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提　要 　　司汤达是法国十九世纪伟大作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他有着丰富而曲折的生活经历，给人们留下了《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本书从青年文学爱好者的特点和需要出发，介绍了司汤达人生的主要经历和一些重要的人际关系；着重介绍”分析了其代表作《红与黑》，同时兼顾其他作品。本书结构自然，语言朴实明快，读后不但可增进您对司汤达及其作品的了解和认识，而且还有助于提高您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和鉴赏能力。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哥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名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一）国别、地区文学史，（二）分体文学史，（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四）文学比较、交流，（五）作家作品（上），（六）作家作品（下），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写作·恋爱·生活 　　格勒诺布尔的小公民 　　格勒诺布尔是司汤达的出生地。这是法国东南部一座美丽的城市，蜿蜒曲折的伊泽尔河穿过鲜花浓艳而茂密的土地。隔着阿尔卑斯山与意大利著名的城市都灵遥遥相对。然而，家乡留给司汤达的并非全是美好的记忆。其中有着许多烦恼和酸楚。司汤达在成长中，一直试图远远离开这座城市，去寻找自由的人生。他在日记和自传里，也时不时流露出对家乡观念的淡漠。在司汤达父亲的眼里，这个不肖之子一直是个小叛逆的形象。为什么会这样？读了这一章的内容，就会有一些了解。 　　司汤达的父亲叫谢吕宾·贝尔，他是一个富裕家族的唯一的儿子，继承了一笔将近二十万法郎的财产。因为尚有九个姐妹需要他的照顾，所以他到1781年三十五岁上才结婚，新娘是格勒诺布尔城最出色的医生甘尼永的女儿，名叫昂里埃特·甘尼永。1783年1月23日，这对夫妇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亨利·贝尔，这就是后来的法国大文豪司汤达。 　　亨利·贝尔从小就是个聪明而又勇敢的孩子，自然也就很顽皮。刚会走路的时候，他有一次用一根尖尖的棍子刺痛了一头骡子，小胸脯立刻被踢了一下。假如那头骡子脚再重一点。我们就不会看到《红与黑》了。亨利·贝尔非常爱自己的母亲。在他和两个妹妹的眼里，母亲是全家快乐的中心。只要有她在，家里就有一种愉快的忙碌。母亲热情善良而且好客。她经常邀请朋友们到家里用餐。每次请客，她总是用许多蜡烛将客厅和餐厅照得通明。贝尔的母亲还有着多方面的才能，她喜爱绘画，还能阅读意大利文版的但丁的著作。不幸的是，在贝尔未满八周岁时他所热爱的母亲就在一次痛苦的分娩中死去了，贝尔无忧的童年就这样过早地结束了。 　　随着母亲的死亡，整个家庭陷入阴郁之中。贝尔的父亲是个律师，思想保守，信仰宗教。他对当时法国掀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充满了仇恨。母亲死后，父亲续弦，娶了贝尔的姨妈塞拉菲。塞拉菲姨妈虽然与贝尔的母亲是同胞姐妹，但性格迥异，又患有严重的神经质，一脸严肃刻板的表情，而且同父亲一样思想保守。在塞拉菲姨妈管束下，贝尔多半是被关在屋子里，形同孤儿。即使外出也总有人监督。他和两个妹妹时时被告知，不能和“普通人害的孩子”一起玩。那时他们唯一的安慰就是每天中午可以到外祖父老甘尼永家去吃午饭。从贝尔家到甘尼永家，他们有五分钟左右的自由漫步时间。在外祖父家可以眺望伊泽尔河、广阔的街道和市中心广场。然而好景不长，下午他们又要回到贝尔家那阴暗的，缺乏欢乐的房间里去做枯燥的功课。 　　亨利贝尔十一岁时，家里决定送他到本市的一位叫勒鲁瓦的画家那里学绘画，这使他非常高兴，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他找到了一个享受自由的机会。他利用上课之余，一个人跑到中心市场去饱眼福，或者到公园去玩耍。后来事情终于败露。他追求身心自由的一束微光很快被一个新的决定扑灭了。他的绘画老师被请到家里来上课了。 　　还有一个令贝尔讨厌的人是雷拉纳神父，他是耶稣会的教士，是父亲请来的家庭教师。在他的管教下，小贝尔接受着彻底的宗教教育。作为一种职责，神父要向学生的家长汇报学生所有细小的过失。于是小贝尔就会不断地受到某种应有的惩罚。神父的思想顽固僵化，以至司汤达后来说这位神父毒害了他的童年。那时小贝尔在外祖父的影响下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当他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神父时，却受到了严厉的训斥。一次在上课时，神父看见一只苍蝇落在了牛奶杯中淹死了，竟荒唐地要求贝尔以此为题用拉丁文作一首长诗。小贝尔拒绝这样做，神父便打他的手心。见小贝尔仍不屈服，神父又用“违反神父的意志，将来会永受地狱之苦”来吓唬他。但小贝尔的回答是：我什么都不在乎！幸好这时外祖父甘尼永走了进来，才化解了这场冲突。然而这件事给贝尔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写到这里，大家自然会想到，贝尔一定很爱他的外祖父了。是的，用司汤达自己的话说，“我那杰出的外祖父……事实上是我真正的父亲与亲密的朋友”。老甘尼永也同样很疼爱自己的外孙。他对小亨利后来走上文学道路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甘尼永虽然是个医生，却非常喜爱文学，是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伏尔泰的崇拜者，他有着大量的藏书。贝尔十岁时，就常到外祖父那里去借书。当他拿了“禁”书时，宽厚的外祖父也假装没看见。所以贝尔很早就读到了莫里哀和伏尔泰等伟大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 　　贝尔的童年，正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六是个庸碌无为、优柔寡断的君主，成天吃喝玩乐，不理朝政。他当政十五年，国债增加了三倍，市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终于有一天，1789年7月13日，巴黎上空响起了警钟，法国人民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规模起义。人们操起短刀和斧头去夺取武器。起义者把国王的军队打得节节败退。到7月14日，起义队伍攻占了封建王朝的最后堡垒——巴士底狱。处死了守卫司令，释放了关押在那里的政治犯。1792年，法国进一步废除了王政，实行共和。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国民公会判处死刑，送上了断头台。 　　对资产阶级革命，贝尔的父亲和姨妈还有雷拉纳神父感到不寒而栗。据司汤达本人回忆，对国王路易十六的每一阶段审判，都会引起贝尔家族的巨大忧虑。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的第二天，从里昂和巴黎来的邮车到达的声响惊动了贝尔家。贝尔的父亲急忙出去看报纸，打听消息。回家时，他沮丧地对人们说：“一切都完了，他们已谋杀了他。”唯独小亨利却在内心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欢乎。对共和党人的节节胜利，他有时情不自禁地举着自制的小三色旗在自家的空房子内欢呼庆祝。贝尔家庭中这种对社会现实及其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政治观点，实际上也是当时法国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虽然当时司汤达年仅十岁，但过早地失去母亲又得不到父爱，促使他思想早熟。他由于讨厌父亲、姨妈和雷拉纳神父，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使他自然而然地同情革命。当时他也接受了一定的文化教育，特别是接触到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等人的著作。这对他早期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亨利·贝尔从小就有着叛逆的性格和反抗的精神，是个年幼的愤世疾俗者。有一次，他被父亲喋喋不休地向他灌输那些封建专制主义的陈词滥调惹恼了，忍无可忍地顶撞道：“如果你如此地爱我，请给我五个苏一天，并让我照我喜欢的方式生活。总之，你可以相信一件事：只要我一到足够的年龄，我就将应征入伍。”把他的父亲气得暴跳如雷。后来，贝尔果然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中心学校的优秀生 　　1796年，十三岁的贝尔注册进入了格勒诺布尔市中心学校。这所学校设立在城市边缘耶稣会的老式建筑里。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法国许多城市都设立了这种新型的公立学校，以普及进步的思想文化教育。这样，亨利·贝尔终于从那个令人窒息的家庭里逃了出来，走向了新的生活。 　　中心学校的教师大都是些革新派。数学教师迪皮·德·博尔德据说曾经当过拿破仑的数学教师，他在教学方面给贝尔以很大的帮助。贝尔是个聪明的孩子，理解能力极强，在入学以前，他就在《百科全书》中读到过有关数学的论述，所以数学一直是贝尔引以为自豪的一门学科。直到后来到军队中供职，同僚们还对他非常佩服，说他象魔鬼一样精通数学。渐渐地，他对迪皮讲授的数学已经感到不能满足了，总觉得“吃不饱”，而且认为迪皮年纪老，观念也往往落后。他听说本市有一位叫加布里埃·格罗的青年科学家，是个教授几何与微积分的私人教师，就瞒着父亲，从姨婆伊丽莎白那里要了些钱，每天放学后就去听格罗老师讲课。 　　格罗老师一直是亨利·贝尔崇拜的偶象。他是一个蓝眼睛、金色头发的强壮的青年人，浑身充满了热情、活力和自信。他是个激进的“人民会社”成员，是个纯正而无私的民主主义者。他有着出色的演讲才能。贝尔从他那里学到了数学知识，同时也受到了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对他后来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格罗老师一生清贫，没有显赫的名声。他在外省靠教书度过了一生，但他却始终保持着高尚的品格。只要他因故没能给学生们讲课，他就会拒收学生的学费。他时刻告诫他的学生们要奋力去追求“伟大与有用的东西”，要用知识来武装自己。后来司汤达还把格罗的名字写进了自己的代表作品《红与黑》。他在小说中写道：“这个高尚的人只有一千四百法郎的年金，每年借给刚去世的主持人六百法郎，帮助他养活他的子女。”司汤达借了小说人物于连的口，来表示他对格罗先生的怀念和敬意。其时于连刚刚获得了候爵奖赏给他的一枚十字勋章。但他却说：“可怜的格罗先生！应该得到十字勋章的是他，而得到的却是我……”。司汤达在他的自传中，还称他的这位教师为“无与伦比的格罗”。 　　在中心学校，贝尔并不合群。因为贝尔上学较晚，学前又受到过一定的文化教育，所以一开始就进了高班。在同学们的眼中，他是个很奇怪的孩子。粗壮的体态，一个硕大的脑袋和蓬乱的黑发，短短的腿。那时，他常穿着一件长长的、几乎拖到脚面的灰大衣，快速挪动时造成一种滑稽的印象，那些顽皮的孩子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行走塔”。由于他的孤独性格，他不仅被排除在孩子们的各种游戏之外，而且还常常遭到各种嘲笑。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也会用一些尖刻的语言来回敬他们，这样往往要挨一顿打。但贝尔从不屈服。有一次，他和一位同学发生了冲突，他象骑士那样提出要和这同学决斗。双方按约定的时间在古城门外相见，其他同学蜂拥前来凑热闹。两个决斗者各自聘请了助手，煞有介事地丈量着步距。围观的同学们兴奋地叫喊着，议论着，为双方助威打气。可是这场精彩的“决斗”终于没有发生，因为双方的家长闻讯赶来了，及时阻止了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贝尔显示出自己的勇气，在同学中的形象有所改观。 　　天长日久，贝尔的聪明才智，他在数学和文学上所表现的特殊才能，使大家对这个其貌不扬的孩子刮目相看了。他渐渐地在一些聪明的学生中间结交了一些知心朋友，并且逐渐成了具有支配作用的中心人物。也许是因为他们共同生活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他们小小的年纪就显得老成而有抱负。他们共同阅读了许多进步的、革命的书籍，热烈地讨论着大人们讨论的话题。 　　在中心学校的第二年，贝尔就取得了学校的文学一等奖，绘画上也获得了优异成绩。在此后的每个学期里，他都获得数学一等奖，多次得到学校颁发的奖学金。连那个从来就瞧不上他的父亲，也不时地夸奖起儿子的聪明才智。 　　1799年，亨利·贝尔的名字被列在了那些准备进入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名单之首。10月30日，他离开了格勒诺布尔去巴黎求学。法国首都巴黎，座落在美丽的塞纳河畔，是法国第一大城市。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使这座具有2000年历史的名城誉满世界。自然，她也是年轻的亨利·贝尔所热烈向往的地方。 　　可是，贝尔来到巴黎，是真的想进入综合工科学校读书，走一条求学之路吗？非也。他心里早已有了自己的打算。在贝尔看来，数学只是一种工具，是离开他那个讨厌的家庭，离开格勒诺布尔的工具。现在他有了巴黎，也就不再需要数学了。他不再需要数学来作为反抗父亲的武器了。到巴黎以后，他压根就没有进考场，去参加那个十拿九稳的考试。不过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魂不守舍地在街上漫步。碰上一个书店，就进去买了一本刚刚出版的凯拉瓦的《喜剧的艺术》，回到房间专心地读了起来。他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还是文学。 　　1799年，这个新世纪的前夜，对这个只身来闯巴黎的外省青年来说，是最黑暗的时刻。他没有工作，也不知道如何去找事做。从格勒诺布尔带来的钱眼看要用光了。他父亲在巴黎倒是有个贵族亲戚。他的堂兄皮埃尔·达碌还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爱将。可是他并不想求助于他们。一天，他在泥泞阴雨的巴黎街上漫步时，忽然感到自己在发烧，回到寓所就病倒了。他患的是严重的胸膜炎。幸亏达碌家及时了解到他的境遇，把贝尔接到家中养病，才使他大难不死。不过，这次他病得的确不轻，整整三个星期，他一直处在危险期，常常神志不清。到了1800年1月，新的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个敢与命运挑战的年轻人终于重新下床走路了。然而他却无法知道，他将要走的是一条多么艰辛而又曲折的道路。 　　龙骑兵少尉 　　贝尔在一场大病康复之后，就在达碌家住了一段时间。这个家的主人翁是诺埃尔·达碌，贝尔父亲的表兄弟。这个六十岁的老人过去是法国南部的一个部门的长官，在政府里担任过高职。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皮埃尔·达碌，这个堂兄比他大十五岁，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拿破仑手下的一个陆军部高级军官；一个是马夏尔·达碌，这个二十二岁年轻英俊的纨绔子弟，有着一种总是用轻率的口吻谈论最严肃的话题的巴黎人的习惯。 　　在达碌家，贝尔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达碌老人为了他轻率放弃了投考巴黎最大的科技学府而严厉地训斥了他，而他还不得不每天和他们一起用餐，常常感到手足无措，如芒在背。终于有一天，达碌这个“可怕的老人”把贝尔叫到跟前对他说：“我的儿子已在陆军部他的手下给你安排了一个职务。”贝尔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从此，贝尔就成了拿破仑旗帜下的一员。他的工作就是整天坐在办公桌前，根据皮埃尔·达碌的指令起草文件和信件，完成后交给达碌签名。那是一段极其紧张而忙碌的时间。因为当时拿破仑正在为第二次征战意大利而进行着紧张秘密的准备。当时的拿破仑，正在走向政治上的鼎盛时期。雾月政变得手以后，他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共和国的第一执政。对国内，他迅速着手推行行政改革，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但他心头真正担心的，却是威胁着共和国安全的外部危险。当时，奥地利、英国、俄国、西西里和土耳其已经组成了第二次反法大同盟。拿破仑把出征的第一个目标定在了意大利。 　　一度被法国从奥地利人手中解放的意大利，已被苏沃洛夫所率领的俄罗斯军队所占领。后来，俄罗斯又把统治权让给了奥地利。奥地利在意大利驻扎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拿破仑这次征战的对手是奥地利的名将梅拉斯。这位奥军司令官错误地认为拿破仑进军决不会从瑞士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大圣伯纳德山口，因此没有在那里严密设防，铸成大错。拿破仑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审时度势，恰恰采取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战略。拿破仑在组织军队与梅拉斯进行正面作战的同时，亲自率领一支强大的预备军团，秘密地翻越阿尔卑斯山，出其不意地直捣敌人的后方基地。梅拉斯的大军虽然在热那亚取得了全胜，但法军占领了米兰，后院起火使取得的胜利变得毫无意义，只好回师迎击北来的法军。1800年6月14日，法奥军队在马伦哥平原进行决战。法国以劣势的兵力与奥军交战，抵御了奥军的进攻，并出色地组织了步、骑、炮三兵种的联合反攻，摧垮了奥军的士气。奥军惊慌失措，纷纷夺路过河，人马乱成一团。亨利·贝尔参加了这场举世闻名的战役，当时他是预备军团第六骑兵师的龙骑兵少尉，随着大军翻越了阿尔卑斯山。但他没能到第一线去参加战斗，上司把这一介书生安排在后勤部门工作。 　　马伦哥战役的硝烟渐渐散去，意大利又一次被法国人所征服。贝尔随着胜利的大军进驻了米兰。从此，这位未来的大文学家和这座美丽的意大利城市结下了不解的缘份。以至他死后的墓碑上都被镌刻上“米兰人”的字样。 　　在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的包厢里，亨利·贝尔第一次见到了他所崇拜的拿破仑。那是一次欢庆胜利的聚会。他伴随他的堂兄、上司皮埃尔·达碌来给拿破仑送报告，幸运地进入了拿破仑的包厢。他看到剧院里成千上万的人如潮般地向拿破仑欢呼。 　　十七岁的贝尔，被米兰的美景深深地陶醉了。宽阔平整的街道，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的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这一切都使这个法兰西小伙子惊讶不已。他在米兰还参观了米兰大教堂、圣马丽亚教堂、布雷拉宫等杰出的建筑，并为意大利杰出的文化艺术发出由衷的赞叹。德尔·格雷齐修道院收藏的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布雷拉宫琳琅满目的油画长廊，都给了他受益终身的文化熏陶。特别是斯卡拉剧院，这座意大利音乐的神殿，是贝尔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光顾的地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卡拉剧院，使得年轻的亨利·贝尔成为终身的音乐爱好者。 　　贝尔在米兰开始学习意大利文，并且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就掌握了这种文字。初次的意大利之行，使他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国土。正如他在写给妹妹波莉娜的信中所说的，他发现他所希求于这个世界的一切全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他在这里如饥似渴的阅读了《荷马史诗》，还有维吉尔、贺拉斯、拉辛、莫里哀、布瓦洛等作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的作品。 　　后来贝尔经人推荐，离开了第六骑兵师，到总参谋部当了一名副官，在米肖将军手下工作，充当随从。米肖将军对他颇为赏识，派他执行各种任务。干了八个月以后，1801年9月，他又接到命令，要求他仍然回到驻扎在皮埃蒙特的第六龙骑兵师去就职。执行这一道命令他并不乐意，然而军令如山，所以他只好匆匆地与他所热爱的米兰告别了。 　　马赛之恋 　　1802年到1805年期间，贝尔在巴黎。他喜爱戏剧，并且象许多年轻人一样，一心想当个演员。于是他经常到剧院看戏，并结识了不少的演员。其中有一位叫梅拉妮·吉尔贝的年轻女演员引起了贝尔的注意。她有一张端庄的希腊人的脸，一双大大的蓝眼睛，和使她显得格外迷人的忧郁气质。那年她二十五岁，比贝尔大三岁。身材显得有些瘦弱，但却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年轻的贝尔很快坠落了情网，开始追求梅拉尼。每次看完戏后，他都护送梅拉妮回她的住处，并且渐渐对她产生了一种依恋的感情。梅拉妮也感到这个小伙子诚实厚道，经常同他探讨戏剧表演艺术方面的一些问题。梅拉妮是个事业心和独立性极强的女孩子。她告诉贝尔，在巴黎这个人才云集的地方，她目前只能担任一些小角色。为了能更快地进步，她打算和马赛那样的外省大城市的剧院签订合同，这样可以出演更重要的角色。贝尔看到梅拉妮能将自己从不示人的计划告诉自己，并征求他的意见，内心感到十分甜密。他有些陶醉地对自己的朋友说：“在这些日子里……我爱上了爱情。” 　　后来，在一次深谈中，贝尔第一次了解了梅拉妮悲惨的身世。她出身在诺曼底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当她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时，就被一个邪恶的亲戚所引诱，带着一个私生女离开了家。她带着心灵的创痛来到巴黎，决心在戏剧艺术上干出成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梅拉妮的遭遇，激起了善良的贝尔深切同情和爱怜。他雄心勃勃地要创作一个剧本，为梅拉妮专门设立一个角色，改变她的命运。 　　那一段时光，对他们来说是无比快乐的。贝尔读的书多，知识面广，常常口若悬河高谈阔论。可是他又担心梅拉妮感到厌烦。有一次他提议说：“让我们选择一种秘密的记号，当我使你厌烦时使用它。”这一建议立刻得到了梅拉妮的赞同。双方商定这个暗号为一句问话：“今晚歌剧院有舞会吗？” 　　对梅拉妮感情的加深，使得贝尔变得敏感而又妒忌，有时会出现晴转阴的“天气”。有一次到梅拉妮小姐那里拜访时，看到还有些其他朋友在，梅拉妮正与一个叫布朗的绅士谈话，而且没完没了。于是他就故意地表现出对布朗的讨厌和不尊重。贝尔的无礼举动同时引起了梅拉妮的愤怒。两人不欢而散。过了三四天，贝尔象没事似的挟着一本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再次拜访梅拉妮小姐时，却一连几次吃了闭门羹。即使在剧院碰面时，梅拉妮也只是冷谈地向他打个招呼。那几天晚上，贝尔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他感到并且害怕梅拉妮小姐要与他中断来往。他深为那天无礼的举动而惭愧和懊悔。 　　然而梅拉妮小姐无意与贝尔这个可爱而又鲁莽的小伙子断绝来往。他们很快又和好如初了。她温和地对贝尔说：“你很有才智，你会大有前途，你有极大的热情和一颗极其伟大的心灵。但是，你必须在嘲笑中运用更多的策略。你有时太尖刻了。”作为恋人，梅拉妮对贝尔了解和把握惊人的准确。贝尔心悦诚服，并且非常感动。他吃惊地感到梅拉妮的教养比他所认识到的还要高贵。贝尔暗暗对自己说，要象读一本书那样读她的灵魂，而且要一天比一天读得好。 　　贝尔对梅拉妮的依恋与日俱增。他必须设法与她确立某种关系。一天，贝尔去看望她，发现她的神情很忧郁，一问，才知道她的存款已经不够了。她不想再在巴黎消极地等待，她想应马赛一家剧院的邀请，签订一份由她担任女主角的合同。出于对梅拉妮热恋的爱情，贝尔作出一项大胆的决定。他宣布将放弃巴黎，陪伴梅拉妮去马赛开辟新的事业。他告诉梅拉妮，即使那个剧院的计划落空了，他也要和她一起去农村，在她所选中的随便哪个法国的角落里生活；他将和她还有她的女儿生活在一起，作她女儿的父亲和老师。听了贝尔的话，梅拉妮失声痛哭，扑向贝尔，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一天贝尔在日记中写道：“为了藏起眼泪，她将脸避开了我，朝向窗口，她为了高兴而流泪，为了我的好心肠而哭泣。后来她要我把手帕递给她……她哭了很久。” 　　马赛位于法国东南部，是法国第二大城市和第一大海港，濒临地中海。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海员乘帆船沿地中海西行，把船只停泊在了一个名叫马西利亚的小海湾里，这就是后来的马赛。马赛这个城市，也有着法国大革命的光荣传统。1792年，马赛市的救国义勇军高唱着后来被定为法国国歌的著名战歌马赛曲开进巴黎，在大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贝尔和梅拉妮在马赛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他丢掉了在军队里当副官的职位，到马赛的一个杂货铺里当伙计，每天管理帐簿，处理信件，或者在码头上清点肥皂、葡萄酒之类的货物，有时还要受老板的气。但贝尔认为，为了梅拉妮，这样做是值得的。他经常去观看梅拉妮主演的歌剧。有时他们挽着手在海滩上漫步，倾听着波涛的声音，注视着帆船轻轻地驶出海湾；有时他们登上小山顶去野餐。三十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梅拉妮孩子般在一条叫吕沃纳的小河里洗澡，她总是顽皮地用一双小手掬起河水泼洒开去。 　　可是这段美妙的时光持续了三个月以后，生活的阴影就开始袭击他们了。 　　梅拉妮的美貌和她那充满魅力的歌声，使她的身边围绕着众多的崇拜者。一些好事之徒就开始无中生有地编造谣言，这些都使年轻的贝尔感到痛苦和烦恼，使他的内心充满了猜测和妒忌。这对情人开始出现了口角甚至争吵。有时争吵以后，梅拉妮整天将自己关在卧室里哭泣。 　　1805年10月，马赛港被英国舰队封锁了。商业出口停滞，经济开始萧条。贝尔就业的商店关闭了，他也就失业了。同时经济的衰退也使大剧院的观众大为减少。到第二年2月，大剧院终于倒闭了。梅拉妮比从前更会哭泣和抱怨了，贝尔的烦恼痛苦也与日俱增。这对情人的距离在增大，爱情受到了威胁。 　　后来，当梅拉妮宣布她将离开马赛去巴黎的时候，贝尔没有象当初在巴黎时那样抱定与她同甘共苦的信念，那样欣然与她同往。这次他对她说，他决定继续留在马赛。 　　1806年3月1日，贝尔送梅拉妮上马车。在动身的那一刻，他百感交集，既感到一种莫明的忧郁和悲伤，又稍稍有一种解脱和获得自由的感觉。 　　贝尔和梅拉妮就这样分手了。虽然后来梅拉妮曾写信请求他回到巴黎，而他却以种种借口拒绝。 　　1806年下半年，贝尔靠他在拿破仑手下当将军的亲戚皮埃尔·达碌伯爵又在军队中谋得了一个职位，并随军征讨德国，很快就飞黄腾达了。于是对梅拉妮的事渐渐地就不放在心上了。若干年以后，贝尔随拿破仑大军进军莫斯科时，意外地遇见了他和梅拉妮在马赛时的朋友、男高音歌唱家塔尔基妮，从他那里了解到她已经嫁给了莫斯科的一位叫巴斯科夫的地主。这时贝尔才发现自己的内心是如此地怀念着梅拉妮。他急切地想找到梅拉妮，向她表达自己的感情，他甚至还跑到当时已经是漫天大火的莫斯科城区去寻找梅拉妮的住处。可后来才知道梅拉尼已离开莫斯科回法国去了。贝尔在执行军事任务中，也没有忘记写信告诉巴黎的朋友照顾好梅拉尼，并让她用自己在巴黎的那套房间。 　　进攻莫斯科是个失败的战役。贝尔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了巴黎。这时梅拉妮已先他两个星期到达了巴黎。在朋友的安排下，他们见了最后的一面。 　　那是一个美丽宁静的夜晚。贝尔在客厅里恭候着梅拉妮，想象着六年以后与她重逢会是怎样的情景。这时，一双纤细修长的手蒙住了他的双眼，梅拉妮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她那滚烫的手掌夹住他的鬓角，捂住了耳朵。她用面颊紧紧地贴在他的头上。 　　他们的见面是愉快的。梅拉妮依然是那么漂亮。他聆听着她那歌唱演员的美妙的嗓子发出的声音，观赏着她面颊上两个十分熟悉的酒窝和她那娇小玲珑、象希腊雕象一样完美的身段。他急切地告诉梅拉妮，到达莫斯科的那一天，他象发了疯一样，怀着一种克制不住的愿望，无论如何要在这燃烧着的城市找到她。他闯进一条死胡同，四周是燃烧的房屋，火星纷纷落在他的衣服上，睫毛和眉毛都被烤焦了。要不是一个叫阿尔杰米索夫的农民帮助，他恐怕已葬身火海了。梅拉妮说：“亨利，非常幸运的是，无论对您还是对我，俄罗斯都将仅仅是一种回忆。” 　　梅拉妮告诉贝尔，她的丈夫巴斯科夫是俄国的一个拥有一百七十六个魂灵的地主。封建的俄国，以拥有家奴的“魂灵”的多少来衡量财产的多少。她和巴斯科夫结婚后根本没有爱情。后来这个地主被当地的农民打死了。梅拉妮决不愿意充当一个俄国的地主，而她的女儿又不幸死去了。于是她毅然只身回到了巴黎。他们这次热烈的交谈其实并没有给他俩的重归于好带来任何希望。比起六年以前，他们都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梅拉妮在与贝尔重温旧情的同时，也明确地告诉他，这次相会只是“说明帐目已经算清的那一页末了的最后一个数字。” 　　这天晚上，梅拉妮为贝尔做了一顿马赛晚餐，也是他们俩最后的晚餐。 　　重回军营 　　好象是生活特意为司汤达所作的安排，他年轻时的学习和实践总是交替着进行，使得他对生活的理性认识不断地加深，思想和智慧上也不断臻于成熟，这或许可以说是他的一大幸运。 　　司汤达在皮埃蒙特的军营里执行卫戌任务中得了一场病，回到他的家乡格勒诺布尔休假三个月，见到了已经老态龙钟的外祖父甘尼永和已经长成一个十六岁的美女的妹妹波莉娜。随后他干脆辞了在军队的职位，于　1802年春天重又来到了巴黎。他决心继续用知识来武装自己。 　　在这一时期，他大量阅读哲学、历史和文学著作，接受了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和孔狄亚克的思想，这对他的社会和人生的基本哲学观点的形成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文学上，他对莎士比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定期跟一个爱尔兰修士学习英文。有时早晨六点就起床开始读书和研究。可是这段时间的学习和研究，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著名的作品。我们不仿把它作为一个知识的吸收和积累的阶段。紧接着就发生了与女演员梅拉妮·吉尔贝的马赛之恋。贝尔只身回到巴黎后，又一次投身军营。他成了近卫军里的一名军需官。这时司汤达的日记已经记到了1806年10月。法国已经成了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已经由第一执政变成了皇帝，并且加快了远征扩张的步伐，与英奥、俄等国展开斗争。1805年的乌尔姆战役和奥斯特里茨战役胜利后，欧洲的第三次反法联盟崩溃，拿破仑威震全欧。1806年10月的耶拿战役，法军又把普鲁士军队打得全军覆没，从而占领了德国。就在耶拿战役胜利后不久，司汤达和他的二堂兄马夏尔·达碌一同出发到德国。在德国，他经常路过一个位于易北河畔的普鲁士小城，这个小城名叫“司汤达”，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里是法国著名史学家温克尔曼的诞生地。