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欧美小说史话》以“话”的形式，追溯了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话，介绍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欧美现代派九个流派的重要小说家、小说，并概述了当代通俗小说。本书立足于小说作品，通过对作品内容、艺术特色的评介，力图使读者对欧美小说发展情况有比较清晰的了解，把握欧美小说发展的线索。为读者阅读世界名著提供必要的参考与指导。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 绚丽多姿的希腊神话与奇伟壮观的荷马史诗，是古希腊人引吭而歌的第一声。同其他民族的神话一样，它产生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那时，在人同自然的斗争中，无法认识自然，战胜自然，只有“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正如高尔基所指出的“一般讲来，神话乃是自然现象，与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希腊神话经过几百年的口头流传，然后在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神谱》以及古希腊的诗歌、戏剧、历史、哲学等著作中纪录下来。后人根据这些零散的材料整理成为目前通行的希腊神话故事。 两千多年来，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在西方一直享有极高的地位。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荷马史诗备受推崇。荷马史诗的自发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也泽润后世。 奥林匹斯神系 ——古希腊神话故事 古希腊神话主要由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组成。 古希腊的神有新旧之分。 旧神系统讲述开天辟地和宙斯之前神族变化的情况，反映了古希腊人对宇宙发展的理解。古希腊人认为，宇宙最初一片混沌，从中最先出现了大地女神该亚，接着出现了黑暗与光明。该亚生下第一代天神乌拉诺斯，并与之结合生下十二个提坦巨神。这些巨神又彼此结合，生出了日、月、星辰。乌拉诺斯对自己的子女十分仇恨，一生下来就关在地下，不让他们看见光明。地母该亚极为愤恨，鼓动子女们起来斗争。其中只有克洛诺斯起来反抗。打败了乌拉诺斯，救出了被囚的兄弟，做了天神。克洛诺斯娶了妹妹瑞亚为妻，他的父母告诉他，将来他会被自己的一个儿子所推翻。于是，克洛诺斯把所生的子女吞掉，但最小的儿子宙斯被瑞亚藏了起来。宙斯长大后设法让克洛诺斯吐出所有的子女，然后联合兄弟姐妹和克洛诺斯交战。经过十年的“提坦之战”，终于把克洛诺斯推翻，在奥林匹斯山上建立起以宙斯为首的庞大家族，称为“奥林匹斯神系”。“奥林匹斯神系”是一个庞大的神系，亦即是所谓“新神”，其中够神资格的成员有数百位，而最主要的是十二位大神。 凌驾于诸神之上的是主神宙斯（即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他掌管雷电霹雳和风雨行云，被称为“众神之父和人类之王”。他由第二代天神克洛诺斯和瑞亚所生，长大后推翻父王，成为天地主宰，威力无边，能随意降祸赐福。 神后赫拉（即罗马神话中的朱诺）是宙斯的姐姐和妻子，不仅掌管空气，还司婚姻和夫妇之爱，是女性尤其是孕妇和产妇的庇护者。她专横残暴，嫉妒成性，经常报复她的情敌。 海神波塞冬是宙斯哥哥，他手执三叉戟，驾着金鬃铜蹄马拉的车子巡行海上，并能呼风唤雨，引起地震。传说他曾同赫拉·雅典娜一起反对宙斯，失败后被罚修筑特洛亚城墙。 太阳神阿波罗是著名的神祗之一，他兼管光明、青春、医药、畜牧、音乐和诗歌，他曾追求过女神达佛涅，女神拒绝他而变成一棵桂树，他只好取其枝条编成花冠，这就是“桂冠”的由来。 智慧女神雅典娜相传是从宙斯脑袋中全副武装跳出来的，她为了与波塞冬争占雅典，使岩石上长出一枝象征和平的橄榄枝，而成为雅典的守护神。 火神赫菲斯托斯是宙斯与赫拉的儿子，因站在母亲一边同天父争吵，被宙斯扔到海里，跌成瘸腿。他能建筑神殿，制做各种武器和金属制品，其技艺高超，被认为是工匠的始祖。 爱与美之神阿佛罗狄忒，掌管人类的爱情、婚姻、生育及一切动植物的繁殖生长。她是宙斯和海洋女神狄俄涅之女，她从海水泡沫中诞生，以美丽著称，时常由时光女神、美乐女神和小爱神厄洛斯伴随。在罗马文学中，她与当地丰产女神合在一起，名为维纳斯，是夫妻之爱的庇护者，被尊为罗马人的祖先。 此外，还有冥神哈得斯、月亮和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战胜阿瑞斯、农神得墨忒耳、神的使者兼亡灵的接引神赫尔墨斯等，这十二位大神高居山巅，窥视下界，决定神族大事，参与凡人争战，真可谓神国的“内阁”。 英雄传说与祖先崇拜相联系，在故事中讲述着远古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祖先的英雄业绩。在古希腊人心目中，英雄是神和人结合生下的后代，充满着积极进取，勇于冒险的英雄主义气慨。英雄传说以不同英雄或事件为中心，形成了许多系统，主要包括：赫拉克勒斯建功立业的故事，伊阿宋率领“阿尔戈”号英雄们夺取金羊毛的故事，忒修斯为民除害的故事，俄狄浦斯与命运抗争的故事，七英雄攻打忒拜城的故事，特洛亚战争的故事，奥德修斯重返家园的故事等。 赫拉克勒斯是全希腊闻名的英雄。他是宙斯和人间女子结合所生，后来喝了赫拉的奶汁，变得力大无穷，武艺超群。他拒绝了恶德女神的引诱，不愿默默无闻地终老，而选择了美德女神为她指出的不畏艰难建立功勋的人生道路。他杀猛狮，砍水蛇，擒怪鸟，为民除害；又引来河水，一夜之间清扫了积粪如山的奥吉亚斯牛圈，表现出非凡的智慧。他后来被接上奥林匹斯山与青春女神赫柏结了婚，成为永生不死的英雄，受到古希腊人的敬爱。 古希腊神话区别于其他民族神话的突出特点，则是“神人同形同性”。神在其他一些民族的神话中，多是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以妖魔、鬼怪为其形体特征，表现了野兽的性灵。希腊众神在外形上则和人一样，有男有女，有美有丑，还有喜怒哀乐的感情和吃喝穿睡的需要。恋爱、争吵、打架、同情、嫉妒、残忍、七情六欲俱全，各种品性皆有，俨然是一个人的社会。神与人的不同仅在于他们长生不死，在各自掌管的领域具有无上的威力，能主宰人间祸福。 古希腊神话以其丰富多采和富于青春气息著称于世。它孕育了整个古希腊文学艺术，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都从中取材，因而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古希腊神话对后代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洛亚战争 ——荷马史诗 相传为荷马所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两颗璀灿的明珠，其原始而粗犷的气息，朴素而崇高的风格，令人惊叹不已。 《伊利亚特》叙述的是希腊人远征特洛亚城的故事。 传说特洛亚战争的起因是为争夺一个名叫海伦的希腊女子。阿喀琉斯和女神忒提斯结婚，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所有的女神都被邀请了，却偏偏漏掉了专管争执的女神阿瑞斯。因此这位女神在嘉宾毕至、盛宴方开的时候，偷偷地溜了进来，放下一个金苹果，上面刻着：“属于最美者”。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三位女神都自以为自己长得最美丽，看见这金苹果便争吵起来，他们闹到主神宙斯那里，宙斯不愿偏袒哪一个，要她们去找特洛亚的王子帕里斯。 三位女神来到帕里斯面前，都以最大的酬报许给他，只要他把金苹果判给自己。赫拉许他成为亚细亚的国王，雅典娜许他成为伟大的英雄和战士，阿佛洛狄忒许他成为世间最美丽的女子的丈夫，年青的帕里斯便将金苹果判给阿佛洛狄忒，从此以后，赫拉和雅典娜恨透了帕里斯，甚至也怀恨特洛亚人。阿佛洛狄忒履行了她的诺言，帮助帕里斯在希腊作客的时候，把美丽的海伦——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拐走了。 王后被拐走，这件事引起了全体希腊人的愤怒，于是墨涅拉俄斯的哥哥，密刻奈国王阿伽门农倡议召集希腊各地的王室英雄，共同去攻打特洛亚。他们调集了十万大军，一千一百多条快船，发动了远征特洛亚的战争。奥林匹斯山上众神也分成两个敌对的集团，帮助希腊人或特洛亚人作战。可是，攻打了九年，希腊人也没有把特洛亚城攻下来。 《伊利亚特》集中地描写了这场战争第十年里二十多天的事情。 第十年上，希腊联军的统帅阿伽门农因为和联军的一员勇将阿契里斯争夺一个女俘，发生了争执。《伊利亚特》就是从他们的内讧开始写起的。阿伽门农从阿契里斯手中抢走了那个女俘以后，阿契里斯便忿然退出了战斗。希腊军中最使特洛亚人害怕的将领本来就是阿契里斯，这样，特洛亚人就乘机大举进攻，一直把希腊人逼到海边，眼看连战船都快保不住了。这时，阿契里斯的部将帕特洛克罗斯看见希腊军情势危急，感到十分痛心，便请求阿契里斯把盔甲借给他，奔上战场。特洛亚人看到阿契里斯的盔甲，以为帕特洛克斯就是阿契里斯，便都纷纷逃跑，希腊人的危局总算被挽回了。可是，帕特洛克罗斯毕竟不是特洛亚最勇猛的大将赫克托耳的敌手，就在特洛亚城外，被赫克托耳杀死了。 帕特洛克罗斯是阿契里斯最亲密的伙伴，他的死使阿契里斯感到十分悲痛和后悔。这时，他才决定跟阿伽门农和好，重新参加战斗，为战友复仇。他狂暴地向特洛亚军进攻，所向无敌，最后赫克托耳同他交战，他把赫克托耳杀死了。 阿契里斯为帕特洛克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葬礼。特洛亚的老国王普里阿摩斯从阿契里斯手里把他的儿子赫克托耳的尸首赎回去，为他举哀下葬。这个从阿契里斯的忿怒写起的史诗，便在这里结束了。 历时十年的特洛亚战争结束以后，胜利的希腊将领纷纷带兵回国。其中伊塔刻岛的国王奥德修斯也带着他的部将，乘船向故乡进发。可是奥德修斯回航的旅程很不顺利，他在海上一直漂流了十年；这十年的历险经过，就构成了 《奥德赛》的主要内容。 离开了特洛亚，奥德修斯同他的伙伴们首先到了喀孔涅斯人居住的地方，攻下了王城，并同他们组成的庞大军队作战，离开那里后，到了吃迷莲的人住的国土，吃了这种迷莲就忘记了家乡。然后他们又到了巨人岛，被一个独眼巨人捉住，关在山洞里，奥德修斯用酒灌醉巨人，又用火烧灼的木棒弄瞎了巨人的眼睛，自己藏在羊肚子下面，逃出了巨人的洞。此后他们又到了风之国、吃人的莱斯特律戈涅斯巨人国、喀耳刻巫女的海岛、冥土、盘踞着海妖的礁山，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等他们离开了太阳神的岛，所有的伙伴都给淹死了，只留下奥德修斯一个人，漂到了女神吕普索的岛国，留住了好几年。后来他到了淮阿喀亚岛，国王阿尔喀诺俄斯盛情招待他，送他许多礼物，给他准备船只，使他回到了故乡。 在这十年中间，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一直在等待他，但岛上的许多贵族公子料想奥德修斯不会再回来，都向涅罗珀求婚，死赖在宫里大吃大喝，他的儿子忒勒马科斯这时也已长大成人。奥德修斯假装一个乞丐回到家里，试探他的妻子，跟儿子一起杀死了那些求婚的人，又残暴地处死了帮助求婚者的奴隶，重新作了“伊塔刻岛的国王”。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欧美小说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有三种文学在发展着，即人文主义文学、民间文学和封建文学。而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人文主义文学已经形成强大的洪流，占居主导地位。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是欧洲近代小说的开端，也是继希腊文学以后的欧洲文学的又一次高峰。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因而人文主义新文学出现也最早。乔凡尼·薄伽丘是第一个通希腊文的人文主义者。“一百篇故事” ——薄伽丘的 《十日谈》 乔凡尼·薄伽丘 （1313—1375）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著名作家。父亲是佛罗伦萨商人。薄伽丘从小就热爱诗歌，熟读维吉尔·奥维德和西塞禄的作品，后来又结识了许多人文主义学者。薄伽丘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文艺复兴的初期。当时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出现比西欧任何国家都早，他们跟封建贵族和僧侣阶级之间的斗争特别激烈、经历的时间也很长。在政治上，薄伽丘是当时共和政体的拥护者，封建专制制度的敌人，他曾参加过佛罗伦萨的一个行会，执行共和国复杂的外交任务。 薄伽丘用拉丁文写了许多科学著作，都是论述古希腊，罗马文化方面的问题，这在反对中世纪世界观的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用了二十多年工夫写成《诸神的家谱》，力图揭示神话的现实基础。 薄伽丘的主要创作是“俗语”写的。他早期的文艺作品就已经反映了新的人文主义观点，作品大多取材于古希腊、罗马传说，一般都歌颂人间的爱情与欢乐。例如，1338年开始写的长篇小说《菲洛哥罗》叙述一个青年异教徒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姑娘的恋爱史；长诗《泰萨依德》（1339年）中比较优美的章节是叙述两个青年朋友的爱情与友谊的美丽故事；长诗 《斐拉斯特洛》（1340年）讲一个特洛亚战士和希腊女俘虏的爱情故事；《爱情的幻影》（1342年）在结构与形式上与但丁的《神曲》有类似之处，但它却展示了现实生活的美，歌颂科学与艺术，歌颂爱情的欢乐；长篇小说《菲亚美达》（1345年，表现了更多的面向现实生活的倾向，是一本描写一个妇女不幸的爱情的书。这些作品在当时都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比起作者的巨作《十日谈》来，显然都是次要的。 《十日谈》大约成书于1350—1353年间，全书共有一百篇故事。说故事的是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七个年轻女子和三个青年。他们为了逃避1348年的大瘟疫，住在佛罗伦萨城外的一座庄园里，每天讲一个故事，在十天中轮流讲完了这一百篇故事，故名《十日谈》，其中好多天所讲的故事都能各自构成一个具有中心思想的单元。 在《十日谈》中，作者撕下了僧侣们道貌岸然的华丽的外衣，对教会的罪恶予以无情的揭露。在第一天故事第二中，通过犹太商人亚伯拉罕到罗马的见闻，把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天主教的最高领导中心——罗马教廷，指出罗马已经“不是一个神圣的京城，而是一个容纳一切罪恶的大洪炉”在第一天故事第一中，生前无恶不作的夏泼莱托，死后竟被教会尊为圣者，遗体供人瞻仰，这是对宗教的有力嘲讽。那些自称代表上帝意旨的僧侣们，在薄伽丘的笔下，一个个都成了可笑的小丑。他们表面上道貌岸然，背里却是男盗女娼。其中有诱奸民女的修道院长，霸占民妻而把其丈夫禁锢在地窖中的修道院长，胡乱骗取乡人的教士，严办有奸情的修女而自己也犯有同样过失当场出丑的女修道院院长……。这些对教会揭露和批判的故事，有力地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摆脱宗教桎梏的要求。 《十日谈》中有相当一部分故事讴歌爱情自由，肯定人有享现世幸福生活的权利，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反对等级观念，有力地批判了禁欲主义。在这方面，它比但丁的《神曲》进一步面向现实，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第四天第一个故事，通过萨莱诺亲王唐克烈的女儿绮思梦达和男仆纪斯卡多恋爱的悲剧，歌颂了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强烈控诉封建社会对妇女的迫害，揭露门第婚姻的不合理和封建道德的虚伪。作者通过绮思梦达的口，向封建世俗偏见进行有力的批判，提出了评价人的新的标准。她说：“人类向来是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这个故事被认为是《十日谈》中最感人的故事。在第五天故事第七中，通过“白痴”西蒙由愚钝变为聪颖的奇迹，作者指出，爱情并不象教会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罪孽，而是一种可以启发人的智慧，鼓舞人们去争取幸福的高贵的感情：“爱情的力量有多么神圣，多么伟大，可以给人带来多大的好处。” 《十日谈》中还有一些故事赞扬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才干和智慧，敢于进取和高贵精神，为新兴资产阶级大唱颂歌。 应该指出，《十日谈》中也有不少糟粕，宣扬了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和纵欲放荡的丑恶行为，有些描写过于粗野，对读者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十日谈》艺术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它的结构和风格两方面。 《十日谈》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如果包括有些天故事的引子，总共有一百多个故事。如何把这些故事缀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需要作者精心地构筑。薄伽丘借鉴了阿拉伯文学《一千零一夜》的框架结构法，但与《一千零一夜》不同的是，薄伽丘具有明确的创作主题，即反禁欲主义，这个主题是全书结构的主线和灵魂。因此，作者在安排这些故事中，将内容类似的故事编在同一天内，并按一个总题 （只有第一天和第九天没有总题），使之纲目清楚，旨意明确。薄伽丘考虑了这些故事在思想内容上的层次，把它们安置在合适的地位。例如第一天的故事，全都是对当时炙手可热的天主教会的讽刺和揭露，其中故事第二是全书的总基调。第十天的故事明显地与前几天的故事不同。第七、第八、第九天的故事嘲笑了那个时代的家庭，描写了男女偷情对传统家庭的破坏，而第十天的故事说明了薄伽丘并不是一个无道德主义者，它们赞扬了“恋爱方面或是其他方面所表现的可歌可泣，慷慨豪爽的行为”。这样的安排，突出了全书主题的严肃性。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作者也注意故事之间的联系，作者有时让“国王”或“女王”讲一个故事，作为全天故事的引子，在这一天的结尾交代下一天的故事内容，使之过渡自然，让同一个人物在不同故事中重现，来加强短篇故事集结的连环性，例如，卡拉特林出现在四个故事中，勃伦诺和布法马可出现在五个故事中。 《十日谈》的主要风格是讽刺和幽默。薄伽丘从反教会的需要出发，规定了全书的总风格：对虚伪的僧侣或是冷嘲热讽，或是嬉笑怒骂；对市民的轶闻趣事，则以幽默的笔调使读者发出健康的笑声。例如第一天的第二个故事，杨诺在罗马看到了这些寡廉鲜耻的基督僧侣的所作所为后，作者笔锋一转，使故事得出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既然如此腐败的基督教还是屹然不动，那么它一定是比其他宗教更“神圣”，因此，杨诺决定改信基督教了，这样的讽刺真是入木三分。如第六天的一些故事，描写的都是市民的一些生活片断，虽然有些故事的内容琐碎了些，但作者以其特有的幽默，表现了世俗生活的乐趣，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 《十日谈》的故事大都取材于中世纪的民间传说，拉丁故事集和东方寓言。在这里作者突破了中世纪小说单纯说故事的方式，企图在描写自然现实，勾勒人物特征，刻划人物心理和塑造典型形象方面探索新的途径。这对于以后欧洲小说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心灵高尚的疯子” ——塞万提斯的 《堂吉诃德》 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1547—1616）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最杰出的作家，也是欧洲文学史中有着巨大影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唐吉诃德》几乎是家喻户晓，几百年来，一直愉悦着亿万人的心灵。 塞万提斯生活在西班牙社会大动荡的年代。当时的西班牙正处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封建势力尚占统治地位。自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这个地跨欧亚大陆的殖民大帝国急遽地衰落下来。反动的君主专制制度勾结天主教势力对人民实行残酷镇压，实行重税政策，资本主义因素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与此同时，对外进行疯狂的军事扩张，无休止的战争耗尽国力，经济凋数，人民起义不断发生。 塞万提斯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1569年，曾随红衣主教去意大利，受到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文学和艺术的影响，后来又加入了西班牙驻意军队，在对土尔其的海战中受了重伤，落下了残疾。1575年回国途中，又被土耳其海盗掳去，在阿尔及利亚的苦役中，度过了五年的囚徒生活，直到1580年才由亲友赎出回国。此后的生活也很坎坷，穷困潦倒，干过军需，税收等工作，也接触到农村生活。1587年后因履行职务而得罪了教会和权贵被逐出教门，并数次被诬入狱。这种种个人经历使他看到社会的黑暗并同情被压迫人民的不幸命运。 塞万提斯的创作多式多样，诗歌、戏剧、小说等各种体裁尝试过，但他最重要的作品则是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全名为《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 塞万提斯写作《堂吉诃德》时已五十多岁。当时，荒诞的骑士传奇在西欧各国早已销声匿迹，而西班牙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向外扩张，建立霸权，想用骑士的荣誉和骄傲来盅惑青年贵族去冒险。因此，这种骑士小说正适合他们的需要，在西班牙仍然风行一时。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作者，对此深为厌恶，他把消灭荒诞的骑士文学看成是西班牙从封建主义的锁链里解放出来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思想启蒙。 他写作《堂吉诃德》目的就在于此。他在该书序言中这样宣告：“我的愿望无非要世人厌恶荒诞的骑士小说。堂吉诃德的真人真事，已经使骑士小说站不住脚，注定要一扫而空了。”果然，《堂吉诃德》出版以后，社会上迷恋骑士小说的狂热不为减退，西班牙从此很少出版骑士小说。1605年《堂吉诃德》第一部问世，备受读者欢迎，不到一个月就出了三个盗印的版本，引起反动贵族和教会的惊恐。1614年出现了一部化名伪造的《堂吉诃德》续集，作者化名为阿隆索，费尔南德斯·德·阿维利亚纳达，他代表中世纪的天主教和反动贵族势力，对塞万提斯进行恶毒的攻击，并歪曲作品主人公的形象，使堂吉诃德和桑丘变成了粗俗、下流的人物，妄图藉此抵毁作家的声誉，抵销作品的社会影响。对此，塞万提斯无所畏惧，带病坚持赶写续集，于1615年出版，这是对反动势力的一个有力反击。 小说描写西班牙有个老绅士堂·吉诃德，年约五十，他蜇居在拉曼却村，读骑士小说入了迷，决心恢复骑士道，模仿古代骑士去周游天下，打抱不平。他穿一身曾祖留下来的破烂不全的盔甲，提着长矛，骑上一匹可怜的瘦马，悄悄离家去冒险。他选中邻村的一位姑娘做他的理想的“夫人”，终身为她服务。他给她取个贵族名字为杜西尼娅。从此，这个女子在他的心目中，变成了一位高贵的、美丽的公主。一切准备停当后，他就开始远行，立志冒大险，建奇功、成大业，献身于游侠事业，俨然是救世主了。他前后出走三次，每次都丢盔弃甲，几乎丢了性命。第一次单枪匹马出游就极为不利，被打得“象干尸一样”，横在驴背上被邻居送回。家人看到他被骑士小说害到如此可怜地步，便把满屋子的骑士小说一烧而光。第二次他说服了一个农民桑丘·潘沙做他的侍从，答应有朝一日让他做岛上的总督。于是又干出了不少愚蠢可笑的事来。第三次出游，桑丘在公爵的一个镇上当了“总督”。堂吉诃德迫不及待地要实现他的改革社会的理想，结果，主仆二人受尽折磨，险些丧命。一些闲暇无聊精神空虚的老爷太太，把他俩当做难得的开心玩物，导演了许多令人捧腹而又不忍的恶作剧。最后，堂吉诃德被家人用计抬回家来，一病不起，临死时他才清醒过来，说“我从前是疯子，现在头脑灵清了”，“才知道那些书上都是胡说八道，只恨悔悟已迟”。 小说广泛地反映了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的社会生活，并以恢复古代的骑士扫尽人间不平的主观幻想与处在资本主义兴起阶段的西班牙社会的丑恶现实的矛盾作为情节的基础。 作者以犀利的讽刺笔锋对西班牙的上层统治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鞑和嘲骂，对人民的苦难寄予深切的同情。公爵夫妇是上层统治阶级的代表，表面豪华的公爵府第，内囊早已空虚。为了寻开心，他们不惜指挥上百个奴仆扮演妖魔鬼怪，残酷地折磨堂吉诃德主仆。作者揭露了以公爵夫妇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空虚和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掩饰着的阴险、凶残的本性。官僚们贪污纳贿，买卖黑奴，卖官鬻爵。这些以血腥手段爬上去的官僚们有什么本领呢？两个市政府委员因学驴叫挑起了两个小市镇的流血的械斗，他们还得意地为有这善学驴叫的“一技之长”而感到“自豪”。反动的专制君主为维护其野蛮的统治，必然对内镇压，对外侵略。作者借堂吉诃德之口大骂巡逻队 （即“神圣友爱团”）：“你们是结队的强盗！借神圣友爱团的特权拦路打劫的。”好大喜功的国王疯狂地进行军事侵略，七千名西班牙士兵为保住在突尼斯果雷塔这座殖民城堡而全部牺牲，无辜士兵，尽成炮灰。在反动暴君统治下，国内外都面临重要危机，统治阶级往往以挑起宗教冲突或民族矛盾来摆脱困境。被驱逐的摩尔人李果德父女的悲惨遭遇就是对这种反动政策的血泪控诉。人民活不下去了，只好铤而走险。深夜里，堂吉诃德主仆二人在绿林深处碰到“满树的尸体”。“那时地方官府捉到土匪和强盗，往往把二三十个一起挂在树上绞死”。书中的强盗首领罗盖·吉那特就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西班牙人民爱戴的侠盗。