继续胡聊吧。
　　　我曾是一个文化狂热者，可以在一处残墙断碑前站一天。我痛恨破坏文化的人。一听到别人指着说，这个地方有个什么古迹，可惜毁于抗日战争，我就扼腕。又听到别人说，原来有一屋子什么藏书，文革时给烧了，我又顿足。一直到三十岁出头的时候，我都是这个德行，属于文化愤青一类。当时我的心因为热爱文化而受的伤，好像比文化自己受的伤还要多。
　　　人渐渐的长大，心态就开始平和。要感谢中国的崛起，使我们的整体文化心态更有自信，能客观地看待许多问题。从 1949 到 1979 年
的 30 年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剧烈演进期。可能有兄弟不同意我说 “演进”，他们认为如果不说“演退”，最多也就是个“演变”。但我还是认为，中国的文化始终在演进，虽然我们道路坎坷，栽过跟头，虽然我们想要减负前进。却丢掉了一些不该丢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以后，按照“取其精华、易其糟粕”的思路，逐步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张国荣电影《霸王别姬》，穷形入微地表现了那个时代京剧名家的困惑冲突和进退失据。（当然这部史诗电影的主旨不止于此）。郭德纲相声《中国相声五十年之现状》也有对那个时代的解读，把十年泪水付之一笑。在那个时代里，众多文化名人被迫害致死，文化被限制和摧残。这个认识大家没有什么异议，文革结束后中央已有结论，就是“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
　　　从这个角度看到的历史，兄弟们都是很熟悉的，我不再多说了。但是，从文化演进角度全面观察，1949 年以来这段历史也并非一无
是处。比如，扫除文盲、妇女权益、婚姻自由、废除农奴、废除土司、打击会道门、宗教改革、汉字改革等等。历史就是这个样子，错误的、正确的、出发点正确但矫枉过正的、出发点错误但歪打正着的，各种各样的作用力，共同塑造了今天中国的现实。
　　　世界进入近代以后，四个大文化区里，只有西方欧美国家，妇女地位相对较高。中国、伊斯兰、印度三个文明仍处在传统社会，妇女地位相当低下。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就是那个时代真实的社会存在。 1950 年，新中国颁布第一部法律《婚姻法》，明令废除包办婚姻和一夫多妻，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子女权益等基本原则。
　　　今天的中国青年，可能不会感受到这部法律以及此后一系列政府努力的影响。但是，对照今天的伊斯兰世界，一夫多妻仍然存在，妇女教育、妇女就业仍然是广有争议的大问题。今天的印度，妇女地位仍然低下，相当一部分女童仍然难以上学，包办婚姻仍然盛行，甚至有的印度留学生要从欧美回国去奉命成婚。有人说，中国当然要比他们强，跟这些国家对比太没有出息。
其实不然。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39 节新中国文化 2
　　　1950 年的中国，在各个方面并不比印度、伊斯兰两个文化区的国家更有优势。我们的人均 GDP 低于印度和多数阿拉伯国家，我们的
文盲率跟他们不相上下。我们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家底，比印度要差得远。这可能是印度人看不起中国而冒然发动边境战争的原因。1950 年中国的现实是，妇女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城乡的富人甚至小康之家纳妾现象普遍，包办婚姻是社会主流，父母作主的思想根深地固。新中国成立伊始的中国，仍然是一个鲁迅说的“移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保守国家。我们的改革难度，一点不比印度和伊斯兰世界小。
　　　应该说，当时这部《婚姻法》，相对于社会现实，是相当激进、相当生猛、甚至有些不切实际的。这个法律在一般国家很难执行，甚至根本无法出台。但当时的中国政府，是一个刚刚革命成功、靠枪杆子建立起来的强势激进政权，敢于直接挑战中国的社会传统现实。请不要拍砖，我不否认这种挑战精神也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但现在我是在就事论事地讲婚姻改革这个问题。
　　　婚姻改革的重点难点在农村。我认为中国农村改革是人类社会最难的问题之一。一些外国观察家的著作曾这样描述旧中国农村：
　　　——即使改朝换代造成上百万、上千万人的死亡，以中国农村的隐忍和麻木，几十年后社会就会自我修复成原来的样子。当年血流成河的战场上如今麦浪滚滚，看不出任何改变。
　　　——中国社会是一个正立方体，被推翻后，它会用完全相同的另一面着地，看上去跟没有推翻过一样。
这些话都不是作者原话了，也不是一本书上的，我是凭记忆说个
大概意思。我还记得小时候看李劼人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死水微澜》，主题歌唱道：“川西坝子小中华，千年死水一盘散沙，一条辫子蛇缠颈，三寸金莲脚戴枷。”
　　　这就是传统的中国农村。从本质上讲，除了偶然引进几种新的农作物以外，中国农村从秦汉以来就没有本质性地改变过。
　　　面对这种农村，党和政府有决心改革，但有没有能力改革呢？碰巧有。当时中共在农村建立了一套完整组织。由于战争洗礼和土改锻练，这个组织的工作相当有效率。我说“碰巧有”，而因为当时任何其他国家不具备这个条件，此前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也不具备这个条件。随着国家机器的无情运转，《婚姻法》的宣传工作与土改运动一起，暴风骤雨一样席卷了整个中国农村。
第 40 节新中国文化 3
　　　新加坡这个“东西交汇的窗口”真是不假。刚才下楼去吃早餐，老子一边滋滋喝着稀饭，一边好奇地观摩对座那个哥们，用刀和叉熟练地吃了两个煮鸡旦。人和人的差别怎么就这么大捏？
　　　我要出差了，所以这两天少睡觉，抓紧时间多写几个贴子。立国伊始那些年，中国政府信心爆棚，敢想敢干，还曾经试图把汉字改成拼音文字，幸亏没有成功。应该说，那个时代的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状态。正常情况下不敢想的事，中国都想去试试。由于当时党政组织的社会控制力极强，结果真把一些不可想象的难事给干成了。当然也干砸了很多事。那些干成的事，也多多少少留了一些后遗症，或者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人。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承认，有
些事是给干成了。
　　　前面讲到了婚姻改革，在极短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开来。阻力并不明显。中国人尤其是农民这个群体，虽然执固保守，但在千百年生存斗争中积累了不少知识，比如识时务地顺应强权。如果干涉女儿恋爱可能会被拉去批斗，那……那就由你去吧，以后日子过不好可不要赖我和你娘！
　　　电影《刘巧儿》就是那个时代的写照，思想性很进步，艺术性也很赞。有个网友建议我去大学干两年，如果真有机会去讲社会学，我会建议学生看看这个电影，它可以视作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之一。
　　　网络时代的中国青年人不会知道，在没有电视和网络的时代，电影曾经多么强烈地反映时代风貌、影响时代进程。你可以想像，偏远保守的山村，露天播放电影时万人空巷。对于祖祖辈辈羞于言情甚至耻于言情的农民来说，一个女孩子在银幕上火辣辣地一句接一句地高唱：“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前几天劳模会我爱上了人一个”，“从那天看见他我心里就放不下”、“但盼这个年轻的人哪他也把我爱呀”，这在当时是多么惊世骇俗，对农村年轻人有多么强烈的思想震撼和观念冲击。
　　　在海外，有人说，如果你碰到一个华人女士，讲三句话就猜到她来自大陆还是台湾。因为人的精神面貌和说话口气完全不一样。大陆人的声音要高要硬一些，台湾人则要柔软得多。有人批评说，这就是大陆抛弃传统文化的恶果，把贤妻良母变得男不男女不女。我不这样认为。由于建国后在妇女权益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中国妇女地位不仅
完全远远超过了伊斯兰和印度地区，在许多方面也超过了日本、韩国和台湾。中国妇女的精神面貌是自立和自信的产物。有人总想把她们与女红卫兵联系起来，这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社会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人的解放和发展。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41 节新中国文化 4
　　　回顾人类历史，虽然中国文化有充分理由自我肯定，事实上我们也是这么做的，但实际上中国文化只是世界一员，别人比我们也差不到哪里去。在西方奴役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时代基本结束时，即二战以后，这三个文明大致是站在了一个起跑线上。我看不出当时中国有什么明显优势，能够决定我们会理所应当地跑到人家前头去。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中国台湾和香港、韩国、新加坡等地取得了某种发展上的领先，那是自己干出来的，决不是命中注定的。
　　　我们都干了什么？干对了什么又干错了什么？由于人的生物反应特点，对不舒适的感觉反应更甚，所以我们比较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干错了什么，而把干对的当成理所应当。这是正常的，冯巩说过，不拉车不知拉车的苦，不坐车不知坐车的甜嘛。但是，这种忽略也使我们可能错过总结经验的机会，甚至可能把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当成废品丢掉。所以，我认为自己有这个必要冒着被拍砖的风险说这么一堆话。
　　　前贴中所提到的中国建国后扫除文盲、废除农奴、废除土司、打击会道门、宗教改革、汉字简化等，知识所限，我就不再一一论述了。大家共同思考吧。我继续逮着电影和戏曲瞎摆活。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曲艺进入了空前发展期。建国前，虽然少数几个剧种已被主流社会接受，有几个顶尖艺人比较有钱，还能给抗美援朝捐架飞机，但就总体来说，中国戏曲仍然处在街头卖艺的发展阶段，刮风减半，下雨全完。建国后，政府大力扶持曲艺的原因，一方面是阶级感情，中共队伍多数是草根阶层来的；另一方面是现实需要，中国人多数是农民，农民多数是文盲，你上网发贴再好他也不跟贴，要宣传，就必须寻找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曲艺宣传的工作模式，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形成了。
　　　许多民间曲艺因此得以登堂入室，一些草根出身的艺人开始构筑属于自己的艺术理论体系，成为一门艺术的开山鼻祖。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惊人天赋，令今天的艺人们望尘莫及，这也许就是人被“解放”伊始的某种形式的潜质爆发。
　　　今天的中国人拥有 600 多种地方戏，绝大部分来自于建国以后从民间的发掘、整理和再创造。其他曲艺形式，我手头还没有确切的数字。虽然中国曲艺命运多舛，建国初期是宣传工作导向的束缚，文革期间是肉体迫害，改革初期是经济效益的诱惑和困窘，然后又是欧美港台日韩文化的惨烈挤压——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可爱的文化财富沿续至今，而且正在越来越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成为各地的文化名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它们正在被白先勇、魏明伦、郭德纲、赵
本山、李玉刚、周立波等艺人用自己不同的方式向前推进，虽然咱们有权巨喜欢他们或者巨恶心他们。
第 42 节新中国文化 5
　　　新凤霞是苏州人，童年时被人贩子贩到天津去，学习当时流传于冀东的唐山落子。建国之前她已小有名气（22 岁），但主要还是在建国以后，新凤霞和评剧一起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她创作和演出了许多经典剧目和电影，开创了行云流水嘎崩脆的“新派唱腔”，当上了国家评剧院的艺委会主任，还找了一个大作家当老公。然而十年动乱中，她被禁止登台，惨遭迫害，家庭离散难团圆。当政治风暴终于结束的时候，她已经无法离开轮椅。此后二十多年间，她笔耕不缀，出版了很多书，其中有篇《傻二哥》选进了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1998 年， 71 岁，这个戏曲天才与世长辞。
　　　为什么老逮住一个人猛说？因为我认为，每个人的历史，实际上 就是一部最鲜活、最生动的微缩社会发展史。张艺谋的《活着》虽然 讲的是最卑微的中国小人物，却被视为史诗电影（一半功劳要归余华）。许多抡圆了夯大钱的献礼巨片，虽然调了几个师开着装甲车来当群众 演员，却没有人认为它是史诗电影。原因就是在后者中，我们看不见 “人”。所以，我充分吸取了献礼片的教训，呵呵！
　　　通过看人物命运来看历史，这样比几个数字、几个文件更生动、更直观，更有助于理解，更能启发思考。比如，我们对建国以后的文化历程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甚至会激烈互拍，但难道你不认为当事者比你更有发言权和说服力吗？新凤霞的回忆著作，时间贯穿了解放前
后，我也没看全，但我认为有必要听一听当事人对历史怎么看、怎么想。如果哪个兄弟非说别人都被整怕了，根本不敢说真的，天底下只有他自己才说真的，那就没有办法了。
　　　从新凤霞的人生来看，我对新中国文化的个人看法是：也有巨大的发展，也有巨大的破坏，但最后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有价值东西。我就是这个看法，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呵呵不要骂啊。鉴于新凤霞对本贴的帮助，如果你想去缅怀她一下，可以去搜搜《花为媒》里的那段《这才是窈窕淑女君子好求》，也叫《闯洞房》，去领略一下她在巅峰状态下那种行云流水、余音绕梁的风采吧。
　　　很惭愧，我大致就是这么一个认识水平了——从一个个体看历史，然后再通过其他的两个、三个……个体去证实或者证伪自己的看法。从其他的文化人甚至文化圈以外的人士身上，我也大致是这种判断。
（就是“也有巨大的发展，也有巨大的破坏，但最后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我没有手段、更没有能力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如果有兄弟觉得我搞取样化验纯属投机取巧，我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就是文化对照。技止此耳。
　　　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当时出国的人，估计没有哪个不郁闷地回来。他们私下里说：“差距太大了，中国还有希望吗？”开放造成这么大的震撼，盖其原因有四：一是中国本来就比西方落后太多，就是正常发展的话，当时也撵不上；二是何况还没有正常发展；三是改革前太封闭，缺乏民间交流和了解；四是又关起门来把自己吹得太高，把欧美贬得水深火热。总之，本来现实落差就够大的了，人为造成的心理落差比现实落差还大，出国前又缺乏心理准备，出去一看不要紧，民族自信心从高空坠落，摔成了饼状物。（所以现在朝鲜不敢搞改革开放啊。）
　　　虽然中国人最后终于挺住了，但当时那个情况，还真没有人敢保证“绝对不抽”。当时，虽然没有出国机会的中国农民刚刚大包干，一片喜气洋洋，但知识文化界在经历了平反摘帽的短暂喜悦之后，立马陷入了痛苦、思索、彷徨。为什么崔健的《一无所有》可以代表整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因为中国人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在种精神状态之下，当时冒出一部名字有关于黄河的纪录片，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人的自我要求很高，很有出息，一直拿自己跟西方文化对照
（美国的、苏联的）。但必须指出，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如果能把自 己同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放在一起凑桌麻将，以最近一 百年的世界历史的尺度去系统地、全面地比较一下，也许会得出一个 相对更客观的自我认识，或许可以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少犯一些错误。
直到大概 1998 年左右，余秋雨出版了一本书叫《千年一叹》。这
本书我一直当宝贝珍藏着。因为它是余教授继推出《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两大精品之后，转而致力于生产文化泡沫、文化快餐和文化垃圾的第一部开山力作。从转轨文化学的角度来讲，很有收藏和研究价值。虽然该书许多章节类似于中学生暑假日记，但最后几篇《我拒绝为你喝彩》等章节，水平明显在中学生之上，值得一读。这几篇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印度文化面临的困境——这是一种不能发展的文化困境，与中国发展之中的文化困境截然不同。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43 节新中国文化 6
　　　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拿自己去跟美国或者苏联去比较比较。但我们中国人从来都是非常自觉地把自己当个干部。国家领导人比较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民间人士则是逮着什么比什么。总的来说，比出来结果非常不给力。当时连小平都说了，再不发展中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了。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前二十年，我们在文化领域的发展演进，一言难尽，万言也难尽。因为前文说了，当时我们并没有全面认识自己，甚至有的人认为是“一无所有”，所以，政策也罢，政府行为也罢，民间行为也罢，个人行为也罢，显得没有章法，甚至一片茫然。在经济领域，大家摸着石头过河，还算好办，因为经济发展问题，可以比较准确和直观地用增长数据和效益数据来说话、来评价。对于文化这种形而上的东西，人类搞不出一个计算评价体系来，无法确定去年我国文化发展率是 8%还是 10%。
　　　结果就是，发展得比较乱套。对外，该引进的也引进了，不该引进的也引进了，该排斥的也排斥了，不该排斥的也排斥了。对内，该坚持的也坚持了，不该坚持的也坚持了，该抛弃的也抛弃了，不抛弃的也抛弃了。如果不具体到哪个特定领域，我们简直很难系统地、全面地写一个工作总结。
　　　有个诗人总结道，八十年代，中国诗坛把西方一百年来诗坛流变又重新演绎了一次。听他这个话的意思，相当于慈禧吃满汉全席，一道菜夹了一筷子。
　　　现实可没有这么爽。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前期，各种文化方面的争论很热闹。人们觉得这一个问题相当重要，也许正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但没有多久，这个争论就成了历史，人们又围着另外的问题争论去了。就这样争论来，争论去，很多年以后大家才发现，当年争论的任何问题都他妈的不重要，只有争论本身才最重要，因为社会的发展前进，正是需要活跃的思想、流畅的信息和广泛的交流。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环境优于改革前的主要原因。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文革的文化反思问题。因为这次革命的对象，点名道姓就是针对文化。中国文化如果无动于衷，不作任何反思，那么这个文化也未免太没心没肺了。
　　　七十年代末出来一个“伤痕文学”。时间太久了，可能网友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没有读过。由于我人不老心老，所以去读了几篇，没
有什么感觉。据说，当时的人们可都读得跟泪人似的。伤痕文学总的来说比较浅白，虽然作家们也想要深入反思（这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秉性），但当时历史还没有得到充分沉淀，他们的反思显得力所不逮。这些小说，相当于一个人捂着血葫芦似的脑袋报告大家：我被人砍了。至于为什么会被砍、以后怎样才能不被砍、怎样才能让凶手不能砍不敢砍和不想砍，这些问题则统统没有得到解决。
第 44 节文化反思
　　　对文革反思不够，也不能全怪到文化人头上。这里也有个政治导向问题。
　　　十年浩劫结束后，有些人希望清算一下历史问题。这个要求应该说是正当的，而且从理论上讲，搞清楚历史问题，对以后的发展会有好处。但是，小平的脑袋很不糊涂，他非常清醒而且准确地判断出当时的实际情况——由于文革给中国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和太多的恩怨，再加上中国人在历次运动中培养形成的斗争意识，搞反思搞清算，估计十年也扯不完，等于又发动了一场新的文革。那中国还他妈的要不要发展啦？
　　　各位可能看出来了，我对老邓相当的赞。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左和右是一个辨证关系，两个极端是最远的，同时又是最近的。比如，大家认为右倾投降主义者去投敌是很符合逻辑的，而不理解为什么极左路级的张国焘跑到蒋委员长那去了。其实这很好理解。比如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如果你开得又正又稳，即使刮到护栏也是小擦挂。但如果你向左猛打盘子，就会狠狠地撞到左护栏上。你向左冲得越猛，
碰壁后的反作用力就越大，你就越容易掉头再向右边猛冲，结果又撞到右边护栏上去了。这就是两极相通的道理，从这个角度讲，精英和愤愤并不遥远。
　　　小平的英明在于，中国这辆大车在以史无前例的力量向左边撞了 一下以后，他作为司机，能一边把车向右扳到中间来，一边又克服反 作用力，让大车不要偏到右边去。这不仅需要政治眼光，更需要政治 手段和驾驭大局的能力。考虑到他本人和家庭也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这就更难能可贵，还需要有一个政治胸怀。我经常想，如果当时不是 他在执政，中国可能会整成一个什么样子。
　　　当时的中国文化，更包括政治和经济，主要的问题是向前走，快点向前发展，而不是回头去扯问题。所以，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题目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决定了中国的方向。对于实在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公开发给了全国和全世界。这相当于拿筷子在碗口上一划，把找麻烦的面条搞断了。有人还在提意见，说还有些问题没说清楚！小平又说了一句名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于是大伙就这么办了。
　　　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领导犯错误的时候都不说话，不反对，甚至还在帮腔。等领导倒台了该清算的时候，他一把鼻子一把泪地控诉，成了受害者。文革结束以后，许多人有机会就宽衣解带，把身上和心上伤痕亮给人看，谁敢比我惨哪！大家全都成了受害者，全中国只有四个坏人。巴金是一个勇敢的人。他晚年的《随想录》中，
坦率地告诉国人：我受了害，但我也害过人，我对那个时代的错误有责任，我后悔啊！这种自我解剖的精神，值得咱们每一个同胞学习。
　　　巴金曾经建议建一个文革博物馆。这事没有得到高层支持。这个事情在文化界有不少讨论。从上面我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出，其实双方都没有错，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才是大局。一直到南巡讲话，小平都在反复强调“不争论”。把一个大博物馆楚在那里，很容易引起争论。
　　　但不建博物馆不等于忽视历史。实际上，官方和民间都在收集和保存文革的各种资料。历史教训是一笔用血换来的财富，中国人有责任、有义务把它留给子孙后代。
　　　2000 年以后，随着国力发展，中国人的文化心态越来越平和，越来越自信。我们对兄弟文化的态度也越来越平等务实。记得九十年代，我去吃个宴会，席间有两个哥们，一聊发现都去过法国，就聊起年份葡萄酒的问题。那个自我感觉，那个文化品位，太球高雅了。两个家伙聊得满脸上跑眉毛，把我这个喝红酒兑雪碧的老帽窥得如同无物。今天的中国人，绝大多数兄弟，已经没有这种文化仰视心态了。我们学会了在尊重别人的同时坚持自我，喝咖啡就大蒜，秋水共长天一色。
　　　近三十年来，中国主要目标就是向前赶路，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很少回头去全面研究建国以来的文化史。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文化自信的建立，我们渐渐有条件、有能力去回首研究那些尘封已久的
问题。这应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相信，这个研究应该放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如果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身上，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于国无益的。
　　　我以前呆过的那个单位，当时的一把手推行过一次市场业绩考核，搞得鸡飞狗跳，最后失败走人。他一走不要紧，大家都成了受害者，争着向新领导展示伤痕。开会时，我没有控制住，就发了个言。我指 出，问题虽然主要出在决策上，但大家都参加了，当时还有人极力推 动过呢。当时刚踢完世界杯，我就引用了一句时髦话：“他不是一个 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此言一出，单位上下一致认定，前任一 把手真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至少可以确定是两个人。额滴神啊！老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记得看过一本纪实书，写的是 1959 年的故事。某地开大会批判彭张黄周。两个农民一边振臂高呼，一边相互打听：彭德怀是哪个村的啊，怎么犯下这么大的一个错误啊！他爹怎么没有管住他？我想，也许这两个农民很快就要面临粮食问题了。彭德怀比较抽象，但厨房非常现实。其实中国的许多历史问题，在偶然中存在着某种历史夙命。许多历史悲剧，最根本的病因，不在风云变幻的国家上层，也不在穷凶极恶的美帝苏修，而恰恰隐藏十三亿中国人——你、我、他中间。
　　　中国文化正在拥有自信，但是它还不够多，不够强，不够正，有时还有些盲目。一个民族的强大，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教育之制度种种，说到底是制度背后的文化力量的强大。最强大的文化力量的表现，是勇于面对一切现实，亲手去剖开自己的灵魂。巴金勇于自我
解剖，把良知放在名利之上。但这种人还太少，“谁敢比我惨”的家伙还太多。
　　　鲁迅这位爷真的牛。由于官方夸得太多，有些年轻兄弟夸出逆反 心理，转而去崇拜梁实秋之流了。同时代的文人中，也许除了胡适，没有哪个人曾经企及鲁迅的文化高度和思想深度，甚至不能望其项背。由于一骑绝尘，所以鲁迅看起来很孤僻，不讨人喜欢。但，他是我们 的民族之魂。
　　　我认为鲁迅文章最好的有两种。一种是让你感到看懂了，很多年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懂。另一种是讳涩到让你永远看不懂，但能在心灵上感受他的思想。《墓志铭》就属于后者。我都看了两万多遍了，都还没看懂呐，但却分明地感觉到，先生正在顶贴讨论同一个问题。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45 节文化自信 1
　　　兄弟们好！出差中，事情忙，偶尔上网，发现这贴子竟然还没有 沉呢，呵呵，谢谢。把贴子往回看了一下，不好意思。写东西讲究自 圆其说。阿 Q 把圆圈画成瓜子型，至少也是个闭合回路。而我的贴子， 很多地方逻辑上没合上缝，相当于跟头镖一扔出去不知道转到哪去了，
没看见回来。补救也难。反正是胡聊，大家胡乱看看就行了。别跟我细抠啊，我抠不过你啊。出差前突击狂写了一天一夜，把文化写完了。其实仔细一看，还漏了不少东西。请允许我继续就文化问题再多发几个贴子。都是纯粹个人看法，在旅途中边走、边想、边写、边发。时间太紧张了，很难像以前那样一天八贴十贴地狂发。
　　　前面贴子里，我写了一些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由于随手写的，所以观点很散漫，不集中，为了使大家看起来更方便，我总结如下：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很自我地发展，直到 1840 年以后被西方揍醒，然后
在 1900 年前后经由日本“介绍”与西方文化认识。此后，民国时期、
1949 年至 1979 年、改革开放的这三个阶段中，虽然历史迭宕起伏，但是中国文化总体而言在不断向前演进。2000 年以后，中国文化的自信心正在逐步恢复。
　　　可能有兄弟持反对意见。比如：有人不赞同 1949 年至 1979 年间 中国文化有所发展；有人不赞同建国前后的中国文化发展具有延续性，认为前后存在断层。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断层不是出现在建国前后，而是出现在十年文革。这些看法都是有道理的。但我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同观点存在是正常的，争鸣的社会价值，不是为了统一异见，而是 为了相互完善和相互启发。
　　　在我的眼中，中国文化一直在不断向前演进。虽然中间出现过停滞和曲折，但仍然不断顽强向前，而且成果斐然。我前面提到，在扫除文盲、移风易俗、妇女解放、少数民族地区改革等方面，在非常时期，以非常手段，取得了非常之功。做成了外国无法办到、今天的我
们也无法办到的事情。同时，在一些领域也遭到了重大挫折，付出了非常代价。
　　　有一次，一个兄弟从日本回来，对我感慨说：他在日本看到了和服，这就是中国唐代服装的变种。中国的许多唐文化元素保留在日本，而中国本土倒把这些东西丢得一干二净，真是太不应该了。这个朋友的看法有一定代表性。我在许多书刊和网络上读到过类似观点。有的作者还是著名专家和学者。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在贵州，有许多屯堡。所谓屯堡，实际上是明代屯兵营演化成的村寨。明初平定西南以后，从南京附近各府县大量移民，随军屯驻??疆，后来就形成了屯堡式的村寨。今天这些屯堡成了旅游点。屯堡中的女村民的青布衣裤和头钸，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明初江南汉族服装的特色。
　　　同样是中国古文化在服装方面的民间遗存，为什么中国人到了日本就感到自惭形秽，自认为是丢了传统文化，到了贵州就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人自责，自认为是丢了传统文化呢？一句话说白了，不就是
因为日本人的手里有钱嘛！
　　　文化的演进规律，有一条就是旋涡型理论，这个名字是我起的，也不知道学名是怎么表述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文化的覆盖区域，分为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像旋涡一样，中心转得快，边缘转得慢。中心地区的文化成果，会逐步向边缘地区传播和扩散。中心地区的文化演进速度，要远远快于边缘地区。这样，就出现了中心地区业已消失的一些历史文化元素在边缘地区继续保留的现象。这个现象，在世界各大文化中都存在。
　　　虽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文化通过向西方学习，取得了对中国文化的某些优势，但日本人自己都承认，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千年历史中，日本文化一直受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日本、朝鲜、越南以及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自古都处在中国文化的边缘，保留一部分中国古文化的元素就不足为奇了。比如云南丽江的纳西古乐，被认为是宋代宫廷音乐的民间遗存。比如在文革结束二十年之后，四川偏远山区的村庄，青年人还流行穿绿色军装。
　　　有人说，唐在日本汉在韩，明清在台湾。其实这种看法的所谓依据，不过是某种古文化元素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民间遗存。我不认为一些文化元素就可以代表整个文化的全部，就可以据此认为唐文化在日本，这是极其荒唐的。我们有理由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才是汉唐文化的真正继承人。如果中国今天的文化与汉唐大相径庭，是因为无论汉唐文化也好，还是今天的中国文化也好，都是发展中变化中的活文化，而不是文化标本。中国文化在各个历史演进阶段中一脉相承，千古不
绝，而且还将与时俱进，继续发展变化。
　　　这个观点也可以解释许多新加坡、香港、台湾的文化现象。比如，新加坡华人葬俗仍然延续了许多中国传统葬俗的特点。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华优良传统的延续，是大陆的失败之处。我倾向于认为，这是边缘地区所残存的历史文化元素。中国土葬制度延续数千年，有极为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群众基础。建国以后，中国政府推行了极为激进的殡葬制度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至今在广大农村仍然存在不少抵触和斗争。专家学者对殡葬制度改革利弊的争议很多，火葬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认为，对于中国这种人多地少的国家来讲，当年的殡葬改革还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几十年来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的，不能说周边地区保留土葬习俗就一定更先进、更科学。
第 46 节文化自信 2
　　　看到日本的和装，中国人就自惭形秽，看到新加坡保留了一些华人生活习俗，又有一些文化精英在那里大发醒世恒言。这些现象从根本上讲，是因为我们存在深深的文化自卑感。
　　　一次，我的房子要装修了，我就去家装市场选购建材。我发现橱卫用品、瓷砖之类的品牌，有八成都是洋名。一问，发现没有哪一家是外国投资的，都是广东福建的产品，最多也就是有点港资背景而已。我进一步了解，发现此类产品的生产企业，大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起步的乡镇企业。当时中国产品很流行起洋名，好像一个产品起个洋名就会有大好销路。但是，中国人起的洋名又显得很幼稚。比如瓷砖的牌子，时间长了记不清了，比较出名的好像有罗马瓷砖、
蒙娜丽莎瓷砖、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等等。你设想一下，如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家乡镇企业老板，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又很想给产品起个洋名，那么，上述这些洋名，基本上就是他脑子里的所有的外国名词了。
　　　我并不否认日本、新加坡的文化具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如果他们所保留的中国古代文化元素真的有价值，我不反对把这些文化元素再取回来。但是，我们必须保持一个不卑不亢的平和的文化心态，才能冷静地审视他们，客观地评价他们，大大方方地学习他们。如果文化自卑心理太重，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弄不好就把狗屎当宝贝拣了回来。
　　　前面的贴子里我已经聊到，中国人在开放之初，自信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一直在这种纠结中与外国人打交道。直到 2000 年以后，文化心态才逐步平和自信，但目前仍然不够。一方面是还不够平和自信，另一方面是少数人又纠枉过正，变得盲目自大起来。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
　　　聊完中国文化“自视”，再聊聊“他视”问题，即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总体来说，随着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社会，西方对我们的看法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但，依然充满了傲慢与偏见。
　　　举个例子。许多美国杂志一提到了中国人和韩国人，经常会把我们与吃狗肉联系在一起。美国人如果提到“吃狗肉者”，基本就是指
的中国人或韩国人。
　　　关于狗肉问题，我倒是考察过。山东有句谚语：要吃飞禽，鸽子鹌鹑；要吃走兽，驴肉狗肉。可见这四样东西比较好吃。贵州人则说：花江狗肉滚三滚，庙里菩萨坐不稳。狗肉之香连菩萨都动心。虽然民间有此一说，但据我了解，实际上真正吃过狗肉的中国人是很少的，吃过的人，多年就是吃个一两次。真正爱吃狗肉的人，少之又少。即使吃狗肉确有其事，也犯不着在文化上上纲上线。但美国人坚决以自己为中心。在他们的眼里，狗与猫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天底下竟然还有吃狗肉的人，这实在太不可理喻了，还有人性吗？
　　　其实，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在印度文化里，牛是神灵，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牛在印度可以幸福地活到死。美国人酷爱吃牛排。他们天天大嚼大啖着印度人的神灵，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却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竟会吃掉他们的朋友。
　　　美国人喜欢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庞大芜杂的文化用一个符号进行简化。比如中国人吃狗肉——冷酷没有爱心的家伙；新加坡人使用鞭刑——东方式的专制主义；日本人的相扑——新奇而怪异的异族风情，这么小的国家偏偏要搞巨人运动，也许日本人的心理正像相扑运动员的身体一样变态；印度的玩蛇艺人——小笛子竟然可以让眼镜蛇跳舞，不可理解的东方神秘主义，还颇有一点原始的危险刺激。
　　　综合上述，虽然中西方文化已经相互“认识”多年，但由于西强中弱，造成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有许多仰视所带来的偏差，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则有许多俯视所带来的偏差。
　　　在某些中国人眼里，西方什么都好，特别是八十年代有句说法，叫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而在西方人看来，除了中餐味道不错（但不符合健康标准），其余的中国东西似乎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中国人是潜意识的文化主义者，特别希望别人崇尚中国文化，但是，你不要以为西方人对中国感兴趣就证明他崇尚中国文化了。我楼下小店里租的影碟，反映南美洲食人族的片子被借得最多，这并不代表中国人崇尚南美野人文化。人类对异质文化充满了猎奇心理，但猎奇不等于喜爱，喜爱也不等于崇尚。
　　　由于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再加上实质的利益冲突，我们中国人做什么事情，在西方看来都不对，都要批评。美国华人林良多最近发表的诗作《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有一定代表性。这哥们很冒火地质问：“当我们的人口超过十亿时，你们说我们摧毁地球；当我们限制人口增长时，你们又说我们践踏人权。当我们一贫如洗时，你们视我们低贱如狗；当我们借钱给你们时，你们又埋怨使你们国债累累。……”原诗很长，大家有兴趣去搜。诗里涉及的不全是文化问题，但根源在文化上。
　　　在被西方的傲慢和偏见损害多年之后，2008 年 4 月，中国新一代青年终于忍无可忍，在世界各地走上街头，事后还出现了四月青年
（反CNN）网站。这是件大好事。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优势心理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我们很难通过几年的努力转化其偏见。我们不必过于愤怒，你气死也没有用，每天把自己手头的一份工作干好，让中国一步步继续强大起来才是王道。
　　　近年来，中国崛起已势不可挡，许多西方人从实利角度出发，开始重视中国。我打过交道的几个西欧人，他们都是大学教授或者经济界人士，他们的子女里都有学习中文的孩子。他们真心的认为中国是西方之外最重要的国家，下一代人如果学习中文的话，职业道路一定会宽阔一倍。但是遗憾的是，西方从文化上或者说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偏见似乎有增无减，而且中国崛起以后，这种文化偏见甚至进而变成了文化敌视，至少一部分西方人眼里是这样的。
　　　例如诺贝尔奖就是一个典型。除了西方人士之外，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些年的非自然科学类奖项都授给了那些货色。基本上都是西方看着不顺眼的国家的反对派人士。我给兄弟们介绍一个得诺贝尔奖的窍门，你要是得了，就把奖金分给我一半。那就是，你写文章抡圆了大骂中国政府。不管中国干什么，你都上纲上线地写文章论证其谬误，对坏事，你就论证必然性，对好事，你就论证这是政治工程，是损害多数人利益的，是损害环境的。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骂下去，如果运气好，你很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你不幸是一个文盲或者像楼主一样懒隋，不会或者不想写文章，那也没有关系。你就坐飞机到欧美各国去，下了飞机到处走走，到人多的地方，就坐在地上脱了鞋破口大骂中国。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骂下去，如果运气好，你很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这两年，某个实行西式民主制度的穷国，出了一个所谓穷人银行家，给农村妇女放了几笔贷款，就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仔细调阅了资料，我认为，他这个弄法基本上是流于面子，对于改变当地农村
几乎令人绝望的贫困现实，作用是九牛一毛。相当于一个人痛得要死了，你去给他按按肚子，再说几句安慰的话。要说对农村的贡献，中国的农村改革才是惊天动地、触及根本的改革，中国这三十年的农民脱贫致富才是全世界扶贫最大的成绩。然而，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奖，在那些评委的意识形态的眼里，中国的成绩永远一文不值。
　　　我常想，中国不需要这些奖项。我们的发展成绩，不需要用这种已沦为无厘头的奖项来证明或者评定。他们有什么资格评价我们！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47 节文化自信 3
　　　我不是现有制度和文化秩序的维护者。我只是想对中国三十年的发展进行自己的思考和解释。有兄弟指出我回避中国的社会问题，那倒不是。有关社会的负面问题，我的贴子里已涉及到，今后谈论经济问题时会涉及更多，有的观点会很尖锐。中国问题是有的，成绩也是有的。我们不能否认发展成绩。中国崛起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福祉，这一点，身在海外的人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
　　　至于存在的问题，我们要实事求是、客观地分析。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兄弟们，我的思想曾经相当偏激。因为工作原因，我对中国负面的东西看得太多，比一般人要多要深。我就是下岗职工的儿子。参加工作以后，因为工作关系，多次现场目睹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的闹事。我专题调查过患职业病的农民工群体。我在吃不起饭的城市贫民家里听他们哭诉，和他们一起哭。我近距离了解过一些腐败案。我在农村的亲友因为没有病保，临死都在计算着医药花费。
　　　所以，在 2006 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思想相当悲观。例如，如何看待中国发展的问题上，章家敦认为中国即将崩溃，我比他还偏激，我当时认为不是“即将”的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讲中国的发展实际上已经失败。直到 2006 年以后，特别是 2008 年以后，我的思想才开始逐步转变，开始更平和、更全面、更客观地看待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原因有很多的，一言难尽。我认为，全面客观的看问题，不是向社会丑恶现象妥协，而是为了更有力的批判和解决。
　　　也正是由于这个心路历程，我能够理解不同观点，对于本楼中回贴骂人的哥们也可以理解。我有个朋友，堪称精英中的精英，那是逢中必批，认为只有用西方先进思想撤底改造中国人，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俩很容易争论，就索性见面只谈论天气和相互推荐馆子。但是大家仍然维持朋友关系。我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承认他是一个有公德心、工作认真负责的好公民。至少他不随地吐痰和经常献血，这令我很汗颜。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文革的问题。文革对于打破中国农村千年一贯的一潭死水、一盘散沙式的局面，应该说有一定作用。但是我们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我没有为它翻案的意思。这个问题中央已有历史结论，这个结论基本符合事实。
　　　我认为文革是中国的一个悲剧。什么叫悲剧呢？我念大学时突然对文艺产生了兴趣，就突击研究了一顿，还整了篇论文，结果论文被校刊编辑很英明地枪毙了。记得在这篇论文里，我给悲喜剧下过一个定义：“好人办了坏事，就是悲剧。坏人办了好事，就是喜剧。至于
好人办好事、坏人办坏事，无论结果多么好或者多么坏，都算不上喜剧或者悲剧，都只能算是正剧。”文革就是这样一场悲剧。从上到下，绝大部分人出发点是好的，但最后办了一件大坏事。究其原因，他们是想破旧立新。但是，他们认为的“新”实际上根本不算新，或者说没有什么可立性，立不起来。结果就是，大家用封建的方式去反封建，用孔子的思维去反思孔子，用孔子的语言去批判孔子，旧的东西打得稀烂，而新立起来的东西基本上属于老黄瓜刷绿漆，最后造成了短时期的文化困境。
第 48 节文化延续性 1
　　　既然说到文革，顺便聊聊文化的延续性的问题。近年来，关于中国文化有没有出现断裂的问题，有许多评论和文章。有论者认为建国前后出现了文化断裂，有论者认为文革前后出现了文化断裂。
　　　从中国文化两千年发展的大脉络来看，它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一路走来，历史上比文革更大的风雨有的是，如果真的那么容易断裂，早就断裂一百回了。无论是建国也罢，文革也罢，对中国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正面或负面），但中国文化是世界最大的原发性文化之一，它深植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不是你想灭就能灭的。只要 13 亿中国人在，中国文化定会生生不息，顽强地适应环境，向前演进。
　　　具体来说，我还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举个例子吧。文物古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可以通过古迹兴废，从一个侧面看看文
化发展脉络。
　　　许多人指责，文革破坏了大量古迹和文物，这个指责不错。事实的确是这样。但是，把中国古迹损失全都算在文革头上，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我喜欢收集网上老照片。从老照片来看，清末时中国各地的古迹已经破败不堪了，一些古迹已经完全毁掉。我再结合一些历史材料分析，总的判断是：中国古迹在明末清初战争中遭到严重损毁，在康、雍、乾三朝得到大量恢复和新建，达到了鼎盛。清道光年间是清朝转衰的转折点，也是文物走向衰败的转折点。从1840 年至1911 年，经六十多年的内战外战的破坏，再加上政府和社会无力维护，到民国初年，中国古迹文物已经是破烂不堪。接下来，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和日本入侵，进一步加剧了文物古迹的破坏。例如，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掩映在湖光山色之中”（鲁迅），最后倒掉了。又例如，梁思成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民国时期的古迹照片，从中可以生动地看到当年的破败情况。有兴趣的兄弟可以读读梁思成写的《中国建筑史》，专业性不算强，很容易懂，有趣。
　　　同时，中国文物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大量外流，现在欧美博物馆里汗牛充栋的中国文物，大都是那个时期流失的。我一参观就感到郁闷。比如唐太宗墓前的浮雕“昭陵六骏”，我巨喜欢，拿它当电脑桌面。可惜其中有两组浮雕在民国初年被盗卖给美国人了，现在在美国宾州博物馆藏着。有台湾人说，大陆政府把古迹破坏光了，这不符合事实，我们是有责任，当年的中华民国责任也不小。
总体来说，中国古迹文物的全面灾难期是 1840 年至 1949 年的一
百年间。建国以后，国内古迹特别是著名古迹得到了保护和修复。文物珍品一百多年的大量外流的局面得到了有力扼制。中间也出现了反复：一是建国以后的城市建设中，由于重视不够，一部分古迹被拆除，例如北京城墙和北京街道牌坊。二是文革“破四旧”运动中破坏了大量文物古迹，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但总体来说，建国以后中国的文物古迹逐步向好，特别是 1979 年之后局面的改变带有根本性。
　　　我有个朋友在某县当副县长。前年一起吃饭时，他提到，他们县有一个名胜古迹。可惜在文革中毁掉了。一些人大代表提议，希望原址重建。但是，也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认为制造“假古迹”是劳民伤财。他为此比较纠结。
　　　关于“假古迹”的问题，我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现存的大量古迹，大半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古迹的一个特点是，乱世毁坏，盛世重建。比如，现存的许多古迹都是明末毁于战乱、清代康乾盛世时期重建的，我们因而得以拥有这些古迹，文化得以薪火相传。大规模修复文化古迹，是中国历朝历代进入盛世的一个明显标志。因此，我认为不存在什么“假古迹”问题。你现在修好了是新的，留给子孙，再过几代就是古迹了。康乾年间复建的许多古迹当时都是新的，油漆味比较重，看上去是个“假古迹”，但今天它们已经成了所在城市的无价之宝和文化遗产。但我建议他多咨询专家意见，慎重一些，把古迹修好，别整成一个不伦不类的商业建筑。
　　　二是劳民伤财问题。我认为，从文化角度来讲，修复古迹是有必要的，也是我们对文革错误的弥补，让子孙幸福地拥有这些名胜古迹。但是目前中国还不富裕，倒是有必要统筹考虑，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如果县上的教育、医疗、社会救济缺钱，不防先把这些钱用到老百姓身上要紧，等宽裕了再重建古迹不迟。我打趣地对他说：把钱用来重修古迹是一个中策——不如用到教育医疗上更好，但也比被你们这些当官的吃了喝了要好。
　　　一年以后，那个朋友告诉我，古迹重建开始了，但政府没有投钱。他们叫一个房地产商负责重修工作，交换条件是给予他优惠的配套商业设施开发权。这可能也是个办法吧。希望他能把事情办好。
　　　总体来说，如果说 1840 年至 1949 年是“下行通道”，在 1979 年之后文物古迹保护则进入了“上行通道”。全国的重要古迹都列入了全国和省级保护单位。特别是近几年的几批国保单位，覆盖面急剧扩大。大量早已毁弃无存的文化名胜得以再建，重放光彩。例如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鹳雀楼等著名楼阁，都是建国后重建的。前几年西湖上还重建了雷峰塔，使“雷峰夕照”之景得以重现余杭。
　　　我认为，新中国六十年来，对中国文物古迹的保护、继承和发展，远远大于破坏。而且，中国正在以空前的力度创造大批新名胜，像南京长江大桥，像三峡大坝，像鸟巢和水立方，不胜枚举。我日夜忙碌工作的这个时代，能够创造大量物质和文化财富留给子孙，本人深以为荣。
第 49 节文化延续性 2
　　　记得八十年代初，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和爸妈一起住在单位家属院里。当时，这片红砖平房的院子，是全城最新的房子。我们的家俱都是新的，是我爸用木头自己打出来的。我当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回到我爷爷家。爷爷住在旧城区的老街上，家里有许多旧抽屉和包着铜皮的旧箱子，落满灰尘，我总能从里面翻出一些古老的好玩的东西。
　　　如今，我在一个距父母很遥远的城市安家。买了一套三居的房子，买了自己喜欢的新家俱。每年过春节的时候，我带着老婆孩子回到父母身边。我突然发现，原来记忆中又新又大的家俱，已变得又破又小。里面还放着我在二十年前用过的课本，都已经落满了灰尘。我的三岁的儿子，正忙着从这些老抽屉老柜子里面寻找他喜欢的宝贝。时光如梦，一时我很恍惚，突然间仿佛是第一次发觉，自己早已奔四，父母已经是头发花白的老人，而最疼爱我的爷爷早已在 1992 年永远离我而去。
　　　新和旧，总是相互更替的。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则是明天的历史。
　　　世界文明古国中，埃及、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兴起，要远远早于中国（这个必须承认）。四千多年前，无数金字塔耸立在尼罗河边的时候，中国尚且处于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当时的社会形态是原始部落联盟。而当埃及、巴比伦文明逐步沉寂，隐入茫茫黄沙之际，后起的商周文明开始勃兴，散发出耀眼的青铜光芒。三千以后，
时间转到了明清时代。当北京、西安、成都、洛阳等中国城市以斗拱飞檐展示千年文化沉淀的无比厚重的时候，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财富正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积聚，创造出崭新的、生机无限的城市。到如今，当年那些工业革命时期的新建筑，已经变成了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迹。当我们漫步在伦敦、柏林、巴黎街头，一眼望不到边的古色古香的建筑群，令人惊叹，雍荣华贵而又暮气沉沉。此时，中国城市却处处散发着崭新的时代风采，一日千里地创造着新的历史。
　　　我在前面的贴子里说过，我曾经是一个听说某处古迹被毁就遗憾不已的文化愤青。然而，进入而立之年以后，我对文化演进有了新的认识和更为平和的心态。虽然我支持一个当副县长的朋友修复毁弃的古迹，但我更加倾向于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活的发展过程，努力开创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远远比回顾和捡拾过去的历史更为重要。
　　　在中国远古时候，人们把龟壳作为神圣的祭品。但庄子说过，如果他是一只乌龟的话，他宁可在温暖在太阳底下，拖着尾巴在泥坑里打滚，也不愿给人拿去做祭品。我热爱中国文化，我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个伟大而灿烂的文化倍感荣幸。但我要说，我是一个眼睛向前的文化主义者。我认为，如果要牺牲发展去保护文化，最终会让中国文化变成一个神圣而没有生命的祭品。我更愿意拥有一个生机无限又泥沙俱下的中国文化。仍然是小平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就说说拆迁这个例子吧。虽然很可能有兄弟要拍砖，我还是要对近二十年的中国城市拆建唱唱赞歌。
　　　不错的，由于国家现行的土地政策，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进行绝对垄断，造成了政府在拆迁中谋取巨额土地收益，而且引发了官商勾结。房价高，根本问题是地价高，地价高，根本问题是政府土地利益格局，甚至已经形成了积重难返的土地财政。所以指望各地方政府去降房价，无异于与虎谋皮。今年中央关于经适房、廉租房的强制性政策，执行结果还有待观望。总之，围绕房地产的社会博弈肯定会你死我活地继续进行下去。我说这段话的意思是表明不回避问题。但是从整体而言，我仍然认为，不能否认近年来的中国城市建设成就。
　　　我的老家在北方一个中型城市。我爷爷的家在老城区。那里是元代以来沿京杭运河码头形成的一片老城，低低的砖房一座连一座，小巷子很曲折，多如迷宫，机动车进不去。那里有我美好的童年。但是，住在这个老城区也相当痛苦。民房之间的宅基争端特多，几乎家家都有，我家还跟邻居打过一场硬仗。住宅很老旧，都是十年至五十年的砖房和土房。一下雨，水就滔滔不绝往家里灌，全家人就用脸盆去抗洪抢险。没有办法，就把院墙用土垫高，你垫我垫大家垫，越垫越高，都想以邻为壑。有的人家，院子比屋里的地面高一尺，踩空了要摔个鼻青脸肿。下完雨，房顶又漏了，我老爸爬上房顶去修，我提心吊胆怕他滑下来。家家要打压水井，抽地下水，井经常坏，一修就弄个一身泥。冬天井冻住了，我要先往里面灌开水。各家的煤球炉子那个烟就更是不用说了。2000 年这片城区拆掉了，我家老房 150 平方米，连小院一共补偿了 25 万。应该说补偿不算多。但当时房价便宜。我
们可以按 2000 元一平方米的价格返迁回购。这里盖起了六层楼的居
民小区，由于爷爷已经去世，只剩奶奶一人，我们就回购了 70 平方米的一套二居室，暖气、煤气、自来水一应俱全，老人生活大大方便了，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这种拆迁改造，当地 90%的老百姓都很满意的。
　　　我对现在非常活跃的那些古城保护专家持慎重的理解态度。说慎 重，是因为我认为保护有一个度的问题。我发现，这些专家自己都住 在现代化的小区里面，没有哪个专家是住在老城区大杂院里的。是的，旧城是文化传统的根，旧城有必要保留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城区和街道。是的，旧城显得更有文化感，文化界的精英们去进行艺术创作会很有 灵感，如果再找几个裸模去拍照，青春的身体和斑驳的老墙形成鲜明 对照，那真是太他妈的有文化了。但是，专家们文化完了以后，就开 车回高尚小区，坐电梯上楼洗洗睡了。但有的居民要永远住在潮湿酷 热的平房里，半夜还有条大蜈蚣掉在枕头上！
　　　搞科学研究是好的。但是以“被人研究”的地位参与科研工作就不太妙了。文化是好的，但是把别人的落后状态作为文化进行保护，然后去欣赏和消费就不太妙了。——这简直是个道德问题。总之，我认为，虽然文化有种种，但是生机勃勃发展中的活文化才是最可爱、最感动人的。
第 50 节文化延续性 3
　　　文化的延续问题，我想，“延续”这个词本身就说清楚了。延是对历史的继承，续则是对未来的开拓。如果没有续，就无所谓延。尚书说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
　　　对于传统文化，现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过度开发的问题，另一 个是过度保护的问题。中国建国前，主要是对文化过度保护的问题，明明保不住了还要硬守在那儿，所以叫“保守”。虽然民国时期西风 东渐，但主要影响还是在沿海大城市和少数知识分子中间，广大民间 仍然有相当强的保守势力。在印度文化区和伊斯兰文化区的众多国家，今天仍然处于这种过度保护的保守状态。建国以后，政府本着“洋为 中用、古为今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剔其糟粕”等思路，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强力的甚至是激进的改革。特别是文革中 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四旧”，使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打击。改革开放 以后，事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些拆迁项目对传统历史城区进行了 过分改造。因此，这一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过度开发问题，但在一 些具体的事情上也有过度保护的倾向。这两个问题都应当警惕和纠正。
　　　这两个问题，不独中国有，世界各国都有。英国现在是一个“古老国家”了。到英伦大地走一走，从大城市到乡村小镇，国家面貌上，英国再也不是十七、十八世纪那种英姿勃发的新兴国家形象，倒是很有一些老气横秋的感觉。英国人对每一栋老房子都精心保护，导游总喜欢对外国游客说，这片街区建于十八世纪中叶……。许多中国人到了英国，惭愧得恨不能立马抽自己两个耳光：看看人家的历史文化保护！但我在英国就没有这个感觉。英国的老式房子看上去很美，但采光不太好，门洞阴森森，不如住在新式连排小区里舒适。反正我最多只愿意下午没事在这种老房子里喝一杯红茶，打死都不愿安家住在这里！我认为，这种房子留一些有代表性的街区就足够了，可以进行适
当的改建和开发，没有必要全国大保护。伦敦的交通情况很不好，许多世界知名建筑前的街道窄得车辆只能单行，估计明年奥运会的时候够他们喝一壶的。其实只要拆除一面的临街房屋，就可以把单行道直接改成双向八车道。当然不是全都拆，在一些关键的路段和卡脖子路段应该考虑。喜欢英伦风情的兄弟可以拍砖，但我个人真的就是这个想法。我认为：文化首先是让人享受而不是让人难受，一个国家首先应该是一个舒适的家园而不是一个大号的博物馆。
　　　在印度文化区和伊斯兰文化区，情况比英国又不知道严重多少倍。人们不能做的事情实在太多。这个问题，我看最近国观的贴子这方面 的话题挺多，就不再论述了。其实在中国国内，传统文化力量过于强 大的地区，也存在过度保护问题。例如藏传佛教信众较多的地区。我 一个朋友满心希望地去投资开发矿山，结果回来叹气说这事不好干，那里的人倒是挺好，但到处都是神山、神水、神湖、寺庙、经幡、尼 玛堆，多得一塌糊涂，挖什么一不小心就犯了忌讳，要这样下去经济 很不好发展。
　　　王朔当了作家以后，连居委会大妈都说全北京的流氓都转业当作家了。但我还是比较同意朔爷的一句粗话：当作家，你就要搞文学而不是被文学搞了！
　　　我读过的书里面，至少有几百句名言曾让我深深折服。但是，有一句名言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它彻底改造了我这个文化愤青。这句话帮助我就事论事、该咋咋地的过着每一天，淡定如归地度过人生。这句话很简单，很朴素，但它对中国左边右边的教条主义者、甚至世界
其他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者们，绝对能够振聋发聩。这是老子在两千年前说的：——无成则无毁，有成必有毁。
　　　是的，人们曾经多少次真诚地自认为找到了永恒真理，但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而已。花开花落，月圆月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一个新的事物诞生之时，我们无法对它的未来做出任何预测，但唯有一点是绝对可以准确预测的，那就是它必然有一天会消亡。天安门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象征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它已有六百年历史。在它诞生之前，雄汉盛唐的中国没有天安门，但那时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依然精彩。我现在虽然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拆除天安门，但我知道，总有一天它会消失。这就是老子告诉我们的根本规律。
　　　网上有一个贴子叫做《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里面讲到的西方文明的阴暗面都是事实，但是，西方文明是一个伟大的现实存在，它真的不是扯淡扯出来的。海外台独分子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吃人史》，把历代“人相食”的史实收集起来，企图丑化中国文化以实现其政治目的。这本书中讲到的中国文化的阴暗面都是事实，但是，中国文明也是一个伟大的现实存在，不是几个小丑就可以一言抹杀的。
这两个例子的共同点是以偏盖全。做为延续几千年的巨大文明，不可能没有阴暗面，但同时也有光辉灿烂的一面。如果你只找出一面的例子就企图对这么大的一个文明定性，显而易见是站不住脚的。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我所钟爱的中国文化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许在遥远的未来，在天下大同之时，中国文化会走到自己的生命尽头，消融在一种全新的人类文化当中。但是今天，我们的任务仍然是眼睛向前，坚定地去发展中国文化。
　　　我小时候背诵过贺敬之的长诗，有这么一句：举红旗，天地开，史书万卷脚下踩。虽然这首政治口号诗的本身不足称道，但今天的中国人确实需要这种精神。
第 51 节文化总结
　　　有西方论者认为，人类国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民族国家，另一类是文明国家。前者是基于一个民族，而后者是基于一个文化。人类正是沿着部落——部族（或者称部落联盟）——民族国家——文明国家的路线在向前发展。欧盟如果最终完全统一，就是一个文明国家。
　　　奇怪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超越了民族国家，而直接形成了文明国家。这个特征是解释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成其大的根本原因。在先秦时代，周天子分封诸候，天下有华夷之分。与西方民族观念不同的是，我们的祖先，始终以文化而非血缘来区分华夷。就是说，东夷南蛮西羌北胡，只要接受了周文化，遵守向征着周文化的礼制，它即被视为华夏；而周室宗亲所建立的邦国，如果不守周礼，它即被视为狄夷。这样，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因接受华夏文化而融入中国，南方的
楚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再加上汉字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可以在不同语言的人群中通用，使华夏文明远播四方，日韩越南使用汉字直到近代。
　　　公元前 221 年，秦灭六国，车同轨、书同文；随后，汉并天下，废百家，尊儒术。从此，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统一体再也不可分割，中华文明在东方崛起，闪亮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中央。
　　　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国以其巨大的体量，在世界诸国之中鹤立鸡群，遗世独立。中国与罗马帝国、孔雀帝国、贵霜帝国、阿拉伯帝国、波斯帝国、莫卧尔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蒙古帝国、沙皇俄国、大英帝国、苏维埃联邦有着明显不同。那些帝国都是以武力征服而立国，而中国则是以文化征服而立国。在这些帝国当年庞大的辖区之内，至今仍然存在着许多民族，这些民族拥有不同语言、不同文字、不同生活习惯。而在古代中国势力范围之内，一个人，不论他是什么种族，只要他使用汉字并尊崇汉文化，就被无条件地接受为华夏一员，绝不会因为血缘而受到任何排斥。今天汉族之所以能够成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第一大民族，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今天的汉族，流淌着中华大地诸多古老民族的血液，但是中华文化把大家联系在一起，包括五十六个民族在内，每个人都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深深自豪。中国文化与涵盖欧洲、北美、南美、大洋洲的西方文化几乎是等量齐观，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百国之和”。在中国文化内部，京派文化、海派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河洛文化、晋文化、秦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
化、徽文化、闽文化、滇文化、陇文化、草原文化、西藏文化，争奇斗妍，各有千秋，但又是高度的统一体。一个山东人或者河北人，虽然他几乎听不懂广东话和湖南话，但他绝对认为自己和孙中山、毛泽东同属于一个民族。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力量，让如此广阔的土地、如此众多的人口拥有如此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在中国文化的凝聚下，我们的祖先迸发出惊人的力量。汉代的中国人，有人持节北海，有人凿空西域，有人封狼居胥，有人勒功燕然，有人唯愿马革裹尸还。唐代的中国人，不用多说，就凭李白信口一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华夏气度，空前绝后。明代是中国人最硬气的一代，洪武永乐两朝，刺穿大漠，千里寻仇，永乐大帝驾崩在北伐途中。我同意《明朝那些事儿》的原话：大明，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御国门，君王死社稷，为子孙后代所景仰。清代，中国皇帝是汉化的满族人，康雍乾三朝，从爷爷到孙子接力暴打称雄中亚的准噶尔汗国，拓地万里，恢复了汉唐故土。清朝后期割地赔款，但是由于前期狂赚了大堆筹码，虽然连输几把，腰包仍然比较殷实。
　　　我们要感谢汉唐明清的中华祖先。在奉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古代，在每一次民族危亡无情降临的时候，在无休无止你死我活的民族生存竞争中，是他们，抛妻别子，高歌出塞，横槊千里，碧血黄沙，先后彻底撂翻了人类历史上最强悍的三个游牧民族：匈奴、突厥、蒙古，给我们这些小孙孙留下了今天的万里河山，让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一遇到危险时可以抱头鼠窜回家。
　　　今天，我们不能光在摇滚乐中唱着梦中回到唐朝。虽然中国问题是如此之多，许多问题甚至严重到了可能会催毁我们的程度，虽然我们内部有这样那样的争议，但是，我们这一代人要有这个决心，开创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华盛世，让子孙后代像我们回望汉唐一样地回望我们。虽然每向前一步都可能是失败，但我们别无选择！
前两章如上。后面的内容还没有整理出来。呵呵。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
第三章经济随笔第 52 节经济破题
　　　兄弟姐妹们中秋好！我仍在出差旅途中，不能回国过节了。每逢佳节倍思亲。能在本楼里收到这么多问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回贴中多有高见，已受教了，不能逐一回复，请原谅。回贴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比如人口问题、人民币问题、苏联经济问题等，都是重大经济命题，以后贴子里将会谈到。
从本节开始，我进入“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崛起”的话题了。
　　　记得前面的一个贴子中，我曾谈到过，今天的经济学都变成了数学了，还很讽剌了人家几句。其实这主要是我自己心理阴暗的原因。应该说，基于大量计量数据的经济学研究，使传统经济学走向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面对大量的圈圈线线加方程式的经济学著作，我如果抡圆了往死里看，估计也能看明白。但问题在于我很懒。当年读书的
时候，我一直用哪个哲人说的“真理都是简单的”这句名言给自我解套，一口认定那些复杂的东西都不是真理，于是心安理得不去攻读。做毕业论文时，虽有名师指点，却连一个什么模型都建不起来，索性写了一篇先秦诸子的管理伦理学思想研究，把证书混到了手。
　　　今天，坐在飞机上，我看着满天云朵，心思和云一样乱腾。我是一个喜欢思考的懒人，在以往的日子里，偶然思有所得，又懒于提笔记录，那想法就如长河浪花，一闪而逝，现在打破脑袋也想不起来了，空对逝水，比较茫然。说实话，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个贴子。如果说文化是无所不在、蕴含于一切领域的，经济则同样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就是这个意思。但经济还有一样与文化极为不同，就是文化是形而上的，经济则是实打实的。写诗是好是坏，大家可以争议；做生意是赔是赚，连傻子都一眼便知。所以，聊文化可以瞎摆活，“谈空说有夜不眠”，而说经济则很难这样去蒙人。
　　　不过，好在这是“漫谈”，不需要严密的理论体系。下面，我绝不使用我最头疼的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我将继承和发扬前面没边没沿胡说八道的优秀品质，欢迎兄弟姐妹们积极理性地拍砖和证伪，以免我殆害网络。大家能有一言相互启发，也算是没白给电信交上网费啊。总之还是那句话，我胡说，您胡听！劝君莫笑荒唐语，只当秋坟听鬼唱！
　　　对于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而言，第一次接触经济学知识，应该是在中学政治课上，有专门一大部分内容，叫做政治经济学。如果上
到大学，也有类似课程，内容更深。考研也要考这个内容。
　　　很不幸，我高中时就因为上这个课，令老师很郁闷。情况是这样的，老师讲政治经济学那段时间，正值九十年代初南巡以后，中国经济过热，我们学校门口的烧饼价格，从两角钱一个涨到了一块钱三个，严重抬高了我的早餐开支。我从小就是喜欢思考的好学生，于是乎就对商品价格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
　　　老师这样教导我：商品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 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由于劳动者干活速度有快的也有慢的，所以 价值由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这就是一头斧子换两只羊的道理所在。
　　　我去问：为什么同样的斧子和羊，平时是一比二，当缺肉时会变成二比一呢？老师告诉我：价格虽然由价值决定，但它会受市场供需影响而上下波动。不过这个波动以价值为中心，不会偏离太远的。
　　　我又问：假如生产一口水缸需要两个小时，那么现在我再给它追加一小时的无差别人类劳动——我花一个钟头把它砸在许多小片，那么为什么水缸价格没有增加，反而没有价值了呢？老师告诉我，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你把人家的使用价值给砸掉了嘛！
　　　我又问：校长和校办主任的工资差 30%，他们两个的无差别人类劳动是怎样在工资中体现的呢？为什么是 30%，而不是 40%或 20%呢？花十年时间研究，发明一个专利，值 100 万元，若研究了九年便放弃了，这九年的人类劳动是不是没有价值呢？如果有的话，怎么体现出来呢？自然而成的风景，没有凝结任何无差别人类劳动，为什么要收门票呢？门票是价格吗？为什么刘德华打广告可以挣 100 万，而我倒
贴钱人家都不要我呢？如果劳动力存在差异，那么我和刘德华两人的劳动力价值和价格是怎样决定、怎样衡量、怎样换算呢？老师想了半天回答：你这不是跟我抬杠吗？
总之，我就是这样一头雾水地开始了对经济的观察。
　　　等我上了大学，正值九十年代中期。那时，小平南巡已经几年了， 中国已经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导向。既然经济转轨，经济学教 育就要跟着转轨啊。可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学教材主要政治经济学，于是中国教授们一通黑忙，整出了不少西方经济学教材。政经和西经 都是经济学，为了区别才加了一个定语。这两种经济学有很多东西是 矛盾的。但当时并行不悖，我们都要学，而且必须把观点背下来，考 哪门就答哪门，如果你用西经观点去解答政经考题，那恭喜你死定了。这种弄法看似不合理，却也很合理，就是把各种观点都介绍给学生，让你自己去辨析和思考。也就是这个时期，我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后 来挺火的《财经》杂志、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当时都 还没有呢。当时我们比较喜欢刚创刊的《中国经营报》，以及南方周 末的经济类文章。
　　　那个时期，我比较信仰西方经济学。例如价格问题，相对于政经的价值决定论，西经主张市场供求决定论。也就是效用价值论。不管你这个商品是用一百年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制造出来的，还是天然形成被你拣来的，反正只要有人需要它，你们双方谈好价，愿打愿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市场就把价格决定了。用市场供需决定价格的理论去解释当年我跟老师抬杠的一大堆难题，似乎一切迎刃而解。
　　　两种价格决定论，本来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由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立，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两种价格决定论的背后，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大模式的对立。于是，本来不太困难的问题，就增加了不少讨论难度，到现在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还有所顾忌。唉，我觉得这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声明一下啊，我以后贴子里提到的“计划经济”，是指传统计划经济，也就是以计划生产、公有制和计划分配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模式。与改革之后对经济的计划管理不同。请兄弟们注意。
　　　经济这个词儿，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当时主要是指“经营”、“运作”的意思，比如你家搞了一个小店铺，多年以来“辛苦经济”。我还记得《金瓶梅》里有个淫棍叫陈经济，所以大学时经济专业的几个陈姓同学，都被我慷慨授予了这个光荣称号。现代“经济”的范畴，古代没有专门的词儿对应。司马迁《史记》中写经济方面的那一篇，叫《货殖列传》。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桑弘羊的名著叫《盐铁论》。但货殖、盐铁、生计之类的词儿，很难涵盖现代经济的含义。直到民国时期，中国才从日本引进现代意义的“经济”一词。（所以我说日本是中西文化的介绍人嘛。）
　　　国内有一个著名经济类高校，把校名里头的“经济”两字解释为 “经世济民”，作为校训。这个解释倒是无所谓对错，但是我们从它这个解释里能看出许多东西。所以，某天当我恰好走过该校训的牌子时，曾经驻足想了很久。
世界各国经济学家都同意，经济活动的起源是原始社会中的剩余
产品交换。比如我打了一头鹿，吃不了，就把多余的肉背到碰巧没打到鹿的同学家里，换了他的一部随身听。换言之，经济起源于一种社会自发行为。但是，当经济自发起源之后，是否让它继续“自发”下去，人们意见就开始出现分歧了。
　　　第一种观点，有那么一大群人，也就是古代绝大多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是需要政府来主导和管理的。当时基本上处在自然经济状态，可供采用的经济管理和调节手段很少，也很弱，但是这帮精英们管理经济的兴趣却非常浓厚。
　　　中国、西方、伊斯兰和印度基本如此。中国尤其如此。儒家要求，一个人要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最后目的，是要去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本身就包涵了经济内容。中国古代的政府，对能挣钱的手工业尽可能实行专营，或者至少要搞搞专卖什么的。兵器和铸币就不用说了，盐业、冶铁、酿酒、晒烟、冶铜、陶瓷甚至丝绸茶叶，都曾被全部或者部分列入了国家控制范围，为此还逼反了不少私盐贩子，比如黄巢先生。刚才讲到的西汉经济学家桑弘羊，一看到酿酒有赚头，马上宣布国家专卖。当时的国家专卖店叫做“酒榷”。估计此令一出，司马相如、卓文君夫妇在四川临邛开办的民营小酒吧，就直接OVER 掉了。
　　　所以，某高校把经济解释为“经世济民”，具有明显的居高临下的味道。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中国人的传统经济观念，即政府的精英分子对社会经济活动理应当然的管理。你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西方的舶来品，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革
命成功以后，会自然而然地选择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这不仅仅是因为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还有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观念的根源。计划经济与中国延续千年的儒家治国理念的吻合之处，要比市场经济多得多，有些地方简直是天衣无缝，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这种选择也不能排除执政阶层的自身利益考量。）
　　　但是，世界上还有另外一部分人，不同意上述这种对经济的理解。他们认为，经济管理不应该是居高临下、自上而下的。经济这个玩艺，是在市场自发调节下，社会成员的逐利互动行为之和，基本上应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东东。这种思想认识，就是后来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源头。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53 节封建时代 1
　　　市场自古有之。而市场经济形态，则形成于近代西方。无古不成今啊，在古代问题上多说几句，以后再谈到中国近现代经济问题时，大家就会对许多问题和趋势理解得更透更深。如果我用百度搜资料，肯定能凑成许多贴子，但那样没有什么意思。我继续凭着记忆写吧，知无不言，不知道的就不说。
　　　古代政府对于经济的管控，以及对人们活动的种种限制（例如迁移），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中学教科书上有这么一章，叫做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当时，中国许多产业都是世界级的，尤其是纺织、茶叶和陶瓷行销世界。比如纺织业，苏杭松湖等城市就不用说了，仅是盛泽、震泽、南浔等江南名镇，就敢号称衣被天下。看当时那个阵势，
前景似乎与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业很有一拼。然而，后来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从而错过了近代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机遇。
　　　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在欧洲能够成长，而中国不能？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专家论述观点很多，不赘述了。我的看法是，这是中国与欧洲当时的社会结构决定的。
　　　中国是大一统的专制帝国，而欧洲是马赛克一样的封建小国，各国共尊罗马教皇。法国、英国基本上还算有个样子，德国、意大利连个国样儿都没有。普鲁士王国后来为了统一德国费了八辈子洋劲。至今欧洲还有摩纳哥、安道尔、列支敦士登、卢森堡等一批超级小国，这都是古封建制的“活化石”。
　　　如果说得再直观一点，就是，欧洲进入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基本上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那个样子。有趣的是，日本在进入资本主义的时候，即明治维新之前，也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那个样子，全国藩邦林立，几个强藩联合倒幕，逐步统一全国，从而开启了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运动。
　　　如果仔细检查一下人类历史上的庞大帝国，基本都出现在中国、伊斯兰和印度三个文化区。而在这三个文明当中，中国的帝国形态又与印度、伊斯兰存在根本区别。中国从秦至清两千年那种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形态，在印度、伊斯兰地区没有出现。
　　　双方差异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最为明显的差异在于：伊斯兰和印度的帝国，是地地道道的封建帝国。中国的帝国，前期还算是封建帝国，后期却逐步演化成了“封而不建”的帝国。古代中国与欧洲差
别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不再多说。下面详细论述一下中国古代帝国与伊斯兰文化区、印度文化区帝国的区别。
　　　“封建”这个词，从字面上讲，就是因封而建、先封后建、上封下建。谁来封呢？皇帝来封。谁来建呢？国王来建。这句话连起来说，就是皇帝在名义上拥有天下，他把土地封给部下，部下在自己封地上建立王国。王国之下还可以建立更低层次的国家，比如侯国。许多兄弟搞不清楚王国和帝国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这里。我的理解是：帝国是“天下”概念，皇帝是天下共主；王国则是一国之君。中国儒家提倡“治国、平天下”理想，明确把国与天下区别成两个层次。
　　　如果我们再深一步理解，大致可以理解为：帝国之“天下”，是世界大文明或者大文化区的概念；王国则是民族国家或者部族国家的概念。如果按照这个概念，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类的历史那么长，古国那么多，而真正被全世界所公认的帝国，仅仅就是那么少数几个，它们都是出现在中国、印度、西方和伊斯兰四大文化区中的主要核心国家。
　　　所以，帝国很拉风，人人都想建一个，但不是人人能建的，你建了也不一定有人承认你。当年，埃塞俄比亚帝国虽然被国际承认，但大家是承认他的主权国家地位，不一定真的认为它有资格称帝。法国前殖民地中非共和国独立时，戴高乐总统决定，安排在法国军队服役多年的中非人博卡萨上校回去执政，临走时还接见他，向他哼哼教导了一通民主自由的大道理。博上校啪啪地拍胸点头。结果回国一当上总统，大搞恐怖独载，还公开吃人肉。法国人想，也许博上校有他的
难处，等几年看看，也许他会实行自由民主。又等了几年，那小子竟然称帝了！“中非帝国”撑了两年，被人推翻，成了国际笑话。
　　　欧洲情况有点特殊。虽然小国林立，但他们上面有一个特殊的宗教性质的帝国形式，就是罗马教皇。各国国王登极，必须教皇认可。英国虽然因为教皇不同意英王打离婚的事情跟罗马教皇闹崩了，但是一直很谦虚地自称王国。之所以后来有“大英帝国”这个说法，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英国占有了能让太阳不落山的广大殖民地，有帝国之实。二是因为印度。大家知道印度是一个大文化区，整个印度是一个“天下”概念，印度北部的莫卧尔帝国，也是世界公认的。英国打下印度以后，为了统治需要，在英属印度殖民地内部保留了许多小国和土邦。比如有名的克什米尔王国。这些小国后来就逐步合并演化成今天的印度各邦。当时，英国人一琢磨，哎呀，印度有这么一大群的国王，英国女王自己也仅仅是个国王而已，肯定镇不住这帮孙子。所以决定，让女王称帝。印度独立之前，英国女王的名片上印的职务是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国王，兼印度皇帝”。
　　　我绕这么远，目的还是要绕回到经济上，分析中国古代经济。目前还没绕完，我得继续绕。在印度、伊斯兰文化区帝国内部，始终保留着林立的小国。印度的情况我刚才提到了，伊斯兰地区也是一样的。虽然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曾经雄霸五海三洲，但帝国内部仍然保留着许多封建小国。我记得他们的皇帝曾经叫哈里发和苏丹，封建小国的头儿叫酋长。大家现在在海湾地区还可以找到许多历史遗迹式的小国家，比如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要比它们大一点儿，有
七万平方公里，它是由阿布扎比、迪拜等七个小国组成的。
总之，世界的封建帝国基本都是那个样子，唯独中国不是。第 54 节封建时代 2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种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啪！！对不起，我把你新买的手机错当成醒木了……呵呵，开个玩笑哈。
　　　前面谈到西方、伊斯兰、印度三个文化区的古帝国结构。现在说中国。中国在先秦时代，与外国没有什么不同。当时周天子虽然没有皇帝之名，但有天下共主之实。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列土立国，那是不折不扣的封建制。
　　　情况在秦朝发生了变化。秦始皇好不容易灭了六国，就有人劝他赶紧分封家族和功臣。老秦一想，春秋战国打了三百年，年年“流血漂橹”，好不容易打完开个总结表彰会，我再封？那跟周天子当年分封有什么区别？封完了大家接着开打？要是这样，那老子还费那么大的劲儿去统一六国干什么啊？于是，他决定，废分封，置郡县，派流官，使天下归于大一统。
　　　应该说，封建制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国古代社会，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在交通、通讯条件极不发达的情况下，一个政权的有效管理半径是很小的。国家地域越广阔，管理成本越高，管理效果越差，搞中央集权制往往是出力不讨好。所以，一般情况下，当权者普遍地会想到天子与诸侯分权共治的办法。但是，世界上有“普遍”，就必然会有特例。中国就是这样的极少数特例。秦朝很短，只有十几年，但
秦始皇抓紧时间，办了很多大事，废分封、设郡县、创小篆、统一文字、统一钱币、统一度量衡、焚书、坑儒、修驰道、修长城等，不管是好是坏，都强力地塑造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政治面貌。所以毛泽东评价道：“百代都行秦政制”。
　　　“大一统”不是一下子就能搞定的，而是用了七百多年才逐步搞定的。刘邦立汉以后，也开了一个总结表彰会。有人总结说，强秦二世而亡，原因就是没搞分封。刘邦还真听进去了，封了一堆异姓王。很快有些王爷不老实，被刘邦平叛后干掉，后来杀红了眼，也冤杀了一些“犯罪嫌疑王”，比如韩信。接着，刘邦又大封刘家同姓王。他死了没多久，同姓王国就坐大了。景帝执政水平不高，一削藩不要紧，同姓王们掀起了“七国之乱”。……总之，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太积极进取了，总是不满足于当个国王，总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这样一直弄到隋唐之前，分封制与大一统交替并存，引发了无数的血腥斗争。
　　　隋唐以后，大一统制度最终确立。从此以后，皇帝的儿孙被封为王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但除个别例外情况，王们已经不能再建立自己的王国了。历代对王的管理制度不同。有的朝代限制其参政，有的朝代如明朝，由于永乐帝朱棣生怕别人学习自己，就直接限制王的人身自由，王在自己的封地城市里居住，无故不能出城，锦衣玉食，形同高级囚犯。清代，咸丰时期的恭亲王奕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紧急关头支撑危局，但是也只能是重臣而已，不可能封疆立国，局势一缓合即被雪藏。总之，在这一段时期，大一统制是中国政治主流，封
建制只在少数民族土司地区有所残留，而且被“改土归流”不断打压，一直打压进了深山老林，解放后才被全部废止。此外，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附属国的朝贡体系，可以看作封建制的一个变种发明。
　　　我概括一下：大一统帝国这种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始于秦代。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七百年，不断出现反复，是封建制与大一统制度拉锯的时期。隋唐以后彻底确立。明清时期，这种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达到了其历史顶点，同时也碰到了西方挑战。
　　　可能许多兄弟没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世界主要的面积大国和人口大国中，绝大多数实行联邦制，比如俄国、美国、英国、德国、印度、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等。没有采用联邦制的世界大国只有中国、日本、法国。而日本、法国地方政府高度自治，权力明显大于中国地方政府。这种差异，源于古代各大文明区的封建制和大一统制的影响。
　　　我个人认为，大一统的帝国制度，是古代中国区别于世界的最为鲜明的两个特征之一。另一个特征，是伦理型社会而非宗教型社会，我将在以后的有关贴子中介绍。
　　　这个大一统的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是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的重要背景。今天的中国，虽然帝制已被推翻一百年，但千年以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这个现实有很深的历史根源，不是哪个人或者哪个政党的主观决定那么简单就可以解释的。这个现实，也是理解中国当前的成就与失误、优势和劣势、力量和困难、以及中国崛起中诸多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所以，
我认为有必要连续用这么长的几个贴子加以阐明。
中秋月明夜未央，室友鼻息已雷鸣。写到这里吧，累死我也！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
第 55 节资本萌芽 1
　　　中国人编写的世界革命史，有一个著名论断，意思是说，新生事物往往会在旧势力最薄弱的地区（“链条中最薄弱一环”）率先取得胜利。这个观点，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仍然是成立的。
　　　按照前贴中的观点，在人类四个主要文明（或者文化）中，封建帝国的统治势力的强弱顺序，应该是中国大一统的帝国最强；印度和伊斯兰的帝国（内部存在诸多封建王国、土邦和酋长国）次强；只有名义帝国（罗马教皇）、实际四分五裂的西方世界最弱。
　　　在封建帝国和王国内部，封建势力对于工商业的控制，培养了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反过来不断巩固自身利益，进一步加强控制，最后把工商业者搜刮得无以为继，官逼民反。造反的梁山好汉里面，就有不少人，原来是从事工商业和服务业的。比如从事餐饮服务业的民营企业家孙二娘。从她的所作所为看，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正义感、创业精神和经营能力的好公民。按说，她原本应该凭借自己超强的公关能力，开拓市场，增加投入，扩大就业，评星级、搞连锁，上市筹资，最后打造成国际著名品牌“十字坡”，和希尔顿、喜来登等巨头去角逐国际市场。但是，由于政治昏暗和官匪横行，使她无法正常经营，最后逼上了黑道，先杀人越货，卖人肉包子，然后拉杆子上了梁山。中国的治乱周期，基本上就是这么给弄出来的。
　　　总之，在中国这样大一统帝国的内部，工商业者想要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维护正常经营和健康发展，难度是极大的。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经济尤其是城市工商业，就像建在沙滩上的塔楼一样，随着王朝更替，毁而复兴，兴而复毁，始终无法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阶段。关于中国封建帝国经济从繁荣到崩溃的周期现象及其根源，著名学者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两本书说得又生动又深透，多次让我拍案叫绝。
　　　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其他地区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欧洲人也有自己的思考和解释。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马克思韦伯。欧洲有两个马克思，拥有同样的学术盛名。除了我们中国人崇拜的大胡子马克思以外，另外一个就是马克思韦伯。为了方便好记，易于区别，我们叫他“围脖”吧。围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基督教伦理的角度，论述了西方文化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关系。他指出，基督教伦理才是西方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因。围脖还对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对资本主义的抑制进行了分析。这本书在世界上的影响大得一塌糊涂。如果你去读当代中国学者撰写的市场经济价值理念方面的论文，就会发现围脖的话被反复引用。
　　　我不同意围脖的观点。我的观点是：西方能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中国不能，主要原因不在于基督教和儒教的差别，而在于“马赛克”式的林立小国和大一统帝国的差别。
　　　下面我先来反驳围脖的看法。是不是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分析是个大活儿，可以写几本书。为了偷
懒起见，我继续举例说明。这里插一句闲话，“举例”这个做法，发贴子闲聊可以，真搞论文不行。在前面的许多贴子里，我也是不断“举例”的。这种做法，看上去，有举重若轻之势；想起来，有藏拙取巧之嫌；实际上，有以偏盖全之失；而我的本意，是收到抛砖引玉之效。呵呵，兄弟们一起思考吧！
例如：契约精神。
　　　契约就是合同。合同这个东西，在现代经济和社会领域是黑重要黑重要的。资本主义启蒙运动名著之一，就叫《社会契约论》嘛。围脖先生认为，契约精神是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石。基督教新教伦理中有“人神契约”等思想和内容。这些教义，植根于西方社会意识深处，使基督教的社会公众比东方人更具有契约精神。
　　　这个说法，乍一听起来比较靠谱。起码就目前而言，西方人的契 约精神的确远远高于中国人。我们现在整天评比“重合同守信用单位”，原因就是不重合同、不守信用的单位实在太多了。被评上的单位也不 一定真的守信用，比如三鹿奶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抓了许多年， 坑蒙拐骗现象倒是花样翻新，连吃的喝的东西都不放心了。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会发现，现代契约精神的产生，无论 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伦理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源头。伊斯兰教对于人的诚实、信用和忠诚，也有一大堆的教义和行为规范。真正虔诚的穆斯林是相当有道德定力的，你向他买东西不必担心缺斤 少两。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也包含了社会诚信观念。君子一诺千金，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语）。总之，我看不出基督教教义中关于契约诚信精神的“种子”比其他文化更多或者更强。
　　　另一方面，围脖认为伊斯兰、儒家等教义和伦理精神有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成份，其实在基督教中同样也有。儒家社会的确存在重耕战、抑工商的顽固倾向，但是儒教文化下的中国人丝毫不缺少经商意识和能力。中国有晋商、徽商等著名商帮，国外还有华侨商人在世界各地积极创业。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印度商人自古以来就是非常有名的，他们的实力曾比欧洲商人强大得多。所以，东方文明并不缺乏重商传统。
　　　而且，如果考察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没有契约精神的坑蒙拐骗现象，在包括基督教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在特定发展阶段上都曾经出现过。这是一个不好避免的阶段性问题，各国只是在严重程度有所差异，与客观历史条件和政府治理水平有关。当各国市场经济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后，这种现象又无一例外地逐步下降。
　　　契约精神只是一例。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许多方面去思考和论证。总之，我感觉仅仅凭基督教新教伦理，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在西方首先兴起的问题。
　　　再多说一句，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我总是觉得把他们把基督教与新兴的资本主义说到一块儿，客观上有点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味道。仅管围脖先生的主观出发点不是这样的。在近代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优越感无比强烈。再加上有人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推而广之到社会领域，形成了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再加上马尔萨
斯的人口论，认为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生产增长而引发战争，多打死几个人以后，大伙儿日子过得就宽松了。这样一套又一套的理论出来以后，西方国家疯狂瓜分世界，想不打两次世界大战都难。
　　　扯远了。我们继续探讨资本主义经济是如何在四分五裂的小国中破土萌发的。
第 56 节资本萌芽 2
　　　在欧洲中世纪后期，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空间要强于世界其它地区，最终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其中原因，有诸多解释。围脖从基督教新教伦理的角度进行了阐述。我试图从欧洲四分五裂的国家格局中寻求解释。把伟大的马克思韦伯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上，我是不是太把自己当根葱了？呵呵！
　　　在中世纪的欧洲，小国多如牛毛。虽然上面有一个罗马教皇，教皇相当于战国周天子，实际政权都在各国国王手上。英国、法国、西班牙算是泱泱大国。德意志和意大利境内以及巴尔干半岛，有数不清的小邦和小国。德意两国要等到十九世纪晚期才完成统一。由于国家太多，分合错综，看欧洲历史是一件累死人的事情，我草草看了一遍，就束之高阁了。
　　　小国之间经常打仗。为了土地，为了继承权，反正为了什么名目。由于通婚关系复杂，各国王室间多少都沾亲带故，所以打起仗来还有人帮忙，容易发展成一场群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国王们为了打仗，就要筹款。当然，为了建王宫、办婚礼、建城堡、修教堂、搞面子工程等事项，也需要筹款。在中国，筹款比较简单，下诏加税加捐
就是了。中国老百姓说，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就是这个意思。实在不行，官府还可以强行征收富户财产充公，或者纵兵抢劫以充实军饷。元末明末的官军都是这么干的。当年国民党也这么干过，所以河南省主席汤恩伯将军光荣地与水、旱、蝗虫一起，被河南人民誉为“四害”。
　　　从我接触到的一些正面或侧面历史资料来看，欧洲国王也没少干 这种破事，但是他们要比中国皇帝自我克制得多。这倒不是因为他们 更有良心，而是因为形势不一样。欧洲四分五裂，小国林立，许多相 邻小国仅有百里之遥，而且同文同种，居民沾亲带故，所以工商业者 特别是商人，可以比较容易挪个窝。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和幼年时期，封建王权专制是各国的普遍特征。但是，国王手里有权，商人肚子底 下有腿。如果国王搜刮过狠，无异于杀鸡取卵，工商业者会跑掉，甚 至跑到敌对国家去创造税收和就业。各国之间激烈的生存和发展竞争，使国王和贵族们不得不有所顾忌。相反，他们对于那些依赖于土地、迁移难度较大的农民，搜刮就要狠得多，结果经常把农民逼得破产饿 死，引发不少暴动。
　　　缺钱用，又不好明抢，怎么办？一些国王和贵族的办法，是向商人们借钱。这一条，中国皇帝恐怕从来做梦都没有想到过。一些商人也主动向国王和贵族提供支持，以换取更大经营权。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借了钱总要对债主好一点。总之，欧洲工商业者的处境要好于其它地区。
在中世纪的欧洲，意大利、法国等地的商人阶层，甚至通过和平
赎买形式，从封建王国那里搞到了城市自治“特许状”，使许多城市享有司法、行政等方面的自治权。这些城市里，居民自己决定采用什么样的选举办法和自治办法，结果是五花八门怎么干的都有，现代许多政治经济制度，都能从当年那些自治城市里找到一些渊源。这些自治城市后来虽然消亡了，但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管理学上有一个“鲇鱼效应”，大体意思是说，沙丁鱼不爱运动，长途运输时会缺氧而死。解决的办法，是在沙丁鱼群中放进一条爱动的鲇鱼，扰得大家上窜下跳，这样就不会缺氧死掉了。当年欧洲小国林立，促成了资本主义兴起。一个原因是工商业者通过“用脚投票”获得相对宽松的环境。另一个原因是小国林立使一些发展快的国家成为“鲇鱼”，刺激了各国的竞争和追赶。
　　　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肯定比封建自然经济更能促进国家富强。但是，这样需要牺牲国王和贵族的政治权力，他们肯定不会愿意。在 中国这样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内部，很难有什么客观因素能迫使皇帝、贵族和官僚自动放权让利。而在欧洲，则具备这样一个客观因素，就 是国际竞争。
　　　欧洲有那么多的小国，虽然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总有某种例外发生。比如，一个小国有某种客观历史原因，或者出现了政治观点新锐的政治家，或者商人阶层通过偶然的机遇获得了执政的机会，等等，就可能为新制度的发展打开一扇天窗。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发展经济方面具有极强能力，一旦获得发展机会，就会很快促进社会财富积累
和国力增强，使这个国家获得竞争优势。这个国家就成了一条鲇鱼，对其他国家形成了压力：你要么改革图强，要么在竞争中被干掉。
　　　从十五世纪开始，大航海时代打开了欧洲人追逐财富的大门。葡萄牙一马当先，荷兰、西班牙、英国一个接一个地崛起，真是欧洲后浪推前浪，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这些国家的兴起有诸多原因，央视七集纪录片《大国崛起》都分析了。但我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是促进其国内革命的重要外因。如果当时整个欧洲是一个皇帝统治下的大帝国，那么这些进步就很难实现。
　　　反观中国，在分裂时期，也有国家竞争的生动例子。比如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各国纷纷求贤图强。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诞生了影响中国的先秦诸子。而后来大一统帝国时期，这种思想自由的时代气息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究其根本原因，是知识分子处境不同。前者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让你后悔死；后者是此处不留爷，明天爷饿死，不得不去为五斗米折腰。人才如此，小民亦然。孟子对梁王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意思是，不能用国界来限制人民。换句话说，你这个国王当得不好，老百姓可以用脚投票，跑到别的国家里去申请绿卡，你派兵守着国界也拦不住的。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有个割据国家叫南汉，国土是今天的两广。这个小国继承了唐代广州的外贸传统，控制了中国南海贸易，使广州继续成为世界贸易大港，因而富得流油。可惜南汉皇帝不争气，光吃喝玩乐，最后被北宋灭掉了。如果五代十国能够延续更长时间，也许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南汉（也可能是吴越等其它国家）的某个君主，可能会善待外商，发展贸易，将税金用于军备，从而取得武力上的相对优势。而那些被打得鼻血长流的邻国，可能会开一个会，总结教训，然后改善投资环境，招商引资，好多收点税招兵买马去报仇。这种国家竞争，可能使工商业者取得更大权力，逐步刺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实际上，由于大一统的帝国制度，中国工商业者从来没有像欧洲人那样获得与官府讨价还价的本钱。他们虽然富裕，但没有任何政治权力，而且随时可能被宰割，就像曹雨村笔下葫芦案里的小财主冯渊一样。中国民谚“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生动地表明了这种关系。直到今天，民营企业家们有时仍然会面临这样的窘境。中国古代城市，除了极少数纯工商业城市（如佛山、汉口、景德镇），基本上是行政中心，因行政而兴，如果行政单位一撤销，城市就会迅速衰落，甚至不留一砖一瓦，因为他没有独立于行政资源之外的经济活力。建国后，山东、河南一些古老的县被撤并，今天这些失去了行政资源支撑的老县城，基本都沦为普通乡镇，有的甚至沦为村落。
　　　顺便说一句，上述分析，只是想探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世纪产生。绝不是宣扬中国分裂有理的意思。在以后贴子中，我还将专门分析大一统制度的历史功绩和局限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57 节资本萌芽 3
　　　人类社会经济，怎样才能加快发展呢？如果我们通盘看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能创造更繁荣经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 创造财富与拥有财富两者相关程度更高的社会。换一句话说，人类经 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实质上，是社会财富的实际创造者逐步取得 越来越多的财富占有权和支配权的过程。
　　　在奴隶制经济中，奴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被强制劳动，除了获得一点保证不冻死不饿死的衣食外，创造的所有财富都归别人。干活任务全是他的，分钱分粮时他倒变成了打酱油的。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们没有任何生产热情，也没有任何发明创造的热情。如果有创造，也是怎么去偷懒，比如巧妙而不露痕迹地破坏生产工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是这么一个情况，难怪奴隶社会的一个王朝延续五百年也看不出明显进步。
　　　到了封建社会和大一统帝国时代，农民虽然依附于土地，但毕竟有了相当大的人身自由，农产品除了交租纳赋，剩余归己。无论是“三十税一”、“十五税一”的比例租金制，还是一亩五十斤的固定租金制，农民只要多生产，做大了基数，自己所得的份额肯定会增加。这个时代的城市工商业者，除了纳税以外其余的收入能够自己支配。相对于奴隶制，劳动者对自己制造的财富的占有权和支配权大大增加了，因而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在中国的几个帝国的黄金时期，出现了租谷山积、库币绳腐的兴旺景象。
　　　但封建社会的问题在哪里？我在上学时，曾经自己编写了一部小话剧，叫做《爱迪生在中国》。爱迪生疯狂发明的年代，正是中国清
末洋务运动的年代。假如天公真的听从了中国人的劝说，来一个“重抖擞”，给清朝不拘一格地降下了这么一个人才，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某省某府某县，爱迪生发明了他的第一项发明：自动收报机。他赶快去官府请求专利。发明家尤其是一文不名的草根发明家，必须依靠专利费才能生活和继续工作。但县令收下了他的申请书，请他回家等着审批。因为没有人情关系，也没有送礼，这个专利等了两年才批下来。而他准备出售专利时，竟然没有人买——因为市场上已经有这种产品了。他一调查，发现生产者竟是县令的侄子！他去状告这种侵权行为，结果县令与法官是老同学，案子一审两年毫无结果。他终于忍不住到省城拦轿告状，巡抚大人热情接待了他，真诚表示同情和义愤，请他回家等着依法办理，但状纸很快又转回到县里。几经折腾，爱迪生负债累累，孩子失学，老婆也跟人跑了。他发疯一样抽着自己耳光，痛哭流涕地说：“让你发明！让你发明！”经过一番痛苦的心路历程，他虔诚地捧起了四书五经。
　　　……十年之后，一个年轻的发明者把专利申请书递到了爱迪生县令的案头。爱县令漫不经心地问：“这个人有关系吗？没有？那先放两年再说吧。”
　　　这个小话剧其实一下子解决了两个问题，就是封建经济的问题在哪里、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先进性在哪里。如果合并成一个问题，那就是两者的根本差异在哪里。在许多兄弟眼里，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差异是很明显的。用政治课的生产关系角度分析，两者似乎就
像一个苹果和一头牛的差别一样大。比如：前者是土地封建所有制，后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前者是分散小农的自然经济，后者是社会化大生产经济；前者劳动力依附于土地，后者劳动者获得人身自由，但只有被这个或那个资本家剥削的选择权，却没有不被剥削的自由，等等等等。
　　　如果深入研究一下中国明清两代的社会经济，再研究一下英法当时的社会经济，你会发现，在许多方面，中国实际上走得相当快。如果把明清中国界定于封建经济，把英法界定于资本主义经济，仅从表面上，似乎很难看出两者的区别。
　　　举一个例子。在中国江南，特别是江苏省的江南五府：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纺织业相当发达，许多织场的雇工量达到数百人。明代苏州地区有数十万以纺织为业的工人。无论从工商业城市的规模上，还是从产业工人队伍的规模上，中国都优于或者至少不差于当时的英法。明史上，还记载过许多类似于工潮的斗争。现代也有许多历史学者专门研究这些课题，发表了许多论文。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的金融业在明清两代也比较发达。最早的银行——票号，集中在山西平遥、太谷、祁县一带。据《平遥票号史》记载，平遥票号在清代就出现了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经营体制，以及“银股”“身股”等制度。这些作法放在今天的中国，也是相当先进有价值的。因为有钱人不一定会经营，老爸会经营儿子也不一定会经营，所以在当时的平遥，票号的股东（通常是三个人），叫做财东
或者东家，通常找一个善于经营的“大掌柜”（即职业经理人），许以巨薪。按照当时规矩，大掌柜具有完全独立的经营权，除了年底向东家报账，东家在平时不能随意过问生意的事，有的票号甚至规定，东家无故不能进入票号。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够意思吧！
　　　后来，以了防止“大掌柜”不负责任或者被竞争对手挖走，山西票号又出现了给予大掌柜干股的作法，谓之“身股”。后来，为了稳定职工队伍，“身股”又推广到工作多年的熟练伙计。东家的“银股”和大掌柜的“身股”，实质上就是现代企业的以资金入股和以人力资源入股。“银股”可以转让和继承。“身股”不能转让，人在股在，人走股消。两种股同样分红。“身股”由大掌柜扩大到伙计们，实际上是通过员工持股来稳定队伍的产权制度安排。
　　　这种制度安排在当时的世界（清代中后期）是相当先进的。我所涉猎的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企业微观管理制度方面的知识不多，至少我没发现同时代西方出现过这种产权安排。如果有知道的兄弟，欢迎探讨。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当时，中国金融体系方面没有落后于西方。到 1990 年代，我国国企搞产权改革，涌现出许多产权改革创新的典型，其中包括争议很大的经营层持股和全员持股，其实这些所谓“创新”，两百年前就已经在山西大行其道了。
　　　如果继续举下去，例子还很多。这些例子说明，我们通常所说的 那些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差异，实际上并不是他们的根本差异。
　　　再回到上一节那句话：人类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实质上就是社会财富的制造者逐步取得越来越多的财富占有权和支配权的过
程。再联系爱迪生那个小话剧，我认为：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根本差异，并不在于分配份额或者分配形式之类的东东，而是在于财富创造者保卫和支配自己财富的能力不同。换句话说，封建经济中，社会财富创造者无法有效保护自己创造的财富，无力对封建权力进行有效制衡，无力抵制皇权、贵族和官僚等阶层胃口的无限膨胀。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其经济制度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实行分权制衡，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有位兄弟回贴说：“经济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财产的合理分配上”。这句话说的很对，但是我认为，我的表述可能更到位，因为我强调不是体制，而是维护自己利益的能力。能力是原因，体制是结果。只有社会成员拥有这种能力，才能形成相互制衡；只有真正的制衡，才能形成非暴力博弈和平等协商；平等协商最终相互妥协的结果，就是合理的制度和体制。
　　　反过来说，如果社会成员没有这个能力，就无法形成制衡和平等协商，强势一方单方面出台的制度，势必有损弱势一方利益。即使从国外引进先进制度和先进体制，由于社会成员没有能力制衡，无法形成有效监督，制度也会走形。
举个例子：股市。
　　　全世界都承认，股市是人类的伟大发明。股市出现以后，使社会分散资金有效集中起来，投入到拉动社会发展的项目上，使人类社会表现出排山倒海的力量。比如，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铁道股票是美国股市最抢手、最稳定的龙头股。全美国方方面面的钱，通
过铁路股票投到铁路建设上，高峰期每年建成铁路 1 万公里以上。美
国最多时候，拥有铁路 30 多万公里，一些铁路修了又没有运输量，
所以后来又拆掉 10 万公里，形成了今天 20 多万公里的规模。要知
道，咱们中国苦心发展这么多年，到今天铁路还不到 10 万公里呢，还没老美拆掉的多。可见股市集中资金办大事的强大威力。
　　　股市应该有资格算是一种“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了吧？但是，如果社会成员没有足够的维护自己财富的能力，没有办法对利益集团进行有效制衡，那么股市就可能走形，沦为圈钱工具。这样就会造成两个问题，一是圈来的钱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而受损失的投资者无可奈何；二是公众可能不再相信股市，“入市需谨慎”，或者干脆不入市。这样，这个先进制度就不能发挥先进作用了。
　　　再进一步说，有价证券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投资渠道。如果权力腐败导致有价证券的公信力降低，社会资金不敢进入，势必引起储蓄率居高，而且可能迫使社会资金转入其他领域。比如转入房市，推高房价。而银行储蓄、房地产又是以保值为主要目的的投资方向，不可能像股市那样直接把钱引到扩大社会再生产的项目上去。这种情况就是社会资金浪费、有钱没放对地方。这些问题，以后我在探讨中国经济三十年发展时还会涉及到。