后来，他的那篇优秀的游记作品《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首次采用了“司汤达”这个笔名。以后的许多重要作品，包括　《红与黑》在内，作者都用的是这个笔名，以至于人们几乎忘了他叫亨利·贝尔。司汤达这座小城不仅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而且代表了一位世界级的法国大文豪而举世闻名。在德国，司汤达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自己所负责的军需工作做得很出色，不断地得到上司的提拔。他常常飞快地骑着马到处奔波，为军队筹集食物和马饲料；为伤员准备临时医院。有一次他接连三天奔波操劳，没有合眼，终于累倒在路途之中。 　　由于司汤达的勤奋工作，当然也有那位拿破仑的重臣皮埃尔·达碌伯爵的帮衬，他于1810年2月升任帝国的会计检查官，继而又担任了拿破仑在德国的皇家领地总管。 　　这段时期，是拿破仑帝国的鼎盛时期，也是司汤达一生中的得意阶段。军旅生涯使得这位法兰西青年变得成熟干练，同时，也使他确立了一生追随、崇拜拿破仑的政治主张和共和主义的社会理想。即使在后来身处逆境，流离他乡时，他也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败走莫斯科 　　拿破仑称帝后，对国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国外竭力进行扩张，企图独霸全欧。在历次反法同盟中，英俄两国无疑是最强大的敌人。1812年，拿破仑把进攻的目标定在了俄国。这次侵俄战争，是拿破仑帝国走向未路的开始。在司汤达的竭力要求下，他获准又一次奔赴前线，担任了军事委员、近卫军军需参谋。他跟着拿破仑皇帝亲自率领的五十一万大军，长驱直入，向莫斯科进军。一路上经过了斯摩棱斯克的战斗和波罗季诺极为惨烈的血战，占领莫斯科时，法军只剩下了十万人。莫斯科的守军和居民都已撤走，留下的是一座空城。当天晚上，莫斯科又燃起了大火，烧了六昼夜，焚毁了不计其数的仓库、商店和住宅。法军远离国土，既无粮草又缺寒衣，大量士兵在饥寒交迫中染上疾病得不到医治而死去。而这时，俄国人民反侵略的意志日益高涨，决心同法国侵略者血战到底。农民们组成游击队，协助俄国将领库图佐夫的军队，处处打击法军。到1812年12月底，法军只剩下三万多人了。拿破仑丢下了溃败的残军，几乎是逃跑着取道德国返回了巴黎。 　　司汤达经历了整个这场磨难。他在这次远征中立下了奇功。他带领一支人数不多的龙骑兵护送队，口袋里装着巨大数额的卢布，深入到俄军地区，完成了采购粮食的艰巨任务，并把这些粮食分送给退败的大军。然而由于这场战争的失败，他的这一功绩也只能是一次痛苦的记忆。司汤达在撤退中和部队走散了，在俄罗斯大雪的道路上流浪了一百多天，才回到巴黎。他虽然仍在军队中任职，但他已经看到了拿破仑的统治摇摇欲坠的前兆。被法军占领的各国人民纷纷起来争取民族独立。第六次反法联盟组成并对法宣战。1813年10月，拿破仑在德意志境内的萨克逊同反法联军展开战斗。在莱比锡决战中，与法同盟的萨克逊军队在战场倒戈，使法军惨败，退出了萨克逊。莱比锡战役失败后，拿破仑帝国内部陷入了分崩离析和众叛亲离的境地，而联军则穷追不舍，长驱直入，终于在1814年3月31日进入了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被囚禁在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 　　司汤达的命运，是和拿破仑帝国的命运紧密相联的。正像他后来在自传里写道的：“1814年4月我和拿破仑一起下台了……” 　　烧炭党人的朋友 　　拿破仑退位后，随之而来的是波旁王朝的复辟。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在联军刺刀的保护下回到了巴黎。司汤达痛切地感到“象我这样一个到过莫斯科的人，在波旁王朝的法国除了受屈辱外不会再有别的。”因此，他离开了巴黎前往意大利米兰，客居七年之久。他在这里读书、旅行、写作、欣赏意大利的音乐美术和追求爱情。此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事情，就是参加了意大利烧炭党人争取祖国自由和解放的革命斗争。 　　当时的意大利，仍处在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之下。一批爱国志士正在为意大利的自由和解放进行着艰苦的斗争。起初他们是一群在亚普里亚和卡拉布里亚的丛山峻岭中伐薪烧炭的工人们组成。白天烧炭，晚上就接待来自各地的流亡者、被放逐者和起义者。因此被称作“烧炭党”。他们的革命活动目的在于组织和吸引受压迫、有怨气的广大的意大利民众，通过全国性的武装起义，推翻奥地利统治，建立意大利共和制度。他们不仅在“根据地”深山密林里活动，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力量，而且在大城市，在统治者的上层和军队中也安插自己人。后来，烧炭党组织迅速发展，由它所领导的“从蛮夷的统治下解放意大利”的斗争席卷了整个意大利。 　　司汤达对烧炭党人的斗争非常同情和支持。他来到意大利以后，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米兰，但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意大利半岛。1817年，他出版了《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这部旅行随笔。这不仅是一部描写意大利自然景色、名胜古迹的游记，还是一部真实生动的社会政治见闻录，具有鲜明的批判特色。司汤达把批判的矛盾指向奥地利统治者和反动教会。他揭露奥地利国王每年仅向米兰一城就榨取三百万巨款，讽刺奥地利警察当局败不堪，贿赂成风。对在异国统治者卵翼下的意大利封建贵族阶级和上流社会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在旅游过程中，每到一处都不记追叙拿破仑在1800年到1814年统治意大利时的建树，宣扬拿破仑的深远影响和人民怀念拿破仑的情形。这部作品出版后影响很大。法国伟大诗人歌德赞扬作者“文笔生动，流畅自如”。还说这本书只读一遍是不够的。这部作品，第一次使用了“司汤达”这一笔名。英国著名诗人拜伦得知　《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的作者司汤达就是他在意大利结识的好朋友亨利·贝尔时，喜出望外，立即提笔给司汤达写一热情洋溢的信。然而，这部作品在奥地利统治者那里，其影响就完全是另一个方面的了。这个旅行随笔使他们大为恼火，他们将它宣布为禁书，并到处寻捕其作者司汤达。 　　司汤达在米兰化名阿里戈·贝尔。他白天无忧无虑地读书、写作、听音乐、进行社交活动，晚上则仿佛过着另一种生活。他经常在自己的寓所秘密地接待烧炭党人。米兰的烧炭党领袖人物之一孔法隆耶里就是司汤达的好朋友。司汤达把意大利的解放事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烧炭党人也把他视作他们队伍中的一员。司汤达在旅行到都灵时，曾以工程师多梅尼科·维斯马拉的化名进行革命活动，参与策划了武装起义。这位曾经转战欧洲的拿破仑手下的老兵，也常常直言不讳地向烧炭党组织直陈己见，指出他们的斗争实践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和误区。他曾经在一次烧炭党人的聚会中指出他们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争取广大的工人、农民对革命活动的支持。他认为，“问题根本不在于必须赶走站在从梅尔坎蒂到拉·斯卡拉的广场上的奥地利龙骑兵的夹道队列，并把某个米兰商人选为省长送进圣马加里塔去接替奥地利人。问题在于，无论是在都灵，还是在米兰，没有一个工人理解你们的运动。我去过都灵的一家工厂，那里安静得象坟墓一样。奥地利人甚至没有往那儿派纠察队。”虽然烧炭党人对他的观点不能接受，但司汤达是在进忠言，这一点大家心里明白的。 　　当时，奥地利当局对烧炭党人的活动非常惧怕。认为“不久后整个意大利老百姓会到处造反。”所以他们加紧了对烧炭党人的搜捕和镇压。他们甚至把宗教组织耶稣会变成自己的鹰犬，秘密地刺探烧炭党人的活动。米兰的主教萨尔活蒂就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奥地利特务头子。他们还对作为烧炭党人根据地的深山密林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不许人们给烧炭党人送食物，企图把所有的烧炭党人都饿死。有的百姓出城时，身上被搜出一块面包，就在城门附近被当场枪毙。所以当时的烧炭党人几乎都改名换姓，联络时多靠记忆而不诉诸纸笔，对叛徒格杀勿论。 　　1821年间，由于革命力量与统治者力量的悬殊，以及烧炭党人自身的弱点，都灵的起义失败了，米兰的烧炭党组织也被严重破坏。包括孔法隆耶里在内的大批烧炭党人都遭到了逮捕。许多人壮烈牺牲。孔法隆耶里被判处绞刑，后来又改判为终身监禁。就在当局疯狂地搜捕烧炭党人的时候，司汤达也遇到了极大的危险。幸亏他的外国侨民身份和惯于使用化名进行活动，才得以涉险过关。 　　在那次例行的检查中，奥地利检察官看了司汤达的证件，惊叹道。“啊，您是法国人！在当前这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外国人留在米兰实在太危险了。”他限定司汤达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米兰。同时，这位检察官还向这位法国人打听司汤达男爵和一个叫维斯马拉的工程师的情况，因为他们正在四处搜捕这个人。其实这两个名字是同一个，而且近在眼前，就是这位持法国护照的亨利·贝尔。不过司汤达毕竟是经过战争场面的人，他不动声色地应付了这次检查。处境如此险恶，司汤达不能再在这个国家呆下去了。第二天早晨五点，他坐上驿车，带着难以名状的忧伤和失落的心情离开了米兰。 　　就在司汤达与奥地利检查官机智周旋以后的一个星期，特务头了萨尔活蒂正在为没有抓住那个叫维斯马拉的工程师而伤透脑筋。他虽然不知道这位神出鬼没的工程师就是法国公民亨利·贝尔，但他相信只有亨利·贝尔能够提供有关维斯马拉的情况。可是当他知道亨利·贝尔已经被驱逐出境以后，气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 　　奥地利当局为搜捕司汤达下了一道通缉令： 　　立即逮捕法国公民、原军事委员会专员亨利·贝尔，并要求他供出 　　那个化名多梅尼科·维斯马拉，去过都灵的工程师的所在地点。维斯马 　　拉曾利用一些伪造的护照在半岛的许多城市居留过，并用司汤达男爵的 　　笔名写了一些被维也纳当局所查禁的书。鉴于维斯马拉这个自由派分子 　　与烧炭党小组之间的危险联系，兹命令在取得法国公民贝尔的口供与多 　　梅尼科·维斯马拉对质后将维斯马拉处以绞刑，当即报告执行情况。因 　　为此项遵照首相梅特涅公爵的意见而作出的判决已于1821年6月22日 　　经奥地利神圣国王陛下核准。 　　但此时奥地利当局对司汤达已经望尘莫及。司汤达安全地回到了巴黎。 　　结　交　拜　伦 　　1816年的秋季，法国大文豪司汤达与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在意大利相识。 　　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贝尔正和几位朋友在米兰斯卡拉剧院的包厢里看戏。这时一位黑头发、大眼睛、气宇轩昂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当人们听说他就是才华横溢、誉满全欧洲的诗人拜伦时，立刻肃然起敬。贝尔虽然没有象其他人那样表现出热烈的情绪，但对拜伦的大名，他是早已熟知，并且由衷敬佩的。 　　拜伦比贝尔小五岁，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一类文人。他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1805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他兴趣广泛，博闻强记，在大学二年级时，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懒散的时刻》。两年后又写出长诗 　　《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辛辣地讽刺了当时英国具有消极浪漫主义倾向的“湖畔派”诗人。1809年大学毕业后，在英国上议院获得了世袭的议员职位。接着，他广游欧洲大陆，1811年回国，翌年开始发表轰动全欧洲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时年二十四岁。当他的脚步踏上意大利的土地时，他正在写作游记的第三章。 　　贝尔虽年长拜伦，但他们相识时，拜伦少年英俊，誉满天下气宇轩昂，贝尔只是一个文坛无名、失意的流亡者，所以在拜伦面前，不免有些自卑和拘谨。由此两人之间还出现过一次小小的误会。有一次，贝尔与拜伦一道从剧院出来，拜伦不想乘马车，想步行回寓所，但路又不熟，就向贝尔问路。贝尔感到让他一人走夜路不安全，同时他注意到拜伦有点跛脚的残疾，就竭力建议他叫一辆马车。话刚讲完，他立刻感到后悔了。要知道，跛脚这一先天的生理缺陷，是诗人最感痛苦，也最为敏感的。小时候的拜伦，怎么看都是标致的美男子。然而每当他走在街上时，老是听到有人这么说：“啊，多漂亮的孩子啊，可惜脚跛了。”这话总使他痛苦万分。如今贝尔无意之中触碰了诗人的痛处，悔之不及。只见拜伦高高的昂起头，用一种优雅的风度说，我并没有打听路途是否疲劳或危险，或应该乘什么车去，我只是打听方向。 　　当然这段小小的插曲丝毫也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特别是当拜伦了解到贝尔曾经是拿踊仑手下的一名军官，担任过要职，还参加过进攻莫斯科的战事时，更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于是，拿破仑就成了他们交谈的共同话题。贝尔真诚地向拜伦介绍他在拿破仑军队中服役的感受，讲他参加战争的经历。虽然贝尔是拿破仑的追随者，而拜伦却象英国大多数人一样对拿破仑抱有成见，但他们的谈话依然是热烈而诚恳的。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两个竟会面交谈了十一次之多。贝尔在谈话中，显得热情奔放，而拜伦则是一座喷射思想的火山，双方都感到受益匪浅。贝尔后来在回忆中说这些谈话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谈话”。 　　然而正如贝尔自己所觉察到的，他和拜伦彼此之间从不可能过于接近。因为他们俩的生活历悬殊太大了。拜伦少年得志，可说是一帆风顺，而贝尔却怀才不遇，半生坎坷。由于拜伦出身贵族，因而“显然缺乏真正的人生经历，并且他的高傲、他的地位、他的名声使他不能平等待人”。而这种贵族意识，是贝尔所最不能够接受的。贝尔的观察没有错，拜伦内心是矛盾而痛苦的。他总是企图将一个英国贵族和伟大的诗人集于一身。在一次聚会中，拜伦叙述着在本国受到的压抑和排谤，在场的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他出了个主意：您不妨先凑足四、五十万里拉，然后让人散布您的死讯，并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举行一个假的葬礼。这样就可以用一个人所不知的姓名，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生活。但在您真的死了时，您可以留下这样的消息：传说在三十年前就去世的拜伦爵士实际上就是我；英国上流社会是由一群笨蛋组成的，我轻而易举地愚弄了他们三十年。而渴望自由的拜伦似乎并没有把自己看得比贵族的头衔更为重要，他尖刻地回答说：“我的那个想继承我爵位的表弟一定会给你写一封热情的感谢信了。”后来马克思也断言：“拜伦要是活得再长一些，就会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 　　贝尔虽然和拜伦成了朋友，但他对拜伦的贵族意识一直持批评态度。后来，当拜伦打听到德·司汤达男爵就是贝尔时，大为不满。因为他批评过他的贵族态度，自己却充当了男爵。但是他仍然认为贝尔是一个聪明的，具有独创性的人，是个难得的作家。 　　在意大利，贝尔和拜伦都非常同情和支持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统治者的斗争，共同参加了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在当时险恶残酷的斗争环境中，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但正是这样的斗争，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有一次，贝尔来到斯卡拉剧院门口，见一群人正在围着奥地利警察抗议示威。走近一看，原来奥地利警察逮捕了拜伦的秘书波利多里。因为波利多里看戏时要求坐在前排的奥地利警察摘掉帽子，而对方却置之不理，双方发生了冲突。于是波利多里就遭到了无理的扣押。贝尔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次抗议的队伍，并和拜伦一起跟随大家到警察局去讲理。警察当局自知理亏，找不到抓人的借口，迫于压力，只好宣布释放波德多里。那个奥地利警察恼羞成怒，忘了保密，竟声称拜伦曾是叛乱分子，并无意说出了他执行监视拜伦任务的情形。在回剧院的途中，拜伦走到贝尔跟前说：“我恐怕得赶快离开米兰了。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您向我提供的远征俄国的情况，使我受益匪浅，请接受我的感激之忱。……”这俩位真挚的朋友从此分手以后，就也没有再见过面。 　　若干年后，拜伦读到了司汤达写的那篇引起轰动的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其中谈到作者与拜伦在米兰结交的情况，可拜伦说：“我记不得司汤达这个人啦。”别人告诉他，司汤达，就是那个贝尔，曾经和您一道走进斯卡拉剧院的包厢和孔法隆耶里的烧炭党支部。此时拜伦才晃然大悟。第二天，他就给贝尔写了一封热情友好的信，信中说：“尊敬的先生，我现在才知道，我得感谢谁给予我以这么好的评价，因为我刚读了《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这本书。我现在才知道，它的作者司汤达先生就是您，亨利·贝尔！我想，无论您对这种回忆是否感到愉快，为了做到公平合理，我得向贝尔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在谈到我时用的那些言词，并提醒他回忆一下1816年间我们在米兰结识的情景。您给了我巨大的荣誉。但使我感到特别高兴的与其是您在书中对我的评价，毋宁是它的作者本人。我认出来了（令人万分惊讶的是，这又是由于一个纯属偶然的机会！）这位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您，是您给了我这样的评价，因为从米兰小组存在的最初几天起，我热切地力图赢得其尊敬的人正是您。我们两人就是在米兰小组里相遇的，而每当我回忆起它来时总是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从那时起，一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死亡、流放和奥地利的监牢把您和我倍加爱戴的人全部都拆散了……“我请求您相信，尽管我们相处时间很短，但我一直保留着最亲切 　　的回忆，并且期望着有一天我们将再度相逢。 　　您的　诺艾尔·拜伦” 　　可惜的是，一年以后，拜伦在希腊参加和领导希腊人民解放斗争时，有一次大雨中骑马出巡，感受风寒，不幸死去了，年仅三十六岁。 　　情爱的滑铁卢 　　早在1800年春季，贝尔作为一个年轻的法国龙骑兵，跟随拿破仑的军队远征意大利，第一次来到米兰这座名城。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位女子，叫安杰拉·彼得拉格鲁瓦。她是一个政府小职员的妻子。人们都称呼她吉娜。贝尔第一次见到吉娜，就被她惊人的美貌所吸引。他有一双大大的，引人注目的黑眼睛，嘴角上神秘地掠过一丝忧郁的微笑。可这位意大利美人对这位年轻的龙骑兵没有过多的注意，只是听人说这个小伙子因腼腆、拘谨和过于敏感被人戏称为“中国人”。 　　十一年以后，1811年，他再次到意大利旅行，其时正是贝尔仕途畅达，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作为拿破仑从法国最有才干和功绩的年轻人中挑选出来的三百位国务会议审计官中的一员，进入了由五六百个最高级官员组成的、支配着帝国的统治集团。此外，他还当上了拿破仑在德在的皇家领地总管，在皇帝的宫殿里照料家具、挂毯和艺术品，一年的年俸达一万一千法郎。当贝尔在米兰再次与吉娜相见时，她终于对他刮目相看了。虽然这时的吉娜已经三十四岁，有一个十六岁的儿子，但仍然美丽动人。贝尔很快地坠入爱河之中。 　　贝尔并不清楚，当他在仕途上跋涉，逐渐发达的时候，吉娜的情人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对情感的运用也极为熟练，对付男人有的是办法。在与贝尔的交往中，她并不隐讳自己的经历，甚至还带着些许夸耀。有一次，在米兰的街上，一个失败的情人和崇拜者向她开了一枪，然而枪法太差。当警察过来询问她时，她“用一种愉快的镇定”加以否认。她还说到了她的情人儒安维尔。当他指责她不贞时，他们激烈激烈争吵，以及他离开后，她只带了一个女仆一直追到巴黎的“动人故事”。在儒安维尔之前，她还与法国著名画家安托尼·格罗相爱。这些都使贝尔忧郁地感到：“在她的感情里，比我更贴心的不只一个人。”于是贝尔定下决心，一定要超出其他的崇拜者。 　　很快，正如贝尔所期望的那样，吉娜对她另眼相看了。他们一同驱车出游，她对他大献殷勤，挽着他的手臂，用一种最强烈的兴趣迎合着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并亲热地问着令贝尔自豪的工作和职务。在交谈中，他们始终紧握着手，日暮时分又迅速分手，为的是当晚在斯卡拉剧院再次相会。贝尔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我已爱上了她。”为了追求吉娜，他修订了在意大利旅游的日程，以便能在米兰多过一个月。 　　吉娜毕竟是个工于心计的情人，即使在最炽烈的感情中，也能保持冷静的意识。她与贝尔热烈相爱，打情骂俏，拥抱亲吻，却从不肯委身于他，使得贝尔的感情倍受折磨。坠入情网的男人，即便是智商高如亨利·贝尔，也同样是愚蠢可笑的。 　　贝尔动身去罗马的无可拖延的最后时刻眼看来临。吉娜同他约定，她将戴着面纱和他神秘约会，并且和他一起乘车到乡下去。但她没有赴约。他失魂落魄地在城里走了整整一下午。当晚在斯卡拉剧院见到她时，贝尔满脸阴云。而吉娜若无其事，显得热情活泼。她用一双灼热的眼睛看着他，小声向他解释说，为了不让他的丈夫发现其举动，她不得不失约。她的丈夫在充满了一种可怕的、最典型的意大利式妒忌。她说，这个小职员彼得拉格鲁瓦先生也许会用一把短剑杀死她、贝尔或是他自己。这番滴水不漏而又入情入理的解释，使得贝尔在感到他和吉娜共同承担的危险的同时，比过去更加狂热地爱恋吉娜了。 　　第二天上午，贝尔来到吉娜指定的她的寓所附近的小教堂旁边，手握着表。吉娜从窗户里看到他沿街来回踱步，在折磨了他整整二十分钟后，她终于通过百叶窗给他发出了信号……。贝尔在“得到”了吉娜的翌日，乘座着一辆私人马车离开了米兰。 　　1814年夏季，拿破仑退位后，贝尔作为一个逃亡者又一次来到了意大利。他首先想到的是吉娜。然而这个令人琢磨不透的吉娜，将如何来接待这个损耗殆尽、流落远方的情人呢？吉娜给贝尔的最初印象是依然非常热情，同时显得非常高傲并且变得喜怒无常了。她那洞察一切的眼睛很快就发现这位法国情人不再夸耀他过去所拥有的显赫地位和收入。于是在他们没有规律的幽会中被插入了各种各样的耽搁和障碍。吉娜竭力使贝尔相信，1814年以后，法国人在米兰最不受欢迎。何况她丈夫听说贝尔回来后又变得“妒忌”起来。她甚至说，她的其余的崇拜者也在猜疑着，因此要求他离开米兰两个月。对此贝尔倍感困惑，难道她忘了她曾经说过“爱他胜过别的男人”了吗？但是出于对吉娜的爱，他还是顺从了她的意愿，踏上了去托斯卡纳和巴马的悠闲无聊的旅途。两个月后在吉娜的首肯之下。贝尔才返回米兰，开始与她幽会。 　　吉娜变得极其反复无常，动不动就与贝尔大吵大闹，一会说他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一回巴黎就忘掉他可怜的意大利情人，一会指责他“像吸血鬼一样的妒忌”。为了惩戒他，吉娜再次对贝尔实行了驱赶政策。这次她命令他回到他的老家格勒诺布尔去。贝尔为难地说现在已是隆冬，不易成行。而吉娜却尖刻地说：作为莫斯科的征服者之一的男子汉是不会惧怕小小的寒冷的。贝尔又一次伤心地听从了她。然而这次贝尔采取了一个策略，走到意大利另一座城市都灵就停下，迅速折回米兰，隐居起来。 　　为了维系他与吉娜的这种爱情，他从格勒诺布尔家中要来三百法郎，与吉娜一起来到威尼斯。在那里，他又短暂地获得了满足。因为在吉娜身边无需再遮遮掩掩的了。可是好景不长，争吵在他们中间很快又蔓延开来。回到米兰后，吉娜要求他在城市一处偏僻的近郊租几间房间，像做贼一样的不定期地幽会。 　　后来，吉娜的女仆因为与主人发生了矛盾，向贝尔揭发了一个他万没有想到的事实：夫人的丈夫根本就不妒忌，她之所以要如此神秘，是为了不使贝尔与别一个对手相遇，因为她有许多情人。这位女仆还带着他出其不意地到女主人与其他情人幽会的地方。贝尔从钥匙孔内目睹了吉娜与其他情人幽会的令人作呕的情形。 　　亨利·贝尔终于猛醒过来。他并没有暴怒，倒是有了一种终于解脱的轻松的快感。他后来回忆道：当时“我只不过觉得我亲历着一种最可怕的滑稽场面。为了不破坏那种神秘性，我唯一注意的就是不要突然迸发出笑声。我象进来时一样悄没声息地离开了黑洞洞的小屋，直觉得好笑，同时对这个女人充满了轻蔑。” 　　不过尽管吉娜几乎从始到终地戏弄、欺骗了贝尔的感情，但贝尔毕竟对吉娜有过十分的投入。这次打击对贝尔来说是过于残酷和沉重了。据他自己说，在后来的十八个月里，他一直呆若木鸡，不能够写字、思想或说话。 　　客观地讲，吉娜对贝尔并非毫无感情。在失去贝尔以后，她曾竭力地想重新赢得他。她在布雷拉博物馆里找到贝尔时，跪在贝尔面前，流着泪恳求他原谅。她紧紧拉着他的衣服，跪行着走完整条长廊。而贝尔终于没有原谅她。 　　1815年，逃离厄尔巴岛，重新发动百日政变的拿破仑在滑铁卢又遭到了惨败。而他的追随者亨利·贝尔在自己的感情历程上也经历了一次滑铁卢。 　　爱　也　无　悔 　　梅蒂尔达是司汤达生命的历史上爱得最深沉的一个恋人。严格地说，司汤达对于梅蒂尔达的爱情始终只是个单相思。然而这一次，他爱得是那样的刻骨铭心，爱得是十二分的投入。 　　当梅蒂尔达·维斯孔蒂尼十六岁，还是一个美丽的意大利少女的时候，她就带着一笔十五万里拉的嫁资嫁给了杨·顿波夫斯基伯爵，后来有了两个孩子。可是这位伯爵夫人并没有得到她所向往的幸福。她那个比她大二十岁，粗谷暴躁而又毫无信义的丈夫，把她的婚姻变成了一场十足的灾难。在忍受了几年的痛苦之后，她毅然与丈夫分道扬镳，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米兰，客居瑞士的伯尔尼。在伯尔尼，她遇到了意大利最著名的诗人、爱国主义的领袖人物乌戈·福斯科罗，并与之热烈相爱。 　　1816年，梅蒂尔达回到了米兰，积极投身到烧炭党人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之中，并成为米兰反抗运动的优秀分子和核心人物之一。后来当革命遇到困难的时候，她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又从银行取出钱来，连同她的首饰一起交给了烧炭党组织。 　　司汤达的寓所与梅蒂尔达寓所相隔不远，步行只需几分钟。他很快就成了梅蒂尔达家的常客。他们在共同的斗争事业中建立了相互信任和深厚的友谊。在奥地利统治者大搞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他们的处境都非常危险，随时可能遭到不测。有一次，一个年轻的神父（奥地利统治者将耶稣会变成了他们的鹰犬，许多神父都成了当局的密探）乘梅蒂尔达不在家，向她的女仆打听女主人的底细，并且还别有用心地问起革命者福斯科罗的情况。梅蒂尔达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非常气愤。她把司汤达请到家中，一起商量对策。他们决定，给米兰的警宗局长宾代尔写一封信，痛斥这一卑劣的行径。当司汤达回到住所时，发现他的房间也遭到了秘密的搜查。 　　当司汤达在意大利投身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时，他曾遭到过误解甚至诬陷。可在这种时候，梅蒂尔达总是坚定地信任他。那一年父亲病逝，司汤达从意大利赶回法国奔丧，奥地利当局的密探就趁机设下离间计，给烧炭党人写匿名信，内容如下： 　　米兰人阿里戈·贝尔，今天已乘北上的驿车去法国，以便将所有想 　　要推翻路易十八的人的姓名报告给法国警察局。为了意大利的自由，请 　　务必小心提防。 　　后来当司汤达从格勒诺布尔回来后，很多米兰的朋友开始对他敬而远之，一看到他在人行道上，便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走到街道的另一边去，使他感到莫名其妙。他到处得到的只是三言两语的敷衍之词。只有梅蒂尔达仍然象从前一样热情地接待她，并及时把司汤达受到误解冷遇的情况告诉了烧炭党领袖孔法隆耶里。这位领导人当即明确表示说：“我认为贝尔是唯一一个献身于意大利解放事业的法国人。如果说这位法国人在献出整个身心的情况下做出的贡献仍然很小，那么这并不是他的过错。”从那以后，人们又恢复了对司汤达的信任和爱戴。 　　本来，司汤达在经过了吉娜那一场爱情悲剧以后，在感情方面，变得谨慎了，很难再对异性产生兴趣。可是当她结识了梅蒂尔达以后，明明知道她对仍然流亡在英国的诗人福斯科罗情有独钟，但他实在无法低御这位伯爵夫人的美貌和比她的美貌更出色的高贵气质和纯洁的心灵所构成的巨大魅力。他再一次被爱神丘比特的金箭射中，身不由己地陷入了恋爱的痛苦之中。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当他在梅蒂尔达面前时，内心总是处于一种剧烈博斗的状态：要是他缄默不语，他会感到似乎所有的目光都从他的眼里发现了他的爱情；要是他开口说话，舔燎他心灵的爱情之火会流露在谈吐中。 　　司汤达终于开始了他的爱情冒险。在他与梅蒂尔达相识后五个月的一天，他不顾一切地向她袒露了内心真实的感情，说他倾慕她的高尚心灵，他要用最无私的感情来爱她并且准备为了她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可是这种表白，正是梅蒂尔达所担心的。或许是她的内心仍然爱恋着诗人福斯科罗，或许她对司汤达的感情纯粹是一种友谊。所以当司汤达握起她的手热烈亲吻时，她产生了厌恶的情绪，并决心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她直截了当地对司汤达说：“我知道您爱我。我最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也知道，在所有来到这间小客厅的聪明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比您更忠诚于我。但我在人们身上耗费的精力太多了。我不愿再遇到使我失望的事。我无法跟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作斗争。”与此同时，她开始限制司汤达来看望她的次数，一个月不能超过两次。“可我能给您写信吗？”“那得看您写得有没有分寸。您记住：只要有一个字不得当，一个月两次就会变成一年两次。” 　　也许是为了使司汤达彻底灰心，梅蒂尔达给自己安排了一次五个星期的旅行。她离开米兰，来到一个叫活尔特拉的山城。但是，巳经完全处在爱情烈火的煎熬之中的司汤达，又干了一件蠢事，他打听到梅蒂尔达的去向以后，连寓所都没回，就直接乘驿车赶往沃尔特拉。来到这座山城以后，他并没有打算马上去见梅蒂尔达，可事有凑巧，他竟在活尔特拉的大街上与梅蒂尔达不期而遇。尽管为了遮颜，他特地戴了一副眼镜，但还是马上被认了出来。这又一次使梅蒂尔达很生气，几乎导致了他们的彻底决裂。 　　梅蒂尔达不爱自己，这是铁一般冰冷的事实。一次在梅蒂尔达那里，司汤达谈起了北方之行。“我想到英国去。” 　　她的眼神顿时活跃起来，因为她的情人福斯科罗流亡在英国。司汤达洞悉了这一切，满怀辛酸地继续说道：“我可以代您转达问候。” 　　梅蒂尔达说：“谢谢您，那您就这么做吧。” 　　司汤达的内心感到一阵刺痛。 　　