作者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官逼民反的真情。 作者为我们塑造一个“不畏强暴，不恤丧身”，立志扫尽人间不平的喜剧性人物堂吉诃德。骑士道本是反映封建经济的观念形态，在西欧封建制度进入全盛时期的十一世纪流行，随着封建经济的解体和火枪在军事上的应用，它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可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堂吉诃德却认为，要扫除社会不平“莫过于游侠骑士和骑士道的复活。”这一情节冲突既具有喜剧性又具有悲剧性。在小说第一部中，作者着重揭示了堂吉诃德性格中的喜剧因素。他带着幻想中的骑士狂热，把风车当成了巨人，把穷客店看成了豪华的城堡，把理发师的铜盆当做魔法师的头盔，把羊群当军队，把苦役犯当做受害的骑士。他冲杀过去，不但没有帮助别人解除苦难，反而给人们带来灾难，他善良的动机，得到的却是危害人的恶果。堂吉诃德把牧童安德瑞斯从地主的皮鞭下救了出来，自以为做了好事，扬长而去，可是他一走，牧童却遭到更加残酷的鞭打。后来，安德瑞斯气愤地指责他：“凭我多么倒霉，总不如受您帮忙倒霉得厉害。但愿上帝诅咒您！诅咒世界上所有的游侠骑士！”堂吉诃德就这样单枪匹马地向社会冲杀过去，他“挨够了打，走尽背运，他遍尝过途艰辛。”骑士道在它产生的时代，本是一种严肃的道德规范，可是，这个犯了时代错误的堂吉诃德却要在现实生活中恢复过了时的骑士精神，因而使得他成了一个夸张的、滑稽的、喜剧性的角色。 堂吉诃德坚信骑士道，如果有谁否认游侠骑士，在他看来“就仿佛要人相信太阳不放光，冰霜不寒冷，大地不滋育万物一样。”他从来不承认失败，并想出种种可笑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认为是摩术师跟他作对，剥夺了他的“胜利光荣”。他不怕人们议论、讥笑和咒骂，他说“名人而不遭毁谤，那是绝无仅有的”。他不怕遭受侮辱和打击，他虽然被人当做疯子一样关在笼子里，但不以为苦，反以为荣，他也不失去信心，还安慰别人：“干了我们这一行，这种灾难都是免不了的。”他更不怕死，他把非洲凶狮的笼子打开，凭一把又锈又钝的短剑，敢于和狮子决一胜负。作者把堂吉诃德放在种种意料不到的场合，反复突出他醉心铲除人间罪恶的这一特点，从而展示了他性格中的这一高贵品质；为了追求自己的正义理想而置危险于不顾，愿为社会牺牲自己的性命。与单纯的喜剧性角色不同，在主观上他又是一个带有悲剧因素的人物，一个有着崇高精神境界的“疯子”。 只要不提骑士道，堂吉诃德的谈吐应答都十分高明，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见解高出于周围的人，他对社会的批评，对战争、法律、道德、文学艺术的看法都具有远见卓识，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他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不懂得什么叫做‘我的’，什么叫做‘你的’的“黄金时代”。比起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社会来，这理想是狭窄而又模糊的，是以空想的托古改制的形式出现的，但它是反对私有制罪恶的，是进步的。堂吉诃德心目中的游侠骑士是个全村，既是一个“懂得公平分配公平交易的原则”的法学家，又是神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甚至“会钉马蹄铁和修理鞍辔”。他的品德上还具有勇敢、文雅、胆大和为了“坚持真理，不惜以生命捍卫”等各种美德。这样的人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堂吉诃德对妇女所受的侮辱与压迫也十分关注。他热情地支持美貌的玛塞拉摆脱封建偏见，追求个性解放的要求，在他的支援下，牧羊青年巴西琉用妙计战胜了大财主的儿子卡麻丘依仗金钱势力夺取他的恋人的霸道行为。在公爵府中，他要求桑丘破除封建的门阀等级观念，进行人道的司法改革，还要“亲自视察监狱、屠场和菜市”等等。作者借堂吉诃德之口提出的“改革社会的方案”具有人文主义的特点，他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道德高尚的贤明统治者身上。 堂吉诃德清醒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智者，糊涂时又是一个乱冲乱撞的疯子。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这些极端矛盾的现象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就构成了他的复杂、丰富、多方面的性格。堂吉诃德这种极为矛盾的性格，是西班牙极端野蛮的君主专制制度社会里产生的一种可恶的现象。堂吉诃德是处在西班牙帝国急遽衰落时代的穷乡绅。那时，许多小贵族、小地主都濒于破产。他们对现实深怀不满，缅怀帝国兴盛时期的繁荣，因而骑士思想在一些穷乡绅中很有影响。堂吉诃德是骑士小说的受害者，他幻想成为一名理想化的游侠骑士，他为社会打抱不平的思想是有现实基础的，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然而这种现象在堂吉诃德身上却构不成悲剧，因为荒诞的游侠行为不能体现严肃的社会冲突，他只能是一个喜剧性的可笑人物。但他追求的理想和崇高的精神却反映了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的要求，这就构成了它所反映的时代要求和这个要求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冲突的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 作者通过这种现象的集中和夸张的描绘，把堂吉诃德性格中内在的矛盾揭露出来，通过喜剧形式，将这种悲剧性的实质揭露出来。唐吉诃德性格中的矛盾正是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西班牙现实社会矛盾的反映。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发展迟缓，贵族与教会势力又相当猖獗，思想控制相当严密，社会现实还不能为作家提供改造社会的理想人物，加上历史条件和人文主义思想的阶级局限，因而在 《堂吉诃德》中，作者虽然嘲笑骑士制度，却又赞美理想化的骑士精神；痛斥种种罪恶现象，但又把许多社会问题归结到抽象的道德上去。这正是塞万提斯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西班牙社会现实的矛盾的反映，也是人文主义弱点的反映。譬如，他赞扬代表封建势力的浪荡公子费南铎的改恶从善。这个依仗公爵权势，欺罔好友，奸污劫掠妇女的贵族子弟，因为他“毕竟有高贵的血统和大丈夫的胸怀，”，经神父的说教，不到一日就变成了心地善良而又“履行诺言”的公爵少爷了。以道德说教来改变剥削阶级的本性的做法正是人文主义阶级性的反映。 桑丘·潘沙与堂吉诃德是既对立又互为补充的形象，他的特点是讲求实际。他当骑士侍从不是为了建立“丰功伟业”，而是幻想通过冒险生活寻求一条摆脱穷困的生活出路。他幻想有朝一日当了总督，发了财，驼背老婆就可以坐上金光闪闪的马车。这幻想既反映了他要求改变现状的民主要求，又反映了他做为小私有者的弱点。由于长期受教会蒙蔽和封建思想影响，他目光短浅，狭隘自私。这些弱点随着情节发展逐渐消失，而西班牙农民的机智、善良和乐观精神在桑丘身上逐渐放出光辉。他一开口便是成串儿的谚语和格言。他对现实有正确的判断力，常常纠正堂吉诃德，他是，风车不是巨人“除非自己的头脑给风车转糊涂了”。他随时随地把主人从幻想领到人世间来。桑丘从一开始就大骂骑士制度，说他主人“是个十足的疯子”，他没有一文工资，又吃尽苦头，几次要甩手不干，但他还是没有抛弃堂吉诃德，他“爱他爱得像自己心肝儿一样，随他多么疯傻也舍不得和他分手。”堂吉诃德的品德和他要扫尽人间不平的人文主义理想吸引了桑丘，他的忠诚的友情是十分感人的，桑丘跟随堂吉诃德游侠，眼界在扩大，思想性格也在起变化。他的当总督想发财的欲望逐渐由变革现状的民主要求所代替，当他渴望已久的“海岛”（一个村镇）到手时，他对公爵夫人叮嘱的回答是“好人我会保护，坏人决不宽容”。他爱憎分明，态度光明磊落。桑丘在当总督的日子里，他的性格显得十分完美。他断案如神，执法无私，“明鉴万里”，改革弊政，废除酷刑，“锄强扶弱”。堂吉诃德为之奋斗一生没有做到的，桑丘却做到了。他观察敏锐，办事果断。他命令把用饥饿疗法来折磨他的“医生”——公爵的奸细。他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在公爵布置的“反侵略”战争中吃尽苦头，他与堂吉诃德不同：吃过苦头，绝不重蹈复辙。经过严峻生活考验之后，他把从堂吉诃德那里受感染得来的幻想放弃了。他做了十天总督就立即辞职：“各位先生，请让开一条路，让我回去过我逍遥自在的日子，我在这里是死路一条，得让我回去才活得了命。……请告诉公爵夫人， ‘我光着身子出世，如今还是个光身，我没吃亏，也没沾便宜’，换句话说，我上任没带来一文钱，卸任我没带走一文钱。这就和别处岛上的卸任总督远不相同了。”这些话显出他在道德上的真正胜利。塞万提斯不禁发出慨叹：“可惜生在这个罪恶的世纪，陷害他的势力伙同一气，就对他的灰驴儿也没肯轻饶。”通过桑丘的遭遇，作者辛辣地嘲讽了封建统治阶级。 《堂吉诃德》问世三百六十多年以来，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堂吉诃德的名字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不同的国家都流传着。象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永远前进的形象”。堂吉诃德的名字已经变成普通名词，成了脱离实际、耽于幻想、主观主义的同义语。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著作里不止一次地提到堂吉诃德。他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最卓越的典型人物之一。 《堂吉诃德》乍看似乎荒诞不经，实则隐含作者对西班牙现实关系深刻的理解和概括。作者采用讽刺夸张的艺术手法，把现实与幻想结合起来，表达他对时代的见解，现实主义的描写在小说中占统治地位。在环境描写方面，与旧骑士小说的装饰性的风景描写截然不同。作者以史诗般的宏伟规模，以农村为主要舞台，出场人物以平民为主，人数近七百人之多，在这广阔的社会背景上，绘出一幅幅各具特色又互相联系的社会画面。他在作品中对西班牙的社会世态、人情习俗、当代重大的事件都作了反映。作者塑造人物也是虚实结合，否定中有歌颂，荒诞中有寓意，并采用讽刺、夸张、对比的方法，讽刺的范围也十分广泛。作者常借用堂吉诃德的疯话和桑丘的傻话讽刺、鞭挞现实社会。譬如：桑丘曾经幻想通过倒卖黑奴，买个爵位，就可以“安安逸逸地过一辈子”。这种讽刺方法往往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作者一方面取笑桑丘的如意算盘，另方面又讽刺和鞭挞了当时统治者卖官鬻爵，买卖黑奴的罪恶活动。作者在许多地方故意引用骑士小说中的装腔作势的词语和实际情况对比，造成极不协调的对照。又如，堂吉诃德认为他的意中人杜尔西内娅是绝代的佳人，是娇美的公主。她的“眼睛是太阳，脸颊是玫瑰、嘴唇是珊瑚，牙齿是真珠……”但她实际不过是一个乡下姑娘，长得像男人一样，“身子粗粗壮壮，胸口还长着毛呢”。这种对比既讽刺了骑士小说的文风和它里面描写的矫揉造作的爱情，又嘲笑了堂吉诃德的脱离实际和无病呻吟，从而收到强烈的讽刺效果。 作者利用骑士小说这种形式，时而针对时弊，时而描绘滑稽荒诞的游侠行径；时而热情歌颂，时而冷嘲热讽，使这种题材具有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其讽刺效果出人意料。他以骑士小说的写法和口吻构成了他叙述的语言和基调，他从骑士的命名、受封仪式、决斗比武到向贵夫人献殷勤，都采用讽刺模拟手法，模仿得维妙维肖，讽刺、挪揄挥洒自如，引人入胜。小说结构以主仆游侠历程为主线，穿插一些各自独立又与主题相联系的故事作为补充，加深了主题的深度与广度。三次出游，在不同条件下，堂吉诃德的喜剧性格特征一再重复，加强了读者印象。他一生执迷不悟：“临殁见真”，情节突然一转，戛然而止，突出了结局的悲剧气氛，点明了主题，这是画龙点睛之笔，给人以深长的回味。 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欧洲近代小说，真正着力刻画塑造人物典型的，可以说是从《堂吉诃德》开始。塞万提斯在猛烈抨击骑士小说的反现实主义倾向的同时，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了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两个不朽的典型，终于完成了小说艺术上的改革。《堂吉诃德》标志着西班牙古典艺术的高峰。塞万提斯可说是欧洲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维特热” ——歌德的 《少年维特之烦恼》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是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期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作家，他一生跨越两个世纪，正当欧洲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封建制度的日趋崩溃，革命力量的不断高涨，促使歌德不断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从而加深自己对于社会的认识，创作出当代最优秀的作品。歌德于1749年诞生在德意志中部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市，父亲是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做过当地的参议员，他很注意对歌德的教育，母亲是市长的女儿，善于讲故事，从小就培养了歌德对文艺的兴趣。1765年，歌德遵照父亲的意思，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他不满学校的经院式教学，自己钻研自然科学和古希腊艺术，同时开始按照宫廷文学的风格学习写诗，模仿莫里哀的作品写喜剧。 1770年4月，歌德到斯特拉斯堡继续学习。在这里，歌德认识了许多年轻朋友，有些就是后来“狂飚突进”运动的积极推进者。特别是他与狂飚运动的理论家赫尔德尔的认识，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赫尔德尔引导歌德阅读莎士比亚、荷马和英国启蒙运动文学的作品，引导他搜集和学习民歌，歌德很快就接受了时代先进思潮和文学运动的影响，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而且成为狂飚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771年8月，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结束学业，回到家乡。一方面作律师，一方面从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充满了狂飚运动的反叛精神，在诗歌、戏剧、散文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主要作品有剧本《葛兹·冯·伯里欣根》（1773），中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 （1774），未完成的诗《普罗米修斯》和诗剧《浮士德》的雏型《原浮士德》，此外，还写了许多抒情诗和评论文章。这一时期，歌德还写过不少抒情诗，如《五月歌》、《欢迎和别离》等。他摆脱了当时诗坛上那种纤巧绮丽或虚拟唯理的诗风，他向民歌学习，以朴素、明快、音律铿锵的诗句，表现了对于大自然和对于人生的乐观态度和真情实感，成为近代德国抒情诗的真正创始人。 歌德在魏玛当过枢密顾问，当过部长，后来还升任首相。在狂飚运动时期，歌德反抗黑暗、腐败的现实，但是丝毫不能见效。1786年6月，他再也不能忍受封建小朝廷的束缚，改名换姓，私自离开魏玛，跑到意大利。他在意大利呆了两年，相继访问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等文化古城。他接触了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研究了古代艺术的遗迹，研究了自然科学，这些使他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并且都反映在他的创作之中。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是德国文学史上“魏玛古典主义”的繁荣时代。1794年，歌德与席勒订交，二人互相帮助，不但合作写了许多警句和谣曲，而且各自完成了他们的一些重要作品。1796年歌德写成了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第一部《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1797年完成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1806年又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 歌德的晚年，欧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法国革命掀起了全欧性的革命高潮，先进国家的工业革命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工人运动已经兴起，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广泛流传，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遍及欧洲。这种情况促使歌德突破了德国的狭隘世界，更多地注意到全欧洲的变化，甚至是世界的变化；更多地接受社会的新思潮，因而也有助于他克服前一时期思想上的狭隘性。歌德晚年的创作极其丰富，重要的如自传性作品 《诗与真》、《意大利游记》，长篇小说《亲和力》和《威廉·麦斯特》第二部《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抒情诗集《西方与东方的合集》，逝世前不久，又完成了《浮士德》第二部。这些作品表现了歌德重视实践，肯定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思想，说明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比前一时期有所增长。《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虽然在艺术上不如《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那样引人入胜，然而它以探求理想的社会制度为中心，认为人们只有在为集体福利而积极劳动中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思想比较开阔、积极。歌德晚年的许多抒情诗中闪烁着唯物主义、乐观主义思想的光芒，在当时消极浪漫主义文学风行一时的德国文坛上独放异彩。《浮士德》第二部的完成尤其突出地表现了歌德晚年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新发展。1832年3月22日，歌德病逝。歌德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提高到全欧的先进水平，并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774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刚一问世，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在德国，在欧洲，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在广大青少年中，掀起了一股“维特热”。人们不仅争穿“维特服”，不少人还效法维持，在苦闷中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为什么这部书信体小说竟引起如此强烈反响？对于维持的自杀究竟应如何认识？ 维特是一个觉醒中的德国平民知识青年。他有才华，有抱负，然而，日趋没落的德国封建社会却在窒息他。为了摆脱这种环境，他离开庸人聚集的城镇。来到“纯洁无染的乡村”。在这里，他结识了绿蒂并与她志趣相投。绿蒂的高尚品德和为人使维特深深地爱上她。维特和绿蒂相爱，体现了一种新型的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男女关系。然而，门第的差异和封建的婚姻制度又把他和绿蒂永远隔开。这给了维特以沉重的打击。为了摆脱爱情的苦闷与烦恼，维特又走向社会，企图在工作中寻求精神的解脱。但是，封建官僚的固执、刻板、挑剔和小市民的庸俗自私，尤其是贵族阶级的歧视与侮辱，使他感到忍无可忍。 爱情的折磨，工作的挫折，社会环境的龌龊，这重重烦恼紧紧地包围着他，使他无法排遣，维特终于陷入了既强烈不满又悲观绝望的深渊。“周围一切都是黑暗，没有希望，没有安慰，没有前途”，他实在走投无路了。维特的自杀，表明他对人生，对他所处时代的完全绝望。他以自己的死，同万恶的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决裂。 维特的自杀，不单是维特的性格悲剧。它既是维特的病态性格的结果，也是特定时代，民族、阶级的产物。《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现在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这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市民阶级的阶级意识已在觉醒，年青一代更是感情激荡，强烈要求改变自己政治上的无权地位。他们高呼“个性解放”、“感情自由”的口号来反对封建束缚。但由于当时欧洲的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年青的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深感软弱无力。因此，悲观失望和愤懑惑感伤的情绪在不断增长。维特的追求与烦恼，正是这一时代精神的反映。 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各国中，德国仍处在封建的诸侯割据的统治之下。这里的“一切都烂透了”。可是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历史和经济的原因又最为软弱，他们根本没有勇气进行改变现状的实际尝试。因此，我们看到，维特既对这个腐朽社会的各个方面给予了无情的抨击，而阶级的软弱性却又决定他不可能有更勇敢的行为。他只能以自杀向社会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维特的行为是不应效法的，但歌德在小说中对德国现实的揭露却“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 欧美浪漫主义小说 浪漫主义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普遍流行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它是法国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潮时期的产物。但由于作家的政治立场不尽相同，因而在创作实践中又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消极浪漫主义首先在德国产生，然后影响英法及其他欧洲国家，十九世纪初，积极浪漫主义可取代消极浪漫主义，并在和它的斗争中得到发展。 浪漫主义文学的里程碑 ——雨果 维克多·雨果 （1802－1885）是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他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几乎占了十九世纪六分之五的时间。他从复辟王朝时期走上文坛，中间经过七月王朝。第二和国和第二帝国，而在第三共和国时期逝世。他的创作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下层群众的疾苦。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雨果运用诗歌、小说、戏剧等多种文学体裁，给读者留下了那个动荡时代的生活画卷。 1802年，雨果生于贝桑松城。他父亲是拿破仑军队的将军。但母亲拥护波旁王室，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雨果从小就处在两种敌对的政治观点的冲突中。由于童年时期主要由母亲负责教养，所以母亲的影响占了优势，雨果在少年时期同情保皇党。 雨果很早就开始创作。他在少年时期写的抒情诗和长诗赞美君主政体和天主教，崇拜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对资产阶级革命抱敌视态度。但是，雨果并不是一个彻底的保皇主义者，当他看到封建反动势力必将被历史抛弃时，他就毅然站到进步方面来。这一变化是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波旁王朝复辟后，力图恢复旧时的专制统治。政府倒行逆施，教会横行霸道。工农群众，资产阶级，甚至官兵中间，都表现出对波旁王朝反动政策的不满。到了二十年代中期，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广泛地展开了自由主义运动，出现了一批政府的报刊杂志。希腊、西班牙、意大利以及俄罗斯帝国境内的人民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对法国人民的斗争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在文艺方面，贝朗瑞的诗歌无情地揭露了贵族和教会僧侣的罪恶，狠狠地抨击了波旁王室的反动统治。这些，都教育了雨果，使他从迷途中醒悟过来。他看清了他所拥护过的东西是腐朽和丑恶的，便和保皇主义、消极浪漫主义由疏远到断绝了关系。 1824年，雨果二十二岁，当时法国由于查理十世的统治日趋反动，革命形势日渐成熟。在时代进步潮流的推动下，雨果的政治态度和文学观点都开始有了转变。在自由主义思潮大为高涨的1826年，雨果同浪漫主义诗人缪塞及剧作家大仲马等，共同组织“第二文社”，提出了反对伪古典主义的文学主张。 