第 58 节帝国困境 1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财富生产者的自保能力，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我仍然是举例子，一个例子接一个例子，呵呵。例如：明代藩禄问题。
藩禄，即藩王的俸禄，是明代一个特大号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
明代根本上讲，不是亡于李闯王或者八旗兵，而是被藩禄压垮的。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通过藩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财富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和工商业者）没有制衡能力，不劳而获的白吃一族，是如何疯狂扩张，最终把繁荣的经济彻底压垮的。
　　　我们来具体说一说。明朝的时候，皇帝的儿子如果不幸没有竞争当上皇帝，就封为藩王。我在前面贴子里说过，隋唐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大一统专制帝国，封而不建，有王无国。明代也是如此。由于第三任皇帝朱棣自己是从燕王打升级打上来的，生怕再被别人偷菜，对藩王管得更严厉。
　　　明代，首先是藩王没有就业机会，被国家强制养起来，不许从事 “仕、农、工、商、兵”这五业。其次，他们没有自由。如果被封到哪儿，比如封到了湖广地襄阳城，那么他就要常年住在城墙里面。最多到街上转转，无故不能出城，出城就算造反。要知道，古代城墙以里的面积只有巴掌大。省城一般有几十、十几平方公里，府城一般只有几平方公里，州县城墙以内一般只有几百亩。总之，很小很小。例如明清时代的“江北一大都会”东昌府，就是今天的山东聊城，古城面积只有 1 平方公里。广西永宁州，城墙之内只有一百多亩，还没个中学大，有兴趣的兄弟自己看看去，这个古城离桂林不远。
　　　你想想，古人没电视，又不能打网游，又不许就业，又不许出城，大活人成天呆在巴掌大的地方，总得干点什么吧？碰巧了，藩王都有一大群妻妾。于是，这些哥们真没有白姓朱，生孩子生得飞匝匝。有
的藩王不到 50 岁，竟有三十多个孩子。数初的几十个藩王，到明朝灭亡时连同府丁家眷，需要社会供养的人口竟达几百万人。具体数字不好估计。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学者发表的关于“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的论文，他估计，明初建立的山西三个藩王府，到明末，广义人口近一百万。如果是真的，就太吓人了。山西省财政养不起他们（今天山西省也够呛），宗藩要钱，省政府不给，双方找皇帝打了不少官司，还发生了暴力冲突。
　　　宗藩只是一个方面。明代的皇室、官府的膨胀也相当厉害，这帮人都不创造财富，却锦衣玉食。而创造财富的老百姓，负担越来越重，却无可奈何，又不能像欧洲人那样用脚投票迁走。所以，但凡有点想法的人，都是让儿子苦读四书五经，争取早日跻身白吃一族。山西平遥古城精美的院落，来自晋商经商收入；福建汀州宏伟的土楼，据专家考证，建设经费可能来自当地烤烟收入（光靠闽西那点梯田哪能盖起这种大楼）。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些古建筑的楹联门楣上，看到的都是有关读书进仕的话，却看不见一句关于经商挣钱的话。这种现象，可以隐隐看出当年工、农、商这些创造社会财富行业的精英们尽可能从被搜刮的地位上逃离的心态。
　　　白吃的人缺乏自控能力，被吃的人又没有制衡能力，结果历朝历代到最后，都是官多民少，十羊九牧，平时还可以，一遇到灾荒，收成剧减，但白吃的人的需求是刚性的，结果必然官逼民反，天下大乱，中国经济推倒重来。
第 59 节帝国困境 2
　　　由于外来因素打破，清朝没有像前朝那样亡于农民起义。但从清代经济发展轨迹看，如果让其自然发展，也很难逃出治乱循环。有必要对清朝多说几句。
学者认为，明代人口可能突破 1 亿。姑且认为他有道理，那也不会比
1 亿再多出许多了。但是清朝就不一样。1644 年清兵入关时，全国人
口应在 1 亿以下，四川损失尤其严重。而到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时，
中国人口达到 4 亿，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真是芸芸众生，很适合打群架。
　　　同一时期，西方世界也出现了人口快速增长，这是近代社会生产力和医学技术提高的产物，很好解释。而中国仍然处于传统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工具较前朝没有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超常的人口增长呢？专家们提出了诸多论点，比如清朝有近 200 年的国内和平（不含边疆地区），比如中国人发明了预防天花的种痘技术，比如雍正时期取消人头税，比如气候周期的影响。而我更倾向于认为，人口增长的主因是明代后期玉米和红薯的引进。
　　　中国黄河流域原来主打小米，产量低死人，到今天也没弄上去。南方主打稻米。后来从西亚又传入小麦。这三样东西产量不是很高，对生长条件的要求倒挺高，山地、丘地、坡地、沙地种不好，而中国
偏偏山多平地少。这种农业生产条件，基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人口上限，就是 1 亿多。再多，就该进入治乱循环了。
　　　玉米和红薯就不同了。这两种作物大家都很熟悉，但刘备、李世民、苏东坡和朱元璋却不认识它们。它们原产南美洲，是印第安人培养出来的。西班牙殖民南美，获得了它们。碰巧菲律宾也是西班牙殖民地，就被带到吕宋岛。然后，大约万历年间前后，华侨们把它们带回了中国老家。由于产量高，到处种，病害少，明代一推广，清代席卷全国，一发而不可收，促成了中国人口在低生活水平上的剧增。这两样作物在灾荒中救了不少人命。我的同学里面有好几个是吃玉米红薯长大的，这辈子吃伤了，一看见红薯就胃酸直冒。
　　　清代中西方人口增长不同点，一，中国基数大，欧洲基数小，所以虽然都增长快，但中国绝对数字吓人。二，欧洲人通过政府行为，往北美、南美、澳洲、南非、新西兰不断移民，化解人口压力；中国虽然有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但主要还是国内消化，出国比例微乎其微，而且，除了“填四川”外，都是民间行为。三，欧洲人口增长伴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飞跃，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人口增长是以降低生活水平为代价的低水平增长。
　　　从乾隆时期开始，中国人口几乎饱和，普通农民生活水平不升反降。中国社会，从整体上呈现出普遍贫困化现象，而且越来越严重，与国外差距越来越大。随着人口资源矛盾的加剧，中国人的社会人际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因小事而搏斗，因口角而杀人或者自杀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些现象，在清代人笔记中有反映，在外国传教士和旅游者
出版的书中反映的更为明晰。
　　　晚清同光时期，一个外国传教士考察华北农民后评价说，一个中国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绝对比不上一个欧洲乞丐。我还在一则外国人回忆录中见过这样的记载：清代后期北京城全城没有下水道，垃圾污水倒在当街，臭不可闻。北京胡同没有公厕，许多人在胡同口当众大便，来往街坊与蹲者打招呼，不以为怪。这则记载让我惊讶，文化古都竟是这个样子，实在不可思议。时间太久了，我记不清是在什么资料看到的了。所以无法复查，但内容我记得很清。如果兄弟们谁知道，欢迎实证。
　　　写了这么多，我是想强调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与西方的生活水平差距，在清代中期就开始严重出现，而不是有些人主观上认为的清末、民国甚至文革期间。
　　　生活水平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被官僚和贵族严重盘剥的中国工商业，技术进步乏力，始终无法发展为社会化大生产，更谈不上吸收农村劳动力。人多地少的农村，在贫困落后中无法自拔。中国经济总量虽大，但人均产量以及竞争力被西方越甩越远。大约在清代后期洋务运动时期吧（记忆），英属印度的茶叶出口量超越中国，朝野震动。茶叶原产中国，是传统优势出口产品。十八世纪英国人将茶种带往印度，十九世纪才开始大规模种植，几十年时间就轻松超越，大吉岭红茶开始享誉世界。清代后期，陶瓷、丝绸等产品也面临同样窘境，欧洲陶瓷、纺织工业已经全面发展起来。
据一些历史论文考证，当时的清政府也研究了一些对策，但是无
力回天。因为这个超越，是近代规模化种植业对传统自然农业的超越，是大机器工业对作坊式手工业的超越。中国要想与之竞争，必须有待日后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立。
第 60 节小国远航 1
　　　前面写到，中国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在康乾盛世后期就已经拉开了。
　　　如果我把这个时间暂时确定在 1770 年（乾隆三十五年），那么我个人认为，此后二百年间，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生活水平差距一直在扩大，直到 1979 年改革开放。清末和民国时期，这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产力不发展或发展慢，同时内外战乱频繁，对社会破坏严重。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虽然人民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但与西方差异仍然在扩大，主要原因是生产力发展偏重于重工业，计划经济下社会积累率过高，同时人口相对增长过快。
　　　记得 1990 年代时候，我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一则关于苏联解体以后人民生活悲惨的新闻。一个莫斯科老妇人哭着对记者说，她的小孙子已经两周没有喝到新鲜的牛奶了。我当时就骂，奶奶的，这算什么困难，本人三岁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麦乳精！
　　　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欧洲一如既往地四分五裂，纷争不已。地理大发现正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演。这个半岛分属西班牙和葡萄牙，所以可以称它为二牙子半岛。1490 年代，西班牙的哥伦布和葡萄牙的达伽马分别桴海远航，发现了美洲大陆和好望角航线。大航海时代，
或者称殖民时代，开始了。
　　　当时，他们对东方的认识，来源于《马可波罗游记》。此书与本贴倒有些神似之处，基本上属于回忆加呼悠的类型。该书把东方讲得遍地黄金珠宝，好像你只要到了东方，最大的风险就是被天下掉下来的金块砸死似的。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挖，东方贸易被土耳其和阿拉伯商人垄断得牢牢的，他们跟欧洲人做生意的派头像中石油。二牙子就玩命寻找通向印度的航线。达伽马终于发现，向南、向南、再向东北使劲绕，就可以绕过去。哥伦布不幸走错了路，意外地跑到美洲去了。他打死都不认错，坚决认定老子发现的就是印度。结果谬种流传，直到今天，中美洲群岛仍然被叫作西印度群岛，美洲原住民仍然被叫作印第安人。
　　　印度有欧洲人喜欢的珠宝、香料、丝织品等。据网上资料说，达伽马船队每次印度之行的利益，是成本的 50 倍。考虑到马克思所讲的“有 10%的利润时资本就会蠢蠢欲动”，这个 50 倍利润率如果是真的，那足以让整个欧洲疯掉。我们必须看到，欧洲伟大的航海先驱，几乎没有一个是善类。估计当时欧洲能混得好点的体面人也不去冒那个险。哥伦布残忍劫掠和屠杀印第安人，达伽马为了控制印度商业利
益，甚至袭击阿拉伯商船，屠杀平民，他们的行为与海盗无异。
　　　仅管行径可鄙，但客观上，这些人成为近代经济崛起的先驱。正是由于欧洲小国的相互竞争压力，人的逐利冲动得以释放。为了发财，一波又一波的人身赴怒海。相对于清代中国人普遍存在的重土安迁、死守故园的懦弱心态，这种勇于冒险的生命传奇更为可贵。当年的航海和通信技术都不比今天，也没有手机和电邮，一去几年，没有音讯，海上遇到什么危险只能自己扛，到了异国还有许多风险和疾病。无数的商人和水手永远没有再回来，而他们的妻子儿女，却仍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守望在海边，等待那艘能够给他们带来幸富生活的归帆。
正如电影《哥伦布》主题曲《sailing》那种沙哑苍凉： Canyouhearme
Canyouhearme Throughdarknight faraway Iamdying Forevercrying Tobewithyou Whocansay
如果再套用中国一句古诗——可怜天涯海底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第 61 节小国远航 2
　　　主观上是贪婪，客观上是勇敢，总之，欧洲人对未知之地的开拓。得到了历史的慷慨回报。南美、北美、澳洲三大殖民地再加上沙俄哥
萨克骑兵对西伯利亚的开拓，共有近 60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无数宝藏，成为现代西方人新的生存空间。而郑和船队的巨大帆影，在达伽马到达印度之前五十年，已经消逝在印度洋的落日余晖里。
　　　如果历史可以重来，我多么希望能够带领一支船队，纠集一帮已经穷到不怕死的兄弟，远涉重洋，去上演中国人的生命传奇，在自己大把搂钱的同时，也为子孙后代开疆拓土。那样今天的世界地图上，也许不仅仅有新西兰、新约克、新奥尔良、新南威尔士，还会标上新苏州、新重庆、新长沙、新五台山。但是，历史不能玩穿越，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早已尘埃落定。
　　　我发贴子就这么两句话，就让资本主义经济从四分五裂的封建小国的缝隙里冒出来了。其实，从十五世界末的地理大发现，到十七世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后就用了二百多年。这还算快的，许多欧洲国家的封建皇权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总之，历史是漫长的，道路是曲折的，利益是现实的，斗争是必然的，旧势力是不打就不死的，你打了他他是要反扑的，流血是难免的，开倒车是正常的，现在回头看是很清的，当时向前看是很蒙的。
　　　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逐步崛起。欧洲人踮着脚尖向东一瞧，呀嗬，东方三大文明由近而远，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莫卧尔帝国、中国明清帝国在北半球一字排开，那是何其壮观。如果论国家规模，欧洲国家与三大帝国相比，真是蚂蚁对大象。欧洲国家，面积，小国几万平方公里，大国几十万平方公里。人口，小国几百万，大国一千万。而东方国家就大了去了。中国自己不用说了。奥
斯曼土耳其帝国疆域横跨三洲，面积达 600 万平方公里，人口几千万。莫卧尔帝国虽然只统治了印度大陆北部，但恒河两岸人口密集，有学者估计最高时人口 1 亿以上，不亚于大明帝国。
　　　但是，从贸易到战争，西方小国逐步得手，以蛇吞象。十八世纪中叶，莫卧尔王朝沦为英属东印度公司的附庸。此后，英国通过战争击败法国，独占印度大陆，逐一征服各小国，还向东吞并了中国附属国缅甸。鸦片战争以后，时间记不清了，英国废掉莫卧尔傀儡皇帝，英国女王自称印度皇帝。
　　　在中东地区，奥斯曼帝国由于保守势力的控制，阻碍进步，在工业和军事上的巨大技术优势被欧洲逐步超过，与中国清代的情况如出一辙。到了十九世纪，奥斯曼帝国一败再败，一退再退，被称为“欧亚病夫”。终于，在 1910 年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错了队（中国站队正确），成了战败国，惨遭英法肢解瓜分。这个立国六百年基业，历史上曾经吞并拜占庭、围攻维也纳、火烧莫斯科、全歼欧洲联军的超级大国，被卸成了十几块，就是今天北非、西亚、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前身。要不是凯未尔领导群众闹革命，按照欧洲战胜国当时的协议，土耳其现在的这点国土都保不住了。
　　　中国离欧洲最远，所以最后一个才被打到。具体情况大家知道，就不多说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62 节大一统之迷
经济问题千头万绪。虽然朋友凑在一起喝啤酒时，聊得唾沫星横
飞，但提笔来写，真是老虎吃天，没地下嘴。继续信马由缰吧。前面挂一漏万地聊了经济概念，以及古代经济发展脉络。再往后呢，聊一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形态的形成、演变、优缺点与最终合流，最后聊中国崛起。
　　　从古代转入现代之前，我想再插入几个贴子，进一步探讨一下，我们中国古代，为什么会在自然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一统专制帝国，这种形式又有哪些历史功绩和局限性。
　　　前面已经有至少两次提到，我认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而不建的帝国，是中国有别于世界的最突出的两个特征之一。把这个问题讲透，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和其他社会问题。这不是纯经济范畴的问题，我本想在前面文化部分里讲，但它也不是纯文化问题，与经济联系倒更直观一点，所以就放在这儿算了。
　　　我说过，中国的封建帝国是封而不建，有贵族封王封侯，但没有在帝国内部建立王侯国家，帝国内部是采用了行政区划制度。先是郡县制，后来是州郡县制，再后来是道州县制，再后来是路州县制，再后来是省府县制，到现在是省市县乡制，这些行政区划，都由中央委任流官进行管理，而不是世袭管理。同时，中国发展出了一套世界延续时间最长、体系最完善的文官考试选拔制度，即科举制。
　　　流官制和科举制加起来，再配上儒家有关家国天下的伦理体系，使中央政府得以统治庞大的面积和人口。皇权通过委任状，委托给流官来行使。儒家思想在古中国造就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官执政集团。在宋明时代，实际上是仕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在元清时代，虽然天
子相对强大，文官集团在执行中实际仍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民国以前，中国的基层政权是县。“皇权不下县，县下靠宗族”。这种以家族为核心的乡民自治形式，在微观层面上规范着社会日常行为，族权的下面是一个个家庭。皇权、族权、家权一脉相承，在运行基本原则上完全一致，只是块头大小不一样而已。
　　　君临天下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是人人想要的。只要有条件能够独揽大权，我相信西方、伊斯兰、印度的皇帝苏丹们绝不会摆出高风亮节。可是，在同样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在同样的生产力水平下，为什么只有中国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皇帝当上了实权实职的家长，而其它文明的帝国内部仍然是邦国林立，皇帝和苏丹只能当一个指导和联系各家各户的居委会干部呢？
　　　这个问题困惑着许多学者。方方面面不同角度的论文很多，有的论文长到够出一本书。由于本贴不准备拿到学术期刊去发表，我就不按格式撰写国内国际文献综述了。有兴趣的兄弟自己去搜着研究吧。我同意，方方面面的原因都或多或少沾边。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民族结构上。古代的中国，主体民族在人数上长期占据绝对优势。这一特点，在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大帝国中独一无二。
　　　大家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先是无数的分散的小部落。后来发展成部落联盟，以便联合起来开展内部婚介和对外群殴工作。后来，部落联盟内部混熟了，就可以称为部族，中国五千年前的三皇五
帝时代，大致就是这么个样子。现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内部，基本上仍处在部族这个发展阶段上。部族再向前发展融合，就形成了民族。两者之本质差异，在于部族是基于血缘的一致性，而民族是基于语言文化的一致性。所以一般来说，民族比部族的人口规模更大。
　　　全球范围内，古代曾经出现过的民族数量相当多。虽然这方面的考证论文读起来好玩，偶很稀饭，但专门研究古民族是一个掉光头发的工作，建议兄弟们非万不得已不要去从事。一方面，古民族通过打仗或者通婚，不断融合壮大，另一方面，有的民族由于分散迁移，各部渐行渐远，分化出许多民族，后来相互都不认识了。所以民族发展不是滚雪球，不一定会越变越大。
　　　汉族的发展非常特别。突出的特别之处就是人口特多。我们同胞所到之处，黑压压一片，出国旅游不论人，论车。欧美街道本来就窄，中国游客一下车直接站满，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在古代，大体也是这么个情况。秦汉时代形成这个民族以后，就一直在国内和国际都占据着绝对数量优势。即使五胡乱华时期，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过。而且随着历史发展，优势越来越明显。唐代时吐蕃还是外国（元代以后成为中国一部分），当时吐蕃人口大约 800 万至 1000 万左右。
而唐帝国境内人口最多时大约 5000 万至 6000 万。双方人口比率是 6比 1。考虑到游牧民族的征兵和机动能力远高于农耕民族，所以吐蕃在军事上完全不落下风，多次把大唐打得大败。晚唐时吐蕃人还直接占领了长安城。然而今天，中国境内的汉藏人口比例大致变成了 230
比 1 的样子。
　　　按道理说，平原地区的民族容易交流，所以融合较快；生活在大山深处的民族不容易交流，所以难以融合。所以，世界性的大民族，恰好形成于中国东部、印度北部、欧洲大部以及中东北非地区。而世界民族呈现“小而多”的地区，基本上都是深山区，比如外高加索地区和俄国内高加索地区，比如中国横断山区。
　　　但是，这个地理决定论仍然不能完全解释汉族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平原面积虽然不算小，但是比欧洲（东欧、中欧、西欧）、印度，相对要小得多。在欧洲和印度，平原上彼此相连的不同民族很多，如法国、德国和俄国连在一起。又如印度北部恒河平原上，没有任何交流障碍的印地人、旁遮普人、锡克人、拉贾斯坦人、比哈尔人、孟加拉人、奥里萨人等等。他们生活在与中国东部差不多的地理条件上，共同信仰印度教（后来旁孟两族有一部分改信伊斯兰教），但他们并没有融合发展成一个民族。到今天，印度最大民族印地人只占人口总数的 40%，所以印地语无法在全国通用，只好通用英语。一个原发型
（而非美洲那种移民型）的世界级大文化区，被迫使用西方英语，从几十年或一百年的短期来看，也许有利于发展和国际对接，但是从更长远眼光来看，其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和难以估量的。
　　　直接亮出的我的观点吧：中国古代大一统帝国形成，在于存在一个占据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而汉族形成的秘密，在于目前世界所有大语种中唯一的非拼音化的表意文字——汉字。
第 63 节关于汉字 1
着重声明一点，这个贴子不是宣扬文化优越论，世界各民族都有
精彩的历史文化。现在探讨一个具体问题：汉字。我又从经济问题跑偏到文化上去了，真没办法，讲完就回去。因为我不是语言专家，所以这个问题我讲起来，优点是不会很艰涩，缺点是不会很正确。兄弟们姑妄听之吧。
　　　民族发展壮大的途径，不外乎使用生化武器。呵呵，大家先不要害怕，生，就是出生，化，就是同化融合。一生二化，发展壮大。但这个不是只有中国人才知道，全地球人都知道。历史上，有一些民族经常把刀架在别人脖子上推行同化政策。古代中国虽然也发生过征服战争，但是相对来说，历代民族政策都是比较温和的，主要是绥靖四方，怀柔远人。在“生”上没有突出优势，在“化”上又没有强硬手段，却发展出一个拥有十几亿成员而且认同感极强的民族，真有点不可思议。
　　　当然，这种分类法也不是绝对化的。拼音文字的构词法里，也有表意的成份，比如英语的词根和词缀。表意文字的构词法里，也有表音的成份，比如占汉字总数 80%的形声字的声部偏旁。但是从主流来看，汉字仍是表意字，所以你不懂就查字典，不要乱猜，比如，不要
去胡乱恭维人家“风流周党”。
　　　象形文字是人类上古时代普遍采用的古文字，在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古中国都出现过，但后来中国以外的象形文字都让位于拼音文字了。所以西方现代文字理论普遍认为，表意文字是低级发展阶段，而拼音文字是高级发展阶段。民国时期，许多学者有感于农村扫盲之难，纷纷把中国落后的罪魁归结到方块字上，当时冒出了许多的改造方案。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中，也出现过很多汉字拉丁化方案，并在一些地区搞了试点，还出现了拼音报纸。拉丁化的路子最终没有走通，有一种拉丁化方案演变成了现在的汉语拼音，意外地变成了汉语辅助教育和电脑输入的解决方案。
　　　新中国最终为汉字选择的发展路径是简化。五十年代，中国公布了第一批简化字。简化字改革在中国争议很大，我认为，虽然有个别的字简化不当，但第一批简化字总体来讲是成功的。繁体字确实让人头痛，笔划太多。第一批简化字的成功之处在于，他遵循了文字发展因便就简、约定俗成的原则。这批字，生造出来的很少，大部分都是人们生活中已经有的非正式简写，有的字是行草书法中的写法，在唐宋字贴中已经都有了。而且，这批简化字中形声字，绝大多数仍然遵循了形声构字原则。简化字一经公布，就在新中国扫盲运动和普及教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新中国成立时识字人口不足两亿，今天中国识字人口高达 12 亿以上，堪称巨大文化成就，其中简化字功不可没。在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出台了第二批简化字（五十年代推出的几
批简化字统称第一批）。由于过度简化，破坏了汉字的形体美和构字
法，遭到多方批评，没有推开，八十年代废除。我这个年纪的人，都不知道还有过这样一批汉字。后来我偶然看到一张“二简”地图，才知道有这档事。例如，青藏高原四个字，地图上是这样印的：青字下面的“月”变成了瓜子，实际上就是专字多了一横；藏字草头下面变成“上”字，实际上就是芷字少了一竖；高字下面的口不见了；原字的写法是“厂”加“元”。简单倒是简单，但看上去比较怪异。幸亏把它们废掉了。
扯远了。我们来探讨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在民族形成中的作用吧。在世界文字海洋中，汉字形孤影单。世界使用人口在前 20 位的
文字中，只有汉字是表意文字。如果一定要找个同伴，日文算是半个表意文字。日文中，夹杂在汉字中间的大量勾勾和圈圈，就是日本拼音“片假名”。一个日本人，如果写文章使用许多汉字，证明他比较有文化功底。但如果他不想用汉字，也完全可以只使用“片假名”来完成文章。以前使用汉字的韩国、越南，十九世纪未都转向拼音文字了。我个人估计，汉字会在日本逐步消失，最终让位于“片假名”。如果只从扫盲和文化传播角度来看，拼音文字的好处是显而易见
的。一个英国文盲，只要他花几周时间，学会 26 个字母和英文构词的基本语法，至少就可以结结巴巴地拼出报纸上的话。而他本身是会说英语的，所以只要把话音给拼出来，他就基本搞懂是什么意思了。当然他要想当作家那得再学 N 年。汉字就很难学了。小学三年级学生，想看懂中文报纸还是比较困难的。我这个大学毕业生经常错字连篇。有人认为，达到同样读写能力，中国人要比英国人多学两到三年。
　　　如果我们跳出急功近利的扫盲需求，拉通了千年历史来看，两种 文字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比较。我仍然以大家熟悉的中国历史打比方，假如古代中国是一个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由于拼音文字和读音完全 结合在一起，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是一件好事。政府搞教育，可以 把推广文字和推广官话这两件工作一并办了。在实行拼音文字的国家，一般不会出现像毛主席那种文字功夫极高但不会讲普通话的人。但是 在国家陷入分裂以后，事情就麻烦了。
　　　比方三国两晋南北朝那三百年，只有西晋短暂统一了几十年，其余时间都在分裂。这也是秦始皇以后中国最长的分裂期。假如中国不是方块字而是拼音字，那么，当东汉末年以后国家陷入分裂，除了地盘正好在河南的那个割据政权会继续使用洛阳官话，其它国家则很可能会（或者说必然会）使用其首都所在地的方言做为本国官话。
　　　大家知道，中国各地的方言差异极大，尤其是南方地区。所以，原来以洛阳话为标准的拼音文字单词，肯定不适用于这些国家的官话。分裂时间一长，这些国家会理所当然地用字母去拼读本国官话，逐步 形成以长沙话、成都话、扬州话、太原话、南京话、福州话、广州话 等为标准音的另一套拼音文字。这些拼音文字通过长期教育，在人口 中达到一定普及率以后，当国家再度统一时，会发现文字无法统一了。因为各地人使用的拼音文字，正好符合他们自己的说话发音，很有亲 和力和适用性。你如果废掉，强令他改用拼音去拼写一种他几乎听不 懂的读音，会遇到很大阻力，甚至可能引发叛乱。
面对这种局面，聪明的统治者一般会保留各地文字，让各地自行
其是，只要指定其中一种做为官方语文就行了。实际上欧洲、印度、伊斯兰地区的帝国就是这么做的。长此以往，拼音文字将各地方言的读音进一步固化，这样，不同语言、不同文字的地区渐行渐远，发展成为不同的民族。只要去过欧洲的朋友留心一下，就会发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语等拉丁语言之间，英国、德国等日耳曼语言之间，俄国和东欧国家的斯拉夫语言之间，其实上差异是不大的。他们之间差异要比山东话和广东话之间的差异小多了。然而，汉族成为一个跨越北、湘、闽、吴、赣、浙、粤、客八大方言的统一民族，欧洲人却分道扬镳，形成了这么多民族。
　　　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做法,只可能出现在使用方块字的中国。因为中国字不跟方言发言挂钩，没有因各地语言差异带来的改革阻力，最多只有各地人书写习惯带来的阻力，这个阻力很小。我们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奇迹——在长达三百年大分裂以后，重新统一的隋唐帝国，竟然没有遇到分裂留下的任何文化障碍，反而迅速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盛唐诗坛。
第 64 节关于汉字 2
　　　有人认为儒学是促成中国大一统的根本原因。但西方、印度、伊斯兰文化区内的诸国，拥有约束力更强的共同宗教，不但没有统一，教派战争倒是打得不亦乐乎。总结前两贴内容，我认为，汉字这种比儒学潜伏在更深层次的文化秘码，才是中国大一统集权帝国和主体民族形成的根本原因。
表意文字的汉字，使方言巨大差异的中国各地居民，获得了一种
与读音不挂钩的文字。中国采用的正式文体，碰巧又是与各地口头语不挂钩的文言文。大一统时期，中国官话几经演变。从宋代的开封官话，到明代的南京官话，清代的北京官话。如果是拼音文字，极可能随之出现大的变动，而汉字纹丝不动。分裂时期，各国官话差异很大，比关陇和岭南的割据王朝，官话几乎不通，如果是拼音文字极可能演化为不同文字，而汉字通行于天下，继续纹丝不动。难怪古人记载说，当年仓颉造字成功之时，“天雨粟，鬼夜哭”。这说明这个新生事物是相当的厉害啊！
　　　从 1910 至 1950 年代的半个世纪中，汉字差点就被误判死刑，直到中央确定简化字的方向，才算告免。从目前形势看，以后中国人再给汉字判死刑的可能性是不会有了。但是，在世界语言发展的激烈竞争中，这个硕果仅存的表意文字会不会落败呢？
　　　在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汉字直接面临着又一个生存危机。当时信息化浪潮兴起，电脑的广泛应用成为时代方向。英文只有 26个字母，其他语言的字母也多不到哪里去，用键盘敲单词很方便。而汉字常用字有四千多，字型太复杂。汉字与计算机不能兼容，势必在信息时代淘汰出局。这个时候，中国出现了文化英雄“二王”。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是中国印刷业和出版业划时代的革命。王选也因此被誉为“当代毕升”。前年他去世时，开追悼会，胡总率领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到八宝山去给他三鞠躬，可见他对中国贡献之大。另一个英雄是王永民。我正用这个老兄发明的五笔字型写这个贴子呢。
“二王”的共同点，就是从汉字的构成即汉字笔划入手解决问题，
用汉字笔划特征与计算机信息挂钩。举个例子，拼音输入法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输入法，但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汉字直接输入的问题。它的工作原理的实质，是先在人脑里把汉字转成拼音文字，把拼音文字通过键盘输进去，在电脑字库中调出这个读音的汉字，由于重音字太多，一般会冒出一个菜单来让你选，你一选，又把拼音文字在电脑里转回汉字了。由于这么转了两道，输入速度受到影响，我上学时的打字比赛，拼音选手总被五笔选手干掉。
　　　这个例子是个反例，我懒得从正面论述“二王”是怎样使汉字与计算机妙巧联姻的了，有兴趣的兄弟自己搜着看吧。探讨汉字的内容越写越长，我要赶快结束它，胡乱展望一下汉字的未来吧。
　　　有一段时间，我狂热喜欢上了古代地理学。我发现，由于中国古地名的专用名是单字，加上音调问题，直接译成英文以后，重名多得一塌糊涂。比如，河北有一个冀州，英文可直接译为“Jizhou”。但距它不远就还有一个蓟州（现在叫蓟县），东边邻省山东还有一个济州（现在叫济宁），南边邻省河南还有一个汲州（现在叫汲县），南方的江西还有一个吉州（现在叫吉安），译成英文完全一样！如果再找找发音基本相似的地方，那就更多了，比如辽宁锦州和金州、河北晋州和景州、湖北荆州、湖南靖州……真让外国汉学家晕死。
　　　上面这个例子，生动说明了英文与中文的差别。有的网友总想把两者比较一下。中文有三四千个常用汉字。如果把汉字与 26 个字母比，汉字就太多了，如果把汉字与几十万（一说几百万）英文单词比，汉字又太少了。实际上，由于这两个文字体系完全不同，这两种比法
都不是太有可比性。一定要比，就把汉语词汇与英文词汇比，还算基本对等。考虑到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汉语单音节，所以如果非得要在英文中找一个和汉字对等的东西，大概就是英文的单音节。比如英文单词“black”就是由 b、la、ck 三个单音节构成的。与之相对应的中文词汇“黑色”是由黑、色两个单音节构成的。我是外行，不知道构成英文单词的单音节总量是多少，有研究的兄弟赐教一下哈。
　　　我仔细对照了一下，这个现象倒是客观存在。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英文没有四个声调的问题。你用四个声调去跟人家喊“hello”，都是那个意思，最多是别人批评你发音不标准，怀疑是从伦敦郊区来的。可是汉语不一样，“包子”发平声，声调一改成了“豹子”，意思就全变了，就不是你吃它而是它吃你的问题了。声调再转转，还可以变成“刨子”、“孢子”、“雹子”等等。由于中文有四个声调，英语一个声音在汉语里当四个用，所以汉语相对简短，英语则必需增加几个音节以表达同样的意思。这就好比 200 这个数目，用二进制写出来是一长串，要比用十进制写出来长得多。
　　　例如，汉语中的牛肉、羊肉、猪肉，是在牛、羊、猪加个肉字就行了。英文单词叫 Beef、mutton、pork，但这些单词与英文中的牛、羊、猪（cattle、sheep、pig）没有字面上的直观联系，增加了学习和背记的难度。其实，英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也知道怎么造词方便。比如麻雀肉，英文也叫 SparrowMeat，和中文一样。英文在牛肉、羊
肉、猪肉上那样去另造新词，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简短。因为这三个词比麻雀肉可要常用的多，如果整天说 cattlemeat、sheepmeat、 pigmeat，实在是太冗长。所以，在这个方面，中文由于拥有四个声调和几千个常用汉字，组词时会比较沾光；而英文似乎在“好记”和 “好读”两个目标上不易兼顾。在信息量和知识量爆炸的今天，词汇量也在爆炸式增长，这个困难可能会越发明显。
　　　上面，我简单把以前见过的网上观点叙述了一下。我认为这些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我感觉，仅凭这些还远远不足以证明汉字会比英文优越。其实汉字也同样存在一些劣势。比如四个发音的存在，对语言使用者的发音要求会更高，出现误会的可能性会增加。
　　　最后，我对汉字的评价和展望是：汉字与世界其他主要文字相比，并没有根本上的优劣之分，它是人类文字大家族中既与众不同、又与众不异的平等一员。在古代，汉字对国家和民族凝聚形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今天，汉字已经彻底解决了与信息化时代兼容的问题。在未来，汉字的世界地位取决于中国的世界地位。如果说以前汉字成就了中国，未来则有待于中国去成就汉字。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65 节几点回复 1
　　　这一节不往前聊，回头聊几个网友提到的问题。因为可能是我没有把事情说清楚才引起争论的，所以有责任再说几句。
　　　第一个是关于明代藩府人口问题。关于明代藩府人口，网友们有争议，所举的数字相差百倍。更有网友把我随口提到的一篇论文的原
文和作者都找出来了，厉害啊，网上有高人。这个问题可以讨论，没有必要非要拿到定论。以前，中国有些学人总想把论文写成历史事件的追悼会主持词，起到盖棺定论之效，既不必要，也不可能。
　　　有一点我坚信，就是明代后期，需要农民和工商业者（财富生产者）供养的白吃阶层的数量是很大的。这个阶层既包括皇室和藩府人口，也包括庞大的官僚阶层，以及依附于官府的编外人员。至于究竟有多少人坐而享受，可以讨论，但“十羊九牧”是明末的基本历史事实。
　　　第二个是关于汉字的拼音输入法的问题。我分析了拼音、五笔两种输入法的工作思路差异，我并没有判断谁好、谁不好，所以拼音党不用生气。由于拼音输入法不需要专门学习和练习，使用者要多于五笔。这几年，拼音输入法的改进速度要快得多，比如联想式的词组输入，我试过，很好用。其实从理论上讲，两种输入法的改进空间同样都很大。拼音输入法改进更快，主要原因可能是它的使用者更多，市场需求更大。以前我上学时，打字和开车之类的东东，都属于专业技术，所以还有人组织比赛。现在这些技术都是社会生存必备技能了，也没有人再有兴趣搞比赛了，所以不知道两种输入法如果再比赛一下结果会如何。
　　　三是关于“五胡乱华”这种提法是否含有民族沙文主义的问题。有兄弟认为，同化、五胡乱华这种提法本身有沙文主义。我思考了一下。同化这个词呢，本身倒没有什么方向性的特指，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现象都存在。但这个词用到探讨汉族形成
的文章里，就暗含了同化的方向性，所以我接受这个批评，以后改用 “融合”这种更中性的词，看这样好不好？
　　　至于五胡乱华，我认为这个词应该没有什么沙文主义。虽然历史上没有联合国和国际公约，丛林法则盛行，打打杀杀常见，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事件上，总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是非曲直。比如五胡乱华，是指南北朝时期，生活在长城以北、陇原以西的游牧民族，大举侵入中原农耕区，对汉族进行掠夺屠杀。虽然汉族在后来反击中，也曾出现过攻击平民的现象，但总的来说，这段历史是谁侵犯谁，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所以五胡乱华这个说法应该没有问题。同理，我们不能因为女真人也是中国古民族之一，就否定岳飞抗金的正义性，就认为《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也是沙文主义。
　　　另外，在字面上五胡乱华里这个“胡”字是不是存在歧视？我认为不存在。因为北胡、西羌这种一类的词，是古代对域外民族的泛指，比较中性。胡乐、胡服骑射、胡萝卜、胡椒，看不出贬意。今天中国仍有一个民族叫羌族。建国以后政府改掉了许多可能含有歧视的民族称谓，如果这种称呼有歧视，早就会改了。
第 66 节大一统总结
　　　前面的几节中，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原因，与四分五裂的小国林立局面有关，而东方则存在对外无竞争、对内控制力强的大型帝国。我又认为，在东方，中国古代帝国又与伊斯兰和印度的帝国不同，隋唐以后基本是封而不建，帝国之下以郡县制实行一元化统治。我又认为，形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存在占绝对多数的
主体民族。而形成主体民族的根本原因是汉字。现在我又认为，这个问题基本说得差不多啦，该全面总结一下，结束对“大一统”的探讨了。
　　　前面强调过，探讨“大一统”里不能诞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要宣扬分裂有理。如果从世界两千年历史来看，中国特有的“大一统”具有明显的优点和缺点。
　　　我认为“大一统”最大功绩，是集中天下之力，打赢了几场事关民族生存的恶仗，保卫了民族生存空间。其实中国运气不是太好，在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几个的强悍游牧民族，都跟我们是邻居，院墙就是万里长城。先是匈奴，从战国打到东汉；再是突厥，从北朝打到唐末；然后是蒙古，从南宋打到清朝。其实还有一个强悍民族就是女真，后来叫满洲，从北宋打到明末，清代融合成一家人了，所以没有把他列进来。
　　　有人可能主观认为，游牧民族人口少，社会发展程度低，打赢他们不足为奇。错了。人类历史在进入近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最强悍的民族恰是游牧民族。如果双方在操场上列队，每 20 个
汉人围定 1 个匈奴，围好以后，吹哨开打，这就比较好办了。但实际战争不是这个打法。当两个国家进行对抗时，不是比拼双方的家里都有些什么家当，而是比拼双方的家当里面有哪些可以拿出来有效参与对抗。换句话，就是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动员能力。如果不能有效动员，人多是不顶用的。
冷兵器时代，骑兵战斗力远远高于步兵。而游牧民族恰恰是人人
自幼精熟骑射，马又是整个国家（部落）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和财产。再加上游牧部落之间打打杀杀的煅练，整个民族就是一支部队。农耕民族就不一样。首先是缺马。也不是没有马，问题是数量少、质量差。农耕社会中，马的作用不如牛，牛不仅能拉车（慢点），还能犁田。所以要专门想办法去弄马。为什么古代中国把云南四川砖茶列为战略物质？因为通过茶马交易，可以搞到战马。其次是中国农民不善骑马。不掉下来摔死就很不错了，更不要说边跑边射箭。等长大了参军现学，比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敌人差得太远。
　　　农耕社会一般比游牧社会拥有更多经济财富。但这些财富在打仗时用不上。比如军需物质供应。游牧民族在长期游牧生活中训练了机动中的自给能力（有兴趣的兄弟看看蒙古骑兵研究文章）。而且他们一般是入侵者，可以在农耕区就地补给。而农耕民族的士兵，不能自己解决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年诸葛亮发明木马流牛，军粮仍然供应不上。如果主动出击去到草原大漠，后勤就更困难。
　　　骑兵和供给只是两个方面。国家动员能力包括动员的速度、动员的数量、动员的质量等多方面。绝大多数方面，农耕民族都不占优势。不光中国人头痛，西方、伊斯兰和印度的农耕文明国家，在游牧民族面前都是被动挨打。被汉朝击败的匈奴西迁到欧洲以后，盘踞在匈牙利一带，四出侵略，所向无敌，被称为“上帝之鞭”，打得罗马帝国最后崩溃。西突厥人征服了整个中亚和西亚，建立了塞尔柱帝国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这两个突厥帝国是世界史上相当重要的国家，留下了今天的伊斯兰文化区的众多突厥语系国家。蒙古骑兵把世界四大
文化区的主要国家打遍了，让全地球都知道了成吉思汗。
　　　游牧民族当年给中国造成的生存危胁是相当严重的。可能要远远大于近代的日本鬼子。相对而言，古代中国人面对游牧民族的反击是卓有成效、可圈可点的，特别是相对于其他三个农耕文明而言，是相当出色的。由于“大一统”，中国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更有优势，组织起来的反击力度相对更大。历史不是数学，不能用等式和不等式进行推算。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汉朝打跑了匈奴，一百多年以后匈奴又整垮了罗马帝国，就想当然地得出汉朝强于罗马帝国的结论。因为历史阶段不一样。就像我现在去把一个 95 岁的拳王打趴下，并不能证明我的拳术更高明。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战果是非常明显的。
　　　历史上几次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定性反击，比如西汉时期卫青、霍去病、李广北伐匈奴，东汉时期窦固、窦宪北伐匈奴，唐代李靖、李世基北伐突厥，清代平定准噶尔汗国，都是处在大一统王朝的鼎盛时期。我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大一统局面，如果是小国林立的状态，以分散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是很难集中调动如此之大的物质力量组织反击的。
　　　即使南宋灭于蒙古，其组织抵抗的能力也是可圈可点的。当时，蒙古正处于顶峰时期，在世界范围内，灭大国只要几年，灭小国只要几月。世界各国中，南宋距离蒙古最近，而他顽强抵抗长达几十年时间，还取得过在钓鱼城战役击毙蒙古大汗蒙哥的辉煌战绩，大一统制度的体制力量是显而易见的。
有的网友有不同意见。比如有一个回复提到，中国分裂时期，如
春秋战国，北方几个诸侯国对外也有不错战绩。我之所以没有把这些战绩列为决定性胜利，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游牧部落还比较小。比如春秋时期，秦国消灭了许多游牧部落，“遂霸西戎”。但它吞掉那么多小国以后的面积，也只有陕西大部和甘肃东南部这么大，你说那些小国还能有多大呢？其中，灭圭戎、冀戎后，以其地置圭县、冀县，这两个古县在天水市西部，县域可考，方圆大约只有几千平方公里的样子。如果再考虑到古代游牧民族（或者半农半牧民族）的人口密度很小，这个面积上承载的人口量肯定很少，我估计一个部落不会超过 1 万人的。春秋战国时期较大的少数民族，比如山戎、义渠、楼烦等，从《中国历史地理图集》看，势力范围也不大。与之相比，汉代时匈奴人控制范围，至少在 300 万平方公里以上，所以汉朝北伐时的几次重要战役地点相距几千公里。我据此认为，春秋战国那些游牧民族与匈奴不在一个级别上。所以，我没把秦国、赵国、齐国的胜利与大一统时期的胜利相提并论。
　　　篇幅有限，我不对大一统的优劣性展开论述了，只提一个纲目，优点是：一，集中全国之力，打赢了几场决定民族命运的重要战争。二，形成了国内统一市场，促进了经济技术的交流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曾长期在世界上居于领先位置，清代中期以后才明显落后。三、使中国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国内保持了稳定和平的社会局面。弊端是：一，皇权和官僚势力过于强大，缺乏制衡。二，精英阶层（知识份子、工商业者、技术人员）缺乏在不同国家之间选择和周展的空间，限制了思想自由和民权伸张，明代以后成为中国进一
步发展的重大障碍。三，由于“大一统”国家过于庞大、过于牢固，一旦崩溃，对社会经济和人口的破坏性极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67 节计划经济
　　　前面几节我们绕了个大弯，就是，在谈到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方产生的原因时，同时也谈了在中国没有产生的原因，然后对大一统的现象进行了分析。现在，绕回来了。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在反封建过程中发展壮大的。发展初期，它属于无序自发状态。当时的英国资本家可不绅士，比山西黑砖窑的老板还黑。再加上市场规则不健全，暴露出许多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 “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后不久，另一种经济思想即计划经济思想也产生了。
　　　从上面这个逻辑来讲，资本主义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封建经济的反思，而计划经济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又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反思。这么一反再一反，计划经济思想看上去倒跟封建经济在某些方面有点相似了，比如国家对经济资源的直接占有，以及官僚阶层对重要行业的控制管理。但实际上，至少从制度设计者的初衷而言，两者并不一样。
　　　请允许我再重复强调一次，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后来有大量相互借鉴，正如小平所言：“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为了分析问题方便，本贴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词，指的是传统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而不是以后的那种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体制。
　　　市场经济的原理，要点大概是，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所以市场供需情况，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传递给生产者知道。然后生产者根据这个信息，决定下一步生产多少。另一个重要原理，是靠市场竞争，决出输赢，胜者通吃，负者跳楼。而计划经济的原理，要点大概就是，市场需求是可以统计、调查、计算出来，然后，由政府计划部门下达生产指令和产品调备指令，以实现无浪费、最有效的生产。由于计划指令是根据需要而生产的，所以理论上，应该不存在过度生产问题，没有过度生产，自然也就没有市场竞争。那么价格如何形成呢？一头斧子换两头羊嘛。
　　　从思路上分析，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思路，强调经济活动主体的自发性和自主性。计划经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思路，强调经济管理的自觉性。两种模式在冷战时期对立多年。双方都认为自己很行，对方不球的行。双方通过理论分析加举例说明，不断指出对方弊端。我不想去抄书了，我只写自己的理解。
　　　计划经济批评市场经济：“你不知道！”——一个生产者，并不知道别的生产者在干什么。所以看到牛奶涨价有钱挣，就去生产了，其实还有一百万个生产者跟他一样想，结果牛奶多了，倒到阴沟里去了。桔子多了，倒到大海里去了。VCD 多了，朱总理也感到很无奈。用一句正规表述，就是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与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的矛盾。再往深里挖，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
而市场经济反问计划经济：“你真的知道？”——理论上的按需
生产，出发点就是为了防止倒牛奶。但是，实际上社会需求千变万化，社会产品千种万类，计划委员会千头万绪，作出的决策千差万错，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多就是少，而且绝大多数产品都是不够用。
第 68 节市场经济
　　　近期（2011 年 9 月），经济上已经病得随时可能驾崩的欧盟，指望着中国去购其债、救其币，但仍然瘦驴拉硬屎，坚决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认为中国政府对经济控制太多。这就意味着许多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壁垒会继续存在。恐怕这几天，中国和欧盟的专家为了“中国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这个问题，又得开始新一轮论战。什么是市场经济呢？前贴谈到，标志就是一句话，以市场决定产
品价格、以竞争决定企业生死。具体细抠起来，值得扯皮的地方就太多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有不少人推崇纯粹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但实际上这个“纯粹”是不存在的。只要有政府在那里，他必然有相应的管理，只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那么政府到底要干预多少、如何干预、何时干预，才算合理干预，从而不会影响到市场经济的性质呢？大家扯皮吧。
　　　西方有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认为政府这个机构本身，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浑账，主张无政府主义。许多中国人可能认为，无政府主义就是像李逵一样目无官府，拎斧头上街打砸抢，这是误解。其实，无政府主义是一套挺有思想内涵的政治理论体系。它提倡社会成员自由平等，在自愿互助基础上，通过协商进行自我管理。早年，曾有人为了践行这个主义，搭帮结伙跑到荒山上去建立社区。这个主义
虽然在国家层面上不具有可行性，但对西方社会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比如居民自治、非政府机构等。前两年，成龙随口说过一句“感到中 国人还是要有人管”，在网上被骂个半死。这句话虽不全对，但还是 反应了一定的客观事实。中国人的自我管理意识确实不如西方人，比 如看到小区里垃圾成堆，美国居民可能会自己约在一起开个会商讨商 讨，中国居民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来管一管啊？”这个差别，可能就是源于中国长期的强势政府局面，几乎没有出现过 类似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扯远了。在资本主义早期，许多资本家和小业主受够了封建贵族的恶气，现在他们掌权了，许多政治家都认为，个人先于国家，特别强调社会成员的财产和自由，主张政府在经济上要“无为”而治，尽可能放权给市场和个人。所以，早期的市场经济比较“纯”，不会像现在的奥巴马政府夯几万亿美元去救市。不仅在经济方面，在思想、宗教、社会管理等方面，他们也是这么个态度。这种思潮被称为自由主义。刚才提到的无政府主义，可以看成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极端形式。自由主义者警告政府少管为妙，无政府主义者极端到连政府都给踹飞了。
　　　在那个时代，市场规则不健全，坑蒙拐骗问题严重（参见小说《丛林》对三十年代美国芝加哥肉食加工业的调查），劳动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美国铁路“每根枕木下都有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体”），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完善（小女孩去卖火柴）。市场供求刺激出来的过度生产，最终酿成周期性经济危机，在社保不健全有人饿饭的情况下，
经济萧条引发了工人起义。但是，那边人家都在操家伙起义了，自由主义的一些信徒们仍然坚信，一切问题可以通过市场自我调节和社会自我调节来解决，政府不用出手啊。终于有人绷不住了，觉得这些事儿政府多少还是得去管管吧？要不然收税干什么！这些人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者，即积极主张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者。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5第 69 节计划之失
　　　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描述了许多社会不公。很不好意思，我没读过原著，我小时候看过小人书。记得在小人书最后一页，画的是，经历了无数磨难的主人公终于长大了，英俊小伙子站在俄罗斯原野上，遥望着地平线。下面配的文字是：“我当了三年监工，已经十八岁了。面对人间的肮脏龌龊，我不甘袖手旁观。我要狠狠地给它一扫膛腿，拔剑出鞘，干涉人间的不平。”（我的记忆力好强大啊）。
　　　传统计划经济是人类的一次气魄宏大的制度设计。通过计划生产，避免市场经济模式的资源浪费，实现按需生产，从按劳分配逐步向按 需分配过渡，实现人间的公平与正义。任何一个怀有“经世济民”报 负的革命家和理论家，面对眼前种种社会不公，进行深入思索时，自 然而然地会想到这一步。但不幸的是，这种旨在使“物资极大丰富”的制度设计，一经付诸实施，不管社会原来多么富庶，几年时间之后 就会变得什么都缺。从苏联、中国、古巴、越南到朝鲜，光辉理想，惨淡现实，人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
计划经济中，生产是依照计划来定的，而计划是依照对于社会需
求的统计和计算而定的。从理论上讲，很容易讲通。但实行起来就很难办。因为我们对于各类社会产品的近期、中期和远期需求掌握得不是很准，或者说，很是不准。古巴、东德之类的小国还好办一些，特别是中国、苏联这类超大型国家，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更不好统计。
　　　记得以前看过一篇论文，是对建国初期福建一些县接到的统计上报任务的研究。比如，全县已怀孕母猪数量，这个还好办；而接下来要上报全县明年可能会怀孕的母猪数量，这个就很难办了。你即使能控制猪的性生活频率，也无法控制性生活的结果。这种胡乱要求各种数据的做法，当时十分盛行，今天仍然有所遗存。官场潜规则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你接到一个加急文件，要求上报一个根本不可能统计出来的数据（比如可能怀孕的母猪数量），或者在给定的时限内根本不可能统计出来的数据（比如今天下班前上报全县前五年所有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年度销售额及利润情况）。这时你可以有两个选择。一，如果你很有担当，可以根据以往经验，或者没有经验直接拍脑袋，编一个数据报上去。二，如果你经验更为老辣，你可以如法炮制一个紧急通知，发给各乡镇政府，命令他们上报数据，由你来汇总。别忘了，一定要在通知上注明，要求各乡镇安排专人，认真负责，确保统计准确无遗漏，由乡镇主要负责人签发，加盖公章以后上报。这样以后即使出了事，起码你已经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
　　　经济形势和社会需求是随时变化的，即使我们用完全准确的数据去搞预测，都很难搞准，何况数据还大有问题。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决策效果就可想而知了。有一个苏联笑话，当年红场阅兵，都要拿出
最最可怕的先进武器炫耀一下。前面是坦克，然后是火箭炮，再后面是原子弹，最后却列队走来几个戴眼镜夹皮包的人。据介绍，这几个同志是国家计委的。看来，计委的破坏力比原子弹都厉害。
　　　兄弟们在学校肯定学过，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生产盲 目扩大与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而我国当前主要 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时按老师要求背下来，倒没有觉得怎么样。现在突然回想起来，不 觉笑出声来：这意思不就是他们东西多的卖不出去，我们东西少得买 不着嘛！也真难为理论家们，把大家都知道的问题讲得高深费解。眼 下，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生产能力大得吓人，不知道课本上这个“主 要矛盾”的提法与时俱进了没有？
　　　上学时，我仅从计划经济操作层面上分析，脑袋里冒出一个疑问。如果说计划面临着信息不全不真的问题，不能与实际需要相吻合，那么在理论上，生产多了与生产少了的概率是一样的，社会应该是有的产品太多，有的产品太少。可实际情况却是，计划经济几乎是全面的短缺经济，人称排队经济，这是为什么？
　　　这就引出了计划经济另一个更要命的问题。就是社会激励问题。如果说生产计划的科学性问题，还有改进余地，那么社会激励问题则是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问题，很难解决。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表现是收入问题。我小的时候，经常跟着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我喜欢吃炖排骨，奶奶经常拉着我去买。记得当时，猪肉店是国营的，好像叫县副食品公司第几门市部。这个商店在京杭运河边的小
街上，门口有棵大槐树。他们八点上班，七点半以后窗口就会有人排队。等到八点过，才见售货员小董，骑着自行车叼着烟卷慢慢悠悠而来，锁好车踱进后台，然后很久才换好行头，然后又要很久才把今天的肉解开，一点都没有疱丁解牛的效率。由于我奶奶认识小董，我总能吃到挂肉比较多的排骨。肉店的邻居是一家理发店，是街道集体所有制的单位，同样有几个慢悠悠的同志守着，他们总在报怨没有肉店的国营职工待遇好，所以积极性更差，总有人在坐在长椅上排队。当时有笑话说，理发一半下班了，叫顾客明天再来。这个情况我倒没有见过，我只见过理发师一看快下班，一个头理不完，直接拒绝服务，叫你明天再来。
　　　……三十年后，我生活在南方都市里。由于工作太忙，经常加班到深夜一点才回家。我喜欢在楼下的烧烤摊吃几串，喝瓶啤酒。烧烤摊烟气腾腾，反正只要有人吃，他决不走。由于像我这样的顾客太多，所以他们一般要靠到三四点，这种小摊被称为“鬼饮食”、“夜不收”。我吃着烧烤，看着夜色如水，看着旁边的水果店里的水果西施。这个美女老板一般会在晚上一点开始收拾关门，一边收拾，一边东张西望，希望发现一个半夜突然想吃西瓜的主。
　　　恍然三十年啊，中国社会变化还是挺大滴，都让人觉得不真实了。我沉浸在小市民的回忆中。总之就是那个意思吧，收入不能与绩效直接挂钩，员工身份又相对稳定（铁饭碗），基本相当于终身雇佣。这种情况下，企业法人和职工个人都没有积极性，社会生产效率普遍低下，财富创造能力不能发挥出来，这是造成产品短缺最重要的原因。
　　　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改革。不仅中国有，其余计划经济国家也或多或少搞了改革。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许多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其国有部门和国有企业这方面问题也很突出，例如撒切尔夫人就对英国铁路部门的作风深恶痛绝，大举改革，想一卖了之。这说明，这是个经济体制问题，跟民族宗教以及是否实行普选民主关系不大。
　　　仅从工资入手进行改革，效果并不理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已经上中学了，工资改革也搞了几轮，国有和集体企业仍然是老样子。我妈当时在国营工厂工作，我每天放学经过厂门。工人们在下班前半小时，就聚集在厂门口等着走。厂长发话不许早退，所以厂门口地上有条白线，几百人就站在白线以内聊天，像一群准备比赛的马拉松选手。
　　　有些企业勇敢破除平均工资，反而惹了大祸，引发更大矛盾。我观察，情况是这样的，工资与绩效挂钩当然是对的，但是，绩效如何评定？如果对产品数量或者单位盈利进行考核，就比较好办；而单位内部的管理绩效就很不好评定了。比如，副厂长比工人多拿钱，前提是他必须是一个合格的、让人信服的副厂长。可实际情况是，当时许多干部是靠裙带或者走后门上去的。副厂长是县经委主任的小舅子，无德也无能，还经常揩公家的油。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的工资再猛涨成工人的十倍，更会激起众怒。这种情况下，维持大锅饭倒是比较公平。不合理的政策应用于不合理的现实，反而得到了一个基本合理的结果。总之，计划经济形成的国有企业体系，想要搞活，绝不是仅仅
把工资与绩效挂钩那么简单的。这些内容，等写到中国改革时再细聊吧。
　　　刚才聊了收入原因。计划经济之所以造成短缺，第二个原因是物价原因。当时，物价是算出来的，就是根据原材料、能源消耗、运费和人工，由政府来确定物价，然后长期执行。改革前，黑龙江和海南岛的酱油都是一个价。这种定价，可能高也可能低，但考虑到国有企业的低工资情况，定价偏低的可能性更大。在正常情况下，随着社会发展，物价应该会逐年有所上升。但是，国家很难及时调整，有时甚至二十年不调整，这样物价会进一步偏低。所以世界上的计划经济国家，一旦转轨，必是物价飞涨，还没有一个国家出现物价飞跌的。
　　　没有读过经济类教科书的兄弟也清楚，物价可以调节生产和需求。在纯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按指令生产，所以物价对生产的调节作用 不大，但对需求的调节作用仍然存在。如果物价偏低，则需求相对会 大大增加，东西本来就短缺，这样就缺上加缺。
　　　计划经济条件下，许多产品是配给的，或者说是没有价的。比如住房。根据经济学家的解释，对免费商品，消费者会抡圆了去消费，直到消费行为的边际收益为零。我每次坐飞机，捆好安全带，赶紧跟旁边坐的兄弟交待一句：“不管空姐发什么，我可都要啊！”那兄弟点头：“好的，我替你收着！”我才歪头安然睡去。飞机上的食品、小吃、饮料或者其他礼品，其实已经强制性地包含在机票当中了。对于已经付了机票款的我而言，再去消费这些东西相当于免费，我当然要来者不拒，吃不了兜着走。计划经济条件下，配给产品比较多，人们对这
种免费东西的需求自然极大。这也是造成短缺的重要原因。
　　　国家对私人经营的限制，也是造成短缺的重要原因。以前读过一篇短篇小说，主题是反映极左思想对孩子的毒害。内容大概是，老师在课堂上出了一个谜底是猫的谜语：“大大的脑袋，长长的胡子，长长的尾巴，是什么？”一个孩子说：“是我爷爷！”“你爷爷有尾巴吗？” “有哇！他们都说有！”结果引出了一个往事，老农在自己院里种了几根黄瓜到集上卖了，就被反复揪斗，割资本主义“尾巴”。这篇小说产生于文革结束不久，创作思路和创作水平都不见得高明，但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曾经的无奈现实。
　　　此外，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投资“重生产、轻生活”的取向，也是造成商品短缺的原因。
第 70 节计划之得
　　　计划经济毕竟是人们曾经崇信、并大规模实施的一个模式。如果它一无是处，肯定不会达到这个影响。计划经济也是有其所长的。
　　　“团长，我们被敌人包围在山头上了！”“马上电告师部请求增援！哦对了，赶紧把全团每个人身上的弹药、水和粮食收集起来，交给政委负责统一管理分配，尽可能坚守待援！”
　　　这是我们在电影中经常看到的场面。对有限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计划分配，是一个团队在紧急情况下的最佳、最有效的选择。国家也一样。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体制，在战时往往采取类似于计划经济的办法，以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因为这个关头，所有社会资源的首要目的，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的基本转运和国家生存，社会目标不再多元化，
社会成员的多样化需求也被压缩，服从于国家目标。
　　　除了对付战时和应急状态以外，计划经济的第二个优越性是适用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创建和追赶。在苏联和中国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建立初期，这个制度是显示了极为神勇的作用。人类不是傻子，如果没有苏联发展成果摆在那里，五十年代以后根本不会有那么多国家去追随这个制度。
　　　我这样理解：工业化体系包括了轻工业和重工业，创造税收和吸纳就业主要在轻工业，而比拼国家实力则主要在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和军事工业。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来考察，如果不是人为地去计划和构建，而是通过市场自发形成，那么一个成熟的工业化体系的形成需要极长时间。英国大概是用了两个世纪，才从纺织等轻工业起步，通过产业关联拉动，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迈进，逐步形成完整工业体系。
　　　先发国家可以从容地用两个世纪，通过市场来完善自己的工业体系。后来国家则不行。俄国是资本国家体系中比较落后的国家，用列宁的话说，“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中国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对于苏联、中国这种后发国家而言，不可能从轻工业起步去逐步发展重工业，主观上等不及，客观上条件也不允许，通过人为计划，对经济结构进行直接构建，就成了必然选择。
　　　我用这样一个比喻，不知道是不是恰当：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好比是一块森林，大树呀，小草呀，蔓藤呀，苔藓呀，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而后发国家呢，好比就是一块空地，现在
也需要形成一个生态体系。如果不去人为干预，也许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以后，这块空地上会自然形成一套生态态统。现在我们采用另一个办法，就是通过人们已有的生态系统知识，根据地块特点和气候条件，来设计这个地块上应当有什么乔木、什么灌木、什么地衣厥类植物，然后配套种植。就像现代楼盘的绿地一样，工人能在一夜之间，把一块空地搞得树草婆娑，参差错落，甚有野趣。
　　　这个比喻也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计划经济的毛病，就是人为设计的 植物种类和数量，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情况需要。在人为设计和构建 完成以后，还需要灵活的后期管理。即，给植物足够的空间，让他们 自己去成长，相互适应，然后因势利导进行调整，补种或者淘汰。如 果在后续管理上过于机械，那么这个速成的生态系统肯定是有毛病的，甚至可能无法长期生存。
　　　人们的需求是多样性的。在没有国家灭亡的直接压力时，普通百姓更关心柴米油盐，这是轻工业和商贸的范畴。而国家高层更关心尽快建立起国家实力，这主要体现在重工业体系。这个矛盾的解决，世界不同国家有不同路径。现在回头看，不同的路径都各有走通的实例，也各有走不通实例，主客观情况千变万化，很难直接断言哪个路径绝对正确。中国、苏联选择了国家主导、提高社会积累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子。
　　　1959 年，美苏领导人共同参加一个工业品展览。在橱房用品展台前，赫鲁晓夫和尼克松展开了辨论。他俩鼻子对鼻子，一边辨论，一边用手指捅对方的胸口，这个录像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新闻。我觉
得把他们的话抄下来，比我说多少话都更能体现两种经济体制的设计差异。
　　　辩论时，两人都还年轻，对信仰满怀坚定。1971 年，已经下台的赫鲁晓夫郁闷而终，当时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毛病多多。1994 年尼克松死于中风，此时苏联和计划经济已成为历史，赫鲁晓夫的女儿已移民美国。名人已矣，言行犹存。就用这两个名人的拌嘴来结束我们对于计划经济的探讨吧，好多兄弟都看得犯困了，呵呵，我们现在就来聊聊中国经济！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已修改，请放行。
第 29 节文化演进 1
　　　同志们好，同志们掐架辛苦了！没有想到一回来看到这么多贴子，真是太给面子了。兄弟们不要互扁，大家都是希望中国能好。你们这一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像一个好心请客的人，却发现客人们在自家客厅里发生了一场群殴。
　　　讲到中国文化。大家发现没，世界四大文化，体量基本差不多，都是十几亿人口（伊斯兰世界接近十亿）。但五百年来，天下大势，就是一个揍三个。结果又揍成了两个群体，揍人的西方文化和被揍的东方文化（远东两个、中东一个）。新加坡这个岛屿很有意思，就是他的四个民族，恰好来自世界四大文明。虽然华人居多，但老李内心不想以被揍文明自居，他的文明取向当然就是那个那个那。
　　　对于文化，坦率地说，我几乎绝望地认为，一个有点起码规模的民族，几乎永远不可能摆脱自己的文化，无论他自己怎么想摆脱。如果你来个反证说，今天日本与两百年前截然不同，判若两日。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个不同，不是一种摆脱，而且文化自身的历史演进。即，不是横向由A 到 B，而是纵向由 A 到 A+。他还是他，别以为换个马甲别人就认不出来了。作家史铁生在地坛看到一个小孩，这哥们神刀刀地思考说：“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在中国当作家容易走火入魔，大家入市需谨慎）。今天的中国文化，难道真的无关乎秦风汉月吗？所以，我几乎绝望地认为，民族文化几乎不可能摆脱。不过我庆幸自己所属的文化还算不错，我很满意。
　　　既然无法摆脱，中国文化就必然伴随着中国崛起，也必然在新加坡等华人地区长存，虽然靠边站。既然无法摆脱，所以“脱亚入欧”也不现实。文化的演进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所以指望演进到西化，几乎不可能，退一步说，就算可能，估计我们最近几辈也看不见了。有人还提出，中国现在已经很西化了，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对外部环境的正常反应，是自身演进。任何一个活文化而不是考古意义上的死
文化，不可能不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何况人强我弱，人揍我痛，外部可供吸收的东西那么多。总之，主张全盘西化者可以关闭此贴了，我不会讲到那里去的。
　　　文化特征，影响着国家的性格行为。中国的文化特征，自古以来表现为一种“自在”，而不是一种“自觉”。这是因为特征是对比出来的，对比则需要找到等量齐观的文明。中国人去越南、韩国看看，因为他们是中国的子文化，所以怎么比怎么像中国。（虽然他们现在非常希望自己长得像邻居）。这么比法，是找不出来什么文化特征的。但是，如果有一个等量齐观的文化出现，情况就会根本不同。想
想东汉时，白马驮经，佛祖西来，给中国造成了很么大的文化冲击！从“南朝四百八十寺”到三次惊天动地的灭佛运动，中印文化的撞击影响之大，值得有兴趣的兄弟去研究。东汉末年“五斗米道”兴起，标志着道家学说变成了道教，这是中国文化被外来佛教激发之后的直接反应和向前演进。然而，中国地理位置实在太偏，海陆交通条件实在太差，所以两千年来，除了上述一点管窥之外，我们几乎没有碰到什么像样的文化对手，三教慢慢合流，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石。
　　　中国文化自觉一直拖到了 1840 年。大炮一响，鸦片万两。大炮再响，园子着火。这一次不同以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在文化意义上完全等量齐观的文明。不幸的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上，已经完全不能齐观。中国文化是被揍醒的，眼睁开时，已经是个乌眼。眼中这个世界，已完全超出了中国人的文化理解能力。同时，历史又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文化理解的时间。
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文化的反应吧。虽然很心痛，但这是历史。第 30 节文化演进 2
　　　要回顾近代史上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反应，这个题目太大，讲清楚恐怕要一千万字，我实在吃不下来。随便聊几个故事，大家可以去管窥一下、感受一下。
　　　——“英吉利距内地水程？据称七万里，所经过者几国？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此文引自茅海建所著《的崩溃》。
鸦片战争是 1840 年 6 月开打的，此时已经昏天黑地打了两年。中国的最高战争决策者，竟还没有搞清对手从哪儿来的，基本是个什么情况。其实，这是因为一败再败才问的，如果打赢了，道光皇帝永远都不会问。华夏不屑了解夷情，在文化上相当自我。
　　　时间转到了 1905 年，这时朝廷已经病得带上呼吸机、插了一身 管子。为了救局，清廷才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虽然之 前李鸿章也出过国，但是到了这一拔老兄，才算从国家行为上开始“正 视”西方社会制度。这时，距当年道光爷亲切关怀英国女王他老公，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这就是中国文化做为一个原发性的大文化，无论是兴是衰，一旦进入历史通道，其惯性，或者说隋性，实在太大。
　　　中国百年屈辱史，在文化上考察，有许多必然因素。总有人在说，如果道光帝不撤林则徐的职，会如何；如果杨秀清们不搞内讧，会如何；如果方伯谦不临阵逃跑而去学学人家邓世昌，会如何；如果袁世
凯倒向了谭嗣同，又会如何。他们认为如果上面任何一个偶然事件发生，也许 1937 年就是东京大屠杀而不是南京大屠杀了。这是历史唯心主义。
　　　今天中国人的眼睛，已经随着中国文化一起向前演进了。所以，我们不能替祖先思考。在他们眼里，世界是不一样的。
　　　他们看见英国女王，会想到武则天或吕后，那是女人干政。他们看见英国首相，会想到吕不韦，这是宰相专权。再一联系，女人干政就是错的，因为女人根本没有执政能力，结果呢，大权旁落到宰相手里了。前因后果很符合逻辑，正确，加十分！耶！又看到议会，那是群臣交哄。这样一弄，国家不乱吗？这对谁有利啊？哦，首相肯定希望看到这个局面，如果群臣一心，他还能专权吗？所以，虽然这个小子表面很中立很公平，我们的祖先已经由表及里，精确洞察出挑唆群臣交哄的幕后黑手。
　　　政治乃是文化之果。这就是当年我们祖先眼里的西方政治。究其根本，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当时几乎没有交集，甚至连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十字军东征和新月旗西征这种交集都没有。朋友相互认识，仇人当然不好，但仇人间至少也相互认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根本不认识！
　　　在西方，曾经有人以为有交集的。他们听说啦，在中国，基督教这几年发展形势喜人，还搞出一场宗教战争来，所占之地，三教全废，九流禁光，只许拜上帝，那是相当的牛逼。于是基督教会派出教士到了天京，见到了洪教主。他被告知，上帝除了耶酥之外，还有儿子。
我敢说，对一个教士来说，中国人这个新发现绝对比哥伦布当年的发现还要震撼。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就是！”
　　　下面还有更震撼的。洪秀全一指：这是老三、这是老四……哎，秀清啊，老五今天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缺席外事活动不跟我请假啊？
　　　我没有看到后来西方站在文化层面上的评价。只知道后来英国人和美国人组织了洋枪队。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个教士哥们一定是在精神崩溃的状态下离开中国的。然而，他万万不会想到，如果他肯在天京多住几天，他甚至可以有幸与上帝本人亲切会晤——当时上帝经常会下凡到中国，附在杨秀清身上安排布置下一步的革命工作。
　　　我这里没有要贬低太平天国的意思（当然也没有要吹捧它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从这个故事，咂摸一下当时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互望的情景。
　　　一番折腾，清朝终于干掉了太平军。这时，云南、陕西、甘肃又乱腾了。当时的起义军领袖，西北白彦虎，西南杜文秀。篇幅有限，有兴趣的兄弟们自己去研究吧。对于那个时代，我思考的问题与历史课本的课后题不同。二十年前在读高中的时候，我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世界上另外两个大文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时以起义军的形式在中国发难。就差阿三没有到中国来发动起义了。
　　　当时我想，这也许就是中国在 1840 年以后出现的文化危机或者文明危机的表现。后来通过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我又认为此事似乎与基督教没有多少关联。洪秀全掌握的基督教知识，似乎还在本人之下。那就是普通的农民起义？也有点不像。因为中国农民的特点是，只要 12 点饿不死，11 点半绝不会起义。太平天国是在大家日子基本上还过得去的情况下，突如其来的一场大动荡。当时中国人虽然贫穷，但还没有出现以往赤地千里、流民遍天下的现象。它既不像为信仰而战，又不像为生存而战，难点仅仅是一个落榜的广东愤青为了向满清楼主拍砖而战吗？在此存疑，有兴趣的兄弟共同思考。
　　　又一番折腾，清朝终于又干掉了起义军。有识之士说，大清这样搞下去不球行。于是，开始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第四章民国与计划经济时代
第 71 节大清末路
1911 年，百病缠身的大清帝国终于一命呜呼。此后，中华正朔传
到了中华民国的手里，历时 38 年，直到 1949 年老蒋逃台和新中国成立。
　　　辛亥革命的成功比较意外。中山先生是一个意志坚定、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从 1895 年开始，他十六年如一日，在南方发动了许多起义，但都没有搞成功。有的时候，他纠集百把人、搞到几百支手枪就敢直接宣布起义了（比如在镇南关），真是敢想敢干，江湖人称孙大
炮。由于起义失败，中山先生当时跑到美国科罗拉多去筹款了。这时候辛亥革命成功了，大家急得到处找他。两个多月后，他才赶回到中国。
　　　相对于中国历史上惨烈的改朝换代，辛亥革命是烈度最小的一次。这倒不是因为满清识实务。由于中国“大一统”的传统皇权和官僚势 力极为强大，如果不是先在经济上山穷水尽了，它是不会轻易死掉的。我认为，满清覆亡时，政治、外交、军事等原因固然重要，但更为重 要的一个前提是，它在经济上已彻底无路可走了。辛亥革命只是压垮 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晚清时期，为了挽救危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盛宣怀、胡雪岩等人发起了洋务运动。我们在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中提到过。这个运动的主观目的，既不是文化的，更不是政治的，甚至不完全是经济的，而是停留在如何才能打赢列强以自保的军事技术层面上。造船厂和军械厂就不用说了，一些民用项目比如煤矿和铁厂，也是为了军事项目配套服务的。所有制性质上，全部是官办官营。其实，官办官营企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两千年，比如前一段时间故宫弄坏的那件瓷器，制造单位“哥窑”就是宋代的一家国有企业。洋务运动中建立的企业，本质上与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办工厂没区别，只是技术来源于国外而已。单凭这些企业，不可能全面振兴中国经济。随着甲午战败以及四大名臣相继辞世，许多企业人亡政息。
清朝末年，中国又经历了 1894 年和 1900 年的两次战争的惨败。
马关条约赔款 2.3 亿两白银，外加赎辽银 3000 万两。辛丑条约向列
强赔款 4.5 亿两白银，由于 39 年按揭，本息接近 10 亿两。跟这两次
赔款一比，当年南京条约的 1600 万两白银简直是毛毛雨啦。这些巨额赔款，使国家财政基本破产，主要财政来源关税和盐税作为抵押，被列强控制完了。
　　　不吃不喝，也要十几年、二十年的财政收入，才能支付赔款。可这时，清朝却不能不吃不喝。客观地说，清朝充分吸收了明亡的教训，为防止白吃一族无限膨胀压垮社会经济，在皇族规模控制上做得比较好。皇亲爵位只能享受两代，再往下的子孙还想封爵，要自己去随军打仗去挣。皇帝亲准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只有当年入关打江山的那么几个而已。这方面，清朝做得比前面王朝都好，对自己的子孙下手，真是难能可贵。但是，大一统无挑战的绝对权力，蕴育了绝对腐败，像历朝历代一样，清末各级官僚机构和超编附属人员膨胀得厉害，再加上八旗军这些世袭的“铁杆庄稼”，丧失战争力彻底沦为白吃一族，清朝末期基本上重现了前朝“十羊九牧”的局面。清朝距今历史不长，文献极为丰富，这方面研究成果很多。大家如果图轻松不想看论文，就看看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中对清朝官僚体系的分析研究。
　　　庞大的官僚体系，巨额的对外赔款，促使各级政府加倍地搜刮社会。当时，通过归国华侨和开明仕绅的推动，中国近代私营企业已经开始发萌。但是，民族企业始终被官僚阶层盘剥搜刮，再加上关税控制在外国之手，成熟的外国工业产品长驱直入，强势打压，所以清末民族企业在夹缝中求生存，难以发展壮大。这种情况使政府税源萎缩
不前，只有进一步加强搜刮力度，社会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无法自拔。诚如侯宝林先生在一段相声中对于“宣统”的解释：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年号叫“悬捅”，本来它就很悬，你再去一捅，它掉下来了。
中国经济在千疮百孔、内忧外患之中，进入了民国时代。第 72 节民国经济 1
　　　今夜饮酒过度，回家多次呕吐。酒醒已近午夜时，两杯浓茶下肚。呵呵，秋夜里，让思绪自由而凌乱地飞扬。
　　　许多导演和编剧最喜欢拍的，就是民国戏。因为民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风格界乎于古装戏与现代戏之间。在一个戏里面，可以同时有议会和县衙、西装和马褂、飞机与长矛、大师与文盲、自由同居和包办婚姻。比如《让子弹飞》。在经济领域也是这样的，自然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并存，乡村自给自足与股市外贸同在，很复杂。我对民国经济涉猎不多，讲起来感到困难。有多少，聊多少，欢迎有研究的兄弟大力补充。
　　　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情况，大家都比较清楚。先是袁世凯主政和称帝，袁倒台以后是旧军阀混战，然后是北伐战争打倒旧军阀，然后是新军阀混战，同时中共创建根据地，然后是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几乎没有过任何消停。各类历史书上，都是集中于政治和军事问题，经济问题几乎很少涉及，最多给一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好像民国时期经济问题就没有人认真搞过似的。
部曲里面的经济部分。该书，对于中国修铁路、建港口、开矿山、开运河、移民开发边疆以及发展各种工业，提出了设想规划。现在许多文章把三峡工程的构想追溯到毛主席五十年代“高峡出平湖”，其实这个构想在《实业计划》里已经提出了。由于当时正值美国铁路建设牛气冲天的时代，估计孙中山受到美国影响，所以书中对于铁路建设规划的部分比重极大。这部书读起来很鼓劲，也比较理想化。条件所限，很多建设项目都是他直接在地图勾画出来的，根本没有什么可行性研究。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
　　　规划固然重要。但是单纯的技术性规划，无论让世界哪个国家来规划，看起来大体是差不多的。关键是，如何去落实这些规划，如何融资，用什么样的所有制、再用什么样的体制去管理运营，才是更为重要的东西。
　　　老毛在 1949 年高调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根据这句话倒推，1949 年以前的中国人民应该是趴着的。所以在历史书中，把中华民国这三十八年和晚清，一起列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封建”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论述过，虽然“因封而建”作为国家组织形式在隋唐以后基本不存在了，但从农村广泛存在的小农自然经济、县以下的族权统治等情况来看，“半封建”这个判断算是成立的。至于 “半殖民地”这个判断，我认为，也说得过去。这个“半殖民地”不是指人口上的殖民，而是从政治和经济角度来说的。
　　　当时的国民党，是中国民族主义政党。一方面，孙中山以及民国政府强烈抨击各项不平等条约，要求部分乃至全部废约。另一方面，
由于自身软弱，民国临时政府又时时迁就列强。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清政府和临时政府的正面军事斗争并不激烈，反而都去积极争取列强的支持。为了避免列强和清廷联手扼杀革命，临时政府一古脑承认了清朝与列强签定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换句话说，晚清时期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特权，到了民国依然适用。这与新中国成立时“另起炉灶”的对外政策是完全不同的。
　　　清末各项不平等条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领土等方面，留给国人印象最深的当属香港、外东北、外伊犁等 150 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让条款。但是我认为，这些条约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最深刻的，当属经济方面的那些内容，如门户开放、自由通商、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内河自由航行等内容。这些条款绝大部分被民国继承了下来。二战期间，由于中国的贡献，英美等国家放弃了部分不平等权力。直到 1949 年，解放军和英国军舰在长江展开炮战，震惊中外。列强一百年来以武力取得的不平等权力，最终被中国人以武力收回。人间正义，永远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记得小时候，课本上学过叶圣陶文章，叫《多收了三五斗》。讲的是江南农村丰收但是谷贱伤农的故事。当时读来也不觉得怎样，现在结合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当前世界经济问题，越回想越觉得有味道。当农民得知米价已经从 13 块跌到了“糙米五块谷三块”时，丰收喜悦破灭：“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这时米店老板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们不粜，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
　　　这句话，一语道破民国时代中国经济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为什么中外不平等条约中，经济内容并不引人注意？就是因为相对于赤裸裸的割地赔款而言，经济方面的内容要斯文得多。甚至看起来不算什么不平等，比如自由通商，现在温总理出访到处都在提倡贸易自由。然而在当时，这些内容杀机重重。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经济实力与列强相比，无论是经济规模、技术水平还是企业实力，都相当于不会走路的儿童与成年人对比。中国经济完全没有实力与西方直接对抗。中国稚嫩的民族经济想要发展，必须依靠一定的保护性措施。比如关税，比如汇率，比如国家金融信贷政策。
　　　然而，根据不平等条约，中国市场没有保护地直接对外开放，而 且关税还受到外国控制。清代时中国海关的最高领导是英国人当。这 种情况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的最后结局会是什么，是不难预 见的，因为今天世界上至少有一半以上国家已经落进了这个结局。当 时中国人口九成在农村，我们就比方说农村经济吧。叶圣陶没有明讲 洋米、洋面来自何方，我估计主要来自美国，也许还有日本和法国（及 其殖民地）。美国的规模化农场种植加上政府补贴，使农产品价格远 远低于中国的小农生产。如果不以国家力量进行对外限制和对内扶持，中国农村的商品粮生产会被撤底打垮。
　　　打垮之后，跨国公司会通过投资和订单引导，按照各地的区域特点，整合中国农业资源。比如，江南地区可能会集中发展蚕桑，河南可能会集中发展棉花，产品通过协会和订单，供应跨国公司。这样，原来农业生产的多样性会逐步让位于单一生产。这就是典型的殖民经
济：“单一经济”。
　　　“单一经济”与我们现在提倡的突出地方优势、“一县一品”不是一回事。这种经济形态严重受制于跨国企业和国际市场，因没有定价权而利益受损，而且被西方国家以工业品或者其他农产品的输入进行二次搜刮。今天的非洲、拉美等地区，许多国家依然没有摆脱单一经济困境。在中国人看来，从自然条件和人口密度上来看，绝大部分非洲和拉美国家都很适合建设国家商品粮基地。然而实际情况是，多数国家粮食不能自给。它们的土地全部种植咖啡、可可、剑麻、花生、长绒棉去了。
　　　不独是叶圣陶，许多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有类似内容，比如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圣陶在文章中意味深长地写道：“洋米，洋面，外洋大轮船，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真的可以不管吗？这是他留给当时人们的思考。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第 73 节民国经济 2
　　　以前贴子里，我曾提到过清末中国茶叶出口被印度超越的事。民国时期的农业情况，实际上是清末形势的延续。因为社会化生产与小农生产的对立没有改变，经济主权不完整的情况也没有改变。农业是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这个地位放到什么时候都一样。凡是世界强国和大国，农业不行肯定吃不开。民国农业的情况很不乐观。
　　　当今世界，自由贸易是主流，但保护主义时时抬头。我认为，世界上离自由贸易最远的行业是农业。一些资料显示，美国对农业补贴
的钱，如果直接拿到国际市场上去，直接买回来的农产品还要更多些。日本对农民养一头奶牛的补贴，一年达 3000 美元以上。（资料出处记不清了）。正是靠着补贴（当然也有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的因素），美国、法国的农产品横扫国际市场。而日本、韩国这些自然条件不佳、本应大量进口的国家，农业也凭借贸易壁垒和补贴得以自保。非洲国家本来陷入单一经济就够惨的了，单一的优势产品还被欧美的补贴产品挤垮。比如棉花。西非各国原来法国殖民者留下的棉花产业，本来具有自然条件和人力成品优势，有国际竞争力，但被高额补贴的美国棉花打得节节败退，最终任人宰割。（我估计，棉花采摘的人工投入很大，而且很难用机械替代，这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在棉花上比在粮食上更具相对优势的原因。）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东北大豆种植业几乎是全军覆没，当然这不是没有主权造成的，而是经济政策偏差造成的，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地方。
　　　民国时期，虽然农业很不乐观，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有外国产品倾销和农民破产现象，但是中国始终没有被人家整合成殖民地单一经济状态。我想，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中国是半殖民地而不纯殖民地，至少形式上是个独立国家，西方国家不可能完全为所欲为。二是中国内地农村的主流是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低水平自给自足，农产品商品率很低，所以受外来影响相对小。英国纺织商人曾按照四亿人口推测中国巨大的袜子市场规模，但实际情况是，当时中国人八成不穿袜子，二成自缝袜子。三是民国时期地方割据，全国统一市场没有形成。所以，外国人想在中国市场上打垮中国商品，却发现中国是一没市场
二没商品，这事儿就很难办了。
　　　工业方面。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最快的阶段是 1910 年代。当时，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书上笼统地说“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没有列举从哪些方面放松的，我后来也没有看过更详细的资料。我个人猜，当时情况应该是，一方面，欧洲陷于战火，生产能力受创，有限的生产能力用于保障战争需要，所以销华产品减少，为中国民族工业留出了一些国内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欧美也可能会从中国进口一些产品以满足战争需要，使中国得到了一些国际市场空间。我看过当时南通、无锡等地纱厂的老照片，规模很大，设备也不落后。民国时期的著名民族实业家，多数是这个时期发迹的。
　　　但是民国三十多年间，民族工业在规模和实力上始终没有明显起色，不然抗日战争也不会打得那么吃力。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内因。一是客观上不停气的内战和外战，使民国政府工业发展方略比较混乱，不成体系。二是各地军阀割据，自立为王，经济政策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执行。三是民国政府仍然是大一统集权体系的延续，缺乏外部监督，再加上新旧交替，体制不全，很快形成了严重腐败。官僚阶层利用政权大肆干预市场，打压竞争对手，甚至直接将资源据为己有。不少学者的研究描述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权力强行吞并民族资本家的产业（比如南洋兄弟烟草等）。在战胜日本后对沦陷区的汉奸逆产清算中，许多接收大员鲸吞社会资产。（参见电视连续剧《潜伏》。）庞大的利益集团始终控制着民国政府，雷打不动。一个有名的例子是蒋经国在上海整顿经济秩序“打老虎”运动的失败。
　　　外因，仍然是国家经济主权不完整，外国工业品强势入侵。不仅 欧美产品在中国倾销，新兴的日本的大量工业品也倾销到中国来。所 以中国人多次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一些中国商人看到，反正竞争不过 人家，不如与国外合作，做跨国公司的中国大区销售代理。实际上，代理权也不是人人都能拿的到，多数都被外国人认为有利用价值的大 官僚家族的成员拿到了。由于国家经济统治阶层具有明显的买办性质，在经济发展决策上，水平甚至还不如晚清四大名臣。晚清名臣们还致 力于发展军工、重工、钢铁、造船等强国产业，而民国买办们更倾向 于“造船不如买船”。有研究资料称，民国末年的重工业制造能力甚 至还不如晚清时期。
　　　后来，人们把内因里提到的那些家伙称为官僚资产阶级，外因里提到的那些家伙称为买办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官僚资产阶级中的一种，而且是最坏的一种。
第 74 节民国经济 3
　　　历史学家总结说，旧社会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从前面几个贴子来看，“三座大山”的论断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
　　　民国乱世之中，中国人始终在追寻强国之路。作为后进国家，我们取经的目光就在先进国家身上转悠。当时的世界范围之内，主要有两种思潮并存。我们把他们称为自由主义、集权主义。这两个思潮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的两套社会发展的解决方案。这里我们只讲经济。
　　　自由主义，我们在前面的贴子里曾经谈到过它。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对应着市场经济模式。美国、英国、法国是典型代表。美国是市场经济的新代表和优等生。建国后 140 多年，美国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终于在 1910 年前后（一战之前）在经济规模上超越英国，跃居世界首位。
　　　这里随口插句题外话：从美英易位的历史过程来看，美国在一战之前在经济上超过英国，但英国仍是世界老大。美国又等待了三十年，中间出手打赢了两次世界大战，才在 1945 年完全取代英国，成为半个世界的老大，另外半个是苏联的。然后，又打了四十多年冷战，拖垮苏联，才在 1992 年成为无人挑战的世界老大。所以咱们中国人必须有长期心理准备，即使有一天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离取代美国的老大地位还差得很远呢。
　　　集权主义，是既古老又年轻的一种模式。说它古老，是因为在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之前，西方和东方各个文明区内的国家，无论是王国或者帝国，实质上都是集权主义的体现。而说他年轻，是因为他在自由市场经济之后，又以历史批判者的身份出现，强调国家权力强势干预经济运行，以推动经济发展达到国家事先设定的目标。苏联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典型。苏联在建国后，在不断击退叛乱和外国干预的同时，短时期内奇迹般地恢复了经济，建立了强大的工农业，特别是军事重工业。苏联建国不到十几年，国力已远远超过了沙俄时期。
　　　当时，集权主义的经济模式还有另一个先进典型，就是德国。德国在纳粹党上台以后，用军事化手段管理国民经济，政府全面干预经
济。他们成立了各种行业的经济管理局，扩大投资规模，用行政手段推动国家垄断企业和私人垄断企业做大做强。1930 年代，德国创下了国民经济五年翻一番的惊人成绩，在一战废墟上再次崛起为世界强国。许多人只记得希特勒今天闪击这个，明天闪击那个，其实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如果兜里没有马克，除了自己的腰他什么也闪不着。这段经济史在网上有许多资料，有兴趣的兄弟可以研究一下。
　　　当时的中国人，是怎样看待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这两种经济发展思路的呢？我没有深入研究过。我的判断是，集权主义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无疑更有吸引力。从实用的角度来看，集权主义属于“起效快”的那一种。苏联和德国，都是在十几年时间里迅速崛起。考虑到人家的工业基础和人民素质，中国实在比不上，那么，我们慢一点，花三十年基本建成一个现代国家总可以了吧。当时的中国，面临着日本步步紧逼、伪满独立、边疆不稳的严重生存威胁。当时的时代主题，是救亡图存，是解决怎么活下去的问题，没有工夫研究怎么活得更舒服些。在短期内，即使发展不成世界强国，至少也得能跟日本比划比划才行。中国如果像美国那样，要通过一百多年慢牵牛式的发展才能成为世界强国，估计在肌肉发达之前已经被别人打死 N 次了。
　　　民国时期的中国人更倾向于集权主义的经济发展思路，至少还有三个方面可以佐证：一是孙中山晚年也对苏联模式很感兴趣，提出了 “联俄联共”的主张。二是蒋介石曾经一度对苏联、德国发展非常推崇。南京政府曾派人到德国学习。蒋经国等人留学苏联。三，也是最
能证明这个倾向的，就是历史事实，新中国建立后决定采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
　　　如果从深层次来分析，这种选择有历史惯性和文化因素在里头。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帝国惯性，使中国的政治精英更加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目光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更加倾向于推动经济发展而不是让经济自己发展。更加倾向于构建经济格局而不是让经济在自我发展中逐步形成某种格局。特别是在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想让政府仅仅去做一个“守夜人”的角色，是不现实的。即使政府有此心，广大民众也是很难接受的。
　　　如果从更深一步的层次分析，这种选择则是保守心理和超越心理的神奇对接。十九世纪封建王朝没落之后，集权式的管理模式似乎已经宣告无路可走。但是，废旧立新永远是人类社会最难最难的功课。不管是传统思维的惯性也罢，不管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触也罢，反正变革阻力是很大的，阵痛是难免的。然而，你想不落伍，你想活下去，就必须这样做。正在进退维谷之际，我们突然发现，原来集权模式同样可以打造世界强国，而且还可以更快、更有效地打造世界强国。这就活像一个生性酷爱喝酒的人，正在为了健康原因被迫戒酒时，突然被告知，根据专家最新研究发现，喝酒不仅不用戒，而且还有利于身体健康。
　　　不光是中国。上面的两个层次分析，也适用于伊斯兰和印度文化 区。许多国家选择了计划经济发展思路。比如印度，尼赫鲁提倡的所 谓印度式的社会主义，就是欧美式的选举民主加上苏联式的计划经济，
当然他的计划经济在实施中没有苏联那么绝对化。埃及的纳赛尔也有一套经济政策，大同小异。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也门、伊拉克等众多伊斯兰国家，在国家经济管理中也使用了计划经济的手段。六七十年代，世界上这种国家很多。
　　　其实，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两种经济发展思路，如果合在一起构建一个模式，就是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传统的计划经济和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分别位于这个模型的左右两个端点上，这两个极端情况都是不可能百分之百达到的。大家的分歧所在，就是政府对市场如何干预、干预哪些、干预多少的问题。到 1990 年代以后，这个问题逐步清晰，人们去探讨是尺度问题，而不会再有人就两个端点孰优孰劣的问题开展争吵了。然而，在当年，我们的曾祖父和祖父那辈人，在经过了民国乱世的长期求索之后最终做出决策时，恰逢冷战两大阵营对立，两种思路非此即彼，我们选择了计划经济，或者说，历史选择了计划经济。
　　　胡适是极力鼓吹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也可以说是民国时期传播、翻译、介绍、阐发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把这个主义像一棵心爱的兰花草一样种在了中国。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注定了在那个年代，这个主义不可能真正被中国人理解和采纳。胡适也不得不发出了深深的喟叹：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第 75 节自视与他视
　　　话题进入新中国经济，涉及面广，内容可能会比较长，还会掺杂大量非经济的内容。仍然没有框架，继续信马由缰胡吹吧。
　　　兄弟们知道澳大利亚去年人均 GDP 是多少吗？54000 美元。高居世界第六，比老美还高 7000 美元。澳大利亚国内市场狭小，由于工资太高，产品国际竞争力也不强。在欧美国家经济一片哀鸿之时，他凭什么一枝独秀？靠的就是中国采购，尤其是价格飞涨的矿石等原料采购。至于中国采购对澳大利亚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的具体数据，比重反正很大，我没记住。
　　　经济关系密切到这个地步，中国打个喷嚏，澳大利亚经济就会发烧。按说，澳大利亚应该对中国好感多多。偏巧，前两年陆克文上台，这哥们又能甩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于是，许多中国人认为，澳大利亚应该是个亲华国家了。然而，事实是残酷的。该国政府几次干预（明的或暗的），搞黄了中国公司的跨国并购，这就不说了。维机解密还暴出了一篇陆克文与希拉里的早餐谈话，他建议老美考虑在必要时对华动武。为了消除美国对于中澳经济关系密切的疑虑，陆克文又自称，自己是“无情的现实主义者”。换句话说，挣的是中国的钱，对中国没有任何感情，必要时还打算要中国的命。
这种现象是普遍现象。我说过，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会有真正的
朋友。算计中国的人倒是乌乌央央，一抓一大把。今晚央视二套播了一个关于欧债的《对话》节目，嘉宾是意大利前总理。与欧美政客一样，这位仁兄对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避而不谈。身为欧猪五国之一员，他开篇先去指责希腊政府不诚实，隐瞒债务。听他那意思，就好像意大利自己没事似的。被观众问到下一个倒掉是不是意大利，他一口否定。他还指出，中国应该出于经济或政治原因购买意大利国债。他暗示，意大利如果出问题，欧洲就不能幸免，欧洲出问题，中国也难以完身。至于欧洲人将会用什么方式让中国受损，人家没说，让中国人自己去琢磨。我看欧洲政客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快跟二胖有得一比了。
　　　中国与西方的隔阂是天然的。有一次跟几个兄弟去国外一家有名的油画馆参观。里面的油画，是反映西方文化内容的，绝大部分来自圣经之类。展馆很大，我感觉那天我的主要收获是连续走路一小时，脑门和后背都出汗了，比较到位地煅练了一下身体。由于旁边挂着些画，所以不像在跑步机上那么枯燥。我很希望有机会再去煅练。究其原因，不是画不好，也不是本人没有文化，而是因为本人不是在西方出生和长大的，对这些油画的内容基本没概念。虽然我的西方知识量还略高于中国同胞的平均水平。
　　　同理，我们假定在杨柳青的年画馆。展品都是反映中国的社会文化常识性内容，比如三打白骨精、桃园三结义、武松打虎、刀铡陈世美之类。那么，中国文盲都会一眼便懂，而且看得有滋有味，而美国大学教授来了，只要他不是专门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都会云里雾里。
我估计他也会把主要精力放在煅炼身体上。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已五个世纪的西方文化区内，各国之间，虽然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教义上有分歧，但社会文化基础是一样的。即使有差别，这个差别相比于东西方差别，是很小的。他们之间的沟通和互信程度，要远远高于同中国、伊斯兰和印度文化区的国家。陆克文跟希拉里吃早餐，那个感觉，跟他到中国吃煎饼果子是不一样的，两人不经意的一取刀一放叉之间，文化默契就在里面了。
　　　在聊现代中国经济之前，之所以讲这么多话，是想表明这样一个意思，就是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特殊困难。由于中国不同于外国，东方不同于西方，所以在西方国家构建的话语体系中，对中国的不信任、误读、歪曲、歧视、打压是相当严重的。这是一个“他视”的问题。而更麻烦的是“自视”问题。中国是后发国家，我们一直在引进和学习西方。（当然这是必须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中国在研究和理解自己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用别人的话来解释自己，用别人的标准来评判自己。中国人的自我审视，既算不上主观，也算不上客观，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概括这么别扭状态。
　　　记得我以前读过几篇关于中国的资料。这些资料是清末官方文件，被英国人译成英语保存在海外。很久以后，国内的原文件已经不存，有中国学者在海外发现了这些英文文件，又把他们译回中文出版。由 于这么译了两道，再加上两位译者的理解水平有些偏差，这个资料虽 然是中文的，但看起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当代中国人自觉或者
不自觉地用西方眼睛去看中国经济问题，所造成的别扭感觉，很像我看这种文件的感觉。
　　　如果有一天中国人的“自视”问题能解决了，“他视”问题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爱咋咋地就行。虽然自己水平很低，但我自我要求，在这个聊天的贴子里，尽可能地去克服这种问题。
灵山虽远，心路更长。第 76 节前三十年
　　　因工作关系，我曾有几年把主要精力放在关注经济问题上，所以感触颇多。中国现代经济以 1979 年为界，分为两段，前三十年（1949年至 1979 年）和改革开放时期（1979 年至今）。探讨现代经济，首先应深入探讨前三十年。
　　　这三十年间，由于“政治挂帅”路线，政治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一般中国人的眼睛里看到的，主要是政治方面。而经济方面，主要就是几个粗浅概念的串珠，包括土改、公私合作、苏联撤专家、大跃进、 “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牛胰岛素、万吨水压机、三门峡、工宣队、 “民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然后，改革号吹响了。
　　　前三十年经济，问题多多，争议很大，栽了不少跟头，比如大跃进。但是，所有人也都承认一个事实，就是 1979 年的中国与 1949 年的中国是很不一样的。这三十年间中国的变化，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基础和前提。这里我不称“进步”而称“变化”。变化是一个中性客观的词，无论是好的、坏的或者好坏兼有的变化，都在其中。对前三十年的评价和认识，有争议是很正常的。但我认为，我们在争议时应
该排除功利性，去探求历史客观真相，而不是强迫历史来给你端茶倒水。
　　　我在探讨文化问题时曾经分析过“参照系”问题，经济方面与文化方面有相通性。对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以前（特别是 2000 年以前），批评是很多的。当时中国的参照系，从远的讲，主要是参照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从近的讲，主要是参照四小龙这种身边国家。按照这个参照系，前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很明显的。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内宣传，侧重于揭露发达国家的阴暗面。我初中时政课本的彩页插图，是一个睡在地下废气出口铁盖儿上的美国穷人，因为废气有温度可以御寒。背景是曼哈顿楼群。这个毛病，我们现在仍然没有完全改掉。西方媒体现在似乎也得了这个毛病，而且病得还更重一点。
　　　“参照系”加上宣传因素，使中国人对西方的主观认知与现实落差很大。有人真以为人家水深火热。一个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写信给国内，头一句话是“美国垃圾堆里有冰箱！”当年，姜文主演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主角是一个体制内的音乐家，辞职跟着夫人出国陪读，在美国刷盘子。时间真他妈快啊，这部电视剧转眼快二十年了。姜文挤跑黑人从垃圾堆里抢到电视机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
　　　总之我认为，中国人对前三十年的认识不太全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一样，是列强为争夺世界“狗咬狗”而开始，但结果却根本不同，渐渐打成了一场世界解放战争。战后，中国、伊斯兰和印度三个被殖民被压迫的文化区，国家独立浪潮势不可挡。后来甚至连处
于部落社会的许多非洲国家也独立了。中、印、伊三个文化区，当时基本上处于同一历史起跑线上，大家面临的课题是一样的：既要摆脱西方又要学习西方，既要摆脱传统又要继承传统。合起来就是，既要战胜敌人又要战胜自己，难哪！如果，我们把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放在包括中西伊印四个文明区的大背景下来看，放在中国社会结构嬗变的大背景下来看，也许会有一些新的感触。
　　　让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1949 年站在历史起跑线上的中国经济，以及与经济密不可分的中国社会，大体是一个什么样子。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第 77 节伦理型社会 1
　　　话头讲到这里，引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第二个突出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大一统，前面已经探讨了。第二个特征是伦理型社会而非宗教型社会。当代许多经济问题，都具有深层的社会结构原因。中国社会的这个特征，是我们解释和思考经济问题的重要出发点。所以我把这个非经济的问题留到这里来聊。
　　　十几年前，我出差到嘉陵江边的一个小城。周未无所事事，搭三轮车跑到城边的一个古寺闲逛。花五块钱进门，边走边看。收费打卦、花钱进香、佛堂小吃、旅游纪念品，我都不感兴趣，就跑到钟楼上去看江景。楼上门楣上有副对联，下联记不住了，上联是“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旁边，又竖了一块纸牌：“敲钟一次，收费两元！”我不禁哈哈大笑，赶紧用相机拍了下来。现在我还收藏着这张经典照片，有时候一边看着它，一边琢磨着精神生活与经济生活的暖昧关系。
　　　在人类传统社会中，无论是西方、伊斯兰或者印度文化区，都可称之为宗教社会。我对宗教社会的界定是：要么政教合一；要么全民信教而且宗教组织对社会有强大支配力（甚至高于政府）。西方世界曾长期陷于宗教社会，即漫长黑暗的“中世纪”，迫害了哥白尼，烧死了布鲁诺。后来，通过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的宗教改革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才逐步摆脱了宗教控制。再后来，通过长期磨合斗争，逐步实现了宗教与社会制度的结合与互补。在伊斯兰和印度文化区，绝大多数国家今天仍然是宗教社会。而且近几十年来，还多次出现了世俗政权向宗教政权的回归现象，如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和阿富汗的塔利班运动。
　　　中国是世界古代史中独一无二的例外，不是宗教社会，而是以儒学为基础的伦理型社会。中国也有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但它们没有取得对中国人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性地位。（部分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按说宗教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宗教的味道却不太对劲，基本上靠走下三路来务实发展，让人感觉不到“形而上”的味道。如果兄弟们不好理解，我又想起一个例子来。
　　　十年前，我去逛五台山。山下有一个庙，具体名字记不清了。庙里的主持是个高僧。我觉得这个高僧才是真正的搞宗教工作的料。当时，别的寺庙都收门票，唯独这个寺庙不收门票。有些游客喜欢胡乱敲人家的钟，别的寺庙贴的告示是“乱敲法器，罚款五十”，而这个寺庙贴的纸条是：“乱敲法器者有过”。当时，我看到“有过”两个字，
感到心头好像被重重地点击了一下。“有过”是自我认知的精神层面问题；而“罚款五十”是外在的物质层面问题。境界高下，判若云泥。据我观察，这里虽不罚款，但游人老实的多，谁也不想在佛前“有过”。但是，能像这样把宗教搞出“形而上”味道的寺庙太少了。就在
那次旅游中，我又转到了另一个更宏大的寺庙。大殿里佛祖面前，供着几十个易拉罐的可乐和雪碧，明晃晃地垒成金字塔形。我正站在那里发呆，满脑子里胡琢磨着，要是如来佛享受供品，“啪”地拉开一罐，再“滋”地呷上一口，该有多酷啊。这时突然响起了“跑马溜溜的山上”，只见念经的师傅从迦沙里掏出一个手机：“喂，你来了？工程的事基本定了。中午一起吃饭再聊。不不不，你不用管，我来安排，老地方。要不要派车接你啊？噢你有车啊，那十二点吧。”
　　　郭德纲在相声里挖苦出家人：“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不烧香进来看看也是好的！”其实，中国许多寺庙还真是这样的。
第 78 节伦理型社会 2
　　　在上一节中，我举了几个亲历的小例子，是想说明中国社会不是宗教社会，而且中国的宗教也没有“形而上”的味道。我的看法是，这在中国、印度、伊斯兰和西方四大文化区的古代传统社会中，只有中国是独一无二的非宗教主导的伦理型社会。
　　　这比较奇特。因为人类社会在那个低水平发展阶段上，是很容易被宗教力量控制的。而在中国，不是社会生活被宗教化了，而是宗教被社会生活化了。可能有的兄弟会提出这样一个质疑：我举的小例子都是当代的现象，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经过文革冲击以后才形成的，不
能代表中国古代的普遍现象。
　　　我研究过这个问题。古代社会的中国人，当然肯定比现代人对宗教虔诚得多，但是这并不足以改变古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它仍然而不是一个宗教社会。兄弟们都或多或少看过元代剧本和明清小说，这些文学作品里描述生活场景，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里面有许多关于涉及宗教的描写，以及对宗教人物的描写。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观察：一，从描写的内容来看，古代中国人虽然宗教活动颇多，但宗教并不能控制社会生活。比如小市民为了争地皮跟寺庙打官司，比如道士和尚为了挣钱给人当媒人，比如道士祈雨不灵被村民暴打一顿后轰走。二，这些作品本身就是一个证明。当时的作家，可以毫无顾忌地把儒生、和尚、道士描写成为骗子、大盗、淫棍、狐狸精等，这在当时的西方、印度和伊斯兰世界是很难想象的。西方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这方面才开始放宽，比如雨果《巴黎圣母院》中那个被推下钟楼的邪恶的大主教。而在印度和印斯兰世界，宗教方面的文学创作禁忌至今仍然很多。