无法获得梅蒂尔达的爱情，使司汤达感到极度悲伤。他甚至想到过以死来解脱这种无法忍受的痛苦。有一回，贝尔在和梅蒂尔达谈话中，神情恍惚，随手在信纸上留下几幅铅笔画。那是一些手枪，画得很熟练，显然是平常反复练习的结果。梅蒂尔达对此没有予以特别的注意：她觉得，如今意在利武器在任何一个男人手里都是很自然的。而司汤达却在想：他所画的东西正是唯一能解除他的痛苦的良方。 　　奥地利反动势力越来越疯狂地围剿烧炭党人，许多烧炭党人都被捕、牺牲，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了。司汤达越来越感到他无法在意大利久留了。他首先想到的是要和梅蒂尔达道别。梅蒂尔达平静地接待了他。司汤达说：“我是来跟您告别的。”“那您什么时候回来？” 　　梅蒂尔达似乎并不感到吃惊。“看来，永远不会回来了。” 　　她沉默着，用一双美丽的眼睛深沉的看着他，带着一丝美好而忧郁的微笑。这微笑永远留在了司汤达的心中。司汤达始终不肯承认梅蒂尔达不爱他。他说道：“在经过三年的亲密相处之后，我离开了一个我所爱的人她也爱我的女人，但她从没有委身于我。”几年以后，当他在巴黎的文学沙龙里成了一个才气勃发的智者时，他仍然念念不忘梅蒂尔达。他常常想起“我那置身于罗马深渊的、可怜的、悲伤孤单的情人，她爱我，却不想承认它，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后来，司汤达在法国，从一个叫科尔内的意大利人那里了解到1821年3月10，都灵发生暴动以后奥地利当局疯狂镇压烧炭党人的详细情形。当时烧炭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有的烧炭党人在敌人的酷刑拷问下屈服了，出卖了组结和同志。梅蒂尔达也受到了米兰法庭的秘密审讯。但她表现得非常坚强，坚贞不屈，没有出卖任何人。她的健康状况急剧地下降。梅蒂尔达在当局的迫害下，高傲地忍受着长年累月的孤独和悲伤，于1825年与世长辞。司汤达听到这一噩耗，身子一晃，连忙扶住栏杆。 　　不久以后，司汤达又听说梅蒂尔达的情人乌戈·福斯科罗在英国去世。这个身材魁伟，长着火红色头发的美男子，是意大利著名诗人和革命者。他死在伦敦近郊，泰晤士河畔的一间小屋里。当司汤达获悉福斯科罗去世的消息时，那种曾经使他痛苦不堪的妒忌心理便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位诗人为意大利的自由而奋斗的精神和敬佩之情。 　　这就是司汤达最后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他对梅蒂尔达的一往深情虽然遭到了拒绝，给他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遗憾和伤痛，但我们可以看到司汤达在这件事情上却表现了难能可贵的挚着忠诚和高尚的人格。他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攻击和诋毁她的名誉。当梅蒂尔达严厉地拒绝了司汤达的求爱后，梅蒂尔达的好友特拉韦尔西太太趁机在司汤达跟前大谈有关梅蒂尔达私生活的谣言。这使司汤达非常反感，他认为在背后攻击自己的好朋友实在太卑鄙了。他想把这件事告诉梅蒂尔达，以引起她的注意，后来一想，这样做虽然非常必要，但也同样卑鄙。所以他没对梅蒂尔达提起此事，只是在梅蒂尔达面前说了许多对特拉韦尔西太太不满的话，旁敲侧击地提醒梅蒂尔达。但这一举动的效果适得其反，引起梅蒂尔达对司汤达本人的反感。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司汤达做人的原则性和正直高尚的人格。 　　司汤达曾经想把他对梅蒂尔达的这段感情写出来，作为美好的记忆留存下来。但写了十多天以后，就搁置了。他害怕再次冒犯她，再次违背她的意愿。后来他终于想出了好办法，就是把他的爱情感受和对社会的观察，写成一部有关爱情的学术论著。这就是后来回到法国巴黎出版的《论爱情》一书。这本书洋洋二十万言，写尽了司汤达对于爱情的独到见解。其中有对爱情心理的理论研究，有对历代各国爱情文学名著中男女主人公形象的分析，还有许多生活中的爱情实例，简直可以说是一本“爱情博览”。司汤达用她来表达对心中的恋人梅蒂尔达的永久怀念。这本探究爱情的书，本身也可以说是爱情的结晶吧。 　　司汤达对梅蒂尔达的爱情，结局当然是失败的。然而有时成功与失败之间并不可以作截然的分别，不能一概而论。除了有情人互相拥有、终成眷属的圆满结果以外，那种劳燕分飞、情意未竟然而却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永恒的向往，令后人肃然起敬而扪心自问的爱情，是不是也属于成功的一例呢？ 　　忘年挚友梅里美 　　梅里美是法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之一。他出生在巴黎，比司汤达整整小二十岁。当司汤达历尽沧桑从意大利回到巴黎的时候，他刚满十八岁。在司汤达眼里，他还是个未出茅庐的孩子。他们初次相识是在巴黎的一间报馆。司汤达去找新闻记者兰加伊。梅里美正和兰加伊一道工作，他穿着一件灰色礼服，长着一双锡灰色的眼睛和一个大鼻子，其貌不扬。“这小伙子是谁？”司汤达用挑剔和嘲讽的睛神打量着这年轻人。“是个青年律师，画家梅里美的儿子。” 　　当时梅里美没有名气，人们还只能用他父亲的名字来为他注释。不过梅里美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却比司汤达幸运得多。他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祖父是个律师，父亲雷阿诺·梅里美是个颇有才能的画家。母亲也擅长绘画。所以梅里美从小就受到熏陶，培养了美术的爱好，对艺术的热爱和鉴赏力。梅里美是这个家庭的独生子，深受父母宠爱。1812年，他进入父亲任教的拿破仑中学读书。毕业后进入巴黎大学学法律。他聪颖好学，掌握了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语以及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钻研了各国的古典文学、哲学还有巫术，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这一切，都是他其貌不扬的外表上看不出来的。后来梅里美成了一个杰出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从对古代历史文学的精湛修养而言，他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中，要算是最突出的之一了。 　　梅里美的父母都是典型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这对梅里美社会观念和政治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这一点大概也是司汤达和梅里美成为深挚朋友的重要原因。 　　尽管司汤达与梅里美有了一面之交以后，很快就把这个年轻人忘得一干二净，但梅里美却对司汤达男爵仰慕已久。他到各家书店里买了司汤达的作品来读。《海顿、莫扎特、梅达斯太斯的生平》，《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　《英国通讯集》，《论爱情》等等，只要能找到的，他都想方设法找来阅读。要知道，司汤达的作品在当时并不畅销，或者说还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承认。这个年轻人能如此喜欢他的作品，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知己难求，司汤达和梅里美的来往逐渐地多了起来。司汤达经常对他讲述过去的经历，讲拿破仑，讲意大利，还常常讨论文学问题。有时也会争论得面红耳赤。 　　了解欧洲文学历史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曾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涌现了以雨果、乔治·桑、大仲马等一大批浪漫主义的优秀作家及其作品。然而在他们之前的二十年代，司汤达就旗帜鲜明地以浪漫主义的名义提出了抛弃古典主义、创造十九世纪文学的主张，但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当时梅里美首先响应和支持了这种文学主张。1822年10月起，司汤达相继在刊物上发表了《要写出使1823年的观众感兴趣的悲剧，应该走拉辛的道路还是走莎士比亚的道路》、《笑》和《浪漫主义》三篇文章，司汤达将它们收集在一起，于1823年以《拉辛与莎士比亚》为题出版。这本书立即遭到了法兰西科学院常务秘书奥瑞先生的反对，他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对司汤达进行攻击。梅里美为司汤达出了主意，两人商定，给奥瑞先生来一次“强盗式袭击”的恶作剧。他们炮制了一封匿名信，同时还警告奥瑞先生，说他接到这封信后不迟不早再过两星期就会失去他的情妇云云。这当然仅仅是个恶作剧，但从中也可以窥见司汤达和梅里美为了真理而并肩斗争的情形。后来当这位奥瑞先生发表《反浪漫主义宣言》的演说时，官方和保守的报纸刊物都为之鼓噪。司汤达这位文学斗士立即应战，写了长篇的答辩。这篇文章随后被收入《拉辛与莎士比亚》，成为其中的第二部分。 　　梅里美很快就显示出他在文学方面的天才。1825年，他出版了一部名为 　　《克拉拉·加楚尔戏剧集》的作品。署名是“西班牙著名女演员克拉拉·加楚尔”，译者为爱斯特朗支。作品扉页还附有这女演员的小传和肖像。其实署名的作者和译者都是梅里美杜撰出来的。那个戴着头巾和项链的女演员的肖像也是请朋友根据梅里美本人的面相绘制的。这种顽皮的举动表现了当时新派文学青年的某种特点。这部戏剧集包括五个短剧，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古典主义戏剧法则，是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物，在当时颇受文学青年的喜爱，也受到舆论的好评。因为梅里美的这出高雅的恶作剧，司汤达从此不再呼其大号，而是戏称之为“克拉拉小姐”或“加楚尔伯爵”。 　　梅里美是司汤达后半生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们俩政治观点相同，文学志趣相投，又同具有正直善良的品格和幽默的气质。他们在一起时，几乎是无话不谈，把内心的情感和思想毫无保留地坦露给对方。有些问题，也只有梅里美才敢于当着司汤达的面直言不讳地提出来。有一次，梅里美问司汤达：“有人说你是烧炭党人，这是真的吗？” 　　司汤达沉默良久，开始带着无限的感慨讲述在意大利时那段难忘的经历：“1816年，在米兰有个文学团体，其中有拜伦、孔法隆重耶里、佩利科、蒙蒂、波罗伯爵。我们常在路易·布莱马家里聚会。如今命运已使我们天各一方了。那是一段无比幸福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它充满了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我过去的朋友都被囚禁在奥地利的牢房里，拜伦已不在人世，运动已被镇压下去了，整个意大利都还保存着默然无声的恐怖烙印。” 　　司汤达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梅里美的问题，但他破例地讲了许多在意大利的亲身经历，充满了对烧炭党人的崇敬和对意大利革命斗争生活的怀念。他还讲到有一个叫奥利维耶里的烧炭党人，他在维也纳曾救过司汤达的命，使他免于落到俄国人手中。后来这位烧炭党人被捕了，在审讯室里，他朝着严刑拷打他的萨尔沃蒂猛扑过去，这个灭绝人性的萨尔沃蒂一揿按钮，地板缝打开了，使他掉进地下一个深井里去，英勇牺牲了。 　　众所周知，司汤达写作都用笔名，以免招来麻烦。其政治观点也不轻易示人，但在梅里美面前，他却可以直抒己见而毫无顾忌。当梅里美问他从意大利回来后为什么不谋求职位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不愿意为波旁王朝供职。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友情非同一般。 　　梅里美原来在商业部任职，后来又担任过历史文物总督察官等职，而且写出了《雅克团》、《查理第九时代轶事》、《达芒哥》等不朽的作品。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司汤达出任法国驻意大利的一个港口城市西维塔维基亚的领事。但他们之间还是频频有书信往来。梅里美的信，总能给司汤达带来新的消息和快乐。他们的友谊从没有间断或疏远，而且变得越来越深厚。 　　司汤达逝世的时候，送葬的人并不多，只有表弟高隆、朋友梅里和屠格涅夫等人。办完丧事以后，梅里美和高隆就开始为他们所爱戴的人清理手稿。 　　这对年纪相去二十岁的文学家之间的友谊，是足以感动后人，并为后人所缅怀的。 　　领事生涯 　　1830年7月，法兰西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在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形势下，查理十世下令对报刊出版物进行更严格的管制，并实行新的选举法。该选举法规定只有大土地所有者才有选举权。这一彻头彻尾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倒行逆施行为，使社会阶级矛盾迅速激化。自由资产阶级首先起来反对，巴黎的工人和农民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这就是法国历史上著名的七月革命。 　　这场革命使司汤达感到异常兴奋。他不顾街垒战斗的危险，跑到街上来观战。那时，他刚刚完成了他一生的代表作　《红与黑》。在这部小说中，他已经表现出对革命即将到来的敏锐的洞察力。现在，革命的风暴果然到来了。 　　七月革命胜利的结果是建立了七月王朝。取得统治权的是金融资产阶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1830年的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交给了资本家。”然而历史毕竟是向前推进了一步。 　　经人推荐，七月王朝决定起用一直赋闲的“意大利通”司汤达，派他到意大利海滨城市的里亚斯特任法国领事。这一任命并没有激起司汤达多大的热情。他已经47岁，早已不是拿破仑时代那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了。况且，的里亚斯特仍处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他讨厌同这个政府打交道。不过他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命，取道米兰，来到了座落在亚得里亚海岸的的里亚斯特任职。在这段日子，司汤达心情并不舒畅。尽管他凭着在拿破仑的军事机关和宫廷中供职所练就的精明和干练，把领事馆的业务安排得井井有条，但从许多他写给友人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位法国领事对这里的饮食起居不很习惯，甚至感到有些无聊。他唯一的消遣方式就是独自到海滩漫步。 　　还没容司汤达适应这个意大利城市的生活，奥地利警察部门已经将他的档案秘密地送到了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桌头。档案上记载了法国领事亨利·贝尔就是写作带有歌颂拿破仑、抨击奥地利政府内容的作品《意大利绘画史》、《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和《罗马漫步》的作者司汤达。不仅如此，这个亨利·贝尔还在1821年由于涉嫌参与烧炭党人的活动被驱逐出境，后来又受到通缉。梅特涅马上向法国政府提出，拒绝亨利·贝尔为的里亚斯特领事的外交任命。法国政府只得改变司汤达的任职，派他到罗马教皇管辖内的城市奇维塔维基亚担任领事。罗马教皇虽然也不欢迎司汤达，但碍于没有军事实力作后盾，不敢采取强硬的态度，只好接受了这位领事。 　　奇维塔维基亚是面临地中海的一座海滨城市，虽然离罗马并不远，但却象一个世外桃园。从领事馆楼上的窗口就可以望见辽阔的大海。司汤达在这里展开了他九年的外交生涯。 　　司汤达是个做事很投入的人。他到任后抓紧熟悉情况，整顿业务，以最快的速度展开外交活动。他把例行的每年两次向法国外交部提供报告改为三个月发一次，遇到紧急的事情还常常用密码发紧急报告。他要求部属改变懒散的习气，发往国内的邮件公文，要在每逢轮船开往马赛时提前准备好。经过治理，领事馆的工作效率果然有了明显的提高。 　　不过司汤达在工作中也不尽是轻松愉快。当地的教会当局是一群封闭而又保守的家伙。在许多方面，司汤达都与他们格格不入，缺乏共识。有一回，红衣主教加列菲陪同司汤达参观市容市貌。司汤达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学校，没有书店，孩子们只能在神父家里学习的贫穷落后的城市。司汤达问主教：“为什么不利用奇维塔维基亚的矿泉呢？这样可以把外国人吸引到这儿来，使海岸繁荣起来。”“这可正是我们不愿干的事。”红衣主教回答。“外国人会使我们忠实的教徒群众传染上自由主义的有害习气。” 　　司汤达又说：“你们可以把腐烂的水草运到地里去，这会使土地变得肥沃富饶。”“这种事我们也不想干。”红衣主教说。“让农民呆在山里好了——在海边他们会变成走私犯的。就这样，我们花在保护海岸上的钱也够多的了。” 　　奇维塔维基亚当局显然对司汤达这位新领事存有戒心，常常暗中派人监视其行动。当然，使司汤达不快的并不止这些。法国外交部的那些官僚们对司汤达频繁地向国内通报情况，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大为不满，还指责他越级向外交大臣报告的情况。领事馆还有一位叫利济马克的副领事，因为没能如愿当上领事，对司汤达满怀嫉妒，貌合神离，背地里打小报告。甚至因为司汤达的意大利语说得比法语还好，而怀疑这个法国领事是假冒的。但所有这些，对于经过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的司汤达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丝毫改变不了他的从容和潇洒。 　　1832年2月，法国与奥地利两国又发生了一次冲突。奥地利政府于1831年将手伸到了教皇治下的意大利国土，使法国的利益受到威胁。面对奥地利政府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法国采取了断然措施，派出一支远征军、三艘军舰占领了安科纳地区的亚德里亚海岸。司汤达这个拿破仑时代的军事委员，此刻又有了用武之地。他临危受命，带着一大笔钱到安科纳，为军队筹措军响，监管大约一万人的法国军队的军需品发放和供应。他还利用自己在意大利的丰富阅历，为这支深入异国的部队解决了一些急难问题，深受官兵的爱戴。有一次，军事首领匠比耶罗将军来找司汤达，告诉他前沿的步哨受到一支来历不明的游击队袭击。这支游击队既不是教皇的驻防军，也不是奥地利人。他们弄不清是在跟谁作战。所以将军命令军队不要开枪还击。司汤达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叫将军给他一天的时间去解决这一问题，便骑着马向北方奔去。第二天傍晚，司汤达回来了。他对将军说：今后不会遇到这样的危险了。 　　原来，司汤达对意大利的情况了如指掌，几乎在每个城市都有朋友。他来到游击队和地下工作者中间，跟他们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谈话和激烈的辨论。他告诉意大利人，不要被法国武器的寒光所迷惑，最应该警惕的是奥地利的野心，奥地利人“会把某种最坏的东西套在你们脖子上。”在这件事情上，司汤达展示了他卓越的外交才能，不战而却人之兵。他的这一出色表现赢得了法驻罗马的大使圣奥莱尔的奖赏。 　　虽然司汤达是法国政府的一名官员，但他对法国当局的某些政策感到失望。特别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策源地的法国，对当时波兰和意大利人民的解放运动采取冷漠的态度，使他痛心。他在私下里写道：“我羞于做一个法国人。”他逐渐意识到法国并不需要他的才能。他的工作情绪也没有开始时那样高涨了。1834年的一天，他把领事馆的差事交给副领事，就动身去罗马，那不勒斯等地去旅行。在罗马，司汤达巧遇到意大利旅行的俄国大作家屠格涅夫。他们俩在巴黎时就见过面，他乡遇故知，不亦悦乎。司汤达自告奋勇为屠格涅夫当导游。屠格涅夫很快就开始惊叹这位法国人对意大利如此了如指掌。他感到没有任何人象这位聪明的领事那样，讲起罗马来能讲得那么好，那么详尽有趣；没有任何人象他那样，对古代的、中世纪的和现代的意大利了解得那么深刻。当屠格涅夫离开罗马去他的领地奇维塔维基亚的时候，司汤达写了一封推荐信交给屠格涅夫。信中要求领事馆的人尽力照顾他的俄国朋友，并向他提供自己的藏书和葡萄酒。 　　在这一时期，司汤达的创作活动也比较频繁。他用重金购买了许多民间的古老意大利的手稿作为创作素材，创作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后来被收集在《意大利遗事》小说集中。 　　可是就在这段时间里，副领事利济马克又给他带来的新的麻烦。因为副领事的严重失职，使司汤达受到了上司的指责。利济马克这个卑劣的小人，常常私拆司汤达的来往信件，向罗马的大使馆和法国外交部打小报告，说司汤达擅离职守，甚至还秘密地向罗马教皇政府告发，说司汤达是个自由党人。以致司汤达的行动常常被罗马警察盯梢。司汤达常常感到他在这个偏僻的意大利小港当领事不是在做官，而是被流放。 　　在司汤达将满五十岁时，他对自己的身世充满了感慨。往事不堪回首，自从他只身到巴黎，放弃了学业去闯天下开始，他的命运就随着时代的脉搏而迭宕起伏。他跟着拿破仑南征北战，拿破仑倒台了，他逃亡异国；他支持烧炭党人的自由解放斗争，斗争失败了，他又遭到无情的驱逐。失意和困顿，早已抵消了一度所拥有的辉煌与风流。如今年将半百，已无力再度辉煌了。不过司汤达毕竟是个具有挚着精神的文学家，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斗士。他对自己的追求和遭遇从没有后悔过。他想用笔来回顾自己的一生，他秘密地开始写他的自传《自我崇拜回忆录》。他模仿卢梭的《忏悔录》，甚至写得比他更坦率。他决心毫不留情地描写自己的全部弱点，这当然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在司汤达看来，卢梭写《忏悔录》不过是希望在上帝和人类面前为自己辩护。他是在同自己的同时代人对话，而他却要超脱自己所处的时代，他要对1880年甚至更远的未来的“朋友”说话。并且他对自己所拥有的对未来世界的展望非常自信。他相信后来的人们会最终接受他。他写道：“哦，1880年或1900年的读者，你将会对我们1830年的举动感到 　　非常奇怪。……你不要过高评价我们那有着很高的鉴赏力或优雅风格的 　　法规……同那些他们的气质、教育、成见、宗教我完全不了解的人说话，这对我来说还是件新鲜事。做到真诚，一种彻底的真诚，这是怎样的一 　　种勇气呵！这是唯一不朽的东西……一个看到了他时代的某种东西而又 　　不轻易受骗的人的回忆，是件多么伟大的杰作呵。 　　司汤达的这部自传，只写了从幼年时代起到随拿破仑翻越阿尔插斯山的十七年的生命历史。他写到他幼年时期对母亲的依恋，很象是七十年以后弗洛依德所研究的“恋母情结”；写到了父亲和雷拉纳神父“暴虐”下的教育；写到了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格勒诺布尔；还有他所就读的那所民主主义的中心学校以及拿破仑。这部未完成的自传在作者的生前没有发表。直到1892年作者死后五十年才得以发表。 　　继《阿尔芒斯》和《红与黑》之后，司汤达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创作了《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和《巴马修道院》两部长篇巨著。在写这两部作品之间，他还忙里偷闲，写作了《亨利·勃吕拉的一生》这部自传性的小说。这部作品和《自我崇拜回忆录》一样，也是在作者死后才出版。从1834年以后，司汤达的创作热情不断高涨，但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所以抓紧时间，“无日不写”。有一次他在领事馆埋头写作，突然感到脑袋里一阵剧痛，昏倒在地。他得了中风，醒来后手足和面部肌肉出现了麻痹，舌头也变硬变厚了，似乎塞满了嘴巴。他不能再在奇维塔维基亚呆下去了，只好于1841年8月告病回到巴黎休养。1842年3月22日，他参加了外交部的一次官方宴会，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中风倒地。街上的行人把他抬进一家店铺。司汤达一直昏迷不醒，只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他再也无法完成他的　《吕西安·娄凡》和另一部小说《罗米埃尔》了。这位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巨子享年五十九岁。1842年3月24日，在巴黎的蒙玛特公墓，人们按照司汤达的遗嘱，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他亲自拟就的铭文： 　　阿里戈·贝尔 　　米兰人 　　写作过 　　恋爱过 　　生活过 　　关于　《红与黑》 　　《红与黑》的问世，是欧洲文学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她标志着司汤达的创作走向成熟，达到了巅峰，更重要的是代表了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的崛起。这个作品的诞生，有着时代的必然，和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但同时，也有些许偶然的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司汤达最初产生写作《红与黑》的想法，是受了发生在他的家乡格勒诺布尔的一桩杀人案件的触动。 　　1827年底，司汤达在《法庭公报》上看到了一个叫安托万·贝尔德的家庭教师开枪杀死女主人的案件的连续报道。这一案件，点燃了司汤达的创作灵感，为作家提供了生动的生活素材，成了传世之作《红与黑》诞生的契机。因此，要了解《红与黑》产生的来龙去脉，最好还是先了解一下《法庭公报》上所叙述的那个真实的故事。 　　在格勒诺布尔神学院，有个青年学生叫安托万·贝尔德。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手工业者家庭，父亲是个掌马匠。他身体瘦弱但却聪明灵秀。布朗格村的一位本堂神父很喜欢他，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对他进行启蒙教育，教他文化知识和自然科学。在神父的帮助下，贝尔德于1818年进入了格勒诺布尔的小修院。1822年，他得了一场重病，被迫中断学业，本堂神父就把他介绍给米肖先生——一位富有的律师家当家庭教师。这个涉世未深的二十岁的年轻人进入这个家庭后，被三十六岁的女主人、美貌的米肖夫人所吸引，这对年龄相差十六岁的男女很快成了热恋的情人。对于二十岁的贝尔德来说这也许是初恋，但这次“第三者插足”式有恋情，却使他付出了过于昂贵的代价，以致断送了整个一生。 　　贝尔德和米肖夫人通奸的事终于被米肖先生察觉了。他遭到了辞退，只好进入小修院继续完成学业。后来，贝尔德又进入格勒诺布尔神学院学习。但仅仅一个多月时间，院长得知他在米肖先生家的那件伤风败俗的事，认为他的行为太象恶魔，不配从事神职，并坚决地令其退学。贝尔德父亲得知此事，一气之下将他乱棍打出，他从此有家难回。 　　几经周折，贝尔德又被介绍到一位颇有地位的德·科尔东先生家里去担任家庭教师。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又诱惑了科尔东的女儿，并遭到了与前次同样的噩运。 　　贝尔德一直深爱着米肖夫人。他从未间断过给米肖夫人寄送痴心的情书，并且还幻想着再次回到米肖家里当家庭教师，可是米肖家的大门早已对他关闭了，家庭教师也已另有其人。一种对前途的绝望和强烈的嫉妒情感长时间地折磨着这个到处碰壁的年轻人。渐渐地，他给米肖夫人的情书中就充斥了怨恨、责骂甚至恐吓的词句。他认为他所有的不幸，都是米肖夫人造成的，米肖夫人曾经面对耶稣圣像信誓旦旦，表示永远爱他，如今却无情地背叛了他。他提出要和米肖的现任家庭教师决斗，并威胁说如果米肖夫妇不设法改变他的命运，他将和米肖夫人同归于尽。也许是米肖夫妇害怕贝尔德真的干出可怕的事情，也许是他们对年轻人的生活处境仍有侧隐之心，总之他们也曾竭力帮助贝尔德录找合适的职业，但由于贝尔德“品行”的关系，一切奔波都无济于事。 　　悲剧的一幕终于发生了。失去理智的贝尔德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带着两把手枪来到教堂，在离米肖夫人平时坐的长椅不远的地方等待着。米肖夫人带着两个孩子来做弥散。就在神父发圣餐的时刻，人们听到两声清脆的枪响，米肖夫人和贝尔德几乎同时倒在血泊之中。贝尔德自杀未遂，被送上了法庭的被告度，最后被送上了断头台，结束了二十五岁的年轻生命。 　　在这本书里介绍这个故事，看起来是一项额外的工作，但我们如果把它与《红与黑》结合起来看，很容易发现这个故事的梗概，已构成了《红与黑》情节的骨架。还不止这些。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样一个常见的通奸、嫉妒而导致的情杀案件，经过司汤达的手笔，描绘的是一幅多么广阔的社会画面，包含了多少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刻画了多么具有个性和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这对我们理解和欣赏作品显然是有帮助的。 　　《红与黑》写作于1829年，出版于1830年11月。在创作过程中，司汤达一直把主人公于连的名字作为这本书的书名，直到付印前夕，作家灵机一动，将《于连》改成了《红与黑》。在一位叫马修·约瑟夫森的美国人写的《司汤达传》中有过这样一段描写：“在1829年春天后的一年里，司汤达的忠诚的影子高隆常在他的桌上看到一本宽大的手稿合订本，封面上用大写字母写着“于连”。关于这本新书，司汤达并没有对他说过什么。但在1830年的一天早晨，他象是自言自语似地对高隆嚷道：　‘我们叫它《红与黑》怎么样？’书名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过笔者总感到司汤达在一天早晨“灵机一动”改了书名的说法并不准确。这部作品，是司汤达呕心沥血的一部杰作，所以在书名的确定上也不会草率，但在创作中他全神贯注，无暇对书名进行最终定夺。本来，此书取名《于连》也未尝不可，以人物姓名作为书名，也是司汤达的个人趣向。他的好几个作品都是如此，如《阿尔芒斯》、《法尼娜·法尼尼》、《吕西安·娄凡》和《拉米埃尔》等等。但这一次，他只是让“于连”在他创作时临时“值班”，他最后一反常态，选择了《红与黑》这样一个抽象的书名，必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司汤达本人对《红与黑》这部作品也是极为重视的。 　　那么，司汤达采用“红与黑”作书名，用心何在呢，含义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几乎成了所有研究《红与黑》的学者们的必答题。当然，答案也是众说纷云。有的认为“红”象征着拿破仑士兵的军服，“黑”象征着牧师的长袍；也有人认为，“红”是法国大革命红旗的颜色，“黑”是波旁王朝黑暗统治的象征；还有人认为，“红”象征于连的反抗力量，“黑”象征着他幻想的破灭；甚至还有人把“红”与“黑”解释为赌盘上鉴别输赢的标志，以此来暗示于连生活道路的沉与浮。这些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起码大家都认为“红”与“黑”包含着某种社会政治内容，与于连的命运相关。但笔者却感到，既然《红与黑》是一个象征性的书名，就不必解释得那么具体。正象著名学者张英伦先生所说，具体地指定“红”代表红色军装、“黑”代表教士黑袍，显然不能成立。整本《红与黑》写到军队处只出现过拿破仑龙骑兵“披着白长披风”，而绝无红色军装出现。拿破仑的部将极少有穿红色军装的。至于教士黑袍，那不是于连追求的目标，他羡慕的是年薪二、三十万法朗有红衣主教。至于“红旗”、“赌盘”一类的说法都过于具体，失之牵强。