1827年他发表了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后者一篇重要文献，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宣言。在这篇序言里，他把古典主义揭露得体无完肤。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艺术形式，历史上没有永恒不变的艺术，因此，盲目模仿古代是非常荒谬的。雨果坚决主张，新时代的艺术必须抛弃古典主义的桎梏。在语言方面，雨果主张使用丰富多彩的人民语言。他认为古典主义者使用文雅，精巧的贵族沙龙语言，使语言变得僵化。 《＜克伦威尔＞序言》发表后，雨果成了浪漫主义的领袖。在同古典主义的斗争中，雨果的思想有了发展，渐渐地离开了保皇主义立场。从二十年代末起，雨果的创作直线上升，许多绚丽多彩的浪漫主义戏剧，诗歌和小说，象潮水一般从他的笔下涌出，表现了作家惊人的创作力。鞭挞统治者的罪恶，揭露社会的不平，对受压迫者和贫苦人的同情，是这些作品的基本内容。如在182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死囚的末日》里，作家呼吁废除死刑，突出地表现他的人道主义精神。1829年作家还发表了抒情诗集《东方集》和剧本《马里红·德·洛尔姆》、《欧那尼》。《东方集》表达了作者对二十年代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争取自由独立斗争的同情，富有东方异国情调。《马里红·德·洛尔姆》中由于把路易十三描写成一个低能的国王而被禁演。《欧那尼》的上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决战，结果古典主义者遭到彻底的失败。 1831年，雨果发表了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1832年，写成了优秀剧本《逍遥王》，由于剧本揭露了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及其宫廷的荒淫无耻，因此只演了一场就被禁演。183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克洛德·格》是一部重要作品。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探讨了工人贫困和由此造成犯罪的问题。工人克洛德·格失业后，为了妻儿去偷面包，被捕下狱。在狱中由于他的真诚、直爽和才干，博得了周围人的尊敬。然而典狱长却对他不断迫害。克洛德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了典狱长。雨果在小说里谴责资产阶级法庭只知道宣判徒刑和死刑，而不了解穷人为什么犯罪。但作者也只是提出通过道德教化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 三十年代。雨果在诗歌上的成就也很显著。《秋叶集》（1831）和《微明之歌》（1835）写于革命运动高涨时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诗中除关于人的命运的哲理思考外，还有关于诗歌的社会使命以及歌颂人民，鞭挞暴君的主题。在以后发表的 《心声集》（1837）和《光与影》（1840）中，虽然也有些社会性较强的诗，但比重不大，更多的是抒发个人感情，描写家庭的欢乐和自然之美的诗。在这些诗里，作家的反抗调子日渐减少，而自由主义慈善家的倾向有了一定的加强。但1838年发表的剧本《吕依·布拉斯》，是一部揭露性较强的作品。然而这样的作品在这一时期已是不再多见了。三十年代前期的几次工人起义和共和党人起义，因政府的镇压而遭到失败。革命运动转入低潮，社会上产生了七月王朝似乎还巩固的印象。这使雨果得出了七月王朝能够长期存在的错误结论。雨果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他一直在幻想敌对阶级的和解。加之七月王朝不断对他进行拉拢——1841年他被选入法兰西贵族世卿，还当上了贵族院议员。所有这一切导致他对七月王朝的妥协。1843年写的剧本《卫戎官》充满神秘主义，思想性很低，反映了作家这一时期的思想状态。剧本上演遭到失败。此后，雨果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一八四八年革命，特别是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雨果创作又恢复了活力。 1848年的革命对雨果思想和创作的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粉碎了他对君主立宪的幻想。最初雨果对二月革命是不理解的，而对六月工人起义更有很多误解，认为人民的起义是“反对自己本身”。但是他又觉得人民的行动是“呼吁自己权利的劳动者的神圣愤怒。”当大多数资产阶级民主派站到了反革命方面，反动派阴谋消灭共和国时，雨果却成了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1851年12月，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雨果参加了共和党人组织的反政变起义。拿破仑三世实行恐怖统治，对反抗者无情镇压，雨果也遭到了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为时达十九年之久。流亡期间，雨果一直坚持对窃国者拿破仑三世的斗争。1852年他发表了揭露拿破仑三世的政治讽刺小册子《小拿破仑》，同年又写了《一桩罪恶史》（1877年才发表）。这些作品对篡国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辛辣的讽刺。但雨果对小拿破仑上台的社会原因缺乏深刻的理解。马克思曾指出，雨果不了解政变的阶级实质，把它单纯看成是路易·波拿巴本人一手造成的。他不了解“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1853年，雨果发表了诗集《惩罚集》。这是一部卓越的政治讽刺诗集。诗集的中心内容是揭露和讽刺窃国害民的拿破仑三世及其集团。雨果称他们是强盗和刽子手，说天主教教士是“人民的屠夫和人肉贩子”，作家对那些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暴发户、“搜刮穷人的股票经纪人”、“脑满肠肥的骗子手和财主”以及欧洲各国的反动统治者 （他称俄国沙皇是“嗜血成性的暴君”），都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揭露。《惩罚集》是雨果的重要作品，它的“革命的气势”曾吸引了列宁。 1856年雨果完成了诗集《静观集》，1862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这两部作品的主要部分都是在流亡前写就的。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遭到惨败。在第二帝国倾覆后，雨果回到了别离多年的祖国。他怀着激愤的心情奔赴国难，大力呼吁法国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反对德国的野蛮侵略，并用他写的著作和朗诵诗歌所得的报酬买了两尊大炮，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巴黎公社起义时，雨果未能正确理解这次革命的伟大意义，错误地认为不应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发动起义。但是当公社失败后，凡尔赛分子疯狂镇压公社社员时，雨果又愤怒谴责反动派的兽行，他呼吁全部赦免公社成员，并在报纸上宣布把自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住宅提供给流亡的社员作避难所。为此，他的住宅遭到反动暴徒的袭击，雨果险些丧命。比利时政府又把他驱逐出去，但作家一直坚持为巴黎公社员辩护，多次要求赦免公社社员。 1872年雨果发表诗集《凶年集》，反映了他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钓思想感情。其中最好的部分，是谴责侵略者、揭露敌人暴行以及保卫巴黎公社社员的那些诗篇。《凶年集》出版后两年，雨果又发表了长篇小说《九三年》。小说描写的是1793年共和国军队镇压旺岱反革命叛乱的故事。 雨果的创作力历久不衰，1883年又发表了诗集 《历代传说》（1859—1883），被认为是法国诗歌和世界文学中最丰富最完美的抒情史诗之一。雨果一生为民主与和平而斗争。但他并不是毫无原则地反对一切战争。他曾说：“我们不要弯背折腰、低头屈膝的和平，我们不要在专制、棍棒和权力统治下的和平。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为了这个解放，无疑地需要革命。”雨果反对民族压迫，对英国压迫爱尔兰，奥地利压迫匈牙利，土耳其压迫克里特，俄罗斯压迫波兰，他都进行了无情的痛斥，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中国，雨果深为感慨。地说：“这些强盗中的一个装满自己的口袋，另一个装满自己的箱子——这就是关于两个强盗的故事。”雨果死于1885年，送葬者有百万之众。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号召公社社员参加伟大作家的葬礼。法国人民为自己伟大的诗人举行国葬。雨果遗体被送到专门安葬伟人的先贤祠。 雨果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和小说家之一。他的诗不但数量丰富，而且主题多样，形式完美，表现手法细致多彩。他的小说精采动人，雄浑有力，以五光十色，气势雄伟的画面见长，为浪漫主义小说开辟了广阔的天地。雨果的创作对后来的作家发生了不小的影响。 《巴黎圣母院》 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初版于1831年，它的创作时期，正当维克多·雨果在政治上逐渐脱离保守派立场而倾向自由民主，文艺上逐渐脱离伪古典主义而提倡浪漫主义之际。当时雨果虽已是一个发表过几部作品，上演过几出戏剧的青年作家，但《巴黎圣母院》的出版，才真正奠定了他作为法国以至整个欧洲最重要作家之一声誉。 在这部小说里，雨果用他擅长诗歌和戏剧的文笔，把四百年前法王路易十一统治时期的历史真实，艺术地再现于读者的眼前。宫廷与教会如何狼狈为奸压迫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如何同那两股恶势力英勇搏斗，这些都通过可歌可泣的故事和生动活泼的戏剧性场面连缀起来，铺排开来，收到成功的效果。由于作家世界观的局限，小说有些章节沾染着唯心主义宿命论的色彩，但总的看来，仍然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真实，具有强大的批判力量。 小说里的弃儿伽西莫多，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被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收养为义子，长大后又让他当了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他虽然十分丑陋而且有多种残疾，心灵却异常高尚纯洁。长年流浪街头的波希米亚姑娘拉·爱斯梅拉达，能歌善舞，天真貌美而心地淳厚。青年贫农诗人比埃尔·甘果瓦偶然同他相遇，并在一个更偶然的场合成了他名义上的丈夫。很有名望的副主教本来一向专心于“圣歌”，忽然有一天欣赏到波希米亚姑娘的歌舞，就千方百计要把她据为己有，对她进行了种种威胁，甚至陷害，同时还为此不惜玩弄卑鄙手段，去欺骗利用他的义子伽西莫多和学生甘果瓦。眼看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占有爱斯梅拉达的罪恶企图，最后竟亲手把那可爱的少女送上绞刑架。另一方面，伽西莫多私下也爱慕着波希米亚姑娘，当她遭到陷害时，伽西莫多巧计救出了她，在圣母院一间密室里避难，敲钟人用十分纯朴和真诚的感情去安慰她，保护她。当她再次处于危急中时，敲钟人为了援助她，又表现出非凡的英勇和机智。而当他无意中发现自己的“义父”和“恩人”远望着高挂在绞刑架上的波希米亚姑娘而发出恶魔般的狞笑时，伽西莫多立即对那个伪善者下了最后的判决，亲手把克洛德·孚罗格从高耸入云的钟塔上推下，使他摔得粉身碎骨。 以上是这部小说的基本情节，中间还有一些插曲：甘果瓦夜间迷路，误入“圣迹区”，出乎意料地与爱斯梅拉达结为夫妇；王宫近卫弓箭队长沙多倍尔卑鄙地想玩弄爱斯梅拉达，副主教出于妒嫉，在他俩幽会时暗中刺伤了队长并嫁祸于少女；宗教法庭将爱斯梅拉达诬为杀人女巫并判处死刑，爱斯梅拉达被带到巴黎圣母院前当众忏悔，伽西莫多把她抢救到圣母院中避难并小心看护她：“圣迹区”的贫民全体出动开赴圣母院，打算抢出爱斯梅拉达，而副主教却利用甘果瓦的单纯，同他一道把爱斯梅拉达骗出了圣母院；弓箭队长奉路易十一之命，带领众多人马屠杀讲义气的乞丐，以及爱斯梅拉达同分别十余年的母亲意外相逢，然而又立即被送上了绞刑架等等。这些场面都写得生动曲折，寓庄于谐，使人读来既感到妙趣横生，内心里又悲悯难禁。至于最后伽西莫多自愿跑到隼山墓窖里陪伴死友爱斯梅拉达，并于两年后和他一道化作灰尘这个结尾，更给小说增添了浪漫主义的悲剧气氛。 然而，假若仅是这些情节，它充其量不过是一部平庸的传奇而已。假若雨果没有在小说里展现出那个时代多方面的生活场景，假若没有写出王室与教廷的明争暗斗，没有写出路易十一及其宠臣们的种种丑态，假若没有那些关于中世纪法官和外交使节的描述，假若没有那些场面，如可笑可悲的法庭审判、巴土底狱、隼山刑场、“圣迹区”的贫民窟以及攻打巴黎圣母院的惊险情景，没有关于古代建筑艺术，炼金术和印刷方面的生动叙述——假若没有这一切，小说就难以成为一部流传久远的杰作了。雨果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细致地描绘了著名的中世纪哥特式建筑艺术，如巴黎圣母院这座哥特式大教堂，它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建筑艺术史，雨果的笔赋予了它生命，在读者眼前它好象活起来了。 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里程碑，这部小说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是雨果把善恶美丑作了鲜明的对照，但这种对照却不是按传统方式把美与善，丑与恶分别集中在两类不同的人物身上，或是根本回避丑怪的一面，而是让它们互相交错：外表美好的，其心灵未必善良；外表丑陋的，其心灵未必不美，未必不善。敲钟人伽西莫多丑得出奇，而且显得非常凶恶，但他心灵的美和善则随着小说情节的开展而愈益突出；副主教的外表何等令人肃然起敬，但心灵却是多么邪恶毒辣！沙多倍尔是花花公子的典型，正人君子是否定他的，而单纯的少女却容易对他一见钟情，天真貌美而心地纯洁善良的街头艺人爱斯梅拉达，用极其纯真的爱情去爱那个浪荡子，而且至死不渝，但她对伽西莫多崇高的感情却偏偏视而不见。 在情节处理和场景描绘方面，这部小说难免有些夸张的笔墨，但那也正是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区别于伪古典主义的拘谨辽之处。有些描绘虽然夸张，但使人觉得仍在情理之中，有些章节，因其出于至情至性，读起来催人泪下。 《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代表作，是法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小说之一。雨果从四十年代写起，于1862年发表，前后达二十年之久。小说中所描写的事件始于1815年，而结束时已经是七月王朝时期了。但是雨果不断回溯到人物的过去，即1815年以前的生活。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历史事件。所以，小说实际上反映了整个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悲惨世界》集中地表现了雨果以前作品中已经多次出现的仁爱万能的人道主义思想。他的人道主义在《巴黎圣母院》中表现为对天主教黑暗势力和封建统治者的揭露，而在《悲惨世界》中，他的人道主义已经发展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和法律的批判了。在这部小说里，雨果描绘了广阔的生活画面，反映了被压迫群众所遭受的痛苦和凌辱。在叙述过程中，作家同时穿插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政治事件。受压迫人民的苦难，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直至拿破仑战争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起义，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动人画面在读者面前闪过。 冉阿让原是一个贫农出身的工人，因收入不够家人糊口，有一次偷了面包，被捕入狱，度过了十九年牢狱和苦役生活，刑满后又有过偷窃行为，但受仁慈的主教米里哀的感化，转变成一个舍己为人的人。冉阿让化名马德兰，当过企业家，并被推为市长。但不久又因暴露了过去的身分而被捕入狱。逃出后，从一个坏蛋手中救出已故女工芳汀的孤女珂赛特，前往巴黎。后来又不断遭到警探的追缉。冉阿让的整个一生充满着坐牢、苦役和颠沛流离的痛苦，这是小说的主要线索。同时作家在小说的第四部和第五部中用许多笔墨描写了1832年共和党人在巴黎举行的革命起义。小说内容十分丰富。但作家注意的中心是那些不幸者的“悲惨世界”。 对下层人民痛苦命运的描写，在小说中占主要地位。小说名字的原意是“受苦的人们”。冉阿让、芳汀、珂赛特以及街头流浪儿格夫罗舍，都属于这些不幸的人。他们受尽痛苦，遭遇到无情迫害，被社会所唾弃。雨果在描写他们痛苦的命运时，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尖锐矛盾和贫富悬殊的鸿沟。资产阶级法律就是为了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而制订的。一个纯朴的工人，为了饥饿的孩子偷了一块面包，竟服了十九年苦役。女工芳汀是一个贫苦和诚实的姑娘，被人骗诱后沦落到社会的底层，伪善残忍的资产阶级道德和法律剥夺了她工作和生存的权利，最后被迫去出卖自己的肉体。雨果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那个逼良为娼的资本主义社会。他写道：“据说，奴隶制从欧洲文明中消失了，这是错误的想法，它迄今还存在着，不过现在的重荷落到了女人身上，它的名字便叫做卖淫。”芳汀受尽了一切凌辱，当她稍微反抗一下一个无缘无故戏弄她的过路绅士时，警察就把她逮捕了，并且判她坐牢六个月，理由是她竟然侮辱一个绅士。而这个绅士，照警察的说法“是选民，并且是公园角上那所三层楼、有阳台、石条砌的漂亮公馆的主人”。可怜的芳汀在长期贫困饥饿的生活以后，又经过这次逮捕和恐吓，终于断送了自己的生命。她的孤女珂赛特落到了坏蛋德纳第夫妇手中，被迫从事力所不及的沉重劳动，备受摧残，完全失去了童年的快乐。当读者读到冉阿让抱着小珂赛特黑夜里为了逃避警察们的追捕，沿着巴黎的街巷东躲西藏陷入绝境的那些篇章时，不能不为之震动，不能不对那个不给穷苦人以活路的社会产生仇恨，资本主义社会确实是穷苦人的“悲惨世界”。 但是，雨果在揭露贫苦人民所遭受的巨大苦难的同时，并未能作出正确的结论。他把一个尖锐的阶级矛盾问题看做道德问题。他认为，世间存在着两种法律：一种是高级的，一种是低级的。前者的代表是米里哀主教，后者的代表是警察沙威。在米里哀看来，罪恶不能靠惩罚解决，而是应该饶恕，这样，人从灵魂深处得到认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罪恶问题。这才是最完善的法律。现代的法律，单靠刑罚惩治罪行，并不能消灭犯罪，反而使犯罪加深。雨果以冉阿让为例，企图说明世俗法律之无用。统治者以刑罚惩治他，他反而变得凶狠，更加容易犯罪。可是当米里哀主教用仁慈感化他时，他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充满博爱精神的人。雨果力图通过冉阿让的转变说明米里哀的主教精神感化法的伟大。从这里我们看到，小说的思想基础，就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它是雨果揭露社会罪恶的出发点。但是由于作家是从人道主义的说教出发来塑造冉阿让这个人物的，到使冉阿让形象产生了某种不真实之处，他的转变并不符合生活的逻辑。主教的宽怀和饶恕，使他变成了一个乐善好施的企业家，这完全是作家按照自己意志的安排。雨果为了把自己的理想和理论具体化，让主人公变成一个企业家。在他的企业内部，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劳资之间不可能存在的关系。雨果是这样描与他的工厂和劳动者的“厂里分两个大车间，一个男车间，一个女车间。任何一个无衣无食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报名，准有工作和面包。……在马德兰伯伯来到这里以前，地方上的各种事业都是萧条萎靡的；现在呢，大家都有了健康的劳动生活。欣欣向荣的气象广被一乡，渗透一切。失业和苦难已经消灭。在这一乡已经没有一个空到一文钱也都没有的衣袋，也没有一个苦到一点欢乐也没有的人家。”这种使资产阶级企业主施行所谓仁慈爱人的企图，完全是一种主观幻想，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因此，关于冉阿让这一段生活的描写是没有说服力的。逃犯当上了企业主，并且成为一个乐善好施的人物，在这些描写中，作家并不是遵循生活真实的逻辑，而是把某种道德哲学硬性交给主人公去体现。 在描写冉阿让对待自己的死敌沙威的问题上，同样体现着作家的道德感化思想。沙威是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和冷酷残忍的爪牙。这个铁石心肠的宪警机关的鹰犬，不断地迫害那些贫困饥饿、无家可归的人。一切对“社会秩序”构成危险的人，他都要迫害。他残酷迫害冉阿让多年，就象影子一样追踪着他。他也是造成芳汀悲惨死亡的直接罪人。然而，这样一个人居然也受到道德的感化。他被起义战士捉住了，但冉阿让在执行枪决时把他放走了。这时，他发现被他迫害多年的苦役犯原来是个高尚的人，他从前的思想基础动摇了。他的“人性”开始复活。他的新认识和他所忠实的法律之间发生了矛盾，在内心矛盾不得解决的情况下跳河自杀。在雨果看来，他的自杀，就是善对恶的胜利。其实这只不过是作家道德思想的胜利罢了。 当然，小说的感染力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作家对被压迫人民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共和主义英雄们的反抗路易·菲力普王朝斗争的生动描写。描写巴黎人民起义的几章，是《悲惨世界》最激动人心的简章。对街垒战的描写，充满着庄严的气氛，雨果把城郊圣安东尼区的劳动者写成是真正的英雄人物。作家在讲到人民的怒火猛烈迸发时写道：“起义——这是真理的一阵发怒，被起义所凿开的街路，迸发出权利的火花。”小说里对人民起义的描写，仿佛是一首庄严的颂歌，那些衣衫褴褛、被资产阶级视为贱民的人，现在都像巨人一样参加战斗。雨果说，这一场战斗堪与特洛亚围城相比。起义者表现高度的英雄主义精神。八十岁的老翁马贝夫为了升起被敌人排枪打掉的红旗，冒着弹雨攀上街垒。巴黎街头的流浪儿小英雄格夫罗舍热爱革命，视死如归，在替战斗者到街垒外去收集子弹时被敌人射中，壮烈牺牲，临死时还唱着嘲笑官军的歌曲。 雨果还塑造了一系列共和主义者的英雄形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些人在那时 （1830—1836）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忠于共和主义理想，憎恨专制制度。他们一心为解放人民而斗争，最后在街垒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珂赛特的男友马里于斯只是由于偶然情况才被冉阿让从水道中救出。在小说中，雨果用最动人的词句歌颂革命起义，赞美起义者的英雄行为。不过。革命战斗的思想在雨果的思想中，毕竟是次要的。他在小说中所肯定的和压倒一切的思想，始终是人道主义的原则。冉阿让的一生就是由人道主义思想贯穿起来的。雨果有时也不反对起义和战斗，但他认为革命和战斗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道主义思想，是不得已采取的手段。 总之，雨果在《悲惨世界》里，以极大的艺术力量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下层人民受苦受难的悲惨遭遇以及资产阶级法律与人民为敌的本质。但是作家并没有指出一条正确的出路。作家坚持他的道德说教，把“仁慈”、“博爱”当作一种医治杜会弊端的灵丹妙药，这些不能不给读者带来消极的影响。 《悲惨世界》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小说的很多章节，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如冉阿让被迫害的经历，芳汀的悲惨命运，以及滑铁卢战役，1832年巴黎的街垒战等，都写得比较真实。警探沙威的形象，除了他最后的“人性复活”外，基本上也是现实主义的。但是《悲惨世界》里浪漫主义的特色，仍然十分鲜明。小说对一些人物如冉阿让、沙威和德纳第的描写，虽然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因素，但同时他们又都是不寻常的人物。如冉阿让的超人的体力和惊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德纳第的许多恶行，都体现着这种特点。这些都是浪漫主义夸张手法的反映。 作者的浪漫主义手法，在小说的情节安排上也比较明显。作家力图使情节戏剧化，因此写了不少“非凡的”事件，如冉阿让攀上阿利雍号战舰的极高的横杠去救一个水手而自己投入海中，冉阿让抱着珂赛特被警察追捕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趴高墙入修道院，而碰到的人恰恰是受过他恩惠的割风爷爷。冉阿让躺在棺材里被抬出修道院，他从街垒上救出马里于斯，在巴黎水道中碰到的人恰恰是德纳第等等，都是离奇的。但是，雨果绝不是为了单纯用骇人听闻的事件怂恿读者的视听，不是单纯为了制造尖锐的矛盾和纠纷，而是为了使小说的社会主题更加突出。 《悲惨世界》在风格上的另一特点，是它的政论性。雨果力图把自己的作品变成社会讲坛，因此不断亲自出来表达一些问题的看法，力图在感情上影响读者，使之接受自己的观点。小说的语言也表现出雨果的特色：高昂、激动和热情，经常运用多义词，寓有隐喻性，有的句子类似成语格言。这些特点使这部小说的叙述具有一种崇高的史诗般的风格。 《悲惨世界》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国外，都受到极高的评价。列夫·托尔斯泰认为它是法国当时最优秀的作品。 