　　　中国伦理型社会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长期历史发展逐步形成的。我认为，中国古代伦理型社会“源于周，成于汉，定于宋”。这九个字是我个人拍脑门想出来的。我没有去检索过，也不知道学术界是怎么看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真不是抄的。
　　　一是“源于周”的问题。各个文明或者各个国家，肯定会有许多不同。这些不同的出现，有其历史根源。而这些历史根源的出现，则
有很大的偶然性，可能是碰巧。有人认为，中国社会文化性格源于先秦三代，即夏、商、周。而我认为，实际上就是源于周。周的文化性格决定和影响着后来三千年的中国社会性格。
　　　夏朝，目前还是一个传说时期，虽有诸如二里头之类的考古发现，但还不足以完全证明这个文明国家（而不仅是部落或部族）的真实存在。这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留给我们的遗憾。关于这个耗资巨大的国字号文化工程，争议文章很多，骂的人也是一大片。但我觉得它还是有成果的。已经出了好几本书，很有趣，有兴趣的兄弟可以看看。 “夏商周断代工程”无法证实伟大的夏朝，这不是专家的问题，而是目前考古证据的问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总不能学习韩国人去发明创造出证据吧。既然如此，我们当然就更无从考察夏朝社会生活和宗教问题了。
　　　商朝，目前的考古证据比较多。《史记》所载的商王世系表，得到了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的佐证。我们至少可以对商代后期（建都于殷的时期）的社会生活考察考察。出土文物表明，当时的殷商社会，是一个极重巫术的社会。自然崇拜和原始巫术，是许多古代宗教特别是多神宗教的源头。商王凡事都要占卜，所以给咱们这些后代留下了一堆又一堆、一坑又一坑的占卜工作记录。我认为，如果中国按照商朝这个作风继续走下去，后来是极有可能发展成宗教社会的。
　　　商人为了将中国搞成宗教社会而不懈努力，无数的大乌龟为此牺牲。然而，这个进程被牧野的战火给烧光了。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夏商周年表》，周武王与商纣王在河南新乡附近决一死战的
时间，是公元前 1046 年。
　　　商重巫，周重礼。周王不信巫术。周人在部落家长制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宗法制度，即“周礼”。它的特点，是通过繁琐至极的形式主义，来体现奴隶主阶层的社会等级秩序。周礼几乎涵盖了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祭祀、结婚、出兵、盖房、种地、来客、出行、发丧，都有严格礼数，办不到还要追究法律责任。如果你去试试，肯定会累死。总之，真还不如像商朝那样直接算一卦省事。我也不知道周人是不是喜欢这些东西，反正孔子极其拥护，振臂高呼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这句话还给中国小孩留下了两个很有意义的可选名字：“郁文”和“从周”。我估计，中国的乌龟比孔子更加拥护周礼。
　　　周代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形成期。商末，中国各地的部族应该是很多的，而且许多部族都很强大。例如夷人、巴人、庸人，从其活动范围来看，应当不比周人小。但历史偏偏选择了周人。周重礼法的特点，使中国向伦理型社会逐步发展。东周春秋时，孔子儒家思想的诞生，正是这种社会氛围的产物。有人认为，是儒学促成了中国伦理型社会。这个观点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早在孔子出生之前的几百年，中国社会已经呈现出浓厚的伦理型社会（宗法社会）氛围。所以儒学能够产生于周，而决不会产生于商。这个伟大东方学说产生后，又反过来推动了伦理型社会的进一步形成和巩固。
　　　“成于汉”，这个好解释。先秦诸子学说，秦始皇虽然一视同仁，一把火都烧了，但他实际上接受了法家思想。而汉代初期，尊崇黄老之学，无为而治。到汉武帝时期，最终决定，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孝治天下。这个国策，就是要建立一个伦理主导的社会。汉武帝是在对各类学说的比较中，做出了一个取舍决定。所以，周是自发的，而汉是自觉的。此事，董仲舒功不可没。
　　　但是，“成于汉”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成而不立、立而不久的可能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很大的。东汉佛教传入了中国，洛阳白马寺建立；汉末时张陵又在四川鹤鸣山正在创立了道教（时称五斗米道）。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任何宗教发展成熟以后，就会本能地努力扩大信众规模，开拓发展空间。张陵建立道教后没几年，他的孙子张鲁就在汉中建立了割据政权，政教合一，以教治民。他让每个人交上五斗米入教，遇到天灾可以得到一系列救助措施。我想，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以个人缴纳和政府统筹为基本手段的社会保障制度。张鲁统治汉中三十多年，被曹操给端了。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迅速发展到鼎盛，许多分裂政权极度崇佛，“南朝四百八十寺”是也。在这个分裂时期，中国社会已经接近了以佛教为主导的宗教社会，或者说已经形成了不算稳固的宗教社会。同时，由于佛教势力与世俗政权的利益冲突，以及佛教与儒学、道教的冲突，从汉代以后到北宋之前这段历史上，中国出现了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周世宗共四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
　　　这四次灭佛，都是皇帝发动的政治运动，由国家政权力量直接推动，那是相当惨烈。一经行动，全国寺庙几乎拆毁殆尽，如果留到现在能挣多少门票啊。我去山西佛光寺参观，其大殿是唐代建筑的正版
货，绝无山寨。梁思成和林徽音发现它时轰动了海内外建筑界。那雄浑的挑檐，粗旷的斗拱，朴拙的房梁、以及让人眼花的隼接，真让我崇敬得五体投地。我在那个小山村呆了大半天，一直看到颈椎劳损，天快黑了才走，再不走就坐不到车了。然而，这个大殿其实不是正殿，它只是在唐武宗灭佛时残存下来的一个配殿而已，你可以想像当时的佛教有多么兴盛。
第 79 节伦理型社会 3
　　　——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等大儒创立了程朱理学，将儒家学说推向了第二个黄金发展期，进一步巩固了在中国主流文化里的核心地位。同时，陆九渊也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他的思想在明代被王阳明继承，开创了另一个儒家巨派：陆王心学。朱熹编定的四书五经，成为此后一千年间中国学校的标准教材和伦理型社会的坚实基础。宋真宗同志还亲自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国认真做好儒家经典的宣贯工作。他指出：“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他最后强调说：“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由汉至唐，佛教禅宗经过“六祖”衣钵相传，到唐代的第六祖惠能（就是吟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那位师傅）将其推向
极盛。晚唐时，禅宗占据了汉传佛教的主流，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完成。宋代时，禅宗开枝散叶，形成什么五宗七派之类，阵容相当壮观。我没有研读过，就不胡乱发挥了。
　　　——张鲁降曹以后，道教虽然传播很广，但长期隐而不显。道士 们在山沟沟里搞了不少科研项目。仙丹吃死了不少名人，炼丹过程中 还多次出现炉膛爆炸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后来认真总结教训，发现 除了有一次是孙悟空的人为破坏，其余事故都是配方问题。结果中国 人意外地发明了火药。终于挨到了唐朝，陇西李氏与老子认了亲，道 教迎来了发展机遇，涌现出陈抟老祖、吕洞宾等著名道士。你不要以 为吕洞宾只是个四肢发达的海上漂流选手，他理论水平高得很，还有 著作传世。到宋代，道教进一步发展，著名的茅山派兴起，极大地带 动了后来的香港鬼片电影创作。到了宋末，王重阳创建全真道，他的 徒弟丘处机当上了成吉思汗的国师，百忙之中还抽空去教给郭靖武功。
　　　总之，到了宋代，儒道佛经过千年碰撞，像三块尖石头碰成了三块鹅卵石，终于和睦相处了。其实质，是三教在长期博弈中，逐步找准了自己的社会位置，这个自我定位又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因此得以共同发展繁荣。儒学成为正统文化主流，但它不是一个宗教，而是国家教育内容，儒生通过“读圣贤书、做帝王师”来影响政治。佛道两教则基本上放弃了以教干政甚至控制政权的想法，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这种和睦，不仅仅是在社会中和睦，更主要的是在中国人心中的和睦。宋代的许多文人名士都兼敬三教，比如东坡先生。中国的文人，
把儒和道作为一进一退的两个思想根据，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混成一个什么样都能想的通，都不至于去跳楼。再加上佛教的轮回观念，使人们的心灵对未来有了永久不灭的寄托，摆脱了对灵魂寂灭的恐惧。这样三教合流，共同构筑起中国人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伦理型社会这个内容，是我们从新中国经济的话题上拐出来的，为了不偏题太远，我对伦理型社会形成的原因就不展开探讨了，点到为止吧。一，“大一统”强势政权的存在，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二，儒学的存在以及自身不断完善，是另一个重要原因。三，佛教和道教也有自身问题，特别是在传教行为方面，相比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积极传播的态度，和尚们认为有缘跑不掉、无缘莫空忙；道士们则清静无为，对信众不去积极争取，还说什么“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原因。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第 80 节伦理型社会 4
　　　综合前面几节，结论是：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已 经开始走出传统、但主体部分仍然处于传统之中的伦理型的农民社会。这就是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起点”。我认为这才是我们的根本国 情。至于当时具体的经济社会数据，比如工农业产值、人均 GDP、平 均寿命、城市化率、钢铁产量等，只是重要国情，而算不上根本国情。
　　　从明代开始，儒教就越来越僵化，到清代后期时已经完全从思想方法沦为教条。佛教和道教也逐步没落，中国整个思想领域暮气沉沉。民国时期，虽然西风东渐，但新风气新思想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
东部沿海大中城市。占人口九成的广大农村，除了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实质上改变不多。所以，当时中国是个没落的伦理型社会，而不再是历史上曾经的充满活力的伦理型社会。
　　　伦理社会的没落，突出表现在社会伦理的没落。社会伦理的没落不是指伦理关系混乱，而是指伦理观念僵化、教条化。举个例子：孟子强调伦常，同时也强调权变。虽然男女授受不亲，但孟子认为，如果有女孩落水你就该伸手去救，这就是权变。（我琢磨，如果她呛晕了，救上来该不该再来点人工呼吸？这个孟子没有谈到。）后来，到了宋代的朱熹就不同了。朱先生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其实宋代社会远远没有他说的那么僵化，市井生活丰富开放，还发展出一段“西门大官人和金莲儿很真挚的爱情”。朱先生自己喊的挺凶，在实际执行中倒比较灵活。他的反对者们很乐意揭他的短，举例大量路边社新闻，将朱先生评价为：禽兽也。不幸的是，中国人的权变能力越来越差。到了明清，儒家伦理格言越来越有约束力，对违反者越来越有杀伤力。有牌坊专家研究指出，中国明代之前的牌坊中，科名、军功、慈善、忠孝等占了很大比重；而清代以后的牌坊，绝大部分都是贞节牌坊。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谓的“礼教吃人”。这些条条和框框，是严重约束中国社会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的桎梏，在农村尤甚。
佛教和道教也没落了。明代以后，禅宗基本沦为念经打坐，能对
宇宙天地和社会人生进行深度思辨的高僧少之又少。更多的人把出家当和尚当成了谋生的职业和谋财的事业。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仍看到下班开车接孩子的和尚、“副处级和尚”之类。
　　　道教也越来越“俗”。按说，道教宣扬的是宇宙中唯一的大道，把“道”视为超自然力量，相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跟上帝七天创造世界有点神似。按照这个思路，道教似乎应该发展成类似于基督教的一神教。然而它偏偏相信“神多力量大”，发展成了多神教。我专门查过资料，最后也没搞清道教究竟有多少个神。除了三清、四御、老君、关公之类的大神外，小神仙不计其数。山有山神，土有土地，河有河伯，海有龙王，星有星官，气候有风神雷公，灾害有火神瘟神之类。总之，道教众神体系，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官僚体系的翻版。众神尊卑有序，等级分明，条块分割，各管一摊。比如土地爷管农业用地，而城隍爷管非农业用地。老君、关公是中央干部，能管全国；而土地山神只管巴掌大的一隅。中国的古人，可以行走千里随处拜关庙，但一般不会随地去拜土地爷。除非他想在该土地爷的地皮上经营或者置业，才有必要去拜个码头，就像你想开家砖厂，先得请书记乡长吃顿饭一样。
　　　我认为，1949 年，占人口九成的中国农村，虽然村村有庙，人人拜神，但实质上是有迷信而无宗教。人们事神如事官，把三教众神当成了另外一套官僚体系来敬奉。表面上是敬奉，实质上是奉而不敬。这个奉，则是因为有求、有畏而去奉的。
我姥姥一辈子生活在北方农村，每年她都要把灶王爷贴在灶台边
的墙上。按照民间信仰，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来的督查专员，来了解你家的善恶，年底要上天去汇报，由玉帝决定奖罚。这就是所谓的“上天言好事，下界送平安”。每到年底送灶王爷上天，我姥姥总要拿几颗水果糖上供。用她的话说，把灶王爷的嘴给抹成甜的，上天就光说好话了。
　　　呵呵，中国人把神仙也当成了干部。通过行贿基层干部来蒙上级领导，通过行贿基层神仙来蒙天上的神仙。玉皇大帝耗费了大量神力物力，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组织上亿名灶王爷深入基层，进家入户，建立了纵向到底的监督工作体系，努力实现了工作重心下移、监督关口前移。可怜这片苦心，被我姥姥用几颗水果糖就给轻松摆平了。难怪“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病根很深啊。
　　　我姥姥是个慈祥善良的老太太，一辈子从没做过亏心事。按说，她应该可以不行贿。可问题在于，一，这个做法在北方是一种民俗。人家都上供，你不上供，灶王爷不高兴怎么办。二，你没有做坏事，但嘴巴长在灶王爷身上，他上天胡说怎么办。所以，还是上供吧。在我姥姥眼里，灶王爷的道德水准其实跟本村生产队长差不多，都比较可畏但不太可信。
　　　这只是一例，还有很多这种例子。我感到，当时的佛教、道教在中国农村，实质上已经沦为一种功利性的迷信，而不是宗教信仰。人们采取功利态度，管你佛也罢、道也罢，基督耶酥也罢，见庙就磕头，礼多神不怪，反正磕头又不掉肉。至于实质性的金钱付出，一般情况下是不肯的，只有遭了难生了病，才跑去“急来报佛脚”。中国人对
神仙的许愿和还愿，和社会现实如出一辙。如果你许了愿，灵验了，不去还愿，或者没有按时足额去还愿，神仙可能会降灾。当神仙当到这个份儿上，也和黑社会差不多了：给你小子办了事你还想不掏钱，真反了你了，今天非断你一手一脚，坏了规矩老子以后怎么在道上混！
　　　可能有宗教界的兄弟会反驳说：纯属污篾，任何宗教典籍上都找不到这类果报的书面依据。是的，这只是民间说法。但我认为，宗教界人士要对这种说法承担主要责任。实际上，还愿带来的经济利益是许多寺庙道观的重要收入来源。对于不还愿者，也没有什么强制手段，就只好宣扬一点果报，给他制造一点精神压力。这倒也无可厚非，但做得过了头，会使宗教庸俗化，不利于长远发展。
　　　中国儒道佛三教，尤其是道教和佛教，都具有明显的迎合社会的倾向。比如关公很受中国老百姓欢迎，所以三教都把他拉去奉为神灵，活像一个知名学者名片上印着的一堆头街。我还听说，近年来佛教也推出了自己的财神爷。虽然宗教有必要迎合社会，但它毕竟是一种精神层面“形而上”的东西，应该在“引导社会”和“迎合社会”之间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不能完全像企业那样办事。
　　　探讨得差不多了，我的结论是，中国传统伦理型社会发展到 1949年，虽然很保守、很迷信，但是与同时代的印度、伊斯兰的传统宗教社会相比，还是要易于改造、易于发展得多。所以 1949 年以后的中国，也包括周边的亚洲四小龙，现代经济的起动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地区。
这个优势表现在：一，宗教对于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比较小。建
国以来，中国在建设和改革上，基本上不需要考虑儒道佛的影响因素。这在印度文化区和伊斯兰文化区是很难做到的。二，宗教对于社会管理的影响较小。前几年，我代表单位跟别人打官司，去参加开庭，结果去早了，正赶上前面一个庭审。是一个著名寺庙的和尚跟一个女施主好上了，为了能还俗当夫妻，他们合伙把女施主的老公干掉了，这个和尚被判了死刑。当时方丈带来几十个师兄弟来听庭审，平静地听完，平静地离开。我感到，当代中国，宗教因素对国家行政、司法的影响是很小的，“以教干政”问题在中国不可能发生。三、中国这种讲究伦理的世俗社会，人民普遍务实重利，不拘泥于宗教，对发展现代经济有利。
　　　一个问题总有两面，劣势当然也不小。除了顽固保守的旧观念之外，深层次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伦理社会的宗法体系，本质上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中国缺乏法治传统。即使有人提倡法治，往往也是在人治的前提之下，上级依法来治理下级，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有的领导在立法时，根本没有打算自己也去遵守。二是人们在道德上缺乏自我约束力和终极敬畏感。这个问题历朝历代都存在。以前，家里好呆还有个灶王爷监督一下，举头三尺有神明，但传统伦理体系在文革中被打破之后，来不及新建或者重建，紧接着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时代，出现了价值观念混乱、社会道德沦丧等一系列问题。
第 81 节土地改革
　　　前面我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突出特点“伦理型社会”讲完了，其优势和劣势也简单点到了。
　　　1949 年以后，中国政府对农村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改造。这是个大话题。前三十年，是土改、人民公社以及历次政治运动；1979 年以后，是大包干、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农民工、农业产业化、城市化。总体感觉是，前三十年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改造社会结构，1979年以后则是在开展各项具体工作时，客观上冲击了农村社会结构。由于面太广，不好一起说，按照经济发展脉络，碰上哪桩说哪桩吧。
　　　由于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九成，土地改革无疑是建国初期涉及面最广的运动。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社会。历代最终得能天下者，根本原因是他比对手更了解农民，更善于发动和利用农民。今天，中国城市化率虽然达到 49%，但上溯三代，绝大部分人都是农民。所以，中国现在这个市民社会，是一个头上的高梁花子还没有掉干净的市民社会。在许多问题上，你如果把市民当成农民去研究，可能会更靠谱一些。
　　　前段时间，网上广泛流传的江苏贪官给儿子的信，我无法考证其真假，但是许多观点那是相当深刻。其中有一条写道：“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
新中国的土改是解放前土改的延续。根据公布的资料，土改涉及
人口规模大致是解放前 1.5 亿，解放后 3 亿，基本覆盖了大陆农村。由于农民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又是农民的中心问题，所以土改路线至关重要。我们学中学历史时，都背过土改路线，我记不准确了，大体是，秋收起义以后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抗日战争期间出于团结抗日的需要，改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解放战争期间改为没收地主土地，耕者有其田；解放后立法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从土改路线可以看出，老毛相当务实。“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内涵丰富。虽说农民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但打土豪是会掉脑袋的，人家凭什么跟着你打土豪？关键是能分田地。所以，从革命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分田地是为了打土豪；而从革命参与者的角度来看，打土豪是为了分田地。双方的目的和手段是不一致的。老毛能够在湖南江西干得风生水起，就是因为他精准地判断了两点：一是革命最需要农民，二是农民最需要土地。从这两个基准点再往下推论，那就是：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给农民带来土地才行。
　　　有论者认为，老毛在解放前的几十年，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每一步棋，都像电脑计算外加激光测距那样精准，几乎没有破绽，所以最终胜出。而我更欣赏他的务实性和灵活性。比如，自 1927 年秋收起义以后，土地路线一直是党的工作大方针之一，大方向从来没有变过。但到了抗战期间，出于团结抗日需要，暂停了分田工作，改为“双交双减”。抗战一结束立即恢复，而且收没地主土地的力度更大，以争取民众投入解放战争。
　　　网上有人认为，解放后毛和邓主政期间的政策大相径庭，何谈“继承”？实际上，毛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他了解国情，灵活务实，不拘于任何教条。四人帮的“誓死悍卫”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恰恰背离了这一点，可以说只是得其皮毛，而小平则是得其精髓。后来，十七大总结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精髓就是“事实求是”。这个话是总结到了点子上的。
　　　再多说一句，我们通过学习领会“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背后的利益诉求，还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任何改革（或者革命）都是一场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势必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必有阻力；同时也势必维护和发展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必有动力。改革家就是通过调整政策，来调整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我们再用这个观点，就可以理解土改的燎原之势、人民公社的惨淡收场、大包干的如火如荼。我们还可以理解 2000 年以后中国面临的“改革缺乏动力”难题的根源
——当改革深入到教育、住房、医疗等社会领域之后，到底维护了多少人和哪些人的利益，又损害了多少人和哪些人的利益呢？
　　　扯远了，回来。由于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乱世，新中国建立时农村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从当时的城市规模和工业规模来看，中国第二、第三产业不可能吸收大量无地农民。他们无论是留在农村还是漂在城市，都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不利。实际上，当时中国、印度、伊斯兰文化区的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传统的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问题。仅在东亚地区，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台湾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尽可能实现耕者有其田。所以我认为，
建国后继续推行土改是一个正确和必要的决策，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对解放和发展中国生产力具有正面作用。土改具体情况，书上已有介绍，我就不去抄了。
　　　当年的土改也存在问题，我认为比较突出的是：一，速度过急。这场涉及 3 亿人的改革，到 1952 年就基本上打完收工了。当时，我 们面临的国际形势虽然比较紧张，比如与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上互殴，但是比当年革命根据地面临的形势要好得多。党已经完全掌握了全国 政权，并不需要像根据地时期那样，急于通过土改求生存。如果推进 慢一些，会更从容更细致。二，手段激进。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别， 中国的土改措施比较接近苏联，以没收再分配为主，并对地主进行了 严酷的斗争清算。赎买手段、补偿手段不多。地主被迫交出房产，还 必须打扫得干干净净才行，时称“扫地出门”。我同意在实际工作中 “纠枉难免过正”，但我认为过多过少还是不一样的，许多问题应该 可以避免。三，土改成果没有稳定住。到 1950 年代末全国又掀起了 合作化运动，农民分到手的土地又归了公社。这样，土改后农户真正 拥有土地的时间，短的只有五年，长的不过十来年，就去跑步进入共 产主义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第 82 节基层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还发生了一件被大家忽略了的重大事件，就是乡镇作为政权机构的最终确立。这个事情，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 注意的不多，只有行政区划专家偶而提一下。我认为，它对于中国社
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演化，是一件很大的事。
　　　乡，大家不陌生。这个词先秦就出现了。秦朝县下设乡，乡下设亭。此后历朝，县以下都有这种区划存在，只是名字上有区别，有时候叫乡，有时候叫别的名字，比如里、都。但是，在 1930 年代之前的两千年中，中国基层政权始终是县，所以唐成县令是七品芝麻官。乡真正在法律上成为一级政权，始于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民国政府的一系列法令。但当时军阀割据，战乱不止，所以各地的乡公所有的没建立，有的不健全。真正全面建成是在新中国时代。
　　　那么此前的“乡”是个什么东西呢？两千多年的事情一句话也说不清楚，我概括起来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宗族和乡绅的自治组织，搞点社会公益事业，搞点社会矛盾调解，同时还义务性地承担一点县衙派的公干。第二种，工作情况跟第一种完全一样，不同之外是有几个人从县衙拿薪水，所以这几个人可以看成县政府机构的延伸。我们现在有“驻村干部”，当时这些人相当于县上派下来的“驻乡干部”。总之，古代，乡要么是自治组织（大一统集权体系中的有限自治），要么是半自治组织，而不是一级政府。
　　　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体制，在高层，是皇帝的“家天下”、官僚的“父母官”；在基层，是家族联合的“乡治”、家族的“村治”、家庭的“家治”。我在前面的某个贴子里讲过，中国古代“国权不下县，县下靠宗族”。县以下的宗族这个基本单位，是古代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石。
话题探讨到这里，许多兄弟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县和乡中间，就
是国家（或称皇权）和族权的分界线，而乡级政权的建立，实质上是国家政府权力突破了两千年以来的传统分界线，打压和侵占了宗族势力的生存空间。
　　　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基层政权包括省、县、乡三级（地级市至今没有解决法律地位问题）。党是靠农村武装斗争起家的，不但具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做后盾，而且对农村情况了如指掌（这一点国民党很弱）。再加上建国初期强硬的镇反、土改、剿匪、打击会道门等运动，宗族势力对政权完全没有还手之力，乡级政权和村级党支部迅速取代了乡村宗族势力。
　　　如果我们从农村社会结构这个角度去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建国以后特别是前三十年的历次改革和运动，政府会有表现出如此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种动员能力，深刻影响和改造了中国农村社会，特别是体现在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妇女地位、农田水利建设、扫除文盲、清除黑社会、农村教育和医疗、计划生育等方面。在决策失误时也酿成了巨大灾难。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个问题：就是乡级政权的建立，是社会趋势和各国普遍做法。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政府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大量增加。比如传统社会中，一个县建一所“县学”即可，乡下全靠私塾，而现代社会政府必须向城乡居民提供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从理论上讲，乡级政权与居民自治并行不悖。目前我国居民自治问题比较多，解决途径可以探讨，但我认为不能因此否定乡镇的进步意义。
　　　改革开放后，乡镇面临问题极多。一是财政不能自给。二是设置太滥。有的丘陵大县，拥有 160 多个乡镇，随着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必须撤并。三是冗员太多。四是有责无权。不少乡镇干部穷于任务， “催粮催款，刮宫引产”。这些问题，逼得湖北乡镇干部李昌平在九十年代上书朱容基总理。我们将在以后的贴子中探讨。
第 83 节一五计划 1
　　　好了，农村的事情先放一放。让我们回到五十年代到处都是小平房的中国城市和工厂。
　　　如果按 15%的城市化率计算，解放时全国城市人口是 7000 万，而今天是 6 亿，还不包括上亿的流动打工人口。所以当时中国城市很
小。我的家乡是一个北方地级市，现在市区人口 40 万，而 1947 年底
被刘邓大军解放时，城关镇居民不足 1 万，他们还拥有 2 万多亩耕地呢。
　　　当时，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体系极不完备。教科书喜欢列举出钢产量来证明一穷二白，平均每人一把菜刀。当然，这个数据是 “8 加 3”战争破坏之后的数据，民国好点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惨，但工业极度落后是基本事实。
　　　我爸七十年代到东北当兵，当时东北有一句歇后语：“小丰满拉闸——全完”。可见当时松花江上的丰满水电站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小时候整天听老爸说丰满水电站了不起，后来上学时专门查了资料。这个电站是三十年代日本鬼子帮满洲国修的，当时装机 17 万千瓦。
解放后苏联专家指导扩建到 50 万千瓦。就这 50 万千瓦，还是由许多
小型机组拼凑起来的。五六十年代，丰满是中国头号水电站，李鹏总理当时在那儿当副厂长和总工程师，真是很牛的工作岗位啊。
　　　直到七十年代，黄河上的刘家峡电站建成，我们才算有了自己的 第一个百万千瓦大型水电站。5 台机组，总量 120 万千瓦。八十年代 末，我上初中，地理图册上关于国际能源那一张图，用一个绿色圆点 表示一个百万千瓦水电站。我一看，靠！美国和苏联，每条河流像一 串绿葡萄，而我们只有刘家峡、葛洲坝那么稀稀拉拉的几个小点，真 是自卑死我了。所以，美国反坝专家指责中国建水电站的鬼话，兄弟 们千万别信。他们自己修得电站比谁都多，他们在北美大陆破坏河流 生物多样性比谁都凶，他们国家的大河基本上变成了钢筋水泥下水道，还他妈的有脸去指责别人！哦，我扯远了，以后谈到环境问题时再细 聊吧。如今，三峡水电站 32 台机组，每一台单机都是 70 万千瓦。与 丰满一比，差距就看出来了，当时中国工业确实相当相当的薄弱。
　　　前面我在分析计划经济时提到，一套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如果依靠市场自发推动，需要漫长过程。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通过集 权体制和人为顶层设计，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构建工业体系框架，是 一种比较自然的选择。当时印度尼赫鲁也想这么干。再加上意识形态 的因素，以计划经济发展现代工业，就成为中国人的自然选择。
　　　1953 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朝鲜战争即将结束，承载着中国人强国之梦的“一五计划”拉开了大幕。
　　　苏联援建的 156 个重大项目，是“一五”的重中之重。这些项目，受援于苏联，但并没有受制于苏联；起步于“一五”，但并没有局限
于“一五”。这些项目本身以及续建、改建、扩建、拆建、迁建、技术改造等后续项目，延续了几十年，深刻影响了今天的中国经济，许多企业至今仍然是国力的象征。
　　　据网上资料称，156 个项目名单是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来的。如果是真的是这样，我不得不佩服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战略眼光。这些项目当中，有许多项目根本不是一般的国家所必要的。提出这些项目的指导思想，就是把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来定位的。这些项目主要集中于装备制造、能源、冶金等行业，也有化工、纺织、制药、电子、航天、交通等领域的项目。
　　　从名单里面随手摘几个吧：鞍钢、武钢、包钢、本钢（扩）、沈阳一机床、沈阳二机床、大连造船、武汉造船、中国一汽、中国一重、中国一拖、沈飞、西飞、吉化、兰炼、哈电三大厂（哈电、哈汽、哈锅）、中国铀承三大厂中的两家（哈尔滨和洛阳）、三门峡、乐凯、长虹、华北制药、武汉长江大桥等，以及大量发电厂和煤矿。
　　　大家知道，轻工业是向社会提供生活资料的，重工业是向社会提 供生产资料的，重装行业则是为所有行业特别重工业提供生产设备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比如，火力发电成套设备、大型合成氨 成套设备、石化和炼油的成套设备、钢铁冶炼加工大型成套设备，每 套都是十几亿、几十亿元的价值。中国如果没有能力自己造出来，就 会受制于人。
　　　受制到什么程度呢？我的一个朋友十年前参与采购钢铁大型连铸连轧设备的工作。他对我说，当时，他们开始想依靠德国和日本几家厂商，但对方报出的价格特高。后来，中国一家央企站出来表示能够承担制造这种设备，包括制造关键设备和系统集成。结果，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老外报价很快下调了一半。
　　　试想，如果发电、炼油、合成氨、炼钢等设备不能自产，完全依赖外国厂商，你每上一套设备，你的总投资就可能上涨十几亿甚至几十亿。更糟的是，此后的维修养护和部件更换仍然要依靠老外。许多跨国公司的战略就是让利卖设备套住你，然后通过维修养护来剪你的羊毛。这些巨额成本，将进入下游的钢铁、电、汽油、柴油、化肥这些基础性商品。现在我们出口的成千上万种“中国制造”，哪样能离得了这些东西？这样，“中国制造”的整体成本将抬升，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将削弱。而且，化肥、柴油还会抬高粮价，从而增加中国人的生活成本和劳动力价格。
　　　这就是重装行业的力量。不难理解，美国通用电气、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日本三菱为什么会那么牛逼。
第 84 节一五计划 2
　　　其实印度也在苏联帮助下，上马了不少重点项目。但是很奇怪，阿三并没有因此而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大装备制造业上与中国差距很大。至今，许多装备尤其是军用装备无力自产，只有花钱采购或者与俄国合作生产。巴西的工业体系就更不用说了，该国发射运载火箭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基本都爆炸。
　　　我一直纳闷，中印两国在独立之初，印度工业体系虽然也是以轻工业为主，但比中国完整得多。英国还留下了远超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和铁路交通体系。为什么在同样的苏联援助下，印度的装备制造业没有搞起来？个人瞎猜，原因可能有几方面：一是，虽然同样接受外援，但中国从一开始指导思想就很明确，即独立自主、引进消化吸收。二是，新中国仍然继承了大一统传统，能够强有力地集中全国技术力量攻关；三是，中国很快与苏联交恶，专家撤走，而印度一直有外国专家可供依赖。虽然中国当时有项目停滞下马，但从长远看，坏事变成了好事。所以中国造出原子弹以后，老毛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同志发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扯远了，接着前一节往下说。重装行业对中国的作用体现在：一，能在市场竞争中把老外干掉当然更好；二，即使不如老外，只要中国能够制造出来，就能打破他的垄断，他胆敢不卖给我们或者狮子大张
口，我们就自己造一套，也能顶上去用。这类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东西，各行业是相辅相承的。以前有个笑话，某钢厂生产的钢质量不合格，就去找上级部门告状，指责上游的重装 厂提供的炼钢设备质量不好！重装厂指责说，生产设备所需要的零件 质量不好！零件厂指责说，加工零件所用的车床质量不好！车床厂指 责说，制造车床所用的钢质量不好！转了一圈，又骂回去了。所以，在一个工业体系内部，各行业的发展水平是相互促进、相互牵制的。在一个不完整的工业体系里，想造出高质量的复杂产品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美俄很放心地把先进武器卖给许多国家，比如印度，而不敢卖 给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顾忌到中国完整工业体系所具备的 仿制能力。
　　　老外非常清楚，如果低估中国的学习和制造能力，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三峡水轮机的制造。三峡电站安装了 32 台巨
型水轮机。每一个水轮机都是单机 70 万千瓦，世界最大型号，一个水轮机相当于一个大型发电站。当时，中国不具备制造这种水轮机的能力。外国公司都想拿到这个巨大蛋糕。中国政府当时的策略是以市场换技术。我们先拿出十几台机组招标，外国公司想拿订单，我们的条约是，中标以后必须与中国公司合作制造，最后要转让技术。这个条件比较苛刻，老外强烈不同意。碰巧，当时中国的决策者李鹏总理自己就是搞水电出身的，比较在行，判断形势很准确，中国政府寸步不让。
　　　老外当时纠结：一，蛋糕太大，实在想吃。二，美法德日不是铁板一块，你不干，有人干。三，心存饶幸，认为即使转让了技术，中国在短期内也消化不了。所以，老外最终接受了中国条件。美国通用电气和法国阿尔斯通中标，各自拿到了几台。企图跟中国叫板的西门子出局，悔青了肠子。按照标书要求，中标的两个外国公司分别跟哈尔滨电汽和东方电汽合作生产。长话短说，中国公司学习、消化、吸收、创新速度令世界震惊。几年后，第二批十几台机组又搞招标，中外公司同台竞标，两个中国徒弟打死外国师傅，拿到了全部订单。我想，中国公司中标肯定有业主倾向的因素，但是三峡是中国天字号工程，如果中国公司的制造能力和产品水平不过硬（至少不亚于老外），谁敢拿三峡来开玩笑？
　　　三峡之后，中国掀起了水电建设狂潮。仅是金沙江上的溪洛渡水电站，装机就是 1200 万千瓦，世界第三。仅次于三峡和巴西伊泰普。这些电站所用水轮机的巨额订单，几乎全部落入了中国哈电和中国东电之手。如果没有当年三峡以市场换技术，如果没有自己的装备制造生产能力而受制于老外，那今天局面简直不可想像！
　　　同时，也有一个不好的后果，老外对中国的学习和制造能力（山寨能力）深有体会，引进技术难度越来越大。中国人现在是西方技术防守最严的对象。前一段有个德国工程师就因为娶了个中国老婆，都被公司开除了。中国人到国外公司参观，稍有技术含量的地方根本不敢让你去，生怕看到眼里抠不出来。
既然聊到了重装行业，我就顺着这个话题继续向前多聊几句。中
国的重装行业在“一五”时期诞生，而且是有计划、有体系、有配套地诞生的。此后，这个行业经历了苏联专家撤走的考验，经历了“三线建设”时期内迁的考验，经历了文革冲击的考验，都挺过来了。但是兄弟们可能想不到，对重装行业真正严峻的生死考验，竟是改革开放的前 20 年（1980 年至 2000 年）。其中有一些命不好的企业，最后硬是没有挺过一关，留下了历史遗憾。
　　　而在中国，许多重装企业是五十年代建立的，当时中国还处于自然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可以说，这些企业是国家超前布局的产物，相对于市场而言是“早产儿”。它们必须靠国家计划经济的订单才能生存。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开始转轨，国家订单大量减少，同时市场本身还没有发展到产生订单的阶段。这时，青黄不接，重大装备制造行业就痛苦了，而生产轻工装备的一些企业，比如缝纫机厂什么的，当时倒是红红火火，赶订单忙得不亦乐乎。
　　　我认为，当时国家应该想办法帮助企业度过难关，有一些生产制造能力，即使暂时用不上，从国家战略安全和长远发展来考虑，就是
养也要把它养起来。但是，也可能是有关部门考虑不周，也可能是对未来预测不清，也可能是国家财力确实太紧张，总之，当时政策有问题。
　　　一是投入太少，体制僵化。比如专业人才的收入，“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造成人才流失，没流失的人积极性也不高。二是没有保住一些重大项目。其中最令我痛心的是大飞机。1980 年中国自行研制的大型喷气式客机“运十”试飞成功，后来制造出两架样机。可惜这个项目因财政部否决了 3000 万元研制费用而于 1985 年夭折。下马的主要原因，据说是因为“没市场”。实际上“运十”下马不到十年，中国航空市场就大爆发了。这些年，波音、空客从中国赚了多少钱！如果国家每年拿出几千万元来维持这个项目，使团队不散，科研不断，配套企业不垮，这支力量挺到九十年代就会迎来春天。那么，很可能今天世界飞机制造业和航空业的格局会大不一样。2008 年，我国在上海重启大飞机项目，注册资金 190 亿，无语啊。
　　　九十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初，重装企业的情况比八十年代更糟糕，有的企业吃不上饭，有的企业转产或倒闭。当时，我有个朋友毕业分 配到中国二重，这个企业在四川德阳。他听说是个央企，又离成都不 远，就去了，去了以后大呼命惨。我出差去看望他，发现当时他只发 三百来块的生活费，工厂车间外青草老高。我告诉他，我有个亲戚卖 黑山羊良种，可以赊几只在厂区里搞点副业。
　　　我出门爱宰朋友，不因路远而不宰，不因友穷而不宰，所以三次去过那个工厂。这个厂全名叫中国第二重型机械厂，是目前四十多家
央企之一。严格地论血统，它也算是“一五”的 156 个项目之列。因
为这 156 个项目中有个中国一重，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后来中苏一交恶，中央领导一想，一重离苏修那么近，打起来容易被人端掉，就把工厂分了一半迁到大后方四川盆地，于是有了二重。到了 2000 年前后，国企改革脱困最痛苦的时候，二重穷得吃不上饭。据说为了两千万块钱写信向总理喊救命，他们比大飞机项目幸运点，这笔钱总算要到了。
　　　即使身处困境，吃不上饭，重装企业还是充当着国家脊梁的角色。当时，二重正准备生产三峡水轮机的叶片。前面提到了哈电和东电，当时和外国公司合作生产三峡水轮机，其中叶片这种零部件，又要分包给上游的重机厂制造。我没见过三峡那么大号的叶片，但在小型水电站见过，和电风扇叶片差不多，是个弧形铁片。三峡叶片中国以前没有造过，浇铸几米见方的特殊弧形的钢体结构，据说难度很大。当时，几家外国公司志在必得，连韩国的斗山重工都很嚣张。
　　　二重想去竞标，但它没有生产先例，要先试制一件成功，才有资格竞标。这需要钱，而二重连吃饭钱都没有了，把仅有的钱全押上，失败了怎么办？很多人反对这样赌命，主张放弃算了。厂领导讨论了几天，最后一咬牙一跺脚，豁出去了，口号是：就算失败，也要当一回中国跟老外谈判砍价的筹码！后来他们成功了。但研制过程很艰苦，很悲壮，有一个核心岗位的高工，身患癌症，拿着基本生活费，始终守在第一线，就在试产成功的前夜死在岗位上。本人的缺点是向来感情不够发达，但那次去宰朋友时，听到他们真实的故事，我流泪了。
我连饮了三大杯，向有脾气有血性的中国重装人致敬！
　　　2000 年以后，中国终于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一飞冲天。钢铁、电力、铁路、化工等项目多如牛毛，国务院因为控制不住而头痛之极。这些项目需所设备的滚滚订单，使中国重装行业终于摆脱了青黄不接的生存危机，迎来了辉煌时代。现在东电、哈电等企业的发电设备年制造量，远远超越了美国通用电气当年创下的世界纪录。作为国有企业，中国重装行业始终有许多毛病，比如官僚作风、人浮于事、干部腐败，这些问题在企业经营顺利时更加严重。仅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我们应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去看待和对待这些企业，包括成绩，包括问题。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第 85 节公私合营
　　　“一五”时期，中国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即“公私合营”，进入了全面推进期。较之农村土改，对城市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要理性得多。主要通过和平赎买的办法，前期“四马分肥”（国家、企业、职工、资本家），后期给定息股利，到六十年代完成赎买。
　　　我们经常可以在历史资料上到看，民族资本家如荣毅仁先生，披着大红花，笑逐颜开地庆祝公私合营。但实际上，绝大部分民族资本家和工商业者是不愿意公私合营的。自愿去要求合营，那是没有办法，形势比人强啊。你不去要求，或者去要求不，最后横竖还是会被改造掉的。
我对于农村土改是基本肯定的态度，但对城市公私合营持基本否
定的态度。当时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以轻工业、服务业、手工业为主。估计上海的纱厂、船厂就算是最大的了。中国并没有多少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实际上，新中国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要害企业，基本上都是建国以后国家投资新建的。很多被改造合营的工商业，就是小作坊、小店铺。这些行业和企业，公有制（国有和集体）没有太多优势，它们很适于个体经营和私营。比如我前面贴子里回忆到的国营肉店和集体理发店，搞国有化和集体化，反而窒息了它们的活力。
　　　我的看法是，当时除了没收“四大家族”等官僚买办阶层的企业外，政府应该大力保护和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以计划经济方式建立现代工业体系，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
　　　有人认为，私营企业有构成与公有制的竞争，其实现在河北唐山、邯郸的私营钢铁厂有几千万吨的生产能力，并没有威胁到国有钢铁厂的生存。有人认为，只有公私合营，政府才能集中财力去发展重工业，其实大量活跃的私营企业所创造的税收，可以更好更有力地支持政府财力，比如今天的浙江政府和广东政府的雄厚财力。还有人认为，私人钱多了，国家钱就少了，其实大量私营工商业者及其创造的就业机会，会使社会百姓腰包殷实，国家可以通过公债、股市、银行来获得更多的建设资金。民富则国强啊。
　　　像轻工业、服务业、短途运输业、手工业这些领域，国家当初就根本不应该进入。即使是一些当年私人无力投资、必须由国家出面来投资发展的领域，比如大型化工、钢铁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社会有实力来拥有、管理和运营这些产业时，政府都应该考虑退出的问题。
唉，算了，事后指手划脚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在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冷战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历史就是这么发生了。
　　　1979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从贩鸡蛋、炒瓜子开始，逐步允许个体和私营业者进入越来越多的领域。其间有多次风波，许多改革先行者和弄潮儿都“死在沙滩上”。小平两次保护“傻子瓜子”，成为改革中的经典故事。1979 年，按照小平的意思，荣毅仁先生重出江湖，出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时，他已经从公私合营时三十多岁的青年才俊，变成了一个花甲老人。
　　　又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到 2001 年，朱容基总理终于千辛万苦地趟过地雷阵，绕过万丈深渊，完成了“国企三年脱困”任务。这个时候，五十年代公私合营时所涉及的绝大部分行业和领域，都实现了国有资本的全部退出，呵呵，真是来也不易去也难啊。第二年，《福布斯》评选的中国富豪榜上，荣毅仁之子、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名列榜首。此时，他也步入了花甲之年。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第 86 节题外随笔 1
　　　这几天是国庆节，我仍在国内度假。平均每天两场酒，其余时间陪儿子。累啊！酒醒天未明，睡也睡不着，又不想继续往下写本贴的主题，胡乱写几行吧。
　　　这几天见缝插针读一套书，《朱容基讲话实录》，洋洋洒洒四卷，二百万字哈！我很佩服朱老板，所以慷慨采购。这书有意思。许多地
方很口语化，虽没有毛选那么高屋建瓴，也没邓选那么简洁有力，但 对具体问题讲得很细，可能是因为他是大管家而不是一把手的原因吧。这样有助于我们了解 1992 至 2002 年的中国经济。
　　　朱老板是个伟人，在他执掌中国经济的十年间，（包括当总理和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当时的攻坚破难，奠定了 2002 年以后中国经济高速窜升的基础。当时，我尚未堕落，还是个愤青，对于中国许多政策不太理解，激扬出不少文字，但被报纸编辑屡数枪毙。现在一路走来看来，在许多问题上，朱老板和报纸编辑是对的。我们还真要感谢那个时代。就社会体量而言，中国从来都是超级大国，所以经济政策的执行和奏效，无论好效还是恶效，都需要很长时间。郭德纲的定场诗总说“前人田地后人收”（此诗作者是杨慎），中国的决策者，确实需要这种甘让后人收获的精神，不然局面会很难办。朱老板种下的“地”，我当时有深刻印象的，包括建立社保体系、加入世贸、住房制度改革、退耕还林、国企产权改制、整顿关闭农金会等，功不可没。种的有争议的“地”也不少，包括下岗分流、粮食流动体制、分税制、国有银行和股市管理等方面。担当眼前事，功过后人评吧。现在我经常在想，2002 年以来，我们又为后来者种下了哪些可供收获的土地。
　　　同时还买了两本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都是经典之作。很久以前读过，买来重读一下。其中费孝通这部书，是一个合订本，还包括了他早年的其他几部著作《皇权与绅权》、《内地的农村》、《生育制度》、《乡土重建》，我觉得比较全（上
海世纪出版），推荐！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祖。当年，他的《江村经济》激起了我对社会学的浓厚兴趣。虽然后来为了养家糊口没干成这行，但至今兴趣不减。当前，国内社会学研究的许多所谓“前沿课题”，以及网贴中争论的所谓“热点话题”，费在半个世纪前已经研究，而且研究得很透了。比如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许多问题。兄弟们可以参考下费教授的意见哈。
　　　聊到费孝通和冯友兰的书，想起了以前拜读过的大家。我上学时比较傻X，立志博览群书，为了博览而博览，揣着馒头在图书馆里埋头看名著。以当时水平，真是“兴趣颇广、心得全无”（钱钟书对方鸿建博士的治学成果的评价）。多亏后来遇到一个女孩，就是现在的老婆，跑出去谈恋爱了。要不是她从图书馆拯救出我，我肯定读呆了。通过当年的刻苦学习，现在唯一的成果就是可以背诵大家姓名和著作名称，让别人觉得这娃读书不少。有一次，领导指派我去陪同一个重要客户，在陪吃陪游中，我谈到以前读过熊十力的书，没想到这哥们是熊十力先生的学生的学生的侄子，他马上要向我请教一二。其实我脑子里除了这三个字，其他什么都没记住，这回彻底露馅。我只好承认说：“书以前看过，但一点都没看懂！”后来，这个客户在我领导面前表扬说：“这个小伙子不仅很博学，而且很谦虚！”靠，狂汗啊！
　　　民国时期，中国出了不少大师，但是国家孱弱，社会凋闭。一个拥有那么多大师的校园，日本鬼子可以端着枪冲进校门，想杀就杀想奸就奸。我有时在想，在当时的中国，一个敢于当兵上战场去跟鬼子拼刺刀的农民，和一个大师，哪个更有价值。说到熊十力先生，想起
以前读过的一篇关于他的传记。开篇就是他生命终结的日子：文革破四旧无数古籍被焚，街头一个半疯的八旬老人，口中喃喃自语：“中国文化亡了！”。一代宗师，霸气而狂傲，但在政治狂飚面前，却如秋草一样无力，让人伤感。百年以来，中国文化人的命运，应了文天祥那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
　　　而今天的中国，国家倒是强大了，学术却不行了，有大楼而无大 师。去年我打电话给一个著名高校，询问自费 MBA 价格，一听每年 19 万的学费，直接吓退。然而我的手机就这样不幸被该校给记下来了，不管我去不去上学，他们就当我是学生，定时给我发短信，哪天要交 钱了，哪天要上课了，在什么地方上课，哪天催交作业了，有时一天 收到两三条，怎么取消也消不掉，晕啊。教育产业化就是这么搞的啊？ 我在海外发现，海外高校的产业化程度和搞经济的气氛比中国还要浓，但他们的学术气氛同样也很浓，两者并行不悖。我觉得在教育体制方 面可能还要动大手术，才能真正振兴学术。
　　　仅管如此，我仍然是乐观主义者。在我看来，文革固然愚蠢暴烈，今天固然纸醉金迷，但中国文化比农用三轮车都皮实，不会那么容易就亡掉。我相信只要人在，文化就在。而且我相信，钱是挣出来的，不是存出来的，同理，文化是发展出来的，不是保护出来的。
第 87 节题外随笔 2
　　　大楼开张以来，不断有兄弟留言和发消息，要求推荐书单。我多次回复过了，倒不是谦虚客气，而是因为人各有志，兴趣有别，我确实推荐不出来。本贴聊聊读书的问题，算是一个总回复吧，同时深深
感谢兄弟姐妹们的抬举！
　　　我觉得，人生苦短，贵在适意。当学生时以读书为业，那是没有办法。走上社会，若以读书为乐，就读。若以读书为苦，就不读。没有必要勉强。我们被社会勉强的已经太多了。比如，我不喜欢麻将，虽然我会打。有时三缺一，我就是不上桌，他们只好斗地主。我不喜欢打，所以平时不上心，麻将水平上不去。若勉强去打，输很多钱，我不高兴，赢了的人也不舒服。何苦呢。总之，除非必须，不要勉强做不喜欢的事。一个人，只要喜欢思考，不读书，通过别的事，也可以修得人间大道。红楼梦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自古英雄不读书嘛。比如：做好本职工作、逛街、打麻将、下象棋、打乒乓、下围棋、偷菜、看超级女声、品茶、喝白酒红酒、抽烟、听相声、看戏、吃四大菜系、搞家庭烹饪、当暴走一族、登山、游泳、编手机段子、腌辣白菜、养热带鱼等。此中，皆有大道生焉。
　　　我的一个朋友，送孩子去学下棋，耽误功课也要去。他认为，他要给孩子一个幸福的人生。学好功课，上大学，以后找个好工作，是幸福人生的一部分；有业余爱好，天天自得其乐，同样也是幸福人生的一部分。工作只能伴随孩子到六十岁，但业余爱好将伴随孩子的一生，不断给他带来快乐。我严重赞同他的观点。另外，趁他没看见这个贴子，我还要补充一个原因，他自己不好意思讲。就是，业余爱好对事业进步的帮助有时候比专业知识还大。他本人就是经常陪领导下棋，关系越下越铁，最后被提拔了。
　　　首先，不能指望从书上得到太多。如果大家都说某书甚好，你却没读过，因此大感惭愧，这就没有必要。有一个新加坡学者，常到世界各地开研讨会，他的心理底线是，一个会议上，如果有一句话、两句话让他感到新鲜，受到启发，机票和时间就算没白花。毛主席尚且说过，自己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我们怎么能去要求某个人、某篇文、某本书、某个贴，句句都好，句句都对，句句都有用？美国一个老太太，很关注选举，以极高的政治热情一辈子坚持参加投票。记者问她感想，她答：“不要希望太多，否则你会失望的。”（好像是林达的书上写的）。我们对于书，尤其是对于名人名著，也是如此。前面提到的那个新加坡学者，今年远涉重洋跑到美国开会，听整整两天，一句有启发的话都没听到，郁闷地飞回来了。可见，低期望都未必如愿，更何况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呢？
　　　对于书，我是拿来主义。观其大概，有兴趣的，就认真读，没有兴趣就略过去了。我喜欢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就读了至少五十遍。我不喜欢红楼梦，就一遍也没读完。对红楼梦，我只喜欢其中的诗词、对联，背下来很多，但不喜欢它的故事，只看了一些精彩章节。我老婆大人惊奇地说：你这么喜欢中国文化，竟然没有读过红楼梦！我说：我不读红楼梦，这犯法吗？在图书馆借书时，我翻阅一本大书，只要发现有几个章节有趣，就折个角，借出来。管理员看我今天借一大堆，明天还一大堆，惊为天人，以为我晚上从来不睡觉。其实我只看了几页。许多世界名著，到了我这儿，都是这么个待遇。有兄弟认为，我肯定看过很多书。我承认，看倒是看过，但是多数都没看完。
　　　我最不可理解的，就是有的哥们，买书专买精装版，齐刷刷的摆满一橱子，十年不碰。偶尔看看，还要先戴个薄薄的白手套。晕啊。反正我的书，想圈就圈，想画就画，高兴了还学毛主席在上面批几句。买的实在太多，家里放不下，把有用的页码撕下来，把书扔了。有一次，吃盒饭把手弄油了，没有纸巾，我随手把新买的一部名著的最后两页撕下来擦手。一个哥们大惊：“这是书啊！”我说：“这又不是我爹！”唉，我这个习惯不好，不值得借鉴。我的态度是，把书看成一个为我所用的工具。特别是因特网时代，我们接触到的信息量实在太大，必须猛筛猛扔。如果不按己所需，择其一叶，你会被海量的信息淹死。
　　　具体到读书方法，我觉得读书还是要用笨办法。就是：认真读，重要的地方，背下来。这个办法使了几千年了，人类也没创造出更好的办法。现在有人主张，死记硬背过时了，你想读什么东西，网上一搜到处都是。这个话不假。但实际上，一个人的判断能力、思辨能力、创作能力，都是以大脑的“内存”为基础的，而不是以电脑的“内存”为基础的。比如，两个人比赛写诗，一个人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另一个人会从电脑中调阅唐诗三百首，他们写诗水平肯定不一样。记得念书时，我在老师的迫害下，在考试的压力下，不情愿地背下很多东西。这些东西至今刻在大脑里，令我终生受益。
　　　现在对死记硬背的批评很多，这个要一分为二地看。这就好比吃饭。如果吃的太刻板，像填鸭式的喂下去，搞得人消化不良，跑肚拉稀，这肯定不好。但如果纠枉过正，把吃饭取消了，情况就更糟。填
鸭式填进去，多少还可以消化吸收一点，如果胃里没有任何东西，消化吸收个屁啊？同理，知识灌输进大脑，不一定真的能理解和运用，但知识根本就不进入大脑而停留在电脑，但就更没办法理解和运用。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知识只有内化，才能融会贯通，形成个人学识。
　　　现在的教育改革存在许多误区。有归国精英喊：中国学生考试成绩再好，那也没有用，人家美国学生有创造力，那才牛逼。我觉得，中国教育确实有问题，但改革要慎之又慎。问题主要出在大学阶段，中小学教育没有太大问题。中小学的课业负担应该适当减轻，死记硬背的东西可以适当减少，让学生全面发展，但绝不能胡乱大改。如果把西方那种教育模式一搬，我估计结果很可能是：中国学生的创造力仍然上不去，考试成绩也是一塌糊涂。
　　　胡扯这么多，总结一下：A，不要勉强自己读书。B，不要对书的期望过高。C，按己所需，观其大略，择其要点。D，你想把好东西据为己有，唯一办法是把它背下来。呵呵，一管之见，仅供参考！至于书单，就免了吧，我写贴子时，引用的东西都尽可能列上出处，有兴趣的兄弟自己搜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第 88 节合作化 1
　　　综合前面几节的内容，建国以后至“大跃进”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在经济领域办了三件大事：一是通过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通过“一五计划”，开始着手构建现代工业框架，三是通过公私合
营，对私有工业商进行产权改造。我个人的看法是，基本肯定前两件事，基本否定第三件事。
　　　随口说一句，虽然我这个贴子是把三件事当成经济问题来观察的，但从当时工作出发点上来看，国家领导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来考虑 问题的。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手段，无论是土改也罢，156 个项目也罢， 其实都是革命时期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的延续，没有使用多少经济手 段。
　　　再往下写，已经到了最不好写、最有争议的阶段。小平认为这些事情不好去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这个指示正合我意。因为我知识粗浅，说细了就要露馅，所以粗而论之吧。
　　　1957 年，“一五”胜利结束。三件经济大事中，农村土改和一五计划的诸多大项目立竿见影，使中国的工农业战线热气腾腾、蒸蒸日上，而第三件事情（公私合营）窒息经济活力的不良后果，要再过若干年才能充分显现出来。所以当时的经济形势，看上去很好，“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全国漾溢着极大的乐观情绪，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严重地估计不足。
　　　回望当时的中国。上层，是一个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丰富、国民经济管理经验不足的职业革命家团队。中层，是一个主要由刚脱下军装的军人组成的、思辨力不强但执行力超强的行政体系。下层，是一个刚刚试水工业化的、文盲率极高、易于盲从的农民社会。国家通过公私合营，又排斥掉了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经济决策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决策层再小心、再谨慎，“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也是难免要出问题的。不幸的是，此时的最高决策层，被“一五”期间的巨大成就所鼓舞，“全党头脑发热”（小平语）。1958年，中国经济乘胜进入“二五”时期，一再提高粮食、钢铁等生产目标，公开提出了“超英赶美”口号，大跃进狂飚席卷全国。这个跟头栽大了。直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排在新中国经济史上最大的一个跟头。我希望它永远都是。
　　　话题很多。这里只想简单探讨一下农村合作化运动。对于农村的合作化，应该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人民公社只是历史的一节而已。
　　　人类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机器，这个机器的结构很好玩，也很精密。虽然有许多政治家和社会学家都在玩命研究，到现在，我们仍然不敢说已经完全掌握了这台机器的全部秘密。不然美国经济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乱子，以致于格里斯潘的讲课出场费都一跌再跌了。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体量太大，可研究的东西就比外国更多，研究的难度就更大。不幸的是，中国文化传统又是重思辨而不重调查研究的，所以今天我们能读到的古代社会学文献少之又少。呜呜！
　　　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关键是对农民的研究，所谓得农民者得天下。有句话已经应验了两千年。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 49%，“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到达了临界点。然而，我相信，即便如此，在今后二十年或者更长时间，农民问题仍然会是中国头号问题。而且，人的思想行为的变迁是一个过程，有时比较漫长。前面贴子里我曾引用过网上流传的江苏贪官给儿子的信，“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
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当今中国，对于农民社会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可以应用于城市社会管理的许多方面。
　　　在世界任何地方，中国也好，西方也好，阿三也好，伊斯兰世界也好，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社会结构都是大同小异的。如果让我来概括一下，大致就是：上面是一个国家，可以是封建小国也可以是大一统帝国，中间是 10%至 20%的城镇人口，主要由手工业者、商人、宗教神职人员、官僚行政人员组成。下面是 80%以上的农业人口，主要包括地主、自耕农、雇农。我这里的“上中下”是指社会人群，不是指贫富结构，城里也有要饭的，乡下也有刘文彩。
　　　这个社会结构是一个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社会结构的主体是小农，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农户。拥有土地的农户，实际上自己可以决定：种什么、种多少、何时种、何时收，收获以后卖不卖、卖多少、要多少价钱。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农户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经济主体或者经济法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社会经济主体太多太多、太小太小的社会。所以，有人也把中国传统社会叫做“原子化社会”。
　　　这个角度，是从社会微观视角来说的。与宏观视角上的“大一统帝国”构成了很有趣的对照。如果硬要我想出一个比喻，就好像把一万吨大米直接装进了一艘万吨巨轮的船仓里，注意，米是直接倒进去的，不用麻袋也不用集装箱。如果让你直接去接收这批一丝不挂的米粒，你肯定会不知所措，比较茫然。
在古代世界其他地区，无论是农业区还是牧业区，社会结构大体
如此。为了方便起见，我下文中也管它叫“原子化社会”吧。这种原子化社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它的经济主体太多，社会碎片化，造成两个成本太高：一个成本是社会管理成本，另一个成本是经济交易成本。这个不用我论述和举例了吧，你们懂的。
　　　社会管理成本太高，解决办法就是：不管理。具体操作上，一是自然形成的小国寡民。二是放权，通过分封，缩小管理规模。不管怎么样，就是要缩小管理半径，成本也相应降低。三是“国权不下县”。在国家政权之下实行有限自治，西方是靠教会，中国是靠宗族。
　　　经济交易成本太高，解决办法就是：不交易。通过自然经济，男耕女织，自种自吃，自织自穿，实现最大程度的自给。除了少量的商品需要向走街串户的货郎交易一下，其余东西都不用花钱。需要赶集去交易的，无非是铁制农具、盐、医药之类。其实，这些东西仍然可以自己想办法解决。铁制农具，极为粗笨，只要不丢，注意防锈，上辈人可以传给下辈人。盐，可以到盐碱地里刮白末末自己回家去熬，直到解放后许多地方农民还这么做。我妈曾经告诉我，根据她小时候的经验，墙根上风化出来的白末末，也可以刮来熬盐，这太不可思议了，我没有试过。药品，可以上山自采，也可以不用。直到现在在许多农村，农民仍然奉行“小病拖、大病扛，扛不过去见阎王”。我小时候常到农村小住，那个时候，一个节俭的农民家庭可以一个月时间不花一分钱。想吃西瓜，自己又没种，可以拿麦子去换。总之，原子化的小农社会，经济交易是被最大限度压缩的，不是人们不想交易，而是社会交易成本太高，所以合理状态应该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
不相往来”。
　　　从上面可以看出，传统的原子化社会结构，是与近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在根本上相互冲突的。社会由传统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势必要求对这种传统社会结构进行改造。这是一道绕不开的问题。进入近代以后，西方也罢，中国也罢，都先后遇到了这个问题。
第 89 节合作化 2
　　　先看欧美发达国家。首先，这个过程十分漫长，经历了几个世纪。其次，这个过程不是自动的，也不是完全自发的，而基本上是被动的，是被工业化城市化踹着屁股，驱动出来的。
　　　进程大致是这样的：A，工业化起步以后，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B，农村劳动力投入工业化以后，农村土地逐步相对集中，机械逐步得以运用；C，工业化形成的城市又带来了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农村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中，农村土地进一步集中； D，当经济和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社会资金开始流入农业，出现集约化农业公司，即农业产业化；同时，当土地集中到一定程度以后，农业业主逐步联合起来，开始形成农业合作组织，比如农业协会； E，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以后，政府财力提升，有能力对农业提供补贴，农业得到反哺，逐步良性循环。
　　　这个过程，是市场和政府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工业化初期，你开工厂需要雇工，而大量的小农依然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传统生活，不愿跑来让你雇佣。所以资本家和政府就想办法把他们赶出
来，比如操纵压低农产品价格让小农破产，又比如英国“圈地运动”。发展到今天，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个整合过程已经完成。传统的
小农经济已经荡然无存。也就是说，农民再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主体，而成为社会经济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农民再也离不开经济交易。比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种植小麦的农民，他会用把小麦卖出去，然后开车到沃尔玛超市买面包吃。他无需亲自去跑市场、签合同，他所在的本地农业协会，负责代表他去与公司签订收购协议，预先保障了市场销路。公司转身又通过粮食期货来规避市场风险。农民们还可以通过与保险公司交易，规避自然风险。总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物流的条件下，农民通过这么经济交易吃到的面包，远远比他自己种植、加工出来的面包质量好而且成本低。这与十八世纪时华盛顿总统亲自经营农业庄园时期的美国社会有着本质不同。虽然我没有看到历史记载，但我相信华盛顿吃的东西主要是他自己种的。
　　　再看看我们中国吧。前几天看到一则新闻，某个地方桔子滞销了，一个领导亲自到农村调研。这个傻逼站在桔园里，腆着个肚子，教导一帮农民说：“你们一定要注意市场需求！要多收集市场信息！要切实转变观念，不要坐等人家收购，要去跑市场。要关注市外的、省外的甚至国外的市场！”看他那个德行，我真想脱下鞋来抽他。只种了三亩桔子的农户，你让他怎么研究国内国际市场？卖桔子的钱够他跑一趟省外的路费吗？
　　　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举步维艰，农业协会一类的组织发育迟缓。对一家一户的生产者而言，交易收益就那么几百几千块钱，而对面复
杂多变的全国甚至全球化大市场，经济交易的成本实在太高。无论是朱总理还是温总理，都强调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增收问题是他们最头痛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根源，从最最根本的一点来讲，是传统的、以农户为单位的、原子化的农业生产，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环境的问题。
　　　我们必须看到，对小农社会进行整合的历史任务，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没有完成，或者说我们正处在完成这个任务的关键阶段。那么，对这个问题百年以来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近年来，有些学者发表文章，对人民公社、合作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重新评价。我不赞同一些过激的观点，比如有人非得把历史结论颠倒过来，这不客观，有哗众取宠之嫌。但是我同时也认为，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人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在深化之中，有必要对既有观点进行再审视、再思考和局部修订。
中国对原子化的小农社会进行整合，有自发和自觉两种。
　　　自发的进程，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在建国之前，自发的具体形式，一是城市工商业特别近代工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二是农村地主和城市富裕者向农村土地投资，收购农田。比如刘文彩，他是四川省主席刘湘的叔叔，还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哥哥，既富且贵，家有一万多亩农田，号称地跨三省。仅管如此，这些变化对于“原子化”结构的触动，几乎是微乎其微。费孝通先生在论文中写道：“全国拥有 100 亩农田以上的地主，据陈振汉先生推算约有 80 万人，占农业
人口的千分之三。”
　　　自觉的进程是民国开始的。当时，社会凋蔽，民不聊生，国内许多政要和学者对中国农村提出了改造方案，有的还付诸行动。比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和陶行知的平民教育运动等等。
　　　梁漱溟在山东、河南搞了实验区。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跑到山东邹平去搞乡村建设的目的，不是整合改造传统小农社会以建立现代社会结构，而是试图改造和振兴传统的伦理社会。也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基础，梁在建国以后不赞同毛在农村推行合作化、汲取农业剩余以发展重工业等国家政策。两个老朋友发生了激烈冲突。老毛一生气，说了一大堆尖酸刻薄的话。老梁一生气，在政协会议上当面指责毛主席没有雅量。扯远了。仅管梁主观出发点不是改造社会结构，但他的乡村建设内容中，有创办农村信用社、合作社、治安组织等措施，这些措施本身具有整合农村社会的作用。但是中国农村社会太庞大、太复杂，在战争不断的民国时期，仅凭几个学者的力量，再加上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一笔友情赞助，是很难有实质性的推进的。
无论自发或自觉，直到 1949 年，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没有发生
什么大变化。还是用刚才那个一船大米的例子，到 1949 年，这 1 万吨大米粒中，顶多也就是有几百吨被分装进了麻袋，成袋堆放，其余的仍然直接躺在船仓里面。
　　　有个兄弟向我推荐了《四千年农夫》这本书，多谢！这是一本好书。东方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天人合一的共生观念，是我们的一笔传统财富。我打算在以后探讨环境问题时聊这个话题。这本书和本贴
不矛盾，但它们讲的不是一个问题，一个是社会经济结构问题，一个是农业生产模式问题。我认为在东方国家，对传统的小农经济进行整合以后，仍然可以继续采用精耕细作生产模式，比如日本的现代农业。这不矛盾。
　　　我还要强调这么一个观点，对小农经济进行整合，不一定取消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也不一定非得去搞美国和苏联那样的大型联合农场。可以肯定，农户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主体，是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因为交易成本太高。但是，如果通过农业协会、专业公司、公司加农户等方式，把市场调研、生产决策、信息管理、交易销售、市场开发、市场维护等职能剥离出去，让农户不再是经济主体，而仅仅是一个手握合同的生产主体，应该是行得通的。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在探讨当前农业困局的时候再细说。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第 90 节合作化 3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的中国社会结构仍然是一个农业人口占 90%、以原子化的小农生产为主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国面临着两个重大国家目标之间的冲突。
　　　第一个目标是土地改革。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主体是农民。即农村包括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了发动农民支持和参加革命，土地问题是革命的核心问题之一。换句话说，“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一项重大政治承诺，这是党对中国比重最大的社会群体所作出的承诺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所以，解放后势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
将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我们前面分析过，打破封建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当时东亚各国（地区）都搞过，只是方式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我也是土改的受益者。我记得小时候我家有一处“老宅”。老宅就在几里外的城边上，当时已经卖给别人，但院子里的几棵枣树仍是我家的，所以中秋前后我可以去打枣，这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事情之一。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老宅其实就是我家祖祖辈辈的家。而爷爷在城里的房子，是土改时分到的。这个新房子当时是一个两进的院子，解放时房主跑到国外了，他家后来划成地主，房子就分给了两户贫农，中间打墙隔断，南北分别开门，成了两户人家。我爷爷是党员，发扬风格，选了北院，所以大门只好朝北开了。
　　　但是，土地分配到农户以后，地主和大户不见了，土地拥有者的 数量进一步增加了，“原子化”程度更高了。这么一看，土改与对小 农社会进行整合的任务不是背道而驰了吗？呵呵，我们继续往下分析。
　　　第二个国家目标是工业化战略。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目标，要在短期内建立工业化的完整框架，当时一个可行的出路，就是以农业的积累来发展工业。至于这个出路是不是当时唯一的出路，存在争议。但应当承认，这是最直接、最可行的出路。实际上，世界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即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当中，也都曾或多或少地利用了农业积累。
　　　但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利用农业积累方面，又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其不同之处有二。一是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不仅利用农
业搞积累，也利用其他渠道搞原始积累。比如对外扩张和榨取殖民地。而在中国，农业是最主要的积累来源。二是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相对较长，用几个世纪逐步完成，而中国迫于形势，急于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工业化基本框架。这么一来，只能依靠农业来积累，而且时间紧任务重，中国农业所要承受的榨取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谈到过，原子化的小农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管理成本高、经济交易成本高。现在，国家如果决定以农业积累来奠定工业基础，就必须对农户进行管理，与农户进行交易（比如统购统销），这才能达到汲取农业积累的目的。但面对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政府该去怎么操作呢？如果政府直接与汪洋大海的小农逐个去交易，恐怕汲取出来的那点积累，还不够支付交易成本呢。
　　　无论中国也罢，其他国家地区也罢，但凡要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社会，都绕不过土地改革这一关。印度独立以后，国大党也提出过土地改革的主张，但由于中央政府太弱，利益集团太强，社会结构太复杂，基本没推动。网上新闻说，现在世界有些著名经济学家仍在不断呼吁阿三进行土地改革。传统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无疑是社会发展的障碍，所以必须改革。而改革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综合中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实践，土地改革绝对不是分田去单干那么简单的。
　　　我认为，土地改革目标或者说它最终成功的标志，是两个，即公平与效率。一是公平，以土地这种农村最核心的经济资源，来体现社会公平原则。这种公平，多数情况下体现为耕者有其田。二是效率，
就是在土地改革的同时，把农民组织起来，或者引导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由于农民组织的存在，使农民以一个个组织出现，而不再是以原子化农户出现。“散装大米”变成了“袋装大米”。国家通过组织管理农民，农民通过组织参加交易，从而克服社会管理成本高和经济交易成本高两个难题。
　　　实际上，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区，在土地改革的同时（或者改革以后），农民组织就迅速崛起了。日本农协创建于二战以后，性质应该属于农民互助合作组织。韩国农协的成立要晚于日本，大约是六十年代（记不清了）。功能跟日本差不多，给农民争利益上不遗余力，经常组织游行抗议一下美国牛肉进口，还把蜂蜜柚子茶推销到中国来了，一小罐 45 元，我买了，没有他们吹的那么好，兄弟们不要再去上当了。台湾农会也不弱，老想着往大陆推销芒果，在台湾农民群体中影响挺大，蓝绿两党都不敢得罪它。
　　　农民组织较好地克服了小农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而农户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组织，市场讨价还价的能力也极大增强。下面直接摘一段网上新闻：“日本的农协是集生产、加工、销售、金融、保险等于一体的综合机构，农民生产的 80%的农副产品是由农协帮助贩卖的，农民 90%的生产资料是由农协提供的，产生的手续费是农协自身运转的主要经济来源。”
　　　中国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情况有些相同，又有些不同。相同在于，都对传统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尽力实现耕者有其田。不同在于，双方意识形态不同，造成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两种道路的不
同。所以中国虽然在民国时期就出现过农会，解放区在土地革命期间也成立过农会（政治经济组织），但是在土改完成后，中国并没有继续通过农协、农会等方式组织农民。
中国选择的方式是人民公社。第 91 节大跃进
　　　前边这么多节，都是在探讨背景和原理了，基本上把该说的都说清了，具体问题倒是可以简单带过了哈！
　　　对于人民公社，我首先想要澄清一个模糊概念。人民公社与“大跃进”是两码事。就是说，人民公社是一种农民组织形式，同时也是基层政权组织形式，而“大跃进”是一个工作措施。虽然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有效地推动了“大跃进”，最终酿成巨灾，但是人民公社与创办公共食堂、追求亩产三十万斤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大跃进”结束以后，1962 年至 1982 年的二十年间，人民公社依然存在。
　　　我对“大跃进”的看法是：初衷可以理解，方式不敢恭维，结果不能原谅。说到初衷，即便是现在我本人到了德国瑞士，看到人家山河秀美，城镇如画，也难免会产生冲动：“美英德法宁有种乎，我们中国要努力，快快快发展，撵上这帮孙子！”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受到革命胜利、“一五”一切顺利的鼓舞下，头脑发热一下，倒也算正常现象，可以理解。我认为放在其他国家，领导也可能会头脑发热的。但中国的不幸之处在于，无论是内部也罢，外部也罢，都缺乏对最高权力的有效的制衡力量。外部制衡方面，一些人士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让心里的小花骨朵小心翼翼地开放了一下，结果全国
一下子揪出六十万右派，被“引蛇出洞、聚而歼之”了。内部制衡方面，邓子恢副总理说，农业合作化推进是否有必要搞这么快？结果被骂成“小脚女人走路”。此后彭德怀在庐山的悲惨遭遇，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与少数试图制衡者相反，多数人则是迎合者、盲从者和推波助澜者。罗家英在《大话西游》中那句“以配合我佛慈悲的大无畏精神啊”， “配合”两个字用的太精典了。在过去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抡圆了去“配合”领导什么精神的家伙们还少吗？而我们为了“配合”，付出的代价还小吗？这种局面的形成，这些人的出现，背后有深层的文化因素和体制因素，我不再深入分析了。也正是这些因素和这些人的作用，让本来就已经严重跑偏的中央决策，到基层更是跑偏了十万八千里。你敢亩产十万斤，老子就亩产二十万斤。你种的南瓜两头牛拉不动，老子种的葫芦剖开能当船过河。然而统购统销的体制下，在粮食产量上吹牛不是闹着玩的，吹牛是要上税的，统购任务完不成是不行的。再加上大炼钢铁占用劳力、公共食堂浪费粮食，终于酿成了全国性的饥荒。前面说了，我认为结果不可原谅。小平同志提出“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也主要是针对这个结果而言的。
　　　大跃进是中国的一场灾难，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大跟头，几乎要把前面土地改革和一五计划的成果毁掉。现在有人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件事，但我认为，时不时地提一下，对国家大有好处，免得大家头脑发热再搞出一场来。特别是现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政府财政丰盈，还坐拥三万亿外汇，犯类似错误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大大增加。本人能
力不行，特此拜托看到本贴子的历史专业的哥们，好好剖析一下，以警醒国人。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第 92 节小农回归
　　　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呵呵，下面集中力量，探讨一下人民公社这种农民组织形式的前生今世、兴衰过往。
　　　前面提到，我认为，土地改革要同时达到公平和效率两个目标才算成功，就是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同时组织农民，或者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按这个标准，中国在重新分配土地，实现第一个目的以后，紧接着也力图组织农民，但组织方式与国外有很大不同，即人民公社。据说这个名称来源于巴黎公社，革命色彩浓厚。
　　　我曾反复思考：中国农村合作化与日韩农村合作化到底有什么不同，以致于后来命运殊异？我把这个问题丢给一个哥们。过了一段时间酒桌上又碰见他，他说，他认为人民公社与日韩农协最大不同在于：人民公社是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的基层政权，日韩农协是经济性质的社会团体。
　　　我摇头。我认为，他所发现的不同是“很大的不同”，但不是“最大的不同”。如果两者最大的不同是这个，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论：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恢复了乡镇基层政府，实质上，就是把人民公社的政治功能、社会管理功能以及一部分经济功能（比如创办和管理乡镇企业），剥离给乡镇政府了。那么原来的人民公社，还应该剩下另一部分经济功能，就是组织农民的功能，这时它就跟日韩农
协基本上接近了。那么，它应该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或者换个名字继续存在下去，逐步发展成类似于日韩农协那样的经济组织。
　　　然而实际情况是，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在恢复乡镇建制的同时，人民公社被撤消了。“在经济上组织农民”这个重大功能被悬空了。是怎么逐步悬空的呢？咱们具体分析一下。
　　　在八十年代初期那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中国还没有人对政府职能、非政府组织职能、市场职能进行梳理和界定。确立市场经济都是 1992 年以后的事儿。当时，通过联产承包，实际上农业经营权已经从公社 下放到农户了。撤公社建乡镇时，乡镇把公社功能一古脑地接了过来，其中就包括组织农民的职能。一开始，乡镇还是发挥了这个职能的，虽然很不成功。
　　　比如，乡镇进行产业规划，发展优势产业，建立专业市场，帮助农民卖产品等等。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乡镇干部可没少干这些事。我记得小时候看漫画，就反映这些问题：某乡张书记到任，组织农民挖了一条致富渠。后来换李书记到任，骂声胡球的整，叫人把渠填了建成一条致富路。后来换王书记到任，又骂声胡球的整，叫人把路面挖成了一串致富鱼塘。其实，中国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亲见过，直到 2000 年以后，仍有乡镇组织农民种桔子种梨，种了又卖不出去，引发农民闹事，把成车成车的烂桔子霉梨倒在了乡政府大门口。
　　　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新闻分析，基本上把这种矛盾归结到干部素质上去，认为乡镇干部都在那里“胡球的整”。其实，干部素质方面的原因当然有，但根本原因是政府错位的问题。基层政府干了自己不该
干、而且根本不可能干好的事情。九十年代后期，随着改革深入，许多人逐步搞明白了，开始提倡“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这是对的。但问题是，组织农民是很有必要的，既然不该你政府组织，总要有人组织才行啊。党政系统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提出农业协会、专业大户带动、公司加农户、股田制等办法，还付诸了实施。但总体而言，这些尝试都没有达到有效组织农民的预期效果。（具体原因以后再探讨）
发展到 2000 年以后，政府完全退了，替补力量没有发展起来，
“在经济上组织农民”这个重大功能最终悬空。再加上 2006 年取消农业税以后，政府通过“三提五统”来协调农民的手段也没了，合作化运动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以农户为单位的“原子化”小农生产的局面。难怪新农村建设最头脑的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缺乏工作的“抓手”。而在这个时候，农村之外，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加速期了，这个局面真他妈太难了。工与农，城与乡，市场与农户，该如何寻求最终契合？
我们还是回到解放初期去寻觅吧。第 93 节集体所有制
　　　前一节，我否定了朋友的看法。我自己的看法是：中国农村合作化与日韩农村合作化最大的不同，在土地所有制上。中国实行集体所有制，而日韩（包括台湾）是土地私有制。这个不同点，也是造成后来中国农村诸多经济社会现象的主因——无论是成绩还是问题。
集体所有制这个东东，农村有，城市也有。宪法规定了，公有制
的实现形式有两种：一是国有，或者叫全民所有，二是集体所有。如果你在集体企业干过几年，就知道待遇跟国有企业差距还不小。现在网上看贴的兄弟都比较年轻，估计没有从业经验，很多人根本没有搞清楚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区别。这不怪兄弟们。不是你的观察和理解能力不行，而是因为我国没把集体所有权真正落实到位。比如，农民集体开会一致同意，仍然不能处置集体土地。因此，在一般人眼里，国有和集体看上去长得一模一样，其共同点都是当官的说了算。
　　　我虽然是学经济类专业的，其实也是不学无术，迷迷糊糊。十年前，我接触到一些企业改制案例，才发现国有和集体差别还挺大。比如一百人的小企业，想改个制，搞成全体职工持股。如果是集体企业，恭喜你，股份可以低价分配给大家了，因为从法律上讲这个企业就是属于这帮人的。如果你是国有企业，对不起，想要持股必须给出足额补偿。因为资产是全民所有，全民就是包括本楼主在内的 13 亿人，
理论上，这 100 个职工只占有企业产权的 1300 万分之一，所以你必须出钱买啊，不然就算是国有资产流失。
　　　1952 年土改结束，合作化运动随即开始。一开始，是农民相互合作性质，不触及产权。1953 年，提出建设“初级农业合作社”，这是半社会主义性质。1955 年又提出组建高级农业合作社。到 1957 年，全国绝大部分农户都参加到高级社里。1958 年以后，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又合并组建以“一大二公”为基本特点的人民公社。
这个过程不到十年，让人眼花缭乱。我真佩服当时基层干部的执
行能力，能折腾啊。贾平凹小说《秦腔》里，主角是个老支书，“土改时他拿着丈尺分地，公社化他又砸着界石收地，国家一改革，他再给大家分地……”真是比伊拉克、南联盟都抗折腾。如果从产权上来看，土改前，是地主私有制，土改后，是农民个体私有制，而到 1957年建成高级社，耕地（也包括其他生产资料）就不再是私有制了，而是变成集体所有制了。所以，老解放区的农民拥有土地十多年，新解放区（占农村多数人口）的农民拥有土地其实不过五年而已，还没有捂热，就被收回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的农村合作化，不是建立在土改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否定土改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生产资料进行集体所有制改造的基础之上。1957 年建立起来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 1979 年开始的大包干中，并没有受到冲击。大包干“分田单干”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应该是“包田单干”，农民并没有取得土地所有权，而只取得了使用权。这种路径选择的原因何在呢？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第 94 节苏联农庄
观窗外依旧长夏，念祖国已然深秋。
　　　感谢兄弟们的鼓励。许多跟贴水平明显在我之上，请我“指正”，担当不起。一些批评也很中恳，受教育了。这个贴子本来就是闲聊的，只想灌水不想出书， 所以我不严谨地继续胡聊哈。我讲到哪里了？……土地集体所有制。
土地这个玩艺，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一个社会最重要、最基础的生存资源。想想以色列与阿拉伯人寸土必争的血战，想想新加坡进口砂石去填海造地，你就会感受更明显。中国人由于数千年的农业传统，土地情结更重。现在大伙热衷于买房地产，也算是土地情结的一个表现吧。所以，土地所有权体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极为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塑造着中国社会利益格局。
　　　将土地私有产权（地主私有或者农民私有）改造为集体所有，是新中国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这在当时没有什么争议。党内出现的争议，无论是邓子恢的不同意见，还是彭老总的万言书，都是在争议工作方式方法，而不是争议工作方向。这个决策，是参照苏联搞的。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先看看苏联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好坏都是跟他们学的嘛，绕也绕不过去。
　　　兄弟们不要认为老毛子的工业行农业不行。人家的国土面积是摆在那里的。八十年代，苏联拥有二万多个集体农庄，是当时仅次于美国、中国的世界第三农业大国。应该说，苏联在工农业上都辉煌过。不过要追溯历史的话，当年沙皇俄国就远不如苏联了。虽然有几个沙皇也奋发过，但直到十月革命，俄国经济结构中工业比重仍然占不到一半，属于一个农业国。沙俄虽然欺负中国和中亚牧民时比较神勇，但总的战绩不算很光彩，在克里米亚败给英法和土耳其，在远东败给日本，打个芬兰都很吃力，还把阿拉斯加卖给了老美，售价 720 万美元，估计不卖也守不住。
十月革命以后，俄共（布）就在全国搞了农业合作化。当时是合
作化，而不是集体农场。合作化搞了十来年，农民基本接受。集体农场的体制，开始于 1920 年代末期，形成于 1930 年代。搞集体农场的原因，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原因。根据斯大林的观点，小农不是社会主义，集体化才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意。二是经济原因。就是汲取农业剩余来发展工业。从时间上来看，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发起，跟苏联“一五计划”时间基本一致。
　　　苏联的集体化遇到阻力不小，或者说阻力很大。主要原因，倒不是集体化本身不好，而是因为集体化只是一个手段，它的真实目的是以农补工。所以在搞集体化的同时，苏联政府还配套附赠了一些政策，比如农产品的义务交售，工农产品剪刀差也很惨烈。有的资料上说，政府收购粮食的价格只相当于生产成本的 20%。
　　　农民很冒火，反对手段有二。一是暴动，当时星星之火很多，红军给力，都摁下去了。有一部分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那里生态环境不错，但冬天不太好过，衣被不足时尤其如此。二是不种地、怠工之类的小动作。这引发了三十年代的大饥荒，被饿死的还是农民自己。布哈林同志说，我觉得这个整法不行哦！结果他被拉出去毙了。就这样铁腕之下，到 1930 年代后期，集体农庄系统总算是建立起来了。
　　　布哈林是苏联头号思想家，因为反对农业集体化而遇害。他在遗言中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过错误……我们是第一次走向一个共同目标，走在人们未曾走过的道路上。”1988 年，苏联最高法院为布哈林平反，此时距布哈林遇难已过去了五十年。四
年以后，苏联解体。
　　　苏联工业体系的发展是相当神速的。在 1930 年代，通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工业产值已经远超农业产值，重工业体系已经健全，崛起为世界重要工业国家。当时的苏联是个世界明星，在世界上粉丝很多，中国国共两党都感兴趣，蒋经国、毛岸英都到莫斯科留学。
　　　资料显示，苏联在 1930 年代的工业投资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来自农业积累。其中工业投资的 80%以上用于重工业。当时德国发展也极快，苏德实际上在赛跑。大家知道，1918 年列宁与德国签了布列斯特条约，又割地又赔款，1939 年斯大林又和德国签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些“革命的妥协”，实际上反映了苏德之间的真正实力对比。然而，1941 年希特勒撕毁条约闪击苏联时，苏联航空、航天、军工、化工、机械、能源等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再考虑到人口、面积、资源等因素，综合国力应该超过德国。（我猜的，没有看见这方面的数据）。战争拼的就是国力。当年美国拼掉日本，苏联拼掉德国，最根本
的原因是国力。山本五十六到过美国，战前他就比较悲观。他说，从美国东海岸走到西海岸，看看那些无数的工厂，就知道日本不可能赢得战争。后来的战争应验了这句话。美国人一次战役损失几百架飞机，可以继续轻松奉陪，而日本人到最后飞机出战只能带单程汽油起飞，缺油啊。苏德之战也一样，德国人拼命攻打巴库，就是想抢油。苏联人干什么事情都很粗放，打仗也是损失惊人，每一仗总比德国人损失要大，但它就是撑得住，地大物博，气死对手。
有兴趣的兄弟去搜。战时苏联生产出来的坦克、装甲车和炮类，美国生产出来的飞机、舰船，数量真他妈惊人啊。总之，强大的生产力，保障了苏联最终赢得了对德国的战争，后来掉头又歼灭了盘踞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也算是对我们有恩吧。（我知道有兄弟反对这个说法，因为苏军在东北也干了不少坏事。细算起来，苏军占领东北以后，除了最后撤走这件事算是好事，还真没干其他好事。）
　　　如果苏联当年像法国那样萎掉，成了德国附庸，世界最后会搞成什么样子？不太好说。不管怎么说吧，地球人都承认苏联的胜利很重要。这个胜利得益于 1930 年代的奠基性工业投资。1920 至 1930 年代苏联农业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好像有点跑题了哦。我的大体意思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过程比较暴力，但历史功绩也不容忽视。对于斯大林当年这个农业集体化决策，也要一分为二，客观分析，既不掩其功，也不掩其过。说实在话，我不知道怎么评价，因为功和过都太大了，完全不能相互抵消。
第 95 节人民公社
　　　前文书我们讲过，中国在 1950 年代很短时间里，由分田到户，到初级社，又到高级社，1958 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成了人民公社。现在基层干部有句话：“刚说学会了，又说不对了”，报怨上级政策变得太快。其实现在比五十年代差远了，那时才叫变得快呢，唰唰唰的跟变魔术似的。
　　　中国的人民公社和苏联的集体农庄，同样都披着集体农业的马甲。但是，中苏国情差异太大了，没有十万八千里至少也有十万七千里，
所以两种集体农业的差异也很大。两者共同点，一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二是政治经济合一，三是汲取农业剩余。这些共同点也决定了两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共同不高。除此之外，好像都是不同点了。
　　　——苏联农业是机械化农业，与欧美相似，集体化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和生产效率。中国在集体化以后，虽然以户核算变成了以队核算，但农业耕作方式仍然是人力畜力的传统农业。（除了东北和新疆的农场垦区）。早上听敲钟，扛着锄头上工。集体化以后，农民工作效率不升反降。
　　　——苏联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不大。中国这两个差距以前就很大，集体化以后更大，八十年代稍有缩小，九十年代再次拉大，现在据说正在缩小，我个人却感到仍在拉大。苏联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已经不用再从农业身上汲取剩余，工业开始反哺农业。中国则一直拖到 2000年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反哺。
　　　——苏联集体农庄实质上是农业国有企业。种什么，何时种，领导说了算。种错了，轻则丢官，重则坐牢。由于国民素质较高，集体农场又易于管理，他们的计划虽然有时荒唐，但总算是一个计划。而在中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国情复杂外加干部素质不高，说实在的，如果在中央层面还勉强叫做“计划”，到了下面，实在没有什么计划可言。中国农村的计划经济，远看是“运动”经济，近看是“命令”经济。我个人判断，中国农业就是一种处于行政命令干扰之下的自然经济。记得以前见过五十年代的中央文件，明确要求全国翻地要翻多深、翻几次、施多少粪肥，等等。
　　　这么看来，似乎中国的集体化没有什么好了。我认为，也不应该对人民公社模式的集体农业一概否定。我知识所限，认为它至少有以下几个历史作用。
　　　一是实现了汲取积累的目的。集体化使农民丧失了土地所有权，自然也没有了要求相应收益的权力。再加上工农业价格制定的剪刀差，使农业积累最大限度地流向工业。国家不与小农交易，而与公社交易，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总之，这是人民公社制度设计的目的之一，这个 目的是基本达到了。
　　　二是使农民实现了组织化。说人民公社以前农民没有组织，这话也不准确。比如，农村的宗法制度，也起到了社会管理的作用。但，宗法制度管理下的农村，管理水平有多高呢？我认为水平很低。我们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厚古薄今。这个毛病从孔夫子就开始了，现在还是一样。比如一提到传统农村，许多人就想到田园牧歌，想到淳朴，想到没有污染过的清清河水，还想到小芳。其实，传统的中国农村，发展到明清民国时期，是一种穷途未路、无法发展的农村。你要去住，只有绝望。当时，宗法势力仅限于一些宗族大事，许多社会管理无力解决。清末美国传教士对山东、河北农村考察后指出，由于农村缺乏管理，农民又缺乏合作精神，生产生活条件极差。举例说，他们所见农村，没有一条直的街道，街的尽头往往是一间民房或者一堵墙，却无法通开；由于雨后辗压，村道呈低于地面一尺以上的槽沟状，一下雨就成河，长期无法通行，但无人组织管理；水利设施更是荒废，有的地方就根本没有水利设施。
　　　在人民公社组织下，中国农民大规模开展了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项建设。关于新中国粮食的历年产量，网上可以查到。我的印象是，以 1979 年为界，面前 30 年大致翻了一番，1979 年至今大致又翻了一番。（大数如此）。当然了，后面那一翻肯定更牛逼一些，因为它的基数大。但是前面的增幅也是很了不起的。有学者认为，前面的一翻，主要增产原因是农田水利建设；后面的一翻，主要增产原因是联产承包制以及化肥、农药、良种的进一步推广。这个观点有道理的。
　　　1949 至 1979 年，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农田水利大建设时期。通过人海战术，搞了遍布全国的大小工程。著名的有红旗渠等。由于认识水平有限，加上极左思想，也弄出来许多问题。比如，不切实际的学大寨运动，破坏环境，浪费人力。盲目的围湖造田，把洞庭湖挤掉一半，朱容基郁闷赋诗：“浩浩汤汤早日现，郁郁葱葱梦难园”。三门峡水库很不成功，淤泥太多不说，尾水还经常倒灌陕西关中。微山湖围湖造田，湖田产权不清，惹得山东人跟江苏人老打群架。河南的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酿成了惊天之灾（有自然原因，也有工程原因和管理原因）。但是，总体来说，由于农民组织化，集中力量办大事，使新中国水利成就空前。具体数据，见《中国水利史》。
　　　象苏联集体农庄一样，人民公社注定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其中原因，分析文章和专著有许多。我更倾向于这样一种更为概括化的解释：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而人民公社不利于人的发展。虽然 1949 年至 1979 年间，中国农民的生活、教育、医疗水平都有显著提高，人口快速增长，但人民公社这项制度，无论是在经济上、在文化
上、在社会生活上、在公民权力上，都对农民有诸多苛刻的限制。其结果，就是中国农民群体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农民群体相比，与本国城市人口相比，差距在不断拉大，因而引发了普遍的不满。 1979 年以后人民公社解体，联产承包制在全国推开。这场人类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除了耕地集体所有制依然保留，其余东西都逐步走入了历史。
　　　但是，在历史的无意之中，由于人民公社所发挥出来的汲取剩余、组织农民的两大作用，给后来的改革开放留下了三个重要遗产：一是完整的工业框架，特别是重工业能力；二是比较完备的农田水利体系，直到现在，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还得益于这些水利设施；三是劳动力资源，即打破了宗族观念、接受过初级教育、经历过组织化生活训练的农民工。
　　　有印度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优势，形成于改革开放之前。我觉得这个观点不全对，但有一定道理。如果说当年苏联通过集体农庄发展重工业，背景是苏德之间的赛跑，那么中国在 1949 年
至 1979 年之间，实际上也在无意之中与世界各国赛跑。除了追赶对象欧美国家之外，与我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对手，有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各国、印度次大陆各国、拉美各国、伊斯兰世界各国。四小龙因为政策对头、美国扶持、体量小、起动快，跑到了中国前头。除四小龙之外，中国并没有实质性落后于其他国家。1980 年代，中国调整政策，迅速启动，把正准备继四小龙而起的东南亚国家挤了下去，他们真是生不逢时。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第 96 节就业困局
　　　关于农村合作化，其实还有两个问题没有探讨。一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没有在农村形成类似于日本、韩国那样的农协，而是重回了原子化的小农生产？中国农民如何组织起来？二是，苏联解体以后，集体农庄逐步解体，经过几年议会上的唇枪舌剑和老拳相向，最终通过了土地私有化法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我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方向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以后在讲到改革开放阶段时再去探讨吧。请兄弟们想想，也给我点思考时间，呵呵。
我们按时间顺序继续向下走。
　　　1960 年以后，中国经济领域又冒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就业问题。这个问题冒出来是必然的。前面讲到公私合营时，我就提到了，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全面否定公私合营这个决策。这项工作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甚至比一般人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我认为，国家控制一些重要工业，也不是不可以的，有时是完全必要的，但五十年代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所改造的，都是些轻工业，以及大量的小作坊小商业，甚至是剃头挑子。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有必要国有化的，我不敢说绝对一个没有，但敢说几乎没有。这种糟糕的极左政策，窒息了经济整体活力，严重影响了社会就业；通过影响社会就业，又滞后了中国城市化进程，造成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从而整体影响了当代中国经济面貌和发展态势。
真有这么严重吗？我们来具体探讨一下。
　　　中小企业、商业、个体私营服务业，有巨大的吸纳就业能力。在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提供了 80%以上的就业岗位。我观察过我家附近的小店。比如，一家 30 平方米的连锁品牌理发店，共雇
用了 12 个理发师和服务员；另一家 20 平米不到的小吃店里，掌勺
的，跑堂的，收钱的，采购的，打杂洗碗的，切葱剥蒜的，一共有 7个人在忙活，还忙不过来，整天挂着个招聘的牌子。这就是社会就业。所以，有人说它们不关乎国计民生，是不对的，准确的说法是，他们直接关乎“民生”，又通过民生间接地关乎“国计”。
　　　当国家对这些小工业、小商业、小服务业一律进行公有制改造，然后“割资本主义尾巴”禁止私人经营，改由政府经营以后，这些经济成份的活力被彻底窒息掉了。原来自主地吸纳就业，而现在必须是政府主导。比如，市商业局根据群众反映，本着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指导思想，决定批准市农贸公司在城东某街新开一家生肉店。商业局发文给市劳动局，请他们纳入计划，组织招工和分配。这种通过国家计划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不仅少之又少，而且难之又难。到了后期，你不靠关系不走后门，想找个工作是相当困难的。找不到工作，又不许你失业，因为失业只有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所以叫你待业青年。有的待业青年变成了待业中年，还是没有分配到工作。
　　　同时，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投资主要集中于重工业。轻工业相对很少，服务业就更少。而重工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国有工厂通过企业办社会，最后弄得人满为
患，人浮于事，但仍然远远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虽然市、县、街道为了安排就业，都在设法创办企业，比如办一家街道瓶盖厂。但是，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模式，仍然不能满足社会就业需求，而且多数企业体制不活，因人设岗，搞来搞去搞垮了，人却不能辞退，成了个包袱。
　　　显然，不能就业的年轻人口，是社会稳定的隐患。于是，在全世界尤其是东亚国家加速推进城市化的情况下，在中国城市化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在农村劳动力已经严重富余急需寻求出路的情况下，在农村不断向工业输血已经地竭人贫急需工业反哺的情况下，呜乎！中国却出现了两次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逆城市化运动。一次是六十年代初期的精简下放，另一次是文革中的上山下乡。
第 97 节精简下放
　　　六十年代初期的“精简下放”，原因是“大跃进”使中国经济掉到坑里了。当时，国家、省、县的工业项目盲目上马，招工进城的人太多，许多项目变成半拉子工程，多余职工消化不掉。同时，农业被大跃进、大炼钢、大办食堂折腾得半死不活，全国粮食也不够吃的了。于是，中国发生了第一次“下岗”大潮。
到 1963 年，全国共精简下放 2600 万城镇人口，其中包括 1800
万职工。正是 2000 多万人“非转农”，使恩来、小平、富春等国务院领导制定的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得以实现。这对于中国经济爬出“大跃进”的深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主席称赞说，这么多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证明了中国人民觉悟和社会制度优越。原话记不清了，大意如此。
　　　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经济补偿，就把铁饭碗砸了，把城镇户口收了，让人家回乡务农。搁到现在，不跟你拼老命才怪。其实，中国社会发展太快了，中国人的权利观念和维权要求不断提高。在我们看来，即使十几年前（1998 年至 2001年）朱老板上台以后搞的下岗分流，如果搁到今天再来一次，也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一个改革成本的问题，越往后，改革成本越高。当然改革成本提高也是一件好事，一次性地妥善解决问题，以免遗留下社会问题。由于“精减下放”工作是新中国第一次搞下岗分流，实在没有经验，有经验也没用，当时政府哪有钱去搞补偿啊，所以后遗症不少。直到今天，许多下放人员仍在申诉，希望解决待遇问题和社保问题。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见过的一个老头。当时虽然有下放范围，即前面文件里提到的“精减对象”，实际操作中并不限于这个范围。比如这个老头。他是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儿子，估计是小老婆生的，所以解放时，那个高官丢下他们母子跑到海外去了。他当时正在省城上中学。五十年代，中国小学毕业生就算文化人，中学毕业生更是金贵
啊。他中学毕业后，被录为一家国企的职工。精简下放时，因为出身不好，舍我其谁，直接被下放到农村去了。
　　　这位老先生是个执着的人。为了恢复待遇，他从文革后期开始上访。到 2003 年我偶然认识他时，他都 70 多了，解决了大部分问题，
还有几个小事需要再接再访。据他说，这些年来，他去过 70 多次首都，400 多次省城，1000 多次市县，发过几千封信。他简直成了大专家，精通城市街头生存攻略，不花一分钱也吃好睡好。他的钢笔正楷也相当了得，每封信十几页，写的跟字贴一样。我当时很感慨，世态炎凉，这也算是一种人生啊，一辈子没干别的事，老婆都空找，除了种地吃饭都在上访了。
　　　我当时还在想，他这种人生状态，如果问题真的全部解决了，他的生命可能也就走到尽头了，因为没有精神支柱了啊。几年后，我遇到在当地政府工作一个朋友，向他打听这个老头的情况。不提还好，一提起来，这个朋友就气得不行。他说，好不容易终于帮那个老头把历史问题解决了，住房补助和社会保障落实了，结果，这家伙现在仍在上访。我问，为什么？朋友愤愤说，那老头由于长期从业经验，是个信访专家，从中央到省市县，各部门、职能、人员、电话，全都门儿清。他现在帮助别人上访。景区有导游，商场有导购，他算是个导访。他不要钱，跟着别人跑事时，管吃管住管抽烟就行了。