“红”与“黑”代表着一对矛盾，即一种社会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在法国当时，有一种普遍的红、白、黑“时代三元色”的说法。红色是指反对封建王朝的革命斗争力量，是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白色体现了波旁王朝旗帜上百合花的颜色，代表着封建政权、复辟势力，当时有张官方报纸就叫《白旗报》；黑色显然就是指的教会势力。司汤达运用红色与黑色的象征手法应该说源出于此。不过司汤达并没有简单地套用三元色的说法。他历来认为红色和黑色是一对矛盾，代表着两种政治信念、两种社会力量的尖锐斗争。封建势力和以耶稣会、修道会为代表的宗教势力是一丘之貉，它们共同构成了黑暗的统治。这就是《红与黑》这个书名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内容。顺便提一句，《红与黑》这部书原来还有个副标题，叫“十九世纪纪事”清楚地表明了这本书的社会政治小说的性质。后来这本书再版时，副标题变成了“一八三○年纪事”，此后就一直延用下来了。 　　那么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红与黑》描写的是波旁王朝统治下的社会生活，雅各宾党人和拿破仑帝国的时代已经过去，红色何以与黑色抗衡？其实这正是司汤达的匠心所在。虽然路易十八依靠神圣同盟的力量卷土重来，但革命的力量和共中思想并没有随着拿破仑被流放圣赫勒拿岛而成为过去。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留下的烙印无法消除。路易十八在1814年颁布的宪章中，不得不承认拿破仑法典，认可了大革命以后所形成的新的私有制关系。在权力分配上，国王执掌最高行政权，议会则有部分立法权，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也能够进入议会。正因为波旁王朝是在大革命清扫过的社会基地上复辟的，它本身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瓦解，只能在联军的长期占领下仰人鼻息，看着神圣同盟君主国的眼色行事，所以在法国国民中，它显得十分孤立。在法国社会中，崇拜拿破仑，怀念拿破仑的还大有人在。于连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代表，他以自已特有的方式来和这个黑暗的社会进行抗争。他秘密地珍藏着拿破仑的肖像，向往着拿破仑时代，在黑暗的现实面前，他要竭力进行反抗，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要忍辱负重地向上爬。所以他常常口中责骂着拿破仑，却尽自己的反能反抗现实。他要求德·瑞那先生给他增加工资，利用自身的魅力去“征服”、“占有”德·瑞那夫人和玛特尔小姐等等，都是出于一种反抗、报复的心理。然而这些反抗却只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个体的反抗，是无法触动封建王朝根基的。因此，于连的悲剧命运也就成为势所必然。红色的社会理想与黑色的社会现实的斗争，以“红”的失败而告终。值得注意的是《红与黑》写于1830年暴发的七月革命前夕，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于连的命运只能如此。假如推迟一年，司汤达笔下的于连就可能有另外一种命运。这是司汤达自己说的。一位叫阿·维诺格拉多夫的苏联人为司汤达所写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830年的七月革命暴发时，司汤达冒着生命危险到街上观察正在激烈进行的街垒战。他碰到了一位叫马勒斯特的朋友，两人热烈地交谈起来。司汤达对马勒斯特说：“您记得我们打的赌吗？我们上一次见面时，您想方设法向我证明，我不能完成《红与黑》。无论您承认不承认——我很抱歉，您输了。现在，当我在巴黎街头看到红与黑的斗争时，本来是可以给我的于连·索雷尔找到另一种使命的，但小说已经结束，应该开始写第二本啦。” 　　七月革命胜利以后的一天，司汤达在日记中欣然地写道：“时代的颜色变了。” 　　从　《红与黑》书名的确定上，我们可以看出，司汤达已经开始注意体现批判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了。 　　《红与黑》虽然是一流的现实主义杰作，无论在思想上、结构上、语言上还是人物性格的塑造上，都体现了作家深厚的创作功力和艺术修养，可与当时任何一个大作家相媲美。但在当时，并未引起什么轰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那段时间，广大人民一直被七月革命的胜利激动着而忽视了这本书的出版。但这部作品无论如何要比司汤达其他已有的作品境遇好多了，至少已经有权威的评论家出来评论了。不过这些评论家所表现出来的是强烈的敌视。当时最有权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朱尔·雅南，在《辩论日报》上严厉地指责这本书，称它是“解剖恶德败行的手术观察间”，是一种“对人类心灵的诽谤”。甚至司汤达的好友梅里美对这本书也不敢巷维，认为“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现人类灵魂的这一面”。不过说到底，公然的指责何偿不是一种广告呢？《红与黑》竟然很快地售出了一千五百本。虽然司汤达创作的苦心还不能为当时的人们完全地理解和接受，但正如他自己多次说过的，他要为二十世纪而写作，他相信自己的作品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红与黑》被介绍到中国，也是命运多艰。在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红与黑》常常被作为批判的对象，是“封资修”毒草，成为禁书。中国出了“右派”，它就和“右派”挂在一起。“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往往被说成是受了《红与黑》的影响。某地发生了一起流氓刑事案件，　《红与黑》又被指责为“教唆犯”因为《红与黑》与其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比起来，显得列为尖锐刺目，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它就被当作“危害性最大”的大毒草，头一批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宣判了它的死刑。后来随着改革开放，许多文学上的禁区被冲破。《红与黑》的小说再版了，电视剧也译制出来了，人们终于可以没有顾虑地欣赏、研究这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了。然而即便是今天，对这部作品、特别是围绕主人公于连·索雷尔形象的不同看法和认识也还存在。比如，有人把于连当作一个道德败坏、玩弄感情、破坏别人家庭的典型，有的人则认为于连是个野心家，是个不择手段往上爬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过这些都已经是属于正常范围之内可以研究探讨的事情了。笔者想要提醒一句的是，我们在欣赏、分析和研究《红与黑》的时候，一定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能孤立地看待一个人物的形象，要把它同当时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看，充分认识《红与黑》革命的和进步的意义，了解于连的性格形成和发展的社会背景，把握好作家通过于连的悲剧命运所要表达的深刻的思想内涵。这样才能懂得《红与黑》这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的真正价值。当然，司汤达生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他还无法系统地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去看待现实事物，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在欣赏时也需要进行鉴别。 　　《红与黑》的故事梗概 　　《红与黑》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外省一个叫维里埃尔的小城。这是座美丽的城市。它的红瓦尖顶的白房屋散布在小山的斜坡上，一丛丛茁壮的栗树把山坡每个细小的起伏都显示出来。杜河在西班牙人修筑的古老的城墙下面流过。城的北面有高山做为屏障。一条湍急的流水从山上冲下来，在投入杜河前流过维里埃尔，给许多木锯提供了动力。司汤达一向不习惯在作品中对自然景色作大段的描写，但它却把小说主人公所生活的这座小城描绘得非常美好而富有生气。因为他知道，一块出色的背景，是唱好一台戏的重要条件。法国的杜省有两个城市名叫维里埃尔，但作者不过是借用它的名字。书中描写的景致，倒很象司汤达的故乡格勒诺布尔附近的村镇，难怪道来如此亲切，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故事的帷幕是从维里埃尔市的市长德·瑞那先生聘请家庭教师开始的。德·瑞那市长很富有，看上去很忙碌并且气度非凡。但如果你跟他熟了，就会发现他唯一的才能，就是当别人欠他债时，他善于叫人家如期归还，而当他欠别人债时则设法愈迟还愈好。市长的妻子德·瑞那夫人身材窈窕美貌动人，虽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但依然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她是这个山区小城里公认的美人儿。有一天，市长对他的妻子说道：“我决意把那个精通拉丁文的于连·索雷尔雇来当家庭教师，孩子们变得太淘气了。再说，哇列诺家的四轮马车又添了两匹骏马，神气极了，可哇列诺毕竟还没有聘请家庭教师啊！” 　　这位即将成为市长家的家庭教师的于连·索雷尔，就是　《红与黑》的主人公。他是锯木厂厂主索雷尔老爹最小的一个儿子。这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个头不高，看上去文弱、清秀，眼睛又黑又大，是个很容易引起姑娘们注意和喜欢的大男孩。于连自幼面容苍白毫无血色，因此父亲总以为他活不长，即使活下来，也是家庭的累赘，因此父亲和哥哥们都厌恶他，常常对他拳脚相加。他从心底里憎恨哥哥们和粗俗而贪财的父亲。于连小的时候，曾看见过从意大利归来的法国龙骑兵，头戴饰有黑色长绦和银盔，威风凛凛地从小镇经过。那时他就幻想将来自己也能进入军界，穿上红色的将军服。从拿破仑军队退役的一位老军医很喜欢于连，他常常付给老索雷尔整天的工资，让于连听他讲战斗故事。当军医临终时，还把他的荣誉勋章和退伍金的一半以及三四十本书留给了于连。另一位关心照顾他的人是教堂的西朗神父。他主要是教于连学习神学，教他用拉丁文读《圣经》。于连凭着他的聪明和刻苦，很快将那本拉丁文　《圣经》背得滚瓜烂熟。当时波旁王朝复辟，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又成了法国的统治者，象拿破仑那样靠着一把长剑成为世界的主宰已经不可能了。于连看到那些四十岁左右的主教，能拿到十万法朗的年薪，等于拿破仑手下最卓越的将军们收入的三倍，这对于连也有着很强的诱惑力。他并不喜欢神学，但却装得非常虔诚；他常常在心里默念着拿破仑的名字，行动上却在向主教的目标靠近。至于凭着对《圣经》的烂熟于心和拉丁文的基础而谋得一个家庭教师的位置，却是于连始料未及的。 　　于连那个当小业主的父亲老索雷尔，是个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家伙。当德·瑞那市长找到老索雷尔，提出雇请于连于作家庭教师时，索雷尔老爹认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他不满足三百法郎的报酬、管吃管住的优厚条件，声称“我们可以找到更合适的地方”，提出要追加三十五法郎，后来在快要成交时又不失时机地再加一个法郎，说是　‘凑个整数”。在贪得无厌的农民的狡诈面前，爱财如命的富人只得甘败下风。成交以后，老索黑尔根本不管于连愿不愿意，硬逼着他去当家庭教师。于连无奈，只好如约来到德·瑞那市长家，开始了命运的跋涉。 　　于连·索雷尔一生的经历，主要可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与市长夫人发生了恋情。东窗事发后，被迫离去。第二阶段是到贝尚松神学院学习。在那里饱偿失恋、寂寞的痛苦，并亲身体验了教会内部勾心斗角的宗派斗争。第三阶段是给德·拉木尔候爵当私人秘书，与侯爵的女儿玛特尔小姐相爱。在即将进入贵族阶层时突然跌落。第四阶段是为了报复，开枪射击德·瑞那夫人，被捕入狱，在法庭上作了长篇激昂的答辩后，毅然走向断头台。下面我们就开始依次对这四个阶段作一简述。 　　从家庭教师到秘密情人 　　于连到市长家当家庭教师实属无奈。他一向对富人们怀着仇视和敌意的态度。他第一次来到市长家，第一个碰到的就是德·瑞那夫人。两人都深感意外。于连没想到德·瑞那夫人竟有这样一双温柔的眼睛，更惊讶她的娇艳和美丽，甚至忘掉了他来的目的。德·瑞那夫人也没想到孩子们的家庭教师竟是这样一位清秀而且精干的年轻人。她本以为丈夫为他请来的一定是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面貌风恶的教士。两人就在这样彼此都有些心慌意乱的情形下相识了。于连刚到市长家，就显示了作为家庭教师所应具备的素质和才干。他向孩子们训话，神情庄重，气度非凡，使主人们暗暗感到吃惊。这时于连又拿出一本《圣经》，叫市长的长子随手翻开一页，任选一段念出起首一个字，他便接着将全篇背诵出来。他的拉丁文确实很好，流利畅快，好象说法语一样轻松。德·瑞那先生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尊贵，搜肠刮肚，念出一行贺拉斯的诗来考于连。其实论文化程度，于连也仅仅限于能背诵圣经。可他却不动声色地答复说：“我准备做的神圣的教士职务，不允许我读这些无神派诗人的作品。”于连成功的表现，恰好被前来拜访的两位上流社会的人碰上了，他一下子在维里埃尔出了名。许多人当夭晚上就来拜访，想一睹年轻家庭教师的风采。 　　于连很快就在市长家立了足。市长先生倒开始有些担心，生怕于连被人抢走。他要求与于连签订两年的合同，遭到了于连的拒绝：“你可以辞退我。但想用一纸聘约束缚我，而对你却没有任何约束，这是不公道的，我拒绝它。” 　　于连到市长家不到一个月，受到大家的欢迎，就连市长本人也很尊重他了。一位叫爱利沙的女仆还对于连产生了爱慕之情。 　　于连并不爱市长的三个孩子，但他无疑是个称职的家庭教师。在这期间，德·瑞那夫人悄悄地对于连产生了好感。她与市长结婚十多年，有了三个孩子，但她并不爱他的丈夫，或者说她还没有过爱情的真正体验。他丈夫关心的只是炫耀自己的贵族家世，在官声争权夺利，在交易所倒卖投机，对妻子却缺乏起码的了解和同情。 　　于连的闯入，给这个沉闷的家庭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在她内心世界激起了层层涟漪。她对于连越来越关心，想方设法让丈夫出钱给于连衣服；以孩子们的名义到书店买来许多于连喜爱看的书。然而，于连对这些并不领情，甚至感到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对富人们所怀有的与生俱来的憎恨时刻占据着他的心。有时参加上流社会豪华盛大的宴会，于连尽了最大的努力才克制住自己，没有把这种仇恨情绪暴露出来。他在心里暗暗咒骂道：这是怎样一样现实啊！就拿哇列诺先生来说吧，自从当了贫民寄养所所长，他私人的产业顿时增加了几倍！他赚钱竟至于赚到最悲惨的孤儿弃婴身上去了！社会的蠹贼啊！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啊！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使得德·瑞那夫人意识到自己已经爱上了于连。女仆爱利沙意外地继承了一笔不大的遗产。她跑去找西朗神父，说她想嫁给于连。西朗神父对这桩婚事非常赞同。德·瑞那夫人听说这件事后，心烦意乱，夜不成眠，几乎要病倒了。后来听说爱利沙的求亲被于连拒绝了，一种幸福的感觉倾刻间传遍全身，几乎使她失去了理智。她装模作样地替女仆去向于连说情。当确信爱利沙已完全被于连拒绝时，她觉得自己就要被幸福的激流冲垮了。“难道我爱着于连吗？”德·瑞那女人开始惊恐万分地想到这个问题。她只要听到于连说话的声音，就心慌意乱，面色绯红。 　　春天来了，德·瑞那先生举家移居到凡尼的乡村别墅去住。在这里，于连和德·瑞那夫人的爱情得到迅速的发展。司汤达以一个大作家的手笔，着力描写了于连以握手的方式去征服德·瑞那夫人，赢得爱情的场景，以此反映出两人情感的撞击和深化，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有一天晚上，德·瑞那夫人及其表组德薇夫人和于连三人坐在一棵茂盛的菩提树下乘凉，交谈中，于连挥动着的手无意地碰到了德·瑞那夫人搁在椅背上的手。那只手很快缩了回去。于连暗下决心，一定要让那只手被碰之后不再缩回去。他给自己定下一个计划，一定要在第二天蟓上让德·瑞那夫人同意把手留在他的手里。那天晚上，于连和两位夫人又来到菩提树下。于连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谈话变的毫无生气。他一直在鼓励自己，同自己的胆怯搏斗着。可是别墅的时钟已敲过九点三刻，他还什么都不敢做。他对自己的怯懦感到气愤，对自己说：“在十点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一定要做成那件事，否则我就上楼回到自己屋里去开枪自杀。”结果怎么样呢？司汤达有一段扣人心弦的描写： 　　在等待和焦虑中度过最后时刻，于连心情过度紧张，几乎快要发狂 　　了。接着，他头顶上的时钟敲响十点钟了。这决定命运的钟声每一下都 　　在他的心头回荡，而且仿佛在他胸中引起了一阵肉体上的颤栗。 　　十点钟的最后一下钟声还在响着，他终于伸出手一把抓住德·瑞那 　　夫人的手，她立刻把手缩了回去。于连已经不很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他 　　再一次抓住她的手。虽然他自己很激动，还是不由得吃了一惊，他握着 　　的这只手凉得象冰。他使足了劲把它紧紧地握住，她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想把手抽回来，但是最后还是让这只手留在他的手里了。 　　…… 　　在德薇夫人再次建议回到客厅去的时候，于连使劲握紧那只任他握 　　着的手。 　　德，瑞那夫人已经立起来，又重新坐下，有气没力地说：“我确实感到有点儿有舒服，不过外面空气新鲜，对我有好处。” 　　到此于连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德·瑞那夫人已经被征眼，心甘情愿地把手放在他的手里了。她即使站起身去扶一个刚被风刮倒的花盆，也是刚坐下就立刻把手交还给他，好象这桩事在他们中间已经谈妥了似的。 　　于连的这种举动，并不是因为他爱德·瑞那夫人，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第二天早晨，他已经几乎把德·瑞那夫人忘得干干净净。他只记得昨晚已经尽了他的责任，一个英雄的责任。他锁上房门，读他的《拿破仑出征公报节略》，埋到下楼去吃午餐时，才自言自语地说：“下一步，应该向这个女人说，我爱她了。” 　　而德·瑞那夫人却从此堕入情网不能自拔。那天晚上离开花园后，她彻夜难眠，沉浸在从未有过的，纯净的恋爱的幸福里。于连外出作一次短暂的旅行，她也生怕他从此不再回来，整日显得病恹恹的样子。当于连终于回来时，她又变得容光焕发。他们重又坐在一起乘凉时，她竟主动地握住了他的手。这给了于连大大的鼓励，使他胆子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他在深夜悄悄地推开了德·瑞那夫人卧室的门…… 　　这对年龄相差十岁的恋人不顾一切地堕入爱河之中。于连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德·瑞那夫人的房里幽会。 　　于连在情场得意之际，又迎来了一个大出风头的好机会。皇帝要驾临维里埃尔，德·瑞瑞市长开始书记碌起来。当时西朗神父已经被免去本堂神父一职，但考虑到他是陪伴皇帝前来的大臣德·拉木尔侯爵的老朋友，市长亲自写信邀请他参加瞻仰圣骸的典礼。西朗神父指名要于连以副执事的身份陪同他前往。这时德·瑞那夫人又施展了外交才能，经过多方周旋，使于连被任命为仪仗队队员。这个位置是连许多有钱有势的资本家都未能得到的，他于连这么个身低微的青年却得此殊荣，在维里埃尔是史无前例的。德·瑞那夫人想在那天让于连本人和全城居民都大吃一惊，就派人去省城贝尚松为于连赶制了一套带银质肩章的天蓝色的制服，并置办了兵器、帽子。那个最妒恨于连的哇列诺先生为了讨好德·瑞那夫人，也答应借一匹诺曼底骏马给于连。 　　星期天迎接圣驾，于连自然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有人认出于连来了，惊讶得瞠目结舌。一位银行家的夫人则发出愤怒的喊叫：“对这个无耻的流氓，各位先生，应该让他当众出丑，因为他是在粪堆里长大的！”于连听不清人们都在喊些什么，他从女人们的眼里看出她们正议论着他，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在礼炮的轰鸣中，他骑的那匹诺曼底骏马受了惊，于连凭着自己的胆略，控制住了坐骑。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英雄，象拿破仑手下的传令兵，指挥一个炮队在进攻。 　　皇帝驾临维里埃尔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小城里上流社会的人们仍在忿忿不平地议论于连担任仪仗队员的事。他们认为德·瑞那夫人这种行为是伤风败俗的，一定是被这个年轻的家庭教师迷住了。就在这时，女仆爱利沙出于嫉妒，把于连和德·瑞那夫人的事透露给了贫民收容所所长哇列诺。她叹息着说：“于连先生丝毫没费力就把她征服了。他对夫人一直保持着他那种惯常的冷冰冰的态度。”这使哇列诺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这位腰缠万贯的暴发户早就对德·瑞那夫人垂涎三尺，而她却对他不悄一顾。最使他不能容忍的是，这个维里埃尔城内的第一美人，却主动去追求一个当家庭教师的穷小子。 　　当天晚上，德·瑞那市长在接到从城里来的报纸的同时，还接到了一封很长的匿名信，把他家里发生的事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于连看到市长看信时脸色发白，并且向自己投来凶狠的目光，使他不寒自栗。 　　冬天来临时，德·瑞那市长一家又从乡间的别墅搬回城里住了。于连回到城里的第二天，就被西朗神父叫去。神父要求于连三天之内离开维里埃尔，到省城贝尚松的神学院去。他还嘱咐于连：一年之内不得回维里埃尔。这样的安排，是德·瑞那市长经过激烈思想斗争的结果，本来他想用种种方法来证实妻子与家庭教师之间的事，可又怕失面子，遭到众人耻笑。他想得最多的，还是妻子将从她姑母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跟妻子和解，把于连从这个家庭、这座城市驱除出去。 　　于连现在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德·瑞那夫人。这时的分手自然如生离死别一般。他出得城去，沿着蜿蜒的山道走着，频频地回头望着。但在接近贝尚松时，这个年轻人的心中，又充满了新的幻想。他只想能快些到达贝尚松。 　　炼狱苦行　与世隔绝 　　于连·索雷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拉响了神学院的门铃。他看着门上镀了金的铁十字架，两腿有些发软。“啊，这就是要把我囚禁起来的人间地狱吗？”说这里是地狱，自然是有些夸张，按天主教的教义，犯有罪过但尚可补赎者死后暂时受苦以炼净罪过，这个场所便叫炼狱。炼狱是天堂和地狱的中间层。炼净罪过后，便升入天堂得享幸福，罪过不涤除，仍被投入地狱，遭受永罚之苦。由此看来，神学院对犯有“罪过”的于连来说，倒是一座“人间炼狱”。他被责令在其中苦苦修行，以观后效。 　　足足等了十分钟，一个穿着黑衣裳，面色苍白，长得极其人给他开了门。里面光线很差，他立刻感到一种阴森压抑的气氛。于连告诉看门人他希望见见神爱院院长彼拉先生。丑陋的看门人一言不发，作了个手势要他跟着走。他被带进一个阴暗的屋子。有一个身穿破烂黑袍的人正坐在桌前写着什么。看门人幽灵般地退出去了，于连呆呆地站着，那人只顾低头写着，没有注意到于连的存在。过了十分钟，写字的人终于抬起头。“请你走过来一点，行不行？”这个人以不耐烦的口气说。 　　于连吓得脸色苍白，按照指令朝前走了几步。“再近一点！” 　　于连又朝前走，还伸出手仿佛要找什么倚靠。“你的名字？”“于连·索雷尔。”“你迟到了。”那人用可怕的目光盯住他。 　　于连终于经受不住，想扶住什么但什么也没有碰着，便直挺挺地栽倒在地板上了。 　　过了片刻，于连睁开眼，发现已经坐在一张手扶椅上。那人又开始说话了。“你是由西朗先生推荐给我的。他是教区最好的本堂神父，世上从来不曾有过的道德高尚的人，而且是我交往三十年之久的朋友。” 　　于连这才明白此人便是彼拉神父，神学院院长。接着他们开始用拉丁语交谈起来。彼拉神父的目光渐渐变得柔和了，于连也渐渐恢复了镇定。彼拉神父对于连在神学方面知识之渊博感到十分惊异。冗长的三个小时考试的结果，于连获得了全额的奖学金，并被获准单独住一间屋，这是一种特殊的优待。彼拉神父告诉于连，在学院共有的三百二十一名学生中，他被排在第九位。 　　然而于连对彼拉神父的器重和优待并不领情。他来到贝尚松神学院原是出于无奈，他一开始就对整个这所学院深怀敌意。他把他的三百多名同学都看成是敌人，而在他看来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彼拉神父。可是在行动上，他却极有城府地用虚伪作为斗争的武器。当他作为一个神学院的学生必须挑选一位忏悔师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彼拉神父。他对自己叹息说：“唉！这是我唯一的武器！换了在以前的另外一个时代，我在敌人面前不费口舌，单凭行动就可以为自己谋生了。” 　　在神学院，于连很快就显得鹤立鸡群了。他发现他的同学们虽然表面看来清高神圣，其实大部分都是些庸俗的人。他们一天到晚反复诵读拉丁语的词句，却并不理解其中的意思。于连由于刻苦用功，迅速学会了一个神父应该掌握的课程。不过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最荒谬的东西，他对此丝毫不感兴趣。他这样埋头苦读，无非是要实现当上主教的美梦。于连学业上的进步，常常招来周围的人的敌意和妒嫉。还有人背地里打他的小报告。于连在这里饱受了被排挤和孤独的苦楚。 　　于连在神学院，时时刻刻感到一种难耐的寂寞。“难道全世界的人都把我忘了？”这个问题常常在脑海里出现。也许他自己并没意识到他在急切地盼望德·瑞那夫人的来信。与此同时，彼拉神父先后收到过几封寄给于连的信，他拆看以后，便把它们投入火里烧掉了。这些信就是于连的情人、温柔而美丽的德·瑞那夫人写来的。虽然信中用词极为得体，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最强烈的热情。而于连对此一无听知。彼拉神父把信投入火中时只是很平静地想道：“好得很，这个年轻人爱过的至少不是一个不信宗教的女人。” 　　后来有一天，彼拉神父又收到一封同样字迹的信。信上的字迹有一半好象是被泪水洗得模糊不清。这是一封表示诀别的信。可怜的女人对于连说：“终于，我获得上天的恩宠，给了我力量去恨，当然不是恨我的过失的造成者，他将永远是我在世上最亲爱的人，而是去恨我过失的本身。牺牲已经做出，我的朋友。您也能看出，这并不是没有眼泪的。……别了，于连，对人要公正。”德·瑞那夫人希望于连不要回信，如果一定要写的话，至少得使用让一个翻然悔悟的女人听了不会脸红的话。 　　所有这些丰富热烈的感情和强烈的痛苦，都被这位无动于衷、薄情寡义的神学院院长埋藏了。直到于连的朋友富凯用钱买通了看门人溜进神学院，于连才了解到德·瑞那夫人的一点点情况。富凯告诉他，德·瑞那夫人现在信教非常虔诚，她常到第戎去或者到贝尚松来忏悔。“她到贝尚松来忏悔”，这个消息使于连感到震惊，激动不已。 　　圣体瞻礼节到了。在神学院兼课的贝尚松大教学司仪长卡斯神父要于连去帮忙。在布置教堂的工作中，于连干得很卖力，深得卡斯神父的信任。因此当仪式开始时，他把看守北面侧堂的重任交给了于连。于连在沉寂的教堂中缓缓踱着步，只见两个美丽的贵妇人正跪着在作忏悔。其中一个听到脚步声略微转过头来。突然间她发出一声轻微的叫喊，晕过去了。她就是于连日思夜想的德·瑞那夫人，跪在她旁边的是德薇夫人。德薇夫人也认出了于连，她怒气冲冲地说：“快走，先生，快走！你的行为太残酷了！请你立即离开，如果你还有丝毫羞耻之心的话！……”于连一时间不知所措，在德薇夫人威严的命令下只好离开了。 　　瞻礼节过后，于连意外地得到一次提升。那次彼拉院长把他叫去对他说，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筹备瞻礼节迎圣体的工作也完成得很出色，得到了卡斯神父的赞扬，因此他决定让于连当《新旧约》的辅导教师。于连欣喜若狂，这是他得到的第一次提升，这样他可以避免每天和那些讨厌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同学直接接触。他可以单独一个人用餐，还拥有一把花园的钥匙，可以在里面没有人的时候进去散步。更使于连吃惊的是，他发现人们不象以前那么恨他了，这和他预计的正好相反。 　　考试的日子到了，于连又是第一名。这使主考官们心里很不舒眼。因为这些考官都是代理主教德·弗里莱尔委派的，他是彼拉院长的死对头，而于连又向来被认为是彼拉院长的宠儿。第二天，一位狡猾的考官引诱于连背诵了贺拉斯的好几首颂歌。贺拉斯是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和文艺理论家。在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他与维吉尔齐名，深得奥古斯都大帝的赏识，他也为奥古斯都在帝写过一些颂歌。但这些作品在天主教看来，都是些世俗的读物。于连在背诵的时候，忘记了他是在什么地方，竟还充满激情地大加发挥。主考官突然脸色一变，严厉地斥责他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些世俗作品的研究上，脑袋里装满了这些无用的或者有罪的思想。于连终于明白了这是一个圈套，自己愚蠢地上当受骗了。结果，于连的名字被弗里莱尔代理主教列在了第一百九十八名。 　　这件事给彼拉院长很大的打击，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是弗里莱尔代理主教在向他发动攻势。他们早就想把彼接神父从院长的位置上赶走了。于是他写信给巴黎的老朋友德·拉木尔侯爵请求帮助。过了些日子，巴黎来了公函，彼拉神父已被任命为赫赫有名的N教区的本堂神父。那个教区离巴黎只有四里路。 　　彼拉神父去巴黎后不久，就把于连推荐给德·拉木尔侯爵当秘书。一天，于连收到一封笔迹陌生的信，信上签的是个假名字。信中告诉他立即动身到巴黎去，并凭着随信寄来的取款凭证到贝尚松的一个商人那里取一千法郎作为路费。于连注意到这封信第十三个字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墨水迹，这使他不禁打了一个哆嗦，因为那是他和彼拉神父约定的暗号。 　　收到信还不到一个小时，于连又被主教大人请了去，受到了慈父般的亲切款待。主教一边引用着贺拉斯的诗句，一面把安排于连到巴黎给德·拉木尔侯爵当秘书的事正式通知了他。看来，他终于要走出这座炼狱般的神学院了，这使他感到万分欣喜。他跨出这座炼狱之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维里埃尔。 　　他首先是到他的启蒙恩师西的神父家里去。西朗神父一眼就看清了于连此来的目的。他先发制人，不允许于连见德·瑞那夫人。“听见就是服从。”于连无可奈何，说了一句神学院学生常说的话。接着两人就开始谈起神学和优秀的拉丁文作品。 　　于连生就一付叛逆的性格。他骑上马走出一里地以后，看到一片小树林，便偷偷钻了进去。太阳下山时，他让人把马送回去，又向附近农民买了一把梯子，在夜深人静时溜进了维里埃尔。幸好德·瑞那市长家的看门狗还认得出于连，没有给他带来麻烦。他开始了又一次心惊肉跳的冒险。他把梯子靠在了德·瑞那夫人卧室的窗口，然后视死如归地爬了进去。 　　这对情人在黑暗中再次相会。德·瑞那夫人第一句话就是“坏东西！您来干什么？”