除《悲惨世界》外，流亡期间，雨果还写了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海上劳工》 （1866）、《笑面人》（1869），这些小说加深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势力的批判。 《海上劳工》是一部浪漫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作品。主人公吉里亚是一个以捕鱼，种田为生的青年。他为了得到所爱的姑娘代律雪特而为船主勒杰利弄回触礁汽船上的机器，在岛上艰苦劳动两个多月，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成功。但当他得知代律雪特与一个青年神甫相爱时，便毅然放弃了同她结婚的权利，表现出非凡的自我牺牲精神。吉里亚的自沉大海是一种在艺术上不合情理的浪漫主义处理。但小说中描写吉里亚与大自然搏斗、征服大自然的那些篇章，以及几个反面人物的刻画，是该书最有意义的部分。反面人物汉丹、船长克里班、教长雅克曼·埃洛德等人，既是封建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又具有资产阶级暴发中的恶德败行。纯朴、勤劳、善良慷慨的吉里亚和他们形成尖锐的对照。通过吉里亚这个人物，雨果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和劳动创造奇迹的能力。 《笑面人》写的是十七、十八世纪之交英国宫廷内部的斗争，是一部浪漫主义风格突出的历史小说，传奇色彩较浓。英国上议院议员克朗查理爵士因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赞成共和国而遭致复辟国王的忌恨。他两岁的儿子被国王詹姆土二世卖给儿童贩子。遭毁容后流浪江湖，经过十五年流浪生活后被查明原来身份，恢复了爵位。他愤于国王和贵族们作恶多端，又回到民间，最后投海而死。小说的故事离奇曲折，但读者仍能透过浪漫主义情节的外壳，看到它对现实的反映。资产阶级革命的复辟政权专横跋扈，反动残暴，广大人民受着最沉重的压迫，贫困，饥饿，在死亡线上挣扎，可是那些贵族却穷奢极欲，为所欲为。作者通过鲜明的对比，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在复辟王朝统治下深刻的阶级矛盾。小说中无疑有着法国现实的影子。 长篇小说《九三年》（1873）是雨果晚期的重要作品。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揭露了贵族武装叛乱的反动性，赞扬了共和国军队为保卫革命成果而英勇战斗的大无畏精神。革命军年轻而有才能的司令官郭文把反革命头子朗特纲克侯爵从监狱中放走，因为后者是在已经逃走的情况下又重新回来，从大火中救出三个孩子时被捕的。郭文认为，处死这个人不能给革命带来荣誉，所以放走了他，因而触犯了革命法律，被送上断头台。雨果在小说中提出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观点。这个错误的口号，反映出雨果身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阶级局限性。 自由的波希米女子 ——梅里美的 《嘉尔曼》 普鲁斯贝·梅里美 （1803—1870）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他生于巴黎，父亲是画家。他当过海军部的科长，历史文物调查员，还作过参议员。他一生写过戏剧、诗歌、历史小说，是重要的中短篇小说作家。 梅里美的创作是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作品的内容从批判封建阶级发展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自私，人物和情节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艺术上以精致著称，在十九世纪文学中别具一格。 梅里美的杰出作品是《嘉尔曼》（1845）。《嘉尔曼》的故事以西班牙为背景，主人公嘉尔曼是一个波希米 （吉卜赛）姑娘。她能歌善舞，妩媚妖冶，同时又机警狡诈，泼辣凶悍，既做工也卖卜，主要是为走私贩、劫掠者们引路。她行踪诡秘，出没无常，一会儿卖笑于海滨港口，一会儿奔波峡谷，她喜爱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后来，她与沦落为盗的西班牙贵族唐·育才结为夫妻。这一关系确立以后，唐·育才要求她像影子一样守在他的身边，不许她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最后又手持尖刀，凶暴地逼她离开西班牙。但嘉尔曼誓死不从，面对尖刀，边跺脚边回答：“不！不！不！”说道：“你是我的罗姆，有权杀死你的罗朱 （妻子）；可是嘉尔曼永远是自由的。她生来是加里（波希米女子），死了也是加里。”终于在唐·育才的刀尖下丧生。她为了自由不惜抛弃爱情，献出生命。 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酷爱自由，敢于反抗，蔑视资本主义社会道德和法律，以恶的方式和社会对抗，很有叛逆精神的波希米姑娘的光彩夺目的形象。 历史小说家 ——司各特及其小说 英国著名诗人、历史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 （1771—1832）是一位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他生活的年代正值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兴起的时期，他的一生主要创作均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点。 司各特的创作，一般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以诗歌创作为主，重要的作品有《末代歌者之歌》、《玛密恩》、《湖上美人》等；后期创作以历史小说为主，代表作有《威弗莱》《清教徒》、《罗布·罗伊》、《艾凡赫》等。不论是长篇叙事诗，抑或巨幅历史小说，从题材的撷取，情节的安排，人物形象的塑造以至写景、抒情的语言风格诸方面来看，均生动地显示出作家所具有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气质和个性。 从小说创作来看，司各特亦往往撷取中世纪流传于民间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故事，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推《艾凡赫》。作品叙写的是十二世纪末英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它以盎格鲁——萨克逊一个领主塞得利克的儿子艾凡赫的冒险经历为线索，展现了被征服者萨克逊领主与征服者诺曼第贵族的斗争，其间交织着被压迫农民反抗诺曼第封建主的斗争，诺曼第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王位的斗争，以至犹太人与基督教人之间的斗争，在广阔的历史画卷上，作者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历史的典型环境，如巍峨的城堡，豪华的贵族生活，浓密的森林，庄严的广场比武、残酷的封建刑罚；也精心刻划了形形色色的典型人物，如骄奢淫逸的诺曼第封建主、蛮横邪恶的僧侣、善良的农民、聪明的弄人、仆役以至行侠尚义的绿林豪杰等。小说虽然对英国国王“狮心王”理查有所美化，以民族矛盾的调和作为故事的圆满结局，表现了作者拥护封建王朝的保守思想，但作品中对萨克逊劳动人民在诺曼第统治者压迫下的苦难生活和英勇斗争则写来历历如绘。农民赫兹、小丑汪巴、犹太女子蕊贝卡，以及绿林好汉罗宾汉的形象，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切，都显示出司各特历史小说创作中的浪漫主义特色。 当然，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不但受“哥特派”小说的影响，也继承了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不过，就其总体看，他是一位浪漫主义作家。 乡村小说的“宝石” ——乔治·桑的 《魔沼》 乔治·桑，本名奥甸尔·杜班，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女小说家。1804年7月1日生于巴黎的一个军官家庭。四岁父亡，随祖母在诺昂乡下长大，十三岁去巴黎修道院读书。十六岁返回故里，十八岁与杜德望男爵成婚。1831年因夫妻不和，离家出走巴黎。1835年正式离婚后，她曾先后与缪塞、肖邦等相爱。她是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信徒，醉心其文学作品；同时又接受了当时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她个性奇特、独立不羁，喜标新立异，时着男装，渴求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 1832年她的处女作《安蒂亚娜》问世，作者以其对社会的敏锐观察和切身的感受，在作品中鲜明而尖锐的提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注目。继而发表了《莱利亚》、《莫普拉》等小说，继续申明自己的人生主张。 随着作者对社会矛盾的深入了解和对下层人民同情的增强，她的创作日趋成熟，走向了以“社会问题”为标志的创作繁荣期。1840年的《木工小史》是第一部反映工人生活中的作品。小说《奥拉斯》则反映了1832年六月共和国人的起义事件。优秀作品《康素爱罗》是以一个品性高尚的穷女歌唱家康素爱罗的坷坎经历为题材，歌颂了主人公嫉恶如仇，不慕荣华，热情单纯的高贵品质，具有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 1845年，乔治·桑的重要作品《安吉堡的磨工》发表，小说描写了善良、聪明的磨工路易与资产阶级热情暴发户女儿萝丝相爱，在贵妇人玛赛尔太太的热情帮忙与资助下如意成婚的故事。作品反映出封建贵族在农村的地位和权益被资产者所取代的命运；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金钱这一“魔女”也开始向农村侵入，成为统治一切支配一切的“国王”。作者对此极为反感，但又无可奈何，十分矛盾。 1845年以后，乔治·桑大力从事以农村为背景的田园创作，追求宁静、安谧的情调。中篇小说《魔沼》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创作，被誉为乡村小说的“宝石”。《磨沼》写于1846年，是一部歌颂农民美好品德的作品，从《魔沼》中可以看到乔治·桑晚期小说创作的风貌。作品内容上保持了以下层人民爱情婚姻为中心的特点，歌颂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争取自由恋爱，美满婚姻的思想和行为。男方不为有钱的寡妇所动，女方竭力挣脱农场主的纠缠，终于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婚姻。同时，作者又以抒情的笔调描绘了大自然的绮丽风光。小说还不时穿插十九世纪法国农村中的许多有趣的风情习俗，如写日尔曼与小玛丽的婚礼仪式。使乔治·桑的小说散发出一种农家田园生活所特有的清幽、欢快的气息，也使作品呈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抒情色彩，这正是乔治·桑晚斯创作的特色和风格所在。 对于1848年的革命，乔治·桑原是激情满怀的。她不仅发表了《致人民的信》，还亲自参加了五月游行。她的“过激”行动遭到资产阶级的攻击，由于社会的压力及其向自身思想因素，她的创作又回到往日田园小说的境界之中。如《小法岱儿》和《弃儿弗朗莎》，可谓《魔沼》的姊妹篇。作品中透露出作者对丑恶现实的厌恶，和对宁静田园的向往。晚年，她还写过一些儿童作品，如《祖母的故事》等，并撰写了自己的传记《我的平生》，还曾将小说 《弃儿弗朗莎》、《金林美男子》等改编为剧本，搬上戏剧舞台。 乔治·桑是一位颇有特色的浪漫主义女作家。她冲破了封建羁绊，追求个性解放，关心妇女命运，并提出，妇女在爱情与婚姻上的种种不幸，实质是一个社会问题，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她的作品揭露了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反映了工人、农民的生活疾苦。因此，恩格斯称她为当时反映下层人民的文学流派的代表之一。但是也应看到作者在思想和创作上存在明显的局限：她同情劳动人民，却惧怕人民革命，如对法国工人六月起义以至巴黎公社起义均持异议；在其创作上，也存在逃避现实、追求世外桃园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倾向。 两位著名的仲马 ——大仲马和小仲马 法国文学史上有两位著名的仲马：一位是《基督山伯爵》的作者大仲马（1802—1970）。大仲马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中另一个类型的杰出作家，他在当时报刊连载通俗小说的高潮中，用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创作了故事生动、情节曲折、处处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把这种文学体裁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新境界。另一位是《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他是法国戏剧由浪漫主义过渡期间的重要作家，是大仲马的私生子。 1802年7月24日，大仲马诞生于法国北部的维莱科特雷镇。他的父亲曾是拿破仑手下的陆军少将，母亲是科特雷镇上一家旅馆的老板的女儿。大仲马才四岁，父亲就离开了人间，因此他在幼年、少年以至青年时代始终生活在穷困之中。大仲马的母亲希望儿子能学得一技之长，节衣缩食为他请了小提琴教师，但他学不下去；后来母亲又要他去神学院就职，他也安不下心来。然而他是个有开赋的孩子，而且有他自己的抱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跟撞球店老板赌输赢，结果赢得了九十法郎，他把这笔钱用作到巴黎去的旅费，开始了他的新生涯。到了巴黎以后，他凭借父亲的人事关系，在奥尔良公爵的私人秘书处寻到了个抄抄写写的差事。与此同时，他狂吞乱咽般地大量读书，广泛涉猎了文学、历史、哲学和自然科学等知识领域，为日后的多产创作奠定了基础。看了伦敦的剧团在巴黎演出的莎士比亚戏剧以后，他激动不已地感到“精神上受到强烈的震动”。他花了五个星期写出了第一个剧本 《克里斯蒂娜》，而且得到了内行人的好评。但由于一个演惯了古典主义剧目的名演员的阻挠，剧本未能如期上演。现在我们熟知的 《亨利三世及其宫廷》，是大仲马写的第二个剧本。这个剧本之所以负有盛名，一则由于作品充分显示了作者卓越的才华，二则由于它是法国第一部突破古典主义传统的的浪漫主义戏剧。经过很有戏剧性的一番周折以后，这个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剧本终于在古典主义固守的堡垒——法兰西剧院上演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它上演的时间，比雨果的《欧那尼》还早一年，不仅开创了历史剧这个新的文学领域，而且体现了一些浪漫主义戏剧的创作原则，这正是大仲马在法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功绩。 三十年代初，法国报刊大量增加，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往往开辟文学专栏，连载的通俗小说便应运而生。大仲马是喜欢司各特的。他仔细钻研了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及其特色后，便运用自己编织故事的神妙技巧和丰富充沛的想象力，从历史上取材，写了不少通俗而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在报刊上连载，成为当时法国首屈一指的通俗小说专栏作家。1844年，《三个火枪手》的巨大成功，已为他奠定了历史小说家的声誉；1845年秋开始在《辩论报》上连载的《基督山伯爵》又轰动了整个巴黎。稿费源源而来，他这时真可以说得上是富比王侯了。1848年，他竟然耗资几十万法郎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府邸，并把它命名为“基督山城堡。” 大仲马作为十九世纪最多产而且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最保守的统计，他创作戏剧九十部，小说一百五十部 （计三百本）。最著名的戏剧除《亨利三世及其宫廷》（1829）以外，还有《安东尼》（1831）和《拿破仑·波拿巴》（1831）。最著名的小说除 《基督山伯爵》外还有：描写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四时期的达达尼昂三部曲，即《三个火枪手》（1844）、《二十年后》（1845）和《布拉热洛纳子爵》（1848—1850）；描写“三亨利之战”的三部曲，即《玛戈王后》（1845）、《蒙梭罗夫人》（1846）和《四十五卫士》（1848）；以及描写法国君主政体瓦解的一系列小说，如 《约瑟·巴尔萨莫》（1846—1848）、《王后的项链》 （1849—1850）、《红房子骑士》（1846）、《昂热·皮都》（1853）和《夏尔尼伯爵夫人》（1853）。而其中影响最大、最受读者欢迎的，当然首推《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 从1845的8月28日起，巴黎的《辩论报》上开始连载《基督山伯爵》。小说马上就引起了轰动，如痴如狂的读者从四面八方写信到报馆，打听主人公以后的遭遇；被好奇心撩拨得按捺不住的读者，甚至赶到印刷厂去“买通”印刷工人，为的是能对次日见报的故事先睹为快。一部当代题材的小说能产生这样的“轰动效应”，而且生命力竟能如此顽强，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受到全世界亿万读者的喜爱，这种情况在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1842年，欧仁·苏的社会风俗小说《巴黎的秘密》在报纸上连载后一炮打响，于是，出版商约请大仲马也以巴黎为背景写一部当代题材的小说。大仲马接受约请后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搜集素材。他在巴黎警署退休的档案保管员珀歇写的回忆录里，发现了一份案情记录，它记述了拿破仑专政时代一个年轻鞋匠皮科的报仇故事，说的是巴黎一家咖啡馆的老板卢比昂和他的三个邻居，出于嫉妒跟刚订了婚的鞋匠皮科开了个恶意的玩笑，诬告他是英国间谍。不料皮科当即被捕入狱，从此音讯杳然。七年后他出了狱；由于同狱的一位意大利神职人员在临终前把遗产留给了他，他出狱后就变得很富有了。当他得知当年的未婚妻早已嫁给了卢比昂，于是就乔装化名进入卢比昂的咖啡馆帮工，先后杀死那三个邻居中的两人，并用了十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把卢比昂弄得家破人亡。但最后他在手刃卢比昂时，当场被那第三个邻居结果了性命。 大仲马敏锐地觉察到，“在这只其貌不扬的牡蛎里，有一颗有待打磨的珍珠。”他根据这个素材，构思了一个复仇故事的轮廓。然后，他又听取了在创作上和他多年合作的助手马凯的一些很有见地的建议，决定花大量的篇幅去写“主人公同那位美貌姑娘的爱情，那些小人对他的出卖，以及他同那位意大利神职人员一起度过的七年狱中生活”，这些引人入胜的情节。鞋匠皮科在小说中成了水手唐泰斯，故事的背景也改在了风光绮丽的马赛港。大仲马不愿意让小说中的冤狱发生在拿破仑的第一帝国时代，于是把故事的时间往后挪到了王朝复辟时代，让唐泰斯成了波旁王朝的冤狱的受害者。皮科的那几个仇人，则从市井平民变成了七月王朝政界，金融界和司法界的显要人物。 为了写作这部小说，大仲马去了马赛，重游了加泰罗尼亚渔村和伊夫堡。大仲马的脑海里，酝酿着一幕幕场景：少年得志的唐泰斯远航归来，与美丽的加泰罗尼亚姑娘梅尔塞苔丝举行订婚仪式；船上的会计唐格拉尔和姑娘的堂兄费尔南（即后来的德·莫尔塞夫伯爵），串通一气，写信向警方告密，诬陷唐泰斯是拿破仑党人；当时也在场的裁缝卡德鲁斯曾想阻止他们这样做，但终因喝得酩酊大醉而不省人事；在喜庆的订婚宴席上，宪兵突然闯进来带走了唐泰斯；代理检查官维福为了严守父亲的秘密，维护自身的利益，昧着良心给无辜的唐泰斯定了罪，把他关进伊夫堡阴森的地牢…… 从伊夫堡，大仲马联想到当年曾在这里关押过的铁面人、萨德侯爵和法里亚神甫。法里亚神甫确有其人；他原来是葡萄牙神甫，早年来到法国，曾投身法国大革命的战斗。后来，他被以信仰空想社会主义的罪名，长期囚禁在伊夫堡的地牢里。他于1813年出狱后，到巴黎开了一家催眠诊所，作家夏多布里昂就曾亲眼见过他用催眠术杀死一只黄雀。但他的所作所为被教会视为异端，最终死于贫病交加之中。大仲马决定把这样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移植到小说中去。于是，唐泰斯在地牢中遇到了这位掘通地道和他相见的法里亚神甫。但在大仲马笔下的法里亚，已经变成一位集人类智慧于一身，为祖国统一而奋斗的意大利神甫，而且，他掌握着一个天方夜谭式的宝窟的秘密。也是这个法里亚，把唐泰斯造就成了一个知识渊博，无所不能的奇人，并且让他得到了基督山岛上的宝藏，成了家财万贯的基督山伯爵。 皮科的故事纯粹是个复仇故事。大仲马笔下的基督山伯爵，却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俨然是正义的化身。昔日的船主莫雷尔有恩于他，于是唐泰斯出狱后首先报恩，把这位濒临破产的好人从绝路上救了回来，此后又始终照顾他的儿女，直至最后把基督山岛的宝窟送给他们。旧时的邻居卡德鲁开始良心未泯，对唐泰斯的老父有所照顾，后来因为贪得无厌而谋财害命，甚至潜入基督山家中行窃并企图行凶，所以基督山对他是报恩于前，惩罚于后，赏罚极为分明。对唐格拉尔，费尔南和维尔福这三个仇人的复仇，大仲马用浓墨泼洒，细笔描绘，把他写故事的本领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后，这三个人破产的破产，自杀的自杀，发疯的发疯，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小说在报纸上断断续续地连载了一百三十六期，历时近一年半。《基督山伯爵》成了马赛人的骄傲。马赛城有了基督山街、爱德蒙·唐泰斯街；伊夫堡和基督山岛亦成了旅游胜地。 从一个简单的故事框架出发，写出一本洋洋洒洒一百多万字的小说，并且在一个多世纪来风靡无数的读者，始终有其经久不衰的魅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的奥秘自然也是值得探索一番的。 首先，大仲马是编故事的高手，有着一套布局谋篇的高招。大仲马在构思整部小说时，先顺着情节发展的脉络，安排下一连串最精采、最打动读者的情节，作为整个故事的高潮。譬如说，下半部写基督山分别对三个仇人报仇的故事时，大仲马就极尽其设计情节的能事，把“戏”做足，使情节的展开高潮迭起，精采纷呈。对莫尔塞夫，大仲马特意把他发迹的背景放在希腊，这样，作者的那支生花妙笔就不仅能放手去写美丽的希腊姑娘海黛，去重彩渲染迷人的东方情调，而且也安下了海黛与莫尔塞夫当场对质的这个“眼”。对维尔福的复仇，沿着两条情节线展开，一条是维尔福夫人的一次次下毒，另一条是贝内代托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维尔福的私生子。唐格拉尔银行的破产、女儿的出逃以及自己落进意大利强盗的手里，也都是一些扣人心弦的“眼”。 一部长篇小说中，有了节奏紧张，大起大落的高涨，也必然会有节奏相对舒缓，主要起交代情节，连缀故事作用的所谓“弄堂书”。这些段落，如果让读者走了神，整部小说也还是得砸。大仲马在这一点上很显功力，他或是安排悬念，设置伏笔，仍把读者的胃口吊足；或是大故事套小故事，从故事篓拣精采的小故事来连缀大故事的情节；或是笔端透出幽默风趣的韵致，让读者调剂一下情绪，不致感到沉闷。 此外，整部小说充满了浪漫的传奇色彩。罗马的狂欢节。基督山岛的地下宫殿，强盗万帕的洞穴，都写得色彩斑澜，各具特色，把全书的氛围烘托得美妙而壮观。大仲马在小说中还不时穿插一些典故传奇，奇闻轶事，异域风情和大海、岛屿的景色描写。所有这些，也许就构成了陀思耶夫斯基所说的：“大仲马情趣”吧。 说到人物性格的描写，恐怕很难说那是这部小说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整部小说中塑造了几十个人物形象，它们毕竟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的。随着情节的展开，每个人物形象还是都有其轨迹可寻，或者按黑格尔的说法，都是有其各异的“情志”的。我国读者在读大部头的外国文学作品时，有时会在看了好些篇幅以后还弄不清那些长长的人名，或者把它们混淆起来，在看 《基督山伯爵》时，恐怕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这或许也可以作为小说人物形象鲜明而各异的一个佐证吧。 这部小说中，大约有一半篇幅是对话。这在大仲马是很自然的，因为写剧本可以说是他的看家本领。他笔下的人物对话，或是充满激情，以澎湃的热情来感染读者，打动他们的心，或是充满机锋，简洁明快而又丝丝入扣。大段的独白可以长达几页、几十页，但看了不致叫人生厌；最简短的对话可以短到只有一两个字。但由于往往出现在要紧关头，所以仍显得独特而精采。 《基督山伯爵》问世后的第三年，大仲马又把小说改编成剧本在巴黎上演，第一晚从傍晚六点演到半夜，演到爱德蒙·唐泰斯越狱为止，第二晚演完全剧。大仲马笔下精采的对话，居然使这种马拉松式的演出紧紧地攫住了观众的心，让他们看得如痴如醉，毫无倦意。 大仲马凭他高超的写作技巧，写出了一个奇特新颖，引人入胜的报恩复仇的故事，让人读来回肠荡气，觉得痛快淋漓。高尔基称赞这部小说是“令人精神焕发的读物”。 大仲马生活和写作的时代，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人，都可以说是他的同时代人。如果要把大仲马跟这些我们熟悉的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巨匠作个比较的话，也许可以说，大仲马是最擅长编故事的，他的那些情节扣人心弦、充满传奇色彩的小说，就可读性和通俗性而言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但若要说小说的文学价值，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恐怕大仲马就难以与他们抗衡了。 亚历山大·小仲马 （1824—1895）是法国著名十九世纪浪漫派作家。他的代表作有小说《茶花女》、戏剧《半上流社会》、《金钱问题》、《私生子》、《欧勃莱夫人的见解》、《阿尔丰斯先生》等。《茶花女》是他的成名作。 小仲马是大仲马的私生子，从小受社会歧视、侮辱，因而他的作品都针对社会问题，揭露时弊。他思想敏锐，观察问题深刻，他最好的剧本都带有自传性质。