　　　潮起潮落，人生沉浮。中国的国运，实际上就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中国人命运之总和。对于历史，我有时无话可评，只希望类似悲剧永远不再发生。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第 98 节上山下乡
　　　计划经济时代“逆城市化”的第二个运动，是“上山下乡”。“知青”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五十年代，真正形成大潮是在 1968 年至 1980
年间，总人数估计在 1500 万人以上，其中包括了我老爸。有人估计，人数应该更多。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随着计划经济日益僵化，中国城镇就业问题一步比一步严峻。文革以后，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经济原因造成的了，还有文革十年没有高考、中学毕业生没有出路的政治原因。红卫兵是文革急先锋，独领一时风骚。但文革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全国形势失控，文攻武斗遍地开花，人民群众厌恶之极。到 1968 年，“工宣队”进驻首都高校，毛主席给工宣队送了几箱芒果，以表支持。几个芒果定乾坤，确立了工人作为文革主力的地位（所以后来工人代表王洪文迅速起家），毛孩子全面让位。
　　　这么多的经过造反煅炼的年轻人，没有工作，很有激情，留在城里肯定要出事。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有组织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上山下乡”与“精简下放”有一个重要不同点：就是知青们后来基本上都回城了，而精简下放人员绝大部分终身成了农民。
　　　我想，可能主要是这个原因吧，所以反映知青的文学、电影、艺术不计其数，“老三届”简直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而反映更为惨烈的“精简下放”的作品少之又少，以致许多八零后兄弟都不知道
还有过这么一档子事。大家对“知青”都有了解，我就不再细说了。有兴趣的兄弟看看这些东东吧。作品有：《今夜有暴风雪》、《天浴》、
　　　我严重不同意邓贤这个说法。1960 年代，世界发展的天平倾向了东亚，日本和四小龙迅速崛起。而在这个时候，中国最有生命力、最有创造力的人群，却被迫放弃了教育机会，到深山荒原去改造地球。人的发展是最大的发展，同理，人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上山下乡，是计划经济原因和文革政治原因共同造成的中国一代人的人生悲剧。
　　　虽然知青也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开辟了一些边疆农场，但这是人家农民的事儿，当时农村根本不缺劳动力。所以我对知青的现实意义和精神意义都评价极低。我不同意诸如“青春无悔”这种自欺其人的鬼话，我看不出知青有什么可以宣称“无悔”的青春。当然，他们是挟裹在政治洪流中的年轻人，他们本身是受害者，对他们没有必要责备，但，更没有必要去美化。
　　　插一句题外话，我本人从来不是一个无怨无悔的人。我认为，如果出现了一个重大而糟糕的结果，我总要找出原因来。如果是别人造成的，我不可能无怨；如果是自己造成的，我不可能无悔。当然，我
不会沉浸在怨和悔当中，我要以直报怨，以悔自省，避免再犯同类错误，继续好好地活下去。
　　　在“广阔天地”中，理想如烟如梦，现实冰冷坚硬。很快，大家清醒了。为了回城，知青们不择手段，不惜代价。有人以身相许，有人以死相拼。1977 年恢复高考，救走了一部分人。但十年风雨，绝大部分知识青年实际上已经既没有知识，也不再是青年，像张艺谋那样能进入高校改变命运的，只是很小很小一部分人。直到 1980 年，经胡耀邦同志提议，中央决定允许知青返城。消息传到边疆，无数人喜极而泣，抱头痛哭。然而，他们回城面临着更大的生存挑战，大部分知青成为待业者，后来逐步成为个体经济的主力军。
真的真的无法忘记。
雪花飘飞的村庄模糊又清晰。感谢那个岁月，
让我认识了你。 从此爱就迷失在，
那片那片白桦林里。第 99 节就业假设
经济问题往往也是这么乱乎。经济这个东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许多因素共同作用，多因一果，错综制衡。主观的动机和客观的结果，往往驴唇不对马嘴。对于历史上重大经济问题的解释，你可以有许多说法，至于说的对不对，反正大家不可能走时光隧道来检验一下，所以不说白不说，尽可以大胆地去说。
　　　前面我两次讲到，五十年代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已经注定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庞大的城镇待业人口的产生。这是单从经济角度讲的。如果再考虑政治因素，更加剧了待业问题。兄弟们，要知道，中国的城镇社会保障系统，是九十年代朱老板张罗着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仍然很不完备。而在当年，退休人员是由单位发工资的，生病人员由单位报药费的，房子也是由单位来修建和分配的，所以如果不幸待业，不仅没收入，连基本的吃、住、医都没着落！偏偏，当时的政府劳动部门，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讲，又承担着为城镇劳动力安排工作的法定责任。所以在当时，待业人口的上升是很要命很要命的问题。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政府要把多余劳动力送到农村，也不能让他们在城里闲着。
　　　前面我也说过，在先行一步的欧美国家，工业化是在轻工业上起步，一开始就吸纳大量劳动力，从而促进城市化发展，城市化形成市场需求，又带动工业化，实现“两化”良性互动。中国这种后发国家，形势所迫，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对的。但把城市小型工商业和服务业给掐死，麻烦就大了。
　　　让我们设想，也许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从 1950 年代开始，中国通过国家投资发展重工业，同时保护和鼓励城镇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城镇工商业包括小商小贩，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城市规模得以扩大。这些就业人口形成的生活资料需求，又带动轻工业的发展。轻工业所需要的设备和能源，又为已经建立的重工业创造了市场。这样，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同步，那么到 1979 年，中国有可能已经初步实现了
重工业、轻工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良性互动。（而实际上，中国是 2000年以后才形成这种良性互动。）
　　　大家知道，中国在计划经济年代，通过户籍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外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就业已经不堪重负，不能再让农民工再来竞争。实际上，这种身份歧视的思路，在政府系统延续了很久。到 1998 年至 2001 年的国企改革攻坚时期，许多城市为了解决下岗再就业，竟悍然出台土政策，大规模清理和驱逐农民工，许多岗位都明令禁止雇佣农民工，要求改雇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当时有些电视台还作为“惠民措施”进行宣传，我看得义愤填膺！
　　　扯远了，让我们进一步设想，若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城市就业岗位充裕，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至少不会筑那么高，城乡流动的机率会大大增加。则中国农村有可能提前 20 年开始出现劳动力转移，那么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国内市场空间将会完全不同，庞大的内需也许已经形成，而不需要总理去那么发愁了。
　　　这不是我凭空胡想的。实际上，韩国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他的重工业虽是私人股份制，但确实是国家扶持的结果，而轻工业和城市工
商业一直在同步发展，拉动就业，保障了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同步，到八十年代基本实现城市化。首尔城市现有人口规模一千多万，成为世界著名大城市，竟然还敢向上海叫板。中国如果不走错路，哪有它的机会啊。
　　　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打压了经济活力，造成城镇就业下降。这迫使两次逆城市化运动，3000 万以上城镇人口
（多数是青年）流向农村，城镇化停滞不前，城镇消费市场长期不振。消费不振又使轻工业不振，对上游生产资料的需求不振。这样，重工业没有市场拉动，也不振，只好靠着国家订单过日子。大量城镇劳动力下乡，问题不只是偷老乡几只鸡吃那么简单。他们把农村劳动力都堵在了乡下。中国农村本来就人满为患，又缺乏城市拉动，还要给工业输血，还要承接城市分流出来的劳动力，我靠，农村想要发展，连神仙都没有办法了。为了防止这种困境引发社会问题，政府又利用户籍制度，建立了城乡壁垒，这种二元结构问题，到今天都没有完全解决掉。
　　　总之，中国挨到 1979 年，情况真的很糟糕。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积重难返。用小平的原话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经常自然而然地把这个局面归咎给四人帮和文革。其实，这不是政治运动直接造成的，而是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造成的，问题的形成也算是一个系统工程。
三十年积累的沉疴，需要一场真正的改革来破解。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
第 100 节二元户籍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继续哈！
　　　前面，我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城镇就业不足，以致形成“逆城市化”，为了避免下放的城市劳动力回流和避免农民工进城竞争，政府加强了户籍管理。有个兄弟回复说：“关于轻重工业相互作用和户口制度的形成因素，令我大明。”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补充一贴，免得误导。
　　　我注意到，苏联的集体农庄和中国的人民公社，都存在类似制度，以限制农民自由流动。在苏联，不叫户籍制，他们好像叫什么“身份证制度”。大体上，也是通过控制供给来控制人口流动，你丫乱跑，到别的地方买不到面包吃。毛子的基本国情，是地广人稀，再加上战争伤亡，全国劳动力总体不足，但它同样要限制人口流动而不是鼓励人口流动到更需要的岗位上去。我据此推论：虽然中国地方政府经常出台歧视外地人的政策来保护当地就业，但就业问题不是户籍制度的根本原因。
　　　我们前面分析到，中国和苏联当年都选择了汲取农业积累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实施这个战略，农民必然是发展成本的承担者。换句话说，他们是经济上的吃亏者。这个账，你用脚趾头都算得出来。那么，如果存在流动的可能，农民会设法逃离对自己不利的行业，把自己可爱的劳动力配置到投入产出比更高的行业中去。而政府
呢，要让农民继续蹲在吃亏的地方，要么调整“以农补工”的战略，要么就得采取措施限制流动。否则农民跑了，农业势必稳定不住，国家战略就要受影响。
　　　记得有专家批评说，户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严重拖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后腿，他认为 1980 年代初就该先拿户籍制开刀推进改革。如果我们认识到户籍制度的根本原因，就会认识到：这个专家“马后跑”的观点不太对。因为户籍和工业化城市化是互为因果，相互拖后腿的，不是单纯的哪个害了哪个。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只有废除农业税、实现工业反哺、并建 立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之后，户籍制度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根本性突破。也就是说，目前，户籍制度彻底瓦解的条件正在日趋成熟中，而 1980 年代中国还不具备这个改革的先决条件。
有的小山村，就百把号人，生活在根本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高山区，
还破坏环境。你搞电网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电信村村通，修公路、建基站、架电线，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远远不够维护运行的费用。从经济上讲，这个事情是行不通的，即使你为了政治需要和社会效益，暂时夯一笔钱搞通了，也无力长期维持下去，过几年又不通了。
　　　这种工作思路的根源，就是户籍观念。政府先入为主地把人看成是围棋子，生在哪里就不能再动弹。为了村村通，中国可没少花冤枉钱。直到九十年代末期，有些地区才转过弯来，结合退耕还林和“天保工程”，逐步推行开发扶贫式移民的思路。往有人的地方修路，往有路的地方搬人，两个手段并举。
第 101 节两大本钱
　　　前面，我简述了 1949 年至 1979 年（简称前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致脉络。总体而言，前三十年，中国经济面貌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基础。同时，我们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曾经栽过很大跟头，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这个沉重代价为全体中国人所共担，其中，农民承担了最为沉重的部分。在此，请允许我代表本楼的全体兄弟，向无比淳朴、无比坚韧、无比伟大的中国农民敬个礼！
关于前三十年，还有几个话题随口一聊。
　　　上中学时，读过美国人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当时不是现在书店里卖的这种全译本，当时只出版了后半部分，书名叫《毛泽东的后半生》。书中评价道：后代中国人会将毛泽东视为统一中国（大
陆）的巨人。中国曾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在他的统治下，从黑龙江之滨到帕米尔高原，中小学校都在使用同样的教材……反正大意就是这样的吧，原文我记不准确了。
　　　中国有着悠久的统一历史，是国家领土与文明边界基本重合的 “天下之国”。所以，统一，对于中国人尤为重要，无论是迫于现实的需要，还是出于文化心理的需要。做为一个民族，一求生存，二求发展。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间，中国人一直苦苦图存，虽流血漂橹，抛头无数，但“亡国灭种”的巨大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列强步步紧逼，特别是 1900 年和 1937 年，都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
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应该说，直到 1949 年毛和他的战友以强大的武力统一大陆，中华民族才彻底解决了生存问题。此后，虽然屡有纷争，但没有哪个国家敢于觊觎中国。从这个视角看，对毛给予怎样高的历史评价都不为过。
　　　就是从 1949 年开始，中华民族的历史主题，开始从生存转向发展。这里所讲的发展是大发展，包括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由于中国长期忙于挣扎图存，在发展问题上没有什么经
验，大量借鉴外国作法是在所难免的。当时，历史条件局限，特别是冷战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限，前三十年间中国主要学习苏联模式，而忽视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在许多政策和做法上都值得反思。
　　　对内统一，对外独立，这是中国在 1949 年以后才拥有的两大本 钱，而此前不曾拥有过。在弱肉强食的现实世界里，这两个本钱不是 别人赐给的，而是中国人自己打出来的。正是凭着这两个本钱，新中 国在前三十年里仅管栽了那么多跟头，社会经济仍然在总体向前发展，而不是倒退。到 1979 年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拥 有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虽然总体技术 水平不高。这是我们不幸之中的万幸之处。
　　　民国时期，虽然也有徐树铮收复外蒙等光辉一闪的事情，但总体而言国家无法统一管理，也没有统一经济政策。山西铁路轨距与别省不同，云南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不要说发展经济、经略边疆，就连基本国情都搞不清楚。比如，西北伊斯兰居民的人口，民国时期就没有弄清过。有资料称占全国人口六分之一。这个数据可能是参考土地面积蒙出来的。实际上没那么多。虽然建国以后少数民族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直到现在中国的伊斯兰人口比重也只有 2%左右。
　　　网上有一种争论，就是如何看待抗战胜利以后的民国政府。（或者说，如果老蒋当年打赢了内战，中国历史会怎么样）。这个问题很容易引发拍砖。我不想展开论述。我的基本看法是，若让国民党经营中国，可能不会发生大跃进和文革，但在三个要害问题上很不乐观。
　　　一是国家独立性上。国民党虽然通过抗日战争，废掉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是英美主动放弃的），但在国家独立性方面肯定不如新中国。它对列强仍有许多经济和政治依附关系。特别是官僚买办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自身利益至上，很难自我克服。
　　　二是国家统一性上。老蒋通过抗日战争，对其他军阀派系的控制力大大增强。但国家仍然没有真正统一。特别是桂系、阎系、西北等军阀仍然手握重兵。这些地方势力一直顽强地存在，直到最后被解放军逐个消灭掉。我认为即使老蒋最后实现统一，很可能是个弱中央，类似于印度政府。
　　　三是腐败问题。许多历史学家指出，国民党不是败给共产党，而是败给了自己的贪婪。老蒋跑到台湾后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国民党跑到台湾以后大有改观，但这有许多特殊原因，我不认为可以据此推论它留在大陆也会改观。
　　　中国大陆真正意义的统一，是在 1949 年。四大野战军横扫全国，直抵边疆，把整个国家真正纳入了现代行政体系。藏区农奴制度被废除，彝区奴隶制度被废除，西北许多宗教陋习在宗教改革中被废除，川滇黔桂大大小小的土司势力被废除，会道门和黑社会势力被彻底荡平。如果说清朝的统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统一，1949 年的统一则
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中国的发展和建设，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
（或者说中国地下组织问题）。解放初，北京地区的一贯道会众有几十万，几倍于共产党员。所以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说：一贯道才是北京的第一大政党。青帮、洪帮、哥老会遍布南方各省，其上源可以追溯到天地会等组织。上海滩黑社会横行上百年，黑帮大佬的风头不让军政要员，连老蒋都磕头纳贴入过伙。
　　　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也利用过这些组织。比如贺龙早年就曾加入哥老会，而且辈份很高，一呼百应。从外国经验来看，也有一些黑社会组织逐步演化成了合法组织。但不管怎么说，当时中国这些会道门、黑社会确实不是好东西。所以，1949 年后，中国政府坚决清除黑社会，扫荡黄赌毒，这是民心所向。上海黑社会被彻底催毁，杜月笙逃港病故，黄金荣整天扫马路以求自新。黑道中人第一要讲义气，比如许文强如果被杀了，丁力一定要去报仇。所以，当年陈毅在上海滩铁腕打黑以后，许多人想刺杀他，但没有成功。上海黑帮外逃以后，逐步演化成为现在的港台黑社会。1997 年之前，香港黑道中人又大量跑到台湾和东南亚去定居，实在惹不起你共产党啊。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6第 102 节几个假设
　　　经济建设离不开国际环境。这一节聊聊 1949 年到 1979 年间中国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应该这样说，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是在半封闭
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半封闭”是一个粗略概念。这不是中国自己选择的，而是冷战形成的。可以从这么几个角度去理解。
　　　一，“一边倒”战略。中国建国后，决定向苏联阵营“一边倒”。冷战时期，两大阵营背靠背，几乎不搞贸易。中国经济发展想借力于欧美国家是很难的。
　　　篇幅所限，我们不去分析苏美，单看中国。五十年代的中国，是 一穷二白的中国，没有像样的空军海军，没有石油开采和冶炼，没有 现代化铁钢厂和煤矿，连个钉子都要进口。而七十年代的中国，拥有 完整的重工业体系，能自主研制原子弹和洲际导弹，能自主制造喷气 式飞机和潜艇，石油煤炭完全自给并大量出口。所以，七十年代中国 虽然跟美苏仍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但已经具备了玩三角平衡的实力。这个实力的形成，恰恰又得益于以前“一边倒”所换来的苏联援助。
　　　二、中美关系。有兄弟提出，如果中国一开始就加入美国阵营，会不会发展的更好一些？我不知道。当时，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以后，苏联驻华大使跟着国民政府逃到广州去了，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一直没走。老毛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奚落道：“司徒雷登大
使老爷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这个说法有点情绪化。客观分析起来，跟不跟国民政府撤退这么大的事，司徒雷登无权自作主张，他应该是听美国政府的意见。那么，这说明美国政府还是愿意和新中国接触的。
　　　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虽然司徒雷登没走，但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中国当时不可能加入美国阵营。中共自身的共产主义政党性质，以及美国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鼎力支持，使双方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达成这么高的互信。在中国看来，当时也没有理由抛弃苏联阵营，况且苏军还驻扎在东三省。在美国来看，即使中国来投，也是个难题，如何处理台湾？如何平衡日本？而紧接着爆发的朝鲜战争，彻底断送了中美友好往来的可能性。
　　　三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也是中国外交的大问题。有兄弟奇怪：七十年代以前，美国承认台湾，支持台湾，条件那么好，那时台湾为什么不搞台独啊？有人说，因为蒋介石爱国。其实，当时联合国承认台北，联合国席位也是他们坐着，世界上多数国家承认台北而不承认北京。直到七十年代末，由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地位和中美建交，台北的“邦交国”才轰然雪崩。所以，当时两岸国际地位跟今天基本相反，老蒋哪有必要谋求独立啊。哈哈！
　　　由于极左思想，也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对海外华侨的支持保护不力，比如对外援助过于看重政治影响而轻视经济利益，比如支持了几个王八蛋白眼狼。此外，还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如果不去打朝鲜战争，如果不跟苏联彻底翻脸，国际环境是不是更有利一些？唉，
历史不能假设，见仁见智吧。我的总体看法是：前三十年的中国外交大方向基本正确，该争取的国际环境基本上争取了，该利用的国际环境也基本上利用了。在冷战条件下，想要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是不太现实的。
第四章（完）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7第五章改革开放
第 103 节结束文革
　　　向前向前向前！从这节开始，话题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我觉得，如果有人想研究世界经济发展，英美经济和中国经济最有研究价值。英美经济用 500 年发展到今天，而中国在几十年间又给压缩重放了一次。英美经济像地质考古专著，科学全面，看着很清晰；而中国经济像地质断层的截面，直观集中，看着很过瘾。
　　　1976 年，注定是一个凶年。中国老百姓相信天命。我的家乡有民谚：“闰七不闰八，闰八把头杀。”1976 年恰好是闰八月。这一年当中，天上，星陨于吉林；地上，大震于唐山；人间，开国三巨头相继辞世。当然也有好事：四人帮被囚，十年文革终于 GAMEOVER。噢对了，还有一件天大的好事——一个小男孩悄然降生，他长大以后学会了上网发贴，网名核平。真是应劫而生啊！
不扣的“无产阶级”；城镇还在新增劳动力，根本无力安置，乡下的上千万知青还在闹着回城。商业，一句话，什么都缺。那时候，你要分在县商业公司上班，可就牛逼大发了。我在一家私人博物馆里，看到过几千种的形形色色的票证，真是大开眼界。比如有张票上印着： “月经带一条”。
　　　老百姓直接感受到的是生活资料。其实生产资料也很缺。据国家计委袁宝华回忆，当时上海的发电燃煤只够用几天。（缺煤，外加文革影响铁路运输）。如果全上海停电，玩笑就开大了。对策就是，市里派人堵在长江口上，发现有运煤船就强行扣下，直接往黄浦江里拉，管他谁的，用了再说。当然，用了以后还是要联系货主付钱，以昭示政府公事与打劫之显著区别。
　　　前面贴子分析过，当时的经济困难，从表面上看，是十年文革给折腾出来的。（确实有一定原因）。但从根本上讲，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单一的所有制结构造成的。所以仅仅依靠结束文革，是不能带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
　　　当时的最高领导华国锋是个老实人，也是个好人。但以他的能力和阅历，不可能带领全国人民开创新局面。守成当然也是一种执政思路，但问题在于，当时不是个守成的时候。想守成也守不住。当时，华国锋提出指导思想“两个凡是”。关于这个问题兄弟们都清楚来龙去脉，就不多论了。其实根本没有必要从马列哲学的高度来批它，打眼一看就说不通。比如王洪文就是毛主席决定提拔的，你怎么把他给抓了呢？这一点就不符合“两个凡是”。
　　　顺便说一句，直到现在，中国对于改革开放政策持不同看法的人还是不少的。我老爸就是一个。他认为，如果中国按毛主席当年那套经济政策向前走，结果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可能还不会出现那么多的贪污腐败和贫富不均。后来他退休了，在家里没事干，我就把一台旧电脑利用起来，教他学会了上网。结果上网以后，他了解到不少朝鲜的情况，观点大有改变。所以，中国每年给朝鲜那么多援助，就凭这一点作用，也算没白给。扯远了。我们聊聊 1976 至 1979 年间，中国经济的几件事情。
第 104 节学大寨
　　　喊什么，说明缺什么。比如一个地方反复强调保持稳定，说明它很不稳定。新加坡那样的一个小国，二十多年时间满够实现现代化了。但中国不一样。有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总之，对现代化问题一提再
提，说明这事搞得很不顺当。最后一次提起时，周总理的生命已到了灯干油尽。他把这个遗憾留给了后人。
　　　先说农业学大寨吧。毛曾批评过华：“你满脑子都是农业！”这说明他不善政治谋划，也说明他的本职特长是农业。但是 1976 年至 1979年（以后简称“那三年”），中国农业没有新思路，还是一个“学大寨”。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时任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头顶白毛巾，专抓这项工作。
　　　我看过一些关于大寨的资料。实际上，它的作法没有任何特色，一句话就是“治山治水”，现在我们叫它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把坡、沟、梁、坎都改造成梯田，然后配套搞些水利，别让庄稼旱死。其实这个做法，在中国是个农民就知道。
　　　对这个做法怎么评价？我觉得，这个做法比较朴实，它不是没有道理，但也不能包打天下。比如，修梯田问题。直到九十年代，我国许多山区农业县的一项重要工作，仍然是“坡改梯”。因为梯田有利于保土保水。但是有些地方，坡度实在太大，简直立起来了，一片庄稼地远远看上去像是贴在山坡上似的，我管它叫“膏药地”，朱容基管它叫“大字报田”。在四川和云南，人或者牛在耕地时，一不小心滚下山去，这不稀罕。一味强调“坡改梯”是行不通的。后来在 1998
年以后，国务院规定有一部分陡坡地（比如 25 度以上）用来退耕还林还草，这个思路才是对头的。当然，这里有观念原因，也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条件原因，在缺粮的年代是很难搞退耕还林的。
　　　再比如，修水利问题。有一些比较高的梯田，靠天吃饭有理，修水利没用。为什么呢？一次南方某省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旱（现在三年两遇）。我这人好奇，碰巧路过灾区，就下乡去看看。我还以为会看见一片赤地寸草不生呢，结果满眼郁郁葱葱，山下小河哗哗啦啦。我找了半天，终于发现了旱灾：山坡上的梯田里，玉米半死不活，肯定结不成棒棒了，用当地报纸的话说：“山区农作物大面积绝收”。
　　　这里不是没有水，也不是没有抽水机，也不是没有电。一问当地农民，发现问题在于，你把水抽到高处梯田去，浇活了那么几棵玉米，长出来的玉米粒还卖不出电费的钱呢。相对于农业生产成本，粮食太便宜了。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说，就是产品的市场收益不足以弥补可变成本，达到了生产者决定退出市场的基本条件了。所以，这个情况，它既不是资源型缺水，也不是工程型缺水，而是经济型缺水。修水利也有个投入产出账，不是说每块旱地都一定要修。
　　　当年，大寨经验被总结成：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些东西一句都跟农业生产没有直接沾边。全国不分东南西北，不分平原山区，在行政命令下一哄而学大寨，平整了一些土地，修成了一些堰渠，也浪费了不少人力和资源，搞了不少没用的东东。
　　　这些问题，不能怪华国锋和陈永贵。根据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的眼光，当时他们所面临的农业困局，近策，是打破公社大锅饭，来调
动积极性；中策，是通过农民组织化和农业产业化，来追求规模效益；远策，是通过城市化、工业化的带动，再造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这件事很难，到现在也没有搞定。而且看起来现在还卡在什么地方了。所以我们也不用指责前人。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最有名的三大农村样板：大寨、大邱庄、华西村，实际上只有大寨这个典型算是搞农业的。其他两个都是搞工业的。到了改革时期，大寨也办起了开发公司。当年的铁姑娘郭凤莲当了老总。她带领大寨发展成为山西工业强村。
实践证明，在传统农业格局之中，农民是不可能富起来的。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7
第 105 节洋跃进
　　　说实在话，1979 年以前的三千年，中国人还真的从来没有把亚洲四小龙这些地区放在眼里过。比如韩国，一直是中国属国，论经济总量它不行，论人均量他也不行，穷的一个丁当响。直到六十年代它还在整天仰视朝鲜经济。然而文革之后，我们突然发现连这个穷小子
都腊月里穿裙子——抖起来了。当时领导人心里肯定很着急，像一觉睡醒的兔子的那样急于奋起直追。
　　　心情可以理解，工作思路也没有方向性的问题。具体问题出在三个方面，一是投资计划超过了国家能力，二是各地大轰大嗡，乱上项目，造成重复建设，三是发展目标定的过高。
　　　外汇这个东西，现在看来，太多了也是烫手的山芋。这种甜蜜的烦恼是近十年才新出现的。长期以来，中国人都是缺外汇缺得发疯。记得我小时候路过一片果园子，看园老头警告我，不要进去乱糟塌，这些苹果要出口换外汇呢！看他神情，显然外汇是很光荣很神圣的东西。土里抱食的农业国家，种出苹果不舍得吃，换点外汇再去买高价的工业品，这种模式是非常弱势可怜的。
汇储备只有不到 2 亿美元，可见穷到什么程度。实际上，整个八十年代我国外汇储备都只有几十亿美元。1990 年突破一百亿，1996 年过一千亿，2006 年过一万亿，现在是三万多亿。这笔钱如果拿到 1978年去，我们领导人的血压肯定会集体飚升。话不多说了，结论是，以我们当时的力量，肯定无法支撑 800 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多数项目最
后落空了。
　　　为了多赚外汇，中国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高指标。比如，七十年代发生了两次震撼世界的石油危机，每桶油价从 3 美元飚到 30 多美元，中东的石油输出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赚翻的。中央提出，多出口石油来换外汇。中国石油产量 1978 年是 1 亿吨左右，我们定的目标
是到 1985 年提高到 2.5 亿吨。这个目标无法实现，因为老天爷偏爱海湾国家，中国地质储量没那么多，这个真没有，再急也没用。到今天全国石油产量也只有 2 亿吨左右。
　　　总之，那三年定的工业发展目标，基本上没有实现。一些项目成了半拉子，一些油田矿山为了完成任务而蛮干，资源被破坏，产量反倒下来了。多数分析家认为华国锋应负主要责任。也有人指出小平也有责任。胡耀邦后来说，当时是集体决议，大家都有责任。当然，三年工业建设也留下了一些好项目，比如今天中国钢铁行业的龙头大哥上海宝钢。
第 106 节改革起点
　　　介绍 1976 年至 1979 年，已经用了三个贴子。我觉得这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许多书上都省略，所以有必要说一下。好吧，本节结束这三年内容。
　　　有兄弟论及，中国只有可能在 1979 年左右开放，提前开放是不具备条件的。这个观点很久以前就出现在网上了。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的看法是，改革开放提前十几年是完全可以的。当然，国际环境是变化的，若六十年代开始，当时确有更多不利因素，可能使改革开放
的进程不同，阶段性特征也不同。
　　　比如说，有论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吸引的投资来自“四小龙”的华人，而这些华人主要是六七十年代才发家的。所以，六十年代开 放，没有那么多的华人投资。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 靠四小龙呢？四小龙又是靠的谁呢？我们这样假设：如果在六十年代，中国没有出现文革这种政治运动，全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开始对外 开放，那么，当时从欧美和日本流向四小龙的资金，大部分可能被中 国沿海抢走和承接。因为中国比四小龙有更充裕的劳动力、更广阔的 市场，沿海各省的交通区位也不比他们差。当然中国也有引资的弱项，就是四小龙在政治体制上与欧美日相同，而中国不同。不过，从后来 中国越南的实践来看，只要你有政策、有环境，能让投资者挣钱，政 治体制不是引资的根本障碍。
　　　扯远了。回到对这三年的评价。因为我在探讨经济，所以从经济角度聊的。其实，这三年时间，时代主题根本不是经济上。这三年是
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期。在邓小平、华国锋和四人帮三种可能选项之中，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邓小平，现在回头看来，谢天谢地谢空气，这是最优解。
　　　改革开放的决策，在那三年中就已经进行过一些酝酿。比如 1978年有关部门考察香港后，提出工作设想：在宝安县（今深圳）、珠海县建立出口加工区。当时华国锋也原则上同意。华还多次派员到欧美和日本考察学习。虽然直到他自己淡出权力中心，也没出台具体政策，但这些前期工作不应该被抹去。他主政期间，中央还作出了结束文革、小平复出、为“四五”群众平反等决定，这些也不应被抹去。
　　　作为“最高领袖”，华国锋为人温和厚道。虽然他自己的某些观点是错的，但他对于不同意见、不同观点没有进行压制，为思想大解放创造了条件。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没有压制的能力。其实，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做为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身兼党政军最高职务，又在政治局拥有不少支持者，比如掌管部队的政治局常委汪东兴。如果华坚决要做点什么，不敢说绝对办成，也很有可能办成。但是，他选择了尊重党内多数同志的意见。
　　　小平同样体现了这种宽容精神。由于三起三落的独特经历，他可能是恩怨情仇最多的领袖。比如在江西苏区第一次被打倒时，他的第二任夫人跟他划清界限离婚，嫁给李维汉了。后来，邓与李长期共事，
李在八十年代还出任中顾委副主任。说实话，换了我，很难做到这点，我很可能会拾块砖去拍他。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时，许多人可能认为他不可能东山再起了，当时郭沫若在《人民日报》登诗：“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何翻案不得人心。”但小平复出后，官方仍然高度肯定郭在文化上的地位。
　　　改革开放时代，最可贵的政治品格是什么？就是宽容。正是由于宽容，中国才能走出文攻武卫、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重恩怨，团结一致向前看。正是由于宽容，不同思想得以争鸣，才有可能在比较中作出客观正确的选择。正是由于宽容，人们才敢于去大胆地闯，大胆地试，用实践检验真理，在无数次试错和纠错中，寻觅前无古人的发展道路。
　　　1978 年岁末，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幕。75 岁高龄的邓小平成为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他的身边，还有 82 岁的叶剑英，74 岁的陈云，70岁的李先念，64 岁的胡耀邦，60 岁的赵紫阳。在革命英雄主义的时代落幕之后，另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7第 107 节和平崛起 1
　　　前面一节的结尾，我列出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年龄。有兄弟可能以为我是专门去查的吧，其实我一直在凭记忆在码字。我记住这些东西，原因不好意思，是因为我以前曾攻读过一本算命书，为了验证生肖与性格命运的关系，所以随便给记住了。呵呵。
前面有兄弟回贴，建议让我评论毛主席的时代，饶了我吧，这个
本事真没有。如果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倒有一些零星的观点，前面写了那么多贴子，都在里边了。有时候，我感到，许多事情很难以评说，已发生的偶然就成了必然，只能说是命吧。既然说到这里，我顺便娱乐八卦一下：老毛属蛇。蛇者，有龙之形体，兼有长牙，所谓欲成大事者，无毒不丈夫，这是最强、最硬的属相。文坛盟主鲁迅也是属蛇的。老邓属龙，江总属虎，胡总属马，龙腾虎跃，龙马精神，都是有王者气的好属相。朱总司令和周总理都属狗，年轮差一轮，应该说，为人臣者忠，倒也不错。华国锋属鸡，王气不足，但金鸡报晓，在大时代到来之前过渡一下，可以理解。孙中山属虎，袁世凯属羊，蒋介石属猪。你们想知道习总是属什么的吗？蛇！
　　　从一周前开始，我就在思考，如何讲述和探讨改革开放的故事。前面有个兄弟回贴说，近三十年来的事情，每个人都是亲历亲见者，都有切身体会，都有自己的看法，很多论题都可能会争议不休，砖块横飞，所以他建议大家要理性讨论。谢谢这个兄弟，他道出了我的忧虑。如果发现我的观点比较荒谬，请大家发扬可贵的宽容精神哈。
　　　另一个发愁的事，就是如何来讲。相比于历史问题，我对于当代问题的第一手资料更多，千头万绪，不知该怎么展开。我决定，以后不再像前面一部分那样按时间向前推，而是信马由缰、颠三倒四、想
到哪里写到哪里。这样，可能会更放得开一些。
　　　2009 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内有许多影视和书刊来纪念之。这些作品把三十年故事讲了几遍，该挖的都挖得差不多了。通过历史课和政治课，通过看这些作品，近三十年的大致框架，大家都基本清楚，所以也没必要再来罗列。我给大家推荐两个作品，一个是吴晓波的书《激荡三十年》，一个是上海拍的纪录片《激荡 1978—2008》。两个作品都是按时间来的，特别是后者，绝对的编年体，30 集讲 30 年，一集讲一年。有兴趣的兄弟们自己去看吧。
　　　但我个人觉得，这两部作品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看着还不过瘾。究其原因，我认为是他们的写作角度问题。这些反映大历史的作品，实际上都受到了美国同类作品的影响。美国的经济类纪录片，讲经济问题时，我感到有一个特点，他们喜欢把市场和公司作为主线。因为在美国，经济史简直就是一部公司史（或者说企业家史）。而在中国，至少在前三十年里，由于国情所致，经济史的主角不是公司，而是政府和个人。以公司（或者企业家）为主角，是典型的中观视角，上不接天，下不着地，所以让人感到不过瘾。以政府和个人为主角，则是宏观视角加上微观视角，也许效果会好一些。比如凌志军和马立诚所写的几本从政治角度讲述改革史的书，就是这个思路。当然他们也借鉴了外国作家的经验。
　　　我也想用宏观视角加微观视角来继续写这个贴子。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贴子会比人家更好更过瘾，我没这个水平，我只是认为，应朝这个方向努力。好的，咱们做个拉皮、拍个黄瓜、烫一壶酒，开始颠
三倒四地胡聊！
　　　要对近三十年的发展概而括之，很难很难。探讨中国的发展，首先有两个问题摆在那里。一是，中国如何发展？二是，中国发展向何方？其中，第二个问题更重要，因为它强烈影响着第一个问题。
　　　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外国人不放心，他们想找中国问问，你到底想要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找来找去，在河边上找到了。他一问，中国说：“嘘，不要打扰我，你没看见我正忙着摸吗？……啊哟螃蟹夹手了！”总之，我们中国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策略，决定了我们很难给人家一个满意答案。中国没有办法明确告放别人，自己崛起会怎样改变世界格局，因为自己心里根本没谱。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先稳住美国，赢得时间，继续去摸石头。这个方面的观点，记得我在很早的贴子中已谈到过了。就是第一章“回望中国”那几节。我不重复了。
　　　当改革开放进行到二十年时，也就是 2000 年以后，中国已经无法继续避而不答了。因为我们长得太大了，已经成为世界无法忽视的力量。如果再不回答，让人家猜忌，国际环境于我不利。所以到了 2003年底，中国终于被憋出来一个说法，就是“和平崛起”的有关理论。
这个提法，最早是政治理论家郑必坚在博鳌论坛上提出来的。后来，国家领导人也在一些公开讲话中也使用了这个提法。
　　　和平崛起的含义是什么呢？按照郑必坚的说法，就是，世界历史证明了，大国崛起往往打破原有国际格局，引发战争和动荡。原因就是他们搞侵略，搞扩张。大家放心好了，我们中国人不想这么办，也不会这么办。那我们怎么做呢？有办法。一是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二是吸收外国文明，弘扬中华文明。三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这三个方面，为“和平崛起”提供了制度上、文化上和环境上的三个保障。
　　　我小时候，老家过春节，大门上的对联都贴着：“中华崛起，巨龙腾飞”。所以在国内来说，崛起不是什么新提法，中国人自己从一百年前就憋着劲想崛起了。中国崛起作为一种“最新”提法，目的不是对内提，而是对外提，是讲给老外们听的。特别是要在博鳌论坛上先讲给那帮提心吊胆的东南亚国家听。
　　　当然了，说给老外听，绝不仅仅只是要通知人家一声：“亲，我们可要崛起了哦！”中国想表达的内在意思很丰富。这个内在的意思，不是郑必坚教授在桌面上讲到的那三条，而是潜而不宣，请人家意会意会。咱们来挖掘分析一下和平崛起这个提法的内在意思。
第 108 节和平崛起 2
　　　和平崛起的实质目的，就是回答：中国崛起以后，国际格局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我们先看看中国与国际格局的历史关系。
大家知道，现代世界以 1992 年为界，划分为两段。前一段是冷
战时期，两个世界秩序体系对立。后一段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国情况比较复杂。前一段，我们先加入了苏联一方。后来跟老大哥闹崩了，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中国成为游离于两个体系之外的孤家寡人。但是在政治和经济的特征上，当时中国仍然是苏联阵营的那种特征，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1970 年代末期到 1992 年，中国政治特征不变，而在经济特征上逐步向美国阵营靠拢。1992 年苏联倒台、小平南巡、十二大召开，中国才痛定决心，逆风而上，孤注一掷，以“天塌下来当被盖”的精神，毅然加入了全球化格局。下这个决心很难。周立波评价说，小平怕后人把打开的门再给关上，所以这回把门板和门套都拆掉了。2011 年，中国加入世贸，标志着中国投身全球化迈出了最关键的决定性一步。
　　　毫无疑问，近三十年来，中国和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两个赢家。当年入世，有人担心得要死，但我比最乐观的专家还要乐观，没想到后来现实比我的预测更乐观。这也带来一个难题：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中捞了好处，那么你坐大以后，将如何改变这个格局呢？呵呵，我个人认为，中国到现在也不知道答案。“和平崛起”这个理论，实际上是中国在必须回答而又不知答案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一个缓兵之计。它是说给世界各国听的，当然主要是说给美国听的。不管专家从中解读出多少伟大思想，反正我从中只解读出三句话。
　　　中国的第一句话是：中国承认现行的国际秩序，也就是中国承认以美国为首的、多极并存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的一套国际秩序。三十年来，中国虽然受了不少鸟气，但总体来说，在这个秩序中还是
得到了大发展。中国的第二句话是，中国表示，会继续遵守这个秩序。中国的第三句话是，中国承诺，即使自己将来强大了，也不准备颠覆和破坏这个秩序。总之，我说老美啊，你就放心吧！
　　　从这个角度理解，“和平崛起”这个提法，不是一个示威的提法，而是一个示好的提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在向美国装熊，希望国际社会不要对中国的崛起过度猜忌。
　　　我这个观点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中国在 2003 年先提出“和平崛起”，后来该提法又改成了“和平发展”。大家可能注意到，现在我们的领导人没人会提“崛起”二字。有兄弟会问，为什么要改？是不是体现了我们的战略思想的什么变化？我认为，这个提法的改变，背后没有任何战略思想变化。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反复推敲，感到“崛起”两个字还是太硬梆梆了，担心老外文化水平不高，不能准确理解领会，误会了我们的一片苦心。
　　　但是很可惜，八年过去了，这个提法没有消解国际上的警惕和敌意。美国、周边各国，基本都不相信中国真会和平崛起。为了让大家看着不累，便于理解，下面，我以美国和中国为主角，导演一部香港帮会电影。电影场景是：深夜里，在一片废弃的工地上，两个穿风衣戴墨镜的男人——中国和美国见面了。
美国说：老二，这么晚约我出来，到底有什么事？
　　　中国说：大哥，闲话不多说，你也知道，这几年我在道上磕磕碰碰。别人就罢了，连你都不相信我！所以我约你出来说几句心里话。一，我华某行走江湖这么多年，谁不知道我是个最讲规矩的人；二，
我以后还要在码头上混，我怎么会去坏了规矩？三，以后就算兄弟真的发达了，大哥还是大哥，道上的辈份不会乱的！
　　　美国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就算你这么想，环境比人强！人心会变的。你也看见了，苏东帮跟我斗了那么多年，他们内讧散伙的时候，我没有去趁机赶尽杀绝，也算仁至义尽。可是怎么样呢？毛子干了两票石油生意，兜里有了几个钱，还不是一样狗改不了吃屎！
中国说：但是，大哥，我……
　　　美国说：不要说了！就算我信你，一帮小弟也不放心。这几年你翅膀越来越硬，小日、棒子、巴子、小菲他们几个一看见你就吓得尿裤！弄得帮里人心不稳。算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另外，欠你的钱我会还的，你不用担心。我们两个面子上要过得去，不要让弯月会、咖喱党的人看笑话。
中国说：那……好吧！
　　　美国说：噢对了，你要管教一下二胖子。我一直给你面子，但你的马仔这么没规矩，让我这个大哥很不好做！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7第 109 节和平崛起 3
　　　前面两节，我想说明，中国正努力回答“中国如何发展”、“中国发展向何方”两大问题。应该说，这三十年来，我们通过不断参考猫
咪和石头的意见，通过自己摔跤和观看别人摔跤，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正在由感性向理性、由片面向全面大步迈进。
　　　兄弟们请注意，2007 年以前的官方提法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种提法也不错，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越来越长，很考验肺活量。以后要是再有几代领导提出新理论，那么这个单子就一口气念不下来了。所以，2007年“十七大”上进行了梳理，党的理论体系被概括为三大部分，一是老祖宗的理论，即马列主义。二是革命理论，即毛泽东思想。三是建设理论，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江胡三代的理论成果全部装进第三部分。以后如果再有新成果，也可以装进去。这样一整理，就比较清楚了。
　　　小平是改革的开山祖。他的理论是解决为什么要改革、怎么看待改革、怎么搞改革、改革的奋斗目标问题。江泽民面临国际上苏东解体、国内社会阶层分化的复杂局面，他的理论是回答执政依靠谁、发展为了谁的问题。胡总上台时，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这是国际公认的社会矛盾高发期，也叫中等收入陷阱，他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理论，内容是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我认为，这套理论，虽然有些内容还有待实践进一步检验，有些
内容还比较模糊，有待进一步细化，但是总体来说，这些理论加到一块，已经能够回答第一个问题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发展向何方”的问题，确实没有解。这个解，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解，而不是一般的解。你说“和平崛起”，你说“战略三步走”，你说“全面小康社会”，你说“和谐社会”，这些都不错，但都不能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不是理论水平的问题，而是实践水平的问题。因为对于世界和中国而言，13 亿人的全面崛起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变，不可预知因素实在太多。在中国崛起以后，已主导世界几百年的西方文化的地位将如何？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如何调整？人类使用能源的模式如何改变？亚太安全体系如何重建？中华文明如何处理同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关系？目前，这些问题都无解。
　　　如果从更深层次来看，一个文明若能崛起，必有一个坚实的文化价值体系支撑。例如，中国古代的仁义礼智和伦理纲常，苏联的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西方现代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些价值的凝聚力、感召力、说服力，构成了一个文明崛起过程中无坚不摧的核心力量。我相信，中国如果崛起，肯定是有价值有信仰的崛起，而不会是一种缺德的崛起。
　　　中国崛起背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明确了，其他问题也许就容易解决一些了。有的中国学者希望复兴传统价值体系，有的西方政治家希望中国能接受西方价值观念。其实，两者都不容易。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从中央到民间，都在努力构建属于中
国人的价值体系，但这确实需要时间。
　　　价值体系这个东西，并不是想建就建的。人类发展了几千年，成套的价值体系也就只有那么几个而已。文化价值体系的演进是个漫长过程。例如，宋代程朱理学的兴起，带来了儒学第二次大发展，从而确立了三教之首的地位。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对于外来佛教的系统回应。我同意这个看法。但是，宋朝，距离佛教传入的汉朝，已经一千年了，这个“系统回应”是不是来得太晚了点啊？可见价值体系的演进之漫长。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在 1840 年受到严重挑战后，一直处在自我调整之中。什么时候才能调整到位呢？不知道。我没有结论，大家一起去思考吧。
我在佛前苦苦等了一千年。第 110 节问题驱动 1
　　　十年前，北京，黑夜，寒冬腊月，冷。我缩着脖子，一溜小跑，穿过一个大杂院。院里有两棵国槐，树之间横绑着一根竹竿，晾着几双长筒袜。袜子从竿上垂下来，冻得梆梆硬。我一头撞了上去，血当时就冒了出来。……多年以后，每当遇到逆境，我就摸着脑袋自勉：他妈的，只要环境冷到那个份上，连袜子都能产生战斗力，更何况人乎？
　　　前几节谈到，中国近三十年发展，摸着石头过河，摸出了一套理论体系，把“怎么发展”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最终发展成什么样子”的问题仍然无解。这是我们以后探讨问题的一个大背景。接下来，我
想探讨的问题是，中国改革的动力是什么？这是我们以后探讨问题的另一个大背景。
　　　我个人的观点是：近三十年的中国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改革。换一句话说，是救火式的改革，是逼上梁山式的改革，是被问题踹着屁股往前走的改革，是再不改革就要出乱子的改革。我认为把这个问题讲透，有助于我们理解以前和现在的许多社会现象，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一些走势进行预判。
　　　在邓的时代，改革肯定是逼出来的，这个不用论证了。整体上， “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开除球籍的危险”；农业上，小岗村的农民分地单干，那是立了生死状的，连自己死了以后孩子由谁养都约定好了；工业上，引进外资搞开发，“杀出一条血路来”，等等。
　　　到了江的时代，改革仍是逼出来的。不仅是国内在逼，更主要的是国际上在逼我们。十三年间，中国最大的改革莫过于融入全球化体系，这个前面我们提到了。其实这个决定很难很难。中国犹豫了三年。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领袖，比如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两口子都被毙了。这对于中国决策层的冲击是很大的。
　　　当时，无数的外国专家和名人，都在热心地帮中国读秒：“一、二、三，崩溃！一、二、三，崩溃！”（这不是他们的原话，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在许多头脑清醒的中国人看来，改革搞了十多年，确实进退两难，关起门退回去肯定是等死，继续改下去很有可能是找死。所以当年小平南巡，是很震撼的，有点像武侠电影里面的场面：
几个兄弟被一大群敌人包围在破庙里，眼看敌人就要攻进来了，索性拔刀踹开门杀了出去。这个勇气可嘉。到了 2002 年，当时的国家发改委主任曾培炎评价了一句：“此前十三年堪称盛世。”这也算是对迎难而上的历史回报吧，富贵险中求，繁荣和发展也要险中求啊。
　　　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两大理论的提出，实际上也是客观形势逼出来的。“和谐社会”的提法最早见于高层讲话，是在 2004 年。科学发展的提法出现得要更早一些。这些理论产生的背景，是一系列震惊国内外的负面事件。集中在国企下岗、征地拆迁、工程移民、环境污染、生产事故、食品安全等方面。这些年，国内报纸天天都有，央视也在不断曝光，最近全国还在围剿地沟油呢，我就不再多说了。
　　　近日出版的《朱容基讲话实录》第四卷，朱老板对当时的群体性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到的大庆油田因分流富余人员而引发的上访事件。大家知道，大庆是中国工业的一面旗帜，大庆工人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所以，当时这类事件势必引起上层的高度重视和反思。后来，在和谐社会理论中，围绕谁来承担改革成本、谁来享受改革成果的内容，明确提出，让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分享改革与发展成果，这是高层对于这些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回答。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突出优点，就是被逼到份上以后，智力和能力
都是超级厉害，让全世界惊叹不已。同时咱们也有一个突出缺点，就是有些时候（当然也不是全部时候），理论上可以避免被逼的，可偏要让自己落到被逼，然后再去创造奇迹，华丽丽地纵身跳过墙头。
　　　十年前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愤青。当时，我对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意见大了去了。当时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时间，应该是 1992年以后的那几年。那几年里，思想理论上，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导向；现实中，许多行业的市场还处在卖方市场，竞争并不激烈，企业日子还比较好过。如果当时开始推行产权改制，许多国企的资产变现以后，足以妥善解决职工安置问题。
　　　然而政府就是不改。只要能不出事儿，只要还有口饭吃，就回避矛盾，先拖着。这么拖、拖、拖，一直拖到 1998 年朱老板当总理，他发现这时候不改真的不行了。因为大家吃不上饭了。可是，这时候已经错过了改革的最好时机。国际上闹金融危机，国内市场竞争激烈，企业改了制也不一定能活出来。更糟的是，这时企业资产已经被搞光了，不管是亏损掉的也好，吃喝掉的也好，为发工资变卖掉的也好，被贪污掉的也好，总之，反正是资产没有了。有的企业资产还是负的，因为资不抵债，就搞债转股。银行叫苦不迭，放贷放成股东了，只好盼着国家来剥离。但是，能挤进债转股盘子的幸运企业能有几个？多数企业活不出来，又死不掉，安置职工，钱从何来呀？
　　　不改不行，改又没法改，这真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国企脱困那几年，全国各地，被职工包围频率最高的领导，就是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我有一个朋友，当时就在县上干这个夯活，成天给上
访职工解释政策，被啐在脸上，就跑到卫生间洗洗，再跑出来接着解释。当时干部中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前世做了孽，今世管工业！”一些经济人士也报怨改晚了，有人还报怨说，要是老朱早当五年总理就好了。
　　　在九十年代初期，实际上国内也有过产权改革，特别是山东诸城的“陈卖光”。但是，从全国整体而言，把竞争领域的国企（主要是地方国企）卖了，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极大。虽说这个时候卖掉，卖出来的钱可以安置职工，对职工更有好处，但职工并不买账。因为只要还有饭吃，只要没有山穷水尽，许多职工根本不愿意接受改革，特别是不愿失去国企职工身份。他们势必产生强烈反弹。
　　　这是一个极为无奈的事实：企业条件越好的，越能开出较高补偿条件的，反而越改不动。企业条件越差的，越不能给出任何补偿的，反而越容易改。《朱容基讲话实录》中说，2002 年石油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费用，每人平均是 16 万元左右。结果还改出了乱子。相反，我在西部某地曾目睹过一次县属企业散伙。当时，这个企业因为经营不善，已经停产多年，职工没有领到过任何生活费。最终县里研究决定，为他们解决以前拖欠的养老保险，之后的要自己续交，另外每人补偿三四千元，就撤底了断。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当时的场景：没有太多的话，开了会，领了钱，
大家一起到街上吃了顿面条，男人在抽烟，女人在抹泪，吃完，各自走人。长期停产本身最有说服力，人们已经不报希望，知道这是必然的结局。
　　　中国的改革很复杂。许多问题，理论上是一回事，实践上是另一回事。让时间来解决问题，肯定不是最优解，但有的时候它是唯一的可行解。在操作层面上，问题驱动式的改革模式，也许是唯一的可行解。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7第 111 节问题驱动 2
　　　我这个人平时说话，总喜欢用“中国”、“人类”、“世界”、“文化”、 “社会”等名词儿为主语进行造句。有个哥们警告说，你站得太高，小心容易遭雷击！我告诉他，我认为，遭雷击的表面原因是站得太高， 根本原因是站得还不够高——你站在所有云层之上，永远不会遭雷击！他当场被我的诡辩给雷闷了哈。
　　　这几节，我试图在站在云层之上，对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进行某种总体性概括。然后再以此为背景，探讨方方面面的具体内容。问题驱动式的改革，不仅是在国企方面，在许多领域都是一样的。对这个
模式，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
　　　在许多时候，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我们多数人不可能深谋远虑，普通百姓都是求稳怕变的。大家不碰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戴孝帽子不哭爹，一步步走向无路可走的过程，就是一步步统一思想的过程，到了最后一步，不用理论家们来上课，也不用书记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大家都会一致说：此路不通，掉头！
　　　这种问题驱动式改革，看似没有前瞻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际上却包含着某种政治智慧。在中国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国际环境险恶、国内稳定压倒一切的背景下，政府会更倾向于做出这种选择，见招拆招，而不是主动出击。这种方式，提高了改革措施的针对性，同时降低了改革的社会风险。但是，它也给中国造成了许多问题。
　　　所谓违规性，它的发生原理是：既然我们的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那么，在问题变得很严重之前，我们是不会提前主动去解决问题的。问题是怎么来的呢？是不合理的体制、法规、政策造成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提前主动去触动问题背后的这些东西。所以，当问题严重了，必须要解决了，“该出手时就出手”了，这个时候，造成问题的体制、法规、政策仍然存在，而且在法律上仍然有效。所以，改革措施本身，往往是违法违规的。
　　　通过改革的成功，这些改革措施得到认可，成为新的政策法规。但是，政策法规都是自颁布之日起生效的，你不可能往前倒追。所以，
当年的改革措施，永远都是违法违规的。这就造成了改革者身上的“原 罪”。再加上改革本身就是一场利益调整，不可能不得罪人，这麻烦 就大了。改革者外有仇人，内有“原罪”，小辫挺多，所以死得很惨。 大家可以看看，三十年来，中国有多少改革先行者被“拍死在沙滩上”？这是改革自身模式造成的。这也使得一些人不愿改革、不敢改革。
　　　有一次，我跟一个老乡喝酒，他在省委政策研究机构工作。我向他摆出了我的思考：改革的对象是什么？是旧体制、旧政策。那么，今天我们改革的对象，有几条是 1979 年以前的？几乎没有！今天我
们的改革对象，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台的东西，甚至是 2000 年以后才出台的东西。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改革本身又是改革的对象，改革同时又为下一步改革制造对象？如此循环往复，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中国要改到哪一天为止？如果一定要给这场改革设定一个期限，你是不是希望是一万年？
　　　这就是短期性的问题。这也好理解。问题驱动式的改革，都是问题临头了，火烧眉毛了，改革往往集中于解决眼前问题，而忽略了政策的长期性、全局性、普遍适用性。所以，我们的政策变化太快，政策的连续性太差。今天“有水快流”鼓励发展，县长来给私营小煤矿剪彩；明天调整产业结构，关井压产，县长又带着一帮人来炸封井口。这个弄法，人家不骂你政府才怪。
　　　上面就是我的关于中国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观点。准确地说，我认为，改革总体而言是问题驱动式，也不是说每条改革、每项改革
必然都是被问题驱动出来的。
　　　前面提到了问题驱动式改革模式存在的两个问题，即短期性和违规性。其实，那两个问题还不是最要命的问题。最要命的问题是—— “问题”是什么？我不是在搞文字游戏。我的意思是，既然改革是问题驱动式的，就需要我们来认定：那些问题才是最严重的，需要尽快改革的。凭什么标准来认定呢？没有明文规定。一个常用标准就是，再不改革会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就要优先改革。讲到这里，许多兄弟已经看出问题所在了——对于一个问题而言，它实际上的严重性，与人们感觉到严重性，有时并不一致。
　　　不管中国外国，改革都是社会各阶层、各集团之间的一场利益变化。这种变化，如果有规矩就是利益调整，如果没规矩就是利益群殴。中国呢，说是利益群殴可能太刻薄了一点，我们姑且说是利益调整吧。随着改革进入而立之年，越来越多的社会集团都累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比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巨头，动不动就给你来个供气供油不足，让加油站排队排出几里地。司机和市民怨声载道，媒体聚焦报道，中
央领导多次批示。好了，“严重问题”形成了，大家快解决吧，请国家发展委下一个通知：涨价。又比如，早已经过时的国家食盐专营体制，早就该改革了，但这帮家伙硬是拼命强调碘缺乏症问题的严重性，把这场改革往后拖了十来年，把食盐生产企业害得够呛。
　　　中国改革最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是什么？是九亿农民问题。然而，他们偏偏又是沉默的大多数，各自为政，一盘散沙。改革开放三十年，如果一定要找出最大的工作偏差在哪里，我个人认为，就是对农民关注不足。我说这几句话，估计国务院几任总理听了比窦娥都冤，都要拿砖拍我了。
　　　有必要补充一句。我说，某些利益集团在呼悠国务院。其实在美国，在欧洲，利益集团呼悠国会和政府的水平更高。他们叫“政治游说”。我的主要意思，不是想批评那些呼悠者，而是想强调：要真正落实胡总的“统筹兼顾”，中国各阶层需要拥有平等的呼悠权力和呼悠能力。而农民缺这个。
　　　前面几节，把近三十年的发展概览了一下。就是：一，基本解决了发展思路问题；二，大方向明确，但拿不准最终发展成什么样子；三，问题驱动式改革。这算是大背景吧。在云层之上的总体观点讲的差不多了。我们就顺势进入具体领域吧：大包干。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7第 112 节大包干
年到 2011 年的情况拉通了说完。大家清楚的历史过程不多讲，只探讨问题。
　　　中国改革，起于农村，安徽小岗村开始大包干，是让穷给逼出来的。官方报纸文章说，当时，省委书记万里下乡，看见一个农民家庭，三个女人，都没裤子穿，不敢出门。万里当时说，我们对不起农民！
　　　皖北，历史上是凤阳、颍州、泗州的地盘，人多地少，外加黄河夺淮，“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成了丐帮兄弟的故乡。其实，皖北矿产丰富，水路很便利，新中国建设了淮南、淮北两个工业基地，又靠河运和铁路崛起了一个重镇蚌埠。我觉得，与华北平原的其他农业区相比，皖北在建国后的发展算是快的，也不至于穷到那个程度啊！直到现在，虽然还有牛群去挂职扶贫，那里的农村还是没有富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有了解情况的兄弟，请帮助分析一下。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是什么样的？前面许多贴子从各个角度分析了。是没落的伦理型社会；被强力改造但不太成功；人民公社组
织；土地集体所有；以农补工造成普遍贫困；户籍制栓人。等等。我根据自己体验，认为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当时的中国农村，是一个物质欲望已被充分激发、但又无法满足的社会。
　　　不知兄弟们有没有读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等小说？茅盾文学奖哈。路遥就是陕西农村出来的，他的小说完全写实。我觉得他的小说再现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欲望。当时的农村，通过政治运动，通过普及初等教育，通过收音机和电影，通过现代交通体系，通过上学当兵，已不再封闭。即使在最落后的小县，县乡两级基层政权、县属学校医院等事业机构、国有和集体企业，也为农民子弟提供了不少改变命运的岗位。路遥小说中的高加林、孙少平等，代表了当时农村青年真实的想法。当时的农村，至少在年轻人中，满足于白馍蘸红糖的人越来越少，人们盼着走出去，盼着富起来，盼着过上更幸福生活。
　　　正是这种物质欲望，催生了大包干、乡镇企业、民工潮。同时，欲望决堤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问题。就在离小岗村不远的阜阳，近年就冒出一连串负面新闻，比如劣质奶粉之类，搞的阜阳的兄弟出门都
不好意思了。
　　　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才是推动中国崛起的力量之源。当年，老毛正视了农民“打土豪是为了分田地”，才赢得了革命胜利。当年，以集体觉悟去替代利益需求，才造成了人民公社的式微。改革年代，对于社会物质欲望，怎么去顺应而不是压制，管理而不是放纵，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执政课题。
　　　2002 年，十六大，江总做工作报告。以前这种重要的报告，最后一句都是“为某某主义而奋斗”、“为某某目标而努力”之类的话，再加几个感叹号。这次，即将离任的江总，最后一句喊出了“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这句话真把我感动了。是啊，老百姓跟着你共产党，就是想过上好日子，如果老婆孩子吃不饱，什么主义都是放狗屁。能把“幸福生活”放在这个地方喊出来，改革有希望。
　　　扯远了，回到农村。要论近三十年来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我认为可以划为成三个不同时期。为了方便论述，本贴子给它们取名为 A阶段、B 阶段、C 阶段吧。我来简单描述一下，把这三十年风雨一笔带过。
　　　对于集体化，争议很大。有人说它释放了生产力，战天斗地，干成了无数前人干不成的事。有人说它阻碍了生产力，还破坏了生态环境。当年听说要搞集体化了，农民砍掉自家的林子，卖钱花光，杀了还没长成的小猪，一顿吃光。人人都想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把自己改
造成真正的无产阶级，好去共别人的产。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但是到了后期，人民公社确实积弊丛生，主要体现为阻碍生产力了。 “大包干”是对的。
　　　大包干也使农民流动成为可能。人们不用挣工分了，自己的田，一个劳力能种完，另外的劳力就可以外出打工了。实际情况是，农村 “半劳力”即老人成了种田主力，青壮年大量外流。虽然八十年代城市仍然用粮票，但对自由市场不再严格控制，只要有钱就不愁没粮吃。
　　　当时，中国还没有形成九十年代以后那种民工潮。原因：当时外资企业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四个特区，雇人有限。私营企业还处于家庭作坊阶段，用马克思的话说叫“自雇劳动”，雇佣有限。城市服务业还处于个体户、跑单帮的阶段，倒爷们亲自扛包挤火车，也雇不了几个人。所以，农民流动主要就近，到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政府不愿管理太多流动人口，流来流去的看着眼晕，所以也大力提倡这种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近打工。
　　　总之，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大邱庄禹作敏评价说：毛主席折腾农民，邓小平让农民自己去折腾。
当时的人们认为，农业繁荣是大包干释放生产力的效应。这个观
点不错，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当时处于短缺经济。直到九十年代瓜瓜果果都卖不出去了，大家才意识到这个原因的存在。
　　　在 A 阶段，农产品基本不愁销路。中国多次爆发震动国务院的 “棉花大战”、“蚕茧大战”、“烤烟大战”等。各级各地企业以及大群的合法贩子和非法贩子，下乡收购，抬高物价，争抢原料。有些省市县为了保护本地企业，一到收销季节，就沿路设卡，重兵以待，堵截外来收购车辆。为了抢到货，有的贩子连鸟枪和砍刀都用上了，引发了许多惊心动魄、血肉横飞的事件。有的乡镇领导，守土不力，本乡农产品竟被外地企业拉跑了，结果被批评处理。
　　　概括而言，A 阶段，中国农民过着相对幸福的生活。卖方市场为农民带来了收入。城乡差距在缩小。“万元户”让城里人都羡慕极了。当时报上登过“大学生嫁给万元户”的佳话。同样由于卖方市场，许多乡镇和村社办的小厂活得有滋有味，虽然产品质量低劣。这样又为农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到九十年代中国进入买方市场后，这些小厂中的绝大部分——也许 98%以上，倒在了市场竞争车轮之下。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7第 113 节民工大潮
　　　往下面我写了一千字，自己又删掉了，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的事，没必要再多啰嗦。概括来说，1992 年，中国全面进入市场化。1990 年
代中期，全国已经基本形成买方市场。这十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最难的十年。农产品卖不出去，乡镇和村办企业又倒掉，碰巧这时广东、浙江和江苏的出口加工企业起飞。一个推力，一个拉力，农民工大潮形成。
　　　记得 1999 年，一个朋友对我说，中国可能要乱！我忙问其故，他说，从历代治乱循环特点看，乱之前的三大征兆：一是捐税太重，种田亏本，农田大量抛荒。二是流民遍天下。三是基层政权瓦解。当官僚贵族队伍太大，社会财力不足以养时，就会出现分化，当然先从基层开刀。比如，李自成就是体制内的基层邮递员，因为财政紧张，被下岗分流。这第三个征兆很重要，因为流民再多，也是乌合之众，总要有人领导才行。基层政权一瓦解，为他们配强了领导班子。
　　　这家伙说得头头是道，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反正后来，我在吴思的《潜规则》看到过类似观点。当时，虽然章家敦的大作还没问世，但国际上一直有中国崩溃论。所以朋友这个话还真把我吓了一跳。我一想，还真像是这么回事。我们来与现实对照一下。
　　　我思考了好几天，又给那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要宽心，中国乱不了。理由是，当时和历史有两个不同。第一，历史上，是因为缺粮而抛荒，出现流民，（因为天灾生产不出来，或者因为苛捐不够交纳），而现在是因为缺钱而抛荒流动。农民并不缺粮，只是卖不起价而已。二是古代流民没有足够的社会岗位吸纳，现在流动人口都在打工，基本有岗位。我的结论是，无论留在农村，还是流入城市，农民至少都不存在挨饿的问题。所以乱不了。
　　　平心而论，当时的农村，虽然还远远不致于出大乱子，但确实很困难，用“水深火热”形容不为过。李昌平给朱容基总理的信中疾呼： “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了一句时代名言。
　　　朱容基总理做出了回应。其办法，一个是农村税费改革，二是退耕还林，三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四是在清理“农金会”等大事中努力保护农民利益。他老人家也算尽力了。当时中国财力很有限，而且正在进行国企脱困的三年攻艰，这些事也很花钱。工人阶级有力量，
在问题驱动式的改革中，更倾向于优先解决国企问题。直到 2002 年以后，国家财力喷发式增长，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税费问题才成为可能。
　　　记得我参加过一个课题组，调研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情况。当时跑了北京、上海、重庆、山东、四川。我发现，在包吃包住的情况下，一月 500 元左右这种工资水平，从八十年代开始，一直被天量的劳动
　　　当时，我总结了中国两大经济奇观：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二十年，工资却在 500 元上纹丝不动；二是经济连续 8%以上高增长，股市却在 2000 点上纹丝不动。（所谓七年熊市啊，神奇的中国股市）。这他妈的绝对堪称世界经济史的一大奇观！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中国产业升级乏力。当时，只要是个经济学家都看出问题来了。产业升级这个东西吧，必须得靠形势来逼。要是哪个国家宣称，产业升级是靠政府英明规划出来的（比如新加坡的老李），纯属扯秧。我认为，虽然政府的产业政策非常重要，但产业升级 90%以上的原因和动力，来自劳动力、土地、能源、原材料、利率、
汇率的压力。
　　　美国、日本、四小龙，当年都是这个路子。虽然有个别企业很有长远眼光，但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升级风险很大，只要能继续赚钱，谁去找死。只有当不升级的死亡概率超过了升级的风险，大量企业才会想办法去升级。各国都一样。而中国的大麻烦在于，人太多。要是劳动力无限供给，不仅直接影响升级，还会对其他要素产生替代。比如机器长价，我就少用机器多用人，这样一弄，劳动更密集，产业还降级了。
　　　我当时绝望地认为，有九亿农民的中国，初级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应，一时半会的看不到头！真的没有想到啊，没两年，民工荒竟然爆发了！靠！这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用脚说话，通过市场来调节不合理的劳动力价格啊。历史再次证明：第一，中国农民了不起！第二，谁也指望不上，农民的利益说到底还得靠自己去捍卫。看着广州火车站、杭州火车站举着涨工资的牌子招工的那一大群老板，我很欣慰啊，你们也有今天啊。我还以为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了呢！
　　　虽然一些地方领导愁得不行，如临大敌，（他到底代表谁的根本利益啊），虽然有个记者断言“民工荒只值五百块”，也就是说涨点工资人就来了。但我坚信，“民工荒”的意义不止于此。它和近十年来出现的土地涨价、原油价格波动、原料紧张、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一起，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代。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在此先打住。以后我会专门探讨产业升级问题。
　　　在 C 阶段，除了民工荒以外，中国三农还有几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
（前面什么地方好像已引用过）。这里的一税是指正常税收，二税三税是指杂七杂八的东西，古代叫“捐”之类，现在叫乱收费、乱集资。
　　　自古以来，农村税费改革原理，大致总结如下：首先，要承认，税外的那些东西，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所以，先甄别，把不合理的废掉。然后，把合理的纳入正常税收的范围之内。最后，公布新税制。同时，还要严重声明，新税已把该收的都包括了，税外严禁再收费了，哪个再敢收费，插他老木、泼他硫酸、死他全家、踢他小底迪！但是，实践证明，过不了多少年，新税之外又冒出了无数的形形色色的捐和费。于是，再搞一次税费改革，再承认，再甄别，再纳入，再公布，再声明，再严禁，再踢他小底迪。如此循环，负担越来越重，最后农民承受不住了，“霹雳一声暴动”。明朝张居正同志的“一条鞭法”，就是失败的典型案例。
　　　农业税的废止，宣告了新时代的开始。城市和工业再也不需要小农输血，开始全面反哺。废止农业税以来的五年，中国农民得到的实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加起来都多。“新农村建设”战略得到了大量财政资金投入。城市一体化试点全面启动。低保体系、养老体系、医保体系向农民全面扩张，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正在加速形成。种粮、种棉、化肥、农膜、良种均得到财政补贴。以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为突破口，国家用财政补贴的形式启动农村消费。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8第 114 节农村人生
前面回顾了一下三十年农村经济的大致脉络。因为我们探讨经济
和文化，一些政治类的大事，如基层民主选举，就没提到。窥豹、苏灿等几个兄弟谈到了农村生活经历。我生于城市，没有长期在农村生活过。但我从小常常下乡，所以对南方和北方的农村都不陌生。
　　　说到农村，想到了我的二姨。她 1956 年生，1997 年因癌症去世，一辈子生活在北方的农村。她从 20 来岁到去世，恰是改革 30 年。她这辈子就是一部微缩历史，我在思考农村问题的时候，经常都会想起她。
　　　她是女强人，小学文化，不怕苦，不怕事，很聪明。八十年代初，她在村上办起“代销点”，就是从乡供销社进货的私营小商店。当时是村上唯一。由此，她成了村上最先富起来的人。记得我下乡，村上还没通电，晚上在院里吃饭，她就把手电筒吊在枣树上照明。这可够奢侈的，相当于现在的富人专用进口矿泉水来煮饭，呵呵。
　　　好景不长，八十年代后期，村上冒出了许多商店，五步一岗，三步一哨，卖东西可就难了。二姨就让姥姥守着旧店，自己跑到村头公路边又开了一家新店，好占地利。如果有应季的货，比如春耕时卖化肥，她还租车走村串乡。
　　　九十年代初，村里兴养殖。家家养鸡。村里的生活环境很快恶劣到极点。我下乡，远看一张黑桌子，走近了，苍蝇“轰”地飞开，才发现原来是张白桌子。有人说，打个哈欠都要捂嘴，不然有苍蝇误打误撞进去。当时二姨也养鸡。后来乡里规划，把鸡场迁到村外，以改善环境。大家集了资，把鸡舍统一建好，可这时鸡蛋又卖不动了，于是鸡舍改搞食用菌，菌子也卖不动，臭在村外水沟里，大家亏了不少
钱。
　　　这三十年，农民对财富的渴望，或者说物质欲望，被充分激发。记得我下乡，别人给我介绍某人，一般是这样的三句：“他叫某某，在某地做生意或打工，估计他有多少钱。”人们春节回乡聚首，满桌的人都在讲钱。到广东招工能挣钱，到江苏贩时装能挣钱，到宁夏修浮桥能挣钱，到青海修公路能挣钱，到黑龙江贩木头能挣钱，到新疆承包棉田能挣钱，到西藏卖旅游纪念品能挣钱。从初夕到十五，从午饭到晚饭，除了讲钱，还是讲钱。
　　　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他们挣钱的机会很少，由于教育落后，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的能力很弱。诚实劳动，能挣几个钱啊。不诚实发财的，倒是比比皆是。电视上尽是香车美女和高档饭店，电视里的帅哥坐在奔驰车里打着手机：“那五千万美元我马上打过来……”市场大潮冲击下，在北方农村，乡亲观念越来越弱，道德标准越来越低。有钱才最重要，能骗才是本事，人人都想轻易发横财，种田的被看不起，老实的人娶不到媳妇。九十年代，为了竞争，二姨的商店赊出去不少货。有的人有钱也不还，有的账一拖十多年。直到她最后患了癌症，以治病名义去讨要，一些同家同姓的乡亲，一些从小长大的朋友，仍然拒不还账。一些账，永远也没有收回来。
　　　二姨去世前，“新农合”还有没铺开，当时她有两件事比较担心。一是医药费。二就是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弟。对于没权没势的中国人而言，改变命运最可靠的办法是读书。然而，这三十年中，与经济进步相比，农村教育没有明显的进步。特别是 2000 年以前，由于
拖欠教师工资，有的学校教育质量下降，有的学校还垮了。学校不行，再加上二姨自己文化不高，管理不严，表弟成绩一塌糊涂。小学没毕业，靠花钱上了技校，毕业后，托关系进了国企。几年后，企业垮了，买断走人。虽然村里留了地，但他们这代人，完全不会种地，根本不想种地。于是，在城里漂着。登三轮去卖小吃。挣的钱，除了生活，续了社保，所剩无几。条件比他强的，当然不嫁他。后来娶了一个经济条件比他还惨的。不结婚还好，一结婚日子更不好过。这个条件怎么养活孩子？偏偏又怀上了。这个生活是长久之计吗？
　　　二姨怀着深深的不放心离开了人间。她与祖祖辈辈一起，埋在了村外黄土之中。坟头东南三十里，黄河无语，滚滚东去。
　　　……前面我一直在回忆。由于在人的感官世界里，痛觉总是优先，所以一想，先想到了许多不爽的事。平静下来仔细想想，也有一些好事。
　　　过去三十年，二姨所在的那个村子，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家家有粮有肉。所有的房子都变成了红砖水泥房。2000 年以后新盖的都贴上了瓷砖，外面看不到砖块了。八十年代初我下乡时常见的那些土房，已经一间都没有了。家家有彩电和冰箱，青壮年人都有手机。
　　　今年春节时，我下乡一调查，村里家家都有农用三轮或者摩托车。现在的加长版的农用三轮车很厉害，售价七八千元，就跟一辆小卡车一样长，就是少一个轮子。能拉人，能载货，能犁田，还能带动抽水机浇地。缺点是出事太多，去年还翻车死了个人。所以交警老罚他们。如果摩托和三轮不算家用汽车，那么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估计
二到三成，正式成了有车一族。比如，二手的旧长安面包车，售价不到两万，一辆新的奇瑞旗云，也就是五六万，农户买得起。中国的农民家家都烧汽油，你说国际上油价能不长吗？村里富人越来越多，其中就包括了村头加油站的老板。他眼光独，干得早。这几年再有人想开加油站，不好获得批准了。
　　　2000 年以后，村小学和乡中学都翻了新、盖了楼。近几年，教师工资由县财政直接打卡，所以教师成了县里的热门岗位。教育水平提高很快。缺点是有一批没获转正的民办教师还在不断上访。2000 年以后，高校扩招，村里念大学的孩子每年急增。以前，村里人能扮着手指算出史上出过几个大学生，2000 年以后没人算了，算不过来了。但是，有几个孩子毕业后，找不到固定工作，在省城漂着，不断要求家里汇钱。村民都说，现在大学生不值钱了！
　　　算了，不回忆了。虽说一滴水能反映太阳光，但水太多了也不好，就真成了灌水了。我们继续，探讨一下上面这个村子反映出来的普遍性问题。
第 115 节水井与道德
　　　现在，我们共同探讨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结构变迁问题。在此基础上，再探讨农民组织化问题。——呵呵，我口气好大啊。其
实这些问题都可以写几十本书。我又不是专家，研究不深不透，却又感兴趣，就算浮光掠影、点到为止吧。
　　　前贴谈到，1911 年清王朝被撂翻以后，在中国，这个没落的伦理型社会开始出现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乡镇—村支部”的基层政权体系建立（1958 年以后叫人民公社），取代了农村宗法体系。此后，基层伦理型社会急剧演变，农民被纳入了人民公社组织网络。从 1979年开始，公社逐步解体，权力被乡镇政府继承。2000 年以后乡镇政府职能转型，加上农业税废除，对农民的经济组织职能基本消失。
　　　从上述路径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不是一个组织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逆组织化过程。到 2000 年以后，基本恢复了原子化小农状态。（当然，其中也有一个组织化过程——就是上亿农民工进城，成为有组织的产业工人，这另当别论，留待城市化问题去探讨。）
　　　从解放到 1979 年间，在农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抓得比较紧。从表面看，延续千年的宗法体制已经被完全取代。其实不然。我以前看到这样一篇论文，观点新颖。它是论自来水与农村道德滑坡之关系。据作者调查，在中国某地乡村，通了自来水的村子，人们道德滑坡比没通自来水的村子严重。究其原因，自古以来，水井是农村的舆论中心。人们到水井边洗衣、打水，容易相互碰面。于是，井边就辟有休息之地，人们可以在洗衣、打水之余谈天说地。我想，所谓“市井”一词，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伦理型社会的乡村，国家政权力量很少进入。所以，伦理教化和社会舆论，是协调人们行为的主要力量。有人虐待父母、打骂老婆、
懒隋好赌，都会成为人们在水井边谈论和指责的对象。谈的久了，族内长者们也许还要联合采取点什么行动。这样，以水井为中心，形成了农村社会舆论监督阵地。在古代，这种舆论还相当厉害，唾沫星子淹死人，甚至逼得某些人难以立足，远走它乡。
　　　然而，自来水管网铺进来后，村民们再也不用水井。水井慢慢荒弃，最终被填平。农村社会中失去了这样一个舆论中心，又没新的力量和新的机制填补，对于不道德行为的舆论压力减弱了，社会监督也减弱了。这个论点，不见得 100%能完全解释问题。但有一定的道理。至少他给我们提供一个视角，一种思路。
　　　这两天，广东汽车轧女童的事，在网上沸沸扬扬。我认为，“道德崩溃论”言过其实了。若这算是崩溃，那也不是今天才崩溃的，早崩了很久了。比如我前面提到的，二姨讨要欠账的问题。实际上，前些年北方许多农村都是赖账成风，这几年稍好，但还有不少。当然了，放眼中国，连政府欠账都不肯还（特别是乡镇负债），我们又何必站在道德高度去苛求农民呢？
　　　中国自 1840 年以来就一直处于转型期。这是一个原发性巨大文明体系的自我调整过程。在调整过程之中，我们中国人，在引进西方
价值观念、接受苏联式价值观念、继承发扬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三者之间，反复摇动，前思后想，左顾右盼，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前面我刚提到过，关于中国崛起背后的价值问题，无解。）
第 116 节泛行政化
　　　刚才出去上街散步，浑身汗透，洗个澡，舒服呀。新加坡这个鬼地方，长年酷暑，热死人，根本不适合户外运动。在新加坡，唯一不热的户外运动是游泳，推荐！可惜我只会狗刨，游得巨慢，占着泳道挡路。下水一游，身后总有几个高手不耐烦地漂着。所以本人享有“水上活塞”之美誉。重要的是，可以在煅炼的同时一饱眼福，比如有一次吧……又扯远了，我们还是接着说说农村社会结构问题吧。城市和农村放在一块说了。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分化严重，传统的“工农商学兵”概括不下了。1999 年，李铁映同志指示社科院去研究研究。专家一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详情，请看陆学艺的那本《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 年出版的。社科院的研究报告，我就不讲了，网上有电子版。这里我汇报一下个人的一点思考。
　　　这三十年，中国社会结构总体来说是向好的。这个要肯定。社会结构多元化，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比如，江苏台《非诚勿扰》征婚的那些孤男寡女，职业有什么心理咨询师、网店店主、自由摄影师、造型顾问、模特、专栏撰稿人、女仆主题餐厅营业员。我妈说，这也叫工作啊？会不会吃了上顿没下顿啊？但看上去他们脸无菜色，个个活得挺滋润的。这种社会的多元结构，比“千军万马挤当官”
可强多了。在农村，居民收入也在多元化，农业收入逐年下降，家住农村却五谷不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学界，一直有关于“强政府”与“弱政府”之争。争论背后，是对市场自由和政府干预的理解不同。在苏东巨变以后，中国走向市场化，整个九十年代里，“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市场”等提法不绝于耳。这些理论当然有一定道理。但由于中国历史和现实因素，到今天也没形成小政府，仍然是强政府和大政府。这个世界，凡事都有辨证法。2000 年以后的世界局势出现了逆转。要刺激经济，要控制金融风险，要对付恐怖主义，处处体现出强势政府的好处来。美国在不断加强政府权力，欧盟在不断加强联盟权力，日本倒是想加强政府权力，就是加强不了，所以什么事都办不成，身陷衰退，一筹莫展。所以这几年，中国倒是体现出不少体制优势来。
　　　根据东方政治传统，根据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的发展趋势，根据现实情况，我主张中国需要强政府、大政府。但是，强政府再强，也要有制约；大政府再大，也要有边界。我所定义的“泛行政化”，不是指政府过大过强，而是指行政力量缺乏制约和缺乏边界。
　　　当前，“泛行政化”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虽然高层不断强调，我们的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的政府，应该
让社会、市场发挥更大作用，但是，行政力量正在利用各种渠道，向方方面面渗透。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近几年来，各地兴起了建设社区的热潮，这是完全对的。因为原来传统的居委会，仅靠几个大妈，坐在胡同口镇慑小偷还行，哪家两口子打架过去劝一下也可以，但更多的服务，她们提供不了。所以，把居委会建成现代城市的居民社区，方向正确。但是有一个倾向性很不妙。就是，各个政府部门的同志们，都争相掀起了“进社区”活动。有什么“治安进社区”、“社保进社区”、“卫生进社区”、等等等等进社区。我以前上网统计过，大概发现了至少有十几项。
　　　工作重心下沉、服务群众当然好，问题在于，一些政府部门是工作下沉，人不往下沉，把有些事情直接丢到社区里去了。社区本身是居民自治组织，它没有经费啊，又要承担你行政上交办的一些活儿，那么，根据公平原则，行政上总要给一点经费和人头费吧。工作和经费都到位了，这个居民自治组织就演变成半行政化的机构了。
　　　农村也是这样。许多工作，都由市县交办到乡镇。这就是所谓工作重心下沉、所谓“落实”。然而，责任要落实，权力却抓得紧紧的不落实。这叫什么落实啊。我前两年下乡去转转，发现，有的乡镇专
门有一个屋子，平时锁着不让人进去，里面放着几十块牌子。什么部门的领导来视察，他们就挂什么牌子。比如管安全生产的领导来了，就挂个乡安全生产办公室的牌子，管民营经济的领导来了，就挂出一个民营经济促进领导小组之类的牌子。牌子太多，一起挂出去挂不下，也不严肃，丢了怎么办。这么多，丢几块还真是一眼两眼看不出来。所以只有锁起来。乡镇的同志们也不傻，很多工作就直接再往村里踢。但问题是村委会不是行政机构啊，它是村民自治组织啊，它承担了工作，你总得表示表示吧。所以村干部也领补贴，也拿工作经费，而且这个量越来越大。这样，村一级也有很强的行政色彩。
　　　宪法规定，我国是省县乡三级政府。地区行署逐步演化而来的地级市，到现在还没有搞到合法身份。而实际上，省地县乡村，五级干部都在吃财政，（村级是一部分人吃）。这个行政体系，实在有点庞大。
　　　由于历史原因，再加上改革中的一些问题，一些本来应该与行政脱钩的单位，实际上并没有脱钩。一些可以专家治理的单位，实际上是官员治理。本来该给企业服务的协会，成了依附于政府、帮助政府来管企业的组织。政府部门不好意思乱收的费，他可大大方方出面给收了，还说是企业自愿。特别是全国性的各大行业协会，本来前身就是部委，转型又不彻底，俨然就是衙门。而且现在还在代表部门行使着不少行政权力。全国范围内，真正能像温州打火机行业协会那样，跟着企业同进同退，帮助企业出头打赢海外反倾销的官司的协会，真是少之又少。
　　　泛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使现在许多事业机构都在按照衙门那一套规矩在运行。学校不是围绕着老师和学生转，而是一切围绕着校长转；医院不是围绕着医生和病人转，而是一切围绕着院长转；报社不是围绕着记者和编辑传，而是一切围绕着社长转。这种情况造成了许多矛盾和问题。我们这样波澜壮阔的改革时代，竟然出不了什么学术大师、名教授、名记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今年启动的全国事业单位改革，是一场很大很深的机构调整。我希望这次改革不是仅仅定员定编，而是真正定责定权，解决事业单位 “泛行政化”的问题，让“事业”单位真正去干事业。
　　　关于“泛行政化”，还有一个热点时事值得注意哈！前一段，某教授炮轰高校学生会。下面直接摘新浪新闻。——“陈伟痛心地表示，自己曾亲睹班里一位大一尚比较单纯的、有理想的学生，在当过学生会主席后，堕落成为一个失去基本道德水准、以无知无耻为荣、满口官话的学生官。而就其所了解，甚至有一些在学生会里面工作过的学生，也直接称学生会为垃圾。他认为，高校的团委、学生会，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官场丑陋生态的缩影。学生会的许多做法，是中国体制内最糟糕做法的复制。”
　　　陈教授真的没说瞎话。十多年前，我念大学，我的一个同学，大一时光荣加入学生会。当时他是“干事”，那可真的必须干事。当时学生宿舍没电脑，用 DOS 操作的“486”都是学校的宝贝，上网每小时一块五，进机房还得换拖鞋。所以当时没有现在的“校园网”，所有的大事小事，都在食堂门口贴海报。那些干事们，天天一早就在那里贴海报。冬天浆糊上了冻，苦不堪言。他姓李，人送雅号“李贴海”。就么混啊混，三年后，排除万难，打倒竞争者，居然混上了校学生会主席。我起轰：“掏钱请客吧！”李贴海狠瞪我：“你知道这三年我花了多少钱！还叫我掏钱！”那个表情，我至今记得。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8第 117 节泛原子化 1
接着说“原子化”倾象吧。
　　　多年前，我记得在画册上见过一个外国雕塑作品，好像是美国的吧。题目叫“在地铁上”。一共雕了七八个人，挤在地铁上，或坐，或站，有的打盹，有的发呆，有的看表，有的读书，有的看窗外风景。人人没有表情，气氛很冷漠。作品想表现的，是现代社会的人际冷漠。中国传统伦理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在农村，不仅是熟人，还是亲
人。由于我国是“大农村小城市”，城市也跟着农村学，熟人关系大行其道。比如我从小长大的城市，若在酒桌上遇到新朋友，前三句对话都是这样的：“哪个单位的？”“市农机局的。”“噢，你们局张三是我的高中同学，李四是我姐夫的堂哥。”这样三句两句，大家就不是外人了，喝吧喝吧。
　　　近几年，中国城市化迅速推进，社会结构已经达到城市化的临界点。小城市越来越大，大城市越来越多。中国人口越来越集中，而中国人却越来越孤独。看来，外国雕塑的那个情况已经在中国形成了。富士康的十三连跳，万恶的资本家固然难逃干系，但现代社会人心的孤独和人际的冷漠，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中国建设现代社会，就要构建现化社会结构，其必然要求是，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出于经济原因，还是出于社会管理原因或者情感原因，人们都有必要由一定的组织联系起来。
　　　我想这条路会很长很难走。中国目前的倾向，不是走向组织化，而是走向原子化。不仅农村千年以来的小农生产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在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又渐渐恢复了原样，这种原子化倾向还有向城市 蔓延的势头。
　　　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这个哲学命题的含义很丰富。有一次，我忽然冒出一个搞笑的理解：天那么大，人那么小，怎么直接就对接上了？人是不是应该通过某种社会组织形式来跟天合一啊？“天人合一”会不会就是造成中国两千年原子化社会的思想根源啊？呵呵，这个想法纯属没有根据，大家别去当真。我从小就喜欢胡思乱想，至今也没有想出什么经济效益，头发倒是想得逐年精简。
　　　在关于人民公社的贴子里，我们长篇探讨了农村组织化问题，还留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改革以后，三十年间，中国没有形成类似于日韩农协那样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而是把小农生产与大市场的深刻矛盾一直留到了今天？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农村没有形成组织化，这个现象比较好解释。我认为原因是，第一，改革之初，中国社会结构还很简单，没有相应的经验、观念，也没有政策环境。第二，从人民公社转型而成的乡镇，当时还继续承担着一部分经济合作职能，供销社等机构仍在发挥作用，没有新组织发展的客观空间。第三，当时是买方市场，产销矛盾并不突出，没有这方面的迫切需要。
　　　仅管如此，国家组织力量毕竟是在逐步从农村退出。不是一下子全退，而是越来越小。谁来填补？确实是一个问题。到九十年代以后，这个问题更突出了。能不能重建宗法社会呢？不可能。宗法对于人的约束，主要靠威信、血缘和伦理道德，这本来就是软的。如果要来点硬的，私设公堂，又与现代法制有冲突。新农村建设的五句话，其中就有“乡风文明”这一条。有的学者提倡恢复一些乡村的传统良俗，我赞同，但这不解决根本问题。我坚信，乡风文明如果以后能实现，肯定是一靠发展二靠法治，在此基础上构建现代道德。传统的乡村良俗，只能做为现代社会秩序的辅助力量，全指望它，不太靠谱。
　　　大邱庄的禹作敏，是一个想恢复宗法的典型例子。以他的知识结构，不会在理论上这样思考。以他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会在不自觉中走上这条道路。只要他是传统的中国农民，就不太可能跳出这种思维模式。大邱庄成功后，他一言九鼎。以他为中心，基于血缘和家族关系的农村人际网络，成为大邱庄的领导力量。这种弄法，在明清那种“国权不下县、县下靠宗族”的伦理社会，应该能行得通。然而，现代不是古代。结果是，1993 年他私设公堂，打出人命，被抓起来判
了二十年。
　　　禹作敏事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一句话是他自己说的：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严重的犯罪。另一句放是《人民日报》的评论：中国决不允许出现谁也管不了的土围子和土皇帝。
1999 年，禹作敏保外就医时去世，终年 69 岁。
第 118 节泛原子化 2
　　　我们不能因为禹作敏入狱，而否定大邱庄的发展。我相信，网上看贴的兄弟们中间，只要亲历过改革前农村那种彻骨贫困的人，就会承认，能带着一个穷村富起来，这本身就是无尚之功德。富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受穷是更大的问题。
　　　这个世界太奇妙了。三十年来，联产承包是基本国策之一，绝大部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然而，官方确定的两大样板，一个天津大邱庄，一个江苏华西村，却都没执行分田到户，而是延续了土地的集体管理模式。这说明什么？是不是证明了某种方向性呢？
　　　有人这样论调：根据近年来小农生产的一些弊端，提出对当年的大包干进行重新评价。这种同志不是想哗众出名，就是无知者无畏。我认为，大邱庄、华西村也许代表了某种发展方向，但在改革之初，它们的情况有特殊性，它们的存在不能证明如果所有村子都不分田，也必然会像它们那样成功。
这两个村，共同点有两个。
　　　第一，大邱庄于 1976 年创办轧钢厂，前两年就挣了 80 多万，这个收入在当时相当厉害。华西村起步更早，据《精彩吴仁宝》一书中
说，该村 1963 年办粮食加工厂，1969 办五金厂，1976 年工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所以，到八十年代初“大包干”兴起的时候，两个村都已经初步实现工业化了。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初他们的“基本村情”。
　　　第二，两村带头人的头脑清醒，眼光远大，他们都趁着八十年代市场短缺，迅速扩大规模，进行设备升级。抢在九十年代买方市场形成之前，已经长齐了牙齿。而同时代的多数乡镇和村办企业，都小富即安，忙着搂钱，市场一变，一命呜呼。
　　　大家可以看出来，能同时兼具这么两个条件的村子，是很少很少的。正是由于工业先行，使两个村子自己创造了非农就业岗位。这样，村领导就有能力给大多数人安排一个收入更高的岗位，从而把集体土地交给少数人耕种。当时，对于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以上的村子，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今天，对于绝大部分村子，仍然不具备这个条件。
　　　综上所述：八十年代大包干是对的，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没有形成合作化也是有理由的。那么，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又过了十六年，这期间为什么农村仍然是原子化的小农经济呢？
　　　这个问题，当时就提出来了。前面讲合作化的章节里，我谈到，在农村，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针对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和农产品“卖难”问题，各地都有合作化、组织化的改革试点。比如股田制、专业协会、 “公司加农户”等等。国内的专家们，结合第二轮土地承包，对农业合作化提出过不少思路和建议。
　　　我认为，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农村土地性质仍然是集体所有的，但搞合作化的法律障碍并不存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以及随
后出台《物权法》，都充分考虑到了农业合作化的可能需要。第二轮承包期长达三十年，承包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承包期内原则不再调整。（但具体执行中没有完全封口）。根据《物权法》、《土地承包法》等，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用来转让、转包、入股没有法律障碍。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农村合作化发展并不理想。一方面，农民卖难，甚至抛荒；另一方面，合作化迟迟不动，协会发展很慢。原因何在呢？我认为有客观、主观两个方面原因。
　　　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城镇化率是 30%左右。有一次，几个朋友探讨农业问题。我指出这个问题目前无解。因为，如果 8 亿农民在 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搞生产，结果肯定是生产什么，什么就烂市。这个烂市，一是因为产量肯定太多，国内消化不掉，二是因为生产成本没有竞争力，不可能开拓国际市场。只有等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可能有解决问题的客观条件。一个农民进入城市，中国就多了一个买菜的人，少了一个卖菜的人。随着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市场的天平才会逐步转向对供给方有利的方向。在国外，农业协会的
一个重要工作，是根据市场需求预测，来调节生产。在现阶段，数亿生产者依赖农业谋生，协会即使想要调节生产，靠它的力量也很难协调下来，你让谁生产谁不生产？
　　　在这种市场条件下，农业投资回报率低于其他行业，风险倒是高于其他行业。我的一个朋友投资农业，搞有机蔬菜。我应邀去看看，宰了他一顿农家乐，顺手牵羊一蓝菜。我的感受是，他通过土地流转，拿下几百亩或上千亩地，这个规模仍然不够，远远不够。信息、管理、交易成本仍然太高。别说农户了，就是像他这样的中小老板，面对农产品大市场，都感到没有好办法。挣钱一半靠运气。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各地政府都把农业产业化列为引资重点，实际上没有多少人真正愿意投资农业。国外有人指责，农业产业化困难是土地公有制（集体所有）造成的，其实我说了，土地承包权流转根本不存在法律障碍。其实情况是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土地抛荒，想免费请人来种，都没有人种。虽然国家有规定，两年抛荒就可以收回承包权，但集体把地收回来又干什么用呢？所以基本没有哪个村集体去收回抛荒地。有的抛荒土地里的树都长到碗口粗了。
　　　这几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 49%。考虑到这是户籍人口，实际上的城镇化率应该已超过一半了。我说过，已经达到了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的临界点。这几年，情况变化很明显，有许多可喜现象。比如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持续上涨，现在我到菜市场，不花几十块钱根本出不来。又比如，农产品涨价又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投资进入农业领域，农业产业化的规模和档次，这几年都正在快速提高中。当然，也有不
少投机者进入。“蒜你狠”、“豆你玩”的问题不断出现。有个段子说，几头大蒜狠狠地殴打一个洋葱，一边打还一边骂：“你以为换个白马甲就可以装蒜了？”呵呵，这两年蒜太贵了。有供求关系原因，也有囤积炒作原因。
客观原因就是这样，再来探讨主观原因。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8第 119 节权力边界 1
农业合作化发展不快，主观原因就是“泛行政化”。
　　　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进行深层分析，就会发现：是“泛行政化”制造和加剧了“泛原子化”。之所以“原子化”前面也要加上一个“泛”字，是因为这个现象不局限在农村和农户，在城市也相当普遍的。下面，我们城乡拉通了一起聊吧。
　　　前文书讲过，“原子化社会”问题有历史传统的原因。不仅在古代农村，古代城市也是一样。“党”这个词现在是个好词了，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组织形式。但是在中国古代，党可不是好词。在皇权看来，每个官员都应该以个人身份参政，组成一个统一听命于皇权的文官集团。“结党”可是重罪，你们几个人想干什么啊？要是这个罪名坐实了，运气不好的要掉脑袋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也是一个原子化社会。城乡一样，官民一样。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强势政府，对于其他社会组织有一种天然的控制欲。而 1949 年至 1979 年，中国又选择了苏式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恰是政府包打天下的制度设计。所以，无论是古为今用，还是洋
为中用，从各个方面都加强了这种无所不管的强政府趋势。改革开放以后，这个趋势有所扭转，但仍然很强，问题很多。各类社团和非政府组织，要么成长得不好，要么成为有行政背景的组织，失去他们应有的功能。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政府与社会之间明确边界的问题。在外国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很发达。社会运行的大部分活动，都是 由非政府组织操作的。美国有个教授因为研究非政府组织出了大名，成为世界名人，可惜他的名字我忘了，呵呵。我认为，中国将来不可 能发展成西方那个样子。国情不同，选择不同，小政府大社会也好，大政府小社会也好，选什么模式都可以。但是，不管多大、多小，政 府权力总要有个明确的边界才行。否则，如果行政力量一直延伸、延 伸、再延伸，最后抵到每一个人的鼻梁骨上去，这种“有政府而无社 会”结构，社会管理会有很多困难。
　　　边界之作用，是为了隔开，更是为了交流。两个国家，要在边界上去做生意。两种力量，也需要在边界上交流。比如，因为有工会的存在，政府解决工人的问题，就可以找工会谈。因为有学生会的存在，学校要与学生沟通，校长就可以找学生会主席谈。因为有行业协会的存在，政府要调整产业政策，就可以找行业协会征求意见。但是，实际上，由于“泛行政化”，这个“边界”，目前在很多时候是“伪边界”。比如前文提到学生会。如果学生会实质上成了学校的一个行政机构，是代表学校管理学生的，就很难完全代表学生意见。这样，校长与学生会主席交流的实际效果就大打折扣。
　　　今年，胡总在中央党校讲课，他指出：“要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我认为，要落实这个思想，首先是各级政府必须在思想上转变认识。比如，现在有的群众上访时，经常向干部反复表白：我们是完全自发的！因为他们生怕被认定为“有组织有预谋”。其实，在现代社会管理中，越是有组织的群体活动，越是容易管理。因为有组织者在，他就要最终负责。如果出了问题，他自己比谁都着急。一帮子完全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才最容易发展成为打砸抢。
　　　总之一句话，要解决“泛原子化”问题，首先必须解决“泛行政化”问题。要在政府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中，为行政力量划定一个合理边界，真正建设一个有限责任政府。
第 120 节权力边界 2
　　　午夜里，随手敲字。听着南洋海岛的鸣虫声，感受马六甲海峡吹来的微风，手边是一杯从祖国带来的清茶，人生自此，夫复何求啊。
关于权力的边界，请允许我漫无边际地发挥一下。
　　　刚才谈了行政力量边界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行政力量，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都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边界。这样做，不是为了给别人留下空间，而是为了给自己留下空间。因为，没有边界，就无所谓空间了。唯有边界，才有凝聚；唯有凝聚，才有力量。一个四面出击的力量，一个不为自己划定边界的力量，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力量。
《老子》有云：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房事过度小命不长。
呵，后面一句是我加的。
　　　我想到了国家和文明的边界问题。中华文明，背山，面海，临沙漠，无形之中在地理上划定了一条文明“边界”。
　　　纵观历史，中国对异族的反击，实质上都有“自卫反击”的性质。出击大漠，达到制敌之目的，即行后撤。最多是在回国前，登燕然勒功，搞一点野外涂鸦创作什么的。汉如此，唐如此，宋明清亦如此。有个学者将这个现象总结为“有限反击”，即，以自卫为目的、适可而止的反击战略。正如杜甫所言：“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这诗写的太好了，不愧是诗圣啊。
　　　这种有边界的文明观念，帮助了中华文明的延续，聚元气以自养，历千年而不衰。现代的对印战争、对越战争，仍然可以看见这种文化基因的无形作用。
　　　我认为这种有边界的文明观念，是中华文明优越的地方之一。万里长城，就是这种观念最为直观的标志。有一个政治纪录片，曾把长城贬了个一文不值，说长城代表了落后思想，代表了画地为牢和不思进取。虽然我这个人一向很谦虚，但在这里我要声明，本人自认为比这个纪录片撰稿人看历史要更深刻一些。
　　　与中国相似，近代史上美国的崛起，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北美大陆，得天独厚，东西一片汪洋水，南北两个鱼腩邻。西进运动结束后，美国埋头搞建设。目睹欧洲各国在全世界打得热闹，他很耐得住寂寞。长期以来奉行的，就是贸易上的自由主义、军事上的孤立主义。“门罗主义”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我们的教科书上解读为霸权主
义，说他想独霸美洲。在我看来，门罗的主要想法仍是孤立主义，希望在美洲范围内关门闭户，不想过多地去干涉江湖恩怨。
　　　二战爆发以后，美国国内争议很大，到底参加不参加世界群殴。当时报纸有个头条文章，题目叫：“WHYME？”那意思是说：凭什么就该老子去打仗啊？当时的主流民意，还是想关门闭户，任你世界打翻天，俺在新大陆过安稳日子。但是“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以这时老美的实力，确实想藏也藏不住。所以，他不小心也管了两把，比如对日本搞禁运。但搞禁运不等于想打仗，美国一直与日本谈和平问题，结果一直被日本蒙着，一直谈到了珍珠港事件前一天。最终，汤姆大叔早上醒来，发现太平洋舰队不见了，海面上还漂着两个美国军帽。这回不能不打了，再不打会被全世界女人看不起。打着打着，美国人发现，自己开始接管全世界了。
　　　日本、德国的失败，也是因为把权力边界推向了自己力量不及的地方。或者，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设定边界。心有多远，坦克就走多远。德国坦克在东欧平原上向东玩命地推进，奈何苏联太大，走不到头。有德国兵自己回忆说：“每一天，眼前永远是他妈一条地平线！”。日本的势力，占了半个中国不说，向南打到了澳大利亚，向西打到了印度。这个范围，说实话，美国人要是不去打它，它自己也未必能长期挺下去。管的实在太宽了。借用一句现成话，“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此万恶之源也”。
　　　今天美国的困境，原因有很多。如果站到哲学角度分析分析，就是一个强大势力，自我膨胀，丧失边界，盛极而衰。在苏东解体以后，
老美独霸世界，舍我其谁，一时寰宇之内无人可挡。这时，他恰恰忘了当年聚气自强的好传统。美国力量伸向了全世界，在五大洲无限延伸。同时，这种力量也在挥发和稀释。为了保持这种力量格局，美国不断烧钱支撑，再加上国内高福利烧钱，最后联邦政府把钱给花冒了，债台高筑。花尔街搞的什么金融工具创新，实质上一句话，就是为了能够继续借到更多的钱。这样借来借去，最后金融危机爆发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8第 121 节农业总结 1
　　　已学习了各位兄弟的回贴，呵呵。大家杜绝相互谩骂哈。虽然中国五千年历史充满了谩骂，但事实证明，谩骂既无助于解决国家大事，也无助于解决家庭小事，倒是搅砸了很多美事。所以，如果没有诸葛亮那种把对手骂死到马下的水平，一般情况下就不要骂了哈。看来大家都对三农感兴趣。有必要再多说几句。
对于这些问题，我的总体观点是：三十年的农业发展基本反映了
历史和现实的要求。农业合作化是大方向。它之所以进程很慢，主要是客观条件不具备的原因，但也有主观原因。近几年客观条件正趋向成熟，我们在主观上克服“泛行政化”倾向就显得更为重要。至于道德问题，再靠宗法不行，新的农村道德体系会在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基础之上逐步形成。不要过度担忧道德沦丧，新道德肯定会形成的，但这需要个过程，因为中国正处在数千年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
　　　如果再宏观一点来说，三农问题，解决条件都在三农之外，就是必须要靠城市化和工业化来创造客观条件。2000 年以前的中国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还不足以创造这些条件。2000 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同时进入城市化加速期，这两个现象同时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当年西方也一样。进了这个阶段，中国三农真是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比如，农产品价格上扬，劳动力价格上涨，工业反哺效应显现，城市拉动效应显现，各级财政补贴猛增，户籍制度瓦解，农村社保体系建立，社会投资流入农业……条件正在成熟！我估计，再过十年，三农问题将不再是一个大困挠；再过 20 年，三农问题将得到根本解决。