在他们的交谈、哭泣中，于连终于明白了德·瑞那夫人一直在怨恨他，因为没有收到他的回信，使她感到绝望和痛苦。“我向您发誓，我在神学院从来没有接到过您的信。”于连在黑暗中急切地分辩。 　　误会消除后，他们的谈话渐渐变得愉快一些了，恢复了往日的温情。第二天，于连又在德薇夫人空锁着的卧房里藏了一天，到了夜晚，于连和德·瑞那夫人在一起，好象有谈不完的话。到后半夜时，突然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德·瑞那先生大声喊着：“快给我开门，房子里有贼！圣让今天早上发现他们的梯子。”德·瑞那夫人已经吓得不知所措，于连却显得沉着坦然。他用命令的口气对德·瑞那夫人说：“我从小房间的窗子跳到院子里，然后逃到花园里去；那些狗认识我。把我的衣服扎成一个包，等我一到花园就扔下去。在这以前别开门，让它给打破好了。特别是什么也别承认，我不准您承认，让他怀疑总比让他坚信不移的好。” 　　德·瑞那夫人按照于连的“命令”执行了，她帮助于连顺利逃脱。于连在逃窜中虽然听到子弹“嘘、嘘”地从耳边飞过，但他一口气已跑到了杜河边上。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便成为一次有惊无险的过去了。 　　终于来到了阴谋和伪善的中心 　　于连来到巴黎后，去拜访了彼拉神父。彼拉神父向他介绍了德·拉木尔侯爵家的情况。当于连随着神父来到侯爵府时，看着大门上黑色的大理石上雕刻着“德·拉木尔府”的字样，心头涌起了无限的感慨。他想：“他们是那么害怕雅各宾党人！仿佛每一段篱笆后面都有一位罗伯斯比尔和他驾来的囚车……可他们总是替自己的房子做广告，好让暴民们闹事时容易找到它！ 　　他们进入侯爵庭院的时候，于连立刻被这里的富丽豪华的建筑惊得目瞪口呆。他感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彼拉神父察觉了于连的失态，及时地提醒于连：在这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保持“永远的冷静”，特别要小心仆人们的嘲笑和捉弄。于连毕竟是个自制力极强的年轻人，他咬住嘴唇，很快又恢复了他那种敢于轻视一切人的惯常态度。如果说在神学院，他是以虚伪作武器的话，那么在这里，他就得用高傲来针锋相对了。彼拉神父的这一提醒，对于连在这里将要取得的一步步的成功，有着致关重要的作用。 　　神父带着于连上了楼，穿过许多客厅朝侯爵的办公室走去。于连感到住在这样富丽的地方的人，不可能不快乐。但这种感叹已只是一种心理活动了。没想到侯爵的办公室是在一个角落里，光线很暗，阳光几乎无法照射进来。侯爵在这里成了个又矮又瘦的小老头，戴着金黄色的假发，这和陪同皇帝到维里埃尔郊外的教堂去瞻仰圣克里蒙遗骸的那位穿着华贵、神情傲然的德·拉木尔侯爵相去甚远。加上侯爵的彬彬有礼，使于连紧张的心情顿消，以至于神父后来又批评他，说他望着侯爵的眼神，就象望着一幅画一样，不礼貌。 　　于连工作的地方，是一间豪华的图书馆。当他独自呆在这里的时候，简直欣喜若狂。“我可以读所有这些书了。”他注视着那些亮闪闪的书脊，“我在这儿怎么会感到不愉快呢？”于连坐下来，先将那些需要抄写的信件写完，才去翻看那些诱人的书。 　　一小时后，侯爵进图书室来，看了于连的手抄件，惊讶地发现Cela竟多写了一个“l”，成了Cella。“你对字的拼法还不十分有把握呢？”侯爵问。“是的。”于连承认。侯爵虽然觉得有些失望，但于连的这种诚实的态度，倒使他感动。他需要一个诚实可靠的助手。 　　侯爵夫人对于连就没那么客气了。当侯爵把于连介绍给她时，她只瞟了于连一眼，这使于连有些生气。在侯爵的儿子罗伯尔面前，于连又感到自卑。罗伯尔伯爵仪表非凡、风流倜傥。他穿着带马刺的长统靶，而于连只能穿普通鞋子，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个下等人。晚餐的时候，于连看到了侯爵的女儿玛特尔小姐。他怦然心动，德·瑞那夫人也有一双美丽的眼睛。那一双眼睛与这一双眼睛，完全没有相似之处，但她们却同样美得动人心魄。不过玛特尔小姐长得酷似侯爵夫人，而他不喜欢她的母亲，因此于连很快把目光从玛特尔小姐的脸上移开了。在晚餐席上，一位客人搬出贺拉斯来考于连，正中了他的强项；另一位客人是个院士，想用拉丁文难倒于连，更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到晚餐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对于连刮目相看了。 　　第二天大清早，于连正在图书室抄写信件，玛特尔小姐从一扇被书架档着的小门溜进来。她常通过这条秘密通道到这儿偷阅一些被父亲列为“禁书”的书籍，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于连，她有些气恼。她这一趟是专门来“偷”伏尔泰的　《巴比伦公主》第二卷的，父亲的秘书在这里，她白跑了一趟。于连从19岁的玛特尔小姐的眼睛里看到了严厉、高傲的神情。 　　有一件小事，引起了玛特尔小姐对于连的好感。那是一天上午，彼拉神父来到侯爵府，还是在图书室，于连向彼拉神父发起牢骚来：“先生，每天跟侯爵夫人在一起吃晚饭，这是我的一个义务呢？还是他们对我的厚爱？”“这是一个莫大的荣幸！”神父听了生气地说。 　　可是于连声称他对侯爵夫人越来越厌烦，宁愿到那些便宜的小饭店去随便吃一点。谁知这番谈话被来取书的玛特尔小姐听见了。于连心里感到不安，但玛特尔小姐却想，这个人倒不是生来卑躬屈膝的，于是对他产生了几分敬意。 　　经过几个月的试用，侯爵派给了于连一件新的差事，让他兼管布列达尼和诺曼底两省的田产。于连的干练使侯爵对他越来越信任。过了几个月，于连又被派到伦敦，担任特别的和普通的邮差。他在伦敦的表现同样非常出色。回到巴黎以后，侯爵奖给他一枚十字勋章。他感到周围的人对他越来越尊重了。 　　玛特尔小姐随母亲外出旅行回来，发现于连个头长高了，脸色更加苍白，举止优雅，对他更多了一份垂青。而于连这时已完全象个花花公子，对巴黎的生活艺术了如指掌。他知道自己喜欢玛特尔小姐，但表面上对她却极其冷淡。有一次玛特尔主动邀请于连和她哥哥一起去参加一个盛大的舞会，玛特尔在舞会上堪称“皇后”，周围的贵族青年们竟相献上溢美之词。玛特尔小姐却摆脱了他们，主动走过来和于连说话。于连冷言相对。第二天，于连在图书室办公时，玛特尔来了，她穿了一件黑色连衣裙，显出优美的身段。但她显然是穿的孝服，并且脸上还带着哀怨和忧郁的神情。于连依旧十分冷淡，但内心充满疑惑，也产生出怜爱之情。后来于连才了解到，玛特尔是在为她的一位祖先戴孝。1574年的这一天，漂亮的贵族青年波里法斯·德·拉木尔因为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在格来芜广场被斩首，这位青年是玛嘉锐特皇后的情人。最使玛特尔小姐感动的是，当时玛嘉锐特皇后躲在格来芜广场附近一所房子里，竟敢于派人向刽刀手讨回情人的头颅，抱着它坐上马车，亲手把它埋葬在蒙马特山下的教堂里。事实上，玛特尔小姐的名宇正是玛嘉锐特的谐音。 　　于连与玛特尔小姐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但他时刻注意运用高傲来捍卫自己的尊严。有时玛特尔情绪不好，便摆出贵妇人的架子跟于连说话，这时于连就会猝然打断她：“德·拉木尔小姐有什么命令要对他父亲的秘书下达？他有责任洗耳恭听并忠实执行。可他并不是聘来向小姐汇报他的思想的。”于连在心底虽然很喜欢玛特尔，但因为地位的悬殊使他十分敏感而多疑。他发现玛特尔喜欢接近他，只要他一出现，她的目光便热烈起来。但他又担心遭到愚弄。那段时间，他工作没心思，思想常常开小差，整天就想着一件事：“她爱我吗？” 　　正在这时，侯爵把他在朗格多克拥有的房地产交给于连管理，并派于连到朗格多克去一趟。于连故意没把这次旅行告诉别人。可是玛特尔很快就知道了。他发现玛特尔非常伤心。当晚他收到玛特尔的一封信，这是一篇爱情的宣言：“你的行期迫使我吐露心声……看不见你，让我怎么受得了……”于连读着这封信，心中一阵狂喜：“啊！我这个可怜的乡下人，终于得到了一位贵族小姐的爱情！”于连找了个借口，推迟去朗格多克的行期。 　　第二天清早，于连刚进图书室，玛特尔就出现了。他把自己的复信交给了她。他跟她开了个小玩笑，在信中讽刺玛特尔企图玩弄他的单纯，并说他已决定明天早上出发。傍晚时分，现特尔又出现了，她仍下一封信，说：“我今晚必须和你面谈。在午夜一点的钟声响时，到花园里来，搬过花工的大梯子，搭在我的窗下，爬到我卧室里来。有月光，不要紧。” 　　于连决定再冒一回风险。他在夜晚一直观察着楼上玛特尔房间的动静。当午夜的钟声敲响一点钟时，玛特尔房间的灯光依然亮着。“她一定是疯了！”于连心里说。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一点过五分时，于连终于鼓起勇气，把梯子搭在玛特尔的窗口下，赋也似地、蹑手蹑脚地爬上去。当他接近窗口时，窗子无声地打开了。玛特尔万分激动地说：“你来了！我注意你的行动已有一个钟头了……” 　　第二天，玛特尔没有下楼吃晚餐，只是晚上在客厅里露了一面。她根本没瞧于连一眼。玛特尔和德·瑞那夫人比起来，虽然年轻许多，但却远不是那么单纯。她接连几天对于连十分冷淡，仿佛并不认识他似的。她的心情坏到了极点，甚至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我已委身给他了！他已拥有摆布我的权利……”她要以冷漠进行反抗。于连从没有见玛特尔小姐如此高傲过，强烈的忧愁和痛苦折磨着他。这天，玛特尔依旧不理于连。晚餐后，于连紧跟着她走出餐厅。“怎么，先生，你真的认为对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了吗？”玛特尔的话，象一瓢凉水，浇得于连周身冰凉，他涨红着脸对她说：“我发誓永远保守秘密，并不再和你讲一句话……”说完毕恭毕敬地鞠了个躬，转身离去。 　　于连决心重新实施到朗格多克的计划，他觉得在这里一天也呆不下去。可这次侯爵偏偏没有批准。因为侯爵打算让他去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于连只好整天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感到自己简直象个囚徒。 　　没几天，于连按照侯爵的吩咐，换上一套旧衣服，随侯爵去参加一个沙龙的聚会。凌晨三点，他们回府，把这次秘密会议的二十页记录压缩成四页。于连依靠他非凡的记忆力，把这四页文件一字不漏地铭记心中。第二天，侯爵把于连带到巴黎远郊的一个神秘的地方，交给他一张化名的通行证。于连奉命去见一位分爵。虽然途中好几次被人盯稍，但于连运用自己的机智，每次都化险为夷，平安地到达了那位大人物的身边。公爵在一家小咖啡馆的密室里接见了于连。于连向公爵背诵了那4页秘密会议记录。几小时后，公爵再次约见于连。公爵吩咐于连先去斯特拉斯堡住些天，然后再回巴黎。 　　于连完成了侯爵交给他的一项重要的使命。他绕了一个大圈子来到斯特拉斯堡，成天无所事事。这时他自然想起玛特尔，心中很郁闷。可巧有一天，他骑马在城外散步时，碰到了在伦敦时结识的俄国朋友柯哈莎夫王子。于连编了一些假名字，把玛特尔的行为和性格向王子描述了一番。王子听了哈哈大笑，然后交给他一个办法：“你天天去看她，同时追求他周围的另一个女人，每天给那女人写两封情书。”王子还交给于连六卷抄好的情书。 　　于连回到巴黎后就开始照计行事。他故意向德·菲花格元帅夫人——一个年轻美丽的寡妇献殷勤，每天给她写几封情书。起初元帅夫人对此并不在意，觉得好笑。但渐渐地便对他产生了好感。她给于连写了许多封长信，于连却一封也没拆开看。玛特尔小姐终于忍受不住了。一天晚餐后，她向于连使了个眼色，走出客厅到了花园里。但于连并没理睬她，继续眉气色舞地与元帅夫人交谈，使玛特尔嫉妒得发狂。一天，当仆人把元帅夫人的信交给于连时，被玛特尔小姐看见，她不顾一切地夺过信，冲着于连嚷道：“我忍受不了！你完全把我忘记了。先生，你的行为太恶劣了！”玛特尔狂怒地拉开于连的办公桌抽屈，一下惊呆了，那些信都没有被启封。她继续愤怒地说：“你跟她相好，却又看不起她……你这个一文不值的人，竟敢瞧不起元帅夫人！”突然，玛特尔小姐在于连面前跪下了，她哀求道：“啊！亲爱的，饶恕我吧，蔑视我吧。但是我求你爱我，没有你的爱情，我活不下去。”说完她昏厥过去了。 　　按说，于连重新获得了玛特尔的爱情，应该打开心灵的闸门，让感情的潮水倾泻而下。但是不。于连在这时表现得非常冷静。他把手从玛特尔的掌握中抽回来，收好那些信件，用礼貌而冷漠的口吻说：“德·拉木尔小姐肯垂恩允许我认真考虑一下这一切吗？”于连料到玛特尔第二天上午肯定会到图书室去，硬是忍受着胸中熊熊燃烧的情欲之火，捱到九点才去那里。果然，玛特尔已经面色苍白地坐在沙发上。她向于连伸过手来。于连的诡计成功了。玛特尔完全被他征服了，对他有时竟有些卑躬屈膝，但在别人面前，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高傲。不久，她怀了孕。 　　玛特尔不得不向父亲摊牌，她给侯爵写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正式提出要和于连结婚，并坦率地承认是自己主动引诱了于连。于连被侯爵叫去痛骂了一顿。第二天，于连就寄住到彼拉神父那里去了。彼拉神父出面向侯爵说情，玛特尔毫不动摇地逼迫父亲，德·拉木尔侯爵只好同意了。为了使这门婚事看起来门当户对，他还为这位未来的女婿颁发了一张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当于连得知他这样一个外省的农民后代竟加入了贵族行列，成了于连·索雷尔·德·拉伟业骑士的时候，简直是欣喜若狂。他觉得自己的野心就要实现了。他按照侯爵的指令，在二十四小时以后动身到斯特拉斯堡报到。 　　于连在军队中表现相当出色，很快赢得了同僚们的尊敬。他在心里暗暗盘算着，梦想着自己在三十岁时能够成为一名将军。然而，就在他为自已灿烂的前途踌躇满志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他所有的梦想倾刻之间变成了一枕黄梁。 　　原来，德·拉木尔侯爵写信向德·瑞那夫人了解于连的情况，德·瑞那夫人在忏悔神父的胁迫下给德·拉木尔侯爵写了一封信，披露了于连与她的情史，并把于连描写成一个贪婪而伪善的人。于连怀着难以名状的痛苦，读着这个他曾经深爱过的女人所写的给他以致命打击的信—— 　　这个人贫困而贪婪，他企图借助于十足的伪善态度，通过诱惑一个 　　软弱、不幸的女人，来替自己谋取社会地位，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 　　他为了在一个家庭里获得成功的一种手段是诱惑最有影响的女人。在毫 　　无私心的外表和一些小说的词句的掩盖下，他的最大的和唯一的目的是 　　支配男主人和男主人的财产。…… 　　这封信写得非常长，有一半的字迹已被泪水浸得模糊了清，但千真万确是德·瑞那夫人的字迹。读罢信，于连出奇平静地对玛特尔小姐说：“我对德·拉木尔先生无可指责。他是公正而谨慎的。哪个父亲会愿意将自己心爱的女儿嫁给这样一个男人？再见吧！”说守，他下了马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于连直奔故乡维里埃尔。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他走进一家武器店，买下两支手松，来到教堂。弥撒开始了，他看见德·瑞那夫人正虔诚地在祷告。见到这个曾经那么热烈地爱过自己的女人，于连的手微微颤抖。终于他鼓足了勇气，端起手枪朝她开了一枪，没有命中，他又开了第二枪，她倒下了。于连在慌乱的人群面前呆若木鸡，眼前一片漆黑。他毫无目的地走着，突然被绊了一下，跌倒了。一个警察已扼住了他的脖颈。 　　走向断头台 　　于连射出的那颗子弹击中了德·瑞那夫人的肩膀，并没有危及生命。这使德·瑞那夫人感到非常伤心。自从她违心地写下了使她日夜想念的情人归于毁灭的那封信以后，她就衷心地盼望死亡的到来。因为这封信在她心中造成的痛苦不堪忍受，她已变得衰弱不堪。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她不敢自杀，象这样并非死于自己之手，不能算犯罪。那样她唯一需要天主饶恕的就是她对自己的死感到高兴。何况死于自己所爱的人之手，简直是莫大的幸福。可这个不幸的女人的这点愿望也没有得到满足。 　　德·瑞那夫人仍然爱着于连，她知道监狱看守是个残暴的家伙，暗中叫女仆带着钱去贿赂看守，使于连免遭虐待。她还给每一位陪审官都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希望使于连免于死刑。 　　于连在狱中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抱定了必死的态度。他对前来调查的法官说：“我预谋杀人，我在武器商店买了手枪，并请店主装的子弹。刑法第1342条很清楚，我理应判处死刑，我等着。”法官们大为惊讶。同时他也拒绝律师为他罗织辩护的理由。于连在狱中给玛特尔小姐写了一封信，请她忘掉他，并在他死后一年，嫁给那位一直在追求她的贵族子弟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 　　老态龙钟的谢朗神父听到于连入狱的消息，不顾一切地到狱中探望。但他除了悲哀与痛借之外，再也帮不了他的这位弟子了。 　　于连的朋友富凯也来看望于连。这个专做木柴买卖的小商贩愿意变卖自己所有的财产，来帮助于连越狱，这使于连大为感动。 　　玛特尔小姐装扮成一个农妇，偷偷从巴黎跑到维里埃尔的监狱中来看望于连。玛特尔还是那么美，仍然痴心地爱着他。她为了能够解救于连，不顾自己的名誉，甚至丢掉贵族小姐的架子去低声下气地求助于人。 　　德·瑞那夫人和玛特尔小姐如此惧怕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对于连的审判在省城贝尚松举行。这件事在全省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几天以前旅馆里就已经没有空房间了。索取法庭旁听券的人们把刑事法庭庭长团团围住，使他难以应付。贝尚松的女士们更加关心这件事，都希望旁听这次审判。省城的街头也在叫卖于连的肖像。 　　于连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这一天他看上去特别年轻，好象还不到二十岁。于连一出现，就引起女人们普遍的议论：“天主！他多么年轻！……他还是个孩子……他比画像上还要好看。”可是那些坐在审判席上的人却没有这样的同情心。代理检察长故意夸张于连所犯罪行的野蛮程度。于连注意到，公众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情绪。渐渐地，他心中的冷漠开始消化。这个一向以整个世界为敌的青年心里思忖：“公众并非我想象的那样坏。” 　　审判一直持续到深夜。当审判长开始作总结时，子夜的钟声响了。审判长不得不停止讲话，钟声在整个大厅里回荡，一记记敲在人们的心人。“我的最后一天开始了。”于连激动起来。本来在审判中他决心不发言的，可这时当审判长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补充时，他站了起来，开始答辩： 　　……先生们，我没有这个荣耀属于你们的阶级，在你们眼里，我是 　　一个反抗自己的卑贱命运的农民。 　　我决不请求你们宽恕，我不抱任何幻想，死亡在等着我：它是公正 　　的。我竟然企图杀害最值得受到尊敬和钦佩的女人。德·瑞那夫人曾经 　　象慈母一样对待我。我的罪行是残酷的，而且是预谋的。因此我该当判 　　处死刑。各位陪审官先生，但是，即使我的罪行较轻，我看到有些人也 　　不会因为我年纪轻，可能值得怜悯，就此停住。他们还是要借着惩罚我 　　来杀一儆百，使这样一些年轻人永远丧失勇气。他们出生在一个卑贱的 　　阶级里，可以说是受着贫困的煎熬，但是他们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并 　　且大胆地混入有钱人高傲地称为上流社会的圈子里。 　　这就是我的罪行。先生们，它将受到格外严劣的惩罚，因为事实上 　　我不是受到与我同等的人的审判。我在陪审官席上没有看到一个变富裕 　　的农民，仅仅只有一些愤怒的资产阶级。 　　…… 　　于连一口气讲了二十分钟。他要把这多年憋闷在心里的话全部讲出来。 　　凌晨两点开始宣判。代表陪审团宣布审判结果的，正是当年对德·瑞那夫人垂涎三尺，写匿名信告发于连的哇列诺男爵。他现在是维里埃尔市的市长。他宣布陪审团的一致意见是于连·索雷尔犯有杀人罪，而且是有预谋的杀人罪，并宣判于连为死刑。 　　行刑的那一天，天气好极了。于连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到心旷神怡。他勉励自己说：“好呵，一切都很好！我并不缺乏勇气。”临刑时，于连果然表现得十分坦然。于连死的这天晚上，他的忠实的朋友富凯独自守在用高价买回来的于连的尸体旁。忽然，他看见玛特尔走了进来。“我要看他。”玛特尔说。富凯把眼睛转向别处。当他有勇气再看她时，玛特尔已经把于连的头颅放在一张大理石桌上，站在桌前吻那前额。 　　一辆披着黑纱的马车随着出葬的行烈缓缓行走着。除了富凯，没有人知道玛特尔小姐坐在里面。于连的头颅，就放在她的膝盖上。这个情景，使人觉得二百五十多年前玛嘉锐特皇后亲手安葬贵族青年波里法斯的动人一幕又在重演。在于连生前指定的那座俯瞰维里埃尔的高山的小山洞里，教士们开始做安葬前的祈祷。玛特尔突然出现在人群中间，向那些沿途跟随上山来看热闹的居民抛撒了数千枚银币。祈祷以后，玛特尔同富凯留下来，她要亲手埋葬于连的头颅。她用巨款买来了意大利的大理石雕刻，把这荒野的山洞，装饰得十分庄严气派。 　　于连被判死刑以后，德·瑞那夫人不止一次到监狱去看望于连。于连曾请求她不要因为他的死而去自杀、德·瑞那夫人忠于她的诺言，她丝毫没有企图自杀。但是在于连死后三天，她却抱吻着她的孩子们离开了人世。 　　《红与黑》的主要人物形象 　　《红与黑》的主要人物，在上一章的故事梗概中，都已粉墨登场了。但作为文学欣赏，我们还不能停留在了解一个故事上面。在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最为可贵的，就是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人物形象的塑造成功与否，对于整个作品的成败至关重要。有的作品读过之后，人物形象模模糊，有时甚至会令读者“记错人”，把他与其他作品里的人物混淆起来。但有的作品读过之后，其人物列列在目，栩栩如生，即使因为时间推移，故事情节有所淡忘，但人物的性格却无法忘记。所以分析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性格，对于把握作品的主题，研究创作的得失，都是大有益处的。 　　于连·索雷尔 　　——一个反抗封建贵族的平民 　　小说的主人公于连·索雷尔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出身于平民家庭。在他的身上有着非常鲜明的平民阶级的烙印。从他当上德·瑞那市长家的家庭教师一直到他二十三岁走上断头台，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一点。作为平民，于连为自己与生俱来的贫困感到羞愧和自卑。他第一次到市长家的时候，一身农民打扮，站在大门口直打哆嗦，甚至不敢举手去拉门铃。他与德·瑞那夫人初次见面，觉得从没有见过穿得这么好，容颜这么娇艳的女人如此和颜悦色地跟自己说话。不知是激动，是紧张还是羞愧，脸上竟挂着大颗的泪珠，苍白的面颊变得那么绯红。这种自卑的心理正是于连性格的底色。同时，由于这种自卑心理，他对波旁王朝统治的现实感到不满。他感到世界很不公平，贵族的头衔是世袭的，并不需要努力奋斗去争取，不象在拿破仑的军队里，只要战功卓著，就能够当上将军，当上元帅。于连从小就见过拿破仑的军队从自己家门口经过，后来又听一位退役老军医讲拿破仑军队的战斗故事。所以他在心底崇拜拿破仑，怀念拿破仑的时代。他一直珍藏着拿破崇的肖像。于连感到眼前这个社会，与他所希望的相距太远、格格不入，因此时时有一种反抗的心理。这就是于连的平民意识和反抗精神，是于连性格的主调。 　　于连个人对社会的反抗虽然是渺小的，但他的反抗精神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到德·瑞那市长家时，对他们全家人都不喜欢。虽然三个孩子都很崇拜他，但他一点也不爱他们。德·瑞那夫人请他善待自己的学生，并告诉他德·瑞那市长有一次想要打她的大儿子，这孩子受到惊吓，整整病了一星期。于连听了非但没有丝毫的同情，反而愤愤地想：“昨天我的父亲还打我。这些有钱的人多么幸福啊！”德·瑞那夫人同情地贫困的境遇，出于善意要支助他，于连并不领情，感到这种施舍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最讨厌的还是德·瑞那市长这个爱财如命的政客。德·瑞那市长因怕于连另谋高就想与他签定长期合同，于连坚决地拒绝。有一次德·瑞那市长当着仆人们的面抱怨于连一个上午没管孩子，于连怒不可遏地与市长争辩起来，并巧妙地利用市长害怕他跳槽到暴发户哇列诺家当家庭教师的虚荣心理，宣称“没有您我照样能活下去。我知道，离开您的家我该上那儿去。”这次斗争，于连旗开得胜，最后以市长的妥协，同意每个月的工资由三十六法郎增加到五十法郎而告结束。市长只能在心里叫苦：“哇列诺先生一下子就让我损失了一百六十八的法郎。”他看到市长的弱点，决定乘胜追击，继续保持着“跳槽”的姿态，使市长心有余悸。 　　在德·拉木尔侯爵的家里，于连也正是凭着他的蔑视权贵的高傲态度和反抗精神博得了玛特尔小姐的爱情。在众多的纨绔子弟争相向美丽的玛特尔小姐大献殷勤时，于连却对她态度十分冷淡疏远；在玛特尔以贵族小姐的傲慢态度对待于连时，于连立刻进行反击，决不示弱；在玛特尔反复无常，对于连的感情采取轻视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时，于连甚至抽出悬挂在墙上的古剑要杀死她；为了摧毁玛特尔的优越感，他还采取策略，故意追求玛特尔的朋友德·菲花格元帅夫人，以引起玛特尔的妒忌，最终征服了她。 　　在于连开枪射杀德·瑞那夫人被捕入狱后，他的反抗精神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首先是他坦然地承认自己犯了杀人罪，并且是预谋的。他抱定必死的信念，决不向统治者和执法者求情以保全性命。其次是在审判庭上，他采取蔑视的态度。开始一言不发，后来又慷慨陈词，作了精采的答辩，揭示了平民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的阶级矛盾，揭露了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法津的虚伪性。第三是在法庭宣判其死刑后，他拒绝上诉。虽然他才年仅23岁，但毫不留念这罪恶的世界，最后从容赴死。 　　平民意识是一种阶级意识。司汤达写作《红与黑》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诞生，但他已经开始注意到人类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所以他在于连性格中，注入了平民意识这个本质特征，使他的反抗精神和行动合乎生活逻辑，真实可信，使这个人物形象非常鲜明并具有典型意义。 　　于连的性格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他所处的时代，封建势力太强大了。个人的反抗显得非常的渺小和孤单，所以他必须采取一些特殊办法来掩藏自己的真实思想。同时，贵族阶级优越豪华的生活，教会头目的权势和地位，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还有着很强的诱惑力。因此，于连的性格，既具有反抗的一面，又具有妥协的一面，这也正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征的体现。于连对封建贵族是厌恶和憎恨的，但他在行动上却一直努力地设法挤进上流社会；他是个无神论者，却把圣经背得烂熟，梦想当一个年金十万法郎的主教。所以于连的行动和他的内心世界常常显得矛盾，常常做出一些违心的事来。这就是于连性格的两重性。比如刚开始对德·瑞那夫人的追求，于连并不是出于对她的爱，而是出于对德·瑞那市长的憎恨，要征服、占有他的妻子。再比如在贝尚松神学院，他心里非常厌恶这个环境和这里的每一个人，但他却要装出非常虔诚的样子，来博取好感；他觉得彼拉院长是自己最危险的敌人，但在选择忏悔神父时，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彼拉院长。还有他卖力地操办贝尚公大教堂的瞻礼节仪式，认真地帮助德·拉木尔侯爵开展政务、料理家产、出色地完成传递重要信息的特殊任务，这些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前程，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事实上，他的努力也见到了效果，得到了升职，取得了信任。有人认为这是虚伪的表现。不错，于连自己也说过，现在虚伪是我唯一的武器了。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们还不能简单地看，应该进一步分析于连的性格形成的社会原因。 　　于连虽然崇拜拿破仑，有着自己的社会理想。但由于种种的局限，他的反抗行为，还只能围绕着改变自己的命运来展开。并且这种反抗，并不能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靠个人奋斗，跻身于上流社会，只是一种幻想，这就是小说要告诉人们的深层次的东西。 　　于连性格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他既有冒险精神，又谨慎敏感，为了挤进上流社会，为了实现当主教的愿望，他即要大胆地出击，又不得不谨慎行事。在小说中，作者描写于连多次“玩心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他第一次与德·瑞那夫人见面，就去吻她的手；在有德薇夫人在场的情况下，他敢于暗中强行握住德·瑞那夫人的手；从神学院出来后，他又回到维里埃尔，深夜用梯子爬进德·瑞那夫人的房间……随着于连性格的发展，他逐渐变得成熟。他的冒险又变得越来越谨慎、越来越有心计。当玛特尔小姐写信约他深夜一点钟用梯子爬进她的卧室时，他既不想放过这一难得的追求玛特尔小姐的机会，又怀疑这是一个阴谋，是玛特尔串通她的哥哥罗伯尔和那些纨绔子弟来陷害他，于是他作了最坏的打算。他准备好两把手枪，又写信给他的朋友富凯：“我的朋友，只有在发生意外情况下，你听人说起我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才可以打开附上的信件。到那时，把我寄给你的手稿上的人名涂掉，抄八份寄给马赛、波尔多、里昂、布鲁赛尔等地的报纸。十天以后，把这份手稿印出来，第一份寄给德·拉木尔侯爵先生；半个月后把其余的在夜间散发在维里埃尔的大街小巷里。”这份附上的信件，是一份短短的辩护书，用故事形式写成，其中把他自己的处境描写得非常真切。 　　有人曾经对《红与黑》属于哪一类小说进行过议论。有的认为它是一部爱情小说，也有的认为是一部社会伦理小说。但从于连这个人物形象和性格上来看，应该说《红与黑》是一部政治小说。它不仅描写了于连·索雷尔短暂的一生，写了他的遭遇，写了他的反抗，写了他的沉浮，写了他的爱情，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现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社会政治画面，通过于连的眼睛和经历，去揭示封建贵族统治者与广大民众之间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正象作者在小说下卷第二十二章中通过一个出版者之口所说的：《“如果您的人物不谈政治，就不再是1830年的法国人，您的书也就不象您指望的那样是一面镜子了。”对于连这个人物，我们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特定的环境，来对他作简单的道德评价，也不能用现代社会的文明标准来衡量他，说他“虚伪”、“道德败坏”、“爱情不专一”、“破坏他人家庭”等等。要历史地看，把这个人物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理解和认识，要结合这个人物和这部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和产生的社会效果来正确地看待和评价。同时也应该注意，虽然司汤达在创作《红与黑》时，对于连这个人物倾注了极大的同情，但同情和肯定毕竟不是一回事。作者对于连性格的许多方面是有所批判的。况且司汤达作为一个二百多年以前出生的人，他的思想、世界观、道德意识本身就带有许多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待于连的形象，应该更加客观、历史地看，要注意分析鉴别，既不要简单地否定，也不可盲目地效仿。 　　被宗教的黑暗所吞没有德·瑞那夫人 　　法·瑞那夫人是《红与黑》中第二个重要的人物形象。