《茶花女》、《狄爱娜·德利斯》、《半上流社会》、《私生子》、《放荡的父亲》都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面。毫无疑问的是，玛格丽塔·戈底叶、德昂什伯爵夫人以及所有出现在舞台上的戏剧人物，他们不是肖像，而是提炼出来的人，非常明确的典型。 小仲马的作品大都是以妇女、婚烟、家庭为题材，或描写在资产阶级腐朽风尚毒害下沦落的女性，或表现金钱势力对爱情婚姻的破坏，或谴责夫妻之间的不忠。 小仲马二十八岁写出《茶花女》，结果一举成名。《茶花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出身贫苦家庭，因为找不到生活出路，被迫沦为妓女，并染上了肺病。由于她聪明美丽，受到巴黎贵族和富豪的垂青，因此，她的生活也曾相当豪华。但是，资产阶级只不过是把她当作玩物。玛格丽特的内心充满痛苦。一个偶然机会里，她认识了贵族青年阿芒，他同情她的遭遇，他们真诚相爱并搬到巴黎郊外别墅居住。但由于社会地位不同，阿芒的父亲出面干涉，因为在那个社会，娼妓的低贱地位将毁掉阿芒的前程。阿芒的父亲趁阿芒不在来到别墅，以威胁恐吓和苦苦哀求，使玛格丽特断绝与阿芒的来往，她违心地保证不再见阿芒，并给阿芒写了一封拒绝爱情的信。阿芒不明真相，以为玛格丽特忘恩负义，便狠狠地骂了她一通。玛格丽特经过这次精神折磨卧床不起，最后，悲惨地离开了人间。 小仲马在《茶花女》里，以细腻的笔触，深情的语言，抒写了作为一个人的妓女的思想和感情、希望和绝望，揭露和控诉了贵族资产阶级的腐朽和伪善。那些掌握权力和财富的贵族们其实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们是杀害玛格丽特的刽子手。当然，由于作者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为茶花女找到正确的出路。 欧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 （上） 心理描写巨匠 ——司汤达和他的 《红与黑》 司汤达（1783—1842）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详尽而深刻地揭露了十九世纪法国复辟时期复杂的阶级矛盾。艺术上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揭示出时代的本质特征。他的创作奠定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对欧洲文学有深远的影响。 司汤达幼年深受具有启蒙思想的外祖父的影响，培养了对启蒙思想的爱好和对文学的兴趣，他很小就阅读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作品，对卢梭尤为崇敬，把他视为“思想最高尚，才能最伟大的人物。” 司汤达生前文名寂寞，发表过《意大利绘画史》、《阿尔芒斯》、《巴马修道院》等多部作品。其中，成书于1831年的《红与黑》是司汤达最杰出的作品，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红与黑》可以说是一部“真实”的小说。司汤达以《司法公报》上刊登的一个家庭教师杀害女主人的社会新闻为情节基础，进行艺术加工和情节拓展，注入自己对复辟时期法国社会阶级矛盾的认识，创作了《红与黑》这部具有浓厚政治色彩和时代特征的小说。作品原名《于连》，后来改为富有象征意义的《红与黑》。 小说以于连的生活经历为主要线索，广泛描写了复辟时期的社会生活，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复辟时期法国社会的生动画面。 主人公于连是维立叶小城一家锯本工场主的儿子。他意志坚强、精力充沛、聪明活跃，爱好读书，他崇拜卢梭，接受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和无神论思想。在一位老军医的影响下，他也崇拜拿破仑，羡慕拿破仑时代的自由气氛和青年人凭自己的才干青云直上的社会环境。于连在家受到父兄的压制和苛待，在社会上又受到统治阶级的歧视，从小就具有强烈的平民反抗意识和要求改变命运的愿望，他选择了个人奋斗的道路。若是在大革命时代，他一定会穿上军服，从而出人头地，但在王朝复辟时期，这条道路被堵塞了，他看到神父能拿到三倍于拿破仑大将的收入，就穿上教会服，想借此而往上爬，他背熟了一部拉丁文《新约全书》和墨士德的《教皇传》，作为向上爬的敲门砖，戴上虚伪的面具来适应社会，口是心非，言不由衷，把自己真实感情深藏起来，崇拜拿破仑，却在人前诋毁拿破仑，不信神，却装出一副虔敬天主的样子。 到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是他踏入社会的第一步，也是他理想幻灭的开始。在市长家里，出于对市长的报复心里和尝试胆量的冒险心理，于连与市长夫人发生了暧昧关系。德·瑞那市长夫人是个三十岁的少妇，端庄秀美，心地善良，结婚后她一直过的是无爱情的生活，德·瑞那对妻子不存在真正的感情和关心。于连的出现唤醒了德·瑞那夫人沉睡已久的爱情，激发了她对粗鄙庸俗的丈夫的嫌恶。共同的命运与共同的渴望把她和于连联系在一起，在想互了解和同情的基础上产生了爱情。然而，他们的爱情终于败露，于连不得不离开市长家，被迫进入阴森冷酷的贝尚松神学院学习。神学院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于连虽然事事处处小心谨慎，还是卷进了教派斗争中去。他又随去职的彼拉院长来到巴黎，当了德·拉·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由于他才干出众，又能审时度势，得到了侯爵的赏识，曾担负起去英国向某“要人”口传机密的重任。木尔侯爵的女儿玛特儿小姐不满平庸的贵族生活和周围的纨绔子弟，叹息当今是“一个退化而烦厌的世纪”，缅怀富于浪漫气息的中古时代，她看中了意志坚强，带有平民独特气质的于连，木尔侯爵起初对这桩爱情暴跳如雷，后来也无可奈何。于连获得了德·拉·伟业骑士称号、二万零六百法郎收入的庄园和法兰西陆军中尉的军衔，初步实现了他的个人野心。正当他踌躇满志之时，贵族阶级和封建教会狼狈为奸，威逼市长夫人写了揭发于连的告密信，木尔侯爵因此取消了他和玛特儿的婚约。于连在激怒之下赶到维立叶小城，向正在教堂祈祷的市长夫人射击，被判处死刑。 于连是王政复辟时代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形象。他一生从希望、追求、奋斗到失败的过程，反映了这一时期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命运。他既有反抗的一面，也有妥协的一面：他的反抗性产生于社会对他的压制，基于个人向上爬的野心。他追念大革命时代，因为那时像他这样有才干的青年，有数不清的机会可以在战争或其它国家事物中大显身手，从而立身扬名。但在扼杀一切的王政复辟时代，于连却扮演了“一个逆叛的平民的悲惨角色”，成了“一个跟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他蔑视贵族阶级“合法的权威”，憎恶教会的虚伪黑暗，鄙夷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势利庸俗。他埋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对社会进行了报复性的绝望的反抗。于连的性格，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系统，是反抗与妥协、自尊与自卑、雄心与野心、虚伪与正直的复杂结合。司汤达依照生活的真实，刻画了于连复杂矛盾的性格，对于连所具有的社会心理和爱情心理进行了理智的分析和研究。 于连的反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对复辟政权的不满，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斗争目标，又远离人民群众，因而必然失败。司汤达以其细致有力的笔触剖析了于连性格的发展和社会环境在形成于连双重性格中的作用。作品通过描写于连的矛盾性格和悲剧命运，揭示了小资产阶级对复辟社会的强烈反抗以及在反抗中表现出来的妥协性，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同时对复辟时期法国社会作了深刻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于连是十九世纪前期法国社会中具有反抗精神的个人奋斗的典型，也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第一个成功的个人奋斗的艺术典型。司汤达在于连身上揭示的远远不止当时社会中个人奋斗者的精神面貌，而是凝聚了作者对人类个体的生存与奋斗的深刻思考。 关于《红与黑》这一书名的含义，历来又许多种争论。一般认为，“红”是革命的象征，即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政权；“黑”是反动的象征，即指拿破仑失败后复辟的波旁王朝和教会统治。这两种对立的颜色，代表了两种对立的势力，小说主人公于连，怀着“红”的个人抱负，却不得不走“黑”的道路，因而处境艰难。在性格中也表现为矛盾的两重性。 《红与黑》具有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小说的副标题是“一八三0年纪事”。反映了法国第二次王政复辟时期，特别是查理十世统治时期的社会生活。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复辟对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而言，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红与黑》再现了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小说深刻描写了复辟的贵族飞扬跋扈。经历了大革命，他们“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教训也没有记取。”他们以十倍百倍的疯狂和仇恨，力图恢复旧制度和旧秩序，大革命期间流亡国外的木尔侯爵又回到巴黎，成为“法兰西大臣”。他不仅在经济上很有实力，府第灯火辉煌，舞会通宵达旦，而且在政治上极为反动。他策划阴谋，结党营私，为了扼杀革命、复辟封建君主制而不惜出卖祖国，对革命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大革命时期留在国内的外省贵族德·瑞那，因反革命有功，复辟后出任市长，对下属和同僚颐指气使，他明白地告诉妻子：“要保持我们的地位和权威，所有在你家生活的人，只要他不是贵族，他接受了工钱的，都是你的奴仆。”反动面目暴露无遗。靠剥削穷人和孤儿发家的贫民救济所所长哇列诺，投靠波旁王朝而步步高升。教会特务组织密布全国，锢禁言论自由，教会宣传：“要巩固神权，就必须拥护王权。”各种黑暗势力相互勾结，把全国气氛钳制得更加紧张，烘托出山雨欲来的斗争形势。 同时，从小说中可以看到，虽然封建等级制度随王朝的复辟已恢复了一部分，但资本主义等价交换的法则已经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德·瑞那市长尽管是有权有势的贵族，但在聘请于连当家庭教师这件事上根本无法使用任何特权，而不得不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于连的父亲就是利用市长和暴发户哇列诺对家庭教师的需求，向市长讨价还价。德·瑞那市长夫人之所以受人尊敬，主要不是因为她系出名门贵族，而是因为她是一大宗遗产的继承者，德·瑞那发现了她与于连的暧昧关系，却为了这笔遗产而甘受其辱。同样，贵族出身的市长以“有利可图作为行为处事的一原则，世袭的大贵族，国王的亲信木尔侯爵，也在巴黎市场上投机倒把，大发横财，这两个贵族人物的形象，反映了已成为社会现实的资本主义法则下，一部分贵族阶级已开始资产阶级化。 《红与黑》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工作，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文学成就。对现实生活栩栩如生的描绘和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是小说在艺术上的最主要的成就。小说展示了从维立叶城“象疫病般的财利氛围”、贝尚松神学院阴森可怖的环境，到巴黎圣日耳曼区紧张的政治气氛，艺术地构成了复辟时期社会的缩影。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现实生活的人物形象。同为贵族阶级的成员，狡猾顽固的木尔侯爵不同于愚钝的德·瑞那市长；彼拉神父与福力列代理主教都是教会中的当权派，但由于各自的经历、地位不同，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于连刚从农村来到市长家时，是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对上流社会怀有敌意和不满的平民青年，上流社会污浊的环境很快使他身上小私有者的特点发展为投机心理和表里不一的两重人格，而他的日益得意又使他对上流社会的憎恨变为妥协，当他向上爬的幻想完全毁灭、成为囚徒时，与上流社会对立的情绪又回到了他的身上。 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是作者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重要方法。于连的内心活动，有时是无声的默想，有时是有声的独白。在市长家“征服”市长夫人的行动，写出他以爱情作为报复手段和挤入上流社会的内心活动，于连赴玛特儿约会前的心理活动尤为精彩，先是高兴，而后疑虑重重，最后想到要维护自己的荣誉，其间有感情的激动，也有冷静的思考和安排。于连在监狱里的反省，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得失，长篇的内心独白，揭示了他内心的冲突和瞬间的感情变化，展示了他以反抗为主导的性格特征。精确细致的心理描写，使作者笔下的人物形象丰满，具有真实感。 《红与黑》在艺术上还具有结构严谨完美，故事情节生动感人富于戏剧变化，语言精确等独特的风格。 1842年，司汤达中风逝世，遗体葬在蒙马特尔公墓，墓碑上用拉丁文刻着作家生前拟定的碑文：“亨利·贝尔，米兰人，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这恰是司汤达一生最完美的写照。他的杰作 《红与黑》，奠定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光照了一代文坛。 法国社会的书记员 ——巴尔扎克和 《人间喜剧》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1799—1850）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代表。他用卓越的艺术才华和毕生的辛勤劳动创作了《人间喜剧》，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高潮。 巴尔扎克生于图尔市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代入法科学校学习，这期间先后在法律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当见习生，透过这个窗口，使他认识了巴黎社会的腐败黑暗，看到了“很多法律治不了的万恶的事”，同时，也使他认清了在“平等”、“公道”的幕后，法律界是进行着怎样的鄙卑勾当的。这对巴尔扎克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19年，他从法科学校毕业，毅然拒绝家里给他选择的“有前途”、“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立志从事文学创作。 法科学校毕业后的十年，是他分析社会、尝试写作的十年。为了获得独立生活和从事创作的物质基础，巴尔扎克曾大量写作迎合当时庸俗社会风气的神怪小说和其它类型的小说，但这些并没有给他以作家声望和渴望的金钱。为了挣钱，他还曾经尝试经营出版业、印刷业等行业，非但没有得到金钱，反而债台高筑，脱累终生。这些经历，使他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和金钱的万能，有了真切的体会。在这种情况下，巴尔扎克重操写作旧业，开始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他在书房内放置的拿破仑石膏像的剑销上，亲笔写下了“他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来完成”。1829年，他三十岁的时侯，发表了长篇历史小说《朱安党人》，标志着作家迈向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巴尔扎克夜以继日地写作，创作出了杰作《人间喜剧》。 《人间喜剧》以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把1816—1848年的法国社会面貌，斗争形势和基本特征描写出来，是一部生动逼真的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兴衰史。《人间喜剧》的全部作品分为三部分：《风格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其中《风俗研究》从各个不同角度全面反映法国生活的面貌，是《人间喜剧》的主干，根据小说的不同侧重点，又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整个《人间喜剧》，包含着一部封建贵族的没落衰亡史和一部资产阶级的罪恶发迹史，二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每部作品的主旨。 巴尔扎克的世界观非常复杂，他基本上是个唯物主义者，还包括许多唯心主义思想。他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又受封建的功利思想影响。这些都反映在《人间喜剧》的作品中。他世界观中的唯物主义和民主思想，使他运用现实主义的科学方法，能客观地分析和观察社会，从而深刻地揭示时代的本质，真实地反映历史趋势。他在创作上的多方探索，也加深了他对社会本质的认识。同时，巴尔扎克的唯心思想和消极的避世态度，也造成了他某些作品的局限性。他创作方法和作品内容方面存在的矛盾，是由他世界观的矛盾决定的。 《人间喜剧》所反映的社会内容非常广阔，可以看出那一时期法国社会的整体面貌。有描写封建贵族的衰亡史的《苏城舞会》（1830）。《古物陈列室》（1836—1838）、《弃妇》（1834）、《幻灭》（1837—1843）等。描写资产阶级发家史的有《高利贷者》（1830）、《欧也妮葛朗台》（1833）、《纽沁根银行》（1838）、《幻灭》（1838）等。揭露金钱的罪恶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冷酷的金钱关系的作品有：《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 （1834—1835）、《夏倍上校》（1832）等。表现对共和主义者的赞美的作品有《卡金央王妃的秘密》、《农民》等。描写对理想社会的探索有 《乡下医生》（1833）、《乡村教士》（1839）等。整部《人间喜剧》规模宏伟，包罗万象，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传统，成为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首创了用小说作品来全面、深刻地研究社会现实。 长篇小说《高老头》，成书于1834年，是巴尔扎克最著名的作品，在《人间喜剧》中占有重要地位。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复辟时期的法国社会，有力地揭露了金钱的罪恶，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典型人物形象，尤其刻画了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典型。 《人间喜剧》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拉斯蒂涅、伏脱冷、纽沁根、鲍赛昂夫人等从这部小说开始纷纷登场，因而被人们称做 《人间喜剧》的序幕。 《高老头》的故事发生在1819年末至1820年初的巴黎。在偏僻的街区，有一座阴冷、破败的伏盖公寓，这里住着形形色色的人物。有穷大学生拉斯蒂涅，落魄潦倒的面条商高里奥老头，行动诡秘，好发议论的伏脱冷，被父亲遗弃的泰伊番小姐，以及阴险的米旭诺小姐和她的影子波阿莱。 拉斯蒂涅在《人间喜剧》中曾多次出现，是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典型。在《高老头》中，巴尔扎克描写了他野心家性格的形成过程。他本是法国外省一个破落的贵族子弟，在巴黎上大学时，原想毕业后凭自己的本领往上爬，但不到一年，巴黎的繁华使向上爬的欲望“加强十倍”。小说就是通过他的双眼来描写巴黎社会的。 高老头老态龙钟、行为木讷，是伏盖公寓里房客们取笑的对象，奇怪的是总有穿着华丽的女人来找他，原来她们是高里奥的两个女儿：雷斯多伯爵夫人和纽沁根夫人。拉斯蒂涅发现高老头深夜把餐具扭成银棒，为的是替女儿们还债；伏脱冷的房间里常发出洋钱的响声，他是靠秘密的非法活动发家的。拉斯蒂涅急于进入上流社会，他发现在巴黎女人对社会生活有很大影响，便一心想踏上这条门路。他从姑祖母处知道有一位远房表姐鲍赛昂夫人，便急着上门求教。鲍赛昂夫人正处于被情夫遗弃之际，绝望之余，她指点拉斯蒂涅去追求纽沁根夫人。伏脱冷是拉斯蒂涅的第二个指路人，他看准了拉斯蒂的心思和处境，给他解剖社会，让他去追求泰伊番小姐，说只要她的哥哥死去，遗产就会落到拉斯蒂涅手里。这时的拉斯蒂涅虽然良心未泯，不敢接受这样的建议，但伏脱冷的话已经打动了他的心。在鲍赛昂夫人的引荐下，拉斯蒂涅见到了纽沁根夫人，利用她被情人遗弃的时机去追求她，这一行动得到高里奥的支持。这时，暗探收买了米旭诺和波阿莱，伏脱冷的行踪被警察发现了。房客们同情伏脱冷，把两个“奸细”赶了出去。雷斯多夫人为了替情夫还债，把丈夫家的钻石项链卖了，被丈夫抓住了把柄，纽沁根夫人的财产也被丈夫夺走了。高里奥的钱早被女儿们榨光，他无力再资助两个女儿，得了中风症。他的两个女儿都不理会他呼天喊地的请求，没有一个来看他，穿着华丽的衣服参加鲍赛昂夫人的盛大舞会去了。高里奥一病不起，在绝望中死去，只有拉斯蒂涅为他料理后事。 《高老头》深刻地揭露了金钱的统治作用和拜金主义的罪恶。这集中体现在高老头和他女儿的关系上。高老头是个靠饥荒牟取暴力而后发家的富有的面条商，他把全部感情都放在两个女儿身上，起初他是两个女儿家的上宾，但随着他钱财的日益减少，被女儿拒之门外。高老头被她们榨干了钱袋，最后被抛弃。临终前，他渴望见女儿一面，但她们为了参加舞会却托辞不来，“即使踩着父亲的身体走过去也在所不惜”。面对这残酷的现实，高老头悲愤喊出：“钱能买到一切，买到女儿！”高老头是拜金主义的牺牲品，他用金钱去笼络两个女儿的感情，等他的金钱用尽了，和两个女儿感情的联系便终断了。巴尔扎克用高老头变态的父爱，衬托出金钱对人心败坏的触目惊心的作用。 拉斯蒂涅是复辟王朝青年野心家的典型。他思想变化的过程和走过的道路，对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深刻的揭露意义。他目睹贵族青年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生活，“刚会欣赏，跟着就眼红了。”他在鲍赛昂子爵夫人那里接受了现实社会的第一课。子爵夫人告诉他：“你越没有心肝，越高升得快，你得不留情地打击人家，叫人家怕你。只能把男男女女当做驿马，把它们骑得精疲力尽，到了站丢下来；这样你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高者头之死，完成了拉斯蒂涅的社会教育。在埋葬高老头的同时，把他仅剩的一点点人情也埋葬了。 《高老头》描写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阶级逐渐被资产阶级取代的历史过程，反映了巴尔扎克对现实的阶级状况的深刻洞察。小说通过鲍赛昂夫人情场失意的描写，写出了这一历史过程。鲍赛昂子爵夫人是“贵族社会的领袖”。她的客厅是资产阶级妇女梦寐以求的地方。然而，她的情夫阿瞿达侯爵为了得到二十万法朗利息的陪嫁，竟抛弃了她。贵族社会表面的荣华富贵，已掩饰不住实力的衰败，贵族阶级的统治已经被资产阶级所取代了。 巴尔扎克的消极思想在《高老头》中也有反映。他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把高老头的父爱说成是“最美的天性”，并把“父性的基督”就得非常崇高伟大。巴尔扎克一贯宣扬“父道轴心”论，高老头的形象是这一理论的代表，这样就抹杀了人们感情的阶级属性，损害了高老头形象的典型意义。小说流露着对贵族阶级的同情，为他们的衰落唱出了一曲无尽的挽歌。 几乎是同一时期，巴尔扎克写出另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欧也妮·葛朗台》。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法国的外省生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成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一部著名作品，巴尔扎克曾说这是他“最完美的描写之一”。 《欧也妮·葛朗台》的故事发生在法国西部的索漠城。首富老葛朗台的女儿欧也妮的生日之夜，她的堂弟查理从巴黎赶来。查理的父亲被骗破产，开枪自杀，托葛朗台照顾儿子的前程。葛朗台看了弟弟的绝命书后，不露声色，第二天午后才把消息告诉查理。葛朗台一手处理了查理父亲的后事，拍卖了死者的家产，偿还了部分债款，却分文不花，剩下的债务用长期拖延的方式拒绝偿清，并借此机会在巴黎大做公债买卖，赚了一大笔钱，但是欧也妮却不像她父亲，可以说与她那笃信宗教的母亲很相似，她同情查理的不幸，并在父亲的威严下大胆与查理相爱了。欧也妮了解到查理去印度经商缺少资金，便把自己积蓄的金币都给了他，查理也把母亲留给自己的一个金梳妆匣留给欧也妮作纪念，两个人海誓山盟。到了元旦，葛朗台发觉女儿的金币巳经不在，马上大发雷霆，把她监禁起来。他的妻子惊吓过度，一病不起。葛朗台害怕妻子死后进行财产登记，女儿继承妻子的财产，只好与女儿讲和，保住了金梳妆匣。妻子死后，欧也妮签署了放弃继承财产的文件。1827年，老葛朗台去世，留下一千七百万法朗。富有的欧也妮受到众人的包围与奉承，而她却立志等待查理。这期间查理在印度靠买卖人口等卑劣手段发了横财，他一心攀附权贵，已经把欧也妮抛在了脑后，回到巴黎就写信给欧也妮毁约。更有甚者，他不肯偿还父亲的债务，与贵族小姐的婚约也受阻。欧也妮悲怒之下，答应与蓬风结婚，条件是保持童身，同时要他到巴黎为查理偿还债务。查理得知欧也妮如此富有，追悔莫及。欧也妮三十三岁成为寡妇，后半生极为凄凉。 