　　　记得以前有个章节里，我曾提到，“相信今后 20 年或者更长时间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这句话与上面一段话并不矛盾。我想表达的意思是，目前“三农问题”所指的那些具体问题，已经逐步具备了解决条件，如果我们主观上不犯错误，应该能在 20 年内根本解决之。但是即便如此，农村和农民仍然极为重要，新阶段上会有
新的问题出现，这些新问题仍然会是中国社会矛盾的重中之重。
　　　客观条件逐步具备之时，主观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一些基层政府、一些领导干部，观念跟不上形势，老想在农村指手划脚，搞点政绩。对各类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县农业局和乡镇领导的指导太多，干预太 多，完全不给别人留空间。有的领导，对组织化问题很警惕，潜意识 里总怕农民组织起来闹事。其实中国农民是全世界最怕事的一个群体，你不把他惹毛了，他为什么要来找你的事啊。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社 会管理的几个讲话和文件，都明确提出了，要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发 展。转变观念是一个时间问题，不会太难的。
　　　观念问题还不是大问题。大问题在于，有人表面是观念落后，实 际上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观念问题的背后还有利益问题。这个比较 麻烦，如果不解决，肯定会影响社会发展进步。比如目前许多城市，特别是地级市和县级市，他们的财政盘子里面，土地转让收入是最大 最肥的一块。关于建设用地制度，以后再详细探讨。这么一个“土地 财政”，使他们必须搞到足够土地，才能维持财政收入。近几年，随 着农民维权意识的提高，征地越来越难，矛盾越来越尖锐。在这种情 况下，如果农村和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那事情就更难办了。所以，对于当地政府来讲，原子化的农户最好办，有利于各个击破。就算市 长是一个经济学硕士，在理论层面上深知合作化和组织化的经济意义，在实践中他会去支持吗？他也许也想走出“土地财政”，但这谈何容 易，这又涉及到了国家财税体制的改革和调整。
改革的难，就难在它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统
筹兼顾。
第 122 节农业总结 2
　　　今年公布的六普结果，截至 2010 年 11 月，全国人口 13.7 亿，其中大陆 13.4 亿。大陆城镇化率是 49.68%，汉族比重 91.51%，文盲率是 4%。这样算，城镇居民 6.66 亿，农村居民 6.74 亿。中国发展快哈，可喜，可喜！
　　　如何评价集体所有制呢？看法很多。有专家把它视为中国崛起的重要密码。也有很多的人称，它是三十年来的困挠中国的三农问题的总根子。综合前面分析，我个人认为，农业耕地集体化，在六七十年代保障了国家汲取能力。这种汲取能，对于建立国家工业框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小国，如韩国，没有采取集体主义，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实现了现代化。但大国不同于小国，不要天真地认为美国会像对待韩国那样对待中国。我觉得，若不采取集体化，中国不可能实现如此高强度的汲取，也不可能在内外交困中建立现代化的框架，积累世界大国的本钱。印度就是一例。
　　　但改革之后，有没有必要象俄国那样搞土地私有化呢？我认为，没有必要。俄国在改革前已是工业化社会，城市化率很高（我手头没有资料，印象中好像苏联城镇化率在 60%以上）。农业机械化程度高，
农民人均耕地也高，可以进行机械化作业。而中国改革之初，仍有 8亿农民，城镇化率仅 20%。我记得八十年代，我还小，当时看大人们的书，有一张城镇化率表，辽宁省最高，是 47%。在当时社会保障（包括低保、养老、医疗）不健全情况下，耕地不仅是生产资料，还是农民群体赖以立命的基本保障。若直接把耕地分给个人，则因天灾、人祸、疾病或其他原因，势必出现耕地产权流转。失地农民真正无立锥之地，大量流入城市，形成拉美式的贫民窟。现在，中国流动人口上亿，虽然收入不高，还是在农村有房有地，而且他这个财产有法律保障。这是社会赖以稳定的重要根基。
　　　所以，耕地集体所有制，对于保障中国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前面贴子分析过，近三十年来，中国农业组织化的程度低，根本原因并不在集体所有制上，因为承包权收益、流转、入股没有法律障碍。根本原因是中国发展阶段的原因，也有政府的主观观念原因。
　　　近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史无前例，世界空前。耕地集体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建设征地难度和社会交易成本，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是像印度那样的私有土地所有权，那么中国在建设方面，肯定会出现严重滞后和高交易成本。实际上，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竞争，就是对国际投资的竞争，也是对发展机遇的竞争。中国胜出了。这种机遇，也许是最后的机遇。
　　　当然，由于集体所有制，在征地过程中存在对农民利益的损害问题。但总体来说，是越来越到位了。特别是 2004 年以后和谐社会理
论提出以后，被征地者的保障已经比较完备了。
是每轮长达 70 年或更长。可以预测，待 30 年期满以后（大约在 2020年代），国家肯定还会继续推行第三轮承包。这种承包方式近似于“永佃权”。国家废除农业税并给予补贴的情况下，这种“永佃”的佃租都是国家倒贴给农民了。因此，集体所有制下的长期承包权，农民得到了法律上的用益物权。这种体制，克服了土地私有制可能造成的农村弱势群体失地的可能，克服了土地私有制在公益性建设方面的巨大阻力，同时对农民而言，土地使用和收益方面与私有制差别不大。可以说，是去其弊、得其利的最优选择。因此，结论是，中国未来不应该也不会去实行土地私有，而会进一步完善集体所有制。
　　　有兄弟回贴提问，原子化社会有什么不好？这个问题我在许多章节里都提到了。不再详述。原子化的社会，从经济角度讲，交易成本过高，不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从政治角度讲，社会各群体缺乏有效利益表达渠道，平时不出小事，一出就出大事。因此，农民组织化与农业合作化是大势所趋。如果各地农民协会发展起来，有可能形成全国性的农民协会组织。我认为，现行的政治体制是有足够弹性接纳的。比如改革之前，私营企业被禁止。但改革后逐步出现庞大的私营经济，所以，他们的代表工商联，在各级政协中地位不断加强，现在工商联负责人一般都是政协副主席。可以预见，未来全国性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形成后，也可以在政协中找到自己参政议政的位置。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8
第 123 节存在即合理
　　　我一向懒隋，很少动笔，偶发此贴，立刻有兄弟盛赞“国观难得一见的好贴”，顿如腊月穿裤衩，鸡冻不已，遂狂写至今。昨天不想码字，就到别的贴子上逛逛。以前只看主贴，不怎么看回贴，昨天仔细一瞧，才恍然发现，原来国观里基本上都是“难得一见的好贴”啊！呵呵，不过能有幸加入 99%也是好的。
　　　我上大学时，流行辨论赛。记得最早是新加坡主办的什么国际大专辩论赛，当时复旦大学有个女生叫姜丰的出尽了风头。所以，九十年代辩论赛在中国高校风靡一时。低年级同学搞比赛，我就被请去当评委。记得辩题叫“存在即合理”。当时，双方的一辨发言，就直接厘清了这个问题。双方一致认定，如果把“合理”的“理”理解为中性的客观规律的意思，这个命题就正确，如果把“理”理解为公平与正义的意思，这个命题就不正确。这样一来，双方看法达成一致了，好像不用再继续辩论下去了。当时，评委和主持人面面相觑，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局面。
　　　现在网上的许多板砖，都是无谓的浪费。关键是大家对“理”如何理解。比如杀人案。一个社会只要存在，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杀人案。
现在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一样有杀人案。所以，你如果把“理”理解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杀人案就可以说“存在即合理”。然而，杀人行为本身必须否定，而且永远否定。我想什么时候人们也不会承认杀人有理。所以，你把“理”理解为公平正义的意思，那么就不能说杀人案“存在即合理”。现在，网上许多争议，比如对腐败问题的争议，对企业用工制度的争议，对污染问题的争议，对安全事故的争议，对贫富差距的争议，对食物安全的争议，等等，许多情况下是无谓的，双方对“理”的含义理解不同。如果这方面达成同识，就不用再辩论了。
　　　又比如安全事故。前几年山西省长孟学农因为事故下了台。历史上，无论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有个共同规律，就是在经济起飞阶段事故高发。美国当年事故频发，纽约三角衬衫厂失火一下子烧死一百多个工人。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在人均 GDP1000 美元至 6000 美元之间，是事故高发阶段。只要越过这个阶段，任何国家的生产安全事故就都会出现大幅度下降。这是客观规律。所以，对中国目前频繁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我们既不能漠然视之，也不能认为国将不国，而是要采取一个客观的、积极的态度。
　　　在此声明：我贴子里的所有观点，都是把“存在即合理”的“理”，理解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是中性的。
第 124 节企业承包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肇始于 1984 年。这一年是子鼠之年，一个新的甲子的开始。这一年，我正在上小学呢，当时我的父母都在国营工
厂工作，一切平静如常。小平在天安门的大阅兵，也是我长大以后才知道的。也是在这一年，我国企业的承包制开始了，始于石家庄造纸厂。
　　　改革进程始于农村，城市里要比农村晚了几年。农村大包干的成功，使当时的中国人普遍相信，在城里也是“一包就灵”。所以，八十年代，始于石家庄国有企业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很快席卷全国。最后，实践证明，城市不同于乡间，企业不同于农田。城市经济真的要比农村经济复杂得多。“一包就灵”在城市只能是昙花一现。
　　　从文化上讲，八十年代里，虽然波澜壮阔的革命英雄主义时代已经落幕，但中国人因为历史的惯性，仍然停留在崇尚英雄的思维之中。中国人相信，英雄可以引领世界。不像现在，八零后和九零后的兄弟姐妹，更喜欢把英雄当成调侃对象，即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大家更倾向挖掘英雄背后的猛料，最好整出个什么录相带来，好尽快把英他拉下马摔个乌眼青。
　　　八十年代可不是这样。当时，中国提出振兴科技，就有记者从厦门大学的楼梯间里挖出了一个陈景润，虽然他看上去傻乎乎的，刚毅
木讷，近乎仁，英雄啊。我们提出振兴体育，就对女排的五连冠疯狂 拔高，说这是中国振兴的向征，英雄啊。完全不去考虑以后输了球怎 么解释。我们提出参与国际竞争，就有了对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 战绩的疯狂追捧，英雄啊。官方甚至给老聂发了一个“棋圣”的头衔。 以致于，使我这个围棋爱好者以后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进行艰苦自 我心理调整，以适应棋圣隔三差五输给三段棋手的残酷现实。再后来，棋圣就变成了一个经济存在，中央电视台上整天放着，老聂把棋子“啪”地一拍：下棋做棋圣，喝酒古井贡！
　　　八十年代的企业承包制，实际上“大包干”的城市版。把该交了交了，留下就是自己的。然而，由于国有企业从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深陷于条块分割的利益格局之中，很难像农民那么超脱。当时产品销路和原料来源，都受到价格双轨体制的影响，离了政府也不好办。而且，对职工身份并没有任何改变，仍然是主人翁，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承包者的权力很有限。仅凭那一丁点儿承包权，对付市场竞争是远远不够用的。
　　　那么，为什么承包制一开始可以尝到甜头呢？原因有三，一是，有限的改革，释放了有限的活力。二是，当时中国处于卖方市场，产品好卖，企业好活。混到像沈阳防爆器械厂那样破产的（1986 年），是极少极少的极品和特例。三是，国企的竞争者民营和外资企业，当时还没成长起来呢。
　　　所以，一开始，一切看上去很美。马胜利根据市场需求，把原来大卷的卫生纸改成六种不同规格，还增加点颜色和香味，就横扫了省内外市场。这个经验，他当时可以拿去到处做报告。1988 年以后，英雄马胜利组建集团，在全国各地承包了上百个厂子，连石家庄造纸厂的工人都派出去当厂长了。
　　　然而，好景不长。无情的市场，很快证明，这个弄法行不通。1990年马胜利陷入亏损。1991 年集团解散。1995 年马胜利被免职，承包制的旗帜——石家庄造纸厂宣告破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8我对前四章的改动较大。
后面这两章没有太大的改动。只是合并重划了章节。既然重发，就发完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8第 125 节特区时代
　　　国有企业改革探索试错的同时，中国的外资经济和外资企业也飞速发展起来了。
　　　外资经济，始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的特区创业历程，大家都知道。近些年，媒体报道成堆，对特区之父袁庚先生的采访也多到烂市了。我评价一下四个特区吧。包括后来的海南大特区。
　　　首先要肯定，四大特区功不可没，这个没说的。受文革极左思想的影响，社会公众对于引进外资很难接受。引进外资这个思想观念的大突破，始于四大特区，各个特区都有功焉、有荣焉。其次，我认为，
特区自身的发展并非都是成功的。除了深圳取得了发展成功，其余三个特区以及海南，发展都不算太成功。所以，特区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反思：为什么有些地区，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有得天下之先的优惠政策，却没有取得超乎寻常的发展。
　　　设立四大特区，当时没有指望老外，而是主要指望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思路完全正确。在九十年代之前，我们吸引到的外来投资，主要是华人华侨的。这些投资虽然产业层次不高，但在中国经济起步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地脉和人脉上看，深圳特区主要是面对香港，珠海特区主要是面对澳门以及“江门五邑”的华侨，厦门特区主要是面对台湾以及闽南华侨，汕头特区主要是面对潮汕籍华侨。
　　　海南特区设立较晚。海南偏居琼崖一隅，虽然历史上出过海瑞和宋庆龄，但这里始终是广东的欠发达地区。海南特区设立于 1988 年，是一个“面”式特区，与前面四个“点”式特区不同。中央设立海南特区，就是因为它的代表性。这个海岛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又有城市又有乡村，又有工业区又有农业区，又有沿海又有深山，又有汉区又有少数民族自治县，很好，很全面。海南特区的设立，我估计，不仅仅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很多初衷没有得到实现。
　　　从理论上来讲，特区发展没有什么问题。投资者角度，不用太担心政策有变。发展之初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例如厦门特区第一家台资企业是生产地砖的。投资不太大，市场倒不小，利润有保障，万
一政策变化被共了产，损失也不是太大，不致于逼到跳楼。从劳动力角度来看，大包干以后农民从土地上获得了部分解放，劳动力有了流动可能。劳动力文化素质也没有问题。特区的主要问题，是从中央到群众的观念问题，所以创业之初，特区要“杀”出血路，不是在经济和市场上杀，而是在观念和体制上杀。
　　　从发展的起点来看，厦门起点最高。厦门在清末已经是东南重镇，是闽南几个府州的道台驻地，清末最后几年还设了思明府。从民国到建国以后，它一直都是闽南重镇，陈嘉庚创办的华侨大学也在这儿，人才没有问题。虽然地临台海，出于战争考虑，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安排投资不多，但基础不错。汕头的起点也不低，它原属澄海县，清末发展成为粤东重镇，民国析县置市。珠海起点要差一些，它是一个建国以后才设的新县。深圳的起点是最低的，它是宝安县下属的一个小镇。
　　　然而，历史总是喜欢跟我们开玩笑，三十年以后，偏偏是深圳发展的最好。今天，厦门、汕头、珠海三大特区，与不是特区的沿海兄弟城市相比，比如与烟台、宁波、湛江、南通、温州相比，并没有体现出更“特”的发展优势来。我这还是充分考虑了可比性，没有拿他们跟青岛、大连、天津、上海去比。海南省发展到现在，在经济方面，无论是人均量还是总量，与其他沿海省份相比，也不具备明显的发展优势。
　　　有人总把深圳的成功归结到客观因素上，比如它靠近香港，香港在政治上比台湾亲、在经济上又比澳门强。又比如国家在深圳设了一
个股市。但是我认为，深圳的经验 90%是主观方面的。总结起来，就是：不去东想西想，不去走什么终南捷径，塌塌实实，一心一意，围绕制造业做文章。通过产业聚集，形成集群效应，吸引更多企业投资和创业，逐步发展壮大。搞到一定时候，该升级时就升级，以制造业为基础，再去搞别的。沿着产业链一步一步向上走。目前，深圳拥有华为、中兴、腾讯、万科、康佳、创维、深发展、平安保险、华侨城、海王、金地等一大批牛 B 企业。深圳和东莞连成一片，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之一。实际上，三十年来，中国能够崛起为世界工厂，就是走了一条深圳式的道路。如果把全世界比成一个中国，那中国就是世界的深圳。
　　　而其他几个特区，这三十年间多少是走了一些弯路，尤其是有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了制造业这个中心。比如厦门一度偏重于贸易，还出现了远华案，栽了跟头。汕头对经济秩序管理不严，出现了增值税发票案，栽了跟头。海南一度把很大精力用到发展房地产上去了，搞出不少烂尾楼，也栽了跟头。
第 126 节草根疯长
　　　应该说，八十年代并不是全体中国人创业的最佳年代，因为在体制上、在观念上、在硬件上的问题都很多。但是，这个时期是中国草根阶层创业的最佳年代。原因，一是短缺经济下，生意很好做；二是多数人还没有转变观念呢，觉得站大街卖东西，实在丢不起这个人，所以竞争者不多。
一是城市待业者，其中许多是回城知青。没工作，被迫下海。二
是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的从业者。这些人当时脱离农业，成为工业新兵。一开始，他们不是个体私营者。后来，绝大多数乡镇和村办企业倒闭、出售、改制，这些人收购接手，或者另起炉灶，成为私营企业家。三是广东等地沿海老板。他们要么住在外资企业附近，要么就在里面打工，慢慢摸清路数，然后承接外资企业的一些业务，比如代销分销、外协生产等，逐步起家。四是直接搞家庭作坊手工业的人。这种情况不多，因为如果你在深山老林里搞个作坊，很难经营。它需要许多同业作坊和上下游作坊，形成规模和协作，并有配套市场，这样才能活。温州、绍兴、义乌等地就是这么起家的。
　　　当时，温州商人可没有现在这么风光，可以组团出去呼悠，横扫楼市。当时他们正在创业，一分一厘地挣小钱。即后来总结的所谓： “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我印象深的，一是温州发廊，二是温州眼镜店，三是温州鞋。当时，南方小作坊生产的鞋子卖到北方，人称“礼拜鞋”，就是只穿一周就坏的那种。据说有的鞋底是牛皮纸做的。这个极端情况我没有碰到过。 “礼拜鞋”还真买到过几双。
　　　私营经济起步期，本来素质就差，再加上市场双轨制，想不犯规都难。这些不规范现象，现在我们能客观认识了。但在当时，各地执政水平差异大，尺度不一。个体户常常被指为投机倒把，轻则被罚几票，重则被铐几个星期。甚至判刑劳改。连大名鼎鼎的“傻子瓜子”都被抓过。
国家为鼓励个体私营，可没少花心思。九十年代初，春节联欢晚
会上的小品，很多主角是个体户和倒爷。我还记得一个小品的台词是： “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去了一趟独联体，赔了一箱清凉油！”另一个更搞的节目是歌曲，高唱“北京倒爷震东欧”。此歌后来被一些高尚无瑕的优秀人士痛骂，现在网上还骂声不绝，我刚才搜了一下，抄录几句：“央视春晚高唱北京倒爷震东欧，害得西方政客莫不齿冷三天。这是社会性愚昧的具体表现，更是民族文明没落的悲哀。”
　　　呵呵。春晚高呼“北京倒爷震东欧”，格调的确不高，很有“挣几个小钱就不知姓什么”之嫌。但是，像上述这种批评，也太他妈上纲上线了。哪个国家的私企起步是文明礼貌不随地吐痰的啊。中国倒爷虽然有坑蒙拐骗，至少没像当年欧洲人那样杀人放火。倒爷创业也不容易，宽容一点吧！过了那个阶段，他们档次自然提高，不提高的自然会淘汰。中国总有一些只动口不动手的完美的人，混身上下没有一个眼儿，从来就不用放屁。
　　　1992 年以后，下海大潮席卷大江南北，竞争开始激烈。下海者中，有机关干部、高校毕业生、国企技术员，草根们开始力不从心。
不幸的是，国企改革又将更多草根——下岗工人推到了竞争场上。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个体户”再也不是让人羡慕的职业了。1999 年，牟其中因信用诈骗被捕。此时，没有文化的城乡草根们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了，而且，是永远终结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8第 127 节殊途同归
　　　改革启动之初，浙江模式和江苏模式，是最广为人知两种发展模式。实际上，我认为应该还有两种发展模式，广东模式和山东模式。四种发展模式正好造就了今天中国经济规模的第一二三四名。虽然现在趋同，但四省在八十年代起飞时，主要驱动力量不同，广东靠外资，浙江靠私营，江苏靠集体，山东靠国有。概括来说：
　　　——江苏模式，也叫苏南模式，代表地区是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特征是以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起家。八十年代，主打内外两个市场，九十年代以后外向型程度逐年提高。这种模式，在当时看来，似乎更能代表农民自发的共同富裕道路，所以受到官方高度赞赏和大力推崇。“乡镇企业”一度被视为中国农民继大包干之后的又一伟大创举。
　　　在乡镇企业时代结束之后，苏南地区没有陷入困境，而是迅速转型，其方向有三，一是乡镇和村办企业升级。典型就是华西村。二是引进外资，就是广东路子，典型就是昆山的台资企业群和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二是转向私营，就是浙江路子。苏南地区自宋朝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具有极强的商业和人文传统，做什么都有板
有眼。转业吸引外资以后，上海—昆山一线对台湾投资的吸引力很快超越福建。再加上深圳—东莞也在大量吸收台资，福建沿海地区遭到南北夹击，发展压力相当大。
　　　——浙江模式，也叫温州模式，代表地区是温州、台州、绍兴等地，特征是以私有化的家庭坊作、前店后厂式企业起家。八十年代主打内外两个市场，九十年代以后外向型程度逐年提高。由于创业之初，坑蒙拐骗现象比较多，所以争议很大，许多争议上纲上线到意识形态上去了。对于温州“八大王”是存是留，政府犹豫了很久。
　　　浙江模式真正得到历史的公正的评价，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其他地区通过转型和改制最终转向私有以后，才发现只有浙江是一步到位的。与其他地区相比，浙江的企业最有活力，但企业制度最不规范，直到九十年代后期许多企业才逐步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山东模式，代表地区是青岛、烟台等地，特征是政府强力主导，以国有（集体）大企业投资为拉动力量，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为之配套。起步时期以内向型经济为主，现在外向型程度仍然不算高。由于政府的力量，山东企业整合资源能力很强，在许多行业和领域都
形成全国龙头甚至世界第一的巨头。青岛企业群很有名。九十年代以后上海开始起飞，2000 年以后天津起飞，实际上津沪两地发展路径，主要也是属于这种政府主导型。只不过起点远远高于山东，外向型程度也要高于山东。
　　　这个总结不太准确。四省的任何一个，都比英国或者法国的人口规模还大。所以很复杂。一省之内，同时兼具多种特征，而且以后越发展，越趋同。例如，山东也有诸城那样的全部“卖光”转向私营的地区。广东也有佛山那样的类似浙江直接以私企起家的地区。各省内部发展也不平衡，鲁西、苏北、粤北至今都是欠发达地区。
第 128 节诸侯经济
　　　中国是个原发性的文明体系，是“百国之国”。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利益所在。改革后，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央的“放权让利”，给了各地空间。大家都跟着感觉走，各搞各的。实践那是相当丰富。建议各地领导们利用这一轮修地方志的机会，深入总结总结。如果再拖二十年，当事人作了古，就没机会收资料了哈！
　　　我没有系统研究过，但亲身走过绝大部分省区，胡聊一点对各省的主观感觉吧。我觉的，八十年代的华夏诸侯，对全国观念影响最深的是广东，收到板砖最多的是浙江，被别人夸的不好意思的是江苏，被自己夸的不好意思的是山东，最失落的是辽宁，最不平的是重庆，知觉最清楚却无可奈何的是上海，知觉不清楚但自我感觉良好的是四川，知觉最多以致于反应较乱的是河南，知觉最少长期迷迷登登的是河北，送别了英雄却仍然驻足神游的是湖南，把大家叫醒了以后自己
倒头又睡的是安徽。
　　　前面贴子中，我曾分析过中国五个特区，发展路径选择及结果的差异性。其实，中国各省的经济格局，也不是注定必然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比如，浙江和福建的基本情况差不多，但浙江实力明显强于福建。又比如，广西在民国时期是响当当的模范省，建国后中央政府又把原属广东省的钦州、北海等地划给广西，使之成为沿海省区。改革开放后，广西享受了沿海开放、沿边开发、西部大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等一系列政策，但与沿海其他省份比，他的发展不算理想。又比如，七十年代辽宁省在沿海区位、资源结构、工业水平都是中国强省，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率接近一半，号称“辽老大”，而山东当时的城市化率只有 18%，是一个农业省。但三十年后再看，山东的整体发展水平明显比辽宁更成功些。
　　　当然，我这个“八十年代决定论”不能绝对化。八十年代没睡醒、但后来追赶成功的例子，全国只有两个半。一是上海，它比广东晚走
十年，连小平同志自己都说后悔了。上海于 1992 年开始发力，到九
发力，目前已经基本赶上去了。最后的半个成功者，是重庆。重庆 1997年建市，目前已经苦苦追赶了十四年，成绩还不错，打入全国一线城市应该没有悬念。但它还没有最后成功，算半个吧！
第 129 节制造为王
　　　下面，我们看看粤、苏、浙、鲁四省，在八十年代都做对了一些什么事。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很难。把规律性的东西抽出来，需要大量数据才行，我零星看过一些，但没有收集。只讲主观感觉。
　　　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制造业集群，世界人民都知道，就不用再说了。讲讲山东吧。我大学毕业后到南方工作，十几年对北方没了解。去年偶然回去一转，大吃一惊。鲁西北一带是传统农业区，也是欠发达地
区。以前财政上发工资都很困境。我走马观花看了德州皇明、聊城时风两家企业，一家是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制造商，一家是中国最大的农用三轮制造商，由于老外好像不生产三轮，说它是世界最大的也可以。我发现，在这些传统农业区，每个市县都有几种工业品很强大。可喜的是，现在河南、河北的市县也要赶上来了（两省经济总量排在全国第五、六名哈）。许多人说，山东的发展是吹出来的。我的看法是，山东的发展首先是埋头苦干出来，成绩摆在那儿，然后，百尺竿头再吹一下，就显得更突出。
（比如西班牙）的规模，没有工业的支撑，经济肯定起不来。上海市在九十年代曾经高喊过一阵子金融、证券和商贸，后来一看不太对劲，赶快把精力转回工业，去跟江浙兄弟拼抢项目。没有大钢铁、大飞机、大重工、大造船的投资和就业拉动，光靠玩金融、玩股票，腰杆子不硬。
　　　有的省区在制造业下的力气不够。比如广西，由于它的发展条件很好，这三十年里，又忙着建设大西南最便捷的物流出海通道，又忙着在北海大搞房地产，又忙着跟越南和东盟各国大搞边贸，又忙着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区。这些做法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问题在于，光靠这些不足以支撑一个拥有 4600 万人口的经济体。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跟广东差距越拉越大。南盘江、红水河上的大电站，电力只有输往广东了。在广西内部，现在的经济强者，即不是沿海的北海钦州，也不是沿江的梧州贵港，也不是桂林，而是深居内陆的柳州。柳州的
发展，就是老老实实抓制造业，发展出五菱汽车、通用五菱、上汽五菱、柳州钢铁、柳工机械、两面针、金嗓子、柳州化工等大批著名企业。现在它的经济总量全区第二，要是南宁不是首府恐怕也打不过它。所以，我觉得除了少数特殊省区（比如北京和西藏），中国各省区都绕不过工业化这一大关。制造业发展不足的省区还得去多花点时间补课。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8请注意本节的编号顺序
第 131 节招商大战
　　　八十年代开始，各地政府就出现投资饥渴症。两个办法。一，请求上级各部门投钱。二，从银行、信用社找贷款，自己上马项目。八十年代时，政府观念还没有转，什么竞争性项目都敢上。比如旅游业，光是西游记宫、红楼梦园、三国城、微缩景观就上了无数，还发红头文件强迫干部教师们去看，最后仍然亏死。
　　　所以，各地官员对于投资项目，有一种由衷的偏爱。你招到商，那就是官帽，就是地税，就是过年的红包。各地招商竞争十分惨烈。招商局长是压力最大岗位。有大型项目，就在签约前的头一天晚上，投资商被外市的招商局长从宾馆里拐跑了。一般来讲，直到今天，市县一级的党政班子成员，人人都有招商任务。还有很多地方（比如前几年的北方某县），只要是吃财政的人，都要完成招商任务，连小学教师都不放过，不然扣奖金。千斤重任大家挑，人人头上有指标！全民招商！悬赏招商！谁跟投资者过不去，就是跟全县人民过不去！谁赶跑了投资者，就是某某县的千古罪人！谁影响县里发展一阵子，我们就影响他的一辈子！
　　　在这场招商大战中，由于投资短缺，所以投资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处于主动地位。是政府求投资商。所以传说中的“JQK”现象，即招商时“勾进来、圈起来、砍死你”，这种现象实际上不多。我曾
认真研究过十几起媒体报导的“JQK”事件，实际上都是有客观原因的。
　　　政府没有搞“JQK”的必要。领导只要关照企业，老板一般都明白，不用你去明抢。普通办事员，平时打打秋风，过年吃拿卡要，这个比较普遍。但官场有规则，一般不会太过份，不至于让企业承受不了。老板对政府也有反制手段，他又不是你的。他可以迁走。若投资损失，他可以到上级不断举报你，到处控诉你，找媒体曝光你。虽然因此落马的官员并不太多，但这样很没面子，大家完全没必要弄到这一步。
　　　一是政策原因和市场原因，80%都是这个情况。就是招商时承诺的，因为国家政策变了，没有办法兑现。这些年中国发展太快，政策一直在变。比如“五小”型企业，开始是支持发展的，后来说关就关。又比如，1998 年至 2001 年，全国电力富余，卖不出去，总理都愁得不行。许多地方政府就跟投资者签订了超低价的供电协议，引进了高耗能项目。鬼才会想到，不到三年，中国缺电一塌糊涂，南方水电地区冬天大面积拉闸限电，这个协议签的实在太坑爹了，完全没有办法执行。
　　　二是人的原因。大家关系没处好、闹崩了。政府官员尤其是基层办事员，素质是差了点。贫困地区更是穷山恶水出刁民。而老板的素
质，一点都不比官员强。这些年好些，前些年更糟。可以理解，在那么不规范的环境下能挣钱发大财的，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所以，双方都有一些不守规则的行为发生，如果做面子事的水平再低一点，像核平同学这样脾气不好，那就很容易打翻天。在现阶段，关系翻了天，在人家地盘上挣钱就很难了，结果就成了“JQK”。
　　　扯远了。下面，分析各地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对中国经济的正反影响。
　　　以下发贴，均为已经发过的内容整理，并无新的内容，请管理者注意。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8请注意本节的编号顺序！
第 132 节文化基因
　　　探讨政府博弈后果这个沉重话题之前，我们先插播一个轻松话题吧，胡聊一下各省在发展竞争中的文化基因作用。
　　　有个兄弟，今年上半年升职了，但新岗位在遥远的青海，江湖人称“惨遭提拔”。饯行时，我用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深切勉励他——兄弟，那地方“有个好姑娘”啊，而且，不是在宾馆里开房，是“走过她的帐房”，野战啊，而且，还“拿着细细的皮鞭轻轻打在”，这回你小子要幸福了。他深以为然，大喜而去。两个月后，他打电话给我，说姑娘和皮鞭暂时还没找到，正在继续找，但他发现青海是个文化宝库，河湟文化悠久灿烂，但国人知道不多，所以决定用业余时
间去拍个画册。
　　　江浙地区自宋朝以降，一直全国经济中心，同时也是文化渊薮。我看过一套历代名人图谱，收录了几千张名人画像。后半部分的 80%都是江南（苏皖南部）、江西、浙江三地的人，真是“天下文章数三江”。我还翻阅过明清科举的皇榜，第一甲基本上都是江浙才子的天下。好不容易才看到，清朝第一次开科取士，开国状元山东傅以渐（傅斯年的祖宗），而且第一甲都是北方人！老子顿时扬眉吐气。后来才发现，当时清兵入关刚两年，江南正在血战，估计是没有人来考试。而且傅以渐的祖籍也是江西的。
　　　宋代以来的千年间，广东形成了深厚的外贸文化传统。而江南，形成了深厚的手工业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不仅在中心城市，你在南浔、盛泽、周庄、乌镇、震泽、西塘等传统古镇，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初，苏南会有那么多乡镇和村庄创
办企业。明清时代，山西和皖南的商业文化传统也很强大，相信随着中部崛起，这些基因会被激活的。
　　　国人对山东发展有不少误读。除了前面提到的“成绩是吹出来的”，另外一个重要误读就是，认为山东善于“跑部钱进”，发展成绩是要 来的。其实，要论“跑步”的条件，河北“紧密团结在中央周围”， 更是近水楼台。其实这事很容易分析：现在中央这么有钱，要搞汶川 重建或者支援新疆，还得去发动全国去对口支援，中央自己扛着吃力 啊。像山东这种九千万人口的庞然大省，如果它自身的动力出了问题，光靠中央当年那点财力，哪能拉得动它！
　　　我觉得，山东发展，文化底蕴发挥了不小作用。农耕文化发挥作用的方式，跟工商文化不一样。我认识一个山东人，闹非典时他是副县长。全国对北京人避之唯恐不及。他听说，驴胶口服液可以增强免疫力，能防非典，就花了几万元买，装了一面包车。他的司机要去，他说：“我五十了，你才三十，你要得了病，我怎么跟你媳妇交待！”
独自开车，闯进北京，呆了两天，凡关照过他们县的各部委的朋友，一家一箱送上家门。最令我钦佩的是，有的老科员退休多年，哪怕当年帮他说过一句话，他都不忘。开车一回来直接被抓，关起来隔离十天。
第 130 节政府博弈
前面我总结了几个经济强省的三个共同经验，有必要进一步说说。第一个经验是解决方向问题：就是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业化。一
开始是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创造大量就业，有了就业才有城市化，城市规模扩大了，才有建设需求和消费需求，从而推动工业升级。工业化和城市化良性互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能拉动农业和反哺农业，形成城乡良性互动。
　　　大家知道，在创造就业岗位方面，中小企业有优势。而中小企业中，个体和私营性质的中小企业有优势。所以广东、浙江吸纳就业的能力，始终远远高于山东。山东经济总量这么老大，但始终没有形成吸纳外省农民工的能力，倒是有不少山东农民工跑到省外打工。这不能不说是经济强省的一大尴尬事。山东经济活力不足，老百姓消费能
力也比广东江浙弱。这是所有制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
　　　第二个经验和第三个经验，是解决路径问题。这两个经验，是经济起飞阶段的管理艺术，就是把握尺度十分重要。我个人估计，三十年来，全国被管死的企业要远远多于被管活的企业。由于发展初期的不规范性，出问题属于“存在即合理”。一旦出问题，中央台一曝光，上级领导一批示，对于一个地区的小企业群体来说，往往就是灭顶之灾。
　　　我没有亲历过八十年代的整顿，但我亲历过一场 2004 年的某地矿业秩序整顿。省上领导一批示，半年整顿，民营小矿山以及围绕它们的运输业和服务业，死掉 70%。当时，社会观念已经很开明了，法治已经比较健全了，尚且如此。此前的情况肯定更惨烈。特别是 1989
年至 1992 年期间，当时报纸电视上点名指出，个体和私营经济都是 “和平演变的经济基础”。这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一直在想，就温州家庭作坊当年那个弄法，没有被政府出手整死，简直是个奇迹。三十年间，假如任何一任领导出手，温州模式可能就完蛋啦。假定每任领导干六年，应该有五任领导；假定每个领导出手的概率都是三分之二，不出手的概率是三分之一。那么，连续五任领导都选择不出手的概率，是三分之一的五次方：二百四十三分之一。换一句话说，温州模式生存概率应该不超过千分之四。我靠，不容易啊！
　　　我这个算法，是一个孤立假定。若真是这样，那中国经济就没有今天了。实际情况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环境确实很艰苦，但存活
率没有低到这个程度。那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各地政府之间的发展搏弈，为私营企业创造了谋求生存的空间。这个，倒有点像当年资本主义在欧洲马赛克式的封建小国中间的境遇。
　　　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九十年代朱老板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前，主要体现为中央权力向地方的转移下放，所谓“放权让利”；而在分税制以后，中央通过集中财力，逐步增强自身的权力，地方力量相对下降。 “跑部钱进”越来越重要，还跑出来一大堆驻京办主任。但是，无论是分税前后，这三十年都是中央与地方利益深刻调整、各地政府之间激烈博弈的时期。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8第 133 节重复建设
　　　第二，是促使和迫使地方官员，想方设法推动本地发展。各地争着发展，酿成的问题当然很多，但发展成绩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你到其他亚非拉国家，看看当官的懒洋洋那个德行，看看二十年修不成一条马路那种局面，你就会发现，其实中国官员还算比较可爱。他们肯定是为了政绩，可能还有一点个人猫腻，但那种通宵开会研究、周未不准休息、为招商“能喝半斤喝八两”、满脑袋经济增长目标的领导，确实推动了中国发展。
　　　现在国外一些人，包括国内一些人，一说起当官的，就是吃喝玩乐、祸国殃民。实际上大部分干部还是在干事情。大家可以想一想，中国的政府规模这么大、权力这么大，目前监督制约又没跟上，如果这帮子人都不干正事，那中国怎么会发展啊？三年就垮了。算了不说了，再说几句，五毛的帽子就把脖子压折了。我们重点探讨政府博弈所造成的问题。
　　　中央文件来看，在高层领导眼里，最大问题就是重复建设。国务院多次出手干预，勒令一些已开工项目下马。朱、温等几任老板都没
少干这种事。这是对的。对的原因，在于这些项目不是老板投资，而是政府贷款投资。老板投资，亏了是自己的，他认赌服输。而政府投资，亏了没人负责。拍脑袋决策，亏了，拍屁股走人。这样银行贷款变成呆账，亏得挺不住了，国家只好核呆。没人负责的重复建设，就是当官的拿人民的钱来胡折腾。所以对这种项目干预是完全正确的。
第 134 节一盆螃蟹
　　　我是一个很有科学精神的人。有一年中秋，买了二十多只大闸蟹，我想起这个事，就试了一下。实验结果是：装在小盆子里，蟹多蟹少都能爬上来；装在大盆子里，蟹多蟹少都爬不上来。可能我家的盆子尺寸不对吧。不管怎么说，把前面这个故事当成寓言来听，还是挺不错的。
　　　三十年来，中国是全球吸引产业类投资最多的国家。仅管如此，这些投资相对于一个 960 万平方公里、13 亿人口的国家，仍然是太少太少了。各地都觉得投资不够用。各地为了招商而建立的“项目储备库”，要是全部启动，我估计 20 万亿美元也不够。为了争夺投资，各地政府想尽了办法，在土地转让、税收优惠、费用减免、市场准入、原料供应、能源保障、基础设施配套（N 通N 平）等方面，不断开出优惠条件，相互比着杀价。有的商人，就是利用这种优惠求发展。加工型工业容易搬迁，不像重工业那么夯实不好搬。你税收搞“三减两免”，他就到你的工业园里干五年，用完税收减免政策，再换个地方，继续享受优惠政策。
　　　政府又能有多少钱呢？地主家也没余粮啊。特别是中部和西部地区政府，离了中央转移支付，他工资都发不出。但是，他们最怕掉进恶性循环：越穷，越给不出优惠，越招不到商，就越穷。这个担心也有道理。于是乎，地方政府就咬着牙、吐着血给人家优惠。但是，这需要钱呀，“此银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从哪儿来呢？羊毛出在驴身上，打老百姓的主意，尽可能压低征地补偿，更有甚者，补偿款打个白条，欠着。2003 年我亲眼见过搞的绝的，某县工业开发区征地打白条，安置房没钱修，然后又一直招不到商，开发区草长老高，失地农民在开发区墙外搭窝棚住。这麻烦了。
　　　还有更麻烦的，就是社会保障、劳工安全和环境污染三大问题。按说，这些方面，八十年代已有规定，九十年代法规已经基本健全。各省也有配套办法，就是执行不到位。你治理污染，别的地区正好抓住这个重要招商机遇，承诺宽松条件，把企业吸引走。结果，全国污染涛声依旧，你的财政倒先清洁环保了。你保护劳动者权益，强制企
业给农民工上社保，有的地区却放水，这样那里的用工成本比你低两成，企业又跑了。所以，各地政府你拉我，我扯你，全国一盘乱棋。群众意见大，“友邦人士”也老拿这些事抹黑中国，就是没办法。
　　　从搏弈论的角度来看，各地政府的局部最优方案之和，不一定是整体最优方案。各地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进行理智的、互动的、连续的博弈行为，最后扭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趋于稳定的“纳什均衡”。这个状态，把中国很多产业的用工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治理成本等锁定在了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在一开始，对企业的发展、产品国际竞争力有好处，但越往后越不对劲。用工、土地、环境等成本不上去，就不能形成产业升级的压力和动力。这是中国制造升级乏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汇率和利率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要打破这个发展僵局，需要等待历史机遇。2002 年以后，机遇来了。这个“机遇”就是：2000 年以后，中国入世投身经济全球化，“中
国制造”潮涌而出，生产要素价格启动，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产业升级已是箭在弦上。
　　　这个机遇，同时也是挑战。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国力积累的结果，是量变积累即将引发质变的强烈信号。中国能不能抓住历史机遇？不要激动，我们先打住一下。要知道，这个牌局的形成，是几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前面贴子里，我们聊了“三农”领域和国企改革、私营经济、特区发展、省域发展的情况。另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等因素还没有聊到呢。要透彻分析当前的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回过头去，继续把各大因素的情况聊一聊，看看中国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8管中窥豹 2011：2011-11-28
@wmq12192011-11-28
感谢兄弟们，过誉太多了。
本想偷懒，看到你们的回复，还是要继续认真整理一下。
　　　不过，没有任何新内容的原文整理版，竟被删得七零八落，实在不可理喻。唉！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29
　　　本贴为本楼以前发贴的整理版，只有文字订正，无新内容，务请管理者注意！
第 135 节市场先声
　　　近三十年的发展，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市场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直接的力量。所以接下来咱们探讨：市场化。
　　　很久以前，我们聊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系的发展历程。其实，市场与计划，是经济管理手段的两个端点。各国在冷战时期各执一端，后来逐步相互吸收。到九十年代以后，市场和计划“去意识形态化”，成为中性的管理手段了。在中国，演进大框架，用一句话概括：79 年以前是传统计划经济，79 年至 92 年是有市场的计划经济，92 年以后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鸟笼经济论，在思想出发点上，更加着重地强调了市场自发调节的危险性，强调用“笼”，即行政干预和法律监管，来克服市场自发的缺陷。哎，写到这里，我怎么突然觉得，这个思想对于目前水深火
热的美国经济很有启发，有现实针对性，请速转奥巴马并希拉里同志阅处。
　　　有人认为鸟笼论是一种保守思想，我不这样认为。虽然后来确实有过某些人，利用这个理论来反对搞改革。但是，从当年陈云提出这个思想的出发点来说，是实事求是的，高层领导从不同角度提出独立见解，对于中国平稳发展和防止出现大的偏差，是极为有利的。实际上，鸟笼理论有充分的弹性。我认为，只要人们实事求是，而不是死守教条，按照鸟笼理论仍然会逐步走到今天这条路上来。因为你只要实事求是，就会在实践中发现，有必要给鸟更多的自由，而且不会带来风险，那么你就会把笼子做大。笼子越做越大，当尺寸超过了一定的度，经济形态就会发生变化，这时你会发现，有市场的计划经济变成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了。
　　　呵呵，扯远了。我东拉西扯地神游，说古论今，貌似潇洒，其实这个论调如果放到三十年前，估计立即被定为“阶级斗争调和论”，我肯定会惨，不是阴谋家就是投降派。
第 136 节物价闯关
　　　“醋，我打了一澡盆！酱油，我打了两水缸！味精，我买了两抽屉！黄酱，我买了一被窝！……”还记得当年姜昆的春晚相声吗？还记得 1988 年全国人民疯狂大抢购吗？现在的兄弟们，偶尔还会到家乐福抢点打折货，或者抢在发改委行动之前开车去加油站排排队什么的，但是，我们已经很难体会当年的恐慌和不安了。
　　　什么是市场？市场的实质，是以交换为目的、基于供求关系的一个价格体系。没有价格，哪来市场？市场是在价格指挥下配置资源的。价格扭曲了，市场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然而，中国要从一个完全由政府定价的经济体系出发，迈向全面由市场定价，让适应全国酱油一个价的社会群众去适应市场，谈何容易。
　　　那时我还上小学，我仍记得当时从商店排到街上的长队。还记得老师提前宣布放学，几个老师结伴去抢购的匆匆背影。太久了，要不是因为写这个贴子，我可能永远不会回忆到这些事了。小学时的班主
任老师早已去世，愿她安息！
　　　北京、上海等地当时是排队排的最凶的。我有一个长辈，是个老革命，当时已离休，住在北京朝阳门外的干部宿舍楼。我还记得他戴着老花镜，忧心忡忡地看北京晚报上的抢购新闻。其实他当时根本不用看报，看看窗户外边，就能看见街上排队的人。老头感慨地说，现在人都怎么了啊，听风就是雨的，盲目！他说完，放下报纸，以“迅铃不及掩耳盗雷之势”，冲下楼去，半小时后抱回来一箱红星二锅头。老头还说，刚才跟一个老外干了一架，因为他排队买酒时有个外国记者要拍照。老头挺身而出，坚决制止，严正警告老外：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内政，绝不允许你们指手划脚。老革命就是不一样啊。
　　　十几年的“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依靠权力而暴发的为富不仁者。为了把这些倒爷跟那些自己扛包挤火车的个体倒爷区分开，人们称之为“官倒”。双轨体制本身，是一个必然滋生腐败的体制，这不是思想境界的问题。所以只要条件一允许，必须尽可能消灭双轨。
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双轨制宣告结束，绝大多数商品随行就市。但是，这些年来，双轨制总要找个机会就阴魂不散，卷土重来，比如股市“大小非解禁”，就属于价格并轨，把许多投资者害得大小便失禁。所以，人们一提起双轨，就恨得牙根痒痒。
　　　但平心而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的价格转轨算是社会成本最低的。也算是最为稳妥、最为成功的。双轨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最优解，却是最可行的办法。俄罗斯等国家没有使用双轨，一夜之间物价直接放开，通货膨胀几十倍上百倍，人民的存款财富顿时成了废纸，一夜回到解放前。而且他们的实践证明，这种休克疗法式的改革，名义上是长痛不如短痛，实际上却并没有达到抑制腐败的效果。如果说，双轨制滋生腐败，是不法官员利用制度的漏洞，进行蚕食的行为；那么，休克疗法滋生腐败，就是不法官员利用根本没有制度的空白，大搞鲸吞行为。所以，我对双轨制积极肯定，我认为它是渐进式改革转型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高层很清楚地看到双轨制的毛病。所以 1988 年在北戴河决定，不能长期搞双轨制纵容腐败，决定大胆推进改革，进行“价格闯关”。此消息一出，全国人心慌慌，银行挤兑，市场大乱，商店洗白。这场惊心动魄的“价格闯关”，至少在当年宣告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于在操之过急。后来缓期执行，用了五年时间，慢慢地就闯过去了。我的脑袋不是电脑，肯定记不住具体数字，为了对得起看贴的兄弟，百度了一下：从 1978 年到 1993 年的 15 年间，中国由市场价收购的农产品，从不到 8%升为 88%，由市场定价的工业品由 0%升到 81%。看看
这些，当年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太他妈不容易了！
　　　仅管一时失败了，人们回顾历史时仍然心潮起伏。当年决策层在 “价格闯关”这个重大决策上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正义、改革勇气和责任担当，当为后来的改革者所景仰。
第 137 节大浪淘沙
　　　市场这个玩艺，说恐怖也恐怖，但扛过去了一切也是稀松平常。大约是在 2006 年左右吧，我跟一个做建设工程的朋友闲聊。他们公司当时在东南亚和巴基斯坦一带承包工程。他骂道，这个世道没法混了，越南一个小型水电项目招标，开标一看，他妈的，报价最低的前七名都是中国公司！有一家欧洲公司早就预见到结果，人家开标时根本没过来看。
　　　香港搞笑电影《东成西就》有一个桥段：张国荣他们几个被怪物吓得乱跑，同时，怪物们也被他们吓得乱跑：“人？好恐怖啊！”中国入世前，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当时国内，有一些砖家扯着黄喉在那里吼：世界末日到了！市场一开放，咱们还不够填人家跨国公司的毛肚！吓得中国经理们君肝冰凉，就差一头栽进鸳鸯锅去自行了断了。其实，当时许多外国人也怕中国，怕得不得了。
　　　实际情况是：中国入世以后，天没有塌下来，甚至连一部分塌下来的情况都没有发生。据本人观察，情况有二种：一是市场化的行业，
二是没有市场化的行业，两种情况完全不一样，但是，天都没塌下来。先说第一个情况，发生在中国已实现了市场化的领域。
《纽约时报》点名，指控中华人民共和国蓝翔技工学校，对谷歌等三十多家美国网站发动了黑客攻击。我惊叫起来，这个破学校什么时候变的这么有出息了？！于是登录他们的网站一看，不到 20 年，这个
民营学校已经扩大到八大专业、六十多个工种，高级技术职业培训规模很吓人了。该校校长（叫什么蓝翔的）严肃指出：我们很纯洁，很无辜，美国人纯属污蔑。
　　　这个学校只是一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国内市场上演了一轮又一轮惨烈的商战。市场竞争推动了市场化行业的突飞猛进。通过大浪淘沙，能胜出幸存的中国企业，竞争力那是相当强大。好像一百只狼被关在一个小屋里，任其竞争生灭。十年以后，屋门一开，发现只剩下一只狼了，其余的狼连一块骨头都没有剩下，你说这只狼要是窜出来恐怖不恐怖。比如彩电厂，一台三十几寸的大彩电，他从出厂价里只能赚几十块钱，还敢去发动价格战。中国市场练出来的这种企业，走到世界市场上，平趟，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由于中国的私有企业、乡镇企业属于从无到有，国营企业进入市场后从头学起，相当于二次创业，所以，中国企业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两百年犯的毛病都抓紧时间犯了一遍。来一起回忆一下三十年来中国市场上发生过的悲喜故事吧。
第 138 节酒的话题
　　　中国八十年代启动市场化，1992 年后完成了并轨，90%行业走向市场化。但不彻底，有一些行业，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或者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我按市场化行业、非市场化行业两种情况来回忆这些年
来的市场风云。
　　　继续，说第一种情况。市场化的行业很多，逐一说，说不完，专业性强，也说不好。选几个我熟悉而且有代表性的吧。其实，一个行业只要进入完全竞争的市场，发展的轨迹都差不多。先说说这三十年的中国酒业吧。我很喜欢喝酒，对酒尤其关注。今年国庆节回国，发现茅台、五粮液和青花郎又涨价了，令人蛋痛啊。
　　　酒业分为白酒、啤酒、葡萄酒三大市场，其余的黄酒、果酒之类所占市场比重是很小的。碘酒不算哈。白酒和啤酒两大市场，基本演绎了一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他们都从完全竞争市场起步，白酒目前已经发展到垄断竞争阶段，啤酒和红酒更快，从垄断竞争阶段发展到寡头阶段了。
　　　由于酒这个产业，进入的门槛很低，而收益在轻工业行业中属于相当高的，仅次于烟草。所以在计划经济年代，各地就建立了很多的小酒厂，八十年代以后，更是国有、集体、乡镇、个私一哄而上。酒厂多到什么程度呢？八十年代，有媒体报导，四川宜宾地区有两千家酒厂。还有媒体报道，山东阳谷县，就是武松在这里喝了“透瓶香酒”打死老虎的那个地方，有 70 多家酒厂。
　　　邛崃旁边的崇州、大邑也盛产白酒，共同构成一个产酒区，当时共有五六百家，山东秦池的原酒就是从这儿拉走的，拉到山东再勾兑。这个产酒区够厉害了吧，可是，它在四川根本排不上号！全兴（水井坊）、五粮液、剑南春、沱牌（舍得）、泸州老窖（1573）、郎酒六个川酒巨头，一个也没在这里！四川和贵州共同组成西南名酒区，与苏皖豫的淮河酒区、山东酒区、晋陕酒区对峙。你可以想想，当时中国白酒厂有多少万家！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企业又多又小，有的根本就是一个作坊，连个专业工人都没有，农民业余时间酝酿酝酿。所以根本没有好的办法监管，各地只有采取消极的定额税制，也就是国家所禁止的包税。许多大酒厂气得不行，说这不公平，但又没有办法。一些小厂制假售假，甚至使用工业酒精，有几次整出了人命案。这些问题要彻底解决，需要等市场和产业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才行。具体数据，中国白酒协会年年都有公报，有兴趣的兄弟去查吧。
　　　白酒的市场竞争只能用“惨烈无比”来形容。这个词俗，但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了。我家乡那个地区当时有八个县，每个县有一个国营酒厂，结果八个酒厂占领了电视台，八个厂长每晚争相向全区人民报喜，都宣布得了布鲁塞尔国际金奖。天知道怎么弄来的。这八个人当时人称八大金刚，地区四大班子领导人称四大天王，都是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由于酒税对地方很重要，有的地区发红头文件，要求喝地方酒，公务接待不喝地方酒，要被纪律处份，这么一整，制造出不少奇怪的新闻。
　　　后来，酒厂相互兼并，有的直接死掉，市场竞争由县里、区里发展到省里和中央。秦池酒一掷千金，夺央视标王，震惊了全国，带动了酒业广告的升级。当时山东的孔府家酒、孔府宴酒、金贵、扳倒井；河南的宋河、张弓、宝丰；安徽的古井贡、种子酒、口子酒；江苏的洋河、双沟等等，广告轰炸，不惜血本。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厂，通过巨额广告，一夜风迷全国，但是，很快又沉寂和败亡。
　　　啤酒产业的发展历程，与白酒是一模一样的。不同的是，啤酒本身不是中国的东西，是外国传进来的，农民自己家里酿不出来，所以起步时的酒厂数量没有白酒那么多。通过竞争，整合速度远远快于白酒。经过各种正当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甚至包括促销小姐后面跟着个彪形大汉，去打竞争对手的促销小姐，总之企业越死越少。到九十年代基本形成了东有青啤、西有蓝剑、南有珠江、北有燕京、关外还有个哈尔滨这么一个格局。1994 年后，港资华润集团突然杀入酒类市场，一举拿下了沈阳雪花，接着就以资本运作的形式，通过产权收购，在全国各地飞也似地攻城拔寨。这个原来跟啤酒不沾边的企业，没几年竟然打进了中国前三甲，连四川蓝剑都被他拿掉了。华润让中国企
业家们大开眼界，原来生意还可以这么做。
　　　写了这么多。可能已经有兄弟们认定，我一定是国内某个名酒厂派驻新加坡的销售代表吧。呵呵，其实原因是我个人一直关注酒业，有两次我还真差点就去做这行生意了。不过没有办成，到现在还都是门外汉。前几年，我不幸沦为“三高”人员，所以现在已经转行以喝啤酒和红酒为主了。偶尔一高兴，一时冲动，也可以整半斤白的。看来虽然是闭关疗伤，九成功力还是在的。酒这个东西，不是生活必需品，不喝不会出人命。在塔利班的统治区，偷喝酒被发现了才会出人命。但是，世界各地的人，古代在彼此隔离的情况下，竟然都独立地研发出了酒。这说明这个东西很不一般。它是一种文化图腾。所以我有必要继续喝下去，也有必要多写几句。
（续前贴）
第一个舆论是：白酒浪费粮食。专家、学者、官员在讲，电视、
报纸、杂志在说，一下子仿佛白酒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似的。
　　　但是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粮食开始供大于求，特别是高梁类的杂粮，附加值低，种植没收益，许多农民不再种植。然而却有一部分农民运气不好，土地位于山区，水土条件只有种高梁之类的杂粮。酒厂的原料采购，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生活来源。从这个角度讲，白酒厂把低附加值的农产品转化成为高附加值商品，算是不错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第二个舆论就是：红酒有益健康。比如，红酒能软化血管，降血
压，降血脂，防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连我老婆都在给我父母买红酒。我有个朋友，是一家著名的白酒企业的技术高管。他很认真地跟我讲过，红酒这些效用都是国内媒体和专家吹出来的。许多功效，连红酒原产地国外都没有。我不是专家，对朋友的话没有鉴别能力，请懂行的兄弟评论一下。
　　　前几年，国内有几家白酒企业到日本山梨县参加经济活动，他们在会场上展示了中国白酒。很快组织方就找到他们，要求他们把东西收起来。山梨县是日本一个内陆县，该县支柱产业之一就是白酒。日本白酒度数不高，喝起来很像传说中的宫庭玉液酒，就是那二锅头兑的白开水。在日本官员看来，保护本地支柱产业天经地义，不惜拉下脸来得罪中国客人。
　　　而我们的领导们和名人们，胸怀宽广，把红酒吹上了天，对延续 千年的民族白酒倒是不理不睬。完全没有继承周总理当年的良好遗风。有一个不小的大领导，当年去视察农村，对农民说，你们可以在房前 屋后多种葡萄，吃不了还可以酿酒。电视新闻还报出来了。他根本没 有搞清，吃的葡萄不能酿酒，酿酒的葡萄是酸的，而且房前屋后那个 条件种不了。我顺便想问一句：现在许多红酒厂是当地政府扶持的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但有多少白酒厂享受了这个待遇呢？
　　　前面提到的那个白酒企业高管朋友认为，目前这些现象背后很可能有一个严密的、长期的、大型的、整体性的市场开拓计划在支撑着，
不然不会有这么多人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来鼓吹。我也认为，这些年的红酒舆论肯定是背后有推手的。但是，这个推手是谁呢？一种看法是，是国内红酒企业所为。理由是他们是受益者。目前张裕、长城和王朝三大国产厂商，占据了国内红酒市场的一半以上份额。另一种看法，是外国红酒协会组织和他们的中国买办商人所为。理由是他们也是受益者，2000 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国际最大的红酒进口市场，十年间进口增长了十倍左右。外国势力的目标是控制中国高端红酒市场，目前这个目标基本达到了。特别是像拉菲之类的红酒，近几年一直在中国市场上狂赚。
　　　中国许多行业比外国更碎片化，比如江浙大量的小商品企业，更需要协会来整体运作，走向国际。但是中国的行业协会目前水平太差
了一点（我分析过他们的贵恙：泛行政化），还没有充分发挥为企业开路和服务的作用。协会的缺位，不仅使中国企业形不成合力，而且还产生了许多相互拆台的事情。比如前一贴提到的中国企业竞标越南电站的例子。中国企业现在比以往更需要团队协作和整体谋划，而且急迫地需要。
　　　前两年去东北出差，朋友们请我喝“道光二十五年”。呵呵，这种命名方式，可能是受到了法国路易十六之类的影响。受红酒文化影响，近年来白酒企业也推出了年份酒，而且还有像“1573”这样的名酒。但白酒作为中国文化独特内涵的一部分，还是应该更多地保留自己的民族传统特色。希望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在红酒杀入中国市场的同时，白酒也能够承载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
　　　怎么还限制字数？而且限制的这么不合理？天涯真是越来越不好混了。
第 139 节烟花满天
　　　上学时，我经常高标准严要求自己，学经济一定到达到这种效果：在谈论时能时不时地冒出几个经济术语来，在听别人谈经济时能不时微微地点头、会心地微笑，就跟很懂似的。呵呵，其实是个半吊子，说错的地方兄弟们纠正。不聊酒了。胡乱聊聊中国三十年来在市场竞
争中打得昏天黑地的其他行业。
　　　这个行业来得很快。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后期，全国估计没有 一万家也有五千家。著名的产品很多。比如马家军做广告的中华鳖精，横扫全国市场的三株口服液，广东巨人脑黄金，西安 505 神功元气袋 等等等等。有的产品是发明人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跨行业整出来的。有的产品是发明人在家里猫着钻研黄帝内经、易经和金瓶梅整出来的。有的产品是中药精华加现代科技整出来的。有的产品是根据十八代祖 传秘方整出来的。共同点是：1、研发快。2、研发投入小。3、广告 投入大。4、据说效果很神奇。
　　　三株创始人姓吴，此人就很有抱负。也不知道怎么就发明了这个好东西。为了把好东西卖出去，他的市场工作可谓疯狂。高峰期，营
销人员几十万。人员编制是军、师、旅、团、营。每次市场行动，都称为战役，而且编有军事代号。吴很有思想，平时讲话汇成选集三卷。选集前面有他的标准照。标准照前面还有一张半透明的纸，看上去鼻朦胧耳朦胧的。我正好路过济南，被同学邀去听他的报告，会场每人获赠一套选集。我回家翻了两下，就直接拿去糊墙了，并预判了这个企业的结局。
　　　倒闭后，老吴报怨说，一个刺头消费者状告三株产品有负作用，全国媒体跟着进行不实报道，所以企业倒台了。这纯属胡说。许多人还真信了，一些大学的社会公关课，还把“一个小纠纷毁掉一个商业帝国”当成了案例。其实，三株的管理和产品决定了它必然垮台，与一起偶然的消费纠纷有什么关系？没这事它一样垮台。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在草根创业之后，必然地迎来了这样一个草莽英雄的时代。红极一时的行业、人物、企业、产品，非常之多。篇幅有限，我不再一一列举了。虽然中国自古英雄不问出处，但质量不高的英雄，保质期也不长。凡过了期的英雄，都会被中国人断然抛弃，史上无一例外。中国的发展阶段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了这些英雄们的命运，与其说是产品的成功，不如说是市场的成功，与其说是产品的失败，不如说是市场的失败。而且绝大部分的失败具有必然性。当时中国企业的主体，是以小、多、散、乱、短、活、快等为特点的中小企业，多数很快消失。许多著名企业各领风骚两三年后，归于沉寂。只有极少数企业，由于历史机缘和领导者的超前眼光，逐步发展成中国的经济核心力量。
烟花烟花满天飞，你为谁妩媚？不过是醉眼看花花也醉！
第 140 节国企夙命
　　　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阶层出现分化。外国专家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危险值，但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书指出老外算的不对。不管怎么说，贫富差距是肯定有的，连高层都承认。分化过程中，各个阶层情况不一样。而在同一个阶层内部就能享受蹦极一样的极限体验的，非国企职工莫属。你分在县棉纺厂上班的，和你分到中石油上班，一样国企员工，以后的差别怎么就那么大捏？
　　　这三十年间，国企在改革中分成两大领域，一是垄断和半垄断领域，二是市场竞争领域，两者的命运，九天九地。垄断的以后再说。我觉得，在市场竞争性领域，最终的曲终人散，也许是中国国企的夙命。
　　　有一些企业，出生时命运就注定了，这与企业改革不改革无关。有一次我去东北出差。上街时交通堵了。陪同的朋友说，这是国营纺织厂工人在闹待遇呢。我问，是毛纺厂还是麻纺厂啊？他说，是家棉纺厂。东北不是棉区，怎么会冒出一家这么老大的棉纺厂呢？我一问才知道，“一五”期间这里建了钢铁和重工，职工以男的居多，个人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后来上级领导亲切关怀工人阶级，就安排投资又建了个棉纺厂，从农村陆续招了几千女工进城，城里算是阴阳平衡了。问题是，方圆一千里不出棉花，要从关内用火车拉来，成本很高。这种企业焉能不垮呢？
　　　多数国企活不出来，产业结构调整本身决定的，这也与企业改革不改革没有关系，只要搞市场经济，就注定要完。比如，改革前，我的家乡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本地汽水品牌。我小时候喝的汽水就是本县罐头厂出品的。现在呢，全国你走到哪里，饮料都是有数的那几个品牌。自主品牌全覆灭了，只有可乐、百事、乐百氏、康师傅、统一那么等几个牌子。这几个品牌背后，倒下了几千家企业。这种行业整合
是必然的，绝大多数企业肯定要淘汰兼并，这跟它是国企还是私企没关系。顺便说一句，这个行业的国内自主品牌死掉有点可惜了，连健力宝都没有幸免。合资的王老吉算不算中国品牌啊？
　　　九十年代，国企股份制改造中，有的企业还趁机搞了职工持股和经营者持大股，国有资本都退出了。如果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角度来看，到这一步，应该是没有什么毛病了。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只要企业不死，职工在心理上国企职工观念怎么也不灭。这支队伍还是国企做派。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办不到，让谁下、让谁出，谁要跟老总去拼命。
　　　有专家说，触动产权才能真正转变观念。实际上，当时我很绝望地发现，中国的多数国企竟然触动产权也转不了观念。客观上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但主观上这个制度在人们心中没有建立起来，在人们思想上怎么也建不起来。所以，也许命中注定，有此一劫，国企非得真死一回，让旧观念跟着企业一起涅磐。这真是没办法的事。
第 141 节垄断是非
　　　近三十年，有一些行业在社会上争议很大，就是垄断性行业和半垄断性行业。比如银行、电信、铁路、航空、电力、石油、烟草、汽车等等。有说是，有说非，论者如云，长篇累牍，够扯二十年，我懒得转述了。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这些行业利用垄断地位，汲取社会资源，取得了突飞猛进发展。八十年代还不明显，九十年代它们开始冒尖，和其他行业的待遇水平差距迅速拉开，炙手可热，人人皆向往之。十几年前，我的一个同学，大学毕业分配到某电信企业的省公司。当时该公司正要在海外上市，公司内部突击发钱，据说是有些名目的钱，再不发上市以后就不能发了。结果这个仁兄毕业后半年，在工资以外就发了十多万，名目连他自己都搞不清，他妈的太幸福了。考虑到当时正值国企改革攻坚，许多行业的职工连饭都吃不起，这种垄断产生
的社会不平等真的是令人无语。
　　　2001 年中国入世，对这些行业有什么影响呢？据我观察，分三种情况。A，有些行业具有天然垄断性，比如电网、电信、铁路等，加上入世时的限制条款，没有受到多少冲击。铁路现在还想去冲击冲击别国。B、有些行业利用先发优势，再加上入世以后的几年保护期，拼命布点，不给国外对方留下空间。比如银行业，四大银行及其他商业银行的布点，密集到不可理喻，有人说，现在你在街上随便砸开一家门面，不是房产中介就是银行。又比如中石油和中石化，争抢着疯狂布点，不惜血本收购加油站。这两年壳牌公司的加油站进军中国，只有到城市外环路再往外二十里的荒郊去布点。C、有些行业在入世之前，已经与外商合资，共享中国市场。这些企业是争议最大的，大有新一代买办商人之嫌，突出代表行业，就是汽车。
　　　这两种方式，我们都可以接受，关键是我们实现就业、得到发展即可。比如，海尔公司以前不叫海尔，叫青岛冰箱厂，商标是琴岛。琴岛是一个海岛的名字，在青岛港外，岛上有个灯塔，清凉夏夜，柔软的灯光随着海风浪花缓缓飘荡，就是著名景色“琴岛飘灯”。所以
青岛出产的冰箱叫“琴岛冰箱”。后来，他们跟欧洲跨国公司利波海尔集团合资，引进冰箱生产技术。产品就叫“琴岛—利波海尔”。当时，这种用一个破折号把中外两个商标连起来的合资品牌，相当时髦，比如“新飞—伊莱克斯”。意大利阿里斯顿冰箱生产线被引进了七八条，所以很多种冰箱叫做“某某—阿里斯顿”，好像是同伙似的，其实竞争得你死我活。
　　　八十年代以来，冰箱行业国内市场自由竞争，企业进步神速。中国企业们在经过学习后，很快就把商标破折号后面那个老外给踹了，独立开发新产品，有的还向国外出口。例如，“琴岛—利波海尔”冰箱，几年不到，全国大卖，被消费者习惯简称为海尔，他们就把海尔注册为商标。原来的那家外国公司利波海尔集团，这些年没有看到关于他冰箱业务的任何介绍了，估计已经不做冰箱了，继续从事他的优势行业挖掘机去了。在此，本人要向张瑞敏先生致敬。民族英雄啊。
　　　有些行业很惨痛，但社会争议也不大，有成功就有失败。比如胶卷行业和录相机行业。这些行业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人对于市场大势判断不准，没预见到新技术引发的商品替代，来得这么快。拿胶卷来说，当时，全世界造胶卷的企业，也不过柯达、富士，好像还有个柯尼卡，几家而已。中国一下子引进几条生产线搞了几个胶卷工业基地。我记得当时有一家在央视打广告的，叫福日胶卷，好像在福建。当时老外惊呼：中国人要么是决心称霸全世界，要么就是发疯了。其实我
们既不准备称霸也没有发疯，只是没经验而已。后来，全军覆没，死的只剩下老大乐凯，巨额亏损身负重伤，像是逃离桃花岛的柯镇恶。乐凯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建 156 个大项目之一，共和国长子。国务院无奈之下，批准接受了柯达的参股方案。乐凯经过艰苦谈判，虽然保住了品牌，但失去了市场抵抗能力。有人评价说，胶卷业的三国演义，柯达这次参股奠定大局，乐凯富士都是输家。
　　　扯远了。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为什么同样的合资，冰箱、胶卷行 业没有争议，而汽车行业争议那么大呢？差别在于，冰箱行业是开放 的竞争性行业，而汽车行业通过行业主管部门的手段（比如产品目录），长期打压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在半垄断力量的保护下，伙同老外狂 歉国人的钱。由于行业管理的打压，民族汽车品牌起步晚了十年左右，今天都没有赶上去。
　　　所以，比起冰箱业和胶卷业，汽车业更值得思考。汽车行业太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复杂到，今天这个行业明摆在你面前，你都不知道它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有人说很成功，有人说很失败。如果这一点没有基本共识，对许多具体做法的褒贬，更是没边没沿。我们来简单探讨一下中国汽车的是是非非。
第 142 节车轮滚滚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汽车业至少同时存在三个情况。A，中国
整车厂数量多，规模小。B、汽车产业政策有问题，该放开的没有放开，条条框框多，民间力量搞汽车很困难。C、上汽、一汽、二汽等骨干企业争相与外国公司合资，而产品都是打的中国市场。
　　　兄弟们不要以为中国以前缺汽车厂。计划经济留下的厂子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直到九十年代，每个省都有几家甚至几十家汽车厂。一个成都朋友跟我说过，90 年代成都一家汽车公司研制出一种汽车，车身全部用玻璃钢外壳，可惜没有打进市场。这真有想像力。汽车需要规模效益，由于条块分割，企业属于不同地区和主管部门，没有规模效益。有的企业一年只有几百辆车，这在市场上打起来肯定不行。到现在，这些企业多数 OVER 掉了，但也有一些企业在专做大客车、中巴、工程特种汽车、农用汽车等等，效益也还不错。
　　　在许多国人看来，几大合资企业的中方，基本就是买办汉奸之流。这个要探讨一下。要探讨他们算不算汉奸，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到底什么才是汉奸。但是，很不幸，我们中国人，现在连汉奸的基本定义都搞模糊了。这几年，有人为以前的汉奸大唱赞歌。比如赞扬汪精卫的私德。确实，此人私生活极赞，不抽，不嫖，不赌，不贪，在国民党中可谓出类拔萃。有本书叫做《细节决定成败》。我的一个老领导就极不赞同此书。他认为，细节不能决定成败，大节才能决定成败。拿汪精卫来说，不管细节有多么好，降日一事足以盖棺定论。电影《色戒》更是离谱。当时，许多兄弟谈论汤唯和梁朝伟演得如何如何如何不堪。本人一向遵循孔子教诲，非礼勿视。但是为了能评判地研究他们到底不堪到什么程度，上映第一天我就去排队买票了。我看了才发
现，这个电影主要问题不是堪不堪的问题，这个电影大方向好像有点问题。
　　　扯的太远了，我们还是一起就事论事，看看汽车吧。2007 年我决定买辆汽车，使自己成为有车一族。我决定买自主品牌。因为我受到一个官员的影响，此人是个司局级干部，在中央部委任职。名字我忘了。我在北京听过他的演讲。他是现行汽车产业政策的抨击者，有机会就抡圆了抨，抨了 N 年，无济于事，只好买辆奇瑞示威。每天，北京四环路上，一片日系美系德系的车流中，孤独郁闷地开着奇瑞上下班。我开始也想过奇瑞，但本人不会开手动档，奇瑞自动档的车不多。比较之后，选了一辆刚推出上市的红旗奔腾。可能是经常看历史书，我有一点红旗情结吧。
　　　开了这么几年，人和车也有了感情，平心而论我还是很满意，发动机性能好，提速很快，车也很稳当安全。缺点是：车壳子上的问题太多。一年之内，四个窗户玻璃的自动升降坏了三个，倒也不是大毛病，就是按纽接触不良，但不去修也不行啊。雨刮器质量太差，吱嘎吱嘎，撕心裂肺，还刮不干净。这一刮，明显不如不刮，本来我还可
以透过雨点之间的玻璃瞄见一点东西的。后来，一汽估计是挨骂太多，四 S 店通知我去免费换个新雨刮，但质量还是不行。眼镜盒的盖掉了，遮阳板上的镜盖也掉了，我懒得去修。总之，除了一汽研发的车壳以外，其他东西都挺好。
　　　一个神话是，造汽车这件事，相当相当相当相当难，难死诸葛亮他大舅。有个老总说了，你没有几百万辆的规模，别想自己研发汽车。还有一个长得很帅的老总说了，中国汽车要耐住寂寞二十年！
　　　很可惜，耐得住寂寞的中国汽车业，并没有得到人家的尊重。日本一个老总公然在中国说，中国合作伙伴的贡献为零。此事引起轩然大波。这个话，说对了一半。对的一半，是中国合作伙伴确实没有什么技术贡献。不对的一半，是中国合作伙伴没有技术贡献，也有外国公司的黑手在里面。因为只要一合作，老外就垄断技术。中国的技术研究团队被以各种各样的名目瓦解。合资以后中国汽车企业的技术能力不是提高了，而是不如从前了。所以，这个日本人没有城府，太笨。他应该说，中国合作伙伴的技术力量相当强，进步相当快，中国一定
是明天世界汽车业的领导者。这才叫有策略对不对。
　　　在深圳，连辆自行车都没有造过的王传福突然断言，比亚迪公司会成为世界汽车业老大！别人问其故。他的逻辑是：A，电动汽车是未来汽车业的老大。B，比亚迪公司是世界电池业老大。综合 A 和 B
可以得出结论C：比亚迪将是世界汽车业老大。靠，这算什么逻辑？但王传福真的跑去陕西，收购了秦川汽车厂，就是生产福莱尔的那个厂。结果第二天，比亚迪公司香港股票狂跌 21%，后面几天接着狂跌。但一年以后，这个疯子真把比亚迪 F3 造出来了！
第 143 节福兮祸兮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和销售国。这些年来，发展成绩值得肯定。不管外资也好、民营也好，毕竟在中国国内形成了这么大生产能力。也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生产能力。税收、就业以及上游配套，都在中国。中国汽车社会正在加速形成，拉动了相关产业，促进了经济繁荣。汽车正全面塑造着新一代中国人。比如我，有一天我的汽车被朋友因急事借走了，他走的急，我的手机忘了从车上取下来。一下子少了这两样东西，我发现自己什么事都干不了，茫茫然无所适从。其实，我 1999 年才拥有手机，2007 年才拥有汽车，真不知以前都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的看法是，这个行业发展不理想，这些年有较大的缺憾，主要体现在外资品牌市场比重过高，民族自主品牌发展不理想，出口量太少。造成这些问题有客观原因，也有骨干企业自身原因，但是，汽车行业政策是主要原因。若政策更合理一些，自由汽车品牌应该能够发展得更好一些。
　　　自主品牌很重要。墨西哥也是世界汽车产量大国，但缺乏自主品牌，现在几个人知道墨西哥汽车呢？假如告诉你，一辆进口的福特车是墨西哥产的，那么，如果这辆车相当好，在你心目中得到提升的，仍然是美国国家形象，而不是墨西哥国家形象。中国这么大，确实需要自己的品牌。让我们共同祝福中国的自主汽车品牌吧：奇瑞、吉利、比亚迪、红旗、东风、长安、哈飞、长丰、长城、东南、江淮、海马、华普、力帆等等。祝愿他们好运！
　　　另一方面，对于这些企业需要加强监管。现在社会舆论那么强烈，主要是监管不力造成的。比如，这些公司挣钱时，靠红头文件，靠行政垄断，跟收税差不多；发钱时，又要和市场接轨，与国际接轨，大搞上千万的年薪，这样公众不可能不骂娘。指望政府部门监管很难，
他们都是一家子，逢年过节时公司都要登门孝敬，他们根本监管不住。我觉得，鼓励媒体监督是个有效办法，从长远来看，鼓励公众通过网络监督最为有效的办法。
　　　关于这方面，我还有一点自己的思考。就是福兮祸兮，有时候还是要辨证看。中国的崛起，本身是一次世界利益格局大调整。我说过，从其他国家历史上的崛起过程来看，要走到中国这一步，早就不知打了多少仗了。而中国改革三十年，目前仍然是和平崛起，而且在崛起过程中还跟大多数邻居解决了边境问题，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有人说是因为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水平高。这些原因都不错。但是我觉得，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条件应该是，中国崛起能给绝大多数国家带来利益。对一个具体国家而言，就是中国崛起给它带来的利益要大于损失。唯有如此，才能保障和平环境。若中国崛起在经济上把别的国家逼得无路可走，那摩擦就是再所难免的。
　　　三十年来，我认为汽车产业、大飞机产业是很不理想的。但是，当中美关系出现矛盾和紧张时，跑到政府和国会为中国游说的美国人，恰恰是这些行业的老板和董事。因为中美关系最牵扯他们的利益。那 些中国获得了成功，把美国打得抬不起头的产业，往往就是主张对华 强硬的声音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让跨国公司享受中国部分市场，使中美利益绑定，也许符合中国崛起的整体战略利益。这些游说者从 中国市场赚了钱，他们再帮助中国挫败几个对华反倾销之类的提案，中国别的行业又从美国市场赚回一笔。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把本国行业搞垮有理，更不是认为某些 行业的政策失误实为高层妙手的“大棋”。都不是。我们必须努力在 每个行业、每个政策争取做到最好。我的意思是认为，在地球村里，中国虽然主观努力，但客观上也不可能在任何领域和行业都成为第一。孙子说，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就是说，哪怕你仗打赢了，也要给对 手留一条生路，不要逼得他非得跟你死拼到底。
第 144 节善假于物
　　　以前爱听广播评书，记得书中讲到：某武林高手去打擂，只见那擂台高九丈，他一跃而起离地三丈，然后右脚尖一踩左脚面，又起三
丈，然后左脚尖一踩右脚面，再起三丈，就蹦上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么三级跳真是太麻烦了，揪着头发自己把自己提上去岂不更省事一些？
　　　我认为，改革之初，中国高层是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的。所以提出“改革开放”四个字，做为“两个基本点”之一。这四个字本身包含玄机，就是它突出强调了开放的重要性。什么是开放？开放不外乎就是改革以前那些不够开放的法规和政策，改革以前那些保守观念。所以，开放也是改革的一个方面的内容，改革两个字应该已经涵盖了开放。既然如此，仍要把“开放”特别地提出来，与改革并列，充分体现了高层对利用国际环境的战略性的重视。
　　　中国开始借到的力，只是一些小力，以港台华侨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比如地砖厂、服装鞋帽厂。九十年代，跨国公司开始进入中国。由于经验不足，有一些政策存在某些偏差，比如上汽与大众合作，几乎是救了大众一命。而我们开的价码，现在看来过高了。在行政保护下，一辆普桑当时在国内卖将近三十万，按实际购买力折算成现在，估计超过一百万了，实在有点变态。仅管如此，九十年代中
国借力范围大大拓展，从港台日韩扩展到了欧美经济体。2001 年加入世贸，使中国真正能够借力全世界，全面利用世界的资源和市场来发展自己。
　　　由于这种片面观点（至少是大部分原因吧），形成了中国今天过度依赖出口的局面。中国外贸依存度现在大约 50%左右，是美国比例的一倍，而更重要的内需则被长期忽视了。就好像前面那个武林高手，没有外部支撑点，肯定蹦不起来，但如果自己内功不行，给你支撑点，
你也蹦不上去。近几年中央不断调整政策，启动内需，就是在纠正这种倾向。不过，中国太大，内需的启动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创造更多条件才行。
　　　相反，像二战以后的日本、亚洲“四小龙”这样，通过来料加工、成品出口、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倒是历史发展的特例，很少见。它们的成功，与二战以后美国主导的贸易体系形成有关，也与冷战期间美国对于远东这些前线国家的支持有关。有许多不可复制的因素。所以放眼全世界，在七十年代以后，艳羡和学习亚洲小四龙的国家很多，但真的靠这种模式取得最后成功的，目前还一个也没有。中国在学习四小龙实现了沿海加工制造业的起飞后，也必须寻找自己的路子。
像拉美各国尤其是悲惨的阿根廷同学那样，美苏德当年依靠进口
替代战略崛起时，他们大搞自由贸易，失败；四小龙当年依靠出口贸易崛起时，他们转而关门大搞进口替代，又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任何一种战略，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没有绝对好坏之分，要看内外形势而定。诚如孙子兵法所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
　　　从篇幅上来说，整理了三分之二了。明天不上班，我争取全部整完。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
第 145 节话说城市
　　　城市化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有人主张适度城市化，有人主张发展小城镇，我尊重这些意见。但是本人是一个坚定的城市主义者，而且是大城市主义者。呵呵。
　　　住在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正好把城市问题思考思考。以前，我对新加坡的认识，最早始于一部电视剧《调色板》。在二十多年前吧。可能是最早引进中国的新加坡电视剧。通过这个电视剧，我才吃惊地发现，原来新加坡跟香港一样住的都是华人啊。我还发现，原来男女
学生没毕业没结婚就可以睡在一起啊。主题歌至今还记得几句。开头一句是：“城市生活中你曾失去什么，拥有是什么？”
　　　虽然中国人现在能够正视城市化问题了，上海世博会主题就是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是如果倒退十几年，高层对城市化的许多看法都是不明确、有分歧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城市化率提高了接近三十个百分点，平均一年一个百分点。2010 年 11 月全国城镇人口比率为 49.8%。古老的农业中国，正站在进入城市化社会的临界点上，这真是五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啊。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让我们一起回顾回顾吧！
　　　中国一直都是农民大国，在社会居住形态上，以村庄型的居民聚落为主。但是，各朝各代的城市化率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有些人主观想像中那种一直向上稳步提高。一般观点认为，秦汉以来，宋代城市化水平最高，大约在 20%至 30%之间。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南宋时期城市化率达到过 50%。而清代中国城市化水平最低，大体在 6%至 8%之间。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明代后期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引进，使中国土地的人口承载量暴增，再加上中国人对生活条件的要求不高，所以清代前期到清代中期，出现了人口大爆炸。秦汉以后历代绝大部 分时间，中国人口都在 5000 万至 1.5 亿之间，而清代从 1 亿多人起
步，就这么生啊养啊，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时，全国人口已经有 4
亿多了，占全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
我个人总结，中国古代城市体系有三个很突出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稳定性。如果按照宋代人口 1 亿，城市化率 30%，清代人口 4 亿，城市化率 8%，这么一算下来，我发现，这两个朝代的城市人口规模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啊，都有 3000 万左右，只是底下的分母变化了而已。
　　　我认为，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秦汉以后，实际上进入了一种很稳定社会格局，就是“大一统帝国——原子化小农”的格局。这种格局之下，一方面，国家所需要城市发挥的职能，也就是那么多。国家对城市没有更多的发展需求。比如秦汉时期中国有两千多个县，到现在还是两千多个县，当然这中间的沿革是很乱腾的，但总量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是“县”这种基层政权职能的社会需求量决定的。另一方面，城里人不稼不穑，吃粮要靠农民。原子化小农生产，所能提供的商品粮是有限的。大家不要以为，清朝四亿农民可以提供更多的粮食。错！在生产力没有大的提高、国土面积也没有大的扩张的情况下，能支援给城市的粮食是一定的。农民太少当然不行，但农民超过了一定数量，那么人越多，提供的商品粮就越少，因为他也要吃啊。这两个方面，决定了中国城市人口总规模是历代基本稳定。
　　　第二个突出特点，是中国古代中心城市规模巨大。汉唐长安、宋代开封、南宋杭州、元代大都、明清北京，都是世界最大城市。中国城市人口过百万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不过三万、四万人口而已。
这个现象的原因也好解释。原因不是因为中国古人喜欢大城市，
也不是因为汉唐政府制定了“全力打造国际化大都市”之类的发展目标。原因在于：社会需要。
　　　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帝国的许多职能和权力，都是分流到各级封建领土头上的，因此，他们的国家和地区中心城市，承担职能不如中国这样庞大。客观上没有城市发展的需要。当然，资本主义制度和近代工商业社会崛起以后，情况就更当别论了。
　　　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第三个特点是，城市类型基本上都属于政治型城市。我没有说这是“突出特点”，因为古代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多数是这个类型，但是，中国这个特点更明显。而且这个问题还一直遗留到了今天。对于我们看待今天中国城市的发展繁荣，很有现实的意义。所以有必要分析一下。
　　　城市的类型挺多，现代大城市的功能都是综合型的。我个人看问题，习惯于把城市划分成政治型城市和非政治型城市，这么两个大类。 A、政治型城市，就是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兴的，城市里一切都围绕政治统治转。我这里的政治是宽泛的政治，下面细分还可以包括行政型城市（比如堪培拉、巴西利亚）、宗教型城市（麦加、普陀）、军
事型城市（关岛）等等。2、非政治型城市，就是那些不是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兴的城市。当然，城市管理，需要有政府来提供公共服务，所以城市在兴起以后建立市政府和行政机构肯定是必要的。但这个城市的本身，是经济原因或其他原因而兴起的。
　　　由于现代城市都有行政机构，没政府的城市是不存在的，那么，看上去有点乱，我们如何区分一个城市是政治型城市还是非政治型城市呢？很简单！给兄弟们举一个例子。在宁夏自治区北部，以前有一个陶乐县。这个小县是 1941 年时设立的，2003 年被撤销了，土地划给了银川市和平罗县。这个县在历史上共存在了六十多年。我对行政区划变动对城市的影响很感兴趣，所以这几年盯着这个案例，收集撤县以后的各类信息，包括新闻和网上贴子。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行政区划被取消时，因它而建的政治型城市（县城）的命运，以及这个城镇中的经济实体和从业者的命运。
为了抢这块地，1929 年宁夏省设置了陶乐设治局。“设治局”大
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建县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河东方面当时叫绥远省，表示严重的不同意，双方就争起来了。绥远即使也设置了沃野设治局。沃野是汉武帝在这里设的古县名，后为北魏六镇之一。绥远这是引经据典、志在必得啊。两省请南京政府裁决。当时各省军阀都有军队，经常没事找事打一仗，两个省能这么有修养真不容易。估计是想到，那片河滩收的公粮还不够炮弹钱，而且没准哪天黄河再滚一下，所以双方决定整一把文明的。南京裁定：宁夏赢。1941 年，正式设立陶乐县。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 (续前贴)
如果我是 2300 人之一，我也举双手双脚反对撤县。不去争论这事了，看看对县城的影响吧。
　　　摘录《新京报》当年的一段文章——陶乐人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从政便成为最主要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干部群体成为当地主要消费群和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买东西的是干部，吃饭的是干部，近两年发展起来的房地产，购买者绝大多数也是党政干部。干部的调离推倒了县城经济的多米诺骨牌。县城最大百货商店老板追忆撤县之前的好日子：“那时每月营业额有七八万元，现在不到两三万。”当地最大
的酒楼也因客源的消失而生意萧条。县重点开发的商住楼区如今成了一座座空楼。
　　　其实，中国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以前云南省有个地级市叫东川，后来铜矿采得差不多了，直接撤市改区，变成县级单位了。今年，安徽省的巢湖市也被撤了，变成县级单位了，这下合肥最乐了，但县级小巢湖市的城市发展前景肯定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哪个兄弟对这种课题感兴趣，建议你研究研究东川和巢湖的城市发展，可以写出许多城市经济学和社会学论文哈！总之，中国古代虽然也曾出现过佛山、盛泽、景德镇等纯工商业城镇，但 99%以上的城市是政治型城市。
当其政治使命终结，随即无奈地衰落。
　　　直到清末的二十世纪初，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引入，铁路和矿山在中国出现，一种新型城市才在中国崛起，即非政治型城市。比如上海，在清代以前，上海县的县城是个行政型城市。但开埠以后上海迅速发展，成为远东工商业的中心。非行政型的城市越来越多，比如原属于河北临榆县的秦皇岛，原属于辽宁金县的大连，原属于山东即墨县的青岛，原属于山东福山县的烟台，原属于江苏东海县的连云港，原属于河北滦县和丰润县的唐山，原属于湖南湘潭县的株洲等。
第 146 节三种命运
　　　可能是中国历史太有趣，写着写着，一不小心又写回历史去了，真是“拣取花枝屡回顾”啊！好，从历史上走出来，聊聊当代中国的城市化。
　　　胡总教导我们，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四个字：以人为本。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应该明确，“城市化”这个概念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其他的一切都是围绕人转的。人的城市化是什么意思？内涵有三。
一是从业方式城市化。二是生活方式城市化。三是思维方式城市化。总之，城市化就是在历史前进过程中“社会人”主观的自我改造的过程。（对不起，这话拗口，看哲学书给害的）。
　　　这个事情还好办，有意见嘀咕一下，不致于闹事。有些事情就不好办了。比如某大型水库移民。这些移民，本来住在鸟不拉屎的穷山沟，年年吃救济粮。后来政府修坝，淹了他们家，把人都搬迁到富得流油的城郊，房子修好，一家分几亩田（能调济出来真不容易），每家还给安排一个非农就业岗位。在外人看来，他们真是祖坟上冒绿烟了，生产生活的任何方面都比原来强百倍。但是，他们隔三差五上访闹事。理由五花八门。比如夏天太热。比如不能上山去挖草药。比如一个孩子犯罪了，也要闹。这跟搬迁有什么关系啊？他们认为大有关系，孩子在山沟里没那么多诱惑，就不会犯法，所以此事必须政府负责。
　　　我举一堆例子是想说，城市化这个东西，虽然肯定需要环境和外力去推动，但从根本上讲，是人的主观选择和自我改造、自我适应。
用外力强加给农民一个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不管你用意再好，不管你下的力气再多，他都很难适应和领情。用刀郎的话说：“才知道把我的世界强加给你还需要勇气”。
　　　这些年来，我们许多政策没有把“人”做为城市化的核心，弄出不少问题。一方面，从八十年代就转向工业岗位的农民工，早已完成了从业方式的城市化，但二元结构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另一方面，许多征地农民、工程移民又“被城市化”，户口农转非了，长期找不到稳定工作，形成“城中村”。
第 147 节政经合一
　　　这一段时期，中国城市化主要特征是三个：A，通过计划投资和项目拉动，有一部分城市发展比较迅速，比如东北的工矿业城市群。同时还新建了一批工矿业城市，比如甘肃的金昌、黑龙江的大庆、新疆的克拉玛依、四川的攀枝花等等，这些城市都是以前没有的。B，
由于计划经济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城市就业岗位不足，城市社会活力不足，引发了两次逆城市化的运动，即“精简下放”和“上山下乡”，涉及到的人口高达三千万至四千万之间。C，形成了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僵化的城乡二元结构。
　　　前面有一个兄弟提出，中国古代，城市主要是经济型城市并非政治型城市。呵呵，观点不同是正常的。我的看法是，一个城市，特别是类似于长安、洛阳之类的当时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它的发展形成，肯定兼有政治和经济因素。但主要原因，或者说决定其性质的因素，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要探讨的。
　　　以唐代为例。唐代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显然是全国最为重要的城市。但是，唐代人当时又有另一个说法，叫做“扬一益二”，把扬州和成都推为天下伯仲。这是为什么呢？我的理解，是长安和洛阳是为政治为主。如武则天大兴土木，兴建东都，相当于依靠政府投资，以大项目促大发展，带动相关产业，拉动洛阳的 GDP。而扬州和成都，则是南方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手工业生产繁荣，并拉动了消费增长，成为全国旅游购物目的地。所以人们向望“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李白还说“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当时“南京”在成都！）我不否认，古代城市发展兼有政治经济因素，有的城市在某个阶段经济因素还比较突出。但是，我同时认为，纵观中国城市史，在 1979 年之前，政治型城市仍然是主流，政治因素仍然是主因。
　　　一个明显的佐证就是，当某城市失去政治地位后，即会迅速衰落。例如洛阳和开封，今天仍然没有重新达到历史上曾经的规模。再以山东为例。山东在清末有十二个“地级单位”，包括十府和两个直隶州。这十二个城市在清亡以后，六个继续保留了地级单位，另外六个则降为县级单位。前六个是：济南、泰安、聊城（东昌府）、菏泽（曹州府）、临沂（沂州府）、济宁。后六个是：莱州、青州、兖州、蓬莱（登州府）、惠民（武定府）、临清。到今天一看便知，他们的城市发展水平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有人仍认为，这些城市的衰落不是政治降级的原因，而是现代交通和工业等经济原因，比如莱州的衰落是青岛崛起造成的，那么我们再举一例。明清时，川北有两个府：顺庆府和保宁府，府城分别在南充和阆中。这两个城市的发展条件几乎完全一样，都是亚热带丘陵农业区的行政中心，都是食品和丝绸工业中心，都是文化古城，在 1997 年达成铁路开通前都只有嘉陵江航运和公路交通。但是，从民国至今，南充一直是地级单位，而阆中是县级单位，现在两城规模是天壤之别。这说明，决定他们发展的主因，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若有兄弟还不信，那么还有现成的例子，安徽省巢湖市今年刚由地级调整为县级，你去跟踪研究吧。
1949 年至 1979 年间，中国的政治型城市走上了一个极端，把中
国古代城市发展中含量不多的经济因素也给消灭了。原因是，纯公有制的建立和计划投资体制的建立，使私人和社会力量无力推动城市建设。而工业和建设项目的投资行为，也由一种经济行为，变成了一种政治行为。在这个历史时期，城市发展基本上是行政意志决定和左右的。
　　　本贴为本楼以前发贴的整理版，只有文字订正，无新内容，务请管理者注意
第 148 节城市误区
记得九十年代初，有篇报道，幸灾乐祸，说泰国曼谷堵车成灾，
民不聊生！再配几张图，比如抱着方向盘睡着的司机，以证明盲目发展大城市的无比危害。直到后来北京上海也堵上了，我们才发现当年咱们不堵车，并不是因为比人家先进，而是因为没人家先进。但是，有些人又滚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有位名人老兄，多次含着深情的泪为北京堵车而振臂欢呼：“中国终于发达了！”真是无知者无畏，其实不堵车的发达国家多了，新加坡交通就挺顺溜，你怎么不学学人家好的方面呢？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探讨几个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误区。虽然有些观点仍然被写在法规里。
　　　第一个问题是，城市浪费土地和资源。城市扩张，吞噬周边农田，这是事实。许多砖家认为，中国人均能源、矿产、土地、淡水，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七成或者更多的农民进城，城市对资源的需求必然超过承受能力。
这个观点，心理很阴暗。它有一个没好意思明说的前提，就是：
让几亿农村人继续过原始简单生活。唯有如此，农村人均资源消耗才会低于城市。如果住在农村的人都达到城市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准，那人均资源消耗反而高于城市，城市才是最节约的。
　　　长期以来，农民生活水平极低。有的农村甚至没通电。农业生产靠人力、畜力。有的农民一辈子没有出过乡镇。这种生活方式，当然很环保，很绿色，很低碳。那个说好，自己搬家去住。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的本能，也是基本人权，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上千万农村青年，宁可在城市漂着，当无业游民，也不愿回去，就说明了这一点。
　　　放眼世界，美国消耗了世界大部分资源，却横加指责中国“消耗资源”，就是这种混账心态。而我们内部，绝不能为了一部分人美好生活，让另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继续过原始而简单的生活，这种政策注定不得人心。
　　　至于土地问题，城市土地的人口承载量远远大于乡镇和农村。每平方公里居民人口，特大城市为 2 万以上，中小城市为 1 万以上，而
农村建设用地，人口承载量约为 2000 至 3000 人。（这算高的了）。换句话说，城市单位面积的居民承载量是农村的四到六倍。如果在农村人口进城后，结合新农村建设，进行土地整理和村庄归并，可以节省大量土地。
　　　与上个问题一样，农村低污染，是以简单原始生活为前提的。如果中国农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制造的环境污染将远远大于城市，因为城市是“点源污染”，而农村是“面源污染”，污水垃圾的收集处理
难度远远大于城市，收集处理成本将远远高于城市。
　　　以生活污水为例。一座 50 万人的城市，面积约为 40 平方公里，只要建设完善的地下管网，污水收集率很容易达到 90%以上，再建设两座中型污水处理厂即可以解决。如果这 50 万人在农村，情况会怎
的环境污染。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也已经是社会难题，“垃圾围村”现象比比皆是。以前农村使用天然皂角，掰开了泡在水里，当肥皂用。现在都是使用洗衣机和化学合成洗衣粉，洗衣水直接排入河渠。你怎么办？总不能让他们恢复以前的生活方式吧？我的观点是：在现代化生活的大背景下，环境压力客观上要求加快城市化。如果继续让七亿人口分散在农村走向现代化生活，才真是一场环境灾难。
第 149 节小城镇
　　　“小城镇”一直是我国城市化的热词。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国家政策中对大城市的观点有所转变，但对小城镇一直痴情不改，逢会必讲，完全不顾现实中小城镇建设有多么荒唐。
　　　我曾参观过一个冷冷清清的“示范小城镇”。这个城镇的自然环境很好，但没人来经营和居住。政府因举债搞示范建设，整天被债主围堵，镇长看见建筑包工头，就像老鼠看见猫，能躲就躲，实在没有钱给他。我问当地居民：“这里为什么没有人气？”回答得很直接： “因为没钱赚嘛。”这个小镇之所以存在，经济支柱有两个：第一个支柱是商业，它是周边十几个村庄的物资集散地，农民每月有几天来此赶集，出售农产品，因此聚集了一些商户。第二个支柱是乡政府驻地，有一批公务人员和公务消费，也带动了一些商户。所以，它存在的原因就是承担了上述一点点经济和行政功能。但仅此而已。它没有更多的支持发展的条件了。
　　　小城镇的繁荣是有条件的。一个孤立存在的小城镇，在交通、通 讯、环保、物流、信息等各方面的成本肯定远远高于大城市，不具备 与大城市进行投资竞争的能力，当然不可能提供商业机会和就业岗位，不具备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政府投资新建的街区和市场，不可能 吸引更多的商户和居民，“示范”只是一厢情愿。
　　　如果一言说破，这个思维定势，根子就在前三十年，计划经济造成的城市就业困难，催生了两次规模空前的逆城市化运动，使政府在
骨子里有了这个一个基因：城市人口太多了，一旦就业出了问题，那家伙很不好办。小城镇建设看上去似乎很美。看上去，它是一个进则可攻、退则可守的策略。人们离土不离乡，到离家十里的小镇上去打工和生活，万一哪天闹个经济危机什么的，也没有关系，就近回家，再去种地就是了。政府再也用不着费劲组织什么“上山下乡”了。岂不美哉！于是，有人宣扬，小城镇能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能解决大城市拥堵，也不存在污染问题，可以在阳台上看星星，却无视小城镇到底靠什么来维持自身的生存。
　　　当今中国，不仅孤立的小城镇不好生存，就是孤立的小城市，都不好生存。西部许多县城，至少一半，都属于传统的政治型城市。几万人的城市内，住着几千个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这些人靠财政（转移支付）来发工资。然后，某个公务员早上出门，掏出财政发的工资，花 5 块钱吃了一碗面条，花 5 块钱理了个发。当天，卖面条的人又花
　　　总之，我认为，在现代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孤立的小城镇，甚至孤立的小城市，虽然土地便宜一些，劳动力工资可能也低一些，但综合来说，因为缺乏凝集效应，经济活动的成本过高，没有商业竞争力。
那么，一些发达国家和我国东部沿海的小城镇何以繁荣呢？大城市的真正优势又在哪里呢？我们来探讨一下。
第 150 节聚集效应
　　　关于大城市，误区也很多。比如上海。在三十年代，上海曾号称是远东第一大城市。当时国内的富商、买办、冒险家；欧美的贸易商；日本浪人和艺伎；十月革命以后逃亡的白俄；躲避纳粹的犹太商人；出来混生活的印度红头阿三等等，云集大上海十里洋场。当时上海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国际化程度甚至高于东京和大阪。
　　　时光到了八十年代，当我们抡圆了去积极发展小城镇，“严格限制大城市”时，中国这些被限制发展的所谓“大城市”，撂到世界来看，实际上已经不算很大了。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就更不算大了。当时的国际排名，我不知道，反正低于东京、汉城。又发展了三十年之后，今天上海在世界上仍然只能排在第七位左右，次于东京、大纽约、大德里、圣保罗、墨西哥城、孟买等城市，北京、广州的规模则排在十名之外。
　　　当然不是说，人口排在前面的城市一定就好。德里和孟买的城市化，毛病太多，值得吸取教训。看待大城市，往往会提到“大城市病”，我的观点是，要厘清这么两个认识：A，这些问题是城市规模本身造成的，只要达到某个规模，某种问题就不可避免；B，这些问题不是
城市规模所必然的造成的，而是规划失误、管理失误和产业发展失误造成的，是可以纠正和弥补的。我个人的看法倾向于 B。
　　　那么，什么是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呢？我们以第三产业为例，举一个例子。比如：高级婚纱影楼。由于他的档次很高、收费很贵，所以一般经济条件的人不会来光顾。这种婚纱影楼每年至少需要有 200 对
新人来光顾，才可能维持下去。平均每 1 万居民当中，每年才会有一对顾客。若我们假定它的消费者仅限于本市居民范围。那么可以推知，在人口规模低于 200 万人的城市，这种影楼是不可能维持经营下去的，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
位。这 30 个人挣到钱，也将在城市里消费，比如理个发吃碗面条什
么的，所以他们的消费通过乘数效应，又可以为城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城市就业机会那么多。
第 151 节城镇体系
　　　某些砖家和某些领导认为，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逆城市化”了，人口正在从大城市向农村和小城镇转移，中国可不能再走人家的老路啦！所以，在实践中被撞得鼻青脸肿的小城镇建设工作，又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而今迈步从头越。
　　　这些砖家说的不错。从统计数据上来看，近二十年，日本等国家的城镇化率不是在增高，而是在下降。许多城市居民开始向小城镇转移。这是为什么呢？中国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在四川成都郊区，有个叫三圣乡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历史上有种花的传统，就是为城里人提供鲜花。当地领导脑袋灵光，办了一个
市场，又把花田进行改造，改造成一个个供人休闲和餐饮的农家小院子。结果吸引了不少人来喝茶、吃饭、打麻将。碰巧，三圣乡兴起之时，正好中央出台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国家旅游部门要落实新农村建设的精神，结合本行业，鼓励发展乡村旅游。在全国东找西找，发现三圣乡是个不错的典型，就给评了一个国家级三 A 景区。一片普通的农田用几年功夫竟然成了三 A 景区，简直是个神话！运去黄金无色，时来铁也生辉，人家愣是赶到点子上了，挡也挡不住，别的地方气死也没用啊。
　　　无论是国际，还是东部沿海，有些小城镇为什么会繁荣？三圣乡能说明这个问题。它的真实身份，既不是新农村，也不是小城镇，它的实质，乃是成都市的一片城区。它的经济没有独立性，是城市经济的一部分。它承担着成都市一部分休闲、餐饮、娱乐等城市功能。从地理上看，它与城市并不相连，只是城市街道延长了一点而已，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市区的一小块飞地。
放眼全国和全世界，一些小城镇能活的有滋有味。原因是：处在
大城市的辐射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或者处于一个大规模的产业集中带上（如温州电器、绍兴纺织、义乌小商品）。在这里，大城市以及周边无数的小城镇、专业村、工业区、加工区等，通过便捷的交通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小城镇不是独立生存的，它们表面上是一个城镇，但本质上不是城镇，而是一个城区、一个社区或者一个产业的工序，是某个大城市或者城市带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在不具备产业集群，也没有核心大城市拉动的地区，孤军深入地发展小城镇是行不通的。这几年财政有钱了，这事又抬头了，希望各地老大们慎重一些，别再花冤枉钱了，这三十年已经花得不少了。应该着眼于提高区域竞争力，积极发展城市体系，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就当前而言，大中城市仍然是重中之重。因为先有了核心大城市之后，才可能辐射带动中小城市，进而形成城市体系。
　　　像我们这种土地稀缺的人口大国，居民尽可能集中居住是十分必要的。人口集中有助于以较低成本，提供较高质量的司法、治安、教
育、医疗、通讯、公共交通、文化等公共服务。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三农”等棘手问题，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第 152 节城市狂飚
　　　张五常在经济学界人称疯子。虽然中国高层不想听这个疯子的意见，但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经济力量，在 2000 年以后终于喷发，中国城市化进入了发力期。这是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不管大家接受不接受，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城市化狂飚开始了。
　　　2000 年以后城市化很快，有多快，我不举数据了，兄弟们住在各地，都看到眼里了。这中间也有许多问题，报纸这方面的负面新闻很多。我认为，成绩真是很伟大，应该肯定。在前面贴子中，我谈过所有制、就业、城市化、工业化的内在关系。这些年的城市化，也算是对于 2000 年以前这么长时期城市化过缓的一种弥补吧。“城市中国”呼之欲出，对今后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中国人的全面发展，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存在的问题，应该都是可以解决的。
　　　一个问题是户籍。2000 年以后，户籍制度开始出现瓦解的迹向，除了北京、上海目前户籍仍然严格控制外，绝大多数城市的户籍都已松动，买房即可入户。现在城乡一体的社保体系正在建立当中，若全面建成，那么附着于户口上的待遇差别将最终消失，户籍管理被身份证管理取代，应该是可以预见的。
至今东京一些房子，仍然没有返回 1990 年的价格水平。美国社会管理水平应是全世界最高，还是发生了经济危机，而且始于两房次贷。
房地产是现代城市居民最大的一项资产，它不仅具有消费性，更有投资性。而且，许多居民都把房产做为可以信赖的投资方式。我原来以为，这是中国人农民情结的体现。现在看来，全世界都他妈的差不多。若是投资，房价就不仅仅是房地产市场本身的问题，还和整个投融资领域相关。比如利率、股市、债市、汇市等等。
　　　我对中国房市的判断是，泡沫肯定是有的，但说房市的泡沫大到了能够摧毁中国经济的程度，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不过，由于城市化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城市化与工业化严重脱节的问题折磨了我们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在 2000 年后进入了城市化加速期，若控制不好房价，会打击城市化进程，这是个问题。从目前来看，问题还越来越严重了。中国费了这么大劲，好不容易才把城乡二元结构的行政壁垒拆得差不多了，如果又从经济上冒出一个新壁垒，那实在太令人郁闷了。
　　　目前的限购令，根本不是个好办法。这个弄法长久不了。首先，这不是个市场手段，行政手段一去执行，寻租现象就不可避免。有关系或者花点钱，总能想到办法绕过去，连炒个房都得靠关系了，社会不公平感会更强。其次，限购令也很机械。比如，我老爸老妈年纪大了，想跟着我到南方来养老，他们想购一套小面积的房，就不行。因为他们没有本地户口。根据限购令，没有本地户口者要购房，必须在本地就业，而且要有本地办理的养老保险。这就给卡住了，以后他们要是真来，看来只有租房。
至于前几天建设部长同志谈到的，要搞房主个人信息系统，这个
弄法阻力比较大。据说，这个信息系统是为了以后开征房产税做准备，呵呵，好像正在十个城市搞试点。因为大量投资性的购房者，除了老板，就是官员。官员们的拥房量是很大的。若搞信息系统，纪委去把他的身份证号一输，就把他名下的房产搞个一清二楚，这么一推，可能会引发大面积抛房。这要看上面决心大不大，敢不敢冒这个风险。我倒是赞成这个办法，不过我认为它很可能跟个人财产申报一样，最后无疾而终。
为什么房价会这么高呢，我看法是有以下几个方面。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
第 153 节房价探讨
　　　首先要肯定一点，这些年房价客观上是应该上涨的。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率高达 8%到 10%，国民财富正在迅速积累，这种情况之下，房价不可能不上涨。哪个国家都是一样。我们主要关注的，不是涨不涨的问题，是涨幅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第二要肯定一点，房价有涨就有跌的。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容易，但是我感到咱们中国人现在还没有真正理解到。许多人虽然知道这点，但在意识深处，仍然不相信房价竟然可以跌下去。从日本、香港经验 来看，危机一来，楼价跌掉 70%都不稀罕。中国股市在 90 年代刚出 来的时候，上海就有股民因为股价大跌而上吊，上吊以后股价又大涨。后来，这个有中国特色的股市大涨大跌了几轮以后，大家才算明白“股
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周立波现在还有心情调侃一下：鸟儿看到电子大屏，以为是一片绿色森林，飞过去一只撞死一只，飞过去一只撞死一只。但在房市房价上，中国人还没有像股市这种心理适应能力。
　　　我觉得，房地产主要问题，根子在供和求两个方面。供上有毛病，求上也有毛病，而且这两个方面的毛病还真是短期内无解。
　　　从“供”上看，根子在土地上。长期以来，我们的土地政策，是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集体土地要先卖给国家，然后国家再来拍卖。征地环节上，各地政策有差异，反正是按有关规定，给农民若干项的补偿，一二三四加起来就那么多。通过这些年打群架、堵机关、跳楼等，补偿费是越来越高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补偿不是市场行为，而是行政行为。除了少数情况以外，绝大多数情况下补偿费明显低于市场价。
　　　政府在供地方面，工业地产是协议转让，这个一般需要倒贴钱。商业用地基本上与市场接轨，采取招标转让的办法。通过招标，各地的地价最高纪录不断被刷新，天价的“地王”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而且还被各地领导拿来，做为成绩，证明本地“寸土寸金”。靠！由于现行的体制，通过这些年的实践，许多市县逐步形成了土地财政格局。他们对于土地收益的需求，是刚性的、硬性的，因为没有这块收益是不行的，干部是要吃饭的。
　　　由于国家对于土地进行宏观控制，各地手里的地不是太多。所以，各地需要认真琢磨一下，怎么才能把这个局做好，把土地拍出最高价格来。供多了肯定不行，因为多了就不值钱了，而且根本没有那么多。
有的城市前些年卖地太猛了，现在发现无地可供了，于是成天家跑到北京去搞跑部运动。这几年，虽然上面发文件，要求不要强迫农民“上楼”，但许多地方仍然在借新农村建设的东风，大搞土地整理，合并村庄，农民“被城市化”。我强烈怀疑，是不是要为土地财政开辟新战场。
　　　现在的一些地区出现了小产权房，就是农民在试图绕过现行土地管理体制。更有激进的专家提出，把土地集体所有制改成私有制，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个提议目前没有操作性，风险太大了，而且私有化以后也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中国是土地极为缺乏的国家。对于土地进行严格管理，客观上也很有必要。若放开对土地的控制，让农民集体决定和操作土地的转让，有可能出现混乱。对于依靠土地财政吃饭的地方政府来讲，目前让他们放弃土地权也很难。不过，我反对清理小产权房，应选几个城市搞搞试点，看看再说。
　　　从长远来看，A，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向地方财力倾斜，同时地方经济发展，税收增加，使地方财力不再依靠土地收益。B，随着社会进步，农民和拆迁户维权力量增强，慢慢形成一种土地拥有者和政府共同来拍卖土地的格局。C，国家根据实际情况，放宽对于耕地红线以外的土地控制，特别是山区、丘区的坡地，林盘地等等，供地量增加。D，随着现代交通体系完善，形成团组式城市和城市群，这样适于居住的区域进一步增加，供地也相应增加。
　　　如果上述四个条件慢慢具备，也许供地方面的矛盾会逐步解决。但这些都不是近期可解决的。现在，围绕商业开发用地，农民、政府、
开发商、银行和购房者的利益格局，搅成了一团麻。对于这个问题，我曾思考了很久，我的感觉，至少目前无解。所以，从供房这个角度来讲，目前房价想大降，是比较难的。
　　　（续前）我们再看看需求。对于中国房地产的市场需求，有几个概念。
　　　二个是住房需求、换房需求和炒房需求。这三种需求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A，住房需求，是农村进城者和城市无房者（刚结婚的），这个需求是刚性的，纯消费需求，房价再高也只有买，没房子，只有租房子或者挤在老人家里了。B，换房需求，是有房子，但小了或者偏了，在有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寻找更好的房子。这样再一买房，实际上他就有两套房了，至少原来那一套房子成了投资房。那么这种需求又是消费又是投资，两者兼有。换房还有另一种换法，就是钱不够，把原来那套给卖了，再添钱买新的，这样，人家没有投资行为，是纯消费，但同时他又给二手房市场增加了一套供给。C，炒房需求。完全不是想住，就是想炒。有人是炒到高价就卖了，也有人是长期持有，用来出租，寻求财产保值再加一点收益。
　　　为什么有这么多资金投到房地产市场上来，还有其他原因。按说，股市和基金应该是社会投资的重要领域。但是，这些年，股市的里子很黑，面子很绿，跟足球一样，让国人伤透了心。许多人痛改前非，金盆洗手，再也不炒股了。我还有几万块钱被中石油套着呢，等解了套老子也不炒了。相对于股市，国债要稳定得多，但利息又太低。古玩、字画、黄田石、虫草、邮票、现代油画、高尔夫会员证，现在没有专业技术谁敢去炒，连专家都被骗得要跳楼。相对于中国人手里的钱，这些投资渠道的容量也太小，装不下。我们的祖宗有了钱，可以买几亩水田或者山林，现在农用地集体所有制，又不能买。听说以后要开放私人海岛了，但这些不是老百姓玩的啊。想来想去，还是买套房子比较靠谱，不管怎么说是稳定的不动产啊。（地震时除外）。