自从于连闯入了她的家庭以后，她的命运就和于连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德·瑞那夫人的命运，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和于连朝夕相处，发生了爱情；第二阶段是失去了于连后，不堪忍受痛苦而扳依天主教。最后被宗教所欺骗和断送。 　　德·瑞那夫人的婚姻是不幸的。她16岁上嫁给德·瑞那先生。14年以后，她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可象她这样一个30岁的女人，却从来没有体验过爱情的温暖。小说的第七章这样写道：德·瑞那夫人“有生以来，别说是爱情，就是跟爱情有一星半点相似的感情，她都没有体验过，也没有受到过。”他的丈夫是一个自私而粗俗的人，丝毫不关心妻子和三个孩子。当她告诉丈夫她的头痛得厉害时，他一面发出租鲁的笑声一面回答说：“这就是所谓的女人。在这些复杂的机器里，常常有毛病要修理的。”有一次妻子向丈夫痛诉儿子病得快要死时，德·瑞那先生的回答同样是一阵粗鲁的笑声和耸耸肩膀。 　　然而，对德·瑞那夫人来说最为不幸的，还是对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的习以为常。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幸。于连的到来，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唤醒了她内心深处沉睡着的感情，使她的生活中增加了新鲜的内容和情趣。 　　德·瑞那夫人美貌动人，心地纯洁善良。她对于连的贫穷十分同情，对他的生活关情备至。后来她又为于连的才华而倾倒。在她的眼里，这个年轻人的才华甚至高到了使她害伯的地步。她相信他将成为一个伟人，成为教皇，或者是路易十三的枢密大臣黎塞留一样的红衣主教。这时她已经身不由已地爱上了这个年轻的家庭教师。 　　德·瑞那夫人爱于连爱得并不轻松，承受了各个方面的种种压力。首先是她自己内心的负罪感。她是信奉天主教的，她一直认为和于连之间的感情是一种罪恶。有一次她最小的一个儿子发起烧来，她认为这是天主在惩罚她了，她一直陷在可怕的悔恨之中。她痛哭着对于连说：“远远地离开我吧，看在天主的份上，离开这所房子吧；您在这儿，我的儿子会送命的。”接着又说：“为什么你不是孩子的父亲呢？那样的话，爱你胜过爱你的儿子就不会是一桩可怕的罪恶了。”其次是她对于连的爱，随时可能毁掉她这个贵族妇人的名声，她甚至看到了这样的可怕场景：她明天就要戴上枷锁被押到维里埃尔广场，背上还背着牌子写着罪状，向过往的行人宣布她通奸。还有她的家庭、贵族的地位、孩子的将来等问题，都对她形成强大的压力。然而她却能够冲破这一切投身于爱情，这在当时的确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的。 　　德·瑞那夫人对于连的爱，是那种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的爱。爱得越深，痛苦也就越深。当德·瑞那夫人和于连的关系被爱利沙告密以后，虽然德·瑞那市长因为妻子是一笔财产的继承人而没有追究，但于连却不能再呆下去了。这对德·瑞那夫人是一记沉重的打击。她不知道离开于连将怎样生活下去。她在和于连道别时剪下自己的一绺头发，对于连说了一段临终托孤的话，催人泪下： 　　我们需要坚强，我的朋友。我不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但是，如果 　　我死了，请答应我，永远不要忘记我的孩子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培养 　　成正直的人。如果发生一次新的革命，所有的贵族都将遭到杀害，他们 　　的父亲也许会因为那个在房顶上被打死的农民而逃亡国外。请您照看这 　　一家人…… 　　对德·瑞那夫人后一阶段的生活，作品着墨不多，但却交待得非常清楚，假如于连从没有出现，她的生活也许依然是平静的，但既然于连唤醒了她的内心沉睡着的热烈的感情，又抛下她，让她重新回到以往寂寞的生活中，她的确无法忍受。她给于连写了几封信，都被彼拉神父扣押下了，她感到于连已经把她忘了，这更加使她万念俱灰。后来于连从富凯那里才了解到，德·瑞那夫人已经成了天主教的狂热信徒。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可怜的女人内心有多么痛苦，她只能到宗教里面去寻救一丝精神寄托。大概司汤达也感到加在她身上的痛苦买在太沉重了，所以在于连跨出神学院的门槛后，给这对有情人安排了一次会面，让他们澄清误会，重修旧好。当然，这种欢乐是短暂的，于连还得离开，她还是回到天主那里去。 　　然而，她如此依赖的宗教，却正是祸水之源。宗教并没有减轻她的痛苦，而是造成了更大的不幸，让她或者说逼着她去亲手毁灭自己所爱的人。难道还有比这更残酷的吗？可以这么说，德·瑞那夫人是这本小说中最不幸的人，因此作者对她也倾注了更多的爱和同情。虽然于连出于报复心理对她开了枪，但她没有死，她重新见到了于连，于连不但原谅了她，而且对她的爱更加炽热，使玛特尔嫉妒得发狂。于连声称玛特尔只是他的妻子，而德·瑞那夫人才是他的爱人。于连在狱中反过来向德·瑞那夫人“托孤”。他要德·瑞那夫人来抚养他和玛特尔所生的孩子。于连死后，作者“安排”她三天后便撒手人寰而去，没有让她继续忍受岁月的煎熬。 　　总括起来说，德·瑞那夫人是个被黑暗宗教戕害的悲剧人物形象。她充满了爱心，但缺乏勇气，常常显得软弱、被动。她对于连的爱，连她自己也认为是对天主的亵渎，是一种罪恶；她也没有勇气和德·瑞那市长决裂，去寻求新的人生；她和于连一事暴露以后，只是任凭发落；特别是她抵御不住宗教人士的阴谋蛊或，违心写了那封使她追悔莫及的信，更显出她的软弱。 　　然而，德·瑞那夫人更是一个可爱、可敬的人物形象。司汤达赋予她美好的容貌和温柔的性格，还把单纯执着、同情心、母爱和奉献精神这些美好的品德毫不吝啬地给了她。至于她的软弱和所犯的过失，并不是她的错，是丑恶的现实造成的。小说正是要通过这个人物形象，她的美好、过失与毁灭，来使她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这也是作者的深心所在。 　　有人曾经反德·瑞那夫人称为法国的安娜·卡列尼娜。这倒很有意思，不过似乎应该反过来讲，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的德·瑞那夫人才对。因为 　　《红与黑》的问世比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要早将近50年。这两个女性生活遭遇确有许多共同之处。她们同是出身贵族，她们的婚姻都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她们的命运都是悲剧的命运。德·瑞那夫人最后毁于宗教，毁于教士的阴谋；安娜·卡列尼娜是毁于贵族社会对她的摧残。当她为爱情献出了一切，也失去了一切以后，她发现，她的情人渥伦斯基只是个花花公子，在精神和道德上并不比她的当市长的丈夫优越，也没有勇气与上流社会决裂。导致她精神彻底崩溃，自杀身亡。司汤达和托尔斯泰在创作这两个女性形象时，都有着生活的原型。司汤达是看到了一个家庭教师由于和女主人发生了恋情，后来又因妒忌和绝望杀死了女主人的新闻报道，有了创作《红与黑》的念头；托尔斯泰也是看到了一个女人卧轨自杀的报道而产生了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冲动。这两部作品都成了世界名著，成了法国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作品。这两个女性形象，也成了世界文学之林的两个著名的人物形象。 　　奇女子玛特尔 　　玛特尔小姐是《红与黑》中一个性格非常鲜明和独特的人物形象。她与德·瑞那夫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和于连之间的爱情也非常特别。 　　玛特尔小姐出身于名门望族，父亲是国王的宠臣，权倾天下。这位贵族小姐家里有的是资产和金钱，自己也有出众的容貌，父母亲对她爱若掌上明珠。这一切给她带来了优越感和任性傲慢的性格。由于父亲的权势和自己的美貌，玛特尔自然成了众多贵族青年追求的对象。这些贵族子弟们象众星捧月一样，都争着向她献殷勤，对她逢迎和恭维。在玛特尔的众多求婚者中，最有希望取得成切的是克鲁瓦泽努瓦侯爵，一来因为小伙子相貌英俊，举止优雅；二来门当户对，两家联姻后，德·拉木尔侯爵就能晋升公爵，他的女儿也能够在国王面前有一个座位。然而，玛特尔小姐对这些贵族的公子哥们却并没有兴趣。他们虽然看上去都是“完美无缺”的人，但又都是单调乏味的人。玛特尔小姐虽然被宠得常常傲慢无礼，但她却是个很有头脑，很有主见的少女。她很准确地看到了这些贵族青年的弱点。玛特尔等待的是一位“英雄”，象中世纪骑士那样勇敢并富于冒险精神。而她周围的这些贵族子弟，一想到冒险就吓得脸色发白。他们认为去希腊或非洲做短短的旅行便是勇敢的行为，而且还要成群结队才敢去，所以玛特尔看不起他们。她曾经一针见血地说道：“他们中间有谁想去做一件不平凡的事呢？他们巴望得到我的允婚，真是一笔好买卖！我有钱，而且我的父亲会提拔他的女婿。啊！但愿他能找到一个稍微有趣一点的女婿。” 　　人们说玛特尔是一个奇女子，大概就是因为她具有这种超凡脱俗的价值观，这在当时的贵族少女中是极为罕见的。她对众多的贵族子弟视若无睹，而平民出身的于连出现后，却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听见于连敢于对她的母亲表示不满，非但没有见怪，反而认为他有骨气，对他产生好感。当那些贵族青年出于嫉妒，当她的面攻击于连时，她非但不生气，反而想“他们的取笑的辛辣和频繁，反而证明了他是我们这个冬季见到的最杰出的人”；“他们全都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具有天才的人。他穿着黑衣服，他们都怕他，倘若戴上肩章，又会怎样呢？”有一次于连因为她的不负责任的感情狂怒地要用剑杀死她时，她意感到一阵陶醉，心里想道：“这么说，我差点儿被我的情夫杀死！”我要重新陷入对他的喜爱之中了。”于连对她越是冷淡和疏远，她就越是想了解和接近他。于连的办事才能使他钦佩，于连的风度气质使她着迷，于连的思想也和她一拍即合。玛特尔曾经提到，她的伯父N公爵就曾经参加过1804年拿破仑对奥地利的瓦格拉姆战役，她认为战争的危险能培养人的勇敢，把人们的灵魂从烦闷里解救出来。而于连就是她所遇到的一个难得的具有勇敢精神的人。她甚至从他身上看到了她所敬仰的祖先，因为一个政治事件而被斩首的波里法斯的影子。她认为于连如果生在中世纪法兰西的英雄时代，可以做骑兵队的队长，而她的哥哥罗伯尔，才应该做青年教士。她邀于连深夜一点钟用木梯爬进自己卧室的窗户，也有考验和证实他的勇敢的意思在里面。 　　于连和玛特尔之间的爱情是一场战斗。从这里又可以看到玛特尔性格的另一侧面。玛特尔对于连的爱，由于双方的地位悬殊太大，而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有来自家庭的，有来自贵族阶层的，更有来自她自己内心的。因为玛特尔生活在封建等级制席森严的时代，她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等级观念、门第思想的影响。要冲破这种思想，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所以玛特尔的内心也是非常的矛盾，思想上的斗争很激烈。她爱于连，希望跟他接近、交往，可事过之后，又会有一种委身于一个仆人的感觉。内心的矛盾，反映出来就是对爱情忽冷忽热，反复无常。往往头天夜间同枕共席、信誓旦旦，第二天便形同陌路。不过这种矛盾总是会解决的。最后还是爱情战胜了传统观念，玛特尔终于走上了叛逆的道路。后来她怀孕以后，坚决要和于连结婚；于连入狱后，她带着身孕四出活动，甚至不惜求助于父亲的仇人来营救于连；于连死后，她象她的祖先波里法斯的情人玛嘉锐特皇后那样，抱着他的头颅，亲自将他安葬，并出重金用意大利雕刻的大理石把坟墓装饰起来。这一切，玛特尔都做得义无反顾，她认为自己的行为也是一种英雄的行为。 　　司汤达笔下的玛特尔小姐，是个有思想、有头脑的少女形象。爱情问题本来是个感情问题，但玛特尔却有那么多的理性思考，这正是她的特点，正是她和其他人物形象不同的地方。有人把她与德·瑞那夫人的形象作了比较，认为德·瑞那夫人对于连是用心灵去爱，而玛特尔是用头脑去爱。所以比起德·瑞那夫人，玛特尔在爱情中显得更主动、更大胆、更有目的性，也更有浪漫气质。就连他的父亲德·拉木尔侯爵都说她是“一位有高贵身世和中世纪骑士性格的少女；。据说玛特尔的形象是《红与黑》的主要人物中唯一没有生活原型的人物，这个人物虽然带些传奇的、浪漫的色彩，但符合生活逻辑，个性鲜明、有血有肉，可见作者创作的功力是非常之深的。 　　三政客的形象 　　《红与黑》作为一部政治小说，她成功的、真实地刻画了一些政界人物。其中主要有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和主人公于连的命运紧密相关的。一个是德·瑞那市长，一个是德·拉木尔侯爵，还有一个是贫民收容所所长哇列诺。 　　德·瑞那先生是一个外省贵族。他在维里埃尔小城靠经营一个大规模的制钉厂而发了财，修建了占地很大的花园住宅，在乡间凡尼地方有一座别墅。他痛恨拿破仑。在大革命期间，他曾亲手杀死过一个参加革命的家民。随着1815年王政复辟，他当上了维里埃尔市的市长。德·瑞那先生是一位政绩平平、爱慕虚荣、自私吝啬的市长。在小说的开头，他刚刚出场，就愤愤不平地在抱怨那个叫阿佩尔的从巴黎来的记者。因为这位记者不仅想办法进入了维里埃尔的监狱和贫民收容所采访，并且还未经许可把足迹伸到了他和当地一些大产业主共同经管的医院。他还心虚地说：“他就是为了挑刺儿来的，以后他会写文章发表在自由主义的报纸上。”明眼的读者一下就能看出他这个市长当得怎么样了。 　　德·瑞那先生还是个爱慕虚荣的人。他常常在人前夸耀他的贵族家世。他雇用于连当家庭教师，有一半理由是哇列诺先生家刚买了两匹漂亮的诺曼底马，可他毕竟还没有请家庭教师。他对自己的妻子说：“好呢，我倒挺喜欢让他们看看德·瑞那先生的孩子们怎样在他们的家庭教帅带领下去散步。这会令人肃然起敬的。……我可能要花掉一百个埃居，但是这应该列为一笔对维持我们的身份来说必不可少的开支。”德·瑞那市长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吝啬，爱财如命。作品中对他的刻画，有几处简直是入木三分。有一次德·瑞那夫人出于对于连贫困境遇的同情，提出要送几件内衣给于连。德·瑞那先生听后却说：“真傻！送礼物给一个我们完全满意，而且替我们干活干得很好的人？只有在他不好好干的情况下，才需要去激发他的热忱。”德·瑞那夫人直为他的这种想法感到害臊。还有一次，德·瑞那夫人雇请工人在凡尼乡间别墅附近修了一条沙石小路，德·瑞那先生知道后一连两个月愤愤不平，抱怨这笔开支没有同他商量。然而，这笔费用是从德·瑞那夫的私房钱中开支的，却使他得到了些许安慰。更有甚者，就是当他接到告发她的妻子和家庭教师之间暖昧关系的匿名信以后，他虽然嫉妒得发狂，想与之决裂，甚至杀死她。但一想到德·瑞那夫人将从她姑母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便犹豫了。最后还是选择了与妻和解的方案，甚至忍痛拿出六百法郎供于连离开本市到省城的神学院学习。这种吝啬而泯灭了自尊和人性的丑恶嘴脸，在作者的精彩描绘下，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德·拉木尔侯爵也是司汤达重笔描写的一个政客形象。他是法国贵族议员，国王的宠臣，是个腰缠万贯的大地主。司汤达是把他作为封建贵族统治者的代表人物来写的。 　　德·拉木尔侯爵这个人物，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政治上的极端反动和思想上的顽固保守。小说中国王驾临维里埃尔市，就是由德·拉木尔侯爵陪同圣驾前往的。他在政治上，忠实于王宫和贵族的利益。他对法国大革命和雅各宾党人非常痛恨，对于即将到来的革命充满了恐惧。这一点，在于连目击耳闻的那次由十二个教会和贵族的权贵人物聚集召开的秘密会议上，德·拉木尔侯爵所作的长篇发言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在发言中，毫不掩饰地对“卑贱的雅各宾党人”表示憎恨。希望外国军队干预法国政治，维护法国王权和贵族的利益。同时，他还建议法国每一个省份，都要建立一支拥有五百个忠诚的人的队伍。他强调说：“这支军队的一半人应该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侄子，总之应该是真正的贵族子弟。”他说这番话时，大概忘记了于连也在场。这番话，充分暴露了这个封建贵族卫道士的政治嘴脸。德·拉木尔侯爵对于连表面看去很器重、很赏识，把家里的田产交给他管理，重要的任务派他去完成，还授给他十家勋章，但从心底里，他对于连只是在利用。他很清楚于连并不属于他们的阶级。因此在他得知于连和他的女儿成为恋人时，感到无比愤怒，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一个平民出身的青年成为他的女婿。明终不得已答应这门亲事时，他还是千方百计地让于连拥有一个贵族的名字，把他拉入贵族的圈子。这些归根到底都是他那个阶级的顽固思想使然。第二是他处世上的世故和贪婪。比如在他女儿的婚事上，他有自己的小算盘，希望把女儿嫁给克鲁瓦泽努瓦侯爵，以便他日后当上公爵。再比如哇列诺得知于连成为骑士，得到十字勋章后来拜访于连，并请他引见侯爵时，于连没有答应。但侯爵得知以后，不但要求见，而且还要宴请他。因为他已经知道哇列诺即将出任省长的职位。第三是他的狡诈。德·拉木尔侯爵城府很深，非常狡猾，是个策划阴谋的能手。在那次策划如何对付即将到来的革命的那次秘密会议以后，德·拉木尔侯爵命于连把二十多页的会议记录压缩成四页，由于连一字不落地背下来。第二天又把于连带到很远的一座城堡，交给他一张护照，让他去见一个大人物，把会议情况告诉他。他让于连装成一个出门消磨时间的花花公子，以摆脱异党异派的跟踪。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位侯爵是多么老道，多么精于算计。在于连已经成了骑兵少尉和他未来的女婿时，侯爵仍对他不放心，狐疑他写信给德·瑞那夫人，调查于连的情况，最终导致了悲剧的结局。 　　哇列诺是一个资产阶级新贵的形象。司汤达曾经提醒阅读《红与黑》的人们一定要注意两个人物。一个是德·瑞那先生，一个是哇列诺先生。因为这两个人是1825年前后法国的富裕者中半数人的写照”。特别是哇列诺，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贵族。 　　哇列诺是维里埃尔贫民寄养所的所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捞取钱财，在短时间内，财产就增加了二、三倍，成了暴发户。他对德·瑞那夫人的美貌早就垂涎三尺，经常给她写信，向她献殷勤，用猥亵的语言进行挑逗、勾引，使德·瑞那夫人非常反感。后来他从德·瑞那夫人的贴身女仆那里打探到德·瑞那夫人与于连的恋情，醋劲大发，给德·瑞那先生写匿名信告发。后来于连在巴黎深得侯爵赏识，他又厚颜无耻地拜见，来套近乎。他就是靠着这种投机钻营的本领，把德·瑞那先生挤走，自己当了维里埃尔市的市长，还被晋封为男爵。 　　在对于连的案件进行最后的法庭审判时，哇列诺的表演最为充分。在法庭上，已经当上维里埃尔市市长的哇列诺坐在陪审员的席位上。由于玛特尔的求情，弗里莱尔代理主教答应帮助于连减轻刑罚。作为陪审员的哇列诺是靠弗里莱尔当上市长的，他还得靠弗里莱尔的提拔当省长。所以弗里莱尔觉得很有把握。可这一次哇列诺把所有的人都骗了，他起的作用恰恰相反，他在心里一直把于连当作不共戴天的仇人。于连被判死刑，而这时哇列诺的口袋里已经装着省长的委任状，弗里莱尔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了。我们从小说中可以看出，司汤达对哇列诺这个人是深恶痛绝的。他通过于连在法庭上的答辩之口说道：“我犯了一桩谋杀罪，我公正地被判了死刑。但是，除了这一个行动以外，判我死刑的哇列诺对社会要比我有害一百倍。” 　　司汤达对哇列诺这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却凭着自己非凡的功力，准确地抓住了人物的本质特征，只通过几件事，就把这个人物的卑鄙无耻的面目刻面得栩栩如生。 　　教会人物形象 　　司汤达时期的法国现实社会，统治者主要有两在势力，即王权势力和教会势力。这两大势力在《红与黑》中都有所表现。我们在小说中看到，这两股势力互相依赖、互相联合，一起对人民实行统治。比如法国国王驾临维里埃尔参加瞻仰圣骸的典礼，就能看到王权与天主教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王权和教会两大势力中，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和倾轧。比如德·拉木尔侯爵与代理主教弗里莱尔围绕一块土地所有权的诉讼争端，还有红衣主教在秘密会议上提出要内阁总理德·内瓦尔辞职等等。 　　司汤达从小就受到过耶稣全教士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年轻时又接受过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爱尔维修的影响，对天主教一直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认为，天主教是一种黑暗的强力工具，是暴君的帮凶，它使人民陷入精神奴役的境地。所以从总体上讲，他对天主教是采取了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一点我们在作品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比如德·瑞那夫人告发于连，就是在她的严峻的忏悔教士的威逼之下做出的。然而在教会组织内部，也有着激烈的派系门户之争，有许多复杂的具体情况。所以作者没有去笼统地表示肯定和否定，而是通过人物形象和各个事件、情节去具体表现的。 　　西的神父和彼拉神父是在于连的生活道路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两位神职人员。他们俩有三十年的交情，同属于冉森教派。他们对于连的聪明和才华都非常欣赏，经常给予帮助。西朗神父在于连看幼时，就教于连学习拉丁文，读圣经；于连从他那里受到了文化启蒙教育。在国王驾临维里埃尔时，他又指名要于连提任他的副执事；于连被迫离开维里埃尔时，他又亲自写信给在贝尚松神学院当院长的彼拉神父，向他推荐于连并申请助学金。彼拉神父对于连表面严厉，但仍另眼看待，让他在神学院独住一室，一遇机会就进行提拔。自已被迫辞去院长职务时，又将于连推荐给德·拉本尔侯爵不私人秘书。于连与玛特尔的关系木已成舟时，他还竭力帮助于连劝侯爵接受眼前事实，促成亲事。但是，不论西朗神父还是彼拉神父，他们培养于连，都是从宗教利益出发的。因此他们对于连的“离经叛道”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西朗神父得知于连与德·瑞那夫人发生恋情时，非常气愤，毫不犹豫地叫于连尽快离开维里埃尔；于连到侯爵家去之前回到维里埃尔，西朗神父一眼就看出于连此来的真实目的，严厉地命令他离开，“不要见任何人”。彼拉神父也同样如此，他对于连在学院不守规矩的行为也是毫不客气地进行严厉的惩戒。比如于连初到贝尚松时，在一个咖啡馆认识了一位叫阿芒达的女招待，双方互留了姓名地址，彼拉神父知道后严加训斥，命于连一一交待实情，并把于连讲的话记录下来，逐条进行调查核实；再比如德·瑞那夫人给于连写的那些沾满痛苦泪水的信，彼拉神父竟私自拆看，并且毫不在意地将它们投入火焚毁。虽然西朗神父和彼拉神父对于连都比较欣赏和亲近，但他们毕竟从本质上讲是和天主教连为一体的，他们的教义、他们的价值观都是与人们的生活愿望和人类的进步所背驰的。 　　弗里莱尔代理主教是小说中代表教会势力的一个重要人物。此人是耶稣会教派的一个“将军”。耶稣会在当时组织非常严密，他们公开地、隐秘地向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行渗透，进行许多卑劣的活动。耶稣会依照军队的习惯，将组织的头目就叫做“将军”。弗里莱尔初到省城时，“提着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行囊，据说这是他的全部财产。而今，他成了全省最阔的地主”。 　　这位“将军”的势力大得惊人，为了一块土地的所有权，他竟然与贵族院议员，炙手可热的德·拉木尔侯爵打官司，并且寸利不让，毫不示弱。在教会内部，他也是横行霸道，对素与他对立的冉森派教士被拉院长百般排挤。最后他的手下略施小计，就逼得波拉院长辞职，到巴黎另谋出路去了。弗里莱尔代理主教的势力大到能够决定一个外省官员的升迁。那个无耻的哇列诺，就是因为投靠了这位“将军”，为他卖力，当上了市长和众议员，还挤进了贵族行列，最后又当上了省长。弗里莱尔还有一个宠大的间谍网。这个间谍网就连最高层的政治秘密会议也不放过。于连参加的那次秘密会议以后，侯爵为什么如此小心，精心安排于连去传送信息，防的就是弗里莱尔。果不其然，于连去德国的路上还是被盯稍，险些送了命。 　　司汤达写作《红与黑》时，法国正处在七月革命的前夜，政治空气非常紧张。作为政治嗅觉如此灵敏的司汤达，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越是在统治者面临覆亡的时刻，统治者的活动就越是疯狂。作为贵族阶级统治工具的教会当然也是如此。司汤达虽是个无神论者，但从小说中看，他对宗教问题不但非常关注，而且有很深的研究。他对当时宗教的反动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大胆的揭露，塑造了一批教会人物形象。除了以上三位以外，还有红衣主教、安地主教、加斯答列神父、玛士农神父等。他们虽然出场机会不多，但寥寥数笔，轮廓就很分明。 　　《红与黑》是一个由众多的人物所组成的社会画面。司汤达对人物的塑造是非常认真的。有的人物出现很少，但读来活灵活现，乎之欲出。比如于连的那个贪财、狡猾、无情无义的父亲老索雷尔，重义气的富凯，善良的德薇夫人，公子哥儿罗伯尔伯爵等等。因为篇幅有限，有能一一介绍。我们可以在阅读作品，仔细地品味。 　　《红与黑》的艺术特色 　　《红与黑》在艺术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功，这是世人所公认的。小说最突出的成就，是展现了广阔现实的生活画面，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些在前面的章节中都已经有了专门介绍。本章主要是从写作的手法上，来进一步分析研究小说的艺术特色。 　　写最熟悉的人和事 　　文学作品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一种精神产品。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最基本的观点。司汤达曾经收集过民间的一些古老的手稿，作为素材进行改编加工。那些作品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写作《红与黑》，作者的两脚却深深地在现实生活中扎下了根，坚持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所以读来才如此真实可信，感人至深。 　　《红与黑》描写的是现实题材，写的是正在进行着的生活。故事从1825年前后开始，在七月革命前夕终止。直到最后完稿时，作者还在不断补入新出现的事物，以增强它的现实感。可见立足现实生活，表现现实社会是小说的一大特点。作者在描写现实生活时，把矛头直指统治者，对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特别是对政府和教会既互相勾结，统治、毒害和愚弄人民，同时又互相争夺，互相排斥，勾心斗角的错综复杂的现实的揭露，显示了批判现实的极大勇气。凑巧的是，《红与黑》创作的年代，正是波旁王朝穷途末路的关键阶段。当时司汤达已经预感到封建王朝崩溃的日子为期不远了，所以作品中已经让人们感受到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几乎每一个研究《红与黑》的专家都会注意到小说下卷第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所描写的那个戒备森严的秘密会议和于连把压缩成四页的会议情况装在脑子里到德国所执行的神秘任务。这正是贵族、教会的最高统治者在绝望挣扎中所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下，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扑灭将燎原的大火。这个会开了几乎一整夜，到凌晨三点才收场。参加会议的人员虽然没有用真名，但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其中的大人物往往是有所指的。比如说红衣主教，他在会上敢于用一种傲慢的口气说话，甚至敢于提出要内阁总理下台，只要核实一下，就知道他正是国王查理十世身边的那个权倾一时的教会头子拉提耳。他曾经是国王本人的私人忏悔教士。1825年，他为查理十世加冕；1826年，罗马教皇提升他为他的大臣、红衣主教之一，成为他在法国的代理人。至于内阁总理德·哇列尔，正是指的当时的内阁总理波里雅克亲王。他是路易十六皇后的亲信的儿子。写这些内容，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司汤达对此也不无担心。但他并不是为自己的安全担心，而是为小说的命运担忧。他在下卷第二十二章里，违反小说常规，专门在括号内说了一大段题外话。说“作者本来想在这儿加上一页的虚点儿”，并说，政治是拴在文学脖上上的一块石头，用不到半年就会把它淹死。要知道，司汤达在生活中是很谨慎的，但这次却没有把这些敏感的内容删除，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文学家的胆略和勇气。 　　《红与黑》中的许多人物，都有着生活的原型。最明显的是于连，前面已经提到他的经历和遭遇，是以一个叫安托万·贝尔德的家庭教师枪杀女主人的刑事案件为蓝本的。同时，作者还把自己的某些思想和性格特征也给了作品中的人物。比如司汤达崇拜拿破仑，这种崇拜也一直渗透到于连性格的纵深之处。于连在孩提时候见过法国龙骑兵从家门口经过，这其实也是司汤达的亲眼所见。再比如，于连刚到市长家时，作者反复提到德·瑞那夫人担心孩子们落到一个既凶恶又肮脏的教士手里，其实司汤达童年时代就有过这种可怕的经历。司汤达当年在拿破仑军队中供职，因为在抄写时将cela写成了cella而遭到其堂兄达碌的训斥，他把这个细节也用到于连身上了。达碌虽然是司汤达的堂兄，但司汤达在他身边工作时，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这种心情在于连的性格中常常看到。还有，于连敏感多疑，从不把内心的真实思想告诉别人，也象是司汤达本人性格的反映。小说中写道，于连在德·拉木尔侯爵家时，看到玛特尔和一些贵族青年在一起议论他，就怀疑他们要合谋陷害他。在生活中，司汤达也有些类似。他一生经过了许多磨难，养成了谨慎处世的习惯。他发表的作品，从不署真实的姓名，与朋友通信也用化名。即使是写自传、自己的墓志铭，也把真名隐去。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红与黑》的主人公，实际上就是司汤达本人。司汤达将自己这个退伍军人，前任宫廷官员、旅行家、情人，以及上流社会的智者所知道的一切生活经验都汇集在于连身上了，同时赋予于连一个自己所不具备的俊美的外貌。所以于连是“带面具的司汤达”。其他人物中，有生活原型的也很多，有的甚至直接就把真名实姓拉进作品了。比如德薇夫人，就是作者的一个好友的真实姓名。还有记者阿佩尔、数学家格罗，都是用的真名。正因为作者注意了写自己最熟悉的人物，把自己也放了进去，才使人物的形象那么真实，富有生命力。不过有一点必须注意，尽管作者注意写自己所熟悉的人物，但都必须在原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这是艺术的一般常识，所以不能简单地一一去对号入座。 　　除人物以外，主人公生活的环境，如于连的家庭，母亲早逝，父亲严厉；家乡格勒诺布尔美好的风光，还有巴黎的沙龙等等，都是司汤达生活和熟悉的环境，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小说中的一些事件，如充当密使的历险，跟别人决斗，以及小说中提到于连几次准备用手枪自杀，不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写照吗？如果把《红与黑》与作者的自传、传记结合起来读，你一定会感到司汤达为了这部小说，的确是全身心地投入，把自己所有能够用上的生活库存全掏出来了。