《欧也妮·葛朗合》通过老葛朗台的发迹史，写出了法国大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发家过程，揭示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财富积累的过程。老葛朗台通过收买监督官、投机政治、以权谋私等手段，集聚起万贯家财。他发家过程中使用的卑劣手段，在当时法国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代表性的。巴尔扎克说过，法国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葛朗台。他通过政权更迭大发横财，是大革命后得势的资产阶级代表。除了葛朗台的发迹，作者还简单写了查理在海外的发家过程，再现了资产阶级早期发家的罪恶。 在描写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葛朗台这个吝啬鬼的形象。作者选取了一系列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来表现他的性格：他住的房子年久失修、每顿饭的食物都要自己亲自分发、不给妻子零用钱等。葛朗台的吝啬是同对金子的病态嗜好和贪得无厌的性格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瘫痪之后，坐在手推车上，整天让人在卧室与库房之间推来推去，生怕有人来偷窃。直到临死前，他还让女儿把金币铺在桌子上，长时间地盯着，这样才觉得心里暖和。巴尔扎克把资产者嗜钱如命的本质披露地淋漓尽致。 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是贯穿全书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描绘是相当有特色的。小说围绕葛朗台女儿的婚事，展开了一幕幕勾心斗角的场景，不管是克罗旭一家，还是格拉桑一家，其目的都是继承葛朗台一家的巨额财产。曾经大谈“从今以后，应当是感情高于一切”的查理，发财以后公开宣称：“我只为了地位财产而结婚”。这些描写直率而深刻，抨击了金钱对人情人性的毁灭性打击。 《欧也妮·葛朗台》的问世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它写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以作家特有的敏感，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发家过程、本质特征和金钱的罪恶。法国大革命的果实被金融资本家篡夺了，中小资产阶级什么也没有得到，因而对七月王朝的统治非常不满。巴尔扎克对七月王朝的实质认识得相当清楚，对社会上充溢的金钱的罪恶深恶痛绝。《欧也妮·葛朗台》把批判的剑锋直接指向了大资产阶级，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憎。 1837—1843年，巴尔扎克写了《幻灭》。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构思颇有特点，将复辟时期的外省生活和巴黎的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反映了那一阶段社会的概貌。再现了外省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以及巴黎社会新闻出版业和政党利益相互纠缠展开的斗争。除了政治斗争，小说还描写了经济领域尖锐的吞并和骗诈。《幻灭》共分为三部，反映1821—1823年的社会生活，展示了广阔的生活图景。 《幻灭》第一部《两个诗人》叙述的是安古兰末的两个青年吕西安和大卫的故事。吕西安是个青年野心家，他的父亲是药剂师，母亲出身贵族。大卫的父亲是印刷厂老板，他从巴黎毕业回来，与吕西安的妹妹夏娃相爱，一心要发明一种廉价纸。吕西安设法进入贵族社会巴日东太太的沙龙，追求巴日东太太，遭到贵族社会的排斥和不满。他不顾家庭的反对，执意与巴日东太太同往巴黎。第二部《外省大人物在巴黎》写吕西安在巴黎的故事。深通世故的夏德莱先生也在暗中追求巴日东太太，他获悉了两人的计划后，跟踪而至，终于迫使巴日东太太疏远了吕西安。吕西安举目无亲，投身报界，为自由党报纸写文章，同时与著名演员高拉莉同居。由于吕西安在报界获得了一定的声誉，贵族社会又以贵族称衔为诱饵来拉拢他，吕西安渴望沿用母亲的贵族姓氏，以跻身上流社会，便转而投靠保王党。但他一旦失去自由党支持，保王党便下手打击他。吕西安腹背受敌，与所有朋友的关系都破裂了，同共和党人克雷斯蒂安决斗受伤。夏德莱乘机连施诡计，打击高拉莉，使她郁郁身亡。吕西安失去高拉莉的爱情，身无分文，伪造大卫签署的三千法朗期票，也不能改变困境，只好失魂落魄地返回故乡，第三种《发明家的苦难》写大卫的遭遇。大卫无法偿还吕西安冒名签下的期票，一直偷觎他发明的戈安得兄弟乘虚而入，利用商务法庭的诉讼，使大卫负债一万多法朗。大卫为躲避法庭的追捕只好藏匿起来。这时，巴日东太太已同成为州长的夏德莱结了婚，吕西安企图通过她帮助大卫。然而戈安得兄弟早有布置，把大卫骗出来逮捕，吕西安心灰意冷，想离家自杀，在路上碰到化装成西班牙教士的伏脱冷，被他带走。大卫和妻子夏娃终于屈服，让戈安得兄弟夺走了发明。戈安得利用大卫的发明发了财，他们的同党也步步高升。大卫从此放弃了科学，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在乡间过着闲适的隐居生活。 《幻灭》深刻地反映了复辟王朝时期尖锐的阶级对立和党派斗争。安古兰城是个古城，也是个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全城分为两个区域：上城是贵族聚居的权利中心，下城乌莫镇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聚居地。上城衰败破落，下城繁荣豪华。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尖锐对立，其冲突“自从王政复辟以后，九年之间变得严重了。”如果说，安古兰末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还比较隐蔽，在巴黎就是公开的、短兵相接的，吕西安投身报界，一心要显身扬名，但这时的报业已日益成为党派斗争的重要工具。巴尔扎克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指出报纸对出版业、思想界、文坛和政界的重大影响，“神圣的殿堂”已经成为无耻的交易所。到处都有金钱的影子，到处都贿赂成风，吕西安在这个泥坑里无法自拔。作者指出正是“复辟政府把青年人逼上腐化堕落的道路”。 《幻灭》通过伏脱冷之口，对社会上互相倾轧的道德原则进了深刻的剖析和揭露。伏脱冷告诉吕西安，要支配社会，先要研究社会，“大人先生干的丑事不比穷光蛋少，不过他们是暗里干的，平时却炫耀德行，所以始终是大人先生。”既然这个社会没有道德原则可讲，那么越是阴狠狡猾的人就越得到别人的尊重。巴尔扎克把这堂“人生课”放在小说末尾，借以总结吕西安的经历，深化其对社会本质的揭露，无情地揭下了资产阶级伪善的面纱。 巴尔扎克创作的后期，正值七月王朝的末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社会腐败现象日益明显。巴尔扎克的笔下，描绘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重大现实。较重要的作品有：《交际花盛衰记》，写一个青年野心家失败自杀，另一个则挤入统治阶级的故事；《邦斯舅舅》，写争夺名画收藏家的遗产的故事。 《农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写于1844—1855的《农民》，是一部直接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长篇小说。巴尔扎克从剖析一个农村庄园入手，描绘复辟王朝时期资产阶级如何联合农民，同返乡的贵族地主进行较量，终于把贵族赶出去的过程。巴尔扎克在卷首说这部小说是“一篇触目惊心的实录”，它记录了“时代的进程”。认为是自己作品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农民》没有写完，作者生前只发表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的第四章，遗稿整理成简单的后六章出版。 故事发生在1823年复辟王朝时期的蒲高涅农村、蒙戈奈将军在1817年买下了艾格庄的产业。他发现管家高贝丹克扣收入，就把他赶了出去。此后，蒙戈奈伯爵回到了巴黎。三年后，他回到了艾格庄。这时，高贝丹已成为当地富有的资产者，他垂涎蒙戈奈的产业，从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蒙戈奈伯爵加强对农民的剥削，激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这些都被高贝丹利用，利用各种办法分解，威胁伯爵的庄园。当伯爵发现自己腹背受敌时，已经太晚了。他只好把艾格庄拍卖，被高贝丹和几个同伙瓜分。他们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农民，这块土地上的农民仍没有摆脱受压迫的命运。 小说再现了资产阶级、农民同贵族地主之间的生死捕斗，是笔辟时期农村斗争的真实反映。蒙戈奈伯爵代表了贵族阶级的命运，巴尔扎克描绘了资产阶级在农村的势力和得势方式。他们取胜，完全依赖于同农民的联盟，农民在斗争中被推到第一线上，巴尔扎克以同情的态度描绘了农民的贫困生活，指出这是农民反抗地主贵族的根本原因。小说中斗争场面宏大，刻画出农民的代表人物福尔松老爹等人的典型形象。 巴尔扎克对农村经济制度的描写表现了他对法国农村的深入了解和考察。深刻地揭示了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的矛盾本来极其尖锐，但是由于贵族的返回，农民与贵族的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退居次位。这种矛盾所呈现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在《农民》中有详尽的表现。反映了特定的历史时期农村斗争的复杂性和这一斗争的典型特点。 《人间喜剧》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峰，它以众多的作品，反映了法国社会的各方各面，塑造了一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及时而准确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社会生活的全貌，特别是资产阶级从原始积累到发家的过程，在世界文化中占有突出耀眼的地位。 反战战士 ——罗曼·罗兰及其小说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进步作家和世界著名的反战主义者。他出生于克拉美西城的一个中产者的家庭，父亲是公证人，母亲是笃诚的教徒。从小，罗曼·罗兰就受到家庭的熏陶，爱好音乐，尤其崇拜贝多芬，这对他日后思想的形成和成长道路有很大的影响。二十岁时，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取得中学教师终身职位资格。1895年，写作论文《现代歌剧之起源》获得博士学位，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 青年时代，罗曼·罗兰受到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影响，向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巴黎公社革命表示出崇敬之情。他接受了法国民主主义文化的优秀传统，对法国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现实深恶痛绝。二十二岁时，在彷徨和绝望的痛苦中，给列夫·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内心的矛盾。罗曼·罗兰本来没抱太大的希望，但后来接到了托尔斯泰一封几十页的长信，对他提出的问题给予恳切的解答。托尔斯泰鼓励他为人类美好的理想而奋斗，指出“一切使人们团结的，都是善与美；一切使人们分裂的，都是恶与丑。”信中还申述了民众艺术的重要性，指出“艺术不应为某一特殊阶级之所有物……艺术而不转向民众，则绝无生存之理。”这对罗兰艺术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罗曼·罗兰曾到罗马采集历史资料，在此结识了德国理想主义思想家玛尔维达·冯·梅森柏女士，他们长期通信，探讨问题，对罗曼·罗兰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和启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曼·罗兰曾在国际红十字会成立的战俘通讯处工作，这一时期写的《战时日记》中，他表达了对残害人类、毁灭文明的战争的极端愤怒。这些都遭到沙文主义疯狂攻击，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被迫迁居瑞士十五年，但他仍坚持反战立场。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精神世界受到极大震动，1919年，他发表《精神独立宣言》，号召国知识界联合起来，抵制帝国主义战争。从三十年代起，他和高尔基频繁通信，936年访问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线上他与高尔基联合战斗，呼声呼彻全世界。二次大战期间，他在沦陷的法国闭门著书，坚信光明和平的一天最终会来到。 罗曼·罗兰的著作分为音乐和文学两大类。文学创作中，有戏剧、小说、传记、文学评论、回忆录以及政论、书信等诸多体裁。传记是他文学作品中很有特色的部分。本世纪初，罗曼·罗兰有感于颓废的文风，希望用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振奋世道人心，先后写了《贝多芬传》、《米开朗进罗传》、《托尔斯泰传》、《甘地传》等传记文学，描述了伟大的天才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寻求真理和正义做过的不懈努力。小说创作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从1890年开始构思，到1912年完成最后一卷，作家创作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这以后，他摆脱了精神重负，以拉伯雷式的笔调创作了轻松活拨、诙谐幽默的中篇小说《母与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完成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成熟时期的作品，获1915年诺贝文学奖。小说以音乐家克利斯朵夫一生的战斗为线索，描写了一次世界大战前二、三十年间的欧洲生活，表现出作家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立场和坚持人类进步文化的艺术观点。 据罗曼·罗兰在《青年时代的回忆录》中自己说，他创作这种小说是为了替他报“充满虚荣心的市场的仇”，是为了一吐胸中块垒，完成他由于放弃“人民戏剧”计划而未完成的醒世愿望。这部小说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被高尔基称为“长篇叙事诗”。 小说的主人公克利斯朵夫是德国人，出生在莱茵河畔一个小的穷音乐师家庭里。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公爵的御用乐师，母亲的厨娘，舅父是走街串巷的小贩。祖父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不断向孙子灌输英雄创造世界的观念。父亲一生不得志，经常酗酒，并严厉管教克利斯朵夫学习音乐，在很小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就表现出非凡的音乐才能，决心当一名作曲家，幻想以此名扬天下。舅父给他的教育恰恰相反，要他安贫乐道，谨慎作人。祖父和舅父的思想都渗透到克利斯朵夫的思想里，既矛盾又统一。在祖父的安排下，十一岁的克利斯朵夫到宫廷演奏，受到统治者的赏识。但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对封建贵族的虚伪和浅薄非常鄙视，萌生了反抗意识。他锋芒毕露，反抗贵族、攻击市侩，受到统治集团的排斥，作品不能出版。他对专制统治的德国社会非常不满。有一次因为援救被大兵欺侮的村姑造成命案，被迫救亡法国。 他原以为法国是一个艺术的王国，然而巴黎艺术界的腐朽堕落和利欲熏心的社会风气使大失所望。尽管如此，他仍然横冲直撞地进行反抗，抨击一切因袭、保守、没落的东西。他四处碰壁，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和理解，是个孤独的与整个社会作对的人。他的好友奥里维与他朝夕相处，情同手足，但他也并不真正理解克利斯朵夫。在五一节游行中，奥里维被警察打死，克利斯朵夫因为自己打死警察，只得逃往瑞士。奥里维的死，给他以沉重的打击，从此万念俱灰，精神几乎要崩溃。他与朋友的妻子阿娜经历了一场爱的悲剧，等他从极度的痛苦中挣扎出来，精神上的锋芒已大为收敛。以前他不相信上帝，这时却向上帝忏悔，求上帝把他的灵魂与肉体一起毁灭掉。以前他认为艺术有一种社会使命，这时也认为艺术与信仰是超乎自然的了。情人葛拉齐亚的溘然病逝，也使他意志消沉。晚年，他避居意大利，成为誉满全欧的艺术大师，但早年的锐气已不复存在，专心致力于宗教音乐的创作，但求内心平静，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克利斯朵夫的形象是矛盾而复杂的，因而又是具有典型性的。他为了寻求艺术的真实和人生的目标而苦苦探索。他公然举起反抗的双臂，反对一切社会丑恶现象，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对社会有所改变。但严酷的现实打碎了他的幻想。他想通过自己的斗争，找到一种完美的生活并在这种生活中寻求艺术的真谛。但是，他只把希望寄托在用人道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上，视艺术高于一切。而且，他只相信个人的力量，把自己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孤军奋战。对美好人生的追求，导致克利斯朵夫对丑恶现实的极端不满，构成了他形象中的英雄主义特征。小说通过克利斯朵夫处处碰壁的现实，揭露了欧洲各国社会的丑恶现实，使小说具有一定的批评性。克利斯朵夫在与社会的斗争中追求自我完善，其实质是以个人奋斗成功、显身扬名之后，自我完善的同时也必然是自我幻灭的开始。克利斯朵夫从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勇士变为与世无争的遁世者，是社会现实与他通向死胡同的个人奋斗道路所决定的。他反抗、成功、妥协的生活经历，是自我完善到自我失落的精神历程的外部表象。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幻想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个性解放、精神独立等作为武器与社会抗争，其理想的幻灭无可避免。克利斯朵夫的悲剧是他所处时代的悲剧，表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较开明的社会风气的终结，作品所体现的悲剧氛围，正是罗曼·罗兰对现实的深刻体察后才能具有的。 小说细腻地描写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充分表现了人物丰满而又复杂的内心世界，自然景物的描写也恰到好处地衬托了人物的心理状态。作者把某些音乐的表现手法和人物的心理分析相结合，形成全新的艺术风格。因此，《约翰·克利斯朵夫》又被称做“音乐小说”。音乐不仅是主人公一生奋斗追求的事业，也是他所认为的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描写克利斯朵夫的奋斗和抗争时，分几个阶段展示其性格的发展，好象交响乐似的，将人物的感情历程描写出来，使作品的人物性格与情节发展达到合谐的统一。 1922—1933年，罗曼·罗兰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全书共分为四卷，包括《安乃德和西尔薇》、《夏天》、《母与子》和《女预言者》。小说以女主人公安乃德的一生为主要线索。安乃德是大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她曾与同学洛瑞订婚，但因为反对使女子成为男子附属品的婚姻关系、渴望人格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自由，与洛瑞产生精神上的分歧，解除了婚的。她坚强地承受各种打击，独自抚养与洛瑞所生的儿子玛克。玛克长在后，继承了母亲坚强的性格和顽强的精神。第一天世界大战爆发后，母子二人站在人道主义的进步立场上，成为坚定的反战者。但同时，他们不理解和赞同俄国革命，在重重矛盾中找不到出路，母子陷入痛苦与迷茫之中。作品的第四部《女预言者》是在作者思想转变后写成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小说描绘了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并在此基础上描写主人公十月革命的生活经历。安乃德开始接近下层群众，一改过去的反抗只停留在思想上的状况，努力克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与此同时，玛克的思想也有了进步与发展。起初玛克虽然痛恨资本主义社会，却坚持“精神独立”不参加政治斗争，后来，受到他俄国妻子阿西娅的影响，决心与企图发动战争的侵略者进行斗争。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揭露垄断资本家互相勾结发动战争的阴谋。斗争实践使玛克认识到个人反抗是毫无意义的“缺乏有组织的劳动阶级的力量，什么都不能实现。”他的思想经历了质的飞跃，积极投入到反法西斯和保卫苏联的群众斗争中去。在斗争中，玛克得到了锻炼，他的许多思想矛盾也在斗争中得到解决。此后不久，玛克在意大利被法西斯匪徒杀害。安乃德勇敢地承受这个打击，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反法西斯斗争中去。她向公众发表演说，以玛克牺牲的事实教育、唤醒青年一代。 罗曼·罗兰在《欣悦的灵魂》里，塑造了坚强的妇女形象安乃德，描绘了她和儿子玛克精神探索和意识觉醒的全部心理过程。通过安乃德和玛克艺术形象的塑造，展示了西方进步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在黑暗中探索真理的艰难历程。小说一经出版，立即受到各国进步评论的好评，认为它是二、三十年代西方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高尔基认为小说宣告了旧世界的死亡，预示着新社会的涎生，给予它以极高的评价。 罗曼·罗兰的一生和他的创作道路是艰苦而曲折的。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欧洲各国之间为重新划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积极畴划世界大战，各国工人运动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时代。他一生为争取人类的自由与光明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在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方面，为人类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博大的文学作品，是在文学创作中争取自由和为了真理而进行文学创作的结果。他一生都在和资本主义社会腐败庸俗的拜金主义作斗争，力图在作品中塑造出伟大坚强，热情豪迈的英雄形象。他的一生可以看成是一部音乐交响曲，终生在追求理想与生存的合谐。他说：“我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谱出我的存在本身的各种对立因素和他们的法则的和声，法则有两条：真实和爱情。”罗曼·罗兰的两部巨著，视野开阔、博大精深，有诗的激越，哲理的深髓和对现实的深刻体验，这些交织在一起绘成历史的真实画面，再现了本世纪上半叶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 温和的幽默家 ——狄更斯及其小说 狄更斯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突出的代表。他的作品，以其广阔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查理斯·狄更斯（1812—1870）出生在英国南部朴茨茅斯的波西特地区，父亲是海军部的小职员，因欠债被拘留，全家人一起搬入债务拘留所。狄更斯幼年体弱多病，常躲在阁楼阅读塞万提斯、菲尔丁、哥尔德斯密等作家的作品，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父亲入狱后，年仅十二岁的狄更斯为了维持一家的生活，进一家鞋油作坊当学徒，干些洗玻璃瓶和粘标签等杂活，童年时代的艰苦经历成为狄更斯终生辛酸的回忆。后来，他在一家法律事物所当练习生，学会速记后改作民事法庭的访员，这段经历，使他亲眼看到无休无止的诉讼中包含的种种悲剧。1832年议会改革期间，狄更斯投身报馆做新闻记者，在采访报道议会动态和国内外大事中，目睹了资产阶级政治斗争和议会制度的虚伪，1836年，他以鲍兹为笔名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一时名声大噪，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从此他开始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发表了一系列小说作品，在写作未完成的小说《艾德温·杜鲁德之谜》时，由于疲劳过度，溘然长逝。 狄更斯的一生关注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他不满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旅美的见闻也使他怀疑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他痛恨社会腐败现象，厌恶为资本主义社会作粉饰太平的文章。他熟悉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热爱他们淳朴善良的优秀品质，同情他们贫苦的生活和悲惨的遭遇，热情歌讼他们为追求美好生活所做出的努力。