　　　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历史已表明了，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储蓄率都会非常非常的高。跟犹太人有的一拼。不幸的是，中国的投
资渠道太少，仅有的几个渠道又比较黑，所以说，社会资金被逼到房地产市场上来了。所以，媒体记者一味地批判炒房者是不对的，记者自己发了稿子，领了稿费，也会跑去炒房。炒房行为本身不是打砸抢。如果有再好点的投资渠道，你求他炒房他都不炒。
　　　回落的可能不是不存在。现在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都比较严峻。由于人民币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积累，今明两年通货膨胀肯定还会继续的。如果房价增长率跑不过通胀率，实际上也相当于变相的降价了。房价以这种形式来小幅回落的可能性比较大。我想，即使经济形势使房价出现较大辐度的回落，比如回落 20%，那也不致于出现崩溃式的下跌和长期性的下跌。
　　　前几天，有个兄弟跟我探讨：目前人民币正在升值。进口商品和外国服务（旅游之类）的价格相对下降，再加上国内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大家后顾之忧逐步减少，再加上政府启动内需政策——会不
会有这种可能：内需突然启动，大量钱被用于消费以及对国外投资（可能的话），从而使资金从房地产市场上大量抽离，让房价垮掉？我说，起码现在看上去有点难。中国人好像天生就不是美国那种消费者。比如，韩国、台湾、香港的储蓄率现在仍然相当高。新加坡储蓄率高居世界第一。所以，中国内需当然需要启动启动，但指望很快变成消费社会也不可能。
第 154 节区域板块
　　　记得上大学时，一个宿舍住八个学生，我的辅导员老师当时总结说，七十年代八个人一个思想，八十年代八个人有八个思想，九十年代八个人有十一个思想！呵呵，也不知道现在大学生如何了？思想多元，观点不同，乃现代社会之常态。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一文中这样描述农民喝酒聊天的情景：“中听的，喊声对！不中听，骂一顿。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网络论坛，亦是如此。真理没有家，它一直栖身于不同思想的碰撞之中。
有个兄弟回提到了日本那篇《幻想的经济大国》的文章。大家知
道此文为什么读起来让令人感到“鞭辟入里、击中要害”吗？因为日本当年就是这么栽的。文中所指出中国经济的毛病，在八十年代的日本比比皆是，所以他们有切肤之痛啊。若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韩和元写的那本《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一书。网上有书评，但不知有没有电子版？呵呵。我的感觉是，日本人和韩和元的话应该认真参考，中国经济确实问题很大，这些问题很有可能让中国在今后的几年里栽个大跟头，这个真保不准。不过我认为，中国不会栽出日本当年那种超级大跟头，更不会像日本那样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找个枕头躺二十年（难怪和服都背个枕头）。中国应该能克服问题。
　　　聊到城市化问题，就顺便把区域经济也聊聊。许多兄弟都谈到了自己家乡所在地区的经济情况。谁不说咱家乡好啊，但有时也真是怒其不争啊！区域经济就是基于地理区位而形成的经济单元。国观里有个贴子叫《地缘看世界》，就是从地理区位角度去理解历史与实现。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就可以理解为区位因素。区位，就是各种距离组成的参照系。
　　　距离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一个城市距上海 100 公里和 1000 公里，发展条件就大不一样。记得有一次，一个哥们做沉思状，我问他想什么呢？他说：“我刚才去买火车票，人多啊，我排队跟前面一个女的紧贴着，我的那个地方跟她的那个地方相距只有十厘米！”我说那又怎么样？他神刀刀地说：“距离这东西，太神奇了！你想想，隔十厘米，大家就是陌路人；再近十厘米，两人关系就发生质的飞跃啦！”我哭笑不得，骂道：“靠，子弹擦着你头皮飞过去你屁事没有，再偏
一厘米就脑袋开花！这个距离不是更神奇吗？”
　　　不光是这哥们，许多人都在深入思考位置和距离的问题。目前，区域经济学也算是经济学领域的一门显学。其大显的原因，A，这是 一个世界潮流。北美、亚太、欧盟、东盟、阿盟、南亚、非盟等等，基于区域地缘和区域文化，国际上合纵连横，拉帮结派，热闹得呼儿 嗨哟。B，中国区域发展很不均衡，这是一个严重的现实存在。C，研 究这东西有利可图。你带一帮人整天研究世界大形势，哪儿去搞经费？总不能去找潘基文吧。你研究研究某省某市地域经济，为当地发展参 谋参谋，当地财政如果有专项课题费，你就可以也去掺和掺和。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讲究“山河形便”原则。即因山脉分水岭的自然分界，来划定州县边界。这个划法使一个行政区划内部，经济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基本相同，容易采取统一政策，比如说种稻都种稻，也利于文化心理认同。但到了元明清三代，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凭险而据，割裂山河，所以采用了另一个原则，即“犬牙交互”原则。例如，将原属南方的汉水流域划入陕西，形成今天的陕南地区，使陕西跨越秦岭。例如，将原属河北的彰卫怀三府划入河南，形成今天的豫北地区，使河南北跨黄河。清康熙年间对明代南直隶省的拆分，更体现了这个原则，完全不顾东西走向的河流因素，将南直隶拆为江苏、安徽二省。由于当时黄河尚未向北改道，还是在江苏夺淮入海，所以这两个新省都是南北纵跨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河流，简直不好管理。直到今天，两省内部的南北文化仍是迥然不同。
　　　建国以后，我国因为计划经济影响，区域经济的行政分割因素很明显，严格说，这不叫区域经济，说行政经济或者叫山头经济，更合适。这种坏影响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一个公司老总回忆道，九十年代他们开发出一种新产品，当年就打进了美国市场，可是用了五年都没打进某省市场！可见，山头经济的地域壁垒，有时比老美的国际壁垒还厉害。老美搞贸易壁垒至少还需要找个借口，而国内某些行政长官根本不需要借口。我个人感觉，是九十年代末以后，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才逐步形成。山头经济才真正转变为区域经济。山头经济是基于行政区划，而区域经济是基于自然区位。
　　　大而言之，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迥异。1979年实行的沿海开放战略，2000 年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 实行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2004 年实行的中部崛起战略，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色越来越明显。这些战略把全国所有地区涵盖完了。合在一块就是全中国共同崛起的战略。
这个战略是非常必要的。改革之初，小平讲过两个大局，让一部
分地区先富，是大局，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也是大局。1979 年至 1999 年的二十年时间，中国经济翻天覆地，但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对这些差距问题，争议也很大。有的学者考证，与世界发达国家相同历史阶段一比，咱们这三大差距还不算很大。不过横向与世界各国对照，确实有点大。所以 2000 年以后中央采取行动兑现“第二个大局”。包括：A，通过新农村建设、新农合、废除农业税、城乡一体化试点，来解决城乡差距；B，通过《新劳动法》、低保体系、社保体系、启动内需政策、廉租房等来解决贫富差距；C，通过三大区域发展战略来解决地区差距。十年努力，有进展。凭个人感觉评价：消除区域差距，效果比较明显。消除城乡差距，措施有力，挺有希望。消除贫富差距，效果不明显，还他妈的任重道远！
　　　三大战略提出，使地域概念出现了一些模糊和交叉。比如，西部大开发战略当中，原属中部地区的内蒙古、原属沿海的广西也纳入了。东北振兴战略中，辽宁来自沿海地区，吉林和黑龙江来自中部地区。所以最后出台中部崛起时，传统的中部九省只剩六个了，这个战略属于最后班车，主要负责拣漏。我上网查了下，2011 年 6 月，国家统计局已经按照上述战略，正式把全国重新分为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四大区域。A，东部包括 3 市 7 省：京、津、沪、冀、苏、浙、闽、
鲁、粤、琼。B，中部包括 6 省：晋、皖、赣、豫、鄂、湘。C，西部
包括 12 省市区：川、渝、云、贵、陕、甘、宁、青、新、藏、桂、
内蒙古。D，东北包括辽吉黑 3 省。这回不乱了。
这个划法，与三大战略口径相同。我没仔细研究三大战略具体有
哪些政策差异，但个人主观感觉是，从大趋势看，除了某些具体项目倾斜外，全国政策应该是趋同而不是趋异。我觉得，像沿海的广西，去跻身西部地区，从大局长远考虑，究竟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这个值得研究。我记得汶川地震以后，成都也遭了灾，它下属的都江堰市还很惨。成都虽然以灾区身份向上面要钱要项目，但在公共场合极力避免戴上“灾区”帽子，反复强调主城没受一点灾。他们担心的就是外部印象问题，这对地方发展有无形的影响，这个影响可能比有形的项目和资金还要大。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是广西领导，我会把“沿海”做为主打名片，“沿边”这个名片放在某些特定时候用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百色革命老区”这几个名片在跟中央要钱、要项目、要政策的时候用。
第 155 节西部大开发
　　　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我只说一个字：“赞”！2000 年这个战略推出来的时候，社会质疑是非常多。主要质疑者，我概括一下，有四种。 A，质疑破坏生态。有人还举出了新疆建设兵团作“反面例子”。B，质疑时机。是不是太早了，会迨误东部发展。C，质疑西部的条件。有没有足够的技术、人才、资金等支撑开发。D，质疑政府主导的开
发方式。举出大跃进、三线建设的教训。现在看来，这些质疑论点都破产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于未来的中国崛起，功莫大焉！
　　　古老的西部，一直是中华的腹地。除了抗日战争时一批工厂内迁之外，这儿始终就没有开发过。建国以后，五十年代成渝铁路修通，西部才算有了回铁路。中国第一轮大规模的西部开发，应该是归功于五十年代成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六十年代启动的“三线建设”。对于这两大决策，一直争议很多。许多地位很高的专家名人，出来玩命痛批。比如，认为农垦应该为罗布泊的生态灾难负责。又比如，认为三线建设浪费经济资源，产业布局也很不合理。
　　　我的观点是，虽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两项工作存在不少问题，但我坚定地认为：这两个决策乃是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作出的最高瞻远瞩、最英明伟大的决策之一。这两个决策很重要，可惜我在聊 1949
年至 1979 年经济时，不小心给漏掉了。这里补上。
　　　做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帝国，屯垦戍边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传统。始于秦汉，沿袭千年。乾隆帝击破准噶尔之后，新疆孤悬西北，分裂 的危险始终存在，所以移民屯垦当时已经开始。到晚清同治年间，阿 古柏叛据南疆，沙俄侵占伊犁。当时，天山以北挂沙俄国旗，天山以 南挂奥斯曼土耳其国旗。形势万分危急。清廷内部当时暴发了海防与 塞防之争。有学者指责，主要海防的李鸿章是卖国贼。我觉得，当时 清朝四面楚歌，八方告急，李鸿章至少在这个主张上，主观出发点并 不是要卖国，而是对孰轻孰重的个人看法不同。不过，万幸，朝廷这 回支持了主张塞防的左宗棠。左公在天下危亡之际，以六十五岁高龄，
抬棺西征，历时六年，收复天山。我对他感佩不已！男儿此生，当如斯也！
　　　左宗棠和刘锦棠，包括民国期间的军阀盛世才，都在屯垦实边。有清代诗为证：“大将筹边犹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诗中讲的就是左宗棠和湘军屯垦的事。建设兵团不是老毛的发明，只是前面那几位力量小、规模小而已。老毛的伟大，在于他有魄力、有能力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屯垦戍边运动，让新疆与祖国再也不可能分离。同时，也把新疆的经济发展水平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具体成绩，我就不再抄数字了。小平主政以后，1981年亲自到新疆考察，拍板决定，恢复在文革中撤销的生产建设兵团。这也是一个极英明的决策。在开垦过程中，由于认识水平有限，对生态造成了一些破坏，这是事实。但这不是主观的，更不是专门针对新疆的，东北和云南更严重。现在通过退耕还草生态正在恢复。
　　　三线建设同样是西部发展的重要一环。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今天的西部工业化。特别是重庆、成都、西安、宝鸡、绵阳、贵阳、攀枝花这些城市，今天的工业实力主要是三线建设时期留下来的结果。三线建设使中国有了稳固的战略后方。许多地方，你看着它是一座山，实际上里面掏空了是一个国防军工厂。我不赞同有一些所谓明白人讲的，现在美国导弹一飞，世界就不分前方后方了。美国导弹再厉害，制空权再强，炸得再凶，最后必须是把地面部队开进巴格达，这才算推翻萨达姆政权。不然，老萨在地洞蹲着，连喊带骂，抽空出来打几个飞毛腿，就是不服你。为什么以色列军队那么厉害，在战略心理上
却始终处于守势？就是因为它地盘太小，没有战略后方。沙龙有句名言：以色列整个国土就是一条边境线！总之，在导弹可以准确打进高尔夫球洞的今天，我认为战略后方对于一个大国仍然至关重要。西部大开发的其中一个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西部大开发仍在路上，远没有成功。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三大战略，投资回报最高、起效最快的，肯定是东北振兴。因为东三省是老工业基地，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国家投资回报率最低的，肯定是西部开发。许多方面，在相当长时期内只投入、不产出。但西部开发目前还是很成功的。我的个人体会是：
　　　C，生态同步。许多反对者担心西部生态遭到破坏。实际上，他们可能不知道，2000 年时候，西部正好处在工业化的自发起步期。当时，有许多“五小”企业，污染相当严重。当时，我走过许多地方，亲眼所见，有一条河流，我沿着走了十几里，河面上全是造纸厂和化工厂排出的白沫，沫沫都满了，竟一直看不见河水！我当时很担心，西部往后会暴发一场环境灾难。通过西部大开发，各地的发展明显提
速了。好的地区，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差的地区，至少也缩短了低水平这个发展阶段。我不否认，西部污染问题现在仍严重，但我个人的判断是，如果当时不实施西部大开发，任由工业在低水平上自发地发展，现在西部污染和破坏更严重的多！有人说也可以限制西部的污染工业，但西部人也要挣钱吃饭，东部当年就没有限制住，西部又怎么可能限制得住呢？
　　　D，第四个体会是，西部大开发弥补和纠正了第一轮开发时遗留的问题。比如工业方面，许多山沟里的企业，都已搬迁出来了。三线工厂出于战备考虑，采取“山、散、洞”原则，造成布局不合理，连基础设施配套都不足。我曾实地去过一些企业，当时很困难。一些响应号召来建设三线的人，这些年在山沟里“献了青春献子孙”。西部大开发十年，许多可以搬迁的企业，都已搬迁到中心城市附近了。这也算是对那些奉献者一个迟到的补偿。当然，这个补偿还远远不够。农业方面，西部大开发前一年，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全面启动。西部林区全面禁伐，再也不许砍一棵树。这套措施从根本上保障了西部环境。就凭这一点，老朱了不起！我走过许多西部林区，发现这几年生态环境改善很喜人。有人指出，盗伐问题很常见。这个倒是有的，但不是主流，而且在打击。要知道，以前的森工局，那是十几万人、二十几万人，公开地依法地有组织地用电锯砍伐呀！把这支队伍停下了，改行都去护林植树，这才是决定性的措施。盗伐量跟以前的森工砍伐比，那就是毛毛雨啊。
第 156 节振兴东北
　　　记得 2003 年，我去东北出差。当时，从重庆飞到沈阳，然后直接从机场乘车再去锦州。重庆当时建立直辖市只有七年时间，城市建设还是比较差，没有现在这么牛逼。但是一到沈阳，我还是感觉到沈阳的整体发展要比重庆慢了五年以上。再一到锦州，感觉就更明显。我乘车从一条有个古塔的街道入城，进城正赶上晚六点，工厂下班，当时满街都是穿着统一工作服的人流。我看着好亲切，因为我是从国企长大的，这个场面让时光倒流了十几年。
　　　这就是在振兴东北战略提出时，我的东北印象。西部的落后是全面的落后，在区位、人才、体制、工业基础、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都不行。东北的落后，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体制。如果硬要再找个原因，就是因体制而形成的观念。这个好理解。社会发展有一个普遍规律，就是在前一个阶段的最成功者，发展到后一个阶段时，肯定是最不适应者。因为以前的辉煌太值得留恋。比如，中国从大一统封建帝国想要进入资本主义，太难太难。我估计等人类社会发展到下一个新阶段，美国肯定沦为最不发达国家。哈哈！
　　　东三省也是这样，特别是辽老大，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太牛，所以老是转不弯来。1979 年，辽宁的 GDP 远远高于广东、山东。考虑到粤鲁两省的人口都是辽宁的两倍左右，你可见当时辽宁强大到什么程度，人均产值有多高。辽宁的城市化率在七十年代末就接近 50%，是中国第一个城市化的省。城市教育质量远远高于乡村，所以辽宁的人口素质也是全国领先。以国营工厂为单位，群众文体活动发达，辽宁体育称雄全国。那时，穿着印有“辽宁某某厂”背心的企业球队，出省都能把人家的省队市队打一个稀里哗啦。
　　　可以说，整个八十年代，除了黑土地上搞了大包干以外，辽宁人几乎就没有意识到中国还有改革开放这么一回事。不管南方多么风起云涌，这边还是涛声依旧。我记得九十年代初，中国足球职业化的第二年，出了一件大事，辽足，曾经多年不可动摇的全国冠军，竟然降级无缘甲A 了。当时，广东、上海等球队职业化、市场化形成新体制，球星转会拿年薪。黎兵们当时相当的风光。而辽足仍然是计划经济的老体制，球员一月几百块钱。当时，有一篇著名的评论指出：辽足的失败，是体制的失败！这件事情还真是震动了辽宁人的思想观念，对改革很有帮助。
　　　不过，这里随便多说一句，后来中国足球的发展告诉了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理：一个旧体制失败的结束，并不一定必然意味着一个新体制成功的开始。这句话，对于中国足球是适合的。对于苏联、南斯拉夫的改革，一样是适合的。对于今天的利比亚革命，也许也是适合的。我们静观其变吧。
　　　历史发展到九十年代，广东、江苏等在经济规模上已是遥遥领先。实际上，这时的东三省已是昨日黄花，除了大连万达，除了赵本山，能够在全国拿得的出手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我记得有个在国际获奖的电影叫《榴莲飘飘》，反映了东北城市生活的一个侧面。发展到九十年代末，东北的大量国有企业已经难以为继。这时，一五期间建设的一批老矿进入枯竭期，东北成了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最多的地区。再加上天然林保护政策对森林工业的影响，东三省进入了建国以来最困难、最郁闷、最失落的时期，这个状态一直延续到 2003 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提出。
　　　正如预料，八年来发展比较顺当。去年，我又去了辽宁，感到城市的精神面貌跟 2003 年大不一样。刚才我查了一下，辽宁人均 GDP
已接近山东，比河北高出 50%左右。看来辽老大基本上醒过来了。吉林和黑龙江的人均 GDP 也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上，不错啊。不过，我发现网上数据中，黑龙江去年的 GDP 为什么是负增长啊？有没有搞错？请了解情况的兄弟指教。
第 157 节中部崛起
　　　围棋讲“势”。有时，宁舍子而得势。我想，势应该是一个区位，一个气场。围棋不像象棋那样吃子，把我的车一下子砸在你的马上。围棋的一个棋子要活命，靠的是上下左右四口气。你通过自我布局、自我扩张，用自己的存在把对方的气全部挤占掉，对方就完蛋了。
　　　中部是一个让人有点看不懂的地方。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年，中部在发展中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但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昏招。从历史看，中部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发达区。直到改革开放前也没有
明显落后。江西和安徽在宋代以后一直人文鼎盛，两湖在近代巨子如云，河南历来都是天下之中。中部民间重商主义传统很深厚，比沿海地区还要深厚。晋商、徽州等中国最会做生意的人都在这里。汉商也很厉害，“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
　　　究竟是什么回事？我对河南、山西比较熟悉，对其他四省不太熟。欢迎兄弟们探讨。我只聊聊我的主观感受。
　　　实际的发展情况是：东部不规范期大约持续 10 年。八十年代，温州简直就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说着大舌头普通话冒充港商的广东骗子跑全国。但九十年代这种现象越来越少，后来消失了。（绝对杜绝是不可能的）。九十年代，河南、山西、皖北等地开始不断暴出假冒伪劣事件。这个可以理解，梯次发展，沿海产业转移过来了。不过，奇怪的是，中部地区长期停留在这个阶段，一停就是二十年，现在仍然没有完全走出去，西部地区想承接产业转移搞点原始积累都难。我觉得主要责任不在群众而在政府，如果说开始时，这主要体现为发展阶段性的问题，而到了后来，这主要体现为监管和引导不力的问题。
　　　有中部人自嘲：“不东不西，不是东西”。其实近年来，中部崛起亮点也不少。武汉是全国最强的几个城市之一。长株潭、郑洛汴城市群也很有模样。皖南和江西生态建设很赞。（当然不能光种树不干别的）。湖南文化产业发展很快。山西的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已见成效。特别是河南，GDP 总量高居全国第五，而且很稳固。河南比第四名浙江多出四千万人，GDP 总量已接近浙江的九成，发展速度又更快。我
估计河南经济总量会在近几年超过浙江。总之，只要政府管理上不出太大的昏招，中部崛起应该是可期的，这不缺外部条件。
第 158 节关于河北
　　　地区发展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二十年地区差距拉大。在 2000 以后区域发展差距总体正在缩小。不同区域，如十个手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发达国家当年在起飞阶段也存在严重地区差异，至今仍没有完全消弥。何况我们呢。
　　　近三十年，各地政府不管是从使命出发，从政绩出发，还是从自利出发，都极力促进发展，尤其是通过项目投资拉动增长。对于任何发展机会的争夺，可谓不遗余力。这种强烈的以发展为导向的政府博弈，冒出了许多短期行为，酿成了许多问题，但也使中国成为全世界发展欲望最强的政府，在各国残酷的发展竞争中胜出。我想起一个真实故事。一个朋友在某县工作，他们县跟另外一个县争夺一个国家投资的大项目。他不知熬了多少夜，跑了多少腿，说了多少话，喝了多
少酒，最后还是失败了。他打破脑袋也想不通输在哪里？后来他得知 一个细节：评审组到那个县考察时，组长在晚宴上随口提到，年轻时 曾在某地吃过一种小吃，味道很好，至今难忘。第二天早餐，他发现 这种小吃已经摆在桌上了。原来是县长派人连夜驱车几百公里去买的，这位专家感动不已。我想，项目选址不一定真是因为这点。但从小事 中你可看出，各地抢项目之穷凶极恶，把太子丹感动荆珂的劲都使出 来了。
　　　前面聊到地域经济，可能是我聊的不好，各省都没有多少感触，唯有河北众兄弟出来慷慨悲歌。呵呵，河北有那么惨吗？一个唐山或者一个邯郸，钢铁产量都能超过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了。前途大有希望，不要这么悲观！目前河北的经济总量排在全国第六位，人均 GDP接近 4000 美元，在沿海省区中高于广西和海南，也高于河南、湖北等“中部崛起”六省。我的主观感觉是，河北发展虽然不如人意，但并不是各位说的那样糟。
　　　如果具体比较，1、冀东的唐山、秦皇岛，属于有港口、有工业基础、有矿山的地区，与同等条件的辽宁盘锦、山东烟台相比，差距不大。2、冀中的沧州，虽然是沿海地区，但没有传统港口（黄骅是后来才建的），除了晒盐也没有多少工业基础，属于传统的平原农业区。与同等条件的山东滨州相比，差距不大。3、冀中南内陆，传统平原农业区，与同等条件的鲁西、豫北传统农业区，差距也不是很大。我没有去查具体数据啊，光凭个人感觉。
我想，河北与沿海各省相比发展不理想，原因可能是：1，虽然
沿海，但内陆传统农业区比重很高，在沿海省中，除了津沪，它是海岸线最少的。所以，也可以看成一个有海岸的内陆省。这个区位，也使人的思想观念不像沿海，更像内陆。2、近代北京、天津相继析出，本省缺乏中心城市拉动，省会迁来迁去。在计划经济的框框下，京津两市的拉动作用又发挥不出来，反而将河北版图切成了问号型，省内资源流动受影响。3、前面我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当前经济格局，奠基于八十年代。在八十年代起跑期，河北发展条件最好的冀东沿海，又处在唐山地震后的恢复期，比兄弟地区要晚发力十年。4、省上高层的发展思想可能有些偏差。
　　　具体说到北京和天津没有发挥带动作用，可以多说几句。计划经济条块分割，这是常态。而且，北京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政治型城市。北京的钱，主要是行政资金，而不是商业资本。商业资本注意增值谋利，对地租很敏感，发现城里地皮贵了，立即沿交通线向便宜的地方转移，所以你看广州的附近乡镇村庄，经济非常活跃。行政资金就不同，它是政府的钱，没有增值任务，在经得住审计的前提下，花掉就行。所以，北京有那么多有钱的单位，可是外环路边上的农村跟河北山西的农村差不多。可见政治型城市的经济带动作用比较弱。天津又是长期的自身难保，所以河北发展迟缓。当时有个段子，说全国召开沿海地区工作会，开了三天，要结束了，一个领导若有所思地说：“河北沿不沿海啊？……操！咱们忘了喊河北了！”呵呵。2000 年以后，天津发展启动了，北京城市转型把工业迁往冀东，再加上环渤整体发展的战略，更主要的是河北前 20 年力量积累，河北现在已经进入快
速发展期了。唐山的起点还是比较高。我看好河北的未来发展。
　　　顺手插一段题外笑话：我此生最铁的哥们，就是河北人。单身时住一间宿舍。每一想到他，我就感到无比快乐。其人特点有三：A，很有艳遇。下楼买包烟回来都说碰到美女，好像这辈子最大的风险就是被美女拖去强暴。B，很有品位。除了肉体是河北土特产，浑身上下都是世界名牌。C，很忧国忧民，没事就慷慨悲歌，这点倒是跟我一样。下面就是他的光辉往事：A，关于艳遇。我们出差去西藏某县，被盛情款待。回宾馆的车上，他还晕晕乎乎吹嘘：“刚才那个美女非要敬我酒，你看你看，真没办法……”我这才恍然大悟：“刚才掐着你脖子灌酒的那个黑大汉是女的啊？……”晕。B，关于品位。我们调来个新领导。晚宴上，他喝大了，凑过去吹捧新领导：“您这西服啊，是我平生见过最有品位的！”领导被他捧得舒服，连声道：“当然，当然，我不能给单位丢人啊，是不是？这是我去年陪省长到意大……”话没说完，他酒劲发作，扶着领导肩，对着那有品位的西服：“哇！哇哇！”杯具啊！C，关于忧国忧民。由于假老练，他被女友踹了。那段失恋的日子里，他经常彻夜不眠。有一天夜里两点，我一觉醒来，发现他还坐在他床上，关着灯默默抽烟。我顿生怜悯，过去想安慰他，又不知说什么好。他看看我，弹弹烟灰，缓缓地自言自语：“中国有八亿农民——怎样才能稳步增收呢？”我倒！根据他来看，我判断，河北兄弟们都很乐观，心理素质极好，肯定是中国自杀率最低的省。
本贴为本楼以前发贴的整理版，只有文字订正，无新内容，务请
管理者注意
第 159 节未来城市
是：广东率先开放，可得天时；上海扼江控海，可得地利；北京首善之区，可得人和！
　　　还有一个故事，是我的朋友跟我讲的，他说是个真事。一个有钱的主，去下饭店，因为一点小事，把服务员一顿臭骂。服务员都有严格的工作要求，当然不敢顶撞他，唯唯连声，赔礼道歉。但是，从包
间一出来，就有办法了，每端一道菜，在电梯间里趁着没人，都往菜里唾一口。然后点头哈腰地端进去。两人目光相汇，都饱含着得意的笑。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历史形成的。但如果我们无视社会和公平与正义，长期维持不改，必然会造成社会群体的割裂，对城市人和农村人都不利。作为强者，你不要以为会永远强、会处处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弱小——随时随地都很弱小。我们正是因为相互尊重、相互关怀而变得无比强大。如果你整我，我整你，坚决要看看哪个龟孙先扛不住，那么这个社会的一切发展，都是毫无意义的。愿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顺利完成，留给后人一个城乡一体的美好家园。
第 160 节水务杂谈
　　　有兄弟在回贴讨论河北区域发展时，聊到了水的问题。顺便聊聊水吧。
　　　一个国家，除了国土，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什么呢？中国历史上曾是铜、铁、马、茶叶、盐。盐业专营近期才取消，北京大栅栏盐业银行旧址，昭示着盐商之辉煌。外国战略资源，还有棉花、咖啡、香料（胡椒之类）、橡胶等。今天的人们一致认为，是石油！引发战争无数。许多专家认为，未来引发战争的，将不是石油，而是淡水。当
然，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例如电影《未来水世界》中，未来水太多，最宝贵的东西是一小袋泥土！呵呵。
　　　中国缺水，不言而喻。绝对量，是世界平均量的几分之一。人多，没有办法。地域分布上，不合理，东南多，西北少。时间分布上，也不合理，北方河流都是月经型的，不，年经型的。每年总有两个月很麻烦，让人坐卧不安。水旱灾情，无缝对接，抗大旱表彰会就是防大汛动员会。近年来，气候不正常。干旱加剧。北方河流枯水期延长。南方河流水位屡创新低。一个兄弟老家在大巴山，他告诉我，大巴山里的河流水量只有他小时候的二分之一。
　　　有人认为，气候变旱的原因，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效应。我的看法，可能有这方面原因，但主要与地球气候周期有关。目前，地球正处在一个变干变冷的周期。人不能过于高看自己能力，天行有常，地球有自己的脾气，人类活动的影响还真的不能顶个“球”用。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历史地理学家挺多，据他们说，一遇到这种周期，游牧民族会因草场退化而出来掠夺，会爆发战争。希望现代人不要这么干。
（好像苏丹富尔达尔等传统游牧区已经在这么干了）。
　　　我的一个观点是，彻底解决水的问题，要靠社会经济发展。在水上，中国要有主见（实际也有），不能被西方忽悠。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不能为了所谓的保护水资源，连发展都牺牲了。许多西方政客、学者，一直拿这个当阴招，给发展中国家挖坑。国内还真有专家相信，跟着鼓吹。事实是：世界上最缺水的新加坡和以色列，根本感觉不到缺水。我在新加坡，从来没有遇到过停水，自来水可以直饮。而那些
最不发达国家，比如刚果金，人均拥水量居世界前三，竟然缺乏安全饮用水。因为他们的管理和处理能力不行。所以，只有发展带来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才是解决水问题的根本。
　　　真正要节水的，是西方。他们人均用水量，远远高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却拿中国说事，什么用心？用水量数字，我不去搜了。我有个观察。现在公共场合，有一种常见的水龙头，你按一下，它就流出一定量的水，然后自动停止。在出水量设定上，欧美起码是新加坡的 50 倍。有一次在英国，等我都把手烘干了要走，水龙头还在那里哗哗哗哗，我还以为它坏了呢。而新加坡节水之狠。新加坡有一种变态的水龙头，常被安在卫生间。这种龙头，不会流出欧美那种实心水柱，而是像花洒那样沥沥啦啦，而且只持续两三秒。本人也算身手敏捷，按了以后再把手伸到龙头下面，水正好停。无奈之下，我只好左手按着洗右手，右手按着洗左手。我想，独臂神尼如果来到新加坡一定会被气死。新加坡这种高效水务，背后是大量的钱和高技术。他没有这些年的发展，早渴死了。
第二个观点，要辨证地、综合地使用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
　　　有个经典的故事，研究水务的人，人人都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真事。说是美国纽约以前准备投资，搞个引水工程。后来，他们研究发现，用搞工程的钱，把全市抽水马桶换成新型节水的，节约的水刚
好相当于引水量。于是，就换马桶吧。
　　　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我倒见过一个实例。西部某省有个水库，挺大，灌溉好几个县。但水不够用。当地人大代表一开会，就群起跟省上呼吁，建议投资几十亿，修建新的引水工程。我到当时出差时，发现，当时的农田渠系，都是六七十年代搞的。近几十年，修修补补，严重老化。水库放出十方水，只能有四方流到 80 公里外的农田。换句话说，把新建引水工程的钱，拿出一半来，把渠系修复和硬化，就可以供水倍增。而且新建引水工程，还有与其他地区争水问题。还有被引水河流的生态问题。还有工程占地和移民问题。
　　　天津是北方工业中心，需水量大。但海河水系首先要保首都，北面来的水，被官厅、密云两大水库一截，先供北京。天津只能用剩下的水，不够用。天津临海，地下水质不好，而且引起沉降。所以，第一个办法是引滦。但滦河是中型河流，发源于坝上地区半干旱草原，水量本就不多，还要承担唐山用水。这使河北非常吃紧。天津引来滦河，继续发展工业，水仍不够用。接下来，是引黄。这回山东又吃紧。黄河水也缺，沿黄各地灌概矛盾本来就大。山东内部还要引黄入青。
这么东一引，西一引，到九十年代后期，济南七十二泉停喷，黄河每年断流半年，济南全市驾校都把车开到黄河里去练。黄河水引来，天津继续发展工业，水还是不够。于是又上马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该工程供水范围为津冀鲁苏皖）。京津地区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给人一种“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感觉，长此以往不是办法。目前，天津滨海新区和河北曹妃甸，都在发展新型用水模式。新加坡人也去天津掺和了一个项目。希望能走出循环经济的新路。不然真没办法了。
5 元以上，政府就必须出台别的鼓励措施，不然人家不干。现在，许多地方水价太低。这种情况下，节水技术和节水设备，就没有市场生存空间。如果水是高价调来的，而低价供应，那么就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鼓励浪费。政府也有难处，就是招商和发展产业的考虑。这要综合考虑，但水价必须调整，特别是北方缺水区的工业用水价格，该向
上调了。
　　　实际的西线方案，不是调雅鲁藏布江的水。西线方案，目前的水源，是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先筑坝抬水，再打一系列的超级隧道，将水引入青海境内黄河上游，解决西北缺水问题。这要引走大量径流，对长江上游生态影响不小。东线和中线在中下游抽水，影响还稍微小些，但西线在源头上动手，影响肯定比较大。一个更麻烦的事情，是国家西电东送工程，已投资几千亿，在金沙江、雅砻江修建巨型电站。许多电站都修的差不多了。如果再来个南水北调，再投几千亿，在电站上游把水抽走，这算怎么回事？我曾询问一个业内专家，西电东送和南水北调两大工程，有没有相互考虑对方的因素？西线调水会对长江流域水电站包括三峡发电，造成多大影响？他说，据他个人印象，好像还没见过两大工程相互影响的评估材料。那是 2006 年。西线的事情，希望有关部门慎重再慎重。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 111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为何仍然不能发贴呢？靠，休息了！
第 161 节第三产业 1
　　　中国人历来不相信统计数据。有个说法，市长想出成绩，换个发改委主任，还不如换个统计局长起效快。中国的统计数字，也确实有不少问题。比如朱老板上台那年，发誓要“保八”，结果第二年各省数字报出来，除了新疆，都超过 8%。全国一汇总，公布增长率：7.9%。这是怎么汇出来啊？我觉得，第一和第二产业，数据基本还算靠谱。因为工农业生产，需要用水用电，全国用电量、用煤量、铁路周转量等数字摆在那儿。工农业产品要走向市场，税收额摆在那儿。就算税收有漏洞，市场价格摆在哪儿，从价格走势也能大体看出供给量。所以，第一第二产业的数字，胡扯也不会扯得太没边。
　　　呵呵，你们看看，第三产业数据就是这么出来的。我曾经向统计部门兄弟请教。他们解释了一堆，我最终也没搞明白。第三产业中，高端的，像银行股市之类，这很好办。低端的服务业，却占了社会就业的大头。现在，中国全民经商。连偏远小镇，要是沿街还有一面砖墙，肯定推倒建成门面，租出去，开成理发、小吃、百货之类。这些东西很难完全纳入统计。他们是小规模纳税人，从税上也不能准确看
出实际经营情况。我真不知道数据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三产比重是个相对数。即使一个国家三产不增长，如果工农业都垮下去，三产比重也会上升。所以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三产比重挺高。中国情况不错，从统计上看，改革初期三产比重约是 24%。三十年后，增长到百分之四十多。再考虑到这三十年，中国制造业是爆炸式的增长啊，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业还能把比重翻一番，应该属于相当厉害了。
　　　在我国现阶段，经济统计数字要两看：有虚增，也有隐匿。我感到后者还不小。我的一个朋友，开公司，营业额每年上千万。然而，这小子通过请人做账，营业额缩水九成，而且年年显示是亏损。所以，他每年交税几万块钱了事。他还算了一下，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了。考虑到开着奥迪去领低保，实在对不起人民，决定做罢。我估计，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山东和辽宁，经济数字可能有虚增，但民营经济比重较高的浙江和广东，经济数字很可能有隐匿。两种情况相抵，全国统计数字可能基本靠谱。呵呵，实际情况只有鬼
才知道啦。
　　　三产的涵盖面太大，没有办法一句话总结。如果一定要总结，就是：凡是行政力量主导的领域，问题就比较多，国际竞争力就比较差，办事就比较黑。比如股市，银行，保险。凡是完全推向市场化的领域，问题就比较少，发展就比较充分，行事就比较象人。比如商业，餐饮，物流。到了欧美的兄弟可能有这个感觉，中国城市的宾馆和商业服务，现在比欧美城市要强得多。我总结能力有限，三产领域又太多，这么 “两个凡是”的总结也不尽然啊。
　　　城市三产的管理是个大课题。多、散、小、乱，确实很不好管。有一次我开车回家，走到一个路口，看到一帮城管正在没收几个摊主的东西，他们苦苦哀求，我感到气愤不已。第二天又路过那个路口，城管没有来，路边的饭店把餐桌和凉伞都摆上了人行道，摊贩们在人行道上找不着地方练摊，于是把摊子都摆上了机动车道，引发了大堵车。不管司机怎么按喇叭，小贩占道经营，头都不抬。害得我堵车二十分钟，又感到气愤不已。城管现在是众矢之的，但目前城市经营者
的素质，如果没有人管，全靠自觉，确实也难办。我觉得，分寸很重要。如果没有办法掌握分寸，那么宁可牺牲一时的城市秩序，也不要去伤害小摊小贩。他们能自己想办法就业，已经非常可贵了，至少比欧盟的希腊人强多了。
　　　（续前贴）扯远了，回到三产。当年保守派人士说过，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乃是和平演变的经济基础。这个大帽子扣的！不过，经济成份多元化，必然对社会观念产生影响，正面负面兼而有之，这是肯定的。第三产业中的外资成份要远低于第二产业，但是对国人观念造成的影响却远大于第二产业。比如麦当劳和美国大片，都是美国价值观的强悍物化。
　　　比如北京、天津、成都、南京等地，有很多名小吃，味道好极。有一次，我陪一个老外去吃某“中华名小吃”总店。不点店名了。进去，店员身上脏兮兮。服装也不统一。有的戴帽有的不戴。点菜自己到柜台，墙上菜单乱乎乎。碗端上来也不统一，有新有旧，有花有白，有的还豁了口。进货的汤圆馅，一箱箱堆在前堂，我老担心倒下来砸到顾客。吃完的桌上一片狼籍，无人收拾。地上的餐巾纸，也不及时打扫，任人踩来踩去。老外吃完离开时，两只鞋底上各沾了一团餐巾纸。难怪中华名小吃总是干不过垃圾食品洋外餐。其实该店的马路对面就是必胜客和肯德基，他就是不参考。这几年有改进，总的来说，还是太不行。我很奇怪，为中国餐馆可以做到那么厉害，连锁快餐就
是不行？连台湾都出了个什么永和豆浆啊。
　　　同样问题出现在超市行业。在允许外资大规模进入之前，中国商业体系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和学习。超市经营应该没有太多的秘密可言。而且，中国商业是开放竞争的，行政干预极少。当年郑州亚细亚商场，率先在全国抗起了竞争大旗，“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可惜很快声迹全无。北京冒出了这客隆、那客隆之类的一堆超市，也没有克隆成功。直到入世前，全国除了专卖家电的苏宁、国美已成规模，没发展起来像样的综合性连锁超市。只有眼睁睁看着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宜家、欧尚、伊藤等称霸各大城市。连个打着美国幌子的普尔斯马特，都能风光一时。
　　　国际巨头垄断一线城市的商业以后，它的柜台就值钱了。中国商家想借宝地上柜，不仅要垫压资金，还要大幅让利。谈判地位很不利。更主要的是，老外通过全球联网的条形码信息，掌握着中国最即时的市场动向。而中国商家，包括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都不拥有这类信息。我觉得，中国是不是该通过超市协会，把超过一定规模的超市组织起来，实现渠道和信息共享。不然，以后真挺麻烦。
　　　快餐、超市等行业的问题，我感到，也许不是一个纯经济问题，还有一个文化问题。也许中国文化不利于产生这一类企业？逛逛各国背景的超市，其实文化因素挺明显。美资的沃尔玛，大而包罗。日资的伊藤，有许多细节非常精致。德资的麦德龙，严谨刻板，没会员卡的人不许进门，想办会员卡，先回单位开一个介绍信，只对单位不对个人。靠，有这么做生意的吗？更绝的是，想搞猫腻，没门，麦德龙
的机打发票像一张报纸那么大，商品名称、商标、数量、价格一字不落。法资的家乐福就不一样，它秉承了拉丁民族最不讲原则的优良传统。开单员一脸的淫贱——“先生，您的发票想开成什么？”难怪家乐福在中国发展得比谁都快啊！
第 162 节第三产业 2
第三产业中，聊聊文化产业吧。
　　　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经济结合的最直接形式。1992 年以后，广东曾经玩命打造文化产业，希望能在流行娱乐文化方面，与港台三足而立。比如，广东私营公司包装推出了毛宁、杨钰莹、林依伦、李春波等明星。广东和北京共同成为“九四新生代”歌手的策源地，使 1994年成了中国音乐市场化的“元年”。
九十年代，虽然也有《宰相刘罗锅》之类的市场化的优秀文化产
品，但文化产业真正全面形成，是在 2000 年以后。文化产业中心，不是上海和广东，而是北京。因为文化这个东西，必须在传播之中创造价值。所以许多公司才叫“文化传播公司”哈。北京是全国信息传播中心，这个没办法，别人抢不走。广州许多歌星，最终还是跑到北京去买房子住了。而且，这几年，港台文化都出现了被北京吸附之势。有的港台大牌明星，平时出场费六十万、八十万，但只拿千把块钱都愿意到央视去露个脸。没办法，文化传播中心才有辐射力，只有到那儿才能出名。出了名，再到各地走穴才能赚大钱。用业内人士的话讲： “上首都磨刀，下地方杀人”。
　　　文化产业到底怎么发展？我觉得，归根到底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按照文化自身的内在规律，去寻求与经济效益的结合。文化产业目前最大的问题所在，是违背了文化自身的内在规律。就好像种麦子一样，不管怎么想办法搞新技术，前提是你必须得承认它就是麦子啊。
　　　我很喜欢郭德纲的相声，我以德云社为例子，分析一下文化产业的问题。相声起源于剧场。就是那种观众买票的相声专场。马三立、侯宝林靠此起家。八十年代，电视普及，马季、姜昆、冯巩通过春晚，取得极大成功。从此，电视相声，或者叫做晚会相声，成为相声的创作主流。直到 2000 年后郭德纲崛起之前，整个相声界，都在围绕电视晚会创作。而与此同时，相声每况愈下。“相声明显干不过小品，小品越来越像相声”。近几年，春晚相声已沦为鸡肋，观众不笑又不好意思，想笑又笑不出来。相声只靠几张老脸撑着，后继无人。“如果相声不能搞笑，那真是太搞笑了。”
　　　郭德纲提出，“让相声重返剧场”。2000 年以后，德云社相声专场逐渐出名，成为京城时尚。他也引起了同行的非议，以及某些专家的批评，认为这是叛经离道，低级庸俗。德云社还一度停业整顿。但是，郭和他的剧场相声，毕竟在全国取得了可观的市场成功，培养了大批 “钢丝”。而且，带动了北京和天津相声剧场的复兴。
　　　晚会上的歌曲，实质上是歌手大量专辑里的精品；晚会上的戏曲，实质上是某些著名戏曲的选段；晚会上的小品，实质上是影视和话剧 精彩段落的变种，“小品”这个词本身就是影视界的一个术语。歌手 没有因为晚会而放弃专辑创作，戏曲演员没有因为晚会而放弃折子戏，影视界也没有因为小品兴盛而放弃影视创作。赵本山还把电视剧和电 影搞得红红火火。而中国的相声界，竟然二十年盯着几个晚会，把相 声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抛弃了。这就好比鲜花，拿到花店去卖的，肯定只是花朵。但花朵的长成，离不开根和枝叶。某位花农如果认为 只有花朵值钱，就在地里直接培养花朵，连根和枝叶都统统不要了，这不是很可笑吗？这种花朵能不枯萎吗？所以，郭德纲提出让相声重 返剧场，无所谓高明主张，只是一个常识而已。发人深思的是，一些
所谓相声大腕，已经连这一点常识都没有了。
　　　围绕央视，有无数私营的文化传播公司、广告公司、导演、演员、经济人、群众演员、道剧服务类公司、出版发行类公司、衍生产品搞市场推广公司，等等。市场化程度，专业分工程度，都够厉害。你如果有笔钱，想投资文化产业，可以这么投。比如你投资拍纪录片，先出钱买一个好剧本，然后委托给专业的文化传播公司，他们去物色导演，组织剧组，去拍摄。拍成了，质量过关，你把片子拿给央视播放。央视不付钱，它播一集片子给你配几分钟广告时段。你把这个时段卖给广告公司就行。他们手里有现成的广告客户。你还可以把电子产品版权卖给专业公司。总之，具体的事情只要出钱就有人做，不难，你
关键是要有眼光。你投资的东西没电视台感兴趣，就麻烦了。另外业务人脉也很重要，两眼一抹黑，操作起来比较难。
这也算是本人认真落实最近全会精神的一点思考吧。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
第 163 节人口随想 1
　　　具体问题越聊越多，陷进去了不好，更容易让人看出无知和破绽，所以，最好赶紧返回云层上面。最后再聊一个实在绕不过去的具体问题：人口。
　　　我在前面的贴子里，探讨过中国古代，形成和延续了极为独特的 “大一统”帝国。大一统帝国得以稳定存在，得益于占据数量优势的主体民族的存在。所以人口的实际作用，远比我们想像的还要更大。人口太多可能引发动荡，但人口太少同样会引发动荡，人少了压不住场子啊。
　　　民族之间的竞争，无论什么竞争，归根到底是争夺生存和发展空间的竞争。那么，怎么才算胜利？就是去用你的人口去占据这个生存空间。蒙古人打下了那么大的地盘，但他不算成功者，因为人太少。近五百年，欧洲人通过武力殖民扩张，把家园从欧洲一隅扩张到南美、
北美、大洋州和西伯利亚，新家园的面积四千多万平方公里。其实，他们当时控制的面积远远不止于此。但是那些没有移民人口的地区，如非洲和亚洲殖民地，最终独立而去。
　　　从我国目前的领土争议来看，最麻烦的事，不是历史上有没有条约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双方实力对比的问题，而是人口问题。比如，香港岛在《南京条约》中白纸黑字割让给英国，我们仍然可以收回来。当然做到这一点，需要国家实力当后盾，但前提必须是几百万华人住在那里。如果香港人口全是英裔，那事情可能难办的多。即使强行收回来，以后的矛盾也少不了。藏南地区没有任何条约割让给印度，民国时期南京政府还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以喜马拉雅山分水岭划界的方案。但是，藏南的收复难度要远远大于香港。阿三向藏南移民一百多万，安营扎寨，就住在那里。以他们移民速度和生育速度，再过一代人时间，估计那里至少有三四百万人口。如果这样，藏南问题就基本上无药可解了。
　　　中国对外的领土纠纷当中，目前控制在老外手里的争议土地，基本上都没有华人居民，这是最大的难题。中国和俄国把黑瞎子岛一切两半，这算是很不容易了。那个岛原来控制在俄国手里那么多年，多亏俄国缺人啊。如果俄国人像中国人这么充裕，向有争议的岛上移民，按每平方公里 150 人计，岛上可住 5 万人，可以成立一个县。那就麻烦大了，我估计不打仗是弄不回来的。所以，我以前上学时，曾经对人口问题这样认识——在国家和民族的竞争中，短期取胜靠拳头，长期取胜靠脑袋，永远取胜靠 JB！同学们的评价是：话虽然粗俗，但道
理深刻。
无论是探讨中国经济问题，还是其他的任何问题，永远绕不开 13
亿人口。最新数据，截至 2010 年 11 月，大陆 13.4 亿，港澳台还有近三千万。人来得不少啊，我很欣慰。
　　　计划生育政策，目前争议很大。反对的观点，主要是从西方国家、日本、四小龙的人口发展轨迹，来判断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出现人口拐点。而且，以中国人口巨大的惯性而言，一旦出现了负增长，会难以扼制。目前，中国一年净增一个澳大利亚，感到各方面压力很大。但是，如果一年净减一个澳大利亚，那影响更坏，光是腾出来的房子拿到市场上去，房价就垮了，国家经济不可能不萧条。而支持计划生育者的观点，主要是从目前的社会就业量、环境承受量等指标分析，认为中国当前主要问题仍然是人口过多而不是过少，所以应该那样那样那样。
　　　许多专家提倡，要重返老毛时代的“人手论”，反对“人口论”。就是说，要把人看成生产者，更要看到人的积极作用。这点我赞同。但是，我觉得时刻也不能忘了“口”在“手”前，吃不饱那是不能动手干活的。记得小学一年级课本，学的第一批汉字，就是“人、口、手”。这个编课本的人太他妈有水平了！
　　　利用国外有利条件，看看国外的人口问题吧。有一个普遍规律，就是国家一发达，人口增长率就下来了。一种普遍观点是：多生孩子会降低生活质量，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补贴，都无法弥补养育孩子所造成的生活质量下降。所以，社会发展和生活提高，必然导
致生育率下降，此事没有办法可解。也许唯一的办法是科学发达了，搞工厂化克隆，不用再麻烦各位女士了。
　　　今年到欧洲出差转了一圈。感到这个大洲，现在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黑人完全泛滥了。强调：我这里没有种族歧视的意思。我只是描述客观情况。在英国，黑人到处都是。许多街区，整个整个地变成黑人社区了。反正你坐着车走，如果看到路边的房屋外面的草坪稀稀拉拉，疏于修剪，而且乱堆乱放的东西比较多，那基本上就是黑人社区。法国、比利时、荷兰，北非人更多，清真寺随处都是。法国人去年终于发了回狠，立法，不允许遮脸，但实际上遮脸的还是有，我在巴黎就见到过。不遮脸了，包头的穆斯林妇女仍然比比皆是。在欧洲，
包括管理最好的德国和瑞士，凡是游客多的景区和购物街，窜来窜去的阿拉伯和土耳其小偷极多，成帮成伙。由于中国人带现金，是他们优先目标。这更恶化了中国游客对欧洲的印象，好象全欧洲到处都是小偷。长期定居的中国人，感觉和评价要稍好一些。
　　　我对欧洲一点都不看好。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的人口老化，也许中国以后也会。也不是因为他们引进移民，其实中国人也乘机移过去不少。我不看好欧洲的原因，在于他们社会管理能力太弱了，一个最简单的现象，旅游业是欧洲经济支柱之一，在你的卢浮宫、凯旋门这种景区，基本治安都维持不住，对几伙小偷都没有办法，这种政府，这种社会！你还指望这种政府能干出什么大事呢？（如果有小偷整天在天安门专偷外宾，我估计北京警方早就抡圆打击了。）一个明显的感觉是，欧洲的政治勇气和政治力量，正随着它的人口老去。在邱吉尔、戴高乐这些政治家身后，欧洲（不包括俄国）已经没有政治家了，变成了一个政客和选票的世界，老态龙钟，好逸恶劳，不负责任，回
避矛盾，没有勇气和斗志。在这次欧债危机中，表现尤为明显。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欧洲想要跟美国、中国在世界上鼎足三分，我看难度比较大。他们能确保不发生大规模种族冲突就不错了。
第 164 节人口随想 2
　　　漫步在欧洲的城市，老人、老房子、老街道。虽然很有品位，很有历史沧桑感，很适合留影，但缺乏活力。在过份强调保护文化的英国，尤其如此。但是，各位兄弟不要认为西方人先天不能生孩子。其实，从五百年前大航海时代开始，一直到二战后的“婴儿潮”，西方人一直是全世界最想生、最敢生、最能生的族群。不然遍布四大洲的
基督教白人国家都是怎么冒出来的？
　　　但是，六七十年代以后，欧美社会迅速老去。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源源不断有新鲜血液补充，所以还保持年轻。但问题也正在形成，就是传统的美国白人（新教徒）社会比重在不断下降，讲西班牙语信天主教的拉丁裔迅速增加，在佛罗里达、加州、新墨西哥州尤其严重。有人认为，美国将来会拉丁化。再用一至两代人，拉丁美洲的范围就要北扩了。美国近年来黑人、穆斯林、亚裔等人口比重也在不断提高。长期以来都是从欧洲向外移民。但是，二战以后特别是六七十年
代以后，欧洲老龄化问题严重，大量低端的工作岗位没人干。为了继续过上安逸、体面的生活，欧洲各国从自己的前殖民地，招聘了大量移民，专来干脏活和累活。这样几十年功夫，竟然形成了庞大的欧洲黑人和穆斯林人口。欧洲人有两个没有料到：一没有料到移民人口增长这么快，二是没有料到伟大的西方文化对伊斯兰文化完全没有同化能力。欧洲人原本指望这些移民都融入西方社会的，现在悔之晚矣。
　　　从历史来看，位于西亚的阿拉伯、土耳其人一直向欧洲渗透，但始终不成功。阿拉伯人控制过伊比利亚半岛，就是西班牙那圪瘩，后来给打出去了。奥斯曼帝国控制过巴尔干，所以现在还有几个穆斯林国家和地区：波黑、阿尔巴尼亚、科索沃。但是在中欧、东欧、西欧和北欧，历史上没有穆斯林居住区。对欧洲来说，这真乃千年未有之变局也。
　　　前几天，我浏览百度百科里的科索沃词条，看到这么一句：“科索沃人口出生率极高，因而人口增长非常快，1988 年科索沃人口增
长率为 2.4%，而同年南斯拉夫全国人口增长率只有 0.62%。”科索沃地区居民 90%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人口。这说明，欧洲内部各族群的人口增长率非常不平衡。像科索沃这种农业区，当年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迅速成为当时南斯拉夫最穷的地方。贫穷往往使社会矛盾迅速酝酿和激化，从而引发了社会动荡不安。今天，在欧洲各国，由于普遍实行的高福利，使贫困化问题暂时得到缓解。但是，也使贫困对生育抑制作用消失，高福利进一步促进了移民的高生育率。目前看来，欧洲的高福利社会恐怕很难长期持续。当然这不全是因为移民负担重的问题，这个制度本身就有毛病。我觉得，对于欧洲人口形势，中国有必要高度关注。因为人口的作用比我们想像的要大得多，人口决定着政治走势。
　　　日本和韩国是另外一条道路。这两个国家，排外思想相当严重。也许是靠着中国、俄国，生存危机意识要强于欧洲国家。所以，他们是世界不多的单一民族国家，主体民族比例 99%。从目前政策上看，老龄化并没有促使日韩开放移民，反倒是越老化越要防止别人乘虚而入。日本一些劳动强度不大的服务行业，比如餐厅，大量返聘老人，让你吃个饭觉得很不好意思。
　　　新加坡立国后，当时人口增长很快，而经济落后，就业岗位不足。老李提出“两个刚刚好”的口号，希望控制人口，不要把小岛给挤爆了。由于新加坡经济起飞很快，过了十年，就缺人了。又过了十年，人口增长率拐下来了。尤其是，华人生不过印度人，印度人生不过马来穆斯林。政府采取了一大堆鼓励措施，出生率就是上不去，新加坡
政府很郁闷。退休的老李还出面，严厉指责新加坡的高学历女性不努力生孩子。此事社会反弹很大，年轻女孩纷纷指责老李多管闲事。总之，新加坡政府虽然强势，但在这一方面，它和西方、日韩一样毫无办法。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到中国去挖人。
　　　国家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红利只是一个重要经济因素，而不是决定性因素。从世界范围来看，实际上，拥有红利国家比没有红利的国家还要多。比如印度、巴基斯坦、阿拉伯国家、东南亚国家。但是，由于其他因素不匹配，人口被浪费了。搞得好的，搞搞劳务输出，比如埃及、巴基斯坦、菲律宾。搞得差的，只有去搞革命运动了。就中国自己来说，1840 年以后人口徘徊了一百年。建国以后，人口迅速增长。但是，五十年代小孩子比重太高，社会抚养压力较大。直到 1960 年代后期，中国人口红利才开始出现。但是，当时红利并没有带来好运，反而带来了麻烦。只有动员知青们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八十年代以后，红利才开始转化成经济优势。直到九十年代以后，红利才全面地转化为经济优势。
我说这一段，意思是：人口红利固然很重要，但是过于看重、过
于强调，也是不对的。有专家把人口红利看成印度超越中国的杀手锏
　　　民国时，钱玄同奉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青年人必定强于老年人。钱玄同是个感性冲动的人，爱走极端，完全不像他的儿子钱三强那么富有科学精神。他推崇年轻人，就说：四十岁以上的都应该枪毙。胡适当即反驳说：那么，到你四十岁，我要送你一首诗，题目叫手枪。胡适为人宽厚，只是说说而已。鲁迅却记在心里，掐着手指一直等到钱玄同年满四十，抓住时机发表了一首诗。我记得有两句是：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呵呵，先生恶毒啊！
　　　扯远了。一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国家，整个社会的活力和思想倾向都会不一样。近年来，关于“未富先老”的提法已见报端，但是这只是必要的警告，实际上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年轻国家。中国的人口红利，往后还可以再吃十几年。这十几年，恰好是中国崛起最关键的时期。这也算天助中华吧。我们必须抓住人口红利期的机遇，在拐点来
临之前，即使不能在人均收入等方面超越欧美，至少也要确立经济总量优势、技术能力优势、产业结构优势。如果错失机遇，不能在这段时间确立优势，等过了这个村，赡养比率出现逆转，整个社会负重前行，再去赶追发达国家，也不是不可能，但难度会大大增加。
第 165 节人口随想 3
　　　人口问题是中国天字号问题。近年，为了强调某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我国喜欢对行政首长来个“一票否决”。到后来，“一票否决”的内容太多太滥，如果真要逗硬，县长市长都是九死一生。于是，国家又来个清理，许多“一票否决”被一票否决了。最后幸存下来的，仍有五个方面。即：社会稳定、廉政建设、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由此可见计划生育之重要性。
　　　八十年代推出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关键政策之一。有一个官员，跑到国际会议上去发言，说中国少生几亿人，为世界做 出了重大贡献。好像中国人都是猪，生出来就是人类的负担。结果此 君被网友痛骂。他这个话的措辞确实有点欠考虑。不过，我同意他这 个话的基本意思。那就是：对于计划生育使中国少生几亿人这个事实 的意义，我持高度肯定态度。从八十年代情况看，中国城市乡村，都
是人满为患，工作岗位严重不足，若不控制人口增长，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看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就是陷入了这个恶性循环。
　　　计划生育的另一个必要性是：中国生态恶化相当严重。中国不同于印度。印度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但它地处湿热季风区，地势平坦，长年无冬，雨水充沛，动植物和人口一样密集，令人羡慕。而中国的干旱区、高山区占比重很大。例如，有专家认为，陕北、陇东等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承载量为每平方公里 10 人至 20 人为适宜。而实际
上，天水地区是 250 人，定西地区是 150 人。定西地区毁林开荒，黄土高坡上仅有的一点稀疏的草皮，还被铲来当作做饭燃料。一个孩子、一个筐、一个小铁铲，一天就能干掉半亩草皮。若不计划生育，农村人口再控制不住，许多地区已处在生态崩溃边缘。
　　　在美国，人们这样搞统计工作，城市周边地区被划成几公里见方的一个又一个方格子，然后统计每个格子里的居民人数，若人口密度超过 400 人（或者 500 人，记不清了），那么这个格子就是城市化区域，被算入市区范围。靠，要是按美国的市区人口密度标准，中国东部沿海十几个省市可以算做同一个城市。在华北平原上，能开荒的地方，二百年前早都开完了，由于人口过密，村庄相互连在一起，到处黑压压一片，基本上没有“生态”二字可言。华北某市接待俄罗斯客人。老毛子在宾馆吃了几天，憋得难受，提出带块桌布出去野餐。中国主人没办法，只好打了包，开着车，出城，下乡，在棉花玉米中间转了两小时，也没找到巴掌大的一块草地。最后宾主在地头上坐下，
农药味比较浓，不远处还有只死耗子。老毛子主动提议：我们还是回宾馆去吃吧！
　　　说实话，在 2000 年以前，每当我看到关于中国人口、生态的材料，我感觉就是两字：绝望。这么多的人口，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2000 年以后，拐点出现。这十年来，中国生态正在改善，南方许多山林已经密得进不去人了，狗熊、野猪成了山民头痛的事情。原来环境压力最大的陕北、陇东，生态环境也大大改善。特别是陕北延安和榆林，这几年煤气资源开发有钱了，生态投入很大，从电视上看林草恢复很好。我觉得原因有三，一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二是工业化提供的税源，使政府有力量大搞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三是计划生育，人口得到控制，同时人口质量稳步提高。
　　　目前有许多专家批评计划生育政策。批评政府“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管生殖器。”批评计划生育侵犯人权。批评计划生育造成人口老龄化。等等。我觉得这基本上属于书生之见。计划生育政策是推动中国复兴的一项伟大工程，它的历史作用，丝毫不亚于改革开放政策。当然，任何政策都要与时俱进，适时进行调整。但是必须肯定，没有三十年来的计划生育，中国就没有今天的发展成果和大好局面。
　　　我一个哥们，大学毕业以后，考上了组织部的派调生，先分配到乡镇当乡长助理煅练三年。他第一次公干，就是抓超生。据可靠线报，一个长期在外的资深超生游击队员，就是宋丹丹演的那种，回家了。乡上几个人，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从前门突然闯入，遭全家人前压拦截，孕妇赢得时间在后院逾墙而走。他追了上去，在山间小路
上跟孕妇展开了一场牛拉松。这哥们在大学时也算个体育达人，没想到追了一个钟头，累了一个半死，还是被孕妇甩掉了。我们当时结论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八十年代出台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从国家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出发的正确的战略决策，但它同时也触动了全国 90%以上的人的现实利益。这个政策出台，需要政治魄力。这种政策，在政府软弱的第三世界国家，或者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根本不可能出
台和实施，甚至连进入正式讨论程序都不可能。而中国做到了。虽然有人指责说，这是强权的结果。但是，在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凡是能做到最起码的客观中立的专家，都要承认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巨大的正面意义。
　　　但是，人类的任何进步和成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西方国家发展中，人口的压力可以通过战争和殖民扩张向外释放。美国人口扩张，是以印第安人的血泪为代价的。但中国的崛起，不可能复制西方的道路。我们把当年西方向外转移的矛盾，统统消化在了中国内部。三十年来，中国人为了计划生育，付出了巨大代价，包括家庭的代价，情感的代价，甚至有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汶川大地震以后，面对倒塌的学校，人们发现，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是多么的脆弱。
　　　美国一些公司歧视胖子，胖子很难提拔为高管。他们的理论是，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体重都管理不好，还能指望他管理什么？呵呵，这个理论不见得有科学道理啊。国家亦是如此。许多国家都惊奇，中国为什么能创造发展奇迹，而其他国家不能？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中国崛起没有秘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为了摆脱贫穷，为了摆脱落后，为了重塑辉煌，进行了极为残忍的自我控制，付出了远远超出其他民族的发展代价——它不可能不赢得成功！
第 166 节人口随想 4
　　　几个兄弟在聊教育问题。教育与人口息息相关。高学历女性，容易培养出高素质的孩子；低学历或文盲的女性，不利于下一步素质的提高。但各国的普遍规律是：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地位越高，生育率就越低。这也是一个悖论。新加坡这边，高学历女性的生育率极低，低学历女性是生育主力。政府毫无办法。李光耀以个人名义呼吁：把你们的优秀基因留给新加坡，不要带进坟墓里去。（原话记不住，大意如此）。
　　　中国以后的人口政策，现在许多人建议放开多胎，至少要放开二胎，以免人口出现拐点后刹不住车。目前，政府采取了很慎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又被批评为麻木和犹豫。
有人指出，计生政策难以调整，是计生系统的部门利益作怪。以
前乡镇政府经费紧张，靠罚超生过日子，出现过为了创收“计生干部劝超生”的怪事。但这些年经费问题都解决了。即使计生政策调整，计生部门仍有许多工作可干，从生育入手提高人口素质，任重道远，活多着呢。我认为，部门利益不会构成阻碍计生政策调整的因素。
　　　我认为，政府采取谨慎态度是负责任的表现。放开二胎政策如果出台，没有太多社会阻力和工作压力。八十年代出台计划生育政策，难度系数算是 100。现在继续执行这个政策，难度系数是 50。现在放开这个政策，难度系数最高是 5。在没有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政府宁可舍易求难，这个做法应该肯定。
　　　我的主张是：1、在东中西部，各找几个有代表性的地区，先试点几年。看看放开二胎以后人口增长情况，然后再做决定何时放开。 2、可以先在民族自治区放开二胎。因为在这些地方，实际上被限制的只有汉族了。大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工作和生活，这种限制造成心理不平衡，也使民族人口比例不断变化。不如干脆规定，凡是户籍在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的汉族，也允许享受少数民族生育政
策，区域内政策一致。如果有计生部门的大领导不小心看到了这个贴子，那么，请您参考！
　　　民族问题，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宗教问题，是几千年来世界历史的主线（之一）。但是，二战以后到苏联解体这段时间，也就是冷战时期，全人类的主要矛盾一下子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意识形态矛盾上升为世界头号矛盾，而民族矛盾却退居其次，一时间被掩盖住了。1992 年苏联解体之后，民族矛盾开始爆发。比较突出的是南斯拉夫两次内战，以及非洲多国内战。这时，世界民族矛盾已经很明显了。但在美国人眼里，这些麻烦只不过是冷战解体之后副产品。他们当时认为，经济利益之争才是世界主要矛盾，比如伊拉克抢科威特的油。所以，美国利用业余时间，打打地区小霸，维护大霸权益。九十年代，整个克林顿时代，美国沉浸在苏联完蛋和互联网大繁荣的幸福之中，整天守着“点 COM”乐不可支。直到某天早上世贸大楼被人家拿飞机兑了，才在思想上真正充分重视世界民族和宗教问题。
战后的民族暴力。到 2010 年，汇集成了一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但是，这本书的观点在“911”之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我们中国也没有重视。有中国学者指责：文明冲突是个伪命题，根本上就是美国人掠夺利益制造的矛盾，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目的是为美
国国家利益打掩护。我的观点是，不管亨氏的出发点是不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打掩护，他所描述的文明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当然，也不可否认，美国人根据自身利益出发的一通搅和，使文明冲突和利益冲突混在一起，更加激烈，更加乱乎。
　　　冷战时期，世界列强集中力量，大打意识形态斗争。苏联解体后，美国仍然没返过点来。直到“911”。这时，全世界才发现，原来民族问题才是千年一贯的拍砖热贴，只不过沉了半个世纪而已。意识形态问题不过是特定时期的一个特定插曲，发展到今天，中国比美国还资本主义，美国比中国还社会主义。
　　　目前，民族问题（包括宗教问题）已成为世界头号热点。中国崛起过程中，西方国家不断利用民族问题，给中国制造麻烦。虽然他们自己也是一头包，甚至比中国还要严重。中国虽然是多民族国家，但主体民族占九成以上，民族关系大体和睦，想用民族问题放翻中国，不太可能。西方也只能找点麻烦，恶心恶心你。如果哪天西方想要放翻印度，在民族问题上开刀还是很容易的。民族问题太大，我没有能力解读。平时在国内国外走，有些见闻，有些感触，随便聊聊自己的
思考吧。
　　　（续前贴）一提民族问题，首先让人容易想到的事，就是民族同化。我在前面贴子中提到过古代汉族的形成，立即就有网友回贴，批评我的“同化”观点。呵呵。可见，目前，“尊重文化多样性”成了普世价值，同化成了过街老鼠。这是件好事。但任何事情过了头，都会有问题。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乃是世界大趋势。今天世界上的大小民族，都是历史上的古民族融合而来的，连老美都自称“民族溶炉”。民族发展，是一个自然融合过程。人为同化，是不可取的；人为异化，同样是不可取的。目前，同化问题往往被社会批评，而异化问题却以 “保护文化多样性”、“尊重少数族裔”等口号，在世界各地花样翻新地出现。其实人为的民族异化，后果比同化更严重。
　　　网上有一个说法，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大熔炉，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都保持着民族独立性，唯独在远东的一支，好像住在河南开封，已经融合无迹了。这个说法有毛病。因为，犹太人流落世界两千年，其间，主动融合和被动融合现象，一直都存在。（参见《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此书写的不错）。虽然没有统计，但我相信，融入世界各族的犹太人，肯定不在少数。说中国是“唯一”，这站不住脚。但是，犹太人在中国和西方的历程，倒是能给我们不少启示。
　　　犹太人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试图融入所在国。特别是在近代欧洲，这种思潮还很流行，而犹太复国主义倒是没有多少市场。但是，无论犹太人怎么努力，欧洲排犹思想始终强烈。直到 1930 年代，德国纳
粹党上台，犹太人融入欧洲的梦想撤底破灭。所以，犹太人能保持独立性，我觉得，一小半原因是以犹太教为核心的民族文化，一大半原因是外部延续上千年的反犹浪潮。而开封犹太人能够逐步融入当地，主客观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文化历来都不排外，如果外侨居住两代，日常使用汉语和汉字，那么中国社会几乎是没有任何排斥的接纳。
　　　歧视会产生异化，不适当的优待和照顾，也会产生异化。比如，美国。美国歧视黑人歧视了二百年，但近几十年来了一个大转弯。对黑人优待有加。现在，美国人讲究“政治上正确”，那比中国还要教条。谁要是敢说关于“黑人哪点不行”之类的话，哪怕半句，政治家的政治生命立马完蛋，媒体人立马解职。领导一上台，先大吼一声：我们都要尊重黑人啊！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对黑人不尊重。如果黑人真的平等自立，哪有这么弱不禁风，谁说一句好或一句坏怕什么呢？现在美国黑人，找工作，各类岗位有法定的专门必招黑人；考大学，大
学都有专门比例招生名额留给黑人；提干，政府雇员有专门岗位比例留给黑人。这样，他同样每天都被一次又一次提醒：我是黑人、我是黑人、我是黑人！这种刻意优待，反而不断强化了族群意识。
第五章完
第六章崛起之路 第 167 节四种模式
　　　前几天胡润发表了一个研究结果，说中国富人中有一半正在或者准备移民。此言引起轩然大波，悲叹者有之，批驳者有之。我不知道这个比例是怎么算出来的，也不知道这个比例是对是错。但有一点倒是应该承认，就是中国富人移民海外的现象比较普遍。移民是正常现象，但富人移民如此之多，用一句“正常现象”解释，那是不能服人的。
　　　时代不同了，现代中国已经不同于传统中国，我没有他们那么悲观。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一点，治乱循环的危险仍然存在，今天的中国人还普遍缺乏安全感。我们这几代人，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任务，就是从制度上摆脱治乱循环的历史夙命。如果我们能让大家真心相信，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核心
价值理念，能够确保天下太平，人民安康，那么，国家的归属感将会大大增强，海外人才也会大大回流。这，也是中国崛起的一个基本条件。
　　　在以前的贴子里，我曾探讨和论述过下列观点。这些观点都是我的主要观点和认识。有的，是从别人那里接受来的。有的，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A，要以四大文化区为背景，来认识和看待中国。而不能简单地把中国与西方比较。B，中国文化始终保持了延续性，并不断演进。C，中国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两场改革，深刻影响和改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D，大一统的集权帝国。E，建立在原子化小农基础上的伦理型社会。F，社会呈泛行政化、泛原子化特征。G，权力
边界。H，问题驱动式的改革。
　　　下面，我运用这些观点来探讨中国崛起的本钱和难处。在探讨中国崛起之前，我想先把世界各国的社会管理模式分一个类。当然，已有的分类方式很多。至少有几十种分法。我有我的一种分法。
　　　第二个角度是，社会管理权的行使，是受到有效制衡的，还是没有受到有效制衡的。这个制衡，表现为社会管理权存在稳定的权力边界，而不是随意侵入其他领域，扩大自身利益格局。由于权力边界的稳定，社会各阶层之间，能够形成稳定的利益边界。特别是被统治阶层和弱势阶层，能够基本保证其利益不会受到无休止的侵犯。如果权
力不能得到有效制衡，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强权者不断扩大自身利益，挤压弱势者的生存发展空间，最终社会无法承受时，势必引发动荡，形成权力再分配的治乱循环。
第 168 节多元无制衡
　　　总的来说最近很累，身体累心也累。我在前面关于读书那一节（题外随想 2）里，写了这么一句：“毛主席尚且说过，自己不可能句句是
真理。我们怎么能去要求某个人、某篇文、某本书、某个贴，句句都好，句句都对，句句都有用？”不知各位兄弟注意到没有。这也算是给自己开脱开脱吧。即使最荒谬的观点，至少证明了网络言论自由和世界的多样性。
　　　想起一件真事。前几年，国内搞撤并乡镇试点。当时上面给的政策是，乡镇撤销后，原来经费一分不减，原来人员一人不减，原来职级全部保留，钱随人走，分流到其他乡镇，然后，再给县里一笔奖励和经费。这个政策很优惠了。有个县，不点其名，估计是县领导年轻没经验，立马就搞了试点，把乡镇减掉三分之一，得到上级肯定和奖励。但不久，问题接踵而来。交通系统有“通乡油路”工程，少个乡镇就少条路，专项投资就少上百万。教育系统有乡镇中心校建设，也是按乡镇来的，你学校再好，校址不是乡镇也不好办。卫生系统搞乡镇中心卫生院建设，商务系统搞“万村千乡”市场建设，公安系统搞乡镇派出所建设，纷纷受影响。全县怨声载道，领导后悔不及。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改革走到今天，牵一发，动全身。中国又是一个集权的超大号国家，很复杂。所以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啊。你当个县领导，真心真意办好事，这件事也是对的，你也不在乎个人得失，但是当你要不来钱的时候，看着别的县又修路又盖学校，你自己的老百姓走泥路，孩子们坐破教室，你心里是滋味吗？你不反思自己的决策吗？在中国，动动嘴是很容易的，真正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网友和专家，可以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为民请命，慷慨陈词，感叹号，刚刚的，你的话挑不出任何毛病。但
实际干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像计划生育这一类基本国策，当然要与时俱进，但，必须慎之又慎，这是负责任的表现。
　　　国家形式出现以后，最早出现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多元无制衡模式。比如，建立在部族分封基础上的奴隶制、马赛克式的封建制。由此可见，社会管理模式的选择，虽然受到人们主观意识的影响，但主要是由客观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当时生产力水平低，小国寡民，交通闭塞，信息不畅，有效管理半径很小。若半径延伸，则成本巨高，得不偿失。所以，按照分封、进贡、血缘等关系，构建一个多元管理主体的体系，松松散散，分而治之，这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在多元体系的每一个“元”内部，即奴隶制、封建制的小国内部，领主具有至高无尚的生杀予夺大权。有时，因压迫过度，酿成奴隶起义或者农民暴动。有时，领主也会大权旁落，比如春秋鲁国的“三桓”当国。但是，这是夺权，而不是制衡。从历史记载来看，在正常社会秩序下，其他社会阶层从来没有对领主权力构成制度性的制衡。所以，我把这种社会管理模式归类为“多元无制衡”。
　　　倒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古希腊城邦。城邦内部处理公共事务，在奴隶主和平民男性中实行一人一票，大城邦还有代议制。在这么低的生产力水平上，能形成这种制度，很奇特，不多见。我这样看这种制度：1，希腊城邦属于小型熟人社会。除了雅典、斯巴达人口可能达 30 万，绝大多数城邦只有几百人到几千人。当时 300 多个城邦并
立，平均规模可想而知。这种小型熟人社会圈中，不是三叔就是二舅，容易倾向于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同理，在中国古代农村宗法结构中，虽然族权是皇权的缩小版，但毕竟是血缘关系，乡邻熟人，在多数情况下族长不是一言九鼎，而是通过召集同族议事，协商决定大事。2、希腊城邦民主范围，限于奴隶主、少量平民。妇女和奴隶没有投票权。所以这种制度，不能制衡奴隶主阶层的权力，不能维护奴隶基本利益，发生过许多奴隶起义和集体逃亡。所以，古希腊虽然特殊，我仍把它归入多元无制衡的社会管理模式。
第 169 节一元无制衡
　　　中国是较早出现的一元制的大国。始于秦代。秦始皇罢分封，列郡县，天下大一统。汉晋南北朝多次反复，最后定型于隋唐。对于中国特殊的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原因，前面曾用十几个贴子分析过。一元制的好处，是避免了小国林立、画地为牢、征战不已，在国内形成了稳定政局和统一市场，使技术和商品流通无阻，同时集中力量办大事，修长城修运河，对游牧民族组织发动大规模自卫反击。根据一些
外国学者的研究认为，在中国秦汉之前，世界头号大国是古印度。在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后的 2000 年间，中国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综合国力，始终居于世界首位。中国能取得这个地位，应该有制度先进性的一份功劳。
　　　中国大一统帝国的致命问题在于，社会对于权力，没有有效的制衡手段。我在前面贴子中，也多次提到过。由于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没有可靠的体制和手段，制约贵族和官僚阶层的权力，使白吃一族无限膨胀。我曾经举出明代藩禄的典型案例，也曾经分析过当今社会中存在的泛行政化的倾向。这些，都是无制衡的权力，肆意突破权力边界（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固定边界），不断以权谋利，侵蚀和挤压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空间。最终，十羊九牧，压垮社会承受能力，形成周期性的治乱循环。
　　　通过一元无制衡的社会管理模式，取得了最为强盛的国力的例子，是前苏联。虽然苏联采取了联邦制，形式上看似横向多元，但实际运 作中，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联邦主
体并无实权。这种一元模式，有效地调动集中了全国力量，在集中发展重点工业、战胜德国等方面，充分发挥了制度优势。苏联还第一次把人类送入了太空。但是，这种无制衡的权力结构也造成了诸多问题。在和平发展年代，除了社会管理阶层的人之外，社会各阶层对这个社会管理模式都不满意，导致了后来的苏联解体。
　　　有的兄弟有不同观点，这是正常的。我只负责阐述我的观点。我不认为制衡只是统治者之间的事，我所谈的制衡和无制衡，都是社会各阶层与社会管理阶层（即政府）之间的事。实际上，欧美目前实行的社会管理模式，就是一种社会各阶层对社会管理者（即政府）有效制衡的制度。当然，这套制度也有很多致命问题，比如高成本、低效率、民粹化等。这种制度也有一个适用性问题。目前看来，除西方国家之外，这种社会管理模式在中国、印度、伊斯兰三个文化区都不算成功，在黑非洲国家尤为失败。本次经济危机中，这种模式的问题暴露得十分明显。
接下来分析产生于欧美的这种多元制衡的社会管理模式。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
第 170 节多元制衡
　　　《中国震撼》书中写道，张维为在瑞士开会，外国学者问他：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民主？张维为反问：你的民主指什么？对方不耐烦地说：一人一票、多党轮替、市场经济。碰巧，我在国外也多次被人问
这个问题。发问的不仅有外国人，还有在海外的中国人。
　　　西方现行的这套制度，若往上追溯，可以追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但在长达一千年中世纪，这套制度连影子都看不见，所以不是延续的，只能遥追。若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它发展了 370 年。真正形成是在二战以后的事。直到六十年代，瑞士妇女才获得选举权，马丁路德金还为了美国黑人权利而被杀死。所以，这个源远流长的“普世价值”，其实时间不长，油漆味还比较浓。某些同胞把它奉若圭臬，至高无上，这是不客观的。（当然，斥为狗屎也是不客观的。）
仅管我有愤青倾向，还是必须事实求是承认：西方这套制度安排，
在历史上第一次基本实现了社会权力制衡。在西方，虽然仍存在以市场、金融等手段的强取豪夺，但是，他们毕竟成功地抑制了官府的直接掠夺和横征暴敛，抑制了政府利益集团的无限膨胀。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拥有了相对稳固的权力边界，以保护边界以内的利益。弱势群体还可以通过投票等手段，充分表达利益诉求。正是这个原因，这个体制激发了人的创造力，推动了空前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创造了近现代文明。看看我们身边大大小小的物件和产品，基本上都是创自西方。由中国、印度、伊斯兰三个文化区原创的东西少之又少。毛主席当年讲过，中国应当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请注意，主席讲的是 “较大”，不是很大，不是重大，也不是更大。我觉得，这不是谦虚，这是实事求是。
我分析过，中国、印度、伊斯兰以及黑非洲原来的传统社会结构，改变十分困难。目前改造社会结构比较成功的，只有中国、日本和四小龙。A 项条件最难。即使在西方文化区内部，由于文化传统的差距，在东正教文化区和天主教文化区，这套制度的运行效果都大为不同。比如俄罗斯和拉美国家都实行了西式民主制度。但俄罗斯更接近于东方式的强势集权体制，所以有西方学者不承认俄罗斯是“民主国家”。
拉丁美洲有民主而无法治，社会管理一塌糊涂。
第 171 节南桔北枳
　　　除了西方文化区外，最不失败的地方，恐怕就是东亚了。代表有日本、韩国、台湾。这里，从四个条件来看，B、C、D 都没有问题。唯一有点问题的是 A。这些国家，是中华文化区传统范围（或边缘）。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二战后，在政府主导下，接受美国价值观念。冷战前沿，形势所迫，不接受也不行。日本崛起是在二十世纪初，当时日本处在军国主义集权统治之下。台湾、韩国起飞时，处于高度集权统治之下。台湾几十年一直维持戒严状态。这也说明，西方政治制
度并不是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
　　　经济起飞后，日韩台植入了西方制度，这套制度些水土不服。“多元”带来的低效率、高成本比较明显，台湾岛内党争恶斗不止，日本首相换得像走马灯。“制衡”的效果不太理想，日本政坛腐败相当严重，暴出大量丑闻，直到九十年代以后才好转。韩国离任总统不是被抓，就是被查。有一个爷们有种，直接从山头上跳下去了。阿扁就不用说了。
　　　东亚国家中，有一个“先政治、后经济”推行美式制度的，就是菲律宾。菲律宾原来是一堆小国和部落，唯一值得一提的光辉历史是打死了麦哲伦。后来，西班牙人殖民统治三百年。1898 年美国打跑西班牙，接管之。1946 年独立。政治体制上，它是亚洲最像美国的国家。二战后，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中，除了日本，就是菲律宾经济的
起点最高，被视为最有希望的明星国家。到八十年代初期，它还被视为中等收入国家。九十年代中期，人均收入是中国两倍。到去年，人均收入连中国一半都不到。我估计在东盟中，菲律宾下一步发展，连越南都干不过。在新加坡常见菲佣，这是国际品牌。菲律宾人信天主教，印尼人信回教，所以华人家庭更欢迎菲佣，虽然比印尼佣贵些。菲律宾发展失败的原因，除了南部摩洛族穆斯林分裂势力捣乱外，好像找不出其他客观原因。作为美国盟友，它的外部环境一直好得很。那只有主观原因了，就是它的制度有问题，严重水土不服。打 30 分吧。
　　　伊斯兰文化区具有集权专制传统。现在的伊朗、沙特，以及被“革命”之前的伊拉克、埃及、阿富汗、利比亚，都是典型的一元无制衡模式。即使强行推进西式民主，以这些国家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也不具备形成制衡的条件。所以，我的判断是：在西方指导下，在伊拉克、阿富汗、埃及、利比亚建立的新政府，不可能形成多元制衡模式。第一种可能是，又出现强势领导人，把多党制搞得名存实亡，实际上恢复一元无制衡。第二种可能是，倒退形成多元无制衡。我分析，埃及和伊拉克位于尼罗河谷、两河平原，市民和农民居多，社会整体性较强，特别是埃及军方控制政权以后，出现第一种可能性较大。阿富汗和利比亚原为半农半牧区，地方部落势力强大，社会整体性较差，出现第二种可能性较大。这些国家尘埃未落定，预打 50 分。
　　　伊斯兰文化区有一个国家实行西方制度，还算不错的，可打 70分。就是土耳其。土国地跨欧亚，以欧洲发达国家自居。在文化上确实与亚洲其他国家有一些不同之处。该国西方制度，始于一战以后的特殊历史背景。当时曼斯曼帝国惨遭肢解，民族危亡空前严重，凯未尔领导资产阶段革命，废除帝制。
　　　黑非洲情况最特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各国，目前仍然是部族社会。比如刚果（布），全国 350 万人，分属 170 个部族，讲 N 种语言。部族和部落联盟，是民族形成之前的社会状态。说穿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大体处于中国三皇五帝那个阶段。如果没有外来文明打扰，可能再过上千年融合成民族。殖民势力把非洲拖进了现代社会，这种
融合大大加快，原来需要上千年的，现在也许只要一百年就够了。但问题是，一百年也不短，你要给人家这个时间。
　　　若研究西方制度在非洲的实践，谁都不用看，看利比里亚就足够了。如果说菲律宾是全亚洲最像美国的，利比里亚就是全世界最像美国的。美国废奴运动兴起后，有些黑哥们想回老家。美国政府就帮助他们到利比里亚安家。1847 年独立建国。这个国家，前身是美国殖民协会建的。宪法是美国人写的。重要政治条文是照抄美国的。政治制度是照搬美国的。前十几任总统都是从美国回来的。国旗也是星条旗，只是星条数目不同。许多地名也照搬美国，比如它也有个马里兰州。与美国关系铁得不能再铁，联合国表决从无二心。英法当年也给美国一个面子，十九世纪未列强瓜分非洲，利比里亚是硕果仅存的两个独立国家。就这么着，在美国亲切指导和大力支持下，该国发展了 160年，2010 年人均 GDP 为 226 美元，在世界 182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到第 180 名。利比里亚得分，5 分。
　　　原因也很简单，利比里亚要实行美国那套制度，ABCD 四个条件一个都不具备。我都能看出来，为什么美国看不出来？这是真傻还是装傻？如果装傻，又为什么？利比里亚就摆在那里，可美国总统跑到非洲，仍然到处宣扬其“普世价值”，您好意思啊？
　　　我例举这么多国家，不是要羞辱西方制度。这个制度本身，是一 个创造了辉煌历史的伟大制度。但任何制度都有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我只是想客观地看一看，它在西方文化区之外的效果。总体评价是，除了东亚几个国家和土耳其之外，目前都不算成功。
第 172 节普选之困
　　　可能有些罗嗦，但我还是要重复强调一遍：我分析这套制度存在的问题，目的不是要否定和批判这套制度，也不是借此证明其他制度更好。例如，许多批判者指出，德国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程序选出了希特勒。这是事实。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他的制度和程序产生的坏蛋更多。我尽可能把西方制度的优缺点分析透，目的只是为了给
下一步探讨中国问题铺路。
　　　西方制度的缺点，从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大家就在思考。马克思有至少 20 公斤的书，对其进行剖析。马列时代，西方制度最被广为诟病的缺陷，一是贫富差距，二是经济周期。此后百年，世界大变。目前西方的贫富差距，比印度、伊斯兰和中国都要小。在苏联、中国、印度纷纷放弃传统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以后，经济
周期问题似乎也为世界共有。我们很难证明经济周期和“一人一票、多党轮替”存在必然联系。
　　　在一些欧洲国家，发扬民主的“公决”很多。比如，烟税增加，公假缩短，哪儿修条公路，哪儿建个水库，都要公决。我认为，政客把这些事情拿来公决，其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决策得更好，而是为了堵大家的嘴。因为政府的决策再好，也总会有人指责。拿来公决，不管多错，反正是大家投票，事后谁也不能说什么。你看看，既推掉了
自己的责任，又体现了民主品格，一举两得，何乐不为？近些年，美国还算好点，欧洲是动辄全民共决，内容越来越滥，隔三差五，五花八门。前几天，希腊总理提出，就接受欧盟援助问题进行全民公决。这是典型的、只顾政党和个人利益、对国家不负责任的公决，差点使政府缺钱关门。还好，这次公决流产了。
　　　在学校时，我以善长码字而闻名。经常帮兄弟修改情书，把女孩感动得稀里哗啦。有一次，我喝多了，帮兄弟改信，有一句话是“我发誓我是无辜的”，不留神把“辜”写错了。成了“我发誓我是无睾的！”这位兄弟也不长脑子，虔诚地一笔一画腾写一遍，就寄出去了，结果……现在回想，我还觉得对不起他。扯远了。这帮子兄弟中，后来有一个人分配到人事部门工作。有次，他执笔，负责起草一个干部测评改革的课题。他又想起我，经常跑来找我帮他码字。我为此熬了不少夜，挣了不少酒。我原以为一人一票是最公平最合理的。通过那次代人捉刀，我对一人一票的决策质量问题产生了新思考。
　　　下面，我结合这个课题，聊聊 C 项：决策质量问题。举一个例子。许多单位对干部都有年终测评。全体职工，年底在礼堂一座，一人一票，无计名，投完就可以聚餐去了。课题的调查显示，投票结果往往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有很多人是这样投票的：测评票一发下来，上面印着一排名字。你跟谁有仇，先把他找出来，划个叉叉。对其余的人，全都划满意。无怨无仇，何苦跟人过不去？于是乎，有的干部刚调来上班两天，谁都不认识，赶上年底民主测评，结果满意率高居榜首。
　　　我认为，任何一个人或岗位，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了解率”。比如，在发改委内部搞民主测评，如果你是财务处长，是综合部门，各部门都要找你支款和报账，了解率应该比较高。如果你是轻工业投资项目一处的处长，是业务部门，口子很窄，全单位的人对你的了解率相对就低一些。当然，同样岗位，也会因人而异。比如你虽然在口窄的岗位上，但你已在本单位呆了三十年，了解率也会高。所以，我在课题报告中提出改革建议是：在满意、不满意之外，再加一个“不了解”选项，提醒投票者如实填写。然后，把测评结果分两步，先看 “了解率”，若正常，在了解者的范围内再看“满意率”。
　　　课题还遇到一个问题。有两项工作创新，第一项是，让被测评者定期向投票者诉职。第二项是，扩大投票者范围。把被测评者直接管理的企业代表请来，来给他投票。我哥们想把这两项创新写成一个章节，但内容风马牛，整合不起来。他又跑来找我商量。我这样分析：想要让投票的结果可靠，必须让投票者了解情况才行，什么都不了解，那不是胡乱投吗？这两项创新，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项，是让那些既定的投票者中不了解情况的人，变得了解情况。第二项，是把那些最了解情况、但不在投票范围的人，纳入投票者范围。所以，我向哥们建议章节标题为：“让知情者投票，让投票者知情——双管齐下提高民主测评有效性”。
　　　我认为，像这样小范围的、熟人范围的民主测评，想要提高投票的质量，都这么困难，那么，在一个数百万、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社会中，要通过一人一票来决定某种问题，其决策质量不如实行代
议制——如果这个代议制的制度设计比较合理的话。
　　　（续上贴）探讨西方制度的第四个缺点，D 项：民粹主义和短期行为。
　　　中西方的古典政治都是精英主义。与精英主义相对的，不是粪粪主义哈，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者高度关注群众诉求，高度强调普通大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大众福利作为重要执政目标。我觉得，这不用多费话解释，兄弟们也都能理解，一个社会，只要实行“一人一票、政党轮替”制度，通过一轮一轮的投票，不断选择和淘汰，民粹主义肯定会逐步取代精英主义，这个大方向没问题，就是时间快慢问题。
　　　我感觉，近二十年，西方民粹主义的步伐越来越快了。比如戈尔和小布什对决。美国人一看，戈尔才华横溢，满腹经纶，感到很不放
心。前面有教训，克林顿就是才华横溢，绝对大精英一个，结果当了总统不务正业，整天拿着白宫当炮房。小布什就令人放心，傻乎乎的，像一个加油站的伙计。选他吧。其实，这两个候选人都是出自名门名校的精英，但许多人宁愿选小布什，因为他至少看上去更平民化一些。
　　　就这样，福利又高，干活又少，钱不够了，去借啊。如果换了越南、朝鲜，一个子都借不到，给人磕头都借不到。但欧美不一样。美元是世界货币，欧元是仅次于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国际结算货币。欧美国家都是世界发达国家，国家信用顶瓜瓜，可大量发行债券。如果实在不行，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中，纽约和伦敦两个在欧美，他们的金融机构和人才都不缺，创新出一大堆金融衍生产品，用一套一套的金融术语和无数英文缩写，把全世界呼悠的眼直。其实千言万语就是一句
话，骗钱加借钱。总之，现在很风光的美债和欧债，相当大的一部分
　　　我不这么认为。中国大一统两千年，欧洲中世纪一千年，生产力水平都是徘徊不前的，当时的人们怎么会想到，有一天人类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当西方这套制度、这套社会管理模式出现后，就带来了社会的神速发展，使人类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质的飞跃。这套制度的能量已经释放了几百年。在这几百年间，这套制度不断自我完善，不断释放出新的能量。但是，任何制度都有一个极限。它不断自我完善，到最后达到近乎完美的时候，也就释放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大能量。然后，它不可能再有更多能量了。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帝国制度，就是这样发展演变的。
第 173 节列国分类
　　　近年来，西方人总说自己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我问过一个明白人，啥叫“后现代”啊？他讲了半晌，大意是，“后现代”不再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是追求社会幸福指数和人的全面发展。我觉得，如果这么解释的话，那“后现代”这个思想很对。有时候，中国人发展来发展去，忙乎得把“发展为了什么”都给忘了。不过，凡事都有个度，人的全面发展并不等于社会养懒汉。
　　　前一节提到，西方制度有 ABCD 等项缺点。这些缺点目前还不会导致国家出大的乱子，因为多元制衡从制度上消除了乱治循环的必然性。本次金融危机，是西方制度面临的一次严重挑战，它还有多大自
我完善空间？我们试目以待。
　　　就欧美单个国家来看，是一个多元制衡的国家。但就整个世界来看，却是一个西方主导下的一元无制衡的世界。美国是绝对的超级大国，欧洲是它的战略盟友，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没有足够力量对欧美形成有效制衡。因此，西方把权力边界推向世界各个角落，挤占了其他文明的生存发展空间，文明冲突在所难免。同时，在现行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中，西方国家占据有利地位，以各种方式挤占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以维持其高福利高消费的生活。
　　　虽然西方制度有问题，但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仍将占据世界主流。我不太看好欧洲。但美国制度的弹性要明显强于欧洲。今年拜登访华，习总对他说，中国相信美国经济的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这句话不是外交辞令，是真的。民国时期的胡适曾经指出，美国社会特点是每天都在发生变革，所以不会发生破坏性的大革命。1929年经济大危机和 1980 年代滞涨时期，世界上都出现过“美国崩溃论”，美国不但挺过来，而且越活越欢实。
　　　我认为，美国不会轻易倒掉的，这次经济危机肯定不是他的大限。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有美国这个强大对手存在，很有好处。中国
人既聪明绝顶，又极具劣根。不管对手多么强大，中国总能想出办法把他撂翻。但如果没有对手，中国人则经常把自己撂翻。而且中国人信奉“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历史上，外国收拾中国再狠，都没有中国人自己对自己下手狠。孟子有句话：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有强大对手陪着，倒也不是坏事。
　　　世界多数国家表面上都采取西方制度。同样的制度，实际运行情况千差万别。用周星驰的话讲，“从表面看它是一个电吹风，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刮胡刀。”呵呵。我们就按实际运行情况分类。说明：泰国和马来西亚采用西方制度，运行情况不理想。如果红衫军那个弄法再弄二十年，泰国就快要向菲律宾看齐了。但是，我感到马、泰两国还没像菲律宾和印尼那样对权力完全失去制衡，暂时把它们归入多元制衡模式吧。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以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多元无制衡状态，普京又使国家重返强人集权轨道，所以西方称他“普京大帝”。我把俄罗斯归入一元无制衡模式。
B 一元无制衡：俄罗斯、中国、朝鲜、越南、多数阿拉伯国家、
中亚五国、伊朗、古巴、委内瑞拉等。
第 174 节逆向演进
　　　上一节中，我把中国的社会管理模式归为一元无制衡，兄弟姐妹不会有异议吧。无古不成今。中国的现实，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现在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两千年来的大一统格局在新时期的演进。1840 年以后，救亡图存是中国首要任务，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没有纳入政治精英们的工作重点。1949 年以后，我们有不少对权力制衡的探索，特别是“民主集中制”的提出。在实施中，民主集中制至今仍有问题。但是，这个思想，可贵之处在于，它力图兼顾民意表达、监督制约、决策质量、成本效率等多方面，试图兼顾和结合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我感到，这个制度设计的思路，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算是比较前卫的。但是，因为主客观因素，中国对权力进行制衡的努力，到今天都没有成功。所以，胡总在中纪委几次讲话中，多次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他还一针见血地说了一句重话：腐败得不到遏制就会亡党亡国。（参见新华社转发的讲话全文）。
我们通过例子，探讨一下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权力运行情况。
　　　有的兄弟可能有这种认识：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各项制度是一步一步完善的，所以，我们的各项制度肯定会越来越规范，就是一个时间快慢的问题。我以前也是这样认识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是通过一件事情认识到这一点的。这个事情改变了我的看法。是真实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通过罚款，交警部门尝到了甜头。这些罚款，按比例返还留成，改善了交警待遇。有些人就希望维持一定罚款量。实际上，当年交警经费没有保障，相当大的一块缺口，就是靠的罚款。有些地区的交警还下达年度月度罚款任务。近几年，国家财政宽裕，这个问题很少了，但十年前全国各地很普遍。
会开车的人都知道，在又宽又平的公路上，很容易超过 60 公里。这样，交警的“猎物”范围一下子扩大了，不用为了罚一笔款在寒风中等半天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交警又想出个更好的办法，他们以从前的车祸为例，收集材料，请媒体搞安全宣讲周，努力造势。在此基础上，作为保障安全的一系列措施之一，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条公路
的十几个重要路段，包括平交道口、下坡、急弯等路段，限速改成了 30 公里。大家知道，你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速度差不多就是 30 公里。再加上，路边限速标志不明显，不提前，司机们不可能随时把速度降下来。这他妈的太考验变速箱了。此招一出，几乎所有车辆都成了交警的“猎物”，他想什么时候去罚就什么时候去，想罚哪个就罚哪个，你基本没的跑。
　　　这个事情，使我久久深思！我联系其他的许多事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权力缺乏制衡的情况下，指望通过改革逐步完善制度，是很难的。相反，制度越不合理（比如限速 30 公里），社会公众越需要求助于执法者，以寻求合理性。这样，执法者的寻租和谋利的机会就越多。中国立法机关虽然是各级人大，但实际工作中，多数法规还是由部门来制定，有的需要人大通过，有的由部门直接下发执行即可。这样，就存在一个危险的倾向——制度的逆向演进。不是越来越合理，而是越来越荒唐。不是越来越正常，而是越来越扭曲。不是越来越促进社会发展，而是越来越影响社会发展。唯有如此，才最符合该部门的利益。
　　　可悲的是，我们有许多监督部门和措施。例如监察、纪检、信访、市长热线、媒体等，司机们也进行了反映，但没有效果，这说明，目
前这套权力制衡机制，至少得说，效果不佳。更有甚者，既得利益者还在会利用机会，宣传和肯定其制度的合理性。例如，利用车祸宣传限速的必要性。
　　　这样，企业不先通过 B 中心的鉴定，就不可能获得 A 部的审批。实质上，是 A 部把自己的政府权力转给 B 中心，通过鉴定业务收费，汲取社会财富。此事一成，市场上开展同类鉴定的私营企业，一单业务都拿不到，全部垮死。而企业不再是顾客，不再有市场讨价权，反而要跑去请求B 中心签定，否则，你不能审批啊！
　　　这种权力利益格局的成长性如何？B 中心成立时有 5 个人，六年以后，发展到 300 多人。这些人不全是业务人员，因为 B 中心有了行政权力，可以坐而收钱，就成了“好单位”，各种关系人情纷至而来， A 部许多家属子女也安插进来，许多与业务无关的人都挤了进来。不懂业务的人比懂业务的还多。那么，这些人能干什么呢？因人设岗，
工青妇群团，一应俱全，许多人坐在办公室喝茶。至此，B 中心彻底行政化了。虽然它不在国家的行政序列和事业序列之中。以后即使有人想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了死题，成了无解。因为如果都是业务人员，还可以进行企业化改造，把它推向市场，参与公平竞争。如果泛行政化，成为一个衙门，那么进行企业化改造，它也活不出来。怎么办呢？
第 175 节大道无为
　　　对上一节的回贴很多，谢谢各位高见。有兄弟回贴认为，这些现象是“法制不够”所致。对此，我认为有必要再商榷几句。
　　　前面，我已经谈到这个观点：历史上，先有制衡能力，后形成制衡体制，体制反过来又加固了制衡能力。文革中砸烂了公检法，造成中国法制建设的倒退。如果说改革之初，许多问题是法制不健全所致，这还说的通。然而，经过三十年法制建设，中国目前根本就不缺法制，问题在于，对权力缺乏监督，“法制”不能真正形成“法治”。多年以
前就有顺口溜：“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这个顺口溜把我的意思体现到位了。
　　　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果权力制乏制衡，既得利益者有可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把健全的法制变得不健全，合理的法制变得不合理。比如我上贴提到的，公路限速从 80 公里到 60 公里再到 30 公里。这就是“逆向演进”。这四个字是我想出来的，我可能是受了“负增长”等天才词汇的启发。逆向演进，说白了，就是社会管理中出现了倒退。说明这个问题，就是我上一贴的主旨所在。
　　　为了制约官员权力的滥用，下药最猛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一是发现贪污大肆屠杀。“空印案”仅有贪污嫌疑而已，就屠杀地方官一千
多人。二是发动群众。朱皇上规定，老百姓如果发现地方官贪污，可以把他捆送南京，就和文革中鼓励群众造反有点神似。三是使用酷刑。对贪污受贿 60 两以上者，剥皮揎草示众。想想，公务员们上班去，衙门口总挂着几副塞满稻草的人皮，有的还是以前的老同事，这确实相当考验心理素质。换我，准会辞职。朱元璋就这么狠弄，明朝仍是贪官最多的朝代之一，看来是体制问题没有解决好。
　　　中国古代有句话：“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入乱是儒家。”这句话概括了儒、道、释三家的思想，在中国治乱循环中的表现。从这句话来看，古人认为最好的治世，是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从历史事实来看，确实也有道理。汉代奠定国力，是文景的无为而治。汉武帝在文景基础上，纵横天下，扬威立腕。但因连年征战，大兴土木，国匮民乏。所以武帝晚年下诏罪已，复归黄老。唐代，陇右李氏自认老子后裔，推崇道家之学。明万历年间，皇帝罢工，二十年不肯上朝，民间却工商兴旺，达到了市井繁荣之顶点。
　　　儒家是全力追求 A。即使一时做不到，现实再残酷，儒家绝不会气馁。他们认为，问题出在社会教化不足，人们修身不足。只要努力宣贯圣人之道，最终会解决问题。所以，虽然看上去很入世，儒家实际上却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承认 B 和 C 的合理性。他们坚持追求
A，追求不缀，止于至善，哪怕“知其不可而为之”。
　　　“无为而治”和“无为”是两码事。无为很容易，啥都别干就行了。无为而治很难。因为你不光要“无为”，而且还要“治”。前一贴我们看到，政府权力失去制约之后，不管他干什么，都打着为群众服务的幌子。群众，多少部门和个人利益假汝名以行！利用权力挣钱，非常容易，非常实惠。让他“无为”，非常难。就像一个人正在捞金子，正捞得高兴，正捞得欲死欲仙，你冲上去按住他的手，他会拼命挣脱，甚至跟你拼命。他会大叫：“你为什么不让我继续为群众服务？你为什么不让我为社会发展做贡献？你放开我，嗷嗷嗷嗷！”所以，真正做到“无为而治”，所必须面临的冲突和斗争，比“有为而治”还要多。
　　　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年，在许多领域中，政府都是有意或无意地按照这个思路走。人们把改革开放看成改革、开放两个方面。而我有时理解为改、革、开、放四个方面。改者，改变旧的，在旧的基础上塑造新的。革者，把旧的去掉而已。开者，把原来封闭环境打开。放者，为原来被束缚的松绑。所以，这四个方面，除了“改”是政府主
动创造新东西，其余三个方面，都是政府创造环境，留出空间，让经济和社会自己去发展。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那么，今天中国的发展成就，有 25%是政府有为的结果，75%是政府无为的结果，即“解放生产力”、“放活经济”是也。当然了，无为不是什么事都不干，我前面说了，无为而治比有为而治更累人，因你要按住的手太多了。
第 176 节准一元制衡
新加坡一直被称为廉洁国家。去年国际机构的评定，它廉洁度排
在第一位。好像还有个国家跟它并列。我在这个贴子最前部分，专门讲新加坡问题时曾分析过，它实现权力制衡有四个原因：A，领导人意志。B，监督和信息反馈半径。C，相关制度。包括公务员制度、高薪养廉制度、媒体制度等。D，多党选举。
　　　有人提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廉政文化。我认为，新加坡立国之前的殖民政府体系内部腐败严重，何来廉政文化之渊源？现在的廉政文化是廉政建设成功后，逐步培养起来的。虽然它在形成之后对保持廉政很有作用，但把它列为原因，有因果倒置之嫌。
　　　那为什么称“准一元制衡”呢？我加上一个“准”字，考虑有三点。一是这种一元制衡没有制度保障。它存在于多元制衡的制度框架之内。二是这种制衡是自我约束为主、外部监督为辅的。三，由于前
两点，这种制衡状态不是一个稳定状态。在开国元勋纷纷引退之后，制衡失效现象有所抬头。近几年出了几起官员贪腐案件，引起了人民的不满。
　　　那么，新加坡以后会不会沦为无制衡国家呢？我认为不会。因为下面有多元制衡体制垫底，在政府失去自我约束后，通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外部约束可以填补空白。过程如下：一元制衡——政府放松自我约束，出现贪腐现象——人民不满加剧，选票流向反对党——反对党不断壮大，实力接近人民行动党——反对党对人民行动党形成外部监督和约束——多元制衡。以新加坡目前的制度框架、社会结构、公民素质，我认为能够完成这个过程。
　　　由于一元制衡、精英主义，老李干了很多件得罪大多数人、但有利于长远和全局的事。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三件，一是力排众议，把英语为国家工作语言和教学语言，把不会讲英语的华人给气惨。二是通
过移民，大量吸收高层次人才，把本国层次不高的人才气惨。三是政府高管精英化高薪化，让薪水不够高的民众心理不平衡。这些政策至今仍广有争议，但大家也都承认，这些政策深刻地塑造了今天的新加坡。
　　　我个人对新加坡的判断是，虽然目前一元制衡模式仍然强大，但是从一元转向多元的趋势很明显，这个趋势很难扭转。原因有：1，社会越发展，公民的个人观念越强，对精英统治越逆反。2，有多元制衡的制度，多党竞争，逐步分权，难以避免。3，最为根本的原因，是新加坡推崇西方文化。年轻一代思想观念已完全西化。在西方话语环境中，新加坡原有的一元制衡模式，一直被贬为东方专制。在今年的大选中，年轻一代把选票投向他们根本不了解的反对党。人民行动党得票率 60%左右，为历届最低。目前，中老年人是人民行动党最稳固的“票箱”，从长远来看情况不乐观。
精英意志与民众意志的碰撞——这就是新加坡的未来困境。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
第 177 节何去何从
　　　前一节认为，新加坡的“准一元制衡”有四个因素：A，领导人意志。B，监督和信息反馈半径。C，相关制度。D，多党选举。其中， A、B 是主要原因。
但是，桶缺一块板就盛不住水。水低一度温就开不了锅。有时，
必要因素缺一点都不行。如果不能实现权力制衡，实现有效监督，那我们面临的，就不是如何崛起的问题，而是如何不出乱子的问题。想要制衡，只有两个思路可以选择：第一种思路，如果能再加上 D 因素，与C 因素结构，也许能形成有效的外部监督，构成多元制衡。第二种思路，如果能再加上 B 因素，与 A 因素结合，也许能形成有效的自我监督，构成一元制衡。
　　　第二种思路，就是在一元体制内进行监督制衡。历朝历代，反复尝试，都失败了。李光耀，强人也，在新加坡管得住，但是把广东省给他，他未必能管得住。全中国就更不用说了。从现状来看，可以断定，目前所采取的这些措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比如，前几年，人事部门出台了措施，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公安局长等职务必须异
地任职，并将其作为新经验好做法进行推广。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新经验，早在宋代就全国推广了。而且古人的措施更具体可行，你当多大的官，必须离家多远，具体里程都规定清楚了。但是历史证明，这不管用。宋代没有手机、飞机、互联网，跑远点避开社会关系，多少起点作用。现代社会，异地任职，除了增加公车油钱，涌现了一批走读干部，廉政效果确实不明显。更为麻烦的是，监督机构自身缺乏监督，权力滥用更为严重。例如，湖南郴州纪委书记曾锦春的大案，央视等媒体报道有很多，我就不再重复了。
　　　新加坡的成功，就是它比中国多一个条件：监督半径小。如今，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社会，人和人的距离空前拉近，世界成了一个
“地球村”。那么，中国就是最大的一个“村民小组”了。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技术手段，再加上制度设计，缩小监督半径，实现民意充分表达，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呢？若能成功，我们岂不就获得了一种比西方制度质量更高、效率更高的社会管理模式？
信息技术+制度设计=一元制衡？
第 178 节物联网
物联网，已经成了中美争相发展的焦点，因为双方都认为，它是
未来信息社会的致高点。
　　　那次无锡之行，我对人类信息社会的发展主线、演变方向有了一个全面认识，而且对信息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变革有了新认识。真是灵山得道，不负孜孜远求啊！话头挺多，下面，我用几节的篇幅慢慢的聊。
就这样，感觉、生成信息、传递、接收、分析、决定、指令、执
行、再感觉……形成了一个不需要人的闭合工作循环。实际上，城市马路就变成了一个类生命体，它有感觉，能分析，自己做决定，再追踪看一下执行结果，再来调整。交通只是一个方面，同时，城市的电力、煤气、水务、垃圾、学校、医院等方面，都能通过传感器和互联网系统，实现自动感知、自动处理，整个城市就变成智能城市了。目前，这种啤酒瓶似的东西已经批量生产了，据说，正在搞试点。
　　　物联网的意义不止于此。前面的贴子，我谈到，在国际发展竞争中，美国作为创造型国家，独树一帜。他不是跟别人拼抢旧院子，而是有能力开辟新院子，从而步步领先，主导世界。七八十年代，美国开辟了计算机这个院子，九十年代，又开辟了互联网这个院子，这两个院子都发展成为万亿美元级的大产业。中美两国现在都认定，物联网产业，就是信息时代的第三个院子，而且，这个院子还包容整合了前面两个院子，其产业规模不止于万亿级。
　　　进入信息时代这三十多年，中国一直落在老美的后头受气。在第一个院子的时代，中国是后期才介入的，产生了联想、王码、方正等一批企业，总算没有被 OUT。在第二院子的时代，中国是中期介入的，产生了搜狐、网易、新浪、淘宝、阿里巴巴等一批企业。不过很幸运，第三回中国竟然没有落后，某些方面还领先。据我从一些朋友那里了解，大概是无心插柳。自动传感技术是一项国防技术，八十年代的 863计划就把它列进去了。当时的目的，不是跟老美去拼万亿产业，而是对付敌人陆军和特种兵。结果这个技术发展很顺利，产生了一堆成果。中国、美国、韩国，好像还有个欧洲国家，是国际技术标准制定国。
所以，估计中国高层是下决心，这回要争取确立产业优势。如果让中国得逞了，就有可能成为“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的一个突破口。
下面，我们看一下信息社会三十年的大致脉络。
网最早出现在六十年代，当时范围很小，还不如现在的校园网。真正能步入家庭和办公室的微型机，出现在七十年代后期，是苹果公司的杰作。信息时代若从 1980 年算起，已 30 多年，经历了计算机时代
第 179 节结构再造 1
　　　1860 年代，曾国藩他老爸到京省子，尔后返湘。过了几个月，曾国藩从信中得知，老爸从北京走到湖南只花了一个月左右。他大为意外，在日记中赞叹：竟如此神速！当时的通信条件和交通条件，就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你在美国，到一家银行去办张卡。窗口的黑妹妹业务太差，胸大无脑，半小时办不好，最后还办错了。你勃然大怒，当场打热线电话投诉她。这个电话通过系统转接，打到地球那面的印度班加罗尔
去了，一个棕妹妹值夜班接电话呢。你可能没意识到，你在向地球那面的人控诉眼前的人。棕妹妹会把你的意见整理好，汇总电邮给美国客户高管。
　　　这个世界正在变化，社会结构已超出了我的想像。人与人的距离，你怎么定义？我认为，99.9%的社会关系，距离的概念，实质上就是信息交流的距离。大家见面，就是为了通过语言，交流信息。如果拿起电话就能聊，而且还可视，那么，信息技术就消除了社会上人与人的物理空间。当然也有极少数特殊情况，比如你和情人之间，信息距离就不能取代物理距离，远水解不了近渴，打电话是远远不够的。
　　　研究信息传播模式。A，在古代传统社会当中，是一种平面辐射状。处于辐射中心的，是政府、媒体、学校等等。社会公众被动地接受信息。B，近代以后，在电报、电话的帮助下，逐步演变成为平面网状结构，每个人都是网上一个结点，都可以接收和发布信息。但是，每个结点一般只跟相邻的几个结点联系，然后依次向外传播。C，进入信息社会以后，平面网状结构演变成了立体网状结构。每一个结点，
都可以直接与其他的任何一个结点联系。社会信息传播复杂化了。D，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普及，国际通信资费下降，甚至免费。这个网状结构中，任何两个点之间信息距离相等了！
　　　中国的信息社会来得极快。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九十年代初，能拿大哥大的人都是千万富豪。而今，在工地上筛沙子的人，裤兜里都有两个手机。据说，在九十年代，信息产业部领导曾经向长虹公司表示，愿意支持长虹搞手机生产基地。但倪润峰认为手机市场短期内难以形成，没有接招。谁知不到十年，手机市场二十倍于彩电。小小的手机和大大的彩电，价格都是几千块。彩电一家只要一台，手机一人一个还不够。彩电一台要看十几年，还喊你售后维修，而手机两年就换新的。当 TCL 都在出手机时，长虹才转向手机，但为时已晚。不可否认，经过三十年发展，中国的彩电和手机制造业已称霸世界。但是，乔布斯推出的苹果 3G“iPhone”系列，功能集成的个人信息终端的发展思路，很可怕。当年 VCD 产业一出，直接灭掉了磁带式录像机产业。看苹果这个架势，就是想出来洗地，给中国具有优势的电视、电话、手机、DVD 等电子制造产业来一个连根拔。
　　　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传统的政治活动模式、经济活动模式、社会组织模式、个人生活模式，都将发生深刻的变革。近十年来，在观察和思考身边社会的演变。东西很多，水平有限，想理顺，也难。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吧。
　　　前面我分析过，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和结构，优点是：1、伦理主导下的社会具有世俗性特点，宗教神权影响不大。（中国比伊斯兰、印度两大文明区情况要好）。2、“大一统”传统和一元结构，使国家的汲取和动员能力很强。集中力量办大事。用王绍光的话说，这叫“国家能力”。3、建国后，农村基层宗法体系得到改造。（不太彻底）