这也要归功于司汤达对生活的长期观察和积累。 　　心灵的解剖刀 　　司汤达有“心理小说之父”的美称。《红与黑》就是一部典型的心理小说。司汤达手上的笔，就好象是一把心灵的解剖刀。他有极强的能力，甚至可以说是魔力，把人的内心世界，人的思想过程、心理状态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随便举出几个就能说明问题。 　　小说上卷第八章写道，女仆爱利沙继承了一笔遗产，提出要和于连结婚，遭到于连拒绝。于是她找到女主人倾诉。而这时德·瑞那夫人正为女仆要和于连结婚而烦恼着。下面是作者的一段描写：“说吧”，德·瑞那夫人回答。“好吧，夫人，他拒绝我；有些坏人在他面前说了我的坏话，他相 　　信了。“谁拒绝您？”德·瑞那夫人说，紧张得几乎透不过气来。“除了于连先生，夫人，还有谁？”贴身女仆呜咽地说。…… 　　德·瑞那夫人没有再听下去；过度的幸福几乎使她丧失了运用理智 　　的能力。 　　本来写道这里，德·瑞那夫人此刻的心情已经表达出来了，但作者没有罢休，继续解剖。德·瑞那夫人让女仆把这件事重复了好几遍，确信于连已断然加以拒绝，无可挽回了。于是她对女仆说：“我想再作最后一次努力，让我来跟于连先生谈谈。”第二天午饭后，德·瑞那夫人让自己尽情地享受替自己的情敌辩护，以及看到爱利沙的婚事和财产在一小时内不断遭到拒绝的这种无穷的乐趣。最后终于抵挡不住那股淹没她心灵的幸福激流，一下子昏了过去。等她醒来时，一个问题袭上心头：“莫非是我爱上了于连？”在司汤达的小说中，很少看到他花很大篇幅去描写一个人的外在形象，或者大段大段地介绍一个人物如何如何，而是把人物的最本质的内在形象推到人的面前，告诉你人物的性格，勾勒出他的心理特征。至于穿的什么衣服，留的什么发型，并不重要。只有当衣着等外在的形象关乎到人的内心活动时，作者才给予关注。 　　司汤达还特别喜欢并且擅长表现在强烈的矛盾心理状态下的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小说下卷第十五章，于连收到了玛特尔小姐约他深夜一点钟闺房相会的字条。这一下把于连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作者这时运用他的心灵解剖刀，极为出色地，一层一层地剖析于连的内心世界。于连首先想到的是：这是一个阴谋，“很明显，他们想毁掉我或者至少是想嘲弄我。起初他们想用我的信来毁掉我；我的信写得很谨慎；好！他们现在需要一个昭然若揭的行动。”所以他决定不上这个当。然而这个明智的决定并没有给他带来内心的平静。作者在这里又开拓了主人公内心的另一个层面。“万一玛特尔是真心诚意的呢？那我可就在她眼里扮演了一个十足的懦夫角色。我呢，我没有高贵的出身，我需要有的是伟大的品质。……”最后，于连惯有的荣誉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他今天不去，悔恨将要折磨他一辈子。他想，这不是为了玛特尔，情妇有的是，但荣誉只有一个。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心理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划是不是就逊色多了？ 　　《红与黑》中几乎没有对景色的大段描写。即使有写景之处，也往往结合了人的心理活动。比如在上卷第十章，于连跟德·瑞那先生吵了一架，以跳槽来迫使对方作出让步。德·瑞那先生只好答应增加工资，并且准他的假让他出去散心。于连在一天之内取得了两个胜利，心情很愉快，就爬到山上。这时便有一段紧扣当时心情的景色描写： 　　于连站立在他那块大岩石上，望着八月骄阳照耀的天空。知了在岩 　　石下面的田野里叫着；叫声停下来时，他周围的一切显得那么宁静。方 　　圆二十法里的地方展现在他的脚下。一只雄鹰从他头顶上的那些巨大岩 　　石间飞起来，他看见它划着一个个巨大的圆圈，静悄悄地盘旋着。于连 　　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跟着这只猛禽转动。它的动作平稳、有力，深深地打 　　动了他。他羡慕它的这种力量，他羡慕它的这种孤独。 　　这已经是小说中所能找到的比较长的景色描写了，但即使是这种描写，作者也没有忘记紧扣人物当时心理和他的性格。一是由于心理的轻松愉快，所以感到天空明朗开阔，环境是那么宁静怡人。二是头顶上盘旋的雄鹰给了他启发和鼓舞。 　　上卷第二十四章，开头写于连到达省城贝尚松。如果是别的作家，也许会把第一眼的印象描写一番，而且可以描写得很美，很精彩。但司汤达只廖廖写了两句，紧接着就开始写心理活动了。请看： 　　最后，他终于在远远的一座山上看到了黑色的围墙，这是贝尚松的 　　堡垒。“如果我来到这座伟大的军事重镇，是为的在负责防卫它的那些 　　团里当一名少尉，”他叹着气说，“那对我来说有多么不同啊！” 　　也许有的人会认为司汤达本来就不善于写景。但你要是读过他的传记，就知道司汤达是个旅行家，游历过欧洲的许多名山大川，或者你看过他的描写了滑铁卢战役宏大场面的《巴马修道院》，就不会坚持这种意见了。司汤达是有意识的、刻意追求通过解剖人的心灵的手段，去刻划性格，塑造人物。这样就使所谓“心理小说”的特点显得十分突出。就连反对他的人，也都能看到这种特点。《红与黑》刚出版时，有位叫朱尔·雅南的权威批评家在《辩论日报》上严厉地指责这本书，称它是“解剖恶德败行的手术观察间”，是“对人类心灵的诽谤”。正好从反面证实了《红与黑》“心理小说”的特征。 　　戏剧化的表现手法 　　《红与黑》有五十多万字，但读起来引人入胜，不会感到疲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说成功地运用了戏剧化的表现手法，重视表现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高潮迭起，许多情节还令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这方面的例子在作品中也很容易找到。如于连先后三次深夜爬梯进入情人的卧室，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莎士比亚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男女主人公相会的情景。然而，最能体现戏剧化表现手法的，还要属成功地运用误会，来使人物产生戏剧冲突。比如小说上卷第九章，德·瑞那先生带领男仆们更换家里的床垫，于连的脸色变了，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望着德·瑞那夫人。“请您救救我的性命。”于连对德·瑞那夫人说，“只有您能做到；因为您也知道那个随身男仆恨我恨得要命。我应该向您承认，夫人，我有一幅肖像；我把它藏在我的床垫里。”德·瑞那夫人脸色发白了，“里面装着一幅肖像！”这句话使她几乎站不稳了，原来她还有一个暗藏着的“情敌”。于连紧接着进一步恳求她，在帮他取回这幅肖像时，不要看它，这是我的一个秘密。“这是秘密！”德·瑞那夫人更加确信了情敌的存在。然而出于对于连的爱，她又不能不帮助他。她爬到三层楼上，脸色苍白得就象是自己上刑场一样，感到自己马上就要昏倒了。其实德·瑞那夫人的嫉妒和痛苦，完全是一个误会，那黑色的硬纸板盒里，装的是一幅拿破仑的肖像。这是绝不能被德·瑞那先生看见的，因为当时是复辟时期，白色恐怖还很严重。德·瑞那先生又是个极端保王党人，对拿破仑有着深仇大恨。可德·瑞那夫人却不了解个中原因。 　　巧合的手法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在于连对德·瑞那夫人日思夜想时，竟在贝尚松大教堂里与前来作祷告的德·瑞那夫人和德薇夫人巧遇；于连对玛特尔反复无常、出言不逊极为愤怒，拔剑欲杀死她时，恰好侯爵出现，他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于连执行侯爵交给他的秘密任务，在一个驿站投宿时，深夜突然遭到搜查，于连在黑暗中认出，为首的竟是加斯达列神父。就是他在神学院时，故意将出校门的机会让给于连，企图引诱他违反院规，此计不成便偷偷翻查于连的行李，把咖啡店女招待阿芒达的地址抄去告密。所幸的是他在暗夜中没有认出于连。这些巧合，都增强了故事的迭宕起伏，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效果和感染力。 　　环环相扣，逻辑性强 　　《红与黑》虽然洋洋五十万言，但内容非常集中，以主人公于连·索雷尔的命运发展为主线。既做到了把主人公与广阔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联，又让所有的画面围绕主人公的命运来展开。众多的人物形象，都与主人公的形象相关连而处于一定的位置，相得益彰。 　　于连性格和命运发展的各个阶段的衔接，都非常自然，天衣无缝。作者非常注意尊重生活规律和生活逻辑，从不为了故事发展需要而生拉硬拽。比如于连之离开维里埃尔，起因是女仆爱利沙向哇列诺告密。这样的安排很自然，爱利沙追求过于连，哇列诺又长期垂涎德·瑞那夫人，并且哇列诺又是一个卑鄙小人，他来写匿名信最“合适”不过了。再如于连离开贝尚松神学院，也是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必然结果。在教会内部，耶稣会教派与冉森教派的斗争很激烈，弗莱尔的势力很强大，彼拉神父处于劣势地位。于连是和西朗神父、彼拉神父、德·拉木尔侯爵一条线上的，所以在彼拉神父被挤走后，于连另谋出路是早晚的事。书中最令人不解的似乎是最爱于连的德·瑞那夫人竟然会写信告发于连，于连竟向德·瑞那夫人开枪。这种不协调的突发事件，形成了作品的高潮，有力地将故事推向结局。其实分析起来，也不足为怪。德·瑞那夫人本来就信奉天主，对和于连的“通奸”感到羞愧，有一种犯罪感。于连离开后她更成了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经常长途到异地祈祷。在极具伪善面目和欺骗性的宗教面前，一个弱女子怎么能够低挡得住呢？于连呢，他年轻气盛，靠了个人的奋斗，受了那么多委屈，担惊受怕，终于熬出了头，进入了贵族的行列，灿烂的前程在他脚下铺开。就因为一封信，使他功败垂成。这种情况下，他如果不向德·瑞那夫人开枪，才不符合他的性格呢。 　　《红与黑》在艺术上还具有许多独特的地方，比如语言上不尚华丽，但表现力很强，作者在讲述故书中，常常自己出来插上几句话，评论一番，等等。《红与黑》作为一部世界级的文学名著，值得研究、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太多了，这里的分析，一定是挂一漏万的。 　　司汤达其他几部重要作品 　　司汤达一生勤于笔耕。写作之于司汤达，是一种生存的需要，而不是谋生手段。他说：“我为我自己的高兴而写作”，“就象在抽一支烟”，所以其中充满了乐趣。有时他不惜自费出书。他是孤独的，有的作品在书店的橱窗内迟迟无人问津，甚至遭到嘲弄；他是自信的，照着自己的路毫不迟疑地走下去，相信后来的人们会理解他，崇拜他；他是勇敢的，锋利的刀笔直指封建统治阶级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他是多产的，不仅写小说，还写艺术史、音乐家传记、游记和理论著作。因为篇幅所限，我们只能选取小说这一种体裁来作介绍，而且只能是主要的几部。 　　《阿尔芒斯》 　　《阿尔芒斯》是司汤达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作于1827年。所以小说还拥有一个副标题“1827年巴黎沙龙的几个场景”。沙龙即客厅，是上流社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高谈阔论、附庸风雅的地方。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以后，在大革命时期逃亡的贵族在外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到了法国。当时波勇王朝的御用工具“无双议会”即将通过向革命时期流亡国外的贵族赔偿十亿法郎的法案，这便是小说的历史背景。德·博尼维侯爵夫人的沙龙，是司汤达所设置的一个特定的环境，也可以说是法国贵族社会的缩影。 　　《阿尔芒斯》小说的题名似乎叫《奥克塔夫》更为帖切。因为小说的一号人物是一位叫奥克塔夫的贵族青年，阿尔芒斯是他的恋人、妻子。奥克塔夫是个哈姆雷特式的青年人。他象莎士比亚笔下那个著名的王子那样具有“欣长的身材”“高雅的举止”，还有一双“乌黑的美妙无双的眼睛”。他毕业于著名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聪明颖慧、才智高超、博览群书、出口不凡。但唯一不尽人意的是他并不快乐。 　　奥克塔夫的父亲马利维侯爵是一个逃亡贵族。随波旁王朝回到巴黎后，经过多年的等待，终于盼到了“赔偿法”的通过，他和妻子将能得到二百万法郎，奥克塔夫是这笔财产的继承人，但奥克塔夫却愿意“赔偿法”遭到否决。如果自己成为这笔巨款的继承人。就意味着必须赶快结婚。但是他喜欢孤独，并不愿意结婚。奥克塔夫身为贵族，却讨厌自己的贵族头衔。他是一个受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影响的青年，而十八世纪启蒙哲学所提供的理性王国的理想与十九世纪并不理想的社会现实对照相距如此遥远。他认为在蒸汽机时代，头衔是件荒谬的东西。他非常想指挥一门大炮，开一部蒸汽机，或者在某一个工厂当一名化学工程师。当然，这不过是奥克塔夫的幻想而已。于是他也象那位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一样患上了，愤世疾俗又无可奈何的忧郁症。当时法国的许多家如塞南古、诺缔埃、夏多布里昂、缪塞等，都写过生活在这个“破碎了的世界上”的“忧愁的青年”形象。于是人们将这种忧郁症称作“世纪病”。 　　博尼维侯爵夫人的沙龙是奥克塔夫常去的地方。他在这里受到贵族男女的尊敬和恭维。但他知道这并不是因为他的聪明博学，是著名的综合工科学校的高材生，而是因为他享有二百万法郎的财产继承权。他对沙龙里的人们从心底感到厌倦。雍荣华贵的沙龙主妇博尼维夫人出身显贵，享有巨大财富。她似乎什么也不缺乏，荣华、高位、官庭的恩庞她都有了。但她还有一个嗜好，就是从精神上奴役别人，她需要精神上的奴隶。博尼维夫人的丈夫博尼维侯爵是一个极端保王派。他的儿子德·博尼维骑士是前妻所生，与他一脉相承，是天主教和封建制度的忠实拥护者。他虽然才二十岁，但性情狡猾。他也乐于从精神上统治别人，摆出一副僧侣的样子，每天晚上都把家里的男女仆人和附近的农民集合起来，向他们布道，领他们作礼拜。其实他是个十足的伪君子。侯爵夫人沙龙里的另一个常客是奥克塔夫的舅舅，叫德·苏比朗。此人当过反动军官，是个顽固而恶毒的保王派。他在交易所从事投机活动，一心想发财。他一身兼有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双重特征，十分害怕革命。博尼维夫人的沙龙，就是这些人的聚集地。这些贵族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表面上非常文雅、高贵，骨子里却十分冷酷、卑鄙。他们对贵族社会的日趋没落感到无奈，对人民、对革命感到恐慌和仇恨。象奥克塔夫这样具有新思想的青年，感到忧郁和烦恼是毫不奇怪的。 　　然而客厅里有一位少女，引起了奥克塔夫的注意。这就是奥克塔夫的表妹阿尔芒斯·德·佐以洛娃。她对奥克塔夫很冷淡。在沙龙里，众人都争着恭维奥克塔夫，只有阿尔芒斯缄口不言。奥克塔夫和阿尔芒斯交谈起来，彼此都很坦率。奥克塔夫感到阿尔芒斯不象众人那样势利。在沙龙里，“只有她的灵魂才是高尚的”。 　　阿尔芒斯身世很苦。她的父亲是俄罗斯的一位高级军官，母亲是法国人。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死了，不久，她的父亲也在战争中死去。年轻的阿尔芒斯孤苦伶仃地住在俄国的小镇上，生活清苦而艰难。她的姨妈博尼维夫人知道了这情形，就把她接到巴黎来，住在自己的府邸。阿尔芒斯小姐美貌超群，洋溢着少女青春的动人魅力。然而她在这个家庭的地位，正象我国的小说《红楼梦》中林黛玉一样，时时感到寄人篱下。她少言寡语，在沙龙里总是坐在一氢小椅子上，默默地观察着。她在行为上处处小心谨慎，但仍然免不了要遭到周围的贵族妇女的挑剔和攻击。她习惯梳个简单发型，她们就在背后议论阿尔芒斯是博尼维夫人出钱雇来作陪伴的仆人。博尼维夫人虽然表面上着对她还算关切，但只要阿尔芒斯办事稍不利落，马上就会看到夫人极其难看的脸色。阿尔芒斯常为了自己悲惨的身世和在贵族社会中受到的屈辱，独自在床上哭到深夜。 　　奥克塔夫对阿尔芒斯产生了好感。他发现阿尔芒斯不仅温柔美丽，而且聪慧机智。不象那些沙龙里的贵族们，谈话总离不开打猎呀。自然之美呀，音乐呀，艺术呀，其实他们并不懂艺术，对艺术也没有兴趣，只不过装装门面而已。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思想基础，这就是对贵族社会的极端厌恶。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同贵族阶级不相象容为自己属于贵族阶级而感到气愤，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为这个阶级分担它的没落的命运而已。在他们的谈话中，阿尔芒斯精辟地说，贵族阶级是最缺乏生命力的阶级，因为这个阶级什么也不缺乏。奥克塔夫笑着补充立说，这个阶级也是最爱装腔作势的阶级，因为它以为人们都在注意它。 　　奥克塔夫与阿尔芒斯的爱情充满了曲折，最后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首先是阿尔芒斯感到自己一无家庭，二无财产，寄食在博尼维夫人家中，怕人们叽讽自己是为了财产而和奥克塔夫结婚，所以谎称已经和别人订了婚。这使奥克塔夫感到很痛苦。经过感情上的一波三折，他们终于明白了彼此都在相爱这一事实。他们的爱情，得到奥克塔夫的母亲马利维夫人的理解和鼓励，但同时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嫉妒和反对。博尼维夫人对这桩婚事极为不满，甚至表示愤怒。奥克塔夫的舅舅苏比朗本来就想侵占奥克塔夫的财产来作投机交易，如果奥克塔夫与阿尔芒斯结了婚，他就会失去对奥克塔夫的控制。于是他和那个伪君子德·博尼维骑士合谋，模仿阿尔芒斯的笔迹，伪造了一封阿尔芒斯给她女友的信，故意落到奥克塔夫手中。信中说，她的奥克塔夫的关系现在已变成了一种义务，而不和过去那样是至高无上的幸福。她看出了奥克塔夫的性情变化无常，过分严肃，有时简直令人不愉快。信上还说： 　　难道我就得和这样一个人过一辈子吗？我将来也许要在内地寂寞 　　的乡间，丈夫的领地里推广小学教育，给孩子们种牛痘。我将来也许要 　　后悔。我为自己的感情反复无常而感到痛苦。我的童年是那样的不幸，我希望有一个能给我快乐的丈夫…… 　　这封假信对奥克塔夫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奥克塔夫失去了唯一的感情寄托，失去了对人类最后的一点信心。他决定以死亡来结束婚姻。婚后，奥克塔夫带阿尔芒斯去家乡领地，然后去马赛。在那里，奥克塔夫告诉阿尔芒斯，他曾发誓要去希腊，帮助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于是他独自登上了去希腊的海船。奥克塔夫在船上患了寒热病，立下遗嘱，说在他死后，全部财产都给他妻子，但妻子必须在他死后一年内跟别人结婚。当船驶近希腊陆地时，奥克塔夫低声呼唤着“啊，英雄的土地，我向你致敬！”半夜，奥克塔夫服毒而死，被掩埋在希腊的土地上。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阿尔芒斯万念惧灰，不久她就进修道院当修女去了。 　　《阿尔芒斯》这部长篇小说，主要是对法国的复辟王朝和封建贵族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奥克塔夫和阿尔芒斯的所有烦恼和痛苦，都来自那个毫无生气，令人窒息的贵族沙龙。他们爱情悲剧的祸根，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赔偿法》所允诺的二百万法郎，还贵族阶级的贪婪狡诈。这对青年人员是贵族阶级因为行将灭亡而做出的种种罪恶中的一个牺牲品，从历史的长河来年，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的十五年，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只是封建贵族阶级作为一个腐朽没落阶级走向彻底覆亡的回光返照。司汤达称他的这部作品是举起了一面镜子。他说，“如果丑陋的人走过镜子面前，照出丑陋的样子，难道是作者的过错吗？难道镜子有偏见吗？”这句话，已经包含了作者关于文艺要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观点。 　　《法尼娜·法尼尼》 　　《法尼娜·法尼尼》是一篇短篇小说，发表于一八二九年。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司汤达写作并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它们大都取材于意大利的传说。后人把这些小说牧集在一起，编成一个集子，取名　《意大利遗事》。 　　《法尼娜·法尼尼》是其中最耀眼的一篇。 　　《法尼娜·法尼尼》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的罗马。当时的意大利仍在奥地利侵略者的统治之下，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烧炭党反抗外国统治者，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如火如茶。这就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历史背景。《法尼娜·法尼尼》还有一个副标题——“教皇治下发现的烧炭党人末次密会的详情。” 　　故事的开篇是一个贵族的盛大舞会。这是著名的银行家B公爵在威尼斯广场他的新邸举行的。罗马的贵族都以能够参加这场舞会为荣。贵妇和少女们，都在暗中较劲比美。这时，一个少女由她的父亲陪伴着进来。人们的视线全集中到她身上，她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一种罕见的骄傲。她就是小说的女主人公法尼娜·法尼尼郡主。这位头发乌黑目光明亮的少女被宣布为舞会的皇后。于是青年男子们纷纷前来献殷勤，邀她艺舞，一位叫里维欧·萨外里的青年似乎很爱她。他的权倾一时的罗马总督兼公安大臣萨外里爵爷的侄儿。但法尼娜从民里瞧不起他。谁要是给他一本小说读，他读上二十页就会把书丢掉，连称头疼。 　　当舞会进入高潮时，一个消息震动了全场：一个关押着的烧炭党人在当天夜里代装越狱刺伤了看守的士兵，自己也受了刀伤，留下血迹逃跑了。法尼娜听到这个消息，感到这个年轻的烧炭党人倒比这些贵族子弟可爱，“至少他不是光到人世走走就算了，他多少做了点事。” 　　这位越狱的烧炭党人，就是小说的男主人公，叫彼耶特卢·米西芮里，十九岁，与法尼娜同岁。他在夜间装扮成一个女人越狱，带伤跳进一家花园，跌倒在一位正在散步在夫人身边。这位夫人是法尼娜的父亲堂·阿斯德卢巴勒的朋友。正当士兵要进来捉拿时，法尼娜父亲让他坐上自己的马车，把他带到家中养伤。彼耶特卢在法尼娜家里呆了四个月。法尼娜对他悉心照料，还秘密地请外科医生来替他治伤。在频繁的接触中，他们彼此产生了感情。有一天，彼耶特卢对法尼娜说他要走了，到洛马涅报仇去。法尼娜直言就讳地向他表示要嫁给他，还要给他带来二十万法郎的年息，可是遭到了彼耶特卢的拒绝。他对她说；“我热爱你。不过，我是祖国的一个可怜的仆人。意大利越是不幸，我越应当对它忠心到底……。”法尼娜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她却更爱彼耶特卢了。在他们就要分手的时候，法尼娜忍住眼泪，向他微笑道：“要是一个可怜的乡下女人照料你一场，你不做点什么谢谢她吗？你不想法子报答报答她吗？你此去前途茫茫，吉凶未卜，你是要到你的仇人中间去旅行呀。就算谢我这个可怜的女人，给我三天吧，算你报答我的照料。” 　　彼耶特卢留下了。三天之后，他终于离开了罗马，投身于这祖国而战的斗争中去了。他回到洛马涅以后，又被烧炭党人推为首领。不久，法尼娜也来到了洛马涅附近，住在属于她家的一幢别墅里。可是让法尼娜感到痛苦的是彼耶特卢忘我地工作，爱祖国胜过了爱自己的情人。只有谈起他的政治任务，他的声调才显出深厚的感情。贵族小姐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为了完完全全地得到情人的爱，做了一件可怕的，无可换回的蠢事。她劝彼耶特卢不用出席黄昏的会议，留在别墅陪她，暗地里却把会议的时间地点和参加会议的成员向教皇大使告了密，只是在名单里删去了彼耶特卢。结果这十九名烧炭党人的家全被包围，有十名被捕，其中一个掉进一口深井摔死了。第二天，法尼娜门去探听消息，回来时彼耶特卢不见了。他留下一张字条： 　　我向教皇大使自首去。我对我们的事业灰心了。上天在同我们作 　　对。谁出卖我们的？显然是提井的混帐东西。我的生命既然对可怜的意 　　大利没有用，我不要我的同志们看见只我一人没有被捕，以为是我出卖 　　了他们。再会了，你要是爱我的话，想着为我报仇吧。铲除、消灭出卖 　　我们的坏蛋吧，哪怕他是我的父亲。 　　法尼娜跌在一张椅子上，几乎晕了过去，陷入了最剧烈的痛苦之中。她决心竭尽全力拯救彼耶特卢。她来到罗马，找那个一直追求她的罗马总督兼公安大臣的侄子里维欧·萨外里想办法。后来了解到彼耶特卢已被判处死刑，法尼娜就乔装进入总督的卧室，向老色鬼施展魅力并对其进行威胁。经过一番软硬兼旋的周旋，大臣终于同意帮忙，使版耶特卢免于死刑。 　　法尼娜买通了狱吏，让彼耶特卢半夜到监狱礼拜堂望弥撒时与她见面。彼耶特卢戴着沉重的镣铐，对她相当冷漠。她拥抱他的时候，感觉到的只是他的冰凉尖硬的锁链。她吻她的情人，却感觉不到丝毫的热情。年轻的彼耶特卢此时看上去却象三十岁的人。法尼娜无比辛酸。法尼娜把她带来的一些金刚钻和小锉刀交给彼耶特卢。彼耶特卢接受了。他对她说：“由于责任的缘故，我接受了，因为我必须想法逃走。不过，我永远看不见你了，当着你新送的东西，我发誓。永别了，法尼娜！答应我永远不给我写信，永远不想法子看我。把我完全留给祖国吧。我对你就算死了，永别了！”法尼娜听了这些话气得发疯，她没有想到她为了营救他，作了那么多努力，换来的只是这样一个结果。她在愤怒之中，不慎把她出卖烧炭党人的事也说出来了。只听见彼耶特卢狂怒地感道“啊！混帐东西！”他扑向她，要用锁链打死她，被狱吏拉住，他用尽全力把锉子和金刚钻朝她扔过去：“拿去，混帐东西，我什么也不要欠你的！”法尼娜呆若木鸡。不久，报上登出法尼娜结婚的消息，她嫁给的罗马总督兼公安大臣的侄儿。 　　《法尼娜·法尼尼》虽然是一篇短篇小说，但却具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篇小说同　《阿尔芒斯》一样，也是以女主人公的名字作为标题，大概是司汤达为了体现“女士优先”吧。其实这篇小说的中心人物是年轻的烧炭党人彼耶特卢·米西芮里，这是一个为了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战斗的英雄形象。他把祖国看得高于一切。在祖国和爱情这两者在他的生活中发生矛盾的时候，他总是无条件地服从祖国的利益。只有当他说到祖国的时候，两眼才闪出光芒。他不允许任何人危害党的利益，即使是自己最爱的人，只要她危害了祖国，他就坚决与之决裂。为是司汤达唱给他收中所怀念的烧炭党人的一首赞歌。 　　法尼娜的形象塑照得也非常出色。这个贵族少女天真热情，有同情心。她不喜欢庸庸碌碌的贵族子弟，对爱情有自己的追求。但作者更多的是对她进行批判。法尼娜所追求的爱情，是自私的爱，她只想完全地占有情人，却不理解他所从事的斗争，更没有想过要和所爱的人去并肩战斗。在爱情与祖国以生矛盾的时候，她选择的是爱情，最终只能事与愿违。读了作品，我们不能不叹息这位贵族小姐的幼稚和愚蠢。法尼娜·法尼尼毕竟是属于贵族阶级的。她逃不出她那个阶级的樊笼。 　　《法尼娜·法尼尼》故事情节完整，矛盾冲突紧张，通篇作品充满着激荡的感情，突出了自由、爱情、祖国的主题，读罢对人有一种魂的震撼、精神的陶冶。 　　《巴马修道院》 　　司汤达被列为世界名著的长篇小说有两部，一部是《红与黑》，另一部就是《巴马修道院》。这部小说写于1838年，次年出版。小说一面世，其成功的效应便立刻出现了。司汤达以二千五百法郎卖掉了《巴马修道院》五年的版权。这个价格虽然低廉了一些，但是比起《阿尔芒斯》由作者倒帖一千二百法郎成本来，已经强多了。还不仅台此，当时已名声显赫的大作家巴尔扎克读了小说后，于1840年在自己主编的《巴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达七十二页的《贝尔先生研究》的专论。对这部小说作了很高的评价。他在给一们朋友的信中写道：“贝尔新近有书出版，依我看来，这是五十年来最美的书了。”俄国的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读了《巴马修道院》，也深为叹服。特别是小说中对滑铁卢战役的出色描绘，极为壮阔。后来托尔斯泰写出了巨著《战争与和平》，但是他说：“就我知道的关于战争的一切，我的第一个师傅是司汤达。” 　　《巴马修道院》的开头写了1796年拿破仑进入意大利米兰的场面。因为这是司汤达亲身经历过的，所以写得真切感人，热情洋溢。作者描写了由此而来的意大利的觉醒：启蒙思想开始传播，“整个民族发现历来受人尊敬的一切事物，原来都极端可笑。”人民为此而欢呼，但贵族们却人心惶惶。台尔·唐戈侯爵就是一个代表。老唐戈是一个忠于奥地利皇帝的顽固派。拿破仑来了，他龟缩在自己的古堡里，伙同自己的长子替奥地利进行间谍活动。他的妻子则在米兰结识了一位法国军官，并有了一个孩子，这就是小说的主人公法布利斯。侯爵还有个妹妹叫吉娜。她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不愿嫁给有钱有势的贵族，宁肯嫁给一个和艰险一样热烈拥护新思潮的低级军官比埃特拉内拉伯爵。 　　法布利斯名义上是侯爵的次子，但在家庭里没有地位。但他参与母埋娜却对他关怀备至。在拿破仑继子欧歇纳当米兰总督时，吉娜以其尺人的美貌和才情而闻名。法布利斯12岁时，吉娜凭着自己的影响让他当上了骠骑兵军官。 　　1814年拿破仑失败，奥地利军队卷土重来，重新占领了米兰。老唐戈侯爵在奥地利当局手下显赫一时，而法布利斯与父亲更加格格不入。他的保护人吉娜又遭到了厄运，丈夫在一次决斗中死去了。1815年，拿破仑率领一千人从囚禁他的厄尔巴岛逃出，所向无敌，直入巴黎。这就是众人皆知的“百日政变”。法布利斯出于对拿破仑的狂热崇拜，决定投奔拿破仑，在他手下干一翻轰轰烈烈的事业。吉娜和法布利斯的两个姐姐报她们的全部积蓄都给了他。但法布利斯刚到法国就被当作奥地利的间谍投入了监狱，一关就是一个多月。等他逃跑出来投奔拿破仑时，已是滑铁卢战役的尾声。他本来怀着为拿破仑而战、参与巨大历史事件的浪漫主义热情，但看到的滑铁卢战场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战争并不是他所想象的，所愿望的那样一帆风顺、轻而意举，并不是驰骋疆场，军容严整、凯歌高奏，而是充满泥泞、鲜血、险阻、狼狈。法布利斯一直想在战场上看到战友之间亲密的友谊，但他看到的是田野里躺着的伤员在凄厉地呼救和挣扎，但没有人停下来救他们。紧张、残酷的战斗，根本不允许人们顾及伤员。他跟着一小支卫队护卫着一位将军，自认是他们的亲密战友。一阵炮弹袭来，将军的马倒毙了，将军的随从立刻把法布利斯的马抢了过来，让这位将军骑上，簇拥着他疾驰而去，把法布利斯直骂“强盗！强盗！”这位将军不是别人，正是法布利斯的生父、他母亲从前遇上的那位法国中尉。只不过他们谁也认不出谁。这段严酷的现实经历，“使他从自己性格里的一切浪漫的感情中解脱出来了”。 　　法布利期在战场上受了伤，去了日内瓦。刚回到意大利，他的哥哥阿斯卡涅就向当局告发了他，使他受到通缉。由于母亲的多方疏通，他才得以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诺瓦腊隐居下来。这时，埋娜在米兰结识了巴马公国的首相莫斯卡伯爵。莫斯卡伯爵爱上了吉娜，但因为自己已有妻室，不能与吉娜结婚。莫斯卡伯爵想了一个两全之策，让埋娜名义上嫁给一个叫桑塞维利纳的老公爵。条件是满足他渴求绶带勋章的虚荣心，给他一个驻外大使的职务，举行过婚礼就马上到任，不再回巴马。这样，吉娜名义上是公爵夫人，而实际上是莫斯卡伯爵的情妇，并在巴马宫廷中出尽了风头。在她的庇护和扶持下，法布利斯当上了巴马的副主教。这时，法布利斯在戏院结识了一位剧团的女演员，引起了一位追求这位女演员的丑角的嫉妨。在一次搏斗中，法布利斯受了枪伤，出于自卫杀死了剧团的丑角。巴马的大公四世因为垂涎吉娜的美色而未能如愿以偿，便伙同莫斯卡伯爵的政敌在法布利斯这件事上大做文章。他们把法布利斯关进巴马要赛的一座很高的塔牢里，并判处死刑。 　　法布利斯在塔牢中与镇守要塞的康悌将军的女儿克莱莉姬发生了恋爱。克莱莉娅暗中保护法布利斯，给他传递消息、送水、送食物，并挫败了大公企图毒死法布利斯的阴谋。后来吉娜设法帮助法布利斯逃出了监狱，又派人用毒药毒死了大公四世。