但是，他的思想里带有明显的阶级调合论调，夸大道德感化的作用，认为可以用“小人物”的温情，使坏人弃恶从善，达到不同阶级之间的谅解，这是他世界观中最有害的部分，带有明显的消极性，他还认为资产阶级的学校、法院、监狱等的种种腐败，都是机构不健全造成的，只需要进行改良，不必触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些都反映了作家思想中轧弱的一方面，他们害怕革命，希望通过改良达到阶级调合。 从1836年开始，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先生外传》分二十期在报上连载，第一期只卖出了四百份，到第十五期发行量巳达到四万份。人们以为上一个世纪的小说家菲尔丁和斯摩莱特又出现了。小说并没有什么连贯的故事情节，通过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三个朋友坐了马车从伦敦匹克威克俱乐部出发，到外地旅行的见闻，描写了英国社会广阔的生活画卷。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是富有同情心、乐善好施的富人，他们对社会丑恶现象一无所知，因而闹出不少笑话。他们受了骗子金格尔的欺骗，后来又说服金格尔改邪归正。匹克威克还受到女房东的诬告、讼师的敲诈以至关进负债人监狱、作者用轻松幽默的笔调，展示了英国社会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和制度，具有一定的批判性。 此后不久，狄更斯写了《老古玩店》，描写了祖孙二人悲惨的遭遇。屈兰特老头在伦敦一条小巷子里开了个古玩店，店里堆满了古旧的货物。屈兰特幻想用借债玩牌赢钱来重振家业。高利贷者奎尔普乘虚而入控制了屈兰特。他占有了古玩店。屈兰特为了保护甥女耐尔、带着她弃家逃走。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使两个人身心俱疲，在异地他乡先后死去。作品表现了小私有者的悲惨命运，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逼人走上绝路的本质。 狄更斯创作的高峰期是1848—1859年。这一时期里，他写了《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艰难时事》、《小杜丽》和《双城记》等多部作品。这些小说的批判意义更强，显示出作者对社会的进一步了解。 《大卫·科波菲尔》是一部近似自传体的小说。作品保留了作家前期乐观幽默的风格，又带有一定的严肃、忧郁的情调。科波菲尔自幼丧父，母亲改嫁后不堪继父的虐待郁郁而终。他被送到寄宿学校，受尽欺凌。后来又被送到工厂当学徒，因为不堪忍受屈辱的地位，他离开工厂到姨婆家，由姨婆抚养，学习法律，以后成了作家，和女友幸福地结合。小说通过科波菲尔的辛酸经历，对英国社会中孤儿的命运、童工的悲惨遭遇、以及负债人监狱等进行揭露和批判。小说描与了两种人，一种以摩德斯通为代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一种以密考伯先生和辟果提一家为代表，他们乐于助人，是下层人民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者。 《荒凉山庄》主要抨击了英国的司法制度和议会制度。最高法院是整个英国社会的缩影。在最高法院里尘埋着多年未决的悬案，而无数被法官遗忘的受害者终年流落在伦敦街头穷愁僚倒。小说围绕着一个家族的遗产分配，写了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理查和文达相爱后秘密结婚。理查把希望寄托在继承庄迪斯家族的遗产上，长期打官司，终至资产耗尽，力竭而死。贵妇德洛克夫人年轻时生过一个私生女，长期受到家族律师的要挟，被迫从家里出走，倒毙在情人的墓前。小说中凡是与诉讼有牵连的人，都搞得倾家荡产。作品中描绘了靠悬案赚钱的律师，专门探听稳私、敲诈勒萦的家庭法律顾问等。狄更斯批判的已不再是某一个统治者和特权人物，而是整个司法制度。同时，小说也揭露了整个议会制度的腐朽和竞选中行贿受贿的丑恶现实。表现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 《小杜丽》以伦敦的负债人监狱马夏西监狱为背景。女主人公小杜丽的父亲因破产而被长期关在监狱中，被称为“马夏西之父”，小杜丽在狱中诞生、成长，被称为“马政西的孩子”。小杜丽从小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社会污浊的金钱势力的影响，心灵像白纸一样纯洁。她尽心尽力地侍侯着父亲，靠缝纫得来的绵薄收入帮助姐姐和哥哥离开负债人监狱。在亚瑟·克仑南姆的帮助下，小杜丽一家继承了一笔巨额财产，全家终于离开了马夏西监狱。这时，亚瑟与人合资开办一个车间，因受骗破产，也被关入马夏西监狱。小村丽听到后赶往狱中，悉心照料他，两人终于结合。 作品中的小杜丽和克仑南姆是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者。小杜丽聪明善良，为了帮助别人，自己经常忍饥挨饿。父亲继承了巨额财产后，她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本质，不改变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克仑南姆为人忠厚善良，破产后，他自己承担全部责任，自己进监狱，也不愿朋友受拖累。他们的品质与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现实形成对比。小说中杜撰了一个“繁文缛节局”，是整个英国官僚政沼机构的缩影。这个局的工作原则是“想法子不干事”，许多人被它拖得精疲力尽，家破人亡。“繁文缛节局”是贯穿全书的重要情节。小杜丽的父亲就是受了它的控告而被关进马夏西监狱的。克仑南姆为了弄清小杜丽一家负债的原因，多次奔走于“繁文缛节局”，结果都碰了壁。他的朋友提出一项发明，但因为“繁文缛节局”拖沓延误不能实施。控制着整个国家运转的，正是这样的官僚机构。狄更斯通过“繁文缛节局”进一步揭穿了英国民主制度的虚伪性，整个官僚机构为象巴纳克尔有族一样的豪门控制着，它贪婪地吮吸着劳动人民的血汗，穷凶极恶，不择手段。小说对英国监狱制度的控诉是充满血泪，满怀愤怒的。 1854年出版的《艰难时世》，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嘴脸，抨击了他们给工人阶级带的贫穷和苦难，反映了当时英国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历史特点。《艰难时世》标志着狄更斯创作成熟期的到来。为了写这部小说，他曾到北方工业城市普莱斯顿进行调查，考察当地的罢工运动。 小说的故事情节在焦煤镇展开。葛雷梗是资本家，议员和教育家，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是他衡量一切事物利益的标准，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基本点。为了功利，他把二十岁的女儿露易莎嫁给了比她大三十岁的资本家庞德贝。同时，他把儿子汤姆送到庞德贝银行做事。结果，露易莎被金钱婚姻弄得痛苦不堪，儿子赌博成性，盗窃银行后嫁祸于纺织工人斯梯芬，逃往国外。小说的另一条线索围绕劳资斗争展开，纺织工人斯蒂芬既不愿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也不接受厂主庞德贝的收买，被解雇后走投无路，最后失足落入废矿井而死。第三个情节写的是史里锐马戏班“小人物”的生活和善举。丑角朱浦的女儿西丝成为露易莎精神上的好朋友，史里锐帮助汤姆出逃，免于法律的追究。葛雷梗也在温情感化下，接受基督信、望、爱的教导，变成了一个善良的资本家。小说交织着家庭、婚姻和社会的复杂内容，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焦煤镇，是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缩影，在这里，少数资产者占有着巨额财富，而辛苦的工人在艰难的环境中创造着财富，自身却不名一文。小说中写道：“这是个到处都是机器和高耸的烟囱的市镇，无穷无尽长蛇似的浓烟。一直不停地从烟囱里冒出来……镇上有好几条大街，看起来条条都是一个样子，还有许多小巷也彼此相同，那儿的居民也几乎个个相似。对于他们，今天和昨天、明天毫无区别，今年和去年、明年也一样。”单调重复的生活把生活在底层的人民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他们的心底积郁着愤怒的火焰，资本者的地位，岌岌可危，象坐在火山口上一样。 狄更斯用夸张的笔法成功地刻画了葛雷梗和庞德贝两个资本家的典型形象。葛雷梗是个只讲功利、冷酷自私的人。他为人处事遵循“二加二等于四”的事实哲学。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他的外表也象数字一样精确，“四四方方象一堵墙壁一般的额头”、“四四方方的肩膀。”在他眼里，孩子们是一些小罐子，由他灌输进功利主义的观念，直到溢出为止。庞德贝是一个工商业资本家兼银行家，他编造谎言。说自己是孤儿和穷苦人出身，用“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谎言掩盖他剥削起家的历史。他不仅穷凶极恶地剥削工人，还把自己的老母派格拉太太赶出家门，不许她在焦煤镇露面，借以自圆其说。他确信金钱地位可以改变一切，要妻子露易莎言听计从，几乎把她逼疯。作家对这两个资产阶级人物和他们的生活处世哲学进行了无情的嘲弄。汤姆盗窃银行的恶行将要败露，葛雷梗对儿子大为恼火，儿子却用老子的“事实哲学”为自己开脱；无赖毕周为了讨好庞德贝，一心要捉住汤姆，不理会葛雷便的百般求情，他所用的仍是葛雷梗的“事实哲学”。庞德贝唯恐别人知道他母亲健在，可他的女管家斯巴塞太太却偏把他母亲当做银行盗案的疑犯给抓来，戳穿了他是孤儿的谎言。这两个丑态毕露的资产者形象里，包含着狄更斯辛辣的讽刺和极端的蔑视，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肖伯纳称 《艰难时世》为“英国真实情况的发现”，认为作品揭露的是整个社会制度的黑暗。 写作于1859年的长篇小说《双城故事》，是狄更斯后期创作的最重要作品，最能体现作者的思想。小说起名《双城记》，明确地把巴黎和伦敦联系起来，认为当时的英国社会酷似大革命前的法国，表现了作家写作这部小说的宗旨。它以法国革命的为背景，描写法国贵族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霸占一名农家妇女，并害死她全家，只有她的妹妹狄尔丝幸免。梅尼特医生目睹了这一事实，向首相告发了侯爵的罪行。但是，正义并没有得到伸张，梅尼特反而被投入巴士底监狱达十几年。出狱后，他逃亡英国，发现女儿露茜和侯爵的侄子代尔那正在热恋，因为代尔那放弃了贵族的财产和爵号，医生同意他同女儿结合。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后，埃弗里蒙地侯爵受到惩罚。当初逃脱虎口的狄尔丝，已经成为得伐名石太太，她控告伯爵的后代代尔那，由巴黎革命法庭判处代尔那死刑。英国青年卡尔登一直仰慕露茜，为了她的幸福，宁肯自己牺牲，利用自己相貌酷似代尔那的特点，混入监狱，替他上了断头台。一心要复仇的得伐石太太，被露茜的女佣人普洛丝杀死。 小说尖锐地揭露了革命前封建贵族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并指出，这种压迫必然燃起人民反抗的怒火，导致革命的爆归。作品反映了革命前后尖锐对立的阶级冲突，展示了社会现实的真实面貌。表明革命是被统治阶级逼出来的，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反抗，是正义的。小说细致地描绘了法国大革命前人民的苦难生活，对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寄以深切的同情，贵族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是造成人民贫困僚倒的直接原因。作者满怀深情地描写了巴黎圣安东尼贫民区。法国人民暴风雨般的革命斗争和他们对贵族无情的惩罚，正是无数被压迫的怒火总爆发的结果。《双城记》以历史的真实，表现了革命爆发的总过程，并通过代尔那、卡尔登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寄托了作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想。在这里，作者还一步强调了人性与道德的力量，与以往的作品所大力宣扬的主题是一致的。 《我们共同的朋友》是狄更斯最后一部完整的小说。故事情节由一件凶杀案引出。垃圾承包商老哈蒙病故，留下十万英镑的遗产和一座小土岗一样的垃圾山。者哈蒙生前不仅非常吝啬，且固执成性。由于儿子约翰违背他的意愿被他赶到国外。遗嘱规定，约翰必须和一个叫蓓拉·韦尔弗的女子结婚，才能成为财产的继承人。约翰为了了解未婚妻的性格，跟洛克史密斯交换了证件。洛克史密斯本想杀害约翰，以占有他的遗产，自己却被误认为是哈蒙，因而被杀。这样一来，真哈蒙成了杀死假哈蒙的嫌疑犯。他充当其财产的接管人，也是他未婚妻蓓拉的教育者波劳的秘书，与蓓拉在波芬的家中相遇了。最后，两个年青人结了婚，共同管理自己的财产。 在约翰生活的周围，是下层的劳动人民，小说中有一个老妇人形象，她一生贫困无助，到了八十岁高龄，宁愿倒毙路旁也不愿进入救济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救济制度的虚伪和下层人民骄傲的性格，小说始终笼罩着“垃圾堆”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垃圾堆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在表面的繁荣下，总有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盛放垃圾。整个英国也象一个垃圾堆，工业主把这个国家改变得面目全非。作家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社会上的阶级矛盾难以调合，现实的问题已经到了难以解决的程度。 狄更斯一生文学活动非常活跃，创作了大量形象鲜明、寓意深刻的人物形象。他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坚持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精神。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民主气氛，对作家思想的解放和创作的发展有很大帮助。他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抨击社会上一切不平等、不人道的现象。非常可贵的是，当欧洲各国民主运动连遭失败的时候，他批判的锋芒非但没有收敛，反而越来越深入。但是，在思想深处，他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既对统治阶级的腐朽残暴深恶痛疾，又敌视人民群众的暴力革命。他一味幻想通过和平手段改良社会，用抽象的道德说教改变人心，以此来调合阶级矛盾。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塑造了温情善良的“小人物”形象，他们用诚挚和爱心感化统治者，唤醒他们的良心，其实只能是作家思想中美好的幻想。这些，都表明了狄更斯思想上的局限，对作品的批判性也产生了削弱作用。 名与利的角逐 ——萨克雷的 《名利场》 威廉·梅克庇斯·萨克雷 （1811—1863）是英国与狄更斯齐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印度的加尔各答，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在他五岁时去世。继承父亲的大笔遗产后，萨克雷六岁时被送回英国受系统的教育，进入剑桥大学后，他醉心于文学和绘画，一心想做艺术家。由于银行破产，他存放在银行的遗产付之流水，萨克雷开始以写作谋生。 萨克雷一生写了许多讽刺幽默故事、诗歌和小说等。其中，短篇小说《势利者集》无情地讽刺了不以德才而以门第出身为标准衡量人的水平的社会风气。长篇小说《潘登尼斯的历史》和《纽克姆一家》嘲讽了贵族资产阶级统治的上流社会。历史小说《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反映了英国革命后保皇党人的复辟活动。这些作品，都体现了作家对社会大事件的关注，有很强的批判性。 1848年发表的《名利场》，是萨克雷的代表作。他自己说，他在这本书里要写“一群极端自私愚蠢的人，不顾一切地为非作歹而又热烈地追求浮名浮利”。小说中塑造了女冒险家蓓基的典型形象，构成《名利场》最主要的情节内容。她是一个穷画家留下的孤女，虽然出身卑微，但蓓基却一心想出人头地。为了进入上流社会，过那种她艳羡已久的奢华生活，蓓基使用了各种各样狡猾的手段。通过蓓基的言行来揭示上流社会的丑恶内幕，是 《名利场》的一个创造。当她还是一个美貌少女的时候，她最大的理想是靠自己的容貌嫁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从而过上舒适安逸的生活。但后来，她的欲望越来越无法满足，成了一个到处行骗的女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不管是靠美貌，还是靠诡计，她都在所不惜。她从学校毕业后，与女友爱米里亚一同回家，一心想嫁给爱米里亚的哥哥乔斯，对乔斯的愚蠢、低能全不放在心上，故意千方百计地表现出对乔斯的崇拜。她到贵族家做家庭教师，招惹了父亲又勾引儿子，引得父子两人都向她求爱。她巧妙地拒绝了父亲，与儿子罗登秘密结了婚。蓓基并不爱罗登，在她那被功利占满的头脑里已经没有爱情的一席之地。她与罗登结婚，是看上了罗登可能继承的万贯家产。不久，罗登有钱的姑妈取消了罗登对她财产的继承权，这使蓓基大失所望。为了给丈夫弄到总督头衔，她跟要人斯丹恩勋爵鬼混，被罗登当场戳穿。蓓基的幻想破灭了，她只好到处飘泊。 蓓基从得意到破落的经历，极好地说明了当时人们以金钱为基础的利害关系。她嫁给有钱有势的罗登时，上流社会对她的所作所为明暗不清，不予追究。她在上流社会中往来穿梭，出足风头，心中志得意满。等她失了势，跌入到生活的底层后，以前对她阿谀奉迎的人千方百计地躲避她，在各处都倍受冷落。 除蓓基以外，《名利场》中几个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也非常丰满。奥斯本平民出身，在朋友赛特立的帮助、提拔下，成了大资本家。在拥有庞大资产以后，他的身上粘满铜臭，脑子里除了资产、金钱之外一无所有。赛特立破产后，奥斯本马上翻脸，声明自己以前受了赛特立的骗，恐怕招惹这个穷朋友。萨克雷用尖锐嘲讽的笔调写道：“一个人身受大恩而后来又和恩人翻脸的话，他要顾全自己的体面，一定比不相干的陌生人更加恶毒。他要证实对方的过错，用来解释自己的无情无义。”这就把奥斯本唯利是图的本质揭露地淋漓尽致。斯丹恩勋爵是贵族阶级的代表，他仪表堂堂，在这个资本主义势力日益兴起的时候，他故意摆出一副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样子，在嬉笑怒骂中掩饰内心的空虚。父辈们糜烂腐化的生活造成了他的遗传性精神错乱症，无时无刻地不在威胁着他，使他更加穷奢极欲地寻求官能刺激，以求在麻醉中逃避现实。斯丹恩是日益没落的贵族阶级的典型。除此而外，萨克雷还传神地刻画出了为争夺家产而骨肉相残的贵族地主克劳莱一家，靠榨取殖民地人民血汗而发家的寄生虫乔斯等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无所不包的“名利场”奔走争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一切手段去钻营，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尔虞我诈的冷酷现实和一味追逐名利面影响毫无人情可言的社会实质。 《名利场》是萨克雷的代表作。女野心家蓓基的形象已成为世界文学中的典型。萨克雷把《名利场》比作一场木偶戏，自称是幕后牵线人。故事开始，讲述者从木箱中取出傀儡。做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小说快结束时，这些木偶又被存放了起来。萨克雷不但操纵人物的命运，还常以第三者的身份发表议论，嘲笑讥讽之处也是小说的点睛之笔，对争名逐利的资产阶级酣畅淋漓地进行了嘲弄。 萨克雷在对现实进行无情的讽刺同时，对资产阶级内部的不幸者和牺牲者表现了一定的婉惜。作者企图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老奥斯本死前与爱米丽亚和解，乔治出征前对爱米丽娅表现出的内疚，都表现了作者的这种思想。这使《名利场》的批判性受到了一定的局限，但就整部作品来说，仍是难得的讽刺佳作。 平民女子的爱情 ——夏洛蒂·勃朗特的 《简·爱》 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和她的妹妹艾米丽·勃朗特是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姐妹作家。夏洛蒂以一部《简·爱》，艾米丽以一部《呼啸山庄》而享誉文坛。 夏洛蒂生于英国北部约克郡哈渥斯教区，父亲是一个穷牧师。在勃朗特姐妹还很小的时候，她们的母亲就去世了。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只能把女儿送进慈善机关办的寄宿学校接受免费教育。在寄宿学校的生活，成了勃朗特姐妹痛苦的回忆，也彻底击垮了她们的健康。以后，她们担任家庭教师等职，生活一直很困苦。1847年，夏洛蒂的《简·爱》发表，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奠定了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勃朗特姐妹从小爱好文学，在她们还是默默无闻的姑娘时，夏洛蒂就曾说过：“我一定要写这样一个女主人公，她没有钱，也不怎么漂亮，但她却是个充满精神力量的人，许多人因此而喜欢她。”到《简·爱》发表时，无依无靠却自尊自强的平民女子简·爱的形象，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首创。 《简·爱》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有许多重合之处。其中的寄宿学校和家庭教师经历就曾是夏洛蒂亲身经历过的，与此有关的情节也是全书揭露性最强的部分。小简·爱的父亲是传教士，夫妻两人不幸染上传染病去世，留下一女叫简·爱，由她的舅父收养，孤苦伶仃的简·爱来到革特谢德府。在这里，只有舅父真心疼爱小简·爱，而她的舅妈里德太太和几个表兄妹都视她如仇敌，万般折磨她。这并没有使她屈服，而是勇于反抗表兄约翰的虐待，骂他是个坏孩子，即使被里德太太关进红房子，简·爱也没有屈服。里德太太在丈夫去世后，残酷地把小简·爱送到寄宿学校。在罗沃德寄宿学校是简·爱生活最悲惨的时候，也是她反抗性格形成的时候。面对寄宿学校非人的待遇，简·爱坚定地说：“假如她们用那根条子打我，我要把它从她们手里夺过来。并且当面折断它。”她还说：“我们无缘无故被打的时候，我们应当很严厉地回打，可以教训打我们的人永远不再打了……不公平惩罚我的人，我一定反抗。”这些话只能出自简·爱这样一个有个性的女子的口。在寄宿学校里，善良顺从，处处爱护简·爱的鼓斯对生活无所欲求，最后得伤寒而死。她的死，在简·爱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使她久久忘不了寄宿学校的生活。希望有一天能逃离这个人间地狱。 在过了八年寄宿学校生活后，简·爱登了一则广告，来到桑菲德府做家庭教师。在这里简·爱遇到了这家的主人罗切斯特先生，两个人的相遇到是传奇式的，接下来的恋情也神秘而甜蜜。两个年龄相差很大、地位财产不可同日而语的人开始了一段超越生命、不计得失的真正的爱情。但这段生活始终笼罩着一层未知的氛围，这个谜到两个人结婚的一天才算打开：罗切斯特先生已经结过婚，而且妻子还活着。只要他妻子没死，简·爱就不能成为他合法的妻子。但他的妻子血液中流着偏执狂和仇恨的种子，她不能给罗切斯特以任何形式的爱，但简·爱为了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毅然离开了心爱的“主人”。无依无靠的简·爱流落到泽屋，结识了圣·约翰兄妹，开始过上较为安定的生活。不久，她才发现，原来自己与这一家是姑表亲戚，同时她继承了叔父的遗产，与圣·约翰兄妹平分。在这里，简·爱的精神经历煎熬，她终于拒绝了圣·约翰娶她为妻再到印度传教的请求，回到了日思夜念的桑菲尔德府，这里已变成了一片废虚，罗切斯特的疯妻烧毁了它，自己也葬身火海。简·爱回到了罗切斯特身旁，成为他忠实的伴侣。 简·爱是这部小说中最鲜明、最有光彩的人物形象。她无依无靠又贫穷孤立，寄宿学校的八年生活也造成了她矮小平淡的面貌。但她不是受侮辱被损害的角色，而是一个通过自己的奋斗完成独立的人格塑造的典型形象。但是，最后她成为遗产继承人，与罗切斯特先生平起平坐，摆脱了平民的地位，不能不说是作者的一处败笔，削弱了简·爱形象的反抗特征，也淡化了他们爱情的诚挚和真诚。 《简·爱》的现实意义，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揭露和批判。罗沃德学校名义上是慈善机构，但管理学校的布鲁克尔哈斯特神父实际上把学生们当奴隶看待。他鼓吹“人不仅靠面包，还靠上帝口中所说出的每句话生活。”他不让孩子们吃饱，忍饥挨饿地诵读枯躁的经文，他给孩子们买坏针线，让孩子们节约。可他自己的妻女却穿着华丽，搔首弄姿。罗切斯特之所以和疯女人结婚，完全依赖于父亲的意愿，而父亲正是看中了女方三万镑的嫁资。在金钱左右一切的世界里，罗切斯特发现了间·爱身上超凡脱俗、视金钱如粪土的品格，深深地迷恋上她，并为她爱恨交织，把她视如生命。作者塑造简·爱这一形象的意义就在于她对现实生活铜臭气的蔑视，以及对人格理想的追求和向往。她歌颂的正是那个污秽社会中所最缺少的道德力量和精神纯洁。 威塞克斯的生活 ——哈代的文学创作 十九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作家哈代 （1840—1928），出生于英国南部道塞特郡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是建筑师。哈代在伦敦学习建筑的同时，还研究文学、哲学和神学。1867年他返回故乡，再没有离开过，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在这里，他以故乡道塞特郡及其附近地区为背景，写了总名为《威塞克斯小说》的作品。 哈代一生写了大量长、短篇小说以及诗歌和剧本。他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一时期，正值英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阶段。资本主义生产的充分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在边远地区的穷乡僻壤，这种分化也在加剧，使这里的家长制农村社会迅速瓦解。大批贫困农民无法生存，流离失所，只能受资本主义势力的剥削和压迫，沦为他们的雇佣奴隶。