　　　缺点是：1、权力没得到有效制衡，突破权力边界，侵犯其他社会阶层利益。2、社会组织缺乏独立性，泛行政化。3、社会公众尤其是农民，分散，无有效组织，泛原子化，缺乏有效的利益诉求渠道。我又总结重复了一遍，够罗嗦的，继续往下说。
　　　一个人，为什么要加入组织？西方的组织行为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人参加组织，他从组织得到的收益，高于他为参加组织付出的成本，那么这个人就会选择加入，否则这个人就会选择退出。换句话说，人是惴着目的参加组织的，多数情况下不是来奉献的。虽然中国在革命
和建设中，也有无条件奉献的口号，但实际上是高度重视个人诉求的。比如，我前面提到过两次的“打土豪，分田地”。
　　　但是，在网络普及的信息社会，这个非常容易。比如：利用历史论坛下面的子论坛，甚至通过一个主题贴子，世界各地的网友可以低成本找到同好者，高效率地进行即时交流。还可以建立 QQ 群之类，进行直接的视频对话。再比如：完全不相识的人，可以通过旅游网站的论坛，结成旅友，相约组团出游。再比如，商家可以在淘宝网上组
织销售和大减价抢购，个人也可以在网上建立网店，你不用有多少本钱，可以通过网络来整合银行、厂商、仓储商、物流配送商的资源，来挣钱。上述这些网站，构成了社会信息交汇点。其实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组织，本质上就是一个信息交汇点。如果这些网站和论坛的用户实名注册，形成稳定会员，一个个新型社会组织就形成了。
第 180 节结构再造 2
　　　这个信息传播模式，到底会怎么改变人类社会？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答案。各国都在前进中探索。许多人都在从不同的角度拼命地思考。前面有个兄弟回贴说，这些讨论“没有意义，聊当谈资”。兄
弟，错啦！对社会演进的拼命思考，无论对国家，对个人，绝对是极有意义的，领先一步，幸福一生啊。我举个真实例子，请大家看看，拼命思考的家伙们是怎么赚钱的。
　　　这种小服务能挣多少钱呢？呵呵。我给你算：他们一年分十次，发给 300 万个用户。假定没有人需要这种服务。其中 70%用户按时退订，30%的用户马虎点，没留神，没有及时退订，扣钱以后才发现问题，才退订。若平均每户被他扣了两个月，就是 6 块钱。那么他们收
入是 540 万。成本是多少呢？几乎没有。群发短信、自动计费、自动扣费，都是电信企业的系统功能。系统早已建成，使用这些功能，不会增加成本。信息来源，只要雇几个在校学生，每天把人民、新华这些权威网站的消息摘抄一下，编成几十字的短信就可以了，每人每月给几百块就搞定。用户投诉怎么办？有办法。客服小姐和颜悦色，解释清楚，指出顾客没有按时退订，也有一定责任。如果顾客坚持要退
钱，也可以，请你自带身份证，打印话费单，到公司来办理退钱即可。谁来啊？还不够路费钱！如果真碰到一根筋、非要大闹的顾客，那也好办，误扣了你多少钱，我上门退还你十倍！这下摆平了。这种顾客毕竟是极少数。花钱一切摆平之后，这 540 万至少 90%是纯利润。
这个例子我写得很细，是因为此事曾让我思考很多。让我第一次
意识到，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许多传统模式将被彻底颠覆。
　　　如果说虐猫只是心理变态，尚不足构成社会破坏，那么，近年来不断升级的短信诈骗、网络传销、网络毒品交易等等，把传统的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呈几何倍数放大了。一些国家的某某花革命之类的社会变局，也肇始于网络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信息传播模式。通过网络，本来毫无组织、毫无关联的一部分社会成员，在短期内迅速结为一股政治力量。所以，如果想让国家社会长期稳定，社会管理层对信息社会的特点必须深入研究。
　　　（续前贴）大家知道，传统社会组织有各种类型。大而言之，一是政治类组织，例如政党、工会。二是经济类组织，例如产销联盟、行业协会。三是文化和社会类组织，例如国模私摄组织。虽然本人对第三类的兴趣最为浓厚，但本贴主要还是探讨前两类。
　　　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实质是什么？我认为，是有共同目的和共同利益者，组织起来干四件事：A，交流信息，B，协调行动，C，表
达诉求，D，实现利益。我们如果仔细想想，不难预见：在信息社会实现了网络全覆盖、每个公民拥有了信息终端设备（类似于苹果 3G手机那种设备）以后，这四件事的成本都将极大极大极大地降低，效率都将极大极大极大地提高。对社会组织演进来说，这是一次质的飞跃。
　　　封建帝国的致命毛病，在于无制衡的权力。社会管理阶层不可能长期地、有效地自我约束，它必然扩张自己的利益，越过权力边界，侵犯其他社会阶层利益。由于制度上没有制衡，这种侵犯，虽遇反抗，但无法抑制。不劳而获的白吃一族，会像癌细胞一样，在社会肌体蔓延。当人数太多、无法满足时，凡是可能实现利益汲取的地方，它们都会蔓延过去。社会就表现为“泛行政化”。同时，为了防止其他社会阶层组织起来反抗，社会管理层自然会打击行政体系以外的各类组织，造成社会无组织化，即表现为“泛原子化”。最终，白吃一族的扩张，彻底将生产者压垮，治乱循环上演，天下推倒重来。
　　　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过程，原理是，社会管理阶层（国王、贵族）之外的工商业者，日益强大，逐步形成事实上的制衡力量。当资产阶级夺权控制了国家以后，一开始，表现为新的一元无制衡状态。这个
“一元”不再是王国贵族，而是从资产阶级产生的官僚。这个“无制衡”，表现有二，一是资产阶级的暴政，既对人民进行镇压，也对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进行血腥镇压。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表现尤其突出。二是表现为行政腐败问题。实际上，西方国家相对廉洁的行政体系，形成不超过五十年。二战以前几百年，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政府腐败问题，一直比较严重。
　　　这种昂贵性，除了民主本身固有的制度设计原因之外，也存在人为原因。就是，在二战以后，西方逐步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对于所谓人权、少数族群权益、特殊群体权益、小社区小村落自治权益等等，纠枉过正，逐步发展进了误区。举个例子，比如同性恋权益。前一段，吕莉萍因为不当言论被骂惨了。实际上吕莉萍是不对，但是许多骂她的人更错。同性恋本身不违法，社会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男女偶婚才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对同性恋不能歧视，但也不该宣扬。
欧美社会为了彰显其民主自由人权，把同性恋提到了不合理的位置，每年大量同性恋游行，满街招摇过市。台湾人学欧美，把这些糟粕全学来了，今年台湾同性恋游行，一帮只穿内裤的男人跑到大街上，当众又抱又吻。这对社会，对少年，对儿童，是什么影响？必须指出，同性恋者要想获得社会尊重，他们必须懂得尊重社会才行。我就主张，中国在保护同性恋者合法权益的同时，政府坚决不要批准这种游行。扯远了，总之，二战以后，西方社会管理权不断地分权、分权、再分权。社会管理权碎片化，决策和协调成本不断提高。最后，有些事情多年协调不下来，政治家们没办法，只有频频去搞全民公决，一锤子买卖省事，管它结果如何。
181 节结构再造 3
前面贴中提到过，多元制衡模式有两种现实形式。第一种是横向
多元。各级政府之间分权，搞地方自治，或者联邦制。这种横向多元的分权，是以地域边界来划分权力边界。孔子“入国问禁、入家问忌”，就是这个道理，在人家那一亩三分地上，人家手里有权啊。第二种是纵向多元。把权力在各类组织、机构之间分配。先来一个三权分立，再来一个政党竞争。三权分立使一元权力分成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部分。司法权是大法官终身制，立法权和行政权，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制，皇帝轮流做，明日到我家。
　　　在信息社会中，由于前面的那个那个那个结构，人们既不受地域时空的任何限制，也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社会团体，通过信息网络，低成本、高效率、超精确地组织在一起。各类新型社会组织的发展，正突破以上的两种权力边界。根植于信息结点的信息化社会团体，将成为社会组织的主流。传统社团的绝大部分社会活动内容，都将信息化
网络化。请注意，对上面提到的这种网络社会团体，我称它们“信息化”社团，而不是“虚拟化”团体。因为，这种组织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只不过组织形式不同于传统。
下面，我们探讨上述愿景的可能实现途径。
　　　近几年，一些有影响的案件，都是先在网络上引起关注，而后得到了及时调查和公正处理。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在千里之外，围观、点击、刷屏、跟贴，同样也能够推动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显示出“关注”的强大力量。是信息社会给了你这种力量，使极度分散的声音得以汇合，使极度分散的社会公众，有可能通过网络表达，对于
侵犯他们利益的行为进行反制。甚至有一些官车，在高档场所门口停一停，都被群众用手机拍下来，发到网上。
　　　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尝试了一下群众监督。当时的办法，就是“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当时“群众监督”的目的，防止干部腐化的经济问题只是其一，更重要的目的是，让群众监督干部的政治问题，不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和修正主义道路。文革中的群众监督尝试，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许多同胞成了受害者。其失败的原因：其一，这是一次没有法制的“民主”。运动伊始，就把公检法给砸烂了。再往下发展，有人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连行政管理都不要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其二，群众还不具备相应素质。什么是民主监督，怎样监督，没有基本认识。在没有法制的情况下，再加上一些人鼓动，发展成了暴民政治，逼供信大兴，冤案无数。其三，目标也很含糊。什么是走资派，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腐败分子，连很多高层领导自己都没搞清楚，就被扣上了帽子。要指望群众做判断，
更是无从谈起。
　　　定论如铁，无意翻案。但是，我在看文革资料时发现，文革期间群众监督的思路也值得研究。众所周知，我国实行的，是一元体制下的民主集中制。集中，这比较容易做到，民主，往往流于形式，很难做到。老毛当年就是苦恼于这个问题。他文革中的一些做法，背后是什么样的思考？实际上，他思考的问题，跟本贴现在探讨的问题有点接近。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就是在“一元”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对权力的制衡。
　　　当时的大字报大辩论，内容主要是政治路线斗争，而不是正常的社会监督。而且大字报写了就写了，没有正常的工作机制对大字报信息进行收集处理。你说的对，也落实不了，你谤诽污蔑，也没有人去追究。由于大字报太多，贴了几分钟就被盖没了，也没法刷屏和顶贴。所以重要的大字报，都要派人守着。王小波黑色幽默地写道：“那时
候，矿院的大字报层层板结，贴到一尺厚，然后轰地一声巨响，塌下一层来。许由的奶奶活了七十八岁，碰上脑后塌大字报，被这种声音吓死了。”
第 182 节关于廉政
　　　“天崖”兄的两篇回贴，意思我看明白了。即：技术革命能不能真正管住权力？这个担心有道理。我想，这也是许多兄弟姐妹思考问题。如果不能制衡权力，历史的治乱循环就难以避免，早晚会来。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心路历程，都是心里话。记得，在很久以前的一个贴子里，我谈到，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
　　　有一年，我回北方老家过春节，那年正赶上政府换届，当地的卤猪鼻子价格暴涨。因为猪用鼻子拱东西，所以当地人叫“猪拱子”，
据说吃了猪拱子，有助于增强拱官的运气，结果大家都来抢购。
　　　在这种环境下，人也在发生异化。有个笑话，我以为别人在讲笑话，后来才知道这是真实故事。有一个退休的老干部，得了老年痴呆。他的家人，每天都必须想办法，找一堆废旧文件，拿给他看。他逐件认认真真地圈阅，认认真真地做出工作批示。每天如此。否则，他就会狂躁不安，无法安抚。
　　　大凡一出问题，下级向上级打报告，一定要这样写：A，首先表态，上级对此事早有明确规定，三令五申。B，接着要讲，上级领导反复强调多次批示，他个人也没责任。C，自我检讨，没有深刻领会上级正确精神，以致出事。注意了：承认工作水平问题，打死不能承认工作态度问题。D，话峰一转，强调客观困难，为自己开脱，并提出工作建议与请求。注意了：上级的责任和错误，必须巧妙地融入 D
部分，做到棉里藏针，使大家心知肚明，我官小，我认栽，责任我担，但你也要适可而止，不要逼人太甚。若写手高明，甚至还可以在 D 部分中不露痕迹地骂几句娘。总之，在这种格局之下，根子在上层的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正。
　　　我把一种制度的形成，看做一件根雕的形成。每个根雕，都是一件难以复制的工艺品。它的形成，有两个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力量是自然力量，在自然力量之下，根在特定的环境下生长，比如在墙根下、在岩缝中生长，它被自然和环境塑造成自己的形状。第二个力量是人为力量。人根据这个根的天然形状，因势利导，进行人工加工和削切，让它能按照人的意愿体现出某种含意。
（续前贴）汽车理论，是我对中国廉政进程的一个判断。
50 个零件的人、拥有 99 个零件的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无车可用，都要走路上班。他们可以都归入无车族。但是，他们的处境是不同的，有的人也许再搞到一两个零件，都能有车了，有的人可能还任重道远。
我就不再具体一个一个的论了，总体感觉，中国在社会发展整体
水平上，已经基本接近了建设廉政国家的条件。比如，基本完成了对传统社会的改造，具有现代意义的主体民族，民族文化深厚，公民素质较高，政府能力较强，社会管理网络健全，人民对腐败问题普遍愤怒反对而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妥协接受，人民具有监督维权意识而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麻木不仁，等等。我感觉：我们中国缺的零件已经不多了！也许，信息社会所带来的扁平化监管结构和全民享有的低成本信息渠道，就是这最后一个零件。
　　　有一次，我跑到农村去访友。这个村子，是一个拥有三千多口的大村。当地正搞新农村建设。朋友高兴地说，真邪门了，我们只修了几条主街，美化了一下房子，结果全村人好像一夜之间变文明了。前两年还有人大白天在街上拉屎呢，现在垃圾都往垃圾筒扔，村里比城
里还干净。
　　　据我观察，这就是当地社会 20 多年整体发展的结果，各项条件都具备了，比如村民文化水平、村民生活习惯、垃圾收集处理设施等等。这些“零件”是 20 年来逐步备齐的，终于，新农村建设的一次村容整治，成了最后一个“零件”，量变积累由此产生了质变飞跃，给人“一夜之间变文明”的感觉。这种质变的原理，就是当最后一个 “零件”到位以后，从而引发了 80%的人迅速转变。
第 183 节精英与民意
　　　前面章节中，我谈到这样一个观察，就是信息社会中，成本的戏剧性变化。我举了某公司利用手机短信挣钱的例子。以前，横在公司面前的那座“呼悠成本”大山，在信息社会不见了，反而横到消费者面前去，成了“维权成本”大山。同理，以前是低成本腐败、高成本监督，在监督者面前横着一座“成本大山”。监督者通过理智权横，会选择放弃。在信息社会中，随着信息网络全覆盖、个人终端全普及，如果能因势利导建章立制，这座山将会移动，转变成低成本监督、高成本腐败。
　　　前面提到，信息社会在技术上提供了权力监督制衡的可能性，但要有相应的工作机制做为保障才行。举个简单的例子，“群众满意度”经常是个神仙概念，某些干部一路提拔，最后落马，才发现多年来一直群众意见很大、举报很多。那一路提拔时，群众满意是他妈的怎么测出来的呢？在信息社会中，这些数据可以准确采取，而且无法人为操作。但它要发挥作用，需要建章立制，我已反复谈到几遍，不再重复了。
　　　一些欧洲国家，现在隔三差五搞全民公决。全民公决很花钱，也很花时间。但从技术角度分析，在信息社会中，全民公决的成本比传
统社会可能下降 90%以上。比如，在全国销售的手机（即个人信息终端）上，统一安装“投票软件”。个人购买手机以后，以身份证号码实名注册。公决时，政府通过电信公司，把议案以及相关资料，群发到个人终端上，个人通过回短信进行投票。如果你在投票前，想讨论讨论，想发表发表意见，有关网站上专门辟有讨论区。在社会信息网络全面建立起来以后，在 1000 万人口的社会中组织一次这种公决，
　　　回到建水电站那个例子，探讨一下民意表达和精英决策应该怎样对接。这个事情牵扯面比较广。一方面，在民意表达上，老百姓的看法很重要。最关心此事的，是该流域的居民。他们会直接受到工程影响，是直接利益相关者，有权申张自己的利益诉求。其他社会公众，情况千差万别。有关心此事的，有权力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也有不关心此事的，也没有必要非得找他表态。另一方面，在科学决策上，应把行政、水利、工程、地质、气候、生物、电力、外交、交通、国
土等方面专家都请来，共同组成专家委员会，通过讨论来做出最后的决策。
　　　理论上，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但效果不好。我觉得不是制度问题，是技术问题。传统条件下，技术手段不足以支持这个制度全面落实。若要做到民意充分表达，所需时间太长，成本太高。在发展压力下，政府等不及，所以匆匆上马，造成民意表达不允分，利益诉求不畅通，专家决策不透明。在欧洲国家，想搞一个水电站，光跟两岸居民前期协调，就十几年搞不完。欧洲发达国家近年基本没新上水电项目。
　　　我认为，信息社会条件下，民意充分表达与精英科学决策可以实现对接。通过信息网络，低成本、高效率地收集民意。这样，专家开会时，他们就能得到数据：国内普通公众有 1 亿人参加投票，支持率是多少，反对率是多少。水库淹没区和工程搬迁区群众中，支持率是多少，反对率是多少。在反对者当中，原因有 ABCDE 等选项，其中每项人数是多少。此外，从技术角度来看，通过对个人信息终端采用关键字分类，很容易对民意表达进行分类分析。比如，有 1 亿公众通过终端表达了对修建电站的看法。若按学历分类，支持率和反对率是多少；若按年龄分类，各年龄段支持率和反对率是多少；若按居住地分类，各省居民的支持率和反对率是多少，都可以用软件自动生成。这样，政府官员和专家们就很清楚地了解公众态度。在此基础上，专家讨论表决。即使决定上马，也会充分考虑反对意见，对配套政策做出调整。同时，专家身份、讨论过程、表决结果，通过网络及时对全社
会公开。
　　　关于这方面，其实还有许多想写的内容，兄弟们也看烦了，就不再一条一条写了。例如，信息社会条件下落实代议制，人民与人民代表的沟通与互动机制，以及人民对人民代表的直接评价机制。又例如，行政机构扁平化，“省直管县”的改革。又例如，信息社会条件下，传统媒体转变成为网络媒体，新闻采编将出现“记者全民化”趋势，网络媒体将通过签订供稿协议，海量发展业余通讯员和业余摄影师，同时把微博和论坛作为新闻线索的主要来源。等等。这些，都会使社会信息更加透明和直接，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管理模式的改革。
第 184 节历史的回归
　　　我们曾经谈到，传统计划经济的失败，在于两大罪状，一是计划制定者，不可能全面地、准确地掌握社会需求。瞎计划，乱指挥。二是缺乏竞争，卖方大爷化，无法刺激技术进步。而市场经济最被人诟
病的罪状，是厂商为了赚钱，盲目扩大投资，产能相对过剩，扔桔子，倒牛奶，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
　　　不管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你生产，都是为需要而产。所以，上述罪状加在一起，实质上都是需求信息出了问题。有信息不全问题、有信息不对问题、有信息不及时问题。其他方面大家好理解，可是市场竞争为什么也要归结为信息问题呢？我是这样看的：市场竞争的具体弄法，就是大家都把产品造出来，拿到市场上去卖，是骡子是马，上市场遛遛。胜者卖出去了，失败者积压折本。其实，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都是事先客观存在的。但生产者没有前后眼。除了少数领域可以用图纸先竞争后生产，多数领域特别是消费和服务领域，市场竞争都发生在生产后，而不是生产前。当消费者作出挑选之后，生产者才能知道人家需要不需要，此时木已成舟。像当年侯宝林说的那样，把牛肉罐头再送回生产线上去，一按倒车按纽，还原出一头活牛来，那是不可能的。
　　　信息时代，这些“罪状”有望解决，计划生产和市场竞争结合，可以描述为一种“竞争前置的计划生产”。在竞争性领域，网络销售将成为商业的主流，各类专业化网店不断出现，市场竞争，将主要表现为网店上的文字、照片、视频的竞争。通过海量供需信息对接，市场竞争在生产之前完成。在网上订单和消费信息的引导下，生产计划性大大增强，生产过剩得到有效控制。胶鞋在仓库里压 20 年的情况，估计不会发生了。由于竞争前置，竞争中的失败者，也避免了产品积压造成的亏损，使市场竞争对社会的负面效应大幅降低。在非竞争性
领域，通过个人终端收集的信息，使生产更为准确。比如学校生源信息、春运客流信息等。总之，在信息社会，经济领域的计划成份将大幅度上升。
　　　在我看来，曾觉得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现实问题。比如以前贴子里，中学时我向老师提的一堆问题。九十年代，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劳动价值论名义上仍被尊重，事实上跟计划经济一起，被妖魔化了。我们曾认为，产生于十九世纪的劳动价值论，一头斧子换两只羊，这只适用于以简单体力劳动为主的经济阶段。随着社会发展，分工细
化，脑力劳动大量出现，效用价值论就取而代之。然而，随着社会进步，教育机会均等，人得到普遍发展。人力做为经济资源，也受市场规律配置，在竞争流动中，使各行业的人力收益趋于均等。市场规律曾使劳动价值论显得荒唐，但市场规律不断发生作用，又使它显得越来越不荒唐。
有个苏联段子，把马克思那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
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请原谅我！”。看来苏联人把许多问题归咎给马克思。向前人拍砖的行为，中国自古有之。盛唐时，许多人嘲笑初唐四杰。杜甫写诗痛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名与身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老杜一生忠厚，这次却用“名与身俱灭”骂人，可见他很看不惯这帮家伙。历史总爱重复。到了中唐时，又有许多人嘲笑李白杜甫。（历史没记载具体内容，所以我到现在也没想通，李杜的创作水准到底哪点可笑啊？）韩愈又写诗痛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哪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我认为，后来有些事不能全怪马克思。”
第 185 节几点回复 2
　　　感谢达本牛、冷如等兄弟鼓励和关心。说到歪楼，大可不虑。本贴唯一目的，是客观表述一个人的思考和想法。既不想证明自己正确，也不想说服别人接受。史上最不怕歪的楼，就是信马由缰从根上就没正的楼——比如本楼。菩提无树，明镜非台，身斜不管影子歪。
　　　回复挺多，很感谢，已拜读，不逐一回复了。兄弟们从监督体系设计、司法独立、媒体等角度分析，我同意这些方面都很重要，但是我没有这么乐观。可能是反面东西看多了，我已经不再相信，在现有工作体制之下可以有效监督。
　　　上述这些设计，一个共同点，是仍然想尽办法，去让社会管理层相互制约，而全体公众参与不足。这样，名义上的制衡，往往沦为实际上的共谋。比如有兄弟提出，利用人的自利“让坏人监督坏人”。
这就好比通过制度设计，促使狗咬狗。但是，如果你手中没有一根棍子，狗狗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与其相互咬来咬去都受伤，不如联合起来咬你更合算。但是，你的棍子从何而来呢？从西方实践看，就是分权的多元制衡，让你也成为手中有权的一个“元”。但这样，也带来了高成本、低效率、决策水平低、民粹化等问题，前面都分析过了。总之，一元制衡之道，必须跳出老框框。以前的一元制衡，是先
　　　就是说，我们既想克服传统“一元”，又想超越西式“多元”，办法是做大“一元”，使我们新的“一元”能涵盖西方“多元”的全部范围。这个思路，古代就有，近代也有，中外都有，但是由于社会发展水平不够，缺乏技术条件支撑，都失败了。我这两个贴子就是在探讨：已经到来并正在发展中的信息社会，我们有没有这个条件。
　　　同意“laaaas”兄关于辨证法的观点。我也是这样一个思想出发点。中国文化有这个优势，凡事强调度，过犹不及。我们常说砒霜有剧毒，食盐无毒，实际上它们都是无机化合物，都有安全剂量和中毒
剂量。砒霜吃几毫克也没事。盐吃二斤也会毒死人。世上没有绝对的东西，任何对立的两个事物，都应该共同组成一个模型，两个对立事物构成模型两端，我们则在两端之间选取一个最合适的位置。在第 75节谈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时，我已提到。其实，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也如此；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也如此；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也如此。
　　　前面贴子设想，在信息社会中，建立三个公开的社会管理平台，即，民意表达平台、社会监督平台、科学决策平台，以固守权力边界、遏制泛行政化。回贴争议很多，但感到，多数争议没有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我不是说不要分权，也不是说不要监督。从目前体制来说，表面上一直是分权监督，只不过看上去很美，执行起来效果不行。问题出在哪？我认为在信息社会，我们有条件把这些事做实了。当然，这也需要配套的制度，光靠网络大字报不行。此外还需要高层决心和推动。
　　　同意“myduk”兄看法。对于你的跟贴提到的事情，我是这样看的：从历史看，先有制衡能力，后有制衡体制。双方实力相当或相近，一通火拼，一头血包，谁也吃不掉谁，算了不打了，坐下来谈吧。于是制度出现。这个制度又反过来，对双方制衡能力起到稳定和固化作用。比如，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发源时，是商业势力崛起，拥有了傲视王侯的经济能力，同时，商人又利用封建小国林立的格局，拥有了资本抽逃能力。这些能力，使贵人对贵族产生了一定的制衡。反复斗争，长期演变，形成西方制度。反对来，如果一个社会内部，尚未形成制
衡能力，直接引入西方制度，一般情况下，会流于形式。因为不具备制度运行的客观条件。但是，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实现制衡。第一种特殊情况，是有强大外力的作用。如，二战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美国控制和北方压力双重作用之下的韩国。第二种特殊情况，是不受制衡的强势一方能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如，美国立国之初的华盛顿，台湾转型时期的蒋经国，新加坡的李光耀。但这种情况也同时需要许多外部条件的机缘巧合，光靠主观不够。
　　　诚如“中条”兄所言，我们真正考验是未来十几年。中国内部正在进行一场崛起因素和崩溃因素的赛跑，正在进行一场白吃一族膨胀与制约力量成长的赛跑。这是民族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救赎。我不赞成推倒重来式的变革，国家承受不起，历史也没有下一次崛起的机会了。如果能通过制度创新、技术手段、权力边界再造，基本实现对权力的制衡，那，幸莫大焉。
第 186 节崛起随想 1
　　　接下来，聊聊对中国崛起形势的观察。从新加坡第一次回中国，打车到了樟宜机场，拖着拉杆箱，到处寻找“国际出发”，走了一圈也没找到。突然感到自己很傻，这个小国家，飞机离开跑道一分钟就出国界了，哪来什么“国内出发”、“国际出发”之分！
　　　但是，我们毕竟不同于四小龙。中国的社会体量，相当于一个欧洲。中国有太多的“国内出发”，经济本来不会也不应该过于外向。各国发展史证明，凡大国崛起，没有内生动力是不行的。这个内生动力，即国内市场之需求。二战之前，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战后，美国主导下推进贸易自由化，日本复苏和四小崛起，均得益于此。但纵观历史，还没有一个大国是主要依靠外贸崛起的。英国是最强调贸易的，但他的贸易是商船加大炮。把一个地方打下来再搞贸易，这是外贸吗？这是内贸。日本战后是靠外贸拉动，这不假，但一些经济学家研究发现，日本当年出口主导产业，比如家电、汽车，产业大发展比出口大发展要早了六到八年。也就是说，出口没有启动前，内需市场已经拉动了产业发展。所以有人认为，日本是产业发展推动出口，而不是出口拉动产业发展。
　　　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我们的情况，内陆靠投资，沿海靠出口，消费总是不够振作。如今，统计上的外贸依存度
高达 50%，高出美国或者日本一倍了。虽然中国 GDP 统计和人民币汇率有点问题，这个 50%值得探讨，但经济对出口依赖过高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主导的贸易全球化，开始于二战后，鼎盛于冷战后，持续了 60 多年。目前似乎出现了拐点。在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就有人指出全球化的负面作用。但，当时没有引起欧美重视，因为没痛在他们身上。谢天谢地，如果当时引起重视，也许中国入世以后的大发展就泡汤了。2008 年至今的金融危机，引起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反弹。有西方国家甚至提出“再工业化”。（这当然很难）。贸易全球化会不会极盛而衰，走回头路？现在形势还不明朗，要看美国经济恢复的情况。但是，近期贸易战此起彼伏是肯定的。
　　　我的总体感觉是，中国目前是世界经济引擎，而且还是许多国家的救世主，但是全世界没人盼着中国继续强大，都盼着中国早点出问题。哪怕失去个引擎，失去个救世主，他们也不希望你强大起来。就
是这么个心态，羡慕妒忌恨，东风破，我比东风还破。下面探讨一下，中国能否逆风而上，气死全世界。
　　　中日同为东亚国家，社会文化中有许多相似因子，因此，今天的中国，与 1990 年崩溃前的日本，颇有诸多相似。A，都长期经济高速增长，对美顺差和外汇储备高企。B，都是政府主导型、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C，都是高储蓄率，引发股市和楼市泡沫。而且金融市场都不透明不健全。D、此前都有克服危机的出色表现。日本成功克服了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和“滞涨”。中国成功克服了东亚南金融危机和 98 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
　　　两国但也有不同点：A，中国拥有不受制于人的经济主权。日本主权不完整。B，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城市化加速期、人口红利期。日本处于工业化后期、城市化早已完成多年、人口早已进入老龄化阶段。C，中国内需市场尚未全面启动。日本基本是内需、出口同步发展。D，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社会保障等方面，远落后于 1990 年的日本。
　　　从这四个共同点和四个不同点，我大致做出以下四个判断：一，由于共同点 ABCD 的存在，中国近几年完全有可能栽一个日本式的跟头。这个危险性始终是存在的。二，由于不同点 A 的存在，中国主动避免栽跟头的能力要强于日本。当年日本在美国强迫下不得不认栽。
三、由于不同点 B、C 的存在，中国经济即使栽了跟头，复苏能力要强于日本。应该不致于出现日本那种长期停滞。四．由于不同点 D 的存在，若栽了跟头，中国引发社会动荡的危险要大于日本，这一点确实要高度重视，有所准备。换一句话说，如果中国真的栽了日本式的跟头，对经济的影响比日本小，对社会的影响比日本大。
　　　这些分析，我觉得不用多解释。大家一看就明白。对于主权问题，有必要多说几句。贸易不平衡问题，历来影响国家关系，甚至引发主权冲突。当年英国为了解决对华逆差，就向中国输入鸦片，中国一禁烟，英国就开打，在南京条约上迫使我们白纸黑字承认鸦片贸易合法。今年在海外跟搞经济的朋友聊天，他们指出，现在世界经济的头号问题就是人民币汇率。中美是世界经济的老大和老二，这两个经济体的走向，决定着世界经济的走向。而目前，两个国家贸易不平衡的焦点就是人民币汇率。所以，中美如果爆发贸易战，肯定是从人民币汇率而起。
　　　举个例子，有一个人饿了要吃饭，他想吃馒头，吃两个正好。那么，现在时间是对的，他确实已经饿了。提供的饭是对的，确实是馒
头。数量是正好的，确实是两个。什么都是对的，只不过有个人拿枪逼着他的脑袋，强迫他必须 10 秒钟吃完，结果，他噎死了。要做成一件事，有一百个方面都对，只有一个方面不对，那都会搞砸。所以说，办成一件事很难，搅黄一件事很容易啊。
　　　回到我们中国。中国一大堆让人欢喜让人忧的经济现实，包括人民币汇率及其背后的 3 万亿外汇储备，都是 30 年一路发展的结果。
（续前贴）这 30 年中，前 20 年中国的运气很一般般。
　　　整个 80 年代里，中国一直在劳动密集领域，撅着屁股拼命跟四小虎抢食（想来心酸啊）。四小虎人均 GDP 远远高于中国。他们虽然也知道中国块头大，有核弹，不可轻侮。但是，从心里瞧不起中国。泰国、马来西亚的发展目标，都是跻身发达国家，做梦也没想过有一
天同中国为伍。一直到 90 年代，中国人开始有几个钱了，马来西亚的旅行社跑到中国来打旅游广告，仍然优越感特强。我记得当时广告上一排大字：“马来西亚：一个光辉四射的国家”。下面是发达国家那样的度假海滩。
　　　80 年代至少还有个苏联唱黑脸，中国是西方拉拢对象。美国把 先进装备很卖给中国一些，比如黑鹰。这要感谢苏联啊！就如同现在 印度受到西方拉拢，要感谢中国一样。当时我虽然年幼，但已经看出 这一点（有思想吧）。我认为苏联不错，“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但戈尔巴乔夫把这堵墙搞得悬吊吊的。我叔叔当时在一家国企当书记，我问他：“苏联会不会出问题啊？”叔叔告诉我：“苏联家大业大，在 前头挡 20 年，咱们中国就发达了。”他强调：“再挺 20 年绝对没问 题。”半年后，苏联轰然倒台。说实话，在国际乌鸦界，我叔叔跟球 王贝利是一辈的，辈份比张召忠高多了。
　　　苏联一倒，中国被拉拢的好日子结束。江湖人称共产孤儿，整天 有人给我们搞崩溃倒计时。如果拉斯韦加斯把中国崩溃做成博彩产品，赔率一定很低。当时，中国只有埋头发展，继续搞建设，搞出口。对 外就是一个字：忍。银河号，忍了。大使馆，忍了。复关谈判倍受刁 难，忍了。美国航母开到台海，也忍了。忍字头上一把刀，憋的那是 相当难受。但没有办法，不忍又能如何？老朱脾气大，没忍住，在台 湾大选前严肃地请台湾人三思，切莫一时冲动。结果台湾人在美国保 护下，直接把阿扁投上去了。想当年，李鸿章搞了一辈子外交，被骂 了一辈子，他最后总结出外交原则：“唯力是视”。——世界上哪有什
么天理公道，只看实力而已。所以，只有忍。那些年江总不容易啊。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黄天不负中国这样的发展有心人。二
十年埋头发展，中国经济筋骨终于悄然强壮。终于，机会来了。1997年东南亚风云突变，金融危机不期而来，并迅速蔓延至日韩港台。这次危机的研究满网都是，不再赘述。原因大体是金融开放太快、监管没有跟上、发展负债太多、国际游资捣乱。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能以身免，主要是发展阶段和开放程度不同，而不是监管水平比人家高多少。
　　　历史有时让人哭笑不得。五十年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人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到了九十年代，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九十年代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又有人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倒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中国现在是美的空调“一拖二”，一手托着社会主义，一手托着资本主义，这个英雄的形象那是相当牛逼。但问题是，我们还能撑多久？
第 187 节崛起随想 2
当然，同样处在某个发展阶段的国家，情况也不一样。比如两国
都在B 台阶上，但产品技术含量不一样，品牌不一样，也有先进与落后、高端与低端之分。
　　　兄弟们不要认为，一个国家只能处在一个台阶上。实际上，日本和四小龙都处在 B、C 两个台阶上，正在努力提高 C 的比重。我们处在 A、B 两个台阶上。社会上有个误解，认为中国始终处于劳动密集型的血汗工厂阶段。其实 2000 年以后，中国资本密集型产业就起飞了。目前钢铁、汽车、造船、化肥、电子产品等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如果光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哪能超越英法德日？中国目前产业格局，准确地说，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并举。由于国家太大，内部情况极为多样，在不少领域甚至已经进入了 C 台阶。比如航天和高铁。
但是，我们眼下最大的麻烦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活不下去了。
　　　马克思把生产成本分为工资、原料和地租。现在时代发展了，我们面临全球化买方市场，出口企业的影响因素更多。列出六个：1，国际市场需求。2，汇率。3，能源原材料价格。4，劳动力价格。5，环境和减排。6，土地价格。
　　　产业升级这个东西，都是逼出来的。如果躺在原来熟悉的行业里能继续挣钱，哪个傻瓜冒险升级呢？没有压力不行。但是，要让企业化压力为动力，前提是这个压力必须是适当的。磨盘压王八，这个压力就转化不成动力，直接压成阿扁了。以上六个因素，如果有两个启动，企业就会明显受到压力，足以促使企业考虑考虑，怎么提高产品附加值什么的。最近几年，中国出口企业运气实在太背，六个因素同时启动！形势太险恶。
　　　（续前贴）赤壁之战以后，孔明对刘备说：“咱们草船借箭、借东风、借荆州，这么借来借去，早晚要暴发债务危机。必须进取益州，扩大自有资产。”刘备从其言，但打到四川，顾及刘璋乃汉室宗亲，不忍攻之，又打算向刘璋借地栖身。孔明含泪劝道：“主公，咱们千万不能继续提高债务上限了！”开个玩笑。继续哈！
　　　这么多年来，美国不是看不到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也不是他大发善心。而是这样对他有好处。美国是一个消费社会，人民币的低汇率，使美国人享受了大量优质低价产品，同时低汇率形成的中国美元外汇储备，又大量流入了美国。这就相当于以优惠价吃了用了人家的东西，钱还欠着。2000 年以后，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美国人收入增长稀松，但是生活水准节节上升，中国很有贡献啊。
块钱却花了 10 块。从国家来讲，为迎合选民，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美国虽然不是北欧那种福利社会，但也差不多了。福利到什么程度呢？我有个朋友，在美国留学有绿卡，其父到美探亲，生了场病，也不知道找了一个什么理由，只填了一张表，一大笔钱就报了。他一面啧啧称赞美国福利，一面也感到担心，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宽大无边的福利，长期以往，挺得住吗？911 以后美国出去打仗，也是一笔大开销。
　　　近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经济秩序的维持者。然而，他的心态，不是一个“警察”心态，而是一个“抢票者”心态。春运中，一群人，你推我，我挡你，乌乌央央，冲向售票窗口。有个老兄冲在最前头，一把抓住窗口的栏杆，把有利位置占牢了，再回头大吼一声： “挤什么挤？都排队！”美国维持秩序，就是这种德性。由于他自己占了最有利的位置，他才维持秩序。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是一个一元无制衡的世界，别人拿他没办法。秩序对老美有利，他就维持。碰到秩序对他不利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违反。他在国际上想办什么事，私下先跟另外四个常任理事国沟通沟通，若四常同意，就拿到联合国安理会走走程序，来个奉旨讨贼，名正言顺。如果四常中有不同意的，他就绕过联合国直接自己干了。如果有人一定要把美国视为世界“警察”，也是重庆文强式的警察。黑白两道通吃，如果白道走得通，当然要走白道，名声好啊，而且自己又有职权之便利。如果走不通，毫不犹豫去走黑道，反正还有一帮小弟帮着。
　　　汇率问题上，中国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人民币汇率偏低，已经造成了许多问题。从国家利益出发，必须升值。但是，目前国内产业这么困难，不幸又碰上市场、能源、原料材、劳动力等不利因素叠加。当前之计，只有继续操纵，压住汇率，使其缓慢地升值，给中国企业打掩护。这样，我们要继续忍受低汇率带来的一些损失，但综合权衡，这样最有利。有人认为，升快点，企业也能活出来，但从高层角度来考虑，现在还有回旋余地，没必要去冒那个风险。老美叫嚣，我们不理它，叫嚣的凶，就升一点表示表示。其实即使他不叫，我们也会逐
步升的。一个大国最硬的本钱，就是独立自主，这个我们有，而日本没有。
第 188 节崛起随想 3
仅管困境，我个人的直觉是，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努力，可能
会加速中国的崛起。中国人一直在说：低汇率不是长久之计，内需低迷而依赖出口也不是长久之计。（这两个问题还相互关联）。但是，说了这么多年，没有办法改变。中国体量太大，干事情惯性大，船大难调头。美国体量更大，说不定他坏心办好事，帮助中国这条船完成调头。
　　　发展之初，中国一穷二白。我们只有尽可能压缩消费，尽可能省出钱来投资。八十年代，每年多买几件衣服、把黑白电视换成彩电，这都属于“高消费”，人们要发文章争论一下。现在不同了。中美州国家的香蕉好，我们把它进口来，拿给我们的孩子吃；刚果的乌木手杖好，我们把它进口来，拿给我们的老人用；意大利法国的服装好，我们把它进口来，拿给我们的美女穿。我们不能总自夸出口了多少，同时也要关注进口，这才是中国老百姓消费掉的东西。否则，生产何
用？出口何用？发展何用？
　　　目前我们遇到了困境，欧美的市场垒壁，迫使中国转而求诸于内，设法启动内需。同时，在市场的压力和美国的压力下，人民币适度升 值，提高了中国人对国外商品的消费力。内需市场正在逐步启动。想 想看，中国目前的发展已经震撼世界格局了，实际上呢，三个发展引 擎中那个最强的引擎一直还处在半熄火状态。如果中国内需全面启动，后劲是不可想象的。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来源于此。
毕竟，你挣的钱不是你的，你花的钱才是你的。
　　　想想看，你印一张纸出来，就可以换到人家的东西。你在纸上多添个零，就可以多换十倍的东西。天底下还有比这再爽的事吗？现代国际贸易，跟五千年前原始贸易一样，实质仍是以物换物。只不过我们为了方便，发明货币做为一般等价物。老美跟中国做生意，你出口给他一箱袜子，他要拿美国的什么货物跟你换才行。现在，他拿出一张美元付给你。这张美元，实际上对应着美国境内的某样货物。中国现在不找美国提货（进口），把这张美元存着，就成了外汇储备。所以，中国存着三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无偿占压和使用着属于中国的三万亿实物资产。全世界拿美元当储备，美国就占压了全世界资产。大好事啊。
顺便插一句，货币这个东西，原理就是：一分钱对应一分货。如
果你钱印多了，两分钱对应一分货，那就通货膨胀了。外汇储备这些钱所对应的货，不在中国而在国外。所以把外汇直接拿到国内来花是不行的。
　　　（续前贴）既然当国际货币这么好，可以收取全世界的铸币税，美国绝不肯轻易罢手。日本经济崛起时，日元势头不错，看样子要威胁到美元。但日元很快就被美国收拾得萎软萎软。现在，日本跟亚洲邻国做生意都用美元结算，哈哈。德国和法国是欧元的主要推动者，两国对美元地位的图谋昭然若揭。欧元成为美元之外的第二大外汇储备货币，对美元构成了严重威胁。当年金二胖一不高兴，宣布朝鲜外贸不再使用美元，全部改用欧元结算。虽然朝鲜这一丁点外贸量，对美元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至少让美国人看到，别人离了你还有路可走的。
　　　下棋若贪吃一子，坐失大势，则全盘必输。就美国而言，目前金融风雨飘摇，美元地位受到质疑，此时，他若再为了逃债而大举贬值，
无异于挥刀自宫。那样把世界各国都坑一遍，各国被迫寻求外汇储备多样化。目前欧洲病得比美国还重，一时半会腾不出手来抢美元地盘。人民币必然获得崛起的机会。如果人民币被一部分国家接受，中国经济局势会为之一新。我们设想那是什么情景？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比较强大了，如果能印人民币直接到国外换原料能源，那流氓都挡不住了。
年代的经济危机和 1970 年代末的滞涨危机，但危机以后都迎来了更大的辉煌。就像美国大片一样，人们看着施瓦辛格消失在爆炸和烈火之中，以为他完蛋了，纷纷欢呼胜利，然而，他又在雄壮的背景音乐中，放着慢镜头，趟着烈火、迈着大步、面无表情、酷毙帅呆地走出来了。有一点值得注意：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黄金财主，占世界储备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些储备至今也没有动过。总之，老美
手中的手段还多，美元崩溃还早。
　　　我有时在想，如果美元真的崩溃，打击的不光是中国，还有全世界。目前外汇储备最多的，是中国、日本、俄国、印度。中国是五年前才超过日本的。日本垂垂老矣，经济活力不足。印度经济还年幼，国内投资不足，基础设施薄弱。俄国经济结构短腿，调整多年也没效
果，目前只有资源和军工优势。所以，同样比例的外汇损失，日本相当于老人损失了养老金，印度相当于孩子损失了学费，俄国相当于病人损失了医药费，中国相当于年轻小伙子损失了买房安家的储蓄款。虽然中国绝对损失最重，但日俄印的相对损失可能更重。这些国家，又是中国崛起的主要竞争者和制约者。总之，如果美元真的崩溃，我们的外汇储备亏掉一半，一是换来美国经济地位下降，二是换来一个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只是机会），三是换来日俄印的重创，这事划不划算？我觉得美国要舍得死，中国就舍得埋，谁怕谁。但是，美国世界霸主当得很滋润，他不舍得死啊，短期之内美元根本不可能崩溃。
强调：前面这一段是没有论证的个人狂想，说说而已，不要拍砖。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
第 189 节崛起随想 4
　　　我的想法是，我们要把握两件事：A，正确看待。是人都会得病。病的出现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存在即合理。既不能因为得了病，就全盘否定一个人。也不能因为要肯定这个人，就去否定病的客观存在。B，既要积极治病，又不能过度治疗。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承受能力和经济承受能力，以我为主，决定治疗方案。总之一句话：治病是为了更好地活着，而不是把人治死治残。
空调不高于 18 度。我的单位还成立了节能小组，突击抽查，通报罚钱。去年夏天，我还在国内，我的办公室遭突击检查。我怕热，平时都是把空调开到 18 度，本来是要必死无疑的。老天保佑，碰巧那天
我的空调坏了，等着厂家来修，所以没开。检查组一进来，发现我的屋里热得像个锅炉房。结果，我被单位通报表扬。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某些西方人，又突然高度推崇东方传统的低碳生活——“你们这个生活模式太好了，我们西方模式太差了，你
们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很伟大，你们一定要继续坚持啊！”那么多的书都在嘲骂贬低东方，突然冒出一本推崇东方传统生活方式的书，好像羊群里跑出一头驴，令人措手不及。我不知道咱们中国人信没信，反正印度人看起来好像是信了。
　　　但是，新路怎么走呢？让西方继续走老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去另开新路，行不行？不行！因为新能源的价格，远远高于传统能源。风力、潮汐、太阳能、生物柴油等，成本高于石油和煤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像中国这种后发国家，在某些方面更低碳、更绿化、
更循环，当然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想整体地绕过西方模式，直接进入低碳经济结构，这是做梦。因为西方仍然我行我素，成本更低，你的低碳经济没有竞争力，三下五除二，在竞争中就被西方干掉了。这路是走不通的。
　　　陈毅有诗云：“你有原子弹，我有原子弹，彼此都有弹，协议不放弹。”这诗文字浅白，但用意高深。坚决主张“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的陈毅，对武器的作用是看得很透的。你想“不放弹”，最有力的保障就是大家都有能力放弹。有与之同死的能力，才有与之同生的权力。能源问题也是如此。就现实条件而言，全世界确实无法共同过上西式的高消费生活，但是，全世界必须都具备了高消费能力和高消费权力，才有可能共同放弃这种模式。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对于世界能源、原材料的激烈争夺，一是发展壮大了自己；二是为第三世界穷国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三是把价格买上去，使西方高消费社会逐步难以为继，使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成为
可能。所以，中国崛起不是为害全球，而是造福人类，功莫大焉！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
第 190 节文明之间 1
　　　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前面的几节“随想”主要聊了聊三个突出的问题：产业升级、货币汇率、低碳环保。下一个突出问题是，国际环境问题。
以前中国是政治大国、经济小国，所以相对超脱，可以经常站着
说话不腰痛，呼吁各方克制，强调武力无助于任何问题的解决，人家不听，咱们就深表遗憾。此前三十年，世界外交界最“遗憾”的国家，非中国莫属。然而，今天，中国已经有了全球经济利益，文化影响也在跟进，对地球角角落落的事情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我们与美、欧、俄、日、东盟、印度、伊斯兰世界、拉丁美洲和黑非洲，都存在巨大共同利益，同时也都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以前那种以三个世界划分敌友，是不灵的；以前那种绝对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也是不灵的。试想，我们向某个国家借出那么多钱，投出那么多资，他搞个政变换个总统，就想抹嘴不认账了，那怎么行？
　　　世界有 180 个国家和地区，像游动的沙丁鱼群，纷纷扰扰，忽分忽合。中国公众的对外视野，至今仍然是一团混沌，没有与时俱进。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而巴勒斯坦人却质问中国为何不让他们的东突兄弟独立。我们同情黑非洲的贫苦人民，但黑人反华思潮正在不断酝酿之中。我们与东欧国家素无历史瓜葛，民间甚至颇有好感，而波兰等国从来充当国际反华急先锋。（中美洲也有几个这种货色）。我们与日本一向不共戴天，而西方许多学者包括亨廷顿，却一直认为日本迟早会倒向中国而与美国为敌。中国有必要登高望远，以地理、历史、人文三个维度，对世界进行系统研究，总体把握，统筹兼顾，合纵连横，为国家崛起创造最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培养更理性、更务实、更符合实际的国民心态。
　　　反观日本，这方面工作就相当牛逼。我在新加坡，见过一本老地图集，收集的是日据时期日本人编绘的台湾地图。地图各种各样，异常精细详尽，比如一些城镇的市街规划、管网规划等等。如今国内许多市县对自己的研究，还赶不上当年日本鬼子对台湾下的功夫深呢。许多日本学者，对中国研究极为深入。比如我本人生在北方、长在北方，但对北方仍有不了解之处。后来看到一篇日本学者关于“清代至民国时期河北平原村庄中的社会结构”的论文，很受启发，对中国传统伦理型社会有更深认识。
　　　没有研究和资料的支持，三个维度就难以形成。这几年，国内有些出版社出过介绍世界各国的书。比如《列国志》丛书、《中东国家通史》丛书，但资料太旧，照本宣科，面目可憎，实用性差。国家现在拥有那么多的外汇，应该拿出一点来，资助学者出国去搞这类研究。以后什么时候，国内公众能轻松查到秘鲁某个省的矿产分布及产业分
析、伊拉克境内某一个少数教派的几百年详细历史、美国加州劳工政策与其他州之差异、尼泊尔西北部山区的民间音乐和舞蹈研究等等，那样，将更有利于我们形成胸怀天下的国民视野，更有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分析问题，更有利于我们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哪怕是小国的一寸之长。
　　　如果按社会发展程度来讲，可以分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中世纪及此前，四大文化区都处于传统社会之中。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加尔文等发动宗教改革，为西方现代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十七、十八世纪的英法资产阶段革命，使西方文化区率先进入了现代（近代）社会。在“一个打三个”的文明竞争中，中伊印文化区国家不同程度地觉醒，也开始了走出传统社会的艰苦努力。总体而言，中国及周边国家，通过一个多世纪的社会改革，基本上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伊斯兰世界中，土耳其通过 1920 年代开始的世俗化革命，对宗教和社会生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
　　　（续前贴）有兄弟到印度，回来发贴大讲那些贫民和贱民，麻木之极，不可理喻。其实，我们不要把印度视为异类，世界各国的传统社会，都差不多。如果我们回头去看看从清末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们比如胡适、吴稚晖等人对中国农民的描述：肮脏、懒惰、麻木、愚蠢、孱弱、浑浑噩噩、不求上进，和网贴中描述的印度贫民是一模一样！
　　　黑非洲国家我已经探讨过，它们的社会发展阶段还处于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外。其紧迫任务是促进部落部族的融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外部国际环境和现代交通通讯技术，为他们提供了加快融合的条件。他们的部族融合，将跨越传统社会阶段，直接融合而成为现代社会。但这还需要几代人时间。六十年代，非洲独立之后，出现过两个公开吃人肉的总统。最先进最发达的南非，现任的祖马总统，成天带着五个老婆到处跑。所以，我判断，在往后几十年，非洲的政治民主、权力制衡等问题还难以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在西方压力下搞一搞，也是流于形式。这是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少数精英有心无力。
　　　从社会发展阶段的角度来分析，不管西方媒体把“印度崛起”、 “龙象之争”、“文明冲突论”炒得多凶，印度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不会构成对中国崛起的实质性竞争。中国的主要对手和主要阻力，就
是西方。
西方世界也很复杂，我们具体探讨一下。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
第 191 节文明之间 2
　　　西方世界，内部也很复杂。前面，我大体将其分为三个子文化区：以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新教文化区；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巴西为代表的天主教文化区（拉丁文化区）；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正教文化区。新教文化区构成主流，天主教文化区和东正教文化区构成两翼。
　　　东正教文化区具有权威主义传统，从沙皇到苏联，一直采用一元无制衡的模式。苏联解体以后，“一人一票”之权，没有能帮助俄罗
斯人保护人民利益不受新权贵剥夺。叶利钦时代，休克疗法使俄罗斯陷入了多元无制衡的转型期，也是俄罗斯国力最为孱弱的时期。普京上台以后，俄国权力逐步重新集中，从明年普梅互换的安排来看，普京个人地位相当稳固。在多元制衡制度外衣之下，一元无制衡格局已成定局。
　　　天主教文化区国家，以拉丁国家为主。源于南欧地中海的拉丁文化，文化气质是个人至上、自由散漫、蔑视权威、不守法纪、热情奔放、不爱劳动。这种文化非常适合培养艺术天才，如达芬奇、毕加索。但这种文化使社会懒散，二战中意大利军队和德国军队，装备差不多，但战场表现判若云泥，与人的因素有关。今年欧债危机当中，“欧猪五国”除希腊为东正教国家之外，其他四头猪——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都是天主教国家，也与人的因素有关。
　　　这种文化气质也影响到政治制度的实施效果。南欧国家由于历史悠久、长期磨合，制度实施效果尚好。拉丁美洲国家就不行了。社会一盘散沙，政府力量极弱。政府对社会管理能力不足，自身贪腐却极为严重。一人一票制度，公众可以决定下次让谁来贪，却不能制衡其不贪。贫民窟广布，黑社会横行。社会实际上成为一种“多元无制衡”状态。亚洲因西班牙殖民而形成的天主教国家是菲律宾。大家注意到没有，菲律宾的政治表现，跟拉丁美洲国家非常的相像。
　　　东正教文化区要厉害的多。特别是俄罗斯这个核心国家，值得中国深入研究。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俄国与我们共同语言最多，经济互补性最强，冲突相对较少，如果能和俄国处好了，它会是一大助力。
　　　比如有个兄弟主张：司法独立。其实咱们说的并不矛盾。好比，我在探讨怎样才能找到饭的问题。而你批评说，这太复杂了，最重要的是——去吃饭。我赞成你的观点，但关键是怎样才能吃到？在中国，司法独立在制度层面上从来都不是问题，从来都是这么规定的，但就是落实不好。你提出司法独立，怎么才能办到？答：靠司法改革。那么，司法改革的内容是什么？再答：是司法独立。这么转着圈说，就变成“何不食肉糜”的命题了。在现行体制下，让司法完全独立于一元之外，是不现实的。而且，司法权力也同样需要制约，“我爸是李刚”即一例。若解决不了权力制约问题，司法独立只会变成二元无制衡，更糟。我考虑，较为可行之法，仍是寻求一元之内的制衡之道。信息社会乃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请注意，我是说“可能”，成为现实，还需大量艰苦的努力。我觉得，一元制衡最可能首先在司法领域取得进展。社会公众对孙志刚、“躲猫猫”等
事件的监督和推进即为实例。但，这些偶然事件还缺乏制度保障。应通过制度创新，迫使司法程序彻底公开。目前从技术角度来说，已经完全具备条件，而且成本极低。
第 192 节文明之间 3
　　　中国大学的公关专业是一门新学科，九十年代才引进的，当时争议还颇大。同时，中国每年都派干部到海外搞公关培训。学习国外经验是应该的，但把公关当成舶来品就可笑了。苏秦张仪的纵横之术，太远就不提了。就近代来说，从理论到实践，中国才是政治公关的祖师爷。毛选第一句就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公关之精髓，就是认清敌友，撇清利弊，团结一切可团结之力量，共同对付敌人和解决问题。这方面中国有整套理论，统战理论即高层公关，群众路线即基层公关。可惜某些人当官太久了，只知享福，把传家宝忘光，跑到海外学点末技回国到处兜售，还标榜这是解放思想。如此
下去，堪忧啊。
　　　比如，今年南海之争。这个问题上，就国家心态而言，中国比较淡定，越菲比较着急。因为，只要问题没有尘埃落定，各方就一直存在对峙张力。中国发展太猛，照此下去，再过十年，中国在亚洲可能无人能制约了。这对那些存在领土争议和历史恩怨的小国来讲，心理压力极大。你把自己当成一个越南人来体会体会。今年的事端，问题并不复杂。中国没有什么出格动作，挑事者就是越南和菲律宾。其所恃的，是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而在关岛增防，意在重返亚洲。对越南、菲律宾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们希望把南海问题国际化，最好是争取趁老美还有足够力量，能主持局面，给个说法。
　　　客观地说，南海问题将来的解决，必然是各方都作出让步。百分之百按我们的主张办，也不现实。我们把界线推到他们海岸边了，要按这个划法，马来西亚人在海边散散步算是边境巡逻，下海游游泳还得办个签证。长远来看，各方都要表现出灵活性，才可能解决问题。但是问题越往后拖下去，对小国们越不利，他们可打的牌越来越少，就必须做出更大让步才行。
　　　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今后这段时间的体制改革、社会发展、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成败。所以，任何其他的问题，就必须服从于这个大局。就目前而言，对周边小国，应以经济上吸收、军事上震慑为主。若发生了军事冲突，是国际反华势力最最希望看到的。我们不能怒而兴师，中人圈套。一旦开打，不管战场结果如何，在大势上都是失败的。越南、菲律宾就在中国旁边，跑不了的。中国根据形势，以后若自身确有这个需要，再打他不迟。
　　　中俄相互让步，平分黑瞎子岛，彻底解决领土问题，表明双方都认清了形势。再加上建立上合组织，中俄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已经很小。这对西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印度和伊斯兰文化区，不会对中国崛起构成实质性竞争，因此，他们是中国极力拉拢、借力的对象，也是西方极力拉拢、挑拨的对象。以目前中国国力，西方国家一般不会直接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但通过其他国家，搞“代理人战争”来遏制中国崛起，是完全有可能的。
　　　印度大陆从来是一盘散沙，小国林立。英国殖民时期以武力统一了印度，并把印度教文化区做为一个整体，留给了独立以后的印度，
这也算是殖民者赠予的丰厚遗产。所以，东方三大文化区当中，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最激烈、最直接，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最实质、最深刻，而印度目前与西方冲突最小，感情最暖昧。西方很乐意拿阿三当枪使，来对付中国和伊斯兰。西方嘴里整天宣扬印度崛起，眼睛却盯着中国。阿三这个家伙确实让人比较无语，西方一教唆，跳得比猴都高。也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故意装傻以捞取西方的好处。
　　　（续前贴）在印度问题上，我们几代领导人坚持了正确做法。就是：尽量团结，搁置争议。实在不过去了，就快打快回，让他清醒清醒就行，不把自己陷进去。
　　　有人认为，六十年代不应该弃地后撤，应该据地移民。其实，从战术上讲那块地根本守不住。后勤线太长，靠耗牛马队，靠羊肠山道，翻越喜马拉雅山送军需，而且冬天还封路不通，这种仗没法坚持长期
打下去。不仅当时守不住，搁到今天也守不住。藏南问题如果想用武力解决的话，不能战术性地局部解决，必须整体解决——即对印发动全面打击，迫使其签定停战协定，认输放弃藏南。
　　　前贴讲过，印度其实不构成对中国的实质性竞争。西方也很清楚，印度也不构成对西方的实质性竞争。对西方而言，苏联和中国是很难搞垮的，而印度很容易搞垮。印度的种族、民族、宗教、教派、阶层、种姓等矛盾交织在一起。许多地区至今还有毛派武装、分裂势力在活动，今天伏击个政府车队，明天端掉一个警察局。中国出一点小事，西方媒体炒翻天，一大堆政要腆着脸出来严厉谴责。印度成天出事，事情比中国还要严重的多，西方国家只当没看见。有人说，这是因为印度是民主国家，所以西方国家偏护它。胡扯。原因是为了用它制衡
中国，利益使然。哪天要是利益发生冲突，傻逼才会顾及共同的民主制度呢。今天的印度社会，实际上一直处于半垮状态，没分裂是他命好。他要感谢中国这堵挡风的墙，如果它处在中国的位置上，早被西方大卸八块了。
　　　这种高姿态，不是因为中国软弱，而是没有必要。其一，在中印较力中，中国力量强得多，支持巴基斯坦一下，就满够印度喝一壶了。不需要再去花钱拉拢这些势力。这些势力的行为也不规范，喜欢搞恐怖活动，上不了台面。其二，把印度搞垮不符合中国利益。中国和印度都是后发国家、大文化中心国、人口大国，因此共同语言不少，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中国都需要印度支持。四大文化区中，一战以后奥斯曼帝国崩溃，伊斯兰地区已经群龙无首，如果印度再垮成十几个国家，对中国也不利。总之，对印度，震摄是手段，拉拢是目的，领土争议暂时只能搁置一下，日后再说。
第 193 节文明之间 4
　　　近日李光耀新书《双语之路》面世。他在书中解释了为什么当年不能以华文作为工作语、为什么不能容纳华文教学的南洋大学。他也承认，自己在华文教育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如果我活得更久，我一定会把它给改过来。”其实，老李关于“犯过错误”的认识，还是出于一贯的实用主义，因为中国强大了而已。作为移民为主、高度外向的小国，新加坡使用英语，也许算是一个实用主义有利之选。新加坡社会发展部官员庄日昆的评价很实在：“双语政策正确还是错误，日后历史自有评断。但如果他当时不这样做，我们的国家肯定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
　　　但印度以英语为教学工作语言，就不能用一句实用主义可以说清楚了。由于种族民族复杂，印度最大民族印地人（印度斯坦人）不到一半。如果推行印地语，势必引起其他民族的反弹，对国家的统一很不利。以印地语、英语并列官方语言，而实际通用英语，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欧洲人如果学习外语，除英法之外，主要是汉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印地语没有几个外国人学习。印度曾向联合国提出，印地语是除汉语之外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应列入联合国工作语言。但联合国反应冷淡，你还是自己先把它当做工作语言再说吧。像印度这种世界级的、原发性的、大文明的核心国家，以英语为通用语言，会造成哪些正面和反面的影响？这个问题恐怕不能只看几十年，要看几百年才行。这个问题，我没想清楚，所以不做结论。
　　　对于伊斯兰世界，国观网友的看法分歧较大。这种贴子也很容易引发争议和歪楼。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我的一个观点：除土耳其（和几个前苏联地区国家）之外，广大伊斯兰国家没有经过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社会主体仍然处于传统社会，宗教也处于传统状态。这是一个基本前提，按照这个前提，理解再去看待伊斯兰世界，也许会更客观平和一些。
　　　如果说，印度是西方赖以制衡中国的一大力量，伊斯兰世界就是中国赖以制衡西方的一大力量。我前面提到过，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并没有用对付苏联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原因，一是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强大和霸道，而且主动改革开放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二是接纳中国对西方有经济利益；三是西方当时没有估计到中国后来的发展速度。到了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中国发展的??头越来越明朗了。美国开始意识到中国不同于印度，开始采取措施进行制衡。那五年里，相继发生了台海危机、南联盟炸馆等事件。小布什一上来，直接批评克林顿对华不够硬，把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第一年就是南海撞机事件。从当时局势来看，美国矛头已经明确转向了中国，新冷
战呼之欲出。在危急关头，本拉登见义勇为，挺身一记重拳，把老美的注意力全给吸引过去了，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打了两场反恐战争，给了中国十年黄金发展期。
　　　中国政府长期坚定地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有人批评这个立场过于僵化和意识形态化。我个人虽然很佩服犹太民族的能力和智慧，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我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个立场，首先是一个绝对正义的立场，其次又是一个符合中国战略利益的立场。为什么说这个立场是正义的？又如何看待阿拉伯人在反犹反西方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极端和非理性？这个问题没有发生在中国人身上，所以我们不容易理解，我举个例子你就很容易理解了。
　　　例如，土耳其与中国的关系。土耳其前总统公开宣称：“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区从亚德里亚海直到中国长城。”西方杂志也大肆宣扬，
我记得看过一则美国漫画：一条龙把手伸到长城之外，抓住了新疆。土耳其人的祖宗，就是古代游牧民族突厥人。突厥人曾让我们的祖宗吃了不少苦头，特别是南北朝时期没少办坏事。直到唐朝，中国终于发威，太宗时灭东突厥，高宗时灭西突厥，突厥余部西迁到中亚地区，后来有一支迁到土耳其，建立了塞尔柱王朝和后来的奥斯曼王朝。所以，从新疆到土耳其一带有许多突厥语系民族分布，被国际上称为突厥走廊。仅管有这个历史渊源，我想，土耳其如果以此为理由想染指中国利益，每个中国人肯定火冒三丈。一个四川哥们就对该总统的言论大为愤慨：“这个胎神，开的锤子黄腔哦！龟儿子，方脑壳，瓜娃子，格老子，鸡儿你个先人哦！你个铲铲！！”
　　　突厥人迁出东亚，比犹太人迁出巴勒斯坦还晚 500 年以上。如果犹太人有理由回迁，那土耳其人是不是也可以跑回来复国呢？大家试想，如果真有一帮突厥后裔从中亚、西亚跑回来，趁着中国内乱之时，在晋北、陕北、内蒙割占一块地成立个国家。我们去攻打他，可他有超级大国支持，武装先进，我们每次都损兵折将大败而归，为世界人民所笑。在超级大国帮助下，他还加入了联合国，他还暗地里拥有了核武器，而我们搞核武器没搞一半，核设施就被他用先进战斗机给摧毁了，我们完全拿他没折。我想，如果真的到了这一步，凡是有点脾气的中国人肯定会气疯。不管他是军是民都是侵略者，老子就要隔三差五给他安个炸弹，让侵略者过不上安稳日子。
　　　说这几句话，不是要支持恐怖主义，更不是说袭击平民滥杀无辜有理。中国一直也受恐怖主义之害，是最坚决的反恐国家。我的意思
是：一，目前恐怖主义为害世界，西方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二，从这个例子，兄弟们就不难理解，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好不到哪里去，因为这个死结一时很难解开。
　　　综合来说，四大文化区当中，较之西方和印度，伊斯兰文化区是和中国共同利益最大、相互冲突最少的一个文化区。虽然伊斯兰国家有某些人出于利益、宗教等原因，暗地或者民间给疆独分子提供支持，但伊斯兰国家全都承认中国在台湾、西藏和新疆的核心利益，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公开支持疆独。我们应该全盘考虑，对具体问题，就事论事见招拆招，对分裂分子，露头就打，打就要往死里打，绝不手软，同时，切忌上纲上线，不能把问题扩大化，不能打击一大片。西方媒体拼命炒作这些问题，来挑唆中伊关系，目的昭然。中伊为这些具体问题搞对立，得不偿失，毫无必要。
　　　（续前贴）近代以前的欧洲、建国以前的中国以及目前的伊、印国家，都属于传统社会形态。前贴说过，西、伊、印的传统社会是宗教型社会，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伦理型社会。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
必须通过文化改革（宗教改革或者伦理改革），对旧有的思想观念、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生活习俗进行一次扬弃。
　　　宗教在人的观念中的作用，最值得注意。在宗教主导的传统社会中，一个基本特征是宗教主导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宗教观念高于国家、民族和法律。当 A 国与B 国家发生战争时，若 A 国中某些少数族群的宗教信仰与 B 国的主流宗教信仰相同，则这些少数族群极有可能倾向B 国。比如新加坡与印尼、马来西亚若发生冲突，政府对马来族新加坡人的立场就感到比较头痛。这就是传统社会当中宗教高于国家的典型特征。在已经进行过宗教改革的西方基督教国家中，这种倾向就不太明显。
　　　其实，伦理主导的传统社会也有这个问题。因为伦理纲常是社会之基，所以对伦理的强调往往高于法律，甚至高于国家。子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即，若老爸犯法，儿子应为之隐瞒，反之亦然。由家及国，推而广之，就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京戏《四郎探母》中，辽国公主被塑造成正面人物，她帮助丈夫窃令箭出关，把夫妻情份放在了国家利益之上，这也是传统伦理社会的必然价值取向。因为公主既嫁，就是杨家的人，而不再是萧太后家的人。三纲中有“夫为妻纲”，没有“母为女纲”。所以公主最关心的，不是杨四郎返宋会不会损害辽国利益，而是返宋后还回不回来。杨四郎跪地发誓：“我若探母不回转，黄沙盖脸尸骨不全。”在夫妻关系得到有力保障之后，“夫为妻纲”就继续发挥作用——“驸马后宫巧改扮，盗来令箭你好出关。”呵呵。直到今天，中国到处仍然是“人情大于
法”，也算是伦理型传统社会的遗存吧。
　　　东方三大文明，中国在最东，最后一个遭到西方入侵。虽然中国文化的自觉很漫长很痛苦，前贴中曾讲过这个过程，但是相比而言，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要快于伊斯兰地区和印度。从鸦片战争到今天，历 170 年。其间，为打破传统的伦理社会观念和结构，与现代社会实现兼容，中国进行了多次自我文化反思和变革。我认为重要的有四次：一，五四运动。全面引入西方文化，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二，马克思主义的引进。解放后的社会改革和文化改革。“剔其糟粕，取其精华”。三，文化大革命中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大破四旧”。四，改革开放后，对西方文化的二次引进，以及中国文化的全面反思。现在回头看，每次变革都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变革远远得不偿失，酿成浩劫，比如文革。但是，通过这些自我变革和洗礼，中国一步步走出传统社会，形成现代社会观念和结构。这体现出中国文化的韧性和适应性。如果与西方宗教改革史相对比，其实中国文化的适应性和可变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西方。假如西方在顽固的中世纪遇到了先进文明的入侵，它要转弯不见得像中国转这么快。
　　　有人可能拍砖说，楼主要搞清楚啊，当年是义和团违反国际法，围攻使馆区，才引来了八国联军。不错，从具体事件上来讲，是这样的。但是，此前没有义和团，英法一样打进北京，俄国一样侵入东北，日本一样发动海战。此后没有义和团，日本一样发动 918 事变，进而要全面灭亡中国。虽然从具体事件上看，八国联军是义和团的不理智行为引来的，但从历史大势来讲，义和团是被八国联军逼出来的。当时，西方列强瓜分世界都发狂了。即使义和团不暴发，列强也会以另一种借口来瓜分中国。十几年后庞大的奥斯曼帝国惨遭瓜分，就是明证。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是把中国变成殖民地，还是继续保留清帝国？扩大殖民地，当然是好事。我分析，列强有以下几个考虑，一，中国人满为患，没有直接移民的价值。二，中国积贫积弱，保留下来也不会对西方构成威胁。（如果预料到今天，列强当年不顾血本也要把中国大卸八块。）三，列强对如何分脏各怀鬼胎，若分脏不均可能引发战争。四，直接统治中国的难度太大。义和团给西方留下了深刻印象，光着膀子，念着咒语，就敢迎着枪口冲。要统治四亿这种愚昧之极、疯狂之极的野蛮人，实在太麻烦。看阿三多么温顺，用几千英
军就可以统治上亿人几百年时间。在中国进行经济殖民的收益，可能还不够支付统治成本。这种经济殖民完全可以通过控制中国政府来实现，这是最经济的选择。这样，躲在西安苟延残喘的清廷得以保留。
　　　可以想像，如果中国成为殖民地，肯定不会像印度那样得到一份 丰厚的殖民遗产，命运一定跟奥斯曼帝国差不多。从当时形势来看，新疆、蒙古、东北北部沦为俄国殖民地，东北南部和福建沦为日本殖 民地，长江流域和西藏沦为英国殖民地，山东沦为德国殖民地，两广 和云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今天就不会再有统一的中国。如果幸运的话，汉族地区在独立以后能够统一建国，国土也仅有四百万平方公里左右。同时，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包括一战和二战，都会在远东各殖民地 之间打响，中国人将成为列强炮灰。
　　　一些中国的知识精英，洋墨水喝了很多，文明了、进步了、民主 了，在海外大量地阅读英文档案（当然这些文献基本是真实的），自 以为把历史看得透彻，就大肆嘲讽同胞都被洗脑，大肆嘲讽和辱骂自 己的祖宗，觉得这群愚昧可笑的疯人就该被文明国家的正义之师屠杀。不错，义和团头脑愚昧，举动野蛮，他们曾屠杀过宗教界的慈善人士， 屠杀过大量信教的中国妇孺，这些罪行不容回避。但这是当时历史和 文化的局限性所致。然而，正是这些无数个主观上蒙昧的“拳匪”， 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客观上使中国避免了“瓜分豆剖”的悲惨命运。
　　　从清末民国时期的“拳乱”，到建国以后“伟大爱国主义运动”，再到某些专家学者们口中的“愚民暴民”，再到一个文明的生存本能，歇斯底里的疯狂挣扎和走投无路的绝地反击——这就是我对义和团
运动的再认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第 194 节文明之间 5
　　　欧洲正在推进一体化进程，现在一体化进程在经济上遇到了不小的麻烦，但出现逆转的可能性不大。各国意识到一体化的风险以后，进程会有所减慢。
　　　对欧洲一体化，我说“应该充分肯定”，是指各国的意愿和能力都比较赞。连法德这样的老冤家都走到一起了，这是社会发展水平的体现。世界其他地区，比如阿拉伯、黑非洲等，也想搞一体化，但短期内很难办到，相互之间不打起来就不错了。同时，我说“不必赞扬过度”，是指没有必要拿欧洲反观中国，又自虐一番。法国、意大利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别，比广东和山东的差别小多了。我们两千年前就成功地一体化了，他们现在才起步。被某些学者盛赞的超越国家观念的“欧洲人”整体观念，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区的“天下”观念。中国自古有之，没有必要自惭形秽。
　　　我不担心中国发展慢了会被印度超越。只要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还在，就会把印度堵在后面。有人说，如果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印度制造业就会抢占份额。这个可能，但这个情况是印度车跟着中国车向前开，而不是超车。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社会进步和产业升级的结果。如果中国升级失败，又有庞大的劳动力供给摆在那里，劳动力价格会跌下来，印度还是没有机会。当然，经济问题很复杂，具体行业具体内容千差万别，个例反例很多。但从大角度来看，我认为，在车队秩序已经排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慢些，印度也没机会超越。同理，在正常情况下，中国想要整体超越美国，也很难——即使美国车开得很慢。注意，我的意思是，我们在经济总量上可以超
越，因为人多，但是在产业层次上实现质的超越，很难。
　　　那么，中国没机会整体超越美国吗？我觉得机会总会有的，但只有等。到本世纪中叶，世界会出现许多我们预想不到的变化。也许，注意我是说也许，到那时，印度的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基本完成（也可能陷入分裂）。欧洲一体化应该已经完成。阿拉伯、突厥、拉美等文化区可能形成实质性联邦。俄罗斯、巴西、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家，由于人口和国土的因素，分量会大大提高。其中印尼人口
可能逼近 5 亿。美国讲西班牙语的拉丁裔、黑人和亚裔人口可能达到 50%，法国、德国的伊斯兰人口可能达到 25%—30%左右。总之一句话：未来不可知太多，危险和机会并存，我们紧要的是把自己的事办好，先为不可胜，以待老美可胜之机。
第 195 节甲子轮回
　　　人如此，国亦然。能像李白那样，自信地告诉别人“我是谁”，这是一种幸福的境界。近代以来，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区的各国，在不断被打的同时都在扪心自问：我是谁？从晚清开始，我们就梦寐以求“振兴中华”。这是一个动宾短语，动词“振兴”的对象是“中华”。什么是中华？如果我们不知道中华实质为何物，那么，我们在选择发展手段时，就可能取舍失当。终于有一天我们实现了振
兴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中华。那么，这个振兴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中国人只有清醒地知道“我是谁”，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有所不弃，在最顺利的时候仍有所不取。
　　　比如，我们对鸦片战争的认识，就在不断深入。百年国耻始于此役，中国为何惨败？A，传统“奸臣”论。认为如果皇帝不信奸臣，重用林则徐，中国就会胜利。B，阶级论，认为当时处于没落的封建社会，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因此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C，国家能力论。学者茅海建从中英双方“传统国家”与“近代国家”的制度和技术差距，论证中国根本不具备取胜的能力。D，社会功能论。学者盛洪从中英双方“天下国家”和“民族国家”之区别，论证中国不是不具备取胜能力，而是不具备取胜的国家功能。凡意见种种，不管是对是错，都是从各个方面不断深化自我认识，有助于中国更加清醒的前行。
　　　敌强我弱之际，学习西方，无可争议。最大的争议在于，中国学习西方要学到什么程度，最后要学成一个什么样子。在“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知识界喊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例如，钱玄同认为，中国文化藏污纳垢一无是处，而汉字是文化之载体，主要抛弃中国文化，必须彻底废掉汉字。鲁迅认为，两千年伦礼道德，都是“吃人”历史。当时，中国绝大多数文化精英坚持激进立场。即使最为温和的胡适，也主张“全盘西化”。
胡适的立场非常有趣。我不去查他的原话了，他的大意是这样的：
他认为中国不可能全盘西化，也不应该全盘西化。他认为，中国以后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中国传统与西方体制之间的某一个点，假定是 A点。但是，中国传统具有极强的顽固性、保守性、历史惯性，如果中国以A 点为目标去搞改革，那最后肯定走不到 A 点。中国必须以全盘西化为目标，努力向西方体制走，要越过 A 点继续向前走，然后传统力量会起作用，把中国又拖回来一大截，这样正好停在 A 点上。呵呵，别人以全盘西化当目标，胡适拿全盘西化当手段。无独有偶，毛泽东在建国后，也讲过“纠枉必须过正”之类的话。
我抄过来：“这个命题就是，每当中国遇到一个巨大挫折后，一
派说，这是由于学习西方不够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继续学习，另一派说，这个挫折就是学习西方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回归传统。这个命题的另一种形式是，每当中国取得了一个巨大成绩后，一派说，这是学习西方的成果，应该继续学习，另一派说，这是中国文化中固有因素在发挥作用的结果，我们应该发扬国粹。”
　　　第二个周期，是 1900 年到 1960 年。义和团失败后，中国政局又开始从左向右摆。开始是五大臣出洋，预备立宪。接着，是辛亥革命，建立西式共和国。再接着，是五四运动，全面引进西方文化。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为标志，中国历史又开始左摆。在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等一系列胜利的刺激下，中国不断继续左摆，最终在 1960 年以大跃进的惨败而告终。
　　　有兄弟指出，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不应视为“左摆”。其实，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根本原因是该理论与中国的传统极为契合。比如，一元政治与大一统政治传统的契合，计划经济与官办
经济传统的契合，共产主义理想与士大夫“天下大同”理想的契合。等等。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不仅仅因为这个主义本身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生命力。
　　　回到“甲午命题”，我们再问自己一句：这些年中国的惊天大发展，是学习西方的结果，还是中国自身基因的必然？我的看法是：中国今天的成就，是中国优秀基因和引进的西方先进基因结合的产物，两者缺一不可。但是我们的优秀基因一直都在身上，自古都有，但在西方先进基因没有引进之前（即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并没有获得大发展。综上所述，我不否定中国基因的伟大作用，但我认为，今天的
成绩主要是学习西方、弥补缺项的结果。这就是我对甲午命题的问答。我捏着一把冷汗算：如果从 1960 年开始，再算一个甲子周期，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第 196 节天佑中华
　　　网络上总有许多争议。我认为，不同观点的对照，更有利于接近事实真相。我还认为，对错误观点最有力的批驳，是拿出一个正确观点来，而不是去骂人家祖宗八代。我还认为，不要看见别人站在你左边，就指人是五毛，也许是你站的太偏右了呢？反之，亦然。我还认为，在正式场合，随口颂扬是最廉价的；在非正式场合，随口批判同样是最廉价的。客观地认识现实是需要下功夫的，客观地陈述现实是需要有勇气的。
九十年代，核平同学以省重点中学理科第一的成绩升入大学。当
年正碰上高教改革，生活补贴取消，还收高额学费。同时生活费暴涨，使我水深火热。虽然朱容基副总理正在为物价和通涨而忙乎，但他需要时间。正当我在宿舍全体会上长篇发言问候教育部领导他全家的时候，门卫老头给我捎来一封家书：我妈下岗了。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我家开展了多种经济活动，比如养小狗、摆地摊。暑假里，我颇不负平生所学，将营销心理学应用于实践，创造了在酷暑中守摊七天成功卖出一条三角裤的光辉市场业绩。我天天盼着毕业去挣钱。当我终于扛着盖了四年的被子到单位报到时，又获悉一条重大改革喜讯：本单位已在两个月前划断，彻底取消了福利分房。
　　　仅管如此，我仍然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拥护者。我坚信，闭关自守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才是强国之路，也是富民之路。中国的发展，并不是直接去改变哪个人的命运，而是为每个人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创造了条件。十几年来，我通过努力，逐步改善生活，虽然比上不足，但我为此深感自豪。同时，我也欣喜地看到，仅管矛盾到处存在，人人都有一肚子不满，但中国社会一直在前进，我的同学们、亲人们、朋友们，都在一步步走向幸福和宽裕。
　　　回想十几年前的大学宿舍众兄弟，真有很多辛酸。同宿舍一个老兄来自河南农村，家境贫困，吃饭只花九毛钱：一碗清汤面五毛，两个馒头四毛。先吃面，再用咸面汤就馒头。我替他总结出“九毛疗饥方”：“面条二两为引，空腹吞服。馒头两个，咸菜五钱，以面汤兑水冲服。一日三次。忌鱼、肉、蛋、奶。”这么吃下去，神仙也扛不住，于是面黄肌瘦。而如今，九毛兄已是某大学的教学骨干、青年学科带
头人，还指导硕士生。其他兄弟们，从政的干到了县处级，当白领的干到了上市公司的副总，跑单帮的已拥有了自己的工厂，有的还跑到拉丁美洲去开了几家中国超市。
　　　前面有兄弟拍砖说，楼主是“统治阶层”的，当然要维护既得利益。在这里，我郑重回复：本人地位卑微，但工资确实来自体制内的财政拔款。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统治阶层，但是，我铁了心坚决支持对权力的制衡，哪怕自己裁员下岗。我觉得以个人能力，找个公司文员或者小报记者，也不难糊口。中国若能对权力制衡，彻底跳出治乱循环，让我的孩子能永远生活在太平盛世，我们这代人付出一点牺牲，也值得！人类社会，不能完全用阶级斗争去理解。若那样，你就不能理解华盛顿、杰斐逊的行为，也不能理解李光耀、蒋经国的行为，更不能理解富农家庭的毛泽东、官宦人家的周恩来、乡绅家庭的邓小平的行为。中国，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中国，而不是属于哪一个阶层的中国。中国的崛起，符合每一个中国人利益。我虽然深怀忧虑，但深信一切会有转机，中国能跳出“甲子轮回”，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伟
大复兴。
中国崛起，是十三亿大写的中国人的崛起。孔与孟的传薪者，汉
与唐的继承人，我们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们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第 197 节楼终寄语（编后话）
　　　本楼举行竣工典礼仪式。在此，核平跟一直追贴的兄弟姐妹们道一声——谢谢！因开工仓促，没有搞奠基仪式，也没有请几个兄弟姐妹来剪条绸子、埋块石头什么的，引以为憾事。所以，竣工时专门写一篇贴子弥补一下。
　　　8 月 25 日开贴，11 月 23 日结稿，历时三个月，91 天，41 万字。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让我这个懒人创下了个人码字的最高纪录。超过以前老纪录 20 倍。开贴时，没有料到要聊这么多，所以楼名不正。本楼里，我两次提到福山教授那本《历史的终结》。我当然不认同人类发展史以美国社会制度而告完美终结。所以，我为本楼起了一个正式楼名：《历史并未终结——在新加坡漫谈中国崛起》。
　　　古人云：画鬼魅易，画犬马难。如果有两篇文章让我选着写，一是论近二十年人类社会演进情况，二是论近二十年某县黄麻加工产业的发展情况，我肯定会选前者。题目越大越虚越好蒙人。所以，本楼站在云层之上，纵论中国崛起，这不是“自不量力”，而是“量力而行”，呵呵。
原稿是随写随发，仓促而不严谨。本想通过整理，搞点再创作，
把文字弄得严谨一点，可惜在整理过程中发现，先天缺陷太大，难以弥补。所以，对前几章的修改略大，后面两章（占全文六成篇幅）只改了标点和错别字。
　　　在整理文稿的过程中，深感有两个问题需要着重强调和澄清一下，恳请注意，以免误导。
　　　其一，对于现实，我们每个人都同时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一是肯定与赞赏，二是反思与批判。囿于主观能力和客观条件，本文对这两个方面的论述并不均衡。肯定和赞赏方面，我表达了 90%的思想。而反思与批判方面，我只表达了 70%的思想。所以，本文的基调相对于我的真实思想，要偏乐观了一些。
　　　其二，关于“正向塑造”和“逆向塑造”的问题。一个人能成为今天的样子，是环境塑造和自身努力的结果。环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好环境，它对人是推动、是培养、是薰陶，我们称之为正向塑造；二个是坏环境，它对人是磨炼、是触动和激发。比如有个名人，他知识宽博，性格独立。究其原因，一是曾在清华读书，二是早年丧父。清华就是好环境，是培养，而丧父则是坏环境，是磨炼。我们对这两个环境的作用，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和肯定，但是我们也要实事求是指出环境的好坏之分。绝不能因为“早年丧父”磨炼和塑造了这位名人的独立性格，我们就去肯定早年丧父，歌颂早年丧父，积极推广早年丧父。人是这样，国家和社会也是这样。本文中，我分析了某些历史事件对于今日中国的塑造作用，但这种“逆向塑造”作用并不能推导出类似上面的错误结论。比如，不能因为上山下乡磨炼了一些人的性
格，使其后来成功，就去肯定知青运动。
　　　写完和整理完贴子，感到如释重负，长长松了口气。以前，我上网主要精力是看美女。这三个月来一心写贴，成功戒色，把登录密码都忘了，真是“三月不知肉味”啊！完成此贴之后，我终于可以回到以前状态，多看美女，并利用视频缓冲的宝贵时间，关注国际政治经济重大问题。
诚如红楼梦自题——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现在新加坡正值雨季。下午又一场大雨。雨后晚晴，从窗口眺望马六甲海峡。六百年前，郑和船队由此驶入西洋；一百七十年前，英国战舰由此扑向虎门；九十年前，邓小平搭乘法国邮轮前往欧洲；今天，无数巨轮将非洲矿山、中东石油经此运往中国。
窗临浅山大海旁，碧树楼头对夕阳。
成败如棋多变幻，得失若梦几炎凉。偏执不理新潮事，木讷爱读古文章。信马由缰随心笔，笑任左右话短长！
（贴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1-30楼主启事
　　　在前言和后记中，已向兄弟姐妹多次致谢，不复多言，都在心里了。
　　　有几个兄弟留下邮箱要整理版，我已经发给你们了。没有时间顾及更多，所以我请同事将电子版发至“爱问”共享区，供免费下载。文件名称为《历史并未终结——在新加坡漫谈中国崛起》。下载地址附后。
　　　有兄弟建议出版。这种散漫不经的东西，要出版恐怕还得花许多精力考订。我实在不想下那个功夫。写这些东西，不想求名，也不想挣钱。能信马由缰、随心所欲地狂写，把思想与兄弟们共享，也算人生一大快事，足矣足矣！还有兄弟建议另开一贴，长期交流。呵呵，知识确实有限，无心恋战，还是跟大家一起潜水为乐吧！
　　　许多精彩回贴，使我深深受教，可惜无力代为整理。严重建议原作者兄弟，抽空收集整理一下再发上来，使宝贵观点不致散失为盼！
　　　还有一事，前面讲过，我不会使用电子书制作软件，若有兄弟愿意帮忙，请把这篇东西制成电子书上传到网络。这样大家看起来要比 WORD 文档方便一些。谢谢啦！
再祝安康，再见啦！永远的朋友核平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下载地址：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1654380.html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2-02 @leonfox6662011-12-01
　　　楼主及各位楼友，我又制作了 PDF 版的电子书，经过编辑书签作为目录以后，比 CHM 版的要方便，请到下面链接下载。
http://dl.dbank.com/c0bpxjdss3
这位兄弟辛苦了！感谢不尽！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2-02
　　　真诚地感谢“@leonfox666”兄弟。电子书制作得很好！这样我送给朋友也方便了，免得发给人家一个巨长的 WORD 文档，让人看得头昏脑涨。
　　　为了方便下载，我是请同事将电子书也上传到了爱问社区。也算彻底了却一桩心事。为本楼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电子书——爱问共享区下载地址：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1711241.html电子书——网盘下载地址： http://dl.dbank.com/c0bpxjdss3
　WORD 文档——爱问共享区下载地址：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1654380.html再次感谢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2-11几天没回来了，呵呵，感谢兄弟们的支持。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2-11作者：泪眼如梭 发表日期：2011-12-
作者：拓拨瀚羚回复日期：2011-12-11
作者：突击步枪 001 回复日期：2011-12-11
　　　谢谢鼓励。抱歉，才疏学浅，近期肯定写不出来什么了。一起潜水，以看别人拍砖为乐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2-17作者：理工理工 2 回复日期：2011-12-16
谢谢。记得本楼危险时，理工兄弟曾经帮助备份，一并感谢。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2-19
作者：泪眼如梭回复日期：2011-12-19
　　　见仁见智，正常哈！香港问题我回答不了，因为没有仔细研究过……汗。
二胖驾崩了，朝鲜局势大可关注啊！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2-30 @qingcailuzhu2011-12-28
这几天我饭也不想着吃，觉也不想睡，都看这贴了，大大的赞！
兄弟过奖，言重了。呵呵。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1-12-30 @泪眼如梭 2011-12-29
楼主，那个核平的小巴帖子都沉了，很久没更新，郁闷啊~~~
呃，可能这个兄弟最近工作比较烦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1-16
终于回国了，以后不用到新加坡混了，呵呵。贴子竟然还没有沉到底，感谢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1-27 @xqls05112012-01-17
　　　欢迎楼主归来，随便聊点啥吧，比如说台湾大选对大陆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和推动。。。。。。。。很喜欢楼主的发贴风格哈！
谢谢兄弟们！好久没有回国观了。
　　　一回到国内，立刻被繁杂的业务和家事缠住了。忙的晕头转向，哪有时间思考什么问题，上网潜水和拍砖的时间都没了。
真是有心无力，抱歉抱歉……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1-27
祝国观兄弟姐妹和版主们新春愉快，万事如意！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2-02
作者：唏嘘 jerrylai 回复日期：2012-02-01
　　　泪奔泪奔泪奔~~~后来发现了地址就把自己整理了一小时的 shift+delete 了，接着发现地址上的都下不了~~~~我我我我我。。。。。。
呃，我刚试了下，应该可以下载的。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1711241.html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1654380.html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3-02
@陆联群 2012-02-29
　　　奉行核平外交政策最近事件比较多，出来聊一聊，不然俺要退场了。
呃，谢谢。
为了糊口，终日忙碌。确实没有时间精力
……抱歉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3-31找不到了，自己顶下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4-21回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看一看……呵呵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4-21回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看一看，呵呵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4-21 @广东老陆 2012-04-21
楼主来了，给大家说说感想吧
一回国就忙晕了，真没有时间想问题了。更没有时间读书码字了。如果有机会有时间，一定再开个贴。但估计近期很难。
谢谢兄弟的关注！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6-05
　　　秦皇焚书，精典尽毁。汉觅残卷，刊刻公布，始得流传。两千年来，中国读书人都以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自勉，无数人抛头洒血，九死未悔。近日考古发掘一座春秋大墓，获论语全本，发现孔子原话为“子曰：知其不可而为之，傻逼也。”此事已列入民族文化机密，慎勿外传。切切。
这是我前几天编的手机段子，发给朋友们搞个笑。
我一直以中国读书人自居，这也算是一种挺有历史感的自嘲吧。
呵呵！国观的兄弟们夏安！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6-06作者：槐花 15 回复日期：2012-06-05
　　　特地注册对核平说谢谢，太好的文呐。连续追文把眼睛看花了，颈椎看出毛病了，这几天一边做牵引一边看文，还是觉得值。
承蒙抬爱,谢谢!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6-15偶然回来，找不到了，顶下。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09顶贴随笔（1）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
　　　本楼去年 11 月竣工，至今已半年多。今年 1 月，我离开新加坡回国工作。回国后立即陷进了昏天黑地的事务中。整天忙于奔命，疲于应酬。国家正处在高速发展期，人们都很繁忙，许多方面生机勃勃而且无序。我们如果要想过上西欧、北欧那种有条不紊、恬淡宁静的生活，恐怕还要一代人的努力。我们这一代人是注定是要奉献和牺牲了哈。
　　　在工作之余，时不时回来看看，发现时不时有些回贴，使这个贴子没有沉到马里亚纳海沟里面去，泣谢泣谢。有兄弟建议另开一贴，一直不敢接招，没有知识和思想储备，也没有时间。像在新加坡驻外时那样拿着俸禄而无所事事的好日子，恐怕是一去不返了。
　　　仅管如此，今天，我还是下了一个决心，再在网上写点东西。原因，一是为自己顶顶贴子，别让它沉到连“蛟龙”都够不着的地方去。二是近来国内外事情挺多，网上评论也很多，有一些想法和思考。想想而已，过后就忘，若写下来，也许可以备忘和积累。三是为了促使自己思考和阅读。虽然学习和思考并不能给我带来什么现实利益——至少眼前看不到，但内心深处还是以学习为荣的。说实在话，奔四的人，确实没有了年轻时那种求知欲，越来越凭着经验来思考和工作。订的书报不少，但真读进去的很少。事务忙碌，成了容许自己越变越懒的充足理由。这样长期下去，再加上酒精摧残，大脑真的要废掉了。
　　　古人说，教学相长。到我这里就是“写学相长”。为了写点东西，迫使自己去学习和阅读。以前我写材料，明天拖后天，总是不想动笔。于是一咬牙，某天晚上主动给领导打电话报告说：“材料已写完，明早送给您看！”其实根本没有动笔呢。这样先打个电话，把自己的退路断了，迫使自己熬夜加班，干一个通宵，把稿子拿出来。这算是一种倒逼法，对我这种懒人比较适用，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些。
　　　记得旧时有酒肆对联云：“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吃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再倒碗酒来。”写个贴子，也算给自己留下一片忙里偷闲的心灵??圃。不知何时，我的网名后面被加了一个红色的“V”。感谢斑竹的抬举，太给面子了。这样的好处是发贴时比较拉风，猛一看貌似有一定的水平。坏处是可能会被盯防得更严格一些，免得我胡说八道、遗害网友。我一定以对兄弟的义气和对社会的良知来严格自律，恳请编辑放心哈。
　　　有三个担心需要声明，算是提前自我开脱。一是发贴频律，不可能像在国外那样一天发七八个贴子，一周三四贴就不错了。也不知道能坚持到哪一天。二是发贴内容。东拉西扯，主要论论时政，可能比以前更信马由缰，贴与贴之间内容也不会连贯。三是发贴质量。灵感，往往是在闲云野鹤的情致中产生的，国内繁扰劳碌的环境之中，脑袋木木然，昏昏然，写东西是不是能有一丁点趣味，没有把握。如果味同嚼腊，兄弟们砖下留情哈。
　　　好了，这个贴子其实也是倒逼法，等于给各位兄弟提前“打个电话”，其实要写什么，我还没有想好呢。近期，天津蓟县火灾炒得比较热闹，我就分析一下政府在安全事故中利益计算和行为选择吧。
核平 2012 年 7 月 9 日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09顶贴随笔（2）
　　　发了前面一个贴子，五分钟后，我就后悔了（真懒啊），才发现自己发出的贴子竟然不能删掉（微博就可以删掉）。呵呵，既然删不掉，就往下写吧。
　　　对蓟县并不陌生。我喜欢古建，对独乐寺的辽代木构建筑很神往，所以一直想去蓟县实地看看，可惜一直没有成行。近日该县“火”了， 6 月 30 日莱德商厦发生一起火灾，官方公布 10 人死亡，16 人受伤。网上质疑认为当地政府隐瞒了死亡人数。当地公安则对网上造谣者进行了处理。“当事人已承认夸大死亡人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事实，表示悔过。”（新浪网）
　　　官方数字可不可信？联想到去年，我正在新加坡时，赶上国内发生温甬铁路的高铁事故，国内国外一片指责和质疑声，口水都能把人给淹死。当时铁道部公布的死伤人数，也遭到了广泛质疑，中国人外国人都不信，好像只有王勇平自己相信了。（此人出言不当，千夫所指，远遁波兰，从此新闻发言人被视为高危职业，非大脑超快、心理超强、脸皮超厚者不能为也。）
　　　可见，目前中国社会公众似乎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旦凡出事，官方发布的信息必然是可疑的，任何非官方的信息甚至小道消息却都是可信的。随之而来的，是官方与社会舆论的激烈对立，甚至口诛笔伐。
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把安全事故当中政府行为来分析一下。
　　　政府行为，具体来说就是官员行为，即政府决策者、执行者的行为。虽然从理论上来讲，官员们是人民公仆，是在为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而努力，但实际上，多数官员还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坦言讲，这是事实，不用否定。所以，政府官员的行为，是他们在权衡自身利益得失之后的一个理性决策。换言之，我们要来分析一下官员掩盖真相、弄虚作假的利与弊，收益与成本，进而判断他们在处理安全生产事故时，有没有掩盖真相的主观动机和客观可能。
　　　“安全生产事故”有别于自然灾害和刑事案件。它的定义是：“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突然发生的、导致伤亡的意外事件。”虽然是这样定义的，但在我们中国，一些非生产性的火灾和车祸，比如一家人开车去郊游时翻车了，居民家里做饭时忘关火把房子烧了，
这些严格地说属于“安全生活事故”，也被算入了安全生产事故之列。中国人对于事故责任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革命年代以及
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虽然乔安山也曾为撞倒电线杆砸死了雷锋而自责，但总体而言，事故造成的死亡往往被视作为革命事业牺牲，死者多被评为英烈，从而忽视了酿成事故的人为责任因素。更有甚者，在轰轰烈烈的抓革命促生产过程中，有的领导还郁闷呢：怎么别的连队出那么多英烈，我们连队一个也没有？今天，沿着成昆铁路旅行，列车行驶在桥隧相连的高山峡谷中，每当路过一个山间小站，你总可以看到车站背后的山坡上连片的墓碑。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09顶贴随笔（3）
　　　按我个人的看法，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多年，政府部门在安全事故中的责任认定问题，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79 年至 1998 年。
　　　1979 年底“渤海 2 号”沉船事故发生后，当时的国务院分管副总理康世恩被记大过处分（官员级别很高，迄今没有被超过）。这个事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重拳处理的第一起特大事故，也标志着国家行政管理由“革命思维”开始转向常态化的执政思维，向着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方向迈进。
　　　但是，大方向是一个问题，阶段性是另一个问题。1979 至 1998年间，虽然一些影响严劣的特大、重大事故得到了严肃处理，但总体而言我国行政管理还处于发展和转轨的过程中。这 20 年间的绝大部
分事故，尤其是一般性事故，并没有把责任追到个人的头上。再加上当时没有网络（或不普及），只要舆论不关注，上级不批示，书记县长们就可以表示无压力。相反，当发生事故时，一些领导可以冲上前线，吆五喝六，出风抢镜，借机成了英雄，出了政绩。
　　　在这个阶段，由于对事故责任没有一套规范的认定和处理办法，靠上级领导研究决定，所以同样性质的事故的处理结果往往大不一样，只能说，靠运气。许多“严肃处理”的事故，比如克拉玛依的火灾，放到今天来看明显是处理得轻了，便宜了某些人。
第二阶段是 1998 年至 2008 年。
　　　此时，中国沿海地区开始进入重化工阶段（即工业化中期），内陆地区工业化开始起步。人均 GDP 在 1000 至 5000 美元，是世界公认的事故高发期，美日欧在这个阶段时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时，全国安全事故此起彼伏，百人以上的恶性事故不断发生，全世界都指责我们。 1998 年朱容基当总理，立马下手强化对政府部门的问责制度，建设一个责任政府。官员们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
　　　1999 年 11 月，大舜号滚装船在山东烟台的近海沉没，280 人遇难。国务院给予交通部长黄镇东、山东省长李春亭行政警告处分。还有一大帮人被撤职甚至追究刑责。以这个事故为标志，我国开始进入有事故必问责的阶段。根据“属地原则”，只要出了事，当地政府或多或少负有责任，这是跑不脱的。
　　　插一句话题外话，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当年考取了青岛的一家海事学校，毕业后就分配在大舜号上工作。他的家在农村，培养出一个
海员，应该说是挺不错的。可惜工作不到一年，就在那个寒冷冬夜里不幸遇难了。每当谈到事故时，我总会想起他，想起我们当年一起苦背单词、苦攻数理化的日日夜夜。安全事故，对公众而言一个干枯的数字，而对当事家庭而言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婴儿成长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从业者，凝聚着太多的社会付出、家庭付出、个人付出，所以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都是弥足珍贵的。
　　　我靠，本想聊聊蓟县火灾的事，怎么扯到这么远去了。不过，从历史角度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理清楚，更易于理解时事。接着扯吧。在 1998 年至 2008 年在这个阶段上，由于害怕被问责，摘乌纱，有一些地方干部隐瞒事故，或者少报死亡人数。近年来被查出不少，都已见诸报端，我就不再去援引了。最为典型的事件是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７日的广西南丹矿难。井下８１人遇难，县领导勾结矿主进行瞒报，半个月之后才被媒体揭露出来，震惊了全国。
　　　大量存在的“瞒报”、“私了”等现象，还在山西等地形成特殊的利益链条，催生了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即假记者群体。如果说黑心矿主是肉食动物，假记者就是食肉动物身上的虱子。当然假记者也不是一无是处，有一些瞒报案，是假记者勒索矿主未成，一怒而捅出来的。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09顶贴随笔（4）
继续。第三个阶段，是从 2008 年至今。
2008 年是一个“大年”。这一年，一连串地发生了许多大事，深
刻地影响了中国大众的社会生态和社会心态。年初是特大雨雪冰冻灾害，香港照片事件，接着是拉萨“3.14”事件，接着胶济线火车脱轨事件，接着是火炬被阻事件和全球华人的愤怒抗议，接着是惊天地泣鬼神的“5.12”大地震，接着是北京奥运会，接着是三鹿奶粉事件。还有股市崩盘式的暴跌。此外，肇始于 2007 年的华南虎照事件也贯
穿了 2008 年，直到年底审判周正龙而告终。对于正龙、冠希的巨大影响力，无数摄影家自惭形秽。
　　　这一年发生的襄汾县溃坝事故也值得我们铭记。这起事故死亡失踪 280 人，直接导致了孟学农被免去山西省长职务。虽然事件本身令人义愤，但凭心而论，孟的免职实在有点冤。黑心矿主和基层干部勾结起来，隐瞒真相，刚刚到任几个月的新省长，每天收到一堆各类报告，他确实很难一眼看出哪一个报告中提到的小问题背后有个天大的问题。换了别人，也一样。不过，中国要建立责任政府，就必须有人负责。
　　　就孟学农本人而言，他根本不会想去瞒报。参照死亡人数相同的烟台大舜轮事件，若不瞒报，省长最多被行政警告，而瞒报被发现则会免职。瞒报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封堵 280 名死者的家属们的嘴，需要多少经济成本？需要多少工作人员去逐一做工作？封堵这些工作人员的嘴，又需要多少经济成本？假定每名死者还有 20 个远房
亲戚和同学好友，那么就是 5600 人，这些知情者并没有得到经济好处，他们会接触到无处不在的记者、随手可得的网络，你怎么能封住消息？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地方官员在处理事故时，有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发生责任事故，会被追责，可能因此影响仕途官运；如果瞒报，成功了可以避免这种追责，失败了则会被加倍追责，甚至追究刑责。此外，瞒报还要支付封口费的。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上网人群的急剧扩大，2000 年以来，瞒报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被揭发的概率越来越大，封口费等瞒报成本也越来越高，瞒报变得越来越不划算，地方官员利益计算的天平越来越向“不瞒报”倾斜。虽然量变积累是一个过程，但我倾向于以襄汾事件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和分水岭。襄汾事件之后，“不瞒报”实际上已经成为地方官员们普遍的、理性的选择。
　　　那么，是不是 2008 年以来就不存在瞒报了呢？也不是。在两个情况下会出现瞒报：
　　　一是老板的原因。一些地区对企业尤其是私营小企业的处罚比较严厉。比如有的地方规定，凡是出了事故的小矿就要彻底关闭。这种情况下，对矿主而言，上报事故，则必死；瞒报事故，成功率再低，起码还有一线生机。许多矿主办矿的本钱是借高利贷，如果关了矿，他一辈子翻不过身来，弄不好还有生命危险呢。我估计襄汾事件中，老板就是出于这种选择，他发现死的太多，责任太大，自己倾家荡产也无法承担这个后果。现在，这种情况仍有不少，所以官员们一到现场，就把眼睁得比驴眼都大，指着老板的鼻子：“兄弟，你可不要害我啊！”生怕被老板蒙了，自己无辜丢官。
　　　二是考核的原因。在我国，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年度考核中，有关于全年事故死亡总人数之类的考核指标，还要一票否决。所以，
当完不成指标时，下级政府往往会缩小数字，这跟计划生育考核的情 况如出一辙。请注意，这种瞒报是在小事故上做手脚，比如死亡一人 的交通事故，每天都会发生，没有媒体关注，也不用每事上报，到年 底向上级政府报一个总数就行了。有些地方政府就把这个数字缩点水。他们绝不会在那些媒体聚焦、社会关注的重特大事故上做手脚，那是 找死。所以，我高度鄙视那些所谓的“为民请命”的公知，一出大事 故就蹦出来指责政府隐瞒真相，实则是利用死者鲜血引来的社会聚焦，为自己沽名钓誉。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摸到门道，骂人都骂不到点子上。
今天写到这里吧，洗洗睡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11顶贴随笔（5）
　　　靠，这两天忙乎啊，抽个空接着码字。把安全事故中的政府责任的历史简单地回顾一下，就不难分析 6 月 30 日蓟县莱德商厦这起事故了。
　　　一方面，蓟县地处京津近郊，国务院眼皮子底下，事发地点又在县城繁华地段，而非边远山区的荒无人烟之所。众目睽睽下，网络监督下，想长期瞒报死亡人数在技术上讲是不可行的，干这一票，风险远远大于收益。所以，政府在主观上不会选择瞒报。另一方面，火灾不同于矿难。矿难现场深埋千米的地下，有时还会被地下水淹没，几个月都清理不出来。而火灾发生后，现场可以迅速清查，死伤很容易搞清楚。所以政府客观上也不太可能出现漏报。
我判断，蓟县政府准确公布伤亡数字的概率在 99%以上。
　　　我感到，中国当前的社会舆论有些问题。每当发生了事故，网上就是民意汹汹，直指政府。我不否认政府的毛病不少，但你骂人总要骂到点子上吧。政府公布的事故伤亡是否有造假，公众应该像当年“华南虎照”那样，用自己的脑袋客观分析，冷静判断，而不是仅凭情绪、凭好恶去判断。天津警方对网上造谣者进行处理，有很必要的。
　　　想起了十几年前的一件事。我在二十来岁的时候，曾经当过几年记者。（呵呵，露底了。）当时，记得我刚买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当时没有宽带，要把电话线插在电脑上再拔号 168 上网，有时要拨几次才能连上。网速慢得要死，打开一张图片要等几分钟，有时等了五分钟才显示出美女的头和肩，我等着往下看，网页却卡住了，气死。就在这种恶劣的上网条件下，我居然以惊人的恒心和毅力收藏了几个 G的美女图片……扯远了，总之，如我在前贴中所言，在当时那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网络还不普及，群众监督手段还有限，瞒报现象还比较普遍。恰好这时，发生了一起沉船事故，官方公布了伤亡人数，但民间有传言说官方瞒报。死者都是乘船赶集的农民，来自沿江几个村庄。我通过打电话、找关系，设法搞到了各村的死亡人数，加起来，确实超过了官方公布的数字。
　　　看起来，情况确凿，瞒报无疑。我来自下岗职工家庭，有着朴素 阶段感情，加上刚大学毕业，是个热血青年，一看见当官的就不顺眼。 我立即决定给他们曝光。但我的领导认为必须逐个找到死者家属核实，整理出死者名单，才能报道。于是我出发了。真他妈的不巧，驱车几 百里到了事发地，正值江上起大雾，能见度只有几十米。这种情况下
很容易撞船或者触礁，按规定要停航的，但实际上除了国营大船之外没人有遵守安全规定（直到现在也差不多）。我花三百元租了一条烧柴油的小船，一开突突突冒黑烟，冒着危险航行在雾江上，去替天行道、为民请命。我见村就靠岸，上岸就问人，进家入户核实，忙乎了一天，最后的结论竟然是：官方公布数字准确！
　　　原来，我电话调查到的那些数字是对的，但有重复计算。比如李家村死 2 人，张家村死 5 人，加起来是 7 人。但实际上，农村有自然村和行政村之分，一个行政村往往包括几个自然村。李家村是自然村，它的另一个名字是“张家村四组”，所以张家村的死亡人数里包括了李家村的那两个人。
　　　由于租私人小船没有发票，船老大用烟盒给我打了张收条，回来以后，单位会计说我的财务凭证不规范，不给报销。我忙活了一通，没有挣到稿费不说，还倒贴了三百元。仅管如此，我还是颇有收获，就是对自己一些固有的观点的触动。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11顶贴随笔（6）
　　　有网友曾经指责我是个“五毛”，专为政府辨护。事实上，我由于来自社会下层，步入社会之初曾经是一个激进的批判者。十几年来，由于经历的事情多了，心态才慢慢成熟。在工作和生活中，我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信条——不相信任何说教，不站在左边或者右边的任何固化立场，就事论事地探究事情的是非曲直，根据自己尽可能掌握到的事实、用自己的脑袋做出合乎逻辑的判断。
　　　去年我在海外时，国内发生了温甬铁路事故。为这个事，我多次跟老外发生争吵。当时我的判断是，中国政府和铁路部门没有隐瞒死亡人数——既没有主观动机，也没有客观可能。如果给铁路部在这起事故中的表现打分，肯定是不及格，但他们确实没有试图向公众隐瞒死伤人数。核实死亡名单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让我们对照一下温甬高铁事故和挪威于特岛枪击爆炸事件，温甬事故比于特岛事件晚发生了一天，却早于它一天公布了死伤名单。但全世界都在指责中国政府“迟迟不公布名单”，意在隐瞒真相，却没有人去指责挪威政府。
　　　关于这起事故，我认真研究过，在这里不想多论。我只想强调一句：中国现在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对于突发事件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处理突发事故，真的很复杂。复杂性表现在：铁路部门全力发展高铁，既有为国争光、为民建设的因素，又有部门利益、个人利益的因素；高铁发生事故既有客观因素（欧美铁路事故发生率不低于中国），又有主观人为的管理因素；媒体特别是海外媒体的批评，既有怀着良好出发点的舆论监督，也有怀着意识形态偏见的恶语攻击。这些因素搅在一起，局面就非常难以应付。再加上铁老大的机制僵化一些，作风霸道一些，新闻发言人弱智一些，结果应急工作搞得一团糟。