艾尔纳斯特五世继位。 　　莫斯卡伯爵由于帮助新继位的艾尔纳斯特五世镇压了一次人民起义，得到了更大的权势。即将在法律上宣布法布利斯无罪。法布利斯为了洗清杀人罪名，还要入狱接受重审。他听说克莱莉娅遵照父命将和一个侯爵结婚，于是他没有进莫斯卡伯爵治下的市内监狱，自己投到原来的要塞监狱，为的是要和克莱莉娅见面。克莱莉亚的父亲康悌将军原本就是莫斯卡伯爵的政敌。他准备把法布利斯毒死，幸亏克莱莉娅解救了他。 　　在吉娜向艾尔纳斯特五世的求情之下，法布利斯被赦免。但这位大公也迷恋吉娜的美色，向她提出非分要求。吉娜为救法布利斯只好违心地答应。法布利斯出狱后，吉娜为了逃避委身大公的痛苦诺言，从此离开了巴马。 　　法布利斯出狱后提任了副主教职，后来又当了巴马的大主教。可是尽管地位显赫、富贵双全，还是闷闷不乐。他一心想念的克莱莉娅已经同克里申齐侯爵结了婚。 　　法布利斯经过种种努力，暗中与克莱莉娅相会，并且有了一个儿子。但孩子几个月后不幸病死了，克莱莉娅悲痛而死。法布利斯也万念俱灰，辞去了大主教职务，退隐到巴马修道院。 　　《巴马修道院》是继《红与黑》以后的对封建复辟社会的再批判。所不同的是，《红与黑》离现实的社会生活太接近，所以只能通过于连这个人物的命运，对波旁王朝进行影射式的揭露和批判。而在《巴马修道院》中，这种批判已经成为正面进攻了。巴马小朝庭和它的统治者艾尔纳斯特四世，虽然都是虚构的，但那的确是当时欧洲神圣同盟君主国的缩影。艾尔纳斯特四世是个专横而无能、残妨而胆层的君主。他在公国内进行残酷镇压，把反抗者和具有新思想的人成批地送上绞架、投入监狱。但同时他对人民又害怕得要命，总是提心有人要暗杀他。朝廷内部骄奢淫佚、腐化堕落成风，官僚之间勾心斗角，甚至君臣之间也你争我夺，争风吃醋。简直是封建贵族社会的一幅群丑图。 　　司汤达对封建复辟王朝的批判，还体现在对法布利斯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法布利斯出身贵族，从小养尊处优，但基本上是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的产儿。他的性格在有些方面同于连相仿。如崇拜拿破仑，因为时代改变了，从军的愿望不能实现，只好走上神职的道路。他们都冒过险、坐过牢、有着曲折的人生经历。但他们最大的分别是出身不同。法布利斯多次落难，都有人保护他，营救他，因为他同贵族社会仍然有着联系和纠葛，所以总能化险为夷。而平民出身的于连却要一切责任自负，背景离乡，被排挤出神学院，最后走上断头台。于连付出了全部努力而没有得到的大主教的位置，法布利斯得到了。但无论怎样，法布利斯的结局也是悲惨的。他得到了大主教的位置又怎么样呢？最后还不是万念俱灰，隐居修道院，郁郁而死呢？而同还并没有于连的那份悲壮！作者通过法布利斯的形象告诉我们的是，即使是有着先进思想的，有抱负、热爱自由的青年人，在那个黑暗的复辟王朝中，也找不到理想中的位置，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聪明才智和充沛的精力也得不到正当的发挥，往往只得用于谈情说爱和游戏人间的胡闹，在喧哗中度过毫无意义的一生。这样的结果，完全是黑暗的复辟时代所造成的。 　　《巴马修道院》这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司汤达仅用了五十二天工夫就写成了。但艺术上却不失精美。人物性格鲜明，充满激情，并且情节曲折，进展紧凑，结构完整。特别是小说的第二章末和第三章、第四章中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受到了后来的读者和研究者的一致赞扬。他通过法布利斯莽莽撞撞来到滑铁卢战场上的一天的经历，带领读者在距地上巡游了一周，让人们看到战场的各个角落、战争的各种景象以及这个战役的发展、变化和结局。虽然描写滑铁卢战役的章节在小说中只是处于“序幕”的地位，但司汤达那支犀利的笔，却从此有力地翻开了需要人们注目审视的1815年后的一个反动黑暗的历史时期。此外，全书自始至终充满了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和深刻尖锐的批判精神，体现了司汤达创作的新成就。 　　《吕西安·娄凡》 　　《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是司汤达的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作者于1834年开始写作，1836年左右完成了前两部的写作。后因转而写作自传《亨利·勃吕拉的一生》，未能写作第三部。在他逝世以后，这部未竟的长篇小说于1894年第一次出版。 　　小说的第一部《绿色的猎人》写了吕西安·娄凡在外省的一段经历。吕西安·娄凡是一个大银行家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控制着交易所，左右着宫廷政治。吕西安是个又漂亮又活泼的青年，而且生来富有。他在巴黎宗合工科学校上学时因具有共和派思想而被学校开除了。父亲就安排他进入军队，当上了一名骑兵少尉，驻在外省南锡。他穿着紫红色骑士军服，骑着一匹出众的战马，但很快就对这支为银行家的国王效力的军队的沉闷生活感到厌倦了。上司要求他们多接触当地的上流社会，每星期天要去做弥撒，禁止到书店去。吕西安在南锡工人区看到工人们的苦难生活，在郊外看到农村一片荒凉，所遇到的农民都是受苦受难的样子，“到处都是令人心酸的活生生的贫困现象。”同时也看到资产阶级的骄奢淫佚和政府的贪污腐化。吕西安因为有钱，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就很受欢迎。但他觉得生活很平淡。他认为作为军人，就应该凭着勇气到马伦哥或者奥斯特里茨战场去搏杀，博得晋升，可是热衷于赚钱的国王却只是用军队去“征讨”住在城里的贫民区的工人。这些都使吕西安感到失望和忧郁，但他无法改变这一切。于是，吕西安开始用虚伪来对待这个社会。他到城里最受欢迎的教学去，买一份每日祈祷书，假装在研究；他奉承主教大人，在公开场合只读些保守派的报纸，“不久，吕西安便深知他必须对他们说些什么，以及他们将会如何回答。”在吕西安看来，不能大声说出他真正想说的话，这种烦恼是一切痛苦当中最大的痛苦。 　　后来，吕西安结识了美丽的德·夏斯特勒夫人，给仓郁闷的内心带来了一种尉藉。夏斯特勒夫人是一位年轻的贵族寡妇，她虽然温和宽容，却很高贵，有着孤傲的内心世界。许多崇拜者在她那里碰了壁。吕西安经过多次失败后，终于被她所接纳。他们热烈地相爱了。当地的贵族青年伯吕西安把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带走，就设了一个圈套离间他和夏斯特勒夫人的关系。他们制造出一些无耻滥言，使吕西安相信夏斯特勒夫人行为不检点，还生了一个私生子。这个阴谋终于导致了他们之间的破裂。他抛弃了军职，动身回到巴黎。 　　小说的第二部《电报》，写吕西安回到巴黎后的经历。在父亲的安排下，吕西安担任了内政部长的秘书，卷入了卑鄙的政治活动。在这之前，他那老银行家父亲就露骨地给他上了一课，要他准备好做一个流氓。他说道： 　　少尉先生，您能成为这样一个流氓吗？您能够面对一连串的阴谋诡 　　计熟视无睹吗？您作为下属，愿意帮助部长，还是阻止他做这些事 　　呢？……一句话，这是傻瓜们所说的最荣耀体面的职位，但是，您能够 　　流氓气十足地胜任它吗？ 　　吕西安到职后，很快就发现新任内务部长德·韦兹伯爵热衷于交易所的投机生易。他利用职务之便，出卖政府电报情报，与大银行家勾结，在交易所进行投机，赚钱以后分成。吕西安自然得充当这肮脏色当的中间跑腿人，来往于父亲和部长之间。吕西安对这种差事感到厌恶。更使他感到气愤的是，这位自己屁股不干净的部长，还要落井下石，让吕西安整理材料，捕风捉影地指挥前任部长做投机生意，被吕西安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但他进入了成串的政治阴谋中以后，已经变得身不由己了。内政部长虽然对吕西安的傲慢、不听指挥极为恼火，但碍于他的大银行家的父亲的势力，也无可奈何。何况他还要充分利用吕西安和他的父亲去办一些别人无法办到的事情。 　　这段时间，吕西安内心非常苦闷，经常想起在南锡时热恋的德·夏斯特勒夫人，因而常常愁眉不展，引起上流社会人们的猜测。人们议论他是圣西门主义者。吕西安的父亲为了使他摆脱这促形象，堵住别人的嘴，就交给他一万两千法郎，叫他去追女人，树立一个唐·璜的形象。但吕西安对上流社会的那些搔首弄姿、娇柔造作的女人们毫无兴趣，他心里惦念的还是夏斯特勒夫人。 　　新一轮选举到来了，内政部长受国王之命让吕西安以特派员的身份到外省的几个地方去策划和操纵选举。他们不惜拿出重金，采用一切不可告人的卑鄙手段，来阴止资产阶级共和派侯选人的当选。吕西安在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时，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人们甚至把泥巴甩到他这个特派员的脸上，搞得他非常狼狈。 　　司汤达在这部小说中，研究剖析的对象转向了七月王朝，转向了路易·菲力浦政权，又一次显示了对政治斗争的深刻洞察，表现了七月王朝时期政治斗争的特点。七月王朝是一个“银行家统治”的社会。这些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有时宁可与封建贵族联合，来对付资产阶级共和派。司汤达真实地再现了七月王朝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和社会现实。在这部小说中，司汤达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以吕西安·娄凡的父亲老娄凡为代表的金融贵族。老娄凡不仅财力雄厚，而且在政治上极有权势。他是国防部长的密友、内政部长的后台。老娄凡本人也是一名议员，并且在议会里拥有自己的派系，能够操纵议会的表决。国王要使某一提案得以通过，也必须求助于他。正象马克思后来所揭示的一样：“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路易·菲力浦便是这个公司的经理。” 　　后来老娄丸突然病逝，吕西安失势，很快导致了破产，只求到一个到驻罗马使馆提任二等秘书的职务。按照司汤达原来的计划，小说第三部是写吕西安·娄凡在罗马的经历，可惜没有能完成。 　　小说的主人公吕西安·娄凡是一个复杂的形象。这个人物体现了一定的社会阶级关系。他是大银行家的儿子，内政部的实权人物，但同时又对人民的苦难有所同情；分具有共和思想，但又在为君主立宪制的政府服务，没有决心做本阶级的叛逆；他对七月王朝的黑暗腐朽深有所感，但又始终沉浮其间。总之，他是一个不满现实的有识者，而终究没有摆脱自己的阶级圈子。 　　由于这部小说是未竟之作，作者来不及对它进行修改润色。同时，作者对七月王朝时期的社会生活还不象对波旁王朝认识那样深刻，所以其艺术形象也远不及《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中描写的那样丰富生动。 　　司汤达在理论上的贡献 　　司汤达不仅写出了《红与黑》这部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作品，而且在文学理论方面也是一位敢于向传统、权威挑战的英勇斗士。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新兴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猛烈地冲击着古典主义的堡垒，当然也遇到了堡垒中的权威们的殊死抵抗。古典主义是盛行于十七世纪法国，后来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一种文学思潮，它是法国君主专制时期的产物。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国内消灭了封建割据，政权集中有国王手中，法国的专制政体发展到了极盛时期。路易十四得意地宣称“朕即国家”，宫廷成了国家政治生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政治上的集权统治，当然要求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消除无政府状态，实现规范化，要求文艺创作有统一的法则，有必须遵循的权威。在这样的条件下，一种拥护王权，崇尚理性，以古代作品为艺术规范的文学思潮——古典主义便应运而生。国王路易十三有个枢密大臣叫黎塞留，此人于1635年拉拢一些文人成立了“法兰西学士院”，选拔了诗人、作家、戏剧家、画家、建筑师、音乐家等共四十名“不朽者”作为院士，让他们专门研究文化艺术方面的问题，制定文学和语言方面的法规。学士院成了法国宫廷推行文化政策、控制文学艺术的官方机构。在黎塞留和法兰西学士院的倡导下，古典主义便逐渐成了法国文学的主流。 　　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主要有三个特征。第一是政治上拥护主权；第二是注重理性；第三是强调模仿古人，重视规范和格律。在文学的规范格律中，最著名的是戏剧创作中的“三一律”。 　　1822年7、8月间，英国的潘莱剧团到巴黎来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古典主义文学高潮产生以前写的，当然不会符合“三一律”的要求，因此受到一部分观众和舆论界恶意的捣乱和攻击，不得不停止演出。司汤达对此感到极为气愤，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文章在《巴黎每月评论》上发表，标题为《拉辛与莎士比亚》，同时还取了一个副标题：“为创作能使一八二三年观众感兴趣的悲剧，应该走拉辛的道路，不是走莎士林亚的道路？”后来又发表了《笑》和《浪漫主义》两篇文章。作者将这三篇文章合在一起，编成一本小册子，以《拉辛与莎士比亚》为题出版。1824年4月，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奥瑞发表宣言，开始向浪漫主义进行讨伐。因此，司汤达又奋起写了《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二部分，回击这位古典主义卫道士的落后保守的观点。 　　司汤达同古典主义文学传统展开论争，选择了戏剧作为突破口，首要的攻击目标是戏剧的“三一律”规则。 　　现在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挞伐的戏剧创作上的“三一律”，到底指的是什么。所谓“三一律”，即戏剧动作、情节发展必须是单一的；戏剧情节发生地点必须在一个地方，比如一座建筑物内或一个城市范围内；戏剧时间限于一昼夜，戏剧情节发展不超过二十四小时，或限于情节发展的最后三十六小时。历史地看，“三一律”的创作规则在法国戏剧的发展上是起过一定作用的，十七世纪禄的法国，戏剧创作逐渐走向繁荣，出了很多剧作家和戏剧作品中。但有些戏质量较差，情节结构松散，舞台场景杂乱，戏剧冲突不突出，不能集中反映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古典主义戏剧以其结构严谨朴素，故事情节集中，不浪费笔墨，没有不相干的插曲，受到观众的欢迎。到了三十年代，“三一律”便成了古曲主义剧作家共同遵循的规则，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杰出的古典主义戏剧作家和优秀的作品。比如高乃依和他的悲剧《熙德》，拉辛和他的悲剧《安德洛玛刻》和《费得尔》等等。 　　因为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把拉辛和莎士比亚分别作为古典主义和流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所以有必要对这两位剧作家作些了解。莎士比亚出生于十六世纪中叶，是文艺复兴高潮时期英国著名的戏剧家和诗人。因为他太著名了，丛书有专著介绍，本章不赘述，只简要介绍一下拉辛。拉辛是后起的古典主义悲剧作家，也是古典主义悲剧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本人做过路易十四的史官。他写过十一部悲剧和一部喜剧。其中以《安德洛玛刻》和《费德尔》最为著名。这两部戏是典型的古典主义悲剧。它体现了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的原则，故事情节均取自于古希腊著名的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严格遵守“三一律”规则，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然而到了司汤达的时代，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前滚动了将近二百年。这时整个欧洲的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运动在高涨，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对社会有很大影响。在这个时期，其他国家的作品也大时地被介绍到法国，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雪莱，德国的歌德、席勒以及意大利但丁的《神曲》、西班牙的民歌等等。这些作家和作品的介绍，使法国作家大开眼界，同时也使得古典主义文学的弊端和它的法则对文学以展的消极束缚作用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司汤达公然向古典主义文学传统进行挑战，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创举。他的《拉辛与莎士比亚》，尽管在理论上还稍嫌准备不足，但他发表此书和第一章，比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大师雨果写出 　　《克伦威尔》序言这篇著名的声讨古典主义的檄文要早四年时间。这说明司汤达对历史发展的趋势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这是他所得天独厚的。他对推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开展所起的作用和作出一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下面我们来列举出《拉辛与莎士比亚》中几个重要的观点，来了解一下司汤达的文艺思想和他与古典主义文学派别论争的情况。 　　一、司汤达认为，戏剧创作应突破时空的限制，更自由地反映社会生活 　　他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一章，以浪漫主义者与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对话的形式，对古典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古典主义认为悲剧表现的行动必须限制在二十四小时或三十六小时之内，场景的地点不许变换，即使变换也只限于同一处王宫的不同部分。因为将一星期或一个月时间长度容纳在两小时演出时间之内，是不逼真的；在很短的时间内，例如象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剧中，演员从威尼斯到赛浦路斯，或者象都《麦克白》中，演员从苏格兰到英格兰王宫，都是不逼真的。司汤达对此提出了异议。他巧妙地运用了归谬法，指出在戏剧演出的两小时内，要表现二十四小时或三十六小时的戏剧情节也是不逼真的。即使是古典主义悲剧，也需要观众发挥想象力。他说：“你同意观众能够想象时间经过的长度比他坐在剧院里的时间要长。那么，请告诉我，观众是不是可以想象比实际的时间更长一些。长两倍，三倍，四倍，以至百倍？我们有止境吗？’“舞台上的时间与剧场中的时间不一样，舞台上的时间以另一种步伐前进，即使是你的巴黎观众，也早已习以为常了。这个事实你无法否认。？ 　　司汤达年轻时候就曾向往当一名歌剧演员。他虽然没有写过剧本，但他从来都是剧院的热懦观众，有着极强的鉴赏力。他运用自己丰富的戏剧学知识，运用心理分析方法，通过观众看戏时的心理活动，来证明观众是完全能够适应剧情的变化，适应时间的大跨度和场景转移的。他们不仅能够被剧情所吸引，沉入“幻想”，而且不会陷入幻想不能自拔。 　　司汤达以莎士比亚和拉辛来分别作为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倒并不是想否定拉辛这位天才的悲剧作家。他认为拉辛永远是伟大的天才之一，这些伟大的天才曾经引起人们的惊奇和叹赏。但要求所有的人都按照天才所定的规则来创作，就违背科学了。司汤达说，如果拉辛今天还活着，而且敢于按照新规则创作，他肯定写得胜过他的优秀作品《伊斐日尼》一百倍。他会使观众泪如泉涌，而不只是引起赞赏敬慕，有点冷冰冰的感情。司汤达主张戏剧创作要发展，应该走莎士比亚的道路，因为他没有带来那么多条条框框。 　　二、司汤达认为，喜剧应该给人带来更多的快乐和笑声 　　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代表人物是莫里哀。当时法国的评论家宣称莫里哀是现在的喜剧家中的第一人，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喜剧家中的第一人。司汤达在第二章《笑》中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不否认莫里哀是十七世纪法国最有影响、最有成就的古典主义喜剧家之一，但要说他空前绝后，就太绝对了。未来不可预测，他就列举出古希腊的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苍来与莫里哀比较。 　　司汤达认为，莫里哀的喜剧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比较起来，浸透了太多的讽刺，以致往往不能提供愉快的笑的感受，使人笑不起来。人们看喜剧，是为了寻求快乐，希望获得狂热的想象，象个小孩似地笑个不止。司汤达敢于举出受到普遍肯定的莫里哀的代表作《达尔杜夫》来说明他的观点。1822年12月4日，《达尔杜仄》上演，由法国著名的女演员玛尔斯出演女主角，盛况空前。但在整个演出过程中，虽然人们多次为讽刺尖锐有力或因某些暗示而鼓掌喝采，但观众的笑声不多不少只出现过两次，而且笑得矸分轻描淡写。一部卓越的法国喜剧居然并不需要笑，这是喜剧中的悲剧。司汤达认为在这一方面，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恰好相反，他的事业是使这样一个社会发笑，这个社会是由可爱而愉快的人组成的。他们总是通过一切途径追求幸福。 　　当然，不可否认莫里哀是一们伟大的喜剧大师，他的《达尔杜夫》也经过了历史的检验，是一部杰出的喜剧作品，直到现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剧院还在上演这部喜剧。而且深刻的讽刺也正是这部戏成功的地方。但是，司檀锏墓鄣阋膊失为一家之言。作为喜剧，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让人们欢笑和娱乐，是应该追求笑声的。否则就会失去喜剧的最显著的特征，成了讽刺剧、悲喜剧或别的什么了。 　　三、司汤达主为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 　　司汤达说：浪漫主义是为人民提供文学作品的艺术。这种文学作品符合当前人民的习惯和信仰，所以它们可以能给人民以最大的愉快。古典主义恰好相反，它提供的文学是给他们的祖先以最大的愉快的。古希腊的戏剧家索弗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都是当时的浪漫主义者，他们的悲剧是按照当时人民的道德习惯、宗教信仰、对于人的尊严的固定的看法创作出来的；莎士比亚是浪漫主义者，因为他首先给1590年的英国人表现了内战所带来的流血灾难，并且，为展示这种种悲惨的场面，他又大量地细致地描绘了人的心灵的激荡和热情的最精细的变化。意大利的但丁是浪漫主义者，他崇拜诗人维吉尔，但他所创作的《神曲》却与维吉尔的代表作《哀乃依德》毫无相似之外。而古典主义在反映现实方面却谨小慎微，倘使没有荷马史诗中的某些句子或者西塞罗的某种哲学观点暗中作为依据，他们是不敢前进一步的。 　　司汤达呼吁作家必须同战士一样勇敢。他推崇莎土比亚，认为莎士比亚是浪漫主义者，但他并不劝人直接模仿莎士比亚的戏剧。他指出：“我们应该向这位伟大人物学习的是：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研究方法，和为我们同时代人创作他们所需要的悲剧的艺术。” 　　在读司汤达的理论文章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他已经在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看待文学现象了。他已经能够辩证地、历史地来研究分析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发展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等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了。今天来看，也许我们会觉得很平常，但对于一百七十年以前的人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司汤达在这本书中虽然是在为浪漫主义文学呐喊，其实他的理论中已经带有十九世纪后半叶所兴起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某些理论因素了，这使我们不能不佩服司汤达思想的深邃和敏锐，意识的先进和超前。 　　四、司汤达大胆地提出浪漫主义悲剧就是时间经过几个月、地点变更多次、用散文体写的悲剧 　　司汤达对浪漫主义下这样的定义，实出无奈。他是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二部分中提出来的，当时已是1825年，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们在编纂《法兰西学土院辞典》时，遇到“浪漫的”一词需要解释，需要对这个词下个定义，这就成了院士信对浪漫主义表示不满、口诛笔伐的导火索。我们通过1835年版和1879年版的《法兰西学士院辞典》对“浪漫的”一词的解释，就可以了解当时的院士们对浪漫主义是如何的反感。1835年的辞典解释道：“浪漫的，指自称摆脱了根据古典作家范例建立起来的文章结构与风格的规则的束缚的某些作家，亦指这些作家的作品……。”1879年版的同一种辞典，其解释就有了很大变化：“浪漫的……与古典的相对而言，指革新文学形式的作家流派。亦指这些作家的作品。浪漫主义：浪漫作家的思想体系、文学流派。”当时学士院的奥瑞先生发表了反对浪漫主义的宣言。古典主义者纷纷严厉地责问，究竟什么是浪漫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司汤达写了《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二部分，以古典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之间书信来往的形式，展开与古典主义者的论争。书中共收入了十封信，其中古典主义者三封，浪漫主义者七封。司汤达对浪漫主义所下的一义，就是在第一次答复古典主义者的信中提出来的。因为当时在法国浪漫主义成熟的作品还不多，司汤达还无法总结概括出浪漫主义许多本质特征，只能从突破“三一律”规则的创作形式上，来针锋相对地提出浪漫主义的定义。实际上这还远远谈不上是定义，只不过是浪漫主义文学形式上的部分特征罢了。 　　司汤达在论争中，并没有否定古典主义的作家所取得的成就，只是反对用古老的条条框框来束缚现代人的创作。对伏尔泰拉辛、莫里哀这些作家他说道：“谁又敢妄想和这些伟大人物并驾齐驱？这些伟大人物曾经是带着镣铐走上竞技场的。他们虽然带上镣铐，依然英姿勃勃，优美动人。有些陈腐不堪的学究由此竟要法国人相信沉重的镣铐是竞赛不可缺少的装饰物。”“难道你仍然想把过去拉辛和伏尔泰虽不乏优美但辛苦背负的沉重甲胄也强加到他们身上？”这些“镣铐”、“甲胄”的字眼，显然是指的古典主义的条条框框。 　　五、司汤达反对封建统治者以政治对文学横加干涉 　　在波旁王朝统治下，对文学作品的检查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对于超脱于古典主义规则之外的作品，检查当局常常横加禁止。有个剧本名叫《安达卢西亚的熙德》，里面不过是用手杖打了国王几下，便不能通过。 　　司汤达对当局的检查制度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他奉劝人们在作品中不要涉及政治。“你为什么偏偏要抨击宫迁的可笑人物呢？从政治上说，用意可嘉，应该奖励；但就文学而言，我以为这样的意图不足取，不什么。”他形象地比喻说，政治观点在文学中产生的效果，无异是在音乐会演奏当中突然打出一响手枪。在作品中只要有一点政治性暗示，就会把诗人苦心孤诣创造的这种精微奥妙的愉快的可能性摧毁无遗。他更进一步告诫说：“你们不能记恩负义啊，你们可不能抱怨检查制度，检查制度为你们的虚荣心效劳卖力，为你们去说服别人，也说服了你自己，说你们将要作出某些成就，如果……”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司汤达对当局的文化专制是多么的憎恶。 　　六、司汤达对法兰西学士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在第六封信中，司汤列举出反对浪漫主义戏剧的四种人。第一种是因循守旧的古典派年老的修辞学家；第二种是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们；第三种是靠诗体悲剧赚钱或领到年金的作家；第四种是当时的“文学学会”的诗人们。其中司汤达着重搏击了法兰西学士院。他指出，学士院的院士们仰仗自己显赫的头衔，带头站出来攻击浪漫主义戏剧。但它简直是一个活尸，经不起致命的打击。在当时这个理性的世纪，法兰西学士院若要避免陷入荒唐可笑的境地，就不能在文学领域中企图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公众，否则，法兰西学士院作为法国所谓最有思想、最有天才和最有才能的四十个人物的集合体，就必然走向它的反面。浪漫主义使学士院大为恼怒不安，就象血液循环说，或牛顿的理论曾使巴黎大学恼怒一样，因为它们所处的地位一样。 　　司汤达写作《拉辛与莎士比亚》已经将近一百七十年了。现在来看，这位法国文学艺术界的英勇斗士揭起“浪漫主义”这面旗帜，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在这本书中，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是司汤达提出了一个关于时代的重要问题。他反复强调时代的变化，总是将艺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讨论。创上他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已开始提出新的美学与艺术要求。二是在这本为浪漫主义呐喊的小册子里，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已见端倪。他的“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表现他们时代的真实的东西”，“因此感动了他们同时代的人”等等，都鲜明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这些思想，都不是从逻辑推理中推导出来的，而是长期社会实践和艺术学习的结果。后来，到了1927年，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发表了，浪漫主义运动开始兴起。又过了三年，雨果的浪漫主义戏剧《欧娜尼》上演，浪漫主义的文学运动达到了高潮。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又波澜壮阔地发展塌来，司汤达所提出的文学观点文泛地流行起来，这些都说明司汤达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伟大的作家、文学家。他在文学史上所作的贡献，永载史册，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的。