哈代长期生活在道塞特郡，亲眼目睹了农村社会的深刻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造成的种种灾难，对农民的痛苦命运深感同情，表现了哈代对现实的不满。哈代早期创作了《绿荫下》、《远离尘嚣》等作品，描写农村田园生活，有诗情画意。 1878年创作的《还乡》，是哈代一部重要的作品。它以“一片苍茫万古如斯”的爱敦荒原为背景，描写了几个资产阶级青年的悲剧，反映了资本主义“文明”同偏远地区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小说标志着作者从田园诗式的幻想中解脱出来，开始对生活比较深刻的观察，是向现实主义转变的重要一步。克林·姚伯在巴黎经营珠宝生意，他有才能有抱负，因为厌倦城市生活，同时对社会怀有美好的幻想，他回到家乡，想为这里的教育事业奋斗一番。他新婚的妻子游台莎热情活跃，骄傲任性。她和克林结婚，是希望丈夫带她离开穷乡僻壤，摆脱荒原上空虚无聊的生活，丈夫的决定使她大感失望。在发生了一系列误会之后，游苔莎终于和克林的表妹夫苇狄在黑夜私奔，希望到巴黎享受“城市快乐的余沥残滓。”不幸在途中双双落水而死。克林的理想不能被人们所理解，首先他的母亲就不支持他。他打算去接近的农民也不了解他，婚姻的失败带给他无穷烦恼，他的理想最终破灭了，克林作了传教士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他悲叹时运不济，异常失望地喊出：“我们不能打算怎样在人生里光荣前进，而只能打算怎样不丢脸地退出人生。”作品中的消极悲观思想极为浓重。游苔莎也认为她一连串的不幸，是有一种力量在同她作对，“哦，把我弄到这个恶劣的世界上有多么残酷哇！我本来能做好多事情，可是一些我管不了的事情却把我损害了，摧毁了，压碎了。”他们的悲剧在于，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现实，无法超越资本主义的人生哲学。在那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永远是对立的，没有融和与理解的可能。哈代把自己的哲学思想渗透在作品中，爱敦荒原是一种永恒的精神象征，具有超然物外的支配人类命运的力量，它万年不变，冷酷无情，人类在它面前永远无法支与自己的命运，显得那么渺小。 1891年哈代写了《德伯家的苔丝》，这是他现实主义思想成熟的小说。出版后引起极大反响。资产阶级的卫道士们大为恐慌，指责哈代“想要借这些书揭起反抗一切社会礼法的旗帜，掀起推翻一切神圣道德的风潮。”这些攻击，正说明了作品对虚伪的资本主义道德深刻而大胆的揭露。 小说的女主人公苔丝是一个善良、勤劳的姑娘。她的祖先曾是贵族，但到了她父亲的这一代家境已经败落，成为贫苦的农民。苔丝是一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姑娘，她热爱生活，有自尊心。她对祖先的贵族姓氏无动于衷，一定要随母亲农民的姓，她认为自己的一切，甚至惊人的美貌，都是母亲给她的。一次深夜架车赶集买蜜蜂，一时不慎，让全家赖以维持生计的老马给邮车撞死了。她自责之余，决定用自己的双手承担起全家生活的重担，“就是饿死也不伸手向人要。”这时，父母鼓励她去找用钱买了贵族姓氏的冒牌本家亚雷·德伯认亲。她找到亚雷，在他那里辛劳地工作，不幸被这个纨绔子弟欺凌，成了一个“失了身的女人”。苔丝为了摆脱凄苦的境遇，执意离开了亚雷，回到家乡，没想到已怀有身孕。孩子病死后，苔丝重新振作精神，到一家牛奶厂当女工，认识了牧师的儿子安矶、克莱，两人产生了爱情。在成婚之夜，出于对安矶的忠诚和爱，苔丝向他坦白了往事。没想到平日满口资本主义民主论调的安矶，这时却摆出一副冷酷的嘴脸，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苔丝、两人实行分居，苔丝实则遭到遗弃，安矶一人去往巴西。苔丝重回娘家，在一家农场干着与男人一样繁重的劳动。亚雷又找到这里，对她百般纠缠，遭到苔丝的痛斥。她写信给安矶，希望他早日回来保护自己，但都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这时，父亲在贫病中去世，母亲积劳成疾，弟妹们年幼失学，一家人无依无靠，沦落街头。苔丝在绝望之中答应亚雷的请求与他同居，希望对一家的生存有所帮助。安矶在巴西经营失败，突然归来，苔丝后悔无及，精神近于疯狂，终于刺死了给她一生带来不幸的亚雷。她和安矶逃往森林，过了五天幸福生活，第六天清晨时被捕，被判处死刑。 小说的副题是“一个纯洁的女人”，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苔丝的同情，是对虚伪的资产阶级道德的挑战。哈代引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作为书的题辞：“可怜你受了伤的名字！我的胸膛就是一张床，要给你将养。”苔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艺术形象，赋予她普通劳动人民一切美好的品质。坚强、勤劳且极具反抗精神，是她性格的主要特征。她经受了生活对她接踵而来的打击和世俗道德的强大压力，但她从不向邪恶力量低头，总要竭尽全力去开始新的生活并努力承担一切责任。自食其力的意志使她在磨难中勇于求得新生。她爱安矶，认为他思想先进，心地善良，可以托付终身，她从没有偷觎他的财产，只希望做一名他的得力助手和“爱的奴隶”，这种爱是无私而高尚的。苔丝对宗教的反抗大胆而坚决，从生活现实中她体会到“一心信仰的上帝”其实根本不值得信赖，不但毅然拒绝了同教会的关系，而且对一变而成为牧师的亚雷大肆嘲讽，表现出对宗教的鄙视和自我力量的成熟。与此同时，苔丝身上存留着许多旧时代的痕迹，她身上留着旧式农民的某些旧道德观念和宿命观点。她认为自己“失身”于亚雷是无辜的，但同时也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应该受到惩罚。她对安矶说：“你给我的这种惩罚，本来是我应得的——这我知道——你对我发怒，很正当，很公正。”这就表现了她屈服于命运的一面。同时，作者的悲观思想也有所反映。他一方面认为苔丝是社会邪恶势力的牺牲品，同情她的不幸，另一方面这些都是命运的安排，进行反抗也是徒劳，因而给苔丝安排了那样的命运。苔丝是悲剧人物，但她身上所体现的坚毅性格和顽强的力量，却是极为难得的，对后人是很大的鼓励。 造成苔丝不幸命运的最直接的根源，是社会不平等和道德虚伪性。围绕这个主题，哈代塑造了两个资产阶级青年的形象。亚雷·德伯是新兴资产阶级暴发户，是个厚颜无耻，凶狠毒辣的统治阶级的典型。他依仗金钱势力，对苔丝死死纠缠，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施展了各种伎俩，终于乘机占有了她。当了教徒后，他重遇苔丝，欲火重燃，却反诬苔丝的美貌引他堕落，使他不能信仰上帝，显示了他虚伪自私的丑恶嘴脸，对于他，作者没有一丝的好感和卫护，是全书批判得最强烈的形象。安矶·克莱与他不同，多少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受过高等教育，举止温文，不满意本阶级的某些行为，厌倦伦敦的城市生活，到乡村来学习技术，声称不愿为上帝服务，要为人类服务。但在阶级本质上他与亚雷是一样的，他不是爱苔丝这个人，而是爱她的辛勤和美貌。新婚之夜，他不肯原谅可怜的苔丝，唯恐触及自己的名誉地位，对她翻脸无情，恶语相加。他从来也没有摆脱本阶级道德法的束缚，对苔丝精神上的打击和压迫更加残忍而致命。苔丝可能摆脱虚伪道德的围攻，却被安矶的负心摧毁。正是这种打击，使苔丝彻底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品。小说对资本主义社会虚伪的伦理道德及其法律的实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对社会吃人的本质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1896年哈代写了《无名的裘德》，对社会进一步进行批判，可以说是《德伯家的苔丝》的姊妹篇。哈代说这部小说要“把一切用古代耶稣门徒拼却一生的精神对灵和肉作的斗争，毫不文饰地加以叙说，把一个壮志不遂的身世创伤沉痛地加以论释。”小说主要描写裘德的求学经历和他与两个女人的爱情悲剧，通过他的痛苦遭遇，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和婚姻制度。 裘德是孤儿，由穷亲戚抚养成人，当了石匠的学徒。他自幼聪明好学，才华出众，却由于出身低下，受到社会等级制度的歧视。他一心向往基督寺（影射牛津大学），幻想在那里上大学，以后好有机会出人头地。不久，他来到基督寺，白天在石厂里做工，夜间在阴冷潮湿的屋子里刻苦攻读。在来基督寺的途中，由于所幼无知和屠夫的女儿艾拉白拉结了婚，但不久离异。在这里，他强忍着爱情带来的痛苦，四处奔走，却终于被拒于高等学校的大门之外。他当众控诉了黑暗的教育制度，但对黑暗的现实束手无策。为了谋生，他又当了石匠，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表妹淑·布莱德赫相遇，两人产生爱情后同居。他们这种不合法的婚姻受到宗教礼法的歧视，处处遭人攻击，裘德的工作被辞退。孩子长大后，认为自己拖累父母，在旅馆里双双死去。淑经受此打击后，精神完全崩溃，回到了前夫身边。裘德也回到艾拉白拉身边，心如止水，一心等死、他在临终前悲怒地喊出：“让我出生的那个日子毁灭吧，让宣告一个男孩投入娘胎的那个黑夜毁灭吧！” 小说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教育的虚信国和空乏，表现和歌颂了层人民的聪明才智，肯定了他们体力、智力上高于统治阶级的能力。裘德靠刻苦自学掌握的古代语文知识，使那些趾高气扬的大学生相形见细，然而仅仅因为他为石匠，“穿白布褂子，衣服褶里堆满了石头末儿”而被学校拒之门外。基督寺所谓知识的殿堂，完全是为有钱人准备的，象裘德这样的下层人民根本无法进入。资本主义教育民主的面纱，就这样被哈代一把揭了下来，暴露了其资产阶级垄断的实质，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教育的功利性虚伪性。小说更加深刻地指出：尽管基督寺中那些上层人物百般排斥下层人民，但他们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的供养，不仅“用功的学生没法读书”，就是“有高尚思想的学者也没法生活。”小说通过裘德与淑的爱情悲剧，尖锐地指出了社会道德，姻亲制度等成规对人性的顾杀，表明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人的基权利不断遭到毁灭性打击，而生的可能也不为下层人民留下。这就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做了一针见血的批判和揭露，难怪发表后要遭到资产阶级道学家的猛烈攻击。 一个家族的罪恶 ——高尔斯华绥的 《福赛蒂世家》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是英国二十世纪初继承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著名作家。他出生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取得了律师资格，但他不久就放弃了律师职务，开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 高尔斯华绥进入文坛时，正是反现实主义和颓废主义文学潮流在英国盛行的时候。高尔斯华绥以自己作品鲜明的现实性来反对这些流派。他描绘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英国社会的真实图景，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反映了资本主义日益走下坡路的客观现实。 高尔斯华绥早期写了几本不出名的作品，如依据环球旅行所得印象写成的短篇小说集《天涯海角》等。1901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德文郡的人》，其中一个优秀短篇《拯救福赛蒂》是他描写福赛蒂世家成员的第一部，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在他以后的创作中曾反复出现过。故事的主人公瑞辛·福赛蒂在临死前回忆他1850年周游大陆的情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瑞辛和匈牙利侨民包列斯卡伊一家认识了，包列斯卡伊是 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在这里，作者刻画了有产者福赛蒂的典型性格，使福赛蒂与他相对立的人们进行冲突，这种对比的手法在以后的福赛蒂世家的作品中已经很少用了。包列斯卡伊一家性格豪放，对客套绝对轻视，待人诚恳热情，对匈牙利革命者为理想而奋斗的无限忠诚，对物质财富和现实生活的满足态度，吓倒了带有本阶级虚伪礼教的瑞辛。同时，瑞辛又感到这个家庭有股强烈的吸引人的力量，包列斯卡伊的小女儿激起了福赛蒂强烈的爱情，但是，福赛蒂家族的利益在瑞辛心中占了上峰，觉得他们生活中的某些东西与他从小所受的教育格格不入。最终他害怕同包列斯卡伊一家往来，几乎是在慌恐中避开了这一家人。临死前，瑞辛回忆着他一生经历的爱情生活，虽然在事业中他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仍模糊地觉得失去了某些极为重要的东西。 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几年里，作家深感于现实的腐败黑暗，写出了反映日益增加的不平等现实和资产阶级社会上层人士在精神上和理智上的败坏。1906年，他写作了《有产者》一书，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这是描写福赛蒂世家小说全集的第一部，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有产者》一书影响了年轻人，他们和高尔斯华绥一样身负学校的教育责任，同时又从事于英国文学研究，这种影响可以同电流相比拟。” 在这部书里，高尔斯华绥不仅描写了私有者的家世，还塑造了整个阶级的形象，这个阶级企图把自己的法规强置于国家之上。在他们身上，体现着帝国主义时代英国资产阶级的特点。福赛蒂世家的大部分成员是剥削殖民地自然资源的有限公司的股东，股息是他们生存的物质基础。作者对私有制进行了全面的观察和研究，称这种私有制的世界观为福赛蒂主义。他指出这些人的一切特点取决于他们的占有欲，他们对健康、饮食、衣着等都有着强烈的占有欲。作者还描写了他们对待家庭成员的态度，对待下层人民的骄横，以及他们“海岛的”孤僻性和只相信本国及本阶级特殊性的英国私有者的自满性。作者斥责冷酷无情，自私自利的私有者，认为他们同大自然、艺术、爱情都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都是伪装虔敬。小说写出了占有欲对人们心灵的毁灭性影响，猛烈抨击了金钱的罪恶作用。 高尔斯华绥描写福赛蒂主义的最基本手法是幽默，偶尔也流露尖刻的讽刺。这种手法首先表现在他对福赛蒂主义的概括上：“占有欲是福赛蒂主义的试金石，是高尚道德品质的基础，遗嘱是崇高的法律条文，是最后的一纸财产清单，是判断一个人的最后结论。”对福赛蒂家庭成员的刻画也采用了这种方法：翟姆特别习惯于从金钱出发来观察世界。金钱成了他生活的明灯，成了他认识世界的工具，如果没有金钱，他就无法认识现实。”表现看来，似乎作者袒护人物，实际上却是无情地揭露了他们。 福赛蒂世家成员的性格塑造，表现了作者对他们深刻了解和对语言的驾御。作者紧紧抓住每个人物的本质特征，这些特征虽然不多，但是每个特征都是本质的、不可缺少的。对于福赛蒂世家的成员，作者没有仔细地阐述和描写，而是通过主人公自己渐渐地表露出来。例如最富于表情的索姆·福赛蒂，在老裘利安家的茶会上，他不声不响地出现在自己妻子海伦的背后，他偷偷地舐湿了指头，擦了擦烛台上凸出的部分说道：“这是真正的古漆，在乔布生拍卖行里可以卖上很大的价钱。”他的形象非常具有概括意义，他不仅是福赛特世家的领袖，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化身。 作者为了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着意描写了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用它们来达到塑造人物发展情节的目的。比如波辛尼第一次拜访福赛蒂世家，作者就作了极有寓意的描述。本来正式拜访时应该戴大礼帽，但他却戴了便帽，这时福赛蒂世家的成员感到非常不适应，认为他不仅破坏了礼节，也威胁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基础。这些细节描写的目的只有一个，揭露描写对象的本质，运用形形色色的手法描写人物，甚至瑞辛家晚宴的菜单也带有了这些人的某些特征：没有冷盘原因是强调“直截了当”，羊胛肉这道菜所以不变是强调一个事实：“福赛蒂世家成员在性格上和本能上都属于那个伟大的阶级，这一阶级的人士只相信营养和口味，决没有一丝感情热衷于什么美丽的外表。”作者就是通过这些细节描写来制造气氛，指出人物性格的特点和发展脉络，使读者对这个家族的成员有一个详细全面的了解。 高尔斯华绥在完成了《有产者》的创作之后，并没有舍弃福赛蒂一家。1910年，小说《肖像》出版了。在这部小说里，高尔斯华绥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描写的就是老裘利安。作家一直没有忘记他所熟悉的福赛蒂一家。 在这以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日益严重，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也使高尔斯华绥感到惶惶不安。想到资产阶级的命运，他便把注意力又放到福赛蒂一家身上去了。1918年，他的《五个故事》中有一个是《福赛蒂的晚秋》，描写了老裘利安，他摆脱了有产者的生活，沉醉于对美的感觉。作品描叙了他天性善良的一面，写他和自然的合谐，描写他与海伦的见面，海伦的美给他带来了纯洁的快乐，最后，他安闲而平静地死在橡树底下。 1920年，高尔斯华绥的《进退两难》出版了。小说的主要人物索姆，福赛蒂的形象复杂化了。他想把已经离开他家的海伦给夺回来，但这种愿望体现了“不讨人喜欢者的悲剧”。索姆就是一个这样悲剧性的人物，他拼命追求的爱情终于离开了他。作者用那一贯的嘲弄手法描述那个阴暗的时代：“国内充满着陈俗的风气，但穷人住的是茅舍，经常为了点小事就把他们绞死。”资产阶级是这样的“自由”：“一个人如果有了钱，那么他不仅有法律上的自由，而且有真正的自由；要是一个没有钱的人，那么他只有法律上所谓的自由，但这绝对不是真正的自由。”这种丑恶而悲哀的现实激起了作者对现代生活的深深忧虑——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改变这个制度本身。 1912年，小说《出租》发表。这样，《出租》、《进退两难》和《有产者》构成了《福赛蒂世家》三部曲。《出租》是描写1920年发生的事情，小说中相矛盾的笔法和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说明了作家内心的矛盾。这是福赛蒂阶级行将没落的现实日益明显才有的一幅现实主义图景，比如，伊统和赫罗乌板球队在洛尔特体育场比赛时，对那些上层观众的描写，那是一个“复兴英国自豪和荣耀的日子，简单地说，是大礼帽贵族复活的节日……老一派的代表因为无产者买不起半个克朗的入场券而感到高兴。贵族们把自己的雅座看作是谁也不能占领的堡垒，虽然是最后一个，但却是有力的。”作者对这些人作了细致而尖锐的刻画，他们与整个社会发展相对立，拼命维护旧制度的基础。在这里，作者描绘了索姆害怕革命的心态：“梧桐树的影子映在简便的毡帽上，索姆扔掉了大礼帽，在我们的时代，用不着夸耀自己的富裕”。小说的结尾突出表明了作者对整个社会发展的理解，表明他茫然若失的心情：“索姆坐在哈根公墓，福赛蒂家族坟墓的旁边，回忆着洛宾山住宅上的一张招贴—— ‘出租’，他把这张招贴看作是福赛蒂世纪‘出让’的象征。”这种凄凉心境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资产阶级行将败落的历史真实。 接着，高尔斯华绥继续写着福赛蒂一家的历史。他又写了三部作品：《白猿》、《钥匙》、《天鹅曲》。这几个故事发生在1922—1926年，作者把它们构成《现代喜剧》三部曲。这些作品反映了作家内心的进一步矛盾，他意识到了旧关系的瓦解和新事物的产生。福赛蒂英国的青年一代背弃了老一辈的传统，这些青年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表明了福赛蒂阶级的没落，作者把他们同一张中国画家画的白猿作比较，这只白猿没有找到藏在柑子里的东西，既苦闷又恼怒。福赛蒂英国年轻一代同样吞食着生活的果食，剥去果实的外壳，贪婪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在《钥匙》里，作家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批评了选举“人民公仆”的方法以及他们的活动；直捷指责议会无能处理迫切而难以解决的问题；对庸俗无能的下议院的政治家作了形象的揭露。 高尔斯华绥最重要的文学成就在于他对福赛蒂一家历史的记录，使他的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作品是四十年内资产阶级英国习俗的历史，深刻揭露了私有制在国家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中所起的毁灭性作用。那一时期，正当颓废派文学占上风，他们要求作家不要干涉生活。但是，以高尔斯华绥为代表的作家以富有现实意义的社会小说占领文坛，体现了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变革给人心理带来的不安，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面目。 现实世界的幻影 ——安徒生的童话世界 汉斯·赫里斯蒂安·安徒生（1805—1875）是十九世纪北欧著名作家，世界文学中杰出的童话作家之一，安徒生出生于丹麦中部小城奥登塞的贫民窟，父亲是一个穷鞋匠，当过拿破仑的雇佣兵，在安徒生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幼年的安徒生与母亲相依为命，靠母亲替人洗衣度日，有时他的祖母还要上街乞讨。十四岁时，他一个人来到哥本哈根，在皇家剧院当杂役，后来得到一些艺术家热心帮助，弄到一份助学金，才正式入学。幼年的痛苦经历和过早的成熟，使他增长了知识，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十七岁时发表诗剧 《阿尔芙索尔》，从此开始文学创作。 安徒生创作的时期，丹麦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劳动群众灾难深重。安徒生亲身体验过下层人民的生活，对他们满怀同情，因此他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进行创作。他成就最突出的是童话创作，一生共写了一百六十八篇童话，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最美丽的童话”，“最奇异的童话是从真实的生活里产生出来的。”本着这种思想，安徒生密切同现实生活相联系，创作了大批优秀童话。历来脍灸人口的有《豌豆上的公主》、《拇指姑娘》、《丑小鸭》、《野天鹅》、《卖火柴的小女孩》等。 1837年，安徒生写了《皇帝的新装》。这篇童话中的皇帝骄奢淫佚、挥霍浪费。他不理朝政，而把全部精力和金钱都花在穿衣上：“他每天每一钟点都要换一套衣服。”两个骗子看准了他是个愚昧骄傲的庸君，便吹嘘自己能织出一种美丽而神奇的布，用它做成衣服后，“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愚笨的皇帝对骗子的花言巧语毫不疑心，为了穿上这件衣服，送给骗子们大量的金钱。两个骗一边过着奢华的生活，一边装模做样地在织布机上忙碌着，皇帝焦急地等待着穿这件新衣。但新衣拿来后，皇帝和大臣们都犯了傻，因为他们什么也没看见。但为了说明自己不是愚蠢的人，谁也不肯说出来，皇帝自欺欺人地穿上这件新衣，参加游行大典。一边观看的大臣们傻乎乎地装出称慕的样子，口里说着：“哎呀，美极了！真是美妙极了！”围观的群众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明明看见皇帝什么也没有穿。一个看热闹的孩子对赤身露体的皇帝说了真话：“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年幼天真的孩子一句稚语，把那些道貌岸然的君臣衬托得可笑之极。童话深刻地揭穿了统治阶级虚伪的外衣，把统治阶级阿谀奉迎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 1838年写的《野天鹅》中，女孩艾丽莎有十一个哥哥，被恶毒的后母变成天鹅，让他们整天整夜地在天空飞翔，经受痛苦的折磨。艾丽莎为了救出兄长，历尽千辛万苦，始终不气馁，还冒着生命危险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最后终于使她的哥哥们全部得救。这篇童话歌颂了艾丽莎坚韧不拔的牺牲精神，体现了她对丑恶现实的蔑视，以及对安定和平的幸福生活的向往。作品语言生动传神，充满浪漫主义的迷人色彩。 1846年，安徒生写了著名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作家以满怀同情的笔调描写一个贫苦人家的小女孩，不得不在寒风刺骨的冬夜上街叫卖火柴，但却始终没有卖出一根火柴，未赚分文，最后因寒冷和饥饿死于街头。作者通过她的悲剧，对贫富悬殊的黑暗社会做了猛烈的抨击，对造成小女孩身死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安徒生选择除夕夜为故事发生的时间。在富人热闹非凡的年夜里，贫苦的小女孩被迫到街上叫卖火柴，强烈的贫富悬殊，揭示出小女孩的悲剧来源于阶级不平等。富人家里灯火辉煌，飘着一股烤鹅肉的香味，小女孩却冻饿交加，倒毙在街头。这种强烈的对比，超越了浪漫主义文学的遐想氛围，显示出巨大的现实意义。 作品童话性最强的部分是小女孩划火柴取暖时看到的幻想世界。划亮第一根火柴时，她发觉自己坐在暖暖的火炉旁，划亮第二根火柴时，她透过变得象纱一样薄的墙壁看到了丰盛的晚餐，一只烤鹅向她走来；划第三根火柴后，她幸福地坐在圣诞树下；划第四根火柴时，她看到了唯一爱她的亲人老祖母。小女孩划亮了更多的火柴，为了能把美好的瞬间留住。最后她手中的火柴光把黑夜照得如同白天一样。祖母接着她“在光明快乐中飞走了”。第二天，人们看到面带微笑死去的小女孩，她手里还捏着一把烧剩的火柴梗。 小女孩的幻想美丽而光明，与现实的冷酷无情形成鲜明的对照。火焰中的美好事物只可能在幻想中才有，丑恶的现实只能令小女孩失望。她的死是对现实社会的血的控诉，也是无数悲惨儿童中的一人。由于社会贫富的不均，造成无数儿童的悲剧，激起人们强烈的同情，希望改造这个社会，使更多的人享受到幸福快乐。作者对小女孩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显示了他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创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