　　　在这些突发事件中，最令我担忧的，还不是政府应对，是我国的舆论质量。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对政府的舆论监督是必须的。总体而言，当前中国，这种监督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不是太强了，而是
太弱，需要进一步拓宽和加强。但舆论有一个质量高下的问题，舆论监督应该是理性的、建设性的、负责任的，而不是主观化的、情绪化的、不负责任的、跟风起哄的。
　　　想呼悠舆论的家伙是很多的。“华南虎照”事件中的陕西林业部门，和蓟县火灾事件等一系列突发事件中猛烈批评政府的某些“民意代表”，虽然两者根本不是一个阵营的，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社会公众当成了不长脑袋的傻 X，当成了可以轻易地被愚弄、被鼓动、被利用的“群氓”。
　　　不幸的是，我们的舆论经常表现为非理性、情绪化的倾向。仍然以温甬铁路的那起事故为例，火车撞得稀烂，一片狼藉，要搞清到底是哪个小部件出了毛病，调查取证和论证确实需要时间。事故发生几个月后，网络舆论甚至一些名人又开始发难，指责政府迟迟不公布调查结果，“愧对亡灵”。像这类特大事故，在西方发达国家，调查工作往往需要连续搞几年，个别事故甚至十几年都调查不完，但中国精英们从来不指责西方国家“愧对亡灵”，反而赞颂那是对亡灵高度负责的精神。
　　　在国内外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技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为了能够不“愧对亡灵”，政府于年底（12 月 28 日）公布了事故调查报告。
我个人严重不赞同这种社会舆论，更不赞同这种工作作法。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11
顶贴随笔（7）
我个人认为，当前中国舆论（以及海外涉华舆论）的质量非常不
高。突出问题是仍然存在文革思维，没有“实事求是”。文革思维，不仅存在于论坛、微博等网络舆论，还存在于官方媒体的舆论，还存在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舆论。
　　　文革思维的特征是什么呢？文革中曾广泛流传的一句话，“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据说这还是最高指示。我认为，这句话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文革思维的两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以人划界。如果你是一个警察，街上有一个人打了另一个人，请你评评理，你肯定首先要问打人者：你为什么要打人？搞清打人原因，然后判断谁对谁不对。而文革思维者不是这样做的。他们要先来判定，两个当事人中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给人往脑门上先贴上“好”“坏”的标签，然后再来评理。他们对打人行为，不是从“为什么打”来评判，而是从“谁打”、“谁被打”来评判。
　　　我不否认，舆论界特别是媒体，应该对权力保持警惕和怀疑。但， “中立”不等于“对立”。对于某些“民意代表”而言，他们一开始就把政府置于“隐瞒真相”的角色之上。在他们面前，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不说话，被舆论指责为隐瞒真相；二，说话，被舆论指责为说假话并隐瞒真相。在这种情况下，铁道部的王勇平被逼出来一句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讲话水平实在是不高，但也确实有他的苦衷。
　　　我曾仔细分析过王勇平这句名言。“不管你信不信”——这对啊，公众和媒体有信的权力，也有不信的权力，王勇平确实管不着，他也
不该管。“反正我信了”——这也对啊，王勇平是新闻发言人，对自己发布的新闻当然要信了，如果连你自己都不信，那还发布个屁啊。可见，这句话虽遭到全国口诛笔伐，但它实际上是一句大实话，在本意上没有太大毛病。只不过勇平兄情绪一激动，表述方法上出了问题。恰当的表述方法应该是：“我真诚地相信自己发布的新闻是真实的，同时我也真诚地尊重各位记者提出质疑和进一步调查的权力。”勇平兄，希望你在波兰好好研究一下措词，都是一样的意思，你换个说法，就不至于挨骂了哈。
　　　现在许多西方媒体，特别是右翼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实际上也是这种文革思维。他们先按自己的标准，给世界各国贴上“民主”、 “专制”的标签，然后因国划界，不顾事实真相。因为我“民主”，你不“民主”，所以我骂你是天经地义的，什么脏水都可以肆意往你身上泼，骂错了也无需任何道歉。中国的一些“精英”也跟着骂。中国被骂习惯了，韬光养晦，也很少去正面回应，结果是西方某些媒体越骂越欢，越骂就肆无忌惮和不顾事实。比如乌鲁木齐的事件，上百名无辜的群众倒在血泊中，西方媒体远隔千里，却在第一时间一口认定：中国镇压！而对暴徒的暴行只字不提。
　　　我有一次实在忍无可忍了，在国外拍了桌子：“我们国家到底做 到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让你们想怎么骂就怎么骂？就算是东条英机，也总要在法庭上一条一条地拿出证据和证人再把他绞死吧！你们那些 报道和评论，到底有什么证据？你们去过中国几次？”2008 年 4 月， 世界各地华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可能也是我这种心态，实在忍无可
忍了。中国毛病的确不少，不是不许别人骂，但你总要尊重事实，骂人骂到点子上。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13顶贴随笔（8）
　　　据说路遥、王小波之类的作家，都是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不管昼夜，不眠不休，进行自虐式的写作。（后来他俩都累得英年呜呼了）。可见写东西这件事情，最好是一气呵成。如果手头上还有许多繁杂事务，时不时地要停下来几天，当你继续再往下写时，就像跟女友 XXOO一半时跑出去接了两个电话，再回来时感觉全无。
我现在正处在这种状态中。我上个贴写到哪里了？
　　　关于“因人划界”，有必要再多讲几句。我把它称为文革思维的第一个特征。但实际上，这个思维在中国源远流长，不是到了文革才有的。阿 Q 与村人争论，一恼了，就会直接来一句：“你算什么东西！”好，有这么一句，话题就从具体问题争论就转到人身攻击上去了。这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政界人物的习惯思维。本来要证明这个人的某个观点、某句话、某件事是错的，偏偏要跳出具体问题直接证明这个人是一个王八蛋。即然他是王八蛋，他的所言所行就无须理会、不攻自破了。
　　　就具体操作层面而言，我们常见的，一是查查他在解放前被捕过没有，出狱时写过自白书没有，然后定成个叛徒内奸；二是查查他在经济上有没有问题，在生活作风上有没有问题，然后定成经济腐化、道德败坏。把人都打倒了，他的观点、主张、言论和作法自然也就一
风吹了。
　　　其实，国家和社会管理活动，本身就是由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组成的。就某一个具体问题而言，不管它是天子说的也罢，圣人说的也罢，草民说的也罢，王八蛋说的也罢，我希望，人们实事求是、就事论事地去研究这个问题本身，而不要拉扯到其它——这种思想定力，乃是一个社会的政治文明之表现。但是，很可惜，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民意精英”，在许多时候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这个人吧，总喜欢独立思考，跟领导提出点不同意见来，还真的以为领导会像传说中的那样闻过则喜从善如流。实际上，许多领导
（当然也不是全部），想法跟我有所不同。在他们看来，你说的对不对并不重要，这是技术性问题；而你是否跟他保持一致，（一起对或者一起错），这才重要，这是政治态度问题。有一次，一个领导跟我聊天，谈到了某个人。领导说：“这个人不行！”我问：“为什么不行？”领导说：“他前几年反对过我。”我又问：“为了什么事？您的意见是什么，他的不同意见是什么？”领导想了半天，说：“时间长了，记不得了。”我狂晕。在我看来，意见内容才是重要的，而领导不记得你说了什么，却清楚记得你说的跟他不一样！
　　　我曾经痛定思痛，为了适应环境而更好地生存下去，决心把自己的脑袋改造成一个 U 盘，每当换了新领导，我就把脑袋格式化一下，内存变成空白，好无条件、无抵触地存放领导的思想。但是很可惜，我天生是个爱思考的家伙，对每件事都有自己原创的一番理解和一套
观点。想彻底改变自己是不可能的，我完了。
　　　越扯越不挨边了。我的意思是说，这种因人划界的思维是广泛存在的。在人之间、国之间都一样，处于领导地位的人或者国家更容易如此。比如美国，它对中国的指责不能说全无道理，但许多指责确实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因人划界，用一句外交辞令说，就是双重标准。我们的国内舆论和网络舆论质量不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思维在作崇，先贴个标签，再按标签划界。
接着往下聊，文革思维的第二个特征是“非黑即白”。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16
顶贴随笔（9）
　　　文革思维的另一个特征是“非黑即白”。我们继续以前面的那个例子来探讨。
　　　“好人打坏人，活该……”这种思维方式，存在两个毛病。第一个毛病，就是以“谁打谁”而不是以“为什么打”来判断是不是“活该”。这个弄法就是“因人划界”，前面已讲了。第二个毛病，就是试图把人先分成“好人”、“坏人”。但凡是人，皆有两面，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事情上，表现又不一样。人皆可为圣贤，同时每一个人心里也都藏着魔鬼。抽象的、绝对的“好人”、“坏人”，实质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因人划界”问题是一个逻辑错误，而“非黑即白”问题就更为严重，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在当今诸多社会热点事件中，在外媒和网络舆论的角度看，基层
官员似乎十恶不赦，他们欺下瞒上、草菅人命、勾结奸商、嫖宿幼女、强征强拆，天下人人得而诛之。但，官员不应该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网友兄弟们即使自己身在体制之外，总也应该有几个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亲友或者同学，大家实事求是地评论一下，这些具体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官”）是不是都是丧尽天良、没有人性？
　　　我曾亲历过许多突发事件的调查处理，实际调查下来，结果往往与一边倒的网上舆论大相径庭。一件事情的由来，有诸多复杂的原因。当事各方也有各自不同的诉求。其诉求，有表面诉求，也有背后诉求。有的事合理不合法，有的事合法不合理，绝大多数事情既有合理性又有不合理性，只是比重不同而已。官员们、群众们、老板们，也包括记者们，都有其合理诉求，也都有其见不得光的弯弯绕绕。大众舆论把某个群体、某个阶层脸谱化，这比较省事，但并不符合客观事实。
　　　从国际舆论上来讲，由于苏东剧变以后，西方社会制度在国际上确立了主导地位，甚至敢于断言以自己的这套制度来实现人类“历史的终结”，所以任何异己的思想和制度都被妖魔化了。在这种“非黑即白”的国际舆论之下，中国被全面抹黑了，有关于中国的一切新闻，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都被西方舆论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了解读，然后通过各种途径贩运回中国来。
　　　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从官方到民间，都在力图摆脱意识形态，以小平提倡的“实事求是”来看待世界、认识自身。而西方人特别是西方媒体，反倒是更喜欢从意识形态出发上纲上线。不可否认，1945 年至 1992 年的冷战历史已证明，至少在当时那个发展阶段
上，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制度更优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制度。但这并不能推论出西方制度一切都是更优的、苏联（包括中国）制度一切都是坏的；更不能证明在任何历史阶段、任何客观条件下，西方制度会方方面面都更优、永远更优。更何况中国不同于苏联。
　　　越扯越玄空了，连自己都觉得没劲。好，聊点具体的，我对近期发生的什邡事件的个人看法。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16顶贴随笔（10）
　　　关于四川什邡这次事件，国内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做了报道，网上也有大量讨论贴。世界各国相比较而言，我们中国的特点是“大政府、小社会”，即政府相对强势、民众相对弱势，前几年不断发生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发展而不顾民众意愿的矛盾冲突。此前，国内曾经发生过厦门市民、大连市民反对 PX 化工项目事件，最后都得到了市民基本满意的结果。民众通过公开表达利益拆求，对政府提出不同意见，从而参与公共决策，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对这事件中网络舆论对地方政府“一边倒”的批评责难，我有几点不同看法。
其一，我不赞同“逢化必反”的盲目态度。
　　　化工生产，一般来讲都具有一定危险性。就算是普通的化肥厂，如果氨气泄露了，那也不得了。1984 年，印度博帕尔的一家美国公司发生氰化物泄漏，当场造成 2.5 万人死亡，还有几十万人间接致死和残废。这起事故之后，化工厂在全世界臭了名声，化工项目经常遭到
居民反对。这是世界潮流，不独中国人如此。
　　　关于博帕尔事故，有必要顺便提一句。每当中国出现事故时，美国媒体总在强烈批判中国劳工之人权缺失，并深挖事故背后的体制原因。在印度，酿成如此旷世大祸，美国公司老板竟安然回国，逍遥法外。据网上报道，直到事发 26 年之后的 2010 年，印度一家地方法院才作出判决，该公司七名印度籍高管（其中有人已幸去世）被裁定玩忽职守，面临最高两年的有期徒刑。我不知道中国网络舆论对此做何评价。以非黑即白因人划界的观点来看，既然美国和印度都是伟大的 “民主”国家，那么这场漫长的调查和审判，充分显示了当事两国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尊重程序的法治精神、敬畏生命的人文情怀，法治昭昭，人权彰彰，确实令我们汗颜。
　　　扯远了。仅管化工项目如此危险，但不能因噎而废食。如果有危险就不能上，人人反对，那化工企业置于何地呢？实际上，虽然发达国家高度重视环境，美国、德国、日本、法国仍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化工生产国，巴斯夫、杜邦、拜耳仍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化工巨头。如果人们逢化必反，那这些化工巨头是怎么发展出来的？所以，化工项目不是不能上，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离不开强大的化学工业。关键是要研究如何上才能趋利避害、安全环保。往更大里说，任何人类活动都或多或少地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一味地追求原始、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即没必要，也不可能。追求环境质量的可控、有利足矣。
　　　就具体社会发展阶段而言，要从实际出发，把自然环境对污染的容量、大众对污染的容忍、经济条件对治污成本的承受能力通盘考虑。
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要求太高的污染治理投入，客观上是根本不可能的。英美等先发国家，日本等后发国家，都走了这样一段路，以致于六七十年代日本污染极为严重，酿成了许多著名环境事件，如“水俣病”。虽然我国一再强调，中国要避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大家如果仔细琢磨，会发现，这条老路有个隐性假设：就是你通过先污染，实现了发展目标，把经济和社会管理都搞上去了，然后才能有钱、有能力完成后面的治理。从逻辑上讲，也不能排除更糟的情况发生：一，污染了，却没有实现发展，无钱治理；二，污染了，然后花出大钱来治理，却治理失败。实际上，许多发展中国家还真的就是这么惨。
　　　请同胞们不要再去鄙视、再去批判“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了，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污染得差不多了，许多地区的污染程度比欧美日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从理论上有一条理想化的新路可以走，但从实践来看，我们已经无法绕开这条老路，因为已经走了一半了。当务之急，是集中力量去探讨下一步如何去治理的问题。如果能把这条老路走通，就谢天谢地了。我这样说，很残酷，很不中听，你可以骂我，但事实就是这样。
　　　具体到什邡的问题。当地群众曾打出横幅，如“保卫美好家园”之类。我想来探讨一下，这个遍布着小化工厂的家园，真是所谓的“美好”吗？它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18转一下：
天津蓟县火灾调查:卡车运 300 具尸体说法系虚构 http://news.sina.com.cn/c/2012-07-17/223824791924.shtml
　　　解说：既然网上流传的信息和事实都不相符，那么网上流传的在这次火灾中死亡 300 多人的数字又是怎么得来的呢？经过公安部门的调查发现，是因为一个网名为 DEKG 的网民发贴称，他自称武警战士，接到上级命令运送莱德商厦火灾中遇难者的遗体到火化场火化，现场共五辆卡车，据他目测大约有 300 多具尸体，因为他发贴时间较早，在加上自称是现场执行任务的武警身份，让网民深信不疑，据当地公安机关介绍，他的帖子发出后，被其他网友迅速转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记者：你发了什么样的内容？
　　　刘某：大概内容就是我是一名武警官兵，用 5 辆卡车拉走 300 多名死尸送往火葬场，大概内容。
记者：你是武警吗？
刘某：我不是，我就是安窗户的。记者：着火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刘某：没有，我到都不认识这个地点。记者：你没有看到。
刘某：没有，都没有，都是瞎听，我确实也是瞎写。记者：你当时为什么写这些呢？
刘某：听的，听周边人瞎说的，老百姓啥的，他一句他一句，他
们也是瞎传谣的，完了我这也是一点法律不懂，也没意识到，本身六年级水平，瞎写的就。
　　　解说：据这个自称是武警战士的网民说，当时他正在玩电脑游戏，在游戏的过程中一家网站的新闻网页上弹出一条信息说，天津市蓟县的莱德商厦发生的火灾，他就编造了一个现场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的身份评论了这条新闻，实际上经警察调查，这个网名为 DEKG 的网名姓刘，今年 23 岁，是蓟县桑梓镇人。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19顶贴随笔（11）
　　　什邡市是四川省德阳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我对中国酒业发展很感兴趣，很早以前就关注过这个地方。后来汶川地震期间曾亲身去过这个地方。对它并不陌生。
　　　从先秦到两汉，对周边小民族聚居地的地名，如果征服下来设置了郡县，往往叫“道”，如营道、狄道、严道之类；如果没有征服下来，往往叫“方”，如鬼方、虎方之类。（我自己看资料时直觉如此，没有去仔细考证。）资料显示，什邡在先秦称为“汁方”、“十方”，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方国地名。历史挺悠久。这个县，东部是肥沃的成都平原，西部是高耸的龙门山系，距成都、德阳等中心城市很近，自然和区位条件都非常优越。改革开放以后，什邡工业发展很快，跻身西部经济强县。
什邡与另一个地震重灾区绵竹连成一片。两个县级市的经济结构
极相似。西部高耸的龙门山有丰富矿石，以磷矿居多。所以，两市都发展了化工。此外，由于地处川西坝子的农业区，两市的食品工业也很发达。“食品——化工”，相互很不和谐的两个支柱产业。食品工业方面，有蓝剑啤酒（在什邡，已被华润并购）、剑南春（绵竹），还有一个卷烟厂（在什邡）。化工方面，有宏达等大企业，也有一批小企业。2008 年地震时，什邡许多化工厂垮了，酿成了不少险情。当时有一个著名抢险地点叫“穿心店”，就是一个化工厂区，业主正是这次钼铜项目的老板宏达。随便多说一句，汶川地震中，许多重大险情的地名值得注意，什邡“穿心店”，汶川“彻底关”，绵竹“一把刀”之类。可见地名这东西也有讲究，凶气戾气太重的，最好不要到那里投资置业。
　　　这次事件中，部分民众打出了“保卫美好家园”的口号。家园是无价的，应该珍惜和保卫，这个谁都不会有异议。问题在于，什邡这个家园，是不是本来非常“美好”，而新上一个钼铜项目就会变得不 “美好”？我亲到该市时有许多见闻，但我很懒，不想细写了，在网上搜了一条 2008 年中国经济时报的旧新闻，摘几段如下：
　　　《躲过地震，难逃污染，什邡化工厂生产出癌症村》……石亭江这条水量不大的河，在蓥华镇接纳了上游金河、中河与八角河，也接纳这三条河里产自红白、金花、八角、蓥华数镇大小化工厂的污水。这条早已变色的河，又从广济、洛水、灵杰、玉泉、新市等化工厂集中的乡镇流过，途经双盛镇，在这个镇子里再次承接了三十余家化工厂的污水，并继续承接下游各个乡镇化工厂排泄的污水前行……
　　　……亭江村，不幸被这条污毒之河和数十家化工厂包围，自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各大小化工厂在此设厂投产以来，该村因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血液系统、皮肤系统、内脏系统癌症等各类癌症致死者已高达五六十人……
　　　……该村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杨佳时，许多媒体也不愿多花笔墨提到：他的母亲便是在三年前因患口腔癌而喝下农药自尽的。记者坐着车，绕着化工厂区域环行，三高生化、宏伟化工、盛江化工、新三磷化工、川恒化工、鸿源化工、什邡冶化、齐心化工厂、什邡磷化工、川西磷业、跃成磷化工有限公司、顺城化工、蓝剑磷化工、茂源磷酸厂、方亭福利化工厂、吉达化工等二十余家化工厂密密麻麻地占据了河沿地带……
　　　因为我去过那里，故在此作证：此报道基本属实。什邡的问题是什么，解决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23 @山猪 20072012-07-23
　　　出路在用规范的大化工项目替代遍地开花的小化工厂，提高产业层次！所以什邡事件本质是各方利益博弈，不是什么环保事件！
LZ 更新吧，我等急了。。。。
基本同意山猪兄高见。不过一些具体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这几天没有更新，原因一是太忙；二是在调查和了解。我不了解事发当地的实际情况，所以请几个朋友帮助了解一下，他们四川德阳
一带有生意，有社会关系。我很想知道当地人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虽然在贴子里不一定提及，但我想自己心中有个数……呵呵。
今天更新，开写！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23作者：黑黑的大猪回复日期：2012-07-23
山猪 20072012-07-23
不是一个人啊，抱歉，眼拙！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23顶贴随笔（11）
　　　就什邡事件问题，近期通过多个侧面关系，进行了一些了解。我们接着聊。
　　　从什邡现实情况来看，由于发展化工产业所造成的污染是相当严重的，什邡人（尤其是化工园区附近的居民）深受其害。眼前这些既已形成的污染，并非钼铜项目造成的。即使钼铜项目永远不上马，什邡人也不会因此而远离污染。他们仍然面临着既成的污染问题，这不容回避，必须解决。
　　　从什邡的现实情况的另一个角度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化工、建材等工业带动的经济繁荣，也使什邡人在收入、就业、基础设施、公共投入等方面受益。什邡经济实力高居西部前列，财政实力和公共投入远远高于四川一般市县。什邡人的富裕程度明显高于四川一般市县，老百姓日子比较殷实。我国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的背井离乡
外出打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现象，你在什邡很少看见。我曾经到过川东的一个县，一个老师指着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对我说，这个孩子的父母生下她就到广东打工去了，孩子都十岁了，父母从来没有回来过。话说到这里，那个女孩的眼泪就开始一对一对地往下掉。这个情景我至今记得。特别是我驻新加坡的一段时间里，对儿子的想念使我有了切身体会，更加理解到中国这一代人的痛苦与无奈。经济落后地区十室九空的打工生活，有多少亲子离别的痛苦，外人是很难理解和体会的。
　　　我认为对什邡的现实情况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才能比较客观而不偏执。现在的中国人，经常对发展中的问题义愤填膺，在批评问题的同时否定了发展本身。但如果让他退回 30 年前去生活，他打死都不愿意。发展可能带来诸多问题，引发不满甚至群体事件，但不发展是最大的问题。说的再刻薄一点，你总要先吃饱了，才有力气上街去游行示威。
　　　什邡是中国主要磷矿区之一，其他化工原料也很丰富。无论是从资源禀赋来看，还是从产业基础来看，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化工及相关产业都必将是什邡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这是客观实际，搞“全行业退出”是不现实的。尽快解决小化工污染问题，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是什邡人面临的一大课题。大方向，当然是“关停并转”和改造升级。我没有实地调查，凭经验分析，这项工作的阻力至少有三个。
第一个阻力来自政府。GDP 会受影响。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小化
工厂构成当地财政的重要一块，如果失去这一块，政府运转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力可能受到影响。第二个阻力来自就业。小化工厂解决了当地许多人的就业，如果关停，势必影响这部分人的生计。还会影响到上下游产业以及服务业的就业和生计。第三个阻力来自老板。从常理分析，距离省会这么近的地方，如果这么多的企业都是无证无照、集中连片长期非法生产，早就被执法部门端掉了。这些小化工厂中，绝大部分应该是有营业执照和生产许可的。虽然它们在环保方面可能不达标，但从法律上讲是合法企业。政府如果要关闭之，想一分钱不掏是不行的，财政上肯定要准备一大笔钱，才能摆平这些老板和股东。
　　　我相信，随着社会发展，民众对于环境污染的“容忍度”越来越低。若什邡这些小化工厂继续存在下去，早晚也会影响社会稳定的。钼铜项目的上马，也许是解决税收困难、就业困难和关闭小厂成本三大矛盾的出路。换言之，什邡市有可能借助钼铜项目，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型。若没有钼铜项目这个外力，什邡应该也可以逐步实现产业升级，但公众必须多忍受这些污染严重的小化工厂若干年。
　　　关于钼铜项目的环境风险问题、事件现场处置问题、政府“叫停”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化工项目周边居民的环境风险补偿问题，我将逐一探讨。
序号应为（12）。报歉。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24顶贴随笔（13）
　　　对于什邡这个项目会不会造成传说中的环境灾难，我自己没有研究过，政府的环评也没有公布过，所以不敢妄断。但我至少有以下几个感觉。
　　　第一个感觉，什邡钼铜项目的应该是符合中国现实需要的，也是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
　　　地球人都知道化工有危险，但作为一个大国，化工产业必须发展。美德日都是世界化工大国。中国虽然化工产值与美国持平，但集中于化肥、纯碱、烧碱、硫酸之类的低端产品，工艺水平低，污染比较重。一些重要产品，比如乙烯，中国去年产量达到 1500 万吨，但只屈居世界第二，与美国产量上的差距仍然很大。对中国来讲，化工产业，从来就不存在“要不要发展”的问题，中国发展化工的现实需要比美国更为迫切，发展方向就是规模更大、技术更高、布局更集中，通过产业升级来改变当前小、散、乱、污的问题。
　　　第二个感觉，像这种投资过 100 亿的项目，安评、环评都是比较严格规范的，而且审批层次较高。从社会对危险源的控制的角度来讲，这个项目在环保上不敢说百分之百靠谱，但至少比当地那些业已存在多年的、遍地开花的小化工更为靠谱一些。
　　　第三个感觉，业主宏达公司应该是比较负责的。宏达公司的董事长叫刘沧龙，实际控制人应该是刘沧龙和刘汉兄弟。这兄弟俩个在业
界很有名。刘汉曾捐建希望小学，在汶川地震中屹立而不倒，被网民称为“最牛的希望小学”。什邡这个项目，在没有被人抗议搅黄之前，肯定是各地争相吸引的重大投资项目。落户什邡，是因为什邡是宏达的发源地，也是宏达老板的家乡。从常理上讲，一个人，到自己家乡投资办厂，会比外来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当地舆论更在意一些，刘氏兄弟不至于想把自己的家乡污染得不能住人，这样怎么向亲朋故友交待。化工项目对于环境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设备措施和技术手段到位，是可控的。
　　　综上，我的感觉是，什邡这个项目肯定有一定的环境影响，但不会像抗议者和网上某些“民意代表”所说的那样恐怖。
　　　一些产业，特别是化工厂、核电站之类，确实存在相对较大的环境影响。即使技术到位，设施先进，谁也难保万无一失。比如日本核电站被海啸给打坏了，福岛居民流离失所。退一万步说，你把核电站建在绝对没地震、没海啸的地方，使用绝对安全的设施，万一哪天一颗陨石正好砸在核反应堆上怎么办呢？这个概率很小，但不是没有。所以，天下没有万无一失的事情。不同产业对于环境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就当地居民而言，都倾向于发展安全环保的产业，比如软件业、旅游业。我们也应该设身处地为什邡人想想：如果在我家旁边修这么一个大化工，让我每天早上一推开窗就看见，我肯定会很不爽。中国确实需要化工厂，不过，为什么要修在我的家门口，而不去修在你的家门口呢？
我认为，大家有必要探讨一下产业的环境影响补偿问题。补偿范
围，界定在产业环境影响地域范围之内的居民；补偿方式包括就业定向倾斜、税收定向使用，等等。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25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25顶贴随笔（14）
关于产业的环境影响补偿机制，目前正在形成之中。
　　　在建国之初，我国没有这个机制。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占有全部资源，对资源进行无偿调拨。所以，产业（或者说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并没有纳入决策者的视野之内。典型的例子是：林业。中央直属和省属林业局都是厅级或县级机构，它们设在某县境内，但不归地方管辖，占有最优质的资源，每年砍伐大量原木外运，当地居民承受环境改变之苦，却得不到任何补偿（除了招工）。
　　　同理，长期以来，煤矿采空区的居民、水电站淹没区的居民、化工厂排污口下游的居民、跨流域调水工程影响范围内的居民，都没有得到相应补偿。中国根本没这个政策。
　　　这种情况，从 1949 年一直延续到 2000 年以后。我曾经考察过一个大型电站的库区。那里的居民由于河谷良田被水库淹没，只有“就地后靠”到陡峭的山坡上。由于蓄水后的地质灾害影响，山坡下滑，新建房屋开裂成为危房。同时，由于良田被淹，口粮不足，有的居民甚至被迫定期去卖血，买粮食吃。然后，在电站发电厂内部，空旷的大厅内冷气充足，地板光洁如镜，几个电厂职工坐在自动化车间里，
通过电脑控制发电机。电厂职工的月工资接近八千元，领导更是拿着几十万的年薪。同样是为建设电站作贡献，当地居民的贡献肯定更大。他们承受着自然条件的改变，献出了千百年来祖祖辈辈赖以生计的农田，却没有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好处。他们与电厂职工朝夕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心理是很难平衡的。这样下去，社会是很难和谐的。
　　　人的利益，归根到底需要自己去争取和捍卫，靠别人是不行的。 2000 年以后，在一系列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推动下，“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逐步出台。其核心，就是调整利益分配关系，“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但理念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执政理念，需要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跟进和支撑，才能最终落实。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项目，情况都不一样，很具体很复杂。目前来说，一些领域已经出台了一些办法，一些领域正在热火朝天地博弈着呢，所以前面我说“产业的环境影响补偿机制正在形成之中”。
　　　扯远了，具体到什邡市这个项目。必须肯定，项目对于当地居民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影响至少来自三个方面：一，由于居住地附近建设大型化工项目，对心理的影响；二，化工项目对于空气、水的实际影响；三，化工项目万一出现泄露，对周边居民的潜在风险。下面，我试图设计一套政策，如果当地居民同意上马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项目能够作出哪些补偿。
首先要划定补偿范围。就是项目环境影响范围。假定以 10 公里
为半径，影响面积大概有 300 多平方公里，涉及 20 万至 30 万人口。我是胡想的，我认为环保部门和相关机构有能力科学界定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也可以是分层次的，如：核心影响区、一般影响区、轻微影响区等，分别给予不同补偿。
　　　补偿政策包括：一，就业补偿。该项目正式投产后，非专业性岗位中拿出一定比例（如 50%），定向招聘符合条件的本地人。如果符合条件的本地人不足，才能向外招聘。二，税收补偿。当地政府制定该项目所产生税收的使用办法。比如，市财政从该项目的建设、生产中得到的税收，50%定向用于环境影响区内的基础设施、教育投入、社会救济、民生事业等，甚至拿出一部分直接分配给居民。三，国家税收分配中，应该考虑不同行业对当地环境的影响因素。环境影响重的行业，应该提高地税的比重，把更多的钱留给地方，用于环境影响补偿。
　　　其实，在许多大项目的博弈中，当地人都提出过“入股”要求。比如建水电站，有的移民就提出：不要补偿，要以被淹没的土地和房屋作价入股，参与电站的分红。目前，在国家的大项目中，这个要求还没有被接受的先例。在私人老板投资开发的小型水电站中，当地居民以占地补偿费入股的情况还是不少的。我认为这个思路是可行的，目前缺少一套规范的指导性意见。上述作法推而广之，我可否大胆设想，什邡化工项目能否也拿出一定数量干股，配置给环境影响区内的居民，让居民参与分红，共享收益，来弥补居住在化工厂附近的代价。当然，这只是一个设想，要操作，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细化。比如，若化工厂今年大额亏损，就不可能分红了，而居民受到的环境影响并没有因为亏损而减少，那怎么办呢。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25
然后，在电站发电厂内部，空旷的大厅内冷气充足，
“然后”应该为“然而”。抱歉。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30这几天太忙，疏于更新，抱歉。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7-30顶贴随笔（15）
　　　这几天好忙啊。确实没有心思写贴子。回来一看，还有几个兄弟帮着顶，谢谢了哈。先要庆贺一下我们的奥运军团，已经搞到六块金牌了。看奥运会，有中国进步的感动。金牌固然可庆，但国人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更令人感动。中国人，更个性化，更融入国际而非特立独行，更淡定从容。不像二十年前，由于奥运金牌上加挂了太多政治因素，使运动员异化了，成败夸张，进退失据——有点像现在朝鲜运动员的表现。
　　　至于网上有人质疑，诸如“金牌有什么用”之类，我感到中国搞体育也真不容易。中国拿不到金牌，说明国运衰败政府无能，印度拿不到金牌，却说明民主国家不搞形象工程，将财力用之于民。美国拿到金牌，说明民主国家的无比强盛，中国拿到金牌，却说明举国体制浪费人民财富装点门面。我套用上面一段里那句话来评论——由于奥运金牌上加挂了太多政治因素，使某些中国评论家异化了，成败夸张，褒贬失据。我们还是专心享受奥运，让他们说去吧。
　　　前面几个贴子，讲到我对什邡事件的一些思考。由于我写的太慢，跟不上时事热点的转换，事情早就凉透了，可我还没有讲完，对不起。我觉得还有两个问题有必要探讨。
一是关于当地政府是否有权叫停项目的问题。
　　　该项目经省发改委备案获准，环评也通过了国家级评估和审批。根据宏达公司向股民披露的情况，2012 年 7 月 3 日，公司接到市政 府通知，内容为：“你公司举行钼铜项目开工典礼后，我市部分群众 对项目环境影响不了解、不理解，不支持，反应强烈。为维护我市社 会大局稳定，经市政府研究决定，你公司钼铜项目从即日起停止建设。”
　　　近年来，几次化工项目引发抗议，政府往往顺应民意叫停项目，从而在最短时间内平息事态，换来一片叫好。但以往项目，多数在审批论证之中，政府“叫停”，实际上不是叫停别人的项目建设，而是叫停自己的审批程序。这次不同，这次项目已经获批了，其建设具有合法性。我没有去专门咨询当律师的朋友，反正是网上灌水，可以拍砖讨论哈。我个人的直觉是，政府没有权力用一个只有两句话的“通知”来叫停这个项目。如果一定要叫停，应该依法启动行政许可的变更程序，按程序来变更此前的审批决定，并承担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或者，也可以通过法院。
　　　宏达作为本地企业，深谙本地经营之道，并没有对“通知”公开提出异议。但我的思考是，如果这个项目的业主是一家外国企业，在已得到法定审批的情况下，什邡政府能发个通知来叫停吗？如果是那样，这个事件又该如何收场呢？这个问题也值得各级政府工作的领导
们好好思考思考，等到真碰到了再思考就晚啦。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现场处置问题。记得网上有个视频，一个干部在现场叫“谁扔石头就打他”之类的话，原话记不住了，这成了政府“施暴”的证据。现场情况到底是什么样，我没有亲自到场。但关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现场处置问题，我以前曾有过许多亲历亲见，有些体会，愿与兄弟们分享。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8-08顶贴随笔（16）
　　　仍然忙。几乎没看奥运。关于什邡，想说的还没有说完，那厢启东又乱了。又忙了几天，启东都收场了。凭这个写贴速度，“写时评”变成“写史评”了。看来跟上时代的步伐很难啊。
　　　从前几个贴子的分析来看，什邡事件，注定是一个双输乃至多输的结果。其主要责任，当然是地方政府。请注意，前贴中，我为钼铜项目作了辨护，但并没有怎么为政府辨护。正确的发展方向，离不了正确的工作方法和路径选择。否则，好事办好事，最后不一定有好结果。钼铜项目上马，当地政府在前期没有做好、做细群众工作，在事件发生时没有搞好应急处理，为了尽快平息事态又采取了“永远停建”的错误方式。这个处理方法，可谓饮鸩止渴，开了一个恶劣先例，对中国以后发展埋下后患。这不，启东紧接着就闹了。（当然，两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有一些不同。）
　　　宋鲁郑写了一篇《什邡事件看今日中国》，即使被人转发到左倾的天涯，依然被骂得够呛。可见，在群情愤激之际跳出来反弹琵琶，
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所以，写这几个贴子，我一直小心翼翼的。迄今没怎么挨骂，倒不是我论的高明，而是根本无人关注之故。哈哈。仅管如此，我还是尽量不去找骂了，我只想与诸君做一个约定如下：
虽然钼铜项目被宣布不再建设，但客观地说，这个项目是不错的
——既符合中国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向，又符合市场之需要。更重要的是，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出口乏力而内需不振，投资仍是各地保发展的最有效的一根稻草，百亿项目仍然是各地政府趋之若鹜的追逐目标。所以，我个人判断，这个项目死不掉。考虑到什邡事件已闹得满城风雨，臭名昭著，它会停个一年半年，避过风头，然后换个名字，在另一个地方（暂定 A 县）落户开建。这个项目建设周期大约是两到三年，说不定，投产时世界经济正好走出本轮危机，市场正逢其时。这个项目对A 县地方经济的拉动、对当地环境的影响、对当地人的利弊，应该在投产以后两三年就显露无疑了。
　　　我与诸君约定，到那时，绝大部分网友还应该健在，绝大部分痛斥该项目的精英和民意代表还应该健在，绝大部分上街示威的群众还应该健在，特别是那些稚气未脱的中学生更应该健在，而且会比今天更加成熟和理性。那么，让我们抽一个公休假，再去什邡和 A 县考察考察。我们看一看，这个项目到底是好项目还是坏项目，是不是发生如精英们所言的环境灾难，两地民生实惠得失如何，什邡遍地开花的小化工是否得到治理，什邡的“癌症村”问题是否会因为这次声势浩大的群众环保抗议而得到解决。
毕竟，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8-08好事办好事
应为:好心办好事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8-09顶贴随笔（17）
　　　什邡、启东事件中，现场都发生了暴力行为。根据我多年以来的潜心研究的最新成果发现，对立双方之间若发生暴力行为，不外乎两种形式：A，你打我；B，我打你。如果在一次事件中同时观察到 AB 两种形式的出现，可以定义为互殴。我这个研究可不可以申报社会科学成果奖？吼吼，开个玩笑。但，群体性事件现场并不可笑，很可怕。
　　　对于人的个体行为、群体行为以及在群体环境下个体行为的研究，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事情。文革结束以后，就有学者专门对中国式的政 治运动中的暴力行为进行过研究。这玩艺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历 史文化学、法学、管理学、伦理学，是个交叉学科。中国的群体暴力 现场并没有随着文革结束而终止，近 30 年来，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 整，矛盾不断出现，群体性暴力事件仍时有发生，虽然它不像土改、文革中那样血腥惨烈。
　　　我二十来岁那些年（十年前吧），正赶上国企改革三年攻坚。其后，中国已进入了城市拆迁的高潮期。由于当时的职业，我亲临过许多群体事件现场，目睹过多次暴力冲突，甚至亲见过现场维持秩序的公职人员被打死。这些场情，当时令我彻底难眠，至今仍历历如昨。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社会透明度迅速提高，许多事件可以公开讨论。这方面，我想，我有足够的发言权。
　　　一个很不靠谱的主流观点是，国外媒体和国内精英，从体制原因出发来论证，说暴行是因为没有诉求渠道而被迫采取的，具有某种程度的正义性。欧美媒体甚至一致认定乌鲁木齐的暴行也是被压迫民族的正义之举，他妈的！本人没那么高的思辨层次，本人坚持认为，打砸抢烧行为就是犯罪。本人还认为，一般来说，在互殴行为中的先动手者要负更多责任。
　　　根据我观察，99%的群体事件参与者，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没有参与打砸抢，最多充当了围观者。当一个几千人参加的群体事件引发打砸抢时，真相实施犯罪行为的，往往只是几十个人而已。而且，这些人多数不是来表达利益诉求的，是利益无关者，多数是社会闲杂人员和地痞无赖，混迹于看热闹的人流中，混水摸鱼制造乱子。网上名言说，“笑只是一种表情，与心情无关”。套用这句话，打砸抢只是一种犯罪，与社会体制无关，而且多数情况下与利益诉求无关。
　　　什邡事件中，网上有个视频，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在现场大叫“谁扔石头就打他”（原话记不清了），这成了政府“施暴”的证据。在群体事件中，当人群行进时或者与警察对峙时，往往有人在人群后面扔石头、扔瓶子之类。一个拳头大小的石块，拼尽全力抡圆了砸出去，飞二三十米打在人身上，是什么结果？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打在头上，立马就死人；如果打在身上，基本会骨折；如果打在胸腹部，内脏会
破裂的！生命是很脆弱的，人是不经打的。
　　　当年，我作为记者，曾多次亲历这种情况。当时我很年轻，思想有点类似于今天网上的“精英”。当时我的思想出发点，是监督政府，扶助弱者，严防警察打了“手无寸铁”的群众。但实际上，现场先挨打先见红的都是公职人员。
　　　网上兄弟们可能没有亲历经验，没什么感受，很难体会。我当年的感受是，当几块石头呼啸着从头皮上飞过，当生命受到这种不负责任的威胁，我的怒火当时一下子就腾起来。大家都有家庭，大家都有父母，你凭什么躲在人群后面胡乱扔石头要我的命？你的命是命，我的命就不是命吗？说实在的，如果当时让我抓住那些家伙，我发誓一定要把他们往死里打。
　　　什邡事件的处理有一个毛病，就是没把当时现场打砸被拘的人员身份公布出来。我通过在当地的朋友了解了一下，这些人不是来表达利益诉求的群众。许多网络跟贴和批评，对干部“施暴”的指责，很幼稚，很不讲道理和很不负责任。凭什么许他先扔石头打别人，不许别人打他？这是刑事问题，根本不是什么环境污染问题。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8-13作者：天上的小小鸟回复日期：2012-08-13作者：吲达帕胺回复日期：2012-08-08
作者：一叶障目 315 回复日期：2012-08-13
喜见各位老友，别来无恙！
近期一直忙，写东西毫无感觉，可能到九月才略闲一些。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8-21
顶贴随笔（18）
　　　国内的生活很忙。这是一个注定要忙的时代。你的左邻在忙着读硕读博，你的右舍在忙着出国出书，渐渐地，你会被感染，也跟着忙起来。唯有忙才感到心安，如果不忙则说明情况不妙。人这个东西，一辈子应当是朝着一个大目标前进。当你周围的人前进速度加快时，会对你产生压力，你会不自觉地加速。这样，不断加速，加速，再加速，你的注意力逐步转到了速度上，久之，反而把大目标忘个一干二净，为了前进而前进，为了忙碌而忙碌。社会之于个人，用“挟裹”这个词，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我这段时间就是这种状态。早上七点一睁眼，忙到晚上一点才躺下，全天连轴转。我硬挤出时间更新这个贴子，主要目的，是让自己的大脑能在忙碌中下短暂逃逸，想想忙碌以外的事情。一天之中，只有写贴子和上厕所的时候算是清静了。
　　　前面有关突发事件的几个贴子，与网上主流唱反调，竟然没挨骂，真幸运。关于突发事件，还没有聊完，以后的贴子中再聊吧。这个贴子简单聊聊“维护民族文化特性”问题。
　　　我在贴子中曾介绍过新加坡民族政策。后来，在本贴整理稿第 166 节又谈过一些观点。前几天，有一个兄弟提出：“中国维护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特性，做得没有不对啊。”又有一个兄弟反驳说，“要强调共同性，而不是强调差异性。”其实，关于民族政策问题，我曾
跟踪和关注过好几年时间，积累了许多材料，还实地走访过许多民族聚居区。如果要探讨的话，能写很长。本贴整理稿 166 节的后半部分，当时我曾写了许多东西，后来考虑到尺度又删了，许多问题和观点点到为止。可惜没人注意到这个段落，呵呵。
　　　在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基督教）、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四大 文化体系中，中国是唯一拥有主体民族（人口占简单多数的民族）的 文化体系。这个主体民族并非与生俱来，而是许多古民族融合而来。而同样历史条件下，其余三个文化体系的民族融合程度远远低于中国。其原因，我已经分析过。汉字、儒学、伦理型社会、大一统帝国，共 同塑造了我们这样一个民族。所以，我一直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在古 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态中，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一定有许多独到之处 和有效之举，应该研究这些传统经验，结合当前时代，予以继承，而 不是单纯地照搬苏联那一套民族自治政策。
　　　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的主要热点矛盾，由意识形态冲突，转化为民族宗教冲突，借用亨廷顿仁兄的话，就是文明的冲突。自 1992
年以来，民族宗教冲突此起彼伏，闹了 20 年，在一些地方搞得流血漂橹，仍没有看到消停的迹象，弄得全世界政治家们头痛不已。这几天，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又闹起来了，据说造成 40 万人逃难。
　　　造成民族矛盾的原因很复杂，可以列几百条，涉及到历史、宗教、 种族、语言、文化、经济、政治等问题。但我更倾向于跳出具体问题 的探究，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思考民族问题。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 显得我挺有思想高度，二是回避了我对具体问题研读不深不透的短板。
好的，站在云层之上，开侃。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8-21顶贴随笔（19）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问题：世界民族发展的历史潮流的大方向是什么。
　　　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人类曾经分属于不同的小部落、小部族、小民族、小国家。由于距离的作用，人类间变得陌生。唐代长安即有 “昆仑奴”的记载。有史家考证说，“昆仑奴”系南洋黑人而不是非洲黑人。清代康有为第一次看见黑人，仍然极为震惊，完全无法接受这种同类。“其黑人之形状也，铁面银牙，斜额如猪，直视如牛，满胸长毛，手足深黑，蠢若羊豕，望之生畏。”
　　　我在云南丽江的横断山区旅行时发现，这些地区山谷如切，河道飞悬，有的相邻的纳西族村庄，相隔数百米，中间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深沟。纳西族来源于从河湟地区南下的古羌人，历史上应该是说同种语言的游牧部落。但定居横断山一千多年，许多村庄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没办法往来。所以，口音演化迥异，近邻村庄竟然不能交流。如果他们不被纳入现代社会，继续发展下去，性相近，习相远，会慢慢演化成不同的部族。总之，根据科学家的研究结果，人类共同的祖先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老奶奶，今天的不同民族是隔离发展的结果。这种隔离，主要是地理和交通的原因。当然也有政治、宗教等原因。
进入近代的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就进入了民族间、国家间的加
速交流阶段。进入信息时代以后，民族交流和联系的量，呈现几何倍数的爆炸式增长。造成民族隔离的地理、交通等限制，如今十分微弱， “地球村”已然形成，一个全球范围的民族大融合时代已经到来。
　　　大趋势是这样。有人举出反例，就是此起彼伏的“保持民族特性”的呼声和努力。不仅是民族，就是地方族群也有此一说。比如上海人要求保护上海话，广州人要求保护广州话。我的理解是，“保持民族特征”是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必然产物。两者不仅是矛盾关系，更是因果关系和共生关系。文化特征是对照出来的。在地域隔绝的情况下，各民族按照自己的习俗生活，没有人会意识到这种习俗的独特性，也没有人会意识到民族特性的存在。只有在交流与融合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文化特征、民族特征发生碰撞和对照，才会引发“保持民族特性”的呼声。
　　　我的理解是，民族特性保护，与民族大融合并行不悖。只要引导得当，社会发展自然会大浪淘沙，淘尽狂沙始到金。真正好的东西，会在融合之中被吸收和继承下来，从而使人类文化内涵更为丰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好东西暂时被冷落，但到一定发展阶段以后，人们会朝花夕拾，重新发现它，比如昆曲。
　　　随便插一句，中国当前，许多保护民族特征的努力，不只是基于文化考虑。有的纯属经济行为。比如，为了发展旅游，人为地制造了许多子虚乌有的民族特征。又比如，张艺谋先生为了在国际上标榜中国的民族特征，以博取西方眼球，人为地制造了许多子虚乌有的“伪民俗”。《红高梁》里的颠轿还有些意思，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
升灯捶脚之类，完全沦为无聊，再到《我的父亲母亲》里反复强调的 “按我们那儿的规矩”，让我一听就作呕，你们那儿哪来这么多规矩啊？这不是中国人的专利，代表苏格兰文化特征的格子裙，也被专家论证为伪民俗。
　　　综上，我认为，世界民族发展的历史潮流的大方向可以概括为： “民族融合——保持民族特性”。两者放在一起，才能准确概括这个方向。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统一体，矛盾才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嘛。
　　　当前主要问题在于，还有另一对矛盾存在，即“同化——异化”。坚持民族融合的大方向不等于搞同化，保持民族特性不等于搞异化，两者存在根本差异。我觉得中外出现这么多的民族矛盾，说到底，就是在政策上没有把握准这种根本差异。在促进民族融合时，有强制同化的问题；在遵重和保护民族特性时，有人为地“立异”的问题。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8-21顶贴随笔（20）
　　　读网上的学术论文，曾见过一首《川边三字经》。这篇独特的三字经，是清光绪年间，川督赵尔丰在四川藏区兴办学堂时的启蒙教材，原作者已经无考。我感觉有趣，遂打印收藏之，没事时背诵着玩。想读全文的兄弟，可用百度搜一下。下面，我摘抄几句，从中分析一下，古代传统政治体系之中，对民族问题的处理。
古三危，此一隅，名喀木，亦曰康。炎帝裔，伯夷甫，迁于斯，作初祖。
黄帝子，曰昌意，居若水，亦其地。当上世，号文明，论种族，皆弟兄。
　　　这一段讲的是民族历史。川西的藏区（主要指甘孜州）也称“康区”，原住民叫康巴汉子，有个著名城市叫康定。民国时期，刘文辉曾以此为中心建了西康省。社会意识的一个最重要来源，就是教育，所以教材至关重要。所以日本右翼政客一直嚷着要修改教科书啊。
　　　《川边三字经》直接宣扬了国家统一、汉藏一家的意识。它指出，此地是古代的“三危”之地。《尚书》记载说：“窜三??于三危”。今天的三危山在甘肃敦煌，而古代的三危山究竟在什么地方，众说纷纭。有韩国学者考证，认为古三危山在朝鲜半岛。但，一般意见认为，古三危山应该在中国西北。《川边三字经》把甘孜藏区列为古三危之“一隅”，也算基本沾边吧。
　　　《川边三字经》接着指出，此地乃炎黄子孙世居之地。黄帝之子昌意居于若水。“若水”在何处，也是众说纷纭，一般意见认为应该是长江上游的某个支流，如大渡河、青衣江、雅砻江之类，都在川边范围之内。此后，大禹出西羌，现在四川汶川、茂县、北川等地都宣称本地是大禹故里。(都在板块裂缝上,太不幸了)。不管怎么说，这些县都在川西这个大范围之内。藏族源于古代西羌之一支，古羌同时也是汉族的一个重要来源，汉藏同源有考古依据。所以“论种族，皆弟兄”，这个提法基本靠谱。
　　　我觉得，这是《川边三字经》的成功之处。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今天的学校教育没有把这些历史传说和史实堂堂正正地告诉孩子们。
其实，这种“民族一家”的教育宣传，不仅是汉族在提，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在提。鲁迅在杂文中写到：“我没有看过清史，不得而知，但据老例，则应说是爱新觉罗氏之先，原是轩辕黄帝第几子之??裔，循于朔方，厚泽深仁，遂有天下，总而言之，咱们原是一家子云。”
　　　哈哈，鲁迅并不认可这种说教，在夹枪带棒地进行讽刺，但我认为，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这是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政策导向。让我们接着往下读这篇三字经。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8-23顶贴随笔（21）
　　　民族问题，往往有两个矛盾结点，一是民族或落族的首领问题，二是宗教问题。实质上，就是国家如何处理民族地区的世俗领导权、精神领导权的问题。如果该地区原本是政教合一，那两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了。
　　　中国古代，对于地方的世俗领导权，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办法。条件不具备的，鞭长莫及，就采取羁縻制度（后称土司制度），形式上纳土称臣，实际上仍然是土皇帝。但只要条件一具备，中央就搞改土归流，纳入国家行政体系。对于宗教问题，采取的对策是政教分离。政府兼奉诸教，但绝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对于以教干政行为坚决打击。我认为，相对于国外的政教合一的传统体制，中国古代这种体制更具先进性。《川边三字经》体现了这种政策取向。
昔土司，压制多，改郡县，无催科。信喇嘛，迷宗教，僧日多，种难保。
能返俗，长子孙，求实用，庇本根。
　　　在发蒙课本中，对于当地人奉若神祗的土司制度和喇嘛教的弊端，直接给指出来，毫不客气，鼓励人们还俗生儿育女。这一点值得击节 叫好。我个人对于各类宗教都很感兴趣，并不反感。但是，我认为，宗教也有不同发展阶段之分。特别是那些历史上曾长期政教合一的宗 教，如果不经过深刻的宗教改革，是很难与现代社会相兼容的。
　　　前面我已经在“崛起随想”等贴子里反复论及，这里仍想多罗索几句。历史上，传统的基督教社会经过宗教改革，几起几落，许多人付出生命代价，才步入现代社会。1840 年以后，中国对传统的伦理型社会的改造，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印度教地区、伊斯兰地区以及藏传佛教地区，实质上还处于传统的宗教社会阶段。宗教情感对于公众之影响，不仅高于世俗生活，而且高于法律，高于国家。这种情况下，首要任务是社会发展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实现宗教改革，而不是急于推行诸如“一人一票”之类的完美制度。比如，如果在宗教改革之前的中世纪，在欧洲推行“一人一票”，以简单多数的民意选出来的人，极可能是大主教而不是资产阶段革命家。又比如，欧美在埃及、利比亚等伊斯兰国家打倒了“独裁者”，实行了“一人一票”，以简单多数的民意选出来的人，极可能是穆兄弟会之类的宗教团体代言人，而不是世俗政党。是福是祸，我们可以慢慢观察。
　　　扯远了。对于喇嘛教，以及其它宗教，我认为首先要坚持平等，其次要把遵重宗教自由与纵容宗教陋规严格区分开。中国政府作为一个世俗政权，要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就不能容许任何宗教肆意打
着信仰自由的幌子侵犯人民权益，阻碍社会进步。建国以后，中国进行了包括宗教改革在内的许多社会改革，文革“破四旧”直接摧毁寺庙的做法显然是太过头太过分了，但，对传统的文化、伦理、宗教进行改革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在藏区废除农奴制度，废除僧侣统治，这是历史的进步，无可置疑。
　　　值得反思的是，文革之后，喇嘛教势力在藏区卷土重来。在某些县，僧侣人口竟占到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僧人越来越多，越要去呼悠信众，树立权威。农牧民家里财产，除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全部捐入寺庙。甚至政府下发的扶贫款，也去献给寺庙。到处是所谓的神湖、神山，基础设施建设处处遇阻。国内外有些环保主义者，也跟着去强调保护生态；国内有些文化名人，也跟着强调保护原生态文化，于是，更是什么东西都动不得。有的政府部门和干部，强调“民族宗教无小事”，生怕惹了和尚，弄出事端，上级怪罪，影响稳定。对维族也是一样，抓个小偷都畏手畏脚，造成维族小偷横行全国，既破坏了维族同胞形象，也影响了民族团结。晚清时，学校都敢于在教科书中开宗明义：“信喇嘛，迷宗教，僧日多，种难保。”可现在有一些领导连赵尔丰都不如。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8-24顶贴随笔（22）
西藏卫，东四川，北青海，南界滇。我有利，莫外溢，我同种，莫立异。别姓化，通婚姻，化蕃汉，笃尊亲。
民智开，设行省，川滇藏，庶无梗。
　　　这是《川边三字经》的最后段落。几年前，我正写一篇关于南斯拉夫民族政策的文章，碰巧读到这篇三字经，被“我同种，莫立异”这句话触动了思路，于是拟出了文章题目：《立异——南斯拉夫民族政策的实践和反思》。但，很可惜，我最后没有完成这篇文章，因为国内关于南斯拉夫的基础资料实在他妈的太少了。尤其是缺乏南斯拉夫内部各联邦主体、各地区的民族人口数据，所以我只能用一些现象来分析政策效果，但无法用几组数据来分析政策效果。
　　　在苏东阵营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和南斯拉夫是两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这两个国家已于 20 年前垮台掉了。从当时来看，它们最为失败的是政治；从今天来看，它们最为失败的不是政治，而是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也许，如果我们再过几十年回头看，它们最为失败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而是民族政策。政治和经济方面，错了是可以更正和改革的，实在不行还可以革命。而民族政策一旦失误，造成的族群矛盾和民族分裂，后果几乎是无法弥补的。
　　　随便多说一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这样一个过程，即：中国社会在自己历史文化的基础上，移植苏联模式效果不佳，转而学习和引入西方社会的先进因素。因此，我认为，研究自己，研究西方，研究苏联（以及苏东阵营国家），对我们具有同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我们恰恰忽略了对苏东阵营国家失败教训的深入研究、深刻反思，深度躬省。
关于“保持民族特性”与“立异”之根本区别，有必要深入探讨
一下。
　　　人是一种群居动物，强调自身的归属感，以及感情和心灵的归属感。不同文化中，这种归属感的落脚点是不同的。西方人的归属感主要落脚于宗教。中国人的归属感主要落脚于家庭（伦理型社会）。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其宗教或者伦理，必须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中才能得以稳固和传承。所以，现代社会越是以“地球村”形式加速交流和融合，人们越是珍视和呵护本国、本族、本地、本乡所特有的那些东西。比如，傩戏早在“破四旧”中一扫而光，近年来却被定义为 “傩文化”得以传承，甚至上了央视。我姥姥看完电视说：这个我见过，这个在早年间叫“跳大神儿的”。
　　　前贴，我把民族发展潮流的大方向概括为：“民族融合——保持民族特性”。当今，强调保持民族特性，反而“立异”制造出社会矛盾的例子，比比皆是；为了防止“立异”，推动社会融合，反而抹杀了民族特性的例子，也不少。民族政策之原则很容易定，但执行起来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其中是非，到底怎么判断呢？
我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8-29顶贴随笔（23）
　　　前贴提到，关于“保持民族特性”与“立异”之根本区别，有必要深入探讨一下。其实，这个区别，也是考量一项民族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根本标准。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需要有见识的兄弟共同讨论。我这几天正忙乎，没写贴，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以下是个人
一管之见，欢迎积极拍砖啊。（其实心里不太欢迎。）
第一个考量：是发展了主体民族，还是削弱了主体民族？
　　　近年来，为了体现民族平等，民族不论大小都是国家的主人，所以官方慎用“主体民族”这个提法。但我经常使用这个提法，我认为这个提法本身是反映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并没有褒贬之意。（在此强调，本人不是民族沙文主义者，而且喜欢少数民族风情。）
　　　进入近代以来，建立于民族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是世界主流。换言之，虽然除极个别特例（比如朝鲜）之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但同时都存在人口占优的主体民族。所以，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可以描述为“有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就是处理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关系之政策。如我前贴所论，“民族融合”是世界民族发展的大趋势，“保持民族特性”的种种诉求，则是民族融合大背景下的必然产物。所以，我想，保持民族特性与“立异”之根本区别，或者说民族政策是否成功、是否合理的第一个判断标准，就是它是否促进了民族融合、发展了主体民族。
　　　在传统时代，许多帝国、王国的统治民族并非主体民族，比如清帝国、蒙古帝国、印度莫卧尔王朝，以及地域庞大的“日不落帝国”。在这种情况下，削弱主体民族并分而治之，是统治者的必然选择。手段有许多，不再一一列举。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一些现代国家在民族政策选择上，仍时时发生削弱主体民族之举。比如，南斯拉夫。
斯拉夫民族是一个讲斯拉夫语的族群，分布在东欧和南欧，包括
很多分支，其中就包括很牛逼的俄罗斯人。就其地域和人口而言，放在全世界也是一个很不得了的民族集团。但，很可惜，斯拉夫人分裂成许多不同分支民族，分属东斯拉夫、西斯拉夫、南斯拉夫三个系统，而且宗教信仰不同。欧洲另外的两大族群拉丁人、日耳曼人也是一样，语言相近，文字有异，造成分支众多。关于中国民族大融合而欧洲民族“马赛克化”的原因，以前我曾经从历史文化宗教文字等角度分析过。所以，请有些同志不要看到欧盟一体化，就惊呼欧洲人率先实现天下大同而中国台海分裂，然后再自轻自贱自辱一番。其实欧盟这个功课的主要内容，中国两千年前已经搞定了。扯远了，回到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人，不是指南斯拉先生的老婆，而是指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等巴尔干半岛居民。其中塞尔维亚族的人口最多。该族原信东正教，但十四世纪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有一部分塞尔维亚人被迫改信了伊斯兰教。此后五百年间，塞尔维亚人始终是一个民族，只是有人信上帝有人信真主而已。但是到 1970 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8-30顶贴随笔（24）
　　　关于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恩怨，可以写几本书，我不想去海抄了，有兴趣的兄弟可以搜阅。用一句话来简要描述，就是，由于历史、民族、政治、宗教等 N 多原因，南斯拉夫各民族及其武装组织政治倾向不同，在二战期间有亲德的，有亲意的，也有亲苏的，还发生过民族仇杀。苏联支持下上台的南共，接手的是一个积怨多多的麻
烦摊子。其中，人口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是塞尔维亚人。
　　　铁托民族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反对和打击“大塞尔维亚主 义”。其最为有力的措施，是 1970 年代，南斯拉夫联邦政府确认，信 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是另外一个民族，定名为穆族（或波斯尼亚族），然后，从塞尔维亚共和国析置出来一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共和 国（即波黑）。铁托民族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同时反对和打击其他 各族的民族主义。他还设立了一个南斯拉夫族，鼓励人民去加入这个 新民族。其实质，是想以国家认同取代民族认同，大家不分彼此，都 是南斯拉夫人。
　　　有的兄弟从政治家个人角度来分析，认为，铁托本人是克罗地亚人，所以出此损招。还有人从国际政治关系分析，认为，南斯拉夫人中，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信天主教，阿尔巴尼亚人信伊斯兰，而塞尔维亚人中多数信东正教，跟俄罗斯人信仰一样，在历史上存在亲俄传统。所以，铁托跟斯大林闹崩后，对亲俄势力严加防范，促使他决心削弱塞尔维亚族。我认为这些解释可能过于简单化了。
　　　南斯拉夫民族政策的形成，有极为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极为复杂的原因体系。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冷战时期就世界范围而言，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矛盾突出，民族宗教矛盾退居其次，所以苏东各国没有把民族宗教矛盾摆上重要的位置，反而认为民族会逐步消亡，推行体现“民族平等”的苏联式民族自治政策就可以轻易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在同样的民族政策理论指导下，铁托的“重点打击大塞尔维亚主义，同时打击其他各族民族主义”的取向，与中国
当年《论十大关系》中“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论述极为相似。
　　　铁托这些政策一路执行下来，其结果就是，在全国人口中，塞尔维亚族从二战结束时的占据绝对优势，一路下降到九十年代初的 30%多。（没搜到确切数据，报歉。）其中，在波黑共和国内部，1992 年内战爆发前，穆族人口已占据了 43.7%，塞尔维亚族占 31.4%，克罗地亚族占 17.3%。
　　　其实，铁托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他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个提法从道理上也完全说的通。但实践结果证明，这行不通。南斯拉夫的一套政策，从理论上讲、从实践上讲，有哪些致命问题呢？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8-31试发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8-31新写的贴子发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8-31新贴发不出来,什么原因？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8-31靠，收工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9-02顶贴随笔（25）
http://my.tianya.cn/49839468#app=blog_list&blogid=3863115
从本贴起，我将把贴子和博客同步更新，感谢各位兄弟。核平。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9-02
顶贴随笔（25）
　　　从本贴起，我将把贴子和博客同步更新，感谢各位兄弟。核平。 9 月 2 日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9-05顶贴随笔（26）
前面的三个贴，探讨了“保持民族特性”与“立异”之根本区别
（或者说判断民族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的第一个考量标准——是发展了主体民族，还是消弱了主体民族？接下来的我们探讨第二个考量标准——是促进了社会宽容，还是降低了社会宽容？
　　　对于民族政策，人们理解的角度可以有多种多样。我习惯以笼而统之的判断来替代具体条文具体尺寸的分析。那就是，一项政策之实施，应该使民族之间关系更为合睦，而不是使民族关系更加对立甚至引发互扁。所以，一项民族政策实施之后，各民族之个人，选择信仰的自由度、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度，选择个人行为方式的自由度，只要不违法，应该是更大了，而不是更为狭窄了。
　　　比如，若一个民族有禁酒习俗，那么，我们社会对这个习俗的遵重，绝不应该因此对其他民族的喝酒造成影响——无论是实际影响和
心理压力。因为喝酒并不违法，所以即使在这个有禁酒习俗的民族内部，禁酒也应该是民族成员的个人认同前提之下的自觉行为，而不是依靠暴力或者冷暴力（排斥行为）来强迫别人遵守。在传统社会阶段里，在中、西、印、伊四个文化区，这个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我的风俗你必须要遵重，你的风俗是对我极大的不遵重。”不守周礼，便为狄夷。走出传统的宗教（伦理）型社会，构筑一个理性包容的现代人类精神家园，这个任务在世界范围内还远远没有完成。
　　　有人把“民族融合”与“保持民族特性”两个问题对立起来。老子有云：“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声音相和。”从逻辑上讲，融合的前提是存在差异，融合的基本途径是交流。只有不同，才能交流。如果大家没有个性，完全一样，就不存在交流融合一说了。因此， “民族融合”与“保持民族特性”两个方面类似于“上”与“下”的对立，没有“上”就无所谓“下”。
　　　在合理的、正确的民族政策之下，从政策上对“民族特性”的保 护，应该为民族交流和融合创造条件，而不是制造壁垒。这个“交”流，“交”就是既有输出也有接纳。如果通过保护，这个民族降低了 接纳文化输入的宽容度，这么这项对民族特性的保护政策就存在毛病，就需要进行调整和反思。比如，一个几万人的民族（或者部族），历 史上从来没有过文字，现在却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为他们创造一种 民族文字，然后努力推广。这个弄法，实际意义在什么地方呢？这是 促进民族交流，还是人为制造障碍呢？
第三个考量标准——三是推动了人的发展，还是阻碍了人的发展。
　　　我反复阐述过自己的观点：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这个标准用到民族政策也一样。我认为，民族政策对人的解放与发展，应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促进受教育机会。有机会全面获取文化知识，而不是在寺庙和宗教学校中受到片面灌输；二，促进男女平等。特别是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不是以打着遵重某种民族习俗或者宗教习俗的高尚幌子，继续歧视女性。三，促进法律规范之内的自由。只要不违法，对于任何法律规定之外的民族宗教规范，任何人都有信与不信、守与不守的权力，并不会因此获罪或受到攻击。四，促进以人为本，在社会管理中体现对“人”本身的遵重。
　　　关于对“人”本身的遵重问题，有必须要写几句。记得前几年有一首歌唱国旗的流行歌曲《红旗飘飘》，好像孙楠唱的吧，叫“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后来，就有自由主义战士在凯迪上发贴，题目是“我宣布，你的名字不比我的生命更重要。”争议的核心，是国旗向征的国家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与个人生命的孰轻孰重关系问题。在政治、文化、民族、宗教而“形而上”的领域，我们经常会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这种争论实质上，是探讨一种价值与个人生命的孰轻孰重问题。
　　　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是这样理解的：我认为自己有权去信或者不信某种价值，我自愿为自己信奉的价值而牺牲，但任何价值没有权力主动要求我这样做。我本人真心认为“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但我也遵重凯迪那个仁兄的个人观点。
我认为，无论是主义也罢、宗教也罢、圣人之学也罢，任何一种
“形而上”的价值体系，都必须通过对“人”的尊重特别是对生命的敬畏而体现其自身合法性。虽然每个人都有权为信仰而献身，虽然许多这样的自愿牺牲得到了社会的崇敬，但，若任何一个价值体系敢于自称能够凌驾于生命之上，那么它就是邪教。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9-05这个话题不能举例,写的干巴巴,真是报歉。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9-06顶贴随笔（27）
　　　前面论述了评价一项民族政策成败的三项标准，一，是否发展主体民族；二，是否提高社会宽容；三，是否促进人的发展。有兄弟回复说“楼主倾向于绝对自由主义”，嘿，我自己还没发现自己有这个思想倾向呢，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啊？
　　　前贴提到，我认为任何一个价值体系都不能自我凌驾于生命之上。从这个角度评价达赖们策划的自焚事件，实为穷途末路之举。因为，达某人之于西藏，在法理上、历史上、国际承认上已经站不住脚，在 硬实力上更是不值一提。目前唯一可提的，就是其宗教领袖之精神地 位。因此，达某人曾经压制团伙内的激进派，不支持他们搞恐怖破坏 活动。这倒不是因为他仁慈（参见他在统治西藏时的所作所为），而 是因为他在世界上得以立足，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他一直以一个大慈大 悲的“活菩萨”示人。若去杀人，那这最后一根稻草也没球了，他就 跟本拉登划等号了。又要办坏事，又怕坏了名声，这个和尚当得相当 不易。最后干脆，呼悠几个人去把自己干掉总可以吧？既有血光的惨
烈，以吸引世界眼球；又有殉道的光环，不伤及活佛形象。高，实在是高，两全其美，但不知道他为自焚者的父母和儿女考虑过没有？‘还是引用前贴最后那句话——若任何一个价值体系敢于自称能
够凌驾于生命之上，那么它就是邪教。
　　　继续往下聊。在思考和探讨有关民族的问题时，我的脑袋里始终有一个问题，自己都没完全想清楚。即：如何评价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这个东西，西方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有许多研究和论述，据说光定义就有几十个。也许是以前在政治上敏感的原因，中国人对它的研究不够深透。民族主义既有凝聚力，也有破坏力。它在近代欧洲国家格局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也产生了极端变异，比如种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苏联、南斯拉夫等苏东国家有一个重要执政思路，即打压民族主义，以国家主义（甚至国际主义）来取代民族主义，以国家认同和阶级认同来取代民族认同。从宣传来说，全世界无产者应该联合起来，亚非拉的被压迫阶级是兄弟，本国资本家和地主老财是仇人。但从实践看，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反倒更容易翻脸。
　　　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更炽烈，也更说不清楚。“民族自决”成了美国人肢解别国和干涉别国的一大手段。许多地区，特别是巴尔干地区、高加索地区，通过民族自决，正在加速马赛克化。台湾阿扁也得到启发，多次提出“入联公投”，这实际上是一种翻版的自决，企图挟“民意”而台独。在实施西方体制的非西方地区，由于对少数族群意识（也算民族主义吧）的过度刺激，在“保持民族特性”的道路
上走过了头，纠枉过正，社会正在分裂而不是融合。台湾就存在这个问题。山区原住民（大陆泛称高山族）总共只有四十多万人口，已被认定为 13 个不同的族，而且还在继续认定之中。
　　　上面两段写的比较乱，因为我的脑袋就是这么乱的。对于民族主义这种说不清的东东，确实需要沉下心来，对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再结合当前世界的实际问题来厘清利弊，再结合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来分析和评价。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9-17很久没有回来过了，自己顶一下。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9-17顶贴随笔（28）
　　　很久没有动笔了。原因一个是忙，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怀疑自己写贴子有何意义。前面在探讨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从回贴来看，一提到这方面的话头，矛头就指向了某某某教，观点也很激烈。我不知道这些评论是不是因我的贴子而起。其实，我从一开始，就不赞成给某种形而上的东西一个固定结论。无论是哪个宗教也罢，无论是西式政治制度也罢，无论是苏式政治制度也罢，我认为，都不应该抽象地说它“好”或者“不好”，而是要放在某个具体历史时期、某种具体历史条件下，就事论事就进行分析。对于传统宗教社会或者传统伦理社会，当处于历史发展的下行通道时（或者称文化衰落期），在社会文化上表现出一种本能的、非理性的自我保护行为，这是一个通常现象。现在利比亚人正在攻击美国大使馆，无独有偶，一百年前的中国
义和团也曾围攻过外国使馆区。
　　　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先放一放，聊聊近期几件事。一是钓鱼岛，二是中国反日潮，三是中东反美潮。
　　　此次钓鱼岛事件，完全是日本挑起。美国移交琉球群岛时，私相授受，造成了钓鱼岛实际为日本控制的现状。中日建交时，小平从中国发展的大局出发，提出“搁置争议”。这四个字，实质上是承认和不改变现状。换一句话说，中国不承认但默许了日本对于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我认为这是对的。从当时历史条件来看，改革开放需要一个和平环境，同时中国国力军力也远远不足以夺取和固守该岛。这个岛紧临台湾，从军事上讲，至少应该在解决台湾问题之后再来解决钓鱼岛。就目前而言，我们仍然不具备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成熟条件，所以当然希望继续保持现状，谁也不要来挑事。
　　　记得读《邓选》时，小平这样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也许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可惜这句预言不准，起码的日本人的下一代并不聪明。先是石原购岛，继而日本政府出手“国有化”，打破了中日建交四十年来的默契，一步步把中国逼到墙角。中国公布海洋基线后，许多国人质问：为什么今天才公布？早干什么去了？其实，不公布就是不想找麻烦，这回是逼急了才公布出来。
　　　大家都知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了两千多年，但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那就是，勾践被囚于吴国期间，为了求生和回国，曾亲尝大便，为夫差诊病，以
博取夫差信任。可以说，这样一个人，已经完全放弃了人格尊严，更遑论国格了。他回国以后，越国人民和越国社会舆论如何看待这个吃屎之君？虽然没有人敢带着大便找勾践去求诊，但肯定会藐视他。他还能执政吗？一个丧失人格的人，其执政合法性何在？也许，在古代社会，父终子继，血统的合法性能够压倒理性的是非判断；也许，古代信息不发达，越国人民没有手机，也不能上网，他们无从知道勾践给夫差看病的新闻猛料。总之，两千年来，我们只知道勾践回国就顺利执政，整天卧薪尝胆去了，从来没有哪个历史专家去评估吃屎行为对于勾践执政合法性的影响问题。
　　　今天的中国，虽然有了三十年大发展，但远远没有建成发达强国。我们正处于发展的最关键时期，我们依然需要韬光养晦，而且是比以前更加需要。但日本（以及他背后的美国），并不打算继续给我们这个机会。日本的历史和现实，任何人都清楚。我们可以判断，日本敢于这么高调地对华发难，极可能是美国的授意。即使没有授意，至少事先有所沟通，并得到了美国许可。否则借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这么闹。
　　　我曾在前面贴子里说过，中国想要给所有敌人一个整体性的致命打击，办法就是——以目前的发展速度继续发展 20 年。那时什么问
题都解决了。我认为，为了求得今后 20 年的发展环境，可以在局部利益上作出一些牺牲，比如继续默许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钓鱼岛对中国来说，至少目前而言，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现实意义。比如一个人，我现在不想打架。你暗中踢我一脚，我可以忍；你暗中偷我
一万块钱，我也可以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现在你当着众人的面，往我脸上吐了一口痰。这没有踢一脚那么疼，也没有造成经济损失，但我没法忍，我纵然一万个不想打，但不打面子上实在过不去。
　　　中国现在就是这么个境遇。我们没有勾践当年那么优越的卧薪条件。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9-18
　　　核平哥，按说免费看贴不该发牢骚，但您好歹照顾照顾俺们从去年八月就开始追贴的老粉丝啊，每次说到兴头，下面的大半又得等个把礼拜
真是报歉，汗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9-18顶贴随笔（29）
　　　至于网友和专家纷纷拿出来的历史铁证，实际上没有太大作用。如果一定要评价一下这些古地图、古文献的作用，四个字：比没有强。当今人类社会，虽然已经很文明，以至于对屠宰厂里的猪们开展临终关怀，但实质上，还是当年李鸿章总结的四个字：唯力是视。谁拳头大胳膊粗，谁说话就作数。
　　　二战结束以后，中国晚清时与日本签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作废。其中，就包括了白纸黑字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从法律上讲，暴力胁迫之下的契约不受法律保护。比如，我把刀架在你脖子上，让你签字画押把房子过户给我，即使你亲笔签了，法庭也不支持。所以，马关条
约理所当然该废除。可问题在于，晚清时我们不光跟日本签过，跟俄国也签过，外东北、外伊犁，加起来至少 150 万平方公里，为什么光废日本的，不废俄国的？原因很简单，日本打输了，苏联打赢了。香港新界和九龙半岛是英国租借的，而香港岛是南京条约上的明文割让的。1997 年我们收复香港，废除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而同样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的割地条款却继续有效，中俄继续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原因仍然很简单，我们能打得过英国，但打不过俄罗斯。
　　　天下事，如此而已，取舍皆决定于成败，根本不关乎是非。借吴思先生的话，一切潜规则之上的元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当年日本占据台湾和东北，长达几十年，“开拓团”移民近百万。最后，二战结束，日本战败，咱们一句话：把财产全都留下，人都滚回去。他们都乖乖地滚回日本当“裸官”去了。所以，日本人登上钓鱼岛并不重要，修个灯塔也不重要，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最终解决问题的实力。若有这个实力，就大可不急，欢迎日本人登岛搞建设，等一切建好再把他们打跑就行了。
　　　中国打日本，有这个能力，一定能胜，只是完胜还是惨胜的问题。但日本背后有一个美国，两家是军事同盟。中国打日本，美国必然干预。中国与美国开打，若打核战争，结局是打平，同归于尽；若打常规战争，而且只用海军和空军来打，陆军无法参战，那么结局 99%是中国输掉。不要骂我，目前的军力确实如此。有人说，美国一定不敢参战，错。我判断，如果中国收拾越南，在陆地上开片，美国不敢轻
易参战，可能会拉拢一帮小弟搞联合制裁。而如果中国打日本、打台湾，美国一定会派空军和海军参战的。一是有盟约，二是优势明显，胜算大，伤亡小，规模又可控，何乐不为呢？
　　　记得美国动画片有个场景，汤姆猫向别人开枪，枪口却被别人捏住，结果把枪膛给憋炸了，自己被炸成大黑脸。在美日看来，如果钓鱼岛开战，就会重演这一幕。中国不打，则钓鱼岛被公然国有化，中国自吞苦果；中国若战，则空军和海军吃亏，最终拿不下钓鱼岛，则中国政府将面临空前国内舆论压力，执政地位受质疑，可能由此引爆国内矛盾，从而达到搞乱中国、不战而胜之目的。从近几天发生的打砸抢烧事件来看，国内确实不乏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混蛋。从一些人打出的口号来看，比如“钓鱼岛是中国的、某某某是人民的”之类，矛盾焦点也确实存在从钓鱼岛向其他问题转移的可能性。
　　　美国防长今日访华，与梁总长会谈。从新华社报道来看，双方鸡同鸭讲，完全讲不通。他的来访，目的也不是想把道理讲通，他是先安慰一下日本，再警告一下中国，随便探一探虚实。我国正在产业转型的关键期，国内矛盾比较大，经济下行，出口受阻，如果就业持续下降，民生出现问题，会影响稳定。这个时候，美日联合对中国将这么一军，把我们将得相当难受。中国被逼到墙角里了。
　　　仅管如此，我仍然是一个乐观派。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来看，中国是“年年难过年年过”，多少风浪都趟过来了，这次应该能挺过去。至少截至今天 9 月 18 日，除了打砸抢事件让我们很丢人之外，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不落下风。我想，钓鱼岛也许是中国的一个危中之
机。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9-22
　　　楼主讨论中国已经走过的路讨论得不错，但对当下的问题却并不很了解
惭愧，惭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2-09-23顶贴随笔（30）
　　　不同意“左旗牧民”兄弟的指控，不要轻易给我扣汉奸帽子好不好。我始终认为，理性的人民，沉默中、思考中和行动中的人民，才是最有力量的人民。谁都爱国，但并非人人都知道该怎么爱国。小平有云，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此言应该牢记。付出真诚的爱，却造成深重的伤，世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此。
　　　总的来说，这次中日交手，我国的反制措施比较得力，分寸也掌握的也不错。真有点累了，不想展开多说。我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打不起来。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从国际大环境以及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来看，目前尚不具备爆发一场战争的充足条件。二，早打无益。比如，一个 15 岁的人和一个 50 岁的人，如果有矛盾不可调和，
是现在了断还是拖上十年以后再解决？作为 15 岁正在成长的年轻人，
当然希望拖十年。因为十年后，将是 25 岁的人与 60 岁的人对阵，前者胜算更大。中国正处于发展黄金期和经济社会转型关键期，国力蒸蒸日上，而日本的相对优势正在急速下降。我不知道钓鱼岛问题最终
能否和平解决，但不管用什么方式解决，时间都在中国一边。我们不必急于解决钓鱼岛、南沙等领土争端的问题。我们可以跟他们慢慢耗，军舰、海监、渔政以及渔船天天过去，拖而不打，以待时机。
　　　各地反日游行中出现的打砸抢烧，令我感到心痛。我不赞同主流媒体呼吁人们“理性爱国”的言论。因为，呼吁“理性爱国”，一个隐性的假定前提就是爱国还有“理性”与“不理性”之分，不理性的爱国也是爱国，只不过不宜提倡。我认为，虽然一些过激言行尚可理解，但打砸抢烧、袭击同胞的行为就是犯罪，与爱国不爱国无关。这些打砸者多数是流氓混混，他们需要找个人多混乱的机会闹事，与保卫钓鱼岛无关。说的难听一点，如果哪天日本鬼子打进中国，这些人也不会去抗日，还会借着战争混乱之机继续打砸，然后当汉奸。违法必究，此事必查。此外，一些不违法的行为也令人深思。比如“苍井空是世界的，钓鱼岛是中国的”之类的标语，至少说明游行者素质不高，让游行显得像一场闹腾。
算了，不再评论了，在群情激奋之时说这些话，也许不合时宜。重新写一点东西，主要是为了让自己在国内繁忙的工作中继续读
书和思考。但是，断断续续写了三十个贴子，始终没有找到感觉。思路总是被打断，过一段再写，接不起来了。不像在国外那样超脱。另外，一些回贴，也让我感到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误导了人家。从十月起，我的工作又有较大变动，工作量增加一倍，肯定更加忙活。想来想去，贴子就此打住吧，不再更新了。以后如有机会，咱们再聊。祝兄弟们一切顺利。核平。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3-01-22
　　　蓦然回首，那贴已在万丈深海处。……呵呵，故地重游，自己无耻地顶一下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3-09-10
　　　转眼又到中秋。回国工作已经快两年了，回头翻翻在国外写的东西，好像昨天似的。在国外总觉时间过得慢，在国内总觉时间过得快。可能是因为中国发展太快、变化太快、要办的事情太多、时间不够用吧。
　　　对照这两年的发展，惊奇地发现，我的预测还都挺准的呐。比如这段：
　　　——伊斯兰文化区具有集权专制传统。现在的伊朗、沙特，以及被“革
　　　命”之前的伊拉克、埃及、阿富汗、利比亚，都是典型的一元无制衡
　　　模式。即使强行推进西式民主，以这些国家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和
　　　社会结构，也不具备形成制衡的条件。所以，我的判断是：在西方指
　　　导下，在伊拉克、阿富汗、埃及、利比亚建立的新政府，不可能形成
　　　多元制衡模式。第一种可能是，又出现强势领导人，把多党制搞得名
　　　存实亡，实际上恢复一元无制衡。第二种可能是，倒退形成多元无制
　　　衡。我分析，埃及和伊拉克位于尼罗河谷、两河平原，市民和农民居
　　　多，社会整体性较强，特别是埃及军方控制政权以后，出现第一种可
能性较大。阿富汗和利比亚原为半农半牧区，地方部落势力强大，
社
　　　会整体性较差，出现第二种可能性较大。这些国家尘埃未落定，预打
50 分。
　　　这段是 2011 年写的，吼吼，无耻地骄傲一下。还有，关于中国产业升级、农业发展前景、印度前景，基本都给估计准了哈。
　　　只不过，我在贴子里把社会科学类的诺贝尔奖臭骂了一顿，不久他们竟给莫言授了一个，真是翻云覆雨、毫无心理障碍啊。这个，确实是我失算，严重低估了诺奖评委们脸皮的厚度。
中秋将至，谨祝国观的兄弟姐妹节日快乐，天天进步！核平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3-10-09 @我心向道 20028964 楼 2013-10-09
顶
谢谢老兄！感动中……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4-02-14兄弟们元宵节好！
兄弟们元宵节好！兄弟们元宵节好！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4-03-24多日不来，验证一下账号还能用否。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4-06-06冒个泡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4-06-06楼主：奉行核平外交政策时间：2014-06-06冒个泡
@yxf32569333 楼 2014-06-06
一直收藏着，楼主再说说呀，现在国际国内局势更多值得说的吧
抱歉，已精尽人亡……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4-06-11 171 节南桔北枳
　　　伊斯兰文化区具有集权专制传统。现在的伊朗、沙特，以及被“革命”之前的伊拉克、埃及、阿富汗、利比亚，都是典型的一元无制衡模式。即使强行推进西式民主，以这些国家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和
社会结构，也不具备形成制衡的条件。所以，我的判断是：在西方指导下，在伊拉克、阿富汗、埃及、利比亚建立的新政府，不可能形成多元制衡模式。第一种可能是，又出现强势领导人，把多党制搞得名存实亡，实际上恢复一元无制衡。第二种可能是，倒退形成多元无制衡。我分析，埃及和伊拉克位于尼罗河谷、两河平原，市民和农民居多，社会整体性较强，特别是埃及军方控制政权以后，出现第一种可能性较大。阿富汗和利比亚原为半农半牧区，地方部落势力强大，社会整体性较差，出现第二种可能性较大。
　2011 年发生阿拉柏之春时的一段分析三年了，预测基本正确。
哈哈！
祝福中国，别掉到坑里！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4-06-11 @幸福可乐 20129359 楼 2014-06-11
　　　楼主，你研究过苏联越南在 70 年代-80 年代在近海开采的油井对越南站队的问题吗？我觉得这好象可以解释越南亲苏反华的理由。
这个倒真的没有研究过……愿闻其详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4-06-23
（继续）
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往下分析，看 981 海上冲突和 5.13 暴力袭击
河静钢厂工地。
越南担心中国 981 的深海开采技术在南海的应用，使得掌握条件
2 的各国选择和中国合作——又能合法开采，又能帮忙干活的伙伴总比偷摸开采加猪队友受人欢迎。西沙大陆架和越南相连，开采点很可能逐步向越南推移。所以，越南要拼命闹，阻止中国开采点向越南靠近，就是保住越南的条件 1。
5.13 事件我们列下时间线。
5.13 事件我们列下时间线
　　　5 月 11 日(周日)，越南多个城市出现抗议中国的示威游行，东京、台北等地也有越南人上街。
5 月 13 日，严重暴力事件从南方平阳开始。
5 月 14 日，蔓延至中部地区。
　　　5 月 15 日，国家介入，中方派外长部长助理带工作组赴越南，当天晚，中越外长通电话。同天，阮晋勇曾以越南总理名义向国民发上百万条短信号召上街游行。同时有消息称 18 日(周日)将爆发大规模游行。
　　　5 月 16 日，中方跨部门工作组在河内与越南外交部副部长范光荣率领的联合工作组举行对口会谈。
5 月 17 日，阮晋勇下令，停止示威游行。
　　　5 月 18 日，撤侨船只启程。中国政府跨部门工作组赶赴越南河静省中冶台塑钢厂项目基地，看望在暴力事件中受冲击的中国工人。
5 月 19 日，五指山号、铜鼓岭号相继到达河静省港口。
　　　越方行动相当奇怪！台塑钢厂所在地奇英县人口稀少，大量劳工从外国输入，钢厂从 2008 年 7 月 6 日开工建设，预计 2014 年年底启用。现在正是建设收尾阶段。
背景资料的分割线
台塑方面的新闻稿摘录如下
　　　“因中越雙方爭議問題引發之暴動，於 5/14 蔓延至河靜省。當日下午在廠內承攬商雇用之越籍工人隨著起鬨鬧事，除造成承攬廠商陸籍工人嚴重死傷外，本公司廠內之部份設施也被破壞、4 棟承攬商工地臨時辦公室及倉庫遭縱火焚毀、財物被掠奪，本公司第一階段的損失盤查初估約 300 萬美元，至於詳細的損失還須進一步清查。
　　　本公司於 5/14 早上獲悉 5/13 南方暴亂後，即要求省府協助。本公司於事發第一時間即刻通報省府要求支援，並獲省公安、武警及邊防部隊增派 500 名武裝人員入廠協防，河靜省省長武金鉅於 5/14 晚間 10 點親自到廠坐陣指揮進行驅離廠內暴動份子之行動，至深夜將滋事者全部驅離。”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摘录如下（2014.5.20）： 5 月 14 日，越南发生针对外国企业和人员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
事件，本公司承建的台塑河静钢厂工地受到严重冲击，公司 3565 名
员工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伤害和威胁，在这次事件中共 130 人伤亡，
其中重伤 23 人、死亡 4 人（其中 2 人身份正在做 DNA 鉴定）。大陆新闻报道是这样的：
今年 22 岁的程宇飞一脸稚嫩，对他来说，5 月 14 号是惊魂一天
——他从河南安阳老家到越南打工，不到两个月。
　　　程宇飞工作的台塑河静钢铁厂建筑工地，位于越南中北部河静省永安经济区，距离河内市 410 公里，胡志明市 1300 公里。作为中冶集团十九冶机装组的一名电焊工，程宇飞住在工地的宿舍中。宿舍由一所废弃的学校改建，一共两层，每间屋大概住有 18 人。
　　　5 月 14 日下午三点左右，程宇飞和工友吃完中饭在宿舍休息，准备上夜班。突然，一名越南工头在外面冲他们高喊：“赶紧跑。”程宇飞还没来得及反应，就看到许多越南人冲到宿舍外面的院子里，把宿舍包围了。越南人先用石头砸窗玻璃，然后手持木棍和铁棍，往宿舍里冲，进来后就开始抢东西，“我的电脑、手机还有衣服都被抢走了，基本值钱的东西能拿的都拿了，拿不走的比如桌子和床，就被他们砸了”。
程宇飞和同事逃出宿舍，在院子里抵抗。
　　　在十几个越南人拿着木棍和铁棍围攻下，程宇飞毫无还手之力，被打趴在地上，不能动弹。“当时什么都没想，一片空白。”
　　　在离程宇飞 2 米远的地方，另外一个工友躺在那里，几个越南人开始往他身上浇汽油，点火……宿舍楼也被浇上了汽油，点着，程宇飞看到另一个工友被越南人扔进大火中。
　　　游行示威者开始检查地上的中国人有没有呼吸。程宇飞拼命屏住呼吸，才逃过了一劫。
　　　不知过了多久，越南警察来了，他们与袭击者交涉后。程宇飞等幸存者才得以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但直到第五家医院，他们才被接收。“应该是中国政府跟这家医院打了招呼。”程宇飞说。
香港中国通讯社报道如下
　　　5 月 15 日电台北消息：台塑企业在越南这次排华暴动中，除了在平阳省的聚酯和尼龙厂房遭到打砸抢之外，在越南中部兴建中的河静钢铁厂也受到波及。据台塑企业 15 日表示，河静钢铁厂 14 日发生承包商僱用的越南劳工挑衅大陆劳工，最后暴力相向；初步统计无台籍或越籍员工伤亡，大陆劳工则有 1 人“中暑”死亡、90 人受伤，財物损失尚无法估计。
　　　据台塑企业当天发出的新闻稿，位於越南河静省建设中的台塑河静钢铁公司，14 日下午於厂內工地发生大陆承揽商公司所僱用的数百名越南工人纠集罢工，在厂內四处流窜，挑衅攻击承揽商的大陆劳工、砸毁承揽商办公及机具设备，並迅速演变为暴力攻击、纵火、破坏厂房、抢掠財物等不理性行为，範围甚至扩大到厂外承揽商大陆劳工生活区。
　　　新闻稿说，台塑河静钢铁公司於事发第一时间即通报省公安及边防增派协防人力禁止厂外人士介入，为避免衝突扩大，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大陆承揽商极力约束其大陆劳工、紧急撤离各工区所有台塑河静钢铁公司所属台籍及越籍员工安全回到生活区；隨后再协调边防、公
安派车前后护送、分批撤离遭越籍工人攻击的大陆劳工，至午夜已全部撤出，其中部份人员暂安置於河静公司员工宿舍。
不过，凌晨以后仍有大批越籍工人继续在厂內破坏、劫掠。
　　　台塑说，河静省长在晚间 10 点亲自到厂，召集边防指挥官、公安厅长等召开紧急应变会议，並坐阵指挥驱离厂內暴动工人的行动，至深夜已全部驱离滋事越籍工人。
　　　台塑指出，整起事件初步统计，並无台塑河静钢铁所属台籍及越籍员工或台商受到攻击，至於大陆劳工，已发生 1 人死亡(中暑)、90人受伤的不幸，財物损失尚无法估计。
@幸福可乐 20129371 楼 2014-06-13
　　　越方的行动看起来不象是媒体所说的劳资纠纷。越南劳工挑衅大陆劳工是劳资纠纷？大陆中冶的公告说明死亡 4 人，台方公告说 1 人
（还是中暑死-_-!）几百人的闹事能打死打伤数百人的大陆劳工？大陆的新闻稿中还提到了越南工头告诉大陆工人逃命。一些大陆的消息说当天参加暴力袭击的越南人有 2 万之众。
　　　台塑河静钢厂是越南的一号工程，阮晋勇在当年开工典礼上说： “这个投资项目不仅将改变越南，甚至将改变整个东南亚钢铁产业......
不必担心。近几年中越、中菲争端，至少 80%以上是我们主动的。
老吃亏还会这么主动吗？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4-06-27作者：幸福可乐 2012 时间：2014-06-23
我不担心中国吃大亏，毕竟也是有头脑的大国。
　　　我非常好奇的看了一下越南的近现代史，发现越南有个很奇怪的地方，它好象总能在关键时刻和得罪最不该得罪的国家。当年吴庭艳方面也是，搞的美国火大的要死，直接导致美国支持政变刺杀吴庭艳和他弟弟。后来黎笋也是，搞到中国火大，出兵胖揍。最近，阮晋勇等搞的中国火大，连台湾等方面也火大，好象还和俄罗斯也闹翻了。差不多，它总是在最需要某国力挺的时候争取到该国的彻底翻脸。
　　　我纳闷的是，这国家是不是有毛病，非要把自己玩到全民公敌不可吗？它这种玩法是什么路子？从当年南越的吴庭艳开始，到现在的阮晋勇，基本上都是在内部问题火烧眉毛快爆炸的时候，在外部彻底的点一下导火线，逼大家把它轰下悬崖。你能想的出来的最坑爹，最致命的自杀性损招，它都能在最关键的时候用上，从而把自己彻底毁掉。
　　　越南这种找死一级棒的天才思路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神逻辑？楼主你博学广识，能不能在四种模式的高见之后再挤挤脑汁，站在云端之上给俺们井底小蛙上上课，开导开导？
　　　一个国家的行为，主要原因不是外因，而是内因。外交只是内政的延续。
　　　兄台提到的越南历史上的不智之举，根本原因应该是内部原因。也许这样做，虽不利于国家，却利于某集团、某派系或某个人。
　　　可惜，我对越南国内情况，特别社会利益格局、政治派系格局并不熟悉。无法深入探讨，报歉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4-07-17
……寻找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4-10-17
　　　祝贺本坛的网友周小平花千芳到京开会！在国观码字终于得到社会的一个公道话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4-11-09翻!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4-12-02 @洪都才子 2014-11-24
向诸位爱学习思考的网友推荐国观的一个好帖子"地缘看世界"-
-	好久不见了，兄弟！作者：奉行核平
外交政策 日期:2014-12-24 圣诞节快乐！（虽然不信此教）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4-12-30http://www.guancha.cn/观察者网不错，爱国不偏激。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5-02- 26@达本牛 2015-02-19 楼主新年快乐---------------------------
--兄弟羊年大吉!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5-02-26@胡铁
花 20132015-02-20 楼主新年快乐
羊年大吉!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5-02-26@多娜不二家
2015-02-13 楼主新年快乐	呵呵,羊
年大吉!!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5-02-26开年上班了，祝羊年大吉大利，一切顺遂！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5-02-26 @丐帮苏灿 2015-02-26
新年快乐。
灿兄新年快乐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5-02-26 @三里香 20122015-02-26
楼主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同乐!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5-03-25 @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9514 楼 2014-12-30 http://www.guancha.cn/
观察者网不错，爱国不偏激。
@两龙一羊 2015-03-23
　　　李光耀走了，我第一时间来这里看看，可惜楼主什么都没说！(⊙ o⊙)
贴子里该说的都说了，死者为大吧。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5-05-22 @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2011-11-01
　　　记得上大学时，一个宿舍住八个学生，我的辅导员老师当时总结说，七十年代八个人一个思想，八十年代八个人有八个思想，九十年代八个人有十一个思想！呵呵，也不知道现在大学生如何了？思想多元，观点不同，乃现代社会之常态。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一文中这样描述农民喝酒聊天的情......
@韩和元 2015-05-21
好贴，另感谢引用我书的观点。
多谢！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5-05-26 @u_1020895082015-05-25
核平兄，本人第一次注册，第一次留言。
　　　还记得，是在 2011 年在四川的时候，那一年也算是我的一个转折点，经朋友介绍拜了读大作。当时，令人感觉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对我影响颇深。直到现在，在与人交流时，我还时常引用本帖中的许多观点，比如甲子周期论、文化演进周期论等等。
　　　4 年了，世界变化很大，国家变化很大，我们变化也很大。贴中的很多观点，有些我们已经见证，有些我们正在经历，庆幸的是都是朝着好的方向......
谢谢兄弟！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5-05-26 @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9514 楼 2014-12-30 http://www.guancha.cn/
@拓拨瀚羚 2015-05-25
　　　三年了，又见核平浮起，我一再请求核平兄谈谈文革。我始终觉得文革不全是坏事，改革卜全是正确
　　　我觉得评论文革，现在仍然有难度，不是尺度问题，而是客观的社会实践问题。也许需要更长一段时间历史沉淀之后。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5-11-26顶。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5-11-27 @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9708 楼 2015-11-26
顶。
　@ljsbbaaabbb2015-11-26早啊核平兄！
握手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6-02-06峨眉有雪皆兆瑞,
西蜀无地不迎春.青羊回首紫气来，金猴迎门万象新。值此春节之际，
祝天涯国观的兄弟姐妹:
阖家平安 一顺百顺！
核平腊月 28 于锦江之滨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6-02-16近闻，哈佛大学孔飞力去世。
　　　此人是著名汉学家。站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研究中国，写了几本好书。当然，他是生于英国长于美国的西方人，不可能完全摆脱西
方中心的潜意识，但其治学态度还是令人尊敬的。他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启示多多。
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等。（我也没看全）
　　　《叫魂》写的是乾隆年间因谣言引发的一次社会大恐慌。孔飞力跳出事件本身，从政治、宗教、历史、文化等角度，深刻剖析了酿成恐慌的原因，从而解剖了中国社会。真不错。
　　　此书史料来自可靠的清宫档案。当时，从皇帝到平民的行为，今天我们感到荒诞。但，在相同、相似或者迥异的历史场景下，在偶然、必然或者未知因果的各类因素下，其影子挥之不去。义和团“刀枪不入”、大跃进“亩产百万斤”、文革“忠字舞”、八十年代风靡的“气功大师”、福岛事故以后中国“抢盐”风潮等等。理性的个体汇成非理性的群体，许多现象令我们深思。
前面提到几本书，网上都有。百度“书名+网盘”，可直接下载。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6-06-14
@隐匿的护国者 2016-06-14
　　　你好，和平先生。眨眼间凌晨已三点，连续看了 7 个小时，差不多看了一半。是在 qq 群文件看的整理版，觉得应该对你说声谢谢，就登陆天涯道声谢。发现你的发帖时间 11 年。懊丧很多。为什么我这么倒霉现在才发现如此美贴。好几年，不曾有的阅读饥渴的感觉又找回来了。我认同我所读的你的大多数观点。有些观点由于对我冲击的太厉害，还在发懵中。再读几遍才清楚。你的态度我是百分百认同。
我读到这一段【中国——我最热爱的祖......
谢谢兄弟，能一起目睹并参与祖国崛起，人生幸事。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6-08-03 20160803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6-08-26 @领河南牧 2016-08-20
　　　楼主你对泰国华人被同化怎么看，它们生存状况怎么样？泰国华人能否作为一个亲中国的政治力量统治泰国？该国华人命运是逐渐被异化消亡？还是能带着泰国与母国融合？
对泰国没有太多研究。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6-11-21楼主：奉行核平外交政策时间：2011-08-26
　　　对待新加坡呢，是要讲策略，有恩无威肯定不行。不过平心而论，在世界上，新加坡算是跟中国关系最好的若干国家之一了。它把中国放在第二重要的位置上，也算不容易。现在，中国大棒的急需用途实在太多太多了，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内，我估计新加坡排不上号。
　　　其实，我在马六甲一带转悠，我发现中国要收拾新加坡还挺容易的。新加坡旁边就是印尼、马来，有许多地方可以建设良港。中国如
果来修个港口，新加坡的国运就倒掉一半了。
　　　中国在马六甲有这么多的货物通过量，货源的量也不小，印尼地 大物博，初级产品出口增长极快。修个港口用于中转和落脚完全可以 考虑，这个港口甚至可以作为将来昆明直通中南半岛铁路的南端终点。如果某些大国警惕性高，港口可以不作任何军事用途，只做商用。中 国有货运市场、有资金、有世界第一流的港口管理水平，马来或者印 尼出土地，股份一家一半。这个事情好像做起来不算太难。呵呵，对 不起，我太邪恶了。这个事情对新加坡太重大，两国如果不是彻底陷 入敌对中国不可能这么干。
五年前的贴，竟一言成真了……都是李家坡自己找的……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7-02-09
祝各位兄弟姐妹：
新年吉瑞、金鸡报凯！核平
　　　（贴子沉多年，近期突然发现许多回复提示，仔细一看，全是炒股广告。感谢广告帮顶。）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7-02-19 @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2017-02-09
@zyl3625222017-02-13
　　　我是从知乎上看到常凯申引用你的帖子慕名而来的，利用寒假的时间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真是受益匪浅，对楼主由衷佩服。楼主最大的特点是喜欢思考，并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在 5 年多之后的今天仍然很有指导意义。从楼主的帖子中，我深刻体会到思考的乐趣，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为自己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一起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感到骄傲与自豪。五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相信楼主中这段时间里又有了一些有趣的思考......
谢谢！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7-02-19作者：一剪闲愁时间：2017-02-10
作者：领河南牧时间：2017-02-10作者：登陆太难时间：2017-02-11
谢谢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7-02-24
　　　各位兄弟，是不是有人冒用了我的帐号给大家推荐股票和投资信息什么的？如有，都是假的，可以向我反馈，我向版主管理员举报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7-03-15 @大雁高飞 20152017-03-10
楼主能结合当前萨德入韩，说说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吗？
没有深入研究过，不敢妄论哈！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7-04-19 @唐风晋韵霸气 2017-04-17
楼主大才，我把楼主此贴打印成厚厚的四大本。
谢谢抬爱，太费纸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7-06-28
热列庆祝 055 下水！在驱逐舰领域追上老美了！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7-07-03 @洪都才子 2017-07-01
楼主别来无恙！
　　　近日在看天涯论坛一个 ID 号＂大江宁静＂的帖子，觉其方向有误，但其能自圆其说成一家之言，楼主有闲可一观。
谢谢洪兄推荐，尽快一观。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7-07-03 @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2017-06-28
@寻道 20112017-07-01
楼主，为毛删我回帖呢，我没泄密哦，都是瞎猜的呢。
楼主有权删贴吗？我以前还不知道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7-08-07 @ty_Anthony1212017-08-03
　　　感谢核平兄!贴子在 11 年时拜读过一次,大受启发.今年又拿出 来细温一遍,依旧收获满满!特注册天涯来给楼主留言致谢!佩服楼主 大才,但更欣赏楼主忧国忧民的情怀!!!贴子已写成六年,相信今天的 楼主一定有很多新的思考,而这几年国内的发展肯定也不负楼主所望？如楼主能牺牲几天浏览网上辣妹的时间,再出一个该帖的后语一定会
让很多关注此贴的朋友倍受鼓舞.:)
握爪！！
　　　感谢核平兄!贴子在 11 年时拜读过一次,大受启发.今年又拿出 来细温一遍,依旧收获满满!特注册天涯来给楼主留言致谢!佩服楼主 大才,但更欣赏楼主忧国忧民的情怀!!!贴子已写成六年,相信今天的 楼主一定有很多新的思考,而这几年国内的发展肯定也不负楼主所望？如楼主能牺牲几天浏览网上辣妹的时间,再出一个该帖的后语一定会 让很多关注此贴的朋友倍受鼓舞.:)
握爪！！ 10109 楼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8-10-11这贴还在，自己顶一下。
贸易战打响，中国崛起的全球博弈进入白热化，越来越精彩！ 10149 楼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8-10-11 @渔乐鱼 2018-10-11
楼主调中央做参谋了么，好久不发话了，保密？？
终日奔忙苦，只为稻粮谋！ 10154 楼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8-10-16 @洪都才子 2018-10-15
核平兄，好久不见！
握手握手！ 10156 楼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8-12-13 @new 致明 2018-10-17
　　　记得好多年前楼主在帖子里说过，“我要好好挣钱，以后让我儿子甩美元泡美国妞”哈哈！楼主儿子也到泡妞的年龄了吧，战果如何？
说好的不许打脸…… 10162 楼
作者：奉行核平外交政策 日期:2019-02-13 2019，新春快乐！
这个老贴子已经快要 8 岁了。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